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周期率”(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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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周期率"
——我對中國近代史的一點看法

傅國涌

[此文在《社會科學論壇》發表和收入《歷史深處的誤會》一書作爲"代後記"時都有删節,這是原文。]

成王敗寇、"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的邏輯支配了中國至少幾千年,以暴易暴、循環往復的歷史從未改變過。1945年7月抗日戰爭即將結束,黃炎培有過一次延安之行,曾和毛澤東作了一番著名的窑洞對話——

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延安歸來》,《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文匯出版社2000年版,204—205頁)

五十八年後,重溫窑洞對話,跳出歷史的"周期率"仍是一個未完成的題目。當歷經世變滄桑的黃炎培在延安提出這個問題時,他曾親眼目睹清朝垮臺、共和肇建、 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蔣介石政權在血泊中浮起……從"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大量事實中,他總結出的歷史"周期率",無疑具有深刻的洞悉力,但他對造成這一"周期率"的原因所作的分析却遠遠不够。他說:"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爲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爲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幷且無法補救。也有爲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爲功業欲所驅使,强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同上204頁)他所想到的原因都是人治方面的,也就是他自己概括的"政怠宦成"、"人亡政息"之類。毛澤東自稱找到了跳出"周期率"的"新路"。遺憾的是,黃炎培對此深信不疑:"我想: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决之于公衆,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個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個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205頁)何况,他的延安之行真正算得上是走馬觀花,幷沒有看到延安的真問題,所以他才會說:"延安五日中間所看到的,當然是距離我理想相當近的。"(同上)

其實,即使就"民主"這個詞來說,在漢語中就容易産生歧義,它往往是與站在"民"的另一面、高高在上的"主"們所提出來的。中國向來不乏"爲民作主"的傳統,從明君到清官都懷抱民本理想,"民主"至多只是君主、聖主對人民的恩賜,而缺的恰恰是人民自主的觀念。黃炎培當然讀不到1943年6月6日毛澤東批評彭德懷民主觀的那封信,不知道"民主"對毛澤東和共産黨而言只是一個旗號、工具、手段,既是和國民黨爭天下的有力武器,也是欺騙、麻痹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的美麗幌子,王實味洞穿了其中一二即遭滅頂之灾,延安是不容批評的。他更沒有想到,毛澤東心目中的"民主"完全有可能只是"爲民作主",類似于歷史上聖君明主的納諫、親賢人、遠小人,與真正的民主幷不是同一回事。所以,他才會輕信毛的承諾,以爲共産黨真的要搞民主,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支配,避免"人亡政息"的覆轍。

民主,多少人借你的名義!有人借你粉墨登場,有人以你作爲自己獨裁的裝飾品。專制主義打著"民主"的旗號可以說史不絕書。以中國專制土壤之深厚,民主觀念之薄弱,要跳出這"周期率"又談何容易。毛澤東早在"七大"的口頭報告中就明確說,"開國以後,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21 世紀環球報道》2003年3月3日,李銳專訪)可憐那些倒向"左"或被蔣介石逼向"左"的知識精英們對此一無所知。歷史真作弄人。



一部近代史就是民主與專制反復較量的歷史,專制始終陰魂不散,民主至今仍姗姗來遲,總是無法擺脫興衰成敗、周而復始的循環命運。要走出歷史"峽谷"、跳出 "周期率"真是步履艱難,搬動一張桌子也要流血啊!其中原因固然有很多,要其大者無非是這樣幾條,在上者終究難以擺脫"打江山,坐江山"的傳統心態,打不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無限權力模式,在下者難以從帝王崇拜情結中解放出來,君不見二月河之類的"帝王小說"系列,帝王、宮廷影視劇大行其道,大有市場,即使張藝謀鮮廉寡耻、向暴君討好的《英雄》電影也有巨大的票房效應。上行下效,一方面有什麽樣的制度就有什麽樣的人民,一方面有什麽樣的人民也决定了會有什麽樣的制度,一句話,"皇帝夢"在中國遠沒有做盡,至多換了一種形式、一個名稱。中國傳統文化的大部分說穿了也只是爲帝王服務的文化。兩千年來,作爲民族靈魂的知識分子從肉體到靈魂都是扭曲的、跪著的。即使其中的優秀分子也走不出"屈原人格"的陰影,"第二種忠誠" 總是在他們心頭縈回不去。屈原"忠而不見信",堅持直言敢諫,不惜失去官位甚至生命,尚有人格可言,儘管愚忠算不上獨立的現代人格,但與一切苟活者不可同日而語。至于蠅營狗苟之徒,媚上、勢利,熱衷功名利祿,依附權勢等等,不一而足,那就更加等而下之了。正是他們在日夜複製著爲帝王服務的文化。

從"屈原人格"到"蔡鍔人格"穿越了二千年時光的隧道。蔡鍔起兵反對袁世凱稱帝,絕不爭個人權位,而是"爲國民爭人格",以三千羸弱之卒抗袁氏十萬雄師,毫無畏懼。功成身退,實踐承諾,决不留戀。"蔡鍔人格"爲近代中國樹立了一座高不可攀的豐碑,可惜那只是空谷足音,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滄然而涕下。

在蔡鍔出生前三十多年,一場起自偏僻的廣西山區的急風暴雨式的農民暴動,打著"太平天國"的旗號席捲了大江南北,震撼了整個華夏大地。撥開籠罩在洪秀全他們頭上的神聖光環,我們發現洪秀全也好、楊秀清也好,這些一心要在人間建造"天國"的人們,建立的到底是誰的"天國"昭然若揭,所謂"天國"只不過是他們個人窮奢極侈、享受榮華富貴的安樂窩,而對廣大百姓來說同樣是地獄,甚至比滿洲人治下的地獄還不如。他們的作爲常常讓我想起土谷祠中阿Q的"革命"夢,卑微的阿Q也想"革命",但他 "革命"的目的很清楚,就是爲了吳媽、"秀才娘子的寧式床"……,女人、財帛這就是他全部的追求。在本質的意義上,一切農民造反者,成功的或失敗的,從洪秀全到欲造反而不得的阿Q到毛澤東都是一致的。他們的追求是由他們身上的文化基因决定的,他們不可能給古老中國帶來新的文明因子。

如果說有變化,那麽變化是從康有爲、梁啓超他們開始的,1895年,13歲的少年蔡鍔考中秀才的時候,康有爲們已經在北京準備"公車上書",提出變革的要求了。三年後,維新運動熱火朝天,康有爲活躍在北京新政的舞臺上,16歲的蔡鍔徒步跋涉,從家鄉湖南邵陽來到省會長沙,考入長沙時務學堂,成爲梁啓超的學生。然而,當百日維新被慈禧太后扼殺在血泊之中,康有爲流亡海外以後,幷沒能"與時俱進",承擔起推動中國文明進步的責任,他的身後始終拖著一條長長的辮子,就如他思想深處也拖著一條"保皇"的尾巴。正因爲他跟不上時代的步伐,他的弟子梁啓超才會和他分道揚鑣。康有爲是近代中國的一個神話,這個神話源于他對"帝王師"的執著追求,他把這一目標擺在最高的位置,處處以帝師自命,不惜虛構戊戌變法的歷史,掩蓋真相,造衣帶詔,在華僑與留學生中宣傳保皇,籌巨款以自重,說白了,玩的都是權術,念念不忘的只是他個人的榮辱地位。他周游列國,刻了一顆長達27個字的圖章:"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其中不無得意,然而畢竟與時代愈來愈遠了,歷史無情地將他淘汰出局,就如另一個曾走在時代前列、領過歷史風騷的嚴複,最後竟淪爲"籌安六君子"之一。

孫中山的出場直接導致了中國社會的轉型,結束了綿延數幾千年的帝制時代,將皇冠、血緣世襲制等爲特徵的王朝體制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爲中國引入了全新的共和政體。之後,袁世凱皇袍加身的野心、張勛擁廢帝粉墨登場的企圖都如曇花一現。近百年來,不管有多少風雲變幻,任何獨裁者想恢復一家一姓的王朝美夢都失去了可能性。這是孫中山、黃興他們留給歷史的最大功績。孫中山締造民國,功在千秋,他的所有缺憾都不能與他這一巨大功績相提幷論。

儘管他身上也有歷史性的遺憾,比如1920年1月,他對北大學生張國燾、康白情、許德珩等說:"你們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動是很好的;你們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們無非寫文章、開大會、游行請願、奔走呼號。你們最大的成績也不過是集合幾萬人示威游行,罷課、罷工、罷市幾天而已。如果我現在給你們五百支槍,你們能找到五百個真正不怕死的學生托將起來,去打北京的那些敗類,才算是真正革命。"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無論上層的宮廷政變,還是下層的農民起義)都是暴力造成的,近代以來的歷史也反復表明,只有暴力才是决定中國政治的最後聲音。暴力革命的傳統已經滲入孫中山的骨髓裏,所以在他看來,"五四"運動只不過是赤手空拳地與北洋政府抗爭。他看不到"五四"的重大意義之一就在于它給中國提供了另一種有別于暴力傳統的先例。它幷不訴諸武力,它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思潮的力量,它反對舊思想、舊文化、舊勢力,倡導新思想、新文化,幷不從政治層面入手,以奪取權力爲目標。這是一輩子從事暴力革命的孫中山所難以理解的。即使在他高度肯定"五四"的《致海外國民黨同志書》中,思想也是爲政治服務的,而不具有自身獨立的價值。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在日本重建中華革命黨,這不是一個公開的政黨,全體黨員要服從黨魁命令,各具誓約,誓願犧牲生命、自由權利,還要在誓詞上加印右手中指指模。"首以服從命令爲唯一之要件。凡入黨各員,必自問甘願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後可"。黨章中把黨員分爲首義黨員、協助黨員、普通黨員,在革命成功以後分別爲元勛公民有功公民先進公民,以"革命"的名義剝奪了大部分人的公民資格。這是典型的"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國式邏輯,他忽略了沒有人權概念的廣泛普及,沒有公民社會的形成,民主制度不過是空中樓閣,這不是依靠對革命者授予優先特權、論功行賞就能解决的。

回首漫長的革命征程,面對一連串的失敗,孫中山晚年轉而向新生的蘇聯尋求幫助,走上"聯俄聯共"的道路,幷以蘇共模式改組中國國民黨。1924年1月20 日,他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首次提出"以党建國"、"以党治國"、"党在國上"的觀點,"先由黨造出一個國來","以党建國","把党放在國上"。這一"党在國上"思想爲蔣介石將"民國"變成"党國"鋪平了道路。在有著深厚王朝傳統的土壤上,由"家天下"到"黨天下"只有一步之遙。對于身後出現的"党國",孫中山雖然始料未及,但不能不說是他留下的最大遺憾。

陳英士、陳炯明都曾是追隨孫中山的同盟會人,他們在上海、廣東掌握權力之後,無視約法,鏟除异己,鉗制輿論,槍殺報人,草菅人命,一點人權觀念也沒有,孫中山對此無可奈何。陳英士派人刺殺光復會領袖李燮和、陶成章,槍殺陶駿葆。陳炯明限令解散臨時省議會,血腥鎮壓其他民軍,悍然槍决著名報人黃世仲。《廣州公言報》、《陀城日日新聞》主持人陳聽香仗義執言,陳立即下令封閉兩報,幷將陳聽香逮捕槍斃,比張作霖等軍閥殺邵飄萍、林白水早了十三年,那時離民國成立僅三個多月。這一切充分暴露出人性中陰暗、殘酷的一面。其實,在"打江山、坐江山"的心態支配下,無論什麽人掌握了沒有制約的權力,都將是危險的。權力腐蝕人,爲了鞏固到手的權力,昔日的理想主義者也會蛻變,缺乏有效的權力制衡,缺乏對异己、對不同聲音的包容,結果只能在興衰成敗的"周期率"中打轉。

宋教仁和蔡鍔兩個湖南青年都是中國政治史上异質的因子,他們像彗星一樣過早地隕落,是民族的重大損失。宋教仁有著陽光一般的性格,他試圖把中國政治引入陽光的軌道,他身上沒有敵人意識,從不懷疑政敵的人格,對中國政治的險惡缺乏清醒的認識,在民初轉瞬即逝的舞臺上,他刹那的光華幾乎照亮了數千年的黑暗,他以爲有了民國,有了憲法,實現兩黨制、責任內閣、權力制衡、自由競選乃是天經地義的。他組織國民黨,親自拜訪梁啓超,以輪流執政相期許,和袁世凱的親信過從甚密,對袁也幷無惡感,即使在上海火車站中彈之後,他在彌留之際口授的電文中仍對袁抱有希望。你可以說他幼稚、說他糊塗,但你不得不承認他是適合推動民主的政治家,也難怪他曾刮起永遠令人懷念的"宋教仁旋風"。他的陽光性格正好與袁世凱陰暗、自私、不可告人的帝王心態,以及無限權力不容他人覬覦的傳統政治規則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袁世凱以殘忍的手段將他置于死地,也無情地撲滅了中國人追求民主憲政的浪潮。宋和袁的對比就是近代與古代的不同,不幸的是中國仍停留在古代,宋教仁以年輕的生命爲百年中國留下了一個懸念。他的死標志著又一次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努力失敗了,成王敗寇的邏輯繼續主導著中國,曾幾何時,孫中山、黃興……這些民國元勛在自己締造的民國成了通緝犯,再度踏上流亡的老路。

年輕的蔡鍔站出來向天下已成其囊中之物的龐然大物袁世凱說不,護國壯舉的背後幷無個人目的,僅僅是"爲四萬萬國民爭人格",自然也包括爲他自己爭人格。起事前夕,他和梁啓超在天津相約:"事之不濟,吾儕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濟也,吾儕引退,决不在朝。"這番誓言,至今讀來仍擲地有聲。他是近代將領中唯一一個富有知識分子氣質的人,他之所以冒險犯難,逃離北京,起兵反袁,完全基于他對共和理想的矢志不渝,他對人格尊嚴的在意與追求,而他對袁本人始終是心存感念的。這一壯舉雖然未能結束幾千年培植起來的忠君文化、權力崇拜文化,但這畢竟有別于"打江山、坐江山"的傳統選擇,在中國土壤上終于出現了一點异質的東西,在幾千年長夜之後終于曙光初現,怎麽肯定其意義都不爲過。



跳出"周期率",靠的是制度轉型誠然沒錯,但制度轉型需要文化的支撑,在成王敗寇、"打江山、坐江山"的傳統格局下,在根深蒂固的皇權崇拜、青天情結支配下,當一個民族最優秀的精華因子也只會在"屈原人格"中打轉,走不出"第二種忠誠",走不出幕僚情結,即使有了共和的形式,有了憲法、議會和總統,也不會有真正的民主,無非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點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不僅是知識分子的生命綫,也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根本標志。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度絕對稱不上文明國家。

從王韜、梁啓超到邵飄萍、張季鸞、胡政之、胡適、儲安平等,幾代知識分子爲此付出了智慧、心血乃至生命。從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到1948年儲安平的《觀察》周刊被封殺,近百年來,知識分子"文章報國"的理想從未泯滅過,他們對現實事務、歷史事件的判斷容或有錯,但他們對文明大勢的判斷基本上是清醒、準確的。他們都認識到中國必須從舊的傳統中走出來,結束周而復始、惡性循環的命運,也就是跳出"周期率"。他們從言論入手,盡言論之天職,"監督政府,嚮導國民",不斷地爭取言論自由。無論面對晚清王朝還是袁世凱,無論是形形色色的北洋軍閥,還是蔣介石、日本人,他們都一樣恪守言責,絕不懈怠。他們的思想或許各不相同,他們的現實關懷程度也天差地別,相同的是他們對言論自由的追求。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一個古老的專制國家就不可能走出古代,踏上近代的門檻。

梁啓超是上個世紀之交"言論界的驕子", 他以《新民說》等大量文章、著作給中國帶來了某種希望,從《時務報》到《清議報》、《新民叢報》,他那帶有感情的筆鋒感染了不止一代人,直接影響了蔡鍔等學子,間接影響了幾乎每一個知識分子。在戊戌變法失敗後的痛苦歲月裏,他走出了老師康有爲的影子,成就了上個世紀之交一個知識分子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1912年,在經歷了十五年的流亡生涯後,他返回祖國,在一次報界歡迎大會上,他無比感慨地說:清王朝的覆滅、中華民國的誕生,"則報館鼓吹之功最高", 他稱之爲"以黑血革命代紅血革命"。梁啓超一生耿耿以"新民"爲念,辛亥革命之前的十八年中他先後辦過七個報刊,以其言論、思想改變了一個時代,豐富了民族的精神寶庫。他認爲立言的宗旨就在于"浚牖民智,熏陶民德,發揚民力,務使養成共和法治國國民之資格"。(《梁啓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 版,2509頁)所以,他回國以後,面對潮水般的歡迎,他首先想到的是重操舊業,表示願以辦報爲自己終生事業。他的這一認識無疑是相當深刻的。遺憾的是民國初年他經不起種種誘惑,一脚踩入了污泥濁水的政壇,爲世人所詬病。一個言論界的梁啓超,其影響、作用遠大于一個總長的梁啓超。

當陳獨秀痛定思痛創辦《新青年》,打出"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大旗,一場孕育了新文化的"五四運動"就呼之欲出了。陳獨秀曾言,辦報十年,國中風氣當爲之一變。邵飄萍、林白水抱定新聞救國之志,不惜流血。與他們的殉道精神相比,他們的缺點不過是白圭之瑕。《大公報》在張季鸞、胡政之他們手裏發揚光大,贏得世界性的聲譽不是偶然的,"小駡大幫忙"的污水遮掩不了歷史的真相,百年回首,我們依然爲他們當年的言論風采而激動,他們不僅忠實地記錄了一個時代,而且參與塑造了一個時代。《大公報》爲代表的民間報紙對國民黨專政、腐敗的公開批評,對社會進步、民生幸福的追求,讓我們今天讀之仍爲之動容。在兩極對峙、 左右不是的夾縫中,他們始終堅持自身的獨立性,堅持中道而行,儘管他們的一切努力最終都化爲了灰燼。

在通向言論自由的路上,每一步都灑滿了犧牲者的汗水和血迹。近代中國的每一個微小的進步都凝結著他們的理想。從胡適、傅斯年、羅隆基、王造時到儲安平,直接吮吸過西方文明乳汁的新一代知識分子,他們對中國的弊端有更清醒的瞭解,無論他們最後留在大陸,還是去了美國、臺灣,他們對中國的感情是一致的,他們試圖走出專制傳統的陰影是一致的。對他們而言,言論自由是天賦人權,是與生俱來的。1929年,胡適、羅隆基在《新月》公開批評國民黨一党專政,發起人權運動時,他們沒有一絲的膽怯。王造時無論在寫《從"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時,還是在辦《主張與批評》、《自由言論》半月刊時,面對怎樣的壓力、迫害、 威脅,他都沒有屈服,這些擁有博士頭銜、洞悉人類文明趨勢的知識者,在他們心目中,發言是天職,批評政府是常態。當官對他們沒有什麽誘惑,王造時幾次拒絕過蔣介石的拉攏,羅隆基也曾拒絕當國民黨的部長,胡適一輩子有很多從政的機會,包括做教育部長、行政院長等,他都一一謝絕了,只願當戰時的駐美大使、北大校長。

有這樣的認識,他們才有足够的底氣,坦蕩面對一切襲來的橫逆。儲安平辦《觀察》是中國自由主義在20世紀最後一次實踐衝刺,《文匯報》、《新民報》等被封殺,他站出來抗議;民盟被禁,他發表北京48教授的聯名抗議;即使"政府利刃,指向《觀察》",他也要說話……1948年12月,《觀察》終于沉淪在一個漆黑的長夜裏

他們之所以能作出這樣的選擇,來自他們獨立的人格追求,有獨立人格,不以權力的是非爲是非,才有獨立判斷,獨立批評。知識分子站在權勢集團之外,不依附,不獻媚,不唯權是從,是言論自由的必要前提。幾千年來我們跳不出王朝興衰、循環往復的"周期率",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王芸生先生早已發現的,中國從來只在兩個"統"中打轉,一個是"正統",一個是"道統"。所謂"正統"說穿了也就是誰掌握了無限權力,當上了皇帝,誰就是"正統",什麽篡位、逼宮都不在話下,劉邦當了皇帝,他就是"正統",項羽如果勝了,他照樣是"正統",一句話,"成者王,敗者寇"。歷史從來是按照他們的意志修的,即使千古典範的《史記》也類似于帝王將相的家譜。所謂"道統"表面上是儒家、骨子裏是法家("陽儒陰法"),百代都行秦政制,說出了一個事實,"道統"是爲皇權統治服務的, 讀書人皓首窮經,八股考據故紙堆,這一切都是爲了有朝一日登上天子堂,爲一家一姓的王朝效力,從而光宗耀祖,享受榮華富貴,"道統"確立了"普天之下"的統治秩序,對皇權、對祖宗之法一切都容不得懷疑。中古長夜,何止千年,歲月悠悠,幾乎沒有人對皇權、對世襲制、對扭曲的儒家學說提出質疑。讀書人除了走科舉之路、隱居之路,沒有其他任何路可走。

文明徘徊不前,社會停滯不動,文化無生氣,不容許任何不同思想,這樣的局面持續幾千年,這在世界史上是罕見的。在這樣的環境中,不可能生長出現代文明的因子。如果不是近代列强用大炮轟開中國的大門,閉關自守的天朝大國還以爲自己永遠是世界的中心呢。衆所周知,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中國人首先驚訝于西方的堅船利炮,接著登場的知識分子開始看到自身制度的缺陷、文明的差距。無論是傳教士,還是早期留學日本、西方的知識分子都給這個古老農業文明社會帶來了新的觀念、價值。新一代知識分子在19世紀末以來急劇的社會變動中逐漸成長起來。梁啓超說戊戌變法以後的15年變化之大超過了以往一百五十年,這話說得還是保守了些。

洪秀全沒有走出傳統造反、坐天下的老路。在康有爲身上,我們雖然可以看到傳統的因襲,但變化已經開始。孫中山爲創立共和作出的努力,足以讓他名垂史册。宋教仁、蔡鍔在幽暗的歷史中放射出刹那的光華。如果我們要重寫中國近代史,不能再按照"打天下、坐天下"、成王敗寇的邏輯來寫,主角也不是以政治人物爲主。儘管戊戌變法、憲政運動、辛亥革命、軍閥混戰這些都還是要寫的,但對那些切實推動了社會轉型的人、事和機構尤其應大書特書。蔡元培以"兼容幷包,思想自由"的理念奠定北大的基礎,也是爲中國現代大學奠基,其功績不亞于孫中山手造民國。陳獨秀、胡適辦《新青年》、推動新文化運動,張季鸞、胡政之等以"四不"方針接辦《大公報》,張元濟、王雲五等對近代出版業的貢獻……這些打破了千年暮氣的人物,他們身上都閃爍出有別于傳統文人的光芒。袁世凱、張作霖、蔣介石之流算不上歷史的主角,同盟會、北洋軍閥、國民黨的活動……也不能占據太多的篇幅,推動文明進步的力量是多元的。一元論的歷史觀應該到了壽終正寢的時候 了。在中國近代史上,一報(《大公報》)、一館(商務印書館)、一大學(北京大學)值得重視,它們具有象徵意義,以它們爲代表的近代大學、出版業和民間報 紙爲中國引入了新的文明,培育了幾代新型知識分子,是中國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的風向標。創辦這些事業的知識分子,站在權力以外,與當權者保持距離,獨立開創了歷史新局面。其精神價值和實踐意義都是永不磨滅的。我以爲,要說跳出"周期率",只有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一點希望的影子。



遙望十八世紀的新大陸,華盛頓經八年苦戰,終于爲那片土地贏得了自由以後,嚴詞拒絕王袍加身的呼籲,解甲歸田。這是一種怎樣的文化?這是一些怎樣的人?發生在新大陸的故事讓全世界耳目一新。比照我們古老的東方大陸,一次次的改朝換代都沒有觸動皇權本身。底層農民一旦造反成功,登上皇位,一樣是生殺予奪,頤指氣使,以天下萬物蒼生爲他囊中私有之物。從劉邦到朱元璋,甚至可以算上失敗的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之類,都是一個模子鑄出來的。不是"彼可取而代之 ",就是"大丈夫當如此也"。權力是唯一的,任何人當了皇帝,都不容他人染指,大臣也只有高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的份。老百姓要麽老老實實納糧、服勞役,要麽就是鋌而走險,揭竿而起,敗則爲寇,成則爲王,或者殺人放火受招安。總之,不會有新花樣、新模式。一切都是循環,一切都是輪回,從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到龍椅上撒尿的宣統,都沒有改變。

1912年是近代史上一個讓人眼花繚亂的年份,帝制推倒,共和告成,床底下拉出的舊軍官成了元勛、副總統,大大小小的舊官僚搖身一變、"咸與維新"了,帶兵的還是原來的把總,革命党人有榮登高位的,也有慘遭殺害的,宣統退位,孫中山辭職,袁世凱當上了民國的大總統,把他稱爲"華盛頓"的竟然大有人在……孫中山、黃興挾辛亥革命的風雷,出現在民初的政治舞臺上,他們一讓總統,一辭留守,在進退之間,以其純潔的人格打破了幾千年來一抓住權力即死不放手的積習。如果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心理,孫中山完全可以不讓總統,不管怎麽樣也要與袁世凱大打一場,爭奪天下,至于黃興手握重兵,更不會辭職,以其威望、號召力,進可以取中原,退可以割據江南富庶之地。所以,不管有多少失誤,不管有什麽遺憾,孫、黃二人都高出旁人萬萬也。他們的人格風範雖不足與華盛頓相提幷論,也足以光照整個中國史。在他們之後,從袁世凱到蔣介石到毛澤東……,一部中國史真是每况愈下,不堪回首。

20世紀中國發生過無數灾難、慘劇,當1926年發生"三•一八"時,當1927年發生"四•一二"時,當40年代李公朴、聞一多遭到殺害時,知識分子們幾乎都發出了獨立的抗議聲音。魯迅、王世杰、邵飄萍、朱自清、蔣夢麟、葉聖陶、鄭振鐸、聞一多……不同地位、不同思想傾向的作家、教授、報人們在"三一八 "的鮮血面前都挺身而出,譴責殺人的政府。面對"四一二"對共産黨人和左傾青年的屠殺,鄭振鐸等七個無黨派背景的知識分子在《商報》發表公開信予以憤怒的抗議。他們的尺度是人性、人道的尺度,不是政治的尺度。

時移境异,在震驚世界的"liusi"慘劇發生之後,偌大的中國早已沒有一家獨立的民間報刊,更由于無所不在的全能極權統治控制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意識形態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不但不允許任何獨立報刊的存在,而且要求輿論一律,普天之下只能有一個聲音,知識分子被掐住了喉管,再也發不出公開抗議的聲音。即使在密不透風的鐵幕下,"liusi"早晨,中央廣播電臺國際頻道仍播出了國際部主任吳小明先生起草的廣播稿,公開向世界說出了真相。當天上午和晚上,自然科學史家許良英先生和翻譯家楊憲益先生分別接受香港和英國電臺采訪,譴責了這場殺戮。1992年10月,一家發行量很少的《未來與發展》雙月刊發表許良英的《沒有政治民 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刊物甫一問世即遭封禁,編輯被整肅。1995年5月,以許良英爲代表的知識分子群體(其中包括了二十八位自然科學家)在寬容呼籲中還是提出了重新評價"liusi"的要求。十幾年來,包括胡績偉先生、李銳先生以及剛剛去世的吳祖光先生在內的知識分子不斷地發出同樣的呼籲。在一個沒有任何言論空間的社會,他們的聲音尤其可貴,正是這些可敬的老人捍衛了知識分子的良心,爲一個慣于吃人血饅頭的民族挽回了一點點尊嚴與榮譽。

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跳不出興亡盛衰的"周期率",說一千、道一萬,病根在于一元化的無限權力主導了整個歷史發展的進程,在于從上到下解不開帝王崇拜的死結, 在于成千上萬知識分子對權力的依附性,皮毛之論遠沒有過時,誰當了權就依附誰,沒有主心骨,沒有獨立性,追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沒有成爲大多數知識分子的第一需要,總是繞著皇帝的餐桌轉,日夜企求成爲權貴的座上客,至少要分一杯殘羹冷炙,夢想有朝一日被選中,入宮或入閣做個幕僚的大有人在。不要人格,不講道義,鮮廉寡耻,貪得無厭,而且總是能爲自己的無耻行徑找到美麗的說辭。以動聽的政治話語、學術話語包裝自己,唯一缺少的就是獨立精神,曾經在近代知識分子身上大放光芒的獨立性、批評性早已日漸式微。

百年尋夢,如何跳出歷史的"周期率",五十八年前,毛澤東在延安窑洞中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那只有從破除 "打天下,坐天下"的舊觀念、舊模式開始,從恢復知識分子的獨立性開始,從言論自由開始。這些話卑之無甚高論,却都是無法回避的問題。

2003年3月19、20日

請看蘇修的一種新行業

請看蘇修的一種新行業

陽戈

(《紅旗》一九七五年十一期)

近年來,在蘇修社會裏,出現了一種新的行業。這種新行業,雖然沒有被蘇修叛徒集團列入他們"巨大成就"的欄目內,但倒真的搞得不壞,正在以很快的速度"發達"起來。這裏,且舉這種行業的幾個小例子,使讀者開開眼界。

先看"私人授課"業。此業現在盛行蘇聯全國,據說是專門爲中學生進入大學而設立的。私人授課每小時可得五至十個盧布,相當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資。在莫斯科街頭,"圓柱上"、"墻壁上","大門道裏",到處是這種花花綠綠的廣告,簡直讓人眼花繚亂。

再看"代人考試"業。據《莫斯科晚報》載,有一種"代人考試組織",專門代人投考大專學校。這種組織業務繁忙,應接不暇。有一個成員上午到食品工業專門學校代人考試,下午又到紡織工業大學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學代人投考經濟系。考取後,每位收取代考費五百盧布。

其次看"論文出售"業。《共青團真理報》載,羅斯托夫鐵路運輸工程學院裏有一種"聯合組織",專門"幫人做畢業設計、學習論文、測驗作業、實驗室作業"。一份設計,售價九十盧布,有的一百五十盧布。

再其次看"畢業證書製造"業。《消息報》介紹的一個"畢業證書製造所",一張畢業證書售價一千盧布,兩年中他們就銷售了五十六張這樣的畢業證書。

若問這種行業爲什麽如此興隆,那就要看看蘇修的教育制度了。隨著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蘇修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早已成爲進入特權階級的階梯。蘇修總頭目勃列日涅夫說:"國家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從事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國家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幹部。"許多材料證明,大學文憑是選拔幹部的决定性標準。有此文憑,即使是個白痴,也能撈個一官半職;無此文憑,即使你是"共産主義勞動突擊手","從戰爭年代起"就做某項工作,幷且"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但最後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話以及無數事實告訴人們:只要一進了高等學校,或者乾脆只要設法撈到一張大學文憑,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祿,就有飛黃騰達的時機。要是進不去呢,那就對不起,只能"永遠"當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執行者"。許多人爲了達到"高升"的目的,當然就只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于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業都應運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這種新行業。特權階級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祿傳給他們的子女,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通過教育一途。而這樣做,沒有上述行業的幫助,就有點兒難處。你說考試吧,"中學課程"幷不完全包括大學"考試中應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學畢業生怎麽去考?有了上述行業,蘇聯的資産階級新貴們就不怕。他們有的是錢,可以雇請"家庭教師",或使子女進各種學費昂貴的私人"補習班"之類。這樣把子女塞進高等學府以後,總算放心了吧?可是還不行,有些公子小姐們一向吃喝玩樂,誰願去死啃書本?不能畢業怎麽辦?還得依靠上述行業。在"教育市場"上,只要不惜重金,什麽畢業論文、畢業文憑,甚至"副博士"之類的頭銜都可以買到。有了這些玩藝兒,就可以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不難看出,蘇修教育領域的新行業,完全是適應特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産階級文化專制的需要而産生的。

"有錢,就可以進入高等學校",這是蘇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報紙吐出來的一句很難得的真話。當然,蘇修統治者"標準的提法"可不是這樣。因爲這麽說,他們那個冒牌的"社會主義"不就露了底?你聽,蘇修《國民教育立法原則》說得多麽堂皇:蘇聯全體公民不分財産和社會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實呢?在蘇修叛徒集團的統治下,勞動人民既沒有那麽多的錢去雇請"私人教師",又沒有那麽高的地位來得到同僚們的"照顧"。他們的子女,無論在分數面前,還是在其他什麽面前,怎麽能同那些公子小姐們"一律平等"呢?且以他們自己對新西伯利亞所作的調查爲例,那裏有近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學門外,而城市知識分子(不要忘記,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鑽進了高等學校。按照蘇修的"立法原則",或者可以這樣說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還不是"一律平等"麽?其實,什麽抽象的"自由"、"平等",從來就是資産階級的謊言。列寧曾說過:"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談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勞動者和受資本剝削的人,無論如何,也是維護資産階級的利益。"列寧的話,這樣無
情地揭露了一切關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論的虛僞性。可是,以 "列寧主義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們,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實面前,還在那兒高談著"一律平等"之類的神話,這難道不正是爲了欺騙蘇聯勞動人民嗎!

