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就是力量,圍觀改變中國(笑蜀)


關注就是力量 圍觀改變中國

笑蜀

哈爾濱水價聽證會上,市民代表劉天曉因得不到發言機會而大怒,當場扔了水瓶,這只水瓶旋即引來媒體對聽證會問題幾乎鋪天蓋地的追踪和報道,猶如千萬隻水瓶共舞,一時頗爲壯觀。

聽證會猫膩重重其實早是衆所周知。這反映了當下的一個困境。政務公開是大方向,但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你規定必須招投標吧,他有圍標來化解;你規定必須聽證吧,整個聽證完全他自己主導,找來的聽證代表實際上都是內部人,圈內聽證,結果不望可知。權力通吃,强者通吃,任何通行有效的制約程序,到了我們這裏似乎總會變味,不僅不能有效制約,反而徒然給人家作了政治包裝,讓人家可以進而披上公開透明的堂皇大氅,既贏了裏子也有了面子。

難怪公衆提到政務公開就往往氣不打一處來。

于是我們總看到一種苦笑,總聽到一種聲音,"有什麽用呢?什麽都不會改變"。言論的無力與無助,良知的無力與無助,似乎是普遍現象。世界上的道理本來簡單,翻來覆去就那麽幾條。道理早已經說盡,不是不明白,而是特殊利益太大,道理的陽光難以阻遏特殊利益的誘惑。但凡遭遇特殊利益,道理往往只能甘拜下風。

但是,現實真如此蒼白麽?前途真如此黯淡麽?那麽一切的奮鬥還有何意義?

這正是我們不能苟同的。我們的不苟同當然同樣有成千上萬個理由,而且每個理由也都有證據的堅實支撑。就說聽證會吧,市民代表劉天曉的那只水瓶,不是馬上引來媒體追問麽?那只砸向地面的水瓶看起來對誰都沒有殺傷力,但它引來的媒體追問,却吸引著億萬人的圍觀。關注就是力量,圍觀就是壓力。這不,就在前幾天,國家發改委,一直被認爲是中央政府最强勢的一個部委,不就專門爲聽證會問題發表系列文章,就公衆質疑一一做出解釋和說明麽?你可以對他們的解釋和說明大不滿意,因爲他們的解釋和說明確實往往捉襟見肘。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圍觀起作用了,他們不能再視圍觀爲無物,他們必須回應圍觀。這樣的回應是不能輕視的,它意味著權力的傲慢終于還是有所克制,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回應開啓了民意跟政府互動的進程,可以引來公衆的進一步質疑,發現更深層的問題。發改委對聽證會問題的回應,就馬上引來了公衆對聽證會程序的追問,客觀上是把聽證會問題的公共討論推向了更高層次。

又豈止一個聽證會問題。厦門PX事件中,散步的市民不就真的遇上了可說服的市長麽?廣州番禺垃圾焚燒風波中,散步的業主不也真的遇上了可說服的區委書記麽?這兩個事件不都實現了政府跟民衆幾近完美的雙贏麽?而起决定作用的,不正是言論的作用,良知的作用麽?類似事件,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很多。

這正體現了我們時代跟過去最大的不同。過去我們最多只能耳語,只能牢騷。但耳語不能改變中國,牢騷不能改變中國。即便那些作惡者,私底下又何嘗不是充滿著耳語和牢騷?但耳語完了牢騷完了,回過頭想作惡照樣作惡,再多的耳語和牢騷對他們都不會有任何掣肘。而今天最大的進步,正在于我們可以不止于耳語和牢騷,可以超越耳語和牢騷。一個公共輿論場早已經在中國著陸,彙聚著巨量的民間意見,整合著巨量的民間智力資源,實際上是一個可以讓億萬人同時圍觀,讓億萬人同時參與,讓億萬人默默做出判斷和選擇的空間,即一個可以讓良知默默地、和平地、漸進地起作用的空間。每次鼠標點擊都是一個響亮的鼓點,這鼓點正從四面八方傳來,匯成我們時代最壯觀的交響。

中國太大,中國太複雜,無論歷史問題的累積,還是現實政治幅員的廣闊以及政治變數的無窮組合與升級,都是舉世無雙。這樣大而複雜的實體,在今天已經沒有任何單一的力量能够一下改變。惟有用億萬人的圍觀,用億萬人的目光聚焦,來聚成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探照燈,才能一點點穿透特殊利益的高墻,一點點地照亮我們的現實,一點點地照出我們的未來。別無選擇。我們的敵人不是我們身外的黑暗,而是自己內心的黑暗,那就是我們的容易失望,我們的沮喪,我們的缺乏信心、耐心和細心,我們的缺乏堅韌,輕言放弃,乃至自暴自弃。當遭遇不公的時候,不要只抱怨命運,而需要反躬自問:你像市民代表劉天曉那樣扔過水瓶麽?圍觀的億萬雙眼睛中,常常有你的那雙眼睛麽?

自由社會就是責任社會(劉瑜)


自由社會就是責任社會

2010年01月25日

劉瑜

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時候,曾經做過一棟學生宿舍樓的"居住顧問",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給新來的學生簽房約。別看入住學生宿舍樓這麽點小事,哪怕就住一個月,也要簽厚厚一沓合同,非常繁瑣。其中有一份奇怪的合同,名字叫"含鉛塗料風險說明書",大致意思是,這是棟老房子,其舊塗料中含有鉛的成分,你要保證沒有7歲以下的兒童隨同你居住在此。

作爲居住顧問,我特別討厭簽這份合同,因爲每次簽到這兒,學生就非常困惑,要問這問那。但是作爲一個普通居民,我又覺得,有一個什麽文件,把我周圍環境中所隱藏的健康風險說清楚,這事想起來叫人安心。

長期在美國生活的人都會發現,美國是充滿各種繁文縟節的社會,以至于有人說,美國雖然號稱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國家",其實是個"毫無自由的國家"。比如說吧,在美國父母不能隨便打孩子,在大街上拿著打開的酒瓶是違法的,老闆面試員工時不能問人家的年齡、黨派、教派、有沒有肝炎、殘疾,在辦公室不能在女同事面前說黃段子……總之,到處是地雷,一不小心就踩上一個。

一方面,到處都是脫衣舞俱樂部,另一方面,在辦公室說個黃段子都可能被起訴,這裏面有矛盾嗎?其實沒有。去脫衣舞俱樂部是一個成人的自由選擇,但在辦公室聽到黃段子,不是一個人的自由選擇,當一個人的自由可能傷害他人的自由時,他就必須征得對方的同意,而且是"信息充分前提下的同意"(informed consent)。自由的真諦,恰恰在于這種"同意精神",而不是爲所欲爲。試想如果一個人開車想怎麽闖紅燈就怎麽闖紅燈,喜歡哪個美女直接就把她拽到家裏去,他倒是自由了,但代價却是別人的不自由。所以,自由的悖論恰恰在于,自由的保障,來自對自由的限制。

也就是說,美國那些礙手礙脚的繁文縟節,恰恰是這個國家之所以自由的前提。在某種意義上,越多的繁文縟節下麵,保障了越多的自由。成熟的自由制度裏,權利和責任總是具有對稱性。最近北美的寵物糧事件,也反映了自由市場制度下的企業有多麽"不自由"。

2007年3月,"菜單食品"公司發布了一個收回令:收回它在寵物糧市場上的6000萬罐猫狗糧,原因是已經確認有16只猫狗死于它所生産的一種寵物糧(實際死亡數量可能達上千隻,但難以確證)。該寵物糧食的一種原料是從中國某公司進口的麥麩,這些麥麩中含有一種會導致動物腎衰竭的元素。"菜單食品"總部在加拿大,但是美國是其主要銷售對象。這事越鬧越大,最後有100多個品牌的動物食物被"收回"。美國FDA(食品藥品管理局)積極參與了調查,連參議院都于5月2日通過議案,要求對動物食品的生産程序和標簽內容做出更嚴格的規定。中國政府也逮捕了相關責任人。

有人可能會說:多大個事啊?不就是阿猫阿狗嗎?但是對我來說,生活在一個阿猫阿狗的生命都受到尊重的社會裏,我覺得安全。

其實,這個動物食品收回令雖然媒體曝光率很高,却只是每年無數公司"收回令"中的一個而已。在美國消費者産品安全委員會的網站上,就玩具這一項,我就讀到了72種玩具的"收回令",且大多是玩具商自己發出的"收回令"。有些玩具的"危險",簡直可以說是"吹毛求疵"的結果。比如一種玩具手機,收回理由是這樣的:"手機蓋上的金屬別針可能脫落,如果兒童吞咽,有窒息的危險。"雖然該金屬別針幷沒有造成任何兒童受傷,但是該廠商收到了54起別針脫落的報告,于是,30萬個同型號的玩具手機立刻從市場上收回。

同樣,在FDA網站上,光今年5月的前10天,就發布了10多個食品的收回令和警告令,比如,一個關于冰淇淋的收回令中說:該産品中含有花生,而商品標簽中沒有說明這一點,那些對花生敏感的人食用該冰淇淋後可能會産生嚴重後果,所以該廠的該型號冰淇淋一律收回。

在類似的收回令中我們看到,這些企業是多麽"有責任心",當然,這跟良知沒什麽關係,就是怕被起訴而已,因爲法律不僅保護企業追逐利潤的自由,也保護消費者不受侵害的自由。對消費者來說,法律對企業越"吹毛求疵",我們就越高枕無憂。美國過去30年裏由産品安全引起的傷亡率下降了30%,這與政府對企業嚴加管制密不可分。

許多知識分子熱愛批評"美式自由主義",說"美式自由主義"的"市場放任主義"是萬惡之源。說實話,我不清楚他們指的"美式自由主義"是什麽。在我看來,把"美式自由主義"理解成"資本或資本家可以爲所欲爲"是極大的誤解。我不喜歡飄浮在概念之上討論問題,而關注現實的經驗,而現實的經驗告訴我: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也就是沒有被"美式自由主義"污染的純社會主義國家裏,似乎沒有聽說企業爲産品標簽裏沒有說明花生成分而發出緊急收回令,但是在"美式自由主義"的腹地美國,16只猫狗的死可以讓6000萬盒寵物糧的利潤化爲灰燼。當然在今天的中國似乎也沒有法律對企業如此嚴加防範,這受的哪門子"自由主義"影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一個法治國家裏,真正的自由源于對自由的約束。權利和責任,是自由這枚金幣的兩面。

蘇聯人如何打破審查制度(南風窗)


蘇聯人如何打破審查制度

王曉夏 2010-01-20 南風窗

面對精神和思想的鐐銬,以學者和作家爲代表的大量知識分子用血泪和牢獄的代價,和審查制度進行了近74年的抗爭,直到1991年真正徹底地獲得了言論自由。此間他們的抗爭,成爲追求人格完整和尊嚴的見證。

在蘇聯,審查制度(Censorship)最初不僅是爲了意識形態統一,還有軍事和經濟保密的需要,但發展到後來,則變成對于涉及蘇聯的負面信息,如灾禍、經濟問題、國際衝突、社會負面新聞的全方位屏蔽。最後,甚至連信息的文辭修飾風格也不能脫離"革命化"的羈絆,否則將無法通過嚴格的審查。

審查不僅針對新聞出版,還溯及既往。早在1920年代,列寧的妻子納杰日達即親自挂帥對全國境內的圖書館展開了"大清洗",大量不被蘇共認同的圖書都被直接銷毀,其中不乏沙俄時期遺留的珍貴孤本書籍。這讓蘇聯有識之士寢食難安,在多方努力下,1926年建立了"特殊保存"部門來專門收藏這些不同意識形態的圖書,由克格勃管理發放特殊借閱證。

審查同樣深深地涉足科研領域,曾擔任克格勃第五局領導、專職負責政治審查的薩羅金回憶道:"諸如原子物理學、心理學、控制論、生物學、遺傳學都被審查部門所左右,至于社會學更是審查部門監控的重點。當時建立了'國家機密假定推理'和'機密和公衆分離'兩個科研班子來專門爲審查工作提供科學方法和理論,但是由于這兩個科研班子本身也在審查的框架下,所以最後他們取得的成果也非常有限……"

面對精神和思想的鐐銬,以學者和作家爲代表的大量知識分子用血泪和牢獄的代價,和審查制度進行了近74年的抗爭,直到1991年真正徹底地獲得了言論自由。此間他們的抗爭,成爲追求人格完整和尊嚴的見證。

苦楚的抗爭

大文豪高爾基雖然擁護布爾什維克黨,但是對審查制度也深惡痛絕。他經常用自己的聲譽和影響力作爲保護,呼籲和倡導言論自由的氛圍。他在1917年開設雜志反對《真理報》(蘇共黨報),批判布爾什維克的"絕對權力"。

開創了新格局的高爾基幷沒有把握好"分寸",過于率性的高爾基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振臂一呼上,忽視了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去潜移默化地啓發和引領更多的人來打破審查制度。過激的言論徹底激怒了列寧,在列寧的親自"關照"下,1918年這份雜志遭到停刊處理,隨後高爾基出國"被療養"。

在德國療養期間,當他從德國報紙得知蘇聯當局瘋狂地搞"文字獄"時,內心苦悶的他在1923年給詩人哈德謝維奇的信中寫道:

"從報紙看到的消息讓我的理智震驚不已,可以告訴你的是,在俄羅斯納杰日達和斯佩蘭斯基禁止讀者閱讀,而柏拉圖、康德、叔本華、斯拉夫維耶夫(俄羅斯19世紀著名哲學家和詩人)、丹納、約翰·拉斯金、尼采、托爾斯泰、列斯科夫、亞辛斯基這些巨匠的書籍都被列爲禁書。甚至可以說,在圖書館宗教相關條目下必須擺放無神論、反宗教的書籍,所有這些都不是什麽笑話!這些都是新聞,還沒有證實。一旦確認了這些殘暴的事實,我將寫信給莫斯科,聲明退出這個罪惡國家的國籍。"

1927年回到蘇聯的高爾基却食言了,沒有認清時局的他最終不明不白地死在莫斯科內部權力鬥爭的漩渦中。

索爾仁尼琴這位俄羅斯的"良心",蘇聯時期雖然靠自己的文學作品影響了更多的人去試圖打破枷鎖,但是不能學會妥協的他最終用自己的犧牲換來了微薄的抗爭結果。他在1967年給蘇聯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的代表們散發了對蘇共書刊檢查制度的"公開信",在信中他暢快淋漓地寫道:

"這完全不符合憲法,審查制度是非法的!審查本身也從來不公開,審查人的姓名也都被模糊掉,這些中世紀的餘孽,根本就是文盲!要這些人在藝術的高度審視我們文學家的作品,根本就是他們憑一己之好的胡鬧!現在都已經是20世紀了,用中世紀的方法根本不配篩選有價值的作品!"

信中除了抗議蘇聯的報刊審查制度外,還要求取消對文藝創作的一切公開的和秘密的審查制度。這封信的最終結果,也只是換得了很多作家內心的同情,在當局的淫威下最終大會通過了譴責他是蘇聯作家"叛徒"的决議。

嚴酷的審查制度,讓很多蘇聯學者最終無法忍受而紛紛移民海外,尤其是那些人文學科的學者,大量蘇聯著名的作家、社會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紛紛前往國外,追求自由的藝術創作和學術空間。

更多的學者和作家選擇了留下來,他們開始和審查人員鬥智鬥勇來逃避審查。他們使用暗語、轉換文本形式(如磁帶、照片)或者直接走私的方法來逃避審查,將稿件直接運到國外發表或者出版。各地風起雲涌地出現了"地下圖書館",他們將官方列爲違禁的書籍借閱給可靠的固定讀者。例如,1967年~1982年,蘇聯南方城市敖德薩(現屬烏克蘭)就曾經出現過一個大型地下圖書館,各種違禁書籍可以借閱給可靠固定的2000名讀者

憑藉著猫鼠游戲的技巧,蘇聯境內的作家和學者獲得了有限的言論自由。因此産生的大量文藝作品也推動了蘇聯的思想解放,爲後來者的改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戈爾巴喬夫的改變

在戈爾巴喬夫堅持下,1986年蘇聯開始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延續了幾十年的審查制度開始悄然鬆動。這一切始于這一年2月8日戈爾巴喬夫公開接受法國《人道報》的采訪,在談到蘇聯審查部門的職能時說道:"審查部門應該保護國家和軍事機密,禁止進行戰爭和殘酷的暴力宣傳,保護人權的尊嚴。"其中意識形態的最主要功能沒有被這位改革先鋒提及。

隨後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27届代表大會上講道:"原則上說我們的問題在于擴大'透明度',這是個政治問題。政府沒有'透明度'就談不上民主,人民大衆的政治創造性就是參與國家的管理。"這番言論得到了蘇聯社會各界的響應,審查制度的鐵幕開始褪去。

不久,早期被禁止談論的一些話題可以公開進行討論,甚至允許批評政府和其他機構。具體而言,在公共傳媒中可以談論党和政府官員的營私舞弊、國家經濟困境、物資短缺以及其他社會負面現象,如毒品和賣淫。蘇聯年輕人所熱衷的流行音樂和其他"流行文化"這些被認爲是和國家對立的"非主流"也頻繁被公開討論。當年蘇聯《火花》雜志(目前在俄羅斯依然是一本頗受歡迎的主流新聞雜志)在4月份刊載了俄羅斯詩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的作品,古米廖夫是俄羅斯歷史上著名的詩人,在十月革命後不久被蘇聯政府以莫須有的反革命罪處决,妻子和孩子也遭受了牢獄之灾,他的作品隨後也成爲違禁品被冰封起來。《火花》的舉動被認爲是第一次突破"牢籠"的嘗試。

考慮到蘇聯高層的意向以及主流民意,9月,蘇聯新聞審查部門正式向各地審查員下發指令,在出版審查時注意保護國家和軍事機密,而在黨政通訊機構則注意意識形態不被破壞。同年9月末,蘇聯審查部門召開全國會議,開始對違禁書籍重新分類,解禁書籍將走出列寧國家圖書館內的"特殊保存"部門的"牢籠",重新和蘇聯公衆見面。到此時爲止,列寧國家圖書館已封存了2.7萬册本國禁書25萬册外國禁書57.2萬册外國禁刊8500份年報(外國報紙按年份裝訂)。蘇聯各地的"特殊保存"部門封存了占整個社會圖書資源1.5%的違禁書刊報紙,全國擁有將近15萬個"特殊保存"部門。1988年,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等作品陸續解禁。1990年6月所有"特殊保存"部門圖書最終被全部解禁。1986年到1990年是蘇聯的"文藝復興時代",甚至被稱爲是蘇聯"文藝爆炸"的時期。

除了圖書,外國電臺也得到解禁。1924年,蘇聯開始了有規律的電臺廣播,同時也出現了電臺審查機構。1927年蘇聯無綫電廣播公司接到命令,要求在電臺廣播前稿件必須經過審查。由于審查體制使得無綫電廣播公司運營效率低下,次年被勒令停業。1933年1月,蘇聯當局組建了國家背景的電臺。爲了有效抵制針對蘇聯的外國"自由宣傳",如美國之音、自由之聲、德國之聲、BBC等電臺的對蘇廣播,蘇聯在同一電臺波段釋放大功率廣播來壓制這些電臺信號,這一壓制持續了60年。隨著蘇聯改革步伐的啓動,1986年9月25日起,蘇聯當局也放鬆了對美國之音和BBC的壓制,同時加强了對自由之聲和德國之音的干擾壓制。1987年,最終放弃了對美國之音的壓制,而到了1988年11月蘇聯放弃了對所有外國電臺的干擾和壓制

隨著蘇聯審查制度的逐漸减弱,蘇聯審查機構也逐漸被邊緣化。1990年6月12日,蘇聯最高委員會通過了《出版和其他大衆信息傳播》法案,其中直接指出:大衆信息傳播將不再進行審查。審查部門的角色此時變得尷尬和可笑,原先所有信息必須經過審查,現在他們只能等待有人志願請求他們審查。1991年4月13日,審查部門可有可無的職責被移交給了蘇聯信息出版部

爲了挽救日益失勢的審查部門,1991年5月,前審查部門首腦巴爾德列夫向戈爾巴喬夫寫了一封親筆信,信中寫道:從對目前公共傳媒的出版物分析來看,一些媒體的宣傳旨在破壞我們的社會,削弱國家政權,煽動種族間衝突,詆毀蘇聯軍隊。還有一些宣傳完全是在侮辱和誹謗國家最高當局,很多宣傳都是赤裸裸的色情和暴力……必須采取措施消除這些消極的因素,通過立法來監控新聞媒體。

巴爾德列夫慷慨激昂的陳述,幷沒有打動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决心,他只是在1991年6月25日責令蘇聯信息和出版部成立了公共信息安全部門來保護國家機密和軍隊機密。審查機構依舊被戈爾巴喬夫堅定地扔進了歷史的垃圾桶裏……

武漢大學文革講稿(胡發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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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文革講稿

胡發雲

各位,晚上好。一會兒誰能够調一調機器,要不然大夥一個晚上耳朵就要受罪了(麥克雜音很大)。非常感謝學生社團聯合會的學弟和學妹們,讓我來講一講這個話題。

武大的五月很漂亮,武大五月的晚上更漂亮。我在武大上學的時候,這個時候是學生們談戀愛的時光(笑聲),但是今天我們要在這兒講一個比較沉重的話題——文革。

43年過去了,確實非常非常漫長,漫長到足以長成兩代大學生,但是文革­——這樣一件攪動了上下三千年縱橫幾萬里的一個重大社會運動,幷沒有從我們的歷史和我們的社會生活當中告退,儘管有很多很多力量在想讓大家忘掉它們,把它們從我們的歷史典籍當中毀掉,從那些過來人的腦子裏面把它們挖掉,但是跟數千年以來那些當政者的努力一樣,我想文革會呈現它的真面目,文革只有在我們徹底地對它進行清理、思考,幷且讓它從一個歷史事件轉化爲我們民族的思想資源的時候,它才會成爲我們歷史上的一個正常的事情。

(換話筒)

來之前我還在想,對這樣一個如此陌生的話題會有多少人感興趣,我半個小時前來到這個課堂,發現基本上都坐滿了,有些沒有來的人也用書本書包占了座位,這讓我想起八十年代,武大舉辦的各種講座很多,窗臺上走道上都擠滿了,那是武大非常令人神往的一段時間,可惜那段時間幷不太長。

我想今天給大夥從另外一個角度講一下文革。

來之前我從電腦上隨機地挑選了七首歌(指講座開始以前播放的七首語錄歌,造反歌等),還有胡杰拍的一部片子《我雖死去》。他還有另外一些片子,我希望大家找來看看。胡杰是一個非常棒的電視人,他在電視臺上幹過多年,是一個非常棒的攝影師,但是爲了追尋歷史的真相,他毅然辭去了那一份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自費去挖掘歷史真相,剛才我們看到的《我雖死去》就是他拍的一部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人——北師大女附中的副校長卞仲耘的一個記錄片。這部影片所以送給了你們學生社團聯合會,是因爲這部片子不可能在公衆影院或是電視臺看到,但是對于一代年輕的學子,我想,你們最好能够瞭解一下。

我一直在强調一點,文革很早就開始了。也一直在强調一點,一直到今天文革幷沒有結束。那麽我想從我們這代的青少年談起,也就是說,從青少年眼中的文革青少年經歷的文革來談談我對文革的一種感受、認識和反思。

我是1949年生的,哦,很長時間被人家美譽爲共和國的同齡人,我們的小時候被稱作是祖國的花朵。我們常年是聽著這些美麗的充滿了壯麗的夢幻的兒歌長大的,有些歌甚至一直傳到了你們這一代,包括像《讓我們蕩起雙槳》。1949年讓中國社會的形態進入了一個夢幻般的急劇的轉變,所有的中國人都不知道這樣的一個時代是如何開始的,它會向何方走去,但是有一點,就是它充滿了巨大的魅力,它的新鮮感,它的豪情壯志,它的全新的社會結構和全新的社會語言,讓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大師們,在那一瞬間都糊塗了,因爲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宣告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而我們很長時間裏面是把1949年10月1號當作我們民族國家的生日,有首歌叫《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國》,那麽就是說在1949年10月1號以前,我們的祖國是不存在的,她從1949年10月1號才開始誕生了,一個民族國家才開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這樣的一個極具烏托邦色彩的一種宣傳,它讓所有的中國人陶醉了。在這樣的一種陶醉當中,我們這群孩子的父母親,不管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們給孩子的教育,都跟黨中央和毛主席保持著高度的極端的一致。從小我們聽到的話就是"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聽組織的話",因爲組織是黨中央和毛主席在我們身邊的化身。最後還要加上一句"聽老師的話"。那麽,這四個方面對于一個混沌未開的、所有的資訊材料全依賴自己的師長父母和國家宣傳機器而獲得的這一代人,他們的整個成長經歷就必然地打下了這樣的時代的烙印。剛才我挑了七首歌,這七首歌不是我們全部的內容,在我們數以萬計的歌曲當中,我是比較隨機地挑的。這七首歌首先是要我們熱愛党,熱愛祖國,第二是熱愛領袖,熱愛領袖在其後的十幾年當中就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了,領袖就是一切。然後呢,要堅决革命,勇于鬥爭,要把一切敵人消滅乾淨。那麽剛才看到的一個短片的開頭實際上就是北師大女附中那些平時如此儒雅的女生,她們在實踐著多少年以來我們的政治教育、我們的社會教育、我們的家庭教育、我們的文學藝術的審美教育教給她們的一切。用棍棒,用拳打脚踢,在幾個小時當中結束了自己一個老師一個校黨支部書記的生命,而她們沒有任何的犯罪感,她們認爲自己是做了一件天經地義的、符合革命的道義原則、符合我們多少年教給她們的這樣的一種革命倫理事情。

