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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和小科員
龍應台
傲慢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正在籌劃一趟單車旅行，帶兩個孩子去走萊茵河岸。五天單騎，一天二十公里，大概可以沿河百里。正在研究地圖的時候，接到臺北馬英九市長的秘書來電，大意是說，因爲馬市長希望邀請龍教授回台出任臺北市首任文化局長，“請龍老師把履歷寄到臺北。”
我記得自己當時不假思索地答復：“要履歷？我又不跟你們求職，幹嘛要寄履歷給你們？需要認識我的話，去書店買我的書啊！”
沒幾天，接到馬市長自己的越洋電話。從電話的交談中，我知道，這個人，還真的讀過那些沒什麽意思的書了。
又過了幾個禮拜，接到市長貼身秘書的電話：市長將親自到法蘭克福來，晚上八點多到，“龍老師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談？”
我也記得自己當時三分玩笑、七分認真地答復：“只有‘王’來見‘士’，哪有‘士’去見‘王’的道理？歡迎市長來我家一談。”
于是市長風塵僕僕從臺北飛到羅馬，在羅馬密集而繁瑣的公務行程之後，隻身與秘書一人，擺脫了記者團，悄悄飛到法蘭克福機場，再從機場搭出租車，在德國的暗夜中尋找我離城二十裏路鄉下家。
是在進入了政府的公務系統之後，在長達近四年的公務生涯每天工作十六小時的高壓後，在受盡了政治的折磨和實務的歷練之後，回想到當初的“跨星際”接觸，我才認識到自己身上“知識分子的傲慢”是多麽的不食人間烟火，多麽的自視清高。
我不是個高傲的人；曾經有記者觀察到，在簽名售書的場合裏，當我坐著爲排隊的讀者簽名時，如果年長的讀者出現，我一定馬上從座位上站起來，爲他簽名。但是面對代表“權勢”的市長，却表現得如此傲慢，傲慢到不盡情理。于是在思索自己的思想和人格養成過程時，不禁自問：這種對權勢的“傲慢”，究竟其來何自？
立正
從記憶深處第一個浮上來的，竟然是孟子。十三歲的時候讀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雖然還不知道何謂富貴、威武和貧賤，也不懂“淫”、“ 屈”，和“移”，作爲動詞，裏頭有多少層次的意義，但是句子的斬釘截鐵，以及那斬釘截鐵的語言所釋出的一種簡單但絕對的力量，顯然讓年幼的我深深震動。高 中時，讀到《滕文公下二》的原文，才知道，孟子認爲權傾一時、讓王侯畏懼的强人都不是真正的“大丈夫”；真正頂天立地的君子品格，只有在富貴加以誘惑、威 武加以震嚇、貧賤加以壓迫的情况之下，才測試得出來。
有一天，在鄉下和幾個同學在“民衆服務社”打乒乓球。突然聽見很大聲的“立正”的命令。聲音那樣熟悉，原來是父親，穿著一身整齊的警官制服，帶著幾個警 察，向前來視察的分局長敬禮。我正要繼續打球，球才舉起，就看見父親嚇阻的眼神；立正在他身後的警員更是一個箭步過來，把我們幾個穿著拖鞋短褲的初中生連 推帶拉排成一列，挺身站直，讓我們舉起右手抵著額頭，做出軍警的敬禮姿勢。
不知爲什麽，我竟然覺得受到了此生未曾有的侮辱。晚上，十五歲的我拿出孟子《盡心篇》，走到父親面前，說，“你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我想對他大叫的是，“你爲什麽要我們立正敬禮？你爲什麽不知道‘說大人必藐之’？那個分局長是什麽咚咚，憑什麽要我跟他立正敬禮？”
父親正在一盞昏昏的燈下剪他的脚指甲，腿翹在一張竹凳上。他放下小剪刀，坐好，接過我的書，還真仔細地把古文吟哦了一遍，明白了我的抗議，把書還給我，說，“你把孟子最有名的那一章背來聽聽。”一眼瞄到弟弟正在一旁無所事事，說，“來，一起背。”
姊弟兩個，一高一矮，就立在那破舊的警察宿舍昏昏的燈光下，開始背《告子下》：
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背到這裏，我嚅嚅諾諾背不下去了，比我會讀書的弟弟一個人朗聲繼續：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怎麽“動心忍性”，如何“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我沒有印象；但是“說大人必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倒在我心裏深深印刻，不可磨滅。
在那一天，十五歲的我──不知道人世的艱辛，不知道生活的磨難，不知道自然法則的殘酷，不知道人性的脆弱和黑暗；十五歲的我心中暗暗發誓：長大以後做什麽都可以，但絕不做那必須向人立正敬禮的人，也不做那被別人立正敬禮的人。
等到後來讀到《公孫醜下》孟子引述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而對齊王表達“士”與“王”分庭抗禮的獨立位置時，我大概已經被孟子熏陶得差不多了。
獨立
沒想到自己在一九九九年真的去“做官”，進入了一個等級分明、令出必行的體系。我發現自己一方面做决策，發出指令，一方面努力在培養官員的獨立意識，也就 是說，當上位的决策者給出錯誤的指令時，做爲下屬的人，如何能够不盲從。下屬對于上司，如何保持一種獨立判斷的能力？如何保持直指上司錯誤的勇氣？在培養官員的獨立意識上，我不放過任何一個教育的機會。
有一天，一份蓋滿了章的公文一路旅行到了我桌上。蓋了那麽多章，表示下面一串官員全同意了。仔細讀，却看得我直皺眉頭。原來這是市長室下來的公文。某月某日某經濟園區落成，市長要去剪彩了。爲了剪彩的風光，市長室的官員請文化局責成下屬美術館配合剪彩時段，在該園區辦一個美術展，同時，請文化局安排開幕時現場表演節目。
不需多想，我在已經蓋了好多“擬辦”章的公文上，寫下推翻一切的局長批示：
1.美術館展覽屬藝術專業範圍，自有其嚴格規定之專業流程，不宜配合市長剪彩“演出”。
2.文化局對市民負責，非市長幕僚。安排表演活動目的在培養市民美學則可，在“配合”市長剪彩則不可。以上事宜由新聞處幕僚單位出面作業較妥。
龍
公文批好之後，再把科員、股長、專員、科長一路到主秘、副局長都請來局長室，拿著白紙黑字的批示跟同仁溝通觀念：文化局是臺北市的文化决策機構，獨立行使職權，對市民負責，它不是市長的幕僚或“化妝師”。文化官員應該有這樣的基本認識，從最微小處就不容許文化爲政治服務，不容許文化局淪爲市長的輔選活動局。官員本身有文化獨立的意識，就可以避免將來的掌權者公私不分，職權濫用。
“以後市長室再來這種指令，比照辦理。”
談完後，同仁一一離去，主秘却不走，面有難色，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有話要說。
他極坦誠地告訴我這孟子的學生：“局長，您的理念我完全瞭解，而且贊成，但是，能不能不要形諸文字，因爲公文複閱，回流的一路上每一個官員都會讀到，給市長室的人難堪，就是給市長難堪，不太好。官場還是有官場文化的。您還是讓我去用電話表達比較好，原批示可以擦掉。”
我默默看著這資深公務員大約足足兩分鐘之久，心中深深感動，他如此細緻而誠懇地衛護一個“誤闖”官場的人，怕她受傷害。思索片刻之後，我說，“明白你的細心，但是，如果不落文字，這一路上舊觀念的公務員不會認識到文化行政獨立的重要。有白紙黑字，才能讓公務員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吧，包括市長室的公務員。”
主秘無奈地拿著公文起身離去，“而且，”我說，“我有信心市長自己也會支持這個立場。”
我其實幷不知道市長會怎麽反應，但這是個很好的測試吧。當天晚上，跟市長通電話，我把這個批示原原本本道來。他靜靜聽完，輕鬆地說，“對啊，本來就應該這樣啊。這種觀念是要建立的，很好。”然後開始談別的公事。以後，文化局再也沒有接到過類似的指令。
教訓
不見得總是成功，但是我努力維持自己的獨立，也要求屬下官員培養獨立意識。三年後，有這麽一個下午，我在視察一個劇院工程時，看見工地上一排被拆卸一半的樓房露出一整面難看的墻壁；準備上油漆暫時遮醜的鷹架已經搭設完成。黃昏遲遲的陽光，剛好把鷹架那橫七竪八的竹影，淡淡地，錯錯落落地，斜斜灑在那頽廢斑 駁的墻上。
我被那刹那間發現的美，驚呆了。站著不動，好像聽見陽光在那墻上悠悠移動的聲音。
從美的震撼中回過神來，我交代隨行的高級官員：不要上油漆了。就請藝術家把陽光自然投射的鷹架的影子，淡淡地畫在墻上，就是最美的公共藝術了。
高級官員說，馬上辦。
過了兩個星期，我問專管公共藝術的承辦人，那面墻做好了嗎？
那是個講話嬌滴滴、十分靦靦的科員，大學畢業，管的事情龐大複雜。公共藝術牽涉到城市景觀和藝術的環境。臺灣任何一棟公共建築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須用在公共藝術上；當公共藝術被界定爲藝術家與公共空間，尤其是與市民大衆，之間的情感互動時，它的創作本身以及與市民對話的過程，就變成藝術作品的主體，處理起來非常繁複。
她說“還沒”。又過了兩周，仍是“還沒”。過了一個月，仍是“還沒”時，我準備發火了。把科長和科員請到面前，板著臉質問延宕原因。這個嬌滴滴、十分靦靦的科員，輕聲地說：
“局長，公共藝術，您不是說，‘公共’的意義就是，它必須來自藝術家的創作，而藝術家的創作還要經過一個和市民互動，得到市民響應、接受的過程。您不是說，過程比藝術品本身還重要。那一面墻，儘管只是劃上一點影子，其實都是公共藝術的範疇，就應該經過那整個藝術家創作和市民互動的流程。局長說畫什麽，就畫上去，可能違背了公共藝術的基本精神。我覺得不太妥。”
她靜靜地陳述。我靜靜地聽。
那面墻，沒有處理。
真的，除了孟子，小科員也給我上過課。
04-25-2007
爲討好官員，中國人不遺餘力（纽约时报）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14392/33427
爲討好官員，中國人不遺餘力
譯者：commondata
作者：DAVID BARBOZA
翻譯：CommonData
《紐約時報》
2009年3月13日，北京
上周，一名衣著考究的中國男子步入路易斯•威登位于當地的一家旗艦店，爲一個特殊的人物——一名高級政府官員——尋找稱心的禮品。
“我告訴你，他在頂上（高層，譯者）”，這名男子對售貨員說到，他的保鏢就站在附近。“所以你感覺應該選哪種手提包最合適？”
上述購物活動是一個爲期兩周購物狂歡中的一部分。因爲每年三月，五千名來自全國各行省和地區的共産黨代表們便會聚集在首都，召開兩個年度會議：國家人民議會（人代會，NPC，譯者注）以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爲期兩周。他們的使命是評估國家的進步，幷辯論公共政策。
與此同時，代表們也試圖利用這個機會討好他們的上級——那些國家最頂級的領袖們。方法往往是奉上大量昂貴的禮品，比如古奇手包、愛馬仕圍巾、萬寶龍鋼筆以及價值三萬美元的鑲鑽瑞士表。
雖然三月份兩會期間銷量暴漲，但幾家奢侈品公司的高管們認爲，慷慨大方的政府官員們購置這類産品全年無休，這反映出中國的送禮文化，以及把商業决定建立在私人關係上的傳統。他們承認，一些政府官員，他們的親屬，甚至他們的情婦都擁有特別的賬戶，往往使用代號，比如No博士，或者K女士。
奢侈品生産商也會保留顧客們對于時尚品位的紀錄。比如，經理們表示，政府官員往往鍾情于杰尼亞套裝，以及薩爾瓦多•菲拉格慕皮鞋。他們不喜歡那些標志過于醒目的商品，唯恐送禮行爲太過招搖。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痴迷昂貴的手錶，因爲它很容易藏匿，而且可以隨時兌成現金。
禮品主要用來贈送，或者當作報酬，法律禁止這種行爲。不過，在中國，法律專家表示，賄賂法被有選擇的執行，而且很少調查黨員的遵守情况。
因此，向政府官員贈送禮品這類事情——贈送者中有其他的政府官員，但更爲普遍的是商人——如此尋常，以至于奢侈商品生産商已經越來越多的將其視爲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一家全球性咨詢機構“貝恩咨詢公司”認爲，中國現在已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奢侈品消費市場，其去年年銷售額高達七十六億美元。行內專家則估計，贈予政府官員的禮品在該國奢侈品銷售總額中大約占到接近一半（50%）的比例。
當較低級別的政府官員贈送禮品時，花的其實都是國家的錢，或由私人企業主代付。“政府官員們實際上幷不能真的買下它們——他們的收入極爲有限”，《奢侈品邪教》一書作者，亞洲奢侈品牌專家拉達•查達表示。“往往是其他什麽人買下（禮品）贈給他們”。
這就是爲什麽這個月党的幹部及其友人會在北京搜尋菲拉格慕、迪奧和卡地亞們的原因。同時他們也爲興高采烈的奢侈品公司提供了數周假日般暴增的銷量。
但在中國，這種行爲受到公開的譴責。當被問及是否發生過這種送禮事件時，中國的官員們會給予强烈的否認。
“這種發瘋的新聞你是從哪里聽來的”？黑龍江省從事媒體關係工作的官員，本届人大代表蔣洪波（音）表示。
來自新疆自治區的一名聯絡官員楊志（音）則表現得更爲憤怒。他說，“在這麽嚴肅的會議上，我却忙著送禮討好上級，你認爲這可能嗎？”
在公開場合，大的奢侈品公司對于中國的送禮行爲緘口不言。路易斯•威登本周拒絕發表評論，薩爾瓦多•菲拉格慕也是如此。許多其它的領先品牌都沒有回音。
當登喜路中國區總裁喬納森•瑟里加爾被問及對政府官員購買禮品之目的的看法時，總裁先生出言謹慎。“登喜路一直是廣受中國商人和政府官員喜愛的品牌”，他表示。
