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窄門前的中國

2010,窄門前的中國

寧南 

  "你們要進窄門。因爲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新約•馬太福音》

  "靠!"

  國貿橋下,面對轟然拔起的CCTV大樓,遠道而來的朋友顯然被震懾住了:230米高的建築,頂部橫結構懸在180多米的高空,向外橫挑70米,組成的强烈不規則幾何體,在CBD上空藐視一切,時刻提醒著你是多麽渺小……一種對"超一流"的自聖與膜拜,被建築語言空前凶猛地傳達出來。

  穿過工地圍墻,近距離觀察這座"21世紀新標志",感受到的却是一種與周圍地理環境和文化心緒格格不入的失衡狀態:暴露在外的菱形鋼網捆綁著灰澀粗重的軀體,折叠向上之後再扭曲回來,插入自己的身軀……縱橫交錯的網格、斜長方形中空、非垂直切割綫,在生理上激化出一種無法化解的緊張感。

  "如果把這些超强對比的視覺壓力,與那場氣味詭异的央視大火事件混合起來,可以完美注解當代中國。"指著眼前那幢正在被修繕的焦黑副樓,這位在加拿大研究政治學的朋友感慨到,"從外面看,大國崛起的氣勢無所畏懼又無所不能;從裏面看,危如累卵的空間又充滿了不安、焦慮和衝突。"

  他稍嫌主題先行地得出了自己的結論——"過去十年,這個主題幾乎沒有變化,即使變化也只是體量上的變化,而且這種體量變化甚至更加加固了這個主題。"在他看來,剛剛過去的2009年,中國主題幾乎被加速演繹到一個難以駕馭的新高度:"大國和平崛起"逼出了G2;"內部矛盾緊張"造就了一浪高過一浪的網絡潮詞:"鄧玉嬌刺官"、"躲猫猫"、"綠壩"、"開胸驗肺"、"欺實馬"、"被增長"、"臨時性强奸"……

  對于前者,可能沒有誰能比2009年就任美國總統的奧巴馬體會更深。"總理先生,你準備好了和我見面嗎?準備好了嗎?"當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走到無果而終的最後一刻,奧巴馬邊走邊喊,直接闖進中國總理溫家寶主持的"基礎四國"立場協調會時,已經暗示了全球大國地位升降的新變化。日本《選擇》月刊2010年1月號刊文解讀到:"實際上,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中國在100多個參加國的注視下推動達成了協議案。只要是涉及政治行動,我們總能清楚地看到中國和美國一起成爲國際舞臺上兩個閃耀主角",總而言之,"如果沒有中國的合作,美國將無法解决世界問題"。

  對于後者,2009年發生的三大社會突發事件給出了最慘烈的注解:烏魯木齊打砸搶燒、通鋼工人打死民企管理者和唐福珍反抗拆遷自焚。這些慘案直指當代中國最不穩定的社會情緒:民族關係緊張社會階層衝突官民矛盾突出。而這三大矛盾的矛頭又同時指向唯一的根源——强烈不公平下過于懸殊的社會發展差距。

  "打著國家利益的旗號,打著服從大局的旗號,用推土機粉碎掉人們的基本生活,這是什麽法律問題?"面對電視畫面中唐福珍冷靜地將汽油澆在身上幷點燃自己,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蕭瀚2009年11月27日在自己的博客裏寫道,"我要說,這跟什麽狗屁法律都沒關係,這只是個簡單的、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問題:你們是不是人……金牛區天回鎮政府,你們沒有任何存在這世上的必要,願天下所有最惡毒的詛咒都在你們身上應驗,願你們入火獄而永不得拯救!"

  十年來,在高速增長的經濟推動下,成功的好像愈發"成功",失敗的又似更加"失敗",這種"雙面神"般的中國主題一時間遮蔽了所有有關我們這個國家的彈贊。在"成功"糾結"失敗"的自己與自己撕扯下,站在2010年的門口,我們會看到什麽?我們會選擇什麽?我們會走向何方?

  我們眼前是一道窄門。

天命中國

  1月21日,在國新辦記者招待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公布了2009年國民經濟運行數據,初步測算,全年GDP實現33535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8.7%。中國GDP"超八"的消息瞬間傳遍整個依舊憂雲籠罩的世界,全球股市衝動一片。人們都在矚目中國又一次驚艶增長時,可能誰也沒有注意到,一個更加驚人的數據同時出現了。

  根據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定下的目標,GDP到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也即2020年中國GDP要達到357616億元。那麽,在2009年335353億元的基礎上,2010年只要再增長22263億元,也即GDP再增長6.6%,就能提前10年完成"十六大"提出的GDP戰略目標。

  面對過去十年的中國在東亞建立的經濟偉業,1月6日,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佩特拉斯西班牙《起義報》上撰文對比了"9•11"以來的一對輸家和贏家:"美國在亞洲尋找地位無足輕重的軍火買家,而中國則與俄羅斯、日本、韓國等重要經濟夥伴大力簽署貿易和投資協議;美國利用國民經濟爲海外戰爭融資,中國則開發礦産和能源資源促進國內市場的發展;美國投資軍事技術用來對付衛星國家的國內騷亂,中國則投資民用科技創造出口競爭力。"

  他接著調侃道:"中國投資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美國則軍事打擊這些國家;中國出售阿富汗人民婚禮用的盤子碗碟,美國則轟炸阿富汗百姓的慶典活動;中國不資助種族戰爭,美國則組織'顔色革命';中國吸引全球消費者,美國則在國內外製造恐怖分子;中國自給資金發展經濟貿易和運輸系統,美國則因無休止戰爭、救市和發展非生産部門而讓國庫負債累累,同時讓成千上萬的人失業……"

  2009年1月20日,小布什離開白宮的那一刻,美國的戰略家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伊拉克冒險行動無意中産生的最重要後果,就是全球經濟中心向東亞回歸、東亞經濟中心向中國回歸的加速——中國是美國反恐戰爭的真正贏家,無論美國能否成功打垮基地組織和伊拉克的叛亂。

  在這個圈子裏還流行著一個笑話:"美國打冷戰,日本獲勝;美國打反恐戰爭,中國獲勝。"

  這個笑話的確抓住了過去60年全球地緣政治變化的關鍵。正如克魯格曼所言,美國"對中國購買美元已上癮",實際上對中國提供廉價商品也已上癮。如果要結束這種情况,首先必須接受痛苦的"戒毒"。然而,廉價的中國信貸和商品的涌入不僅使超級富豪獲益,同時也使美國較低的社會階層獲益。于是,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形勢越惡化,美國政府對這種依賴就越難于戒除。

  美國資深記者Ted C. Fishman對此總結說:"入侵伊拉克不僅絲毫未能爲第二個美國世紀奠定基礎,反倒毀壞了美國軍事實力的聲譽,進而破壞了美國及其貨幣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中心地位,幷加强了中國在東亞乃至以外地區逐漸取代美國領導地位的趨勢。"

  中國"鷹派"學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問題戰略研究所研究員張文木把這歸因于"天命"。在他看來,近代史以來,中國多次在生死考驗面前化險爲夷: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肢解中國之際一戰爆發,中國得以喘息,民族資産階級迅速發展幷接近統一中國;1940年代,日本已將中國分裂成幾個傀儡'國',與此同時赳赳武夫東條英機上臺發動了太平洋戰爭,迫使日本兩面作戰,結果在中美夾擊下日本完敗,臺灣回歸中國……1999年,李登輝操弄'兩國論'妄圖分裂臺灣,結果臺灣大地震,震得李登輝銳氣大挫;2001年小布什上臺全面遏制中國,結果'9•11'爆發,美軍揮師中東幷深陷伊拉克;2008年4月,西方聯合起來在西藏問題上刁難中國,在奧運期間又將中國股市砸到穀底,沒想到9月中旬雷曼兄弟倒閉,整個西方世界陷入自1929年以來最深刻的經濟危機,尤其重創美國經濟。"

  如果說中國的復興崛起真是天命,那麽,"天命"之後的現實"氣運"又是什麽?

  1月16日,《時代》周刊2009年年度人物揭曉,"中國工人"當選。《時代》周刊評價稱:"在金融危機肆虐全球的時期,中國經濟仍在高速發展,幷逐步帶領全球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功勞首先要歸功于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中國工人。"

  當肖紅霞、彭春霞、黃冬艶、丘小院四名女工拘謹而疲倦的神情展現在世界面前,上至廟堂之高,下至江湖之遠,誰都知道她們所代表的"中國工人"群體,幷沒有公平地分享到"大國崛起"、"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所帶來的發展紅利,超時工作,低廉工資,頻頻欠薪,是她們絕大多數生存狀態的現實。

  當過去的一年中國媒體將聚光燈照射在政經大人物及其制定的"宏偉大政"之上時,不能不承認,是美國的輿論旗手發現了"天命中國"的真相——億萬像藍色工蟻一樣默默承受、默默勞作的"中國工人"。"中國奇迹"的光芒,不僅來自中國工人們的汗水,還有他們委屈的泪水。

  采訪中,一位中國社科院研究大國政治的學者更願意在這個層面理解"天命"二字:"'天佑中華'不假,但鴉片戰爭170年來,中國不亡、傳承不斷,我還是相信在于中華民族擁有勤勞堅韌、自强不息的億萬底層。"

"圖釘"社會

  "中國的社會結構就是一顆大圖釘。"這個"億萬底層"的具象概念,在民間學者王利的研究中有非常扎實的數據支撑,"中低收入者占就業總人口85%以上"。

  這位精于統計研究的民間學者原本毫無機會獲取被國家統計局"封鎖"的數據真相,但2007年中華全國總工會開展的全國第六次職工調查給她"打開了大門"。

  "由于全國總工會調查將'職工'範疇擴大到了私有企業,由此獲得了比較準確的'職工平均工資'數據。"她發現,全總調查得出職工平均工資16395.48元比國家統計局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口徑所統計的職工平均工資24932元要低44.4%,"全總的調查還發現,72.4%的普通工人收入低于全國職工平均收入,普通工人中55.5%的人月工資收入低于1000元,其中絕大部分是農民工。"

  王利將全總的調查數據和2008年《中國統計年鑒》結合起來核算,真相出來了:2007年7.32萬億元的中國勞動者勞動收入只占25.15萬億國民總收入的29%,每個勞動者的平均年收入9500元,月收入792元

  與此同時,2007年中國有條件地參與了共有147個國家參加了的"國際價格比較"項目,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在2008年發布的《國際比較計劃》中,中國購買力水平評價因之下調。報告認爲,2004年中國有2億人平均每天實際消費水平不足0.42美元,按世界銀行標準,這就是2億赤貧人口占當時全國人口比重達15%

  在王利看來,"在中國這個'大圖釘'社會裏,釘面就是底層,是'尚能維持溫飽、勉强維持溫飽以及還不足以維持溫飽'的大多數,釘杆是富起來的少部分人,頂尖是'因得勢而致富'(哈耶克語)的極少部分人"。

  那麽,爲什麽國家統計局會得出24932元的"職工平均工資"呢?秘密就在于,經過了1990年代末國企改革"大下崗"的折騰,進入統計的"職工"現在只占極少比重,但統計的産值總額和總收入却包括了1.5億農民工的創造。也就是說,分母中將農民工排除在外,分子却包含他們的勞動,自然就出現了備受嘲諷的"被增長"和"職工工資兩位數增長"。

  "中國工業企業的平均工資——不是統計部門公布的那種平均工資——多年來不是在與國際接軌,而是在與農民收入接軌。"王利指出,正因爲有了不怕工資低、只怕幹不上活的農民工墊底,城裏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大可以將農民工工資壓低再壓低,"向管理要效率"就永遠停留在口號上。

  比如,"中間投入"占産值之比越高,企業效率就越低。1980年代至今,中國企業一直高居73%左右,而英、德、俄、日等國只占60%多。但2007年數據顯示,中國企業的經營盈餘占總産值之比爲23.4%,竟然比英、德、俄、日等國高出近10個百分點。據此,王利的結論是,"只能說,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中國企業,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創造的'效率',絕大部分是建立在對廣大農民工勞動力收入的不斷壓榨。"

  這位多年從事審計工作的民間學者感慨地說,在歷年聯合國工業統計資料中很難找到工資總額占總産值之比如此低的國家,她强調:"提高製造業乃至整個工業和中低端服務業的普通勞動者報酬,這不是對普通勞動者的恩賜,更不是在克扣經營者的利潤,而是要在良心上還普通勞動者一個公道。"

  記者在采訪中得到了一份山東省民意調查中心在2009年10月底至11月初所做的問卷調查,主要調查內容是"山東省公衆社會心態",樣本選取濟南、青島、臨沂、濰坊、菏澤5個城市市民。調查結果同樣令人震驚:在"認爲社會公平"和"認爲社會不公平"兩個選項中,超過45%的公衆選擇了後者;在認爲社會不公平的人群中,有77.6%的人認爲社會不公平現象達到嚴重水平。這一群體認爲,當前社會突出的不公平現象主要爲收入分配不公平和就業機會不公平,分別占64%和33.6%。

  所有被調查者中,有84.8%的人認爲目前整個社會收入差距過大;近60%的公衆認爲近十年來獲益最多的群體是黨政幹部,私企老闆和國有、集體企業領導及管理者位居其次,工人和農民被認爲獲益最少;權力被認爲是導致社會不公平最重要的原因,也是當前容易獲得高收入最重要的因素。

  建國60年、改革開放30年、新世紀10年之際,形成當下這樣一個社會收入分配格局、社會分層結構和公衆社會心態,任其繼續,"大國天命"無异于"大國賭命"。

"奪食"

  1月23日,一則"柳州米粉廠集體漲價遭全體市民拒吃,致銷量劇降五成"的消息傳遍全國。在當地論壇裏,網民公開詳細數據,認爲此次漲價幷非廠家所說的"原材料上漲",而是"有人幕後操縱企圖壟斷"。

  這種"想盡辦法"與民"奪食"的場景,幾乎成了過去一年在應對金融危機旗號下國內各類分利集團競相表演的節目。比如,2009年下半年,在不公開成本信息、價格聽證不透明的情况下,壟斷集團在各級政府的支持下,唱著價格改革和節能减排的調子,迅速啓動油、水、電、氣、暖等最基本民生消費品的"漲價潮"。

  最震撼人心的"大製作"還是來自于房地産。中國指數研究院最新公布數據顯示,2009年全國60個城市土地出讓金收入同比增加超過100%。排名前20個城市土地出讓金總額高達8019億元,同比增加160%。其中,杭州市以創紀錄的1200億元奪魁,同比增長393.22%;上海市1043億元位居次席,增長180%;北京市928億元穩獲第三,增長83%。

  這三大城市也將"土地財政"演繹到了癲狂狀態:杭州市1200億元的土地出讓金收入,是地方財政收入520.79億元的2.3倍;北京市的這一比重達到45.9%,上海市也達41.1%。

  在這些壯觀景象的後面,就是2009年的"房價飈升"和"'地王'橫行"。

  央行一位研究官員告訴記者,近年來,地方政府對土地收益的依賴,土地買賣炒作、持有環節的稅收制度的缺失,城市化與保障性住房稀缺矛盾,導致了商品房剛性需求,"房地産泡沫早在貨幣政策轉爲適度從寬之前就已存在幷比較明顯了"。

  之所以在2009年激化成一場廣大普通居民在房價、拆遷上,與地方政府、地産商集團之間"生死搏鬥"式的對峙,關鍵在于金融危機"阻礙"了外部增量式的繁榮,因體制固化已經對利潤高增長形成深度依賴的分利集團,毫不猶豫地轉身于內部,通過驅動行政力量强行控制和分割存量,將一場外部經濟危機推演向內部社會危機的方向。

  比如,2009年各地方的拆遷熱潮,引發了全社會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集體聲討。但現實是,幾乎每一戶遭强制拆遷的家庭都拿著《憲法》這樣的根本大法,和《物權法》這樣的"私法之母法",與拆遷方手裏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對峙,結果都是"在死傷中紛紛敗陣"。

  《物權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孫憲忠爲記者揭示了已不成秘密的秘密:"在《物權法》頒布之前,就開始對有關拆遷和征地的條例進行修訂。原來預定《物權法》2007年10月1日生效時,新條例就應該頒布出來。但壓力太大,沒有出來。"

  孫憲忠直接指稱這個壓力就是"地方政府反對"。征地拆遷原本是拆遷人和被拆遷人之間協商,"現在的政府實際是在經營土地"。他舉例說,上海一畝土地最高補償30萬元,政府轉手交給企業可能就是幾百萬,其中巨大的差額作爲"第二財政"收入政府囊中。

  在這種巨額利益驅動下,地方利益勇于赤膊上陣,拒抗國家大法的决心超級强硬。也就是說,這場憲法和法規之爭的實質是一場利益之爭,面對靠土地來增加財政收入的地方政府,老百姓手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物權法》,實際上是一個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彈"。

  這種驅動力之强大甚至連政府官員自己都震驚不已。一位財政部官員私下向記者感嘆:"年初,全國財政收入預算增長目標定爲8%,我們內部很多人都不看好。沒想到財政收入在5月份止跌回升,隨後增速開始連續爆炸式增長。最後到12月,當月財收增速高達55%,實在難以置信。"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以專業眼光爲記者繼續解剖這種驅動力。2009年,企業所得稅同比只下降0.3%,個人所得稅增長了5.9% ,"如此深重危機,企業所得稅基本未降,個人所得稅持續增長而且比率不低,可見企業利潤中很大部分交稅了,居民交的所得稅甚至逆勢增長。這只能說明財政收入兩位數的增速幷非市場恢復所致,大部分源于徵收力度極大增强了。"

  在這裏,他又提到了非稅收入,2009年1-11月份,全國非稅收入7705.84億元,同比增長27%,"前三個季度,稅收只增長了2.2%,而非稅收入却增長了33.1%。非稅收入是從什麽時候開始加快的呢?5月份,增長了130%。這說明,各級政府借著此次危機的'東風',預算外徵收再次迎來一個高潮,新的收費又層出不窮地出現。"

  "所有這些都是'生掏'出來的,現在'查稅風暴'還在繼續,'生掏'就不會停止。"李煒光說。

  1月10日,財政部長謝旭人公開了2009年的財收數據:全年財政收入68477億元,增長11.7%,不但遠超8%的年度目標,也遠超8.7%的GDP增速。相比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9.8%,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8.5%。這暗示,無論是繁榮還是衰退,在現有體制下,"老百姓永遠跑不過國家"。

  對這種危機下的"奪食",官方喉舌《瞭望》周刊去年11月底刊文做了難得的揭露:

  "在'對上負責'、'GDP挂帥'考核體制的逼迫和驅動下,無論是省市還是縣鄉,時刻不忘在經濟發展中放手一搏,爲了獲得更漂亮的升遷政績,爲了搶奪更多的納稅財源,不顧捉襟見肘的財政基礎,不顧生態脆弱的地理環境,不顧寶貴有限的土地資源,舉債建設、賣地招商、引污辦廠、'土匪'施政、'刮地'斂財……而歷史證明,這些'轟轟烈烈'的'帶病發展',大部分都以巨額的地方債務和銀行不良貸款告終;'焚林而獵'的'短期行政',無一不釀成危害社會穩定的隱患因素。"

"吃人"的房子

  "現在,房地産泡沫就是中國的真正隱患。"

  一位央行官員告訴記者,目前,北京、上海的房價收入比已高達18倍,遠遠超過了國際上普遍公認的4-6倍的安全綫,全國多數大城市甚至許多二綫城市的房價泡沫已成。房價、地價猛漲,最得益的是地方政府和地産商,受傷最重的是尚未置業的老百姓和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潜力:家庭因陷入"房奴"不敢消費,生活壓力大增;高房價抬高商業成本,企業因職工工資上升而逐步喪失競爭力,如果不增加工資,職工就買不起房子,企業就留不住人才;大中城市越來越不適合製造業的生存,産業資本大量從製造業轉往房地産行業;銀行貸款則有可能因將來房價回調四成以上而損失慘重、甚至有可能誘發巨大的系統性金融風險。

  "過去一二年,凡是出面爲房價辯護的官員學者,幾乎無一不受到民衆的痛批,周久耕甚至因此而遭到了網上人肉搜索。"他認爲,一部《蝸居》道出了大多數民衆的心聲,受到老百姓的普遍好評,"這實際上已充分反映了民心所向。宣傳部門應當將《蝸居》列爲各級政府組織收看的電視劇,以便清醒各級幹部的頭腦。"

  這位央行官員所痛心的房市逐利圖,其實就是印證與民"奪食"的完美案例:國有企業和壟斷勢力憑藉體制優勢,將原本用于振興實體經濟的超量銀行信貸轉手放入土地市場,幷推高房價,其實質就是危機下對社會財富鎖定或卡位式的强行圈占。

  目前,國資委分管的129家央企中超過70%均有涉足房地産業。其中,主營業務和房地産八竿子打不著關係的多達80多家,分布在鋼鐵、冶金、醫藥、農業、化工等各個行業。有數據顯示,央企中僅母公司和二級企業設立房地産公司的房地産資産總量,目前已高達1800億元人民幣。2009年總價和單價"地王"前十名中,國企各占8席。

  1月18日,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汽車、房地産作爲我國整個經濟重要的支柱産業一點也不能動搖,不但不能動搖還要進一步發展,因爲他們關聯度高,"汽車關聯100多個行業,拉動鋼鐵、電子、化工、橡膠工業,還可以玻璃工業、座椅拉動紡織業和制革工業;房地産上游可以拉動鋼鐵、建材水泥,還可以一直拉動到家用電器,家裏新買一個房子,換一個電視,甚至紡織業也被它拉動了,窗簾也要換新的。"

  "沒有房地産業,他們無法存活。"姚景源的表述被獨立財經評論人葉檀(博客)視爲一個吸食"房地産鴉片"上癮者的自白,"政府過于依賴房地産,在房地産尾大不掉之後倒過來强調房地産的重要性,被斥爲養虎遺患。這些人忽視了一個事實,在房地産市場的'虎'正是地方政府、地方與央企。"

  英國16世紀"羊吃人"的故事,在21世紀初的中國變成了"房吃人":因天價房價被"吃",因土地違規圈占被"吃",或者因强行拆遷被"吃"……

  2009年12月2日21時30分,央視《新聞1+1》播放了《拆遷之死》的新聞節目:"11月13日早晨,成都市金牛區天回鎮金華村發生一起惡性'拆遷'事件,女主人唐福珍以死相爭,未能阻止政府組織的破拆隊伍,用身潑汽油自我燃燒的方式于樓頂天臺做最後的抗爭。可惜自身燒得面目全非,也未能阻止政府的强行拆遷。"

  "雖然被拆戶控訴政府暴力'拆遷',但政府部門却將其定性爲暴力抗法。政府派人在醫院嚴密控制,防止家屬隨便接近被搶救的唐福珍。最後不治身亡很長時間了,政府拒絕家屬靠近。有人不斷地質問,'親人死去了都不讓見一面,你們還有人性嗎?'一位幹部模樣的人回答說,'你們要冷靜,我要請示一下領導……'"

  這些畫面永恒地烙在了2009年的中國記憶中。

  那麽,中國房産需求真的緊張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了嗎?

  房地産界資深人士、北京房協住宅學術委員會委員蔡金水告訴記者:"實際上,不算開發商手裏未售出的空置房,全國城鄉就有30%、100多億平方米的住房閑置,常年沒人居住,却有將近一半城鎮人口的居住條件惡劣。"

  他介紹說,一方面,在城裏,這些年新建的豪宅別墅、高級公寓、新住宅常年閑置;去農村,常年沒人住的房子也大都是新房、好房,都是農民工掙了錢回家新蓋的。這形成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越是新蓋的新房、好房,越大量閑置。

  另一方面,2.3億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絕大多數是居住在簡易工棚、城鄉結合部的城中村、農民房、城裏的地下室、群租房裏;城鎮居民中,也還有1540萬戶、約5000萬人的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其中有1000多萬戶、3000多萬人還住在棚戶區、危房改造區中;2000-2009年我國畢業大學生人數共計3275萬人,其中至少有1000多萬人是漂在城市中租房打工的"蟻族";在買了房的城市居民中,又有幾千萬人背負著4萬億元房貸,在當"房奴";還有幾千萬人買了70多億平方米、至少七八千萬套小産權房,連合法産權都沒有,財産難以得到保障。

  歷數我們住房的真實現狀,這位原北京市東城區政協委員認爲,發展房地産業的根本目的是爲了更好解决全體人民的住房問題,而不是單純爲了增加GDP、增加政府政績和財政收入,更不是爲了增加官員的尋租機會和開發商的暴利。

"改革死了,'王爺'當道"

  "現在不是1978年,人心已經變了。不是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比30年前更困難,不是我們連'摸著石頭過河'的勇氣和魄力都丟到爪哇國去了,而是欲望和私利已經無孔不入。"

  "改革死了,改革在1998年,最晚在2000年已經'結束'了……後面出現的都是心照不宣的扭曲權力,爲某些人的個人利益最大化服務。不就是幾個人關起門來把事情定了麽?甭管是土地紅綫,還是經濟適用房,還是征地拆遷,不再是'嘗試-糾錯-再嘗試-推廣'的問題,而是怎麽做對我有利,對我個人有利。"

  "這個出發點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對這幾個人來說,你不要約束我,我也就不揭發你。大哥別說二哥,都是那麽回事。大家面子上還保持個老大、老二的關係,其實誰能真服誰啊?誰不知道誰都不乾淨嗎?"

