我的極左經歷
儘管高層權力鬥爭風雲變幻，最終决定一種社會理想成敗的，還是它在社會基層的可行性。極左派在"文革"中推行的農村政策是：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大寨模式可行，極左派的理想就可行。大寨模式行不通，極左派早晚要退出歷史舞臺。
"文革"末期，我在學大寨的最前沿，在極左翼，向更左的方向衝鋒，親身體會到極左派前進的艱難。極左派名聲不好，他們的視角很少被顧及。不過，我在左翼受挫的經歷，對我理解晚年毛澤東的失敗和中國極左勢力的衰落大有幫助：我的焦頭爛額之處，也是他們舉步維艱之地。
文/吳思
一、義務勞動受挫
下鄉插隊之前，我在中學當了幾年團支部書記，按照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中的教導，多次組織過"共産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到農村後，我接任第三生産隊的團小組長兼青年突擊隊隊長，又把"共産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搬到了農村。
我們村口的南山上有一片荒坡，第一次義務勞動就是在荒坡上刨坑栽樹，建一座"共産主義青年梨園"。１９７６年４月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收工之後，我們青年突擊隊四十來人義務勞動兩個小時，種上六七十棵梨樹。這是我們村歷史上頭一回搞義務勞動，大家很好奇，連在校學生也跑來參加。效率高，幹勁大，挑水爬坡都是一路小跑，義務勞動大獲成功。
初戰告捷，按照當時的俗套，我作《流汗歌》一首，發在黑板報上。詩寫得很矯情，把符合正確路綫的一分情緒誇張地感受爲五分，表達爲十分，努力自我感動幷感動別人。
在勝利的鼓舞下，我又有了更宏大的設想：將不計報酬的義務勞動，從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兩天三天，最後取代有報酬的勞動。在我們生産隊，然後在我們村，率先實現共産主義的勞動分配形式。這種設想的理論基礎是：按勞分配是一種"資産階級法權"——給多少報酬出多少力，以人們的私心爲基礎，助長雇傭勞動思想。不計報酬的義務勞動才是真正的共産主義萌芽。我的計劃比大寨還要左。大寨當時的勞動報酬形式是"一心爲公勞動，自報公議工分"，被後人譏爲"大概工"，但勞動報酬與勞動態度和勞動成果多少有一些關係，因此就殘留了雇傭勞動的痕迹。我打算消滅這點痕迹。
一周後，我組織了第二次義務勞動，人數稍减，但幹勁也不小，補栽了三十多棵梨樹，給上次栽的樹澆了水。公社廣播站很快就在大喇叭裏表揚了我們青年突擊隊，還提到我的名字。
第三四次義務勞動，分別給蘋果園和梨園澆水。衆人的新鮮勁漸漸消退，參加者越來越少，有事請假的越來越多。列寧在《偉大的創舉》裏提出過一個設想：共産黨在取得政權之後，如何判斷入黨積極分子的動機是否純正？他建議把"共産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作爲一面篩子。經受住半年以上考驗的，才能吸收入黨。黨員經受不住考驗的，還可以清除出黨。這個想法當然不錯，可是，把這面篩子用到我們生産隊，恐怕過不了多久，篩子上邊就剩不下幾個人了——說不定只剩我一個。進一步說，我這個剩下的孤家寡人，動機是否純正仍然成問題：我能經受住較大的考驗，到底是因爲我熱愛勞動或熱愛人民呢，還是因爲我有更大的野心？
一天晚上，我召開團小組會，討論義務勞動中出現的問題。我猜想，大家的新鮮勁過去了，再往下走，必須調動蘊藏在青年心中的更深刻的精神力量，啓發大家的覺悟，讀書學習，思考人生的意義，樹立人生榜樣，等等。沒想到，這個會成了對我的批評會。幾位團員在會上聯合指責我，說大夥熱情衰退的主要原因就在我身上。我利用了大夥，幹活是大夥出力，出名却是我個人的。大家不願意繼續被我利用，成爲我撈取個人榮譽的工具。
這種指責是有道理的。畢竟公社大喇叭只點了我一個人的名字，其他人的面目模糊爲一個集體。從結果看來，我迅速得到提拔重用，這種說法也可以得到支持。但利用大家撈取個人榮譽確實不是我的初衷，至少我沒有意識到這種動機。我意識到的就是前邊描繪的宏圖大略。至于我想在實現宏圖大略的過程中撈取什麽私利，這一點不妨討論，我也有興趣加深自我認識，但我肯定不認那筆小賬。我的抱負或野心沒那麽小，不在乎大喇叭表揚之類的蝸角虛名或蠅頭小利。穩定軍心，穩住陣脚，哄著大家死心塌地跟我走，更符合我的長遠利益。
問題在于，我不在乎，人家却覺得虧了。而且是精神物質雙雙虧損。我剛來，根基尚淺，會上沒有一個人替我說話。
按照黨團生活會的規矩，我必須先作自我批評。我很想在自我批評之後發動反擊，說他們試圖逃避義務勞動，用對我的指責掩蓋自己的懶惰和自私，掩護自己臨陣脫逃。但是爭吵起來，公開决裂，以後的義務勞動就更難組織了。這種仗只能由別人替我打前鋒，我本人出面屬于赤膊上陣。于是，我更加廣泛深入地徵求了大家的意見，做了自我批評，深挖了個人名利思想，重新部署了黑板報小組的宣傳工作，請大家今後對我多多批評監督。原定議題取消，下一次義務勞動也沒有安排。
幾天以後，我被任命爲生産隊副指導員，進入生産隊領導班子，團內職務由別人接任。我的極左宏圖也不了了之。
我感覺松了一口氣。當時有一句話流傳頗廣，據說還是毛主席說的："在命運的迎頭痛擊下頭破血流但仍不回頭"，我把這句話抄在日記本上自我激勵。這次及時的提升，免去了我預感到的一連串頭破血流的失敗。