然而在私下裏，有關在中國怎樣從事送禮和受禮活動，大品牌公司的市場銷售經理以及售貨員們會提供一些引人入勝的細節。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堅决要求匿名，因爲他們不願觸怒自己的顧客，或危及銷售。
通常，他們表示，賬單是由一名商人的信用卡或是賬戶支付的。“當第一次來到中國時，我被迷惑了，因爲我總是看到兩個傢伙一齊來購物”，查達女士說。“但後來我發現，其中一個總是購物，而另外一個總是買單”。
據市場銷售經理們透露，在大多數情况下，一名私人企業家會與一名公務員配合，在奢侈品商店中設立一個賬戶，然後把它寄給官員、官員的家庭成員及其情婦，這個賬戶的代碼可以在任何店裏使用。比如，如果在路易斯•威登購物，他們只需給出代碼，然後將帳單記入這個賬戶名下就可以了。
無論買家是一名意在取悅上級的政府官員，還是試圖影響一名官員的生意人，他們都有一個幫助購買商品的中間人。
奢侈品商店中的售貨員們要快速學習哪些産品是顧客們的討好對象喜愛的。“珠寶是人們給政府官員送禮的首選”，北京Jimmy Choo 奢侈品商店一名售貨員表示。爲了保住工作，他拒絕透露姓名。
世界奢侈品協會中國辦公室首席執行官邁克爾•歐陽表示，政府官員們“去打高爾夫的時候才會穿上奢侈品牌”。
“工作時他們很謹慎”，他說。
隨著公衆對政府腐敗日益關注，一些人提出國家應爲所有政府官員的家庭資産建立登記册，希望以此杜絕親友賄賂。
但問題在于，中國的官員們似乎陷入歐洲奢侈品牌之中無法自拔。
一月份，中國西南部城市重慶的一名土地官員因爲接受回扣被判入獄十三年。政府從他那裏收繳了兩百雙奢侈鞋子，一百套高檔套裝，以及一輛豪華汽車。
接受判决時，這位名爲丁蒙（音）的官員對自己的高尚品位無怨無悔。
他甚至對檢察官貧乏的時尚品位品頭論足。“你是一位女士，但你穿的鞋子還沒我高檔”，這位男子諷刺道。“或許你該花二十五美元去買管鞋油”。
（陳陽（音）捐獻研究）
爲討好官員，中國人不遺餘力
譯者：commondata
作者：DAVID BARBOZA
翻譯：CommonData
《紐約時報》
2009年3月13日，北京
上周，一名衣著考究的中國男子步入路易斯•威登位于當地的一家旗艦店，爲一個特殊的人物——一名高級政府官員——尋找稱心的禮品。
“我告訴你，他在頂上（高層，譯者）”，這名男子對售貨員說到，他的保鏢就站在附近。“所以你感覺應該選哪種手提包最合適？”
上述購物活動是一個爲期兩周購物狂歡中的一部分。因爲每年三月，五千名來自全國各行省和地區的共産黨代表們便會聚集在首都，召開兩個年度會議：國家人民議會（人代會，NPC，譯者注）以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爲期兩周。他們的使命是評估國家的進步，幷辯論公共政策。
與此同時，代表們也試圖利用這個機會討好他們的上級——那些國家最頂級的領袖們。方法往往是奉上大量昂貴的禮品，比如古奇手包、愛馬仕圍巾、萬寶龍鋼筆以及價值三萬美元的鑲鑽瑞士表。
雖然三月份兩會期間銷量暴漲，但幾家奢侈品公司的高管們認爲，慷慨大方的政府官員們購置這類産品全年無休，這反映出中國的送禮文化，以及把商業决定建立在私人關係上的傳統。他們承認，一些政府官員，他們的親屬，甚至他們的情婦都擁有特別的賬戶，往往使用代號，比如No博士，或者K女士。
奢侈品生産商也會保留顧客們對于時尚品位的紀錄。比如，經理們表示，政府官員往往鍾情于杰尼亞套裝，以及薩爾瓦多•菲拉格慕皮鞋。他們不喜歡那些標志過于醒目的商品，唯恐送禮行爲太過招搖。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痴迷昂貴的手錶，因爲它很容易藏匿，而且可以隨時兌成現金。
禮品主要用來贈送，或者當作報酬，法律禁止這種行爲。不過，在中國，法律專家表示，賄賂法被有選擇的執行，而且很少調查黨員的遵守情况。
因此，向政府官員贈送禮品這類事情——贈送者中有其他的政府官員，但更爲普遍的是商人——如此尋常，以至于奢侈商品生産商已經越來越多的將其視爲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一家全球性咨詢機構“貝恩咨詢公司”認爲，中國現在已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奢侈品消費市場，其去年年銷售額高達七十六億美元。行內專家則估計，贈予政府官員的禮品在該國奢侈品銷售總額中大約占到接近一半（50%）的比例。
當較低級別的政府官員贈送禮品時，花的其實都是國家的錢，或由私人企業主代付。“政府官員們實際上幷不能真的買下它們——他們的收入極爲有限”，《奢侈品邪教》一書作者，亞洲奢侈品牌專家拉達•查達表示。“往往是其他什麽人買下（禮品）贈給他們”。
這就是爲什麽這個月党的幹部及其友人會在北京搜尋菲拉格慕、迪奧和卡地亞們的原因。同時他們也爲興高采烈的奢侈品公司提供了數周假日般暴增的銷量。
但在中國，這種行爲受到公開的譴責。當被問及是否發生過這種送禮事件時，中國的官員們會給予强烈的否認。
“這種發瘋的新聞你是從哪里聽來的”？黑龍江省從事媒體關係工作的官員，本届人大代表蔣洪波（音）表示。
來自新疆自治區的一名聯絡官員楊志（音）則表現得更爲憤怒。他說，“在這麽嚴肅的會議上，我却忙著送禮討好上級，你認爲這可能嗎？”
在公開場合，大的奢侈品公司對于中國的送禮行爲緘口不言。路易斯•威登本周拒絕發表評論，薩爾瓦多•菲拉格慕也是如此。許多其它的領先品牌都沒有回音。
當登喜路中國區總裁喬納森•瑟里加爾被問及對政府官員購買禮品之目的的看法時，總裁先生出言謹慎。“登喜路一直是廣受中國商人和政府官員喜愛的品牌”，他表示。
然而在私下裏，有關在中國怎樣從事送禮和受禮活動，大品牌公司的市場銷售經理以及售貨員們會提供一些引人入勝的細節。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堅决要求匿名，因爲他們不願觸怒自己的顧客，或危及銷售。
通常，他們表示，賬單是由一名商人的信用卡或是賬戶支付的。“當第一次來到中國時，我被迷惑了，因爲我總是看到兩個傢伙一齊來購物”，查達女士說。“但後來我發現，其中一個總是購物，而另外一個總是買單”。
據市場銷售經理們透露，在大多數情况下，一名私人企業家會與一名公務員配合，在奢侈品商店中設立一個賬戶，然後把它寄給官員、官員的家庭成員及其情婦，這個賬戶的代碼可以在任何店裏使用。比如，如果在路易斯•威登購物，他們只需給出代碼，然後將帳單記入這個賬戶名下就可以了。
無論買家是一名意在取悅上級的政府官員，還是試圖影響一名官員的生意人，他們都有一個幫助購買商品的中間人。
奢侈品商店中的售貨員們要快速學習哪些産品是顧客們的討好對象喜愛的。“珠寶是人們給政府官員送禮的首選”，北京Jimmy Choo 奢侈品商店一名售貨員表示。爲了保住工作，他拒絕透露姓名。
世界奢侈品協會中國辦公室首席執行官邁克爾•歐陽表示，政府官員們“去打高爾夫的時候才會穿上奢侈品牌”。
“工作時他們很謹慎”，他說。
隨著公衆對政府腐敗日益關注，一些人提出國家應爲所有政府官員的家庭資産建立登記册，希望以此杜絕親友賄賂。
但問題在于，中國的官員們似乎陷入歐洲奢侈品牌之中無法自拔。
一月份，中國西南部城市重慶的一名土地官員因爲接受回扣被判入獄十三年。政府從他那裏收繳了兩百雙奢侈鞋子，一百套高檔套裝，以及一輛豪華汽車。
接受判决時，這位名爲丁蒙（音）的官員對自己的高尚品位無怨無悔。
他甚至對檢察官貧乏的時尚品位品頭論足。“你是一位女士，但你穿的鞋子還沒我高檔”，這位男子諷刺道。“或許你該花二十五美元去買管鞋油”。
（陳陽（音）捐獻研究）
沒頭腦和不高興（王小峰）
http://www.wangxiaofeng.net/?p=2697
沒頭腦和不高興
王小峰
我用最快的速度看完《中國不高興》，速度之所以快，大概看了一半就明白他們的那一套思路，所以閱讀起來沒什麽障礙，多數時候我把那些文字當段子看，有時候感覺比郭德綱的相聲還搞笑。
這本書是中國左派精英的牢騷文集，作者之一的宋强當年也炮製過《中國可以說不》。可能有人看了《中國不高興》之後覺得他們比“右憤”還憤怒，我倒沒看出來，我看出了嬌嗔，像一個小女子在男人面前撒嬌。多年前，我看《中國可以說不》，覺得中國有這麽一群人挺有意思，至少還有點血性。不幸的是，人們總是 會變成這樣——當輿論把你架到某個位置上的時候，你幷沒有做好準備，于是只能爲了一種姿態去扮演某種角色了。由于沒有像演員那樣學過職業訓練，在之後的表演中演技差的問題就越來越明顯了。
當年攢《中國可以說不》，可能僅僅想發發牢騷，而且這種牢騷很安全，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本書把一些人推向了風口浪尖，他們觸到了國人的某些G點上了，之後呢？就是“中國可以說——不，官人我要——我要上”，一邊把他們樹成了墻，一邊發射過來的是子彈，瞬間他們扮演了遮羞布的角色。
《中國不高興》跟《說不》相比沒什麽進步，一來是左派的理論就那麽一點點，翻來覆去沒什麽花樣，也是，在這個體制下，左派與右派還真都沒什麽新花樣，右派搞破壞，左派搞建設。其實歷來當權者特別希望看到左右對峙，因爲這種矛盾可以消解很多矛盾，像大褲衩一樣擰著，才達到平衡狀態，都左了或都右了對當權者來說都是灾難。但是左派在充當炮灰的時候，總顯得有些底氣不足，我特別想看到他們能拿出一些鮮亮的觀點或理論，結果我失望了，他們像一群職業怨婦，發著挺低級的牢騷。
我相信這本書會受到愛國憤青的追捧，在這本書裏，他們高度謳歌了80後在2008年的行爲，參與過抵制家樂福、抗議法國政府、在SMN上點亮紅心……總之在2008年一直覺得有很多大事可以參與的80後，這本書是你們最好的毒物讀物。
但是它不會再像《中國可以說不》那樣風靡或引起全社會的爭論，時代真的變了，而他們寄予希望的80後，也極有可能成爲他們的背叛，這些左派的尷尬在于，他們幷沒有因爲新一代的成長與成熟而讓自己進步。記得有一次采訪黃紀蘇，他說出了左派們內心最大的痛：右派能看到希望，左派看不到。黃老師沒有直接說明白，左派看不到希望的原因他們所依賴的那張皮有時候讓人看不到希望。
左派有時候不正視現實問題，或者說當他們正視現實問題的時候就把自己擱進去了，會像草一樣不能自拔，畢竟很多現實問題他們也不願意看到，《中國不高興》和《中國可以說不》一樣在避實就虛空談一些所謂的問題，而他們能做到的不是面對現實，而是面對右派，這很討巧，我覺得應該有這樣的一種聲音存在，哪怕當段子聽呢。
中國真的不高興嗎？中國不過是表示遺憾或失望憤慨，其實級別越高越高興，我倒真沒看到中國不高興。對于低級的草民們，他們也分高興和不高興，高興的人知足常樂，不高興的人分兩種，一種是對現實的不滿，于是不高興，滿腹牢騷，一種是對別人說自己感到不高興，比如西方人一說我們，我們就不高興，一說自己不好就不高興。《中國不高興》屬于後一種，針對西方和內部的反對聲音而感到不高興，所以這本書還有個副標題——“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其實這種思維方式也挺落後的，20年前的冷戰思維方式而已。我倒覺得，這本書應該叫做《沒頭腦和不高興》。
左派與右派的特徵是什麽呢？打個形象的比方，大褲衩旁邊的那棟樓著火了，現在擱在那裏，挺難看的。在右派看來，要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該抓的都抓，幷且要把這棟樓拆掉；左派的方式是，拆了再蓋又麻煩又浪費資金，修一修還可以凑合用，至于將來的隱患不是他們關心的，到底誰該負責也不是他們關心的。再形象一點，右派只會意淫，左派喜歡幫人打手槍。
OK？
沒頭腦和不高興
王小峰
我用最快的速度看完《中國不高興》，速度之所以快，大概看了一半就明白他們的那一套思路，所以閱讀起來沒什麽障礙，多數時候我把那些文字當段子看，有時候感覺比郭德綱的相聲還搞笑。
這本書是中國左派精英的牢騷文集，作者之一的宋强當年也炮製過《中國可以說不》。可能有人看了《中國不高興》之後覺得他們比“右憤”還憤怒，我倒沒看出來，我看出了嬌嗔，像一個小女子在男人面前撒嬌。多年前，我看《中國可以說不》，覺得中國有這麽一群人挺有意思，至少還有點血性。不幸的是，人們總是 會變成這樣——當輿論把你架到某個位置上的時候，你幷沒有做好準備，于是只能爲了一種姿態去扮演某種角色了。由于沒有像演員那樣學過職業訓練，在之後的表演中演技差的問題就越來越明顯了。
當年攢《中國可以說不》，可能僅僅想發發牢騷，而且這種牢騷很安全，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本書把一些人推向了風口浪尖，他們觸到了國人的某些G點上了，之後呢？就是“中國可以說——不，官人我要——我要上”，一邊把他們樹成了墻，一邊發射過來的是子彈，瞬間他們扮演了遮羞布的角色。
《中國不高興》跟《說不》相比沒什麽進步，一來是左派的理論就那麽一點點，翻來覆去沒什麽花樣，也是，在這個體制下，左派與右派還真都沒什麽新花樣，右派搞破壞，左派搞建設。其實歷來當權者特別希望看到左右對峙，因爲這種矛盾可以消解很多矛盾，像大褲衩一樣擰著，才達到平衡狀態，都左了或都右了對當權者來說都是灾難。但是左派在充當炮灰的時候，總顯得有些底氣不足，我特別想看到他們能拿出一些鮮亮的觀點或理論，結果我失望了，他們像一群職業怨婦，發著挺低級的牢騷。
我相信這本書會受到愛國憤青的追捧，在這本書裏，他們高度謳歌了80後在2008年的行爲，參與過抵制家樂福、抗議法國政府、在SMN上點亮紅心……總之在2008年一直覺得有很多大事可以參與的80後，這本書是你們最好的毒物讀物。