  網民"小米"這段激烈的言辭噴發出來,幾乎每個批評其情緒化的看客,都不得不承認"切中了要害"。尤其是"改革死了"的斷言,如果是從改革的公正、公平和公開角度去理解,如果是從2003年3月國家體改辦撤銷的事件來定義,也未嘗不是真相。

  作爲承擔中國改革設計的政府機構,已死了6年的體改辦有著曲折跌宕的悲歡經歷。

  改革之初,被委任主持改革開放的趙紫陽,手中沒有一個可以用來完成此重任的執行機構。這位政治家在1980年5月設立了一個臨時辦事機構——"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兩年後,改革在全黨終于達成共識後,第五届全國人大决定設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國家體改委),列入國務院部委序列。

  1987年11月,李鵬就任國務院總理,中國改革第一波也進入高潮。爲了將改革推向更深入,次年3月,國家體改委升格爲國務院高層次的議事機構,總理兼主任,不列入國務院組成機構,體改委也因此走到了自己的權力巔峰狀態。意想不到的是,僅僅一年後就發生了政治風波,體改委內許多改革風頭人物出走,體改委頽勢顯露無遺。

  1991年初,朱熔基被調入北京負責新的經濟改革。此時的國家體改委保守氣氛濃厚,朱熔基很難對之倚重。同樣的故事發生了。一年半後,一個臨時辦事機構——"經濟貿易辦公室"成立了,次年3月升格爲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

  這也意味著,新時代的改革重任交給了國家經貿委。1998年3月,就任總理的朱熔基拉開了機構改革大幕,體改委降級爲"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多年不參與改革實際操作的體改委或體改辦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政策咨詢機構。 2003年3月,體改辦被徹底撤銷,人員幷入新成立的國家發改委,改革的任務交給了在原計委基礎上成立的國家發改委,企圖簡化機構集中權力,以更加堅决地推進改革。

  然而,這個既管發展、又管改革還管"計劃"的超級部門,在職能上顯然更偏重于權力更大的經濟項目審批和發展規劃,而需要統籌考慮的改革規劃,則自然而然被分散到國務院所屬各職能部門。2003年之後,不能說高層沒有花大力氣推動改革,但改革終于變成了由部門利益主導的"改革"。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原國家體改辦副主任邵秉仁接受媒體采訪時舉例說,當初設計國有資産管理體制時,就規定國資委的主要職能應該是履行出資人職能,當運營國有資産的"老闆",而不是直接管理企業的"婆婆"。但當國資委操作國資改革後,"目前國資委管理架構,還是把國有資産管理當成國有企業管理,延續了以往計劃經濟下對企業的管理辦法。

  過去十年,這樣的故事頻頻出現:鐵道部"關起大門"搞鐵路改革;電信部門反復四次折騰電信改革;證監會改革資本市場,死死不放發行審批權;財政部的分稅制改革,伴生的是基層政府負債累累,財政幾近崩潰;國資委改革,壟斷行業越改越强;教育部和衛生部的教改、醫改,更是民怨四起……這種"怎麽對自己有利怎麽改"的部門改革之所以失敗,直接原因早已被反復指出:部門利益成爲勢力最强大的"分利集團"。

  相對表現爲地方利益的"諸侯經濟",諸多研究者把這種日益坐大的部門利益稱作"王爺經濟"。遼寧省財政科研所所長王振宇認爲,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削弱了"諸侯"經濟實力,"諸侯經濟"目前已經很難挑戰中央政策,但近年來部門政府間的競爭形成的"王爺經濟",已經威脅到國家政策和體制改革的順利推行。

  "如果說'諸侯經濟'還具有某些生産和創利作用,那麽'王爺經濟'則帶有更多的壟斷特徵和分利性質。"王振宇從自己的實際研究發現,"王爺"權力肢解了政府財權的統一性,"收入上,大量的預算外和制度外收入、大量的國有壟斷集團稅後利潤游離于政府預算之外,以部門利益的方式自主運行",他估計此類收入規模約爲財政預算內的30%-40%。

  "財權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形成的利益取向,更是"諸侯經濟"所難以企及的。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曙光(博客)告訴記者,不僅僅改革,目前的立法也往往是"部門立法","各部門都想通過立法爲自己授權,擴大本部門的管制權力"。

  他警告說:"雖然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管制是必要的,但這種爲擴張部門權力而加强的政府管制,則是市場化的倒退。"

  面對改革被部門利益架空的局面,邵秉仁毫不掩飾對當年國家體改委的懷念,他指出,體改委主持改革的時期,不僅要向國務院提出改革方案的整體構想,而且還會按年度制定當年改革規劃以及跨年度改革計劃,客觀記錄當年改革歷程,科學分析改革形勢,冷靜分析改革當中面臨的矛盾和問題,理性提出改革建言。

  "缺乏這樣一個綜合部門,國家就不能通盤考慮改革的全局。從改革的經驗上總結,現在仍然需要一個改革的綜合部門替黨中央、國務院考慮長遠改革發展的戰略問題,能够制定跨部門的全局性改革規劃。"他擔憂地說,部門利益一旦形成幷固化,對國家的科學决策會有影響,"現在的問題是利益格局越來越固化"。

  這位在操刀電力改革的電監會副主席任上退休的改革派,向决策層表達了自己的忠告,改革最關鍵的是决心,"從歷史上看,當改革遇到困難時,需要魄力强力推行,需要審時度勢、不失時機,看准了就幹"。

巨輪轉航

  本届政府主政時間過半,以胡錦濤爲首的中央領導集體,還有兩年多的時間繼續書寫自己的歷史業績。回顧過去近8年的中國足迹,既有經濟體量迅猛增長和"全球第二大經濟國"的壯闊成就,也有社會貧富差距擴大、每年數萬件群體性事件帶來的社會緊張……但如果足够敏銳,不難發現,當社會情緒仍然在自豪與憤怒中飄搖不定的時候,中國這艘巨輪已經悄然實現了180度的轉身。

  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召開,大會報告的主題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根本的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當時仍處在經濟緊縮狀態下的中國,最期待的仍然是經濟復蘇和快速增長。

  次年3月,新一代領導集體遭遇"非典"的嚴峻考驗。這次危機推動了執政黨開始反思過去所走的發展道路和模式。在2003年7月28日召開的全國防治非典工作會議上,綜合黨內外的意見,胡錦濤提出了"堅持以人爲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理念。

  這就是科學發展觀思想的源起,也標志著胡錦濤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執政綱領。一位黨內研究人士告訴記者:"其實,此前錦濤同志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只不過通過一場危機讓這些思想成型進而取得了黨內同志的共鳴。"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概念。

  2007年10月中旬,十七大召開,"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和"以人爲本"寫進大會報告,胡錦濤將發展的重點指向了比GDP增長更深遠的地方,"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仍然不平衡;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衛生、居民住房、安全生産、司法和社會治安等方面關係群衆切身利益的問題仍然較多,部分低收入群衆生活比較困難……"

  這位黨內研究人士分析說,每一個發展階段都有不同的發展要求,執政黨要有高度的時代意識,抓住真正的社會發展趨勢。他稱贊到:"從這幾年全球發展趨勢和氣候環境影響來看,以胡錦濤爲首的第四代領導集體,能早在7年前就抓住時代變化的趨勢,在指導思想上迅速從追求GDP增長的依賴中退出,轉向了以'科學發展'和"和諧社會"爲核心理念的新航向幷堅决貫徹,其駕馭時代的能力的確令人敬佩。"

  "不論我們對目前社會經濟發展現狀指出多少問題和缺陷,有多少利益分歧和衝突仍然在激烈對抗,儘管'以人爲本'、'和諧社會'還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但你不能否認,包括各種利益階層的全體中國人,已經在科學發展上達成了共識。"在這位多年梳理中共領導人執政理念流變的研究者看來,在中國多舛的現代化道路上,"能形成這個共識,已經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

  2009年平安夜,是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這位以《文明的衝突》一書預言了"9•11"的美國右翼政治思想家,1968年曾寫過一本被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政治所副所長王逸舟認爲亨氏一生中"最牛"的著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書中許多論斷幾乎是在40年前就"解讀"了當代中國。

  亨廷頓指出,現代化對經濟不平等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動蕩有兩種影響:

  其一,貧窮國家的財富和收入分配,通常比發達國家更不平均。這種不平等在傳統社會裏被認爲是自然形成的生活格局一部分,但現代化中的社會動員却增强了對這種不平等的覺醒意識,幷可能增加對這種不平等的惱怒。新觀念的輸入不僅使原有分配方式的合法性成爲問題,而且還指出了更均衡分配方式的可行性和可取性。迅速改變原有收入分配方式的一個明顯辦法是通過政府,但是那些支配收入的人往往也支配著政府。因此,社會動員便使傳統的經濟不平等成了刺激社會動蕩的因素。

  其二,從長遠看,經濟發展將産生比傳統社會原有收入分配方式更均衡的方式,但在近期看,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常常是擴大收入的不平等。經濟迅速增長的集中受益者往往是少數人,而大多數人却蒙受損失。結果,社會上日益窮困的人便會增加。

  這本書的分析也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部部長張軍(博客)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的歷史,以及亞、非、拉美等許多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進程表明,現代化的成功從根本上講有利于增强社會的穩定性,但現代化的推進特別是在現代化發展的初期和中期却可能伴隨著大量非穩定因素的滋長,帶來社會政治的動蕩。"

  "這主要是因爲現代化過程必然伴隨著利益的再分配,需要始終把握和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矛盾。"這位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體學習中講解現代化認識和實踐的學者坦言,"由于我國現代化進程所具有的特殊性,我們面臨的矛盾更加複雜,維護社會政治穩定的任務更加艱巨。"

  這種背景下,第四代領導集體聚合社會共識,一定程度上爲應對日益複雜的現代化挑戰提供了思想凝聚力,顯得格外難能可貴。

  1月12日,加勒比島國海地發生裏氏7.0級地震。大地震12天后,官方收殮了約15萬具遇難者尸體,估計還有20萬人埋在廢墟中,救援工作艱難而進展緩慢。這場地震很容易讓人聯想到2008年震級更大的汶川大地震。1月19日,美國《時代》周刊比較了兩起巨大的地質灾害,得出的結論是,"必須有强大中央政府爲人民提供支撑"。

  實際上,這個結論就是中國社會新共識的一部分。

中國模式的"門檻"

  2009年7月1日,建黨節,北京金茂威斯汀酒店宴會廳,200多人濟濟一堂,多數爲商人,少數是學者,他們聚在一起,是爲了聆聽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的一場講座。會議是歐美同學會商會2005委員會組織的,商人聚會不談生意,討論的題目是"中國未來30年向何處去?"

  秦曉被思想界稱爲近年來興起的"新右翼"的代表人物。所謂"新右翼",主要由有思想的工商界人士組成,在全球競爭中受過鍛煉,有巨大的財富動員能力,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力遠非新老左派和自由派所及。其觀點尤其重視秩序維護,認同制度變革應當漸進、平穩,不允許社會動亂打斷經濟增長的進程,重視國家利益的維護,幷致力上下互動,一起走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之路。

  秦曉在講座中强調,中國的崛起,除經濟增長外,還必須有價值體系和制度安排方面的普世性和示範性。其充滿學術氣息的話語,表達了一個簡單的意思:已經擁有30多年經濟持續增長奇迹的中國,要進入價值和制度變革的準備時期了,也就是要創建全球實踐意義上而非理論揣摩上的中國模式。

  2009年,西方發展模式和價值體系因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而遭到前所未有的質疑。對于過去十年一直"以美爲師"、"言必稱華爾街"的中國學生來說,更無异于悶頭一擊。

  2009年1月6日,在接受媒體"2008年的經濟形勢有什麽出乎你意料的地方?"提問時,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樊綱承認,"沒有想到(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如此大的衝擊,沒有想到(金融危機)以激進的方式爆發","這種估計不足的根源是對美國金融模式的認識,對美國那一套我們太相信了。"

  對此,網友調侃說,"土鱉國的威力可真不是一般國家所能承受","甲午之後學習日本,結果日本挨了兩顆原子彈;二戰之後學前蘇聯,結果前蘇聯50年之後解體;80年代又學日本,結果把日本學習得90年代經濟停滯;當年又學'四小龍',結果現在'四小龍'成了'四小蟲';要把企業都搞成韓國式的時候,來了一場亞洲金融風暴;群起拜師老美時,老師家來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

  "舉目四望,全球之大,竟到了無師可學的地步。"這種戲謔之詞,其實也從反面指出了一個歷史性命題:從新世紀第二個十年起,中國不得不走自己的路了。

  2009年6月18日,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喬萬尼•阿裏吉在美國巴爾的摩市平靜地離開人世。對這位著名政治經濟學家、世界體系理論主要代表人物的突然離世,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姚洋(博客)扼腕不已。

  姚洋介紹說,作爲世界體系理論研究的新一代領軍人物,喬萬尼•阿裏吉把精力主要集中于近兩百年的歷史演變。在其2007年出版《亞當•斯密在北京》一書"復活"了斯密的"自然增長"發展理論,集中論述了决定著世界政治、經濟和社會形成的兩個最爲重要的過程:一個是新保守主義的"美國新世紀計劃"的出現與消亡,另一個是中國成爲東亞經濟復興的領導者。

  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喬萬尼•阿裏吉對中國的前景也很擔心:"有證據顯示中國政府正在擔憂他們的環境,然而他們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不明智的。也許他們有計劃有步驟,但我在汽車工業文明中看不到任何對于環境灾害的警覺性。學習美國發展模式,這在歐洲已經是一個瘋狂的想法,在中國更甚。"

  不過,他也注意到了,"在1990年代,中國毫無疑問是走在引導工人相互競爭以獲取資本和利潤的道路。現在却出現了調整。"而這種調整的動力,阿裏吉認爲完全是中國式的。雖然進行的是一場市場經濟的改革,但中共"幷沒有否定中國革命或者社會主義價值觀,也沒有否定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地位"。由此産生的後果是:

  其一,社會主義傳統在某種程度上發揮了國家改革的內在牽制力作用,每當黨政系統做出重要的政策調整時,它不得不與這一傳統進行對話才能推行;

  其二,社會主義傳統給予工人、農民和其他社會群體某些合法的手段,來對抗或應對國家腐敗的或不平等的市場化過程。

  這種獨特的現實,阿裏吉在亞當•斯密的"原著"中發現了與之共鳴的思想。

  "斯密歷來是被引用最多而閱讀最少的作家。"阿裏吉强調,"斯密幷沒有打算把自我調節的市場的提法作爲新自由主義的信條。'無形的手'是指國家應該在統治時把權力下放,减小官僚主義的介入。實質上,斯密所提的政府行爲應是親勞方的而非親資方的,他曾明確提到的不主張勞工相互競爭以降低工資,而是引導資本家競爭,以降低利潤至他們能接受的程度。"

  作爲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的倡導者,社會理論家阿裏吉想要告訴我們,亞當•斯密設想的這種基于平等的"世界市場社會",非常有可能因中國和東亞的創造性發展模式,在爲新的世界秩序創造契機的同時而得以實現。

  因此,在自己畢生的研究中,阿裏吉認同"中國傳統"和"社會主義價值觀"這些中國遺産的復興,正在與亞當•斯密思想的融合中,爲未來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引出一條新路。

  不過,這條理論上光芒萬丈的道路,在現實中却顯得醜陋、狹窄和艱險。張軍擴對此有深刻的體會,他說到:"13億人口進入現代化,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這樣的人口規模比世界上現有的56個高收入國家的全部人口還要多出3億多。這麽多人進行現代化,相當于把過去一兩百年來世界範圍的現代化歷程在中國重演一次。"

  "而我們既沒有他們早期發展所具有的相對寬鬆的國內資源環境,也不可能像他們那樣通過開拓殖民地掠奪現代化所需要的資源。"張軍擴指出,巨大的挑戰還包括14.24億人口之多的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同場"競賽",氣候變化附加的嚴酷約束條件,"人口紅利"的不斷减少和"老齡化"的嚴峻挑戰,以及發達國家基于自身利益考慮或明或暗的干擾、阻撓甚至破壞。

  這些極端惡劣的條件築造了一座令人膽寒的關隘,橫亘在我們面前,但"科學發展"和"和諧社會"的緊迫現實與政治承諾已經使我們沒了退路。

  采訪的最後,一位采訪對象借用中國爲記者吟誦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詩《門檻》:

  我看見一所大厦。正面一道窄門大開著,門裏一片陰暗的濃霧。高高的門檻外面站著一個女郎……一個中國女郎。

  濃霧裏吹著帶雪的風,從那建築的深處透出一股寒氣,同時還有一個緩慢、重濁的聲音問著:

  "你想跨進這門檻來做什麽?你知道裏面有什麽東西在等著你嗎?"

  "我知道。"女郎這樣回答。

  "寒冷、饑餓、憎恨、嘲笑、輕視、侮辱、監獄、疾病,甚至于死亡?"

  "我知道。"

  "跟人們的疏遠,完全的孤獨?"

  "我知道,我準備好了。我願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擊。"

  "不僅是你的敵人,就是你的親戚、你的朋友也都要給你這些痛苦、這些打擊?"

  "是……就是他們給我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也準備著犧牲嗎?"

  "是。"

  "這是無名的犧牲,你會滅亡,甚至沒有人……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尊崇地紀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憐惜。我也不要名聲。"

  "你甘心去犯罪?"

  姑娘埋下了她的頭。

  "我也甘心……去犯罪。"

  裏面的聲音停了一會兒。過後又說出這樣的話:

  "你知道將來在困苦中你會否認你現在這個信仰,你會以爲你是白白地浪費了你的青春?"

  "這一層我也知道。我只求你放我進去。"

  "進來吧。"

  女郎跨進了門檻。一幅厚簾子立刻放下來。

  "傻瓜!"有人在後面嘲駡。

  "一個聖人!"不知道從什麽地方傳來了這一聲回答。

原载于《商務周刊》

道德本能

道德本能

作者: 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譯者:朱力安 

我們的某些心理方式很可能會阻礙我們得出最爲正當合理的道德結論。道德感,就跟其他感官一樣,在錯覺面前不堪一擊。人類的道德感原是一種相當複雜的結構,無獨有偶,它還體現出了自身進化的歷史和它的神經生物學的基礎。

下面幾個人中,你覺得誰最可敬?是德蘭修女、比爾•蓋茨,還是諾曼•博洛格?而他們之中,你又覺得誰相對來說最不那麽可敬?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决非難題。德蘭修女,因在加爾各答行善,幫扶窮人而受到梵蒂岡的賜福,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一次美國民調中被列爲20世紀最可敬之人首位。比爾•蓋茨,因給其用戶帶來的藍屏死機和Office軟件的跳舞別針(早期Word軟件的蹩脚屏幕助手)而臭名昭著,其肖像在"我恨蓋茨"網上慘遭毀容。至于諾曼•博洛格……諾曼•博洛格又是何方神聖?

然而再往深處想一想,你可能就會重新考慮你的答案了。博洛格,"綠色革命之父",采用農業科學來緩解世界饑餓,被譽爲十億生命的救星——歷史上再沒有誰像他這樣拯救過如此之多的生命。蓋茨,在决定如何使用他的財富時,出人意表地,把錢投入到抗擊發展中國家常見病中,希望以此來减輕大多數人的苦難。而德蘭修女,則弘揚了苦行的美德,幷據此來經營她的資金周轉不靈的使團:他們的病號主顧得到了許多的禱告,但生活條件嚴酷,沒有鎮痛劑,醫療設備也原始得令人命堪憂。

不難發現,這三個人的道德名聲跟他們所行的善何其不成比例。德蘭修女是神聖的化身:白色的袍子,哀傷的目光,禁欲克己,照片中的她常與大地上的貧苦人群相伴。蓋茨則是一個書呆子中的書呆子,還是世界首富,他要是能上天堂那駱駝都能鑽過針眼了。而博洛格,現年93歲,一個農學家,把一輩子的時間都花在了實驗室裏和非贏利組織中,極少走上媒體舞臺,因此也就壓根沒走進過我們的視綫。

我懷疑上述例子可能連一個人都說服不了,沒人會承認蓋茨比德蘭修女更聖潔。不過這些例子足以反映我們的頭腦是會被神聖的光環所左右的,因此而無法對于行爲本身——無論是讓人貧困還是讓人富裕的行爲——做出客觀公正的評斷。仿佛我們在道德錯覺(moral ilusions)面前是不堪一擊的,這迷惑人的道德錯覺無异于麥片包裝盒上的不真實的廣告圖片,或者是心理學課本上的變幻綫。

今天,一個新的領域在利用錯覺揭開第六感——道德感(是非觀念)的面紗。人們的道德直覺已經在實驗室裏、互聯網上和大腦掃描中被抽離出來加以研究,人們更試圖以博弈論、神經科學和進化論生物學來分析道德直覺。"有兩種東西,我越是經常持久地對之凝神思索,就越是使我內心充滿常新而日增的愛慕和敬畏,"康德寫道,"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如今人們越探索道德準繩,心裏就越發感到敬畏,至于是否還能愛慕就不得而知了。人類的道德感(是非觀念)原是一種相當複雜的結構,無獨有偶,它還體現出了自身進化的歷史和它的神經生物學的基礎。

是什麽觸發了道德感

要承認人的心理有專門的一部分作用于道德,就得先認識到人們對事物的既定的道德評價與他們對其他事物的成見是截然不同的兩樣東西。道德化(moralization)是一種心理狀態,就像一個開關,可開可關。當這種道德開關被打開的時候,一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便駕馭了我們的思考。這種思維模式使我們將某些行爲視作是不道德的,而不僅僅是難如人意的,或不合時宜的,又或者是不太明智的。

道德感的首要特徵是:被援引爲規則的道德信條通常被視作是普適通用的。比方說,禁止强奸、禁止謀殺,這不會被人們視作一種當地風俗,而更具普適而客觀的公允。

道德感的另一項特徵是:人們覺得那些犯下不道德罪行的人理應受到懲罰。對那些違反道德律的人施加人身傷害仿佛是天經地義的;相反,讓他們"僥幸脫逃"才是一種過錯。因此人們可以毫無不安地奉上帝之名或假國家之權來傷害那些他們認爲不道德的人。伯特蘭•羅素曾寫道:"讓道學家們興奮不已的,莫過于心安理得地對人施以殘暴——也正因此他們才發明了地獄。"

我們都體會過當心中的道德開關被打開時的感覺——正義之光在閃耀,憤怒火焰在燃燒,有種力量在感召。心理學家羅津(Paul Rozin)曾經設計了一組對照,研究舉止相仿却具有不同的"道德觸發法則"的兩類人,以此來探索觸發道德感的開關之所在。健康素食主義者爲了實際的目的而避免食用肉類,比如爲了降低膽固醇,避免攝入毒素。而道德素食主義者禁食肉類則是出于倫理的原因:不做屠夫的幫凶。而當他們被問及對肉食行爲的感受時,羅津指出,道德動機的不同引發了見解的重重差异。道德素食主義者傾向于視肉類爲污穢之物,他們也更傾向于認爲人人都應當是素食主義者,他們還會給他們的飲食習慣添上德行的色彩,比如堅信素食可以使人遠離獸性,不起惡念等。

推理與人爲合理化

常常有待商榷的,不僅是我們道德評判的內容,我們使用道德評判的方法也問題多多。人們通常不會進行道德推理,他們只進行道德合理化:從結論出發——從無意識的感情迸發出的結論出發,然後再回過頭來編織一套似是而非的正當說法。

人們的迷信與他們爲使其正當而强作的辯解之間存在著差距,這在道德心理學家的新近設計出的"沙盤"2中一覽無遺,這便是由哲學家福特(Philippa Foot)湯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設計的思想實驗,叫"有軌電車難題"。在您晨起散步的時候,你看到一輛失控的有軌電車沿軌道呼嘯疾馳,列車員無力操控,頽然兀坐。電車前方軌道上有五個人正在修鐵軌,顯然涉險。您此刻站在道岔旁,可以拉動操縱杆將電車導向另一個岔道,挽救五個人的生命。不幸的是,電車將軋過在該岔道上工作的一個工人。那麽,是否可以扳動開關,殺一而救五呢?大部分人的回答爲"是"。

現在再考慮另一個場景。您此刻在一座橋上俯瞰鐵軌,發現了失控的電車軋向五名工人。現在能制止電車的惟一方法是擲下重物阻擋電車的前路。而手邊够得著的重物只有站你旁邊的一個胖子。你是否應該把胖子從橋上扔下去?您面前的兩個困境都是犧牲一人挽救五命,因此,從"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標準來說,這兩個困境是倫理等價的。不過大多數人可不這麽認爲:雖然他們會扳動第一個困境中的開關,他們不會去動第二個困境中的胖子。儘管如此明顯的有效差別在哲學家們的實驗中實屬罕見,但若非要測試者們說出個所以然的話,他們也說不出什麽言之有理的東西。

哲學家兼認知神經學家格林(J. D. Greene)認爲,進化論使人們具備了一種對粗暴對待無辜者的反感。這種本能,他指出,傾向于壓倒一切關于人命得失的功利的計較。這種反對傷害同類的衝動同樣也可以用于解釋其他案例:人們禁絕犧牲一個來挽救多人的做法,比如讓一個住院病人安樂死,然後收穫他的器官來挽救另外五個急需移植的病人;或者把人從擁擠的救生艇上扔下去以免小艇下沉。

就其本身而言,這不過是說得過去的一家之言,但格林跟認知神經學家科恩(J. Cohen)和另外幾個普林斯頓同事們做了一項研究,他們用功能磁共振成像窺探人的大腦,試圖找出人腦中主感情的區域(讓人在同類相殘面前退縮部分)與人腦中主理性分析的區域(計較人命得失的部分)這兩部分的區域相衝突的迹象。

當人們苦思冥想要在牽涉到徒手殺人的兩難困境中作抉擇的時候,他們大腦中的幾個網絡會被激活。首先包括腦前葉的中央延伸部分,該部分涉及對他人的感情;其次還包括前葉的背外側部分,該部分涉及持續的心腦計算(包括非道德推理,比如决定出行應坐飛機還是乘火車);還有第三個區域,那便是前扣帶皮層,來自大腦某個部分的衝動與另一個部分的忠告之間的衝突就在這個區域中體現。

但是當人們思慮一個不需要親自插手的兩難困境(比如將道岔搬向只有一個工人的岔路上)時,人腦的反應則大爲不同:只有涉及理性計算的部分被激活了。另外有研究表明,因前葉受損而感情遲鈍的神經病患者只會從功利角度思考:他們認爲把胖子扔下橋去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兩相一致,該研究支持了格林的理論:我們的非功利直覺是感情衝動戰勝成本效益分析的結果

是否存在普適道德?

"有軌電車學"的成果——錯綜複雜、與生俱來而又普適全球的道德本能,讓豪瑟(Hauser)和米凱爾(John Mikhail)復興了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的道德感與語言的類比學說。據喬姆斯基稱,我們生來便具備"普適語法",它迫使我們以語法結構來分析話語,語法規則在起作用,而我們却不自知。依此類推,我們生來便具備普適道德語法,它迫使我們以道德結構來分析人類行爲,而我們同樣對此知之甚少。

認爲道德感是人的本性中天賦的一部分,這種說法幷非牽强附會。人類學家布朗(Donald E. Brown)所收錄的人類共性列表中就包括了許多道德概念和人類感情,其中有是非觀念感同身受的悲憫公平公正對慷慨氣度的贊賞權利與義務禁止殺人、强奸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賠償過失賞善罰惡羞耻之心與禁忌

道德的勃勃生機在孩子的童年早期就已涌現。蹣跚學步的幼童就已懂得自發地幫助他人,把玩具分給別人,儘量安慰周遭不幸的人。據心理學家杜爾裏爾(Eliot Turiel)和斯麥塔納(Judith Smetana)稱,學齡前兒童已經隱約明白社會習俗與道德規範之間的區別了。四歲孩童會說:穿睡衣上學是不可以的(社會習俗),無故打小女生也是不可以的(道德原則)。不過當大人問他,如果老師批准呢?這時大多數孩子會說:這樣就可以穿睡衣上學了,不過還是不可以無故打小女生。

儘管還沒有人查明是否存在道德基因,但却有許多事實可以從旁佐證。一出生便分開的一對同卵雙胞胎 (基因相同而環境不同),較之領養來的無血緣的兄弟(環境相同而基因不同),他們的性格特徵——比如"認真負責"和"性情隨和"——的相關性相比之下要高出許多。被確診爲"反社會型人格障礙"或"心理變態"的人,從小就有道德目盲的徵兆。通常來說,這些孩子不論家庭環境正常與否,從小就恐嚇小朋友,虐待動物,習慣性撒謊,不知憐憫也不懂悔過。這些孩子長大之後,其中就有人會成爲凶徒惡棍。

儘管心理變態很可能是遺傳傾向性造成的,而程度較輕的一種則可能是由于腦額區受損造成的(腦額區包括制止正常人將假說中的胖子扔下橋去的那部分腦區)。神經科學家發現一些額葉遭受重度損傷的兒童可能成年後會麻木不仁,不負責任,儘管有著常人的智商。他們撒謊,偷竊,無視懲罰,不顧自己孩子的性命,以及無法走出最簡單的道德困境,比如兩個人無法在看什麽電視頻道上達成一致該怎麽辦,或者一個人是否應該竊藥來挽救他垂死的妻子。

如此看來,道德感或許就根植于正常人腦的構造之中。誠然,當我們思索與生俱來的內心道德律時,敬畏感充盈著我們的內心,但這個假說充其量也是不完整的。無論是何種道德語法規範著人們的道德評判,這規則終究難以普適。隨便一個沒在"人類學初級班"上打瞌睡的新生都能舉出大堆這樣的例子。

無所謂神聖了麽?

"道德腐化"這個詞恰恰被某些批評家用到了"道德感"這門新興科學上。人們試圖解析道德直覺,但看上去却恰似在解構道德直覺。進化心理學家們仿佛想要揭露我們最高貴情操的最終利己的本質——想要揭示我們對孩子的愛,對不幸者的同情,以及正義感不過是在物競天擇中的一種爲了保全基因而采取的策略。這種不同文化有不同道德偏好的解釋可能會導致模棱兩可的相對主義這樣一來我們就沒有資格去批評其他文化中的哪怕是再野蠻的習俗了,因爲"我們有我們的道德,他們有他們的道德"。而這整套體系仿佛要把我們拽向無所謂道德是非的虛無主義深淵,將道德從至高原則降格爲神經系統的幻構。

其實,這些憂慮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瞭解一下它爲什麽站不住脚也很有必要。第一個誤解涉及進化解說的邏輯。進化生物學家們有時將DNA作人格化處理,原因跟教科學的老師讓學生們以一個分子或一束光的視角來建構整個世界一樣,因爲行之有效。不經數學運算就能理解物競天擇說的一大捷徑,就是把基因想像成一小團不遺餘力自我複製的因子。

不幸的是,自私的基因的"擬子"(meme)從通俗生物書中脫逃出來,變异生成了一種觀點:有機體(包括人)都是自私而冷酷的。這個衍生觀點其實幷不成立。基因幷不是用來裝載我們潜意識裏不可告人的欲望的。"自私的"基因跟無私的有機體是完全可以彼此兼容的,因爲基因的目的(喻義上的),即自私地自我複製,可以通過給有機體的大腦"通電"讓它做無私的事情來達到,比如善待親戚和急陌生人之急。當一個母親徹夜不眠安慰一個病痛中的小孩時,從某種喻意角度來講,可以說使她繼承了愛憐這種情感的基因是"自私的";但無論從任何意義上講,要說她此刻自私那都是說不過去的。

同樣飽受冤枉的是互惠利他主義,即所謂公平背後的進化理據。它幷沒有暗示說人們行善事純粹是抱著投桃報李的小人之心。我們都知道世上有這種得不到報償的善行,比如打賞一家餐廳裏的服務員,雖然明知道不會再光顧,縱身撲向手榴彈以挽救戰友。這種善念的爆發在生物學家看來却也幷非异乎尋常。

特裏弗斯(Trivers)1971年的經典作品中,他向世人展示了自然選擇是如何推進無私精神的。"一報還一報"的互利互惠,讓有機體交換好處免受詐欺,這只是第一步。一個施惠者不僅要避免無耻之徒(得人好處而不回報),更要優選慷慨的報答者(那些以力所能及的最大好處來報答施惠者的人),而次選吝嗇的報答者(那些以差强人意的最小好處來敷衍施惠者的人)。既然被施惠者選作受惠者是有利可圖的,爭當圈內最慷慨夥伴的競爭就開始了。更確切地說是爭著充作最慷慨夥伴的競爭就開始了,因爲施惠者既不會讀心術也不懂預見未來。一個公平而慷慨的名聲就成了人的一項資産。

道德只是水月鏡花?

