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土地私有産權是何時消失的？
章立凡
歷史上的革命與改革，往往意味著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土地産權最容易在這類節點上發生變化。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宣布"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財産不予沒收。"這是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土改，實施過程帶有强烈的暴力革命特色，多數地區都超越了法律和政策。其後，又在合作化的名義下，將農民分到手的土地重新集中。
到了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土地高度集中，農民被套牢在土地上，却未能解放生産力。"一大二公"的結果是"規模而不經濟"，播下"共同富裕"的龍種，收穫却是"均貧"，"窮折騰"造成了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這是官方史學家最不樂提及却又無法掩蓋的事實。
但在50-60年代，城鎮中的土地所有制與農村不同，國有土地與私有土地同時幷存。私有土地與私有住房相關聯，業主持有人民政府頒發的《土地房産所有證》，有的還持有單獨的《土地所有權證》。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同時，對城市中部分房主的私有房屋，曾采用國家經租、公私合營等方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與資本家擁有的生産資料不同，大部分私房系公民的生活資料，房屋及其土地的所有權也均未實行法律上的轉移。
作爲革命承諾之一的農村土改，實施的依據是《土地改革法》，而城市土地私有産權被收歸國有，則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在1966年開始的"文革"中，僅僅以"革命的名義"，就將全國城鎮私房連同下面的土地全部收繳，房主們被迫交出權證。"文革"後落實私房政策，大多只發還房産不發還土地，形成了房屋、土地所有權分離的怪像。將非法剝奪的房子還給本主，在"文革"剛結束的年代已是一項"德政"，心有餘悸的房主們只有默認。
1982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規定"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這是以往三個憲法文本中從未出現過的。城市"土改"的既成事實壯嚴地寫入了憲法，沒有給公民的財産損失以任何補償。當時處于改革開放初期，公衆權利意識淡薄，對"私有"二字心存疑懼，無人敢于提出异議。此外，還有一項"文革戰果"被保留下來，即公私合營企業未經任何法律手續轉爲國營企業。上述兩項剝奪如果放到今天實行，勢必引發社會動蕩。
進入90年代，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土地財政"成爲地方主要財源，政府日益"無限公司化"。由于城市土地已收歸國有，上面的房屋不過是"附著物"，可以"依法拆遷"；即便購買了新建的商品房，所持有的也只是《房屋所有權證》和《國有土地使用證》。國有土地産權從所有制上應屬全民所有，可是主人翁在自己領土上購房居住，須另外攤繳高額土地出讓金給公僕政府，一點國民優惠都沒有。根據憲法，依法徵用土地的前提是"國家爲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既然事關"公共利益"，面對越來越瘋漲的房價，越來越奢華的僕人是否應該讓利給主人？
在利益的驅動下，某些地方政府一紙拆遷公告，便足以將一片城區變成一堆瓦礫。很多地方動用行政權力和黑惡勢力進行暴力拆遷，導致群體事件頻發，社會衝突日益激化。從2007年3月重慶楊武、吳蘋夫婦的"最牛釘子戶"事件，到2009年6月上海張龍其、潘蓉夫婦向强拆隊投擲燃燒瓶事件，乃至同年11月成都女業主唐福珍自焚事件，都是公民保衛合法財産的抗爭，形式一次比一次慘烈，爲全國民衆所矚目。有學者朋友說"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搶錢與反搶錢的鬥爭"，雖語帶調侃，却點評到位。
財産權是一項基本人權，但不受中國歷代統治者尊重。全國人大2004年將保護私有財産寫入憲法，2007年又頒布《物權法》，很大程度上保護了改革開放後的"先富"階層，但不追溯保護部分公民過去被侵害的權益，也很難保護全體公民的長遠權益。房屋與土地産權分離的後遺症日益凸顯，迫使人們思考：抵觸上位法的《拆遷條例》爲何橫行無忌？憲法能否保障《物權法》的有效性？
中國人傳統的"國民性"中有"仇富"基因，外加"氣人有笑人無"的劣根性，即便當了"自了漢"式的順民，也難免幻想來一場翻天覆地的"財富再分配"，痛痛快快當一回暴民，可是很少想到要成爲公民，幷共同建立一個公民社會。
當別人的生産資料被剝奪，你不說話；當別人的生活資料被剝奪，你不敢說話；當別人的房子被拆掉，你袖手旁觀；當"煤老闆"的産權被收吃掉，你圍觀叫好；當"國進民退"大潮高漲，你爲大國崛起自豪；當你自己淪爲房奴或無房戶，才開始駡娘……。
身爲納稅人，你的最大恐懼來自于：無限膨脹不受制約的權力，正在掏空所有人的錢包。
2010年1月19日 風雨讀書樓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5期（發表時略有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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