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中（北島）

北京四中

文/北島

一

　　1965年暑假收到錄取通知，我終于考上北京四中。

　　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國最好的中學之一，對我來說就像天堂那麽遙遠。小學考初中先填志願：第一四中，第二13中，第三40中，這基本是我們那一帶成績中上的男生的共同模式。通考時，我因未識破語文考卷中"極積"這一詞序顛倒的陷阱，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個彎，進了13中。

　　記得那天是董老師監考。她在我書桌前駐足長嘆，提醒大家交卷前一定要細心檢查。我掃了一遍考卷，沒錯呀，于是信心十足提前交了考卷。結果名落孫山，被父親臭駡一頓，那年暑假我灰頭土臉，抬不起頭來。

　　初中三年，在教室門前那棵大槐樹的搖晃中悄然逝去。從初三上半學期起，在父親的壓力下，我起早貪黑，深一脚淺一脚"積極"趕路。

　　臨近通考，我變得越來越迷信，尤其對四這個數字。一天，我從學校沿大翔風胡同回家，閉眼走四步睜開，再閉眼走四步。走著走著，快到了柳蔭街，猛一睜眼，迎面是位老奶奶，滿臉驚訝。一見我睜眼，她咯咯樂了："我心說，這可憐的小瞎子咋沒拄根棍兒呢？"

　　此情可問天，我這小瞎子終于摸進天堂門。那年夏天，我的社會地位有明顯提高：父親另眼相待，親戚鄰居贊許有加，再別上校徽，幾乎成了全人類的寵兒。更讓人高興的是，樓下一凡也考上了四中，我們倆還分在同一班。

二

　　北京四中創建于1907年，起初叫順天中學堂，1912年改名爲京師公立第四中學校，1949年定名北京第四中學。距離跟13中差不多，從家步行二十分鐘。

　　9月1日開學那天，我起得早，磨磨蹭蹭，打開書包又合上，心不在焉，然後跟著一凡去學校。校門是灰磚和石塊構築的牌坊式建築，帶有清末民初的風格，由郭沫若題字的"北京四中"，刻在門楣石頭上，塗上紅漆。那灰色墻體和大小鐵栅欄門有些陰森，曾出現在某部國産故事片中，冒充日本憲兵司令部。

　　開學第一天是老師與學生見面。我所在的高一五班除了一凡，全都是新面孔。我隱隱感到不安，是那種系錯衣紐扣出現在公衆前的不安，既無法掩飾又來不及糾正。

　　開學後不久，扒拉小算盤，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語文優勢不再，但還說得過去；關鍵是數理化，夢魘一般，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尤以數學爲甚，一過整數我就如墜五里霧中，分不清東南西北。而周圍同學你超我趕，甚至有人提前讀高三的微積分課本。我暗自叫苦，悔不該混進這數字的天堂。

　　說實話，整個學校氣氛讓人感到壓抑，又很難說清來龍去脉，總覺得有什麽地方不對勁兒。比如衣著，簡直樸素到可疑的地步：帶汗鹼的破背心、打補丁的半新衣褲，露脚趾頭的軍用球鞋。可盡人皆知，四中是高幹子弟最集中的學校。顯然有什麽東西被刻意掩蓋了，正如處于潜伏期的傳染病，隨時會爆發出來。

　　班主任田傭是數學老師，比我們大八九歲。他戴白框眼鏡，面色紅潤，精力充沛，整天跟我們跑步打籃球，蹦蹦跳跳，像個孩子王。他剛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不久，每月工資56元，單身，留北京，在名牌中學教書，這是命運的良好承諾。

　　跟我們一起下鄉勞動，除了帶頭幹活，還要照顧全班的起居伙食。他腰扎草繩，親自生火掌勺，我和另一個同學給他打下手。肥肉煉油，白薯切丁，過油後用醬油一烹，香飄四溢。開飯了，他再一勺勺分給大家。

　　那年正搞"四清"運動，重提階級鬥爭。我母親調貴陽一年，參加當地銀行系統的"四清"。而我們下鄉碰上的首要難題是，和農民打招呼，萬一趕上地主富農怎麽辦？大家議論紛紛，認定他們一定鬼鬼祟祟。問村幹部，發現這標準靠不住，索性跟誰都不打招呼。

　　一天工間休息，Ｋ同學用小刀頂住我腰眼兒，先是開玩笑，隨後認真起來：我不肯求饒，他就暗中使勁兒，刀尖越扎越深。我們對視，僵持了好幾分鐘。突然劇痛難忍，我一把推開他。他冷笑說，這是考驗我的革命意志。此後對他敬而遠之。好勇鬥狠正伴隨著階級意識而覺醒。

　　1966年春，暴風雨將臨，有種種前兆可尋，我們像小動物般警醒。課間休息，同學們大談革命理想與生死關頭，好像每個人都在面對最後的考驗。我暗中編造犧牲前喊的口號，幷反復排練，在想像中，周圍必是青松環繞。我甚至把指頭放進門縫，越夾越緊，直到疼得大汗淋漓。我承認，若大刑伺候，我當叛徒的可能性很大。

　　我連團員都不是，有一種被排斥在外的恐懼感，但不知如何向組織靠攏。一凡是我的入團發展介紹人，也就是說他代表組織，這給我帶來希望——畢竟是哥兒們嘛。我試探口風，他守口如瓶。

三

　　文化革命爆發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四中從此正式停課。聽到這一消息，我跟同學一起在教室歡呼雀躍，但自知動機不純：那正是我數理化告急的關頭——期末考試在即。老天有眼，當年把我領進天堂，如今又救我于水深火熱之中。每天醒來，我都感到不怎麽踏實，擔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終下定决心，永遠關上學校大門。