對于道德感的生物學解讀幷不能使人得出人人都斤斤計較于自身基因或利益之最大化這一結論。不過,它把道德這個概念本身擱到哪里去了呢?

這是可堪憂慮的:科學觀點教導我們,主觀經驗的某些成分是我們生理虛構的,幷不能在外界找到客觀對應。如果對錯之別也僅僅是大腦系統的産物,我們要如何相信是非之爭更爲真實呢?如果對錯之分只是一種集體幻覺,我們又怎麽能斷言說種族滅絕和奴隸制這些惡行對全人類來說都是錯的呢,或許它們僅僅是不合我們胃口?

讓上帝來主宰道德是解决問題的一個辦法,自然如此,不過柏拉圖2400年前就把這種想法給了結了。上帝是否有充分理由來把某些行爲歸爲道德而把其他行爲歸爲不道德呢?如果沒有的話——如果他的旨意只是神的突發奇想——那我們又爲何還要把它當回事呢?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如果上帝也下達旨意也受道德理性的約束的話——如果他幷沒有下旨折磨幼童的選擇——那我們爲何不直接訴諸這些道德理性

這又讓我們回到了最初的遐想:道德理性到底從何而來,它們是否超出于人腦的臆造?它們顯然不像波長或質量,不屬于物理世界。這就只剩下另一種可能了,那就是道德真相存在于抽象的柏拉圖領域,容身其中有待我們去發現,或許跟數學真理隱匿于精神領域有待被人發現是同樣道理。或許我們的道德感也是與生俱來的,只要我們在此基礎上掌握道德推理,道德現實的本質會迫使我們得出某些結論而非其它。

道德現實主義,觀點一如名字所示,讓許多哲學家都吃不消。不過一個折中後的版本就不那麽瘋狂了——只要不是一列石刻的"你應當"的宇宙法則,至少應是一些個"假如那麽"的邏輯判斷。現實的兩大特質爲任何理性的自我保全的社會個體指明了道德方向。它們也可以爲裁定我們道德感的評判何時與道德本身相符提供基準。

其中一個特質便是"非零和博弈"的盛行。在人生中的許多競技場上,如果雙方采取一種不自私的態度來行事,客觀來說結果會比任意一方采取自私行爲要好得多。你我二人如果分享我們的盈餘,救對方的孩子于危難中,禁止相互射殺,比之于貯藏各自的盈餘而任其腐爛,當對方的孩子溺水時自己還在修指甲,或者上演《美國宿仇》中的場景,你我雙方都將獲益更多。任何一個中立的旁觀者都能够、你我雙方如能開誠布公地理智談談也都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我們應該追求的狀態是雙方都不爲己。這些數據結果的展示幷非大腦系統的偶然産物,也不是一種超自然力量的指示,它們就在事物的本質之中。

道德的另一個外部支持是理性本身:道德靠的不是推理者自私自利的觀點。如果我請求您做什麽關乎我的事情——別踩著我的脚,告訴我時間,不要開車軋我——那我就不能將我的利益淩駕于你的利益之上(比如,保有開車軋你的權利),當然,前提是我把這請求當回事。除非我是銀河霸主,否則我就必須對你作要求的同時自己也受同樣要求限制。

無獨有偶,這個觀點的核心——視角的可互換性——在歷史上最爲人深思的道德哲學裏一再重演,包括黃金法則,斯賓諾莎對永恒的觀點,霍布斯、盧梭和洛克的社會契約論,康德的"絕對命令",羅爾斯的"無知之幕"。它同時也爲辛格(Peter Singer)的同心圓理論奠定了基礎,該理論樂觀地假定我們的道德感——儘管因進化論而將自己、親緣和宗族看得過重——依然可以促使我們在道德之路上前進,因爲我們的推理迫使我們不斷擴大圍繞我們有情衆生(sentient beings)的圓圈。

改進從認識自己開始

道德這一概念依然比我們所繼承的道德感要大,而研究道德感的新興科學幷未使道德推理和道德信念顯得過時。同時,它對我們的道德宇宙來說也是影響深遠的。

至少,科學告訴我們即便我們的對手再怎麽棘手,他們也不是無道德是非的精神病人,他們也在道德思維裏掙扎,這無論對他們還是對我們都是强制而普遍的,分毫不差。當然了,有些對手確實是精神病人,也有一些人受懲罰性道德說教毒害以至于喪失了邏輯推理的能力。一旦分歧出現,而群衆的思考能力尚未完全喪失時,認識到對方也是出于道義而非貪婪,這種共識的達成首先是在理性。一方是能够諒解另一方的社群、穩定、公平或尊嚴等考量的,儘管那時雙方可能仍就是否存在更爲重大的價值考量存在紛爭。

研究道德感的科學同時也警示我們:我們的某些心理虛構的方式很可能會阻礙我們得出最爲正當合理的道德結論。道德感,我們知道,就跟其他感官一樣,在錯覺面前不堪一擊道德感容易使人把道德本身和純潔、地位與合群相混淆,也很容易把實際問題的解决變成道德遠征,從而往懲罰式的侵犯中尋找解决之道,有時還會强加禁忌使某些話題變得不可觸及。道德感還有一大陋習,那就是總讓天使跟自己站在同一邊

儘管智慧的人們可能早已看出我們是如何被自己的"故作虔誠"所蒙蔽的,但我們的公共話語依然未能給這種做作打個合理的折扣。而最糟糕的情况是我們還爲自己愚勇的輕率歌功頌德。美國總統生命倫理委員會前主席卡斯(Leon Kass)在《厭惡的智慧》一文中主張,當涉及克隆和其他生命倫理技術時,我們應該放下理性,讓本能先行:"我們都對克隆人的遠景感到排斥……因爲我們直覺和感覺到——立刻地,無需爭辯地——我們理應珍視的東西遭遇了破壞……現如今,人們已百無禁忌,恣意行事……厭惡感或許是唯一殘留的還大聲疾呼捍衛人性之核心的聲音了。已經忘記如何戰栗的靈魂是何其地淺薄。"

確實有也當然有充分的理由來管制克隆人,但"戰栗感指標"顯然不足爲理由之一。人們已經戰栗得够多了,爲各種各樣的與本族文化的純潔感抵觸而又道德無涉的事情而戰栗:碰了不該碰的,與黑人同用一台飲水機,允許猶太的血液與雅利安的血液混雜,容忍同性戀男性相鶏奸等等。如果我們的祖先讓厭惡感占了上風,我們就永遠不會有尸檢、接種疫苗、輸血、人工授精、器官移植和體外受精了,所有這一切剛出現的時候都被斥爲不道德。

研究道德感的科學恰恰是在推進道德,而遠非解構道德。它讓我們看穿進化論與文化迫使我們承擔的道德錯覺,也讓我們可以聚焦我們共同分享和捍衛的目標。正如契呵夫所寫的:"只要讓人看清自己,人就能超越自己。"

(本文由作者授權翻譯發表,原載于《紐約時報雜志》專欄,有删節)

《21世紀環球報道》停刊始末(石扉客)

《21世紀環球報道》停刊始末

石扉客

一、掘墳

2003年3月10日是周一,也是南方日報報業集團旗下《21世紀環球報道》的正常出版時間,該報實際發行上攤時間本應是兩天前的周六早晨,但這期報紙推遲了一天出版,延至周日才出來。

這是環球報道創刊9個月來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因爲其發行依托母報21世紀經濟報道的全國發行平臺,罕有紕漏。這個似乎不詳的信號,讓這一天的上海記者站周一評報會上氣氛凝重,大家都有點心事重重。

報社執行主編連清川(現《時代周報》編委)當天即在西祠胡同的內部BBS上安民告示:各位同人無須驚慌,幷解釋推遲的原因是《南方周末》的24版朱榕基特刊剛剛出來,集團需要時間等待反彈幷觀測風向。

這種凝重的氣氛,是因爲上一期3月3日出版的環球報道第20和21版,登出了一篇名爲《本報專訪毛澤東秘書李銳:我的建議,老中青普遍贊成》的稿子。在上一周的評報會上,北京站的記者們爲這篇稿子大聲喝彩,依稀記得原話是:

"這篇文章能順利見報,讓兄弟們萬分振奮。這是14年來大陸報刊上最具勇氣的一篇公開報道。爭取寫出這樣的文章,幷爭取見報,是兄弟們能够忍受千難萬難,依舊堅守在《21世紀環球報道》的最大動力。"

上海站負責人金仲偉(現《東方早報》副總編)說,這期報紙出來後,和他住在一個小區裏的朱學勤先生連夜來敲門,說這樣搞不行,太猛了,馬上會死掉。

《戰略與管理》雜志執行主編黃鐘兄打電話來說,不要太張狂了,估計他們現在是忙著權力分配,無暇顧及你們而已。兩會一結束,馬上就要打屁股了。

但恰在此時,環球報道一個已經操作了半個月的采編規劃還在緊鑼密鼓的進行當中。那就是趕在兩會結束時推出一期18版號外,計劃給正式以黨政職務在兩會後亮相的9大政治局常委,每個人各做2個整版,介紹其生平經歷、個性才華和施政風格。早在春節前,這個嚴格保密之中的號外就已將采編任務分解到了京滬穗三地的每個編輯記者手裏。

上海站記者沈亞川領到的任務,是追溯時任國家副主席的政治局常委曾慶紅在滬的經歷。即便在這種怪异的氣氛中,沈還得按照既定方針辦,去上海市委組織部尋找可能的采訪對象。

1986年,時任上海市委組織部長的曾慶紅,一手創辦了全國組織人事系統第一家報紙《組織人事信息報》,以倡導改革領當時全國風氣之先。參與創辦的老人們雖然已經風流雲散,沈找到該報的一位老人,幷到上海圖書館把幾大本紙張發黃的《組織人事信息報》合訂本盡數借回家。

在嘈雜的車上,沈突然接到廣州編輯龔維松的電話:報道計劃暫停,先不寫稿。與此同時,同樣奔忙在上海采訪時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政治局常委黃菊在滬經歷的上海站記者羅榮(現《中歐商業評論》高級記者),采訪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政治局常委吳邦國的上海站見習記者周浩(現《東方早報》記者),在貴州采訪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總書記在黔經歷的廣州記者李武(現北京某媒體任職),都接到了同樣的電話。

本文開篇提到的這期遲到了一天的報紙,由是成爲絕版。溫習這期絕版報紙的封面,主要文章頭版導讀目錄如下:

"三農問題本質是農村政改滯後"
"民主黨派參政已入佳境"
"瀏陽,一個城市的政改故事"
"國務院部委29個减爲28個"
"中國醞釀文科院士"
"朝鮮威脅美國,小心世界大戰"

光看文章標題,就可得出這份報紙鮮明的時政主打色彩,而且是國內比例已遠超國際。

此時距第二次海灣戰爭開戰不過十來天,這一期的社論,名爲《戰爭不可避免,中國利益何在》,封面故事則是9個版的《中國提高伊拉克戰爭危機戒備》、《中國在伊石油利益調查》等。强調國際視野中國視角的定位,也是昭然于外。

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本期報紙頭版頭條導讀的大標題:《3月17日:和平最後期限》。大標題之下,是巴格達卡迪西亞廣場上的兩把巨劍。現在看來,這期成爲絕版的報紙封面仿佛是個暗喻——這也恰是21世紀環球報道的最後期限,懸在這份報紙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在3天后終于掉下來了。

這一天是2003年3月13日,21世紀環球報道主編李戎回憶,時任南方報業集團社長范以錦、總編楊興鋒、分管社委江藝平三位領導親自來到報社辦公室,向報社領導層宣布21世紀環球報道暫時停刊。

"你們這樣搞,是要把人家的祖墳刨出來。他能不要你的命?"在停刊後的學習總結會上,金仲偉總結道。金是新民晚報夜班編輯出身,時任21世紀經濟報道上海站站長,歷來老成持重。

二、發飈

屈指算來,這個時間正好趕上兩會結束。黃鐘一語成讖,監管部門的動作甚至比想像的還要快。

上海站這時剛剛從漢口路300號23樓《21世紀經濟報道》的辦公室搬出來,到21樓和《南方周末》爲鄰,第一次有了自己明亮整潔的辦公室。

在這個據說比總部和北京站都要闊氣的辦公室裏,僅僅出了一期報紙。隨後便是每周要求進行的政治學習和業務討論,高速運轉的采訪編輯出報車輪突然停了下來,大家都有點不適應,于是隔三差五的成爲馮小剛筆下的成功人士——每天睡到自然醒。但在半年前,上海站10餘人拉拉雜雜的從各個旮旯擁到漢口路300號的時候,幾乎沒有任何人意識到這個巨大的危險隨時會降臨。

"2002年三月的某一天,南方報業集團旗下21報系發行人沈顥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裏,告訴我他想要做一張以國際新聞爲主的報紙,問我有什麽意見。"停刊一年以後,連清川在一篇帖子裏回憶創辦這份報紙時的經歷,他用"我心狂喜"四個字來形容當時的心情。

連1997年畢業于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國際新聞專業,對國際新聞情有獨鐘,"整個三月,我像瘋了一樣,躲著所有人甚至是我的愛人,沒日沒夜地撰寫策劃案。我參考所有能够找到的雜志和報紙。我想做中國最好最先進的報紙,這個念頭折磨得我無從安生,却讓我快樂得每日都想歌唱。"

21世紀經濟報道編委李戎,被沈灝任命爲報社主編,連清川和黃愛東(黃愛東西)爲報社副主編,分別兼任旗下新新聞周刊(對外直接以21世紀環球報道名義)和明星周刊的執行主編。時任21世紀經濟報道頭版編輯的陸輝(現網易華南市場總經理)、龔維松(現任職上海證券報)、李小鳴(現鳳凰網言論中心總監)等成爲連清川以下的報社中層架構。

21世紀環球報道新新聞周刊和21世紀環球報道明星周刊分開出版,分別攻占國際新聞和娛樂新聞的市場,後者更是以橙色新聞紙的形態和前者區分。在刊號資源稀缺的情况下,這種一個刊號兩份報紙的操作方式,其實是有一定風險的政策擦邊球。環球報道停刊3年後,同樣是南方報業旗下的南都周刊也曾仿效這種一刊兩報的方式,繼續打這種政策擦邊球。

2002年5月31日,這份刊號爲CN44-0005的周報正式創刊,連清川回憶彼時的心情:"傳說中的理想,在5月31日呱呱墜地。雖然它還不是那麽完美,可是我已經看見它的形體了。當我看到那些有經驗的沒經驗的臉孔在南方日報六樓那個破舊、電綫像蜘蛛網一樣到處延伸的辦公室裏閃爍著光芒的時候,我以爲,這就是了,這就是了。"

四個月後的914南京湯山投毒案,《21世紀環球報道》是唯一趕在新聞封鎖前做出四個整版的媒體,大字標題《警戒湯山》觸目驚心。讓北京站記者趙靜(筆名安替,後獲哈佛大學尼曼獎學金)極爲得意的是,美聯社曾報道南京市民爭睹《21世紀環球報道》的場面,幷拍攝下大幅照片。連清川後來評價,正是這次報道使《21世紀環球報道》一炮打響,發行量和影響大幅上升。

如果說湯山中毒案的報道還有偶然性的因素(正好在報社實習的南京大學新聞系小金在封鎖前趕到了湯山現場,正好周末出報避開了周一的新聞封鎖令),那麽後來的趙靜等采寫的16大、朝鮮擬開闢新義州特區等相關報道就更讓人目瞪口呆了。

上海讀者陳剛回憶當時看到北京站記者段宇宏(現鳳凰周刊記者)采寫的《亞洲英雄爲何令政府部門緊張》,感覺不可思議:這種被有關部門羈押逾月剛剛放出來,被外刊和前前總書記幷稱爲"亞洲英雄"的敏感人物,也能公開見報?

到2003年元旦後春節前這段時間,創刊時《21世紀環球報道》奉行的國際新聞理念其實已經悄然引退,從上到下,大家都在削尖腦袋做時政新聞,做最猛最快最牛比的時政新聞。一時之間,到亞洲周刊、大參考甚至博訊上找選題,竟成爲不少記者的選擇。停刊一年後,連清川曾用如下一段話來描述此時的情緒。

"這個時候,我們當然已經不是2002年三月時候的計劃了,我們的十六大,我們的新義州,我們更早的湯山,已經給我們創造了一個宏大的空間,我們有更加尖銳的理想了。我們的對手,像段宇宏說的那樣,只剩下詛咒的份了。"

此時,報紙理念調整爲"記錄世界時事風雲,見證中國政治文明"。記錄世界風雲是幌子,見證政治文明才是目的,16大報告裏提到的"政治文明"一詞遂成爲《21世紀環球報道》的新聞鴉片。一個例證是,2003年春節後的報紙封面,也已悄悄印上了一個"見證中國政治文明"的LOGO,紅底白字,煞是醒目。

事實上,那一年的春節,對連清川來說也是最不安生的春節。"整個假期,我都在寫關于管理的規範。記者的考評規則,編輯的考評規則,風險的防範機制,選題的操作規範。如果我的確是崇洋媚外的話,我一直以爲,我們的規則,這是中國最缺少的東西,况且,我已經煩透了每個星期計算工資的程序。"

停刊一年後,連清川不無沉痛的回憶,"我們這個時候是很快樂的,因爲有伊拉克,有兩會在等著我們。我們根本不知道頭上的烏雲正在收攏,等待著一場暴風雨。我們期待的更大的快樂,却給了我們最沉痛的一次哭泣。"

這個團隊已然高度發飈,一直在闖紅燈,一直在超速駕駛,一直在禁鳴路段鳴笛不已——沒有人意識到,其實這些早就被一一記錄在案,新聞警察早已經在監視器前冷笑不已了。

三、奸尸

《21 世紀環球報道》停刊後,實際上大家的心情幷沒有如外界想像的那般驚惶,開始從各個渠道傳來的消息都在或明或暗的表示,停刊只是暫時,大家需隨時做好復刊的準備。SARS一役首仗雖然已經錯過(當時誰也沒有想到4月20日後北京政局的風雲突變),兩會一役雖然匆匆收尾,但海灣戰雲密布,美伊戰爭一觸即發,誰都不敢掉以輕心。

編輯部的同人們還在反復演練打起來的時候如何出號外甚至辦日報。北京站記者趙靜和上海站記者姜峭峰(現文新報業集團《私家地理》主編助理)早已經盤踞在伊拉克駐華使館門口,絞盡腦汁弄簽證了。

但這次環球報道的戰地記者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尷尬處境。

盤桓在約旦正向巴格達進發的趙靜,身份一日三變,開始是《21世紀環球報道》戰地記者,隨即接到指令,身份轉爲《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不得再提《21世紀環球報道》,再隨後發稿只能署名《艦船知識》特約記者。在底格底斯河畔和阿拉伯兄弟曬了幾天太陽,在關天茶社和銳思評論發了幾篇帖子的他,最後只好無比悲憤的轉途香港打道回國。

和趙靜比起來,整日在中國駐科威特使館門口呆坐,欣賞民工鬧哄哄示威要工錢的姜峭峰就更不走運了。姜系北大法律碩士出身,捨弃外交部國際司的大好前程來到環球,此番前行,本來被上海站的兄弟們寄予厚望,希望他借機從集團內部搜括到諸如IBM筆記本、海事衛星電話、 600萬像素以上的長焦距相機等重型裝備,好好武裝一下上海站。

"好不容易在北京站搜括到了一個300萬像素的佳能家用相機,那麽短那麽小的一個傢伙,在科威特聯軍新聞中心全球記者林立的長槍巨炮中,我都不好意思掏出來,光新華社的同人們就該笑翻了。"薑回憶起此事至今悻悻不已。

甚至盤纏都不够,自己找朋友借了幾千美元才登上飛機的姜,也在彈盡糧絕之際回到上海。

事後想起來,其實大陸媒體真正開始大規模的比拼戰地記者和一綫報道的含金量,恐怕就始于此時。

終于炮聲響了,但看來海灣戰爭也是勢所必然的要錯過了,看到兄弟媒體大做特做,平常不屑一顧的《環球時報》、《世界新聞報》、甚至《國際先驅導報》也在大版大版的做,大家心癢難熬,心疼不已。趙靜揚言"恨不得去暗殺某人",正是彼番心情的真實寫照。

真真假假的消息無數:

傳美駐華使館發表聲明,對《21世紀環球報道》被停刊表示深切關注;
又傳VOA報道,最高層親自過問《21世紀環球報道》停刊事宜,將于5月復刊;
乃至兩會結束,上海站記者在23樓會議室集體收看新任總理的記者招待會直播,看到了有人問起前前總書記,看到了新任總理滴水不漏的太極拳,內心裏萬分緊張,暗暗希望有外媒問起這個問題,看當局如何應答。

21報系廣州總部發來傳真,對駐滬編委劉輝和記者站站長金仲偉的工作做出安排,劉被抽調回廣州總部擔任剛剛組建的《21世紀環球報道》改版委員會主任。

沈灝又一次調整辦報理念,"改版後《21世紀環球報道》的宗旨是分享全球智慧。" "我們要辦的是一張有觀點的新聞紙。"沈灝强調。

實際上還有半句,叫"洞見中國未來",沈灝說,先不忙提,需相機行事。"政治文明"這個詞彙,從此在《21世紀環球報道》的語境中消失。

而此時報社采編團隊還在爲改版後規劃中的48版大報爭論不已,從宏觀到技術,從文體風格到采寫原則。關于報道基本面,對此前"全球視野中的中國視點"原則繼續遵從;在選題拓展上,沈灝强調需引入更多分析工具,如法學和社會學和經濟學。關于文體風格,是繼續堅持此前環球報道一直秉持的零度情感原則,還是回歸以南周爲代表的故事體風格,一直是爭議中。

3月下旬的《21世紀經濟報道》上悄然刊登了一小條啓事:《21世紀環球報道》因改版暫時休刊。誰也沒想到這個改版的等待,將是等待戈多。

4月下旬,薩斯肆虐的北京,局勢大變。一直在致力于創辦廣東人文協會的宋先科聯絡連清川,發起了全民抗擊薩斯公開信簽名,21世紀環球報道部分同仁參與了簽名。時任華盛頓郵報駐華記者的潘文專程南下廣州采訪此事,後此信的部分內容在該報刊出。

此次簽名風波引發了一些爭議,甚至被懷疑爲導致環球復刊出現變數的原因之一,如此時尚在巴格達的趙靜認爲"這是一個政治事件,不是一個新聞事件"。更激烈的懷疑,是認爲連自己邀請潘文南下采訪此事,以換取後來的出國機會。但連清川本人堅决否認上述說法。

是年五一長假後,南方報業集團網站上的《21世紀環球報道》電子版鏈接已經打不開了。五月上旬的復刊計劃馬上被證明只是一個美好預期,接下來計劃馬上調整爲整理"國故",準備將此前部分報道收錄起來,大家再分頭寫作出書。書名暫定爲《利益中國》,分政治卷、經濟卷、文化卷(這個書名很容易讓人聯想起1998 年那本著名的《政治中國》)。

這種宏大無比的領域,使得寫作者基本上都可以在各自分包的一畝三分地裏意淫一把,過過軍委主席、國家發改委主任以及文化部長的幹癮。

進入7月,關于環球報道復刊的消息突然音信全無,此前悄悄流傳的集團老總正在上層運作,集團和廣東省委以及宣傳監管部門的三方博弈等多多少少能給人以安慰的消息再也沒有下文。

某天,在漢口路300號解放日報大樓的電梯裏,一位兄弟報紙的同仁笑問21世紀環球報道上海站記者:"環球還沒有復刊啊?你們還在那裏奸尸嗎?"

8月中旬,準備出國的連清川來滬和大家話別。事實上這個時候大家都知道報紙已然無望,著書都爲稻梁謀,新聞民工也是要生計的。于是北上的北上,東征的東征,大家從痴痴的等待到陸陸續續的走人,漢口路300號21樓的辦公室裏漸次蒙上塵埃。那套《利益中國》的叢書,也始終沒有下文。

是停還是複?停是如何停?複是幾時複?是忍辱負重的苟活徐圖將來還是慷慨激昂的烈士引刀一快?等待了半年多,最後的結果居然兩者都不是:既不讓你好死,也不讓你賴活,就此不動聲色的拖垮你,讓你在希望中走入失望,從失望中墜入絕望,最後風流雲散各奔西東。

一年後,趙靜在一篇名爲《21世紀環球報道,我們爲你送葬》的帖子裏如此描述這種沒名沒份的默殺:"21世紀環球報道,年齡9個月,死因不詳,有人認爲是被掐死,有人認爲是自殺,有人認爲是誤闖中南海被衛兵擊斃。死訊在幾個月才隱約被證實。"

這有中國特色的默殺一幕,在2年後的冬天,在湖北知音集團創辦的《新周報》,再次上演。

四、 鞭尸

被人當作了奸尸犯,鬱悶無比。

"奸尸?奸尸總比鞭尸好!"——一位同人在內部BBS上這樣自我解嘲。

這份9個月內從零做到十萬多份發行量的短命報紙,爲什麽如此迅疾的走到終點?