但是它不會再像《中國可以說不》那樣風靡或引起全社會的爭論，時代真的變了，而他們寄予希望的80後，也極有可能成爲他們的背叛，這些左派的尷尬在于，他們幷沒有因爲新一代的成長與成熟而讓自己進步。記得有一次采訪黃紀蘇，他說出了左派們內心最大的痛：右派能看到希望，左派看不到。黃老師沒有直接說明白，左派看不到希望的原因他們所依賴的那張皮有時候讓人看不到希望。
左派有時候不正視現實問題，或者說當他們正視現實問題的時候就把自己擱進去了，會像草一樣不能自拔，畢竟很多現實問題他們也不願意看到，《中國不高興》和《中國可以說不》一樣在避實就虛空談一些所謂的問題，而他們能做到的不是面對現實，而是面對右派，這很討巧，我覺得應該有這樣的一種聲音存在，哪怕當段子聽呢。
中國真的不高興嗎？中國不過是表示遺憾或失望憤慨，其實級別越高越高興，我倒真沒看到中國不高興。對于低級的草民們，他們也分高興和不高興，高興的人知足常樂，不高興的人分兩種，一種是對現實的不滿，于是不高興，滿腹牢騷，一種是對別人說自己感到不高興，比如西方人一說我們，我們就不高興，一說自己不好就不高興。《中國不高興》屬于後一種，針對西方和內部的反對聲音而感到不高興，所以這本書還有個副標題——“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其實這種思維方式也挺落後的，20年前的冷戰思維方式而已。我倒覺得，這本書應該叫做《沒頭腦和不高興》。
左派與右派的特徵是什麽呢？打個形象的比方，大褲衩旁邊的那棟樓著火了，現在擱在那裏，挺難看的。在右派看來，要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該抓的都抓，幷且要把這棟樓拆掉；左派的方式是，拆了再蓋又麻煩又浪費資金，修一修還可以凑合用，至于將來的隱患不是他們關心的，到底誰該負責也不是他們關心的。再形象一點，右派只會意淫，左派喜歡幫人打手槍。
OK？
福利國家究竟是什麽？（薛涌）
福利國家究竟是什麽？
薛涌
在當今的全球經濟危機中，許多國家都在思考社會保障的缺失。比如美國沒有全民醫療保險制度，失業率一高，許多人就失去了雇主提供的醫療保險，承受高失業率的社會能力比歐洲國家要低。所以奧巴馬才大呼醫療改革不能再拖了。但是，在中國，却有一股拒斥福利國家的思潮。比如，不久前《南方都市報》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爲《福利國家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該文明確反對由政府免費提供醫療、教育等服務。稱所謂“免費”都是從納稅人那裏來的錢，高稅率過多地剝奪了富人的財産，“削弱人們對自己的行爲負責的精神，使人們患上一種不思進取的‘依賴症’，甚至沾染上某種懶漢習氣。比如在福利國家，一些不願工作的人靠多生孩子獲得政府‘免費’提供的福利，那裏的一些中國留學生亦‘東施效顰’。”最後的結論就是“讓市場和民間社會在提供醫療和教育等服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這套言論，不過是重複了幾十年的老調：福利國家幾乎是大鍋飯，專養懶漢，缺乏效率。用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條條解釋起來，也振振有辭。但是，大道理不管說得多好聽，總應該有些經驗事實來論證吧。我們不妨看看，福利國家的效率到底如何。
我們不妨先把福利國家作一個界定。象醫療保障、退休金、教育等等必要的福利，在大多數國家屬于“社會開支”，是通過國家的稅收、用非市場的手段經營的（美國的醫療制度除外）。“福利國家”一個最方便的界定，就是“社會開支”在一國ＧＤＰ中所占的比例，比例高的屬于福利國家，比例低的屬于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我不妨把各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比例排列如下：瑞典爲32%，法國29%，丹麥、德國28%以上，挪威、奧地利、比利時在26-27%左右，芬蘭、意大利在23-25%之間，瑞士、荷蘭、英國在23%上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都在18%左右，美國則不到17%。大致而言，歐洲發達國家屬于福利國家，美國不是。這大致也符合我們的常識。而據三月二日《華爾街日報》的報道，中國的“社會開支”2004年僅占ＧＤＰ的5%，2007年上升到 5.8%。一些自由市場派的經濟學家說中國經濟比美國更自由、更先進，如果按市場理論確實也不是一點根據沒有。
那麽，我們不妨看一下這些國家的經濟和社會成就。以美元爲單位比較一下人均ＧＤＰ，挪威是十萬以上，丹麥、瑞士六萬七，瑞典、芬蘭、荷蘭都五萬五上下，奧地利五萬二，澳大利亞五萬，比利時四萬九，法國四萬八，加拿大和美國都在四萬七的水平，德國是四萬六，英國四萬五，意大利四萬，日本三萬八。中國爲三千一。由此我們可以大致看出一個規律，福利越高的國家，人均ＧＤＰ越高，只有德國等幾個國家是例外。特別是把美國和歐洲的福利國家相比，這些福利國家，特別是北歐的國家，一般人均ＧＤＰ比美國高得多，挪威甚至比美國高出一倍還多。國際上其他一些相關研究也指出，北歐一些福利國家不管是總體經濟效率還是公司個體的經濟效率，都不在美國之下。
我們還可以看看一些社會指標。以上各國人口的平均壽命排名如下：日本82.07，法國80.87，瑞典80.63，澳大利亞、瑞士80.62，加拿大80.34，意大利79.94，挪威79.78，奧地利79.21，荷蘭79.10，德國78.95，比利時78.92，英國78.7，芬蘭 78.66，美國78.06，僅比丹麥（77.96）略高一點。中國則爲72.88.再看每千個新生兒的死亡數字：日本和瑞典爲3.2，挪威爲3.3，芬 蘭3.7，瑞士4.1，比利時、法國4.2，德國4.3，丹麥、奧地利、澳大利亞4.4，荷蘭4.7，英國、加拿大4.8，意大利5，美國則高達6.3。中國則23。生死是人的基本權益。從這種基本的社會價值上看，福利高的國家成就要大得多。“最自由”的美國基本上是發達國家中最落後的，而且落後的距離還相當大。
茅于軾先生概括說：市場經濟是“認錢不認人的”，但“市場經濟能把餅做大，它的分配原則是誰創造的財富多，誰就得到更多的分配。但這樣的分配原則，不能把餅均勻地分配給每一個人。”但是，如果以發達國家的這些數字看，最市場化的經濟，餅幾乎最小。而在社會價值上的差距則更大。不管是生還是死，在最市場化的美國你的權利都比在福利國家小得多。
當然，也許有人還會辯護說：美國再怎麽不如歐洲的福利國家，人家維護人的自由！可是，最近一系列的調查顯示，美國的社會流動比歐洲還小。比如，你如果是一個窮孩子，你在歐洲比在美國有大得多的機會通過個人努力而獲得成功。福利國家給你提供了更多的自由發展的機會。
許多主流經濟學家一向認爲，他們這些懂經濟學的人比較冷靜，憑數據、事實說話，不象有些講究社會公平的人那樣唱道德高掉，憑感情說話，結果說是爲窮人，實際傷害了窮人的利益。可是，在社會福利這個問題上，總應該看看事實吧。說什麽福利國家養了一群不願意工作而靠福利多生孩子的人，說出這種話來，就足以見這些人無知到了什麽地步！你查查世界幾個福利國家，都是出生率最低的。這種出生率如果長期持續下去，一個民族最終就會銷聲匿迹。在這樣的國家，你真辭職在家養孩子，即使從純經濟上核算也比出去工作對社會貢獻大。因爲你是在生産社會最稀缺的東西：未來一代的勞動力。再看看那些所謂“東施效顰”中國留學生，他們生上兩、三個孩子，在中國屬于超生，在發達國家則是人家求之不得，社會當然要慷慨解囊鼓勵了。這種對國外的真實情况視而不見的井底蛙談，算是什麽經濟理性？難道不是福利國家創造了更高的人均ＧＤＰ、更高的人均壽命、更低的嬰兒死亡率、更大的社會流動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福利國家不是我們的榜樣，那麽什麽國家才是我們的榜樣？
薛涌
在當今的全球經濟危機中，許多國家都在思考社會保障的缺失。比如美國沒有全民醫療保險制度，失業率一高，許多人就失去了雇主提供的醫療保險，承受高失業率的社會能力比歐洲國家要低。所以奧巴馬才大呼醫療改革不能再拖了。但是，在中國，却有一股拒斥福利國家的思潮。比如，不久前《南方都市報》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爲《福利國家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該文明確反對由政府免費提供醫療、教育等服務。稱所謂“免費”都是從納稅人那裏來的錢，高稅率過多地剝奪了富人的財産，“削弱人們對自己的行爲負責的精神，使人們患上一種不思進取的‘依賴症’，甚至沾染上某種懶漢習氣。比如在福利國家，一些不願工作的人靠多生孩子獲得政府‘免費’提供的福利，那裏的一些中國留學生亦‘東施效顰’。”最後的結論就是“讓市場和民間社會在提供醫療和教育等服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這套言論，不過是重複了幾十年的老調：福利國家幾乎是大鍋飯，專養懶漢，缺乏效率。用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條條解釋起來，也振振有辭。但是，大道理不管說得多好聽，總應該有些經驗事實來論證吧。我們不妨看看，福利國家的效率到底如何。
我們不妨先把福利國家作一個界定。象醫療保障、退休金、教育等等必要的福利，在大多數國家屬于“社會開支”，是通過國家的稅收、用非市場的手段經營的（美國的醫療制度除外）。“福利國家”一個最方便的界定，就是“社會開支”在一國ＧＤＰ中所占的比例，比例高的屬于福利國家，比例低的屬于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我不妨把各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比例排列如下：瑞典爲32%，法國29%，丹麥、德國28%以上，挪威、奧地利、比利時在26-27%左右，芬蘭、意大利在23-25%之間，瑞士、荷蘭、英國在23%上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都在18%左右，美國則不到17%。大致而言，歐洲發達國家屬于福利國家，美國不是。這大致也符合我們的常識。而據三月二日《華爾街日報》的報道，中國的“社會開支”2004年僅占ＧＤＰ的5%，2007年上升到 5.8%。一些自由市場派的經濟學家說中國經濟比美國更自由、更先進，如果按市場理論確實也不是一點根據沒有。
那麽，我們不妨看一下這些國家的經濟和社會成就。以美元爲單位比較一下人均ＧＤＰ，挪威是十萬以上，丹麥、瑞士六萬七，瑞典、芬蘭、荷蘭都五萬五上下，奧地利五萬二，澳大利亞五萬，比利時四萬九，法國四萬八，加拿大和美國都在四萬七的水平，德國是四萬六，英國四萬五，意大利四萬，日本三萬八。中國爲三千一。由此我們可以大致看出一個規律，福利越高的國家，人均ＧＤＰ越高，只有德國等幾個國家是例外。特別是把美國和歐洲的福利國家相比，這些福利國家，特別是北歐的國家，一般人均ＧＤＰ比美國高得多，挪威甚至比美國高出一倍還多。國際上其他一些相關研究也指出，北歐一些福利國家不管是總體經濟效率還是公司個體的經濟效率，都不在美國之下。
我們還可以看看一些社會指標。以上各國人口的平均壽命排名如下：日本82.07，法國80.87，瑞典80.63，澳大利亞、瑞士80.62，加拿大80.34，意大利79.94，挪威79.78，奧地利79.21，荷蘭79.10，德國78.95，比利時78.92，英國78.7，芬蘭 78.66，美國78.06，僅比丹麥（77.96）略高一點。中國則爲72.88.再看每千個新生兒的死亡數字：日本和瑞典爲3.2，挪威爲3.3，芬 蘭3.7，瑞士4.1，比利時、法國4.2，德國4.3，丹麥、奧地利、澳大利亞4.4，荷蘭4.7，英國、加拿大4.8，意大利5，美國則高達6.3。中國則23。生死是人的基本權益。從這種基本的社會價值上看，福利高的國家成就要大得多。“最自由”的美國基本上是發達國家中最落後的，而且落後的距離還相當大。
茅于軾先生概括說：市場經濟是“認錢不認人的”，但“市場經濟能把餅做大，它的分配原則是誰創造的財富多，誰就得到更多的分配。但這樣的分配原則，不能把餅均勻地分配給每一個人。”但是，如果以發達國家的這些數字看，最市場化的經濟，餅幾乎最小。而在社會價值上的差距則更大。不管是生還是死，在最市場化的美國你的權利都比在福利國家小得多。
當然，也許有人還會辯護說：美國再怎麽不如歐洲的福利國家，人家維護人的自由！可是，最近一系列的調查顯示，美國的社會流動比歐洲還小。比如，你如果是一個窮孩子，你在歐洲比在美國有大得多的機會通過個人努力而獲得成功。福利國家給你提供了更多的自由發展的機會。
許多主流經濟學家一向認爲，他們這些懂經濟學的人比較冷靜，憑數據、事實說話，不象有些講究社會公平的人那樣唱道德高掉，憑感情說話，結果說是爲窮人，實際傷害了窮人的利益。可是，在社會福利這個問題上，總應該看看事實吧。說什麽福利國家養了一群不願意工作而靠福利多生孩子的人，說出這種話來，就足以見這些人無知到了什麽地步！你查查世界幾個福利國家，都是出生率最低的。這種出生率如果長期持續下去，一個民族最終就會銷聲匿迹。在這樣的國家，你真辭職在家養孩子，即使從純經濟上核算也比出去工作對社會貢獻大。因爲你是在生産社會最稀缺的東西：未來一代的勞動力。再看看那些所謂“東施效顰”中國留學生，他們生上兩、三個孩子，在中國屬于超生，在發達國家則是人家求之不得，社會當然要慷慨解囊鼓勵了。這種對國外的真實情况視而不見的井底蛙談，算是什麽經濟理性？難道不是福利國家創造了更高的人均ＧＤＰ、更高的人均壽命、更低的嬰兒死亡率、更大的社會流動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福利國家不是我們的榜樣，那麽什麽國家才是我們的榜樣？