　　自5月下旬起，我和幾個同班同學每天早出晚歸，去西郊大紅門外的北京食品學校煽風點火，鼓動學生罷課鬧革命。我們提出的口號是"不給資産階級做蛋糕"。可一提起蛋糕，大概與饑餓經驗有關，難免多分泌口水，故我演講時唾沫星亂濺。食品學校的學生大多來自社會底層，費盡口舌，還是鬧不懂爲什麽要罷課，爲什麽不做蛋糕。在辯論中，一個女學生反問我："那你說說，蛋糕跟資産階級有什麽關係？"大多數的敵意堅不可摧，我們只好撤退。

　　四中校黨委癱瘓，由高三各班團支部聯合接管。我在學校抄寫大字報，三天兩夜沒睡覺。第三天晚上，和同學一起去清華附中，聲援被壓制的紅衛兵。我精神恍惚，脚下軟綿綿的，燈光耀眼，聲浪忽近忽遠。而革命就像狂歡節，讓人熱血沸騰。

　　有一天在教室，同學的裝束讓我大吃一驚。他們搖身一變，穿上簇新的綠軍裝，甚至將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寬皮帶，戴紅衛兵袖箍，騎高檔自行車，呼嘯成群。讓我想起剛進校時那莫名的壓抑，原來就是優越感，這經過潜伏期的傳染病終于爆發了。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口號應運而生，幾乎把所有的人都卷了進去。這口號很快就被改編成《紅衛兵戰歌》，由我們班長劉輝宣作詞作曲，一舉成名。這首歌最後一段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每次合唱都會不斷重複"滾他媽的蛋"，如空穀回聲。

　　在當時的辯論中，對方頭一句話是："你什麽出身？"若出身不好，上來就是一頓臭駡或暴打。我出身職員，但父親舊社會在銀行工作過，屬可疑之列。我再次被排斥運動在外。

　　在操場靠校墻一側的樹叢中，我發現一輛沒上鎖的自行車。那車輛倒輪閘，銹迹斑斑，輻條稀少，車鈴上拴著細麻繩，一拽叮噹響。觀察幾日，竟無人認領，我如獲至寶，權當借用。

　　騎破車的好處是，即使沒鎖，停放在任何地方都很安全。雖說與高幹子弟的永久13型錳鋼車不可同日而語，但自我感覺良好，這畢竟是我擁有的頭一個交通工具。由速度所産生的快感，是靠步行的芸芸衆生無法體會的。我騎車出入革命洪流，不再把自己當外人，甚至産生幻覺，自認爲是革命的中堅力量。後讀唐吉坷德才恍然大悟，准是他的坐騎把他弄瘋的。

　　一天，騎車沿德內大街從家回學校，快到廠橋十字路口，順大陡坡滑行，一個跟頭栽在警察崗樓前。頓時圍滿看熱鬧的人。我渾身是傷，更倒黴的是丟人顯眼。那似乎是個嚴重警告，我急流勇退，把車悄悄放回原處。沒過半天，那車就神秘地消失了。

四

　　6月4日北京市委派工作組進駐學校；6月15日，全校召開女校長楊濱的鬥爭會。

　　6月某日，四中初二的學生劉源，把一封信放在當國家主席的父親的案頭。幕後策劃者是高三五的幾個高幹子弟，他們從內部得知中央有意廢除高考，决定抓住這一歷史機會。6月18日《人民日報》分別刊登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廢除高考制度的倡議書。

　　8月4日，一個冒充紅衛兵的"反動學生"在王府井被發現，帶回學校，在操場上打得半死。與此同時，有二十多個校領導和老師被游鬥，被學生們拳打脚踢；8月25日，以四中幾個高幹子弟爲首，成立"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接連發布了十號通令……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除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各種密謀正在進行，爲隨後出現的各種派系組織留下伏筆。由于出身問題，同學之間出現進一步分化。一個"貴族"學校，突然卸去樸素優雅的僞裝，露出猙獰面目。

　　最讓我吃驚的是，我們班同學C生性靦腆。他曾在入團書面思想彙報中，坦白了自己關于性的想像，包括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狀。誰料到，這些懺悔的細節被大字報公布出來，成爲大家的談資笑料。C被劃爲反動學生，從大家的視野中消失。到底是誰公布出來的呢？

　　8月18日，我去了天安門廣場，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我們一早在六部口列隊等候，被人流裹挾著涌向天安門廣場。我們雀躍高呼，掂脚仰望天安門城樓，可什麽也看不見。只有幾個綠點，我猜想毛主席就在其中吧。在那狂熱記憶的深處，最難忘的就是那麽幾個綠點。

　　暴力隨著暑熱升級，到處是批鬥游街抄家打人。北京城充滿了血腥味。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紅八月"，讓人不寒而栗。

　　1966年8月2日，是我17歲生日。白天家中無人，我拉上窗簾，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心緒低落到了極點。在人生轉折時刻，我試圖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但什麽也看不見，內心空空。

　　35年後，因父親病危我回到北京。那天我和弟弟乘出租車，經平安大道回父母家。他指了指鐵栅欄後面的白色現代建築群，突然問，"你知道這是什麽地方？"我試圖辨認，但一點綫索都沒有，茫然搖搖頭。"這就是四中。"

五

　　當年全北京的中學只有四位特級教師，四中就占了兩位，化學老師劉景昆和物理老師張子諤，那都是國寶級人物。有一年，張子諤老師輔導高三物理，據說高考六道題押中四道，學生提前交卷，高呼"張老萬歲"。