學校商業化,知識商品化,這完全是蘇修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給教育帶來的必然結果。蘇修統治者通過校內教育和校外宣傳,公然要青年人樹立"合理的利己主義" 世界觀,幷且毫不隱諱地對他們說,"學習、掌握知識"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這是一個將能産生高額利錢的貯錢匣"。既然"知識"、"文憑"、"學銜"都可以用金錢買來,那麽,這些東西一旦到手,當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轉",以謀取更大的利潤。虧本的生意誰會去做?這種腐朽透頂的"教育",是一個黑色染缸,別說特權階級的子女,就是少數勞動人民的子女進校後,也必然要受到腐蝕和毒害。它只能培養那種以賺錢贏利爲人生哲學的新資産階級分子,即培養特權階級的接班人。

蘇修教育領域這種新行業,鬧得烏烟瘴氣,引起了勞動人民的憤怒,于是蘇修報紙也不得不說上幾句對此表示不滿的話。這當然只是裝裝樣子、騙騙群衆而已。他們心裏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點兒浮油,根本不可能觸傷老爺們那肥胖的
軀體。那些真正敢于揭露這種醜惡現象的社會根源的,不僅文章登不出,恐怕連作者都早已被關進了"瘋人院"。而經過精心篩選後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癢、避而不談問題實質的文章,簡直無异于莫斯科街頭的廣告,對這種行業只能起到提倡、
鼓勵以至"介紹經驗"的作用。很顯然,要徹底解决這些問題,那就意味著推翻蘇修現存的社會制度,這是蘇修統治者連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統治者不敢想的,蘇聯人民却要想,幷且終究有一天還要行動起來,再一次掃除這些穢物。

重溫“文革”發迹夢(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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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文革"發迹夢
——讀徐景賢《十年一夢》

傅國涌

"文革"噩夢過去已經30年,"文革"的幽靈仍然日夜纏繞著這個古老民族,揮之不去。後"文革"的權貴之所以對"文革"諱莫如深,是因爲他們的權力來源、權力基礎、權力運作方式和"文革"幷無不同,如果真的要清算"文革"、徹底否定"文革",無异就是否定他們自己,至今討論"文革"在這片國土上還是一個大大的禁區。"文革"十年間在政壇得勢的大大小小的明星,曾幾何時都已經暗淡無光,對他們而言,那些權勢煊赫、頤指氣使的時光早已一去不復返,他們只能在回憶錄中重溫舊夢,徐景賢的《十年一夢》也是如此。這位曾叱咤上海灘、在這個超級大都市權傾十年的"文革"新貴,在晚年的餘輝中遙望前塵,他對毛澤東操縱發動的"文革",對那個不正常的專橫的、可怕的權力體制,對他自己參與制造的民族灾難,沒有一絲的反省和懺悔,他感嘆的只是失去的榮華,悲吟的只是權力的失敗,甚至對他奉若神明的上海幫幫主張春橋、姚文元們,他充滿了感念之情,對他們的權術、陰謀多有肯定,對自己恰逢其時、挺身造反,從中共上海市委大院內部點火,幷成功地登上權力舞臺而慶幸,對此,直到生命的黃昏,他的內心還不無竊喜,這一切都流露在字裏行間。

因爲"文革"的發生,徐景賢從一個小小的市委寫作組小頭目平步青雲,一夜之間成爲上海灘霓虹燈下的顯貴、紅人,完成了從小鬼到神明的蛻變,官至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在張、姚、王先後進京,位居中樞的時光裏,他實際上是上海的第一人。他的發迹,類似于近代以來混迹上海的各色人等一夜暴富,或由小流氓因緣機會而成大亨的故事,只是這裏還有更大、更深的背景,有著更爲複雜的權謀,其中混合著全民族長達多年的不幸與苦難,伴隨著很多人生命的喪失、家庭的破碎,許多參與創建這個極權制度的元勛、功臣、英雄、衛生淪爲階下囚,甚至死無葬身之處,一句話,在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徐景賢他們發迹的背後,有許多人的血泪,他們的頂戴花翎是由人血染成的。

然而在一個權力沒有約束,一切以權力爲中心的社會裏,幾個卑鄙或不卑鄙的小人,因爲皇帝的欣賞、提拔,一步登天,注定了長期成爲許多人茶餘飯後談論的話題,即使摔下來了,老實說也有不少人暗中羡慕他們的好運。在這裏,權力畢竟是個神奇的東西,"鮮花、美酒、女人、塵土、王八、飛機、狗雜種,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圍繞這個中心旋轉,像肥肚子上腫脹的脂肪圍繞著深陷的肚臍。"它仿佛有著一種神奇的力量,"有了權力,你今生今世花天酒地,榮華富貴,享樂不盡; 沒有權力,你就是私生子,狗娘養的,誰都可以駡你打你,踹你一脚,唾你一口,死了也不得翻身,五官朝下。得到權力,不管你是偷來的,搶來的,拿老婆換來的,不管你是無賴白痴,殺人犯,騙子手,玩弄朋友的妻子者,你都可以高高在上,發號施令,接受成百上千條舔你屁股的舌頭","文革"給了某些人得到權力的機會,哪怕是他們權力舞臺放逐之後,要想他們自我反思,對自己的那段歷史有新的認知,幾乎是不可能的。從徐景賢的回憶,我們看不到這一點,在其他文革紅人的回憶,我們也看不到。"文革"是他們的好時光、好年成,是他們美麗的似水流年,只是流年苦短、好夢難留而已。

上海是個魚龍混雜的地方,因爲租界的長期存在,在1949年以前的一百年中,上海灘頭,各種不同的政治集團、社會力量、外國勢力幷存,革命的、保守的、反動的、進步的、庸俗的、高尚的……各種不同的人物、聲音都可以這個東方都市栖身,這是近代工商業、對外貿易、金融、文化、新聞出版的中心,是流氓地痞和革命者都可以藏身、施展手段的地方,暴力、金錢、美女、權力……在黃浦江畔這方水土上,人們認的是武力爲後盾的實力,是生殺予奪的大權,血緣、地緣的紐帶扯斷之後,到這裏來尋生活,找出路的人們,已經不再有天理人情、舊時倫理法則、傳統道德的束縛。換言之,這是一個近代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特別講究實際利益的城市。1949年新的紅色江山帶來了新的規則,上海的主子變了,但上海人對世俗利益、人間權勢的傾慕心態沒有什麽變化。一旦有機會,上海灘上總是風雲滾滾。"四人幫"、徐景賢他們的應運而生是自然而然的。中共"十大",一夜之間,一批工人在睡夢中被叫醒,飛機到了北京,已經是新當選的中央委員。這無疑比中頭獎還有神奇的故事,却是曾經發生過的事實。

遙想徐景賢在上海市委大院舉旗"造反"之初,毛澤東曾對姚文元面授機宜,姚在北京通過長途電話告知他,毛澤東很欣賞他們提出的一系列不無創造性的惡毒口號,比如"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毛欣賞這些口號的提法有區別,說了一個"好"字,那一天,毛生日還在和姚等碰杯時"祝全國全面內戰開始!"這個電話讓徐氏受寵若驚、欣喜若狂,在被恩准的範圍內到處奔走相告。不久,他又接到張春橋的電話,不能再用"火燒"、"揪出"的提法,一定要用"打倒",正式喊出"打倒陳、曹!打倒上海市委"的口號。他的每一步都是聽"文革小組"張、姚以及幕後那只無所不能的大手指揮,這是典型的"奉旨造反"。整個"文革",舉國上下真正清醒地保持了獨立判斷的不過顧准等極個別人。絕大部分人或主動、或被動、或有意、或無意地被毛牽著鼻子走,即使自覺的造反實際上也陷入了"奉旨造反"的格局之中。這一點徐景賢也清楚,造反派可以造別人的反,决不能造口口聲聲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的反,因爲造反行動中權力分贓不均,上海幾次向張春橋發難,都遭嚴厲處置就是證明。當然,更不能對操縱一切的毛澤東有一絲一毫的質疑,更不要說造反了。

官方在1976年後對"文革"的評價,總是說"文革"是一些道德上的奸佞小人(代表人物是"四人幫")欺騙了毛,造成灾難性的後果,忠臣們紛紛遭殃,個別像周恩來這樣的大忠臣在艱難的處境中,與奸臣虛與委蛇,做了大量好事。周確實與"四人幫"有所不同,但爲了維護他自己的既有權力,出于對毛澤東權謀的 敬服和恐懼,十年間他幾乎無條件地按毛說的一起去做,而且處處揣摩毛的心思、處處替毛著想。毛澤東提名不學無術、連徐景賢也看不起的王洪文當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周恩來之後,康生、葉劍英之前。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時,李先念等都不吭氣,許世友嘟囔說太年輕,是葉劍英這位"大事不糊塗"的老帥挺身而出,說:"重視提拔年輕幹部,是主席的一貫思想",列舉毛喜歡提的諸葛亮、孫策、周瑜的例子。幷掉過頭做許世友的工作:"我們這些當軍長、師長的時候,有的還不到二十歲,現在王洪文同志已經三十八歲了,我擁護主席的提名"。在他的說服下,這個名單才獲得通過,在座的王本人已嚇出了一身冷汗。最後,當然還有周恩來的"鼎力相助",王才能順利當上這個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的准接班人。徐景賢獲知,他本人之所以當上上海市委書記,還是周恩來提的名呢。周夫婦最後一次到上海,徐等"文革"新貴全程陪同,與周夫婦相處融洽。

在那個年代,事實上已分不出何謂忠、何謂奸。不光是傳統的忠、奸二元劃分太簡單了,在極權社會裏行不通,何况當時大家都堅决、無條件地崇拜、支持毛澤東,都在毛面前爭寵,毛要打倒誰就打倒誰,大家一致同意,從高崗、饒漱石到彭德懷,從彭真、陶鑄到劉少奇、鄧小平再到林彪……沒有不同的意見,每個人都是到了毛要把自己打倒時才發現晚了。對于"四人幫"的得勢,權力格局內幷無什麽抵觸。所有人都是服從、相信、膜拜君臨天下、和尚大傘的毛澤東,還有多少忠和奸可 言?

2006年4月19日

[徐景賢《十年一夢》,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5年]

一個國家的自殘(黃章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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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的自殘

黃章晋

今年是蘇聯大清洗70周年。大清洗是蘇聯人民在蘇共領導下的社會實踐中,由斯大林個人錯誤發動的大規模鎮壓反對派運動。在歷時兩年的大清洗中,有上百萬無辜者遭受迫害,它對蘇共、對蘇聯各族人民乃至國際共産主義事業造成了巨大傷害,也是人類20世紀歷史上的重大悲劇之一。

斯大林時代的大清洗悲劇,有其特殊的歷史環境背景和制度背景。

列寧創建的人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猶如一顆新星刺破蒼穹,劃出人類理想社會的軌迹。但當時的蘇聯,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敵對、仇視的包圍下,猶如汪洋中的孤島。

戰爭結束後,蘇聯長期遭遇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國際社會的封鎖、孤立和拒絕承認。它面臨的外來入侵、顛覆、破壞的威脅,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這個新生的國家,長期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生存。

因爲它是一個工業基礎落後的國家,急于求成的衝動,使它違背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錯誤地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制度所公開宣稱的最根本優勢和特徵之一的民生、福利,被迫作出犧牲。

這個時刻面臨外來侵略、顛覆威脅的國家,長期保持了戰時的專政體制,在一種內外高壓的環境下,來凝聚這個國家。

70年前的大清洗,正是在那樣一個後人很難想像的艱難而險惡的生存環境下發生的。

大清洗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蘇聯社會發展和實踐過程中出現種種問題後,斯大林爲維護"一言堂",製造對自己的"個人迷信",極端錯誤地將黨內和國內各種不同意見,上升爲威脅蘇維埃政權的敵對性矛盾,予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任何一個政黨的領導者,一旦把正常的黨內意見和爭論視爲敵對,幷用對待敵人的辦法進行消滅,最後都會對國家,對民族,也對政黨自身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和不可饒恕的罪行。

大清洗發動時特定的國際環境、時代背景以及大清洗發動所依賴的制度性基礎,今天已不存在,這正是其留給後人慘痛的教訓之一。

70年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紀念大清洗受害者時說:"我們所有的人都應當記住這一歷史悲劇,但不是悲劇本身。之所以需要紀念,是因爲我們應該清楚,爲了國家發展和進步,選擇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爭論,需要大辯論,需要交換意見和鬥爭,但所有這些都應該是建設性的,而不是具有破壞性的。"

這是後人對大清洗悲劇最好的總結,亦是普京作爲國家元首,對過往歷史中的國家犯罪的道義上的反省。

正像他對俄羅斯人民所說的那樣:"爲了記住這段不幸的歷史,我們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現在終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認識到這是場民族悲劇的時刻,我們應永遠銘記這一歷史教訓幷使之不再重演,這是所有人的責任。"

2007年10月3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擊場"的大清洗紀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難者。普京是對大清洗歷史正式表態的第一位國家元首,俄羅斯人爲此已經等了整整70年。

普京曾負責的聯邦安全局,其前身便是斯大林統治時期的克格勃,它正是大清洗的最重要執行者。

在現場感傷得聲音顫抖的普京說,大清洗導致幾百萬人被迫害致死,"他們是有著自己觀點的民衆,他們幷沒有害怕說出自己的觀點,他們是民族最優秀的人物"。

19371938年蘇聯的大清洗開創了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先例:一個政黨將自己一半的成員逮捕,一個政權將自己多數的上層成員處决,一支軍隊的軍官團在和平時期幾乎被全部消滅,一個國家的公民看到門外有汽車停下就懷疑自己將被逮捕。

它是蘇聯歷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時期,它的灾難原因今天才開始總結,它留下的歷史苦果,全蘇聯國民都早已品嘗,且遠未結束。

歷史謎案成大清洗導火索

似乎一切都始于基洛夫。他的遇刺,迄今難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但却是大清洗的直接導火索。

基洛夫,蘇共政治局委員(蘇共無政治局常委)、列寧格勒州委書記。他黨內資格不老,却擁有極高聲望,在1930年代,他是當時蘇聯政治局委員中,惟一還敢走進工人群中發表演講的人。

1934年12月1日夜,一位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爾尼宮內近距離槍殺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後供稱,刺殺動機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糾葛。

基洛夫之死最廣泛的一種說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因爲他迅速上升的聲望威脅到了斯大林。其實,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親密政治盟友,擔任列寧格勒州委書記,也是斯大林在1926年戰勝黨內對手季諾維也夫後,在對手勢力範圍內"摻沙子甩石頭"的安排。

基洛夫幷非手軟之輩,清洗季諾維也夫的勢力、消滅富農,一點不含糊。他用25萬勞改犯完成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工程,這條運河當時已被稱爲白骨與鮮血運河

斯大林親自爲辦理基洛夫案的內務部負責人雅戈達指示方向:政治謀殺。雅戈達在極短時間內,將數千人流放、判處徒刑,槍决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敵人、已經倒臺的前政治局委員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成爲被告,被判處有期徒刑。

但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結果。于是,全新的人馬重審基洛夫案。1年後,基洛夫案終于有了令斯大林滿意的結果:1936年8月19日,"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蘇聯合中心案"在莫斯科開庭。

審判公開進行,全蘇的宣傳機器都被動員起來。人民群衆經教育後得知,那些失勢的前反對派們是如此險惡,他們謀殺了基洛夫,他們還想謀殺斯大林,甚至全體政治局委員。

人民群衆不斷被組織參加各種聲勢浩大的政治游行,或憤怒聲討犯罪分子,或熱烈慶祝又一個反黨集團被摧毀。

僅有游行和表態是不够的,人民群衆必須知道,這將是場殘酷的、你死我活的鬥爭。1937年2月,蘇共全會發布斯大林的號召:"拋弃舊方法,即辯論的方法,采用新方法,即連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與反黨分子堅决鬥爭。"

斯大林乘著成功破獲基洛夫遇刺案的東風,及時爲運動指明繼續鬥爭的方向:在黨的歷史上還存在過其他各種反黨集團,"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對派"和"右傾派",等等,所有這些派別都應該是追查的對象。

于是,熱情高漲的人民群衆進入相互檢舉揭發階段;于是,蘇聯各地都遍布著大大小小駭人聽聞的陰謀和犯罪。不過,對普通人來說,更多時候,是一輛黑色轎車停在樓下,他們戰戰兢兢等待那個恐怖的敲門聲,最後驚喜地發現,原來是鄰居一家從此消失

官方歷史上,大清洗被稱爲"肅反",當不得不面對驚人的濫殺濫捕無辜問題時,有一個含混曖昧的詞被發明出來:肅反擴大化。其意不難理解,肅反是對的,只是具體操作時,範圍上失控了。

列寧創建的黨被消滅了

莫斯科大審判一共3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劇目,另外兩次是1937年1月23日開庭的"平行總部案件"和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 審判"。3次大審判的被告人數分別爲16、17和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獲有期徒刑外,其餘被告全部被槍决。

當年著名的列寧遺囑中提到的6位蘇共領導人,最後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達科夫,在3次大審判中全部被處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審判,但後被刺殺)。

此外,領導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員會成員中有23人被槍决;十一大中央委員會的27人中有20人被槍决;十五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全被槍决或暗殺;第1届蘇維埃政府的15名成員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槍决。

19361938年間,蘇共一半的黨員——約120萬人被逮捕。有人總結:列寧創建的黨被斯大林消滅了。

斯大林對列寧時期的老布爾什維克的剪除,其實幷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1931年的清黨運動中,就有25萬人被開除黨籍。

大清洗在蘇共塑造了一種恐怖文化,党的高級幹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輛汽車,因爲容易被懷疑爲陰謀聚會,他們不敢也不會有真正的私人友誼。除了斯大林,他們不敢邀請同事到自己家吃飯——到斯大林家吃飯也令人膽戰心驚,雖然誰都渴望那個位置,但正如布爾加寧所說:"你永遠不知道從那座位離開後你會去哪里,是回家還是監獄。"

大清洗完成了蘇共的政治大換血。列寧時代的蘇共黨員,相當多數是理想主義者,他們雖然對管理一個國家幷無經驗,但對建設一個理想社會却充滿熱情,他們有著老布爾什維克樸素的正義感和對党的忠誠。

到了1939年,蘇共黨員幹部中,80%是列寧死後才加入蘇共的他們是通過吸收斯大林修改過的歷史和各種宣傳物品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在他們的心目中,除了列寧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領袖幾乎全是叛徒。

換血前的蘇共,相信"黨的一切都是對的";換血後的蘇共,相信"党的領袖的一切都是對的"。蘇共換血後最可怕的質變是,党的新成員們已經習慣于告密和揭發,習慣于看領導的眼色行事,習慣于通過出賣靈魂的方式,獲取物質和權力上的享受。

大清洗完成了斯大林絕對正確歷史地位的塑造。1938年,斯大林欽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大清洗中的一切政治謊言堂而皇之進入歷史,成爲影響數十個國家幾代人的歷史教材。

要叙述此事他們已無能爲力

19371938年的大清洗,目前可信的保守數字是,有不少于157萬人被判刑,約69萬人被槍决,約70萬人被關進勞改營,在監獄、勞改營中死亡的人數不詳。

而古拉格(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簡稱)披露的檔案資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萬人的資料,到1953年,則不少于1000萬人。這意味著,整個斯大林時代,大約有1000萬人被送進古拉格群島。

摧毀東正教曾是列寧遺願,斯大林在1930年代初完成了對東正教的系統摧毀破壞,但仍有宗教勢力暗中活動。大清洗期間,有16.5萬名神父因傳教被逮捕,其中的10.6萬人被槍决。

作爲一個階級,富農雖然在幾年前近乎內戰的集體化運動中被徹底消滅,但1937年7月30日克格勃發布第00447號針對"原富農"、"富農幫凶"和其他反蘇聯分子的命令,意味著肉體上還活著的前富農及其家屬依然必須肅整。

爲應付將來戰爭中可能出現叛徒民族,必須提前對那些不可靠的民族進行重點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蘭人,其次是烏克蘭人,在集體化中瘋狂反抗的高加索諸民族和中亞各民族也許最危險。

爲了更高效率地"肅整階級敵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達指標任務。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鎮壓3.5萬人,槍斃其中的5000人。

每個蘇聯人是生還是死,都取决于斯大林的一支筆。前蘇聯歷史學家伏柯格諾夫發現,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30份名單上的簽字記錄。他全部簽署"同意死刑"的意見,但名單上的5000人,此時還沒有被正式審判。

70年後普京前往吊唁的"布托沃射擊場",是大清洗時莫斯科的一處刑場,原爲步兵訓練基地。

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間,莫斯科有4萬餘人被處决,至少2萬人喪身此處,最多的一天,這裏處决了562人。遇難者主要是農民、工人和舊時代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神職人員和部分沙俄貴族後裔,也有令"我們"意外的人,比如著名蘇聯英雄卓婭的父親。一開始,行刑隊用鐵鍬手工掩埋尸體,後來不得不動用挖掘機掩埋尸體。

爲紀念那些在大清洗中死去的冤魂,爲紀念那些在蘇聯時代的政治受難者,索爾仁尼琴在其偉大著作《古拉格群島》卷首,寫下這樣的獻辭:

"獻給沒有生存下來的諸君,要叙述此事他們已無能爲力。但願他們原諒我,沒有看到一切,沒有想起一切,沒有猜到一切。"

即使全軍覆沒結果也不過如此

蘇聯紅軍內部的大清洗,給後來的衛國戰爭造成慘重的損失。

1937年6月11日,《真理報》稱,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等8名將帥因叛國罪被捕。6月12日,報道稱,圖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槍决。

圖哈切夫斯基元帥是蘇聯紅軍公認最天才的將領,也是紅軍真正的靈魂。他和另外一些將領提出的大縱深作戰理論和大規模機械化作戰的理論,曾遠遠領先于西方的同行。這些人全數被槍决。

圖哈切夫斯基叛國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1936年德國安全局領導人海因裏希炮製的圖哈切夫斯基陰謀案材料,到底是德國人主動使用的反間計,還是有人故意透露蘇軍將帥不和,給他們一個製造反間計的機會,今天幷無確切答案。

大清洗幾乎整個消滅了蘇聯紅軍的軍官階層,紅軍指揮人員和政工人員有4萬餘人被清洗,其中1.5萬人被槍决。大清洗槍决了5名元帥中的3人,4名一級集團軍級將領中的3人,12名二級集團軍級將領的全部,67名軍長中的60人,199名師長中的136人,397名旅長中的 221人。

蘇軍將領格裏戈連科曾評論說:"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它的高級指揮幹部在任何一次戰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沒有受到這樣大的損失,甚至全軍覆沒的結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繳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國和帝國主義日本所損失的高級指揮幹部也比這少得多。"

人類歷史上最罕見的事件就發生在斯大林判斷戰爭即將臨近之時。

被大清洗嚴重傷害元氣的蘇軍很快就在1939年的蘇芬戰爭中丟盡臉面。90萬蘇聯紅軍花了4個月時間,才迫使300萬人口的芬蘭屈服停戰,紅軍傷亡50萬人。它直接刺激了納粹德國的軍事冒險。

接下來的衛國戰爭,蘇聯人幾乎流盡了鮮血。戰前蘇軍兵員和火炮數量都多于德軍作戰飛機則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開戰1年半的時間裏,蘇軍就損失了1100萬人。戰爭中,蘇聯損失了1/7的人口只有猶太人被滅絕的波蘭達到這個比例,其生命代價超過除中國外所有參戰大國的總和。

如果沒有廣闊的國土縱深,沒有高達4000萬可服役後備兵源保障,沒有盟國的巨大物質援助,很難想像蘇聯能拖垮納粹德國。

當然,也許勝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蘇維埃體制本身,只有這種體制,一個國家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一切資源投入到戰爭中,才能承受難以忍受的傷亡,才能承受難以想像的苦難。

蘇聯對德國的勝利,是婦女兒童只有一個土豆果腹時,却能在冰天雪地的曠野中修築工事、建設工廠的體制,對日耳曼婦女應當專門在家生産教育優秀後代體制的勝利。

那些真正的叛徒們


今天爲大清洗辯護者的一個理由是,它使蘇聯變得更純潔,使蘇聯人萬衆一心地贏得衛國戰爭的勝利。

如果大清洗果真無意中消滅了許多叛徒,那麽,它消滅的叛徒也許遠沒有它製造的叛徒多。

蘇聯官方一直不願正視的一個歷史事實是,很多蘇聯人在納粹德國入侵時,將德軍當成救世主。這一點在德軍的很多回憶錄中可見。但納粹德國無情的種族奴役政策粉碎了這些人的幻想

對剛剛"主動加入"蘇聯的波羅的海3國居民來說,他們原本就認爲蘇聯是侵略者,但對曾長期生活在社會主義紅旗下的一些民族,背叛只能被理解爲大清洗和蘇聯農業政策的傷害,它在非俄羅斯民族中造成相當嚴重的人心向背問題

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發動侵蘇戰爭時曾宣稱:"我只要在蘇聯這個破房子的門上踹一脚,它就會垮掉。"他相信,被大清洗大傷元氣的蘇軍不堪一擊;他相信,經歷過大清洗的蘇聯早已人心渙散。

希特勒的判斷某種程度上是對的。二戰中,在不存在僞政權情形下,本國公民大規模加入敵方作戰的,惟有蘇聯被俘高級將領主動要求從戰俘中組織軍隊幫助侵略者的,也惟有蘇聯。一個行政上高度統一的主權國家發生這樣的事,史上罕見。

衛國戰爭中,德軍高峰時擁有近200個俄羅斯人組成的獨立營級作戰單位,另有專門圍剿游擊隊的140個團級戰鬥單位。1943年春,蘇軍叛變者和平民以志願者方式爲德軍服務的高達100萬人

納粹德國對俄羅斯人采取歧視政策,非俄羅斯裔的作戰部隊才被允許組成規模更大的作戰單位,譬如卡爾梅克人組成獨立的騎兵軍烏克蘭人組建的僞軍除維持治安和看守集中營外,還參與對蘇軍的襲擊作戰。蘇軍與朱可夫齊名的杰出將領、烏克蘭第一方面軍司令瓦杜丁即因烏克蘭僞軍襲擊而犧牲。

要求從戰俘營組建軍隊與德軍幷肩作戰的人是蘇聯杰出將領弗拉索夫

弗拉索夫是蘇聯歷史上最具爭議性的人物之一。此人1930年即爲中央委員,曾作爲軍事顧問幫蔣介石訓練軍隊。衛國戰爭中獲列寧勛章和紅旗勛章,他因莫斯科保衛戰中的巨大功勛,而深得斯大林器重。

1942年6月25日,弗拉索夫被俘,他很快提出與德國合作,希望能從戰俘營中組建一支俄羅斯解放軍,與德國幷肩消滅蘇維埃政權,最終建立對德友好的自由俄羅斯。

弗拉索夫叛國時,蘇聯正處于最艱難時刻:有經驗的部隊已經消耗光,新兵成批送上前綫,成批地死亡,而後方每根能用的稻草都已被送上前綫。弗拉索夫對部下解釋說:"難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嗎?難道俄羅斯民族的主要敵人不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斯大林嗎?難道奮起反對斯大林及其同夥不是每個俄羅斯人首要的神聖義務嗎?"