他手持菜刀殺到（和菜頭）
http://www.caobian.info/?p=5823
他手持菜刀殺到
和菜頭
二十多快三十年前，我還是個小孩子。父母是雲南土著，但是他們在昆明是第一代移民。第一代移民剛剛落戶時很艱苦，我們家只有十幾平米，而且是用媽媽的辦公室隔出來的。家裏沒有厨房，就只能在門口用磚頭和石棉瓦砌一個棚子。現在想起來，眼前都是父親橫打著雨傘炒菜的景象。媽媽的工作是負責信訪接待，處理那些涉及司法問題的來信和訪客。她的辦公室和我們的家就隔著一堵墻，中間是一個小窗子。平常她上班的時候，窗子是關起來的。等她下班以後，我就會從窗子裏來回兩邊爬，然後她在一邊喊：別把玻璃板踩碎了。
老實說，我當時很不喜歡那些來訪人員。不是因爲他們穿著破爛，或者是表情怪异，而是他們往往會耗費很長時間却不走。他們不走，媽媽就沒有辦法下班。媽媽不下班，我和妹妹就沒有晚飯吃。我有時候坐在窗邊聽隔壁的對話，覺得自己都聽懂了，根據XX號文件，去找XX廳XX部門，落實文件中第幾條，第幾款。但是，那些人似乎聽不懂，要反反復複絮絮叨叨說很多次，讓我覺得非常不耐煩。有時候我自己徑直走過去，叫他們趕快離開，我們家要開飯了，却被我媽媽趕出辦公室。
這些人不單是反反復複說，而且是反反復複來。我到今天都還能記得其中的好幾個名字，就像他們是童年時的親戚朋友一樣。比如說有一位老太太，隔三岔五就要來上訪，要求歸還她們家被抄沒的財産。她的口頭禪是：“阿姨，我的腦子有點腎衰弱。”有一天，我在家裏突然聽到隔壁傳來媽媽的呼救聲。然後人聲鼎沸， 四周的人都跑過來，擠進辦公室去。後來才知道，是一位多次上訪的人失去了耐心，拿出一把菜刀，試圖攻擊我媽。幸虧那時候媽媽還很年輕，身手敏捷，而且門口有警衛戰士，才幸免于難。經過這件事情之後，媽媽的單位裏終于同意增加一名人手。從此，媽媽才結束了一個人負責全部來信來訪工作的歷史。
因爲媽媽這份工作的緣故，我很小就見識了這個社會裏許多奇奇怪怪的事和奇奇怪怪的人。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媽媽時常會收到一個勞改犯的赦免申請。每次他都會手書十幾頁紙，以“向政府彙報”開頭，談他的永動水力發電機。說是請上級有關部門鑒定，讓他的計劃得以實施。如果因此可以利國利民，那麽懇請把他提前釋放。他的水力發電機說來也簡單，就是用水力發電，再用電力把水抽回水庫，如此循環不息，電能源源不止。又或者是有一位叔叔，他經常神色緊張地摸進辦公室，可憐巴巴地申告，要求有關部門幫助他。因爲他正在被美國特務用電波殘害，幷且在腦子裏安裝了什麽電子設備。但是，他跑遍了所有的部門，竟然沒有一個願意接待他。
二十多年過去了，媽媽早已經退休。現在看到了關于長期上訪者存在精神疾病的新聞，想起了這些童年的往事。根據我個人的那些年裏的經歷，我也認爲長期上訪者中有相當數量的人存在精神疾病。不過，我覺得要補充一點：我不覺得他們一開始就有精神問題。在我的記憶裏，多次目睹過媽媽辦案的經歷：她首先要查閱大量的法律和政策條文，然後按照時間順序排列，找到它們時效。然後根據上訪人的筆錄或者來信，確定申訴的問題是否成立。一旦確定問題屬實，又要分析這個問題歸屬于哪幾個部門管理。此後，她要通過漫長的公文流程和親自協調，召開無數次調查會，最後讓有關部門形成統一意見，幷且成文。她做了三十多年信訪接待工 作，對法律法規的熟悉程度甚于任何一名律師。而她對法律法規的演變和沿革的熟悉程度，更是普通律師無法比擬的。再計算這三十多年她四處出差，跑到各地開協調會的里程數，也是一個大到驚人的數字。
我一直覺得媽媽是一名非常勤勉的信訪工作者，也因爲我看到她的勤勉，對于上訪却失去了信心。因爲我很清楚地知道，大概沒有多少人願意像她那樣工作。在她的一單案子中，有太多地方可以就此放弃。她不過是一個拿工資的公務員，何必東奔西跑，何必跨越多個司局級單位？她能够做到底，讓人欽佩，這也就意味著大多數人不會那麽去做。一單案子，可以在無盡的公文游戲中消耗掉無盡的時光。那麽，對于一個上訪者來說，在看不到頭的時光裏等待，如果沒有怒火的支持，沒有偏執的執著，那麽他早就會放弃。一個人連續上訪十年，二十年，會從沒有精神病變爲有精神病。如果公義始終不能降臨，那麽每個人都有成爲精神病的可能。
如果換一個角度看信訪，假使有媒體記者或者學人去翻閱各地的信訪檔案，會從這些申告中看到歷史上所有的扭曲和不公之處。因爲有不公，因爲有錯誤，所以才有上訪。信訪部門的工作，就是爲過往的錯誤擦屁股。而糾正一個錯誤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成本，是普通人根本承受不起的。如果一個普通人執意要屬于他的那一份公義，那麽他就必須做好漫長等待的準備。在這個問題上，同樣只有偏執狂才能成功。這樣的偏執，結果就是隨時間累積起來的無數摞信訪檔案，和檔案下一個個慢慢异化的精神世界。
有教授說長期上訪者中99%都有偏執型精神障礙，他也許說出了一個的事實，但這不等于是事情的真相。真相是要告訴公衆：他們究竟是天生偏執型精神障礙還是後天所得。如果是天生就有，何以解釋他們會專門聚集在信訪辦的門口？如果是後天所得，那麽，又何以如此？教授先生可以宣布一個疾病的名字，然後就把一群人的訴求和悲苦輕輕抹去。但是別忘了，會有人因此手持菜刀殺到。
他手持菜刀殺到
和菜頭
二十多快三十年前，我還是個小孩子。父母是雲南土著，但是他們在昆明是第一代移民。第一代移民剛剛落戶時很艱苦，我們家只有十幾平米，而且是用媽媽的辦公室隔出來的。家裏沒有厨房，就只能在門口用磚頭和石棉瓦砌一個棚子。現在想起來，眼前都是父親橫打著雨傘炒菜的景象。媽媽的工作是負責信訪接待，處理那些涉及司法問題的來信和訪客。她的辦公室和我們的家就隔著一堵墻，中間是一個小窗子。平常她上班的時候，窗子是關起來的。等她下班以後，我就會從窗子裏來回兩邊爬，然後她在一邊喊：別把玻璃板踩碎了。
老實說，我當時很不喜歡那些來訪人員。不是因爲他們穿著破爛，或者是表情怪异，而是他們往往會耗費很長時間却不走。他們不走，媽媽就沒有辦法下班。媽媽不下班，我和妹妹就沒有晚飯吃。我有時候坐在窗邊聽隔壁的對話，覺得自己都聽懂了，根據XX號文件，去找XX廳XX部門，落實文件中第幾條，第幾款。但是，那些人似乎聽不懂，要反反復複絮絮叨叨說很多次，讓我覺得非常不耐煩。有時候我自己徑直走過去，叫他們趕快離開，我們家要開飯了，却被我媽媽趕出辦公室。
這些人不單是反反復複說，而且是反反復複來。我到今天都還能記得其中的好幾個名字，就像他們是童年時的親戚朋友一樣。比如說有一位老太太，隔三岔五就要來上訪，要求歸還她們家被抄沒的財産。她的口頭禪是：“阿姨，我的腦子有點腎衰弱。”有一天，我在家裏突然聽到隔壁傳來媽媽的呼救聲。然後人聲鼎沸， 四周的人都跑過來，擠進辦公室去。後來才知道，是一位多次上訪的人失去了耐心，拿出一把菜刀，試圖攻擊我媽。幸虧那時候媽媽還很年輕，身手敏捷，而且門口有警衛戰士，才幸免于難。經過這件事情之後，媽媽的單位裏終于同意增加一名人手。從此，媽媽才結束了一個人負責全部來信來訪工作的歷史。
因爲媽媽這份工作的緣故，我很小就見識了這個社會裏許多奇奇怪怪的事和奇奇怪怪的人。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媽媽時常會收到一個勞改犯的赦免申請。每次他都會手書十幾頁紙，以“向政府彙報”開頭，談他的永動水力發電機。說是請上級有關部門鑒定，讓他的計劃得以實施。如果因此可以利國利民，那麽懇請把他提前釋放。他的水力發電機說來也簡單，就是用水力發電，再用電力把水抽回水庫，如此循環不息，電能源源不止。又或者是有一位叔叔，他經常神色緊張地摸進辦公室，可憐巴巴地申告，要求有關部門幫助他。因爲他正在被美國特務用電波殘害，幷且在腦子裏安裝了什麽電子設備。但是，他跑遍了所有的部門，竟然沒有一個願意接待他。
二十多年過去了，媽媽早已經退休。現在看到了關于長期上訪者存在精神疾病的新聞，想起了這些童年的往事。根據我個人的那些年裏的經歷，我也認爲長期上訪者中有相當數量的人存在精神疾病。不過，我覺得要補充一點：我不覺得他們一開始就有精神問題。在我的記憶裏，多次目睹過媽媽辦案的經歷：她首先要查閱大量的法律和政策條文，然後按照時間順序排列，找到它們時效。然後根據上訪人的筆錄或者來信，確定申訴的問題是否成立。一旦確定問題屬實，又要分析這個問題歸屬于哪幾個部門管理。此後，她要通過漫長的公文流程和親自協調，召開無數次調查會，最後讓有關部門形成統一意見，幷且成文。她做了三十多年信訪接待工 作，對法律法規的熟悉程度甚于任何一名律師。而她對法律法規的演變和沿革的熟悉程度，更是普通律師無法比擬的。再計算這三十多年她四處出差，跑到各地開協調會的里程數，也是一個大到驚人的數字。
我一直覺得媽媽是一名非常勤勉的信訪工作者，也因爲我看到她的勤勉，對于上訪却失去了信心。因爲我很清楚地知道，大概沒有多少人願意像她那樣工作。在她的一單案子中，有太多地方可以就此放弃。她不過是一個拿工資的公務員，何必東奔西跑，何必跨越多個司局級單位？她能够做到底，讓人欽佩，這也就意味著大多數人不會那麽去做。一單案子，可以在無盡的公文游戲中消耗掉無盡的時光。那麽，對于一個上訪者來說，在看不到頭的時光裏等待，如果沒有怒火的支持，沒有偏執的執著，那麽他早就會放弃。一個人連續上訪十年，二十年，會從沒有精神病變爲有精神病。如果公義始終不能降臨，那麽每個人都有成爲精神病的可能。
如果換一個角度看信訪，假使有媒體記者或者學人去翻閱各地的信訪檔案，會從這些申告中看到歷史上所有的扭曲和不公之處。因爲有不公，因爲有錯誤，所以才有上訪。信訪部門的工作，就是爲過往的錯誤擦屁股。而糾正一個錯誤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成本，是普通人根本承受不起的。如果一個普通人執意要屬于他的那一份公義，那麽他就必須做好漫長等待的準備。在這個問題上，同樣只有偏執狂才能成功。這樣的偏執，結果就是隨時間累積起來的無數摞信訪檔案，和檔案下一個個慢慢异化的精神世界。
有教授說長期上訪者中99%都有偏執型精神障礙，他也許說出了一個的事實，但這不等于是事情的真相。真相是要告訴公衆：他們究竟是天生偏執型精神障礙還是後天所得。如果是天生就有，何以解釋他們會專門聚集在信訪辦的門口？如果是後天所得，那麽，又何以如此？教授先生可以宣布一個疾病的名字，然後就把一群人的訴求和悲苦輕輕抹去。但是別忘了，會有人因此手持菜刀殺到。
大學兩地書——傅斯年、短信門（傅國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dvtk.html
“歸骨于田橫之島”
——傅斯年與臺灣大學
傅國涌
[傅斯年（１８９６－１９５０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歷史學家。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求學期間恰逢新文化運動的浪潮高漲，他和羅家倫等同學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雜志，幷在《新青年》發表許多文章，名動一時。1919年5月4日， 他是北京學生游行總指揮。同年留學英國，在倫敦大學學習歷史、數學和實驗心理學，後到德國柏林大學學習哲學和歷史。回國後，先後擔任中山大學教授、代理文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西南聯大校務委員、代理北京學校長等，他主持安陽的考古發掘爲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古代中國和中國文化研究都具有里程碑意義。1949年1月起任臺灣大學校長。抗戰期間，他出任國民參政員，以炮轟炙手可熱的權勢豪門孔祥熙、宋子文，被譽爲“傅大炮”。]
1948年的最後一天，南京長江邊上，大江滾滾而去，傅斯年和胡適兩人一邊喝酒，一邊背誦著陶淵明的《擬古》詩第九首：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
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複何悔！
兩人禁不住潸然泪下。傅斯年和胡適的泪爲何而灑？我曾寫過一篇小文。屈萬里回憶，他曾聽說那時傅斯年身上經常帶著安眠藥，預備緊急關頭可以“隨時吞藥自殺”[1]，我覺得這是因爲他身體不好，夜難成寐，幷不是爲自殺而準備安眠藥。此時，前方戰場攻守之勢已易，國民黨政權已搖搖欲墜，蔣心中遷台之意早就萌生了。此前12月22日，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爲臺灣大學校長，實際上這個决定11月就已作出。當月，由他主持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也遷到了臺灣楊梅鎮。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臺灣大學校長，台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請他寫幾個字，他信筆寫下“歸骨于田橫之島”的短幅相贈，其中彌滿了凄愴之感，更想不到是竟一語成讖。屈萬里曾建議將這七個字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上。