當然，這種分析已經是事後諸葛亮了，那時我幷未深想。現在深究起來，我感覺松了口氣，就是因爲我朦朧地感覺到，"共産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這棵幼芽在我們團小組內難以存活，更長不大。這還沒涉及什麽大東西呢，無非是一兩個星期拿出兩個小時，還有公社大喇叭裏的那點榮譽分配，同志們已經擺出一副决裂的架勢。這點東西尚且不能承擔，一旦人數擴充到整個生産隊，時間擴大到每周三五個工作日，關係到半數以上物質利益的分配，那時，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中寄以厚望的"勞動群衆本身自由的自覺的紀律"，又如何擔當得起？我們心裏究竟存在多少支撑這種自覺紀律的"偉大的英雄主義"？
列寧指望那種奮不顧身的英雄主義能够戰勝小資産階級的利己主義，在革命精神基礎上建立的勞動組織能够創造更高的勞動生産率，因而取代資本主義。但在我發動的實戰中，不過幾個回合，英雄主義就敗于利己主義，青年突擊隊也面臨散夥的危險。當然，將來我可能更老練，根基更穩固，大權在握，手下有人打前鋒，還可以動用强制手段，讓反對者不敢說一個不字。不過，在那種情况下，維繫義務勞動的還能算"自由的自覺的紀律"嗎？
二、向自留地讓步
我第一次和貧下中農打架是在１９７６年５月上旬。生産隊的麥子正在澆灌漿水，社員自留地的土豆還在旱著。誰澆誰不澆、早澆或晚澆，與收成關係甚大。當時隊裏的三級揚程水泵老出毛病，我敢拆敢修，又是生産隊副指導員，便由我負責帶著一幫社員日夜輪班澆麥。
我主張先集體、後個人，集體的麥子不澆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在"無産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看來，自留地是資産階級法權在所有制領域的殘餘，在此基礎上，小生産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産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産階級，必須時時加以限制。我信奉這套理論。
開頭幾天，有一些社員向隊委會提意見，抱怨自留地澆不上水。指導員和隊長向我轉達了意見，我用幾句大話將他們頂了回去。但形勢一天比一天嚴峻。渠道常被扒開，社員偷偷截水澆自留地。有一回，麥田裏的社員很久等不來水，順著渠道巡上來，發現有人扒水又不敢制止，就找到我，說斷水了，讓我查查原因。我順著水渠往下走，看見大隊書記的嬸子在扒水澆自留地，就上去訓了她一頓，堵上口子。她駡我禍害貧下中農，我駡她給貧下中農丟臉，偷大夥的東西。這種事情時常發生，澆麥進展緩慢。
爲了打退小生産的進攻，我發動了輿論攻勢。我借助團支部的力量，召集本隊團員和青年積極分子開會，討論用水中的兩條路綫問題，還在黑板報上發表小評論：《危險的口子》，再通過大隊的大喇叭廣播出去。
這種從報紙上學來的招數不太管用，夜裏總有扒口子的人。我在明處，扒口子的人在暗處，再說我也不可能一天２４小時不間斷地巡渠。負責澆麥子的社員怕得罪人，既不巡渠，斷水了也不報告，我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再往後，澆不上水的社員愈發急了。一天下午，我在巡渠時看見一位年近四十的正牌貧農扒水澆自留地。我過去制止，他先說好話，不管用，便駡我不顧貧下中農的死活："你們知青有飯吃，就往死裏整我們貧下中農！你乾脆一鐵鍁劈死我得了！"說著還伸過頭來。我看說空話沒用，便自己動手堵水渠，我堵一鍬，他扒一鍬，你來我往，演變爲推推搡搡，我脚下一滑，一個趔趄跪在一塊尖石上，當時膝蓋就腫起來了。那漢子怕事，立刻住手，倉皇退走。我又一次得勝，一瘸一拐地回去了。
我摔瘸了的故事很快就傳開了。于是，大隊書記出面，召集貧下中農協會開會，衆人紛紛發言，痛斥那位扒水的貧農：你爹咋死的？忘啦？——他父親看見日本鬼子進村，心裏害怕，拼命往家跑，日本人讓他站住，他照跑不誤，結果讓日本兵一槍打死了。——那會兒你咋不敢鬧？現在，人家北京知青到咱山溝來，受這麽大罪，還不是爲了咱們好？你倒敢鬧啦？如此這般。那貧農點頭哈腰，態度誠懇，連聲認錯。大隊書記給我撑直了腰，做足了面子之後，當場任命我爲貧協小組副組長。
我當時多少有些疑惑，貧下中農協會這麽有威信？憶苦思甜這麽管用？我們打起來他都不讓步，一提他父親的死因立刻就覺悟了？後來，處理過幾次類似衝突之後，我才明白他真正怕什麽。按照村裏的常規，兩人動起手來，一旦有人受傷，就可以讓對方賠一筆醫藥費和誤工補助，外帶探視賠禮必須携帶的點心匣子。看不出傷來，尚且要裝病開藥訛他一筆，像我這樣膝蓋腫得老高，換了普通社員，至少要扒他一兩個月的工分。我是知青，如果回家休養，再加上路費，那費用就更沒譜了。
事情鬧大以後，一直不愛管事的指導員也召開隊委會，專門研究用水問題。我說了自己的觀點，主張先集體後個人。隊長幷不和我正面爭論，他說我的主張是對的，但毛主席讓我們關心群衆生活，貧下中農的吃菜問題也應該重視。再說，分給社員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地分給人家了，就不能不讓人家種，不能不讓人家澆水。他建議白天集體澆麥子，夜裏社員澆自留地，誰先誰後，由抓鬮决定。隊委會七個成員，六個同意他的意見，我只好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
話說回來，我不服從又能怎麽樣？腿脚靈便時尚且把不住水，現在瘸了，我更不能不識抬舉，與所有人爲敵。