赫魯曉夫稱弗拉索夫因爲心智不健全才叛國。但對弗拉索夫來說,只要被俘,就是"逃兵、祖國的叛徒和人民的敵人",因爲蘇聯不承認"戰俘"。斯大林1941年8月的第270號令宣布,任何情况都不許被俘,指揮官要槍决怕死而當俘虜的人。刑法亦明確規定,戰士被俘,家屬流放。

納粹德國是個毫無理性的更殘暴更特殊的政權,在他們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滅,根本不配建立國家,500多萬蘇聯戰俘只是奴隸,根本沒有資格被組織起來與德軍幷肩作戰。除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外,納粹高官們都駡弗拉索夫是"蠢猪",甚至禁止他胡說八道。

戰爭即將結束的1945年,納粹德國山窮水盡時才想起弗拉索夫,弗拉索夫從戰俘中組建起一支總數約5萬人的"俄羅斯解放軍"。其中的許多人是戰場直接叛逃者,有數十人曾是蘇聯著名的英雄飛行員。

程度最深、命運也最慘烈的叛國者,是高加索人。集體化期間,先天熱愛騎馬的高加索人不願被剝奪養馬的權利——任何馬都是集體財産,個人不得擁有,大批反抗者被當作富農遭肉體滅絕。大清洗期間,高加索最嚴重的"問題民族"車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顧"。結果,納粹德國入侵時,未被蘇聯徵用的車臣年輕人幾乎全數加入侵略者

爲報復車臣人的叛徒行爲,1944年 2月23日至24日,全體車臣人和他們的鄰居印古什人被押上火車趕出故土,發配到中亞和西伯利亞。幷非只有車臣人遭遇此命運,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全體成員也于1943年12月被斯大林全體遷移。

但車臣人的命運無疑最悲慘,這個當時不到40萬人口的山地民族,1.5萬人被槍斃,3萬人被"牢改",5萬人被"勞教",10萬人死于 "西伯利亞建設"。

這個叛逆民族在"東遷"的死亡之路上,一些新的生命降生幷頑强地存活。特殊時期成長的這一代人注定將以特殊方式登場。他們當中幾個最著名的名字是:杜達耶夫、巴薩耶夫、馬斯哈托夫。歷史暴行的債,經他們的手,最終2004年別斯蘭慘案中的俄羅斯兒童,由莫斯科大劇院的觀衆,由普通俄羅斯人的無辜鮮血來償還。

車臣問題,是大清洗今天依然在流血的傷口。

艱難的平反

大清洗是一個國家的空前自殘,它殘酷到足以在道義上動搖蘇共政權的合法性。正視這段歷史,總結其悲劇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氣。赫魯曉夫曾作過嘗試,但他的秘密報告一經披露,就在整個世界引起空前地震。他們後退了。

赫魯曉夫和他的同志們只是以蘇聯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去斯大林化"——就如當年蘇聯的一切都離不開斯大林一樣,一夜之間蘇聯的一切都與斯大林無關了。只有罪惡才屬于斯大林。

至于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還要再等30年。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爾巴喬夫,以"不應當有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開啓大清洗的重新調查。

1988年,莫斯科大審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結束50年後終于開始被平反。同年,蘇聯所有中小學生的歷史期末考試取消,决定稱:不能讓謊言再繼續毒害學生。官方喉舌《消息報》發出旗幟鮮明的贊同意見:"那些用謊言毒害人們的思想和心靈、欺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難書。"

大清洗注定要與斯大林劃上等號,但大清洗中絕大多數受害者,是基層權力鬥爭和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的結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統與告密文化合謀的無辜犧牲品。它首先是一種體制性政治氛圍,一種懷疑周圍充斥著敵人,一種鼓勵互相告密揭發縱容人性醜惡的文化。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啓動就會自動運行。斯大林不見得是其真正的創造者,只是發揚光大者,它也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蘇聯,它隨著這個國家的解體才真正消亡。

一個民族需要關注天空的人(姚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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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民族需要關注天空的人
(追尋缺失的大學精神之一)

21世紀經濟報道 姚國華 2006-08-07 17:19:44


 編者按:
  真正的大學精神何在?
  大學是人格養成之所,是人文精神的搖籃,是理性和良知的支撑。蔡元培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爲囊括大典,網羅衆學之學府。
  按此標準,今天,大學需要反思。庸俗、功利、虛無侵蝕了大學學生及教員的思想。官僚本位、僵化學術機制以及對商業和技術的迷戀,讓大學創造之源乾涸。
  有人說,中國的大學已失去了脊梁,泯滅了精神,只餘下赤裸裸的追名逐利。更有人說,中國20多年來根本沒有大學,有的只是一個"打工仔崗前培訓機構"。
  本報特別策劃"追尋缺失的大學精神"系列,追尋、召喚逝去的大學人文精神。


關注天空,還是關注脚下?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只是關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
      
  中國到底有沒有真正的大學?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國的絕大多數時候,尤其是近20多年來,幷沒有一所真正的大學。真正的大學是什麽呢?我要講遠一點。

  孔子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爲他建立了一個學校,通過它普及了一種理論,世世代代傳下來。公元前5世紀前後,世界上有幾大文明各自形成自己的經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文字傳承下來,于是全球進入了軸心時代。今天,西方人之所以强大——他們後來超過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國,尤其在全球化時代,一種强大的力量逼迫著其他文明去改變自己,去迎合它,這種力量從哪里來的?是從大學來的。

  越是文明的社會,越是需要有一批專業學者來構造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成爲所有社會成員的文化認同。而這些有智慧的知識精英形成的共同體,就是大學。

  這樣的大學從什麽時候開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圖時代,就建立一個叫Academy的東西,柏拉圖的Academy要幹什麽呢?西方人認爲,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幷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後有一個抽象的能够用數學、用邏輯、用語言精確表達的Logos,按今天的話,一種規律、一種規則,那才是萬物的根本。只要把握了這個Logos,把握了萬物的規律,你就把握了萬物。這種柏拉圖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臘哲學的基本精神。

  這與其他思想不同,尤其與中國人注重直覺與感性思維不同。中國的農業文化相信,我們的直覺、感悟,我們在人和對象之間建立一種生動的、感性的、直覺的關係,這是中國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圖時代,他鼓勵他的學生去尋找萬物背後的邏輯、數學、幾何學,從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裏探索萬物的和諧秩序和規律。柏拉圖的這種智慧,傳到亞裏士多德,傳到亞歷山大時期的科學,傳到羅馬時代的法律,一直傳到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

  公元5世紀奧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綜合,把基督教由一個光是信仰的宗教,變成了一個理性的宗教,一個講道理的宗教。基督教越來越能够講道理,講究嚴格的理論推理,于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學。兩個月前,我去了西方第一所近代意義的大學,就是意大利的博羅尼亞大學。這所最古老的大學,有近一千年歷史,還力圖保持老樣子,那些房子已經非常老舊了,實在撑不住,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頂上,一些殘垣斷壁也都很好地保護在街上。這些大學幹什麽呢,要尋找上帝創造這個世界時賦予的規律、規則,一種抽象的道理,要尋找萬物背後的Logos。

  我們知道,鄧小平的一個偉大智慧是"不爭論":學任何東西,看任何書都要管用,沒用的東西就不要搞。讀馬列也要管用,否則幹什麽呢?爭論多了妨礙行動,所以提倡不爭論。深圳那個小漁村怎麽富起來的?靠的就是"做"而不是"說",說了就搞不成了,先做了再說,打點"擦邊球"沒關係。甚至連"擦邊球"也 說不上,完全放開,不然爲什麽叫特區呢?結果,今天中國人都默認,說的東西往往不能做,做的東西往往不能說;悶聲發大財,這是最大的聰明。

  但是西方學院文明恰恰相反,先是靠說,而且說的東西還不管用,說的是些什麽呢?針尖上能站多少個天使;上帝把亞當身上一根肋骨變成了夏娃,那男人身上是不是會少了一根肋骨;禿頭復活以後,在天堂裏面長不長頭髮;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樣子;亞當和夏娃不是娘肚子裏生出來的,有沒有肚臍眼。這些問題看起來無聊可笑透頂,在我們看來毫無意義,但它具有另一種意義,它確立了一個信念:萬物背後都有一個根本的道理,而且這個道理是可以推理、可以尋找、可以證明、可以爭出來的。越爭論,真理就越明白。最早的大學就開始幹這些事情,把道理搞清楚了,什麽事情都能够朝有序化、理性化的方向發展。所以,西方精英們從一開始就相信,社會必須有一種超越任何個人意志,超越物質外表的一種道理、一種規則、一種規律、一種秩序,它雖然抽象,却嚴格遵守邏輯、數學與實證的規則。這就是希臘理性思維,這就是柏拉圖的Academy留下來的精神,這就是現代大學精神。四大文明古國都是自然主義的文明,人們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輪回、靠土地裏面長出的東西來養活人,依靠自然生態的循環。

  但是與柏拉圖對應的希臘文明是另外一種文明。我兩個月前去了希臘,這個地方在今天看來是不可能産生偉大文明的:山上光禿禿的,生態惡劣,水土容易流失。所以,希臘歷史上經過幾次反復,克裏特文明,邁錫尼文明,總是幾百年就不行了,可能都是這個原因。後來多利亞人崛起,當這塊土地提供的糧食接近危險的極限時,他們受了腓尼基人貿易活動的影響,不再靠土地上的收穫直接養活自己,而是靠航海、商業、還有手工業,與外部的生産分工和相互貿易來實現生活的供給。他們的山上能够種葡萄和橄欖,這兩種作物不僅不造成水土流失,而且還能够保持水土,這兩種作物不能當飯吃,但是可以釀成葡萄酒,榨出橄欖油,而他們又有非常好的航海條件。他們把葡萄酒和橄欖油拿去跟別人換,于是一種特殊的文明就産生了。

  商人們航行在單調枯燥的海上,跟農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與大地接觸不一樣,他們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陽、月亮、星空,于是他們的天文學、幾何學就很發達;商人總是盤算著數字比例關係,于是數學思維很發達,畢達哥拉斯主義就産生了;航海與貿易需要發達的手工業,而手工業製品通過商業推廣又更加發達,手工業的發達導致了原子論的産生,機械唯物論的産生,導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學的産生。

  我們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學作爲改變世界的有力工具外,還有一個東西用在處理人和人的關係上,這就是法律。中國人怎麽處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呢?通過面子,通過感情,通過人情關係,通過道德,最後通過權力來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過法律,通過契約,通過社會公德,通過每一個人心中把握的客觀尺度來約束所有人的行爲。這種法理思維,跟自然科學思維如出一轍,相信所有個別事物之上,有一個抽象的規則、法則和規律在支配著一切,而且這種抽象的規則是能够以嚴格的邏輯和數學方式表達的。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奧妙,就是兩個東西,一個科學,一個法律,都是從希臘哲學演變而來的。這兩個東西看起來好象不一樣,法律是管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規律是管自然萬物之間的關係的,但在西方語言中是一個東西,都叫Law。它們都是從柏拉圖那裏來的,相信萬物背後有一個普遍的共性在起支配作用。這東西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維去把握。

  大學就是柏拉圖的那個Academy延續下來,到中世紀就是經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執著追求萬物背後的規則,相信道理越爭論越明白。這種把求知當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態度,幾乎體現在每一位哲學家身上。

  泰勒斯是代表希臘智慧的第一個人。他本是個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經商賺錢,老去探索一些沒用事情,所以他很窮,有一點錢就去旅行花掉了。所以有人說哲學家是那些沒用的人,賺不到錢的人。據說,泰勒斯有一年運用他的知識賺了一大筆錢,當然這個說法可能是杜撰的——他知道那一年雅典的橄欖會豐收,就租下全城所有榨橄欖的機器,乘機抬高壟斷了價格,賺了一筆錢,以此來證明哲學家如果想賺,他是可以比別人賺得多的,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更樂于追求的東西。還有一個故事,一個晚上泰勒斯走在曠野上,抬頭看著滿天星斗,他預言第二天會下雨,正在他預言要下雨的時候,脚下一個坑,他掉進去了,差點摔死,別人把他救起來,他說謝謝你,你知道嗎?明天會下雨啊!于是又成了一個笑話,哲學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會發生的事情的人。兩千年以後,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只是關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

誰都不代表真理

  誰都不代表真理,老師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個看不見的地方,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理性去領悟真理。

  亞裏士多德說: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西方大學與中國大學有個很不同的地方,我們的書特地選擇拉斐爾的《典雅學派》與《孔子講學圖》對比做封面,顯示看出兩種大學的區別。《雅典學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畫,在梵帝岡博物館裏,畫面所有的人都在一個大廳裏面,沒有地位等級,大家各自幹各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亞裏斯多德與柏拉圖平列走在一起,爭論得面紅耳赤。誰都不代表真理,老師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個看不見的地方,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理性去領悟真理。可是中國的大學呢,一定是老師在臺上,老師顯得很大、在中央,學生畫得很小、在旁邊;學生什麽都不知道,一個個在問老師,老師什麽都知道,他是發布真理的。這是中國的大學。

  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吃喝玩樂中間,柴米油鹽醬醋茶中間,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間,但是如果只有這個的話,這個民族是不可能擁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歐洲城市裏,總有一個中心是Academy,或者是University,它們在整個社會當中起著核心作用、靈魂作用。所以一個成功的現代國家是不可想像沒有大學先立起來的。

  我的結論是,西方現代文明是城市運動和大學運動,現實操作和理想引領,兩個東西的呼應才産生的。事實也是這樣,文藝復興之前就有博羅尼亞大學,法國的崛起有巴黎大學,英國的崛起有牛津劍橋,美國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紀初德國要崛起的時候,就有柏林大學。當時德國四分五裂,被拿破侖打得嗚乎哀哉,割地、 賠款、求和,窮得不能再窮,窩囊得不能再窩囊了。一位最有遠見的人物是洪堡,他影響了普魯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關鍵是民族的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學。洪堡成爲內閣當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學,柏林大學的首任校長就是哲學家費希特。

中國20世紀最大的驕傲與不幸

  一個民族要崛起,要改變三個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變,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變,第三是器物與經濟的改變。
    
  美國之所以爲美國,大家都知道,美國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有所謂拉丁美洲現象,就是拉丁美洲被卡在一個無望的擺脫不了的陷阱裏,爲什麽美國和拉丁美洲會有如此區別呢?因爲拉丁美洲的開拓者就像我們深圳、海南的開拓者一樣,只是去撈一把錢的人。其實當時中南美洲的條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連高級的印第安文明都沒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輝煌的印加文明、阿茲特克文明,有瑪雅文明。但什麽導致了北美的强大呢?今天人們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號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實五月花到達北美時,那裏已經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國歷史書都從五月花開始寫起的。爲什麽歷史學家這樣偏愛這103人呢?那是因爲五月花上的人們的信仰,代表了美國精神的源頭,形成了韋伯所謂資本主義的新教倫理。這些新教徒上岸後只有16年,還沒有完全站穩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學,第二年以最大捐贈者名字命名爲哈佛。由此看來,北美移民一開始就很特殊,其一,他們是清教徒,其二,他們建立了大學,這是美國今天這麽强大的奧妙。清華大學著名學者秦輝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區別,他認爲美國之所以比南美優越,是因爲有一個好的制度。我幷不反對這種說法,但是我要强調,美國的制度八字還沒一撇的時候,清教徒們一上岸就與伊比利亞人不同,他們只過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學,160年後才建立了美國和美國憲法。你說文化重要還是制度重要?先有大學還是先有憲法?

  今天以色列很强大,它建國只比新中國早一年,建國後第二天就開始打仗,它處在百倍的敵對人口包圍之下,但今天幾乎已經沒有平級的對手了,沒有一個國家敢主動向它挑戰。憑什麽以色列這麽牛?因爲以色列是有大學的,大學比什麽都重要,在它還根本無法建國的時候,猶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來大學,建校校長魏茨曼就是後來以色列的開國總統。希伯來大學比他們的國家還早25年。

  再看看日本。這麽一個小小島國,自古籠罩在中國文化的陰影裏面,可是今天它比中國强大。爲什麽它會有今天?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時,日本的水平遠遠不能與中國比,可是有一個關鍵人物叫福澤諭吉,今天日本鈔票最大面額是一萬日元,上面的那個頭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軍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寫了幾本書,辦了一份報紙,辦了日本第一所大學的福澤諭吉,這樣一個人成了現代日本民族的靈魂人物。他說,一個民族要崛起,要改變三個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變, 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變,第三是器物與經濟的改變。這三個方面的順序,應該先是心靈,再是政治體制,最後才是經濟。把這個順序顛倒過來,表面上看是捷徑,但最後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澤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同一時期的中國,却走了一條福澤諭吉預言走不通的路。最早打開國門就是搞洋務運動,搞經濟建設,把西方的堅船利炮買過來,再開始造,然後才發現還要政治體制變革。戊戌變法一百多天,一場鬧劇結束了,甚至倒退。社會矛盾尖銳衝突,只好搞革命。辛亥革命以後,制度的除舊布新看起來已經沒問題了,可是整個社會却陷入水深火熱、軍閥混戰之中,打倒一個皇帝,出現無數個土皇帝。人們在絕望的時,才有梁啓超發現日本人早就說出這條路走不通,梁啓超才倡議新民運動, 這可以說成爲中國的20世紀全新的開始。文化立國,教育立國,我們知道,新文化運動是20世紀中國或者說現代中國的真正開端。這個開端最具標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學變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學。

  蔡元培從德國回來,以柏林大學模式拿來治理北京大學,只幾年時間就把它變成一所真正的大學,變成整個民族精神的搖籃,從而開創了中國的20世紀。對此,我們無論怎麽高的贊美都不爲過。蔡元培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真正偉大的一個人,甚至遠遠超過孫中山。蔡元培才是一個新時代的旗幟,雖然那個北大的崛起已經有點晚了,而且北大也沒有辦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發展多久,只有幾年時間,整個國家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所以新文化運動馬上就變成了政治運動。

  北大的新文化運動變成了政治運動之後,于是出現了一種妥協,這就是黃埔軍校。我們知道,孫中山一生本是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屢戰還屢敗,一事無成。後來,他以列寧主義模式,以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來改組國民黨,建立了黃埔軍校。黃埔軍校跟軍閥不一樣,軍閥是爲了地盤,爲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黃埔軍校是爲 了一種民族主義信念而打仗,有了一個比升官發財,吃喝玩樂更高的理念,凝聚一個集體,形成一個組織,建立一種制度。蔣介石一生的權威,都來自于他是黃埔軍校的校長。

  所以,在中國沒有大學的時候,出現了一個准大學,介于大學與軍閥之間,這就是黃埔軍校。

  共産黨後來也是這樣。毛澤東一生的奧妙都在延安,延安實際上就是一所軍政大學校,當然也是一所准大學。毛澤東把共産主義理想變成了照耀每個人內心深處的這麽一種信仰,在這個意義上,共産黨倒更近似西方現代文明,所以共産黨很快就取得了政權,在那麽短的時間內迸發出巨大的力量。在這一點上,唯一能跟蔡元培相比擬的,把握中國最有力量人,第二個就是毛澤東了。毛澤東在延安那八年,深深地改變了中國。

  八年抗戰中在大後方組建的戰時大學,以西南聯大爲代表,也包括當時的武漢大學、中央大學、交通大學、浙江大學,這五大名牌大學共同培育了抗戰中一代民族精英。這是一些真正的大學,即使處在窮山惡水間,在漏雨的平房裏,在破廟裏,在茶館裏,却毋庸置疑地構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學。

  在破廟裏,在最簡陋房子裏的西南聯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學。國民政府無論多麽腐敗,但在抗戰八年間,它把僅次于軍費的第二大財政開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費用都高。這是什麽概念呢?國家都要完蛋了,大學還能辦嗎?當時有很多人說,大學就不要辦了,年輕人還呆在學校幹什麽?趕緊打仗去,救國家去。如果說要辦大學的話,那也是化學系教造火藥,物理系教造槍炮,力學系教造橋梁,外語系就培養翻譯官,哲學系就培養政治教官吧。可是,當時蔣介石居然聽從了少數人的意見,大學該怎麽辦還怎麽辦,在整個抗戰時期,大學不僅沒有萎縮,而且人數成倍增加,大批年輕人跑到大後方去上大學,鞏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根基。盡 管蔣沒有得到好處,大都被新政權收過來了,但他們造成了新中國之後的輝煌。

  我可以下一個結論,中國20世紀所有的驕傲,都歸結到中國能够在最絕望的時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國人,他們能够辦起幾所大學或准大學,支撑起整個民族的文化。中國20世紀最大的驕傲都歸結于北大、黃埔、延安,以及西南聯大爲代表的戰時大學。而中國20世紀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時期幾乎完全沒有真正的大學,沒有完整人格的修養所,只有人才培訓機構,只有培養工具,培養聽話的螺絲釘的地方。

內心的崛起

  我們能做的只有自己內心的崛起,現實中沒有真正的大學,但我們可以做一個真正的大學生,在自己的心靈中,在自己行動中,營造健全的大學生活。
  
  如今,在我們中國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學也要有用的,所有的專業都要有用的,連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學是沒有用的,因爲大學是培養人的,人不是要爲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氣一點的話說,人是老闆,人不是人才,不是打工仔。我說的老闆,是自己知道該怎麽做,而且能够指導別人怎麽做的人。中國沒有老闆,有老闆也是跟著別人跑的,最終來說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國今天沒有在世界舞臺上呼風喚雨的人物,沒有領先的潮流的領域、品牌、標準。我們用盡了資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環境破壞,更大的破壞是人心靈的瓦解,內心世界自信心和創造力的完全喪失,只有依附于外部智慧,去換取滿足欲望膨脹所需要的消費資料,換取GDP數字的增長。

  這種接軌所造成的對西方依賴的程度是驚人的。中國沒有什麽東西能够在西方賣高價錢,在歐美,中國人在面對西方人是抬不起頭的,因爲中國製造是低劣的代名詞,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賣到別人價格的一個零頭。

  中國必須改變這條道路,必須要有自己的大腦,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學。未來中國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國。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現代國家都是文化立國的,在日本早就有文化立國,韓國都有文化立國。但中國大陸,這個聲音還傳不開來,因爲無數蠢貨占著舞臺。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都熟悉了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思路。過了N年以後,終于有一批知識分子出來說,制度建設也是關鍵,制度建設比經濟建設更重要。然而,中國人却無法能够接受內心深處的改變,而這是一切問題的真正關鍵。

  所以,我說中華民族的崛起取决于大學的崛起,而今天中國大學的崛起還相當遙遠。怎麽辦,我們能做的只有自己內心的崛起,現實中沒有真正的大學,但我們可以做一個真正的大學生,在自己的心靈中,在自己行動中,營造健全的大學生活。真正的大學不在高樓大厦,不在權威講壇,不在那些囂張的東西,就在每個靈魂的生命裏,就是獨立的思考、自由的表達,就是超越的對話與交流,形成一種學術氛圍,一步一步蔓延,把越來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學就形成了,很快就會變成了一場文化運動,就會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來,整個國家就有了希望。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

溫家寶總理在同濟大學的講話相關內容:

如果我們看看西方發展的歷史,意大利最早的接近近代的大學,是在博羅尼亞,大概有1000年的歷史了。法國的巴黎大學、美國的哈佛大學、英國的劍橋大學、牛津大學,這些大學在培養人才、造就國家棟梁方面,都起過重要作用。

有一句哲言,一個民族多一些經常仰望天空的人,這個民族就大有希望;(鼓掌)而一個民族總是看自己脚下的一點事情,那她很難有美好的未來。

一所好的大學,不在高樓大厦,也不在權威的講壇,也不在到處張揚,而在每一個人的靈魂和生命。

人們告訴我,有1000年歷史的博羅尼亞大學,現在的墻壁四周還是斷壁殘垣,有的地方不得不用水泥柱子把它頂起來,防止它倒掉。當然它一方面保護了1000年的古迹和文化,但我以爲更重要的是保留了一種精神。

附新加坡聯合早報評論:

世界報刊文萃

溫家寶要大學生仰望甚麽樣的天空?

(2007-05-21)
  (聯合早報網訊)據亞洲時報報道 中國總理溫家寶前幾天又作了一場激情的即興演講,對象是上海同濟大學的師生,談的是大學教育與人才培養問題。或許,沒有講稿就可避免事先的審查,又或正如溫自己所說,"沒有講稿的講話,容易講心裏話",因此每次他這種貌似即興的講話,都有很多令人激賞之處。今次也不例外。

  上次他在文聯和作協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即興演講時,呼籲中國的文化藝術界勇于講真話,反映社會的真實情况,幷指應在憲法範圍內,保障學術和創作自由。那次演講,得到頗高的評價。

  今次溫家寶則指出,國家的發展要靠三個方面:人的智慧和心靈;能够發揮人們創意和能力的政治及經濟制度;科技和創新能力。不過,這三者都需要人才,也就離不開現代大學的培養。大學應如何培養人才呢?溫家寶列舉五點:要有爲社會服務的辦學理念;各大學應各具特色,不要千篇一律;要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和創新思維;向世界開放,多與各國大學交流;勤儉辦學。

  談及學生的獨立思考時,溫家寶特別表示:"有一句哲言,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只是關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我們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希望同學們經常地仰望天空,學會做人,學會思考,學會知識和技能,做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

  溫家寶的說法,源于去年八月七日《廿一世紀經濟報道》,華中科技大學哲學教授姚國華的文章"一個民族需要關注天空的人",而溫在演講中提及的那位哲人,正是黑格爾。爲甚麽黑格爾這樣說呢?話說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有一晚望見滿天星斗,預言明天要下雨,却不小心掉落脚下的坑裏;有人救起他時,他告訴對方這個預言。泰勒斯的預言,却成爲笑話,哲學家也就成了"只關注天空、不理現實"的代名詞。二千年後,黑格爾以那番"仰望天空"的話,爲哲學家正名,他甚至說: "只有那些永遠躺在坑裏、從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會掉進坑裏。"

  爲甚麽要"仰望天空"呢?因爲只有仰望天空,人類才知道宇宙的浩瀚,才知道自己的渺小,才懂得心存敬畏大自然的心;只有能够仰望天空的人,才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追求理想的勇氣,才有精神的自由,不爲利欲所熏心。

  可是,…………。

  今天,政治控制已有所放寬,大家都可以"仰望天空"了,只是絕大部分中國人爲了生存、爲了生活,已經無暇仰望,即使有人這樣做,那片天空也是灰濛濛的,設置了很多人爲的障礙,阻撓人民獨立思考,

  今天,溫家寶的講話,無异于在黑暗中爲我們劃了一根火柴,讓我們明白,必須有部分人仰望天空,中華民族才有真正意義的崛起。當然,我們不需要大家都統一行動,發起甚麽全民"仰望天空"的政治運動,也不應該全民都只仰望天空、不關心脚下。

  不過,一黨專政之下,容不得獨立特行、有自由意志的人,說一些與主旋律不和諧的"噪音"。因此,我們需要制度上的保障,讓我們有仰望天空的自由,可以安心地、自由地選擇"仰望天空",還是"關心脚下",幷把所思所想,自由地表達出來!

  溫家寶,你已經走出第一步,會否把手上的火柴點燃火炬,帶領更多人去"仰望天空"呢?

  (本文作者爲香港時事評論員-亞洲時報)

“文章報國”:百年回首《大公報》(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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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報國":百年回首《大公報》

傅國涌

一、"矮人國"裏的"巨無霸"

1958年,毛澤東對當時的《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說,"張季鸞這些人辦報很有一些辦法。我們報紙有自己的傳統,要保持和發揚優良傳統,但別人的報紙,如解放前的《大公報》,也有他們的好經驗,我們一定要把對我們有益的東西學過來。"

《大公報》有什麽"好經驗"?留下了一個什麽樣的傳統?1931年5月,胡適爲《大公報》一萬號紀念刊撰文說,大公報之成爲"中國最好的報紙","不過是因爲他在這幾年之中做到了兩項最低限度的報紙職務:第一是登載確實的消息,第二是發表負責任的評論。"一句話就準確抓住了《大公報》的命脉。

自1902年6月17日英斂之在天津租界創辦《大公報》,中經1926年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三人聯手開創《大公報》新局面,提出"四不"方針,爲百年報業開闢出一條"新路徑",到1941年5月獲得世界性的榮譽,《大公報》把中國民間報紙"文人論政"的傳統推向了峰巔,成爲"矮人國"裏的"巨無霸"(胡適語)、輿論界的"一根柱石"(範旭東語)。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獎狀中說:

"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于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于國內輿論者至巨。該報自于1902年創辦以來,始終能堅守自由進步之政策;在長期作報期間,始終能堅執其積極性新聞之傳統;雖曾遇經濟上之困難,機會上之不便以及外來之威脅,仍能增其威望。……保持其中國報紙中最受敬重最富啓迪意義及編輯最爲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報》自創辦以來之奮鬥史,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异彩,迄無可以頡頑者。"

"中國報紙獲得國際榮譽獎章只此一家,只此一次。" 張季鸞面對巨大的榮譽,發表了《本社同人的聲明》社評 :

"中國報原則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以本報爲例,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于雖按著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

在一個"大動蕩的時代",《大公報》始終"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力圖"用輿論的力量糾正這個時代的錯誤、黑暗與罪惡",不斷地"發表負責任的評論 ",這是王韜、梁啓超以來文人辦報的傳統,也是《大公報》的傳統,是新記《大公報》風靡亂世中國幾十年的關鍵,在整個百年言論史上還沒有另一家報紙曾經攀上這樣的高度。百年回首,我們依然爲此感到驕傲、激動、悲傷,甚至沮喪。

二、前無古人的"四不"

一百年前,英斂之初創《大公報》,以"開風氣,牖民智"的宗旨,標揭"大公"的旗幟,在腐朽、黑暗的皇朝末世以無黨無偏、直言敢諫而著稱。熊少豪在《五十來年北方報紙之事略》中指出"《大公報》創辦之始,宗旨純正,言論激切,一時聲譽雀起,惜鋒芒太露,致遭官府之忌,而惹政客之注意,卒爲某黨所收買,坐是營業日散,銷路日减。"但它"敢言"的精神長久地被人們所記誦。

"辦報非難,持久斯難,而百折不移卒能發揚光大者,斯尤難之難也。"在中國報業史上能歷經風雲變幻、幾度易主堅持下來幷發揚光大,影響了幾個時代的應首推《大公報》。1926年9月1日,《大公報》中斷了一年之後終于續刊,發表由張季鸞執筆的《本社同人之旨趣》(署名"新記公司大公報記者"),提出前無古人的"四不"方針:

"第一不黨。黨非可鄙之辭。各國皆有黨,亦皆有黨報。不黨雲者,特聲明本社對于中國各黨閥排戲,一切無聯帶關係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敵視黨系之謂。今者土崩瓦解,國且不國,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餘地?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爲利于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勉附清議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區區之願,在于是矣。

第二不賣。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于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爲金錢所左右。本社之于全國人士,除同胞關係一點外,一切等于白紙,惟願賴社會公衆之同情,使之繼續成長發達而已。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願忠于報紙固有之職務外,幷無私圖。易言之,對于報紙幷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爲公衆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詡其明,乃自勉之詞。夫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爲盲信;感情所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于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于盲。"

在風雨如晦、鶏鳴不已的年頭,在邵飄萍、林白水慘遭殺害之後不久,有了這樣的"四不"承諾,人們才有可能瞭解"確實的消息",讀到"負責任的評論",這是不幸之中的一幸,是一個多灾多難的民族呈現出的亮色。也正是因爲這樣,《大公報》才迅速從地方報紙"變成一個全國的輿論機關"(胡適)。自近代報紙産生以來,無論上海的《申報》、《時報》、《新聞報》,還是北京的《晨報》等都沒有像《大公報》那樣持久、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大公報》作爲同人經營的民間報紙,總經理兼副總編輯胡政之常說,他們是"文人論政"、"爲民請命",言論始終是它的生命綫,從張季鸞到王芸生,兩代執筆政的都是具有獨立品格的知識分子,它的言論之所以享譽海內外是因爲:

"一是'公',指動機無私,評述問題竭力將'我'撇開,盡到客觀的探討。二是'誠',指誠意,盡研究之功,諳利害得失之數,而發誠心爲國的言論。三是勇,指勇于發表,包含'不畏强權'與'不媚時尚'兩義。重視對政治的言責,與對社會扶助匡道的責任。"

《大公報》的作爲,實際上就是中國報紙要成爲"第四種權力"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嘗試。今天我們重讀那些激動過一個時代的評論,仍然會被他們的無私、誠意和勇氣所感染,在他們看來這是"現代報紙應盡之職務",體現了他們"服務社會"的志趣,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深懷文章報國之志",而沒有個人私利的追求,張季鸞《無我與無私》一文說得很清楚 "根本上說,報紙是公衆的,不是'我'的。譬如發表一主張,當然是爲主張而主張,不要夾雜上自己的名譽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惡愛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張。"他不僅身體力行而且直接影響了後來的大公報人,而今《季鸞文存》、《芸生文存》早已成爲傳世的經典。

三、從張季鸞到王芸生

張季鸞的三"駡",他對屠殺青年的抗議,對國民黨"以党治國"的明確反對這些就不必說了。"九•一八" 之後,他發表《望軍政各方大覺悟》社評疾言厲色——"國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過去現在政治上負責之人,雖自責亦無法謝國人!"1932年5月 5日,國民黨當局被迫與日本簽定上海停戰協定,兩天后《大公報》發表的《願國民清夜自問》社評直接指出"皆上層社會之罪","今執政之人,固昔年從事革命者,其能凜然反省,與民衆共同奮鬥,幸也。不然,惟有望大多數民衆之自爲。……真正救國大業,最後必由民衆自己完成之。至于現在社會優越地位之人,不從速努力,必盡遭淘汰無疑耳。"

1944年以後王芸生開始在重慶《大公報》嚴厲批評時政,12月4日即日寇占領獨山前一天,他發表社評强烈批評國民黨政府,反對"以空間換時間",主張徹底革新政治,一、"凡國人皆曰可去的人儘量去之……容納黨外人參加國務及政策……";二、"在民主統一團結抗戰的大原則上宣布黨派問題解决了";三、"宣布與熱誠助我的盟邦更進一步合作"。同時呼籲蔣介石親自到貴陽督戰。在12月22日的社評《晁錯與馬謖》中,他提出"除權相"、"戮敗將"的主張,矛頭直指孔祥熙、何應欽。

二十多年間,《大公報》從來沒有放弃輿論監督的自覺,保持了"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即使是1935年12月起天津《大公報》發表青年范長江轟動一時的旅行通訊"中國的西北角",女記者彭子岡爲桂林《大公報》寫的通訊"重慶百箋",都生動地披露了社會黑暗、官場黑幕等。早在1930年4月11日、6月6日和1931年3月12日,《大公報》就客觀報道了紅軍的消息,幷配發短評贊美紅軍紀律嚴明。1945年9月2日,《大公報》記者采訪米蘇裏號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的報道也與其他報紙不一樣。儀式結束,雖然籠罩在勝利的狂熱氣氛之中,國民黨政府軍令部長徐永昌却"語氣沉重"、感慨地對記者說,"今天無論是投降的日本還是受降的各國,都應該懺悔。"

1945年11月22日,復刊不久的上海《大公報》如實報道了李健吾、金仲華、周建人、徐伯昕、馬叙倫、唐弢、許廣平、傅雷等知識分子簽署的文化界宣言,要求即日廢止新聞檢查制度,禁止一切非法沒收取締書刊行爲,恢復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1948年7月8日,國民黨悍然查封有二十年歷史的民間報紙南京《新民報》,10日,上海《大公報》發表了王芸生執筆的《由新民報停刊談出版法》社評。隨後又發表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靜等24位新聞界、文化界、法學界人士 的《反對政府違憲摧殘新聞自由,幷爲南京新民報被停刊抗議》。在整個20世紀40年代後期的大動蕩中,《大公報》對那些侵犯人權、魚肉人民的惡劣行徑,幾乎都進行了報道,幷公開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如《莫失盡人心》和《爲江浙人民呼籲》等評論)。

四、"獨立的人格"與"獨立的發言權"

這樣的言論、報道决定了不僅常常會得罪權貴、朝廷,而且也遭到過共産黨的猛烈批判。

1930年,《大公報》因爲客觀報道中原大戰,不見容于南、北軍閥,在蔣介石的南方被扣(因爲4月7日曾全文刊出馮、閻系將領鹿鐘麟領銜勸蔣介石下野的通電,其中有"論者謂善言爲先生說完,惡行爲先生作盡"之句),在閻錫山控制的平津受到"警告"。《大公報》爲此在4月24日公開發表啓事,公布"警告"內容,幷聲明:"本報絕不變其獨立公正之立場,决無受任何方面賄賂津貼之情事。地方政令雖願遵守,至于官廳諒解于否,只有聽其自然。"第二天又發表社評《訴之公衆》,再次强調"不賣"的主旨,一時名聲大震,不到半年,發行量就由3萬上升到5萬。

1935年12月3日,張季鸞發表社評《勿自促國家之分裂》,對宋哲元進行了毫不客氣的批評,激怒了這位手握大權的平津頭號人物,遭到停郵處分。南京、上海報界紛紛發表評論聲援,到12月12日才解除。

1943年2月,王芸生發表催人泪下的《看重慶,念中原》社評,蔣介石勃然大怒,下令《大公報》停刊三日。

1946年6月23日,"下關慘案"中《大公報》記者高集遭毆打受傷。

1947年,《大公報》重慶版8名記者及家屬、上海版記者唐振常、駐廣州特派記者陳凡先後被捕。

這是《大公報》堅持"文人論政",報道"確實的消息",發表"負責任的評論"的必然結局,最後連王芸生也因發表同情學生運動的社評,1947年12月30日的國民黨《中央日報》社論對他破口大駡。1948年7月,連續發表《在野黨的特權》、《王芸生之第三查》等社論駡王芸生是"新華社的應聲蟲"。

桂林《大公報》向貪污宣戰,當局幾次來報館抓人,徐鑄成說文章是他寫的,如果要抓就抓他

李純青發表一篇言論激烈的文章,國民黨當局要追究責任,胡政之說:"他是我們的人,文章在我們報紙上刊載,一概由我負責。"事後一句話也沒告訴本人。

這就是《大公報》坦然直面權勢的表現。

《大公報》長期堅持國家中心論,在外敵入侵、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它的選擇已永遠載入民族抗戰的史册。從1931年,天津《大公報》作出"明耻教戰"的决策,長篇連載王芸生編著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到1937年12月14日,上海淪爲"孤島",《大公報》拒絕送檢,斷然停刊,同時發表擲地有聲的兩篇評論《暫別上海讀者》、《不投降論》:"我們是中國人,辦的是中國報,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從張季鸞在武漢《大公報》發表的一系列震撼人心、影響至深的社評,到1941年12月13日香港淪陷前夕,《大公報》與讀者悲壯告別,以"留取丹心照汗青"相許。胡政之甚至說,我們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報國仇。

王芸生說過,"我作爲一份民間報紙的發言人,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我才有獨立的發言權,我才有資格說真話,對國民黨才能嬉笑怒駡。同時,待國共雙方都必須一樣,是我一貫的原則。"《大公報》對國共重慶談判雖然充滿希望,王芸生寫過《毛澤東先生來了》等熱情洋溢的社評,稱之爲"大團圓"、"大喜事",但談判結果一公布,其態度就變得非常冷靜——"檢讀一過,思緒起落,雖百感交集,却一時難以言說,是滿意或失望,只覺得有極大的希望,而不必輕下斷語。"1945年10月25日,他發表《爲交通著急》,11月20日,又發表《質中共》社評。第二天,《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與大公報論國是》,予以嚴厲駁斥。1946年4月16日,《大公報》發表《可耻的長春之戰》,以第三者的立場批評共産黨,《新華日報》則針鋒相對發表了《可耻的大公報社論》

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在國民黨嚴酷的新聞檢查制度下,《大公報》的版面上長期堅持"不用'共匪'、'匪軍'字樣,只用'共黨''共軍',它承認共産黨是國民黨的反對黨,而不是'土匪'。"比如派曹谷冰到蘇聯采訪,派范長江去西北采訪都是當年罕見的舉措。

作爲具有全國影響的大報,無論是堅持批評當局,還是批評革命黨的立場,甚至在國民黨敗局已定的1948年仍重申"自由主義者的信念",提出"第三條道路 "。這些完全都是它獨立的選擇。既是大公報人又是中共地下黨員的李純青回憶,"第一,不論新聞采訪或評論,我不知道有一事一字來自大公報以外的指示、暗示或操縱,所有一切宣傳,幾乎全是大公報工作人員主動創作、獨立思考的。我問大公報舊同事,皆如此說。"吳鼎昌離開大公報後"便不再過問大公報的方針及人事經營"。"第二、大公報內沒有一個國民黨組織,幷且絕不允許國民黨員在報社內部活動。……錄用新人必須無黨無派。……大公報稱爲無黨無派的報紙幷不是僞裝,不但言論獨立,組織也名副其實。大公報內雖有地下共産黨員,也沒有組織。"

1943年胡政之公布的《大公報》社訓雖然只有"不私"、"不盲"兩條,但幷不表示他放弃了"不黨"、"不賣"的追求,他們一貫不接受政治津貼,保持經濟獨立,"文章報國"是他們始終如一的理想。就算胡政之最爲人垢病的兩個"污點",——官方牌價購買20萬美圓外匯、被逼去國民大會簽到也無法遮掩《大公報》"文人論政"的熠熠光芒。

五、"星期論文"的創舉

作爲《大公報》重要言論特色的還有由社外學者執筆的"星期論文",有人說它與社評、新聞通訊、新聞標題共同構成了《大公報》的"四大特色",這是《大公報》所獨創,1934年1月1日,《大公報》登出《本報特別啓事》,每星期天請社外名家擔任撰述。張季鸞提出這個設想,一是减輕寫社評的負擔,二是加强與文化教育界的聯繫。從那一天起直到1949年5月,15年間即使炮火連天,敵機轟炸之下也沒有間斷過,共計發表了750篇,作者多達200多人。

最初擔任撰述只有丁文江、胡適、翁文灝、陳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楊振聲、蔣廷黻等8人。此後,任鴻隽、張奚若、吳景超、梁實秋、馬君武、何廉、吳其昌、 陳衡哲、竺可楨、太虛、範旭東、蔣百里、邵力子、穆藕初、孫科、陳立夫、雷海宗、郭沫若、茅盾、老舍、費孝通、蔡尚思等不斷加入。以大學教授及各界名流爲主,還包括個別軍政顯要,左中右各色人等兼收幷蓄(這一點和《大公報》編輯、記者的情况相似,以無黨派的自由知識分子爲主,同時兼容幷包,不少左派記者都在《大公報》成名)。第一篇是胡適當年1月7日發表的《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話》。1934年到1935年丁文江、張奚若、胡適等就獨裁與民主問題進行論戰,其中有些文章也作爲"星期論文"出現。

1944年10月8日,《大公報》發表拉斯基的《對于中國勝利展望的一些感想》,從這一天開始向來請本國學者執筆的"星期論文"將"公開于世界學者"。接著,發表了四位英國學者的論文,還翻譯了一位日本人的論文。這是《大公報》準備"走向世界輿論舞臺的嘗試"。

值得一提的還有知識分子群體聯名發表的文章,1942年5月17日,伍啓元、李樹青、沈來秋、林良桐、張德昌、費孝通、楊西孟、鮑覺民、戴世光……這些來自西南聯大的經濟學和社會學教授聯名發表了《我們對當前物價問題的意見》;1944年5月16日,楊西孟、戴世光、李樹青、鮑覺民、伍啓元等聯署發表《我們對于物價問題的再度呼籲》(未作"星期論文"刊出);1945年5月20日,"星期論文"再度發表戴世光、鮑覺民、費孝通、伍啓元、楊西孟聯名的《現階段的物價及經濟問題》,提出"消除'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勢";1945年2月24日,傅斯年、任鴻隽、王雲五、宗白華、儲安平、吳世昌、陳銘德、趙超構等20人發表《我們對于雅爾塔秘密協定的抗議》;1946年1月6日,沙學俊、初大告、任美鍔、唐崇禮、幹鋒、呂複、蔣孟引、朱伯康、吳斐丹、程式等十位無黨派教授聯名發表《論今日國是》,提出九點政治主張,要求"國民黨還政(包括軍權)于民","共産黨還軍(包括治權)于國","實行民主政治和國家統一 ","實現和平,開始建國"。這些言論矛頭直指權勢集團,就政治、經濟、外交等重大問題表達了他們獨立的看法,幷不一定代表《大公報》的立場,却是《大公報》文人辦報的理想所在,報紙以言論爲重,總編輯主要就是抓言論,自己也筆耕不輟,張季鸞彌留之際還不斷與王芸生討論評論的寫作。

胡政之在1936年說過,"報館比學院更瞭解社會,接觸實際,超然公正,洞察全局。這樣才能把報紙辦成社會嚮導、輿論權威。""我們向來主張學術自由,在政治允許範圍之內,各種學派都可百家幷存,各抒己見,相互探討;爲了民族復興,求同存异。我們的社評和《星期論文》,就是這樣,幷不都順從當局的意圖。正由于我們不是政府機關,不食祿領俸,客觀公正,可以發揮自由思想。"

這番話不僅是胡政之個人的觀點,也是《大公報》始終堅守的信念,——客觀公正,超然獨立,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百家幷存,各抒己見,等。實際上就是追求言論、新聞自由,以實現他們"文章報國之志"。

1935年吳鼎昌入閣做官,公開辭去《大公報》社長一職,離開《大公報》。1941年9月6張季鸞在重慶辭世。整個抗戰期間,即使在極爲惡劣的戰爭環境下《大公報》還到處開花,先後在武漢、重慶、香港、桂林四地出版,桂林版發行量最高達6萬多份,重慶版的發行量9萬多份。抗戰勝利後,《大公報》最盛期同時在上海、重慶、天津、香港四地出版,發行量達20萬份,這個數字今天看來也許不算什麽,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却差不多是中國報紙所達到的最高記錄。

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黯然謝世。作爲《大公報》第二代執筆政者,王芸生1948年11月初悄悄離開上海1949年2月,天津《大公報》改名《進步日報》,6月17日,上海《大公報》發表《新生宣言》,標志著新記《大公報》時代正式結束1957年在《光明日報》的儲安平、《文匯報》的徐鑄成成爲右派之後,王芸生僅僅因爲毛澤東一言才逃過一劫,1980年 5月30日他在北京病逝。

衆所周知,《大公報》的成功離不開胡政之的經營、張季鸞與王芸生的文章,還有吳鼎昌的資本,但正如老大公報人郭根所說"這固然是成功的因素,但幷非全部。 我覺得《大公報》的成功,大部在于中層幹部的健全。以全國報館來說,沒有一家擁有像《大公報》那樣素質高的中堅分子,無論是內勤與外勤。"在名垂報業史的人物中我們看到了無數大公報人的身影,不管他們最後走上了什麽路,却都作出了各自獨特的貢獻——徐鑄成、張琴南、范長江、孟秋江、曹谷冰、金誠夫、李子寬、徐盈、彭子岡、肖乾、楊剛、王文彬、張高峰……這是一串長長的名單。今天或者明天,我們都不該忘記他們。

時光流逝,這些曾以"文章報國"的大公報人如今大都已離開人世(其中不少人是以自殺方式結束自己寶貴生命的,如楊剛、范長江、孟秋江等),《大公報》也早已只剩下香港一家。在遙遠的南國繁華喧囂之中,回望百年,透過整整一個世紀的塵埃,英斂之時代、張季鸞和胡政之他們的時代都已定格在發黃的歷史畫卷中,但誰也無法抹去這些先人的足迹,無論是悲是喜,是歌是泣,都讓後人神往不已。

2002年5月杭州

(收入 傅國涌《文人的底氣》,雲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

1947年:傅斯年和中國言論界(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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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傅斯年和中國言論界

傅國涌

"歐美報紙,常常一篇社評可以影響一個內閣或一個部長的去留,中國的言論界則很少有這種力量。這當然非謂言論界本身的不努力,實際上這是中國的社會情形與歐美各國不同的結果。然而我們總希望中國的言論界,能够一天一天發揮更大的威力。我認爲言論自由是要言論界自己去爭的,决不能期望政府來給言論界以'言論自由'。言論界爭取'言論自由',自然要聯合起來爭,全體起來爭,但是在這爭取'言論自由'的過程中,也得要有幾個硬骨頭的人物來領導一下。但是這種領導言論的責任,也不是隨便什麽人可以負得起來的,還要看這個人的學問識見及聲望地位如何。譬如抨擊宋孔的文章,假如那三篇文字是像我這樣一個普通讀者寫的,恐怕未必能引起這樣大的注意,甚至《大公報》或貴刊都不登,亦未可知。此外,要是一個普通的新聞記者寫了像傅先生那樣激烈露骨的文章,恐怕他就要遭到許多困難了。我認爲傅先生發表了這樣幾篇文章,言論界的風氣很可爲之一變。假如中國能够有十個'傅孟真',挺著胸脯說硬話,則中國的言論界也不至于像過去那樣的萎靡不振,政治上的風氣也不至于像過去那樣太不像樣。我們實在希望中國言論界能多幾個'傅孟真',能這樣,風氣自然可以慢慢的改變過來。"[1]

這是1947年3月1日一位署名"許金鏗"的上海讀者寫給《觀察》周刊編者的信,以《傅孟真的文章》爲題發表在3月8日的《觀察》第二卷第二期"讀者投書"欄。55年後,我讀了還是感慨不已。

1947年2月15日的南京,依然是春寒料峭,已過了知天命之年的傅斯年(字孟真)在《世紀評論》周刊第七期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炮轟行政院長宋子文,開篇即指出:"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臺,幷不由于革命的勢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潰!"[2]直言國民黨政治上的失敗。宋子文初上臺時,他曾寄予希望,還在《大公報》發表評論說過宋的好話,以爲他和孔祥熙不一樣。事隔不久,宋的真面目就露出來了,傅斯年無法容忍孔宋這些"侵蝕國家的勢力",他不願看到政府的垮臺,以免玉石俱焚,所以必須說出真話。他從宋子文的黃金政策、工業政策、對外信用、辦事作風、中國文化修養和態度等五個方面進行批判,最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就要跨了。"[3]

一個學者如此直截了當地抨擊政府首腦,在中國是罕見的,一文既出,"各地報章紛紛轉載,舉國注目"。據那天的胡適日記,成舍我主辦的《世界日報》當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這樣聳動視聽的標題。

《世紀評論》是擔任過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的經濟學家何廉1947年1月籌款創辦的,由留美政治學博士張純明主編,撰稿人包括蕭公權、吳景超、潘光旦、蔣廷黻、翁文灝等,他們批評時政,倡導民主,言論大膽,很快得到社會公認。何廉回憶:"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贊揚《世紀評論》的一封信,……我回信約他給《世紀評論》寫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訴我說,他要給《世紀評論》寫稿子,但有一個條件,就是按原文發表,不能有一字改動,我立刻表示同意。過了兩天,他把稿子交給總編輯張純明。"《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發表,"不到半天時間,這一期《世紀評論》在上海市面上就見不到了。這幷不是說《世紀評論》的發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從報販手裏全部收買去了。我立刻到《大公報》館找到經理胡霖,把我自己手裏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紀評論》給他看。我告訴他說這一期在市面上誰也買不到了,問他能否在《大公報》上發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這篇文章在《大公報》上發表了"。[4]將刊載傅斯年文章的刊物"搜買一空",《觀察》稱之爲"頗有'寓買于禁'的味道"。

一星期後,傅斯年在《世紀評論》第八期發表《宋子文的失敗》一文,直言:"自抗戰以後,所有發國難財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觀觀察去,套購外[匯]和黃金最多的人,即發財最多的人。……(孔、宋)二人雖不睦,但禍國的事,却也'蕭規曹隨'。"他列舉事實指出孔、宋代表的權貴勢力"斷送中國的經濟命脉","簡直把中國葬送在十八層地獄下了"。說到工商貸款,他痛心地說:"今天的工貸都成了商貸,而且都成了投機貸。……惟有權門、霸戶、豪勢、或與這些人有關係的,才能得到貸款。""孔宋二氏這樣一貫的做法,簡直是徹底毀壞中國經濟,徹底掃蕩中國工業,徹底使人失業,徹底使全國財富集于私門,流于國外!"

儲安平在2月16日給傅斯年的信中說:"先生在參政會慷慨陳辭,主張清查宋、孔産業,舉國共鳴。國事如此,憂心如焚,頃聞先生將爲《世紀評論》連寫兩文,促宋下臺,讜論一出,行見全國響應。不知先生擬寫之兩文中,能否分賜一篇惠交敝刊?"[5]3月1日,傅斯年在《觀察》周刊(第二卷第一期)發表第三篇檄文《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從國家資本、官僚資本、權門資本出發,條分縷析,將當時中國的狀况講得清清楚楚。他不是經濟學家,不過是直言無諱,說出了很多經濟學家不敢說的真相。這樣的文章今天不大讀得到了,我就不怕累贅,多抄幾段:

他指出包括鐵路、銀行、航運等在內的國家資本被"各種惡勢力支配著(自然不以孔宋爲限),豪門把持著,于是乎大體上在紊亂著,荒唐著,凍僵著,腐敗著。惡勢力支配,便更滋養惡勢力,豪門把持便是發展豪門。循環不已,照道理說,國家必糟"。

關于官僚資本,他一針見血地說:"于是乎小官僚資本托庇于大官僚資本,大官僚資本托庇于權門資本。小官僚大官僚資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則由于鼠竊狗偷。無論如何是必須依靠大勢力的,尤其是豪門資本。"

權門資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國家資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護(因保護而受益)次于他的官僚資本。爲所欲爲,愈受愈大。用著一批又一批的'機器'(這'機器'在宋氏門下很多是些美國留學生,自以爲瞭解所謂Sound Business的,極膚淺的人)爪牙,人狗(例如戰前廣東銀行經理,已經槍斃了的),家奴……"

"今天的官僚資本當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之外,有些在滋長中。兩家的作風幷不盡同。孔氏有些土貨樣色,號稱他家是票號'世家',他也有些票號味道,尤其是胡作非爲之處。……這一派是雌兒雛兒一齊下手,以政治勢力,壟斷商務,利則歸己,害則歸國,有時簡直是扒手。我說到這裏,我想,他該告我誹謗罪了,我却有事實證明。……所以他如以我爲侮辱,必須告我于法院,我很願對簿公庭。"
"宋氏的作風又是一樣。……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爲兩類,非奴才即敵人。這還不必多說,問題最重要的,在他的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從電廠到煤礦,說是"國營",實爲"宋營"。"由准許私人投股之國營,一下而入于中國銀行,又由中國銀行而姓了宋,這中間,也許有他的'合法'手續,凡創朝代都是合法的。""古人說'化家爲國',現在是'化國爲家'。"

"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還有人說,孔比他好,這真是全無心肝之論,孔幾乎把抗戰弄跨,每次盟邦幫助,他總有妙用,幷且成了他的續命湯。"

"在今天宋氏這樣失敗之下,他必須走開,以謝國人。在位者要負責任的。……"

"……總而言之,借用二家財産,遠比黃金攏回法幣多,可以平衡今年預算。……所以要徵用,最客氣的辦法是徵用十五年,……這辦法自須先有立法程序,我想立法院可以壓倒多數(如非一致)通過。"

他最後說:"這篇文字全由我負責,與編輯無涉,另有在《世紀評論》兩文(一卷七期、八期)可與此文參看。"

同一期《觀察》的"觀察文摘"欄即摘載了他在《世紀評論》首發的另兩文。儲安平在《編輯後記》中說:"傅孟真先生一連寫了三篇抨擊孔宋豪門資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

在1947年的中國,這不是傅斯年一個人孤立的聲音,經濟學家馬寅初等硬骨頭的知識分子也一直在大聲疾呼,抨擊豪門資本,陳雲閣主持的重慶《世界日報》就發出過同樣的聲音,2月16日(即《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首發的第二天)刊出社評《罷免宋子文!》,和傅斯年的文章异曲同工,直接發出了罷免政府首腦的呼號——"總之從政治責任講,宋氏自任行政院以來,對大大小小的問題,不是無政策便是亂幹蠻幹,以致措施乖方、貽害無窮。當前的金融風潮既已經威脅到整個國計民生,追究責任,宋氏萬難脫逃。從政治綱紀講,一國的行政院長,在客觀事實上如已表現出憑藉權勢以操縱市場,擾亂金融,壟斷工商,吞食國計的違法敗紀行徑,則除罷免其官職外,自可沒收其財産,懲治其罪尤。我們本此正義的認識,敢代表全國最大多數善良人民,籲請政府最高當局,當機立斷,迅采立法院與參政會的主張,立即罷免宋子文以謝國人。"[6]

順便說一句,直到1948年1月15日,重慶《世界日報》還發表社評——"清算豪門的時候到了!"正是那些良知未泯的知識分子說出了千千萬萬老百姓的心聲,從而成爲感動了一個時代的文字。

宋子文是一個怪物。作爲顯赫的宋氏家族的長子,他在哈佛大學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他思想,說話,和寫字時都喜歡用英文而不喜歡用中文",惟獨對權力和財富 的貪婪是中國式的。傅斯年說:"他的中國文化,請化學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見踪影的。"《何廉回憶錄》中提到,1945年冬天,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長兼最高經濟建設委員會主席,蔣介石要他將戰後五年經濟建設綱要送交宋一份,"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宋子文看過這份綱要後竟然說:'但這是用中文寫的。'他問我有沒有英譯本,我說沒有,他要我爲他譯一份英文本"[7]。1947年3月1日,宋子文在黃金風潮中被迫辭職下臺,離《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發表不過半個月。儘管他的下臺無損于豪門資本的毫末,他繼續做他的"化國爲私"的"宋營"事業。

莫道書生空議論,當年3月8日的《觀察》通訊《宋子文下臺前夕的南京》曾對"傅斯年在參政會和各刊物上抨擊孔宋的怒吼"大爲贊許。親歷過那個時代的何廉也說過,傅斯年的文章和宋子文的辭職"是有很大關係的"。自早年求學北大時創辦《新潮》、領導五四學生運動以來,傅斯年即享有盛名。他不是政治家,也無意追逐權位,雖然幷不是沒有機會入閣,但他始終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才能充分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他曾寫信給亦師亦友的胡適說:"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8]

好一個"永遠在野",這是一個新型知識分子的自覺選擇。他所夢想的不再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不再是爲"帝者師",他尋求的不是權力,而是監督和制約權力,做社會的良知。誠如當年那位讀者寫給《觀察》編者的信中所言,一個傅斯年站出來也許沒有什麽,倘若有無數個傅斯年挺身而 出,就會形成一個獨立的、有力量的言論界,使權勢集團懂得有所忌憚。

正是有了這樣的信念,難怪終其一生他只願擔任國民參政員、立法委員,議政而不從政。他知道,知識分子一旦離開現代的大學、報館、出版和研究機構這些新型的職業位置,將會一錢不值,成爲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對象。他是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20世紀的"士",是五四一代最杰出的代表之一。透過幾千年歷史的迷霧,他發現"以暴易暴,沒有絲毫長進",所以堅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學生領袖而學者、而大學校長,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選擇,而是五四一代優秀分子的群體選擇。這些五四之子,不少人後來都沐浴過歐風美雨,飽受西方文明的滋潤,同時對自己苦難的民族懷有深厚的感情。雖然他們大部分走的是學術之路,但他們幷不是枯守書齋之內、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迂腐學者,而是有著堅定的道德理想擔當,有著知識分子天然的社會責任感。在五四以後的30年間,在大時代起伏不定的波濤中,我們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聽到他們的聲音。

在1947年的言論界,傅斯年無疑是個執牛耳的人物,但如果不是何廉、張純明他們的《世紀評論》周刊不改動一字刊登他的宏文,如果不是胡政之的《大公報》無所顧忌地發表他的文章,如果沒有儲安平的《觀察》周刊一口氣刊載他的三篇文章,傅斯年的言論再大膽也只能胎死腹中,根本不可能影響社會。此外,如1947年2月27日發表馬寅初《有黃金美鈔的不要賣出來》的《文匯報》,如重慶《世界日報》等,正是他們共同構成了1947年中國的言論界,他們是那個黑暗歲月中的一道道閃電,他們書寫了民族言論史上一個有聲有色的章節。時光流逝,我們愈加懷念那些知識分子和民間報刊,懷念那個早已消失了的言論界。

【注釋】
◎[1]以下引文未標明出處的均引自《觀察》第二卷影印本,長沙,岳麓書社,1999。
◎[2][3][8]《傅斯年選集》, 334、339、21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4][7] 朱佑慈、楊大寧、胡隆昶:《何廉回憶錄》,276、251頁,王文鈞、俞振基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
◎[5]《儲安平文集》,下册,329頁,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6]陳雲閣《重慶世界日報記實》, 轉引自《新聞研究資料》(總第9輯),78頁,新華出版社,1981。

(原載傅國涌《追尋失去的傳統》,湖南文藝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

文化决定命運嗎?――關于亞洲反民主觀的神話(金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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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决定命運嗎? ――關于亞洲反民主觀的神話

金大中

[這是金大中當年在當選韓國總統之前發表的與新加坡資政李光耀論爭的文章。]

在發表于《外交》1994年3-4月號上的訪談中,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就西方和東亞社會的文化差异,以及這種差异的政治含義等問題,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見解。雖然他沒有明確說出來,但是貫穿整個訪談的論斷和他以前的實踐記錄清楚地表明,他責備美國人"不要把他們的制度毫無例外地强加于那些根本行不通的社會",這其實是說西方式的民主在東亞不適用。考慮到他享有世界各國領導人的普遍尊敬,以及《外交》雜志本身的學術聲望,這種論點可能會産生廣泛的影響,因此值得鄭重予以回應。

隨著1991年蘇聯瓦解,社會主義思潮低落了。有人得出結論說,蘇聯的崩潰是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的結果。但是,我認爲它象徵了民主對專制的勝利。沒有民主,普魯士德國和明治時代日本的資本主義都導致了悲劇性的後果。在近幾十年裏,許多拉美國家擁抱資本主義而拒絕民主,同樣也可悲地失敗了。與此相反,實行民主資本主義或者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儘管也會遇到暫時的挫折,但是都蒸蒸日上。

儘管有上述明顯的趨勢,仍然有人懷疑民主在亞洲的適用性和前途。這種懷疑主要是由亞洲的威權主義領袖人物挑起的,李光耀是其中最直言不隱的一位。長期以來,他們堅持認爲文化差异使得諸如民主和人權之類的"西方觀念"在東亞不適用。問題是,亞洲是否擁有適合于民主政治的哲學和歷史基礎呢?那裏到底能否實行民主政治呢?

