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連（北島）

大串連

我實在熬不住，就把頭卡在兩個挂衣鈎間睡去，居然借此在夢中保持住平衡。我做了一個回家的夢，又做了一個離家出走的夢

文/北島

　　一

　　1966年9月中旬，我們六個同班同學——張潜、潘宗福、楊曉雲、張友築、徐金波和我，踏上南行列車。

　　從8月18日起，毛主席在天安門連續八次接見紅衛兵，引發"文革"新的高潮——大串連。最初那是老紅衛兵的特權，外出要政審，但有毛主席推波助瀾，閘門一下打開了。于是全國火車及公共交通對大中學生全部免費。

　　徐金波搞來一張某紅衛兵組織的空白介紹信，召集我們幾個平民子弟，填上名字——用白紙證明自己清白。我們持介紹信到東單鐵路局售票處排隊，領來六張免費火車票。

　　這是我頭一次離開父母出門遠行。除了塞著幾件換洗衣服的小書包，再就是裝四卷"毛選"的小木箱——我自己動手做的，上面用紅漆寫著"把毛主席的話印在腦子裏，溶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

　　我們在寶鶏轉車。夜裏很冷，火車頭嗤嗤噴著濃烟，遮暗站臺的燈光。到成都已是後半夜了。撲面而來的是南方濕潤溫柔的空氣，緩緩流動，帶有火車行進的振顫感。在車站廣場的紅衛兵接待處，我們被分到成都14中。聽說我們來自北京，負責接待的師生格外熱情，特地準備了宵夜——炒笋絲外加大桶米飯。男女分睡不同教室，打地鋪，課桌椅堆到一邊。我們很興奮，竊竊私語，直到有人抗議才噤聲，倒頭昏睡過去。

　　第二天上午到四川省委大院。大字報鋪天蓋地，直指西南地區第一把手李井泉。大字報透露了各種驚人內幕。比如，在天府之國，困難時期竟餓死數百萬人。而李井泉的名言幾乎家喻戶曉："中國這麽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還有那些腐敗案例，就像色情小說讓人臉熱心跳。

　　離成都百餘裏的大邑縣安仁古鎮，因劉文彩地主莊園和"收租院"而聞名，成了大串連的熱點。1965年，四川美院雕塑系師生和當地藝人一起，創作了大型泥塑群"收租院"，幷在北京美術館展出，轟動全國，每個學校都組織師生參觀，還要寫觀後感。

　　安仁古鎮有不少深宅大院，劉文彩莊園只是其中一個。我們在人流中掙扎，身不由己，無落脚之處。日影西斜，人漸稀疏，忽聞异香，路邊有人架油鍋炸子鴨，每只一毛五。于是各買一隻，放進隨身裝饅頭的塑料袋，啃得仔細，只剩下鴨架碎骨頭。回長途車站的路上，我和潘宗福用饅頭蘸油汁咂巴滋味，贊不絕口，極盡天下最高級形容詞："真他媽香！" 張友築是我們班籃球中鋒，人高馬大，一說起他家烙的芝麻醬糖餅就眉飛色舞。我給他起了個外號"芝麻醬糖餅"。可他一到成都拉肚子, 臥床不起，只好中途退場返回北京。

　　到重慶，我們住歌樂山下的西南政法學院，離烈士陵園很近，步行可及。這裏曾是國民黨"軍統局"大本營和"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 我們是讀《紅岩》長大的——那些觸目驚心的故事都發生在這裏。而歌樂山古木參天，雲霧飄蕩，有如仙境一般。

　　二

　　重慶朝天門碼頭。鳴笛三聲，客輪解纜起航，甲板震顫。我們住三等艙，上下共六個鋪位。由于船票緊張，兩人一床，即使如此，比坐火車舒服多了——平穩無聲，空氣新鮮。在甲板上眺望峭壁，不禁想起課本中李白的詩句："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猿是早就絕迹了，而舟因超載隨時有傾覆之危。除了播放語錄和革命歌曲，各艙房小喇叭反復提醒大家，不要集中在船舷一側賞景。過三峽正是半夜，我們沉沉睡去，那美景未在夢中留下任何痕迹。