我記起來我在文革初期,在一次街上行走的時候看見有一個老人非常艱難地拖著一輛板車,板車上是非常重的東西,我現在記不起來是什麽東西,好象是櫃子和書這一類的東西,剛好他過一座橋,一座小橋,就在我們現在的湖北美院附近,原來叫雲架橋,一個小橋。我就上去幫他推,因爲我們同時也受了另外一種教育,就是雷鋒式的教育。當我推到一半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大喝一聲,他是個地主,你幫他推?這個時候,我就不知道該怎麽辦好了。還剩一點他就要上到橋頂了,我如果幫他一直推上去,我等于是在明知他是地主的情况下,我還在幫忙,我就失去了階級立場。我如果是不幫他推,他很快就會滑下來,因爲他那時候已經在依賴我後面的推動力了。但是我確實…… 我當時還是停了下來,因爲我當時所受的教育地主是壞人,地主是黃世仁,是南霸天,是周扒皮,我們所有的教育都告訴我們,這個地主是這樣的一類人,儘管這個瘦弱的老人在我看來一點不像在電影、動畫片或者是雕塑、小人書裏邊那樣面目。但是,既然有人那麽說了,我就只能說我要跟這個地主劃清界限。那麽,當時的青少年,他面臨的一個問題是什麽呢?他受了十七年的這樣的教育,這個十七年的教育極其成功,通過家長、老師、學校和各級組織,以及到我們全部的宣傳媒體(當時沒有電視,我們聽到的是廣播,我們看的是電影,還有舞臺上的歌舞),而我們能够接觸到的,通過正常渠道能接觸到的絕大部分書刊教給我們的就是我剛才說到的那些。就像一個孩子,他一直在吃一種最單一的食品,他永遠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可以吃的。他在吃糠,是最粗的糠,而且有人告訴他,這是最好的糠,是世界上唯一的不可取代的一種食糧。所以在這一點上,數千萬的青少年(我說的是在校的)就順理成章地走入了文革。當這些人過了十年以後,1976年文革結束,1977年恢復高考,很多人回頭控訴文革,說文革耽誤了我十年的青春,文革剝奪了我上大學的權利,文革弄得我回城無路,那麽我想說一聲,當初這些人,幾乎沒有一個(起碼在我的視野裏)是反對文革的,是拒絕走進文革的,或者是內心有很大的抵觸的。文革對于這樣的一批青少年來說,不管是初中學生還是在校的大學生,他們迎來了一個自己的節日。我記得當時,在文革前幾個月,我寫過一首很短的詩:"青春的翅膀,在焦躁地拍動,它想沖出操場、教室,書桌和課本,這一切都是四角方方的樊籠……"因爲在文革前的17年,我們一方面受著嚴格的禁欲主義的教育,英雄主義的教育,理想主義的教育,極端的烏托邦的教育,但同時,我們在和我們的內心做著極其艱苦的掙扎,起碼對于我個人來說是這樣的。我想,像我這樣的人有一批,可能不是非常多,但它面臨著一種價值選擇的痛苦,那就是,當你作爲一個自然人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男孩,一個女孩,一個男青年,一個女青年,當你到了十二三歲以後,當你進入青春期以後,當你有了一定的自我意識以後,當你身上萌生了某種愛意,或者被別人關愛這樣的一種情境的時候,那麽有許多東西是人類天生就具備的,你有個人的一種情懷,你有思念,你有去閱讀許多和這相關的書刊、去看很多與此相關的電影這樣的欲望,你想唱歌,不是唱我剛才放的那些歌,你想學樂器,不是用樂器去演奏我剛才放的那樣的樂曲,而是能够表達一個個人的內心的情懷的甚至是私密情懷的這樣的一種音樂。

(換麥)哦,拿這個,像個小烏龜一樣(笑聲)。那麽當時的青少年,就是處在這樣一種身心分裂極端矛盾痛苦當中,而在當時,可以說後來文革所有受害的領導、老師或者是自己的家長,都參與了謀害自己孩子的過程,他們誰都不讓孩子說出自己想說的真話,包括那些很明白事理的家長,包括那些在這個世上生活了數十年之久,甚至大半個世紀的家長都不跟孩子說真話。我想,可能是49年以後的歷次運動讓所有的中國人,特別讓中國的明白人閉上了嘴。

我們1956年入校的那一批一年級學生,到了第二年,學校的很多老師,特別是我們喜歡的一些老師不見了,後來發現,有一些老師已經到操場上掃地了。但是沒有人跟我們說爲什麽,發生了一些什麽事情,更沒有人說這個人實際上是個好人,他是被冤枉了,或者說他不應該受到這樣的懲罰。那個時候社會就已經開始對我們隱瞞真相,所以當隱瞞真相的這些老師在九年以後,他們自己在校園裏受到衝擊的時候,沒有人會爲他們說話,包括那些在五七年打了許多右派的幹部,到了六六年底,被作爲走資派拖到舞臺上操場上或是大街上游鬥的時候,也沒有人幫他們說話,那麽,作爲我們這一代青少年,到了1966年文革的時候,恰恰是有勁沒地方使,我們當時有很多同學密謀要去越南打仗,不是去跟越南打仗,要去幫越南和美國佬打仗,因爲當時越南已經開始跟美國幹起來了。越南的那樣一種艱苦卓絕的戰爭,通過電影,通過歌舞 ——我現在還記得當時有一部歌舞片叫《椰林怒火》,非常優美,非常凄切,但又非常激昂的一台晚會拍成的電影,還有一部話劇叫"南方來信"——把整個越南的這樣一種戰爭,無限地詩意化了。本來我們這一代人就經常感慨,我們要早生幾十年多好,我們可以去爬雪山過草地啊,我們可以去抗日戰爭啊,我們可以去打蔣匪啊,我們可以跨過鴨綠江同美國去打仗啊,恰好碰上了一個比較長的和平時代。

那個時候,我剛才說到,整個社會開始營造一種氣氛,一種什麽樣的氣氛呢?一種高度的戲劇化的氣氛,一開始的時候是美國打過鴨綠江,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然後就是很多很多美蔣特務還潜伏在大陸,經常要辦這樣的一些展覽,哪個地道裏邊抓住一個老頭,鬍子已經一米多長了,他在地道裏面生活了十幾年,天天在底下發電報。然後還有誰家誰家水缸裏面躲著個什麽人。街頭上修皮鞋的是特務頭子。這些東西真真假假,但它確實營造出一種非常戲劇化的氣氛。而我們許多兒童讀物,它也是在渲染這些東西,我記得我最小就看到一本讓我感到恐懼的連環畫,有一個孩子,七八歲的孩子,半夜起來聽到父母親的房間有滴滴噠噠的聲音,他出于好奇,他從門縫裏偷偷一看,他父親在那兒發電報!他立刻想起了一部反特電影,他就開始做思想鬥爭,是要自己的父母,還是要革命,所以最後他决定檢舉揭發自己的父親。這個晚上他偷看他父親發電報的這樣一個畫面情節,讓當時五六歲的我感到莫名的恐懼,這種恐懼就是說,你身邊就有一個大壞蛋,而且他很可能是你父親。所以當時我們這代人就在這樣的一種戲劇化的情緒當中慢慢長大的,越長大發現我們面臨的問題越多,我們面前的危險也越多,我們成天生活在帝修反的包圍當中,蘇聯老大哥沒有叫幾天,然後說蘇聯變修了,蘇聯要我們還債,要我們全中國人民餓肚子。然後呢,印度在喜瑪拉雅山那一邊打起來了,然後國民黨蔣介石在東南沿海也開始反攻倒算了,美帝國主義打越南是想通過越南進攻我們中國,所以我們處在一個全世界的邪惡勢力的包圍當中。每一個處于這樣這種戲劇情節的青少年也都把自己戲劇化了,也都把自己作爲戲劇當中的一個角色,當然是一個正面的角色,而且陶醉于這樣的角色當中,陶醉于這種浪漫主義的情懷當中,希望自己有一天在現實生活當中真的變成一個他所羡慕的小英雄一樣。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我們幾個同學,在我當時讀書的那個學校附近突然發現一個穿風衣的人,五十年代末期,穿風衣的非常少,爲什麽呢?當時穿風衣的在電影裏面全是特務。(笑聲)所以有風衣的人也不太敢穿了。我不知道那位先生爲什麽穿著風衣,但被我們幾個學生看起來,我們當時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是個特務。然後我們幾個開始跟踪他,大街小巷跟踪了好半天,越覺得他是個特務,我們當時差不多從下午四五點鐘放學,一直跟踪到天都黑了,結果還是給跟丟了,我們非常非常地懊悔,就是說我們還是沒有經驗,那個時候太小了,所以當時我們就處于這種情緒當中。

1962年,毛澤東發出了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警告,幷且警告大家像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就睡在我們的身邊,一旦時機成熟他就要起來奪取我們的政權。就睡在我們身邊是很可怕的,我們當時沒有想到睡在身邊的到底是誰,但是毛澤東是個語言大師,他讓你有無限的想像空間,所以當時我們就認爲各個地方都有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赫魯曉夫是個什麽人物我們也不清楚,只知道他是蘇聯的頭頭,蘇聯變修了就跟他有關,他是個大壞蛋。

哦,整個的這樣的局勢讓我們處在一種極端緊張的興奮的帶有快感的一種鬥爭狀態中,這種鬥爭狀態像鬥牛場上關在牛欄裏面的牛,像賽馬場上關在馬厩裏的馬,那個蹄子在焦躁地刨著,那個眼神是那種焦躁不安的,要等待著沖出去的那一天。就像我剛才念到的那首詩一樣——"青春的翅膀在焦躁地拍動,他想沖出操場、教室,書桌和課本——那一切都是,四角方方的藩籠。"

整個學校的生活、社會的生活對于當時的青少年來說是極其枯燥極其壓抑的。不管什麽人,他都把青少年作爲自己改造、培養、教育的對象,甚至連家長是地主的,他都會對自己的孩子說一大套革命道理。所以孩子在這樣的情况下,沒有歌兒唱,沒有電影可看,沒有自己喜歡的書看,而强迫自己去接受成年人給他的一切。當時的那個樣子一個狀况下,我想,所以處在當時那樣一種狀况下的青年學生,今天如果如實地捫心自問,當聽最高統帥一聲令下,說可以不上學了,你可以上街去了,你可以去北京、上海,去天津,去海南島,你可以去幹你想幹的任何事情,你只要不反對毛主席,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幹,那麽這樣的一種痛快淋漓的解放感是前所未有的。在這一點上,毛澤東也是一個運動群衆的大師。

我所在的學校是原來的武大附中,我跟武大有四十多年的淵源關係。我們學校裏有很多武大的教職員工和很多著名學者的子女,我們學校的第一次運動,或者說是由此而發軔的文化革命運動,就是一九六六年的六月一號,這個時候高三的學生已經在填志願了。你們學校的人文學院的前院長、博導郭齊勇先生是高我兩届的學長,他們全部都已經在考慮報哪些學校。當時各種動蕩外部信息不斷地通過廣播報紙傳到學校裏面來,批判《海瑞罷官》,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話》,整個氣氛依然是我們生活當中充滿了敵人。這麽一批老革命,老的革命的知識分子,老的革命的文人,他們竟然都是壞蛋,他們居然都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所以,青少年心中的這樣的一種參與到社會鬥爭當中去的熱情被點燃了。那天的運動非常偶然,有同學到儲藏室去拿東西,突然間發現了有一尊毛主席像,石膏的,就是那種開大會用的,放在主席臺上的,就放在那個體育器械室的一個角落裏面,可能有一段時間沒用了,上面有一點灰塵,一個同學馬上大叫起來了,說我們學校的領導是修正主義分子,他把我們偉大領袖放在這樣陰暗肮髒的地方,渾身蒙滿了灰塵。他這一呼一鬧,很多同學也都跟著動感情了,你不動感情還不行,就說明你對毛主席沒有感情。很多人就把那尊毛主席像抬出來,一邊抬著一邊高呼口號,一邊游行,圍著操場打轉轉,就那麽開始把矛頭對準校長校黨支部。

從六月一號的這次偶然的革命行動開始,我們這些高三的學長們就沒有上過課了,一直到十年以後。所以,當這些人以後順應著某種主流話語,說四人幫奪去了我們受教育的權力,我笑著說,是你們自己摻乎到當中去,那時候四人幫還沒有出來,王洪文還在上海什麽工廠做他的保衛幹事,其他江青姚文元張春橋還沒有幫起來。我說你們自己當時願意這樣子,我說我當時也願意這樣,我們那時不想上學了,認爲學校的這種嚴酷的教育,這種極端無味的與青春欲望衝突的生活方式,沒有多少學生願意再把學上下去了。

緊接著一來,可以上街了,可以去破四舊了。破四舊也很痛快啊,到街上去一看,哪一個牌匾是封資修的,把它卸下來一砸。而且那個時候,黨中央和最高領袖給予了學生前所未有的權力,幾個社論一下來,那學生就是像——打個比方,就像希特勒的衝鋒隊,到哪兒都得聽他的,所有的人在他面前,包括幹部,包括警察,包括那些工人老大哥,都是唯唯諾諾服服帖帖,你要說到一個工廠去,說你這個地方得放毛主席像!廠長都得出來給你賠不是,說馬上放,馬上放。所以當時學生的那種感覺,從十多年來被管教的一種角色,突然變成"天下者我們的天下",這樣的一種感覺確實非常痛快。

然後,可以串聯了。那個時代,市民的孩子,甚至包括一些高級幹部的孩子,是沒有出去旅游的條件的,當時收入都不高,承擔不起交通費用,沒有幾個人可以說,我暑假要到北京去一下,我寒假要到上海去一下,很少。我估計我們班呢,四十幾個同學,沒事出過省的,不會超過百分之十,一般的人絕對不會讓自己的孩子花上十幾塊錢到北京玩一趟。現在,突然讓他放飛,可以去任何地方,特別是去見他們最神聖的領袖毛澤東。當時的這樣的一個狀况,後來人是無法想像的。我想在今後怕是永遠不會再發生了。這樣的一種苦難一種激越,讓數千萬的學生經歷了人生第一次最高峰的體驗,第一個體驗就是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擁擠的火車。我記得我去北京是稍晚一點,1966 年10月31日晚出發,而當時因爲出發的列車站點比較多,我們從武昌走到漢陽火車站,上車以後我發現,我的一隻脚沒有地方放。(大笑)當你往下踩,都是人家的脚背或脚後跟兒。那麽我所站住的地方,就是我一隻脚的地方,就那麽一二十公分,當你這只脚站累的時候,你趴在人家肩膀上,把這只脚拔出來,然後另一隻脚再放進去。(大笑)哦,基本上,全列車都是這樣。衛生間裏,有一次我數了一下,擠了上十個人。(大笑)行李架上都是人,那麽窄小的一點地方,人頭尾相接一溜排滿,那可是最好的臥鋪。原來的行李架就是幾個鋼筋上面拉了幾根繩子。然後呢,硬座的底下是可以躺兩三個人的,但必須蜷著腿。最絕的是在硬座的背上可以躺一個人,我小時候聽過一個故事,說一個人在扁擔上面睡覺,它比扁擔還要困難,因爲扁擔還有長度,它的長度不够扁擔那麽長。但是大夥一點也不怕苦。我去北京時站了二天三夜,這其中有的女生一路上沒有上厠所,有的女生下了火車以後鞋脫不下來,褲子脫不下來,下邊都腫了。但就是這樣,依然前仆後繼,一批一批地往北京跑。

到了北京以後,見了毛主席,逛了頤和園,看了北大清華,也都滿足了。然後有的人就繼續往延安,往井岡山,往青島,往內蒙,往很多革命的根據地或者不革命的風景區去逛去了。這個時候,青春的這種能量的散發到了一種極致,再苦再累再餓,大夥都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而且當時還有最大的好處,就是出了門就可以一分錢不花,你到哪兒去都是免費的。到了北京,馬上有人接待,毛主席的客人來了,非常熱情,然後每人發個乘車證,每人發飯卡,對于有些原來家境比較困難的人,在北京的時候可能是他吃得比較好的十幾天,早上有兩個大饅頭,一個鹹菜疙瘩,一個煮鶏蛋。中午,你如果回來,有一碗面,晚上也是一碗面,還帶一點兒葷的。那麽這樣的生活確實是一種烏托邦的生活。有的人在全國轉了一圈以後,身上帶的5塊錢一分錢沒花,反倒還多出來10塊錢,有的接待站可以借錢的。拿個學生證登記一下就行。回去以後再還。于是有些人就帶了10塊錢回來。有的家庭比較困難的學生,就靠這10塊錢過了好幾個月。

這樣的一種狀况下,這一代年輕人,他開始體驗很多新的東西,包括男女之情。我知道很多在禁欲主義教育下一輩子沒有跟女生正眼看過的男生,他的初戀就發生在串連的路上。她就是自己隔壁的,同座的,或一個車厢的女孩。因爲那時候沒誰管得了他們,他們是革命小將。這讓我想起來老革命們在打下了一個城池之後,特別讓部下給自己招妓,或者是看中了哪一個女下屬,就把她調過來做自己的老婆。那麽我想,在革命初期的革命小將身上,也看到了革命前輩的這種風采。(笑聲)當時,我記得好幾個同學回來以後都說,這次令自己最難忘的,第一個是見到了毛主席,第二個是接近了某某女生,然後還留了她的地址,還在通信。當然那些信現在看來都很可笑,前面是毛主席語錄,"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然後是怎麽樣怎麽樣,沒有一句談戀愛的話。在那個時候對于年輕人來說,能够跟一個异性寫信已經是石破天驚了。所以說,這樣的革命誰不喜歡呢?

這樣的革命發展到什麽程度呢?就是你可以奪權了。按照黨中央社論的說法,一批本原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革命的闖將,他們在大風大浪中接受了鍛煉,成了我們最可靠的接班人。然後給了他們極大的權力——你們是可以揪鬥人的。我從北京串連回來碰到我們班的一個同學,在路上匆匆忙忙地撞上,我說幹嗎?他說,我們到廣州去揪陶鑄。陶鑄是誰?是當時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們說這話就像去抓一個小偷一樣:"我到廣州去揪陶鑄去了。"確實還揪到了,因爲陶鑄在武漢工作過。

這樣的一種氣概,這樣的一種權力,這樣的一種生活方式,我們都從五四運動、第一次大革命、和延安、和其他的大大小小的根據地的年輕知識分子的生活狀况可以找到一些對應。在這一點上,我想所有經過文革的年輕人,所有做過各種各樣的、大大小小的錯事壞事甚至惡事的人,每個人都不能够用一種大而化之的道理原諒自己。但是我們如果往深處追究,這樣的一批人,它是國家機器造就的。就像我剛才說的,這個國家的機器在八九之後造就了另外一批人,這樣的一批人可能是很長一段時間是維護穩定的力量,在很長時間以後呢,很可能是掘墓人。我想談到了這樣的一些往事以後呢,我把文革經歷的幾個階段跟大家做一個粗略的這麽一個介紹,希望大家有一個印象,如果以後還有興趣,可以自己找資料看,儘管現在找資料不是特別方便,但網絡上還是非常多。

沒有人能够逃得開一個發生過的歷史,除非這個歷史被我們已經整理得非常乾淨,被我們認識得非常深刻,已經被我們解决了它所有的問題,要不然,這個歷史會永遠跟著我們一直到多少代以後,還會跟著我們。

文革是1966年5月16號,就是剛才片子裏的5•16通知。這個通知透露了一個信息,只是這個信息在當時沒有被很多人很快地理解——這句話實際上是毛澤東主席說的,當時在報上沒有點明,但是會讀報的人從那樣的語言、氣勢,很快就讀出它背後的人物。(朗讀:)"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文化界的資産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産階級專政變爲資産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經被我們識破,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爲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是5•16通知的核心部分。

5•16通知發出以後,我們省,最先拋出來的幾個人,其中重量級的就是武大的老校長李達。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多少人聽說過這個名字,聽說過的舉手給我看看,好吧?不錯,不錯。最近的時代周報上有一篇關于他的報道,對于李達的經歷,對于李達最後的死,我不知道大夥知道多少,對于造成李達這樣悲劇的具體的人和事,大家又知道多少。因爲文革以後,因爲許多難于啓齒的原因,因爲某些人依然在臺上,他們把當初自己的做過的壞事打一個包,都扔到四人幫那去了,這些人就永遠躲在四人幫那個大包袱的背後。當時可以說,從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到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到武大所有的党政工人員和教職員工包括李達的秘書,都參與了對李達的迫害。李達是6月初被揪出來的,6月初就是我們學校開始鬧騰起來的時候。當時聽說李達被揪出來了,就我的觀察和記憶,沒有一個人爲李達說話。因爲當時認爲,凡是被我們黨揪出來的沒有好人,因爲我們黨數十年的路綫鬥爭階級鬥爭,我們建國以來的歷次重大的反黨集團事件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從解放初期的高饒反黨集團彭德懷反黨集團,到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到四清下臺幹部,我們所有的整過的幹部,都是英明的,正確的,所以李達和副校長朱劭天,黨委書記何定華三個人被揪出來,凑成一個武大的三家村的時候,李達他們三個人的這種最悲慘的命運就開始了。

當時到武大來看李達大字報比現在每年看櫻花要熱鬧得多,而且是成群結隊地敲鑼打鼓地聲援武大的革命師生揪出武大的三家村。武大的很多革命的師生,現場做講解,有的時候還動員工人農民來。我看過上個星期的時代周報上一篇采訪關于李達最後的日子報道上說,有個農民來了以後,拿個鋤頭就要砍死李達,就說李達這個傢伙反對毛主席(笑),這是當時的一種階級感情。還有的人就坐在他家不走,訓他,駡他,學校把高音喇叭安在他的房頂上,一天24小時,一個多月之後,李達就被折騰死了。

這個是文革初期,由各級政府精心策劃拋出來的一批,他們定的所謂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包括我們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曾淳,因爲他的女兒也在我們學校。還包括一些我們熟悉的當時的一些文藝界的領導。這段時間,是一次有組織的政府行爲,或是一次權力內部的一次行爲。剛才的那個片子我想糾正二個地方,一個是這個卞仲芸的丈夫,王老先生,他說"當時造反派進來",我想說這個概念錯了,一個概念用錯了,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都會冤枉一大批人,也會開脫一大批人。當時揪出李達的,不是造反派——那個時候,武漢還沒有誕生造反派——而恰恰是執掌大權的當權派,數月之後,因對待是否要造省委市委的反,才産生了文革中著名的兩大派——保守派和造反派。跟隨執政當局的各級幹部和群衆,大多數都成了都成爲保守派。你們看,光是這兩三個月之間的事情,就是如此複雜,漫長的十多年,幾乎是千絲萬縷一團亂麻,不面對,不清理,就會永遠是一筆糊塗賬 ——這也許正是有些人樂于見到的。但是,歷史常常是此一時,彼一時,會不會在某個時候,又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呢?文革中幾次翻燒餅,昨天還在臺上,今天就進牛棚,上臺的人也强加之罪不讓申辯,這樣的苦果,許多人其實是嘗過的。