自强處立

李在訪談中一直强調文化因素。我承認文化是重要的,但是光憑文化不能决定一個社會的命運,而且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更重要的是,李關于亞洲文化的觀點不僅論據不足,而且是循環論證的。他認爲,東方社會與西方不同,"相信個人離不開家庭",而家庭是"建成社會的磚瓦"。然而,作爲工業化的必然結果,家庭本位的東亞社會也迅速地邁向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社會。人類歷史上沒有什麽事物是永恒不變的。

李聲稱,在東方,"統治者或者政府幷不想給一個人以家庭所能給他的東西"。他剛表示過對西方社會道德崩潰的擔心,幷把這種崩潰歸因于太多的民主和太多的個人權利,接著就把那種表面上看來是自立的、家庭爲本的文化引證爲東亞經濟成功的主要原因,幷且嘲笑西方各國政府,據他說他們試圖包辦所有社會問題。于是,按照李光耀的結論,有著多管閑事的政府的西方政治制度,不適合家庭爲本的東亞。他排斥西化,同時却接受現代化和由此而來的生活方式的變化――再一次强烈地暗示,民主在亞洲行不通。

家庭價值(各取所需)

但是,事實正好相反,根據李光耀的說法,亞洲各國政府對私人事務袖手不管,幷且置身于所有社會問題之外,其實不然。對于個人和家庭日常事務,亞洲國家的政府比西方管得更多更細。以韓國爲例,每個家庭都被要求參加每月一度的鄰里大會,以接受政府的訓導和討論地方事務。日本那個權力很大的政府則常常對企業界進行干預,以保護政府心目中的國家利益。這種干預已經發展到引起日本與美國、以及與其他貿易夥伴相互爭吵的程度。而李光耀的新加坡,政府嚴格管理個人行爲――堪稱把社會當作機器來管理的奧威爾式的極端範例。 對這些事實,李視而不見,反而聲稱東亞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他是用這種假論據來爲他拒絕西方民主進行辯護。他甚至不喜歡一人一票原則,說"他在理智上幷不相信"該原則是最好的,這顯然違背了現代民主的根本。

由于不少發達的民主社會出現道德崩潰現象,李的觀點不僅在亞洲相當普遍,而且得到某些西方人的贊同。例如,許多美國人認爲,美國公民邁克爾·費伊由于做了惡作劇而被新加坡當局施以笞刑是罪有應得。但是,道德崩潰不是由于文化固有的弱點,而是工業化的結果,這種現象在亞洲的新興工業國家中也正在出現。事實上,新加坡這個小小的城市國家,需要用近乎極權的警察國家的做法來保持其對公民的控制,這與李光耀所說的政府越是少管家庭事務國家就治理得越好的說法正好相反。救治工業化社會的積弊的辦法,不是靠警察國家的嚴刑峻法,而要靠加强道德教育,高揚精神價值,提升文化和藝術的水準。

先于洛克

李反對把一種外來的制度"毫無例外地强加給那些根本行不通的社會",對這一點人們幷無异議。問題是,民主政治是不是與亞洲文化根本不相容,以至于沒法推行。進一步說,考慮到李光耀完全不容忍异議的歷史,考慮到許多其他亞洲國家還在持續地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鎮壓,人們不禁要問,民主政治在諸如新加坡這樣的地方是否真的得到過實踐機會。

通過全面的分析,可以明確認定亞洲在趨向民主的哲學和傳統方面具有豐富的遺産。亞洲在民主化方面已經取得很大進步,而且具備了發展民主幷且使之超過西方水平的必要條件。

民主觀念

人們普遍認爲,英國政治學哲學家約翰·洛克爲現代民主奠定了基礎。根據洛克的理論,主權在民,統治者是通過與人民訂立社會契約而獲得授權進行統治的,人民可以撤回其授權。其實,差不多比洛克早兩千年,中國哲學家孟子就提出了類似的觀點。根據孟子的"王道"政治原則,君王是"天子",上天授權它的兒子推行良好的政治,也就是爲老百姓謀福利。假如他治理不當,人民有權起義,推翻其統治,替天行道。孟子爲弑君行爲正名說,一旦君王違反天意,他就不再享有臣民效忠。孟子說過"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古代中國的"民本政治"哲學認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王應該像尊重上蒼一樣尊重他的人民。

韓國的本土宗教天道教更進一步提出"人即上天",人們應該像侍奉天尊那樣侍奉他人。這種觀念在1894年激發和促成了近50萬農民揭竿而起,對內反抗封建統治者的剝削,對外抗擊帝國主義勢力的壓迫。可以說,沒有別的觀念比儒家學說和天道教的教義更接近于民主的根本。亞洲顯然擁有與西方一樣豐富的民主哲學。

民主機制

亞洲還有大量的民主傳統。當西方還由封建諸侯統治的時候,中國和韓國實行郡縣制已經兩千多年了。秦始皇創立的秦朝推行法治,一視同仁,"王子與庶民同罪"。近1000年來,在中國和韓國,即使是高官顯貴之後裔,如果不通過科舉考試也不能擔任重要官職。嚴格的科舉考試向整個士紳階層開放,他們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强,從而保證了機會均等和社會的流動性。而這些是大衆民主的核心內容。這種做法與同時代歐洲的世襲分封制形成鮮明對照,在歐洲,血統或多或少地决定了人們的地位。在中國和韓國,强有力的監察大員們可以對王朝的失誤和官員的濫權加以制約。言論自由受到高度民主重視,人們明白國家前途有賴于言路暢通。儒學士人一直受到這種教育,對背離正道的專制君主諍言直諫是一種崇高的責任。許多文人士子和杰出官員,爲維護這種自由表達權而獻出了生命。

民主政治所必須的基本觀念和傳統,在歐洲和亞洲都存在。不過,雖然亞洲的這類觀念比歐洲出現得早,但是確實是歐洲人首先創立了廣泛而有效的代議制民主。選舉制度的發明,可以說是歐洲最了不起的成就。這種制度在別處發展起來的事實,幷不意味著它在亞洲"行不通"。包括新加坡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是在采用"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之後才繁榮起來的,而自由市場體制是民主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還要說明的是,在經濟發展快于政治進步的國家(如德國、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歷史證明,隨著時間推移民主最終會獲得勝利。

亞洲的民主現狀

民主政治在亞洲也行之有效的最好證明是,儘管李光耀這樣的威權主義領導人頑固抵制,亞洲仍然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大步前進。事實上,自1974年以來,與別的地區相比,亞洲的民主化成就最爲輝煌。截止1990年,大多數亞洲國家已經成爲民主政體,而世界民主化的平均水平只有45%。這一成就沒有引起足够注意,是因爲亞洲的經濟成就太突出了。我深信在下個世紀初葉,民主將在整個亞洲扎下根來。到下世紀頭25年結束的時候,亞洲將不僅出現經濟繁榮,而且民主昌盛的時代。

我的樂觀情緒基于這樣幾點理由。亞洲經濟正在從勞動力密集型産業爲主的階段過渡到信息和技術密集型階段。許多專家承認,經濟領域的這種新秩序要求確保有信息交流和從事創造活動的自由。而只有民主社會才能提供這種保障。這樣,除了民主政治,亞洲別無選擇;在全球經濟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這種選擇是生存所必需的。迄今爲止的世界經濟變革已經帶來了更廣泛和更順利的信息交流,從而給亞洲的民主化進程提供了幫助。

自從二戰結束以來,民主實踐在日本和印度一直沒有中斷。在韓國、緬甸、臺灣、泰國、巴基斯坦、菲律賓、斯里蘭卡和其他一些國家,民主政治時常遭到挫折,甚至被中斷。然而大多數這些國家最後還是民主化了。通過選舉和其他民衆運動,復興的"人民權力"得以確立。甚至在泰國,經歷了十届軍人政府之後,文官政府終于出現了。而在長期的一黨專制之後,蒙古政府自願地接受了民主制度。我的樂觀主義的根本理由就在于,亞洲人對民主和人權的重要性的認識日趨加强,幷且願意爲實現這些目標而作出必要的努力。儘管磨難不斷,民主的火焰仍將照耀亞洲大地,因爲它是人民的希望所在。

我們共同擁有一個世界

在亞洲人越來越歡迎民主觀念的時候,他們有機會也有義務向民主先行國家學習。西方在建立民主制度的過程中,曾經遇到過不少問題。比如,有啓示意義的一點是,要記住歐洲人是在民族國家的疆域內實行民主制的,在國界以外就不一定了。直到比較晚近的時候,西方民主國家一直偏愛少數有産者階級的利益。通過社會經濟變革使民主惠及社會大衆,這主要是二戰後才發生的事情。今天,我們必須重新振興民主,使之不僅在各國內部,而且在各國之間,包括欠發達國家之間,促進自由、繁榮和公正:促進全球民主。

與其把西方文化作爲經濟劇變所引起的道德失範的替罪羊,不如從亞洲的傳統中尋找可以使民主發展得更好的力量。在亞洲,民主政治可以鼓勵人民更加自立,同時尊重文化價值。這樣的民主才是唯一真實代表人民意願的,不過它需要社會全體成員的充分參與。只有這樣,它才有合法性,才能體現出一個國家的氣魄。

亞洲的威權主義者誤解了有效統治的規則與合法性概念之間的關係。那些保護人們不受經濟和社會變革的消極後果影響的政策,如果事先沒有得到人們的贊同就不會被有效地執行;同樣是這些政策,如果是經過公衆辯論制定出來的,就會得到亞洲有自豪感和自强精神的人民的有力支持。

全球民主將承認如何處理人與人的關係和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二者之間是有聯繫的,它將促成有利于後代的新政策。隨著大規模的破壞和使所有物種遭殃,我們目前正在威脅自己的生存環境。說我們的民主必定是全球性的,是因爲它强調要把兄弟般的仁愛遍施于天地萬物。

指明達到"天下太平"理想境界的途徑的儒家格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顯示了對清明政治的贊賞。正如這句格言所說的,儒家政治哲學的終及目的是"平天下"。爲此,就要求人們使自己的家庭井然有序("齊家"),而做到這一點必須提升自我修養("修身")。這種政治哲學强調政府的作用,强調爲使天下太平。統治精英必須承擔道德義務。公共安全和國防安全,與水資源和森林資源管理一樣,都被認爲是至關重要的。天下太平的概念可以被解釋爲天下萬物和諧共存。這種認識還可以從喬達摩佛的教導中得到印證,即衆生平等,萬物皆有佛性。

自公元前5世紀以來,世界目睹出現了一系列思想革命。中國、印度、希臘和猶太的思想家們共同倡導了這些觀念革新。但是,在過去幾百年中,全世界被希臘與猶太-基督教觀念和傳統所支配,現在已經是世界轉向中國、印度和亞洲其他地方尋求智慧,以進行另一場思想革命的時候了。我們爲之奮鬥的新型民主,要確保每一個人完善自身利益的權利和所有生靈的生存權利。

達到這種新型民主的第一步自然是完全遵循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這一國際文件表達對人類尊嚴的根本尊重。在執行《宣言》方面,亞洲國家理應走在前列。

  推行亞洲民主運動的主要是一批爲數不多但是卓有成效的有獻身精神的人,他們有的屬于某個政黨,有的是無黨派人士。他們得到了全世界旨在促進民主非政府組織和半官方組織的支持。對于亞洲民主的未來而言,這些都是有希望的迹象。他們正越來越有力地促使政府傾聽人民的心聲,他們應該獲得更多的支持。

在建立牢固的民主制度和增進人權方面,亞洲不能再浪費時間了。最大的障礙不是文化遺産,而是威權主義領導人及其辯護士的抵制。亞洲可以向世界其他地區提供很多東西。它趨向民主的哲學和傳統等豐富遺産,可以對全球民主的發展作出意義重大的貢獻。文化幷不决定我們的命運,决定我們命運的是民主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的教育背景(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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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的教育背景

傅國涌

在一個到處是這個"獎"、那個"獎"的時代,許多獎受到社會的普遍質疑,在公衆心目中的地位越來越無足輕重,但這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屬于少有的受到各方肯定的一個獎項,獲獎者在專業領域的成就都經得起考驗,一直沒有什麽負面的聲音傳出。今年獲獎的是植物學家吳征鎰院士和石油化工催化劑專家閔恩澤院士,從簡歷我們可以看到,吳先生1937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生物系,閔先生1946年畢業于中央大學化工系。這些年來,獲得過這個獎的科學家,大多數都有和他倆有著相似的教育背景,氣象學家葉篤正1940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數學家吳文俊1940年畢業于交通大學,固體物理學家黃昆1941年畢業于燕京大學,1944年獲西南聯大碩士學位,地球環境學家劉東生1942年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地質系,肝臟外科學家吳孟超1949年畢業于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即使另外幾個比他們年輕的獲獎者,多數也在上世紀40年代受過中學教育。他們擁有如此接近的本土教育背景,幷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其中有許多值得我們今天深思的地方,比如我們的整個教育,我們學術研究環境是否有利于養成一種以求真理、真知爲唯一目標的科學精神,以及科學態度、科學習慣?姑且不說其他領域,就是在爭議性最少的自然科學領域,爲什麽專業上有創造力、有大作爲的科學家,多數却不是我們這個時代培養出來的?

在這個問號的背後,我們不能不追問我們的基礎教育、大學教育,我們的科學教育是不是出了什麽問題?是不是不利于人才特別是具有創造性大才的成長?我關注吳征鎰先生有好幾年了,在編《過去的中學》一書時,曾收入他回憶中學生活的一篇文章,他說自己從初中起就對植物學發生了興趣,1931年他考入有名的揚州中學讀高中,在這所偏重數理化的名校,他數學學得不錯,但他喜歡的是生物學,三位生物老師的名字都留在了他少年的記憶裏,學植物學的志向就此時確立。地理學家施雅風院士也回憶說,自己從初中到高中就已確立專業方向,他們之後都如願進入一流的大學,選擇了喜歡的專業,施先生讀的是浙江大學地理系。

那個時代,不同的學校,無論中小學還是大學,都各有自己的特色與個性,但有一點大致上是相通的,幾乎都是教育家在辦校,學校除了是一個傳承知識的場所,也教會學生求知的方法和途徑,更重要的是培養他們獨立思考的習慣,爲他們打開認識自然、瞭解世界、觀察社會的窗口,給他們一個個眺望世界的平臺,啓迪他們自由的心智,點亮各自心中的那盞燈,鼓勵和激發他們的創造欲,肯定每個人不同的夢想,尊重而不是抹殺他們的個性。在過去的教育譜系裏,不光是名校,就是許許多多普通學校也在相當程度上做到了這些。所以,學校給予莘莘學子的决不只是書本上死的知識,不光是教書同時也是育人,學生不是爲考試而存在的,衡量求知結果的也不只是分數,分數不是决定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上述這些科學家在本國完成大學或研究生教育後,多數還有在國外攻讀博士學位或從事科研的經歷,他們的成就與這些教育背景密切相關,不可分割。

當然,即使有了最好的教育背景,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學術環境,也很難在專業上做出重大貢獻。二十多年前,1939年畢業于西南聯大外語系的王佐良教授就在《光明日報》發表過一篇《關于學術發展之我見》,提出五點看法,一是要有一個適宜學術發展的環境,一個公平、合理、有活力、有創造性的社會,知識分子才能安身立命其中。有自由探討的學術空氣,人才才能脫穎而出。二是要提倡嚴謹的學風,要扎扎實實做學問。三是要在重視自然科學的同時,重視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四是要繼續開放、繼續交流。五是要有世界眼光,又要回顧中國學術傳統。

王先生提出的這五條,即使放在今天,我們也一點不會感到過時。缺乏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沒有一個尊重少數、保護少數的寬容的環境,要談什麽科學發展難道不感到奢侈嗎?沒有嚴謹的學風,不遵循基本的科學工作準則,到處是剽竊、抄襲,坑蒙拐騙,華而不實,廉耻喪盡,斯文掃地,哪里還有什麽學術創造可言?更不要說什麽追求真理了。我們只要稍微瞭解一下,就不難發現,許多舊時代過來的自然科學家有很高的文學素養,有些對人文科學興趣濃厚,像竺可楨先生平時讀書就不限于專業書。一些人完全沉溺在本專業之中,往往專業也做得不怎麽樣。開放、交流當然是學術發展的重要一環。世界眼光,中國傳統,這正是當年西南聯大的精神追求。一個人最後的造就,和他的教育背景是很難分開的,尤其在自然科學領域。一個民族的創造力,與它的教育關係同樣深切,教育不上軌道,對一個民族是最大、最深的危機。

從新文化運動的爭議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袁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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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文化運動的爭議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

袁偉時

(2009年3月28日在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的報告)

都是同行。很高興有機會向大家請教。

思想文化欠債

有個困擾我多年的問題,是不是中國在思想文化上欠了全人類一筆大債?前一段都在聊,說中國要作爲大國崛起。有些法國的報刊就說,你中國不是一個思想輸出國,現在還要向人家學習,談什麽大國。我認爲他們講的是實話、真話。百年來中國沒有出世界範圍內有影響的大思想家,能够影響人類進程的思想家。近200多年,中國的歷史那麽曲折,全世界很多社會改革方案都到中國來實驗。再加上我們的毛澤東同志膽子很大,做了很多驚天動地的實驗;到後來鄧小平扭轉了歷史行程,又有很大的變化。在這樣一個曲折、複雜的變化裏面,我想有很多內容需要總結,需要從中上升到理論。但這個工作應該講做得很差,沒有真正出一些很重要的學術成果。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爲中國的學界,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界對人類欠債。這個總結工作必須做;不然的話很可能重蹈覆轍。當然不一定是回到計劃經濟時代,但是會有很多類似的錯誤出現。

面對這個任務,廣東人文社會科學能不能作出自己的貢獻?這個很難講。雖然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前沿,但是學術上應該講是比較後進的地方,左的勢力很大,守舊的東西很多,真真正正敢開拓的很少見。要寄希望于比我年輕的學者們。我抛磚引玉提出問題。爲什麽選這個題目,主要的原因在這個地方。

我提出這個報告的原因,還在于最近看了一些東西,感到非常奇怪,非常震驚,老在想:爲什麽中國會出現這些玩藝?

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意見,是很正常的,表明中國社會在進步,多元的觀點可以發表,這是大好事。但是有一些觀點出在什麽地方呢?出在北京大學的法學院,這是完全出乎預料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最近發表的鼓吹國家主義的幾篇文章,值得找來看看。

其中一篇是北大法學院的教授强世功寫的。他提出"中國憲政的特色就是黨政軍三位一體主席制",一看題目就非常惹人注目。請注意,這裏討論的是憲政問題,不是討論什麽人可以領導黨政軍。1789年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宣告"凡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這是現代憲政和法學常識。各國憲政都有自己的特點,作爲學者,你說我要推翻現代憲政理論,得拿出經得起推敲的東西來。要另外建一個憲政和法學理論體系,非常偉大,應該熱烈歡迎,期待他做出這樣的貢獻。但是他講的是什麽東西呢?在中國講主席領導下三位一體,一點也不新鮮,不過是明目張膽恢復改革開放以前的個人淩駕于集體以上的體制。這不是要把國家主席推到爐火上烤嗎?理論上站得住嗎?實踐上會帶來什麽後果?堂堂的北大法學院教授提出這樣的理論,我感到很震驚。

中國學術界究竟出了什麽問題?很值得我們深思。

下面我想就新文化運動研究中幾個比較大的爭議提出一些意見,也許有助于大家思考。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

首先,什麽是中國新文化運動?

中國新文化運動是文藝復興以來逐步形成的世界現代文化的延伸,是推動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的先導。這個定義蘊含三點要義:1.中國傳統社會無力自行轉化爲現代社會。2.中西文化有很大的落差。3.思想變革是社會變革的先導。

在西方,是它的文化傳統、社會條件結合,促成文藝復興以來的思想啓蒙運動,推動了現代社會制度的建立。

過去流行一個觀點,假如沒有外敵入侵,中國會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這個論斷已被歷史事實否定了。上一世紀五零年代開始,爲了"注經"吧,很多歷史學家起勁地討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參與的人很多,出了好多書,不少人靠這個評上了教授。不幸,從整體看絕大部分是印刷垃圾,浪費了不少史家的青春。原因在于不敢衝破思想牢籠,沒有認真研究中西社會差別,也沒有認真讀馬、恩。

馬克思老早就講過,作爲資本的因素,資本主義的經濟成份在古代社會就有了。全世界都有;中國先秦殷商,就有資本主義經濟成份。但一個傳統社會要轉變爲現代社會或者是資本主義社會,不是簡單的經濟成份問題,而是社會條件允許不允許把這些經濟因素轉變爲完整的現代社會制度?中國傳統社會沒有分封制,沒有司法獨立和地方自治,衆多因素結合起來,它不可能自行轉化爲一個現代社會。這個論斷首先是由顧准作出的。一些史家不會像顧准那樣思考問題,比較中西社會,學術方向搞錯了。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還有一個前提: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距。這樣講是不是妄自菲薄呢?不,是面對現實。

中國傳統文化有它自己的杰出成就,有些成就到現在還在起作用,比如中醫,而且它是永遠消滅不了的。又比如中國史學典籍的豐富,中國詩詞的成就,我想是其它國家很難比美的。又如獨特的思想資源,豐富的倫理思想,如此等等都不能否定。但另一方面,從理論思維領域,中國古代思想有很大缺陷。

軸心時代——我們的春秋戰國時代,大致相當于古希臘。中國有沒有政治學的觀點?有,各種各樣治國安邦的主張都有,但我們沒有出現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 亞裏士多德那樣完整的理論。我國古代數學有很多成就,但偏重于實際運算,沒有上升爲完整理論。我們沒有《幾何原本》那樣完整的幾何學。中國有邏輯思想的萌芽,一些學者還在《墨子》裏面尋找中國邏輯學的起源,但是有一條學術界是推翻不了的,中國沒有發展出完整的形式邏輯理論。孟子他們論證問題就是不講邏輯的。例如:"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1]一下子就下結論:這是無父無君,沒有邏輯論證過程。科舉制度建立以後,我國知識階層無需接受的數學教育;數學、天文,是少數人的專門學問。西方中世紀講七藝,是知識層一定要學的,其中一項就辯論,實際上是邏輯課程。他們有數學課,有法律課,這在中國的古代教育裏面都是沒有的。爲什麽後來中國不能産生近代科學?那跟我們的教育傳統有關係。

古代落後了,在一些很重要的方面落後了。承不承認?作爲學者面對這些事實,不能不承認。它不是價值判斷問題。世界上所有民族沒有優劣之分,但是在某一個方面,文化成就和學術,不能講就沒有高低之分了。

17世紀,英國革命爆發了。恰恰這個時候滿清入關,1644年,同一個年代,建立起大清帝國。大家分道揚鏢,走的路完全不同。

17、18世紀三個大革命中誕生的三個文件很重要。英國革命的《權利請願書》;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的《獨立宣言》;1789年法國大革命繼承、總結了英美革命的思想成果,提出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共十七條,西方有的學者提出它有這點、那點不足,我認爲就基本方面而言,它是放諸四海皆准的東西。"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這個結論推翻不了吧。"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現";無罪推定;"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各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財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等等。這些有什麽不對?這三大文件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珍貴成果。

爲什麽産業革命首先在英國發生?過去說生産力發展推動了生産關係和社會關係的變革,但現在史學界多數人同意的結論是相反的。正是因爲英國確立了比較先進的社會制度,才提供了産業革命賴以産生和發展的制度環境。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C•諾斯說得好:

"産業革命的技術不是出現在結構變遷以前,而是在其之後。儘管火藥、指南針、優良的船舶設計、印刷術和紙張在西歐的擴張中起了作用,但結果却很不相同。與産業革命相聯繫的技術變化要求事先建立一套産權,以提高發明和創新的私人收益率。"[2]

産權得到比較充分的保障,經濟自由、公民的自由得到比較充分的保障,那樣的環境推動了産業革命。用另一諾貝爾經濟學獎(1973年)得主哈耶克的話來說是:

"英國人在18世紀所享有的無可爭議的個人自由造就了一種空前的物質繁榮"。[3]

個人自由是經濟發展的基礎。中國人的切身經驗也證明了這個顛撲不破的結論。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快速發展的奧秘,無非是改革僵化的制度,逐步擴大了公民的經濟自由。上述三個大革命産生的三個文件內容就是公民的自由訴求及其制度保障。

我們有沒有差距?我們爲什麽從19世紀鴉片戰爭以後追求富强始終受到挫折?說到底是强大的封閉堡壘,思想和制度的堡壘,不願意接受這些人類文明的成果。

文明在繼續前進。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爭論非常激烈:人類往何處去?蘇聯的建立提供了一個答案,過去認爲它標志著人類進入了新階段,現在看來是一個噩夢。歷史證明蘇聯走的那條路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代價非常沉重。與此同時,還出現了希特勒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也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同樣是人類的灾難。這些都是事實判斷。

面對這兩個國家的實踐和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危機,羅斯福提出四大自由。它是第二大世界大戰同盟國的旗幟。中國共産黨也明確表態認同四大自由。1945年9月27日路透社記者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爲何?"毛澤東主席的回答是: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産生,幷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林肯的民有、 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4]

什麽是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和不虞匱乏的自由。前兩個自由是文藝復興以來的現代思想的結晶。後兩個自由,是社會主義實驗正面和負面經驗的總結。希特勒的種族屠殺是大恐怖,他還搞意識形態恐怖。蘇聯搞的也是恐怖統治。克格勃怎麽監視老百姓衆所周知,社會精英包括知識階層和黨政軍高級幹部被監視、被屠殺觸目驚心。羅斯福提倡免于恐懼的自由,是針對所謂社會主義的實驗,對它的負面東西作出回應。社會主義是人類對理想社會的追求,是一定會實現的。免于匱乏的自由就是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各個領域都應該有比資本主義更大的自由,包括基本生活得到切實保障。在工人運動的威脅 下,俾斯麥德國開始建立福利制度。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社會在福利方面有很多建樹。1929年的大危機以後,羅斯福提出不虞匱乏的自由,體現了社會主義的要求。社會主義理想是對的,但是路徑選擇不同,後果有很大的差別。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過各國政治家和人文、社會學家共同研究,聯合國接連制定了幾個文件和公約,主要有: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1966年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97、1998年,中國政府先後在這兩個公約上簽了字,這就是承認它的基本內容是正確的。中國人應該認真讀讀《世界人權宣言》的序言:

"鑒于對人權的無視和污蔑已發展爲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心,而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幷免于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布爲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
鑒于爲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權受法治的保護
"。

擲地有聲!這些話凝聚了歷史智慧,每一個公民特別是知識階層應該銘記在心。

這些就構成人類文明的新高度。這是又一個高峰。

回顧人類的歷史,要是遵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三個人權文件走下去,可以避免很多灾難。否則就會造成對國家、特別是老百姓的福祉很大的損傷。

新文化運動無非就是傳播現代文明的成就。

新文化運動的分期

廣義上來看,中國新文化運動起源于鴉片戰爭前。1833年,德國傳教士郭實獵在廣東創辦了中國第一份現代意義上的雜志:《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介紹世界的先進文化,不但介紹他們的科學技術、而且介紹他們的社會制度。其中最精彩的,是介紹了英國的國會制度、他們的法治。說這些國家有"國之公會",就是國會;這些國家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實行法治,君主和老百姓都都要受法律的制約。爲什麽要有法治?爲什麽要有國會?核心是人有自主之權,每一個公民都有自由。

此後,不斷有西方傳教士在思想文化領域努力耕耘。他們辦的《萬國公報》成爲中國人睜開眼睛看世界的重要窗口。

中國人也做出自己的回應。那個時候,從魏源到王韜,他們都察覺到中國的文明落後了。魏源在《海國圖志》的緒論《籌海篇》和按語中都提出這個問題。談到國家領導人選舉的時候,他說我們古代理想的境界三代之治在美國實現了。他還提出一系列改革自己國家的主張,包括在虎門劃出類似特區的一個地區,讓外國到那裏投資,中國商人也可以在那邊辦廠;不但辦軍事工業,還要辦民用工業;但是不要官僚過多插手。這些思想都是很先進的。

後來王韜在英國和法國考察,給他親友的信中認爲中國不但科學技術落後了,中國人引以爲傲的"道"——文化、道德、教化也落後了。實地看看人家的生活和社會狀况,比較一下,差距非常明顯。 70年代,王韜在香港辦《循環日報》傳播新的文化,新的觀念。但甲午戰爭前,整個新文化傳播工作還處在萌芽階段,主力是西方傳教士。

第二階段,從甲午戰敗到辛亥革命前,以嚴複、康、梁爲思想領袖開展了第一次群衆性的啓蒙運動,傳播新文明的責任從外國的傳教士轉到中國的思想家手上。

甲午戰敗後,必須回答爲什麽中國會被日本打敗?嚴複大喝一聲,"國貴自主、人貴自由",國家興旺不興旺盛衰關鍵在"自由不自由"。

我想整個二十世紀,我們多數思想家沒有達到嚴複的高度,現在很多所謂知識分子,也沒有達到這個高度。追求國家獨立——國貴自主,沒問題,普遍認同。關鍵是人貴自由。懂不懂得這一條?很多新左派的朋友,很多民族主義者,就不懂得這一條。國家盛衰的關鍵在自由不自由,這裏講的是公民自由不自由。孫中山也不懂得這點。他講中國公民的個人自由太多了,現在要的是國家自由。所謂國家自由是什麽呢?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不通的。馬克思指出,所謂國家自由就是國家可以自由侵犯公民的權利。真是一針見血。國家有獨立問題,但是國家的管理機構——政府不能爲所欲爲,一定要受到法律的約束,要受到公民訴求的約束。

人的自由,人的解放是貫穿新文化運動全過程的基本訴求。離開這個基本點就無法理解19世紀以來的中國啓蒙運動——廣義的新文化運動。

第三階段,辛亥革命後到1927年,就是我們通常講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基本主張是人權與科學,從它創立開始就講,兩者是車之兩輪、人之兩翼,後來才將人權變成民主,變成民主與科學。但是即使講民主與科學的時候也講人權。科學指的是反對迷信,思維方法理性化,是與人的解放相聯繫的,不是所謂唯科學主義。想想後來俯伏在偉人脚下幹了多少荒唐絕倫的事,就不會輕率地嘲笑個性解放了。

第四階段, 1927至1949年。

國民黨建立了全國政權以後,知識階層反抗它的專制統治,要求思想自由。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人權論爭;40年代以《觀察》爲代表的思想文化抗爭;都是新文化運動的新篇章。

第五階段,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有過中斷,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文化運動又以各種各樣的形式繼續。

我們現在還在做這個工作。只要承認中國的文化有差距、有落差,與《人權請願書》、《獨立宣言》、《公民權和人權宣言》、《世界人權宣言》等文件有差距,新文化運動就會繼續。現在還應該加上一個歐盟的文件,世界走向一體化、全球化的趨勢,是不可抗拒的。在這樣一個形勢下,對國家所處的地位重新思考,歐洲又一次走在全人類的前面,超越了民族和國家的仇恨,以法國、德國、英國三個國家的世代仇恨化解爲契機,成立了歐盟。儘管有曲折,但是它代表了人類文明的新高度。這就是我們的差距,中國人的學習任務還沒有完成。

注視當前反對新文化運動的主張

我們的學術界、思想文化界現在是什麽態度呢?能够清醒的認識到這個基本態勢沒有改變的人恐怕不是太多。相對來講,另外一種聲音非常尖銳。

比如,這幾年甘陽提出一個主張:我們要進行第二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我們改革開放,學習西方的市場經濟;第二次思想解放就要從西方解放出來。中國不要建立現代國家,中國要建立文明國家,把國家建立在中國幾千年文明的基礎上。更具體講就是要繼承三個傳統,建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非常精彩,要是實現我們都變爲孔老夫子的信徒。但是你要推敲一下,幾千年的中國文明能給中國帶來一個現代社會嗎?這不用討論。甘陽是留學回來的,政治學常識應該學過。他提出這個理論,就是向現代政治學挑戰。他的這個理論要是成立,整個政治學理論要重寫。

一個這樣重大的爭議擺在我們面前。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向何處去?