假如沒有傅斯年，臺灣大學在那樣動蕩的時局中，想要在短時間中迅速崛起、發揚光大，奠定一個現代大學的基礎，確是難以想像的。
一
臺灣大學最初是日本殖民地時代建立的，所以台大將1945年光復之日算是校慶之期。到傅斯年接手時才迎來了第四次校慶。他之所以能把台大辦成孤島上的北大，這不僅取决于他的幹才，取决于他大刀闊斧的勇氣與銳氣，更主要是他的辦學理念，他完全繼承了北大的傳統，純粹爲辦大學而辦大學，在相當程度了保持了大學的獨立性和學術的尊嚴，比如拒絕三民主義進學校等。
臺灣大學的校門特別小，如同童話中積木搭的，如不是親眼所見，很難想像。
4月20日，傅斯年上任未久，就在《臺灣大學校刊》發表的《國立臺灣大學三十七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校長報告》中明確提出：“第一流的大學，不能徒然是一個教育機關，必須有他的重要學術貢獻，但是，也沒有一個第一流的大學，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他提議通過一年半時間，改進各種通習科目，“務使來校的學生，一進大門來，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們的普通課，教課之需要實習者，得到充分的實習機會，有富于教本參考書的閱覽室可用，有優良的助教改他們的卷子，國文和外國文的程度，一年之內頓然改觀。”[2] 同時他也表示，“不是我要把一個大學辦成一個專是教書的大學。一個專是教書的大學，不會把書教得很好，因爲學術水準低，自然不會把書教得深入淺出。所以在進行本校的教育建設上，也應該時時不忘學術的標準。”他說這些都是“卑之無甚高論”，“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會動蕩之下，不特‘高調’無從談起，即此‘低調’，若努力擔負起來，也是極其吃力的。……究竟大局與環境能允許我們做到幾成，總在未知之數”，但以他那種“雖千萬人，吾往亦”的精神力量，他只會一步一個脚印地往前做去。[3]
什麽是大學？近代意義上的大學在傅斯年心中是很清晰的，他說：“大學是個教授集團，不是一個衙門，照大學法，校長雖然權力甚大，然我爲學校之前途計，决不能有極權主義的作風。”[4]他深知，“一個大學必須大家要辦好，才能辦好，便可以辦的好，决不是校長要辦好的。我所謂大家這包括全校教職員、學生、工友在內。”[5]
當然，“大學的主體當然在教授，爲教育、爲學術的研究，這都是當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預太多了，流弊極大，可以弄到學術研究根本難得進行。”[6]所 以他原則上贊許大學的講座制度，認爲要保障教授的獨立性，教學的自由，如果大學教授與中學教員一樣，大學便不成其爲大學。五四時代，他在北大度過了人生中重要的六年，趕上了蔡元培主政的時光，風雲際會，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雜志，發表了大量鼓動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終于和師長陳獨秀、胡適他們一同造成時勢，開創了新時代，蔡元培先生“兼容幷包，思想自由”的觀念，以及“教授治校，學生自治”這 一套制度已經植根于他的生命深處。在他短暫的55年人生中，從進入北大讀書開始，幾乎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大學。他曾先後出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在受命擔任臺灣大學校長之前，他做過西南聯大校務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對辦大學幷不是個生手。他有著讓胡適佩服得不得了的行政能力，同爲“五四”時期北大學生領袖的羅家倫和他開玩笑說，蔡元培、胡適是北大的功臣，而他們是功狗。如今走進台大校園，還能找到被稱爲傅園的傅斯年墓。有學者說：“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雖非創校校長，但在常規及制度之設立上，恐無人能出其右。” [7]
他是“五四”之子，三十年來他的作爲表明他是當年五四理想最好的捍衛者，三十年後，當他在亂哄哄的孤島上受命主持小小的臺灣大學時，他心中的模本就是三十年前的北大，教授享有學術自由、教學自由，這是不言而喻的，作爲校長，他就是要保障教授的這些自由。所以他才會驕傲地對人說：“總之，台大仍是民主國家之自由傳統，與大陸情形不同，既未統制思想，亦無親美宣傳(對大陸之親蘇不同)，亦無‘大課’（大課是毛澤東主義）”。[8]
他認爲“大學的任務，本來是三項：一是教育的，二是學術研究的，三是事業建設的，三者有不可分性。”[9]有相輔相成的關係，“大學是學術機關，它的教育的作用，是從學術的立點出發，不是掉轉過來；它的學術的作用是從教育的立點出發。換句話說，大學是以學術爲中心，而用這中心發揮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爲中心，而從這中心發揮學術的力量。”[10]“我不是把教育看作第二義，教育當然是人生第一義，但是大學的教育，是從學術的立點出發的，所以大學的教育，與中學的教育不同，幷與職業教育不同，而且與專科學校的教育不同，而且應該與號稱大學或獨立學院的教育而以職業爲目的者不同。”[11]
他强烈反對把大學當作培養工具的搖籃，堅决擯弃大學的工具主義。抬頭看看今天籠罩在工具主義之下的大學，想想傅斯年當年身體力行的理想，不禁讓人黯然神傷。
同時，他倡導簡樸的學風。9月28日是他到台大的第二個學期，發布了這樣一個布告：
“本校學風，素稱儉樸，然亦偶有有錢人之子弟，習爲奢侈者。茲在學年開學之始，特行告知諸生，如有嬌養成性，習尚浮華者，務請不入本校之門；既入本校之 門，即須改行自新，須知國家辦此大學，費錢甚多，經費皆民脂民膏，豈容此輩濫竽其內，浪費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後如見有習尚浮華，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糾正， 或開除學籍。”[12]
對有錢人子弟，以台大爲跳板，一有機會就要出洋，他也深有警惕，認爲這是浪費教育資源，退學固然不能禁止，但在發給證件上學校可以有自己的規矩。10月12日發布的布告就是專門防止有錢人子弟“任意來去”的。[13]
什麽是大學精神？這是他耿耿于心，始終不曾忘懷的。“大學也必須有大學的樣子，包括精神與形式”，[14]“發揮大學精神”、“促進學術空氣”是他辦臺灣大學期間首先考慮的。他一直想寫一本闡述大學精神、他對大學見解的專書，因爲事務繁忙，終究沒有寫成。但在各種零散的演講、文章、書信、布告等文字中，我們可以大致上看出他的基本觀點。
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慶時，他發表演講說不許把大學作爲任何學術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問辦大學是爲什麽？我要說：辦大學爲的是學術，爲的是青年，爲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它的自尊性。這中間是專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學作爲人擠人的工具。”[15]“臺灣省既然回到祖國的懷抱，則臺灣大學應該以尋求真理爲目的，以人類尊嚴爲人格，以擴充知識、利用天然、增厚民生爲工作的目標。”[16]
在最根本的意義上說，大學精神就是傅斯年說的“專求真理”（或“尋求真理”）這四個字，這是第一位的，其餘的都是次要的。這和竺可楨當年爲浙江大學確立的“求是”校訓，和哈佛大學的校訓也都是相一致的。本著這一理想，傅斯年呼籲學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煉，一個社會品行好的人多，社會就會健全，反之就很危險。“這一個時代，真是邪說橫流的時代，各種宣傳每每以騙人爲目的，在宣傳者不過是想用宣傳達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個人養成說瞎話的習慣，可就不得了。人與人之間，因爲說瞎話不能放心，團體與團體之間，因爲說瞎話不能番木瓜心，社會上這個風氣厲害了，社會就不上軌道。”在大學裏這一觀念尤其重要，他倡導“知識的誠實”，如果沒有這樣的精神，學問不能進步，發明更談不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學問一切的根本，也是組織社會、組織國家一切的根本。”[17]
第二是力學，“在這個苦難的時候能有這樣一個環境，已經算很有福氣了！這個遭遇，這個環境，是萬萬不可辜負的。……這些年來，大學裏最壞的風氣，是把拿到大學畢業證書當作第一件重要的上上，其實在大學裏得到學問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證書乃是很次要的事。”重要是的是“由學術的培養達到人格的培養”，“須知人格不是一個空的名詞，乃是一個積累的東西。積累人格，需要學問和思想的成分很多。”[18]
第三是愛國，他認爲這是一種本能，是對民族文化、歷史的一種認同感。
第四是愛人，“愛國有時不够，還須愛人。愛國有時失于空洞，雖然幷不一定如此。至于愛人，却是步步著實，天天可行的。……克服自私心，克服自己的利害心， 便可走上愛人的大路。只要立志走上這個人道的大陸，無論一個人的資質怎麽樣，每人都有作到釋迦牟尼或耶蘇基督或林肯或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機會，至少分到他們的精神。”[19]
“這樣才可以使我們的大學成爲宇宙間的一個有意義的分子”。[20]
二
爲維護大學精神，傅斯年是一往無前，毫不退縮地站在前面，當時的臺灣風雨飄搖，一切都沒有上軌道，社會情緒激越，學生左傾嚴重，校園裏扭秧歌、撒傳單時有發生，一方面他篳路藍縷，致力于營造大學的學術氛圍。
另一方面還要抵擋來自政治的風浪，以及社會上的各種攻擊，他恪守的一條底綫就是大學的獨立與尊嚴。
據陳雪屏回憶當時他的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擔憂，“但他一方面心憂大局，同時銳志要把台大建設成一個够世界水準的學府，殫精竭慮，竟無一刻的輕鬆。”[21]勞累過度成爲他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
4月6日，傅斯年接到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的公文，指控14名學生“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等，要將他們拘捕，幷進校抓人。據包天笑日記，這一天臺北宣布戒嚴，“有幾處熱鬧區域，均斷絕交通”，一時風聲鶴唳， 人心惶惶。第二天，警備司令部的名單上又擴大到23人之多，對此，身爲大學校長的傅斯年無可奈何，爲了保護學生，他當時的態度很明確。4月7日，台大行政會議上作出由校長本人向國民黨當局接洽的决定（當時省主席爲陳誠），提出四點要求：
一、凡載在名單內之被捕學生，迅即移送法院審訊；二、凡不在名單內而被捕之學生，即予釋放；三、以後如不發生新事件，絕不再行拘捕學生；四、准許學校派人探視被捕學生。[22]
傅斯年不斷地要求當局“依法處理”，也就是從法律途徑上努力，他內心的痛苦旁人是無法體會的。當時國民黨殘餘政權尚未遷台，對學生的思想鉗制幷沒有像後來那樣嚴密，白色恐怖還沒有正式揭開帷幕，島上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學生運動也和大陸一樣此起彼伏，校園裏跳起了秧歌舞，有學生還專門寫下《爲什麽扭秧歌》的文章，一派天真爛漫。傅斯年却深知其中的險惡，他也曾協助國民黨當局將一千多名左傾學生遣返大陸，功過是非，後人自可評說。有人說他的“可愛之處”是，他與國民黨保持著良好的關係，經常向蔣介石要經費，上一次草山（後改名陽明山）必滿載而歸。所以他曾開玩笑說：“胡適比我偉大，但我比胡適能幹。”但他幷不跟著國民黨當局鉗制學生的思想，無論在怎樣的情况下，他始終都堅持校園內必須有自由的學風。“當時有位學生受累坐牢，即賴傅斯年營救得以伸冤。中研院史語所還保留了這位學生感謝傅斯年救命之恩的一封信。其他被捕學生有的說：‘當時傅斯年自北大帶來的自由學風，就算有特務進了校園，也起不了作用。’”[23]
自由學風，無論到時候都會令人嚮往。當年的台大學子都相信那是他們的校長從老北大帶來的，有兩個例子可以證明這種學風的可貴。一是傅斯年做校長那一年入學的台大學生可以不讀三民主義，也不要升旗，在此之前和傅斯年謝世、錢思亮繼任後，這都是不可想像的，算得上是空前絕後。二是台大政治系教授薩孟武一直放言無忌，批評國民黨的法統，播灑民主法治的種子，很多外系的學生都去他的課堂旁聽，影響越出了校園外，連他的口頭禪“因此他之故”也名聞遐邇，成了大家的口頭禪，對一代青年産生了深遠的影響。薩孟武的言論自然讓國民黨當局頭疼不已，因爲有傅斯年在，他就可以在台大繼續教下去，不用改變什麽，一旦傅斯年不在了，國民黨的黨團勢力滲入台大，也就一切都變了。