　　教三角函數的老師李蔚天三角眼，下巴刮得鐵青。每次上課，他提前幾分鐘到教室，在黑板上畫一道題。那對我來說如同鬼畫符——眼暈，而同學們幾乎個個胸有成竹，舉手搶答。李老師不慌不忙，用三角眼掃視一圈，習慣性摸一下鐵青的下巴，慢悠悠，用濃重的河北蠡縣口音點名"趙—振—開—"，把"開"還讀成第三聲，更加勾人心魄。我一問三不知。這竟成了我永遠的心病：多年後我幫女兒做作業，一聽三角函數，第一反應是頭暈噁心。

　　《學習》雜志1958年停刊，部分編輯改行當老師，于是黃慶發成了我們的語文老師。他四十出頭，謝頂，一臉苦笑，好像在爲自身的存在表示歉意。他教古文有一套，讓我們寫批注。他搖頭晃腦領讀柳宗元的《小石潭記》："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停頓一下，念批注"當樂"，然後繼續朗讀下去。照猫畫虎，沒想到我的批注竟得到賞識——孺子可教，于是讓我當衆宣讀。我美滋滋地搖頭晃腦，待讀到"心樂之"也停頓一下，接著讀我的批注——"頗爲不錯"，竟把"頗"錯讀成pi音，引得哄堂大笑。

　　俄語教師淩石軍肥頭大耳，沒架子，但骨子裏透著股傲氣。他每次上課只捏著一張小卡片，嘟嚕嘟嚕說個沒完，好像那是一種語言戲法。他出過俄語語法專著，且日文好，據說他的俄文是靠日文課本自學的。他另有一手高招，可仰躺在學校游泳池的水面上看報紙，手脚不動。我俄語沒學好，倒是暗中偷學了這一手，但一不留神會灌上兩口水。

　　英語老師項立斜穿校園，總會引起注意。他教英文，把自己先教成英國紳士：夏天穿白色西服；冬天穿吊帶短褲，白色長襪，鋥亮的皮鞋。他上課會把全套刀叉帶到教室，配上餐巾，演示西餐的規矩。據說他當年在教會學校考了第一，外籍老師請他到家中做客，端出奶油蛋糕，而這時他用錯了一個詞，女教師把蛋糕收回以示懲罰……

　　兩位體育老師韓茂富和吳濟民，都是國家級籃球裁判。韓茂富個兒不高，精明强幹。吳濟民人高馬大，都管他叫大吳。據說蘇聯國家女籃來京與中國女籃比賽，由韓茂富在場上主吹，大吳坐鎮裁判台，臨近終場正打得難捨難分，這兩位暗中串通好，停錶加時間，被蘇聯隊發現提出抗議，大吳被降級成一級裁判。

　　女校長楊濱，延安陝北公學出身，參加革命後的重要見證人填的是葉群。解放後曾長期擔任女一中校長，1965年調到四中。據說在北京市教育局局長和四中校長兩個職務之間，她選擇了後者。

　　副校長劉鐵嶺躊躇滿志。文革中揭發他在日記中的志向：二十歲當校支部委員，三十歲當區委委員，四十歲當市委委員，五十歲當中央委員。一切都按計劃進行，文革開始時他四十出頭，已當上了市委委員。

　　誰承想，這些老師校長，一夜之間斯文掃地。文革爆發後，先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沒完沒了的批鬥會。高潮是1966年8月4日，那是個星期天。有二十多個校領導和老師戴高帽挂牌子游鬥，最後集中到操場上，他們在學生的喧囂、羞辱和拳脚中蹣跚穿行。最後讓他們齊唱《鬼見愁戰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該死，人民的鐵錘，把我砸爛砸碎……"其中頂數副校長劉鐵嶺的嗓音最嘹亮。

　　在一次由軍宣隊主持的批鬥會上，大吳跳出來指著校長楊濱說："楊濱，你膽敢反對解放軍。"然後振臂高呼"打倒解放軍！"愕然驚醒，意識到犯了大忌，面如土色囁嚅道："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請罪。"于是到毛主席像前彎腰撅腚，豆大的汗珠劈啪滾下來。

　　最讓我震驚的還是語文老師劉承秀的自殺事件。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她因受審查而導致兒子從部隊轉業。那天淩晨五點，在食堂後面的小夾道，她用剪刀割斷幷揪出自己的喉嚨，據說慘不忍睹。一個中年女人竟用這樣的方式結束了生命。當這消息傳遍宿舍小院，我正在六齋生火，濃烟嗆得我睜不開眼。

六

　　1966年8月初，我搬到學校住。學生宿舍在學校東南角，與教研組小院毗鄰，由兩排相向的平房構成獨立的小院。開間不等，上下鋪，按數字排列，一律稱爲"齋"。我先住十三齋，後搬進六齋，一住兩年多。學生宿舍本是爲家遠的同學提供的，趁文革之亂，沒人管，大家紛紛搬進去。

　　由于頂棚相通且破敗，隔墻有耳，易于小道消息的傳播。每次生爐子起濃烟，鄰居跟著一起咳嗽。文革前，每晚十點熄燈，提前十分鐘響預備鈴。宿舍小院離厠所較遠，由于是男校，毫無顧忌，住宿生紛紛沖出來，在下水池或樹旁撒尿。宿舍小院永遠飄散著濃烈的尿騷味兒。學生輔導員禹啓中，每天晚上差十分十點來小院檢查，一時奏效，傳爲"大禹治尿"的佳話。

　　和我同宿舍的Z是幹部子弟，他愛吹牛，好色，說話幽默，是個挺好玩的夥伴。1966年八月底，有天晚上，他說剛抓來個本地流氓，關在地下室，問我要不要去看看。我出于好奇跟他去了，蹲在地下室窗外，向裏窺視。