　　同艙有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一男三女，男的叫徐榮正，外號"老Pia"，字不可考，估摸與他骨質增生的下頜（學名"巨頜症"）有關。我猜是指摔了個大馬趴：從pia到pia，頭一個象聲詞，後一個象形詞。還有三個厦門集美水産學校的男生，其中有個翁其慧，憨厚寡言，但跟我很合得來。船上三日，我們三撥人混得厮熟，决定結伴而行。老Pia精明强幹，先人後己，自然成了首領。他攤開地圖，爲我們指明前進的方向：在武漢登陸，休整幾日，經株洲去韶山，再殺向廣州。

　　我們住在漢口一所中學。我去看望大舅。他黃埔出身，後上金陵大學，"七七事變"後到湖北打游擊，任應城縣縣長兼游擊大隊司令。"文革"爆發時他是武漢市副市長，由于是民主人士，本無實權，在頭一波大浪中幸存下來。

　　大舅家在天津路一棟小樓，有門衛站崗。客廳寬敞明亮。我生怕陷進那龐大的沙發中，僅坐一角，兔子般警覺。房門開關，表哥表姐進進出出，似乎在等待著最尊貴的客人——暴風雨。平日健談的大舅神不守舍，笑聲空洞，隨烟霧飄散在天花板上。只有大舅媽噓寒問暖，爲我做了一大碗熱湯麵。我雖年幼，但自知多餘，喝完熱湯麵便告辭了。

　　從武漢到株洲，客車已滿，只能搭乘悶罐車。車厢搖搖晃晃，走走停停，從縫隙中隱現外部風景。最麻煩的是上厠所，停車時不敢走遠，男女分左右下車，就地解决。列車行進中，男的憋不住轉身就尿，女的則用毯子互相遮擋。那氣味熏得人喘不過氣來。

　　到株洲，換卡車去韶山。一路都是舉紅旗的長途隊伍，有的走了一個多月了。他們蓬頭垢面，衣衫襤褸，一見我們來了精神，唱歌背語錄。

　　朝聖之旅的終點，只不過幾間空蕩蕩的磚瓦房，周圍是半禿的山坡。這就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我從小木箱取出四卷"毛選"，和同伴一起在故居前舉行宣誓儀式，舉起右臂：把革命進行到底。

　　三

　　火車一路向南，氣溫驟升，車厢燥熱難忍，大家紛紛脫掉外衣，最後男生索性光膀子，女生只剩下貼身小褂。

　　半夜到廣州。到處是搖曳的棕櫚樹，蒲扇般的碩葉裹挾著濕熱的風。我們被分到華南農學院。大家沖向水龍頭，只穿褲衩，沖洗得痛快淋漓。

　　我大姨在廣州，她和大姨父都是中學老師。他們多少都受到了衝擊，但和內地相比處境還好。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廣州的開放程度遠遠超過內陸。我們參觀了黃花崗、越秀公園、白雲山和廣交會—對我們來說，大串連正發生微妙的變化：以革命的名義雲游四方。

　　老pia隨身帶著一台基輔135照相機，爲我們留下難忘的瞬間。我手上有幾張集體合影。取景框切割場景，擯弃喧嘩，讓動感世界變成模糊影像。而我們表情僵硬，目光呆滯，有點兒像兵馬俑，似乎在等待被某一隱秘的聲音喚醒。

　　四

　　最後一站上海，住國棉十一廠。我八歲曾隨母親來上海看外公，在同伴中難免透著飽經世故的矜持。是夜，我帶隊去外灘，展示黃浦江的巨輪和十裏洋樓，好像那是我們家産業。在令人暈眩的夜景背後，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弄堂上空晾滿花花綠綠的衣衫，好像萬國旗；公共汽車轉彎到站時，售票員探頭窗外，大聲吆喝，用木板把車幫敲得山響；到處是舉小旗的老人，與其說是維持治安，不如說是爲了證明自己健在；一天，我們早起排隊領火車票，只見在清晨微光中，家家戶戶在門前刷馬桶，如同某種莊重的晨禱儀式。