文革一開始就沿用了49年以來的一貫的做法,就是去整那些死老虎,打那些地富反壞右,資産階級知識分子或出身不好的人。這與其說是革命,不如說是一種鎮壓,一種權勢的暴力,因爲文革開始的幾個月裏,迫害或屠殺的都是毫無反抗能力的一批人。你看剛才那個卞仲耘,就是說她出身大地主家庭,還有一個就是她參加過什麽北京市委的二月兵變,二月政變,這些都是一些莫須有的事情,一個中學的老師她哪兒去兵變去?但是,因爲我們党的一批幹部,包括劉少奇在內,他們在對待人民和知識分子的態度上,和毛澤東是沒有什麽兩樣的,稍有不從,他們就非常習慣派一個工作組,抓學生,打右派,抓黑手、小爬蟲。當時抓了很多這樣的人,引起了學生的不滿,而學生當中有一批人,也開始分化出來了,你文革說是對準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你劉少奇、王光美到我們北大清華來,怎麽抓我們學生作爲黑手和右派呢?所以這個時候學生當中積聚了很大的反抗力量,還有一點就是他們的子弟在八月份掀起了一場紅色恐怖的浪潮。當時出現了一幅很有名的對子:"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幅對聯强制性地貼到了每一間教室門口,把當時所有非紅五類的人都趕到了一個另類的立場上。而這場聲勢浩大的傷人極深的一個所謂的紅色恐怖運動,除了對準老師以外,馬上又對準學生,學生受到的苦難,受到的壓抑,是他們前所未有的,如果說以前僅僅是在政治上的一種歧視,還可以忍受,後來他們面臨的是肉體上和人格上的污辱。當時已經有學生自殺,特別有女生自殺,因爲女生更脆弱,有的時候她受到的污辱超過了她的底綫以後,她就會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而這一切毛澤東都知道,他讓這場鬧劇再往前演進了一個多月,這一個多月當中,毛澤東一言不發,突然回到北京。回到了北京以後,提出了一個徹底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綫,由十月份的《紅旗》雜志13期刊登出來,第一次明明確確地提出來"我們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理的當權派,是整那些現在依然大權在握的人"。他們這些人在近幾個月以來把矛頭引向廣大的學生廣大的老師廣大的群衆,是一次資産階級反動路綫。那麽,毛澤東這麽一手,立即把三五個月以來積聚起來的群衆的矛盾給點燃了,群衆所有的壓迫感都被這樣的一句話釋放出來,連我們都覺得,一輩子沒這麽熱愛過毛主席,聽過這麽好聽的話,說是要整黨內的,不是整學生,不是整知識分子了,所以當時對這樣的一場運動誕生了文革史上應該界定的後來叫做造反派的一批學生。這些人和前面的紅衛兵有什麽不一樣呢?前面的紅衛兵,我給你們說吧,賀龍的兒子,陳毅的兒子,鄧小平的女兒,劉少奇的兒子,所有中國元老的孩子們都是他們的骨幹。那麽,打死卡仲耘的事件,是由師女附中紅衛兵幹的,這個組織的就有鄧小平的女兒鄧榕,還有那個著名的宋彬彬。其他一些涉及到人命的案件,也都有許多高級領導領導的孩子,他們當時成立了東城區糾察隊西城區糾察隊,就是相當于納粹的衝鋒隊,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們每個人可以隨意地打死人,沒有任何人能可以管他們。甚至是支持他們。當時——剛才王老先生說了,他們說是江青說的,好人打壞人活該,好人打好人誤會,反正是有一套話。當時我們聽到的却是最高當局說的。這樣一來,把整個年輕學生的隊伍分裂成了兩個部分。

當時我們學校是一個知識分子子弟成堆的地方,從你們原來武大的老教務長到中文系主任,到各個系的骨幹的教授,以及水院武測等院校的教職員工的孩子,非常多,他們這樣一種尷尬的處境,他們想革命而不得的這樣一種痛苦,被毛澤東的一句話解放出來了。我們要讓那些革命群衆起來大造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那麽,同樣是一個領袖,這個時候成爲了這一批一直沒有勇氣去套近乎,把毛澤東叫作自己的主席、紅司令的孩子們,他們成了毛澤東最忠實的信徒。我本來今天想請幾個武大原來的老校友一塊來,讓他們在和我的對話中談談他們當時的經歷,他們都特別忙,剛好是博導在忙答辯的事情。但是我可以說,當時幾乎所有知識分子子弟都非常自覺地甚至是發自內心地去歡呼這樣一場真正的革命的到來。這個革命原來是沒有他們資格的,現在毛主席恩准了他們有這樣的資格。這時候他們成立了自己的組織,也叫紅衛兵,但是有前綴,比如說,武漢有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有新華工紅衛兵,就是現在的華中科技大學,有新湖大紅衛兵,有新華農紅衛兵。那麽,這樣的一批紅衛兵成爲了向當時的省委、市委、軍區發起挑戰的一支動力,他們開始完成毛澤東關于文革黨內鬥爭的一個布署。

革命造反這一個階段發展到1967年的1月份,上海開始奪權,中央肯定了奪權。武漢也開始奪權,這樣就進入到文革的奪權階段。奪權的過程各地不一樣,北京上海因爲有中央的人直接在那個地方做後臺,奪權做得非常順利武漢因爲當時有省市委和他們原來支持下的老紅衛兵,也叫老兵,保守派和公安組織,和後起的造反派發生了衝突,這個奪權就變得非常複雜,一直到後來發生了武鬥。這個武鬥也是空前絕後的,是1949年這個國家建立以來在沒有外敵入侵的情况下,人民之間用大刀、棍棒,鐵矛以及其他種種的原始的冷兵器和現代的火兵器進行的一場非常酷烈的戰爭。武大有二個學生在武鬥當中死了。一個叫古朝明,一個叫劉什麽勝,1967年死于武鬥。他們兩個人的遺體被埋在體育館附近的一個小樹林裏(笑),當時還建了一個碑,這個碑和人民紀念碑一模一樣,就是小幾號,大概兩三個人高,連那幾個字都是一樣的,"死難烈士萬歲"。後面是他們的名字、生平、生卒年月。這個碑估計在那兒存在了兩三年,後來被挖掉了。這個碑的挖掉也預示著造反派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的群衆組織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走向了悲劇性的命運。1969年,黨的九大召開,各級政權的秩序基本上恢復。現在中央的領導也好,省市委的領導也好,只要是上了一點歲數,五十歲往上頭,你看那個履歷,1969年入黨,1972年當縣革命委員會宣傳幹事,1975年幹什麽,就是這些人在當時是得勢的,在文革中他是掌權的,他是整個文革的國家機器的一部分。那麽,十年文革,這些人幹了什麽?這些人在當時的觀念是什麽樣的?所以,我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關于歷史問題,關于我那本書,涉及到文革史的某些問題的時候,我說過這樣一句話,沒有歷史的當代人是可疑的。那麽我說的這些人,你如果不把自己的這樣一些經歷,這種心路的歷程,讓你的人民知道,你坐在那個位置上,我們是不放心的,因爲我們不知道你什麽時候還會拿起文革那一套的東西來。你爲什麽不反思你們在文革當中的表現?你們爲什麽不反思你們當時做了些什麽事情?我想,所有的今天的這些在位的領導,多多少少都有些難言之隱,完全不能一洗了之,所以我想這個是第三個階段,1969年建立新的秩序,各級革命委員會建立,九大召開,一直到1976年,這7年當中,主要的鬥爭只是黨內的鬥爭,黨內的意識形態鬥爭,黨內的權力鬥爭。這個和初期的兩三年當中,老百姓和各個階層,因爲自己的利益而自發的或者說在某種旗幟的掩護下,來進行個人利益的訴求——經濟的利益,政治的利益訴求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我想,我們要把文革研究透,這幾個階段,我們是要分清楚的,要不然永遠是一鍋粥,永遠會張冠李戴。第二個,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區,文革的發展不平衡。第三個,同樣是一個口號,一個領袖,一個旗幟,這個旗幟下的人呢,利益訴求是不一樣的。我給你說,在文革最興旺的時期,武漢地區估計有幾百個組織,還是叫得上名字的。當時有——我剛才說了——有最正宗的根正苗紅的出身于高幹家庭的老紅衛兵爲主體的組織,有那種有工人有普通知識分子沒有太多問題的人組成的造反派組織,還有激進的工人造反組織,同時還有什麽組織呢?還有合同工的組織,他們當時提出來的口號是"我們都是工人階級,我們爲什麽拿的錢比正式工要少?"很簡單,他們把這個挂到走資派頭上,他們要求是個人的經濟利益。還有一批,就是文革前的老知青,他們因爲受到政治上的迫害而在1965年以前就被提前下放到農村,進行一種懲戒性的勞動。你們學校的鄧曉芒教授就是這個隊伍中的一個人,他初中畢業以後,因爲父親是在當初的反右運動當中被打下去的這麽一個幹部,所以當時他沒有繼續讀高中的權力,把他發配到湖南一個偏遠的地方,叫江永。江永後來成爲一個人才薈萃的地方,因爲去那裏原都是一些出身不太好的人,或者說思想上不太好的人。那麽,這樣的一批人,他們成立了一個——我不是說鄧曉芒,他沒參加——類似的這樣一批人成立了造反組織, "我們要返城"是他們一個重要的利益訴求。還有一個組織,一直到今天,我們很多文革史專家都沒有注意到的,但當時我注意到了,有一個"中國一九五七右派甄別平反委員會",一批右派自己開始起來爲自己甄別平反,幷且接受其它右派的投訴。他們當時的提法就是,毛澤東今天反對的這些走資派就是當初打我們爲右派的那些領導人,那麽,他們如果今天錯了,他當初打右派也是錯的,因爲按照我們黨的很多這種思路,他們是潜伏已久的階級敵人,他們當初打右派,是因爲我們堅持了革命路綫,他們是修正主義分子。這樣的一種組織,比胡耀邦平反右派要提早十年(笑)。對于當時文革當中的種種色色的社會力量,都起來打著毛主席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旗幟,打著革命造反的旗幟,但每一個組織都不能擺脫他內心深處最真實的這個利益。把這樣的歷史和這樣的人群弄清,也是我們進入理解文革的一個途徑。

文革結束以後,上面有些非常聰明的人發明了一個"林彪和四人幫反黨集團",儘管這兩個集團之間風馬牛不相及,八杆子打不著,甚至有時候還是互相鬥爭的,互相有些牽扯的,但是一旦形成這樣一種話題,所有的人都這樣說,甚至包括那些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覺得這樣說比較方便,因爲他如果不這樣說的話,他會得罪現任的領導,因爲現任的領導爲他平了反,給他恢復了工作,你不能說我不是人家打的,我是你王任重打的,那麽很可能還要打下去,不打下去也還要穿小鞋,所以這樣一種歷史的迷霧,就被這些人一直就這麽吞吐的,到今天就越來越濃厚,越來越迷蒙,讓後來的人可能永遠在他們的叙述語境中走不出來。最後一個階段,我想是1976年一直到現在。很多人問我,德國戰後,他們爲自己的法西斯主義,爲他們的納粹運動,做了極其深刻的反省,爲什麽中國做不到?我說,二戰以後,納粹的組織從他的價值上是被徹底摧毀了,他的法西斯主義也沒有任何實施的可能,儘管在以後的歲月當中,有很多小型的有法西斯傾向的群衆小團體,但他不代表這個國家的基本力量。我說,你要搞清楚,中國的文革是以一次宮廷政變完結的,類似于玄武門之變。那麽這樣的一次政變,他沒有可能真正地清理文革的問題,而從上到下的我們的基本的幹部隊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歷史的各個時間是互相交錯互相叠加的,這樣一支隊伍,你不可去清理他,况且這樣一個隊伍在很長的時間裏邊,他依然要打文革的旗號,要打毛澤東的旗號,就像華國峰,完成了玄武門之變以後,他依然是要執行偉大領袖的遺願,要按照毛主席說的一切去做,儘管後來鄧小平把他作爲凡是派打下去了,鄧小平堅持的,從骨子裏面,從基本理念上和政治的基本框架上,還是毛澤東的那一套,還是這個執政黨的若干年的那一套。所以說在這一點上,我說中國的文革幷沒有結束,它什麽時候結束了,我們才能够迎來一個真正的新的時代,迎來一個真正的我們覺得天下清明的、法制健全的這麽一段歲月。

73、74年的時候,當毛澤東發起第二次對黨內走資派鬥爭的時候,就是因爲1969年之後一批幹部複職,而他們因爲在67、68年受到一些衝擊,複職以後呢,一個想出氣,一個想張揚,第三個要想補償損失。所以那段時間,是他們濫用權力最多的時候。所以不久之後,毛澤東基于黨內鬥爭的需要,掀起了一個反開後門的運動。開什麽後門?就是給自己的孩子提供一些好處,這個同今天的貪官污吏相比,是小巫見大巫了。比如說大夥都下農村了,去東北,去建設兵團了,他把自己的孩子弄去當兵了。別人的孩子是到廠裏當翻砂工,他的孩子可能是化驗員。別人的孩子入伍三四年還提不了幹,他一兩年提幹了。包括很多物質上的,占小便宜,或者收受一包烟啊,一瓶酒啊,在當時那種泛道德主義的時代,這種事情都被人家看作是不能容忍的。如果你有招工的權力,你收了人家的一塊表,一輛自行車,那就是犯了大忌了。所以當時這些幹部一出來,我記得當時有一個老先生對我說過,這些人回來要巴本的,武漢話就是說,把失去的東西要加倍地搶回來。到了1976年以後,又有人說過,這些人出來又要巴本了,那麽這樣的話在後來的30年當中不幸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我們的現實生活所證實。爲什麽這樣的事情會不斷地循環、反復,而在等到下一次另外一個非理性的運動,甚至是暴力的運動,我們才做另外的一種應對呢?所以今天我們在這裏談文革,是談歷史,也是在談我們的現實,我們希望,我們對文革的一個粗略的認識,能引導我們把握文革的命脉和它的走向,同時也是讓我們對我們的今天有一個更加深厚的瞭解,對我們的未來有一個瞭解。如果說,這一點做不到的話,那我們很可能還要面對一次文革。前幾天剛好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一個左派網站的(笑),它的題目叫《特大新聞》。這個新聞有點搞笑,但是它確實反映了一些人的那種思路:"中國科學家成功克隆毛澤東同志,各項生理指標處于其50歲水平。新聞發布後引起强烈反響,奧巴馬立即聲明:美國在三天之內廢除與臺灣關係(笑),幷撤走在亞洲的一切軍事力量。日本首相于當天下令炸毀神社(笑),幷指出釣魚島是中國領土幷賠償中國侵華損失十三萬億美元。歐盟聲明:解除對華武器禁售。梅德韋杰夫簽署公告稱大興安嶺以北三百萬平方公里屬中國(笑)。蒙古向聯合國遞交聲名稱,蒙中歷來是一個國家(笑)。表示一切聽從大陸安排(笑),幷申請到文史館當巡視員。金正日正式通電六方會談代表,按主席指示辦(大笑)。國內形勢迅速扭轉:達赖躲進一個小寺廟專心念佛,宣稱不再參與政治;24小時縣級以上幹部退繳贓款 980萬億(笑);企業主動改制歸公;129萬二奶主動控訴貪官罪行;2500萬三陪女一夜之間從良(大笑);全國股市一片紅;房價下跌60%;房地産商紛紛跳樓自殺(大笑)十三億中國人民再次唱起了: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些東西在網上流行,好多網站都有。它說明了一個什麽東西呢?就是我們的老百姓,我們的弱勢人群,當他感到極度的無力感的時候,他希望有一個强勢的君主,來解救我們,那麽這樣一種思路,依然是有可能暴發文革的思路。如果說今天有這麽一個人出現了,說我給你們大學生跟當初紅衛兵一樣的權力,你們可以把校長打一頓,你們可以把老師趕出校外,讓他們去給你們掃街,你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你可以到美國串連,到北京串連,你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接管什麽什麽,我想在座的很難抗拒這樣的誘惑,因爲這樣的讀書,這樣的就業,這樣的人生,它在越來越艱難的情况下看不到一種公正,看不到一種法制,看不到一種非常光明的前途,那麽他積累了這樣的一種情緒,他沒有一種適當的理性,他最後也會變爲文革的一種基礎。我講了一個半小時。我想剩下的時間給大夥提問。大夥可以隨便提,我盡可能坦率地答。


後半場與學生對話開始:

一女生:我聽我父母說,我們這一代人好高騖遠,我們上一代人是處在一個激烈的時代,所以他們的性格當中有激進的成分。但是我們作爲這一代人,生活比較安定比較舒適……然後我想問一下,你怎麽看我們這兩代人的差別?

答:剛才那位小學妹啊,提的問題挺有意思。她說有人提出來他們父母這一代——也就是和我們相接近一點吧——是處在一個比較動蕩的、不穩定的環境當中,不管經濟的,還是政治的,所以他們比較容易衝動。而你們這一代呢,是在一個比較舒適的、富裕的,平和的環境中,所以不可能有參與這種運動的衝動,但是我想,這個問題不是絕對的,與文革同時發生,或者稍後發生,有世界範圍裏的幾大學生運動,日本的,香港的,拉美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國的68年的"五月風暴"那種紅色運動,法國的那些學生都很舒服的,也很浪漫的,國家對他們非常寬鬆。他們在追求一種信仰,追求一種理念,有的時候,人幷不是非要因爲個人的某種利益得失,才去幹什麽事情,特別是年輕學生,他有一種崇高感。今天有很多年輕的知識分子,他們幷不爲自己,他在爲別的東西,在那兒奮鬥,在那兒冒險,在那兒吃苦。所以在這樣一點上,我不太相信物質决定論,有的時候恰恰是這些比較舒適的年輕人,他們因爲一種道德感崇高感的鼓勵,有時候會做出比別人更衝動的事情。


(念紙條)老師請問您對入黨一事怎麽看?(衆大笑)

答:紙條很多,我就簡單一點說啊,我沒有入黨啊,所以我只能從旁邊看。我的一些親友也入了黨,但是我知道他們入黨不都是因爲自己的信仰,主要是因爲利益。我只能說,你儘量做一個不壞的黨員。(掌聲)


(念紙條)老師您好,建國以後的歷次運動中,毛澤東把許多他當年的戰友們拋出來了,說他們是壞蛋,說他們是赫魯曉夫是野心家,說彭德懷是蘇修特務。他們就沒有一點別的辦法了嗎?

答:數十年當中,包括劉少奇,包括彭德懷在內,他們自己也出了力,把毛澤東捧到神的位置。當他們發現聖上也對自己發威的時候,已經一點辦法也沒有了。劉少奇最後說了一句非常苦楚的話,當紅衛兵要把他趕出中南海,要揪鬥他的時候,他突然喊了一聲,你們知道是誰最先喊毛主席萬歲的嗎?是他最先在延安帶頭喊出毛主席萬歲,但毛主席依然沒有放過他。最後怎麽迫害死的是一個非常含糊的事情,沒有自由了,然後不斷地被批鬥,然後沒人管,最後以一個化名死在河南開封,死的時候身邊沒有人。彭德懷也是這樣,彭德懷也是最後被折磨而死。所以中共黨內的這種鬥爭是極端殘酷的,有的時候比封建宮廷的鬥爭還要殘酷。


(念紙條)老師您好,我對江青這個人很感興趣,非常想知道她是怎樣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又是怎樣在文革中翻雲覆雨,很想聽聽您對她的看法。

答:江青是個很複雜的人(笑)。江青是一個很有才華的女人。江青是一個懂藝術的人。同時江青也是一個殘害過很多人的這麽一個人。她在最後審判的時候自己說了一句真話——"我是毛澤東的一條狗"。那麽,她實際上,在那樣的環境當中,她作爲毛澤東的學生,作爲毛澤東的夫人,作爲愛著毛澤東的這麽一個妻子,她跟著毛澤東幹,努力實現毛澤東的意圖,是太正常不過了。所以我覺得在對待江和毛截然不同的態度上,我們這個策略做得不是很合適。以後我想會對他們都有一個更加合符真實的、更加公正的評判。江青後來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沒有辦法擺脫這樣一種罪名,她就自殺了。

這個後面有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念紙條)我想問一下毛澤東在文革當中起了怎樣的作用?文革的錯該不該怪毛澤東?

答:如果不該怪他的話,很多人都不要怪了,因爲他是一個决策者發動者,從頭到尾的領導者,那麽文革當中,可以說任何一個步驟都在他的掌控之下。當中有好的,但大部分,甚至絕大部分是不好的。我剛才說到了,我不想從政治上去簡單否定這麽一個人。毛澤東是一個有浪漫情懷的人,是一個有幹大事業的宏偉理想的人,但是也是一個有極大的歷史局限的人,再加上他個人性格上的問題,性格上的毛病,他對當今世界上所有現代的知識文化的疏遠,或者說拒絕,對英美的文化西方文化,他的瞭解是非常少的。他對中國的封建文化瞭解和吸收的是非常多的。可以說這是一個偉人的悲劇。如果說,49年以後他携憲政之風,能够走一條新的憲政之路,那麽,他將是我們國家三千年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人。現在他自己把他自己打倒了。以後對他的分析可能有更多的批判的東西,只是我們當局還要用這面旗幟,用他的威望,來維護一種穩定。說得不對,你們可以批評。(掌聲)


文革與89學潮有相似的地方嗎?

答:文革和89的,可以說文革的某一個階段和89是相似的,就是當毛澤東在1966年10月提出來向一批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造反的時候,有一批學生基于一種最基本的價值,可以說公平,比如說求真,比如說理性,比如說對于很多歷史問題的合理的解决,比如說對特權的憎惡,他們去反對一些原來奉爲聖靈的那些黨政軍高級官員。就我個人來說,我對那些運動初期被批判被打倒的那些所謂的牛鬼蛇神和修正主義分子、黑手、黑幫,我幷沒有太多的惡感,我甚至和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成了好朋友,包括寫《苦戀》的白樺,包括我們市里的很有才氣的文藝界領導人程雲,包括寫《九九艶陽天》歌曲的作曲家高如星,因爲我知道他們是十多年以來一直被打的一個人,而今天用權力的力量,用從上到下的方式把他們再拖出來打一頓,最簡單說是不够厚道。第二,他們已經被他們當年的事情付出了代價。所以當後來把矛頭對準到省委書記軍區司令的時候,我倒是很高興,因爲這些人一輩子做了很多整人的事情,而且有些時候,不在于他們的路綫對不對,比如我看陳再道的大字報,別的我都沒記住,我就記住了他看病的時候摸人家護士的屁股,這個我就想,你原來把自己說得那麽崇高,你看病的時候摸了護士的屁股,還奸污了多少多少人,而且還有當事人出來揭發,這種最簡單的道德底綫你衝破了,我就認爲你不是個好人。我想很多人當時起來造這樣一批人的反——比如說你拿高工資,你多吃多占,你給自己子女謀利益,你還有很多超越了做人最簡單的底綫的行爲的時候,我覺得這比你的錯誤路綫更令人厭惡,起碼對于我來說是這樣。(掌聲)


(念紙條)老師我想多知道一些李達的事情。

答:我想作爲武大學子,知道武大的這麽一個著名的老校長李達,應該是題中應有之意。李達的故事很長,我想簡單說一下,他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毛澤東的同鄉,比毛澤東長三歲,學問、資歷、家世都比毛澤東强(笑)。後來因爲在黨內和某些領導人關係不和,退了黨,去教書去了,到湖南師範大學教書。49年以後他重新又回到了公職人員隊伍。58年到武大,當時他是湖北省官職最高的一個人,6級。另外一個6級我不知道是誰,我只知道李達是6級。李達當時因爲和毛澤東這樣的關係,對某些人吹捧毛澤東的哲學到達了頂峰,他是堅决反對的。可能他不知道自己堅持這麽一家之言是得罪了毛澤東的。他和很多人都爭辯過,他說哲學沒有頂峰。在這樣一點上,李達還是堅持了一個科學家的良知。但是李達又是一個詮釋毛澤東哲學思想最有貢獻的一個人,毛澤東思想最後得到這麽廣泛的傳播,幷且這麽富于學術的力度,我想李達功不可沒,所以我不知道這是好事還是壞事。李達在57年反右的時候,從學術的角度對右派進行過非常犀利的批判,但他都僅僅止于學術,但他畢竟是這樣的一個理論機器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件,所以當1966年他陷于自己所鍾愛的、付出這麽大代價的政權的汪洋大海中的時候,我想他應該是痛苦萬分甚至是死不瞑目的,這就是一個一代中國哲人的悲劇。他不如當年一起共同學過某種專業或者也當過武大校長的王世杰,人家到了臺灣,下場比他要好一點。(掌聲)


問: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您剛才說的,毛澤東是這樣一場運動的策劃或者說領導者,所以我對這一點還有疑問,首先,造成這麽大的一個灾難,如果把它歸結爲一個人的原因,對于我來說是不能認可的,有些就像您說的,文革在那之前有它的起因,毛澤東這個人,比如說黨內,或者說社會的環境造成了他後來的一種錯誤决定,所以我覺得在面對毛澤東是否是一個文革的策劃者,或者說是一個煽動者,我覺得我們應該把問題的焦點集中在之前的那段時間,是一個什麽樣的大環境才造就了毛澤東的這種極端的做法,所以說,我覺得毛澤東犯的一些錯誤,是不是因爲黨內的環境,社會的環境,造就了毛澤東的錯誤决定——