後來，我當了生産隊的一把手，有權一個人說了算了，再遇到類似的情况，照樣被迫讓步。假如不讓步，迫使人家執行我的命令，就等于逼著人向我辭職。我們生産隊方圓五六裏，溝壑縱橫，數千棵幹鮮果樹，大大小小數百塊糧田，哪面坡上的哪棵樹果子該摘了，需要幾個工，哪塊田該鋤了，需要幾個工，這些知識我不懂，沒有多年經驗的積累也休想掌握。隊長一撂挑子，我就抓瞎了。就算我本事大，什麽都懂，我也只能帶一撥人幹活，其他生産小組，老人婦女和各種專業隊，如果沒有幹部招呼著，衆人能在地頭一坐一整天，根本就別指望出活兒。我本想讓社員多爲集體做貢獻，如果幹部撂挑子了，大家全在地頭坐著，豈非求益反損？
三、自留地變遷史
自留地一直是農民與極左勢力較勁的邊界。
從１９５５年年底開始，毛澤東掀起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大量初級社轉爲高級社，農民的土地歸了集體，但保留了一段小尾巴：高級社抽出５％的土地分給社員種植蔬菜。這就是自留地。
１９５８年８月，毛澤東在河南新鄉七裏營視察，說"人民公社好"。８月２９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决議》，决議寫道："一般說，自留地可能在幷社中變爲集體經營。"小尾巴于是歸了大堆。一些主張保留自留地的幹部，例如河南省委書記潘複生、楊玨和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集團。
１９５８年秋收之後，主要農産品供應全面緊張，毛澤東開始糾左。１９５９年７月廬山會議之前，中共中央已决定恢復自留地。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糾左中止，極左派得勢，直接導致了三年大饑荒，數千萬農民餓死。大饑荒末期，李先念看到河南省信陽地區光山縣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的慘狀，評論說："如果把自留地堅持下來，小自由多一點，即使是反革命破壞，人也要少死好多。"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３日，在大饑荒籠罩全國的危急時刻，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第五條說："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自留地、自留畜、自由市場，再加上生産隊內部實行的小包工，這就是"文革"中被稱爲"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的"三自一包"。
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７日，中共中央通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農業六十條），第四十條說："自留地一般占生産隊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五到七，歸社員家庭使用，長期不變。"至此，自留地制度基本穩定下來，直到大包乾在二十年後將所有集體耕地都變成"自留地"。事實上，萬里在安徽農村搞大包乾的時候，四川就在農村擴大自留地。一是內部瓦解，一是外部蠶食，兩條路殊途同歸。
１９６４年，毛澤東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１９６３年遭遇洪水，自留地全被沖毀，陳永貴乘機取消了大寨的自留地。
１９７０年，山西省昔陽縣宣布建成大寨縣。這一年，昔陽全縣取消了自留地。
１９７５年９月，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華國鋒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作了《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爲普及大寨縣而奮鬥》的報告。我就是在鋪天蓋地的"普及大寨縣"的口號中下鄉插隊的。
在這場歷時二十多年的較量中，我一入場就站在農民的對立面。我很想砍掉自留地，如果有這種力量的話，我絕不會手軟。因爲，我在理論上相信自留地是惡的根芽，可能導致成千上萬革命先烈的鮮血白流。很久之後我才知道，自留地本身就是數千萬農民的非正常死亡換來的，取消自留地意味著數千萬農民白白餓死，却沒有換來一種有助于减輕饑餓的制度。對照這面歷史的鏡子，我才看清楚自己那副無知者無畏的嘴臉。
我對自留地在理論上的厭惡很快就得到了生活經驗的充實。每天我都切身感到自留地如何與集體爭水、爭肥、爭勞力、爭人心，我完全理解大寨取消自留地的動機：迫使每個社員把全部身家性命押在集體上，斷絕所有後路，造成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的格局——要麽愛集體，要麽沒飯吃。這是資源和人心爭奪戰逐步升級的必然走向。在這個意義上，極左派"割資本主義尾巴"、"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之類的邏輯幷不荒謬可笑。針尖大的洞，碗口大的風。千里之堤，潰于蟻穴。不堵住漏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日子很不好過。