　　我到瑞金路上海廣慈醫院看望二姨。她作爲護理部主任正忙著爲護士排班調配。待消停下來已是中午，她帶我到附近一家餐廳吃午飯。餐廳人很少。二姨特地點了魚和肉，爲我補充營養。我們相對而坐，陽光斜照在餐桌上。我說起一路見聞，二姨聽著，偶爾插話問問，目光茫然。那竟是我們最後一面——兩年後，她在審查中被迫害致死，家屬連尸體都沒見到就火化了。

　　那是個寂靜的中午，挂鐘在墻上嘀嗒走動。脖上奇癢，我順手一摸，竟是個虱子。大串連中大家管虱子叫"革命蟲"，它們生命力極强，藥噴火烤水燙冰凍都沒用，堅持跟人一起走遍天涯海角。我捏住虱子，放在桌下，用指甲哢地掐死。二姨顯然沒注意到，否則大驚小怪，非把我拉回醫院徹底消毒不可。那聲音微小但清脆，若通過擴音器和高音喇叭放大，必有如一聲驚雷。

　　五

　　1966年11月10日，赴北京告狀的1000多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成員，在上海西北郊30公里嘉定縣安亭站受阻後臥軌，攔截開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車，造成京滬綫中斷二十多小時。這就是著名的"安亭事件"。

　　恰好就在第二天，我們持回京車票來到上海站，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候車廳和站臺擠得水泄不通，連鐵軌上都坐滿了人，喧囂和渾濁的空氣如濃霧遮天蓋地。

　　我們從早上等到下午，一籌莫展，斷定不可能有任何火車進出。在老pia領導下，我們决定立即行動——"上海站特別糾察隊"應運而生。首先由老pia出面，與另一些北京的大中學生協商，糾察隊迅速發展成好幾十號人，進而開始與上海鐵路局造反派組織談判。

　　老pia給我布置了任務，即與華東局及上海市委的官員溝通。從大字報上早就知道那些名字，什麽陳丕顯、曹荻秋。以糾察隊的名義，我霸占了調度室一部電話機，先通過查號臺得到上海市委總機的號碼，轉撥到曹荻秋辦公室，沒人接。我又接通華東局陳丕顯辦公室，終于有人拿起聽筒，自稱秘書，我先聲奪人，堅持要跟他本人講話。對方不知道"上海站特別糾察隊"的來頭，窮于應付。我大發雷霆，讓他告訴陳丕顯，要這位華東局第一書記對上海站的空前混亂負責。

　　由于"中央文革小組"的介入，"安亭事件"的危機過去了。糾察隊連夜清理車站，趕走坐在鐵軌上的人，幷把住每節車厢的門，驗票上車。我們嗓子喊啞了，仗人多勢衆，制服了某些搗亂分子。第二天上午，開往北京的頭班火車終于緩緩啓動。我們捷足先登，關上車窗車門，"上海站特別糾察隊"結束了爲時不到兩天的歷史使命。

　　車厢嚴重超載：每節車厢限額108人，實際上却是三倍多。人們在行李架、椅背和地上坐臥，厠所也擠得滿滿了，根本無法使用。列車走走停停，有時一停就是幾個小時，大家輪流下車找食飲水如厠。往往無預先鳴笛警告，突然啓動，車下的人緊追慢趕，從窗口爬進來，而動作慢的則永遠被拋在後面。

　　我的"座位"在椅背上，實在熬不住，就把頭卡在兩個挂衣鈎間睡去，居然借此在夢中保持住平衡。我做了一個回家的夢，又做了一個離家出走的夢。

　　三天三夜。火車駛進北京。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7期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116316&time=2010-02-05&cl=115&page=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