他的主張有理論,有論證。比如他說土耳其想融入西方,西方不承認它,另一方面它丟掉了伊斯蘭傳統,搞得國內也分裂了。這裏面牽涉到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一些學者常常是眼界和學術基礎受到限制,懂中國歷史的不懂世界歷史。土耳其的歷史是不是他講的這樣的狀况?我們就要回答,土耳其的道路對還是不對,堅持政教分離對還是不對?你光是說它不對不行,要拿出學術成果來。另外他講,梁啓超在辛亥革命以後就講到要警惕土耳其的道路,要回到中華的文明。但是那一段是梁啓超思想走彎路的時期。他要作爲一個參政党的代表去參與袁世凱的政權,反而被袁世凱利用。最後他起來反抗,但他前面和袁世凱合作,政治上沒有起到反對黨的作用,作爲一個不倫不類的參政黨,起了粉飾袁世凱統治的作用。他提出這些思想文化主張事先與袁世凱有默契,是爲他的政治行爲服務的。要拿出東西來證明他這樣講是對民國初年的歷史無知。

基于義憤、討厭他遠遠不够,要拿出學術的成果證明他的東西不對。

他說要繼承三個傳統,即幾千年以儒家爲代表的傳統,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傳統和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傳統。改革開放前毛澤東的傳統要,改革開放後鄧小平的傳統也要。從他來講他有他的邏輯,有學術上的挑戰。學術界要作出回答。

他說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傳統就是平等,我們要繼承這些。那個時候確實有過很多促進社會平等的措施,比如男女平等,從民國時候就開始了。查一查《民法》,保障婚姻自由、保障男女平等,不是人民共和國以後成立以後才有的,爲什麽你不說我繼承國民政府的傳統呢?要是說有新的內容,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新的在哪里呢?經濟領域,是計劃經濟,消滅私有財産,這是國民黨統治時期沒有的,北洋政府統治時期也沒有的,你要繼承嗎?在政治領域,是人民民主專政或者說無産階級的全面專政,平等是在全面專政的基礎上來定義的,這個平等不給敵人,你要嗎?誰是敵人是要按照最高指示來界定的,不是法律界定的,這個平等你要嗎?然後在思想文化領域,批判所謂的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甚至自然科學領域也要反對資産階級,要興無滅資,由少數人控制學術文化。知識階層中有平等嗎?這個東西能够給中國的科學、文化帶來繁榮、發展嗎?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又有平等嗎?所以我認爲他是信口開河,是經不起推敲的。

他那個所謂繼承三個傳統的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再進一步推敲問題就更多了。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爲什麽要用儒家來定義國家的性質?儒家定義國家的性質在學術上首先是對憲政理論的挑戰。用一個民族中的一個流派的思想來定義一個國家,也是對世界經驗的忽視。例如一些伊斯蘭國家,政教合一,帶來的是社會的動蕩、教派的紛爭,要不要走向這樣的道路?中國是多民族國家,以漢族的傳統文化作爲立國的思想基礎,那麽,藏族文化和漢族不同,所以藏獨分子提出要單獨立國,新疆少數人要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建立伊斯蘭國家,豈不是有理了嗎?所以我認爲這是非常危險的主張。

他說繼承中國傳統文化是繼承它的"親情"。太有趣了!哪一個民族不講親情?甘陽不是說要從西方思想解放出來嗎?離開來自西方的現代法治觀念講親情會帶來什麽?睜開眼睛看看陳水扁一家子和他的追隨者吧!看看我們周圍的太子、大少、衙內和大小官員的親友故舊怎樣以權謀私吧!

但是諸如此類的主張提出來以後,沒有受到足够的抵制,很少有人公開批評。這些主張同要吸收世界先進文化,建立開放而不是封閉的國家,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思想文化要不要改造

爭論裏面提出的很多問題,不但來自新左派和民族主義,而且來自自由派內部。多年來有些朋友一再否定新文化運動,認爲新文化運動是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這個觀點是威斯康辛大學首先林毓生教授首創的。1988年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傳入中國,當時有兩個學者寫文章批判他,一個是王元化,還有一個是袁偉時。後來王元化先生改變了自己的主張,他在90年代一再反思;袁偉時則頑固不化,連續寫文章和林毓生教授辯論。現在有些朋友繼續提出這個問題,有道理嗎?這裏面有很複雜的理論,牽扯到很多學術問題。

首先從歷史事實來講,無産階級文化革命起源是義和團。用暴力摧毀文化,是從義和團開始的。

其次,新文化運動不管一些人的意見是對還是不對,它是多元的,進行的方式是自由討論,沒有政府權力或社會暴力夾雜在裏面。它的主張對還是不對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開拓了學術文化和言論自由的制度環境,拓展了自由空間。文化是在自由討論、自由選擇、自然更替中向前發展的。錢玄同提出廢除漢字,沒有人聽他的。

再從實踐後果來看看新文化運動。它唯一和權力結合的是通過全國教育會議的討論,建議小學要以白話文爲基本教材,政府接納了這個建議。這是功德無量的成果。 除了這個成果以外,各種現代人文社會科學都是以新文化運動爲發展的契機,帶來中國學術的大發展,大繁榮,還有文學藝術的大發展。說中國文化到這裏就斷裂了,沒那麽回事,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也進入一個新階段,碩果累累。而各種傳統文化究竟是繼續活在日常生活中,還是逐步成爲只有研究者感興趣的圖書館和博物館的典藏,只要沒有暴力介入,是公民自由選擇帶來的趨勢,恐怕任何人都難以扭轉。

但是有很多學術問題需要回答。

第一.是不是凡是革命只能够搞政治革命,不能搞思想文化的革命;搞思想文化的革命必然帶來灾難?

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但是伴隨著的必然是思想文化的變革。任何國家的社會變革、政治變革都是以思想爲先導的。沒有啓蒙,沒有思想作爲先導,英國革命、法國革命乃至辛亥革命都是不可能的。這是歷史事實。正如哈耶克說的:

"從長遠來看,人類的事務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昨天的异端會成爲明天的信條。"[5]

問題不在于要不要推動思想變革,而在于你提倡的是什麽思想。如果拼命鼓吹暴力,即使目的是政治革命,代價也是非常沉重的。

第二, 20世紀中國的思想文化變革,梁啓超、魯迅他們提出要個性解放,要改造國民性,這些朋友認爲都錯了。

他們沒有注意到這些思想家、學者提出的主張是推動中國思想文化正常變革、正常更新。沒有先驅們反復呼籲,會有婚姻自由嗎?有男女平等嗎?這些都是以思想變革爲基礎的。

所謂改造國民性實質是推動中國文化從臣民文化轉變爲公民文化,讓中國人成長爲獨立自由的現代公民。內容無可挑剔。

進行的方式是自由呼籲,自由交流,信不信由你;與强迫進行思想改造風馬牛不相及,更與"文化大革命"中用暴力"全面專政"背道而馳。

第三.哈耶克提出啓蒙有兩個傳統,一個是法國的傳統,一個是蘇格蘭的傳統。他認爲現代社會是自發秩序生長過程,思想文化是不能改造的。這個怎麽理解?

先講自發秩序。我剛才講到中國按照它的社會結構,不可能自發發展成爲現代社會。哈耶克自己就說:

"自由主義的中心思想是,在貫徹保護公認的個人私生活領域的公正行爲普遍原則的情况下,十分複雜的人類行爲會自發地形成秩序"。

但他自己也深知"而在盎格魯-撒克遜世界之外,幾乎還沒有人理解"法治和守法政府的理想。[6]在另一個世界——拒絕保護個人私生活領域的社會,離開思想文化的改造,離開外來思想的浸潤,顯然不可能自發産生自由秩序。這是中國啓蒙——新文化運動必要和艱難的現實基礎。

進一步要討論對英法不同的啓蒙傳統怎麽看?我認爲哈耶克論斷忽視了兩國思想相互交融的一面。

任何國家的思想文化都是複雜的,而且思想沒有國界,即使在信息傳播比較緩慢的年代也會向周邊地區擴散,英法兩個近鄰更是如此。法國和英國兩個傳統是互相交叉的,法國有過很多很極端的東西,英國則有掘地派、平等派,那些主張一樣是空想的。

英國思想家托馬斯•莫爾1516年發表《烏托邦》一書,主張廢除私有財産,"實行高度集中計劃,把恐怖統治神聖化,是後來一切政治意識形態所不及的。""國內政策是以一種神聖的恐怖來推行的,至于政治討論只有在指定的時間、地點,方能容許。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主義和19、20世紀的其他革命靈性主義之間的關係是十分明顯的。" [7]

至于孟德斯鳩受英國的影響,更是衆所周知的。他寫作《波斯人信札》和《法的精神》的靈感都來自對英國制度的考察。伏爾泰的《哲學通信》也反映了他對英國的深刻認識。1789年法國大革命誕生的《公民權和人權宣言》則繼承了英國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的思想成果,幷且是在美國駐法公使杰斐遜官邸中制定的。

第四,我認爲這些朋友用心良苦,想提醒中國人吸取歷史教訓,避免中國社會再度動蕩,但沒有注意到歷史實際。

法國大革命伴隨恐怖,原因在哪里?首先看法國大革命和英國革命差別在哪里?1793年的雅各賓專政光是在巴黎就殺了17000人,另外一個數字是全國 40000人被殺,當時法國的人口2600萬。英國革命過程相砍相殺,從1640年革命爆發到1688年光榮革命整整花了38年,20多萬人喪生,當時英國人口是450萬。無論殺人的絕對數還是占人口總數的比例,都遠遠超出法國大革命。朱學勤教授認爲接受英國傳統就不會出現人類的灾禍,實際上不是那麽回事,英國革命同樣是血腥的。

一個是歷史實際,再一個是進入到理論層次,值得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深入思考。爲什麽很多人類文明的成就、正確的原則,結果帶來的是恐怖。法國大革命有《公民權和人權宣言》,但是隨之而來的是血腥屠殺,假自由的名義剝奪自由。這不是由于他的原則不對,啓蒙者的主張不對,而是另有原因,我們需要作出答復。

雅各賓專政原因在哪里?一種政治勢力的理想對,但是道路不對,會帶來很大的灾難。任何民族都有從野蠻到文明的過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從野蠻到文明標志在哪里?

英國光榮革命以後走向文明,它的標志是1689年以後,實行法治了,不再訴諸革命解决社會矛盾和衝突。但是不能因此就掩蓋英國革命殘酷的一面。

法國1789年革命,社會一直穩定不下來,到1799年拿坡侖專制結束了這個混亂的局面,但是整個國家還沒有穩定下來,一直到1870年後才穩定,花了 80多年。這是經驗積累過程,也是摸索國家機關如何合理建構的過程。不論法國和英國,如果權力不受到制約,肯定帶來灾難。雅各賓俱樂部,克倫威爾,拿破侖都有不受限制的權力。

中國從辛亥革命算起,進入了革命和戰爭時期。穩定是從文化革命結束後開始的,跟法國所花的時間差不多。這些需要我們在學術上作出回答,原因在哪里?在我看來,所有的國家逐漸告別野蠻、轉化爲現代社會都是長期複雜的過程,成功與否的標志在于那個國家能不能確立法治;所有的社會矛盾、民族的衝突要通過法治途徑解决。人有反抗壓迫包括革命的權利,在歷史的一定階段是合理的,但回過頭來總結歷史經驗,以後解决矛盾不能再走那條路。

[1] 《孟子•滕文公下》。
[2] 道格拉斯•C•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66頁。
[3] 哈耶克:<自由社會的秩序原理>,哈耶克著、馮克利譯:《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頁。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北京版第27頁。
[5] 轉引自阿蘭•艾伯斯坦:《哈耶克傳》代序第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北京版。
[6]哈耶克:<自由社會的秩序原理>,哈耶克著、馮克利譯:《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2頁。
[7] 弗裏德裏希•希爾著,趙複三譯:《歐洲思想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374頁。

公共治理的“二難絕境”之形成:以中國大陸戶籍為例(瀋陽)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5168

公共治理的“二難絕境”之形成:以中國大陸戶籍

瀋陽

作爲中國最重要的公共部門,中國政府幾乎壟斷了中國社會的各種資源,公民權利保障和民意表達管道嚴重缺失,公共政策常常有意忽視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加之腐敗病症未能得到有效醫治,自身行政效率的低下,長此以往,公共政策就難以有效實施,其所面臨的"二難困境"很容易惡化爲"二難絕境"。"二難絕境"的一項重要表現正是人們常常所說的"一放就亂、一收就死"。公共政策的"二難絕境"是類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現代化進程中經常遇到的重大難題,本文以中國的戶籍制度(包括民憤極大的"暫住證"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爲例,對上述問題的産生和出路進行了分析。(1)

一、戶籍管理:由政策走向制度

中國大陸和北韓是目前世界上少數幾個嚴格實施戶籍制度的國家之一。當代中國之實行戶籍制度,與其說是歷史的慣性存在(2),不如說是學習蘇聯經濟計劃經驗、進行經濟建設和政治控制的需要。國民政府敗退到臺灣後,遺留下大量的特務、軍警、官僚、鄉紳等舊勢力,他們隨時準備通過各種手段恢復舊秩序。加强對全國人民的戶口登記和戶籍管理,有利于政府清查人口、"鎮壓反革命",還可以最大程度地防止人民跨地區的自由結社。不過此時的中國戶籍本身,沿襲了古代社會,幷不帶有任何福利和特權色彩;城市和鄉村之間,在法律上則是平等的,城鄉人口的流動則不受任何法律政策的禁止。

1950年8月12日,公安系統在內部頒發了《特種人口管理暫行辦法(草案)》,正式開始了對重點人口的管理工作,這是當代中國戶籍制度開始的起點。1951年7月16日,公安部頒布了《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這是建國以後最早的一個戶籍法規,基本統一了全國城市的戶口登記制度。1953年4月由政務院頒發了《關于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4年3月由內務部和勞動部聯合發出《繼續貫徹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兩個法規收效甚微。考慮到當時要發展以重工業爲主的工業化建設,迫切需要農民穩定下來,通過辛勤的勞動爲工業化建設提供廉價的經濟資源,政府在公共政策實施過程中就越來越强化對人口流動的控制,進而越來越傾向于將一項既有的政策制度化。1955年6月9日,國務院頒布《關于建立經常戶口登記制度的指示》,開始在全國城鄉全面建立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1956年1月13日,國務院發布《關于農村戶口登記、統計工作和戶籍工作移歸公安部門接辦的通知》。據此,農村戶口的登記、統計工作由內務部和各級民政部門移交公安部和各級公安部門接管辦理。由象徵國家暴力機器的警察部門代替民政部門進行戶籍管理,乃是中國區別于民主國家的重要特徵。

緊接著,1958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經第一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91次會議審議通過,由國家主席毛澤東以"共和國主席令"的形式頒布施行。此條例對農民進入城鎮作出了約束性限制:"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准予遷入的證明,向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這條規定幷非嚴格意義上的國家立法。不過,考慮到當時中國的人治主導的統治方式,公共政策、社會制度,甚至包括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形象、舉止言行幷沒有如現代民主國家那樣有截然相异的區分,一項行政法規確立的公共政策政策就很容易被制度化。通過這一系列的部門立法,1954年憲法第九十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自由"被架空、名存實亡。換而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自它正式産生起,就難逃"違憲"之指責。

"大躍進"期間,政府三令五申禁止農村人口外流。當時全國範圍內城鄉糧食嚴重匱乏的嚴峻局面,政府乾脆大量精簡職工,緊縮城鎮人口,大多數日用品以戶口爲依據憑票供應。在精簡過程中,公安部門嚴格執行戶口遷移審批制度,强化了戶籍制度中限制人口自由流動的功能。1963年後,政府以是否吃國家"商品糧"作爲劃分戶口性質的標準,實行"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二元戶籍管理方式。1964年8月,國務院批轉了《公安部關于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草案)》,該文件明確規定:"從農村遷往城市、集鎮,從鎮遷往城市的,要嚴加限制,從小城市遷往大城市,從其它城市遷往北京、上海兩市的,要適當限制。"這一規定促進了當代中國的一個城市政策的形成,即後來所說的"嚴格控制大城市,適當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 1949年至1978年間,中國長達30年的建設,工業總産值增長了近30倍,市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由10%增至12.9%,城市化率只提高了8個百分點,即城市人口增加了1個億,農村人口增加了3個億。全國80%的人口分散在廣大農村,成爲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的絕對貧困人口。(3)當代中國的城市人口政策完全與現代經濟發展的潮流相悖逆,阻礙了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正是此時,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的戶籍管理制度最後形成。

新中國建國初期農民的大量流入城市,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由于革命勝利系農民支持的結果,長期革命戰爭中農民又被渲染爲新政權的主人,革命勝利後,廣大農民自發地大量涌入城市,給城市的就業、住房、食品供應等方面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應該說,這是大規模戰亂後經濟恢復和城市化發展所帶來的必然現象。從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經驗來看,現代工業的大規模發展需要大量的廉價的自由勞動力。如果政府能够進行因勢利導,是能够大大促進生産的。可是,土地改革後一度實行過的土地私有制,與其說是一個經濟政策,不如說是一個鄉村政治改造工程。一旦以地主爲代表的鄉紳階層被打倒,農民、農村還是被迫納入到社會主義公有制軌道上,通過加强對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集體化。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階級,原有城鄉的私有市場體系被摧毀。建國初期,中國農産品供應一直非常緊張,政府必須承擔起當時全國人口的基本物資供應。針對農産品物質供應嚴重不足的經濟現象,政府想出的辦法是通過"統購統銷"從農村榨取農産品、城市根據人口憑票供應基本生活資料,哪怕農民嗷嗷待哺。面對城市商品供應短缺導致的政局亂象,用歷史學者陳永發的話說,盤剝組織化程度不高的農民,對于政府來說,這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以公共政策視野來看,這是農業集體化秩序下公共政策面對"二難困境"做出的一個低成本選擇。

一個居民的戶籍屬性(是某地的居民、何種性質的戶口)幾乎完全是世襲的:農民的孩子天然地持有而且只能持有農業戶口。嚴格的戶籍登記和城市准入制度之下,在統制經濟時代(直到1992年市場改革興起),一個農村居民,若要改變自己的生存境遇,必須成爲一個城市居民,而欲成爲城市居民,則非要通過升學、參軍、提幹等途徑不可。以幹部任命爲例,凡是中共治理之下的"國家幹部"無一不是持有城市戶口的。截止到21世紀初期最初幾年,凡是進入大中專普通學校的學生,無一不是放弃農村戶口轉爲城市戶口的,或者本來就是城市戶口的。與戶籍制度相對應,大中學校建立有嚴格的個人檔案制度,檔案記錄了學生的政治立場和官方眼中的异端表現。這些幷非爲本人所知的政治檔案伴隨了學生的全部人生歷程。同樣,農村青年凡是正在服兵役的,無一不是至少要暫時放弃農村戶口的。衆所周知的是,升學、參軍、提幹這些途徑都是被政府所壟斷的。城市戶口乃是社會地位與政治身份的一個重要象徵。總的來說,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其結果是建立了" 農業集體化"的經濟制度),正如陳永發所說的,"不但沒有帶來生産力的解放,反而無意之間使農民農奴化,附著于土地,喪失了經由職業轉變、進而改造社會地位和物質生活的可能"(4)。

作爲中國社會改造的核心環節,戶籍制度的這種政治控制功能,在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即爲典型。苦于文化大革命導致的經濟蕭條不能爲青年人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加之毛澤東有意將當時已經發送起來的"紅衛兵"引導到一個有利于其統治的生活狀態中去。1968年,"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號召響徹全國。12月20日,1650萬城市青年,無論是否願意"煉一顆紅心,磨一手老繭",便被注銷了其代表其相對鄉村優勢的城市戶口,被迫離開父母、離開家鄉發配到農村、邊疆去。且不說這幾年來受盡了多少痛苦,待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多少城市青年被迫通過各種手段(如部分女青年對農村基層官員的"性賄賂")以獲得一個"回城指標"。戶籍制度帶給中國知識青年的這種痛苦,雖然不能見諸于官方的任何一部史書,却深深地鐫刻于老一輩城市居民的心靈之中,同樣也體現于諸如"知青文學"、"傷痕文學"等頗有當代中國特色的文學作品之中(鄧賢的長篇小說《天堂之門》即爲顯例)。

2006年年初,筆者曾和山東大學的一位張老師一起座談。張老師父親曾參加國民黨某一組織,建國後受到很大政治打壓。張老師雖出生于1950年,但因這家庭"歷史問題"包袱,屢受政治歧視。筆者在和張老師聊起戶籍問題時講起,高考幾乎是農民子女進入城市的唯一有效途徑,這幾年來,我總是夢見自己讀了兩年大學,受到學校虐待,忍受不了,回家重新參加高考,結果數學考了30 分,語文考了50分,連專科學校都上不了了,只好回家務農,可是我又不會幹農活。張老師告訴筆者:"這類與戶籍有關的夢我當年也不知做過多少次。作爲已經回到城裏的插隊青年,有段時間夜裏時常會做夢,說是不知什麽原因,我的戶口還在農村,遷不進城,爲此常急得半夜從夢中醒來。"張老師是78級大學生,曾插隊8年,1976年回的城,1978年因政審條件明顯放寬,才得以參加高考幷跨入大學之門。師徒兩代人類似的噩夢,不知在多少國人身上出現過,其根源都是政府的城市人口控制政策。

在任何一個社會裏,無論是什麽樣的資源,都是有限的;尤其是經濟資源,具有不可再生性,這種屬性决定了經濟資源的另一特徵乃是稀缺性。歷經長期戰爭,加之舊中國的確沒有留下多少物質基礎,建國初期,整個中國還沒有一個東方大國所應有的工業化基礎。爲了發展工業化、進而實現富國强兵,通過壓縮消費、擴大積累就被政府提上了工作日程。積累與消費是一組對立統一體:從某種意義上說,壓縮了消費,就可以擴大積累,而積累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加大投資以促進經濟發展。這是一個二難選擇,中共深諳這一點。可是他們似乎忽視了,一旦積累超過一定的程度,則會造成大量的貧困的人民,更何况幷不是一投資經濟就可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後來的"大躍進"和"大煉鋼鐵"就是證明。這樣,經濟發展最終走入了"二難絕境",中國人民經歷了最爲嚴重的三年大饑荒。農村的被掠奪,民不聊生之後,政府還要通過戶籍制度禁止農民乞討,如要乞討,則需由基層政權提供一種許可證明,也就是說,乞討,在中國最終也實行了准入制。(5)在這樣一種情况下,跨地區的民間救助活動就很難開展,以至河南信陽這樣的城市渺無人烟。

綜上所述,中國政府在1949年到1956年間的戶口管理方式相當程度上沿襲了1949年以前的制度和政策,那時對農村居民進入城市居住幷無限制,更無對農民居民的歧視。因此,政府對人口流動的限制和社會對城鄉居民的歧視是新社會的産物。對于農村居民進入城市的限制則始于"大躍進"和"大躍進"所造成的經濟衰退期間。至于全國範圍內的對農民居民的社會歧視,則是此後多年限制的必然結果。這個轉變本身值得深入分析。從無限制歧視到限制歧視,究竟是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然結果,還是"大躍進"失敗的結果?抑或是其它因素導致?(6)對此,人們可以導出截然不同的結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一限制,是所謂"工農聯盟"的階級基礎名存實亡的重大表現:新政權建立于農民對新政權的無私支持基礎之上,新政權也在新社會建立之後背叛了他們,其中核心正是以農業集體化爲基礎、以戶籍制度爲核心、帶有鮮明等級特色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7)

二、戶籍改革:制度走向鬆動

正如歷史學者陳永發所指出的,中國的共産革命必須放在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長期脉絡中進行觀察;中共歷史上存在三大問題之一,除去民族主義、思想改造和控制之外,正是基層權力機構。土地革命和改革乃是中共鄉村改造合法性的根本來源,其中重要的環節則是人口管理與民權控制。作爲對中國古代等級制度的一個繼承,以戶籍制度爲核心的城鄉二元治理方式,再也鮮明不過地體現了當時鄉村的社會改造幷沒有徹底摧毀古代留存下來的社會結構,而是進行了有利于全面控制的現代性的改造。對于共産黨政權來說,這種改革最大的"績效"乃是"社會自主力量的窒息",社會自主力量的這種窒息既在短期內有利于新政權的穩固,又在更遠的時段內成爲新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桎梏。(8)

通過對中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過程的模擬,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兩個國家的城市戶口制度的建立與强制推行農業集體化造成的農業萎縮有著直接的關聯,而農業集體化是社會主義的制度需要;農業集體化和"統購統銷"不僅直接剝奪了農民的財産,導致他們的長期貧困化,而且因爲破壞了農業的增長潜力而造成城市農産品供應短缺,由此又産生了限制農民進城的制度,以避免城市農産品需求進一步增加。(9)何以順利實現"統購統銷"?其基礎正是嚴格控制人口流動的戶籍管理制度。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在"大躍進"挫敗過程中被迅速强化,其原因正在此。同時,這又意味著,如果中國經濟要取得實質性的發展,最終要通過放鬆、廢除政府管制開始做起。

1978年,鑒于以往的治理罪錯,政府不得不宣布,全國"知識青年"大返城。1978年的這個决定標志著新中國實行了幾十年的統制經濟發展模式的徹底破産。在此基礎之上,政府痛定思痛,啓動了以社會主義現代化爲目標的改革開放過程,戶籍制度開始走向鬆動。可是,在最初一段時間內,由于工業化發展戰略沒有得到根本轉變,反城市化政策事實上還被延續著。1977 年11月,國務院批轉的《公安部關于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規定》强調"嚴格控制市、鎮人口,是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一項重要政策",第一次正式提出嚴格控制"農轉非"。在政策操作上,實行控制"農轉非"指標的方法,"每年批准從農村遷入市鎮和轉爲非農業戶口的職工家屬人數,不得超過非農業人口數的千分之一點五"。這些政策說明了當時政府幷沒有改變舊有的思路,還是習慣性地將生産(積累)與消費、鄉村和城市割裂出來思考。

八十年代的中國農村,農業集體化形式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人民公社制度瓦解,農村家庭聯産承包經營制興起,統購統銷制度開始走向廢除。政府對農民進城務工、經商的政策放寬,鄉鎮企業也開始發展了幷被譽爲"三分天下有其一",推動了農村人口的非農化趨勢和城鎮化的發展。國有企事業單位打破"大鍋飯"、"鐵飯碗",進行了改制,進一步動搖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統制經濟體制,獨立意義上的社會個體開始出現。這些因素鬆動了城鄉二元對立的社會結構,城鄉人口流動日益頻繁。日益擴大的"民工潮"說明長期實行的人口管制制度開始發生了根本性的動搖。

政府對戶籍制度進行了一些局部性的調整,如在人員調動和"農轉非"的政策上就有所放寬,如在特定地區實行特殊的遷移政策。從1979年起,政府先後允許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産業區實行特殊的人口遷移政策。這些政策有力地支持了經濟特區的起步騰飛。後來的事實表明,只要政府對公民權利减少一些限制,國家的經濟發展就會快一些。此外,爲了規範人口遷徙,政府還統一規定了遷徙證制度。從1980年7月1日起,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統一的戶口准遷證,即使用統一格式的"准予遷入證明":"准遷證使用的範圍,從農村遷往市、鎮(含礦區、林區),從鎮遷往市,從小市遷往大市,從其它市遷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幹部、職工、軍人的家屬和其它人員,以及從一般農村遷往市郊、鎮郊農村或國營農場、蔬菜隊、經濟作物區的人員,一律憑准遷證辦理落戶手續。"

政府還調整"農轉非"政策,實行" 自帶口糧戶口"政策。1984年,中共中央發布了一號檔,允許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自帶口糧在城鎮落戶。隨著"農轉非"對象逐漸擴大,控制指針有所調整,控制辦法得到改變,一些地方開始實行當地有效城鎮戶口制度。爲區別于當地居民正式的城鎮戶口,這些地方有效的戶口一般都蓋藍印,因而又稱"藍印戶口"。這個政策說明了當時中國政府仍舊習慣性地將中國公民實行等級化的治理。在這個過程中,各地在實施"農轉非"過程中以出現了全國性的公開買賣戶口的現象。那些利用自己的智慧率先富裕起來的農民,終于獲得了購買城市戶口的機會。筆者的老家就有農民花費20000元錢買一個城市戶口的事情發生,當時的 20000元是一個農民好幾年的積蓄,不過,對城市生活的嚮往促使他們願意花費自己這多年的積蓄。無疑,這是當局對農村的又一次掠奪,自然,政府至今也不可能向人民公布這筆掠奪總的數額。

八十年代最具有開放社會特色的改革是實行身份證制度。1985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條例》,規定凡16歲以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均須申領居民身份證。身份證制度的實行,使由以戶爲主的管理模式開始向以人爲主的管理模式轉化,爲人口的證件化管理打下了基礎。不過,這種鬆動終究是有限的。由于"農民工"大量涌入城市,(10)傳統的城市管理越來越困難了,更何况改革開放以後城市管理除了社會治安、還增加了加强對農民夫婦計劃生育工作的管理這一項。于是,適應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這一發展趨勢,加强對戶籍制度的精密化管理呼之欲出。