作爲一份周報,21世紀環球報道一共出版了41期報紙。事後反思,一方面,大家公認環球報道最後肇禍,不應該僅僅是某一篇文章的完全責任,而是某種效應的累積。另一方面,對駱駝背上每根稻草的分析,也成爲此後鞭尸過程中需要梳理的重要內容。

這41期報紙中,第40期應該是分量極重的一期。

其實仔細分析這一期報紙封面導讀,竟是極具精神分裂的指征。頭條主題是《中國在伊利益獨家調查》,肩題是《俄美訪華拉攏中國,海灣美軍急欲開戰》,猛一看像極了《環球時報》的商業民族主義面孔。

接下來的導讀,又是一副爲所欲爲的純正南方報業色彩,依次是:

"十六届二中全會定下名單,國家、政協領導人選通過已經無障礙";
"政協的未來方向";
"前毛澤東秘書李銳專訪";
"挑戰六千年文明,伊拉克文化專題";
"北大清華連續爆炸";
"共青團幹部集體進入領導層"。

封面壓題照片,是北大食堂爆炸現場。

這期報道內容,後來在坊間流傳最廣也被指爲"罪魁禍首"的,是那篇《李銳專訪》。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這組報道署名前綴是本報特約記者。采寫此稿的王永治(現騰訊網體育中心總監兼奧運新聞中心總編),當時剛從新華社總社主辦的《體育快報》業務總監任上離職,尚未來得及跟環球報道正式簽約。

王回憶,他其時正在日內瓦探親,在多維網上看到李銳給中央常委寫信的報道,回國後就報了這個選題。連清川回憶,王主動提出這個選題後,報社隨即討論同意幷委派他本人去采訪。

2003年2月20日下午,王如約采訪了李1個半小時。22日,王再將采訪稿送李銳家中,李親筆審核改定。

更少有人注意到的是,這組占據了整兩個版面的報道,事實上由三篇稿子構成,第一篇是李銳《<關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摘要》,第二篇是王永治撰寫的通訊:《李銳給中央常委的建議得到正面回應》;第三篇才是王永治的專訪:《本報獨家專訪毛澤東前秘書李銳——"我的建議,老中青三代普遍贊成"》。此外,配發了一副由特約攝影記者張宏江拍攝的照片:暮色蒼茫中,時年86歲的李銳側身站在自家陽臺上,微笑面對自己的一座半身雕塑。

這組報道的版面編輯是肖欣欣(現21世紀經濟報道時政編輯),肖的父親蕭蔚彬時任廣東省政協主辦的《同舟共濟》雜志主編,該雜志由任仲夷、吳南生等黨內開明前輩任顧問,彼時以作風激進敢講真話著稱。王永治回憶,當時報社催得急,李銳的電話還是由肖欣欣幫助找到的,據王的回憶,其實這組報道他本人的初稿和經編輯改定、連清川和李戎定版的擬見報標題,原是《黨不能搞"一把手"說了算》。分管社委江藝平認爲內容已經很敏感,標題應該平衡一下,就改成後來見報版的《我的建議,老中青三代普遍贊成》。

坊間分析,這組報道最爲要害的是李銳在訪談中提到了鄧小平的錯誤,而此舉可能是21世紀環球報道試圖對胡溫新政時局做一次底綫測試。

據該組報道見報版,這個地方主要在其中第三篇稿子的第二部分,小標題爲"小平爲何未能實踐自己的講話",在回答記者問題"小平1980年《党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的講話很明確,但您說他自己也未能認真實踐,給歷史留下了遺憾,爲什麽?"時,李銳圍繞鄧小平在政治體制和領導體制上的習慣做法,如贊同李光耀的權威主義,堅决反對資本主義政治體制特別是三權分立,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認爲胡耀邦是資産階級自由化的總後台等,得出結論:"爲什麽那篇文章束之高閣?歸根結底,除了胡喬木等影響外,還是他自己擺脫不了舊的認識,舊的習慣。"。

李銳進一步指出,"我十五大就做過一篇長篇書面發言,要總結改革開放二十年的經驗教訓,就包括總結小平的錯誤在內。犯錯誤難免,重要的是要總結教訓,才能避免重犯錯誤。"

王回憶,他自己就沒指望能全文發表,部分尖銳內容本來編輯也已經删掉……(此處略掉數十字)……大家對時局的看法是比較一致的樂觀……(此處亦略掉數十字)……

王永治認爲,這種樂觀有兩個因素支撑,一是李銳意見書畢竟此前已經在《炎黃春秋》上發表過,而該雜志安然無事,二是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新晋常委李長春以前是廣東省委書記,對南方報業的情况應有相當之瞭解。

事實上,在得知21世紀環球報道停刊消息後,李銳本人亦十分震驚,他曾專爲此事兩次上書時任總書記的胡錦濤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呼籲復刊。王永治回憶,這兩封信都由他代爲起草,李銳本人親自修改,通過組織內部系統的密件傳送渠道上達高層。當時高層曾傳話給李銳,等薩斯結束五一後即可復刊。

王永治估計,按照組織流程,胡錦濤把這兩封信批轉給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的張德江(現國務院副總理),"請德江同志處理"。但關于此事張自始至終沒有任何公開意見出來。停刊後這些運作過程,王都曾彙報給南方報業集團分管領導。

報紙停辦近5年後,王永治回憶,替李銳起草這封信時大家覺得復刊希望較大,擔心激怒官方,所以這些事都沒敢跟報社同事說,他去設在釣魚臺大酒店的21世紀環球報道北京記者站辦公室,給李銳打印上書信函時,都很小心地回避同事。

另一個相當隱秘的消息是,在這期報紙見報的當天,時任南方報業集團北京辦事處負責人的方進玉曾接到中南海指令,要求馬上送該期報紙進去審看。王永治回憶,其時報攤都已賣光了,方只好到釣魚臺大酒店的記者站去找了兩份。

但從中南海審看報紙到停刊指令出來的十天間,廣東省委宣傳部門沒有任何動靜。

王永治事後分析,綜合各方因素,廣東省宣或者南方報業集團自裁的可能性很小,真正的流程應該是在十天后廣東省宣接到中宣部停刊整頓指令,因中宣部後來向宣傳口傳達指示,這篇文章定性"簡直是反動",後來陸續有指令出來,以後不許媒體再采訪李銳等老幹部談論政治體制改革

令人感嘆的是,21世紀環球報道停刊1年後,曾給王永治采訪李銳提供過方便的《同舟共進》雜志也被令暫停刊整頓,蕭蔚彬被免職。而該雜志肇禍原因,和21世紀環球報道何其相似,蓋因2004年第8期雜志發表了《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改革開放》的長篇訪談。這篇訪談由時任廣東省委宣傳部理論處處長的關山親訪,主編蕭蔚彬特意撰寫了題爲《答客難》的卷首語,强調提到"我個人認爲,小平同志的主要不足,就是沒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適時地進行他所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

李銳訪談之外,後來也被疑爲肇禍的另一篇報道《共青團幹部集體進入領導層》,其實是一篇非常正面甚至到迹近歌頌的文章,從內文中的肩題《現象符合中國幹部選拔趨勢,思想敏銳開放普遍背景乾淨》就可見一斑。這篇報道的作者是韓福東(現南方都市報首席記者),版面編輯是龔維松

第三篇涉嫌文章,是見習記者劉正采寫的政協改革,主題是《專家呼籲政協應進行根本性體制改革》,肩題是《政協委員參政資源稀少無法行使監督權,政治改革應先從政協開始》。該期報紙爲此還特意在第2版配發了一條社論《人民政協的未來》。

據報社一位主要領導估計,此前一篇關于廣東薩斯的報道,也被列入懷疑對象。

另一方面,相應一些稿子的風格也被作爲細細解剖的對象。

《21世紀環球報道》上海站搬到新辦公室後,正值上海選出年輕的新市長韓正,而新党主席郁慕明彼時正訪問大陸途經上海,上海站記者姜峭峰專訪了此人,這篇報道題爲《帥哥對帥哥:韓正應會馬英九》,這種對兩岸新聞的時政化入手民間化消解,角度大膽筆法新穎,其視角至今尚無後來者嘗試。

另外一位上海站記者陶峰采寫的《一個上海中産階級社區的噩夢》,以精緻細膩的筆法,成爲此後數年間城市拆遷引發的激烈社會矛盾前傳。

李戎回憶,停刊前,21世紀環球報道的發行量已經超過15萬份,其業內品牌和影響也已經基本建立。檢索這段時期的報紙,專欄作者既有董橋、馬家輝、塵翎這樣的港臺名家,也有劉軍寧、莊禮偉、李銀河這樣的大陸大家。這樣的陣容,即便在現在也堪稱豪華。

值得一提的是,彼時的21世紀環球報道,幷不囿于門戶之見,而是樂于充當不同觀點的交鋒平臺,比如在美伊戰爭爭議上,既能看到特約評論員余杰、焦國標和王怡秉持的自由主義觀點,也有王小東、韓德强、曠新年這樣持左派立場的文章。

五、 還魂

南方報業旗下很多赫赫有名的報刊前身都是汲汲無名的野鶏報刊,無他,舊瓶裝新酒,取其刊號而已。執國內經濟類報紙牛耳的《21世紀經濟報道》前身是《廣東價格報》;風靡所謂中産小資的《城市畫報》前身是《廣東畫報》;《21世紀環球報道》的前身是《花鳥世界報》。所謂英雄不問出處,前身是什麽顯然不重要,重要的是報紙定位。

從南方報業集團整體布局的角度考慮,環球報道的定位應該是做國際新聞,地方媒體以做國際新聞爲主攻方向,是欲從新華社、《人民日報》、《參考消息》等天然壟斷的國家級恐龍那裏搶食,顯而易見是條險路。

環球首先打出的旗號是"新聞全球化",但很快發現在硬件上制約太大,無法滿足在恐龍嘴邊搶食的初衷。湯山中毒案件的成功操作,使報社意識到既然新聞全球化,國內重大新聞其實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國際新聞,再進而推理之,中國的時政新聞永遠是國際社會關注的國際新聞。如是,環球報道劍走偏鋒,突出時政,突出環球視野當中的中國視點——以色列爆炸了,去福建采訪受傷的外勞民工家屬;中東危機,去義烏采訪生意受損的阿拉伯商人,如是推之。

這種操作模式原也使得,最大的作用是卓有成效的拉近了讀者和新聞的距離,遠在天邊漠不關心的國際新聞一下子成爲近在身邊必須關注的有效信息。

讀者關心則報紙好賣,這個簡單的道理有一個更簡單的衡量標準:每次只要看攤主把同類型的幾份報紙在報亭上如何擺放排列,就知道這期報紙在他和讀者心目中的閱讀預期。開始時《21世紀環球報道》是被壓在《世界新聞報》和《環球時報》下面的,後來漸漸翻轉身來變成男上位,把對手們緊緊壓在下麵。

當時有一句玩笑,南方報業集團裏母報《南方日報》是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自然是老祖宗;《南方周末》是兒子;沈灝和劉洲偉都是南周出來的,所以《21世紀經濟報道》是兒子辦的,輩分當是孫子;《21世紀環球報道》的領導層又主要來自經濟報道,輩分最低,非曾孫子莫屬;至于《明星周刊》,當然更是灰孫子了。

輩分低當然是劣勢,除了在整個報業集團裏話語權相對闕如外,出問題時曾孫子和灰孫子也容易被拿來做犧牲品丟卒保車。但對《21世紀環球報道》來說,做曾孫子反而變成一個有利優勢,那就是所有人事紛爭派系鬥爭都被報業集團和母報《21世紀經濟報道》大體遮蔽住了,從而得以輕身前進。

優勢如此明顯,問題出在哪里?

天意從來高難問。的確,集權體制下的政治環境從來難以預測,從1998年的小陽春到2003年的小陽春,也很容易讓人過于樂觀甚至麻痹。

連清川承認,其實在"新義州"和第一次SARS這兩篇報道之後,南方報業集團兩位主要領導范以錦和楊興鋒就已經召開了緊急會議,但"我根本就沒有聽進去"。

連認爲,聽不進去的原因之一是內心的普遍樂觀和媒體的激烈競爭形勢,"那個時候的號角到處在吹響。《戰略與管理》、《南風窗》的尖銳到了我幾乎已經無法忍受的時候,而我們的兄弟,我曾經的老師《南方周末》在混亂之後的突然發飈,更加讓我如坐針氈。"

聽不進去的另一個原因,是急于建功立業,創造成績,也是"冒進"。

連回憶,"發行量儘管在上升,但是發行總監給我的快樂總是帶著一些限制,一個星期三五千份的上漲,不能給我期待奇迹的心任何的安慰。而廣告速度的螞蟻上樹,更加催迫得我坐立不安。"

"我以爲,我們需要的仍然是一種年輕人所必須要創造的奇迹。如果年輕不創造奇迹,難道我們要在我們年老的時候再來享受成功嗎?"

連甚至承認,在那個時候,即便有預警,他也未必會願意踩刹車。"我後來邂逅了一位堪稱風雲人物的前輩。他在看了李銳報道之後說,如果他能够早就看到這個報道就好了。我開始以爲也是,可是我後來想,如果他早就警告我的話,我肯定不會聽他的。"

坊間評論,如果有健全的風險預警機制,連的冒進能得到某種程度的制約,至少可以避免上一期出來《本報獨家專訪毛澤東前秘書李銳》這樣的猛稿,下一期連著出《給民主黨派名副其實的參政空間》這樣的評論(作者系劉軍寧先生),硬生生的在駱駝背上添上最後一根稻草——使《21世紀環球報道》真正身體力行的"見證"了一番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文明"!

雖然自己一直在做時政,趙靜幷不完全同意連清川的看法,他認爲21世紀環球報道的肇禍之道,是"雖然才9個月多大,但已經開始有了自己的野心。本來是新聞紙,本來做的就應該是硬新聞、新新聞、客觀新聞,却要去中南海探什麽腦袋,臧否什麽人家的政治文明。畢竟是《南方周末》的小侄子,雖然一直討厭《南方周末》亂評論不好好做硬新聞,但一旦自己有了20萬的發行量,也學習叔叔的樣子,玩起了賭博游戲,在人家開自家內部大會的時候在外面下了大注。盤口一開,把自己性命搭上。"

風頭正勁的報紙因非市場的原因停刊,是南方報業集團發展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這個事件直接導致21報系擴張步伐的驟然放緩(所幸《21世紀經濟報道》一直步伐穩健一枝獨秀),幷間接影響到南方報業集團和上海文新報業集團合作籌辦《東方早報》的進程。

沈灝原本雄心勃勃要辦日報,《東方早報》的原中層以上領導多來自南方,傳沈灝當時擬任社長,廣告詞都想好了,謂之"日出東方,大利中華",其氣勢其野心可以想見之。這次合作以南方報業全面撤出告終,東早遂苦苦掙扎于上海灘紅包+馬甲袋新聞的媒體醬缸文化裏,至今仍是不死不活景况。

作爲南方報業的東征遺産之一,現在《東方早報》的〈大都會〉版塊原本就是《21世紀環球報道》改版中的版面規劃內容;

不得不提一句的是,此次停刊,還累及同一刊號的《21世紀環球報道明星周刊》中道夭折,這是一份業界公認的最具專業精神也最具成長性的娛樂周報。

趙靜感嘆"妹妹死得很冤枉,她很動人,大家都喜歡她。因爲人民需要八卦,而她的八卦又最優雅而且性感,這樣可以讓八卦却虛榮的男人女人們可以毫不掩飾地拿起報紙,關心起明星的起居和性戲。"

"她死了之後,她的盜版産品出現了好幾個,之前的明星同事們也紛紛到了這些盜版産品中,雖然再也沒有像她這麽優雅的美少女出現。"

《21世紀環球報道》停刊後,《南方都市報》繼續南方報業集團的"走出去"戰略,2003年11月11日,和《光明日報》在异地産下的私生子《新京報》初試啼聲,此謂之公然北伐。

除原南都骨幹外,這份報紙網羅了一批江湖异人,"負責報道一切"的理念既氣勢逼人,"新北京 新京報"的廣告語也口彩不錯,程益中的心勁堪比準備創辦《東方早報》時的沈灝,只是沒有人能想到,3年後他的運氣比沈灝還要壞。

"二球"衆人風流雲散,薪火流傳,有的就近搬家,到隔壁《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報》;有的到創辦不久的《東方早報》、《外攤畫報》和《新京報》(此三者都多少和南方報業有些淵源)扛活;有的則流竄新華社《瞭望東方周刊》、《鳳凰周刊》、《紐約時報》北京分社、cctv新聞評論部等地。

2004年春天,在哥倫比亞大學做傳播學訪問學者的連清川,在一篇名爲《只有理想是不死的》文章裏,想起原《南方周末》老領導左方和江藝平關于耐心的諄諄教誨,痛徹追憶這份報紙:

"在中國做新聞,最好的種子不是別的,而是耐心和理想。在這樣一個經歷了黑暗、痛苦和挫敗的歲月裏,我們可以埋怨、可以痛恨、可以哭泣、可以詛咒、可以消沉、可以買醉、可以游移、可以淪落。可是,惟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能埋葬。埋葬代表著結束。我們不是基督,我們在埋葬之後不能够復活;我們不是鳳凰,我們燃燒之後不能够再生。我們明白了我們不是天使之後,我們更加要愛護自己的理想。"

彼時在紐約時報北京分社任研究員的趙靜,則宣布準備"高傲的潜伏起來":"我們準備忘了你了,《21世紀環球報道》,因爲你在死之前就已經開始腐敗,我們對你的憎恨已經在興奮和幸福中埋下了種子。我知道是誰殺死了你。是上帝,是上帝爲了中國在你驕傲的一瞬間讓你突然死亡。你妄想成爲《紐約時報》,却不知道《紐約時報》的成長需要至少5年之後的政治環境。既然你這麽驕傲,把你殺死變成新新聞的火種,也許是對這片土地更大的貢獻。"

"聽著,親愛的,我們都要趕路,5年的路很長,我們要做很多努力,我們不能再思念你們了。我們答應你們,等我們這些《環球》的種子們各自開花長大的時候,我們會給你們在新聞自由史館建一個牌位。"

2007年7月23日,在趙靜所期待的近5年後,這份刊號還是CN44-0005的報紙終于醒過來了,只不過,它的名字,叫《理財周報》。除了刊號,這份借尸還魂的報紙,和《21世紀環球報道》再無任何聯繫。

猶記公元2003年8月,在距漢口路300號500米外的銀樹酒家,《21世紀環球報道》上海站諸人狂呼痛飲,剛剛從厠所竄出來的羅榮一拳將墻壁砸了個碗大的窟窿,已經削髮明志的連清川一手端杯,一手亂舞,大家齊聲吆喝,狂呼酒令:

"井岡山上紅旗飄啊!
反革命分子在磨刀啊!
幾把刀啊?
幾把刀啊?
久在江湖漂啊!
哪能不挨刀啊?
反革命分子在磨刀啊!
幾把刀啊?
幾把刀啊?"

http://shifeike.blog125.fc2.com/blog-entry-3.html

美利堅的政治基礎(劉蘇裏、局外人Y)

美利堅的政治基礎

劉蘇裏、局外人Y

[摘要]一個是鄉鎮生活怎麽轉化爲州的政治事務。這是托克維爾觀察的東西,1831年的時候,這件事情完成了;第二,它怎麽轉化爲國家事務,也就是國家事務怎麽能够化約到可以被鄉鎮尺子測量,這是林肯進行的,在內戰之後完成的;9•11之後是第三次,就是國際事務或世界事務,最後怎麽能够化約到生活在鎮子的人能够用他的小尺子加以測量。這是鄉村精神的三次躍遷過程。

對話人:劉蘇裏 局外人Y

  局外人Y,1961年生于新疆,畢業于重慶建工學院。曾任職烏魯木齊市委黨校、新疆自治區黨委政研室。1992年出疆,任職深圳某大型國企。2003-2007年,發表《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1-14),影響甚廣。現寓居滬上,任職上海某研究院副院長。主業讀書、思考、談話

  法國人托克維爾不願深陷1830年革命後的政爭,藉口考察獄政,與朋友跑到美國。

  其實,此趟美國之旅,托氏是早有預謀。這不僅來自家族有人在美任使節,與美國人做生意,等等美情瞭解,更重要的,在我看來,來自托氏的某種直覺。他出身貴族,受過良好教育,年輕入仕,對法蘭西乃至歐洲政情多有體會,法國革命對他來說,簡直就是一步死棋——舊制度被打碎,看似建立起來的新制度不倫不類,舊制度隨時可能是似而非地死灰復燃,法蘭西歧路仿徨。他直覺年輕的美國,有可能提供救法蘭西于水火的藥方,至少是某種現實的啓發。

  托氏與朋友1831年抵達美國,次年提前回國。那時他二十五六歲,年輕、抱負、有責任心,跟當時的美情所差無幾。兩顆年輕的心臟碰到一起,改變了托氏的人生軌迹,也給人類留下一部探視美利堅早年民情、政情無以倫比的記錄。如果問起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哪一次旅行産生的影響最大,恐怕非托氏美國之旅莫屬。這次旅行,誕生了《論美國的民主》(或《民主在美國》更恰當)這部經久不衰的經典,今次談的,正是這部經典作品。

  《論》上卷,出版于1835年,至今整整174年。此時,去美國獨立戰爭爆發59年,去美國制憲會議44年,離美國內戰33年,正是美國從幼年向少年大踏步邁進的時代。用局外人Y的說法,托氏看到的,幾乎是一個"裸體的"美國。這意味著,呈現在托氏面前的,是少有修飾的美國,是原初政治形態大部未被遮蔽的美國,是地方事務遠遠勝于聯邦事務的美國,換句話說,是起步時代的美國,是生機勃發于野的美國。這"野",可作原野之野解讀,亦可讀作鄉野之野。其重要而永遠不可重複的意義在于,這"野",人類文明史以來可近距離觀察其肌理的,只此一例。記錄這"野"的浩瀚文獻中,最用心、完整、精詳、準確的,托氏《論美國的民主》,亦只此一例。

  托氏把他觀察到的"野",精到地概括爲鄉鎮生活、鄉鎮精神和鄉鎮政治。即使有了托氏的概括,174年以來,仍鮮見人們從此處出發,著眼研究、分析美國,或有,亦鮮見有人指出,鄉鎮生活、鄉鎮精神和鄉鎮政治,其實就是美國當代生活、精神、政治的原型,換句話說,美國當代生活、精神和政治,就是擴大升級版的鄉鎮生活、精神和政治。它們內在邏輯之嚴密,遺傳密碼之隱蔽,外表與內核之堅固與脆弱,深入進去,著實讓人嘆爲觀止。原來,政治結構之美,可美輪美奐至此,政治結構效能之用,可無所不用其極。當我們剝開附著在美國當代政治層層盔甲時,我們終于發現了美國力量之所在。尤其需要强調的,"美國力量之所在",是所有政治共同體所曾有的,包括我們中國。或我們乾脆把話挑明講,美國力量之所在,正是造物主賦予人類的力量之所在。只要願意,每一個曾經輝煌過的文明體,都可以尋著美國力量之所在,找回屬于自己之所在的那股力量之源。籠統說美國是或不是包括中國在內政治共同體的發展方向,毫無意義,但內涵于美國政治的鄉鎮生活、精神和政治,它所體現的價值,一定爲包括中國在內人類所有共同體所共有,幷爲包括中國在內人類所有共同體,基于本共同體利益、著眼人類大利益設計未來,提供參照,開闢道路。

  所有這一切,都源于如何解讀《論》第四、五章,尤其是商務版該書第66、67兩頁所載內容。今天,我們請到局外人Y先生,與我們一起重溫托氏的《論美國的民主》,回到托氏美國時代幷從那裏出發,回觀今天美國政治的本質。有請局外人Y先生。

  劉蘇裏:政治的基礎或德性政治的起源這一話題,我們倆討論半年多,今天可以借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作一小結了。《論》,你不是第一次讀吧?

  局外人Y:……我大概是在95前後第一次讀《論美國的民主》,同時還讀了好幾本關于美國政治的書籍。當時美國政治對我而言,就是總統、國會、最高法院這些聯邦機構及其運轉,所以這本書,我比較喜歡看後半部分。看的時候覺得蠻有意思,看完就忘了。後來很多人不斷提到這本書,確實不知道它好在哪。印象中翻譯得非常流暢,讀起來很快。

  劉蘇裏:書是我上研究生那年出版的(1983),專業必讀書。但說實話,當初沒好好讀。後來陸續讀了幾遍,也不是很得要領。托克維爾强調的部分,我們已經很熟悉了,而最重要的部分,却當成故事,不知所以然。

  局外人Y:這次重讀此書,才感覺到它的份量,跟上次讀的感覺不一樣。有這樣幾點:

  第一,過去喜歡看的那些部分已成常識。我們現在瞭解的美國,比托克維爾1831看到的美國,要豐富得多。以前不重視的那些內容,特別是第四、五、七、八章,却感覺是托克維爾最深刻最豐富的地方。

  第二點,注意到了當初忽略的一點,就是比之今天,1831年的美國,是一個原生態的美國,一個裸體的美國,你可以直接看到這國家的本質。1830年代,美國還只是一個由具體細碎的地方事務構成的社會,聯邦事務很少,也不重要。現在的美國,聯邦事務已經壓倒地方事務,前者遮蔽了後者。今天看美國的關鍵,就是我曾講過的,如何透過聯邦事務直奔地方事務這一核心。

  第三點,托氏時時拿美國與法蘭西對比。那時歐洲處于動蕩時期,在二次革命之間,法蘭西依然是歐洲的中心,對于托克維爾這樣的政治貴族而言,只有法蘭西事務、歐洲事務,幾乎看不到地方事務。這就是爲什麽當他在美國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平面展開的、而不是堆壘起來的政治聚合體時,大爲驚异的原因。

  第四點,我注意到他像其他法國人一樣喜歡用"人民"這兩個字,而這正是托克維爾觀察美國最大的失察所在。他根本不知道,或沒意識到,他看到的那個所謂美國人民,與他在巴黎看到的法蘭西人民,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物。美國的"人民"與他描述的那個美國鄉鎮生活相有關,離開了鄉鎮生活、鄉鎮政治和鄉鎮精神這三個層面,美國"人民"是沒有的。而他在巴黎街頭和廣場看到的"人民",與鄉鎮沒有關係,只與那個偉大的法蘭西精神有關。這兩者有本質區別,但他却把這兩個東西完全等量齊觀,然後去比較兩者間的异同,這導致了他一系列的錯誤觀察。

  但有意思的是,托克維爾年僅25歲,似乎沒有框框,當他不是去比較美國與法國的區別,而是直接談美國時,一下子就抓住了自由、民主的本質。他說得非常清楚,但用的是當時的語言,如果不特別點破,其精要未必會被今天讀這本書的人所理解。

  比如,如果不從物理空間意義上,和日常生活中的鄰里關係去思考的話,你就理解不了托克維爾講的鄉鎮生活,鄉鎮政治,鄉鎮精神。如果沒有這個東西,托克維爾這本書不過是一個包含了政治概况介紹的加强版游記而已。

  劉蘇裏:我們順著托克維爾的思路,先回到1831年的美國,以及美國和歐洲的對比。托克維爾書當中多次强調,美國建立聯邦在邦之後,邦在縣之後,縣在鄉鎮之後。你說的沒錯,托克維爾看到的美國是一個裸體的美國,我把它稱爲發育當中的美國,還不是青年,是少年,甚至在繈褓中的美國。他和他的朋友是從新英格蘭地區向南部走,而新英格蘭地區,最典型反映了美國政治中鄉鎮這一個環節的重要意義。美國政治,它的原初狀態給邦政治,乃至聯邦政治帶來了活力和動力。這是一個。

  第二,你剛才提到他眼中的法國、歐洲,他只看到了巴黎的人民和政治。我倒是感覺,托克維爾去美國之前,不是沒看到過歐洲的鄉鎮和地方自治是怎麽回事。而是視而不見,沒有感覺。德國的韋伯,1864年出生,比較典型,家族在農村就有大面積土地。

  局外人Y:托克維爾也一樣,他們家也有領地。

  劉蘇裏:對。只是歐洲的政治早遠離了他在美國看到的政治的原初型態。

  局外人Y:這點非常重要。就是歐洲現代性興起、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同時也是地方事務與國家事務-國際事務逐步分離、疏離過程。到托克維爾的1830年代,地方事務基本上是一個鄉村郵差談論的事,上不了臺面的。

  劉蘇裏:我感覺他不是簡單不好意思,他眼裏甚至已經沒有這件事了。

  局外人Y:我們中國人大多數時間也是這樣的。

  劉蘇裏:上世紀80到90年,你可以看到有些學者的研究,說,民國時期傳統社會下沉,原先士紳社會被打亂了。托克維爾說的這些東西,我相信在1911年之前,如果你在中國走一遍的話,或許也可以看到。

  局外人Y:中國過去講究皇權不下縣,講究所謂的鄉村自治,但是我們這個鄉村自治跟托克維爾看到的美國鄉鎮生活和鄉鎮政治,有一個重大區別。在中國,鄉村自治有一個基點,有一個大家經常提到的"士紳"階層。士紳在中國是拿著大尺子的人,他們往往因爲所接受的政治教育,以及做官的經歷,使得他們始終拿著朝廷和天下這把尺子回到一個小小的物理空間(鄉村)。他整天拿這個東西給人看,因此才有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說。這確實是一種自治,但這種自治,除了依照村民的想法治理外,它還依靠士紳提供的更加重要的治理標準:朝廷、天下社稷的意見。而美國鄉村政治,始終只有一個基于鄉村物理空間的小尺子。美國的政治發育過程,就是拿著這把小尺子先到州,再到華盛頓量你的大問題。換言之,所有的大問題,不管是州還是聯邦層面的,你化約不成一系列我小尺子可以測量的物件,那對不起,你這件物件是不可能在立法機構獲得支持的。中國的鄉村自治在很大程度上被"士紳"干擾了,士紳是導致中國鄉村自治始終不能生髮出政治性的重要原因。就拿梁漱溟鄉村實驗說吧。在梁的實驗區,他無非是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超級士紳,回到鄉村,他在鄉村搞技術培訓、識字、講衛生,這個很重要,但他訴諸的仍然是國家興亡的標準,實驗區幷不是他的家鄉。這不是我們所說的政治哲學意義上的社區自治,很大程度,它依然是一個國家建設,而不是地方建設。前人少有注意,士紳使得地方事務去地方化,賦予它國家建設的意義,因此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鄉村自治這一實質性現象。如果說在歐洲地方事務和國家事務是分離,在中國則是國家事務最終不僅遮蔽了地方事務,還解構了地方事務。

  劉蘇裏:你的這個觀察非常獨特!我們由此看到了三種自治政治形態:美國的、歐洲的和中國的,我們看上去是皇權不下縣,實質上却是處處有皇權。

  局外人Y:對,皇權無處不在,只有皇權這一把尺子起作用,別的尺子都不作數。而在歐洲,它是小尺子向上走到一定程度下走不上了,又回去,自己量自己。在美國小尺子一直向上走,但始終是一個不變的尺子,它是絕對意義上的尺子—鄉鎮生活。

  劉蘇裏:美國誕生那一刻,也就是1620年"五月花號"登陸北美大陸,你說的"小尺子"就已被標上刻度了,直到1787年制憲會議,這刻度始終沒變,所以才會有制憲會議上,聯邦派與邦權派激烈的交鋒。幸好,我們看到的憲法文本,在實現十三邦聯合成一個統一國家、建立聯邦政府的同時,予以各邦管理自己事務極大的權力。托克維爾1831、32年在美國考察時,他很少看到聯邦事務,因爲聯邦弱而小,儘管聯邦外表呈現的是團結和榮光的氣象。今天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和人民關係最密切事務的處理權,還是在各邦。二戰以來,隨著聯邦政府介入國際事務愈來愈多,其權力才隨之擴大。

  我的問題是,儘管美國聯邦的重要性在增加,中央政府的權力在擴張,但支撑整個美國力量的,恐怕還是原來(最早)確立的那個權力結構吧?