答:我來先把第一個問題答了,要不然忘了,一會兒你還可以說第二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我剛才可能沒有講清楚。實際上文革是一個機構所操作的,但是是毛澤東發動的,毛澤東策劃的,在文革的整個過程當中,中國的整個政治機構幷沒有癱瘓,它最高的那一部分依然在有效地運行,包括周恩來,包括其他的一些政治局的常委,包括軍隊。他們都在有效地運作這台機器,中共這台機器是具有非常强的生命力的,有時候一百個人就剩下五個人,它還在那兒運轉。那麽文革之前呢?我想,你們如果瞭解一下"四清"史,也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史,你就知道劉少奇一行,在毛澤東的文革之前搞過三年的小文革,就是在我們的農村,清幹部的思想、經濟、組織、作風。當時所有的做法和文革一段時期的做法是一模一樣的。劉少奇在本質上說,如果毛澤東不打倒他,他絕對是一個文革的好幹將。鄧小平不打倒他,也是個好幹將。那麽這樣的人,我想,我們不去追究他們個人的品質,這確實是一種政治制度和一個政黨的框架造成的,所有的人進去了,你都沒有辦法逃脫,你除非滅亡。現在問第二個問題。

問:第二個就是說,很多問題提到了,文革當中,群衆參與的熱情這麽高,主要是當時的那種境遇和欲望的矛盾,我想,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矛盾,比如你們那個時代,是一種對理想的追求,是一種教育和禁欲的矛盾,在我們這個時代,是對理想的追求或者是對愛情的追求,或一種教育上和經濟上的矛盾,但在我們這個時代也有我們的想法,比如說,像今天這種競爭吧。但是您那個時代可能是矛盾的焦點集中在一種權力的爭奪上,在我們這個時代許多人在一種經濟的追求上,像您剛才說,我們現在的時代可能出現文革,現在這種新的矛盾,也是造成一種文革的原因吧。我想請問您一下,對于我們學生來講,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將何去何從?比如像您剛才說的,我們是否應該入黨,入黨獲得即得利益,比如學分加分,保研啊。但是這種既得利益會和理想有衝突。

答:我不反對一般意義上的入黨。我剛才說了我的親友很多都入了黨,我希望他們做一個黨內的好黨員,而且希望做黨內的健康力量,以後能讓一個黨改革得更好一些。不管以後依然是一黨專制還是有多黨共存,那麽只要有一些基本價值認同的成員在各個黨派裏邊,這樣的對話,這樣的合作,這樣的競爭,甚至這樣的PK,都是有積極意義的。這個現在我們從西方政治當中已經看到了很多良性的例子。包括南非,包括解體之後的前蘇聯現在的俄國,包括整個前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他們都做得比較好。你剛才說到了年輕人,他的這種精神的追求,我覺得現在關鍵一點,就是要尋找到一種最基本的價值方向,如果說整個社會在迅速地犬儒主義化,功利化,在這樣的一種情况下,我們能够保留自己靈魂當中最後一點純淨的東西,我們知道什麽是好,什麽是不好,有哪些東西,有哪些底綫,我們不可超越,不能踐踏,那麽,我覺得這樣做下去還可以自救。如果說,一個人幹的壞事,幹的超底綫的事情太多,他最後就會放弃掉自己的所謂精神追求。我們現在所以有那麽多官員成批地、前仆後繼地腐敗、墮落、貪贓枉法,就是他們在不斷地這種自我消蝕當中。他們最後的一點底綫自己都不好意思堅持了,因爲你做了一次,做了二次,你就再沒有一種道義感,去堅持那個所謂的普世的價值。今天的學生,我覺得還沒有踏上社會,你們會面臨的問題非常多,你們一旦工作,你們會發現你們在學校的生活簡直是一個烏托邦的世外桃源。當你們進入到社會當中去的時候,你們發現自己是多麽地無力,那個時候會面臨很多人生的痛苦,會有新的選擇,那麽很多人都會選擇投降。(掌聲)

問:不好意思,打斷您一下。剛才您講的那個,我覺得我受到的啓發就是您講到的解讀文革這樣一個瘋狂的時代,它的關鍵問題是我們所受的教育,那麽當時十二三歲的青少年,身心發育的時候是受到壓抑的,所受的教育是缺乏真善美的,您是這樣講的嗎?(答:對。)那麽我想結合當代大學生所接受的教育呢,您覺得我們所設置的課程當中,"美育欣賞"是叫美嗎?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叫真嗎?思想道德法律基礎是叫善嗎?如果是的話,您對我們這樣受過真善美教育的學生滿意嗎?您覺得我們還會去發動第二次文革嗎?(掌聲)

答;我想,你自己已經回答了。是叫真嗎?是叫善嗎?是叫美嗎?就像我聽到的一首歌一樣,把《社會主義好》這首歌改成了——(唱:)"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嗎?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嗎?"一樣的。(掌聲)那麽我想,你們自己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應該有自己心靈的感受和選擇。這種强加給學生的科目,是我一直深惡痛絕的。我可以贊同在學校裏面開設你剛才說到的所有的課程,但是學校也要開設另外的課程,讓學生在自由的學習和思考當中自己去得出自己的結論,而不是用强制的手段讓人只接受一種理念,一種學問,有的甚至是僞學問。(掌聲)


問:對于我們這些90後,我們到底是過分地相信黨了,還是對黨相信不足了?(大笑)在您那個年代,會不會有人提出我們要不要入黨的問題?這幾乎是不可想像的?我們現在到底是黨說什麽我們都信,還是黨說什麽我們都不信?(笑)

答:文革當中有一首毛主席語錄歌——(唱)"我們應當相信群衆,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麽事情也做不成了。"(大笑,鼓掌)一個人信不信什麽東西,是自己的事情,如果要別人說,你要相信黨,那可能就有點糟糕了。我相信一個人,是基于我對他的認知、觀察,然後自己得出來的結論。如果輔導員說,你要相信黨啊!我覺得這樣的黨可能有點問題了。(鼓掌)


(念)老師你好,我們知道,周恩來盡了自己最大的力量,來扭轉文革的局面,但是我們也知道,周恩來一直維護著毛主席的威望的,請您談一談周對文革的影響。

答:周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物。周身邊的人,包括對周恩來研究多年的人,最近一直在寫關于周恩來的文章,有些文章在大陸出來了,有些文章出不來。關于周恩來這個人,儘管他滿身的現代知識分子氣,留過法,在國際外交舞臺上縱橫捭闔,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人。但他骨子裏面,那種封建權相的東西還是太多。他是一個心裏什麽都明白,但是幹起事來,完全沒有自己理念的這麽一個人。他在文革當中,有多次機會,是可以扭轉,减緩,甚至改變文革的方向的,但是,他對毛澤東的敬畏甚至恐懼,讓他放弃了很多這樣的機會。這是文革史上另外的一個話題。他是一個悲劇式的人物。本來像他這樣的一批人,上個世紀初,受過五四運動的熏陶,沐浴過西洋風,又讀過很多西方現代著作的人,他們應該比毛澤東更能够建設一個現代的憲政法治國家,但是他們最後還是被這個湖南韶山沖走出來的鄉下秀才打敗了。中國的土壤,中國的農民,中國的整個文化,决定了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包括像李達這樣的知識分子,最後,只能以自己的犧牲來換取一段慘痛的歷史教訓。(鼓掌)


魏光焰:我在這裏說說行嗎?

答:可以。

魏:這樣說聽得見嗎?

答:這是武漢很有名的女作家魏光焰。她今天來給我捧場(掌聲)

魏:上面有個同學提到了我們的教育問題。再就是這位同學剛才提到爲什麽要歸咎于毛澤東,我覺得應該歸咎于我們的教育。我們的教育幾千年以來,它在政治上就是一個愚民政策。我們的所謂思想教育課,與其說是思想教育,不如說是不許你有思想。(掌聲)我們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接受的教育就是效忠執政黨,除了對執政黨的效忠以外,不允許你有任何政見。曾經在四十年代,我們中國有一個民盟,是由中國的知識分子精英組成的。這個民盟黨指責國民黨政府是把黨的利益淩駕在國家利益之上,只要對政見不同的,就采取打壓,甚至消滅、暗殺這樣的政策,所以在聞一多,李公樸這樣的可以說是我們的民族寶藏,這樣的人被暗殺了以後,民主黨派倒向了共産黨。但是結果是什麽?57年民盟剩下的民主力量全部被掃光。這種教育釀成了一種集權,就是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這樣的集權在中國極容易推廣,造成灾難。如果我們的還要繼續下去,還會發生第二次文革,第三次文革,無數次。這就是要說的幾句話。謝謝。(鼓掌)

一男生:我想打斷一下—— 我看上面的紙條太多了,我如果再不提問的話,可能就沒機會了。我覺得我這個問題比較有必要。在武大講文革的人不多,您今天過來講,很難得很難得。現在在思想方面共産黨對那些在他傷口撒鹽的人可能有一點那個……我怕您今天講座,說的一些什麽話……這裏面可能有國安局的人來聽,您會不會遭到封殺什麽的,我很擔心這個。(笑)

答:謝謝,謝謝。沒關係。我可以把所有講的話錄好音給國安。我想,他如果作爲一個社會身份,他要幹自己的工作。但作爲一個人,他要求真,你坦率地對他,我怎麽想的,怎麽說的,那麽讓他知道你所討厭的或者關注這個人,真實情况是什麽樣的,可能會對我們以後的對話造成一個良好的條件,我希望國安的人來。(掌聲)

西安事變真相:張學良糊塗死了(曹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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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真相:張學良糊塗死了
——假英雄、假將軍、假基督徒

曹長青

(編者按:12月12日是西安事變七十三周年,西安事變這段歷史被中共完全扭曲,這篇在張學良2001年底去世之際寫的文章,旨在通過評介張學良,使讀者對西安事變有一個更接近真實的了解。)

談中國近代史,離不開國共兩黨;而研究國共兩黨史,離不開西安事變,因它是兩黨關係的轉折點;但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活到101歲,就是不肯說出事變內幕,直到2001年10月14日去世,把他知道的秘密帶進了墳墓。

自1936年西安事變至今幾十年中,海內外出版了很多關於這一事件的書籍,截止1991年底,僅中國大陸就已出版了23種;另外還有張學良接受各種媒體採訪的談話。但海峽兩岸對張學良的評價卻像黑、白那樣兩極:大陸把他譽為"民族英雄",台灣定他為"歷史罪人"(解除黨禁報禁後,台灣已有不同聲音)。

到底怎樣給張學良蓋棺論定?要回答它,就必須弄清楚七個關鍵性問題:第一,日本侵佔東三省,張學良為什麼不抵抗?第二,蔣介石為何不同意"抗日"?第三,張學良為什麼發動兵諫?第四,西安事變造成什麼後果?第五,誰應該對西安事變負責?第六,張學良為何近一生被囚禁?第七,張學良怎樣看待中國那段歷史?

第一,張學良為什麼在東北不抵抗?

1991年5月,在張學良被軟禁50多年後首次獲準來美國那次,在東北同鄉會的安排下,我和李勇、徐松林、劉賓雁等八個東北人在紐約以老鄉的名義去看望了他。在長達150多分鐘的聚談中,張學良有意無意地解釋了很多問題。

對於日本入侵東三省,東北軍不予抵抗,世間廣泛流傳是因為蔣介石曾有一手諭給張學良,不讓其抵抗。我問張學良"到底有沒有這個手諭呢?"張學良明確回答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可能要佔領全中國,我想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藉口擴大戰事。我們採取'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但最後不能'殺不出血'。殺到全中國來了,我們只能拼死一搏。"

1990年12月9日,張學良在台灣軟禁幾十年後首次接受記者採訪(日本NHK電視)時也是這樣解釋:"當時的中央不是蔣總統,是孫科(蔣那段時間下野,國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長是孫科),當時中央給我的指示是,相應處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認那時判斷錯誤。我下令不抵抗是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所謂"錯估局勢",張學良可能還有不願直說的原因,那就是東北軍根本不是日本關東軍的對手,如果抵抗就是全軍覆沒。包括張學良在內的中國軍閥們,都是靠部隊多少而存在的,沒有了東北軍,就沒有了張學良的地位。東北深山老林多,盛產土匪。張作霖的東北軍其實就是最大宗的土匪,在小股土匪眼裡它是"正規軍",但碰上裝備精良受過訓練的日本關東軍,東北軍就露出土匪本色。張學良曾為爭奪鐵路權率東北軍和蘇俄軍隊交過手,結果大敗,被迫簽訂屈辱條約。那次慘敗,等於向日本展示了東北軍不是東北虎,而是紙老虎。1933年3月熱河一戰,日軍僅用128名先頭騎兵,幾乎兵不血刃就攻佔了熱河省會承德,可想而知東北軍的戰力和張學良的指揮能力。

汪精衛雖然後來成為漢奸,但在918事變時,他是主張抗日的,他繼孫科後出任行政院長,曾多次給張學良發電報,催促他出兵抵抗,責備張學良"去歲放棄沈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土地,陷於敵手……"但張學良總是推諉說糧餉不足,拒不行動,並還暗指汪精衛無權指揮東北軍,結果氣得汪精衛辭職出洋,認為這個行政院長沒法幹了。

在日本關東軍攻打熱河之前,中國有識之士都認為張學良這個當時吸毒成性、沉緬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沒有能力指揮整個華北的抗日,軍政老將宋哲元、商震、龐炳勛等都要求蔣介石親自北上,指揮抗日。著名知識份子胡適、丁文江、翁文灝三人當時曾聯名致電蔣介石,指出華北抗日,不是張學良能夠領導的,熱河如果再輕易失守,政府責任難逃,籲請蔣介石速來華北親自指揮。

蔣介石接到胡適等人電報後覆電說,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當天夜裡,熱河全境就被日軍佔領。蔣介石後來感嘆說:"我估計日本要用六個師團的人,日本國內和台灣(當時在日本手裡)都得動員兵力。我們每日都有情報,知道日本沒有動員,故料日本不過虛聲嚇人而已。不料日本對湯玉麟、張學良的軍隊(能力的瞭解)比我們知道得多。"

當時進攻東北的日本軍隊只有幾萬人,而僅張學良的東北軍就有30萬部隊,但熱河就這樣輕易失守,對此胡適非常悲憤,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全國震驚之後"一文,認為熱河失守,張學良罪責難逃。胡適毫不客氣地指出:"張學良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地質學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獨立評論》發表了"給張學良的公開信",批評張學良既無指揮能力,又不親赴前線督師,但卻戀權不放,陷東北百姓於水火,貽誤國家。

雖然張學良在紐約聚談時澄清,當時沒有蔣介石"不予抵抗"的一紙手諭,但從整個抗戰背景來看,蔣介石對張學良在東北不抵抗基本是持某種默許態度的,主要原因是蔣對當時中國和日本的軍事實力懸殊有比較清醒的認知,傾向於忍讓、不擴大事端,以爭取時間。從這個意義上說,張學良採取不抵抗,在策略上也不完全是錯,它可以為國民政府保存一定軍事實力,以後從長計議。因此可以說,東北不抵抗是張、蔣兩人的共識。史學家爭論到底是張不抵抗,還是蔣下手諭,並無實質意義。

第二,蔣介石為何不同意"抗日"?

東北失守之後,蔣介石為什麼不同意張學良要抗日的主張,最後激發出西安事變?從常識和邏輯來說,當時連一般老百姓都無法容忍日本侵略,作為一個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中國領導人,蔣介石怎麼可能就不準備抗日呢?從蔣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盡管他和毛澤東有很多不同,但有一點非常相似,他們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份子,這點從後來他和毛澤東都無論如何要堅持"一個中國"可以看出。蔣介石寧肯中華民國忍辱退出聯合國,也絕不放棄大陸版圖,更不走台獨。

而且八年抗戰的歷史事實已證明,蔣介石不僅堅定抗日,而且領導了整個抗戰(國民黨部隊承擔了主要戰場,共產黨軍隊僅是敵後打打遊擊)。據香港學者李谷城的研究統計,八年抗戰,國民黨軍隊傷亡340萬人,共產黨軍隊傷亡61萬人。從犧牲的人數大小也可以看出誰在承擔主要的戰場和責任。

從台海兩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證實,蔣介石並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時機上和張學良有嚴重分歧,蔣介石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即抗日之前,先統一內部,清剿紅軍。這種政策主要出於兩個考量:

一是當時中國雖結束了軍閥割據,但政令難以統一,尤其是共產黨不僅仍擁有軍隊,並割據陝北一方。蔣介石和張學良的最大不同之處是,蔣對共產黨的本性有相當的瞭解,深知如果不鏟除紅軍,它會利用抗日之機得以發展而後患無窮(後來的歷史正是這樣演變的!)。

蔣介石苦心經營的五次圍剿紅軍和共產黨,雖然前四次失敗,但第五次獲得成功,紅軍被迫進行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大潰退。潰退到陝北的紅軍僅剩下幾萬人,蔣介石多年的艱苦剿共,終於有了眉目,他怎麼讓它功虧一簣呢。

二是以當時中國的國力無法與日本匹敵,必須盡量爭取時間,以儲備力量。史學家黃仁宇在《從大歷史讀"蔣介石日記"》一書中說,當時蔣介石"深知兩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因此蔣的策略是,盡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築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

1934年,蔣介石就把為抗日而建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直屬蔣直接領導的"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後方創建軍工廠和重工業。西安事變時落到張學良手裡的蔣介石日記中對這些國防設計有詳細描述(這也是促成張學良醒悟的原因之一)。在西安事變前一年,蔣介石還堅持"和平未到完全絕望之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

但蔣介石為什麼不把他的想法告訴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國民眾呢?"918"之後,日本內部對是否攻佔整個中國也有分歧,當時日本政府向"國聯"(國際聯盟)提出的對華五項條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護日本臣民在滿洲之一切和平業務,尊重日本在滿洲之條約利益",日本"尊重中國土地之保全"。雖然這種條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國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國的時間,以積蓄自己的力量,從長計議。因此如果作為當時中國領袖的蔣介石公開這種戰略部署,等於告訴日本人,中國正臥薪嘗膽,準備全面抗日,會刺激日本鷹派提前全面侵華。因此國人當時多不知蔣介石的這種國防設計。日本佔領東三省後,中國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學生和小知識份子們,更是遊行示威。在高喊"刀槍不入"的義和團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熱血沸騰,難以聽進去理性的聲音。

當時中國知識界對此保持清醒頭腦的是胡適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適發表"華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張"停戰謀和",指出以中國之國情"不足以對日言戰";"戰則必大敗,而和則未必大亂"。胡適後來還提出,"日本倘能自華撤兵停戰,中國不惜承認滿洲國"。胡適為文解釋說,當年比利時曾被德國佔領,法國割兩省給普魯士,都是由於實力懸殊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後來有實力又收回。

但胡適的見解不僅無法成為主流聲音,而且被指責為"漢奸""賣國賊"。胡適當年曾感慨:中國有古訓"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應該再加一條"時髦不能跟"。胡適和汪精衛的本質不同是,一旦所有謀和手段失敗,日本進攻全中國,胡適則堅決主張全民血戰,直至最後一寸土,最後一個人。這也是後來他為什麼打破不做官的自律,在蔣介石的幾次懇請後同意到美國做"中國大使"爭取美國援助的原因之一。

第三,張學良為什麼發動兵諫?

熱河失守後,全國輿論沸騰,責罵政府無能、不抗日。據大陸作家王朝柱的《張學良和蔣介石》一書(台灣國際村文庫書店93年出版)中引用的張學良秘書王卓然當年的日記,熱河失守後,蔣介石曾和張學良密談,蔣說,現在全國群情沸騰,我們兩人(指蔣張)同乘一條小船,現在風浪太大,必須下去一人,否則船沈;將來局勢平穩,下船的人再上來。張學良表示:"我身體不好,精神萎靡,東北失守……這次熱河失守,我更是責無旁貸。願引咎辭職。"隨後張學良下野,去歐洲"考察"。

從此張學良被人罵為"不抵抗將軍",連他的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張學良的四弟張學思曾任解放軍海軍參謀長,文革時被紅衛兵批鬥打死。據1996年6月1日上海《文匯讀書周刊》發表的劉永路整理張學思檔案發現的材料,918後張學思的內衣曾被同學用墨汁塗寫"不抵抗將軍之弟",張學思感到羞辱難忍,闖進張學良所在的北平順承王府,拿著那件內衣,面責大哥為什麼不抗日。本來是張、蔣的共識——為避免擴大事端而不抵抗,最後責任落在張學良一個人身上。張學良的痛苦、壓力可想而知。

但在這種情況下,從歐洲考察回來後,張學良不僅沒有被派去抗日,反而被委任為西北剿共副總司令,負責攻打紅軍。張學良本想通過抗日洗刷"不抵抗將軍"的汙名,現在不僅無法實現,而且東北軍和紅軍交手兩次,兩次大敗,張的兩個師被殲滅蔣介石不但不給兵員補充,還把兩個師的建制取消了。這使張學良疑心,蔣可能在一箭雙雕:剿匪成功,紅軍被消滅;不成功的話,東北軍被削弱,而蔣的中央軍則保全實力,因此更對"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抵觸。

張學良是在父親被暗殺後匆促繼承父業,成為東北軍最高長官。他從小不愛讀書,喜歡的是毒品、女人,他的知識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遊行空喊抗日的學生,更談不上對中國當時的國情認知到胡適那種水平;而且他對蔣介石的戰略部署根本不知情(後來看到蔣的日記醒悟,說明原來他並不瞭解蔣不僅要抗日,有周密國防計劃,而且還要重用他)。

除此之外,張學良還有一個隱秘的動機,那就是利用兵諫逼蔣抗日之後,他就可以在西北聯合紅軍和西北軍而割據,不僅洗刷不抗日的汙名,而且可與蔣分庭抗禮。

事變之後張向蔣提出的條件,不僅有停止剿共立即抗日,還有成立西北聯軍和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等政治要求。張學良所以提出這樣的條款,是因為他在共產黨人周恩來等秘密接觸談判中,周已表示要在西北建立以張學良的東北軍為主、西北軍和紅軍為輔的"三位一體"的西北聯軍,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據大陸新公佈的史料,張學良在首次和周恩來密談時,就給了"見面禮"兩萬大洋和20萬法幣,完全是按照土匪之間的規矩做的,顯示張學良對共產黨的性質根本缺乏瞭解,他把紅軍當成西北軍一樣的地方武裝;而周恩來對張學良彬彬有禮,一口一個"張將軍"地推崇,也使張學良產生紅軍和西北軍都要推舉他為"西北王"的幻想。

張學良當時已經看到回東北無望,因此聯合紅軍和西北軍建成"西北聯軍",並成立以他為首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就可以得到蘇聯和斯大林的軍事援助,而在西北割據和稱王。當時東北軍有近20萬部隊,西北軍3萬人,再加上經過長征剩下的2萬紅軍,這支25萬人的"西北聯軍"是蔣介石難以對付的。因此紐約州羅徹斯特理工大學中國歷史教授朱永德在提交給西安的"西安事變60週年研討會"論文中就置疑說,"張學良事先真的仍準備一旦蔣答應終止內戰一同抗日就會將蔣釋放?從今日的資料來看,當時的計劃是在組織西北聯軍,發動西北大聯合,籌劃西北抗日聯合政府。"

但張學良即使有這樣的認知局限和隱秘動機,如果沒有另兩個條件,西安事變也不會發生﹕一個是他權傾一時。張學良從他的軍閥父親張作霖的所謂軍事學校"講武堂"一畢業,就被任命為旅長,那年他才19歲;而當年底就被晉升為陸軍少將(全世界哪有這麼個軍事升級法的)。發動西安事變那年張學良才36歲,就已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是除了蔣之外,全中國最高軍事領袖;另一個是他的東北人性格,在紐約見到張學良聚談那次,他描述自己說,"東北人有優點,但毛病也很多,魯莽,好衝動,捅婁子,我正是這種性格,而且人家讓我捅一個婁子,我一定捅倆。"這樣的知識水平,這麼大的軍權,又加上這樣的魯莽性格,不出西安事變才怪了。

第四,西安事變造成什麼後果?