　　那天由Z主審，兩個穿軍裝的老兵充當打手。那"流氓"光著上身，跪在地上。Z厲聲問了一句，他含糊其詞，一個打手掄起粗鐵鏈，嘩啦抽在他肩上，頓時留下道深深的血印。待鐵鏈再次掄起，Z趕緊攔住……實在看不下去，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半夜Z回來了，有點兒興奮有點兒得意，問我觀感，我把話題岔開。由于他屬于那殘酷的一幕，我和他漸漸疏遠了。不久我從十三齋搬到六齋。

　　文革期間，學校宿舍的流動性很大。1967年春，六齋搬進來個新住戶劉源，他父親已成爲前國家主席。他住上鋪，鬱鬱寡歡，平時只是回來睡覺。我們講鬼故事時，他也支著耳朵聽。一個多月後，他又神秘地消失了。

　　講鬼故事要先關燈，同時需要特殊音響效果。比如口頭音樂伴奏，幷事先備好破臉盆，關鍵處扔出去，或索性推出護床板。一驚一詐，連講鬼故事的都嚇得半死。這幾乎是每天睡覺前的保留節目。

　　食堂伙食太差，趁夜色，我們去偷食堂的白菜和煤，給自己做飯。更有甚者，由于冬天教室不生火，來學校的同學紛紛到六齋取暖，但要投足硬幣才給開門。他們跺脚詛咒，但冰天雪地，沒轍，只好留下買路錢。我們還到處收集書報，賣給廢品收購站。眼見著玻璃瓶的硬幣快滿了，我們摩拳擦掌，先訂菜單，再采購，大快朵頤，最後撑得走不動道兒。

七

　　北京四中既是"貴族"學校，又是平民學校。這其間有一種內在的分裂，這分裂本來不怎麽明顯，或許被刻意掩蓋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極端，變成鴻溝。

　　學校只有一棟二層教學樓，條件極差，冬天沒暖氣，天一冷就要安裝煤球爐。家境貧寒的子弟多自備午飯，鋁飯盒裝在網袋中，課間休息送到食堂的大蒸鍋騰熱。有的同學圖省事，索性放在煤球爐臺上，課堂上飄蕩各種混雜的香味。

　　再說食堂，每天伙食費是三毛三，主食一毛六。食堂大，能容下幾百號人。每桌十人，自由組合，沒椅子，直立就餐。大師傅用木杠抬著大木桶進來，引起一陣激動——那些年輕的胃。各桌派代表用兩個臉盆排隊。一個臉盆盛主食，一個盛菜。校長楊濱發現營養標準不够，提出把伙食費加到每天四毛，即隔天加個有肉的甲菜，竟有一多半學生沒有響應，可見平均家境之貧寒。這在文革成了楊濱搞修正主義和挑動學生分裂的罪名之一。

　　那正是發育期，到處是帶酸味的饑餓感。有學生貼出大字報："兩個窩頭誇好飯，一行長隊上青天，窗含師傅豐臉笑，門泊學生瘦骨寒。"

　　文革爆發後，停課串連，食堂秩序被打亂。而學校規定，只能退主食的伙食費，每天一毛六。一凡告訴我，有一回去食堂小窗口退飯票，排他前面的是劉源，爲退伙食費跟食堂管理員劉慶豐爭了幾句，遭到斷然拒絕："不行，開了證明再來。"弄得他面紅耳赤，悻悻而去。而劉慶豐後來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揪出來，跳河自殺了。

　　人世滄桑，公子落難，這本是個老掉牙的故事。後聽說他發迹了，但願沒忘掉當年的落魄感，能多替老百姓著想。

八

　　1966年9月上旬，我自製了個小木箱，用紅漆寫上"把毛主席的話印在腦子裏，溶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這小木箱剛好裝進四卷毛選。隨後我到積水潭醫院去看望父親。他寫標語時從梯子上掉下來，摔斷右手腕。我沒帶水果或營養品，只帶來一個毛主席半身塑像，放在床頭櫃上。

　　由于搞到一張介紹信，我們六個平民出身的同班同學，决定一起去全國串連。到醫院看望父親的第二天，我背著裝毛選的小木箱上路了。

　　11月初回到北京，形勢大變，由于對"血統論"的批判，徹底動搖了老紅衛兵的統治地位。以平民子弟爲主的各種造反派組織應運而生，包括我們班成立的"紅峰"戰鬥隊。

　　1967年開春，校內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北京中學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屬于"四三派"。發表在《四三戰報》上的《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實行財産和權力的再分配"，"打碎特權階層"。由此可見，在派系鬥爭的混亂背後，有著理性的政治與社會訴求。作者張祥龍後來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哥哥張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筆杆子。

　　兩年前是北京四中的百年校慶，據說搞得轟轟烈烈。我不知道，我的母校到底應該慶祝什麽？據說老校長劉鐵嶺在慶典儀式上致辭，想必依舊聲音洪亮。我不禁想起1966年那個夏日，他和被批鬥的老師一起唱《鬼見愁戰歌》的情景。

九

　　"告訴你們，要是你們六齋丟了東西，就是我張育海幹的。"我隔著小窗模糊的玻璃向外望去，只見他瘦高挑兒，背著破書包，雙手插腰，幾顆青春痘隨著嘶喊在臉上跳躍。我回應說一凡不在，他這才駡咧咧走開。自打他勾上一凡，六齋從此不得安寧，大家嫌他痞，勸一凡少跟他來往。

　　他所在的高二二與我們高一五兩班關係非同一般。除了同屬"新四中公社"幷共享六齋外，主要還是臭味相投——反主流意識，即使捲入革命浪潮仍持某種戲謔態度。按張育海的說法："政治充滿了戲劇性，戲劇充滿了政治性。"