  局外人Y:托克維爾的書讓我們看1831年的美國正是這樣的結構,但他幷沒有你這樣的問題意識。托克維爾看到的鄉鎮生活和州之間的關係,是服從和反映的問題。他看到一個雙層結構,就是州事務與鄉鎮事務之間的關係,具有內在一致性,可惜托克維爾沒有做清楚地描述。我把這種內在一致的鄉鎮事務和州事務的整體稱爲地方事務。1831年的時候,它是成熟的、發育完整的。

  劉蘇裏:其實地方事務的治理及其準則,1831年之前就已經發育成熟了。

  局外人Y:對,美國立國時最重要的是保住了這一條。當地方事務與美國國家事務形成一個整體的時候,就是這個"小尺子"到華盛頓也成了標準的時候,美國作爲一個國家才真正出現了。我一再講到雅法《分裂之家危機》這本書所反映的林肯關于蓄奴問題與道格拉斯的爭論,以及隨後的內戰,此後,美國才産生了真正意義上的,持續、穩定的聯邦事務。在此之前,國家事務只是偶然的對外貿易紛爭和戰爭而已,絕大多數時間是沒有所謂聯邦事務和國家事務的。在這之後,有國家事務了,但它依然內在地蘊含于地方事務當中,道格拉斯和林肯那場偉大辯論說得恰好就是這個問題。簡而言之,對伊利諾斯州一個小鎮子來講,離它幾百英里之外的南方的某個地方,有人蓄奴這件事怎麽就影響了我的鄉鎮生活?損害了我的鄉鎮精神?包括《自由的新生》,雅法兩部書討論的就是這個問題。通過內戰,這個過程美國人徹底完成了,就是把國家事務與地方事務合一了。當代美國聯邦事務似乎遮蔽住了地方事務,但對一個細緻的分析者,對一個局中人而言,不存在遮蔽這件事,他們原本就是一致的。

  劉蘇裏:精闢!你看啊,這一點還有另外的制度保障,比如美國國會兩院議員的遴選,還是各邦直選。即使到了聯邦參衆兩院,議員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脚點,還是在地邦的視野和尺寸。許多人以爲聯邦兩院議員目光短淺,你可以這樣嘲笑他們,但正是這一點,保證了美國政治治理及其外交事務內在邏輯的延續。

  局外人Y:托克維爾也特別注意到了,在州一級,和在聯邦一級,都有一個參議院和衆議院,而衆議員任期一定是短的,到了州是一年任期。因爲地方事務多變,只有短任期,衆議員的意見表達才能與我的社區生活完全等同,或接近等同。他特意講到美國整體政治的穩定性,與美國鄉鎮生活所表達的州這一級政治極不穩定性的同時幷存現象。但他沒有像我們今天一樣透徹說出這個極不穩定性的價值何在,甚至將它視爲某種缺點。他沒有注意到,這個東西(不穩定性)是非常厲害的。

  他有一個很好的觀察,就是讓我們理解了縣。托氏區分了政府集權與行政集權。他一再講縣是沒有政治生活的。簡而言之,縣就是執行來自下面"鄉鎮"、上面"州"交給的各種各樣的行政事務,因此縣幷沒有一個統領。他一再强調美國的這個層面與英國普通法,以及英國貴族政治的遺迹有關。

  這樣,我們就理解了縣在美國的意義。我在前些年接觸過洛杉磯縣長,我再三問他你這個縣究竟是怎麽回事,他也解釋不了。

  劉蘇裏:常能看到網上的圖片,美國的一個縣衙,小小的一棟房子,至今如此,它不像是一級五臟俱全的政府,花費也極小,"縣長"像個巡視員。

  局外人Y:這個"縣長"被翻譯成縣長都是不對的,他不是中國那種意義上的縣長。托氏舉了好幾個例子講縣的功能。我看大的作用就是避免了行政集權,沒有行政集權,政府再集權絕對不會走向專制。在他看來,這兩個集權合一的時候,所有壞東西就來了。

  劉蘇裏:美國還有另外一套制度,以保障各邦無法獲得行政集權,就是民選總統可以將有些關係重大的事務,越過各邦政府,直接付諸選民表决。

  局外人Y:但是在1831年的美國,這個體制的這種功能幾乎處于休眠狀態。這一點在什麽時候特別明顯?就是約翰遜總統在位的時候,有一次,他把軍隊派到亞拉巴馬州,聲稱自己是直選總統,要跟人民直接對話。

  劉蘇裏:我們再回到你最的第二、三個問題,就是這樣一個狀態今天看來會給我們哪些啓示、啓發?

  局外人Y:托克維爾這本書的優點和缺點幾乎都集中在這一點上,就是當我們談論人的政治生活,談論一個區域政治生活的時候,有幾個詞很快就冒出來,主權,自由平等,個人自由,人民主權,等等。

  而托克維爾一下看到直裸的美國,一個跟法蘭西完全不同的美國。在法蘭西,唱著馬賽曲、在沙龍裏高談闊論的貴族們已經用法蘭西事務厚厚地包裹住原本的鄉鎮生活。他注意到了這一點,但沒說清楚。我願意在他基礎上做一清晰表達。我直接訴諸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直覺的感覺和判斷:對一個人來講,一個特定的、可覆蓋大部分日常生活的物理空間,這件事要遠遠大過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協會、共同體,關係網,人脉等等,也比這些東西重要得多。當日常生活在一個具體的物理空間展開的時候,這個展開的狀態是所有政治生活的起點和歸宿點。人類關于自己的所有權利、自由和選擇,都是基于這個空間開始的,我把它叫做初民社區,爲了討論托克維爾這本書,我願意用他的說法改叫"鄉鎮"。當托克維爾談論鄉鎮生活的時候,他直接給出了關于鄉鎮生活的物理尺度,一般來講兩、三千人,方圓多少裏,這些指標界定了一個物理空間,在這個實體下,人們的生活才是我們討論的第一個政治實體,只有回到這樣一個空間的時候,我們才能真正想像古典時代祖先們的政治生活。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托克維爾所說的鄉鎮生活。這是一點。

  另一點,這一個空間下的生活有一個特點:它是熟人社會!成員們相互瞭解,從而産生一系列基于相互信靠的關係結構。這個關係結構,始終都講究可預期性。比如某甲的一個行動,他知道其他成員對此做何反應,其他成員也瞭解某甲何以如此,認可該行動應有的回報,—其可預期性構成了我所說的人類道德生活的本質。換言之,一個可以相互信靠的關係網絡是我們今天德性生活的基礎和容器。基于這樣一種生活所構建的政治,我們把它稱之爲"美德政治",又稱之爲"社區政治",托克維爾稱作"鄉鎮政治"。在這樣一個相互信靠過程中,每個人都會將自己的利益化約爲對方可以信靠的利益,而這樣一個可以被化約的利益整體就是我所說的"社區利益"或者"鄉鎮利益",也是我說的小尺子,一個絕對意義上的尺子,它在本質上不受質疑。

  劉蘇裏:所有事務,參與者都能看得見,摸得著,感知得到。

  局外人Y:對,它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于我們相互關係中。

  劉蘇裏:托克維爾的講法翻譯成??

  局外人Y:就是直接民主,但這個直接民主幷非投票實現的,因爲大家是熟人,無須投票,—一個鄉鎮的生活就這樣被建立起來了,而對這種鄉鎮生活內在的熱愛,就構成了鄉鎮精神。鄉鎮生活,鄉鎮政治和鄉鎮精神三者構成鄉鎮事務,它是本體的,自在的,絕對的。任何外人對它發表的任何評價都不會,也不能影響這個鄉鎮事務本身。這樣的鄉鎮生活,是我政治哲學思考的起點,也是托克維爾觀察美國的一個起點。他看到了美國鄉鎮生活正穩步上升爲州的事務,看到了美國最大的立法實踐,將鄉鎮生活呈現爲一個州的立法實踐的過程,他不惜筆墨,在他的脚注中舉了大量小例子,來說明州事務最後怎麽回到了鄉鎮。這就是我們前面講的小尺子、大尺子問題;就是一個物件它必須被化約爲一系列的小物件,以便被小尺子測量,也就是被鄉鎮生活測量。

  劉蘇裏:這恐怕也是人們感受到的,美國政治保守性的根源。即使到今天,我們依然可感覺到,這一保守性時不時就發揮作用。

  局外人Y:對,鄉鎮事務讓你變得審慎和保守,再宏大的事務必須被化約成鄉鎮事務,使得某些精英人物的空談沒立足之地。而這樣的空談在歐洲爲害甚深。

  劉蘇裏:這樣的事例太多了!但在美國,至多是野心家們的企圖。

  局外人Y:對,企圖心而已,但得逞不了。在這一點,托克維爾有時說"糊塗話"。他經常使用"人民"、"自由"、"民主"這些詞,有意無意使人們聯想法國大革命與他看到的美國革命和美國事務之間的關聯,他試圖暗示,美國人民很好地實踐了法國大革命的原則。這完完全全是錯誤的!到今天人們還在說,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是一體兩面,根本不是,完全不是。美國革命的根源,就是美國鄉鎮精神與歐洲事務之間的衝突。當美國鄉鎮精神可以不受歐洲傳統制約,直接呈現爲大範圍、超越鄉鎮空間的政治事務的時候,美國革命的目標才算完成了。美國政治史,其實就是鄉鎮事務層層上升而又保持其原來尺度和原則的歷史。這跟法國大革命徹底斬斷歐洲鄉鎮生活與歐洲事務之間的內在聯繫完全不同。

  劉蘇裏:對,同時也徹底斬斷了與原來生活狀態的聯繫。1830到1848年革命過程中,整個歐洲人,包括法蘭西人的痛苦,大多來源于此—舊的不好,打碎它,新的建立不起來,匆忙建立起來的這個東西,怎麽看怎麽有問題。

  局外人Y:這時法國人怎麽辦?只能來來回回地晃蕩,因爲他的尺子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尺子。

  劉蘇裏:所以只能再搞一次更大的革命,不斷革命??

  局外人Y:美國不需要。這正是美國政治真正的優勢所在。很多讀者注意到托克維爾對鄉鎮的强調,但很難理解那個具體的、可以包容你絕大多數日常生活內容的那個物理意義上的鄉鎮空間,對一個人的政治生活有多麽重要。

  劉蘇裏:美國的鄉鎮精神,鄉鎮政治以梯級形式向上躍升的時候,到聯邦這一級,依然保留了它的基本特點。

  局外人Y:我甚至可以這樣假設:如果美國聯邦事務不去反映鄉鎮精神,它根本就不可能成立,從而就不存在一個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美國聯邦。我上次在包頭重新解讀過《第一滴血》。該片反映好萊塢精英分子,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觀點,但恰好提供了一個合適的反例。很多看這部電影的人都在指責那個胖治安法官,但是恰好在這個問題上,這個人才是真正的、我們人的政治生活的價值所在。托克維爾1831年指出的,鄉鎮生活是美國一切政治生活的基礎,但它也是脆弱的,必須細加維護,在此片中得到了印證。

  劉蘇裏:由此回頭看,制憲會議上,聯邦黨人,和反聯邦黨人的爭論變得非常有意思。聯邦党人經常指責代表邦權這批人,目光短淺,心胸狹窄。回到當時歷史情境,你發現,State,我們翻譯成"州"的,其實應譯成"邦"。聯邦,聯邦,"聯"的是"邦"。13個英國殖民地,聯合起來造宗主國的反,它們稱自己爲State,把它們完全看成具有主權意義上的國家,多少有些誇張,但事實上第一,它們擁有主權,有自己的憲法,第二,對State事務保持全部的自主權。反聯邦黨人生怕聯邦的組成、以及帶有君主性質總統的選出,會傷害他們的地方事務。隔著巨大的時空來感受反聯邦黨人的意見,我猜測,他們實際上意識到了你說的那個鄉鎮生活,鄉鎮政治的"脆弱性"。

  局外人Y:關于這一段,托克維爾在《論》的第66、67頁中做了我認爲全書最最精彩的叙述。其中有幾段,我得念念:"只要鄉鎮自由還未成爲民情,它就易于被摧毀;但只要它被長期寫入法律之後,就能成爲民情的一部分。""鄉鎮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在歐洲大陸的所有國家中,可以說知道鄉鎮自由的國家連一個也沒有。""鄉鎮組織將自由帶給人民,教導人民安享自由和學會讓自由爲他們服務。" 後面這段是全書的精髓:"在沒有鄉鎮組織的條件下,一個國家雖然可以建立一個自由的政府,但是它沒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暫時的利益或偶然的機會可以創造出獨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會機體內部的專制也遲早會重新冒出于表面。" 我想但願每個研究政治哲學的人記住這句話!

  全書把這段看了,理解了,其它就不用再讀了。

  劉蘇裏:我也特別注意到這一段。我很早意識到美國的强大,不獨人們看到的外表那些東西,如果是那樣的話,它一夜之間也可以崩潰掉。

  局外人Y:美國就根本不會存在,早在內戰中就分裂成一大堆北美小國家了。從一開始起,堅持州權的人爲什麽如此堅定?不是他們意識到鄉鎮的意義,而是本能地感覺到鄉鎮對他們內在的約束,—鄉鎮自由精神融化在他們血液中。打個比方,跟鬼子搶收糧食,我們需要先闡述小麥和我們生命的關係嗎?鄉鎮這事是不容討論的。美國最大成功之處,在于一開始就將這一條寫入了法律中了。

  劉蘇裏:談到這裏,我們才能深刻理解和感知,在美國,法律乃至于超過了宗教權威。

  局外人Y:爲什麽美國人對法律的信念牢不可破?因爲法律反映了我的生命本質,它是美國人最熟悉的語言,大老粗也聽得懂。

  劉蘇裏:是每人的生活常識。

  局外人Y:對,很簡單。是生命的組成部分,生命存在的體現。

  劉蘇裏:所以改變法律就像拿走他們糧食一樣。美國人跟你拼命的時候,恰好是他依據法律原則,捍衛自己權利的時候。

  局外人Y:我們的對話,不是有那小題詞嗎?就把這句話:在沒有鄉鎮組織的條件下,一個國家雖然可以建立一個自由的政府,但它却沒有自由的精神,放在題頭。

  這句話是關于人民自由最深刻的觀察。我覺得托克維爾寫得極棒,全部這本書有價值的部分其實就在這句話中。

  劉蘇裏:如果問題意識沒有到位的話,你只覺得這句話講得精彩而已。

  局外人Y:所以這裏面特別重要的是,本能和內在的精神,先于所謂的意識和闡述。當年制憲會議上,堅持州權的人是本能、內在地反映這個東西。而美國到今天爲止也一樣。約翰遜一再給青年政客講的,在華盛頓,一切事務都是地方的,就是這個意思。

  劉蘇裏:當初讀麥迪遜《辯論》時,也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制憲會議辯論到最激烈的議題,關于邦權維護,無法達成妥協,大家都急了,甚至說出這樣的話:那就讓劍與火說話吧!聯邦黨人有"國際"視野,懂得歐洲,以漢密爾頓爲代表(局外人Y:他們深受法國人影響),深知歐洲那幫壞人能幹出什麽妖蛾子事,害怕新生的美國各自爲政的話,根本對付不了歐洲老牌帝國的覬覦。他們很想加强聯邦政府的力量,而捍衛州權的人才不管你什麽歐洲不歐洲的。

  局外人Y:所以托克維爾注意到了,片刻的激情、暫時的利益或偶然的機會可以創造出獨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會機體內部的專制也遲早會重新冒出表面。

  我相信爭論的雙方當年都沒意識到這一點,但托克維爾1831年看清了,—托克維爾看到法國大革命帶來的一堆後患。

  劉蘇裏:他正是看到1830年革命的後果,不願深陷其中,找個藉口去了北美。

  局外人Y:他是帶著問題意識去的,在這個意義上,又可以講鄉村政治和鄉村精神是强固有力的。當鄉村精神變成州權派生命本質訴求的時候,他們會變得堅强有力,抵抗住了聯邦黨人的圍攻。

  劉蘇裏:再回到剛才那兩個概念,鄉鎮政治或者鄉鎮生活的脆弱或强固。我覺得,這是兩件事。爲什麽呢?它同時脆弱,但也是堅固的。談到"脆弱",比如你剛才講的《第一滴血》的故事,那個小鄉鎮最後不就是被炸得稀巴爛嗎?同時我相信—斯托林那本書中提到不止一個人,反聯邦黨人,他們也瞭解歐洲,知道歐洲王權,對于摸得著的小規模、小尺寸的鄉鎮政治體可能造成的侵害,所以才不遺餘力地捍衛地方權力和地方生活樣式。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美國每當遇到重大事務的時候,特別是遇到重大國際事務的時候,首先表現它保守的一面。

  局外人Y:對,凡基于鄉鎮事務,地方事務的,就一定是保守的,此前談美德政治時就講過這一點。

  劉蘇裏:在處理重大事務過程中,一旦民衆達成多數共識,常常又是所向披靡,體現了這種政治,它極其堅固的一面。

  局外人Y:對,因爲它的力量徹底發揮出來了,所謂吃奶的勁全使出來了。

  劉蘇裏:"吃奶的勁",就是來自鄉鎮精神的勁兒,來自張三,李四,王五,趙六那些恨不得鬥大的字不識一升的胖警察,或者那些平時只知道傻玩的超級大男孩。這時才叫保衛家鄉呢。真打起仗來,你以爲他們的勁頭來自所謂教育中捍衛自由、民主的教條,其實不然。是因爲他們堅定地認爲,遠在天邊的某些壞人正在破壞他那個只有四千、兩萬人的小鎮生活。

  局外人Y:一個是鄉鎮生活怎麽轉化爲州的政治事務。這是托克維爾觀察的東西,1831年的時候,這件事情完成了;第二,它怎麽轉化爲國家事務,也就是國家事務怎麽能够化約到可以被鄉鎮尺子測量,這是林肯進行的,在內戰之後完成的;9•11之後是第三次,就是國際事務或世界事務,最後怎麽能够化約到生活在鎮子的人能够用他的小尺子加以測量。這是鄉村精神的三次躍遷過程。這就是我所講的國際政治理論。剛才你提到戰爭問題。一些戰爭是可以打敗的,也甚至可以是錯誤的,都沒有問題。但是這個戰爭不在于結果是贏了還是輸了,而是它何以能够進行?它何以發生了,何以持續下去?如果按照我們的想法,人家講民主,人民都反對那還打什麽?不對,人民是支持的。

  劉蘇裏:甚至到今天爲止,多數美國人還是支持伊拉克戰爭,否則早撤了。

  局外人Y:爲什麽人民支持?這個戰爭與鄉鎮生活有什麽關係呀?美國的現代政治,就是把這個關係建立起來了。因此它可以接受一場敗戰,沒問題,不是說人民的選擇就是對,就是正確的,這是兩回事,因爲它是絕對的。我一再强調鄉村政治的絕對性,不存在錯、對問題,它可以承認輸了還是贏了,打得好還是糟糕,但是沒有對、錯問題。因爲它是自在的,是絕對的。你用外界的東西衡量沒有意義。正如同我們也不願意外界的人衡量我們中國人的生活一樣,—究竟中國人喜歡畫山水畫好還是不好,這個事不用問,這對我們而言是絕對的。對美國來講,這個問題也是如此。由此而生成的這套制度,我認爲不宜用"民主"這個詞來形容。

  劉蘇裏:對,這個詞有些問題,特別是用在美國。

  局外人Y:因爲事實上,這一套過程跟民主沒有直接的關係,民主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但不是它的精神實質,它的精神實質還是它的鄉鎮生活。換句話說,真正意義上的美國人民的生活是美國所有事務的本質所在,而這個人民是不帶引號的人民。西奈山下的"以色列人",巴黎街頭的"群衆"都是帶引號的人民,因爲那個沒有日常生活,那都是片刻的激情,偶然的機遇,暫時的利益動員起來的,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民。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是我們說的在那個鄉鎮生活中,活靈活現生活著的人,他們才構成了人民。這是美國這套制度的根本。在這個意義上,說用"法權結構"概括現代政治,我接受,但是這個詞太複雜太專業了,我也沒想出一個好詞。我寧願講我們是在討論美國人民的政治生活,可能更加合適。托克維爾這本書名也應當翻譯成這個名字才對。

  托克維爾不是擔心民主導"多數人暴政"嗎? 法國大革命,就是多數人暴政,這時候托克維爾去看待美國的時候,他用兩章處理這個問題,但是通篇寫得含含混混,詞不達意,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沒有意識到在美國這種人民的條件下,你法國人害怕的那種的多數人暴政,拿小尺子一量,你的賊臉就出來了。這個東西是托克維爾沒有注意的,只要你能保持這個東西,人間神是根本沒有地方的施展,絕對蠱惑不了美國,美國是每日每時用小尺子對所有政策,進行檢測,測量和修正。麥卡錫搞極右主義,搞不成,社會主義者搞極左也不成。因此美國是穩步前進著的,它絕對不會走錯。因爲對它來講,錯和對這件事是不存在的,它只有一個絕對性,這個自在體不斷兌現自身的絕對性,這就是鄉鎮生活的意義,也就是美國人民的政治生活的本質。這正是美國民主體制背後真正的價值和力量所在。

劉蘇裏:老Y,不禁爲你這番談話鼓掌!今天我們先談到這兒吧。我們再找時間詳細談談三次躍遷的內在邏輯。感謝出場!

廣州南湖毛澤東住所工程風波解密(遲澤厚)

廣州南湖毛澤東住所工程風波解密

遲澤厚

汪東興交待爲毛澤東建新居

在廣州,大概無人不知北郊有個因南湖而得名的游樂場和豪華賓館群。但是,在1971年之前,從政府官員到一般市民,却誰也不知道廣州有個南湖。準確地說,從1971年5月之後,南湖二字才開始出現在高度機密的大比例尺內部地圖上。難道這是新開鑿的人工湖嗎?不是。其實它是白雲山北麓早已有之的一個天然湖泊,本名磨刀坑水庫。它之所以改名,是因爲1971年在這裏爲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幾位重要領導人修建住所而引起的。

交待

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毛澤東常來廣州。初時他的住處只有珠江北岸的中共廣東省委小島招待所1號樓。以後又在白雲山的鶏頸坑爲他修了一組房子。從1962年後,連續多年毛澤東未來廣州。這期間,除白雲山的房子曾接待過西哈努克親王外,省委小島的房子一直空著。兩處房子都沒有進行大的維修。

1971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當面告訴在京開會的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和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劉興元:毛澤東有意于年底去廣州過冬,毛在廣州原住的兩處房子長期空置,比較陳舊,怕是不適用了,希望軍區和省委在廣州近郊按照靠山、近水、幽靜、保密的原則,另行選址爲毛澤東新修一處住所。回到廣州,丁盛和劉興元立即按汪東興的要求親赴白雲山區勘察,兩人同乘一輛汽車圍著白雲山主峰轉了半天,但未發現理想的建房地址。

就在廣州軍區領導人積極籌劃爲毛澤東修建新住所之時,突然發生了江青大鬧小島事件。這年3月末,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空軍司令員吳法憲陪同下,由海南島榆林飛來廣州,安排她住小島1號樓。以前江青常住這裏,那時她對這裏環境比較滿意,因而軍區和省委領導人都沒想到會有什麽問題。豈知,經過 “文化大革命”,江青已經今非昔比,她已不僅是毛澤東夫人 ,而且是名副其實的中央首長,要求自然也就不同以往。她一進入1號樓,見這裏基本上還是10年前的舊貌,便面有慍色。而更使她惱怒的是,經過10年發展變化,小島南面的珠江水面,早已失去了早年的寧靜。入夜,不時從江對岸的工廠傳來機器轟鳴聲和汽笛聲,還有江上不斷駛過的機帆船的“突、突”聲,聲聲入耳。

江青來了個歇斯底里大發作。“這是成心不想讓我休息!”她扯著嗓子命令隨員,“走!通知機組,馬上準備起飛,回北京!”吳法憲和軍區領導人全都慌了手脚,不管怎樣解釋、檢討,江青就是不依不饒。萬般無奈,只好向周恩來告急。周恩來在電話裏勸了好一陣子,江青總算給了一點面子,答應天亮之後再走。軍區和省委領導不敢再有絲毫馬虎,通知對岸工廠立即停工,又責成軍區副司令員、廣州市革委會主任黃榮海迅速組織人力,到小島東西兩側江面,攔截各種船隻,一律不得通過小島江面

第二天,江青餘怒未消,悻悻而去。

江青這一鬧,讓劉興元、丁盛等人深切感受到爲毛澤東以及江青修建新住所的緊迫性。這一鬧,也把原來在北京遙控指揮的汪東興推上了第一綫。4月11 日,汪東興乘專機到廣州,稍作停留,即邀廣州軍區政治委員任思忠與他同赴海南島,在陵水軍用機場降落後,即轉乘汽車去崖縣(今三亞市)榆林要塞區大院,察看了不久前江青住過的“元帥府”,就“元帥府”的維修、改建等問題作了指示,隨即與任思忠飛返廣州。

“元帥府”要維修、改建,也因江青引起。3月間江青住在這裏時,嫌房子門太多,風大;嫌電影放映機沒有機房,放電影時機器好像在她頭上響,讓她頭痛;嫌隨員住的房子離她太遠,她呼叫不便;還嫌“元帥府”沒有好車,她的車是用專機從北京運來的。聽說江青對“元帥府”的接待工作有這樣多意見,廣州軍區領導哪敢怠慢,趕緊叫軍區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長張小軍帶上一名建築工程師,趕赴榆林,同海南軍區有關部門共同研究“元帥府”的維修、改建問題;又把省革委會最好的一台銀灰色“奔馳280”轎車也調給“元帥府”使用。

4月13日下午,汪東興在軍區大院留園7號同軍區領導和有關部門負責人研究爲毛澤東建房方案。汪東興在提出修建的基本要求之後,特別提到:毛澤東對他在北京之外的幾處住所,比較喜歡的一是武昌東湖,二是杭州西湖。武昌的房子設計、建築好,杭州的房子四周環境好。軍區可以派人到這兩地看看,將來在選點、施工時,爭取把這兩處的優點結合起來。

14日上午,汪東興由劉興元、丁盛陪同,先看了在白雲山東麓老虎洞爲林彪修建的房子,然後到軍區初步選定的計劃爲毛澤東建房的磨刀坑作現場勘察。

磨刀坑是白雲山東北的一塊小盆地,南距沙河約五六公里,東距廣(州)從(化)公路約1.5公里。這裏原是廣州軍區工程兵倉庫,周圍山上是茂密的松林,遠離村落,環境清幽,便于保密,進城却又比較方便。惟一的缺點是沒有大的水面,而毛澤東又特別愛水。汪東興也感到這個地塊不够理想,希望軍區能儘快找到更好的地方,但是時間緊迫,要作兩手打算,可以先在磨刀坑作施工準備。

汪東興把工程的完工期限定在當年國慶節。他說得極爲形象、具體:“10月1日晚上,毛主席要在天安門城樓觀賞焰火。等他老人家從城樓下來,就上火車,南下廣州。你們就準備迎接,讓毛主席住上新房子。”

南湖松園別墅一角  圖/遲澤厚

取經

施工時間滿打滿算只有5個多月。兵貴神速,根據汪東興的指示,軍區便派副參謀長劉如帶領司令部作戰部副部長王慶林、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長張小軍、後勤部營房部副部長鄒合典和一位建築工程師,乘軍區值班專機飛武昌“取經”。武漢方面已經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通知,對此十分重視,把劉如等安排住在東湖,武漢軍區政治委員兼湖北省委書記劉豐、武漢軍區副司令員李化民接見,然後派專人帶領劉如等人參觀,詳細介紹情况和經驗,解答問題。

4月17日,劉如一行飛往杭州,同樣受到浙江省黨政軍領導的熱情接待。劉如等人不僅參觀了毛澤東的住所,還看了正在爲林彪修建的房子——過去杭州沒有林彪專用住所。

4月18日,劉如一行返回廣州。此時劉興元和丁盛去北京參加中央軍委座談會和中共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臨時主持軍區日常工作的副司令員江燮元于 19日聽取劉如等人彙報。通過對武昌、杭州兩地的參觀比較,劉如等人深切感到,毛澤東原在廣州的幾處住所,明顯陳舊落後,修建新房刻不容緩。武昌和杭州的房舍、庭院優點可以借鑒,不難做到,但是磨刀坑的周圍環境與武昌、杭州相去甚遠,且無法改變。看來還需另覓更理想的新址。他們還認爲,武昌與杭州的接待班子實行軍隊與地方合一、接待服務與安全保衛合一的做法,操作靈活,效率高,值得借鑒。

江燮元贊同劉如等人的建議,指示一面抓緊進行磨刀坑的施工準備工作,一面繼續勘察,爭取找到更好的地方;同時責成司令部管理局和軍務動員部共同研究,參照武漢的模式,擬制組建接待機構的方案。

爲了加强施工領導,統一調度施工力量和物資,成立了由江燮元挂帥,有軍區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主要領導和廣東省、廣州市各一位負責人參加的施工領導小組;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由劉如兼主任,王慶林、張小軍、鄒合典和軍區工程兵、軍區政治部保衛部、軍區後勤部各一名領導爲辦公室成員。

選址

4月26日,受命專司組織指揮磨刀坑建房工程的王慶林和鄒合典,携帶工程設計初步方案和有關資料飛往北京,先到京西賓館向劉興元、丁盛作了彙報,經同意後報送中共中央辦公廳。汪東興指定警衛局副局長毛維忠聽取彙報。28日,毛維忠來到王慶林和鄒合典住處軍委三座門招待所,傳達汪東興對方案的審查意見。汪東興原則同意軍區報送的方案。但是,令王慶林和鄒合典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汪東興指示軍區的任務還要加碼:在毛澤東住所附近,還要再爲周恩來、康生、江青各修一組房子及相應的附屬建築,而且都要在年內完工

王慶林、鄒合典又到京西賓館向劉興元、丁盛彙報了汪東興新下達的任務,劉興元和丁盛也吃驚不小,感到壓力巨大:據粗略計算,計劃爲毛澤東修的房子約1萬平方米,5個月內完成,已經够吃力了,如今又增修3組,即使到年底也只有8個來月,談何容易!更何况,磨刀坑那裏地幅不够廣闊,安排毛澤東的一組房子已屬勉强,現在要修4組房子,如何擺布得下?