傅斯年挺身保護學生的故事，在台大更是一直傳爲美談。難怪在他身後很多年，有人這樣說，讀書人應該有一種骨氣，“這種骨氣，已不能在傅斯年以後的歷任台大校長身上找到了。”[24]
傅斯年和亦師亦友的胡適一貫主張表達意見要署真名實姓，表示負責任，因爲我們要爭取的不是匿名的自由，1949年5月初，在台大校園裏出現了匿名的油印傳單，以極醜的詞句攻擊訓導主任，他發出布告，“須知匿名之事，即不負責任之表示；而醜言攻擊，實非大學教育所能容。”“總之匿名傳單，惡詞攻擊之風氣，與良好之學校風習决不相容”。[25]
5月20日，他發布布告，臺灣已宣布戒嚴，即進入戰時狀態，要學生注意：所有壁報必須由登記團體蓋章才可張貼，其中文字如發生事故，由登記人負責。不得舉行非學術性、游藝性、交際性的集會，即使是這類集會事先也要經訓導處許可。但當國民黨當局變本加厲地踐踏大學獨立、學術自由的制度，肆意逮捕師生時，他終于忍無可忍，挺身而出，不准軍警隨意入校捕人。國民黨政府下令實行聯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純正”被判罪，其他人都要連坐。面對這樣極端反動摧殘思想和學術自由的制度，傅斯年憤慨地對國民黨當局聲明，台大師生由他一人擔保，發生問題，他負全部責任；從而迫使這個反動制度在台大無法推行。
他在國民黨統治下致力于維護大學獨立的原則，可以說已經竭盡所能。早在1932年，面對國民黨在大學推行黨化教育或所謂三民主義教育，他就尖銳地指出：“ 教育如無相當的獨立，是辦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國家，當無過于普魯士……當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專橫，免一個大學校長的職，竟是大難……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規，行政官是不能率然變更的。”[26]
7月11日，葉青在《民族報》發表公開信，攻擊傅斯年主持下的台大“優待共産黨”，一是台大教授李齊[雨]野突然離開，未經系主任、院長同意，只是留信一封，說是請假，傳聞先到香港，後到大陸。另一副教授張則是辦好了請假手續，送家眷去廣州，校方仍發薪水。二是法學院院長薩孟武“參共親共”、“臺灣大學中有些院長和系主任還是共党分子或親共分子，他們把持院系，排拒异己，正是把他們底院系變成共産黨細菌的溫床”。
面對這些不顧事實、羅織的大帽子。7月14日，傅斯年挺身而出在同一報紙發表《傅斯年校長的聲明》，一一予以駁斥，幷斷然表示“學校不兼警察任務”、“但是我不兼辦警察，更不兼辦特工”，這一聲明義正詞嚴，55年後依然有著金石般的迴響，這是他對大學精神的捍衛。他與葉青的衝突主要就是因爲如此，葉青信中一句話露出了馬脚，“對于從共區逃出來的學者專家，應該儘量羅致”。傅斯年讀出了其弦外之音，但他說：“我請教員，當然要依據標準，依據專業之精神，尤其是因臺灣大學各院系之需要而定，我若把臺灣大學作爲‘招賢納士’之處，那真對不起國家了。招賢納士與辦學不能合爲一事，國家要如此，可以另設機關，學校若如此，必糟無疑。”他最後表示：“反共須有反共的立場，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階級而把事情辦壞了的，我不能引爲同志，我的‘反共反蘇’的徽號，本是共産黨送我的，我也受之無愧，我因爲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産黨的方法反對共産黨，因爲若先向共産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只有替共産黨擴張勢力耳。”[27]
在7月20日發表的《兩件有關臺灣大學的事》中，他繼續說：“我不能一面辦大學，一面‘招賢納士’。‘招賢納士’在國家有其必要，若是一個人去辦，徒是培植自己的勢力耳。這是我所絕對不取的。一個大學，兼辦‘招賢納士’，必致弄得不成樣子，所以這半年以來，我對于請教授，大有來者拒之，不來者寤寐求之之勢，這是我爲忠于職守應盡的責任，凡資格相合，而爲台大目前所需要者，則教育部長之介紹信與自我之介紹信同等效力；如其不然，同等無效。”[28]
葉青又在《民族報》上發表了一個聲明。使得傅斯年于20日再次發表聲明反駁：“我與共産黨之不能相容，因爲我根本看不起共産黨那一套作風（即方法）。反對共産黨可以反對其目的，也可以反對其方法，蘇共在列寧時代與斯太林時代，方法愈演愈凶，目的又截然大變。大體上我幷不反對列寧之目的而反對其方法，因爲他的目的還有不少人道主義，而其方法則是馬嘉維利主義。至于斯太林，則目的全是帝國主義，而其方法則是越變越利害的馬嘉維利主義。自由主義的方法，絕不能毫無憑據，指人爲共産黨亦絕不能不重視在法律內的學術自由。”[29]
如他後來給遠在法國的李書華信中所說：“弟到此辦此一大學，真正上當，大概說來：（1）辦一新大學容易，改革一個舊大學難。（2）弟在北大任內，多是老朋友，吵架固多，辦事也有甚愉快處，此地是‘接受別人雜牌隊伍’。（3）基于政治情形，此地請人大不易也。簡直請誰誰不來。”比如他請竺可楨、陳寅恪等都沒有成功。[30]這封信寫于1950年10月18日，其中一段被全集删節了，他重申“總之，台大仍是民主國家之自由傳統，與大陸情形不同，既未統制思想， 亦無親美宣傳(對大陸之親蘇不同)，亦無‘大課’（大課是毛澤東主義）”[31]
當然，小到新生入學、蓋學生宿舍、學校醫院、接濟大陸來台學生的“救濟金”、解决困難學生“申請工讀”等問題，作爲校長，傅斯年也無時不牽挂在心。在他手裏，臺灣大學成爲第一流的大學，不是偶然的。在他逝世前不久，他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談到臺灣大學時寫道：“這一年半大學有驚人的進步……學校在一切環境下。尚能維持其應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大學的自由傳統）。雖然不是沒有麻煩。”[32]在孤島當時的朝不保夕的大環境下，這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難怪有人這樣評價：“傅斯年先生長台大兩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學術獨立和尊嚴，擴大了研究空氣……許多不學無術的黨棍子，想混進台大，許多翻雲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兩年來明槍暗箭，栽贓誣陷，就地打滾，集無耻之大成的各種手段，都對傅先生施用過，而傅先生英勇堅定，絕不爲所動，貫徹自己的主張，且與這些醜惡勢力對壘作戰。” [33]與那些巴結專制統治者唯恐不及的學術官僚相比，真有雲泥之別。
平靜的北大，32630只手機嗡嗡響起
來自: 譯言 發布時間:2009年05月22日
譯者：tnr206
來源：http://orientation.blog.hexun.com/33030956_h.html
紐約時報北京5月21日訊：4月30日，32630名同學的手機響起：在平靜的北大——中國的頂尖高等學府裏，校方通過短信警告，由于種種複雜情况，同學們要在“青年節”這段敏感時期尤爲“注意言行”。
或許沒有人會犯糊塗。設立青年節是爲了紀念1919年的學生運動——對“帝國主義侵略”以及國家妥協無能的抗議。70年後，歷史重演。
如果在今天，一個同學要組織抗議活動爭取“民主”？
“人們會認爲這是瘋了，”一名受訪的北大歷史專業同學說。“大家都清楚這個話題的‘界綫’。可以去想像，也許還可以探討廿年前的事件。但地球人都知道，做出石破天驚、影響公衆的舉措是不可能的。”
大多數學生似乎也接受現實。廿年來，當局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學生和教師應固守書齋、遠離街道。今天的學生把它描述成歷史開的一次小差，不可能梅開二度。
但更複雜的問題是，他們對“德先生”是否仍然感冒。
根據對北大師生乃至海內外專家的采訪，今天的學生的整體形象會是：不抗議，不主動——經濟情况也迥异，不似廿年前爲學運火上澆油的局面；對國家所取得的成就自豪、圍攏在党的周圍，但很少受意識形態驅使。
他們感到不安的是，當局的腐敗和言論控制。他們渴望學習西方，特別是美國。儘管當局試圖淡化歷史，有些該知道的都會被知道。受訪的8名北大學生中，七位都表示曾在宿舍成功下載、觀看了禁片《天安門》。
“有一個思維定勢認爲，學生對德先生不再感興趣。我不同意，”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程麗在接受采訪時說。“即使退一萬步講，他們也對黨有著複雜的看法、情結。”
北大經濟學院教授夏業良說，許多學生在理論上支持民主，但不希望冒險搭上自己的未來爲之“戰鬥”。大家開玩笑說，如果“民主運動”如火如荼高漲起來，那也不妨加入權當一試。夏教授認爲，“大部分學生對政治幷不感冒。他們會說，‘知道民主是一個好東西，但和我們有啥關係呢？’他們認爲找工作、出國等現實問題才是第一位的。”
連黨的喉舌《人民日報》都曾感嘆現在的校園“普遍缺乏理想主義”。“很多大學生顯然非常功利，”《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雜志本月在一次學生民調後擔憂地指出，“一切都基于‘是否是對我自個兒有好處’。”
事實上，今天的學生更不能接受折騰。據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鼎新2001年的一本相關著作，大學生們認爲，他們的未來，面對的是百分之二十八的通貨膨脹率、猖獗的腐敗和黯淡的就業前景，許多人在當局的經濟改革大浪中迷失方向。
今天，即使批評黨的統治的學生也會爲國家的巨大進步感到欣慰。“有時候我們不認同某些政策，”大四物理專業同學王永利說，“但另一方面，現在我們對我們的國家和政府感到自豪，因爲更多的人過上更好的日子。”
党注重這樣的形象建設，同時誓言“民主化治理”，力求借此化解對德先生的狂熱。
中國官方以“不符合國情”爲由反對西方“多党制民主”，同時認可党管之下的公共協商、公衆監管和民主選舉。當局承諾，隨著經濟不斷發展、社會更加穩定，國家將一步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一些中國問題專家指出，如果當前的經濟危機影響到他們的未來，學生的不滿可能會增長。現在，中國高校招生量是廿年前的九倍，畢業生們在優勢崗位上的競爭异常激烈。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報道，去年四個畢業生中就有一個面臨失業。
但廿年來，党的領導人已經認識到，他們忽視了這些年輕人是他們的潜在危險來源。政府現正努力减輕失業恐慌、增設培訓項目、鼓勵畢業生到農村地區工作。“如果你擔心的話，那麽我比你更擔心，”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去年12月對學生們說。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政治學教授謝淑麗說，當局擴招同時也不斷加强大學生的政治理論教育，大學生成爲黨的新生力量中增長最快的部分。2007年，百分之八强的大學生是黨員，相比之下，廿年前只有不到百分之一。在北大這樣的精英機構，比例還要高得多。
其中有些學生響應党的路綫——西方式的民主不適合中國。“我國人口衆多，教育問題更任重道遠，”北大生態學專業學生宋超說，“考慮到這一點，中國人需要適當被管。現在我國的第一要務是發展。”
也有人希望加快改革黨的步伐。“當然，如果能够成爲這樣的民主社會，我們也樂見這麽著，”另一名歷史專業有志好青年說。“但是手段不能過于激進，否則社會動蕩了怎麽辦？”
《人民論壇》的調查總結說，大多數學生爭取入黨，幷不是一個思想證明，而是找工作時的一張牌。在北京大學，許多學生說，（如果沒有翹課的話）都會在可笑的强制性政治課上小憩。一名大四同學說，“即使老師自己，也清楚自己講的內容都是垃圾。”
大多數學生不會實名公開這些看法，因爲當局控制，校園公開演講幾近不可能。有些教授說，當局或派一些學生到課堂上記錄任何不河蟹的講授內容幷上報。在本文的采訪中，大多數學生選擇匿名發表意見，爲了避免自己檔案中可能出現的不良記錄。
五年前，由于當局教育主管者稱其幷不總是反映“正確（河蟹）的觀點”，校方關閉了“一塌糊塗”BBS——一個擁有30萬注册用戶、充滿活力的信息樞紐。同學們說，他們在嚴格監管的新站北大未名上發表言論更須謹慎，因爲自己的身份很容易被獲知。
調查顯示，五分之四的大學生仍主要從重重監管下的中國媒體獲取新聞資訊。但是在這個數字時代——近7萬中國學生在美國留學，大約163,000名外國學生在中國大學讀書——隔離的墻壁千瘡百孔，很容易一枝紅杏翻出來。
一位大四同學對某些西方媒體的“執著”表示不悅：“他們總是問這些事兒，我們只是保持沉默，”她說。“這不是因爲我們不想談論，而是因爲我們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
“我覺得不知道我們自己的歷史是一種耻辱，”她說，“所以一去圖書館，我就讀這些不和諧——一切都是外國記者的叙述。”
對公開辯論的馬勒隔離甚至可以將政治上的爭論化作校園裏的八卦傳聞。兩位北大教授作爲去年12月的不河蟹文件的首批簽署者，...