問題在于，我心有餘而力不足。不依托高層發動的全局性攻勢，我不僅無力消滅自留地，就連卡自留地半個月的水也卡不住。
四、社員激勵機制的缺口
農民對集體大田和自留地的親疏是可以計算的。
剛插隊的時候，我對農民普遍偷懶的現象很不理解。按照當時的意識形態信條，工人農民愛國家愛集體愛社會主義，不應該偷奸耍滑。我問一位貧農爲什麽不好好幹活，他反問道："有我多少？"這話我聽見了，但沒有往心裏去。十幾年之後，我才領悟了這句話的深意。
我們第三生産隊有５７戶人家。假設每戶人口勞力相等，在集體的大田裏，我刨５７鎬，才爲自家刨了１鎬。反過來說，我偷懶少刨５７鎬，自家才損失１鎬。這種體制極其有效地激勵偷懶，同樣有效地懲罰勞動。自留地則不然。那裏的每一鎬都是爲自家刨的，真所謂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對我們生産隊的社員來說，自留地對勞動積極性的激勵效率是生産隊的５７倍。結果，自留地和庭院僅占總耕地面積的７％左右，但社員像綉花一樣精心伺候，每年收穫的烟葉糧食和蔬菜，價值將近家庭總收入的三至五成，能與生産隊９０％多的耕地分庭抗禮。
我們生産隊的激勵效率只有自留地的１／５７，這還算好的。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興起的時候，規模動輒萬人，連生産隊和大隊的幹部都不用對勞動成果負責，結果鬧出了一場大饑荒。饑荒迫使極左派撤退，在"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爲基礎"一綫構築防禦工事，同時伺機反撲。大寨大隊和昔陽全縣取消"三自一包"，實行大隊核算，又把前沿推進到以生産大隊爲基本核算單位的中綫陣地。大寨大隊８０戶人家，從物質刺激的角度看，其激勵效率只有自留地的１／８０，還不如我們生産隊。
總之，如果把自留地比作社員的親兒子，集體大田就是５０竿子甚至８０竿子打不著的遠親，其疏遠程度如同陌路。
大寨模式在激勵機制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缺口，農村基層幹部如何彌補呢？常用的辦法有三種。
第一種，以身作則，道德感召。
普通社員刨５７鎬，我刨８７鎬，１０７鎬。我讓你們占我便宜，你們好意思嗎？有不好意思的，自然會多刨幾鎬。大寨的陳永貴，大寨大隊的幾個党支委，尤其是賈進財，都是這麽幹活的。這種感召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那麽可靠——它不僅依賴幹部行爲的感召力，還要依賴衆人良心的敏感程度。
我和附近公社的一位先進知青聊過這種作用最佳狀態。他講了一個故事。他們公社有一個村，隊長幹活拼命，爲了集體不顧家，結果和老婆打架，老婆喝農藥自殺了，丟下四個孩子。他們隊裏的社員特別感動，不用招呼就出工，幹活全不惜力，誰偷懶大家就駡他沒良心。收工後大夥還輪著去隊長家帶孩子，替他種自留地，幫他家打的柴禾堆了一房高。我們兩人唏噓之下，笑嘆自己沒有老婆，想感動大家不知還要等多久。
第二種，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也有兩個層次。所謂提高階級覺悟，無非是讓衆人認清自身利益與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的一致之處。這種以物質利益爲基礎的教育，說到底，避不開１鎬與５７鎬的關係問題。算得越透徹，偷懶越有理。假如人家偷懶而我不偷懶，一位社員反問我：那不是讓人家剝削了嗎？這是第一個層次。在這個層次上我們算不贏偷懶的社員。
第二個層次，倡導"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産主義風格"，創造共産主義新人。毛澤東試圖培育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公而忘私、大公無私的共産主義新人，"對工作極端地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極端地熱忱"。
在蜜蜂和螞蟻的社會中，這種個體確實存在，但一個社會性昆蟲群體其實只是一個繁殖單位，近似于人類的一個家庭，而不是血緣關係親疏遠近不同的一個生産隊或一個村莊。工蜂工蟻與本群體姐妹的基因重合率達到７５％，而人類的父母與兒女之間、兄弟姐妹之間的基因重合率不過５０％。螞蟻蜜蜂的獻身精神是有生物學基礎的，正如人類對家庭和親人的關愛也是有生物學基礎的。擁有這種利他精神的物種可以在進化中獲得競爭優勢，從而保住甚至擴大自己的基因分布區域。極左派鼓吹以社會階級爲基礎的獻身精神，而社會階級幷不是遺傳繁殖的基本單位。極左派的這種企圖，簡直就是要創造一個連"造物主"也不知如何設計的新物種。
當然，毛主席說了，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人類確實有一種精神力量，問題在于，在激勵機制的缺口中，這種精神力量頂得了多少鎬？頂三五鎬還是５７鎬甚至８０鎬？在我們生産隊，平均而論，這種不在乎回報的純精神力量，似乎連三五鎬——缺口的７％——也頂不上。極左派堅决反對一切利用人類利己之心的政策，說那是調動私心，因此狠批物質刺激，禁止各種承包制度，迫使基層幹部集中力量創造共産主義新人。如此極端的政策，固然符合兩種激勵機制的競爭逐步升級、走向破釜沉舟的邏輯，但也意味著關閉９３％的能量，依靠７％的能量推動農業生産。結果，産品嚴重匱乏不說，在我的感覺裏，那７％的精神力量也被折騰得筋疲力盡，歷盡摧殘之後，剩下的還不足３％。