　　要說他可是正牌好學生。學校曾實行免修制度，通過免修考試者可在自修室自學。期中數學考試，他用了不到一半時間就交了卷還得了滿分，除了數學還免修英文。"文革"期間，他主持數學改革研討會，連特級教師張子鍔都來了。他反客爲主，在黑板上縱橫勾連，眉飛色舞。若無社會巨變，他本來是塊當教授的料。

　　除了功課好，打籃球、游泳、拉小提琴，幾乎樣樣精通。尤其那口哨吹得一絕——只見他嘴唇撮圓，用兩腮每塊肌肉控制氣流，悠悠一曲穿天入地。一問，才知是比才的《牧歌》。後來一聽這曲子就會想起那口哨。

　　他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仨哥。其父留英回國，因車禍多年前身亡。母親在大學圖書館工作，獨自把他們拉扯大了。

　　張育海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平庸。提起一個有望升官的同學，"將來嘛，他會過得很殷實，不到四十歲就禿頂。"邊說他邊模仿那幹部派頭：懶洋洋陷在沙發裏，倆拇指在肚皮前交叉轉動。

　　這高二二能量大，居然一下辦了兩份報紙。一份是牟志京主編的《中學文革報》，發表了遇羅克的《出身論》；另一份是張育海和幾個同學辦的《只把春來報》。這報名是他起的，用毛澤東詩句一語雙關。第二期發表了他寫的《論出身》，與遇羅克的《出身論》相呼應。相比之下，《中學文革報》影響大得多，波及全國，《只把春來報》也跟著沾光。我幫他們賣過報，沿街叫賣。人們一聽是四中辦的，又和出身有關，爭相搶購。

　　高二二辦報鬧得滿城風雨，高一五不甘落後，由一凡挑頭，决定爲大家做一個紀念章。設計方案是馬恩列斯毛幷列頭像，下面是"新四中公社"幾個紅字。用盡渾身解數，我們從七機部搞到最佳鋁板，托人找中央美院藝術家設計，最後到珐琅廠製作模具。待模具做好却節外生枝：上面有指示，不許把毛與四大領袖幷列。

　　1967年深秋，高一五和高二二糾集了十幾號人，前往永定門外珐琅廠。行動指揮是張育海和我們班的徐金波。打仗先布陣——史康成、郎放和吳偉國守在廠門口，騎車待命；從廠門口到車間沿途安插幾個腿脚利索的，裝成閑人。由一凡出面跟廠方交涉，張育海如影隨形。威脅利誘無效，一凡懇求管模具的劉師傅沖個樣品作紀念。劉師傅遞過樣品，張育海一把搶走模具，奪路而逃，幾經轉手傳到大門口，由史康成和郎放打掩護，吳偉國騎車揚長而去。工人們邊追邊喊："抓住那瘦高個兒，他是帶頭的……"張育海早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廠方扣下三人質，却問不出所以然，只好放人。

　　在六齋勝利會師，七嘴八舌，從不同角度回放驚心動魄的一刻。張育海有點兒心不在焉，用口哨吹起《鬥牛士之歌》。

　　1968年秋，工宣隊要隔離審查他，據說與一個"反革命集團案"有關。他倉促做出决定，先到雲南農場落脚，然後參加緬共人民軍。臨行前他跟朋友告別時說，京城終歸容他不得，與其如此，倒不如去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活個自在。

　　1969年春，他跨過邊境參加緬共人民軍，同年夏天在戰鬥中犧牲，年僅21歲。他從緬甸寫給朋友的幾封信，死後在知青中廣爲傳抄。就在死前沒幾天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我們還年輕，生活的道路還長……不是沒有機會投身于歷史的潮流，而是沒有準備、缺乏鍛煉，到時候被潮流捲進去，身不由己，往往錯過……"

　　我有一首《星光》是這樣開始的："分手的時候，/你對我說：別這樣，/我們還年輕，/生活的路還長。/你轉身走去，/牽去了一盞星光。/星光伴著你，/消失在地平綫上……"

　　很多年，一直有個漂亮高挑的女人，以"小四女友"的身份出入他母親家。她告訴老人，她在等著張育海回來。

十

　　1965年，我剛進校門，四中成了北京市教育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試點，高二二成了全校的重點，那裏出了個反動學生牟志京。這一心理傷害有如巨大的陰影，催人早熟，使他們成爲特殊的群體。

　　而牟志京本人早就從這陰影中跨出來。他生性樂觀，思路敏捷且與衆不同。按一個朋友的說法，他是從不說套話的人。他高顴骨，寬鼻梁，專心傾聽別人說話。我去過他家。那是個溫暖和睦的家庭：父親在鐵道研究院搞翻譯，母親是繪圖員，他有個可愛的妹妹。

　　由于和同學交換日記看，被揭發出來作證據，于是他成了"資産階級的孝子賢孫"。他倒幷怎麽不在乎，真正激怒他的是另一件事。"一天，我從操場踢球回到教室，"他後來跟我們說，"很多同學圍觀墻上一張小字報，我也探過頭去，上面寫著'牟志京是愛情至上主義者'。我一下子就想到自殺，因爲我不能允許別人踐踏我的感情領域。當時兜裏有兩塊多錢，我决定大吃大喝一段，然後自殺……"

　　按天性他不會自殺，再說還有很多大事等著他去幹。

　　他頭一次聽到"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時感到震驚，馬上到清華附中貼出批判的大字報。緊接著在中央音樂學院的辯論會上，他上臺發言批對聯，幾個女紅衛兵沖上來搶走話筒，幷朝他臉上吐唾沫。幾個在場的四中同學上臺揭發他是反動學生。在四中組織的批判會上，他不僅不屈服，反而爲另一個同學打抱不平，結果被殺氣騰騰的劉輝宣打掉一顆門牙。