劉興元、丁盛决定:一定要另覓新址。

經過劉如、王慶林、張小軍等人圍繞白雲山反復勘察比較,最終他們建議把新址定在磨刀坑水庫南岸一片地方。

磨刀坑水庫比磨刀坑只多兩字,但兩者環境、條件大不相同。磨刀坑水庫水面約1平方公里,狀似一條頭朝西南尾向東北的鰐魚,有六七條較大的分汊。它與磨刀坑相距不過1.5公里,但中間隔了座山,因而各自形成獨立小環境。較之磨刀坑,磨刀坑水庫的最大優點是有一塊不小的水面。這裏雖不能與武昌的東湖和杭州的西湖相比,但在廣州市郊,却十分難得;更何况水庫四周有青翠的山巒林木,這方面的條件就不讓東湖和西湖了。

據初步測算,磨刀坑水庫南岸可供建房的地段近2公里,更兼這裏地勢起伏,樹木掩映,建房容量很大,確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場所。經劉興元、丁盛看過之後,終于决定把計劃給毛澤東修的房子定在磨刀坑水庫,江青的房子也安排在這裏,周恩來和康生的房子則放在磨刀坑。

5月12日,王慶林、鄒合典奉命二次進京。他們帶去了磨刀坑水庫一帶的地形圖和其他有關資料。像上次一樣,還是先由毛維忠聽取彙報。

13日晚,毛維忠再次向王、鄒傳達汪東興的指示。汪對磨刀坑水庫環境很滿意,他大體贊成軍區對建房布局的意見,但是,汪東興特別交代:毛澤東和江青的房子不要靠得太近,要把江青的房子“甩遠一些”。王慶林、鄒合典聽後納悶兒不已。

汪東興要求軍區儘快呈報設計圖紙,他要親自審查毛澤東住房的圖紙;周恩來住房的圖紙則交由鄧穎超和總理辦公室審查。

王慶林、鄒合典回廣州向軍區領導彙報了汪東興的指示,軍區領導和機關又是一輪緊張的運作。在具體研究4組房子的定位問題時,軍區領導又有了新的想法:既然磨刀坑水庫南岸可供建房的面積很大,再考慮到將來的管理問題,何不把4組房子都集中到磨刀坑水庫來?

5月26日,王慶林、鄒合典奉命第三次進京。他倆不僅帶去了4組房子的分布圖、設計圖,還帶去了低空拍攝的航空照片,磨刀坑水庫及其附近的地形、地貌一覽無遺。

這次是毛維忠和汪東興一位姓孫的秘書一起聽王慶林、鄒合典的彙報。與前兩次不同的是,這次毛維忠在聽彙報後當場講了許多看法,那位秘書也講了不少意見。可以看出,這位秘書對毛澤東和江青的生活習慣極爲熟悉,對園林建築也頗爲在行。

毛維忠在臨走時說:“這是最後一次審查了。你們回去就要馬上組織開工。不過,剛才我講的不一定算數。我還要向汪主任彙報,看看他還有什麽指示。你們先不要走,說不定汪主任還會直接聽你們的彙報。”

果然,5月31日,王慶林和鄒合典接到孫秘書的電話:汪東興在人民大會堂接見。

孫秘書親自開車把王慶林、鄒合典接到人民大會堂。

由于汪東興已經仔細看過了廣州軍區上報的書面材料,因而不需王、鄒二人再作全面彙報,他們只根據汪東興的提問作了一些補充說明。接見主要是聽汪東興的指示。

汪東興首先對廣州軍區1個月來的工作大加誇獎,認爲軍區主要領導領會意圖好,决心大,行動快,所以才有現在的成績。他贊同軍區把4組房子都放在磨刀坑水庫南岸的意見。接著談到技術問題。汪東興談得十分具體,對計劃修建的4組共40棟房子從布局、結構、環境布置到內部裝修、陳設,都一一提出要求。特別是對毛澤東和江青的房子,講得尤其細緻入微,一絲不苟,連地毯邊角的圖飾、色調,哪一盞燈的位置和燈管、燈泡的瓦數,這些極不起眼的問題,都有明確要求。王慶林、鄒合典竪起耳朵聽,飛快地記錄,惟恐有點滴遺漏。

講到最後,汪東興忽然又給王慶林、鄒合典來了個意想不到:“磨刀坑水庫這4組房子大體就這樣了。那麽,原來你們選的磨刀坑那裏怎麽辦呢?你們回去向軍區首長講一下:那裏還是利用起來,仿照磨刀坑水庫第一組房子的模式,在那裏給主席再修一組。那個地方也有優點:隱蔽、清靜、朝向好。這樣,一共修建5組房子。還有,省委小島1號和鶏頸坑的房子,你們也要改建好。將來主席休息主要在磨刀坑水庫或磨刀坑,辦公可以到小島或鶏頸坑,讓主席活動一下。”汪東興還給這種活動方式起了個名字:“坐車被動運動”。接著,汪東興又講了一句讓王慶林和鄒合典頭大的話:“建築材料你們自己解决,不要找我們,我們管不了!

汪東興也不是什麽都不管,王慶林和鄒合典上次來彙報時,他答應給軍區解决30輛轎車,國産“紅旗”和蘇聯“吉姆”各半;還給解决兩台大電影放映機,毛澤東和江青的住處各放一台。

改名

接見將要結束時,汪東興又講了新房建成後的管理機構問題。他說:“機構的名稱,就按你們的意見,叫南湖招待所吧。磨刀坑水庫以後就改稱南湖,磨刀坑改稱松園。招待所把這兩個地方統管起來。”

爲磨刀坑水庫和磨刀坑改名,最早出自劉如和王慶林的建議。一次在現場研究施工計劃,不知是誰先提出,把毛澤東的住地冠以“磨刀”二字,總覺不雅,而且不利于保密。二人你一言我一語,凑了一個意見:武昌有東湖,杭州有西湖,廣州在南,何不把磨刀坑水庫叫做南湖?磨刀坑有茂密的松林,莫如改稱松園。他們把意見報給丁盛,丁盛覺得有理,同意將意見上報。現在汪東興一錘定音。

接見結束時,汪東興對王慶林和鄒合典重申了4月間他在廣州講過的話:“請你們回去告訴丁司令員、劉政委,給主席蓋的房子一定要在國慶節前完工。主席國慶節一過就去廣州。從現在到9月底還有4個月,你們務必抓緊!”稍停,他又說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七一’過後,我就讓毛局長到廣州去看看。”

真是急如星火。

在積極籌劃建房工程的同時,廣州軍區還根據汪東興的指示和武昌、杭州的經驗,緊鑼密鼓地研究組建一個統管廣州市軍隊和地方內部接待機構的問題。受命負責這項工作的副參謀長劉如,經過與軍區三大部和各有關業務部門多次研討,建議將新機構定名爲“廣州軍區廣東省革委會招待處”,下轄南湖、省委小島、從化溫泉等接待單位;還計劃組建5個警衛連,編制總人數1300人。軍區領導同意劉如提出的方案,迅即上報,中央軍委辦事組也很快批復同意。

招待處于5月末正式宣布成立,廣州軍區司令部管理局原副局長張小軍被任命爲招待處長,軍區司令部直屬政治部原副主任丁峰任招待處政委。

施工

工程計劃一經批准,就馬上大幹起來。如此龐大的工程,要解决的問題一大堆。首先是施工隊伍從哪里來?由于經費無保證,又要求保密,更何况工期緊迫,工程複雜,要求高,因而除經嚴格審查先雇請1800名技術工人外,不得不動用部隊和部隊的運輸車輛以及大量工程機械。

爲便于保密,整個工程稱爲“705工程”。這一代號來源于1970年5月中央軍委批准廣州軍區指揮機關因戰備由東山遷往郊外山區,需要修建部分營房;與此同時,軍區又要爲林彪在白雲山下修建一處房子,于是將這兩項工程統稱爲“705工程”。這兩項工程于1971年初基本結束。如今,南湖、松園、小島、鶏頸坑等處工程沿用這一代號。

爲了搶時間,在施工程序上不得不打破常規,實行邊設計邊施工。

缺少經費和建材,廣州軍區首長和機關不得不四處“化緣”。被求到的單位負責人,一聽說是給毛澤東修房子,一般都慷慨解囊,盡力支援。軍區最先求到的是總後勤部。由副部長陳龐經手,一次就批了1000萬元——事後聽說黃永勝已經向總後打了招呼。廣東省革委會自然也是捐助大戶。缺少木料,向東北求援,瀋陽軍區幫助解决了5000立方優質木材,分文不收。

軍隊修建高級賓館畢竟經驗不足,需請地方專家能人指導。王慶林、張小軍等人想起了廣州市原副市長林西。林西過去分管市政建設頗有建樹,在廣東是公認的一位懂建築工程的領導幹部。“文革”一來,他那一套一下子成了“西方資産階級情調”和“反革命修正主義”,本人也進了“牛棚”。此時他正在從化“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施工辦公室給丁盛、劉興元寫報告,建議請林西爲顧問,丁、劉照準,批示軍區副司令員、廣州市革委會主任黃榮海辦理。施工辦公室的幾位領導急不可待,立即派人派車趕赴從化,把林西接來。這位經過“文革”洗禮的領導幹部,全然沒有一點市長的派頭,同王慶林、鄒合典等人一起,長期吃住在工地。在共事的軍隊幹部的鼓勵下,他逐漸打消了“穿新鞋走老路”的顧慮,又拿出了他的絕活兒。同樣的東西,現在服務對象變了,自然也就不再是“資産階級”和 “修正主義”的了。他的意見受到施工負責人的重視。特別是在環境利用和庭院布局設置方面,他力主盡可能保持自然美,儘量减少人工痕迹,這些意見都被采納。在修建江青住的主房時,房後有株大松樹,妨礙施工,很多人主張砍掉,王慶林反對。林西支持王慶林的意見,他說,修棟房子不過一年半載,這棵松樹沒有百八十年長不起來,砍掉多可惜!要把它利用起來。他叫人在樹的四周挖了個淺池,池中鋪上小石塊,放進半池清水,樹下立了塊大石頭,刻上“勁松”二字,衆人無不喝彩,成爲園中一景。林西又叫人把施工挖出的土方在院子裏堆了幾個數十厘米高的平緩土包,園內空地遍置草皮,很自然地把四周的天然景色與園林之美結合起來。 1972年後,江青曾多次來這裏居住。這位刁鑽古怪最難伺候的女皇,居然對她住處的環境表示比較滿意。曾同林西共事的軍隊幹部對他無不嘆服。

參加施工的部隊官兵,把施工當作光榮的政治任務,冒著高溫酷暑,晝夜苦幹,在民工的配合下,工程進展神速。到9月中旬,小島1號和鶏頸坑1號改建工程都已完成,爲毛澤東修建的南湖第一組房也已基本建成。眼看國慶節即將到來,廣州軍區首長逐日瞭解收尾工程的進展情况,積極落實迎接毛澤東來廣州的各項準備工作,惟恐發生一點紕漏。

突變

南湖工程正在緊鑼密鼓地施工當中,却不料,霹靂一聲,出了個“九一三事件”!

9月13日淩晨,丁盛突然接到周恩來親自打來的電話。周恩來的聲音略顯急促:“丁盛同志嗎?我告訴你:在廬山會議上第一個發言的那個人,帶著他的老婆、兒子,坐飛機向北面跑了!你們要注意掌握部隊。毛主席命令:廣州戰區的陸海空軍統由你指揮!”

丁盛的腦子裏一片空白,周恩來講的那個人是誰?他一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在周恩來連問了幾個“你聽明白了沒有”之後,他猛然想起半個月前毛澤東在長沙同他和劉興元等人談話的情景,現在又是周恩來親自打電話來,他一下子明白了問題的嚴重性。他馬上毫不含糊地表態:“請毛主席放心,不管是誰,只要他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堅决和他劃清界限,堅决打倒他!”

放下電話,丁盛馬上去找劉興元。兩人决定立即召開軍區黨委常委會,傳達周恩來的指示。接著,軍區機關、部隊進入緊急戰備狀態,軍區主要領導進入戰時指揮位置。

中央出了大事,國慶節後毛澤東還能來廣州嗎?廣州軍區主要領導私下裏有此議論。但是他們的準備工作絲毫也沒放鬆,總是要有備無患嘛!

1971年的國慶節北京沒有舉行群衆聚會,也沒放焰火,汪東興多次講的毛澤東看完焰火就南下廣州的計劃也落了空。

5月間經軍委辦事組批准組建的招待處,搭起了架子,兵員却遲遲沒有著落。到了年底,軍區幾個主要領導和參謀長孫幹卿議論:北京出了這麽大的事情,中央首長哪還能到廣州過冬!以後也不會有多少接待任務,要個大招待處有啥用?招待處幾個連隊的補兵計劃至今也沒有批,我們何必硬撑著,乾脆把招待處撤銷算了!意見報到總參謀部,很快批復同意。12月27日,成立僅僅半年多的招待處宣布撤銷,同時成立團級的南湖招待所,由司令部管理局領導。

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他始終沒來廣州。廣州軍區許多人都說,當初若不是考慮接待毛澤東,哪能興師動衆在南湖修那麽多房子?結果白費了力氣!

豈止是白費了力氣!參與這項工程的人很快就明白,他們滿懷一片赤誠,辛勤播種耕耘,到頭來收穫的竟是一個燙手却又甩不掉的山藥蛋,是一隻咽不下也吐不出的苦果子——圍繞“705工程”,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風波,凡參與組織實施這項工程的,絕大多數人受到長達數年的清查批鬥,遭到不公正的處理,有的甚至徹底斷送了自己的事業和政治生命

“九一三事件”之後,不斷從北京傳來對廣州軍區不利的消息。有的權威人士作了這樣的論斷:廣州軍區的前身是第四野戰軍,林彪是第四野戰軍司令員黃永勝是林彪的老部下,又是首任廣州軍區司令員,林彪現在反黨叛國,曾計劃“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廣州軍區與林彪關係很深,因此,應該作重點清查。

“批林整風”運動一開始,北京便有人提出:龐大的“705工程”究竟是爲誰修的?是不是爲迎接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用的?有的人從“705”的數字得到靈感: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弄了個反革命政變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廣州則有“705工程”,這兩者是什麽關係?

補救

廣州軍區負責人對外界議論最初不予理睬,但是,隨著這股風越吹越大,他們開始有些不安。冷靜地想一想,這中間確有紕漏。最大的問題是:這樣一項耗資數千萬元、調動千軍萬馬的浩大工程,竟然沒有中央的書面指示、批件,沒有列入國家建設計劃!過去全憑上面某人的口頭指示甚至暗示,全憑對領袖的“深厚階級感情”,就不顧一切地大幹起來。現在如果較真兒,上面再不認賬,那可是空口無憑,有理說不清呀!

要趕快采取補救措施!

1971年11月底的一天,丁盛把王慶林叫到他家裏。丁盛披著件棉大衣,面帶倦容,坐在沙發上。一向快人快語的丁盛,此時有些心緒不寧地對王慶林說:“最近北京對‘705工程’有些反映,說是給林彪修的。我們過去也疏忽了,工程沒有在國家正式立項,沒有‘戶口’。我和汪(東興)主任商量過了,這事兒需要向國家計委、國家建委補報一下。你對情况熟悉,你儘快準備一下材料,去一趟北京,向計委、建委作個彙報。汪主任已經給他們打過招呼。再看看汪主任還有什麽指示。”

12月3日,王慶林携帶“705工程”設計圖紙、已建成和正在修建的房屋照片以及文字材料飛抵北京,同行的還有一位通信科長。到北京後,王慶林首先感到异常的是,這次他沒有被安排住軍委招待所,却被安排到了北京飯店;那裏的工作人員又特熱情,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跟隨。王慶林感到很不自在。

當晚,國家建委副主任謝北一和國家計委一位叫張彥文的處長來到北京飯店聽王慶林彙報。

謝北一和計委的那位處長對王慶林很客氣,在聽過彙報幷看了王慶林帶去的一些資料、主要是照片之後,謝北一說:“軍區修房子,東興同志到現地看過了,整個工程情况他清楚,我們按東興同志的意見辦就是了。我們不是對這項工程進行審查,主要是最近收到一封信,提到這項工程,我們想瞭解一下情况。再就是你們申請解决420套陶瓷潔具,數量大了,要這麽多幹什麽?主席最近有個指示:國內節儉些,多外援一些。你們要的潔具都是高級産品,有些副房和工作人員的住房可以不用嘛。”

臨別時,謝北一看了一下張處長對王慶林說:“很快要開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了,你們還缺什麽材料,到時可以在會上提出來。”

兩天后的晚間,毛維忠也來北京飯店聽王慶林彙報,幷傳達汪東興的指示。彙報近3個小時,毛維忠不時提問,而且問得很細。最後他傳達汪東興的指示:修這項工程,有些人不知道,林彪出事後,有人寫檢舉信,說房子是給林彪修的。這個工程確實大了些,又沒向中央正式報告。工程經費,你們軍區首長原來表示自己解决,後來又到處要錢,總後就是1000萬,還向軍委工程兵和廣東省要,動用兵力也很大,難怪有反映。現在你們趕快寫個材料,向中央補報一下。

王慶林表示回廣州後立即向軍區領導彙報,然後以軍區名義向中央寫個報告。

“不行,”毛維忠斬釘截鐵地說,“汪主任讓你們馬上寫。”

王慶林不敢作主,打電話請示丁盛,丁盛說就按汪主任的要求辦。王慶林只好寫,簽了自己的名字。

毛維忠拿上王慶林寫的報告和各種資料走了,說是馬上送汪東興審查。

不到1個小時,毛維忠又回來了,傳達汪東興看過王慶林的材料後的指示。汪東興對工程總的感到滿意,認爲軍區出了大力。但是,他要求王慶林回到廣州後要提醒軍區領導:現在“政治氣候不對,要避一避風”。南湖的4組房子,第一組已經完工,第二、三、四組即將完工,要繼續完善配套。原計劃在松園給主席再修一組房子,就不要修了。

汪東興對南湖工程代號爲什麽叫“705工程”也表示不解,幷問“705工程”的經費開支是否僅限于南湖工程。

汪東興還對南湖4組房子的編號問題作了指示,認爲現在的編法不妥。他說:一個辦法是不編號,以地名命名;也可以把1、2、3、4的順序顛倒過來,或者把現在的編號打亂重編。將來房子都修好了,不要說哪套房子是爲哪位首長修的,首長願意住哪兒就住哪兒。

檢查

王慶林于12月7日向丁盛、劉興元、江燮元和軍區參謀長孫幹卿等人彙報了赴京彙報情况。汪東興和國家建委領導都肯定了“705工程”是爲中央修建的工程,只是手續有些不够完備,這讓軍區領導吃了一顆“定心丸”。對汪東興所作的指示,他們認真研究了落實措施。但是對汪東興關于停建松園工程的指示,他們却覺得問題很大。當時工程的地基已經打好,各種建築材料也已大部備齊幷進場,而且這些材料大多是爲松園工程定制的,無法改作他用,如果停工,將會造成很大浪費。會後丁盛、江燮元和孫幹卿又去現場察看,覺得工程還是不宜半途下馬,三人又向劉興元講了他們的意見,最後一致决定,還是要一鼓作氣,把這組房子修完。劉興元說:“修起來沒人住,就是當倉庫,也比半拉子工程丟掉强。”

汪東興很關心他的指示的落實情况。12月29日,毛維忠奉汪東興之命專程來廣州檢查“705工程”施工質量。他到廣州時已近黃昏,乘車徑赴南湖,顧不上休息,由王慶林、張小軍陪同,先後檢查了爲毛澤東和江青修的兩組房子。當晚他住在毛澤東的房子裏,親身體驗房子是否適用合格。

第二天,毛維忠又仔細查看了毛澤東在省委小島和鶏頸坑住過的房子以及軍區在老虎洞爲林彪修的房子,幷在鶏頸坑也住了一夜。鶏頸坑的房子雖然比南湖的任何一組房子都小得多,裝修更不能相比,但它自成格局,而且早已完成裝修,更適于居住。汪東興和毛維忠决定這裏繼續作爲接待毛澤東和江青的一個備用點。果然,1972年8月,江青在廣州與美國女作家維特克連日進行長談,這裏便成了她的落脚點之一。這是後話。

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和參謀長孫幹卿在老虎洞會見了毛維忠。毛維忠重述了“九一三事件”後北京一些人對“705工程”的議論和疑問,他承認,工程規模確實大了點,花錢也多了點。他說:“這我也有責任,應該作自我批評。”但是,這項工程在政治上是沒有問題的。他說,汪東興已經在王慶林受軍區首長委托在北京寫的那份材料上附了意見,說明工程是爲中央首長修的,“與林賊無關”,報中央備案。毛維忠又給廣州軍區領導吃了一顆定心丸:“汪主任說,你們只管放心就是了。”

最後,毛維忠對他看過的幾處房子逐一品評,提出改進要求,共有數十條之多,其觀察之細緻和要求標準之嚴格,給在座者留下很深印象。

檢查完了廣州,毛維忠又去海南島榆林檢查“元帥府”。直到1972年元月2日,毛維忠返回廣州,仍住南湖爲毛澤東修的房子。丁盛和軍區政治委員任思忠去看望他,再次同他交換了意見。

竣工

經過1萬多名部隊官兵和幾千名工人不分晝夜的苦幹,包括南湖和松園新建的5組房子以及省委小島1號樓、鶏頸坑改建工程在內的“705工程”,終于在1972年6月底全部完工

且看南湖和松園新建工程的一些主要數據:

南湖1組:1971年5月2日開工,9月27日竣工。共建房15棟、9043平方米,其中主房2644平方米,副房6399平方米。

南湖2組:1971年6月19日開工,12月末竣工。共建房13棟、6280平方米,其中主房2573平方米,副房3707平方米。

南湖3組:進度同2組。共建房5棟、5698平方米,其中主房2864平方米,副房2834平方米。

南湖4組:1971年8月2日開工,1972年1月末竣工。共建房7棟、6902平方米,其中主房4067平方米,副房2835平方米。

松園(亦稱南湖5組):1971年9月開工,1972年6月末竣工。共建房15棟、1.3萬平方米,其中主房7000平方米,副房6000平方米。

以上共計建房55棟、40923平方米,其中主房19148平方米,副房21775平方米。

此外,還爲南湖招待所工作人員(包括警衛分隊、通信站等)修建辦公室、宿舍、營房7000平方米。

除住房外,另建成350米的防護坑道1條大型隱蔽部3個半地下電站1個各種電纜196公里道路25公里,以及相應的配套設施。

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有:鋼材8450噸,木材19750立方米,水泥3.4萬噸,石料8.97萬立方米,沙子5.42萬立方米,紅磚2500萬塊。動用步兵、工程兵、汽車兵共28個營、1.2萬人,運輸汽車458台,各種施工機械71台。此外,在工地和外地還雇請民工3000人

整個工程經費開支約4000萬元。如果考慮到很多物資、材料都按內部價格結算,還有許多物資設備是無償調撥以及主要是由部隊施工等因素,這幾千萬元只不過是實際開支一個零頭兒

工程堪稱高速優質。如此龐大的工程,僅用1年稍多一點時間;一組1萬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僅用半年左右時間建成,過去連想都不敢想。南湖與松園工程建成,讓廣州原有的內部高級招待所無不黯然失色。這裏環境開闊,湖光山色,風景幽美,空氣清新;布局合理,設計精妙,工藝嚴格,陳設考究。此外還有兩個最大特點:建築高大、堅固。主房最大房間面積400多平方米,室內最高處8米,其餘房間也在5米上下,一般人進入房內都有一種渺小的感覺。房子的堅固程度主要著眼于應付突發意外情况:外墻可以抗住1發85反坦克炮彈的直瞄射擊,屋頂能防口徑最大的160迫擊炮彈;坑道、隱蔽部能抗住1枚3000磅炸彈直接命中。有人戲言:萬一發生大地震,即使房子翻轉180度,也保證不會散架。

指示

在廣州郊區爲毛澤東修房子,作爲總策劃的汪東興是何時、如何向毛澤東報告的,局外人不得而知。粉碎“四人幫”後,汪氏在他發表的一些回憶往事的文章中,對此一字未提。但廣州軍區領導人,則是在建房過程中,便向毛澤東作了報告的。

1971年8月,毛澤東離京乘火車南下,向一些“諸侯”“吹風”,挖林彪的“墻脚”。8月底,在長沙接見廣州軍區和粵、桂、湘三省區主要領導人丁盛、劉興元、韋國清、華國鋒、蔔占亞等人。接見過程中,丁盛曾鄭重其事地向毛澤東報告:“主席,給您新修的房子很快就可以入住了,盼望您到廣州過冬。”

毛澤東只是簡單地說:“好嘛。”幷未感到詫异,更沒再往下問。這表明毛澤東是知道此事的。

毛澤東接見丁盛、劉興元等人時,汪東興一直在座。

1972年10月20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把丁盛、任思忠召到北京,研究解决湖南問題——主要是所謂廣州軍區副政委兼湖南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卜占亞上了林彪“賊船”的問題。周恩來順便講到了南湖房子問題。他說:“主席讓我給大家打個招呼。主席說:廣州的房子,是我叫東興負責修的。過去,我在廣州白雲山有一棟房子(按:即鶏頸坑),但是,以後住了外賓,才叫東興另外選址再修一棟。房子是按我的要求設計施工的。”

周恩來接著說:“主席講到這裏,我還插了一句:那裏的房子,我去看過了。我住的房子,也是按我的意見修的。”

周恩來最後點明了他談這個問題的目的:“主席指示:以後誰也不要再在廣州房子的問題上鑽空子、做文章了!”

毛澤東的指示果然頂用。儘管廣州軍區領導人和部隊同林彪有很深的歷史淵源,“九一三事件”後不斷有人試圖把廣州軍區的一些重大活動,包括南湖建房問題同林彪挂鈎,但在毛澤東講話之後,在“批林整風”運動高潮中,竟無人再提南湖房子的問題。相反,那時還不斷從北京傳來毛澤東表揚廣州軍區主要領導的話,說他們聽了毛的“吹風”之後,態度鮮明,轉變快,“聽我(毛澤東)的話”;“九一三事件”後,又認識錯誤好,檢討深刻。1972年8月23日下午,江青在廣州友誼劇院向黨政軍機關局、師級以上幹部作報告,宣講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寫給她的那一封信。臨近結束時,她話題一轉,講起了“九一三事件”。她說:“九一三”淩晨,周恩來向各大軍區負責人通報林彪出逃情况,她當時就在現場。廣州軍區接電話的是丁盛。聽了周恩來的情况通報後,丁盛當即毫不含糊地表示:“廣州軍區全體指戰員堅决聽從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指揮,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堅决打倒他!”撂下電話,周恩來滿意地連說了兩聲:“哎,丁盛好,丁盛好!”江青似乎還怕大家不信,又說:“這我不是恭維丁盛同志,當時情况就是這樣的。”

江青的這番話博得熱烈掌聲。江青的表態非同小可,這是“無産階級司令部”的聲音。到會的軍隊幹部尤其高興,因爲這證明廣州軍區領導班子是中央信得過的,具有光榮歷史的廣州軍區是有高度政治覺悟的軍隊。

可是,誰想江青贊揚丁盛的講話最終却害了丁盛。4年之後“四人幫”倒臺,在劫難逃的丁盛,又被從林彪的“賊船”趕上“四人幫”的“賊船”,說他“在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積極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團”,其罪證之一,就是江青的這次講話。這是後話。

有了毛澤東1972年10月的指示(“不要再在廣州房子問題上鑽空子、做文章了!”),那些把南湖工程同林彪聯繫起來的議論沒人再提了,可以說是有驚無險。但是,到了1974年春,風雲突變!