第三種，政治壓力。
所謂政治壓力，對我來說，主要體現在大庭廣衆之下訓人。大家幹活的時候，如果有人站著聊天，半天不動彈，我就吆喝一嗓子："動彈啦動彈啦，要聊回家聊去！"再嚴重點，就在出工前不點名地警告一番。"有人思想成問題啊。我數了，一上午鍘草不到二百下！一分鐘還鍘不了一刀！給誰幹呢？給你自己幹呢！你偷懶，不是剝削大夥嘛！再不自覺，咱們就拉出來說說！" 如果有誰反抗，頂嘴帶髒字，我就狠狠扣他的工分。我對社員如此凶悍，以至我們隊的小孩哭，當母親的會拿我來嚇唬孩子："哭，哭，再哭吳思來啦！"
當然，作爲平衡，也要經常表揚勞動態度好的社員。
保持政治壓力，我認爲是填補缺口的主要手段。以我們生産隊而論，那５６鎬的缺口，假如以身作則和道德感召的力量可以補上６鎬，思想教育可以補上４鎬，政治壓力就可以補上１６鎬甚至２０鎬。于是２６鎬至３０鎬有了著落，剩下的２６鎬到３０鎬則難以彌補，體現爲怠工造成的淨損失。
這種估計，用來解釋大寨，肯定低估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幹部帶頭作用的力量。大寨的社員很少怠工。但用這個比例解釋我們生産隊，解釋全國的情况，未免過分樂觀。大包乾之後，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留在家裏的人，勞動質量明顯提高，勞動時間却大大縮短，由此可見，公社體制下怠工的淨損失不止一半。
八億農民怠工，中國受不了，全世界都受不了。極左派解决不了這個問題，沒有能力彌補激勵機制的缺口，就守不住集體經濟的陣地，更別提繼續前進了。
五、幹部激勵機制的缺口
算到這會兒，一個新缺口出現了：那些以身作則、進行思想教育、維持政治壓力的幹部，他們的動力來自何方？普通社員激勵機制的缺口靠他們勉强補上了一半，但在這一半的背後，補缺者自身的激勵機制，也是千瘡百孔，隨時有瓦解的危險。
我當生産隊指導員的第一年，平均每兩個月，生産隊長向我辭職一次。其他五位隊幹部也穿插其間。撂挑子的原因很多，爲了省事，仍舊以水渠爲例。
有一天，大隊書記的堂兄忽然將通過他房後的水渠拆毀，幾十畝麥田的封凍水沒法澆了。他說水渠滲水，把他家的房基洇了，要求隊裏挖地三尺，用水泥澆築這段水渠。我們去他家看了，一絲水痕也沒有，爲了這種莫名其妙的擔心，就要斷水半個月，大量耗費貴如麵粉的水泥？生産隊長認定大隊書記支持他堂兄刁難自己，立刻找到我，宣布辭職。
這位生産隊長年近五十，是個心高氣傲的人，農活很好，自留地和庭院收拾得妥帖至極。他看前任隊長一而再，再而三地撂挑子，什麽事也扛不住，多次耽誤隊裏的農活，心裏有氣。所以，我請他出山，一探口風就覺得有戲，按常規三顧茅廬之後，他就接手上任了。沒想到剛上任就遇到了這種挑戰。
拆水渠的漢子大約三十六七歲，精靈鬼怪，好講三國，是我們生産隊的人尖子。新隊長也是人尖子，便有了幾分競爭關係。新隊長不肯受他的氣，所以一遇挑戰便派人去硬修斷渠，那漢子乾脆往斷渠上一躺：要動傢伙就往我身上招呼。派去修渠的石匠自然不肯爲了隊裏的事打架，就找了隊長，隊長又氣哼哼地找到我，說這是受大隊書記的指使，沒法幹了，宣布辭職。其實他誇大了挑戰的來頭。大隊書記私下跟我說過不少新隊長的好話，請他出山當隊長也是大隊書記的建議。
我上門問那鬧事的漢子，爲什麽早不鬧晚不鬧，隊長剛上任就鬧，是不是對人家有意見。漢子說，早就想鬧，看前任隊長溜肩膀，怕嚇著他，就忍到現在。新隊長不是本事大嗎，怎麽也這副德行。現在想來，這話其實也是鬥氣。莊稼急用水的時候他不敢斷，怕激起衆怒。莊稼不用水的時候，我們又不怕他斷。澆可有可無的越冬水之時，最是打劫的好機會。結果，僵持數日，經過四五次往返談判，鬧事的漢子放弃挖地三尺的要求，只要用細水泥把他屋後這段水渠抹上一層，就容許過水了。
此事解决了，隊長的心却凉了，死活不肯再幹。于是，我又拿出對付前任隊長的老辦法，吃過晚飯就到他家做"思想工作"。其實也沒什麽可說的，翻來覆去就那麽幾句話："大夥的事，都不幹誰幹呢？你也不幹我也不幹，秋後大夥喝西北風？"然後就端過他家的烟笸籮卷大炮，喝他家的茶，有一搭沒一搭地閑扯幾句，每天熬他到半夜，按照常規，熬到第五六天，再堅决的人也會答應繼續幹。遇到特別頑固的情况，我還會拉上其他隊委會成員，甚至拉上大隊書記，一起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起去熬他，輪流去熬他。
按照左派的革命邏輯，幹部幹部就是先幹一步，除了責任義務和指揮別人的榮耀，當幹部幾乎沒有物質方面的好處，全憑革命精神的支撑。在那５７鎬裏，他們只有１鎬，但他們却要晚上開會，處理瑣事，白天操心安排農活，帶頭多幹，督著別人多幹，不時還要幹點堵人財路的事，得罪幾個路子多的能人。這就意味著，他們付出了兩到三鎬，所得只有１鎬。他們讓普通社員搭了便車。
當然，幹部偶然也能在招工招生等好處出現時優先一把，但那不是主要因素。如果特權多、待遇好，就像大公司高薪雇傭管理人員一樣，也可以構成强大的激勵體系，但這條路與"文革"的理想背道而馳。當時正在抓"黨內資産階級"、"新生的資産階級分子"，主要罪狀就是利用特權搞腐敗。衆目睽睽之下，那時的特權收益比現在少得多，在幹部比普通社員多付出的１０鎬中，平均起來，特權未必能抵償兩三鎬，缺口依然存在。