在西安事變爆發前一年,紅軍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進行兩萬五千里長征,其間兵員損失慘重。在西安事變前夕,另立中央的張國燾又帶幾萬紅軍出走,毛澤東的陝北紅軍僅剩下不足兩萬人,這時圍剿紅軍的國民黨中央軍、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加起來有33萬人,紅軍處於空前的險境。但西安事變改變了這一切。共產黨軍隊不但不再被圍剿,而且被正式承認為國民政府軍隊,建制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實行"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內部政策,至抗戰結束時,兩萬人的紅軍發展到八路軍90萬,新四軍30萬,共產黨有了120多萬軍隊。

日本歷史學家松本一男在《張學良和中國》(台灣新潮社1992年版)中說,"在西安事變裡獲益最多者是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失去了身為國家元首的面子,張學良種下了被監禁半個世紀以上的開端,楊虎城也導致了被慘殺的命運,但是對共產黨來說,拜西安事變之賜,紅軍得以甦生、發展而取得天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張少帥之福。因為認清這個事實,中國共產黨一直把張學良看成'千古功臣'。"

對西安事變導致共產黨和紅軍倖存這一事實,史學家幾乎沒有異議;那麼關鍵是人們怎麼看待共產黨和紅軍的倖存,和後來獲得政權。如果認為最後坐大並至今掌權的共產黨給中國人帶來了民主、自由和幸福,那就應該肯定張學良;如果認為共產黨給中國人帶來的是專制、災難和痛苦,那就應該否定張學良。

當然,沒有西安事變,後來抗戰爆發,共產黨也可能東山再起。但西安事變給了紅軍一個喘息和倖存機會已是公認的事實。因此胡適說:"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很快就可以消滅了……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在事變第二天,胡適就曾給張學良發去一封電報指出:中國形成一個領袖不容易,如果蔣介石出現不幸,中國將倒退20年;並嚴詞警告張學良"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陪同蔣介石回南京,以謝罪國人;同時明確定性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是"國家民族之罪人"。

"中國通"費正清在他的最後一本著作《中國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對此寫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來可以逐步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事實卻不然,抗日戰爭給了毛澤東和共產黨機會,他們在鄉間奠定了新的獨裁勢力,卻排除了國民政府剛剛開始發展的都市文明社會的影響,在戰爭環境下,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一個準備好打階級戰的新形態的中國。"

西安事變的第二個後果是,蔣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於倉促,結果只能用中國人的血肉鑄成"新的長城"。黃仁宇在他的書中感嘆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以農村社會作基幹,不具實質上的統一,衣食未果的國家,打敗一個工商先進國家的先例。"結果是,面對日本侵略軍的飛機、坦克、大炮,中國軍隊根本沒有打擊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綁上手榴彈,滾到坦克底下,和它同歸於盡。

"戰事既開之後,中國即發現不僅航空汽油全賴輸入,空投炸彈亦不能自製,一架飛機缺乏輪胎即不能起飛。……淞滬戰役歷時十周,中國損耗85個師的兵力(近50萬人!),整個防線暴露在日本海軍大炮射程之內……徐州戰役之後,中國只能以黃河決堤長沙大火等方法遲滯日軍……"

那份力量懸殊的慘烈,那份艱苦卓絕的悲壯,回蕩於整個抗戰過程。

第五,誰應該對西安事變負責?

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歷史中最具戲劇性的事件,因為中國兩千年歷史,從沒有過這種方式的兵諫。兵諫等同於軍事政變,而政變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領袖成為傀儡,因為無論從常識或邏輯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變政見,一旦重獲權力,絕不可能接受這種方式。

但張學良就是這樣一個不按邏輯,不遵常識,不想後果做事的人。在捉蔣前的師軍長會議上,他宣佈要動手,眾人無語,只有王以哲軍長問"捉了之後怎麼辦?"張學良回答,先捉了再說。這麼大的事怎麼可以先捉了再說?而在張決定陪蔣返南京時,部下勸阻,他又是先送他回去再說。天底下像張學良這樣糊塗透頂、又獲得這麼高軍政領袖地位的,恐怕找不出第二個,這也是中國一絕。

著有《張學良側寫》一書的台灣作家郭冠英是張學良的崇拜者,和張"往來甚密"。但他也表示,張學良"是公子哥性格,沒常性,做事衝動,毫無計劃,與這種人共事,'做他長官頭痛,做他部下倒楣'…… 結果是'害朋友,毀部屬'。"(美國《世界日報》周刊1996年12月29日)

但說張學良做事全無計劃也不盡客觀,大陸發表的史料已證實,在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曾秘密和周恩來等共產黨人見面會談,提出"你們在外面逼,我在裡面攻,內外夾攻,把蔣扭過來"的方案。據上述朱永德研究西安事變的論文,"張學良曾認真的要求加入共產黨,如今共產國際否決他入黨要求之文件也已刊出,足見張與共產黨之間所有之關係已非尋常。"因此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等待來自莫斯科的是讚揚和無盡的軍事援助。"這位在論文中一口一個"毛主席、周總理"的中國歷史教授也承認,當時張學良認為捉蔣、聯合紅軍,蘇聯就會高興,給予軍援。

但完全出乎張學良意料的是,蘇聯竟聞訊大怒,蘇共《真理報》和《消息報》相繼發表社論抨擊張楊的舉動,認為這將導致中國內戰,日本坐收漁翁之利。已證實的史料是,事發第四天,蘇共給陝北發去電報,要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美國記者斯諾的《紅色中國散記》中也說,宋慶齡曾告訴斯諾,這期間她"曾替斯大林轉過一封很凶的電報給毛澤東,內容是要求中共必須(對張學良)施加壓力放蔣。"張國燾的回憶錄也提到當時曾接到斯大林措辭很嚴厲的一封電報。

大陸公佈的當時代表共產國際的蘇共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記有這樣的記載:"張學良的行動,不論他的意圖如何,客觀上只能損害把中國人民的力量團結在抗日統一戰線中,並會鼓勵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華譜:《中共黨史最新資料》)

毛澤東們本已準備在延安搭台子公審蔣介石,但迫於蘇共壓力,只得派周恩來去勸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張學良最後釋放蔣,也是在眾叛親離,除了楊虎城之外沒有任何外援下不得已做的選擇。

在紐約那次聚談時,當提到周恩來,張學良仍誇周是"大政治家","說話簡潔,反應迅速,非常機敏。我們在一起談事情,三言兩語就能談清楚。"但他也抱怨說,當初周恩來說捉蔣,講得頭頭是道,後來說放蔣,也是頭頭是道。其實關鍵不是周"頭頭是道"是"大政治家",而是張學良"頭頭無道"是"小土匪頭",別人怎麼說,他就隨著往哪邊走,全無自己頭腦。張學良在聚談時也承認,他是東北的"白帽子"(過去東北趕大車的人都戴白氈帽),這是東北土話,相當於北京話"二百五",廣東話"漆線"。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評價張學良是"小事精明,大事糊塗"。張學良在紐約聚談時則評價蔣介石"有大略無雄才"。當年之所以發生西安事變,張學良當然應負主要責任,但這也和蔣介石"沒有雄才"相當有關。

東北不抵抗是蔣、張共識,由張一個人擔負"不抵抗將軍"汙名,蔣不但不予安慰,還派悲壯地唱著"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東北軍去剿共,損兵折將又不補充,怎能不讓張學良不滿生疑。張學良幾次向蔣提出抗日,蔣從不透露他的長遠抗戰計劃(不告訴別人,起碼該告訴一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張學良吧),還像對兒女一樣訓斥他"等我死了你再抗日!""你給我好好讀書!"當手下特務告知西安可能有變讓蔣盡快離開時,蔣竟自信滿滿地說"他敢!"連宋美齡後來都批評丈夫"不知安撫,刺激生變"。

而且蔣介石既然認為張學良"誤了我的大事",但回到南京後竟愚蠢地遵守在槍口下同意改變"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口頭承諾(沒有文字),承認紅軍為國民政府部隊,授予番號,頒發軍餉,寧可大事被誤。在他明確認定共產黨是"匪"的情況下,再按被匪槍口威逼之下的承諾去做,就根本不是值得稱讚的"君子",而是"傻子"。如果說張學良是"二百五",那麼蔣介石這種剛愎自用、同樣"大事糊塗"就是"二百六",這樣的正、副司令主導下的國民黨怎麼可能不丟失大陸?

第六,張學良為何近一生被囚禁?

張學良陪同蔣介石抵達南京後,受到軍法審判,以"劫持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但第二年張學良就獲特赦,隨後被長期"管束",實則幽禁,直到蔣家父子去世、李登輝擔任總統時才獲得完全的自由。

西安事變,不僅使蔣介石喪失顏面,還有政府高官及蔣的幾乎全部衛士被打死。從蔣介石的角度,這種行為顯然於國民政府之法律、於中國文化之倫理、於長官下屬關係之情理,都完全不容。因而當時軍法審判張學良,獲得國人支持。傅斯年等知識份子當時還提出"對張懲處極刑"

但蔣介石為人話詬的是,他不是使用法律手段,而是使用"私刑",特赦後一直不釋放,終生軟禁張學良。如果蔣介石認為張學良觸犯法律構成死罪或終生坐監罪,應該當時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而不應以家法代替國法,視法律為兒戲。

有人替蔣介石辯護說,當時如果釋放張學良,他和東北軍就可能成為共產黨的力量;而在去了台灣之後給張學良自由,他就可能像李宗仁那樣尋機投共,成為攻擊和統戰台灣的力量。但這些辯護仍是側重策略層面,而不是以法律為準繩;而且都是以假設的可能來剝奪一個在法律意義上已無罪的人的自由。

蔣介石處置楊虎城的方式更是用私刑,秘密逮捕後,不予審判,長期關押,最後撤離大陸時在獄中把楊虎城和他的幼兒楊拯中處決。而且楊的秘書宋綺雲全家也是關押多年後被處決,即使宋的孩子(大陸《紅岩》一書中"小蘿蔔頭"的原型)也被殺死。如果說楊及秘書是共產黨人該處決(也應通過法律審判),但兩個不到10歲的孩子有什麼罪?這完全是封建皇帝那種"滿門抄斬"的做法。

有意思的是,張學良到死都不怪罪蔣介石長期軟禁他。在紐約聚談時,張學良說,"我幾十年失去自由是應該的。如果我是蔣介石,我會槍斃了張學良,因為這是背叛啊!但蔣先生讓我活下來,這是蔣先生的寬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蔣先生殺了楊虎城,因為應該殺的是我。"

張學良接著還提到,他父親張作霖曾耳提面命,訓誡"做軍人要置生死於度外,要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對此,學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視同平常。軍人叛變是死罪,但我卻活了下來。40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

張學良獲得自由來到美國定居後,北京政府多次捎話邀請他回大陸看看。在紐約聚談時,張學良透露說,他在台灣的一個侄女去大陸,曾見到張學良的東北"講武堂"同學呂正操,呂捎話邀請張學良回大陸探親訪友。呂曾擔任中共將領和鐵道部長,文革中,呂和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一起被打成"東北幫"首領關在一起。呂對張學良的侄女說,當時他為保命過關,什麼都交待,讓承認什麼就承認什麼;但張學思拒不認罪,反而高呼冤枉,結果遭紅衛兵痛打,越打他越喊,最後因斥罵紅衛兵被活活打死。

張學良還透露說,在北京辦亞運會時,當時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特地邀請他在台灣的那個侄女等家人赴北京,參加"亞運會"開幕式,坐在貴賓席。會後楊尚昆親自接見了他的侄女,並捎話給張學良,只要他願回大陸看看,他可派專機到臺北接他。

張學良在透露這些內情後說:依我本願,很想回大陸去看看,主要是想看看東北鄉親,給父親掃掃墓;但我最怕捲入爭執糾纏之中。我已遠離政治,唯一的願望是大家把我的名字忘卻,只當一個普通的小小百姓,從此不再有政治糾纏,不再有記者踏破門檻,不再有任何採訪,求閑雲之清靜,達野鶴之超脫。因此他給自己起的新名號是"閑雲野鶴"。

張學良的老同學呂正操後來還專程飛來紐約,面勸張學良回大陸,但張仍是至死也沒有回去他曾說過"想極了"的家鄉,而死在海外。

張學良為什麼選擇不回去?從紐約聚談的印象,以及張學良的其他談話可以感到,張學良對當年那種劫持蔣介石的方式已痛悔,他多次說自己"魯莽衝動"即是委婉表達後悔之意。在紐約時還明確說他發動西安事變是"闖了大禍",自己是"罪人"他清楚共產黨感激的正是他發動西安事變,使紅軍得以倖存最後掌了天下。如果他回到大陸,共產黨當他的面捧他為"大功臣",他會很尷尬;但如果他真實道來對發動西安事變的悔恨,也會使中共下不了臺。與其雙方尷尬,不如暫時避開,這可能就是張學良一再說等政治不再糾纏時再回大陸的真實心理。但中國人的事情,什麼時候會沒有政治糾纏呢?

第七,張學良怎樣看待中國那段歷史?

《張學良側寫》作者郭冠英說,"張學良這個人,大陸把他捧得太高,台灣又把他貶得太低。"台灣把張學良貶為"千古罪人",主要是指西安事變導致共產黨最後坐大。但沒有西安事變,是否共產黨一定在中國消失?從蔣介石的剛愎自用,獨裁本性,以及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很難下這種絕對判斷。

但大陸把張學良捧為"抗日民族英雄"則完全是從政治而不是事實出發。因為連張學良本人看了蔣的日記也明白了,蔣介石不僅要抗日,而且有詳盡的戰略計劃。因此西安事變並不存在促使蔣介石抗日這回事,而只是把原來計劃的爭取時間、積蓄力量的戰略部署破壞了;把全面抗日的時間表提前了。這除了對日本人有利,對中國人則是巨大的災難——抗戰的慘烈已完全證明瞭這一點,因為中國從各方面都準備不足。

史學家許倬雲曾對此評論說,"當時中國在選擇抗日的時機上還是太急了一點,假如能再延遲五年,情況很可能完全不一樣。"這位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所以提出"延遲五年"就是因為1941年珍珠港事件美國對日宣戰之前,中國的抗日戰爭基本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實在是孤軍血戰,犧牲太大,八年抗戰中國軍人陣亡300萬,平民喪生1,000萬

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導致中國被迫倉促提前全面抗日,對中國人、中華民族,都有害而無利。表面看張學良好像是"愛國",但其實是害國。

●張學良是"假英雄"

當然,以張學良的學識和認知能力,當時他完全沒有可能預見到共產黨後來會建立那樣殘忍、專制的政權,不要說張學良這樣沒有什麼知識的人,那些大名鼎鼎的知識份子們,不是也有很多都選擇追隨共產黨了嗎?

關鍵的是今天張學良對共產黨的認識,對當年他發動西安事變使紅軍倖存對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責任的認識。雖然不能說共產黨在大陸坐大就是由於西安事變,但畢竟它是一種很大的可能性,而在中共統治下可能多達八千萬中國人因迫害和饑餓喪生。但張學良對這些都無動於衷,更無任何懺悔表示。

1994年張學良在接受陸鏗採訪時還斬釘截鐵地說,對於西安事變"我願負全部責任,而且從不後悔。"(香港《百姓》半月刊1994年5月1日)

在紐約聚談那次,張學良仍表示蔣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是錯的,他的聯共抗日才是對的。如果蔣當年沒有採納張的意見,張以自己的政見沒有得到機會實行而批蔣還有邏輯可言;但事實是蔣已被迫實行了張的主張,聯了共也抗了日,結果不僅紅軍倖存,共產黨還最後坐大,至今塗炭大陸生靈。張從哪裡得出他的"聯共抗日"是對的結論呢?他總不至於希望見到共產黨坐大吧?但這就是張學良的"可愛之處", 一生"大事糊塗",糊塗死了!因此台灣作家柏楊斷言:"將來無論是統是獨,張學良都不是英雄。"

陸鏗撰文說張學良"對得起中國,對不起自己"。但事實是,在中國現代史上,除了共產黨人之外,沒有誰比張學良更對不起中國了!

●張學良是"假將軍"

自張學良繼承父業,就被稱為"少帥"。中國方塊字這種象形聯想,使人想到英姿勃發、統帥千軍萬馬打勝仗的將軍。但事實上張學良是個"假將軍"。他的崇拜者郭冠英在文章中也承認,"918之前他又打毒針又好女色,許多人對他的印象壞透了。"

這個公子哥是因父親被暗殺而獲掌東北軍權的。他曾指揮東北軍五個旅團和蘇俄軍隊交手,結果全軍覆滅;他指揮東北軍陝北剿共,直羅鎮、榆林兩戰,張的兩個精銳師兩萬多人被紅軍全殲;他指揮熱河保衛戰"只到前線去過一次,還是為了陪宋子文;汽車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來,讓他注射毒品……他每天總要打上百支毒劑;而這種毒劑,假如給不吸毒的普通人一次注射10支,即使不死,至少也要重病一場……有次召開緊急軍事會議,他竟把下達的軍令公文隨便揣在大衣口袋,忘了發出去。他自己說,當時散在前線的各個部隊,他連其位置都搞不清楚,還談什麼指揮作戰!"(畢萬富:"從新發現的史料談張學良的抗日主張"四之二,美國《世界日報》1996年1月16日)

《紐約時報》在張學良去世後刊發的長篇訃告中也毫不客氣地指出,張學良雖然有20萬東北軍,但他沉迷於毒品和女色,是個出名的"花花公子"。他的心思不在抗日,而是在和墨索里尼的女兒(當時義大利駐中國公使的妻子)打情罵俏等社交活動。

●張學良是"假基督徒"

1955年,張學良在宋美齡的勸導下皈依了基督教,但其實他是個"假基督徒"。基督教的核心教義之一是懺悔,但張學良對做過的錯事卻從無真正的懺悔。

多次採訪過張學良的郭冠英說:"其實張學良從未懺悔,他當然不好大聲說他做對了,他只好說'做了就做了,沒什麼懺悔的問題'…… "(引文同上)

在紐約聚談中,當《東方新聞報》主編李勇提到在中共統治下中國人喪生數量遠超過抗日戰爭時,張學良的回答竟是,"哪個政府為維持政權總是要殺些人的。"當我提到剛過去不久的"6.4"屠殺時,張學良竟說,"電視我沒看,對這事不太清楚。……什麼事不能只聽一方的。"對"6.4"這個世界已經定論的事情,張學良竟是這樣的看法,天底下哪有這種沒心、沒肺、沒靈魂的基督徒?

蔣介石軟禁了張學良半個多世紀,固然是違法和不人道的,但是和無數因大陸落入共產黨手中而遭迫害致死的國民黨人相比,張學良實在是過著瀟灑的天堂般的日子。他不僅不需要像黃維、杜聿明們那樣去做體力勞動、不需要受人身污辱、不需要接受思想改造,更沒有任何衣食住行上的生活擔憂,在軟禁的頭三年裡還有一妻一妾輪流陪伴(如果不是由於夫人于鳳至因病赴美的話,這種日子大概起碼可以維持到張信"基督"的六十年代)。

不知道在這漫長的幾十年裡,在張學良平靜的日子裡,即使他從未思考過其他中國人的命運,他是否想過有多少國民黨將領、士兵的家庭被台灣海峽隔了半個世紀,撐過各種磨難熬過來的倖存者們,重逢相見的時候已是面目皆非了。而他的趙四小姐,雖然青春不再,但仍然是那個在身邊照料左右、那個熟悉的她。

即使張學良全然不在意其他留在大陸的國民黨人的命運,他怎麼也應該記起他的親弟弟吧?我想起在78或79年的時候在大陸曾讀到過一篇回憶張學良的親弟弟張學思的文章,文中說,張學思在文革中被關押、拷打,生命垂危的時候,想念東北食物,希望獄方能給他吃一點東北的苞米(玉米)楂子和土豆,但就這麼一點小小的要求竟然在他臨死的時候也被拒絕了。

張學良說"哪個政府為維持政權總是要殺些人的",不知這該殺的人裡麵包不包括張學思?如果他對八千萬中國人的死亡沒有感覺的話,對自己的親弟弟遭如此非人折磨,並被活活打死也毫無感覺嗎?

在張學良所謂"傳奇"的一生裡,他和趙四小姐的"愛情"也是最為人津津樂道和關注的。但在張學良恢復自由來美後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在被記者重復追問"您和趙四小姐這段深刻的愛情"、"她真的是您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支柱嗎?""您覺得她怎麼好?"這些讀者最關心的問題時,他的回答竟是:"當年她年輕時,也是個很好玩的小姐;陪我這些年也實在不容易。"原來趙四(不是三陪小姐)只不過是個"專陪小姐"而已。

這還不夠,他還在91歲高齡時對東北同鄉祖炳民說:趙四小姐趙一荻對他最好,將一生都奉獻給他,但不是他最愛的女人,"最愛的女人在紐約"。

據最近台灣《中國時報》電子版"張學良和他的四個女人"一文,這四個女人是:他的母親、蔣夫人宋美齡、於鳳至和趙一荻。明顯地,那個"在紐約的女人"指宋美齡。像張學良這種無知、魯莽、玩膩了"小姐"的土匪頭子,崇拜受過美國教育,又表現出雍容高雅的宋美齡倒不足為奇;但蔣夫人是否像媒體渲染的那樣"關照"張學良則是另一回事兒了。張學良首次來美國在紐約呆了幾個月,連我們這種毫不沾邊的小老鄉都見了,怎麼就沒有媒體報導說他見了一直住在紐約、近在咫尺的宋美齡呢?應該不是他不想見"最愛的女人"吧?而且在他死後宋美齡也沒有任何公開的表示。

陸鏗曾對我說,趙一荻告訴他:她感謝蔣先生,因為沒有蔣先生的"管束",張學良的身體早被"掏"空了。張學良即使到了晚年,仍是"性"趣盎然,逢人就炫耀他的好性本色。

男人好色是天性,既不是奇聞,更不是英雄之舉。但跟到處炫耀好色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女人真是天下最不幸的女人(當然張學良也有情可原,他活到一百歲,除了好色,沒有任何其他值得炫耀的東西)。沒想到陪伴了張學良73個年頭(其中35年沒名份)的趙一荻女士竟這麼可憐,他從張學良那裡得到的評價只不過是個"很好玩的小姐",陪他玩了一輩子,最後人家最愛的還是別的女人。

張學良在晚年熱衷什麼?1994年2月一群華人在夏威夷同張學良聚會時,張自我總結說:"我已經93歲了,我這一生有三愛:愛打麻將;愛說笑話;愛唱老歌。只要有得玩,我就不累。"這就是被中國人視為"民族英雄"的張學良——全然一個市井村夫,而且是活得最俗氣、最糊塗、最沒靈魂的那種。從1936年到2001年,65年的生命在推麻將中推掉了,活到超過一百歲,什麼人生道理也沒活明白,真是白活了!