1982年5月12日,國務院頒布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該行政法規規定,"爲了救濟、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討人員,以維護城市社會秩序和安定團結","對下列人員,予以收容、遣送:(一)家居農村流入城市乞討的; (二)城市居民中流浪街頭乞討的;(三)其它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的。"看上去這是一條有利于改善底層人民生活狀况的規定,可是這條法規同樣規定,"收容遣送站對被收容人員應當及時遣送,不得無故延長留站時間。"1985年7月,公安部頒布了《關于城鎮暫住人口管理的暫行規定》,决定對流動人口實行"暫住證"、"寄住證"制度。如何區分公民的乞討和非乞討行爲,如何定義"其它露宿街頭生活無著",公民是否有權"流浪街頭乞討"、是否有權"露宿街頭生活無著",對這些問題,政府做出了耐人尋味却又讓人失望的回答。

暫住證制度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人道主義灾難。由于中國政府報喜不報憂的特點,當代中國研究這個領域內相關資料嚴重缺失,我們無法提供確切的數字證明究竟有多少公民因爲暫住證問題而遭受不公正的對待。筆者寬泛地以爲,由于每個人都要交納一筆費用,這個資料大概相當于全國各地外來勞工的總數值。只要我們將"暫住證"三字輸入互聯網搜索引擎,我們不難發現暫住證制度使中國社會民怨沸騰。首先,暫住證制度意味著中國公民遷移到其戶籍所在地之外的城市生活、工作就必須在當地政府部門辦理暫住證。爲了辦理暫行證,公民必須交納一定數額的費用。這筆費用究竟要收多少,全國各個城市幷沒有統一的規定。

毫無疑問,這項收費加劇了本已貧困的勞工階層的生活負擔。以廣東爲例,根據省政府規定,暫住證收費包括暫住證工本費和治安聯防費兩項。(11)即使嚴格根據省政府有關檔操作,這兩項收費合幷起來,總額達35元以上,占去了一個民工好幾天的收入。可是,地方政府往往不按照這個規定收費。據廣州的《羊城晚報》2002年報導,在深圳,印刷廠的一個工人介紹,"1997年開始辦暫住證,每證交300元暫住人口管理費,每年辦一次"。這筆錢對于一個工人來說,甚至是半個月的工資。如此巨額的收費,"取消對外來工的7項收費後,深圳市僅暫住人員管理費一項每年就可爲民工省下約10億元的財富"。(12)

爲了逃避這項昂貴的收費,外來勞工就要想方設法躲避公安部門、城市管理部門的人口糾查工作。根據《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規定,凡是被公安部門、城市管理部門認定爲"城市流浪乞討人員"的,一律被遣送會原籍。由此,一邊是政府的抓捕,一邊是公民的逃跑,各式各樣的人間悲劇發生了,有摔傷的、有跌進糞坑淹死的。加之城市執法人員的素質參差不齊,被捕獲的外來民工,有被執法人員非法傷害致殘的,甚至還有被活活打死的。即使那些沒有收到執法人員非法侵害的,也因爲收容所成爲一個斂財站而必須承擔價格不扉的一筆支出。據《三湘都市報》2003年6月11日"滴血的收容"一文報導,"湖南漣源市收容遣送站是一個很奇怪的單位,正式職工不過 10人,臨時工五六人,但其中站長肖笑華的親屬包括肖笑華本人,就有7人……當地的農民說,站裏的職工獎金和工資一年可以發到三四萬元,而漣源鋼鐵廠(當地人公認的效益很好的企業)的職工一年的工資不過兩萬元"。(13)

在由暫住證問題引起的諸多案件中,反響最大的當屬"孫志剛案件"。孫志剛系湖北一大學畢業生。2003月3月17日晚,孫志剛因未携帶任何證件,在廣州市天河區黃被民警帶回詢問,隨後以"三無"人員身份送至天河區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轉送廣州市收容遣送中轉站。隨後,在執法人員的授意下,孫被8名被收治人員兩度輪番毆打致死。起初當地政府部分官員有意隱瞞該案件真相。後來,在以《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爲代表的大衆媒體的連番報導下,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鑒于《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違憲特徵,三名法學博士以"中國公民"的名義,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上書,建議對其進行違憲審查。隨後,五位法律專家再次聯合上書,提請對收容遣送制度啓動特別調查程序。在海內外的壓力下,6月20日,國務院頒布了《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除。在孫志剛案件的影響下,暫住證在全國範圍從强制辦理向自願辦理轉變,事實上被擱置起來了。部分城市,如遼寧省會瀋陽市,則暫時廢除了暫住證這一明顯有違人權原則的公共政策。

三、公共政策如何應付"二難困境"

中國經歷了長達50多年的社會管制,健全的公民社會遠遠沒有形成。戶籍制度和暫住證固然以不義成分居多。可是,簡單地廢除暫住證制度,同樣給人民的生活帶來了不小的麻煩。據"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2003年8月報導,取消暫住證後,瀋陽市的房地産、人壽保險、社會治安、勞務招聘等各個方面明顯不便。于是,2006年,瀋陽恢復了暫住證制度,仍舊實行廢除之前的强制申報政策,外來人員如果想在瀋陽經商、從業、工商辦照、防疫、保險、子女入學以及申領駕照,就必須持有暫住證了。對于外來人口來說,唯一的變化似乎是現在實行暫住證一證制。中國的戶籍管理改革(包括暫住證制度的改革)轉了一圈,以侵犯公民權利、方便政府工作開始,以侵犯公民權利、方便政府工作終。

2006年發生的一起搶奪案件則讓人對中國的戶籍制度改革有了新的隱憂。5月8日,醫學專家鐘南山在廣州街頭被搶手提電腦,警方10天后破案。後來,鐘南山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治安狀况嚴峻和目前沒有有效管理無業游民直接相關,在收容制度存在的時候,儘管有不該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廢除收容制度,他有不同看法;當時的收容制度還是比較有效地管理了流動人口,自從廢除後,廣州至今還沒有找到更有效的管理方式。(14)作爲第一個呼籲恢復收容制度的公衆人士,鐘南山這個觀點得到了很多人的反對。

在制定和實施公共政策過程時,公共部門必然面臨著"二難困境",意即公共政策的結果不可能盡善盡美,必然要在諸多利益主體之間做出抉擇,甚至出于某種願望而對特定人群有所傾斜。公共政策的二難困境根源于人類占有資源的稀缺性和人們智慧的有限性,古今中外皆然。即使美國這樣的後發國家,帶有先發優勢和得天獨厚的地理資源條件,它的政府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人民自由與國家安全等諸多矛盾中依然面臨著艱難的抉擇。因此,中國政府面臨的這個困境,是所有後發國家都不得不認真面對的。况且,相對其他國家和社會來說,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更爲曲折和艱難。首先,這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社會,這個社會積累了大量的智慧與經驗,同時也有大量的來自于歷史方面的負擔,各種傳統的落後的觀念仍然深深地束縛著中國人的現代化改革,如重人情不重規則的儒家意識、迷信權力製造恐懼的法家意識。其二,中國是一個擁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領土的大國,這個國家差不多與現代歐洲差不多大,各地的文化、經濟、民俗等情况差异很大。其三,中國還是一個擁有13億以上人口的大國,這13億人口中,還有大量的文盲與半文盲,他們的道德素質也很難讓人滿意,也很難說有真正的公民生活的技藝。此外,中國還面臨著激烈的國際競爭,國民政府未曾留給新中國良好的物質基礎發展工業化。

近代中國革命的邏輯决定了中國的執政黨是一個接受了蘇式共産革命觀點的列寧主義政黨。這個政黨牢牢地控制著國家和社會的一切,它對社會生活的干預幾乎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社會自治組織幾乎被消滅怠盡,人民的自由被壓縮到幾乎不存在的地步,它的權力和權力製造的恐怖陰影深入人們的心靈。在這個政黨內部,也很難說形成了令人滿意的黨內民主制,所謂集中民主制的組織原則演變爲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領袖獨裁制。政府內部拒絕任何形式的實質意義上的分權安排,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中行政權主導、司法權最弱。在國家結構形式上,中國實行的是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它拒絕任何聯邦制的建設性建議,同時又拒絕任何形式的關于地方與中央的分權安排,由于地方政府的任何一項權力都來自于北京的授予,所以地方的任何改革舉措都可能由于北京的反對而告中斷。這種組織方式加劇了公共政策所面臨的"二難困境"的程度,將大量在一個有序的體制內可以平和面對的兩種價值對立起來極端化抉擇,從而造成了社會有機體的斷裂和現代化進程的挫折。

在這種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下,整個中國的政治生活都形成這麽一個特點: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公民權利"一詞長期不能進入政府和執政黨的視野;國家的公共政策總是著眼于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愛好、著眼于社會秩序的穩固、著眼于國家安全的保障。爲了服從和服務于這樣的工作宗旨,政府傾向于把簡單的事務複雜化、又把複雜的事物簡單化,把暫時的政策制度化、把重要的制度政策化,由此公共政策常常走向極端。換而言之,由于政治領導人的思維是可怕的一元决定論和綫性發展觀--這樣一種思維特點,同樣也符合官方所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方式。由于嚴格限制公民生活和公民社會的成長,部分有作爲的政府官員最終還會很失望地發現,他們治理下的人民長期沒有機會接受現代文明的洗禮,不知如何培養自身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甚至還拒絕接受他們期望人民達到的一種理想的社會秩序;此時的中國社會,"一放就死,一收就亂",公共政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進退維谷。由于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追求同樣的思維方式,公共政策的"二難困境"難免不轉化爲"二難絕境"。這個時候,突破現有的教條框框、進行更大意義上的改革,呼之欲出。可是,既然政府的工作目標幷不著眼于公民自由的拓展和人民福利的擴大,一旦改革遭遇了某些挫折,它就很容易回到原有的思路上去,繼續限制公民權利。

中國戶籍管理的變遷即經歷了這麽一個歷程。大致以1978年爲界,在1978年之前,政府越來越傾向將建國初期的一時之計轉變爲基本國策,大約在六十年代初期這一公共政策正式演變爲國家的核心制度之一。1978年前後,中國經濟發展到了崩潰的邊緣,人民陷入了極端的貧困狀態,以社會控制爲根本目標、以民權限制爲基本方式的公共政策已經面臨二難絕境。1978年後,在維護舊有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的基礎上,政府對戶籍制度進行了修修補補。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共的公共政策,從農業集體化到限制歧視農民,沒有一點是爲農民考慮的,完全是執政黨自私的需要。它執政以來長期對農民實行歧視和盤剝政策,僅在1979到1986年間"趙胡新政"期間稍有改善,以後則迅速恢復原樣。可是,即使是這"新政"期間,還是建立了一個暫住證制度。現代化的美國通過"社會安全卡"對公民實行人口管理、政府幷不强迫公民申領"社會安全卡",同爲發展中人口大國的印度甚至放弃戶籍制度、不惜大城市人滿爲患而是以市場杠杆對人口流動進行微觀調空,這些改革方向中國政府從來都沒有認真思考過。

對戶籍制度進行修修補補之後,社會經濟還是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既然政府的嚴格統制是中國社會貧窮落後的根源之一,民間社會自然提倡政府進一步還權于民,而不能一如過去,由政府來壟斷全社會資源的分配,以致造成嚴重的"政府失靈"。可是,除非類似戶籍管理這樣的公共政策嚴重損害到了現存的政治秩序的長治久安,哪怕它深深地傷害到了每個公民的自由權利,政府對民間力量和自由派學者的批評意見常常置若罔聞。

"孫志剛案件"的憲政化處理即遭遇了這麽一個來自政府的阻力。在案件的處理過程中,要不是《南方都市報》率先報導了孫志剛,孫志剛案件可能就會像其它案件一樣,成爲過眼烟雲;同樣,要不是衆多媒體將"收容制度"、"暫住證"這些制度性話語與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聯繫起來,幷迅速地將孫志剛案件作爲一個公共話題展開激烈地討論,進而反思中國公共政策問題,孫志剛案件就不會産生那麽大的影響。尤其重要的是,要不是賀衛方、許志永這些法學專業人員的介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這部明顯違憲的行政法規就不可能被廢除。可是,即使如此,國務院還是以頒布《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廢除舊規定的形式不動聲色地規避了"違憲審查"這一實質性解决方法。整個過程中,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未見有任何明顯的作爲。(15)

孫志剛案件的處理鮮明地體現了當今中國社會的專制威權特徵。專制威權政治如何保證公民權利、維護社會公正,進而促進國家的强大,這是一個諸多社會科學工作者苦苦思考的一個老問題。對于這個項目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諸多的學者最後都指出了這麽一點:威權政治必須向憲政民主制度轉變。在這方面,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研究給了我們一些巨大的啓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必須立足于個人自由的拓展,只有個人自由程度增加了,生産效率才能得到更大程度的提高(16)。從理想主義的觀點來說,現代民主社會可以充分地集中各種利益群體的意見,在反復協商的基礎上儘量兼顧不同利益群體的需求,從而既能保障個人自由、又能促進社會公正,幷在這一基礎上實現政府能力的加强和國家實力的增强。換而言之,惟其憲政民主的制度安排,公共政策的"二難困境"才不至于促使社會走向大規模的危機狀態。

在中國社會,弱勢群體之弱,往往不是自由泛濫的結果,而是民權保障的缺失。安徽的小崗農民冒著生命危險搞"單幹",廣大的"孫志剛"寧可被打死也要進城致富,這一切即體現了人民對公民自由的追求和對政府管制的突破。目前中國的戶籍制度和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早已積怒于民間。如果人口流動、改變自身命運的途徑被政府徹底堵死了,當大量的貧困人口將自身貧困原因歸咎于公民權利的被剝奪,進而歸咎于政治參與機會的匱乏,如果政府不能及時引導這股情緒,中國社會就很容易在一場對抗性危機中走向崩潰--這是政府和人民都不願意看到的--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了,才是公共政策更大的"二難絕境"和國家發展的"現代化的陷阱",才是中國這麽一個大國政府治理的灾難性危機。

當代中國的諸多改革,如賦稅改革、國有企業改革、政府機構改革,幾乎每項重大的改革都面臨著"一放就死,一收就亂"的危局。1949年以來這將近六十年戶籍管理方式的變遷和時斷時續了二十幾年的改革,只是類似混亂變革的冰山一脚。可是,中國政府多大程度上願意推行更大範圍、更爲深刻的社會變革呢?一個被寄予最大希望的政府,却是一個死也不樂意承擔更大責任的政府,這樣一種局面恰恰是中國這個社會最爲悲凉的悸痛。

引用和注釋

(1)、本文所指的"中國政府",特指中國大陸政府,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需要指出,如此安排,幷不涉及筆者的國族立場。

(2)《周禮?秋官?司民》裏載:"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將人口信息記載在册,政府根據這一檔案對人民進行原始的數字化治理,戶籍制度就形成了。戶籍名册既是古代政權的財産登記薄,又是按尊卑秩序分配社會資源的依據。在這個基礎上,政府根據當時的人口數量向人民徵收沉重的人頭稅。宋昌斌所著的《編戶齊民:戶籍與賦役》(長春出版社,2004年1月)對此有頗爲詳細的叙述。在此,筆者不妨順便指出,古代社會以"士"(即"儒生")爲主要的官僚選拔來源,而不是類似羅馬帝國以商人爲主要官吏來源,而衆所周知,自隋朝實行"科舉制"後,除非有特殊的背景,士無疑必須通過科舉考試才能成爲政府官員(請參考金觀濤、劉青峰所著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25)。這個治理方式,後來也被中共繼承下來,即後來的"升學"入城以獲得國家幹部資格。總體上來說,古代社會幷沒有嚴格以戶籍爲方法的人口流動控制體系。古代社會控制人民遷徙自由的途徑主要還是通過高賦稅限制商業經濟、强化小農經濟來實現的。不過,即使如此,當代中國的農業集體化制度在强化小農經濟、控制人口流動的功能方面幷不比古代社會遜色。

(3)、此資料引自王海光的《當代中國戶籍制度形成與沿革的宏觀分析》(原載《新華文摘》,2003年第10期,摘自《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3期),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站(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817)。

(4)、陳永發,《中國共産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上、下兩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二版,頁599。

(5)、對此,在1978年即已成年的老一輩農民深有感觸。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民外出乞討,必須持有當地鄉鎮政府開具的介紹信前往,內容含有諸如"茲介紹我大隊 ××社員去貴處討飯"字樣。如沒有這封介紹信,農民外出就算"盲流",隨時可能會被送到收容遣送站幷被遣送回原籍。而一旦被遣送回原籍,各種政治歧視就可能紛至沓來。

(6)、對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大致結束于1956年,兩年後的1958年"大躍進"爆發幷造成了全國範圍內的經濟衰敗。這裏有幾個細節需要注意:1、1957年11月,毛澤東提出用15年的時間在鋼産量和主要工業産品産量方面趕上英國,"全民大煉鋼鐵"開始;2、1958年 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我們國家現在正面臨著一個全面大躍進的新形勢,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産要大躍進,農業生産要大躍進,文教衛生事業也要大躍進"。如果以1957年毛澤東的講話爲"大躍進"的開端、以《人民日報》的社論爲"大躍進"全面爆發的標志,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1958年1月頒布這一事實,我們可以肯定對于農村居民進入城市的限制是在"大躍進"之中進行的。可是,這種限制是否與"大躍進"必然相關?社會主義改造與"工業化"同時進行,"一化三改造"重在發展工業,但在狂飈突進中,中共面臨的重要問題是工業資金匱乏。加强對農民進入城市的限制,通過統購統銷以促進農業積累就成爲必然。此外,中共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其真正目的是不是圍繞工業化發展需要國家掌控各種資源?換而言之,中共對農民入城的限制其根本動力是工業化需求還是其它因素?在"大躍進"期間,中共提出農業也要大躍進,但事實上農村裏也大煉鋼鐵,那是要農民直接爲工業服務。由此來看,社會主義改造帶有生産關係的變革和經濟資源的掠奪雙重目的。考慮到"大躍進"産生經濟衰敗之後的對農民入城的限制,結合後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轉移經濟困難來考察,筆者傾向于認爲:在當代中國,無論是工業化的順利推進,還是工業化失敗的結果,最終都要農民買單。然後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1978年的改革,是否也可以看成中共在此前那多年的折騰之後無法從農村再獲取什麽的結果呢?綜上所述,中共的社會主義改造,除了掠奪資源之外,仍然帶有巨大的政治目的,即生産關係的改造和鄉村的政治控制。社會主義改造,其最終的原動力是工業化(朝鮮戰爭的慘勝深深地刺激了中共的工業化欲望,工業化無疑可以促進富國强兵,也算是現代化的一個指標),至于"大躍進"失敗後的經濟危機轉嫁,則是一個不幸發生的催化劑。由此,以戶籍制度爲中介和依托,嚴格限制農民入城,進而建立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管理和資源配置方式,對于中共來說,就具有關鍵性的意義了。而對于現代中國經濟來說,長期低速發展的癥結也在這裏。

(7)、蘇俄的戰時共産主義政策便是如此。如果戰時共産主義政策是一個孤例,人們還可以理解爲戰爭狀態的需要,况且戰爭結束後一度實行過新經濟政策。可是新經濟政策被廢除後,蘇聯很快就恢復了類似中國戶籍制度這樣的城市戶口控制制度。可以說,加强對農業人口進入城市的限制,通過農業集體化建立統購統銷的資源配置方式,是共産世界非常普遍的跨國制度性現象。而且,凡是嚴格實行類似制度的國家,都曾經産生過大饑荒:20世紀短短一百年不到,蘇聯三十年代如此,中國五十年代末期,北韓九十年代如此。

(8)、這段話幷非陳永發的原話。不過,《中國共産革命七十年》第七章的標題爲即爲"社會自主力量的窒息",封底亦有此論述,可供讀者參考。

(9)、請參考《中國共産革命七十年》第599頁。

(10)、" 農民工"是頗有中國特色的一個名詞。"農民工"兼有雙重身份:在戶籍上,他首先是一個農民;在工種上,他則是一個工人,不過,他不享有城市居民的福利、教育等各種社會經濟權利。除了"農民工",中國社會還有"農民企業家"等各種稱號。這些稱號也幾乎爲中共首創,幷進入漢語世界,以至現在的不識時務的青年指責他人觀念陳舊很習慣這麽表達:"你這個農民","QQ太落後了,是農民才用的。我們早就使用MSN了。"

(11)、前者的收費依據是《國家計委、財政部關于暫住證卡收費標準有關問題的通知》(計價格〔2002〕633號),收費標準爲廣州IC卡暫住證每證20元、深圳經濟特區暫住證每證15 元、其它地區暫住證每證5元;後者的收費依據是中央綜治委、國家計委、公安部、財政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建設部、國家計生委、國家稅務總局等八部委《關于取消暫住人口管理性收費後進一步加强暫住人口管理工作的通知》(綜治委〔2002〕14號),《廣東省群衆治安聯防組織的規定》(粵府〔1990〕8 號)以及省物價局、省財政廳《關于對暫住人口收取治安聯防費問題的復函》(粵價函〔2003〕41號),收費標準則爲"已向常住人口收取治安聯防費的地方,可參照當地居民的收費標準,對居住半年以上的暫住人口收取治安聯防費。每人每月最高不得超過2.5元,全年不超過30元,具體由各市人民政府確定"。見http://www.gdga.gov.cn/hzzc/hzzcbs/hzzczzz/t20030908_59240.htm。

(12)、廣州《羊城晚報》2002年3月29日報導,見http://news.sohu.com/32/33/news148313332.shtml。

(13)、這是一篇在中國報紙媒體中廣爲傳播、轉載的文章,其出處讀者可以直接將"滴血的收容"五字輸入互聯網搜索引擎中搜索到。

(14)、見廣州《信息時報》6月25日報導,這篇名爲"鐘南山籲'恢復收容' 網友六成支持三成反對"的文章作爲一個公共話題在互聯網世界中被廣泛轉載。

(15)、談及這裏,不得不指出,根據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章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組織對下列事項提起的訴訟:……(二)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决定、命令"。這意味著諸如《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這樣的行政法規的惡法再違反憲法、再"洪水滔天",由于人民代表大會及其附屬機構的不作爲,中國人民只能默默忍受。換而言之,公民通過司法維權以决定政府公共政策之存廢,在中國近乎不可能。1989年頒布的這部法律事實上强化了中國行政主導的政府體制,加深了中國公共政策的制度性運行特點,减弱了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的生機與活力。

(16)、〔印〕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任頤、于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重申給改革一個死刑判决(陳永苗)

博主按:

照慣例,這里只轉載,不發言——也就是說,不做個人價值判斷。但對于此文還是不得不提一下:改革當然有很多問題,甚至有些頗為嚴重,但據此就能聲稱改革已死,革命將至?至少可以肯定一點,若沒有改革,陳先生已被革了命。

改革是什么?當奧巴馬在演講臺上高呼“Change”時,我們能否略微牽強的將其翻譯成“改革”?又或者,將“改革”譯成“Change”?現代社會是一個抹平意識形態、解構的、自我又大眾化的矛盾體,對于中國而言,無論是“革命”還是“改革”,顯然包含了太多意識形態的殘存,如果將其稱為“變化”,或者說,剝下意識形態的外衣,其本質就是“變化”,那么關注的焦點將會轉變,至少不會總被模糊。

在陳先生的文章中,充斥著激烈又有些武斷的遣詞,譬如“全國怨聲載道,說明已經對改革徹底失去了信心”之類,不知他是如何代表了全民發言。

你不能用獨裁者的邏輯反對獨裁。

然而,這篇長文依然有許多討論值得關注,縱然有不嚴謹之處(譬如對于市場經濟的批判),也有些重要問題缺乏論證(譬如計委“秘而不宣的政策”),卻也可以體現一派學者思潮,無論是作為當權者警惕,還是學術觀點激蕩,都不無裨益。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1/200801041241.shtml

重申給改革一個死刑判决

陳永苗

序言:改革之後,我們就沒有了歷史?

革命是現代性的主要內容。現代社會人們要幹的活,首先就是革命,把現代社會從古代社會隔離開來。從1849年到1978年,中國人只幹了這件事。被共産黨折騰得死去活來,奄奄一息的中華民族,1978年在鄧小平的指引下,用改革取代了革命。改革是世俗化的革命,是從馬上的政治烏托邦下降到嘛下的黑沉沉浸透無數人血液的土地上。改革是革命的一個替代品,如今現實已經證明改革幷沒有完成它的使命,那麽替代品就要被真品取代。

著名學者福山大言不慚地宣布歷史已經終結,如今遭人耻笑。鄧小平爲1978年以後的時間烙上一個烙印:改革,可是難道時間因此永遠凝固了麽?1978年後的20年,30年,50年,100年,200年,300年都是改革的時間麽?因爲改革,歷史就終結了不成?

在改革的大道上,不是前進,就是後退,難道就不能跳出改革大道强大磁場麽?改革算一個社會契約,共産黨當局和底層老百姓協商同意用改革取代革命,如今締結契約的基礎情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更。

脚下的大地已經沉淪,底層老百姓再也無法忍受改革騙局。鄧小平先經濟後政治的路徑,難道就是終結歷史的唯一道路?就沒其與身俱來的先天缺陷? 先經濟後政治的路徑,也僅僅是權宜之計。既然是權宜之計,就是有所取捨,厲害權衡。如今可以看到這個路徑中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制定時間表,很容易被拖延而造成了革命。從最大可能的歷史結果來說,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不過是爲了新的一場,更加血腥撕殺的革命。

改革和革命進行龜兔賽跑,如今快到了終點。改革已經倒在血泊之中,死在權貴資本主義的槍下,而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窮人反對只對他不利的改革,光付出沒有收穫的改革。全國怨聲載道,說明已經對改革徹底喪失了信心。

“改革軍號”皇甫平自己空穴來風的“改革不可動搖”呐喊,即使假設說有當局的授意,那也是最後的挽歌,夕陽西下最後的挽歌。

改革之後雖然用革命一詞烙印下鐵血一般冷酷無情,幷不是沒有了歷史和時間。已經拋了太多人的頭顱留了太多人的血的革命,讓人們恐懼害怕。但是幷不會因爲恐懼和害怕,革命就消失了,歷史就變得溫暖如春。

改革共識能否修復

改革幾乎都是一池污水,而且污染源頭不可治理,污染還是繼續擴大。繼續維護改革話語,其政治結果與其意圖相反的。因爲專制黑洞的存在,越改革,革命的火藥庫越大。而且已有的改革成果的毀滅指日可待。

從大清帝國末年和俄羅斯帝國晚期的改革歷史來推論,當局不會作根本性的政治體制改革,在政府機構管理方面有可能下些力氣。按照十一五規劃,頂多是政府機構改革,真是急風症碰上慢郎中。絕大部分的人已經相信:實質性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大可能,有的是只唱空城計,指鹿爲馬虛假立憲。

即使目前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是否可以力挽狂瀾于既倒?權貴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改革,如果要深化,按照既有的政治結構,除非這些政治體制改革對他們有利,否則他們不會同意,就搞不下去。也就是要老百姓“吐血”支持改革,去贖買,去喂飽權貴資本主義無底洞的貪欲。但問題是,即使用全部已有的東西去喂他們,他們不會滿足,也未必會同意。

如果有所推進的話,還是按照有利于權貴資本主義的原則來,按權貴資本主義的需要漸漸放鬆。權貴資本主義獲得的政治權利,會進一步用來剝奪和壓 迫底層老百姓。例如結社自由的大門,是向權貴資本打開的,權貴資本們可以利用結社自由組成商會,用于壓迫工人;對工人關閉,不允許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對抗權貴資本家。還有戶籍制度的放鬆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最早向農村高學歷高科技人才放開,無非是爲了勞動力。爲發展經濟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就具有這種特 征。

正如經濟學論證的,權貴資本家是理性的自私的經濟人,會在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中濫用改革主導權,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例如改革國際慣例就是專挑自己有利的,否定掉不利于自己的。那也就是說,目前在權貴資本主義主導的模式下,即使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幷不能修復改革共識,反而使斷裂越來越大。

即使權貴資本主義妥協步入了民主政體,權貴資本家的優勢沒有消失。他們擁有强大的財力,物力、智力來操縱議會,可以利用民主手段來鞏固不合法的局面,將有的利益格局固定下來或者甚至進一步擴大。將已有的蛋糕分完之後,還會把中國變成“納粹中國”,用底層老百姓當炮灰到國外搶。

對于底層老百姓來說,從1956年以降是一連串不利的事件。在改革的話語下,是吃黃連的啞巴,欣欣然參與改革,確是刀板上的魚肉,總是被人想方設法在宏大話語(例如發展)之下蹂躪和剝奪。底層老百姓是食物鏈中的最末端—蝦米。例如國企,一開始是全民所有,1982年暗中變爲國有,把人民從所有權主體的位置上剔除出去,爲如今的MBO進入個人腰包掃除了障礙。經濟改革是權貴資本主義一項多宏偉,多巧妙的搶劫行動。

權貴資本主義總是操縱民族國家的宏大叙事,爲自己的利益服務,例如國企改革中當財産流入個人腰包中,總是談效率。我一直反駁他們的理由的是,當財産與底層老百姓無關了,那麽效率再高,關老百姓什麽事情,而且再次分配又很差,又不能從效率的提高中獲得什麽利益。還有例如依發展的名義搞拆遷或者民族商業主義,這些都是挂羊皮賣狗肉。

改革共識建立在相對公平之上。個人財富與個人財富的增長之間具有撕裂不了的連帶關係,絕對是社會性的,不是個人的。先富起來是爲了共同富裕,先富起來對尚未富裕起來的人,具有無條件的絕對的連帶義務。所以當經濟學家否認相對公平在維繫改革共識之中的作用,有著其卑鄙的政治動機,就是爲先富起來的人否定掉連帶義務。例如當初國民財富100萬,和現在國民財富到了100億,老百姓幷沒有多大的改變,反而手中的房子和儲蓄,通過拆遷和股市圈錢逐漸流失殆盡,而權貴資本主義却通過非法手段,進入福布斯排名榜,如何還能有改革共識和社會合作?先富起來的人繼續富下去,而老百姓繼續窮,要維繫社會合作,必須均貧富,實現共同富裕的承諾。

對相對公平的徹底撕裂,代表著改革共識的破裂,階級衝突成爲首要的政治問題,一個國家分裂成兩個國家,內戰的爆發指日可待。

張維迎2006年3月11日在經濟觀察報上發表的《理性思考中國改革》說,理性思考要求我們實施一項變革政策時,必須本著“向前看”的精神,也就是如何在給定的歷史條件下,調動大家的積極性,把蛋糕做大,實現多贏,使全體民衆和整個社會受益,而不是向後看,糾纏于歷史舊賬。

張維迎是一個有强烈民族責任感的經濟學家。對于經濟學家來說,積累財富具有民族主義的性質,讓國家和民族更加富强。他們是經濟民族主義者。但是如果這樣改革繼續下去,國家和民族不是更加富强,而是內戰和內耗,也就是經濟民族主義的目標更無法達到。而且可以由此推論,這些經濟學家是中華民族的罪人,不僅造成了社會不平等,反而喪失了中華民族崛起的機會。即使內戰被壓制下去,沒有爆發出來,沒有良好的內部秩序的崛起,也是“石墨式”的崛起,而不是“金剛石式”崛起,石墨和金剛石組成物質一樣,但是由于內部結構不同,其堅硬程度相去十萬八千里。爲了轉化內部矛盾,權貴資本主義會把中國變成了法西斯國家,從而造成中華民族的巨大浩劫。

民族和國家的富强,幷不能用福布斯排行榜來衡量,上榜的人越多,內戰的危險越大。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比單純地積累財富更有意義。

請拿出一個良好的市場經濟給我們看

當被拋入改革磁場之中,而且改革意識形態內化到人們的內心時,不管改革的結果是如何殘忍冷酷,挫折打擊是多麽大,都無法熄滅希望之火,反而越燒越旺。挫折打擊越大,成正比,希望之火越旺。

例如毛左派和吳敬璉都是這樣的。毛左派信仰馬克思主義是真理,而中國的現實變的如此差,腐敗如此嚴重,都是偏離馬克思主義造成的,所以藥方還是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真精神之中,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吳敬璉使勁區分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使勁談法制,大聲吆喝什麽“警惕借反思改革而否定改革”。意思是說,市場經濟本來就是好的,但是到了中國變成這個模樣,不能怪市場經濟本身,而應該怪中國這個大染鍋。

國際歌唱得好,從來都沒有救世主。放眼全球,即使最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也沒有好的市場經濟。所謂好的市場經濟是意志的幻象。

由福利經濟學到制度經濟學,也可以以經濟决定論爲基礎,從理論上推出一個憲政來。可是這種思路到了現實就扭曲,扭曲成帶毒刺的無果花。看起來是鮮美的河豚,吃起來却會中毒。

由福利經濟學到制度經濟學的進路,既然作爲改革的思路,就必須要考慮到其實驗的結果,與理想中的圖景差距多遠。理想多美好,但是現實中結出毒果,這種方案肯定要被拋弃。

別瞎論證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從而給人們一個定心丸或者繼續給人們打氣,致使人們繼續受騙而“希望”下去。如果要區分,就拿出一個來良好的市場經濟來給我們看,而不是畫餅充饑,讓我們望梅止渴。

由福利經濟學到制度經濟學的進路,在一個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政治黑洞之中,理想中的立法,現實中變形了。區分理論途徑和現實那是經濟學精英才能做到的高難度動作,不要指望平民老百姓會去理性地區分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繼續忠誠于幷不存在的“夢中情人”。不管經濟學上的論證如何完美,人們有理由恨烏及屋,對壞的市場經濟的憎恨,完全有理由痛恨辱駡經濟學和經濟學家。

理性與直覺

只看到壞的市場經濟,所以市場經濟要爲目前的腐敗和社會不平等承擔一部分責任。所以“社資爭論”有新的含義,與過去不同,不再是渴望中的自由主義和魔鬼一般的社會主義之間的戰爭。好的市場經濟只有在經濟學家的嘴巴上和夢中才有。雖然這些嚴重的社會問題絕大多數是拒絕政治體制改革而造成的,但是也不能用“好的市場經濟”來一推了之。當下當壞的市場經濟本身成爲一種暗中阻擋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時,在老百姓心中,市場經濟、經濟改革和經濟學家爲目前的腐敗和社會不平等承擔罪名,幷不冤枉。

有報道說,老百姓越來越對腐敗漠不關心。在改革中屢屢受害的平民老百姓,就像一個痴情女子,被騙了又騙,終于絕望冷漠起來,終于把心背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難道還不會分裂成二個完全不同的國家,一個魔鬼統治的地獄王國,一個人民憧憬中幸福的王國?