地主和資本家都有足够的動力監督雇工的勞動，正如雇工也想方設法逃避監督一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雙方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構成均衡，維持著經濟的運行。但是，地主資本家監督管理的動力來自剩餘索取權，監督帶來的收益完全歸他們自己，虧損也要由自己承擔。這種物質利益的獎懲機制是有效的，但被視爲資本主義道路。在大寨模式中，幹部監督管理的收益全歸大衆，他本人的收益主要來自精神和社會地位方面的榮耀。那麽，幹部的社會地位、當幹部的精神愉悅和指揮別人的榮耀能不能補償那些額外付出呢？這就因人而异了。
前任隊長，開頭覺得還能補償，幹得時間長了，榮耀和地位帶來的愉悅淡化了，就覺得難以補償了。幹得越久，與怠工和占小便宜的社員的衝突就越多，對人性和自己的服務對象就越失望。最後，原來還有幾分的同情心和責任感消磨殆盡，輕蔑和憤懣越來越重。隊幹部找我撂挑子的時候，往往會撂下一句狠話："這幫東西，餓死他們也不屈！"
新任隊長，支撑了大半年後，榮耀感同樣淡化了，對前任隊長缺少擔當的義憤消失了，兒子又進公社農機修配廠當了工人，繼續當幹部的利益相對下降，于是，遇到一點小麻煩就辭職了。最後我請出一位有殘疾的中年人接替他當了隊長。如果我繼續熬他，未必不能再使他撑半年，但我失去了熬他的興趣。
和那些辭職的幹部一樣，我對人們的一般看法越來越壞，溫情越來越少。開始，我希望自己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生活得彼此分不開，想他們之所想，急他們之所急，努力去熱愛人民。當幹部不過一年，有一天，偶然和其他公社的先進知青聊天，說到社員偷懶的現象，我咬牙切齒地冒出一句："一群牲口，恨不得拿鞭子抽！"話一出口，心裏一驚。我這是怎麽了？本想熱愛人民，怎麽反倒滋生恨意？本想當人民的勤務員，怎麽心裏成了奴隸主？我隱約感到有什麽地方出了毛病。
六、反向改造世界觀
這又扯出了我心裏的一個漏洞。隊委會激勵機制上的缺口，由我這個一把手負責填補。我凑凑合合地補到６０分及格的水平，但我心裏的缺口誰來補呢？
按照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中的要求，"對工作極端地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極端地熱忱"，這個漏洞似乎可以自我填補。就好像餓了要吃，渴了要喝一樣，熱愛人民就去爲他們服務，從而得到自我滿足。但在我的感覺中，這種純情感的東西，在與工農大衆的衝突中會逐漸冷却，缺口越來越大。靠愛和情感補不上。
我們村流傳著一首順口溜："大隊幹部摟，小隊幹部偷，社員縫個大兜兜。"描述了衆人踴躍占集體便宜的場面。如此描述有些過分。我的印象是，在正常年景，五分之一偷，五分之三摟，五分之一不偷也不摟。每到偷竊收益最高的季節，隊委會就推出我當一個月的護秋員。我是外來的楞頭青，敢得罪人。幾個月護秋員幹下來，每天想賊防賊，練出了一雙賊眼。我每隔三五天抓一個賊，創造了我們村看秋歷史的最佳戰績。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在這種檢驗和調整之中，我的世界觀悄然轉變。多年之後，我接觸到西方經濟學對人的基本假定：人們理性自利地追求利益最大化。這個說法讓我眼前一亮，好像揭去了看秋練出的賊眼的最後一片蒙子。
現在回首往事，我才意識到自己的世界觀確實得到了改造，只不過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截然相反。在貧下中農的教育下，我的眼睛和眼中的世界徹底改變了，從醉眼陶然的一片粉紅，變得越來越像老鼠，善于在黑暗中發現利益和危險——賊眼賊亮。
回顧對農民感情的變化，我還有一個驚奇的發現：當年的憤恨現在又變成了贊賞。過去，教條把工農大衆描繪成精神最乾淨、關心集體、大公無私的聖人集團，抬高了我的期望值，一旦失望就滋生恨意。現在，高調的意識形態轉變爲人類理性自利的假設，期望值已經降低，對理想社會的憧憬也變成了對利益制衡體制的信仰。此時心態平和，把千方百計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爲視爲當然，發現一點自我約束也知道珍惜。再看農民與管他們的人鬥智鬥勇，包括當年與我鬥法，妙手連發，不禁欣賞起他們的反抗策略。由此看來，現實主義培養同情和溫情，理想主義反倒助長仇恨。
順便提一下，我對工人階級的感覺比對農民更糟糕。１９７４年，我曾在當時最革命的石油戰綫當過一個月的翻砂工，發現工人們每天只幹三四個小時的活兒。我多幹了，就有熱心的師傅勸我注意群衆影響：你這樣幹可能提高定額，連累大家，群衆會對你有意見。後來我在大港油田幹活兒，以中上等速度幹兩個小時，師傅就過來制止我們，說一天的定額已經完成。我大惑不解：號稱最先進的領導階級爲什麽也偷懶怠工？多年之後，我看到劉少奇在安源煤礦組織罷工的經歷，工人得勢之後，每天只幹半天活，整得公司承受不了。李立三在路口攔截工人，不許他們早下班，工人就駡他是資本家的走狗，還動手打他，氣得他大哭而去。劉少奇爲此苦惱很久，還請教了來訪的美國共産黨領導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跳出教條之後，我才鬧明白一個淺顯的道理：工人農民和地主資本家一樣，每個階級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種互相衝突的追求構成均勢，社會因此正常運行。確實有自覺精神這種東西，但僅靠某個階級的覺悟和自律是不够的。任何一家獨大的格局都會損害全局幷最終傷及自身。這種來自生活經驗的認識就是我轉而信仰利益制衡體制的根據。