惟有那首張學良給無數人題了無數遍的打油詩,倒可能是他一生唯一"明白"的自我畫像:

自古英雄多好色,
未必好色盡英雄;
我雖並非英雄漢,
惟有好色似英雄。

2001年10月24日於紐約

歐洲的民族國家——關于主權和公民資格的過去與未來(哈貝馬斯)

哈貝馬斯:歐洲的民族國家——關于主權和公民資格的過去與未來

曹衛東

"聯合國"一詞已經告訴我們,當今國際社會是由諸多民族國家組成的。民族國家這種歷史類型是法國大革命和美國資産階級革命之後形成的,現已遍布全球。這種情况幷不尋常。

西北歐傳統的民族國家是在既有的領土國家Territorialstaat)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們是1648年威斯特法倫和約Westfaelischer Frieden)中確立的歐洲國家系統的一個部分。所謂"遲到的民族"(verspaetete Nation),是指意大利和德國,它們走的是另外一條發展道路,但也爲民族國家在中歐和東歐的形成作出了示範。這種民族國家是在迅速積聚而又廣泛傳播的民族意識基礎上形成的。上述兩種不同的發展道路(從"國家"到"民族",以及從"民族"到"國家")說明,在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或有國家在先,或有民族在先。在前者,從屬于君主統治集團的法學家,外交家,軍事家建立了一個"理性的國家機器";在後者,由作家和歷史學家,或一般意義上的學者和知識分子所傳播的多少帶有想像色彩的"文化民族"統一體爲使用外交手段或武力手段實現國家的統一(如Cavour或俾斯麥)奠定了基礎。第三代完全不同的民族國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非拉非殖民化過程中形成的。通常在輸入的國家組織形式在一個超越部族範疇的民族內部尚未扎根之前,這些在以往殖民統治勢力範圍內建立起來的國家已經取得了獨立的主權。在這種情况下,必須要靠獨立後共同成長起來的民族去"充實"人爲建造起來的國家。最後一種情况是前蘇聯解體後在東南歐建立起來的獨立民族國家,它們或多或少都采用了暴力分離的方式。在此之前,這些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狀况已經使舊有的民族要求得到了充分的醞釀,足以爲獨立而動員起已經急不可奈的大衆。

相對于古老的政治形態,在今天民族國家是最終被有效采用的形式【1】。毫無疑問,傳統的城邦國家也曾在現代歐洲找到了後繼者,幷短暫出現在北意大利城市以及洛泰林吉亞地區(Lotharingien),在這些地方,形成了後來的瑞士和荷蘭。古老的王朝體制也找到了其複歸形式,比如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以及後來的俄羅斯,奧斯曼,奧匈帝國等多民族國家。但與此同時,民族國家擯弃了這些前現代的遺産。目前我們可以觀察到最後一個古老帝國中國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革。

黑格爾認爲,任何成熟的歷史形態都將走向衰弱。當然不一定只有學會了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方可認清民族國家的勝利也蘊涵著它將走向衰弱的一面。當時,民族國家的確是對歷史挑戰的積極回應,是一種解决早期現代社會一體化形式問題的切實可行的方案。今天我們也面對著類似的歷史挑戰。隨著交通,信息,經濟,生産,金融,技術和武器流通的全球化,特別是生態風險和軍事風險的全球化,迫使我們面對這樣一些問題,它們在民族國家範圍內,通過迄今普遍采用的主權國家間達成的協議形式是無法解决的。所以,有必要建立和擴大具有較强政治行爲能力的跨國組織。我們現在已看到了這種發展趨勢,當然,這樣一來民族國家的主權將被削弱。在歐洲,北美和亞洲,已經建立起來了一些象區域政府一樣的跨國組織,它們可以爲今天仍很低效的聯合國提供學習的基礎。

民族國家實現社會一體化的成就是這一史無前例發展過程的先例。所以我認爲,正是民族國家這種我們將超越的歷史形態,能够爲我們走向後民族社會提供某種借鑒。我想首先回顧一下民族國家的歷史成就,以便闡明(1) ,"國家" 與"民族" 的概念;(2),民族國家形式所帶來的兩大問題;然後將集中論述民族國家中所存在的潜在衝突,即共和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衝突(3),最後將論及民族國家將無力應付的兩個現實挑戰:多元文化背景下社會的分化(4)和全球化進程,它們將最終埋葬民族國家對內(5)和對外(6)的主權。

1、"國家"與"民族"

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是一個法學概念,具體所指是對內對外都代表著主權的國家權力,而空間上則擁有明確的領土範圍,即國土,社會層面上指的是所有從屬者的結合,即全體國民。國家統治建立在成文法的形式上,而國民是在一定的國土範圍內通行的法律秩序的承載者。在政治學術語中,"民族"和"國民"有著同樣的外延。但在法律界定之外,"民族"還指具有共同起源,至少具有共同語言,文化和歷史的政治共同體。只有在具備了一種特別的生活方式之後,國民才能成爲這種歷史意義上的"民族"。這兩種在"民族國家"和"公民國家"概念中相互交織的成份,可以追溯到兩種决非平行發展的歷史過程:(1),國家的形成,(2),民族的形成。(1),民族國家的歷史成在很大程度體現爲現代國家機器自身的優越性。很顯然,這種權力壟斷的領土國家由于擁有依靠稅收支撑的不同的管理機構,因而能比那些古老的原始政體更好地履行促使社會,文化,首先是經濟現代化的使命。關于這一點,我們只要想想馬克思和韋伯所提出的理想型概念就可以認識得很清楚。A,與皇族統治相分離的官僚國家行政權力由專業行政機構來行使,這個機構由經過法律培訓的官員組成,幷以軍隊,警察和司法機構爲堅强後盾。要想把這些合法行使權力的手段壟斷起來,就必須實現"國家和平"。只有國家才擁有最高主權,能够對內確保國內的安寧和秩序,對外維護領土不受侵犯。在國內,主權高于其他權力,不能有任何權力與之抗衡。在國際上,主權國家在權利平等的基礎上相互競爭。國際法主體的地位建立在其作爲國際政治體系中"平等的" 和"獨立的" 成員而相互承認的基礎上。因此它必須擁有一定的權勢(Mchtposition)。主權對內是國家推行法律秩序的前提,對外能使國家在國際間"無序"的力量角逐中捍衛自己。B,國家與"市民社會"(Bue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分離,相對而言對現代化進程的貢獻來得更大,這反映了國家機器具備著特殊的功能。現代國家同時也是管理國家,稅收國家,這就意味著,國家的主要任務是行政管理。國家把一直在政治統治領域內進行的生産使命轉讓給了與國家分離開來的市場經濟。從這一角度看,國家只創造"一般的生産條件",也就是提供法律框架和基礎設施,而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商品流通及相應的社會勞動組織所必需的。國家的財政需要靠賦稅來支付。所以,國家的這種特殊功能的優點是用依賴市場經濟的效率爲代價而換取的。儘管市場靠政治來建立和監督,但它遵循的是不受國家控制的內在規律。

國家從經濟領域中脫身出來,還表現公法與私法的區分。現代國家遵守作爲其統治手段的成文法。因此,現代國家受到一種媒介的約束,這種媒介運用法律概念,(以及由法律概念推導出來的)主體權利概念和(作爲法律的承載者)的法人概念,從而使得霍布斯所闡明的原則通行起來:即在一個(當然只是一定程度上)非道德化的成文法秩序中,公民可以做任何未被禁止的事情。無論是國家權力本身受到法律的約束,或是王冠"位于法律之下",如果在與國家完全屬于兩個範疇的市民社會裏,國家不能把交往有效的組織起來,從而使私人充分享受--最初幷非均等的--主體自由,那麽,國家就無法運用法律這個手段。隨著私法與公法的分離,在康德那裏還被稱爲"臣民"的公民得到了私人自治這一核心領域【2】。(2),我們今天都生活在民族社會裏。民族社會的統一應當歸功于這種類型的組織機構。在現代意義上的"民族"誕生之前,這種國家早就已經存在了。國家和民族是在18世紀晚期革命之後融爲一體的。在討論二者的特定聯合之前,我想從概念史的角度,扼要回顧一下一種現代意識形式的發生過程,有了這種現代意識形式,我們才可以在法學概念之外,從其他意義上來分析作爲"民族"的公民。

在羅馬人的經典用法語中,"natio"以及"gens",是與"civitas"相對立的概念。民族首先是一些有著相同起源的共同體,他們定居在一定的地域,幷構成鄰里關係;文化上擁有共同的語言,風俗和習慣,但他們在政治上還沒有達到一體化的地步,也沒有出現類似于國家的組織形式。民族的這一根源,在中世紀和現代早期隨處可見,那時,"natio"等同于"lingua"。比如說,在中世紀的大學裏,根據不同的祖籍而把學生分爲諸多"nationes"。隨著社會流動性的增强,這個概念主要是用來區分一國之內不同的風俗習慣,大學,修道院,修士,商人聚居區等。這樣看來,民族實際上是他人强加的,它一開始就是一個從消極意義上區分自我與他者的界綫【3】。

在另一個背景下,"民族"概念還具有一種非政治含義。封建等級國家(Staendesstaaten)是由德意志帝國的封主聯盟發展而來的。它建立在契約的基礎上,在契約中,依靠稅收和軍隊支持的君主或國王,給予貴族,教會和城市以特權,也就是說,給予他們一定限度的參與政治統治的權利。這些參與政治統治的階層在"議會"和"地方議會"中相對于宮廷代表著"國家"或"民族"。作爲"民族",貴族享有政治權利,而人民作爲臣民的總和,還是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這也說明了"議會中的國王"這類表述的革命意義,以及把"第三等級"與"民族"等同起來所具有的革命意義。

自18世紀晚期,由知識分子所推動的民族意識轉變,爲"貴族民族"到"人民民族"的轉變創造了前提條件。這種民族意識轉變最初發生在城市裏,主要是受過教育的市民階層,然後才在大衆中得到呼應,幷逐漸發展成爲波及所有人的政治運動。民衆的民族意識逐漸加强,凝聚成爲民族歷史上廣泛傳播的"想像共同體" (Anderson)。而這種"想像共同體"成爲新民族集體認同的核心:所以,在18世紀最後十年和19世紀,形成了民族:……經過大量學者,出版商和詩人的醞釀,民族産生了,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只存在于人們的思想中,而不是在現實中裏。【4】這種思想傳播十分廣遠,這表明,從"貴族民族"向"大衆民族"的政治概念轉變,從早期前政治的"民族"概念中汲取了其凝聚力,因爲早期的這個概念主要是用來表明共同的起源和同鄉關係。這種正面突出自己民族特性的做法,現在成爲了一種機制,用以拒絕一切外來者,貶低其他民族的價值,排斥少數民族,種族和宗教少數派,特別是猶太人。在歐洲,民族主義是與反猶主義聯繫在一起的,幷帶來了重重惡果。

2,社會整合的新形式

如果從結果出發來解釋不同而漫長的形成過程,就會發現,舒爾策(H。Schulze)所說的"民族的發現" 在從早期現代國家向民主共和國轉變過程了起了催化劑的作用。民族的自我理解形成了文化語境,過去的臣民在這個語境下會變成爲政治意義上的積極公民。民族歸屬感促使以往彼此生疏的人們團結一致。因此,民族國家的成就在于,它同時解决了這樣兩個問題:即在一個新的合法化形態(Legitimationsmodus)的基礎上,提供了一種更加抽象的新的社會一體化形式(soziale Integration)。

簡單來說,提出合法化問題的原因在于:對上帝的信仰崩潰之後,出現了多元化的世界觀,從而逐漸消除了政治統治的宗教基礎。這種世俗化的國家必須爲自己找到新的合法化源泉。社會一體化問題是與都市化,經濟現代化,商品交換,人員交往以及信息交流的不斷擴大和加速聯繫在一起的。現代初期的社會等級組織已經解體,民衆的流動性和個體化在加强。民族國家通過把公民在政治上動員起來,來回應這兩種新的發展要求。已經形成的民族意識,能够把抽象的社會一體化形式與變化了的政治决策結構聯結在一起。這種逐漸盛行的民主參與和公民資格,創造了一種新的法律團結基礎,同時也爲國家找到了世俗化的合法化源泉。當然,現代國家幷不總是通過公民資格來進行社會控制,而公民資格也不再僅僅意味著從屬于一種國家權力。這種入籍成員身份隨著向民主法治國家的過渡,才轉變爲(至少通過內部同意)而贏得的有參與政治統治權利的國家公民身份。隨著入籍成員向國家公民的轉變,成員身份的意義越來越重大,當然,我們必須把其中的政治法律因素與原來的文化因素區別開來。

如上所述,現代國家的建立有兩個重要特徵:即體現在封建制度裏的國家主權和國家與社會的分化,在此過程中,私人占據了主體自由的核心領域。隨著封建主主權向人民主權的轉變,臣民的這些權利轉變爲人權和公民權,即公民的政治自由權利。從理想型的角度來說,這些權利除了保障私人自律之外,還保障政治自律,而且原則上是針對每一個人的。民主法治國家就其理念而言,是根據民衆自己的意願和自由意志確立的合法化秩序。根據盧梭和康德的觀點,權利的擁有者,同時也應當是權利的授予者。

但是,如果已經獲得自立的民衆還沒有形成一個由具有自我意識的公民組成的民族,那麽,這種政治法律變革就會缺少原動力,已經建立起來的共和體制也會缺少活力。爲了促進這場政治變革,需要一種能强有力地賦予這種變革以意義的觀念。它應比人民主權和人權概念更能打動人心和激發熱情。這個空白就由"民族"觀念來填補。它使一國領土範圍內的居民有了一種通過政治和法律而表現出來的新型歸屬感。這種民族意識是共同的起源,語言和歷史的結晶,這種屬于"同一"民族的意識把臣民變成了一個政治共同體中的公民--作爲共同體的一員,他們會相互負責。民族或民族精神是最初的現代集體認同形式,爲法治國家形式奠定了文化基礎。歷史家學認爲,把古老的忠誠融進新的民族意識,是一個人爲而又充滿官僚控制的漫長過程。
這一過程導致公民資格具有雙重特徵,一種是由公民權利確立的身份,另一種是文化民族的歸屬感。離開對公民權利的文化闡釋,民族國家在其形成過程中,就無法通過以民主的方式入籍建立更加抽象的社會一體化。相反的例子是美國,它表明,沒有文化一體化的民族作爲基礎,民族國家也可以建立起來,幷維持一種共和制形式。但在美國,扎根在多元文化中的公民宗教(Zivilreligion)取代了民族主義。

迄今爲止,人們一直都在談論民族國家的成就問題。但共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結合也帶來了一些悖論和危險。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隨著民族國家的形成,國家主權的意義也發生了變化。這不僅涉及到貴族主權向人民主權的轉變,同時,對外部主權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民族的觀念與馬基雅維裏的自我捍衛意志糾纏在一起。根據馬基雅維裏的這個概念,主權國家一開始就受到"權力"的左右。在現代國家抵抗外部敵人,捍衛自我的戰略中,産生了民族存亡意識。這樣也就有了第三個"自由"的定義。民族自由作爲一個集體概念與上述兩個個人主義的自由概念(即社會成員的個人自由和國家公民的政治自律)發生了衝突。更重要的是,我們究竟如何來理解民族自由。民族自由是和個人自由一樣,相互處于分離狀態,幷且彼此競爭,還是象擁有政治自律權利的公民一樣,相互合作,幷且具有自决權?

如果一個民族是一個由法律建構起來的整體,幷且是由公民構成的,那麽,公共自律模式將占據上風。這些公民很有可能是愛國主義者,他們把國家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憲法看作是民族財富,幷加以捍衛。但他們完全從康德的世界主義意義上來理解民族自由,也就是說,他們認爲,民族自由是一種權利和義務,在國際聯盟範圍內促進相互理解幷保持利益均衡,從而達到維護和平的目的。相反,自然主義解釋截然不同,它認爲民族是一種前政治實體。所謂民族自由,就其本質而言,主要是一種在危急情况下用軍事力量來捍衛自身獨立性的能力。就象個人在市場上一樣,各個民族在國際政治角逐舞臺上也按照自身的利益行事。這種外部主權的傳統概念披上了民族色彩,幷由此而喚發出新的能量。

3,民族主義與共和主義之間的緊張

各民族在危急時都會用"子孫的血"來捍衛自己的獨立性,與共和主義的個人自由概念不同,民族的獨立性表明,世俗化的國家還保存著殘餘的非世俗化的超驗力量。發動戰爭的民族國家認爲,爲了集體而冒生命危險是公民應盡的義務。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服兵役成了與公民權利相對應的一種義務。當公民準備爲祖國而戰鬥和獻身時,民族意識和共和主義信念同時得到了捍衛。法國民族歷史的墓志銘上銘刻著雙重紀念:紀念爲共和國的自由而戰鬥的英雄,與紀念在戰場上陣亡的將士是聯繫在一起的。

民族具有兩副面孔。由公民組成的民族是民族國家民主合法化的源泉,而由民衆組成的天生的民族則致力于促使社會一體化。公民靠自身的力量建立自由而平等的政治共同體;而天生同源同宗的人們則置身于由共同的語言和歷史而模鑄的共同體中。民族國家概念包含著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之間的緊張,即平等主義的法律共同體與歷史命運共同體之間的緊張。

只要我們優先從世界主義的角度來理解由公民組成的民族,而不從人種中心論的角度來解釋長期處于潜在戰爭狀態的民族,那麽,上述矛盾就不存在什麽危險。只有一種非自然主義的民族概念,才能與民主法治國家的普遍主義的自我理解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這樣,共和主義觀念就可以占據主導地位,幷滲透到社會一體化的生活方式當中,幷按照普遍主義的模式來模鑄它們。民族國家的歷史成就歸功于它用公民的內在團結替代了已經瓦解的早期現代社會的合作紐帶。但如果相反,由公民組成的民族的一體化力量被還原成一個自然生成的民族的前政治定性,也就是說,被還原成獨立于公民的政治意見和政治意志之外的東西,那麽,這種共和主義的成就就會陷入危險。至于突然倒向民族主義,則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在這裏只舉兩點,一個原因是概念的,另一個則是經驗的。

民主法治國家的法律結構中的空缺,可以由關于民族的自然主義概念來加以填補。因爲僅僅依靠規範概念還不能說明,個人應當如何聯合起來,成爲一個共同體。個人聯合起來的目的,是用成文法來使他們的共同生活具有合法性。從規範角度來講,由自由而平等的權利夥伴組成的共同體,其社會界限充滿了偶然性。由于立法實踐的隨意性只是一個理性法的虛構,因此,在我們所認識的世界上,歷史的偶然性和事件的實在性將永遠取决于誰贏得劃定政治共同體的權力。通常情况下,自發秩序開始總是充滿暴力衝突,戰爭和內戰。這個問題也可以從規範的角度,而且是用"民族自决權"來加以回答 。這是19世紀的一個理論錯誤,但它在實踐上却比較行之有效【5】。

民族主義用它自己的方式來解决界限問題。如果說民族意識本身也是一個人造物,那麽,它就會把想像的民族設計成爲一種長成的東西,相對于成文法和法治國家結構這樣的人爲秩序,民族意識不言自明。因此,向"有機"民族複歸,可以塗去歷史上多少帶有偶然性的政治共同體界限中的偶然性成分,用冠冕堂皇的實體性概念來重新裝飾它們,幷用"起源"來使 其合法化。

另一種理由則比較一般。民族神話的人爲因素,比如學術加工或宣傳攻勢等,使民族主義一上來就容易被政治精英們濫用。靠外交政策的成功來緩解國內危機,其基礎是一種社會心理學機制,這種機制被各國政府一用再用。但一個想走向世界的民族國家,如何解决由于快速資本主義工業化而産生的內部衝突的方式是顯而易見的:帝國主義的權力擴充可以作爲對民族集體自由的一種解釋。從1871年到1914年的歐洲帝國主義歷史,以及20世紀的民族主義(更不用說納粹帝國的種族主義),都說明了這樣一個痛苦的事實,即民族觀念幾乎沒有加强民衆對法治國家的忠誠,反而更多的是動員大衆,去追逐那些與共和主義基本原則格格不入的目標【6】。

這正是我們從這段歷史中應汲取的教訓。民族國家必須從那種最初曾作爲它形成和發展動力的潜在矛盾中擺脫出來。今天,舉凡民族國家行爲能力達到其極限的實例,對我們都是很好的教訓。當時,民族國家建立了新的政治交往模式,從而使得人們能够把握住社會現代化的抽象動力,幷用民族意識把擺脫了傳統生活語境的民衆安排到更加廣闊也更加合理的生活世界語境中。如果公民的法律地位與其民族文化的歸屬感聯結在一起的話,民族國家就能很好地履行其一體化的使命。今天,民族國家對內面臨著多元文化的衝突,對外面臨著全球化的挑戰,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即是否存在著一種替代物,在功能上與有關由公民組成的民族和由民衆組成的民族的一攬子方案旗鼓相當。

4,政治文化的同一性與亞文化的多元性

早先,一個多少已經一體化的民族,能够爲法定的公民資格奠定文化基礎。在這種情况下,民主的公民身份成爲爲彼此承擔責任的關鍵。但在我們今天所生活的多元社會裏,充滿了日常生活的慣性,它們與一個由同根文化民族構成的民族國家的理想模式越來越遠。文化生活方式,民族群體,宗教信仰和世界觀等越來越多元化。似乎除非付出難以承受的民族清洗的代價,我們已沒有其他選擇。所以共和主義必須學會自力更生。其關鍵在于,民主化過程同時也能承擔促使一個分化越來越深的社會走向一體化的任務。在一個文化和世界觀多元化的社會裏,不允許把這種政治所承擔的重任由政治意志形成和公共交往的層面上推卸到似乎已經一體化的民族的自發基礎上去。因爲在這樣一種表像背後隱藏的是主流社會的文化霸權。由于歷史原因,在許多國家都出現了主流文化與政治文化的合流。政治文化要求得到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所有公民的承認。如果在一個政治共同體中,由不同的文化,民族,宗教信仰所帶來的生活方式能够共生幷存,這種合流就必須予以消除。但共同的政治文化必須同亞文化及其前政治認同分離開來。而且,要求平等共存只能在一定條件下實現,即受到保護的信仰和實踐不能與(不同政治文化所理解的)有效的憲法原則産生衝突。

有效憲法是一個國家政治文化的結晶。任何一種民族文化在各自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對于反映在不同憲法中的原則,如人民主權和人權等,有著各自不同的理解。因此,"憲法愛國主義"(Verfassunfspatriotismus)可以取代原始的民族主義。但在一些觀察者看來,維持一個複雜社會的一體化,憲法愛國主義是遠遠不够的。而更關鍵的問題在于,如何找到一些前提條件,讓自由主義的政治文化能够獲得足够可靠的依據,用以保障由公民組成的民族獨立于民族部落的聯合之外,幷不至于解體。

這是今天傳統的移民國家如美國也面臨的問題。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的政治文化爲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公民和平共處創造了更好的條件。在美國,每個人都可以以兩種身份生活:他既是這個國家的一員,同時也是一個外來者。但逐漸抬頭的原教旨主義,乃至恐怖主義(如在俄亥拉荷馬),已經發出警告,由兩百年憲法歷史解釋的公民宗教所支持的政治文化體系也面臨著崩潰的危險。我認爲,只有當民主不僅體現爲自由主義的自由權利和政治參與權利,而且也體現爲社會參與權和文化參與權,多元文化社會才能通過這樣一種長期保存下來的政治文化加以維持。公民必須懂得,即便在社會安全和不同文化生活方式的相互認同中,他們的權利也是具有使用價值的。如果民主制度下的公民資格能够成爲實現各民族的理想生活方式的機制,那麽,它就可以成爲團結一切外來者的一體化力量。

這一視角是由社會福利國家這種類型揭示出來的,而社會福利國家是在戰後歐洲有利而寬鬆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狂熱的民族主義源泉已經枯竭。在兩個超級大國核競賽的政治氣候下,不僅一分爲二的德國,其他歐洲國家,也都缺乏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領土之爭已不在議題之內。社會內部衝突已不能向外轉移。它們必須成爲國內政策的優先考慮對象。在這種條件下,關于民主法治國家的普遍主義觀念才能不受僅僅關注民族利益和地緣政治的權力政策的干涉。儘管世界範圍內的內戰還在不斷發生,共産主義的危險依然存在,但在公衆意識當中,共和主義與民族自我捍衛的目標已經相去甚遠。

關于政治共同體的"後民族主義"觀念在一定意義上已經出現。這種趨向在聯邦德國比歐洲其他國家表現得更加突出,因爲聯邦德國的主權過去幾乎被剝奪無遺。但多數西北歐國家爲社會福利國家和平地解决階級衝突創造了條件。在那裏,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保障系統逐漸建立起來幷不斷擴大,學校,家庭,司法,信息保護等領域等都得到了改革,女性主義提出的平等政治也初步得到實施。經過一代人的努力,公民的法律地位已經得到了顯著的改善,儘管還不是十分完美。這讓公民自身也充分意識到基本權利的實現是社會的首要問題,而這也是我所關注的核心內容。所謂首要問題,是說公民組成的現實民族要比同胞組成的想像民族來得重要。

權利系統是在經濟長時期得到增長的有利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因此,每個人都能認同和尊重公民的地位,從而使得他作爲政治共同體的一員,與其他成員唇齒相依。大家都會看到,私人自律和公共自律在生活方式的再生和改善過程中是互爲前提的。他們至少憑直覺可以意識到,只有在恰當地使用其公民權利時,他們各自的私人活動範圍才能得到公平的劃分。而且,只有擁有一個不受侵犯的私人領域,他們的政治參與才能有效地得以實現。憲法爲法律平等與事實平等之間的辨證關係提供了制度框架,同時也增强了公民的私人自律和公共自律【7】。

但是今天,這種辨證關係已經陷于停滯狀態,而原因根本就不是地域性的。我們如果想澄清這一問題,就必須充分考慮到當前廣泛受到關注的"全球化"(Globalisierung)趨勢。

5,民族國家的界限:內在主權的有限性

過去,民族國家的領土界限和社會界限是來不得半點馬虎的。今天,這種界限不斷受到跨越國界的全球化過程的衝擊。吉登斯(A. Giddens)把"全球化"界定爲國際關係的緊密化,其結果導致本地事務與國際事務的相互作用【8】。世界範圍內的交往(主要是通過電子傳媒),超越了自然語言以及特殊符碼(主要是貨幣和法律)的限制。由于"交往"在這裏具有雙重涵義,因此,全球化産生了兩種背道而馳的趨勢,一方面是行爲者意識的增强,另一方面則是系統,網絡(比如市場)以及組織機構的發展,擴大和交錯。系統和網絡的增長使信息和溝通多元化了,但它幷沒有創造出政治公共領域賴以産生的條件,因爲它沒有擴大主體間的世界,也沒有通過話語把一些重要的觀點,主題等聯繫起來。主體有步驟地進行溝通和交往,而主體的意識看起來是在擴展的同時,也變得越來越散亂。由因特網製造的公共領域象地球村落一樣,劃分爲彼此不同的諸多領域。暫時尚不清楚:公共意識是否還能調控已經徹底分化的各種關係,或者,已經獨立的各個系統是否會切斷由政治交往建立起來的各種關係?