此後，經濟學教授夏業良被迫辭去兩個研究機構的職務；另一名知名法學教授被下放到西部的一個不起眼的高校。但是，就像即將到來的周年紀念一樣，學生們幷不關心海外的沸沸揚揚的關于老鶴的“流放”/“流亡”消息。
一名支持賀教授的大學生在北大BBS上匿名寫道：“總有一天，老鶴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自由遷徙、展翅翱翔。”
“歸骨于田橫之島”
——傅斯年與臺灣大學
傅國涌
[傅斯年（１８９６－１９５０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歷史學家。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求學期間恰逢新文化運動的浪潮高漲，他和羅家倫等同學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雜志，幷在《新青年》發表許多文章，名動一時。1919年5月4日， 他是北京學生游行總指揮。同年留學英國，在倫敦大學學習歷史、數學和實驗心理學，後到德國柏林大學學習哲學和歷史。回國後，先後擔任中山大學教授、代理文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西南聯大校務委員、代理北京學校長等，他主持安陽的考古發掘爲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古代中國和中國文化研究都具有里程碑意義。1949年1月起任臺灣大學校長。抗戰期間，他出任國民參政員，以炮轟炙手可熱的權勢豪門孔祥熙、宋子文，被譽爲“傅大炮”。]
1948年的最後一天，南京長江邊上，大江滾滾而去，傅斯年和胡適兩人一邊喝酒，一邊背誦著陶淵明的《擬古》詩第九首：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
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複何悔！
兩人禁不住潸然泪下。傅斯年和胡適的泪爲何而灑？我曾寫過一篇小文。屈萬里回憶，他曾聽說那時傅斯年身上經常帶著安眠藥，預備緊急關頭可以“隨時吞藥自殺”[1]，我覺得這是因爲他身體不好，夜難成寐，幷不是爲自殺而準備安眠藥。此時，前方戰場攻守之勢已易，國民黨政權已搖搖欲墜，蔣心中遷台之意早就萌生了。此前12月22日，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爲臺灣大學校長，實際上這個决定11月就已作出。當月，由他主持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也遷到了臺灣楊梅鎮。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臺灣大學校長，台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請他寫幾個字，他信筆寫下“歸骨于田橫之島”的短幅相贈，其中彌滿了凄愴之感，更想不到是竟一語成讖。屈萬里曾建議將這七個字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上。
假如沒有傅斯年，臺灣大學在那樣動蕩的時局中，想要在短時間中迅速崛起、發揚光大，奠定一個現代大學的基礎，確是難以想像的。
一
臺灣大學最初是日本殖民地時代建立的，所以台大將1945年光復之日算是校慶之期。到傅斯年接手時才迎來了第四次校慶。他之所以能把台大辦成孤島上的北大，這不僅取决于他的幹才，取决于他大刀闊斧的勇氣與銳氣，更主要是他的辦學理念，他完全繼承了北大的傳統，純粹爲辦大學而辦大學，在相當程度了保持了大學的獨立性和學術的尊嚴，比如拒絕三民主義進學校等。
臺灣大學的校門特別小，如同童話中積木搭的，如不是親眼所見，很難想像。
4月20日，傅斯年上任未久，就在《臺灣大學校刊》發表的《國立臺灣大學三十七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校長報告》中明確提出：“第一流的大學，不能徒然是一個教育機關，必須有他的重要學術貢獻，但是，也沒有一個第一流的大學，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他提議通過一年半時間，改進各種通習科目，“務使來校的學生，一進大門來，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們的普通課，教課之需要實習者，得到充分的實習機會，有富于教本參考書的閱覽室可用，有優良的助教改他們的卷子，國文和外國文的程度，一年之內頓然改觀。”[2] 同時他也表示，“不是我要把一個大學辦成一個專是教書的大學。一個專是教書的大學，不會把書教得很好，因爲學術水準低，自然不會把書教得深入淺出。所以在進行本校的教育建設上，也應該時時不忘學術的標準。”他說這些都是“卑之無甚高論”，“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會動蕩之下，不特‘高調’無從談起，即此‘低調’，若努力擔負起來，也是極其吃力的。……究竟大局與環境能允許我們做到幾成，總在未知之數”，但以他那種“雖千萬人，吾往亦”的精神力量，他只會一步一個脚印地往前做去。[3]
什麽是大學？近代意義上的大學在傅斯年心中是很清晰的，他說：“大學是個教授集團，不是一個衙門，照大學法，校長雖然權力甚大，然我爲學校之前途計，决不能有極權主義的作風。”[4]他深知，“一個大學必須大家要辦好，才能辦好，便可以辦的好，决不是校長要辦好的。我所謂大家這包括全校教職員、學生、工友在內。”[5]
當然，“大學的主體當然在教授，爲教育、爲學術的研究，這都是當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預太多了，流弊極大，可以弄到學術研究根本難得進行。”[6]所 以他原則上贊許大學的講座制度，認爲要保障教授的獨立性，教學的自由，如果大學教授與中學教員一樣，大學便不成其爲大學。五四時代，他在北大度過了人生中重要的六年，趕上了蔡元培主政的時光，風雲際會，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雜志，發表了大量鼓動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終于和師長陳獨秀、胡適他們一同造成時勢，開創了新時代，蔡元培先生“兼容幷包，思想自由”的觀念，以及“教授治校，學生自治”這 一套制度已經植根于他的生命深處。在他短暫的55年人生中，從進入北大讀書開始，幾乎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大學。他曾先後出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在受命擔任臺灣大學校長之前，他做過西南聯大校務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對辦大學幷不是個生手。他有著讓胡適佩服得不得了的行政能力，同爲“五四”時期北大學生領袖的羅家倫和他開玩笑說，蔡元培、胡適是北大的功臣，而他們是功狗。如今走進台大校園，還能找到被稱爲傅園的傅斯年墓。有學者說：“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雖非創校校長，但在常規及制度之設立上，恐無人能出其右。” [7]
他是“五四”之子，三十年來他的作爲表明他是當年五四理想最好的捍衛者，三十年後，當他在亂哄哄的孤島上受命主持小小的臺灣大學時，他心中的模本就是三十年前的北大，教授享有學術自由、教學自由，這是不言而喻的，作爲校長，他就是要保障教授的這些自由。所以他才會驕傲地對人說：“總之，台大仍是民主國家之自由傳統，與大陸情形不同，既未統制思想，亦無親美宣傳(對大陸之親蘇不同)，亦無‘大課’（大課是毛澤東主義）”。[8]
他認爲“大學的任務，本來是三項：一是教育的，二是學術研究的，三是事業建設的，三者有不可分性。”[9]有相輔相成的關係，“大學是學術機關，它的教育的作用，是從學術的立點出發，不是掉轉過來；它的學術的作用是從教育的立點出發。換句話說，大學是以學術爲中心，而用這中心發揮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爲中心，而從這中心發揮學術的力量。”[10]“我不是把教育看作第二義，教育當然是人生第一義，但是大學的教育，是從學術的立點出發的，所以大學的教育，與中學的教育不同，幷與職業教育不同，而且與專科學校的教育不同，而且應該與號稱大學或獨立學院的教育而以職業爲目的者不同。”[11]
他强烈反對把大學當作培養工具的搖籃，堅决擯弃大學的工具主義。抬頭看看今天籠罩在工具主義之下的大學，想想傅斯年當年身體力行的理想，不禁讓人黯然神傷。
同時，他倡導簡樸的學風。9月28日是他到台大的第二個學期，發布了這樣一個布告：
“本校學風，素稱儉樸，然亦偶有有錢人之子弟，習爲奢侈者。茲在學年開學之始，特行告知諸生，如有嬌養成性，習尚浮華者，務請不入本校之門；既入本校之 門，即須改行自新，須知國家辦此大學，費錢甚多，經費皆民脂民膏，豈容此輩濫竽其內，浪費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後如見有習尚浮華，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糾正， 或開除學籍。”[12]
對有錢人子弟，以台大爲跳板，一有機會就要出洋，他也深有警惕，認爲這是浪費教育資源，退學固然不能禁止，但在發給證件上學校可以有自己的規矩。10月12日發布的布告就是專門防止有錢人子弟“任意來去”的。[13]
什麽是大學精神？這是他耿耿于心，始終不曾忘懷的。“大學也必須有大學的樣子，包括精神與形式”，[14]“發揮大學精神”、“促進學術空氣”是他辦臺灣大學期間首先考慮的。他一直想寫一本闡述大學精神、他對大學見解的專書，因爲事務繁忙，終究沒有寫成。但在各種零散的演講、文章、書信、布告等文字中，我們可以大致上看出他的基本觀點。
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慶時，他發表演講說不許把大學作爲任何學術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問辦大學是爲什麽？我要說：辦大學爲的是學術，爲的是青年，爲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它的自尊性。這中間是專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學作爲人擠人的工具。”[15]“臺灣省既然回到祖國的懷抱，則臺灣大學應該以尋求真理爲目的，以人類尊嚴爲人格，以擴充知識、利用天然、增厚民生爲工作的目標。”[16]
在最根本的意義上說，大學精神就是傅斯年說的“專求真理”（或“尋求真理”）這四個字，這是第一位的，其餘的都是次要的。這和竺可楨當年爲浙江大學確立的“求是”校訓，和哈佛大學的校訓也都是相一致的。本著這一理想，傅斯年呼籲學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煉，一個社會品行好的人多，社會就會健全，反之就很危險。“這一個時代，真是邪說橫流的時代，各種宣傳每每以騙人爲目的，在宣傳者不過是想用宣傳達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個人養成說瞎話的習慣，可就不得了。人與人之間，因爲說瞎話不能放心，團體與團體之間，因爲說瞎話不能番木瓜心，社會上這個風氣厲害了，社會就不上軌道。”在大學裏這一觀念尤其重要，他倡導“知識的誠實”，如果沒有這樣的精神，學問不能進步，發明更談不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學問一切的根本，也是組織社會、組織國家一切的根本。”[17]
第二是力學，“在這個苦難的時候能有這樣一個環境，已經算很有福氣了！這個遭遇，這個環境，是萬萬不可辜負的。……這些年來，大學裏最壞的風氣，是把拿到大學畢業證書當作第一件重要的上上，其實在大學裏得到學問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證書乃是很次要的事。”重要是的是“由學術的培養達到人格的培養”，“須知人格不是一個空的名詞，乃是一個積累的東西。積累人格，需要學問和思想的成分很多。”[18]
第三是愛國，他認爲這是一種本能，是對民族文化、歷史的一種認同感。
第四是愛人，“愛國有時不够，還須愛人。愛國有時失于空洞，雖然幷不一定如此。至于愛人，却是步步著實，天天可行的。……克服自私心，克服自己的利害心， 便可走上愛人的大路。只要立志走上這個人道的大陸，無論一個人的資質怎麽樣，每人都有作到釋迦牟尼或耶蘇基督或林肯或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機會，至少分到他們的精神。”[19]
“這樣才可以使我們的大學成爲宇宙間的一個有意義的分子”。[20]
二
爲維護大學精神，傅斯年是一往無前，毫不退縮地站在前面，當時的臺灣風雨飄搖，一切都沒有上軌道，社會情緒激越，學生左傾嚴重，校園裏扭秧歌、撒傳單時有發生，一方面他篳路藍縷，致力于營造大學的學術氛圍。
另一方面還要抵擋來自政治的風浪，以及社會上的各種攻擊，他恪守的一條底綫就是大學的獨立與尊嚴。
據陳雪屏回憶當時他的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擔憂，“但他一方面心憂大局，同時銳志要把台大建設成一個够世界水準的學府，殫精竭慮，竟無一刻的輕鬆。”[21]勞累過度成爲他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
4月6日，傅斯年接到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的公文，指控14名學生“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等，要將他們拘捕，幷進校抓人。據包天笑日記，這一天臺北宣布戒嚴，“有幾處熱鬧區域，均斷絕交通”，一時風聲鶴唳， 人心惶惶。第二天，警備司令部的名單上又擴大到23人之多，對此，身爲大學校長的傅斯年無可奈何，爲了保護學生，他當時的態度很明確。4月7日，台大行政會議上作出由校長本人向國民黨當局接洽的决定（當時省主席爲陳誠），提出四點要求：
一、凡載在名單內之被捕學生，迅即移送法院審訊；二、凡不在名單內而被捕之學生，即予釋放；三、以後如不發生新事件，絕不再行拘捕學生；四、准許學校派人探視被捕學生。[22]
傅斯年不斷地要求當局“依法處理”，也就是從法律途徑上努力，他內心的痛苦旁人是無法體會的。當時國民黨殘餘政權尚未遷台，對學生的思想鉗制幷沒有像後來那樣嚴密，白色恐怖還沒有正式揭開帷幕，島上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學生運動也和大陸一樣此起彼伏，校園裏跳起了秧歌舞，有學生還專門寫下《爲什麽扭秧歌》的文章，一派天真爛漫。傅斯年却深知其中的險惡，他也曾協助國民黨當局將一千多名左傾學生遣返大陸，功過是非，後人自可評說。有人說他的“可愛之處”是，他與國民黨保持著良好的關係，經常向蔣介石要經費，上一次草山（後改名陽明山）必滿載而歸。所以他曾開玩笑說：“胡適比我偉大，但我比胡適能幹。”但他幷不跟著國民黨當局鉗制學生的思想，無論在怎樣的情况下，他始終都堅持校園內必須有自由的學風。“當時有位學生受累坐牢，即賴傅斯年營救得以伸冤。中研院史語所還保留了這位學生感謝傅斯年救命之恩的一封信。其他被捕學生有的說：‘當時傅斯年自北大帶來的自由學風，就算有特務進了校園，也起不了作用。’”[23]
自由學風，無論到時候都會令人嚮往。當年的台大學子都相信那是他們的校長從老北大帶來的，有兩個例子可以證明這種學風的可貴。一是傅斯年做校長那一年入學的台大學生可以不讀三民主義，也不要升旗，在此之前和傅斯年謝世、錢思亮繼任後，這都是不可想像的，算得上是空前絕後。二是台大政治系教授薩孟武一直放言無忌，批評國民黨的法統，播灑民主法治的種子，很多外系的學生都去他的課堂旁聽，影響越出了校園外，連他的口頭禪“因此他之故”也名聞遐邇，成了大家的口頭禪，對一代青年産生了深遠的影響。薩孟武的言論自然讓國民黨當局頭疼不已，因爲有傅斯年在，他就可以在台大繼續教下去，不用改變什麽，一旦傅斯年不在了，國民黨的黨團勢力滲入台大，也就一切都變了。
傅斯年挺身保護學生的故事，在台大更是一直傳爲美談。難怪在他身後很多年，有人這樣說，讀書人應該有一種骨氣，“這種骨氣，已不能在傅斯年以後的歷任台大校長身上找到了。”[24]
傅斯年和亦師亦友的胡適一貫主張表達意見要署真名實姓，表示負責任，因爲我們要爭取的不是匿名的自由，1949年5月初，在台大校園裏出現了匿名的油印傳單，以極醜的詞句攻擊訓導主任，他發出布告，“須知匿名之事，即不負責任之表示；而醜言攻擊，實非大學教育所能容。”“總之匿名傳單，惡詞攻擊之風氣，與良好之學校風習决不相容”。[25]