隨著世界觀的悄然轉變，我的浪漫情懷越來越淡，理性和算計深入骨髓，本來依靠理想和信念填補的缺口也進一步擴大。幹部當到第二年，我隱隱約約地意識到，自身力量補不上那二三十鎬的大缺口。我對農業學大寨運動的前途深感悲觀。極左派描繪的共産主義理想越來越顯得渺茫。我開始懷疑繼續死撑下去的意義。
在真實的心理活動中，這個變化過程體現爲拉鋸般的衝突。革命熱情逐漸冷却讓我深感恐懼，便調動起全部力量與之對抗，精心呵護心中的每一顆火種，鼓起腮幫子吹出火苗。這時我寫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幾句詩： "火紅的黨旗呼啦啦地飄！我們是黨旗上的鐮刀！我們的熱血在黨旗上燃燒！"我迫切需要用熱情的大話給自己加熱。
總之，靠精神力量或世界觀改造補不上缺口。那麽，靠行政升遷如何？
如果像國營企業那樣，出色的管理者可以得到行政體系內部的升遷，這當然是有效的激勵。不過，農村幹部能够進入幹部系列的概率極低。大寨出了一個政治局委員，一個中央委員，這種概率，在全國上百萬個村莊裏，連二十萬分之一也沒有。建築工人的年度死亡率是十萬分之八，這種死亡風險幾乎不在職業選擇的考慮範圍之內，而成爲中央委員的概率還不到這種不值考慮的概率的６％。對農民來說，成爲公社幹部的機會也小到了不值考慮的程度。一旦升官的概率低到一定濃度，激勵就不再普遍有效。反過來，撂挑子，爭取更多的閑暇，才是獲得福利最大化的策略。這也是農村基層幹部的實際選擇。
結論：幹部激勵機制的缺口，靠行政升遷的路也補不上。
不過，這條路可以列入我的考量。我是知青，又是先進典型，從大隊領導升到公社領導再升到縣委領導的概率遠高于常人。我當時確實也如此預測自己的歸宿。問題在于，追求升官的個人前程，還能算共産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嗎？我想走這條路，到底是爲了對革命做更大的貢獻呢，還是爲了個人的名利地位呢？我糊弄自己說，地位越高，對社會的貢獻越大，這是爲了革命。但我懷疑自己是自欺欺人，而且可疑程度超過六成。
如果沒有升官，如果我和農民一樣需要養家糊口，大概用不了幾年，我的肚子就會告訴我什麽是真理。如果我因爲學大寨積極而很快升官，恐怕我會繼續與農民作對，加大向小生産進攻的力度，在更大的範圍內割資本主義尾巴。
順便插一句，我的升遷完全是由上級領導决定的。甚至在入黨之前，公社副書記和大隊書記就找我談話，內定我爲生産隊指導員兼大隊黨支部副書記，連群衆意見都不必徵求。繼續聽黨的話，繼續與農民作對，對我的升遷有益無害。
如果我在明白是非之後升了官呢？我會爲了自己的前程昧著良心推行極左路綫嗎？我會像安徽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那樣默許大包乾嗎？我不知道。官場也是改造世界觀的好地方。
七、臨陣脫逃
以極左的標準衡量，我的插隊經歷就是一連串的失敗。青年突擊隊的義務勞動首先受挫，以共産主義義務勞動替代雇傭勞動的夢想破滅。限制自留地或曰資産階級法權的努力以退讓告終。建立堅强的領導班子的企圖也一再失敗。屢戰屢敗之後，我失去了發動進攻的銳氣，和多數基層幹部一樣轉入守勢。
每年深秋，種完冬小麥後，縣裏都要開二十多天的三級幹部會，簡稱"三幹會"。先在公社開，再轉到縣裏開，整黨整風，建班子。我連續參加了兩年，每年的重點都是解决幹部撂挑子問題。在全國範圍內，幹部激勵不足的問題普遍存在，年底便是幹部撂挑子的高峰。我們聽大量鼓動報告，接受上級給我們打氣，學習先進典型，互相批評幷自我批評，聽革命前輩訓我們沒出息，聽公社書記跟我們說好話，說大話，再集中解决幾個讓人灰心喪氣的難題。最後人人過關地表個態，承諾再幹一年。那麽，經過多年的篩選沉澱，什麽人留在幹部隊伍裏？
我們聽過一個生産隊長的報告，題目是《當隊長有癮搞管理沒够》。許多有管理偏好的人，當領導感覺輕鬆愉快的人，組成了生産隊幹部的群體。他們有個人特色的選擇偏好降低了當幹部的成本，提高了當幹部的收益。只是這種人比例很小，經過長期沉澱積聚起來，也未必能補上激勵缺口的兩三成。
各級領導竭盡全力，只能勉强維持這種均衡。這是學大寨運動維持不垮的最後一道防綫。這道防綫漏洞百出，但最高司令部一輪又一輪地動員發令，幹部隊伍像環環相扣的戰陣和各級督戰隊一樣挺在那裏，經受著八億農民海潮一般撲向自留地的正面沖刷，經受著農民和農村幹部大面積怠工在內部和背後的淘洗。
僵持之中，恢復高考了。
我曾經在公社大喇叭裏放出大話："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遠扎根在貧下中農的心裏。"這句大話悄悄給升官的前程留了一條路，却完全堵住了進工廠和上大學的路。
一位和我同樣肩負重任的知青朋友勸我："我試著扎根了，但我發現貧下中農的心裏是一片沙漠，你扎根其中也無法成活。"他考上了清華。可是我的大話餘音繚繞，報名高考無异自打耳光。我咬緊牙關，不理父母的請求，不報名，不復習，默默抵制了那年高考。夥伴們在考場中答卷的時候，我正爬在樹上打核桃。秋色西來，天高雲淡，我胸中激蕩著自我犧牲的悲壯感。
１９７８年，社會大變動的各種迹象越來越顯著，大隊書記和公社負責知青工作的副書記先後找我談話，表示支持我參加高考。我表面上顯得不太情願，答應考慮考慮，暗自却高興有這個就坡下驢的機會。我自欺欺人地想：上大學也是爲革命，本事大了可以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一所我認爲最具理想主義和革命精神的學校。考分到達村裏的時候，正是護秋的季節。人們大呼小叫地找到我，說我的考分特別高。我半信半疑去大隊廣播室看了成績通知單，果然遠遠高于錄取綫。我心中一陣狂喜，却故作鎮靜，不緊不慢地踱回宿舍，提了鐮刀，按照往常巡山的路綫出了村。走到荒僻處，終于按捺不住，一口氣跑上十幾層樓高的山梁，毫不氣喘，興猶未盡，又蹦了幾個高。平靜下來後，我爲自己的反應大吃一驚。我怎麽這樣？不是上不上大學無所謂嗎？我那麽想離開農村嗎？我還以爲自己對農業學大寨的偉大事業戀戀不捨呢。由此我也得到了一條經驗：人們往往幷不瞭解自己。