民族國家曾經爲共和主義的自我理解和以一定的方式制度化提供了條件。如上所述,國家與經濟之間相輔相成,國內政策與國際政治之間也是相輔相成,而這些是民族國家所特有的。當然,這種圖式只有在一國政治還能對其"國民經濟"發揮影響的情况下才有效。在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占據主流的時代裏,經濟增長不單純依賴投資,還依賴于社會的整體進步,比如刺激大衆消費(在自由工會的强迫之下);技術進步,縮短勞動時間,以及由此導致的勞動生産率的提高(依靠的是獨立的基礎研究);社會教育系統的進步所帶來的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等等。但是,在民族經濟範疇內,勞資政策和政府的社會政策都可以充分利用分配手段,以便讓對社會充滿期望和自身素質甚高的民衆能獲得應有的報酬。

儘管資本主義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具有全球性質【9】,作爲與現代國家制度一起發揮作用的經濟動力,它也爲民族國家的確立做出了貢獻。但二者的發展很快就不再相互適應。沃勒斯坦說的對,"受地域限制的資本從來就不適應其結構的流動性。它是歐洲市民社會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産物"【10】。但是,這種條件隨著經濟生産的國際化而發生了根本變化。越來越多的企業投資戰略都把連爲一體的國際金融市場和勞動市場作爲决策依據,這種趨向慢慢影響到了所有的工業化國家。

今天的"本土爭論"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一方面,各個民族國家都有它自己的活動空間,另一方面,全球化已使政治手段很難對經濟發展産生影響,這兩者之間是相互交錯的。最重要的特徵是,一方面,經濟迅速發展和提高勞動生産率的新技術不斷爆炸,另一方面,廉價勞動力越來越相對過剩。不是由于傳統的世界貿易關係,而是由于全球化的生産關係,給以往的第一世界帶來了嚴重的就業問題。如果干預主義政策所針對的國民經濟尚存一綫生氣,主權國家就可以從各自的經濟中獲得好處。但隨著經濟發展越來越國際化,國內政策失去了對生産條件的控制,于是也失去了對賴以課稅的贏利和收入的控制。政府對企業的影響越來越弱,因爲企業的投資决策所著眼的是全球語境。于是,政府處于兩難境地,它必須同時避免兩種非理性的反應:一方面,要避免保護主義和建立卡特爾,另一方面,要避免通過社會政策來進行補償,以帶來可以預期的社會效果。

經合組織國家(OECD)爲了提升國際競爭力,不得不以高失業率和削弱社會福利國家爲代價。而拋弃社會福利國家政策已經帶來明顯的社會後果。社會團結的源泉已經枯竭,以致于先前第三世界的生活條件在第一世界內部也有所蔓延。新的"下等階層" (Unterklasse)現象使這種情况變得更加嚴重。從這些容易被誤解的現象中,社會學家發現,處于邊緣的群體組成了聯盟,從社會其他階層中脫離了出來。屬于這個"下等階層"的是一些貧困群體,儘管他們已無力改變自己的社會處境,但他們還是必須自力更生。他們也不再具有潜在的威脅力量,其力量之弱正如世界上的貧困地區之于發達地區。當然,這樣一種分化决不意味著,失去團結的社會可以隨意把某個階層分離出來,而且不用承擔任何政治後果。從長遠來看,這樣做至少有三個問題不可避免:"下等階層"的存在會帶來社會衝突,它們爆發出來就是自發而且漫無目標的反抗,只能靠强制手段才能壓制下去。這樣,監獄和安全機構的建立,將發展成爲一門興旺的産業。此外,社會墮落和物質貧困不會只局限于某個地區。猶太人聚居區的毒患不僅侵襲著其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而且跨越地區界限,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結果就是社會道德的普遍墮落,共和主義的核心遭到侵害。具有形式正確性的多數原則,這時只能反應出受到威脅的中産階級對自身地位的恐懼和維護自身在社會中地位的要求。因爲它埋葬了程序和制度的合法性。這樣發展下去,民族國家已經取得的成就,即通過民主參與實現社會一體化,將被徹底葬送。

對這一悲觀情景的解釋幷非沒有現實意義,當然它所描繪出來的只是未來衆多視角中的一種。歷史發展幷沒有嚴格的規律,人以及社會都具有學習的能力。拋弃民族國家的政策,一種選擇就是,建立跨國家的有效的運行機構,而且這種選擇必須來自市場。歐盟的發展道路就是一個例子。但它幷不單純具有單方面的借鑒作用。今天,歐洲國際正在貨幣聯盟的門檻前停滯不前,因爲貨幣聯盟意味著,各國政府必須放弃其貨幣主權。跨國貨幣和貨幣政策,必然會導致實行共同的財政政策,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在簽署馬斯特裏赫特條約之後,各成員國內部反對從縱向擴展歐盟的傾向有所增强,因爲這樣的歐盟會具備一個國家的主要特徵,幷大大限制其成員作爲民族國家的權力。在全球化過程中,民族國家將被淹沒,幷失去權力。但在這個時候,民族國家在其歷史成就意識中會更加堅持其認同。民族國家一直堅持的政策則局限于,盡可能小心謹慎地使各國社會適應世界經濟動力系統的要求,幷承擔起由此造成的負面影響,而世界經濟的發展則越來越遠離政治。與此相反,民族國家或許應當勇敢地作出嘗試,超越自己,建立跨國家的政治行爲層面。在此過程中,如果民主法治國家的常規遺産還要繼續被用來對抗資本的動力機制,那麽,它就只能是在民主意志的形成過程中具體表現出來。

6,"超越" 民族國家:消滅還是揚弃

超越民族國家的說法有兩重含義。一種是後現代主義的。它認爲,隨著民族國家的終結,我們同時也拋弃了一直都是空頭支票的公民自律設計。另一種是非悲觀主義的,它認爲,這項設計是在一個還具有學習能力,幷不斷用政治意識和政治意志對自己施加影響的社會中孕育起來的,因此在超越民族國家的世界裏還有發展的可能。兩種看法的衝突在于民主法治國家的規範理解。在全球化時代,我們從中是否還可以再次認識到我們的自我,還是我們必須把自己從這份雖然可愛,但却無用的古代歐洲遺産中徹底解放出來?

如果不僅民族國家走向終結,而且每種政治社會也隨之走向終結,那麽,公民將被拋進一個充滿無名關係的複雜世界裏,在這個世界裏,每個人都必定會根據自己的好惡做出自己的行爲抉擇。在這樣一個後政治世界裏,跨國公司將成爲一種行爲模式。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試圖發揮規範的政治影響已經失去市場,相對而言,全球經濟體系的發展看起來是一個特例。焦點是一個完全沒有中心的國際社會,其中充滿了無數可以自我再生和自我調控的功能系統。正象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狀態中的人一樣,這些系統相互構成周圍的環境。它們不再使用共同的語言。由于個人之間不存在主體間性的"意義空間",因此,它們彼此遭遇的基礎是相互不斷的觀察,而且它們對待對方的態度取决于自我捍衛的要求。

J. M. Guehenno從單個公民的角度描述了這一無名世界。公民失去了作爲團結共同體的國家,必須在沒有規範幷且比較散亂的自我捍衛系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些"新人"動搖了現代性充滿幻想的自我理解。很顯然,這種希臘主義的觀點就其本質而言是新自由主義的。公民自律中公民自决的道德成份被不假思索地拋弃了,最後只剩下私人自律:

像Caracalla時代的羅馬公民一樣,今天也越來越少有人從參與國家主權的角度來定義網絡化時代的公民,相反,越來越多的人强調,公民的行爲必須服從事先制定的規則。……至于是由私人企業還是管理機構來設置這些規範,則無關緊要。這種規範不再是主權的體現,而只是一個减少不確定性的因素,一個减少開支和增加透明度的手段。【11】

這裏的矛頭所指是黑格爾關于"需要和理智的國家"(Nots-und Vertandsstaat)的觀點,民主法治國家被"一個私法國家所替代,而且與自然法沒有任何哲學關聯。它只是一個單純的規則系統,它的合法性確立在其日常運作的依據上面"【12】。規範是有效的,而且與人民主權和人權等觀念相吻合。自發的世界社會這個看不見的手正在取代規範,而且表現爲"一種網絡化的邏輯"。但這些對外部支出幷不敏感的機制幷不可靠。這點至少適用于關于全球自我調控的兩個著名例子。

三個多世紀以來,建立在國際政治體系基礎上的"權力均衡"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便徹底崩潰了。如果沒有國際法庭和跨國的審判權力機關,國際法就不可能象國內法那樣得到有效的貫徹和執行。在任何情况下,傳統的道德和朝代關係的"習俗"在一定程度上都從規範的角度制止了戰爭。但在20世紀,極端的戰爭把這種脆弱的規範框價也給打破了。武器技術長足發展,軍備競賽愈演愈烈,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遍布全球【13】,這些都充分暴露出,離開得不見的手控制的世界權力已經陷入無政府主義,面臨著巨大的風險。日內瓦國聯的建立,是第一次嘗試,它想至少在一個集體安全體系內對難以預計的權力加以規訓。聯合國的建立則是第二次嘗試,它想通過建立跨國的行爲機制,來維持始終處于發端的世界和平秩序。兩極世界解體後,儘管時局時有倒退,但在國際安全和人權領域出現了魏茨澤克(C•F•v•Weizsaecker)所說的"世界內政" (Weltinnenpolitik)的發展前景。無政府主義權力均衡的打破,至少爲建立理想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可能。

自發的全球化過程也與此類似。如果經合組織國家和經濟還十分落後的邊緣國家之間不平等的依附關係不能得到有效改善,那麽,世界市場顯然就不能永遠交給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去管理。哥本哈根環境與發展大會所公布的結果令人震驚。國際社會尚缺乏有效的行爲主體,以促使各國在管理,運作和政治框價方面達成一致。要形成這樣一種合作,不僅要縮小南北差距,同時也要阻止北約組織發達國家中社會發展的衰退,因爲面對勞動力市場迅速全球化所帶來的低工資這樣一種後果,民族國家範圍內所采取的社會政策顯得無能爲力。跨國機構還缺乏解决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大會所探討的全球生態問題的能力。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國際組織,缺乏今天已經開始活躍的洲際組織的合作,缺乏一個適用于世界公民社會的政治,那麽,一個更加和平也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和世界經濟秩序是不可想像的。

這就引起了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觀點,認爲與其消滅民族國家,不如"揚弃"民族國家。可是,民族國家的規範性也能被揚弃嗎?以爲聯合國和其他地區性組織是一些跨國行爲主體,它們可以建立起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和世界經濟秩序,這是一種樂觀的想法,但在這種想法背後還潜藏著這樣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即民主意見和民主意志的形成過程在民族國家之外到底還會不會具有約束力。

注釋

請參閱萊普修斯(M. R. Lepsius):《歐洲歷史上的民族國家》,載其:《利益,觀念與制度》(Interesse,Ideen und Institutionen),Opladen,1990,第256-269頁。

1, 衆所周知,康德在《論格言》(Ueber den Gemeinspruch)一文中把"個人作爲臣民與其他任何人之間的平等"與"人的自由"以及"公民的獨立"區分了開來,《著作集》(Werke),Weschel編,第六卷,第145頁。

2, "根據不對稱的對立概念,民族模式在歐洲歷史上早就有了"。蒙克勒(H. Muenkler):《民族作爲政治制度的模式》(Die Nation als Modell politischer Ordnung),載:《國家科學與國家實踐》(Staatswissenschaft und Staatspraxis),第三卷,1994,第381頁。

3, 舒爾策(H. Schulze):《歐洲歷史上的國家與民族》(Staat und Nation in der Europaeischen Geschichte),Muenchen,1994,第189頁。

4,自由主義憲法學家布隆啓立(Johann Caspar Bluntschli)曾這樣寫道:"每個民族都被要求因此也有權利組成一個國家。人分爲無數的民族,因此,世界也應當(!)由如此多的國家組成。每個民族都是一個國家,每個國家也是一個民族",引自H. Schulze,(1994),第225頁。

5, 請參閱H. Schulze,(1994),第243頁及下兩頁。

6, 請參閱哈貝馬斯:《事實與價值》(Faktizitaet und Geltung),1992,第493頁及下兩頁。

7, A.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Cambrudge,1990,第64頁;及其Beyond Left and Right,Cambridge,1994,第78頁及下兩頁。

8, 請參閱I.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 System,New York,1974。

9, 克尼佩(R. Knieper):《民族主權》(Nationalie Souvernitaet),Frankfurt am Main,1991,第85頁。

10, J. M. Guehenno:《民主的終結》(Das Ende der Demokratie),Muenchen,Zuerich,1994,第86-87頁。

11, J. M. Guehenno ,(1994),第140頁。

12,今天,估計有10個國家擁有核技術,20個國家擁有化學武器,在中東和遠東或許已經有了細菌武器。請參閱切姆皮爾(E. O. Czempiel):《轉型中的國際政治》(Weltpolitik im Umbruch),Muenchen,1993,第93頁。

民主比我們想像的成熟(薛涌)


民主比我們想像的成熟

薛涌

新年伊始,美國的總統預選正式開始。在頭六天之內,兩黨之內頻頻爆發政治大地震,許多專業政治評論家與媒體人士稱這樣的戲劇是他們平生所未見。這些地震,把本來似乎比較明朗的選情弄得撲忽迷離,許多既有的政治格局和成見也隨之顛覆。但在大震之後,人們也更强烈地感受到:民主的構架格,比許多堅信民主的人所想像得還要成熟得多。

預選是兩党的總統候選人競爭本党的提名,即所謂"窩裏鬥"。獲得提名者,最終作爲本党候選人參加大選。中國公衆對美國大選日益關心,因爲大選决定了哪個黨掌權、執行什麽意識形態下的政策;但對預選則關注不足。然而,預選有其更微妙的政治功能。大選决定了哪個黨上臺,預選則决定了參與競爭的兩個黨是什麽樣的黨。要知道,美國兩黨在組織上都非常"自由放任",大家可以隨意退黨入黨,党主席不過是個辦事人員,沒有真實的政治權力。黨的形象和指導意識形態也在不斷變動。比如林肯的共和黨是廢奴黨,但是一百年後則推出了Barry Goldwater這種帶有强烈種族主義色彩的總統候選人,民主黨倒成了代表黑人利益的党。再如共和黨的外交政策一直是量力而行的實用主義;但到了布什,則打出在全球推動民主的理想主義意識形態,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民主黨人"威爾遜主義"的衣鉢。可見政黨經常變形。而把一個党塑造成形的,就是預選。換句話說,大選是選民在政治上站隊,决定自己選哪個党來領導國家。預選則是兩黨本身在政治站隊,它們要各自尋找本黨的認同。2008年的大選沒有在任總統參與,通過預選來塑造這種認同的空間就更大。比如,在布什之後,共和黨是否還應該是一個以福音派爲核心的基督教保守主義的政黨?民主黨是否還將繼續執行克林頓那種實用但缺乏意識形態的中間主義路綫?這是由預選决定的。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看大選而不關心預選,對美國總統政治恐怕是只凑了熱鬧而不摸門道。

現在書歸正傳,看看預選這頭六天的政治大地震。大約在一百天以前,2008年總統大選的局勢似乎已經逐漸清晰了:希拉里在民主黨內的支持率接近50%,幾乎鎖定預選之勝局。她在幾次辯論中和對手奧巴馬交鋒,屢戰屢勝,反復顯示了對手的稚嫩和她的老辣。她的競選活動,被稱爲歷史上罕見的有效率、有紀律的競選,不少論者甚至認爲她作爲一個杰出的政治家在許多方面已經超過了她的夫君克林頓。在共和黨一頭,局面雖然遠沒有這樣清晰,但前紐約市長朱裏安尼在全國民調中優勢明顯,財力雄厚的前麻薩諸塞州州長羅姆尼則在艾奧瓦和新罕布什爾等初戰的幾個州遙遙領先。他很有可能借初戰的連勝,直接挑戰朱裏安尼的領跑地位。最初領先的麥凱恩已經被認爲"擱淺"。

然而,一月三日的艾奧瓦的預選(caucus),幾乎一夜之間改變了這樣的既成格局。奧巴馬壓倒性的勝利,標志著美國政治的轉型。這個白人占人口的95%的州,號稱比北極還白,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選過黑人擔任過任何公職。奧巴馬在這裏擊敗了所有白人候選人,基本粉碎了他的白宮之路的最大障礙,即黑人不可能當總統的成見。而他在獲勝後發表的演說,恐怕是二十多年來美國最精彩的政治演說,顯示了肯尼迪式的領袖魅力,甚至有評論家已經開始叫他"當選總統"。希拉里事後在新罕布什爾的競選中,面對不可收拾的敗局,一度當衆哽咽、滿眼泪水。在共和黨一頭,勝出的則竟是幾個月前還不爲人知的前阿肯色州州長哈克比。他在早期的民調中,在共和黨內的支持率基本都不超過5%,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誰。甚至他競選大轎車的汽油錢一度都成了問題。羅姆尼在艾奧瓦經營得比哈克比早,花的錢比哈克比多十幾倍,在民調上更是一路遙遙領先,不想却輕鬆地被哈克比擊敗。難怪有人說,哈克比簡直就是他的前任阿肯色州長克林頓的克隆,只不過他出現在十幾年後的共和黨中。保守派政治評論家David Brook乾脆把兩黨同時發生的這種戲劇性變局爲稱爲他此生未見的政治雙重地震。

這一雙重地震,摧毀了兩黨預選的既定格局,使嶄新的前景浮出地平綫。在共和黨陣營中,哈克比的崛起重創了把所有賭注都下在前幾仗的勝利上的羅姆尼。艾奧瓦首敗之後,羅姆尼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優勢迅速被起死回生的麥凱恩奪走,後者也如同民調預料的那樣,在五天后順利贏得了新罕布什爾州的預選。奧巴馬則被預料將在新罕布什爾州輕易擊敗希拉里、鎖定預選的勝局。這是人們要看的一場最大的戲。想不到,新罕布什爾發生了又一場政治地震:希拉里竟在所有人(恐怕也包括她自己)的意料之外,擊敗了奧巴馬。

本來,希拉里一直在新罕布什爾州領先。在艾奧瓦預選前,奧巴馬就已經開始逐漸追上。艾奧瓦之後,奧巴馬人氣大增,在民調中領先希拉里九到十幾個百分點,遠遠超出了民調的誤差邊際之外,鐵定要贏。媒體則一下子變成了追星族,連篇累牘地談論奧巴馬是如何爲美國政治注入了新生命、如何領導了一場新的政治運動;同時也不停地挖苦希拉里,甚至預言她馬上就將結束其政治生命。從歷史上看,兩黨還沒有一個候選人在連續贏得了艾奧瓦和新罕布什爾的預選後而丟掉本黨提名的。奧巴馬如果在新罕布什爾獲勝,便可乘勝追擊,甚至在希拉里的本州紐約州擊敗她。受此之辱後,希拉里在2012年參議員的連任選舉中恐怕也很難保住自己的位置。甚至在計票開始時,媒體人士和兩党的政治評論家就都在討論希拉里究竟把失敗控制在多少個百分點才可以繼續競選。連希拉里的顧問們也就連敗後的戰略轉型給媒體吹風。然而,結果證明所有的民調和分析都錯了。希拉里在新罕布什爾爆出了最大的冷門。

新罕布什爾之變,使專家、媒體如同吞進了一個消化不了的骨頭。美國總統政治中的民調,一直有相當準確的預見性,還沒有出現過這麽離譜兒的錯誤。現在大家還摸不著頭腦,只是在异口同聲地問:"希拉里是怎麽贏的?"

拋開具體的競選戰略不說,從艾奧瓦到新罕布什爾的一系列的戲劇說明:歷史既可以給個人提供機會,也可以把個人變成其囚徒。把握歷史的機會,還是當歷史的囚徒,對一個政治家來說,有時就是一念之差。

希拉里和奧巴馬的沉浮是個最典型的案例。兩個人都是近二十年來美國政治的遺産。希拉里登上全國政治的舞臺,自然是從她的夫君克林頓1992年贏得總統大選開始。克林頓當時的勝利,正是在保守主義的"里根革命"開花結果之時。里根在八年任上,對內振興了經濟,對外毫不含糊地和蘇聯對抗,恢復了美國人的信心,最後把權力順利交接給老布什。而老布什也穩健地領導著美國打贏了冷戰,打贏了第一次海灣戰爭,使美軍走出了越戰陰影。在保守主義這一系列輝煌的凱旋之後,克林頓竟難以置信地把老布什趕出白宮,幷且當滿兩任。對于自信已經秉承天命的共和黨保守派來說,他分明是個篡位者。所以,保守派對克林頓的仇恨,很快就超越了意識形態而深入到個人層面。整個九十年代,共和黨的宣傳機器只有一個目標:從政治到個人層面摧毀克林頓。克林頓本身的性醜聞,對這種攻擊更起了火上加油之功。希拉里作爲在政治上最活躍、最有權力的第一夫人,自然也是共和黨的核心靶子。克林頓夫婦,由此被塑造成類似馬克白斯夫婦那樣的陰謀家。

這種惡毒的人身攻擊,幷沒有在政治上摧毀克林頓。克林頓看到了自由派意識形態是如何到卡特時代在美國人民中失去了信譽,因而要創造一個"新民主黨",向中間路綫靠攏。他的福利改革,贏得了共和黨人的合作,對福利國家動了刀。他平衡了聯邦財政,鼓勵企業的發展,留下巨額的財政盈餘,同時創造了長時期的經濟高度增長,改變了民主黨只會花錢不會發展經濟的面目。在外交上,他也繼承了共和黨的現實主義路綫,有效地維護了美國的國際聲譽。不過,在個人層面,這種人身攻擊的傷害面則遠遠超出了克林頓本身。特別是在布什的軍師卡爾.羅夫手裏,人身摧毀術被發展到了出神入化之境。2000年和2004年兩次大選,選民在具體的政策上都更同意民主黨的立場;但在個人層面,則都不喜歡民主黨的候選人,最終導致了民主黨兩失白宮。2008年大選來臨時,這一局面也沒有改變:民主黨在具體政策上占絕對優勢。但是,在個人層面,民主黨的代表人物希拉里則給選民留下了最爲負面的印象。

希拉里正是背著這樣的歷史包袱出場的。她的力量,在于她繼承了克林頓的"新民主黨"的一整套意識形態,在和共和黨十幾年的較量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培養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抗打擊力",幷對政策細節非常精熟。每次預選辯論,她都在具體的政策細節上顯示出高于奧巴馬的經驗。這也是她爲什麽長時間遙遙領先的原因。她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有48%左右的美國人不喜歡她,超過了喜歡她的選民比例。這就是共和黨十幾年人身攻擊的效果。要贏得多數選票入主白宮,她必須保證她的負面印象率不再提高。稍有閃失,就會前功盡弃。所以不犯錯誤,就成了她競選的首要之務。

奧巴馬則是在本世紀剛剛崛起的政治新星,沒有希拉里的政治包袱。相反,他正好從希拉里的包袱中受益。要知道,美國的政黨政治雖然兩極化,美國的選民幷沒有兩極化。從2000年至今的一系列民調顯示,一般選民政治觀點溫和,中間派非常多,只是兩黨非此即彼、沒有給他們提供中間的立場可選擇。自然,對充滿刻毒的兩黨對攻,選民也感到疲憊,希望有超越兩黨恩怨的力量把國家團結在一起。奧巴馬因爲年輕,在這種黨爭中沒有幹過"髒活兒",也基本沒有政敵,更沒有象克林頓夫婦那樣被妖魔化,面目清新,給選民帶來的希望。但是,正因爲是新手上路,他對具體的政策把握無力,競選口號喊得震天響,內容却很空洞。至今爲止,人們還不瞭解他在政策層面代表著什麽。幾個月前,他頻頻被希拉里修理,其進軍白宮的航船幾乎擱淺,原因也在于此。

艾奧瓦的大翻盤,本起源于希拉里的幾個小錯誤。她在接近預選時在賓西法尼亞的一個辯論中,被問及是否支持紐約州長給非法移民駕駛執照的提議,不僅支支唔唔地躲避問題,還抱怨大家都想抓她的短處。她躲避的理由很簡單:支持紐約州長,會爲她贏得拉美裔的選票,但艾奧瓦州有95%是白人,對非法移民非常反感,公開支持紐約州長對她初戰不利。結果她被對手譏笑爲兩分鐘內變了幾次立場,誰也不知道她在說什麽。媒體也跟著炒作,把小事鬧大。接著,又有一位年輕選民披露:希拉里的人安排她在競選集會上問一個事先準備好的問題,頓時輿論大嘩,認爲希拉里在老百姓中安插自己的"托兒",愚弄選民。其實,奧巴馬在接下來的辯論中,對駕駛執照問題的回答同樣支唔躲閃。但他不是領跑者,媒體不去追究,整個輿論形成了一邊倒的反希拉里之勢。

從表面上看,這些事情顯示了媒體的偏心。但是,這也是因爲希拉里本人沒有逃出歷史的囚籠。她知道自己在選民中的負面印象很大,不容有犯錯誤的機會,又因搶站了領先地位,希望保住既有的局面,只圖穩健不失。這就使她算計太多,聰明反被聰明誤。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在艾奧瓦投票前,一個九歲的女孩子作爲自己校報的兒童記者,問希拉里的女兒切爾西一個政治問題,切爾西竟說競選總部有規定,不能向媒體隨便談論政治問題,最終拒絕回答。從九十年代看過來的人,聽到這些事情難免對希拉里有同情。保守派和媒體會拿她私生活或家人的任何問題大做文章,她當然怕出錯。但是,美國的政治是非常開放的。政治家和選民必須建立互相信任。希拉里在選民中的負面印象率高,正說明她不受大家信任。如今,如果你連對一個九歲的女孩子都這樣不信任、要這樣防備,選民憑什麽信任你呢?