都被害成了“祥林嫂”了,底層老百姓又沒有人大和法院可以訴說,媒體又被當局控制之中,借助于網絡發發怨氣,辱駡幾下子都不行,還被經濟學家的理性鎮壓下來,說成非理性,說仇富破壞共同富裕,破壞改革,似乎就成了共和國敵人和犯罪。

在改革之初,先富裕起來的人其富裕是普遍利益,因爲只有他們先富裕起來,才能帶動老百姓共同富裕。鄧小平說的很清楚,帶動共同富裕是他們無條件的義務。這時候知識分子的理性與民衆的直覺發生了對立,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儘管民衆做出這樣那樣的犧牲,但是他們還是樂意的,知識分子的理性論證和說理給了他們共同富裕的希望,爲了長期利益而犧牲短期利益是值得的。

可是一次又一次的傷害,一次又一次的剝奪,老百姓已經看的很清楚,權貴資本主義是不會讓他們共同富裕的。改革頂多是讓他們餓不死,就是保持一個餓不死活不好的水平。當老百姓瀕臨生存底綫的時候,就放水養魚,一旦存活下來,就開始收緊。國家計委在制定民間經濟政策的時候,有一個秘而不宣的政策,就是不讓民間爭太多的錢。1949年之後土地改革給農民土地和後面收爲合作社後來變爲國有,除了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之外,還有就是政治控制方面的考慮。共同富裕了,錢多了,就要求政治權利了。國富民窮,當局認爲是最穩定的局面。

當一種政策是良好的時候,其內部肌理是和諧的。當經濟學家的理性和民衆直覺處于你死我活的時候,就可以判决改革的死刑。這時候,應該站在那一邊呢,也就是如何决斷呢。

如何决斷取决于對形勢的判斷,是還呆在改革磁場之中,還是跳出三界之外。如果是前者,張維迎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對理性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作了很徹底的表達,幷不容易駁倒。張維迎的理性和精英論調看起來很不政治正確,但是在張維迎的內心,肯定覺得很委屈,覺得民衆如此忘恩負義,自己作爲農民的孩子,幷沒有私心,爲國家和民族的進步作出了貢獻,却遭受如此的誤解和辱駡。經濟學家的理性和民衆的直覺的你死我活,外在評價和張維迎的內心自我評價形成的巨大反差,只能說明張維迎已經成爲逆潮而動的反面人物,還對改革中的指點江山激揚國策的美好記憶戀戀不捨。

即使還呆在改革磁場之中,張維迎的理性能說服誰?只有知識分子。

爲了對付極權主義,改革開放的自由主義思潮之中,早前哈耶克的自發秩序成爲批判的武器。哈耶克認爲,只有觀念才能改變觀念,但是哈耶克也認爲這個也只有對知識分子有效。哈耶克想改變的是知識分子的觀念,從極權主義的迷夢中掙脫出來。知識分子對民衆有天然的權威,一旦知識分子的觀念改變了,民衆也風行草偃,也就變了。

張維迎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中提到的,公共政策應該按照知識分子的理性,而不是民衆的投票,民衆不能理解自己的正確利益,需要經濟學家的代 爲决定。當知識分子的理性或觀念,和民衆的直覺或道德判斷,發生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衝突,經濟學家由人人尊敬的教授淪落爲人人辱駡的野獸,這時候對民衆有天然的權威喪失殆盡,如何用理性引導老百姓?張維迎說,知識分子要用理性引導老百姓,問題是老百姓都把張維迎當成禍國殃民的亂臣賊子了,還如何引導。

理性和啓蒙幷不是沒有界限的,不是什麽觀念都可以啓蒙。對于老百姓來說,有一些不可啓蒙的自然正確,只有用利益才能說服。沒有帶來利益,反而喪失很多利益,理性說得天花亂墜,也是白搭。就是在不可啓蒙的地方,張維迎想霸王硬上功。就是全部知識分子聽張維迎的都拚老命維護經濟革命,維護市場經濟,甚至鼓吹政治體制改革,只會造成知識分子和民衆的對立。

張維迎想通過討論形成共識,是在意淫,先不說諸神之爭是不可解决的,即使全部知識分子贊同,民衆也會對全部知識分子和理性開戰,發生叛亂分裂成兩個共和國。討論形成共識,無疑就是想用改革意識形態的壓力,壓倒民衆和爲民衆的代言人,迫使他們放弃自己的利益訴求。即使能够全民參與討論,那也是在權貴資本主義的操縱之中。張維迎已經說得很清楚,還是要某某人領導改革。

張維迎也提到:對政府官員的既得利益如不補償,他們就會以“暗補”(包括腐敗、子女經商等)來代替明補。張維迎說去滿足,去喂飽,用人血去喂飽,用生命去喂飽他們,他們吃飽了沒有那麽大的欲望了,就變好了。苛政猛于虎,如何可能按照官僚階層的欲望來補償,然後獲得政治改革的機會?張維迎還是必須面對一個心理條件,從毛時代的爲人民服務隱性承諾:政府官員只能大公無私;到了改革時代,人們認爲官員要那麽多錢就下海去,要當官就是要大公無私。

張維迎的補償論用人民授予的權力來敲詐人民,用人民的稅款來進一步威脅人民。張維迎高舉理性大旗和高談贖買官僚既得利益集團,就是他用理性說服老百姓徹底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抗爭去滿足權貴資本主義無底洞的貪欲。他的意思是說這個才是中華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所在,否則權貴資本主義一發怒,一切都玩完了。

仇富有利于共同富裕,而不是不利于。因爲經濟學論證,人性是自私的,那麽肯定不會同意共同富裕,那麽只有政治對抗,只有維權,只有仇恨才有可能讓權貴資本主義妥協下來。血酬定律才是有效的。

補償論不是服從價值判斷而進行的,更大程度上是爲了贖買强勢方操縱公共政策和延誤改革時機的權力,即消除改革的阻力。補償論超越了底綫,超越了改革的正當性,超越了原來的目的。

如果說張維迎的補償論,不局限于對權貴資本主義的贖買,還涉及到對政府機構改革中將要裁减的一般公務員或者事業單位人員的補償,也是有問題的。這種補償不可能不是建立在相對公平的基礎上,是火上澆油。丁學良告誡說,過度持續不斷給既得利益集團會帶來持續的負效應,這一點在菲律賓等國家看得很清楚。即將頒布實施的《公務員法》將是政治社會穩定程度而劃定公務員的圈子,如果政治形勢穩定,那麽事業單位人員將完全喪失體制中剔除出去的位置,如果政治形勢不穩定,那麽圈子劃大一些。留在圈內的,工資大幅度上漲,剔除在圈外的,就喪失了體制利益。這樣一來,就爲當局帶來來大量有知識有影響力的反對者。喪失體制利益的事業單位的人,他們看到有幸留在圈內的人工資大幅度上漲肯定心理不平衡。

張維迎是知識分子,還是幕僚?知識分子秉持的是正義,維護現代性的根本價值,他的任務是批判政府,而不是爲政府說話。例如戶籍制度改革帶來的管理問題,知識分子就不應該爲政府去考慮,就應該嚴守遷徙自由的底綫至于如何解决底綫以下的管理問題,交給幕僚去處理,這些管理問題沒有道義上的正當性。而幕僚則是奴才,誰有奶就抱的大腿天經地義,即使出賣靈魂也沒有人奇怪。張維迎明明就是一個幕僚,沒有奶也自覺地擁抱權貴資本主義的大腿,還以民族和國家的立法者自居,覺得民衆冤枉了他,冒充了知識分子。一個農民的孩子,會想方設法去論證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們應該想盡辦法用所有的一切去喂飽一個惡狼,美曰其名理性的自私的經濟人,是他一生的使命,我實在想不通。

權貴資本主義只有貪欲,哪有什麽民族共同利益。他們的理性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何才是他們的利益最大化?就是讓底層做包身工餓不死,如果餓死了,他們就沒有勞動力了。也就是包身工餓不死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利益最高點,可持續性的長久的利益最高點。

民衆憑什麽聽你的,張維迎們有足够的道義權威麽?當張維迎大聲叫賣理性和共識的時候,他們能够爲權貴資本主義作擔保麽,他們能够拍著胸脯說,沒關係,這些人都聽我的,你們吃不了虧?要不然憑什麽喊話?張維迎貌似公正,不過是禍國殃民。共識和理性,不過是一次一相情願,沉湎于民衆依賴知識精英的過去美好時光,錯把杭州當汴梁,不知今昔何夕。

我小的時候母親給我講的一個故事,記憶猶新。她說有一個古老的鄉村來個一個巫婆,苦口婆心的勸村民向上,說自己能够指引他們上天堂,這些村民相信了,跟著巫婆來到很遠的大山裏,突然巫婆消失了,只看到一座美麗得如夢如幻的城池,城池的前面有兩盞光明無比的明燈,城池的門口有一雄偉的的橋梁通道村民面前,于是村民一個一個通過橋進了城池。母親最後說出來的話讓我吃驚,原來這個城池修煉了千年碩大無朋的蛇妖化成的,兩盞光明無比的明燈是蛇妖的眼 睛,雄偉的的橋梁是蛇精的的舌頭,巫婆是蛇精的化身,這些可憐的村民全部成了蛇妖的晚餐。那麽張維迎是不是化身的巫婆,而權貴資本主義是不是碩大無朋的蛇妖呢?

流血革命

張維迎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談到了暴力再分配的革命問題。毫無疑問,從1978年以來,整體上趨于保守,害怕流血。革命在保守主義思想史上沒有正當性,更別說合法性。

保守主義想和革命“離婚”也離不了。革命是無可奈何的,不得不的。如果要發生,只能儘量少流血,很少能做到不流血。不能因爲恐懼流血就從正當性上否定革命,這是極端走火入魔的保守主義。要自覺地擁抱“惡”,要正視革命。而不是目前的保守主義所渲染的,革命就是萬丈深淵,就是世紀的末日。即使就是末日,我們也無可逃避,應該勇敢面對,不是手一揮高喊告別革命,革命就消失了。保守主義的啓蒙,很容易造就一個安全的假相,讓我們迷糊,而不知道灾難即將來臨,也耽擱我們努力的時間。

除了在意識形態層面的革命之外,還有就是底層老百姓在生存底綫以下遭遇死亡時的革命。這種革命如果知識分子不在意識形態層面給與支持,通常被定性爲叛亂和騷亂。成王敗寇,如果徹底顛覆成功,推翻了現政權,那麽知識分子就會在意識形態層面來事後塗脂抹粉。

在人民主權的話語下,由極權主義民主向立憲民主,我不認爲是一個真正的革命,不需要有意識形態的革命,而是一個公法上的程序,或者普選和多黨制政治技術的實施。也就是即使發生了暴力革命,也是類似英國光榮革命那樣,沒有宗教意識形態內容的革命。也就是我取消了知識分子的革命權。相反我認爲當底層老百姓在生存底綫以下遭遇死亡時,根據天賦生存權原則,有權進行革命或者采取類似革命的政治行動。爲了生存而爆發的革命是正當合法的。也就是說我贊成當 無可奈何的時候,必須用暴力重新分配財産。這是我在2002年3月份在《湘江法律評論》上發表的《暴力革命中的財産權》中,總結歷史上的革命得出的結論。

一個失去正義的國家,是黑暗的國家,是絕望的國家。這時候沒有人能够用反思改革或者改革進入深水區提供的希望來給社會底層一個定心丸。這個定心丸經濟學家的理性能够提供麽,知識分子全社會的共識能够當飯吃麽?經濟改革把美好的憧憬打得粉碎,就造就了這樣的國家。

對于嚴重的社會危機,知識分子能够用精密的學說去描述把握,而底層老百姓則只能宗教來表達其情緒。基督教和其他民間宗教的興起,就是社會危機的體現,還有儒家知識分子自娛自樂的儒家學說,要脫胎換骨成爲儒教,也是這一危機的産物。當美國從“勞動與民主”的共和國開始關心文化政治或文化認同的時候,就是其內部危機的症候。

儒家保守主義的復興,到日後完全可能出現的“納粹中國”,都是爲了轉移內部危機的政治舉措。當改革共識破裂以後,就是前革命階段。革命階段革命是必然的,我們首先考慮的是,告別不了革命,能否做到“冷革命”,例如廣場政治和游行示威,而不流血或者少流血。

底層老百姓,尤其是農民,從土地革命開始,爲了一小塊土地爲共産黨流血賣命,建國後由爲了毛澤東的瘋狂,在大躍進和大饑荒前後死了幾千萬人,幾十年的工農業剪刀差,各種各樣的盤剝,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又被戶籍制度所奴役,爲了生存,不得不在礦井中賣命。現在已經已有的蛋糕就要分完了,權貴資本主義又談什麽中國崛起,難免學納粹德國的資本家讓德國人民去當炮灰一樣,又要爲國家利益和榮耀和一些小利益被騙去當炮灰。難道注定是當炮灰的料?注定是現代化祭壇的犧牲品?

人都是他媽生的,憑什麽底層老百姓就要是現代性食物鏈中的小蝦米?既然都要流血,爲什麽不流權貴資本家的血?少數人的血,比大多數人的血,是可以接受的,反正都要數人頭,那就越少越好。如果流權貴資本家的血可以帶來一個相對穩定的秩序,在都要流血的情况下,就是正當的。即使短暫,也是值得的。 反正流老百姓的血更難帶來結束治亂循環,一樣要內戰。憑什麽就讓我們農民在現代性之下去流血流泪,而且被拋擲在黑暗中,不得喘息呻吟說話。

既然農民都要白白犧牲,革命至少可以造就一小部分農民子弟成爲帝王將相,如此農民整體上總比一無所有好;既然財産權只能通過暴力革命然後由進行分贓,既然注定如此邪惡,既然只有土匪和强盜,那爲什麽還繼續做無辜而善良的農民?

權貴資本家如今不“放血”,那末未來就流血。要麽就流血,要麽“放血”,二者必居其一。

自由主義嫁鶏隨鶏,嫁狗隨狗不成?

自由主義是現代性的主要內容之一,從1849年到今天,它貫穿于整個近現代史,不管是以其本真的面具,還是异化的,例如極權主義的面具出現。整個近現代史,是自由主義的辨證發展史。所以自由主義高于歷史,高于時間,高于革命,高于改革。

1978年之後,共産中國由極權主義進入後極權主義,國家和社會開始分離,市民社會開始形成。借助于這一歷史形勢,自由主義浮出了水面,成爲時代精神。

市場經濟成爲自由主義的春藥,國家和社會的分離讓自由主義覺得立憲事業觸手可及,勝利在望。加上改革後的良好秩序與文革以及歷次政治運動帶來 暴死的危險反差太大,人們于是衷心贊美改革,妖魔化改革之前的時代,進入黑白分明的精神世界之中,要麽社會主義,要麽自由主義。改革時期是被救贖的時間, 有天堂的陽光照亮著,于是人們在改革死亡的彌留之際還充滿著希望,不見棺材不掉泪,死不回頭。

即使情形已經惡化,自由主義不能沉湎于過去美好的記憶和希望之中。我碰到的很多老一輩或者中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用自己的生命體驗,真誠而苦口婆心地比較文革和改革,他們的這種比較是自然的,脚踏實地的,堅實的。這些說法可以作爲改革之初的正當性論證。但是在人們徹底對改革失望以後,改革已經成爲歷史騙局以後,這些說法很顯然是不合適宜。

老一輩和中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體驗,我不懷疑他們是理性的。可是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例如理性如斯的哈耶克,受到英國女王的接見,就陷入了迷狂,認爲英國女王是當代最有智慧的人之一。還有例如我辦的一個案件,一個無辜受到政府迫害的犯人,當囚禁了十年之後,當政府無可奈何釋放了他,他走出監獄,最感謝的的是政府,是發自內心的感謝。我這裏的意思是說,老一輩和中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理性,也可能蒙蔽了一些東西。

蒙蔽了什麽?被拋入改革的强大磁場之中,他們總是說要珍惜當前的美好,可是這種珍惜的願望,往往把壞的事情也往好的地方想,有可能結果造成了病情沒有被及時診斷出來,耽誤了時機,斷送了病人的生命。

與他們不同,我們是文革後出生或者懂事的,沒有他們那一代的沉重的生命體驗。這對于我們來說,是好事也是壞事。好事就是容易看到改革中壞的一面,沒有那多的珍惜和留戀,該告別則告別;壞的是也容易輕浮,輕視他們的生命體驗,妖魔化改革。

如今的時代,幷不是改革初期的憧憬,而是共識破裂後的火藥味。不要喋喋不休地和我們訴說,當初關于改革的夢想和美好記憶。不管如何,對我們訴說,計劃經濟時代糧票如何,改革時代物質如何豐盛,對我們沒有任何吸引力。老一輩生逢改革,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動推動改革,也是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已經在歷史殿堂之中,可是也可能因此眼光被蒙蔽,走不出改革,看不到自由主義高于改革。對于他們來說,只能在改革大道上,要麽倒退,要麽前進,倒退就是社會主 義,前進就是市場經濟,此外別無門路。

我們幷不是被改革磁場捕獲的原子。對我們來說,後退到社會主義的“茶馬古道”,還是前進到資本主義的“絲綢之路”,都不是我們的選擇。我們到了拋弃改革的時候了,我們需要另外開路。

有一點我們很肯定,就是我們沒有陷入輕浮。我們要求的不僅僅那麽多,例如告別糧票,告別計劃經濟,告別暴死的危險。我們要求的,是當局在社會契約中明白說的,親口對我們父輩所承諾的東西,例如平等和政治權利,幷沒有節外生枝。這些是當局的歷史債務,向他們討債天經地義。很明顯,當局不肯履行債務,撕毀契約,老早以前就“預期違約”了,我們父輩是老好人,居于善良的心思,良好的願意,明知可能是騙局也委屈著。可是我們沒有老一輩與當局從文革一起 走出來的共同感,不是親戚,也不是朋友,當局還債就是別囉嗦。

毫無疑問,自由主義附麗在經濟改革之上的希望和美好記憶,內在地自然而然有一層是超越改革的訴求,那就是希望通過改革來成就偉大的立憲事業, 經濟改革僅僅是路徑。關鍵在于羊腸小道也斷裂了,自由主義就不應該是一個衰老的老人,靠記憶和喋喋不休的憶苦思甜來教誨我們,應該拿出自由主義鼻祖洛克他們的抵抗和公民不服從等維權精神來。

德國自由主義大師洪堡警告說,忽視影響到各項社會改革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將會導致這項改革試圖傳播的那些價值的解體。 當市場經濟刺激了自由主義者立憲欲望,豪情萬狀的時候,沒有想到理性啓蒙和目標,可能是提升當下現實,也可能因爲距離太遠而被當下現實詆毀排斥。財産權的啓蒙和傳播很大程度是後者。財産權是對自由主義者最誘惑的一次調情和勾引,但也僅僅是調情和勾引。

自由主義者應該反思自己,找回自己的政治性,把自由主義當作立憲政治的哲學,而不是自足、封閉的體系。自由主義者想借助于市場經濟構建憲政的支柱或者基石的意圖是偉大的,但必然是悲劇。經濟改革整個就是把偉大的美好的毀滅掉的悲劇,整個看起來就像吸食海洛因一樣,精神上飄飄欲仙,結果却是留下可怕的身軀和死亡。

所以光光堅守我們的目標一點也不放鬆,是不妥當的,容易成爲有刺的玫瑰,不合時宜。

自由主義是一個危險的旅程,需要大無畏的勇氣去搏鬥,去遭遇吸納它不喜歡的價值,去適當妥協適應不可改造的社會心理條件。所以要分清楚“應然”和“如何應然”是不同的,要區分韋伯所說的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不僅要堅守目標,還要考慮如何抵達目標。

立憲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基尼係數不能太大,造成社會合作條件的喪失。自由民主和貧富有極大關係,在一個貧富極端分化的社會之中,不可能確立起來。毫無顧忌別人的感受,把目標赤裸裸地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反而功未成身先死。可以判定的是,自由主義把財産權作爲憲政基石已經喪失了良機,已經被權貴資本主義糟蹋了耽擱了。反正我們現在沒有了那種幸運,市場經濟帶來的自由和立憲的憧憬消失了。

用維權壓到市場和啓蒙

壞事都是權貴資本主義幹的,而且還要當好人,把人冤枉殺了,還說是替天行道。權貴資本主義製造中國有歷史以來最巨大的不正義,然後還譴責民衆不理性,在搶光財産之後了,還要搶光民衆的喉嚨。從財産權到舌頭,都要箍制。所以現在頻頻出擊,左右開弓不僅封殺自由主義的網站,連新舊左派的一起幹掉。

當底層民衆不再抱有希望,還能用理性和共識來維繫希望?還談什麽扯淡理性維權、理性討薪。怨恨可以是理性和共識可以解决的?我很清楚地看到一 個對立,知識分子和民衆的對立。知識分子指責民衆不理性、叛亂、騷動,而底層民衆指責知識分子道德敗壞。民衆處于啞巴吃黃連的位置,對于知識分子恨不得吃其肉,喝其血。這種對立,還表現爲對革命作爲財産權分配方式的正當性爭論。

如果儒教攀上了權貴資本主義,那麽還體現爲基督教與儒教的宗教戰爭。基督教與革命、自由、平等在一起,而儒家與反革命、專制,提倡知識分子的政治領導權在一起。

權貴資本主義是改革的敵人,是人民的公敵,不是領導人,他們爲了個人利益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國家,而且還要進一步摧毀國家,讓國家陷入水深火熱的內戰之中。目前讓他們放血,而不是補償他們,進行公正的再分配才是民族和國家的普遍利益。爲自己贖買是要命不要錢,至少要把基本的社會保障做起來。

權貴資本主義不幹,就要姑息他們?否則改革就改不下去了?這樣的改革不要也罷。因爲即使滿足了權貴資本主義無底洞欲望,那麽也是極端扭曲的改革,不但不會帶來和平、秩序,共同富裕,帶來國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相反可能是一兩百年的動亂和民族灾難。

改革開放是中國權貴資本主義于底層民衆之間的“農夫和蛇”的故事。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最肥的“寄生蟲”,我們還期待它成爲社會的主導力量?一個良好的社會却是離不開精英,但是權貴資本主義確是扶不起的阿斗。他們唯利是圖,沒有民族責任感,不斷背叛民族、國家,背叛改革,用宏大叙事甚至犧牲民族國家盡可能地讓自己獨食。其品質之敗壞,責任感之喪失,在人類歷史中數一數二。有歷史感的政治哲學家從來都沒有信任扶持過資本家,都是讓他們自己長大起來去和專制作鬥爭,然後大力鞭撻他們。很奇怪會把這種麻臉婆看作美女,看作精英,看作主導力量。明明是一隻中山餓狼,却看成領頭羊。

張維迎的贖買論實際暗含了一個前提:權力結構既定。從這一點來說,只不過他自認爲通過一種委婉的、統治階層能够接受的方式來表述以達到曲綫救國的目的。張維迎說,在當前有關改革的討論中,一些人全然不考慮政策的可行性,不考慮政策的激勵相容條件是否滿足,習慣于用烏托邦理想蠱惑人心,對解决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有害無益。權力結構正是改革要改掉的東西。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實現改變既定的權力結構,這是底綫,也是改革的正當性來源,不能超越。如果權貴資本主義不幹,那麽不是去姑息他,而是去幹掉他們,革掉他們的命。我們假設一下,如果現在用專制好于無政府來維護“高壓鍋”,到了“高壓鍋”爆炸一天豈不更慘烈,代價更重?所以應該放弃“權力結構既定”原則,應該用維權和基督教去建設公民社會,培養未來承受震蕩的抗震力

張維迎自覺擁抱權貴資本主義是一種情形,還有一種情况是不自覺的情形。很多知識分子如今越來越保守,與權貴資本主義共鳴,因爲擔心改革大船的沉沒,恐懼革命的來臨。在最危險的時候原來敵對的反而更容易抱成一團。這種抱成一團是基于無中生有的恐懼,自己把自己嚇的,而不是理性。這些人不自覺地排斥來自不可缺少的反對派,不可缺少的對抗,不可缺少的維權運動。

政治就是政治,是硬碰硬的東西,政治力量的對抗博弈。權貴資本主義才不管道義,市場經濟和啓蒙的力量有限。市場經濟和啓蒙的曲綫救國是知識分子一厢情願的東西。

從中國青年報冰點事件的抗爭例子來看,對已有的改革成果的保障,不是深化改革走得通,而是維權運動才能做到。維權運動是繼續擴大改革開放已有的成果,只有從超越改革,才能保存改革的積極成果。維權運動才能爲改革保留一些面子。所以需要的是對抗,而不是妥協,也不是贖買。

在革命尚未爆發之前,我們要做一些應該做的事情,那就是維權,一種遏制革命或者限制革命的現實行動。

政法系挽救自己

所謂的美國的共和和民主之爭,局限在司法審查與民主之間。在民主與精英之爭,從網絡上劉涌再審爭論開始,我堅守司法和法律應該占據政治領導權 的位置,政法系應該成爲主導社會的精英,我幷且認爲自由主義要對公共事務發言的時候,必須帶上法律的面具。在司法以外的行政和立法領域,我贊同民主,贊同大衆參與。共和主義和法治就是政法系掌握政治領導權,從而替代啓蒙政黨。

近些年作爲改革開放主導的經濟學知識分子,在現實的控告下,被送上歷史道義法庭,遭受了無盡的辱駡。經濟學知識分子的權威,喪失殆盡。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起主導作用的精英,從文人,到經濟學家,到政法系,一個個沉淪。政法系褒貶不一,還沒最後倒塌。

知識分子作爲理性的代名詞,要引導老百姓,首先要有權威。這個權威還不單純理性能够提供的,更依賴于宗教、歷史、習俗、神話。要引導是首先具有權威,如果喪失就要挽救,而不是自我美化。越自我美化,越自我辯護,其權威越低,這就是張維迎這幾年來的軌迹。

由于改革的死亡,政法系逐漸被架上主導時代主持正義使命的火架。但是政法系的權威幷不足完成這個使命,司法腐敗和作爲政治刀把子的歷史負債,嚴重腐蝕了政法系的權威,所以政法系需要拯救自己。

政法系的自救,應該用全力參與維權運動,其前途不在于成爲政界精英。在政界目前已有的成就,幷不能走得太遠,啓蒙政黨不可能讓出政治領導權給政法系。例如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就在接受新京報采訪的時候,就潑過冷水。

政法系的前途不在廟堂,而在公民社會,而在草根。政法系應該從其他啓蒙知識分子立法者和公共知識分子的失敗中走出,地位由高高在上的代言人變爲走入民間的代理人。

政法系通過維權運動的自救,也可能遏制經濟學家造成的歷史灾難,從而也挽救經濟學家,從而也挽救整個知識分子的聲譽,彌合了知識分子和底層民衆至今的衝突。不管是啓蒙政黨,例如國民黨或者其後裔,還是80年代的新啓蒙,都是一家人,而政法系却是根本的突破,根本的變遷,是現代性的瓜熟蒂落。

讓改革去死吧,只有改革死了,才能保存住改革的積極成果。就像落葉必須腐化成泥土,才能新生。經濟精英主導的改革倒下了,法律精英主導的維權接力舉起了火把。

由改革時代進入民權或者維權時代:嶄新的時間要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