　　那年冬天，牟志京在街頭看到《出身論》的小字報，通過上面地址找到遇羅文，談得很投機，于是他决定辦一份鉛印小報，讓此文廣爲人知。1967年1月 18日《中學文革報》創刊，其中《出身論》占了三個版面，署名"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真正作者是遇羅文的哥哥遇羅克，他成了《中學文革報》的主筆。

　　18歲的主編牟志京，當時幷不知道《出身論》的作者是誰。他追述與遇羅克初次見面時的印象："他相貌奇特，個子不高，背駝得厲害，臉色極蒼白，深度近視，眼鏡一圈一圈的，但目光犀利，聲音洪亮，機智幽默……那時正是冬天，在他家住房邊搭的稱爲'冰窖'的小屋裏，我感到非常溫暖……"

　　《中學文革報》供不應求，不斷加印。那一陣，四中門口擠滿來自各地的人，焦慮與期盼的眼睛像大海中的泡沫。他們一共出了六期，直到中央文革公開表態批評《出身論》。牟志京召開編輯會，說誰要是沒有準備犧牲可馬上退出。無人退縮，全體都留下來。

　　1968年年底遇羅克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公審後被處死，年僅27歲。被捕前他對牟志京說："我覺得對不起你，你這麽年輕，我把你拖了進來。"最後他把一封"致毛主席的信"托他保管。遺憾的是，此信在輾轉藏匿中遺失了。

　　1975年秋，我和劉羽去五臺山，路上把錢花光了。經大同回北京，我找到在鐵路局當工人的牟志京借了五塊錢，幷在他們宿舍過夜。那天晚上，牟志京瘋狂地拉著手風琴，他眯起眼咧開嘴，如醉如痴。

十一

　　趙京興比我低一年級，却比我早熟得多。剛滿18歲，他已通讀過馬恩列斯全集，僅《資本論》就讀了六遍，精通黑格爾、康德、費爾巴哈等西方經典哲學，幷寫下《哲學批判》和《政治經濟學對話提綱》等書稿。在隨革命退潮而興起的讀書熱中，由師大女附中同學摘抄部分書稿，油印成册，在北京中學生中流傳。還記得初讀時我的震驚程度，雖說每個字認得，却不懂大意，而且一看就串行——這個跟我同姓的傢伙讓我生氣。

　　趙京興出身貧寒。父親是裁縫，平日穿緬襠褲，光脊梁，又黑又胖。一個與文化毫不沾邊的家庭，居然出了這麽個哲學家。

　　他公然反對"上山下鄉運動"，幷寫大字報貼在學校。他認爲，由于每畝地平均人口增加，必然加重農民負擔，把城市危機轉嫁給農民。他年輕氣盛，口無遮攔，將生死置之度外。

　　在原生物實驗室召開的第二次批鬥會上，主持人大喝道："趙京興，你狼子野心，竟然要批判毛澤東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趙京興先引用馬恩兩卷集某頁某段的一句話："批判就是學習，批判就是革命"，接著他理直氣壯地說："我在四個方面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幷一一作了具體說明。

　　他的言論可謂石破驚天。比如"文化大革命是社會矛盾的總爆發"；比如"社會主義走到文化大革命這一步，就像火車頭一樣在那兒左右搖擺，不知道往哪兒去了。"他在日記中寫道："伴隨著人們的地下活動，將會出現新的歷史舞臺。"他在《政治經濟學對話提綱》中寫道："要讓商品經濟打破計劃經濟"。如此大逆不道，自然會招致種種處罰。

　　1968年年底，我在史康成家見到趙京興的女友陶洛誦，她是師大女附中高二的學生，穿著一身不合時宜的白色連衣裙。至今還記得她說的一句話："趙京興不反毛主席。"和艱深的哲學筆記一起，還流傳著陶洛誦情書中的字句："少女面前站著一個18歲的哲學家。"

　　陶洛誦長得挺漂亮，却被百萬莊一個號稱"俊男美女鑒定專家"的人評爲79分。後來一打聽才知道美女的標準是維納斯，俊男的標準是大衛。

　　一凡和我在家練習氣槍打靶，靶紙是沖洗報廢的照片，包括我們自己的頭像，背後墊著《紅旗》雜志，爲了回收氣槍子彈。正趕上趙京興托我們爲陶洛誦放大標準照，順手把一張廢照片當靶紙。這事不知怎地傳了出去。有一天，趙京興來借書時說："陶洛誦讓我問問，你們是不是特別恨她？"

　　1968年冬，接連下了幾場大雪，格外寒冷。六齋越來越冷清，大多數住戶先後去插隊了。校園人迹稀少，大字報棚區空蕩蕩的，只有幾張告示。

　　在一個小院裏，有四個學生被工宣隊隔離審查。其中包括趙京興，他是公安部欽定的"要犯"。他總是笑眯眯的，埋頭讀書，沉浸在冥想的世界中。他的興趣正從哲學轉向政治經濟學。

　　除了趙京興，還有我們班兩個同學，一個是劉輝宣，一個是史康成，正好關隔壁。他們分別因宣揚或反對"血統論"而在押，殊途同歸。看守是同學，睜一眼閉一眼。我常去看望史康成，給他送書或捎口信，碰見劉輝宣也打個招呼。他們四位相處融洽，早晚攏火，互相借用火鈎子，順便交流案情或讀書心得。

　　1970年2月，趙京興和陶洛誦一起鋃鐺入獄。

十二

　　從1966年10月起，北京中學造反派逐漸取代了"文革"初期的紅衛兵（簡稱老兵），成爲主流，但很快就出現了分裂。1967年春，由于中央首長4月3日和4月4日的兩個講話而形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屬于溫和的"四三派"，或稱"四三點五派"。