奧巴馬也正是在希拉里這樣被歷史所囚禁之時脫穎而出。他作爲黑人候選人,正好填補了黑人政治領袖老化、過時所創造的真空。馬丁.路德.金領導的民權運動,起初是一種近乎不同政見式的抗議運動。等這一運動漸入美國政治主流後,他的繼任者如杰西.杰克遜(1988年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之一)等,就將之轉化爲了一種憤怒的傳統,把黑人社會的一切問題都視爲是種族歧視的結果,總覺得美國社會對黑人照顧不够。然而,當黑人中産階級崛起、開始享受主流社會的利益時,當種族平權的政策按膚色在大學錄取等等方面給了黑人種種照顧、而使許多白人感到受了歧視時,這種憤怒的民權傳統在整個社會中就越來越失去感召力。奧巴馬作爲一個黑人政治家,不談過去的怨恨,放眼未來,充滿了樂觀精神。他對選民們說:"你們看看我就知道,一個黑人,又叫奧巴馬,還能在這裏選總統。這就說明了我們的希望。"在艾奧瓦勝利之夜的講演中,他宣稱:無所謂紅州(共和黨的州),也無所謂藍州(民主黨的州)。有人說這個國家已經太分裂、不可能走到一起。但是選民們證明了希望的存在,證明了變革的必要。這頗讓人想起二百年前建國之父杰佛遜在刻毒的黨爭中就任總統時的和解式演講:"我們都是聯邦黨人,我們又都是共和黨人。"美國的選民因爲布什這幾年而對共和黨絕望,跑到民主黨這裏來找救星。而他們又不願意回到過去那種刻毒的兩黨政治。他們在奧巴馬身上看到的是一位不以自己的膚色說事的陽光派政治家:如果他能够超越黑白這道美國社會最深的鴻溝的話,那麽他就更能超越兩黨的積怨!這也難怪,一時間民主黨中最人氣的政治家已經不是克林頓,而是奧巴馬。而更重要的是,大約53%的共和黨人喜歡奧巴馬,證明了他跨黨派的號召力。

在這樣的領袖領導著一場全新的政治運動以排山倒海般之勢崛起時,希拉里恐怕也有自己將被席捲而去之嘆。不過,也許正是因爲她感到自己面臨著退出政治舞臺的無奈結局,一下子擺脫了囚禁她的歷史牢籠。如今事後諸葛亮的政治評論家都爭先恐後地宣稱:她在新罕布什爾預選前的咖啡館裏和選民聊天時幾乎落泪,感動了選民,一舉扭轉了敗局。甚至有人說她這是精心策劃好的,還有人挖苦她試圖一路哭進白宮。其實,現在想想那個場面,一個沒有受過好萊塢訓練的人面對陌生的選民和隨意的提問很難裝出這樣的泪水來。希拉里在丈夫性醜聞時,也沒有這樣當衆失控。她這時涌出的眼泪,是因爲她看到自己政治生命的完結。而這是她一生最珍惜的東西。她此時幾乎是在向自己的事業、自己所服務的選民的告別。也許這種情緒使她獲得了一種解脫。媒體現在才注意到,她在新罕布什爾知其不可而爲之地競選時,開始拋弃了那種過于謹慎保守的作風,打開了自己的心扉:請大家看吧,反正我也不在乎了。一下子,她變成了一個可親近、能交流、也值得信賴的人。許多選民看到她眼中噙滿的泪水,也突然動容:這個女人一生投身于公共服務,被別人打得遍體鱗傷。難道就讓她這樣走嗎?難道不應該給她一個機會、讓選民繼續審視她嗎?相反,奧巴馬艾奧瓦獲勝後,認爲自己已經掀起一個政治浪潮,如今正站在浪峰上,只要保持平衡、不犯錯誤,這一大浪自然會把他推到新罕布什爾的勝利。所以,他參與的大規模集會多(這也是因爲他人氣盛),但和選民近距離的交流少。助手們開始對媒體守口如瓶。大家能遠遠地仰慕他;但當作出個人决定時,還是投了希拉里的票。

其實,上述這些還是小節,還是很難决定性地影響如此重大的選舉。更大的因素還要在選舉的制度結構和政治運作中來尋找。我在《右翼帝國的生成》一書中就分析過,艾奧瓦和新罕布什爾人口不及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但贏得這兩州的預選,就基本可以鎖定本黨提名。給這麽少數的、90%以上是白人的選民這麽大的權力是否公平?這個問題已經反復被批評者提出。不過,我需要指出的是,這兩個州的預選爲民主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服務。從古雅典開始,民主就是小社區的政治過程,選民基本生活于面對面的小共同體中,便于他們在個人層面瞭解代表自己的政治家。乃至美國的建國之父們也有過民主是否能在北美大陸這麽大的社會存活的疑惑。如今美國人口三億。如果預選在全國同時展開,那些最有錢、最有名氣的人就壟斷了政治機會。小州的預選,則給哈克比這樣名不見經傳的政治家提供了舞臺。艾奧瓦和新罕布什爾兩州人口稀少,預選時候選人要走家串戶,在當地的咖啡館、居民的客廳裏一起和大家議政,兜售自己的主張,贏得選民的信任。有了這種面對面的接觸,選民才能擺脫媒體、金錢的操縱,直接作出自己的判斷。這叫作"政治零售",使選總統變得如同選村長。你在這種零售中第一筆買賣成功,全國對你都刮目相看。于是,媒體的報道、政治捐款就滾滾而來,一夜之間你就可以和大牌政治明星平起平坐。這是民主的公平之處。

希拉里以當選總統的派頭開始預選,在艾奧瓦沒有對選民敞開心扉,敗得甚慘。而在新罕布什爾,奧巴馬占據了媒體、出盡了風頭,離當地選民反而遠了;不受媒體待見的希拉里,倒是和選民有些動情的交流,和選民近了。所以,儘管媒體是一面倒地挺奧巴馬,選民還是"眼見爲實",能擺脫媒體的炒來作自己進行判斷。我在新罕布什爾投票前就一度受媒體的影響而感到絕望:奧巴馬確實是罕見的政治天才,但他畢竟沒有什麽具體的政策,對他需要認真檢驗才能最後决定。如果他這麽容易就鎖定勝局,選民在對他所知不多的情况下就喪失了選擇的空間。這種政治過程豈不是太非理性了?看來,在真正的民主政治中,普通百姓比媒體乃至專家們常常要成熟得多。新罕布什爾的普通老百姓無非是說:你們這些媒體大腕、專家不要亂講了。我們需要更多的時間在奧巴馬和希拉里之間權衡取捨。

在新罕布什爾之後,共和黨的預選門戶大開。麥凱恩、朱裏安尼、哈克比、和羅姆尼都有希望。但是,在民主黨一方,則成了奧巴馬和希拉里兩人的PK。兩人一個是日出,一個是日落,在關鍵時刻究竟誰最輝煌,現在還很難說。奧巴馬的優勢,是有著日出的朝氣。因爲他的出現,許多不參與政治的年輕選民第一次參與了選舉,成爲他艾奧瓦之勝的關鍵。他對中間選民的感召力,至少在現在看來使他成爲更有希望擊敗共和黨對手的候選人。但是,他的政策不具體,人們對他瞭解不深,未經媒體嚴格的審視,他的人氣有相當的水分。另外,他從來沒有和共和黨人有過激烈的交鋒。在遭受保守派的猛烈攻擊後他是否還能象現在這樣一塵不染、超乎兩黨惡鬥之上,還很難說。

希拉里正處于夕陽無限好的時期,經驗、智慧、和感情都趨于老道。她對政策的把握幾乎無人能比,而且有著鐵一般的意志和紀律。這次起死回生,只能使她變得更强。另外,她在黨內是主流派,把握著黨內政治機器。比如這次在新罕布什爾她得到十一萬多張票,動用了六千多志願人員,三百多輛車,走家串戶地把支持者送到投票站。這樣的組織,新人很難一日建造出來。在新罕布什爾投票前,一位當年里根的助手回憶1976年里根挑戰福特的情景:當時人氣在里根這邊,選民的心也在里根這邊。但是,福特作爲現任總統是主流派,把握黨內的機器。最後里根得勢,福特得票。而即使是這位過來人,也低估了希拉里-克林頓操縱的黨內機器的力量,乃至預測奧巴馬大致可以在新罕布什爾掀翻希拉里。可見克林頓勢力在黨內的根脉之深。不過,希拉里個人缺乏感召力。她這次和選民噙滿泪水的表演也許使她逃過一劫,但是不能指望哭進白宮。她無論是講演還是和選民私下溝通,太愛以老賣老,總是"我"、"我"地講個沒完。奧巴馬發給選民的信息,則是以"我們"爲中心。選舉是關于老百姓的生活、關于未來,而不是關于候選人個人、不是關于過去。擺脫不了"我",就可能被"我們"擊敗。

告訴我,你適不適合民主(楊恒均)

告訴我,你適不適合民主

楊恒均

這幾年,我無論是寫小說還是寫評論,幾乎都是換湯不換藥,總是把民主的理想挂在嘴邊。由于理論水平有限,地位也不高,有時又喋喋不休,所以朋友常常嘲笑我活脫脫一個推銷民主的小商販。

爲什麽到處推銷民主?當然是我覺得她好,覺得她適合中國,中國人應該得到她,玩弄她,享受她——用民主的手段玩弄統治我們的領導者和享受我們的權利肯定比統治者用絕對的權力玩弄我們要舒服得多——這也是我在大陸體制內呆了十年又到美國和澳洲住了十年後唯一的一點收穫。

看到新一代党和國家領導人胡主席和溫總理在多個報告和講話中强調民主和法制在和諧社會的重要性,幷要從黨內實行民主開始一步步推進民主和法制建設,我挺興奮的。同時這些年下來,也有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和普通民衆意識到,要想長治久安,要想和諧社會,自由、民主和法制缺一不可。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就是統治者良心發現時就偶爾施行仁政一下,大多時間就不把民衆當人看。

當然,要想在中國這種國家建立成熟可行的民主和法制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也會碰上許許多多的困難,最大的困難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思想不够解放。集中體現在這樣一句話上:中國人不適合民主。

不知道大家留意到沒有,這句話(中國人不適合民主)以前常常是倒過來說的:民主不適合中國。兩句話意思相似,其實却有很大的差別。"民主不適合中國"這句話包含兩層意思:一,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二,民主不適合中國人。第一句話說的是"硬件":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嚴重滯後,地小人多,礦産不够豐富,地又特別薄(糧食也不够吃),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思想等等。第二句話則說的是"軟件":中國人觀念還比較落後,也就是說思想還不够解放,或者用俗語說,咱中國人賤,每時每刻都需要主子折騰和關愛。

然而,大家也應該注意到了,這些年,無論從中央到地方,社會各階層人中,"民主不適合中國"這句話說得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中國人不適合民主"。這兩句話的區別很簡單,"中國人不適合民主"不再强調那些不適合民主的"硬件",而是只强調"軟件":人的因素。

這種話語的轉變是與時俱進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要歸功于開明的党和國家領導人,他們都一直在强調民主建設,誰還敢說中國國情不適合民主?要是不適合,也就是你思想不够開放。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經濟已經連續30年一個勁地迅速發展,而就在前不久,我們的經濟總量業已超過英國,據說正在追趕美國,我們已經成爲一個崛起的"大國"。在這種情况下,誰還繼續一味地强調中國的國情(所謂國情,也就是他們所說的落後和不發達),實在是有悖常理。

而且補充一點,西方諸國開始實行現在的這個民主制度的時候也大多是一百多年前,難道說我們現在的中國比一百多年前的英美澳還落後?

于是,現在被那些堅决反對民主的人士常常挂在嘴邊的不再是"民主不適合中國",而是"中國人不適合民主"了,這一改就不同了,那意思很明顯:不錯,中國的 發展使得我們國家已經逐漸具備了實行民主的硬件,但作爲中國人,你們還不行呀,你們準備好了嗎?你們硬得起來嗎?

我過去幾年在到處"推銷"民主的過程中遭遇的有趣的事也就來自這句"中國人不適合民主"。

可以想像,過去幾年我在中國大陸接觸了多少民衆,和認識不認識的朋友聊天,只要談論政治,我是萬變不離其宗的——最後總會扯到民主體制上。我發現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民主是個好東西,也能意識到無法實現民主是因爲一些利益集團頑固不化。但同時也不可否認,有相當一部分人,包括黨政官員、社會各界人士甚至包括下崗工人、民工和農民,在同我說起民主和中國時,確實認爲中國人不適合民主,他們幾乎都會异口同聲地說出這句話:中國人不適合民主。

聽多了,我就開始分析,剛過去的這個春節前,我才突然發現了一個現象,不覺大吃一驚。先是覺得有趣,隨後覺得很沒趣,接下來就感到很難過,以致最後都有些痛苦了。

我發現了什麽呢?我發現了所有對民主持否定態度的人說出的理由絕大多數是這句話:"中國人不適合民主",而當他們說出這句話的時候,這句話裏的"中國人"幷不包括他們自己!

何其驚人的發現呀!要知道,我過去幾年接觸的人可不是一般的多,而是非常之豐富多彩,從北京的官員到地方官員,從工人到民工,從警察到秘密警察,從下崗工人到農村的老農民……,我是見了人,逮到機會就談民主的。而我見的這些人中,凡是拿"中國人不適合民主"來駁斥我的,通過對他們前後話語的分析,我可以肯定,他們口裏的"中國人"絕對不包括他們自己。

在剛過去的春節中,我有機會在湖北隨州家鄉和城市市民以及來自老家最欠發達地區的村民接觸,我特意把這個問題進一步展開。結果讓我驚恐地發現,連來自農村地區的,第一次聽說"民主"這兩個字,後經過我二十分鐘解釋才終于鬧明白"民主"的意思後也開口便說:"那幾幾八好噢,巴哈不球中,我們這裏的老百姓,不球中,搞不住!"這句我用隨州音寫下的話翻譯過來就是:那(民主制度)真好,可是,大概行不通,我們這裏的老百姓,(素質低),不行的,會出事的。

于是我進一步問,爲什麽不行。他們會說一大通實際的問題,例如有些農民愚昧,不看長遠,只看眼前,無法分辨好人壞人,以及受到小恩小惠就投那個人的票,就像鄉村基層選舉經常發生的一樣。如果我不制止他們,他們會一直說下去。于是,我想起了自己的發現,就開門見山地問:你別說其他人,你就說自己,如果這樣的制度引進來,你可以嗎?

天啊,同胞們,我聽到了什麽答案?我聽到的是:這沒得事——意識是:我沒有問題,我能够適合那種制度,也就是說他不會搞歪門邪道,不會選不該選的人!要知道,我這個答案不是來自一個人,兩個人,而是幾乎所有的說出那句"中國人不適合民主"的人都或多或少表達了這個意思。迄今爲止,竟然沒有一個人對我說:我不能適合民主!

我不能不思考呀,而且我認爲這可能是近幾年我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發現的最有趣也最讓人反思和難受的問題。再想一下自己這幾年的經歷,接觸了那麽多黨政幹部,高級和低級知識分子,商人老闆、工人農民和小商小販,發現凡是出口就說"中國人不適合民主"的,他們口中的"中國人"幾乎一律不包括他們自己。我以前只是忽視了這一奇特的現象,沒有去進一步追問,但現在細想一下,確實如此。

如果說,我談話的對象只是所謂的高級知識分子和黨政高級官員或者商人老闆這三大精英集團,我想,也許我還可以理解這一怪現象,因爲他們畢竟是精英,有一種高人一等的感覺,他們在喊出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民主的時候,顯然是悲天憐人的旁觀者。至于他們自己,其中有些人不但認爲素質已經高得不但適合民主,而且都高到可以評判民主了。所以,如果我發現的現象只存在于這些人中,也就不足爲奇了。

問題在于,和我談話的既包括官員、商人和知識分子這些精英,也包括被這些精英認爲素質特別低下的社會各階層如下崗工人、民工和農民,他們中對民主引進到中國持否定意見時說出"中國人不適合民主"或類似此意的話語時,那口氣竟然是如出一轍。讓人感覺比恐怖電影還恐怖的是他們話語裏隱藏的潜臺詞和精英們是一模一樣的:除了我之外的中國人(或自己所在群體的中國人)不適合民主!

如果認爲我誇張的朋友,現在就停止閱讀我的文章,先到網絡去搜索那些專家學者的文章和高級官員的講話,看看他們在說出"中國人不適合民主"的時候,是否把他們自己包括進"中國人"裏了。有條件的,還可以立即拿起電話,打給你的親戚朋友,或者到街上或者農村去做一個簡單的調查,找那些說出"中國人不適合民主"(或類似話語)的人,不動聲色地問他們一句:你適不適合民主呢?

我可以告訴你,那答案准讓你大吃一驚,如果有可能,你找幾個文盲聊一下,向他們詳細解釋一下什麽叫民主,然後輕輕問他們一下,你覺得你周圍的人適合這樣的制度嗎?拋開那些持肯定態度的人不說,對于那些持否定態度的,你不妨再追問一句:你適不適合民主。我的經驗表明,他們說的周圍人中一定不包括自己。因爲他們一定認爲自己可以搞定,可以適應這種比較先進的制度。

這是個什麽現象?是中國人"以鄰爲壑"的心理作怪,還是日本人說的"一個中國人是龍,三個中國人是蟲" 的現象?是否有人研究過,我不得而知,但現在靜靜回想一下,心裏很不是滋味。這又讓我聯想到回國後的另外一件事,那就是,我見到的所有大陸同胞,幾乎都在向我抱怨:中國人的道德水平極其低下,社會風氣非常惡劣……我朝周圍一看,果然,中國的道德水平已經接近穀底,社會風氣也是全球罕見的惡劣,可是——可是我周圍的所有那些人在說"中國人的道德水平極其低下"的時候,話語裏的"中國人"是不包括他們自己的。我就是搞不明白,爲什麽每一個都把自己排除在道德水平低下的"中國人"的社會風氣會每况愈下呢?

還是回到民主這個話題。從理論上說,中國幾千年的專制獨裁思想,加上我們的教育也和現代理念背道而馳,所以如果說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不一定能够適應民主(以及自由和法治等),也不無道理。可是,他們真是因爲愚昧和無知而不明白一些道理嗎?我看未必。中國進行了二十多年的農村基層選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目前基層選舉存在各種問題,但鐵的事實已經證明,地球上目前最龐大的、經濟最貧困、教育最低下的群體——中國農民——已經開始實行基層民主選舉,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成功的。

常常聽到有人(包括來自農村的選民)抱怨農村基層選舉存在嚴重弊端,例如賄選和鬧宗族。有些候選人財大氣粗,把錢擺在桌子上,你選我,我就給你一百塊,甚至一千塊。去年九月份,北京懷柔後安嶺村還出現了大怪事,一個71戶人家的村子裏在第一届村民代表選舉前,竟然有20多戶人家突擊離婚。原來,這個村選舉是以家庭爲單位,一家一票。那些鬧離婚的農民都是想在選舉中多一張選票(離婚的丈夫和妻子各有一張選票)好選自己家族的候選人。

這件事當時鬧得紛紛揚揚,却把我著實感動了一回。試想一下,幾千年來,中國農民都是怎麽過來的?管理他們的領導人都是哪里來的?除了少數揭竿而起,拿起斧頭鐮刀殺出一個政權外,不都是統治者指派的人來管理自己?現在他們終于可以用選票來選出管理自己的村民代表,于是,他們爲了讓自己喜歡的、信得過的人上, 絞盡腦汁,竟然是用假離婚這種萬不得已的辦法……這難道不讓人感動?難道不讓我們思考?農民兄弟是如何看重手中那張小小的選票!

當然,民主從來不是被劃定一個小範圍來實行的東西,在西方,我從來沒有聽說他們把一個小範圍的投票說成"民主"(democracy)。所謂"民主"中的 民,是人民的意思,是針對國家政權而言的。但這和我們在中國最不適合民主的低素質農村搞基層選舉——民主試驗幷不衝突。而且,無論是賄選還是鬧離婚等種種拉選票的方法,在民主制度擴大到更廣大的地區以致全國時,都不再是一個問題。設想一下就明白了:你有多少錢放在桌子上去賄賂13億中國人民?再說,那種爲 了選票而突然出現幾個億人民集體離婚的現象也不會出現的。另外在這里加一句:臺灣地區的民主中當前出現的問題,例如族群和台獨勢力猖獗,也同樣和那只不過是一個區域選舉有關,如果全中國人都能够投票的話,台獨勢力能够用選票激起波浪?

目前農村的基層選舉如火如荼,無論從學者、政府官員還是農民自己反饋來的情况看,基層農村選舉基本上是成功的,至少,目前還找不出另外一種更好的方法取而代之。對于生活在城市的民衆,以及據說支撑著我們這個社會的三大精英(權力、知識和財富精英)來說,村民自治選舉很可笑和滑稽,不值得一提,但却無疑地幫了全中國人民最大一個忙,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中國人不適合民主"的擋箭牌已經出現了最大的漏洞,中國素質最低的一個群體基本上能够接受、適應和享受一人一票選舉的制度。

接下來就輪到其他群體了,我想最值得一提的是常常把"中國人不適合民主"挂在嘴邊的政府官員,也就是越來越得天獨厚、炙手可熱的公務員系統——人民的公 僕。這些人無論從教育素質還是生活工作環境,正好和那些進行基層自治選舉的農民站在兩個極端。按說他們是適合民主的了,可是,不知道是利益問題,還是有更複雜的原因,其中大多數在說到民主的時候,都是非常沉重的,他們也不否認民主的好處,而且甚至比社會閑雜人員更深地認識到,民主雖然不能解决當今中國面臨 的所有問題,但所有最大的問題沒有民主絕對不能徹底解决。

可是就是這些經常作報告的官員們在說起民主時經常嘣出一句:唉,中國人不適合民主呀。而同樣讓人驚訝的是,話語中的"中國人"是絕對不包括他們自己的。事實上,不但不包括他們自己,也不包括他們的子女和家屬,就連那些未成年的子女,顯然也很適合民主制度。否則不會從上到下,黨政官員紛紛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國外,不是學習新知識(新知識哪里都學得到),也不是爲了賺錢(傻子也知道,中國比美國更容易賺錢),而是想方設法,搞一本外國護照。他們認爲,只有這樣, 自己的子女——也就是自己的前途和未來才有保障。畢竟,人家那裏是自由、法制和民主的制度呀。

寫到這裏,本來該打住了,不過,意猶未盡。總覺得還有東西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于是回到題目:告訴我,你適不適合民主?這口氣很顯然是在質問閱讀我文章的每一位讀者,特別是那些認爲中國人民不適合民主的,我很想他們回答我:他們認爲自己的素質是否適合民主呢。

可是,我突然想,也許許多讀者更想用這個問題來問我吧——楊恒均,你適不適合民主?

按說答案很簡單,我當然認爲自己適合民主,否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怎麽會像叫賣茶葉蛋的小販,到處推銷民主?可是說實話,我幷不認爲自己完全適合民主,特別是西方民主。這些年我用心良苦,花費自己的積蓄到處探尋民主實例,在美國不錯過每一場民主辯論和脫口秀節目,到澳洲和那些選民一起去投票站觀摩投票,而且凡是臺灣有大的選舉,我都屁顛屁顛跑過去,感受臺灣人的失望和希望……可是,我真的不適合西方的民主,看到他們都當家作主了,我心中异常失落。那畢竟是人家的民主,不是在我的祖國,再好,與我何干?

我在大陸體制內幹過,這些年又崇尚說真話,我就多說一句吧。其實生活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也有很多不如意,很多失落感的。舉例說,我喜歡開快車,可是,在美國和澳洲我就徹底老實了,爲啥?因爲一開快車就被照相,一被照相就要被罰款,還會被扣分,我沒有那麽多錢,更害怕駕駛證被沒收了,于是我只好每次開車都十 分留意路邊的限速標志。可是在大陸就不同了,記得以前在國內時,哈哈,那多牛,想開多快就多快,就算被照了相,找一個熟人就搞定了。現在的情况當然也毫無改善。請問,在一個死板得連總理開快車都被罰款(新西蘭)的民主和法制的體制下,我能活得像在大陸一樣自在嗎?

別以爲我又在搞笑了,不是的,我這裏只是舉這麽一個小例子,不想把話說得太狠太死。說真心話,就我目前在中國大陸所處的階層和地位來說,雖然不算高,但也大概算是一億人之下,十二億人之上吧(很粗俗的劃分法),很多時候,你能够感到中國大陸的方便之處。這些在西方講究民主和法制的國家,你是絕對享受不到的。所以 ,從這個方面來說,我真心地理解,現在國內的精英爲什麽說中國人不適合民主。其實他們想說的是:他們自己不適合民主。

我在這裏向我的網友和讀者提一個小小的建議,今後凡是有人在你們面前大肆說教民主,特別是說咱們這些小老百姓不適合民主的時候,你們務必記得追問他們一句:你適不適合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