升溫

其實,在這之前,已經出現了一些微妙變化。先是1972年3月劉興元調往四川。對此,擁護劉興元者說這是中央對劉興元的重用,引證周恩來對劉興元的談話說:四川是有1億人口的大省,“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在“文化大革命”中遺留問題多,只有像劉興元這樣有方伯之才的人克當此任;劉到四川是“四個第一”: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而反對劉興元的人則說,劉去四川是調虎離山,是中央决心揭廣州軍區“蓋子”的一著妙棋,不信走著瞧!1973年12月下旬,毛澤東親自主持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丁盛調任南京軍區司令員。3個月後,已經不年輕的軍區政委任思忠,又被調往北京由王洪文主持的中央“青年幹部讀書班”“讀書”去了。這樣,軍區原有的主要領導人,就只剩下一個在地方“支左”,任廣東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的軍區第二政委孔石泉了。

1974年新年伊始,江青在最高領導的支持下到處點火,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批儒評法、批林批孔運動,矛頭直指他們心目中的大儒——周恩來。

1974年1月28日,江青以祝賀南海前綫軍民取得西沙群島自衛反擊作戰勝利爲名,親筆給到職未及一月的廣州軍區新任司令員許世友和排名在孔石泉、陳郁、王首道之後的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趙紫陽寫信,派了一名作家、一名詩人、一名記者爲特使,乘飛機將信送來廣州,同時還帶來《林彪與孔孟之道》、《批林批孔文章彙編》等批林批孔“學習材料”各500份。江青說她“身在北京,心逐南海,汹涌澎湃”,正在“進行一場持久的鬥爭——批林批孔運動”,“我們是心連心的”,要求許世友和趙紫陽與她一起投入這場鬥爭。

雖然這3名特使中的詩人和記者原是廣州軍區的一般幹部,那位地方的作家也資歷不深,但此番身份不同,許世友特別指定軍區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主要領導去機場迎接,他與趙紫陽則在特使們下榻的軍區第二招待所(東山賓館)迎候。接過江青的信,叫人讀了一遍,又與趙紫陽作了研究之後,許世友立即指示軍區司令部辦公室連夜將信用大字排印,部隊發到團,地方發到縣(海南島駐軍發到連隊,地方發到公社),幷要求接信後立即認真組織學習。許世友盛宴款待了3位特使,席間說了不少感謝江青關懷之類的話。幾天之後,許世友又與3位特使在海南相會,幷再次宴請了他們。

1月29日,在軍區禮堂召開駐廣州陸海空軍幹部大會,宣讀江青來信,軍區領導表示要“不辜負敬愛的江青同志的親切關懷和指示”,把“批林批孔”運動進行到底。會議結束,黨委秘書立即遵照許世友的指示起草電報,感謝江青對廣州的親切關懷和具體指導,幷報告對她指示的傳達貫徹情况。

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是因爲“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但不少人却認爲其中大有玄機,特別是廣州軍區司令員與南京軍區司令員對調,有人認爲這是精心安排。不知是什麽原因,許世友從來到廣州軍區之後,對軍區的很多事情都看不順眼。1974年3月,他竟毫不掩飾地對陪他下部隊視察的作戰部部長王玉振說:“到了廣州,我有一種到了敵占區的感覺。”事後王玉振對一位熟人說:“當時我真想問一句:許司令,你覺得廣州是像抗戰時期日本鬼子占領下的敵占區呢,還是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下的敵占區呢?”

江青的來信使廣州軍區的“批林批孔”運動迅速起動、升溫。江青在北京“批林批孔”是要抓出當代“大儒”,其重點是“批孔”,即從批“孔老二”入手,聯繫當前路綫鬥爭,打倒她的(或曰無産階級司令部的)政治對立面,毛澤東也說過“批孔比批林更困難”之類的話;但在廣州,許世友則提出:“批林批孔”主要是批林彪,林彪就是“孔老二”,聯繫鬥爭實際,重點是把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問題查個水落石出。許世友說:“爲什麽林禿子要來廣州另立中央?就因爲當時黨、政、軍都掌握在他們手裏,司令是他們的,政委是他們的,書記是他們的,(革委會)主任是他們的。廣州陸海空軍都被他們控制了,三軍都有他們的人!”這次運動就是要把這些“他們的人”一個個都揪出來!

運動開始後的一段時間,無論軍區黨委常委內部還是軍區機關,對運動的表現却讓許世友很不滿意。爲改變這種狀况,許世友使出了他的撒手鐧:

其一,他拉上4月初才被任命爲廣州軍區兼職政委的趙紫陽,讓趙以軍區主要領導人的身份,同他一起在越秀賓館接見廣州原兩派群衆組織的33名頭頭,向他們通報軍區運動的進展情况,宣布劉興元、丁盛、任思忠都是林彪死黨,要求與造反派“共同奮鬥,你們在地方上揭,我們在軍隊揭”。本來就不甘寂寞的兩派頭頭們,聽了這番話大爲振奮,當天便把炮轟軍區原主要領導人的大標語貼到軍區機關四周。此時孔石泉剛從省委回到軍區機關,他是尚留在廣州的原軍區領導班子中職務最高者,偏偏他又姓孔,送給他的大標語是:“孔石泉就是孔老三!”

其二,把過去黃永勝、劉興元當政時期因各種原因受過處分被調離軍區機關或轉業地方的人員,請回軍區機關參加運動。這一招很靈。這些人對黃、劉等人滿腔怒火,無所畏懼,敢想敢說,很快成爲帶動運動的骨幹力量,造成了一個轟轟烈烈的局面。

進入5月份,運動的溫度已經很高,對軍區原領導成員“參與林彪武裝政變陰謀活動”的材料越揭越多,越揭越玄,很多“爆炸新聞”讓人目瞪口呆。許世友信心十足,他頻繁召開大小會議,鼓勵大家再加一把勁,“捅破這層窗戶紙”,“打破沙鍋紋(問)到底”,徹底揭開廣州軍區被捂了多年的“階級鬥爭蓋子”,特別是把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謎底揭開。

定性

修建南湖工程和成立招待處很快成爲許世友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而且迅速定性。他在大會上宣布:“林彪要到廣州另立中央,他住在哪里?就在南湖!南湖的房子是爲林彪修的。那個招待處,就是迎接林彪南逃廣州的接待處!”

此話一出,軍區原主要領導人劉興元、丁盛等人是林彪死黨自然更是鐵定無疑的了,但他們都已調離廣州,于是曾參與主持其事的副司令員江燮元、參謀長孫幹卿便成了清查的主要對象;幾個負責組織施工者,本來就已定爲運動中的“重點人”,現在又進一步“升級”,劉如、王慶林、張小軍三人的日子尤其難過。三人在小會、大會說明情况,材料寫了一份又一份,不想却是越說越說不清,主持運動的領導說他們的根本問題是“中毒太深”,沒有“轉變立場”,必須“擊一猛掌”。而更讓三人沒有料到的是,正當他們焦頭爛額之時,却又後院起了大火。一位曾任招待處政工科科長的幹部以“知情人”的身份出來揭發:軍區原主要領導早已向招待處領導“交底”,招待處就是用于接待林彪的;爲迎接林彪南逃廣州,“九一三”前招待處做了大量準備工作;林彪葬身溫都爾汗,軍區原主要領導如喪考妣,指示招待處領導在南湖修了兩大一小共三個墳包,爲林彪招魂,兩個大墳包是給林彪、葉群修的,小墳包則是林小賊(立果)的;因爲不敢公開在墳包前立碑,便在一棵古松之下立石刻了“勁松”兩個大字,表示對林彪反革命罪行的贊頌和對毛主席革命路綫的刻骨仇恨。

這位科長在衆人心目中是一個很有發展前途的優秀幹部,是成立招待處時,處長張小軍和政委丁峰費了不小力氣從軍區司令部直屬政治部爭取來的幹部。他在會上揭發時,表情嚴肅,講到軍區原領導人爲策應林彪南下幹的種種陰謀活動,更是義憤填膺。這自然增加了他揭發的可信度。聽了他的發言,會場一片嘩然,很多人深感震驚:原來軍區某些領導人竟是這樣死心塌地地跟著林彪跑呀!這位科長的揭發,讓劉如、王慶林、張小軍等人更是雪上加霜:你們下級都知道的事,你們爲什麽却不揭發?你們這樣死保軍區原領導,還有沒有一點路綫覺悟?難道就不考慮一下後果嗎?但是,不管如何批鬥,這幾個人却始終也沒揭出有轟動效應、讓運動的領導者滿意的材料來。那位科長的揭發成了孤證。

在參加運動的機關幹部中,不乏腦瓜兒靈活的好事者。他們感到那位科長的揭發有些離奇,便悄悄地向一些知情人作了調查,得知所謂的墳包和“勁松”刻石,都是“高參”林西的創意之作;堆成的“墳包”不止兩大一小;而更重要的是,這些“創意”都完成于“九一三”之前。調查結果只在一些信得過的同觀點的人中悄悄傳播,沒人敢在公開場合議論,更沒哪個敢在會議上對那位科長質疑。大概運動的領導者們不久也知道了事情的真象,因而對這個問題追問了幾天之後便不再提起,但是南湖的房子是政變工程的結論不變,劉如、王慶林、張小軍等人要繼續檢查交代。至于那位科長,非但未因胡編亂造而受懲處或批評,反而成了運動積極分子,不久又得到提拔。

被批鬥得苦不堪言度日如年的劉如、王慶林、張小軍等人,他們有一個共同信念:南湖的房子明明白白是爲中央修的,中央早晚會爲他們說話的。他們苦苦地盼著這一天,特別寄希望于汪東興,只要汪主任出來說一句話,誰還敢拿這個問題做文章!但是他們的希望却最終變成失望。軍區的運動進展情况不斷有電報上報,同時上報的還有《大字報選編》,上面瞭解軍區運動情况的渠道是很多的。劉如、王慶林和張小軍等人認爲,南湖在運動中由中央工程變成政變工程,這不只是無中生有、顛倒黑白,而且,弄得大家都知道了,也不利于保密,爲什麽像汪東興這樣的中央領導人,竟會一言不發,任由一些人在那裏翻雲覆雨,讓無辜者蒙冤背黑鍋?這豈不是提倡投機取巧耍滑頭嗎?以後誰還老老實實執行上級指示!

刹車

大約上面也感到許世友的一些做法太出格了,不利于運動的發展,過猶不及嘛。1974年7月29日,終于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給軍區黨委常委發來一份緊急電報指示,批評在前一段運動中“隨意宣布劉興元、丁盛等同志爲死黨、反革命,對其他同志也點名過多,勢必造成人人自危”,要求立即糾正;幷决定派韋國清來廣州主持軍區的運動。這份電報屬絕對機密,只在軍區黨委常委中傳閱。韋國清雖然是廣州軍區第一政委,但他二十年來一直是廣西區黨委的主要領導,不過問軍區日常工作,現在中共中央决定他緊急趕赴廣州,主持軍區的政治運動,可見事情非同小可。這是對許世友在政治上的一個重大打擊。軍區的運動來了個“急刹車”,原來揭發出來的那些引起轟動的材料,揭發者紛紛打了退堂鼓,承認自己撒了謊或者是“聽別人說的”,却又記不得是誰說的了。

就這樣,對南湖工程的清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移交

當廣州軍區機關對南湖工程的清查鬧得熱火朝天之時,其實此時的南湖已經不屬軍區,而改屬中共廣東省委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汪東興堪稱毛澤東最具權威的代言人之一。1971年,廣州軍區領導僅憑他的幾次口頭交代,便殫精竭慮、不遺餘力地修建了南湖(包括松園)工程,幷按照汪東興的意圖組建了龐大的黨政軍統一的內部接待機構。不曾料想,僅僅過了兩年時間,還是同一個汪東興,却又對廣東的內部接待工作來了個大改變,他通知廣州軍區和中共廣東省委:今後對中央領導人的接待工作,仍由省委負責,南湖招待所移交廣東省委。于是,整個南湖工程包括土地園林、全部建築、各種傢具陳設、幾十台高級轎車,一概移交給廣東省委;招待所的軍隊幹部集體轉業。

南湖招待所交出去了,但是,招待所的黑鍋還得由廣州軍區背著。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期間,南湖工程成了廣州軍區和廣東省委共同的清查、批判對象,所不同的是,由于省委機關對這項工程的來歷所知更少,因而他們所謂的揭發批判就更多些捕風捉影的東西,更加不著邊際。

1975年10月,韋國清調任廣東省委書記。他在一次大會上宣布:南湖工程,中央是知道的,以後大家不要再提了。省委最高領導有了明確態度,果然以後便沒人再拿南湖問題做文章了。

上世紀80年代,廣東省委又把原來江青住的那一組房子撥付新組建的南湖游樂園,用于對外營業,揭開了南湖神秘面紗的一角。

1976年10月,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幫”倒臺。一年後,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算“四人幫”罪行的“揭批查”運動。“四人幫”一貫敵視軍隊,把軍隊視爲他們奪權的最大障礙;廣州軍區更因爲在“文化大革命”中對中央文革小組和“四人幫”多有抵制,尤爲“四人幫”所忌恨,因而軍區機關廣大幹部對揭批“四人幫”熱情很高,大家特別想弄清“四人幫”的核心人物江青插手軍隊內部事務和幾次來廣州時作威作福以及進行陰謀活動的情况。當大家聽說中央和軍委主要領導也來到廣州,同軍區領導談揭批“四人幫”問題時,更對這場運動寄予很高期望,希望徹底查清江青等人在廣州的罪行,希望3年前因江青插手而弄得是非顛倒的軍區 “批林批孔”中的問題得到澄清。然而結果却令衆人大失所望。上面認爲“廣州軍區 ……問題比其他單位多”,是“重灾區”。其所以如此,是因爲“廣州軍區出了黃永勝、溫玉成、梁興初、丁盛”,“還有劉興元”,“路綫鬥爭是兩次,實際上 ‘四人幫’、林彪是一夥的。”軍區機關幹部多數人的印象和看法是:對黃永勝的問題不好說,他到北京之後的事情不清楚;丁盛在廣州工作的時間不長,他離開廣州後同“四人幫”有什麽來往也不瞭解;至于溫玉成,他離開軍區已經10年,他在廣州的問題大家比較清楚,和“四人幫”搭不上界,如果他到北京後有重大問題,爲什麽還要算到廣州軍區賬上?而劉興元和梁興初,大家都知道他倆與“四人幫”沒有任何瓜葛和私誼,他倆的思想、作風同“四人幫”格格不入,爲什麽非要把他們往“四人幫”那邊推呢?

有了上面的定調,許世友在動員大會上宣布:軍區的“揭批查”運動,基本任務還是要清查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問題;揭批林彪一夥,就是揭批“四人幫”。他還說,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眼看就要揭開軍區階級鬥爭和路綫鬥爭的蓋子了,但由于“四人幫”的干預,運動半途而廢。聽了許世友的動員,許多幹部私下議論:1974年7月29日的糾偏電報,明明是根據毛澤東的意思以中共中央名義發的,怎麽能加到“四人幫”的頭上呢?還有,1974年1月江青給許世友和趙紫陽寫信,這是件大事,爲什麽就不查一查,向大家作個交代呢?

因爲存在許多疑問,又有了“批林批孔”的經驗教訓,多數機關幹部在運動中頭腦比較清醒。雖然這次運動有上面的全力支持;運動中又不斷鼓勁加溫;還采取了一些重大組織措施:1977年9月21日,軍區政委孔石泉調往成都軍區,12月23日,一天之中又下令將軍區副司令員吳純仁、丘國光和參謀長孫幹卿、政治部主任于厚德調離廣州軍區,而同時又從總部和外區調進多名領導幹部,廣州軍區的領導班子實際上已經徹底改組;1978年5月13日,又在中山紀念堂召開有數千人參加的廣州駐軍幹部大會,宣布“英明領袖華主席”對軍區機關幾名“拒不交代所犯嚴重錯誤”的軍、師級幹部停職審查的决定。這些措施,確實對一些所謂“重點人”“知情人”造成不小壓力,但是,他們越是按“黨性要求”打消顧慮、老實交代,却越交代不出上面需要的材料。雖然不乏緊跟領導的積極分子,却曲高和寡,很多人的所謂揭發批判發言,都是官話套話或者雷聲大雨點小,純屬應付差事。運動沒有再出現1974年“批林批孔”那種狂熱氣氛。運動的領導者自然很不滿意,却也無可奈何。

在劫難逃

既然要繼續清查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問題,就要再深入追查南湖工程的性質和用途問題。許世友又提出兩點疑問:

第一,1971年5月,軍區成立了師級招待處,爲什麽林彪一死,當年12月底招待處就匆忙解散了?說明劉興元、丁盛等人心中有鬼,因此,招待處就是接待林彪的!

第二,爲什麽要將廣州至從化的公路改綫,而且在新選的綫路上開了一條可供隱藏飛機的隧道,還計劃修建一段可以迫降飛機的路面?

關于招待處的成立與撤銷,前面已有交代。關于廣州至從化公路改綫工程,最早的倡議者是劉如。廣州至從化公路約60公里。把修建南湖工程時新辟的一段通往從化的公路稱爲廣從公路改綫工程,其實幷不確切,劉如建議修建的不過是從廣州沙河至太和一段長約10公里的迂回路。據劉如說,他在受領組織修建南湖工程任務之後,感到這裏緊靠廣(州)從(化)公路,車流量很大,既不利于保密,噪音也大。因而他建議,在原有公路以東,利用已有的土路,修築一條避開南湖通往從化的迂回路。軍區領導采納了他的建議。在計劃新修的路段上距南湖約1公里處,有一座小山。劉如考慮,如果修盤山路,彎多坡陡,行車不暢,而且從山頂可以眺望南湖。他建議:乾脆打隧道,雖然工程量和難度大些,也要多花點錢,但從長遠看,好處很多。劉如是主管作戰的副參謀長,每進行一項基本建設,他都要考慮對未來戰爭的影響。他覺得這段新修公路可以把戰時需要考慮進去,做到平戰結合。他看到,這條路大部分地段地形比較開闊,于是建議選擇一段路面拓寬加固,可作爲戰時飛機迫降的簡易跑道;再將隧道加高加寬,迫降的飛機可進入隧道隱蔽,也可作爲汽車的防空洞。他這兩條意見也被軍區領導采納。劉如隨即根據劉興元的指示,請廣州市革委會負責施工,軍區工程兵給予技術支援。由于修隧道和飛機迫降路段工程涉及空軍,軍區空軍參謀長顧同舟根據軍區指示到現地作了勘察。而 “九一三事件”後,顧同舟被定爲林彪死黨,這便使事情複雜化了。

劉如還講了一個很重要的情節:當“九一三事件”發生時,這條隧道工程只完成了切口,整條隧道是1973年才打通的,說這項工程是爲林彪武裝政變準備的,在時間上就無法解釋。劉如還有沒說出來的意思:南湖工程剛開工時,林彪還是寫在黨章上的接班人,那時候誰能想到他和毛澤東會變成不共戴天的仇敵?再說,稍有點軍事常識的人都明白,即使林彪真的跑到廣州發動武裝政變,一條短短的隧道在戰略上有啥作用?

劉如的一切陳述都被斥爲狡辯。至于王慶林、張小軍等人對南湖幾組房子修建來歷情况的說明,非但全然無用,而且被認定是“爲林賊開脫罪責”。惟一的出路只能是老實“認罪”,起碼要承認自己階級鬥爭觀念不强,路綫覺悟不高,上當受騙,幫壞人幹了壞事,接受“群衆”批判,聽候組織處理。

在經歷近半年的批鬥之後,1978年5月13日,在中山紀念堂召開的幹部大會上,劉如被宣布“經英明領袖華主席批准”罷官接受審查,向“專案組”交代問題。專案組的兩名負責人都是他原來的部下。這一審查又是一年零兩個月,這期間不得自由行動。結果什麽罪行也沒查實,最後以“說錯話辦錯事”不了了之。劉如是13歲參加新四軍的小知識分子,一表人才,膽大心細,又肯學習,很快便脫穎而出。抗日戰爭末期,他曾多次化裝潜入敵占區甚至敵人陣地,測繪地形地貌,標注敵人的陣地編成、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對戰鬥勝利起了重大作用。1949年向華南進軍途中,時任39軍116師作戰科長的劉如調任第四野戰軍作戰處參謀,以後任副科長、科長,副處(部)長、部長,直至副參謀長。是幾十年從事作戰工作的不可多得的人才。1983年,劉如向新任軍區政委王猛上書,陳述自己的冤情幷要求工作。王猛看後情緒激動,親自打電話安慰劉如,幷表示他一定負責儘快爲劉安排工作。王猛把事情看簡單了。他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他的意見非但無用,反而給他自己惹來不小麻煩。王猛因對劉如愛莫能助而深感遺憾。以後劉如被安排了一個閑職。一個優秀的軍事指揮員,就這樣雕謝了。

在司令部受審查者中,王慶林、張小軍的遭遇和結局與劉如相似。王慶林在靠邊晾了多年之後,正式宣布免去作戰部副部長職務,當了一名不知道要研究什麽的研究員。如果說廣州軍區是“重灾區”,王慶林所在的作戰部就是重灾區的“重灾戶”。這個部的部長和幾名副部長都被定爲“重點人”,遭批鬥後作了組織處理。其中最冤枉、最離奇的當屬副部長葛新。

1972年8月,江青在廣州接見美國女作家維特克,纏著這個外國人爲她作傳,想在國際上出風頭,擴大她的影響。爲了炫耀她的光輝歷史,她向外賓大講解放戰爭史和她如何協助毛澤東指揮作戰。爲此,她要求汪東興通知總參謀部爲她提供若干幅重大戰役經過要圖。總參謀部一位副總長指示測繪局長張清化到廣州受領任務。張清化一人來到廣州,在江青處接受任務後,他通過軍區領導要求軍區機關按江青要求繪製這批要圖。任務落到司令部作戰部。作戰部副部長葛新是測繪專家,又與張清化相熟,任務是軍區首長交代的,題目是張清化根據江青要求定的,資料也大部分是張清化提供的,他沒有絲毫懷疑,更不敢有絲毫懈怠,組織幾名測繪員,晝夜加班,按時完成了任務。却不料,打倒“四人幫”後,江青接見維特克定性爲“賣國求榮”,葛新竟因而成了江青賣國的幫凶!奇怪的是,派張清化到廣州來的領導人幷沒事兒,張清化在說明情况之後也不作爲問題,惟獨把葛新奉命行事這個本來十分清楚的問題,弄得神秘兮兮,列爲廣州軍區“揭批查”的大案之一,窮追猛打,最後將葛新從作戰部掃地出門!

在清查南湖工程期間,幾位參與其事受批鬥者,除了想方設法搜集材料、找證據以證明自己的無辜外,仍然期盼北京瞭解南湖工程來歷的負責人出來說明情况,這種急迫心情真如大旱之望雲霓。他們尤盼此時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東興出來爲他們說話。但不知爲什麽,這位汪副主席依然一言不發。

未了的尾聲

廣州軍區的“揭批查”運動從1977年11月正式開始,于1978年底結束。如果不是廣西邊境發生戰事,幾十萬大軍出動,也許運動還要持續下去。在軍區司令部,運動的主要成果是把十幾名師以上幹部作了組織處理,其中就包括南湖工程的幾個主要經辦人,他們的罪名是爲修建林彪發動武裝政變的僞中央工程效力。所有被處理者都不得參加對越作戰。這是對軍人的最大羞辱。受處理者個個滿腔憤懣。南湖工程的幾個主要經辦者始終弄不明白:這項工程從籌劃到完工,過程清清楚楚,而且軍區領導在“九一三”前就向毛澤東作過報告;房子修好了,江青、周恩來和打倒“四人幫”之後的幾位中央主要領導人都去住過,都對房子的周圍環境和房子的設計、施工大加贊賞,這些房子的來歷和用途一清二楚,爲什麽竟沒有一人出來爲它正名,說句公道話,不惜讓一些人長期蒙冤受屈?

王慶林是個受不得委屈的人。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他幾乎每年都向軍區黨委常委、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軍委紀委、解放軍總政治部還有汪東興寫一封申訴信,而且,語氣、措辭一次比一次尖刻。但是,每次都是石沉大海。2005年,王慶林又給汪東興寫了一封長信,希望他主持公道,向有關方面反映一下與南湖工程有關的問題。此信托一位元帥之女直送汪家。據說汪東興看了信後不勝驚訝,他說:“我對王(慶林)部長印象很深,這人很能幹。南湖的房子當然是給毛主席和中央首長修的嘛,怎麽會弄到林彪頭上了呢?”話講得很好,可惜晚了30年

1973年底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由廣州調任南京軍區司令員的丁盛,與“四人幫”既無歷史源淵,對他們又無好感,但在“四人幫”倒臺後却被莫名其妙地定爲“四人幫分子”。丁盛晚年被安置在廣州軍區司令部幹休所,他對軍區機關一大批中高級幹部受他株連而遭處理,心中十分難過。他尤其對司令部的作戰指揮系統橫遭摧殘,對劉如、王玉振、王慶林等人被趕出作戰系統而痛惜不已。他征戰半生,深知組織一個精幹的作戰指揮班子是何等不易!1998年,一位有心人對他進行錄音采訪。這時他已沒有多少顧忌,侃侃而談,直抒胸臆。談到南湖工程,他氣不打一處來,對汪東興在“九一三”前後的表現,他連講了三個“我很憤慨”!他說:“你自己叫人家幹的,到了這個時候,你不出來作證,明明是給毛主席他們幾個人修的,那些人說是給林彪修的,你汪東興出來說話呀!”“咱們到北京去,當面和汪東興對質,是不是你講的?你怎麽不認賬?你還是個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後來一段,汪東興還是中央副主席呀!”

不就是承認南湖工程是爲毛澤東和中央幾個領導人修的,承認對幾個經辦人整錯了,了不起再對挨整者做點補救工作嗎?而且是由組織出面,不需(也不可能)追究哪個人的責任,爲什麽這樣一件幷不太困難的事情竟如此艱難呢?