新鮮勁過去之後，我心底的羞愧露頭了，而且數年揮之不去。我食言了。我怕苦了。我臨陣脫逃了。同時我又感到大爲輕鬆，真切體會到什麽叫"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我不必在一場預感到失敗的戰爭中苦苦支撑下去。
八、如今了然識所在
多年之後研讀明史，我注意到明朝初年和共和國初期似乎有某些相近之處。朱元璋搞的不是國有化，準確地說是官有化，剝奪各個社會集團的權利，尤其是大地主大商人的權利，將盡可能多的資源集中在自己手裏，同時嚴厲約束各級官員，鼓吹道德教化。
順著這條軌迹上串下連，我獲得了另外一種眼光和感覺。我感覺自己當年很像朱元璋手下的酷吏。我們爲了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與各個社會集團對抗，儘量把所有的資源集中在官家手裏，努力清除反對我們崇高理想的人們。我以爲這就是社會主義，這樣就能建成共産主義，正如朱元璋以爲這樣可以建立合乎王道的萬代基業。
資本主義，如果視爲奪取皇家貴族和官僚集團手中的權力，由資産階級集體控制政權，那麽，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就是從資産階級手中奪取權力，將政權置于無産階級集體控制之下。可是這兩種權力轉移幷未在中國發生。我參與的事業，一方面是鏟除資本主義萌芽，另一方面是控制驅使農民群衆，而不是被農民群衆控制和驅使。這種體制，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是否可以稱之爲"官家主義"？（參見拙作：《置疑"權貴資本主義"》，《鳳凰周刊》２００５年第１３期）
因主張和信條不同，所謂"官家主義"又分爲多種類型。儒家信條在西方資本主義的衝擊下敗陣之後，以趕超西方爲目標的各種主張登上了歷史舞臺。我插隊的時候只熟悉其中的兩種主張。一種是：官僚集團直接承擔資産階級的使命，管理生産，計劃經濟，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物質刺激，利潤挂帥，把全國辦成一家大公司，這條路綫被毛澤東斥爲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另一種是：抓革命促生産，鬥私批修，創造共産主義新人和新世界，順便完成四個現代化，幷一勞永逸地解决資本主義時代的其他問題。這種遠遠超出資産階級物質利益眼界的追求，就是毛澤東的理想。後人把這種理想稱爲空想社會主義，空想固然不錯，社會主義却大成問題。這裏根本就沒有農民之類的社會集團說話的份兒。
從上述角度看去，左派右派之類的標簽，都是超越歷史階段錯用的分類符號。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官民之分，即打天下坐江山的暴力集團及其官僚代理人集團，與農業工商業生産集團的區分，才是更加符合時代特徵的一級分類。只有生産集團控制了暴力集團及其官僚代理人之後，左翼右翼之類與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相關的標簽，才能上升爲一級政治分類。在這套分類體系中，我爲强化極權、削弱農民勢力而衝鋒陷陣。可是，任何集團的勢力太大，和皇家貴族勢力太大或資本家勢力太大一樣，都是一種社會失衡，都將造成社會灾難。
在新的歷史坐標系中，當年的困惑和迷茫消失了。如今了然識所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國歷史可以說是官家主義的歷史。毛澤東時代，用自己的理想塑造社會人心的全方位努力登上了中國歷史的最高峰，幷且憑藉强權打造了工業化基礎。"文革"之後，從農村到城市，處處民進官退，不時出現"小政府，大社會"的說法，新的均衡似在形成。迄今爲止，對這種新均衡的意識形態描繪和理解尚未定型，就連我在此使用的"官家主義"也是正在形成之中的概念，我們仍處于下一個均衡類型重建之前的探索和動蕩之中。
我希望在中國建立所有社會集團共同當家作主的社會，大家靠投票立法定規，我以爲那才是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社會——每個社會集團及其成員都有平等的政治權利，誰也不能憑藉暴力專別人的政。資産階級固然財大氣粗，但工人可以依靠工會與之抗衡；農民固然是一盤散沙，但可以憑藉農會分擔集體行動的成本，爲本階級爭取更多的利益。爲了保護喪失了勞動能力的弱者，消除拼命謀生的土壤，這個社會還應該設立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體系。
倘若我夢想落空，中國出現了原始資本主義社會，立法定規全由資本家說了算，禁止組建工會，禁止罷工，憑藉暴力專工農大衆的政，那時候，即使我衰老不堪，我也要再當一回左派。這不是出于什麽階級感情，而是出于對利益制衡的信仰，出于對公道的信仰。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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