　　1967年4月底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柳絮飛揚。"北京老兵合唱團"在北京四中的食堂排練《長征組歌》，由劉輝宣指揮，當"烏雲遮天難持久/紅日永遠放光芒"的樂句爬升到高潮處，總是被他的咆哮打斷。中間休息，一幫合唱團男生聚在校門口曬太陽。

　　當時我正和同學在傳達室抄大字報——那年頭用不著看大門的，傳達室被徵用了。隔窗傳來陣陣閑聊，繼而起哄架秧子，驟然轉向叫駡與追打。只見他們從校門外拖進一人，拳打脚踢，拽四肢用頭撞樹。據說是兩個追趕游行隊伍的外校男生，騎車路過，與合唱團的人發生口角，一逃脫一生擒。

　　這回可捅了馬蜂窩。對手是北京建工學校"飛虎隊"——鐵杆"四三派"，以英勇善戰而威名遠揚。因武鬥有人陣亡，他們全副武裝抬尸到北京衛戍區抗議示威。有人報信，"飛虎隊"掉頭殺將過來。

　　那是原始版"閃電戰"：先狂轟濫炸——無數石塊飛進校園，擂動大地，砸碎房瓦玻璃。緊接著"飛虎隊"隊員沖進校門，兵分兩路，迅速占領制高點，院墻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封鎖校園。他們頭戴柳條帽加防護罩，手持鋼管式長矛。先鋒部隊開路後，主力列方陣層層涌入，殺聲震天，由一口棺材壓陣。

　　"老兵合唱團"紛紛逃向校園盡西頭的食堂。幸好"新四中公社"與"飛虎隊"是一家人，在我們勸阻下，减緩了大軍的推進速度。

　　突然從宿舍小院斜沖出一人，赤手空拳，破口大駡，攔住大軍去路。他就是劉輝宣。頓時他被十幾個"飛虎隊"隊員團團圍住，長矛從四面八方指向他，矛頭在陽光下閃著寒光。班主任田傭老師帶著我們幾個同學一擁而上，用身體護住他，一邊爲他求情，一邊連拖帶拽，把他護送到宿舍小院，他還是駡不絕口。

　　大軍如潮，棺材如舟，繞過這漩渦繼續向前。劉輝宣又出現在食堂，在他帶領下，合唱團的散兵游勇高呼口號，但一見大軍壓境，長矛林立，劉輝宣只好下令： "放下武器，撤！"合唱團男生扔掉棍棒，各自逃生；女生尖叫著，亂成一團。我們竭力把雙方隔開，勸合唱團的脫掉軍裝——這"老兵"的身份標志，混進人群中。少數躲進食堂與院墻的夾道中，最後翻墻逃跑。由于我們介入調停，這場血腥的武鬥只造成少數輕傷。老兵最大的損失是，那些停在食堂周圍的錳鋼自行車被砸得稀爛。

　　因寫中篇小說《當晚霞消失的時候》而出名的劉輝宣回顧說："那時我們學校有一個群衆組織叫'新四中公社'，取巴黎公社之義，是我們的對立面。他們當中有一個同學叫楊小青，和我們積怨甚深，見了面就怒目而視。後來有一次外校的武鬥打進了我們學校，混戰中我陷入重圍，楊小青拼著命將我救了出來。但事後我們見了面還是怒目而視，管這叫'堅持原則'。但我心裏却尊重他，當時就敬重他……"

十三

　　1968年春，學校來了幾個不速之客，直奔原校長室小院東側盡南頭的"革委會教育革命辦公室"，門口還挂著"中學紅代會作戰部聯絡處"的牌子——這裏也是北京中學"四三派"唯一的常設機構。

　　他們是北師大學生，因持有中央文革小組的介紹信而顯得驕橫，把桌椅弄出聲響。此行目的嘛，是爲了調查修正主義教育路綫下的高考制度，即舊高考制度如何打擊工農子弟，保護黑五類子弟。

　　曾主管高考的前教導主任屈大同應聲而至，誠惶誠恐，但他心裏有數——"文革"快兩年了，什麽陣勢沒見過。讀罷介紹信後沉默片刻，他悠悠嘆了口氣說： "恐怕我得讓你們各位失望了。"事實是，四中高考升學率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但同在分數綫以上，往往是出身不好的被篩選下來。他說："告訴你們，每個學生的檔案袋正面是張表格，表格右上角就是中學政審意見，只要建議不錄取，考出大天，也上不了大學。"

　　屈大同本人就是國民黨少將之子，熬到名校教導主任，深知其中奧秘。見來訪者滿臉驚色，他更加得意："給你們舉個例子，知道錢偉長是誰吧，大名鼎鼎的科學家兼教授，也是個大右派。他兒子錢元凱就是由于政治鑒定不合格，成績再好也沒用，哪個大學都沒錄取。這就是黨的階級路綫。"

　　屈大同是錢元凱的高三班主任，曾對他發誓說出身問題絕不會影響升學。于是錢元凱報考了清華大學，雖獲華北考區總分第二名，竟沒有被任何大學錄取。1958年9月，他到石景山鋼鐵廠當壯工，兩年後改車工，他在勞動中堅持自學。由于愛好攝影，1968年他自製了照相機等攝影器材，後調到北京照相機廠，從技術員熬到總工程師，成爲照相機技術理論的權威。

　　高考落榜後，父親對他說："上學的機會是受人控制的，但讀書與實踐才是獲取知識的主要課堂，在這個學校中學習的權力只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是任何人都剝奪不了的。讓學習成爲一種生活的習慣，這比任何名牌大學的校徽重要得多！"這番話他一直記在心中。