王慶林在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擔任作戰部副部長,挨整後賦閑多年。這期間,當年不少靠胡編亂造整過他的運動積分子超越了他,有的當上了將軍。而王慶林則在安排了一個閑職後,弄了個不倫不類的“相當于部長待遇”,他自然心裏很不平衡。第十五届中共中央軍委一位副主席上世紀60年代後期曾與王慶林共事多年,這位副主席當時任廣州軍區作戰部作戰科長,王慶林任副科長,兩人關係不錯。這位副主席對王慶林的問題了然于心。一次,兩人在北京相見,很自然地談到王慶林在運動中的遺留問題。這位副主席誠懇地對王慶林說:“慶林同志,對你的問題,現在我們也只能解决到這種程度了。”王慶林見他似有難言之隱,也就把話打住,不願難爲這位老上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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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三場“國進民退”的歷史教訓(章立凡)

近代以來三場"國進民退"的歷史教訓
(中國民營經濟六十年研討會論文)

章立凡

【摘要】回顧清末以來的三場"國進民退":第一場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場拖垮了國民黨政權,第三場將國民經濟拖到了崩潰邊緣。三個後果都是灾難性的,其後又都出現"民進國退"幷帶來經濟增長。歷史已經證明:"國進民退"沒有可持續性。針對當前的"國進民退"趨勢,從科學發展觀出發,全面協調國企與民企的發展關係,對壟斷型企業實施分割改造,逐步推行國有企業的民營化,重點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更符合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之道。

主題詞:國進民退 科學發展觀 經濟民主
  
  作爲一種方法論,科學發展觀的要義是以人爲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在國民經濟格局中,國企和民企的存在都是必要的,而且應有互補性,片面地扶植或壓抑其中一方,都會影響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必須統籌兼顧,全面協調發展。本文將聯繫當前的經濟現象,對洋務運動以來的三場"國進民退"作出分析。

一 第一場"國進民退":引爆了辛亥革命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歷程中,中國歷代王朝都是"以農立國",奉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列强的堅船利炮轟開了長期閉關鎖國的門戶,西方先進的生産力和自由貿易,使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面臨解體。一向妄自尊大的清政府,不得不轉而接受"師夷長技以制夷"(魏源語)的主張,被稱爲"自强運動"的洋務運動由此發生,但其主體思想仍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這種慣性思維,歷經清末、民國迄今,一直持續存在。
  
  洋務派創辦的中國近代工商業,始于軍事工業的槍械、機器製造和造船,繼而發展到與民用有關的輪船運輸、礦業、冶煉、紡織、電綫電報、鐵路等行業。但官營企業管理不善、貪污浪費等弊端日顯,加上資金短絀等困難,李鴻章在1872年提出"官爲維持"、"商爲承辦",即所謂"官督商辦"政策,開啓了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一道門縫。利用官督商辦形式經營的大型民用企業,主要有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中國電報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和漢陽鐵廠等。
  
  還有一個現象值得玩味,即官督商辦企業的私人投資,有很多來自權貴官紳。官督商辦企業的經營,享有免稅﹑减稅﹑貸款﹑緩息以及專利等優惠和特權。由于産權不明,一些戴上了紅帽子的"官督商辦"企業,實際上是官商合流,肥水流進了私人腰包。其中最典型的,是多家"國企"的老總盛宣懷,其亦官亦商的雙重身份,使之成爲化公爲私的最大獲利者。
  
  清政府對于發展私人資本一直搖擺不定,長期沒有開放私人創辦新式企業。統治集團內部一部分人仍將官督商辦企業視爲官産,要求防止民間資本坐大;另一部分人則主張發展私人資本,非此不能走上富國强兵之道。直到甲午戰敗國力衰微,《馬關條約》又規定外人可在華設廠投資,民間設廠的限制才被取消,敕令官辦企業"從速變計,招商承辦",幷鼓勵私人興辦企業。這是近代歷史上第一次"民進國退"。
  
  據估算,從甲午年(1894年)到民國二年(1913年)的産業資本總量,官僚資本規模增長倍數爲4.32,年增長率爲9.2;民族資本規模增長倍數爲20.45,年增長率爲17.5[1]。民族資本的增長超過了官僚資本。同時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歷史表述,籠統地將國家資本和官僚資本混爲一談,其實兩者是有區別的,後者從國家資本中蛻變而出的權貴私人資本。

  清政府對紡紗、碾米、造酒等行業開放民營,而對航運、電報、鐵路等行業仍捨不得撒手。1877年部分官僚發動了將招商局收歸國有的攻勢,被李鴻章强壓下去;李逝世後,袁世凱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1902 年,他將盛宣懷掌控的電報總局收歸官辦,壓價收回商股;繼而奪去盛的招商局督辦一職,改派親信楊士琦出任。

  1908年,盛宣懷在李蓮英的支持下東山再起,出任郵傳部右侍郎。他發動電報總局商股股東與清政府交涉,挽回了部分投資損失。同年光緒、慈禧崩逝,袁世凱罷職閑居,盛又以經營虧損爲由,于翌年召開招商局股東大會,選舉自己爲董事會主席,將招商局完全改爲商辦。上述事件背後,既有官僚集團之間的爭鬥,也交織著官商矛盾及中央與地方的矛盾。這種改制現象一直持續到民國初年,北洋政府結束時,約有44個官辦、官商合辦企業實現了由官營到民營的轉變。

  1911年盛宣懷進入"皇族內閣",出任郵傳部大臣,統管鐵路、電報、航運、郵政。儼然成爲朝廷重臣。地位變化後,爲了擴張自己的權力範圍,他一改過去的主張,出臺了一項"國進民退"政策,觸發了四川保路風潮,最終導致了清王朝的覆滅。

  鐵路于1865年引入中國後,其經濟上的重要性日益凸顯。1904年,官辦川漢鐵路總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爲商辦,1909年宜昌至萬縣段開工。與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鐵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隨糧强制徵收,值百抽三,相當于政府攤派集資。就股權而言,川人無分貧富貴賤,都與這條鐵路利益攸關。

  1911年5月,在盛宣懷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布"鐵路幹綫國有",幷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訂粵漢、川漢鐵路的借款合同,以兩湖厘金鹽稅擔保,借款600萬英鎊。規定兩路聘用外國總工程師,四國銀團享有修築權及延長繼續投資的優先權。鐵路國有化,列國不乏先例,鐵路民營也確實存在資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在民族主義大潮風起雲涌的時代背景下,鐵路國有政策雖不無經濟依據,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辦民辦之間來回切換,却更有出賣路權、與民爭利之嫌。

  當時兩路均已發生巨額虧損,竣工遙遙無期。政府以國家股票贖回了湖北、湖南、廣東的商股。因各省商股虧損程度不同,故在贖回時的待遇也不同,兩湖最優,廣東次之,商民雖有抗議,風潮很快平息。但四川的1400萬兩股金中,有300萬兩虧空政府不予認可。川省鐵路股份中有很大比例來自下層民衆,既不能退回股金,換股條件又低于其他省份,難免激起民憤,一場路權風暴由此爆發。

  6月17日,成都各團體兩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提出"破約保路"口號。全川各地各團體保路同志分會相繼成立,會員迅速發展到數十萬。8月間出現了群衆性的罷市、罷課風潮,進入9月後,更發展爲全省抗糧抗捐。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保路運動領導人,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開槍鎮壓請願群衆;同盟會聯合哥老會等反清會黨發動起義,川省形勢全面失控,清廷急調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率鄂軍入川鎮壓,武昌兵力空虛,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首義成功。隨著各省紛紛獨立,清室被迫宣布退位,歷史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盛宣懷是近代影響巨大的實業領袖,于政商兩界長期左右逢源;端方、趙爾豐也都是清廷中的 "新派"能臣,其識見遠非顢頇的守舊官僚可比;這些體制內新銳人物及各省的立憲派士紳,推動著清末的"預備立憲"潮流,與同盟會爲首的革命派展開競爭。"不審勢則寬嚴皆誤",當經濟維權事件演變爲官民間的大規模群體對抗,引燃了革命的導火索,體制內革新派精英也難逃玉石俱焚的下場。

二、第二場"國進民退":拖垮了國民黨政權

  如果說清末的"國進民退" 有較鮮明的人治特色,國民政府的"國進民退"則帶有深刻的團體烙印。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繼承了會黨傳統,而"以俄爲師"重建的國民黨,融入了列寧式政黨的集權血液。其經濟政策中的威權主義色彩,隨著外患的加深和權力的膨脹而日益凸顯。
  
  自甲午戰爭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工業年增長率爲13.37%,高于官辦工業,1920年時民族工業資本爲國營資本的3.9倍。1927年國民政府成立後,國家資本主義開始抬頭,政府控股了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及10家民間大銀行。1935年全國實現了幣制統一,客觀上有利于企業降低交易成本。

  1927—1937年間被稱爲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黃金十年",民間資本與國家資本幷行發展,互有消長,民族工業資本年均增長率超過8%。民營企業在紡織、礦業、交通、電力等經濟領域占有優勢。到抗戰爆發前的1936年,中國全國工業資本(包括礦業)約有13.76億元,其中民營資本約爲11.7億元,官營資本只有2.06億元,約占15%[2]。抗戰頭三年間,後方民營工業投資也超過戰前全國平均額。
  
  1930年代發生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令計劃經濟思潮在國際上崛起,也影響到國民政府的主政者。蔣介石欣賞納粹德國的"統制經濟",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心儀蘇聯的"計劃經濟"。國內企業家和學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認同計劃經濟。例如盧作孚就主張:"在計劃經濟原則下,政府所必須直接投資經營的事業,只限于人民不能經營的事業,此外則皆投資于人民所經營的事業,而讓人民管理其盈虧成敗。政府只站在全盤産業的管理地位上,管理其相互關係,管理其相互配合的關係,而獎勵指導幫助每一樁事業,但不直接管理每一樁事業。"[3]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政府開始轉向戰時體制,重點發展國營企業。1934年原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爲資源委員會,由軍事委員會領導,管理全國工業建設,推行重工業建設計劃,成爲權力最大的經濟主管部門。
  
  "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的聯合辦事處(四聯總處),對金融實行國家壟斷;同時通過資源委員會控制戰爭資源,對經濟實行全面干預。1939年國民黨五中全會正式確立國營工業的中心地位後,政府片面扶持國營工業,國家資本入侵到麵粉、火柴、紡織、電力、交通等民間資本的傳統領地,幷迅速占據優勢。在一黨專政體制下,孔、宋等豪門爲代表的官僚資本,乘機憑藉體制權力駕禦經濟形勢,化公爲私,與民爭利,大發國難財。
  
  到抗戰後期,國家資本和官僚資本已處于壓倒性優勢。通貨膨脹、金融壟斷、物資統制,國家資本和豪門權貴的壓迫侵奪,令民營工業處境日艱。戰時的金融壟斷、物資統制和通貨膨脹,導致民營工業借貸無門,資源匱乏,在國家資本和官僚資本的壓迫下日益萎縮。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忙于復員接收,軍工訂貨大部停止。很多民營廠家發不出工資,瀕臨破産境地。而當局却將其視爲累贅,不聞不問。民營企業家們不甘坐以待斃,依托遷川工廠聯合會、中國工業協會等團體,不斷與聞國是,參加憲政運動,呼籲"經濟民主",决心聯合抗爭。他們要求參加政府對敵僞工礦業的接收和復員工作,要求繼續訂貨幷收購産品,要求發放緊急工貸以渡難關。

  戰後國民政府又接收了大批敵僞産業,不僅導致了政權的腐敗,也加大了"國進民退"的比重。在經濟部接收的2243家工礦企業中,除保管未處理者448家外,轉由經濟部直接經營或移交資源委員會等機關經營者1017個,發還原業主者298個,標售給民間經營者441個,其中電廠因多系國營或戰前已有原主,未作標售[4]。戰後民營工業資本僅恢復到戰前的78.6%,官僚資本則突增至戰前的2.8倍,"國進民退"已成定局。

  民營企業家事前曾警告當局:假定工商業全部崩潰,政府也决不能單獨支持。蔣介石亦曾反思國營企業經營不善的主要原因:"制度未立,規劃欠周,其中又以'政企不分'最爲關鍵",提出政企分開,除國防、重要公用事業及與國防相關重工業外,均可民營。

  國營企業腐敗,民營企業衰敗,這些弊端是一黨專政體制所無法解决的。"國進民退"的後果,是民營工廠大批倒閉,工人失業;迅速膨脹的國營企業腐敗滋生,效益低下,出現泡沫化。社會通脹失控,物價飛漲,政府稅收銳减。當國民政府意識到危機,出于擴充稅源等考慮,試圖改推"國營事業民營化"來補救時,大錯已經鑄成,民間資本已衰敗到無力接盤,令這一方案無疾而終。

  從宏觀上觀察,當民族矛盾不再是社會主要矛盾,民族主義的向心力便無法維持;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要求便成爲新的主題,而憲政民主和平均地權的承諾却一直沒有兌現。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傾覆,軍事失利只是表像,更深層原因是錯誤的經濟政策導致財政崩潰、社會解體、民心思變,令三民主義遭遇了最慘重的失敗。

三、第三場"國進民退":延遲了中國現代化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承諾私人資本主義將有一個較長的發展期。建國《共同綱領》確認"使各種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爲及早修復內戰的經濟創傷,中共領導人劉少奇曾發表著名的"天津講話",鼓勵企業家恢復生産,發展經濟。

  在經濟恢復時期,國家推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經濟方針,促進不同所有制的企業發展。政府針對當時私營工商業遇到的困難,實行國家委托加工、訂貨和收購,優先保證有關國計民生的行業發展。截止到1952年,私營工商業擁有380萬職工,其工業産值約占工業總産值的40%左右。與此同時,一批有代表性的私營工商業開始被納入國家資本主義體制,先後實現了公私合營。

  1952年1月到10月間開展的"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産、反偷工减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的衝擊,摧毀了企業家們的企業心,在巨大的政治、經濟壓力下,很多人都不想繼續經營下去。1953年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綫",决定提前發動社會主義革命,《共同綱領》的承諾事實上已被取消。當年12月,全國60多家金融企業率先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成立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

  1954年憲法規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政府通過沒收舊官僚資本、推行國家資本主義、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等手段,逐步掌握經濟命脉後,開始推行"對資改造"。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提前發動和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爲了讓"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産也絕種"[5],"對資改造"在1955年11月全面正式啓動,事實上廢止了1954年憲法中"國家依法保護資本家生産資料所有權和其它資本所有權"的條款。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的强勢,令工商業者別無選擇。
  
  根據當時的贖買政策,對私營企業進行了清産核資,但公方一言九鼎,私方毫無發言權。據統計,1956年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總額爲24.2億元,幷據此對私股支付年息5%的定息,領取定息的私股股東共114.2萬人。此前私營企業繳納重稅及攤派公債後的盈利率約爲10%,這種還本付息的贖買方式,略似當今之封閉式保本基金,但息率不僅低于盈利率,甚至低于存款利率。有高級幹部欣喜地說:"國家發了一筆洋財"。

  1956年底全行業公私合營完成,全國99%的私營工業戶變爲公私合營,商業戶中大多數實現了公私合營或合作化。公私合營後的私方人員,在企業管理上有職無權,其管理經驗不被重視,政治上淪爲"改造對象"。當時資本够2000元即劃爲資本家,95%的人領取的定息月均只有幾元錢。很多人寧願放弃定息,以摘下尷尬的"剝削"帽子。

  1957年"鳴放"中,上海企業家李康年建議:由政府發行工商企業改造贖買存單22億元,年期分爲20年,一次性收回資本家所擁有的股票或合夥議據。關于定息的性質,經濟學界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爲定息是剩餘價值,一種認爲是剝削而不是剩餘價值。民建、工商聯副主委章乃器認爲"定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勞而獲的收入"。但毛澤東堅持定息是剝削,這兩人的主張成了"右派言論"。

  據說定息將發放七年,但毛澤東又說:"七年虎頭,五年蛇尾,到第三個五年計劃。如果還需要延長,到第四個五年計劃還可以拖下去。"[6]到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資産階級從"改造對象"變爲"專政對象",定息在同年9月停止支付,總共支付了10年,相當于全部私股股本的50%,未經任何合法手續,公私合營企業全部變成了國營企業。
  
  "文革"結束後,開始給原工商業者落實政策。在1979年1月的落實黨對民族資産階級政策問題座談會上,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烏蘭夫提出八項措施,其中規定:"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的財物和被占用的私人房産應該發還,過去被扣减的薪金應該補發,以前應領未領的定息可以補領。1981年又從當時在世的86萬原工商業者中,區別出勞動者70萬人,約占81%,這些人已被改造、專政了25年。

  但在公私合營企業的私人股份問題上,國家財政部1979年下發文件,確定不再清退私股股金[7]。1983年2月,中央統戰部和商業部聯合發文規定:公私合營企業的資産,"國家已按年息五厘發給定息,發至1966年3季度,公私合營資産 (包括核定投資房屋)已屬國家所有,不應退還本人"[8]。此後全國發生多例私股定息或股權的訴訟,皆因上述政策文件的原因而敗訴。

  第三場"國進民退"比前兩場更加徹底,全國吃上"大鍋飯",市場經濟被消滅,同時也消滅了從傳統到現代形成的工商業文明。國家吃完"蘋果"吃"葡萄",掌控全國財富資源後,發動了"大躍進"這樣的全國性瞎折騰,造成人口統計上負增長2000萬的大饑荒,經濟全面滑坡。國內、黨內矛盾的日益激化,又釀成歷時10年的"文革"內亂,最終將國民經濟拖到崩潰的邊緣。

  在中國這樣幅員遼闊、人口衆多的國家,徹底鏟除民營經濟,以國營經濟壟斷一切,企業失去了經營活力,資本失去了發展動力,經濟生活成爲鐵板一塊。這一時代的的特色是權力與財富過分集中,其後果是民窮國亂,所造成的損失不亞于一場國際戰爭。與此同時,戰後處于同一起跑綫上的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先後起飛,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至少被延遲了20年。悖離了現代經濟多元發展的主流去追求現代化,無异于南轅北轍。

四、改革開放30年後:重新面對"國進民退"

  站在"文革"的廢墟上痛定思痛,才有了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摒弃"階級鬥爭爲綱",改提"經濟工作爲中心",其實是回到歷史原點重新出發。民營經濟的復活,給國民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歷經30年的休養生息,民營經濟重新成爲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比重和增長速度超過了國有經濟,貢獻了一半以上的GDP,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成爲國家的主要稅源。我國企業的99%爲中小企業,其中80%爲民營。

  民營企業新的原始積累周期,濃縮了從晚清到民國八十餘年的歷程,其間既有礦難、黑窑奴工那樣的汗血 "原罪",也有憑藉科技、商機等掘取"第一桶金"的艱辛與驚險,不可一概而論。需要重點指出的是:民營經濟從被消滅到重新崛起,資本犯了兩次"原罪",社會成本是重複支出的。在前蘇聯及東歐陣營,也存在相同的歷史教訓。

  與國有大型企業及權貴資本相比,中小型爲主的民營企業至今仍是"二等國民"。它們像大國企一樣向國家納稅(個人股東分紅還要繳納個人所得稅,相當于重複納稅),同時却很難從國有銀行正常融資,平等享受納稅人的國民待遇。今年6月,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李毅中在"如何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國際論壇上承認:2009年一季度全國信貸規模總量增加了4.8萬億元,而中小企業貸款增加額度只占不到5%。另有調查數據顯示:目前中國企業融資中80%左右來自銀行信貸,但信貸總量中80%左右資金投給了大企業;而有80%左右的中小企業從來未向銀行貸過款[9]。

  銀行"嫌貧愛富",難得雪中送炭,偏愛錦上添花,是多年形成的慣性。已有的放貸門坎,從設計上就不像是爲中小企業制定的;銀行不願承擔正常的風險,放貸决策受到營利性擔保公司的制約;審貸程序繁複,有時即便貸款到位而商機已失,緩不濟急還須照付利息。

  中小企業獲取國家專項資金扶助的渠道也十分狹窄,掌控這類資金的權力部門周圍都有一批機構乃至個人,截取資金額30%—50%的"咨詢費",甚至內外勾結通吃,這是久已存在的潜規則;到政府部門辦事,除了僵硬繁複的官僚程序,還有明裏暗裏的要挾索取,行政成本不菲;規模和財力也限制了人才的引進,很難組建和保持高素質員工隊伍,在競爭中越來越陷于劣勢。

  體制框架限制、擠壓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導致企業經營困難,迫使企業不得不以短期行爲求生甚至違規操作,又影響到對民營企業的誠信評價,令其融資更加艱難,生存狀態雪上加霜,形成惡性循環。中小型企業抗風險能力原本脆弱,當國際金融危機來襲之際,民營企業首當其衝地成爲犧牲品,面臨退貨、停産、倒閉、被兼幷的命運。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刺激經濟四萬億元大蛋糕中,央企因分得了最大的份額而在不景氣中逆勢"野蠻成長",迅速 "巨無霸"化。今年股市沖高狂跌,樓價不降反漲,多起"地王"爭奪戰硝烟彌漫,諸多違背經濟常規的表像,不難追索幕後興風作浪的巨資來源。將納稅人血汗巨資注入央企以求"拉動內需",無异于緣木求魚,結果是大量資金涌向國際資源産品市場、國內樓市和股市。在中小企業萎縮、就業率下降的背景下,政府在刺激消費與增進稅收上的挹注,篤定要打水漂。

  以泡沫治理泡沫,後果堪虞;用納稅人的錢損害納稅人的利益,是最大的不公。以往的投資偏向金融、商業投機而不是實業振興,偏向股市、房地産而不是製造業。去年一場股灾,蕩滌了一億中産階層;今年樓市的非理性狂漲,已令80後以降的新生代擔心終生買不起房子;這些都將加劇社會的兩極分化。

  國有企業中的國家股,理論上屬于全民所有,全體人民皆爲股東,却從來未見國企給人民股東分紅。2008年開始實施的"還利于民"新政,要求國企盈餘繳庫,據《華爾街日報》近日報導,實際繳庫金額僅占GDP的0.2%,大部分的盈餘仍保留在國企。包括三家石油公司、三家電信公司與兩家電力公司在內的大型國企,今年的獲利比去年金融海嘯前增長30%,企業總部富麗堂皇,員工平均薪資較私人企業高出82%。今年某石油企業斥資20億團購商品房,更成爲輿論的衆矢之的。

  在關注山西民營小煤礦重組的同時,最近的黑龍江國有煤礦瓦斯爆炸慘劇也在向人們昭示,國企的管理未必安全。中國建設銀行副行長朱小黃認爲,建行中小企業業務相對于大型企業業務綜合收益更好,達到了大型客戶的2.8倍。"從戰略上來看,把中小企業業務作爲一個重要的戰略發展業務是非常有道理的。"[10]

  要解决當前最迫切的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至少還有兩件事可做:一、作爲對納稅人的回報,政府可直接出資設立非營利性質的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機構,以涵養扶植稅源;二、在網上金融監控已十分發達的今天,銀行應開闢針對中小企業的便捷通道,調整融資門坎,簡化審貸手續,增加抵押籌碼,允許以有效訂單、期票等票據作爲貼現手段,解决企業短期流動資金困難。

  中國是世界第二、亞洲第一的重稅之國,"竭澤而漁,而明年無魚",稅務部門長年鞭打瘦牛,而對退稅則一向不大積極。取消重複徵稅、依法退稅,適當减免稅收,都是對中小企業最切實的扶持。至于科技創新、改造等專項資金支持,只有清除積弊打破潜規則,支持才能落到實處。

五、對"國進民退"的四點思考

  1. 壟斷特權有悖社會公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國長期處于中央集權的封建體制之下,歷代王朝都奉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市民社會成長緩慢。中國帝王與歐洲君主的不同之處,是缺乏社會契約觀念,從來不尊重私有財産,不僅徵稅抽捐從來沒商量,抄家奪産也很隨意。從清末"官督商辦"到民國的"國營爲中心",再到共和國的"對資改造",國家壟斷的慣性思維一直持續至今。

  謀求社會穩定,說到底在于社會資源和財富分配的相對公平。隨著商品經濟的逐漸發達,這套"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統治模式,與國人日益覺醒的權利意識發生了衝突;失去彈性的政治體制,最終令革命在與改良的賽跑中一舉奪標,導致了滿清王朝和國民黨政權的傾覆。中國近代以來幾次的"國進民退"造成的社會動蕩,都與壟斷和特權息息相關。

   1999年蘇共亡党十周年祭日時,俄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久加諾夫曾尖銳地指出,蘇聯解體、蘇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個壟斷":"意識形態壟斷,大搞一言堂;權力壟斷,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壟斷,大搞特權"

  縱觀60年來的財富分配,前30年"均貧富",結果是均貧而未富,未實現"共同富裕"的承諾;後30年"分貧富",提倡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却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在"一大二公"名義下化公爲私,操作上比分散型侵吞更加便捷高效。利益集團靠體制壟斷資源坐大後,反過來裹挾政府,與民爭利,贏家通吃,明顯違背社會公正原則。

  2. 立法自壞無法取信于民

  前三場"國進民退",都源于政府的急功近利,在經濟政策上來回切換:清政府在鐵路民營政策上失信于民,國民政府利用戰時體制,扶植官僚資本,打壓民營資本;50年代不顧《共同綱領》的承諾,迅速吃掉全部民營資本。近代經濟的幾度輪回,都造成了社會成本的重複支出。今天,當有人爲山西"煤老闆"的覆滅叫好時,却沒有意識到社會"仇富"心理所痛恨的資本"二次原罪",是以法制不健全和政策朝令夕改爲背景的;同時需要指出,地方政府的"國有化"政策,正在挑戰《物權法》和憲法。

  這種以政策對抗法律的舉措,60年來已出現過多次,給政治、經濟造成了無數折騰。"文革"結束後,憑著黨政部門的政策文件,將公私合營企業變國營企業的"文革戰果"保留下來,却留下嚴重後遺症:私股股權轉爲國有股權的法律程序幷未完成,企業由公私合營轉爲國營缺乏合法性。隨著國家的改革開放和民營企業的崛起,對私營經濟和對公民私有財産的保護條款相繼寫入憲法,《物權法》也于2007年公布實施。但就原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産權而言,對公民財産權利的保護,仍存在法理邏輯和司法實踐上的悖論。

  就國家對公民的傷害作出賠償,在法制國家負責任的政府中多有先例。立法自壞,則無以取信天下,不僅政府自貶信用,法律尊嚴盡失,也導致了企業家對長期穩定發展缺乏信心,相率以短期行爲謀利。

  3. 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同等重要

  1944年毛澤東在會見中外記者團時指出,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他還提出了"經濟民主"的概念:"經濟民主,就是經濟制度要不是妨礙廣大人民的生産、交換與消費的發展,而是促進其發展的。"遺憾的是,毛澤東在執政以後的一系列政治、經濟舉措,違背了這種"以人爲本"的科學發展觀,造成了"大躍進"的經濟灾難和幾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

  回顧30年來經濟改革的得失,在承認成就的同時也須看到,經濟改革從一開始就沒有建立公平健全的金融、稅收體制及配套的監督機制:國家壟斷了金融渠道,國企、民企融資待遇不平等;納稅人有納稅的義務而無對等的權利,政府出臺稅收政策不與納稅人商量,一味予取予求;國庫充裕之後,官員福利與職務消費水漲船高,納稅人無權監督;權力尋租下的官商勾結,形成特殊利益集團侵占公衆權益……。

  沒有政治民主,也不會有經濟民主。沒有經濟民主的國家資本主義,其後果往往是化大公爲大私。人民是否有權監督政府,不僅是經濟體制問題,更是政治體制問題。
  
  4. "國進民退"違反科學發展觀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爲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性,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

  清末以來的三場"國進民退",第一場是"鐵路國有"的招牌下,僅在局部地區推行,却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場是在 "天下爲公"牌坊下,以國營工業爲中心推行戰時經濟體制,最終拖垮了自己;第三場在"一大二公"的名義下,將國民經濟拖到了崩潰邊緣,延遲了中國的現代化。三場"國進民退"的後果都不佳,其後也都會出現時間、規模不等的"民進國退",幷帶來經濟增長。歷史已經證明:"國進民退"沒有可持續性,"民進國退"才是人間正道。

  52年前,張奚若先生曾批評過黨政工作中的"四大偏差:"第一是好大喜功,總誤認爲社會主義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費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組織規模大才過癮。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現爲强調速成,把長遠的事情用速成的辦法去做。第三是鄙視既往,許多人忽視了歷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條,把歷史遺留下來的許多東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將來,認爲將來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發展的。"[11]

  一個國家的發展進程,本身就是大歷史的一部分。屏蔽歷史,只許講成績不許講錯誤,既違背實事求是傳統,也違反科學發展觀。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實爲60年來官場之積弊;鄙視既往,不知慎終追遠,就沒有將來可言。

  覆轍不可重蹈,民富才能國强,獨大未必爲公。鑒諸本國和世界各國經驗,國營企業的經營管理和利潤率都不如民營。如果不對當前"國進民退"的勢頭加以遏制,勢必影響到中國日後的産業結構和經濟走勢,不利于長期穩定發展。

  統籌兼顧,全面協調國企與民企的發展關係,對壟斷型企業實施分割改造,逐步推行國有企業的民營化,重點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更符合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之道。
  
2009年12月4日 重寫
2009年12月14日改定
《財經文摘》2010年第一期
《文史參考》總第三期

[1] 黃逸峰等:《舊中國民族資産階級》,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2頁,表4。
[2] 王向欽主編:《中國民族工商業發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7頁。
[3] 盧作孚:《論中國戰後建設》,《盧作孚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25頁。
[4] 《敵僞經濟事業之接收處理》,1946年11月,國民政府經濟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5] 毛澤東:《農業合作社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1955年10月11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98頁。
[6] 毛澤東:《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1956年12月7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頁。
[7] 財政部:《關于合營企業私股股金股息是否退還問題的復函》([79]財企第11號)1979年1月19日。
[8] 中共中央統戰部、商業部:《關于索要、强占原公私合營企業、合作商店營業用房問題的處理意見》,([83]商管字第5號)。
[9] 《中國中小企業逆境生存調查報告》,慧聰鄧白氏研究《銷售與管理》,2009年第07期,http://qkzz.net/magazine/1009-8585/2009/07/3623336.htm
[10] 《銀行業界:中小企業客戶效益是大客戶的2.8倍》,中國B2B研究中心 2009年6月15日,http://www.xqw.gov.cn/html/2009-06/195497.html
[11] 張奚若:《揭發官僚主義根源和四種偏差》,新華社1957年5月15日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86a2630100h8q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