　　要說人生這苦酒，最初是他跟老師共同釀造的，却不能分享。每逢校友聚會，只要聽說有錢元凱參加，屈大同退避三舍。

十四

　　1968年夏秋之交，北京出現了一個署名爲"紅衛兵6514部隊"的秘密組織，神出鬼沒，到處張貼大標語，諸如"揪出鎮壓北京中學文革的小爬蟲李鐘奇！""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沒有好下場！""公社的原則永存！"同時張貼的還有油印小報《原則》。

　　其實這是我們班五六個同學幹的。那番號有虛張聲勢之嫌，要破譯幷不難：四中高一五班六齋，反之"6514部隊"。

　　1968年春，由于對中央精神解釋的歧義和大學各派組織的介入，"四三派"與"四四派"的衝突不斷升級。爲了控制局面，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北京中學，成立"革委會"。當時負責中學軍管的是北京衛戍區副司令李鐘奇。

　　"文革"草率收場，我們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與此同時，在兩派衝突的背後，傳來"老兵"意味深長的挑戰，什麽"二十年後見高低"，"你們有筆杆子，我們有槍杆子，看將來是誰的天下？"

　　無論在校園小路或字裏行間，到處投下他們傲慢的身影。這來自"血統"的傲慢，僭越歷史的傲慢，年幼無知倒也罷了，關鍵是他們從未有過什麽反省（除少數例外）。這是一種深深的傷害，包括對他們自己，這傷害四十年來依然有效——"平民"與"貴族"的界限有如歷史的傷疤，至今沒有愈合。

　　"紅衛兵6514部隊"在行動——幷不是和一個名叫李鐘奇的將軍過不去，而是爲了在官史中留下潜臺詞，讓本來順理成章的叙述出現漏洞。我們白天刻蠟板印刊物刷標語，半夜出動，甚至把標語貼到衛戍區司令部對面的墻上。

　　一天半夜，我們騎車蹬平板三輪，來到西長安街小巷深處的北京六中，那兒離天安門不遠。在校門外磚墻上剛貼完標語和《原則》小報，從校園內突然沖出十幾個男生，手握壘球棒和彈簧鎖，而我們只有掃帚鐵桶。對峙中，雙方身體幾乎貼在一起，甚至能聽到對方的呼吸。我心跳加快，血向上涌，頭腦一片空白，從對方眼中能看到自己渴血的願望。那是人的原始本能，可追溯到古老的狩獵和戰爭，在某些時刻仍在控制著我們。

　　僵持幾分鐘，如同世紀般漫長。我們後退一步，在對駡中走開。撤退速度要把握好，太快太慢都不行。走出小巷，來到長安街上。秋風乍起，我不禁打了個寒顫。

　　《原則》總共辦了三期，無疾而終，幾乎沒在世上留下什麽痕迹，除了在我們心中——我們一夜之間長大了，敢于挑戰任何權威。而在剛剛拉開序幕的"上山下鄉運動"的浪潮中，所有原則必須修正、變更或延伸。

十五

　　1968年冬，我們一行十餘人，包括田傭老師，到河北安新縣白洋澱地區進行"教育革命考察"。這有點兒不可思議，在席捲全國的"上山下鄉運動"中，我們就是教育革命的對象。這旅行多少帶有那時代的瘋狂印記。

　　我們正趕上武鬥高潮，由省軍區和38軍分別支持的兩派打得天昏地暗，戰火波及白洋澱——那是抗日根據地，農民有著豐富的實戰經驗。

　　剛住進縣委招待所，就接到訃告及追悼會通知。在縣城攻防戰中，控制縣城的一方七人陣亡。在人家地界別無選擇，我們除了獻花圈，還把魯迅的詩句"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抄成巨幅挽聯，橫挂在街上。高音喇叭播放著哀樂。我們走進停尸帳篷，向死者三鞠躬。那是我頭一次目睹死人，有男有女，皮膚蠟黃，在陽光反襯下呈半透明狀，讓人想起皮影戲。更可怕的是那股惡臭，要盡力屏住呼吸。

　　作爲來自北京的代表，自然成了"毛主席派來的親人"，造反派頭頭和死者家屬一再挽留我們作流水席上賓。婉言謝絕，我們回到縣委招待所，一陣幹嘔，省了頓晚飯，在昏暗的燈下長籲短嘆。

　　爲安全起見，調查先從城關中學開始。那些農村孩子讀書之刻苦是超人的：起早貪黑，伴著油燈熬夜，沒有娛樂，居住伙食條件極差。他們的心願就是進城讀大學，徹底改變綁在土地上的命運。由于名額有限，要遠遠超過北京人的標準綫才有錄取的可能。這讓我們震驚，按這個標準，北京四中有一半考不上大學。這種社會的不公平，遠在我們的想像之外。

　　烽烟再起，對方開始攻打縣城。槍炮聲不斷，特別是晚上，子彈呼嘯聲讓人難以入睡。縣城隨時都會失守，而縣委招待所是主要的攻擊目標之一。田傭老師腰扎草繩，躥出招待所大門偵查火力。只見他猫腰躲避，繼而匍匐前進。招待所看門的老頭細聽槍聲後打哈欠說，敵人還很遠著呢，不耽誤睡覺。

　　龜縮在縣委招待所十來天，除各種傳聞，對外界一無所知。在背後軍方的壓力下，雙方終于坐下來談判。我們乘頭一班去保定的長途汽車，逃出圍城。

　　回北京不久趕上過春節。在同學聚會上，杯盤狼藉，醉後高歌痛哭。寫舊體詩詞成了時尚，互相唱和，一時多少離愁別緒！北京火車站成了我們最後的課堂，新的一課是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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