5月20日，他發布布告，臺灣已宣布戒嚴，即進入戰時狀態，要學生注意：所有壁報必須由登記團體蓋章才可張貼，其中文字如發生事故，由登記人負責。不得舉行非學術性、游藝性、交際性的集會，即使是這類集會事先也要經訓導處許可。但當國民黨當局變本加厲地踐踏大學獨立、學術自由的制度，肆意逮捕師生時，他終于忍無可忍，挺身而出，不准軍警隨意入校捕人。國民黨政府下令實行聯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純正”被判罪，其他人都要連坐。面對這樣極端反動摧殘思想和學術自由的制度，傅斯年憤慨地對國民黨當局聲明，台大師生由他一人擔保，發生問題，他負全部責任；從而迫使這個反動制度在台大無法推行。
他在國民黨統治下致力于維護大學獨立的原則，可以說已經竭盡所能。早在1932年，面對國民黨在大學推行黨化教育或所謂三民主義教育，他就尖銳地指出：“ 教育如無相當的獨立，是辦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國家，當無過于普魯士……當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專橫，免一個大學校長的職，竟是大難……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規，行政官是不能率然變更的。”[26]
7月11日，葉青在《民族報》發表公開信，攻擊傅斯年主持下的台大“優待共産黨”，一是台大教授李齊[雨]野突然離開，未經系主任、院長同意，只是留信一封，說是請假，傳聞先到香港，後到大陸。另一副教授張則是辦好了請假手續，送家眷去廣州，校方仍發薪水。二是法學院院長薩孟武“參共親共”、“臺灣大學中有些院長和系主任還是共党分子或親共分子，他們把持院系，排拒异己，正是把他們底院系變成共産黨細菌的溫床”。
面對這些不顧事實、羅織的大帽子。7月14日，傅斯年挺身而出在同一報紙發表《傅斯年校長的聲明》，一一予以駁斥，幷斷然表示“學校不兼警察任務”、“但是我不兼辦警察，更不兼辦特工”，這一聲明義正詞嚴，55年後依然有著金石般的迴響，這是他對大學精神的捍衛。他與葉青的衝突主要就是因爲如此，葉青信中一句話露出了馬脚，“對于從共區逃出來的學者專家，應該儘量羅致”。傅斯年讀出了其弦外之音，但他說：“我請教員，當然要依據標準，依據專業之精神，尤其是因臺灣大學各院系之需要而定，我若把臺灣大學作爲‘招賢納士’之處，那真對不起國家了。招賢納士與辦學不能合爲一事，國家要如此，可以另設機關，學校若如此，必糟無疑。”他最後表示：“反共須有反共的立場，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階級而把事情辦壞了的，我不能引爲同志，我的‘反共反蘇’的徽號，本是共産黨送我的，我也受之無愧，我因爲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産黨的方法反對共産黨，因爲若先向共産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只有替共産黨擴張勢力耳。”[27]
在7月20日發表的《兩件有關臺灣大學的事》中，他繼續說：“我不能一面辦大學，一面‘招賢納士’。‘招賢納士’在國家有其必要，若是一個人去辦，徒是培植自己的勢力耳。這是我所絕對不取的。一個大學，兼辦‘招賢納士’，必致弄得不成樣子，所以這半年以來，我對于請教授，大有來者拒之，不來者寤寐求之之勢，這是我爲忠于職守應盡的責任，凡資格相合，而爲台大目前所需要者，則教育部長之介紹信與自我之介紹信同等效力；如其不然，同等無效。”[28]
葉青又在《民族報》上發表了一個聲明。使得傅斯年于20日再次發表聲明反駁：“我與共産黨之不能相容，因爲我根本看不起共産黨那一套作風（即方法）。反對共産黨可以反對其目的，也可以反對其方法，蘇共在列寧時代與斯太林時代，方法愈演愈凶，目的又截然大變。大體上我幷不反對列寧之目的而反對其方法，因爲他的目的還有不少人道主義，而其方法則是馬嘉維利主義。至于斯太林，則目的全是帝國主義，而其方法則是越變越利害的馬嘉維利主義。自由主義的方法，絕不能毫無憑據，指人爲共産黨亦絕不能不重視在法律內的學術自由。”[29]
如他後來給遠在法國的李書華信中所說：“弟到此辦此一大學，真正上當，大概說來：（1）辦一新大學容易，改革一個舊大學難。（2）弟在北大任內，多是老朋友，吵架固多，辦事也有甚愉快處，此地是‘接受別人雜牌隊伍’。（3）基于政治情形，此地請人大不易也。簡直請誰誰不來。”比如他請竺可楨、陳寅恪等都沒有成功。[30]這封信寫于1950年10月18日，其中一段被全集删節了，他重申“總之，台大仍是民主國家之自由傳統，與大陸情形不同，既未統制思想， 亦無親美宣傳(對大陸之親蘇不同)，亦無‘大課’（大課是毛澤東主義）”[31]
當然，小到新生入學、蓋學生宿舍、學校醫院、接濟大陸來台學生的“救濟金”、解决困難學生“申請工讀”等問題，作爲校長，傅斯年也無時不牽挂在心。在他手裏，臺灣大學成爲第一流的大學，不是偶然的。在他逝世前不久，他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談到臺灣大學時寫道：“這一年半大學有驚人的進步……學校在一切環境下。尚能維持其應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大學的自由傳統）。雖然不是沒有麻煩。”[32]在孤島當時的朝不保夕的大環境下，這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難怪有人這樣評價：“傅斯年先生長台大兩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學術獨立和尊嚴，擴大了研究空氣……許多不學無術的黨棍子，想混進台大，許多翻雲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兩年來明槍暗箭，栽贓誣陷，就地打滾，集無耻之大成的各種手段，都對傅先生施用過，而傅先生英勇堅定，絕不爲所動，貫徹自己的主張，且與這些醜惡勢力對壘作戰。” [33]與那些巴結專制統治者唯恐不及的學術官僚相比，真有雲泥之別。
平靜的北大，32630只手機嗡嗡響起
來自: 譯言 發布時間:2009年05月22日
譯者：tnr206
來源：http://orientation.blog.hexun.com/33030956_h.html
紐約時報北京5月21日訊：4月30日，32630名同學的手機響起：在平靜的北大——中國的頂尖高等學府裏，校方通過短信警告，由于種種複雜情况，同學們要在“青年節”這段敏感時期尤爲“注意言行”。
或許沒有人會犯糊塗。設立青年節是爲了紀念1919年的學生運動——對“帝國主義侵略”以及國家妥協無能的抗議。70年後，歷史重演。
如果在今天，一個同學要組織抗議活動爭取“民主”？
“人們會認爲這是瘋了，”一名受訪的北大歷史專業同學說。“大家都清楚這個話題的‘界綫’。可以去想像，也許還可以探討廿年前的事件。但地球人都知道，做出石破天驚、影響公衆的舉措是不可能的。”
大多數學生似乎也接受現實。廿年來，當局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學生和教師應固守書齋、遠離街道。今天的學生把它描述成歷史開的一次小差，不可能梅開二度。
但更複雜的問題是，他們對“德先生”是否仍然感冒。
根據對北大師生乃至海內外專家的采訪，今天的學生的整體形象會是：不抗議，不主動——經濟情况也迥异，不似廿年前爲學運火上澆油的局面；對國家所取得的成就自豪、圍攏在党的周圍，但很少受意識形態驅使。
他們感到不安的是，當局的腐敗和言論控制。他們渴望學習西方，特別是美國。儘管當局試圖淡化歷史，有些該知道的都會被知道。受訪的8名北大學生中，七位都表示曾在宿舍成功下載、觀看了禁片《天安門》。
“有一個思維定勢認爲，學生對德先生不再感興趣。我不同意，”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程麗在接受采訪時說。“即使退一萬步講，他們也對黨有著複雜的看法、情結。”
北大經濟學院教授夏業良說，許多學生在理論上支持民主，但不希望冒險搭上自己的未來爲之“戰鬥”。大家開玩笑說，如果“民主運動”如火如荼高漲起來，那也不妨加入權當一試。夏教授認爲，“大部分學生對政治幷不感冒。他們會說，‘知道民主是一個好東西，但和我們有啥關係呢？’他們認爲找工作、出國等現實問題才是第一位的。”
連黨的喉舌《人民日報》都曾感嘆現在的校園“普遍缺乏理想主義”。“很多大學生顯然非常功利，”《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雜志本月在一次學生民調後擔憂地指出，“一切都基于‘是否是對我自個兒有好處’。”
事實上，今天的學生更不能接受折騰。據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鼎新2001年的一本相關著作，大學生們認爲，他們的未來，面對的是百分之二十八的通貨膨脹率、猖獗的腐敗和黯淡的就業前景，許多人在當局的經濟改革大浪中迷失方向。
今天，即使批評黨的統治的學生也會爲國家的巨大進步感到欣慰。“有時候我們不認同某些政策，”大四物理專業同學王永利說，“但另一方面，現在我們對我們的國家和政府感到自豪，因爲更多的人過上更好的日子。”
党注重這樣的形象建設，同時誓言“民主化治理”，力求借此化解對德先生的狂熱。
中國官方以“不符合國情”爲由反對西方“多党制民主”，同時認可党管之下的公共協商、公衆監管和民主選舉。當局承諾，隨著經濟不斷發展、社會更加穩定，國家將一步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一些中國問題專家指出，如果當前的經濟危機影響到他們的未來，學生的不滿可能會增長。現在，中國高校招生量是廿年前的九倍，畢業生們在優勢崗位上的競爭异常激烈。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報道，去年四個畢業生中就有一個面臨失業。
但廿年來，党的領導人已經認識到，他們忽視了這些年輕人是他們的潜在危險來源。政府現正努力减輕失業恐慌、增設培訓項目、鼓勵畢業生到農村地區工作。“如果你擔心的話，那麽我比你更擔心，”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去年12月對學生們說。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政治學教授謝淑麗說，當局擴招同時也不斷加强大學生的政治理論教育，大學生成爲黨的新生力量中增長最快的部分。2007年，百分之八强的大學生是黨員，相比之下，廿年前只有不到百分之一。在北大這樣的精英機構，比例還要高得多。
其中有些學生響應党的路綫——西方式的民主不適合中國。“我國人口衆多，教育問題更任重道遠，”北大生態學專業學生宋超說，“考慮到這一點，中國人需要適當被管。現在我國的第一要務是發展。”
也有人希望加快改革黨的步伐。“當然，如果能够成爲這樣的民主社會，我們也樂見這麽著，”另一名歷史專業有志好青年說。“但是手段不能過于激進，否則社會動蕩了怎麽辦？”
《人民論壇》的調查總結說，大多數學生爭取入黨，幷不是一個思想證明，而是找工作時的一張牌。在北京大學，許多學生說，（如果沒有翹課的話）都會在可笑的强制性政治課上小憩。一名大四同學說，“即使老師自己，也清楚自己講的內容都是垃圾。”
大多數學生不會實名公開這些看法，因爲當局控制，校園公開演講幾近不可能。有些教授說，當局或派一些學生到課堂上記錄任何不河蟹的講授內容幷上報。在本文的采訪中，大多數學生選擇匿名發表意見，爲了避免自己檔案中可能出現的不良記錄。
五年前，由于當局教育主管者稱其幷不總是反映“正確（河蟹）的觀點”，校方關閉了“一塌糊塗”BBS——一個擁有30萬注册用戶、充滿活力的信息樞紐。同學們說，他們在嚴格監管的新站北大未名上發表言論更須謹慎，因爲自己的身份很容易被獲知。
調查顯示，五分之四的大學生仍主要從重重監管下的中國媒體獲取新聞資訊。但是在這個數字時代——近7萬中國學生在美國留學，大約163,000名外國學生在中國大學讀書——隔離的墻壁千瘡百孔，很容易一枝紅杏翻出來。
一位大四同學對某些西方媒體的“執著”表示不悅：“他們總是問這些事兒，我們只是保持沉默，”她說。“這不是因爲我們不想談論，而是因爲我們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
“我覺得不知道我們自己的歷史是一種耻辱，”她說，“所以一去圖書館，我就讀這些不和諧——一切都是外國記者的叙述。”
對公開辯論的馬勒隔離甚至可以將政治上的爭論化作校園裏的八卦傳聞。兩位北大教授作爲去年12月的不河蟹文件的首批簽署者，...
此後，經濟學教授夏業良被迫辭去兩個研究機構的職務；另一名知名法學教授被下放到西部的一個不起眼的高校。但是，就像即將到來的周年紀念一樣，學生們幷不關心海外的沸沸揚揚的關于老鶴的“流放”/“流亡”消息。
一名支持賀教授的大學生在北大BBS上匿名寫道：“總有一天，老鶴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自由遷徙、展翅翱翔。”
戰爭引發的人性思考（崔衛平 ）
http://www.cuiweiping.net/blogs/cuiweiping/archives/133731.aspx
戰爭引發的人性思考
崔衛平
一
《南京！南京！》采用了一個日本士兵角川的視角。他身爲1937年底入侵南京的日本軍隊一員，目睹大屠殺的殘酷之後感到難以承受，最後放走了兩名被俘的中國人，拔槍自殺。這被解釋爲他人性的表現。“我們能不能把日本人當人來看？”導演陸川這樣問道。如此處理引發爭議是非常自然的，它不同于此前影片中對于日本軍人的處理。
但是影片本身做得缺少說服力。在入侵軍那樣一種瘋狂高漲（也有恐懼）的氣氛之中，一個士兵如何做到冷眼旁觀？他種種錯愕、困惑的表情來自何處？他不會是剛從軍校出來便來到了南京，他自己此前做過什麽？相對于一個人從環境中抽離，更加困難的，是他如何從自己拔出，是他自己改弦更張。 轉折的起點，更應該從角川這個人自身內部去找。而恰恰影片的筆墨又不在這裏，只是提到一筆他是教會學校出來的，以及他與一個日本妓女之間的微弱關係。顯然陸川處理這樣的難題力不從心，然而這樣的輕忽却是灾難性的。
當年的日本侵略軍許多行爲，可以說超出了一般所說的戰爭範圍：戰爭幷不需要虐殺俘虜，完全無視國際公約那樣去做，應該說是源于某種意識形態（將中國人視作低等民族）。同樣稱之爲“强奸”的行爲，也已經超出了一般“强奸”的性質，令人髮指的種種做法表明，根本不把中國婦女當人對待。 在這個意義上，侵華日軍在中國大地上所犯下的，與當年納粹對待猶太人的行爲更加相似，即屬于“種族歧視”與“反人類罪”，而不是一般的戰爭罪行。這樣才可 能解釋日本士兵的種種不可思議的變態行爲。
也許角川是一個例外，不排除這樣的個人存在。然而其轉變的論證過程，也就變得更加複雜艱難。他愛上帝也好，愛一個日本妓女也好，不等于他同樣也能够愛上和同情中國人，能一視同仁地對中國人采取平等、尊重的態度。這裏不應該采取一厢情願的立場。
二
這個話題值得拓展。“人性”是一個永恒的話題，我們除了要認識這個世界，還要認識我們自身。而在戰爭這種人類活動的極端形式當中，人性也面臨非同尋常的壓力與考驗、呈現錯綜複雜多重面貌。然而在這些問題上的認知，在漫長的歷史當中，始終存在著一些現成的模式，有時這些模式則成了不可逾越的禁區。不僅是中國，世界上許多民族也是如此。
比如一定要表現戰爭是偉大的，氣勢宏偉的，是爲了正義和通往正義的；戰爭的年代同時也是英雄輩出的年代，面臨艱苦條件和死亡，英雄們一定是激情飽滿、慷慨激昂，勇猛無畏，决不後退，他們身上不僅沒有一般人性的弱點，而且最好也沒有對于家庭的眷戀、小兒女之類的情感，這些都被視爲幹擾性的；對于一般人來說，戰爭是一個鍛煉人和成長的機會，在戰爭中人性正好可以得到淬煉與升華，同時戰爭的敵對方也一定是凶殘無比、毫無人性的。
爲什麽會産生這些看法？簡單地說有這樣兩點：一，戰爭的確是一場面臨巨大危機的時刻，在面對生死存亡，需要動員一切可能動員的力量；第二，能够書寫戰爭歷史的，往往是戰爭的勝利者，那些舞文弄墨的人們只能仰仗勝利者的鼻息，就像卡爾•波普爾曾經說過的歷史書寫者那樣。對于勝利者來 說，當然希望能够給自己的行爲多一些合法性，多一些漂亮的說辭。
類似的模式開始鬆動和遇到挑戰，僅僅是上個世紀的事情。兩次世界範圍之內的大戰，將從未有過的戰爭造成的悲慘景象帶到人們面前； 更爲寬鬆的言論環境，使得人們對于戰爭以及戰爭中人性的認識，有了更多不同聲音。許多藝術作品（小說、電影、戲劇、繪畫）都涉及了有關重新反思的話題，出現了難以計數的大量作品，其中許多堪稱經典。縱觀起來，在不同的階段上，反思的方向、側重點都有所不同。
美國作家海明威是開風氣之先的重要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身爲記者的他加入了美國紅十字會戰場服務隊，曾被炮彈炸傷落下了多處傷痕。他發表于1926年 的小說《太陽照常升起》，幷沒有涉及戰場戰鬥的狀况，所描寫的是從戰爭中走出來的年輕人身心創傷，精神上的迷茫困惑。他們不再相信那些“救世”的神話，同時又無法在唯利是圖的社會中安下身來，陷入了心灰意冷、無所適從。主人公巴恩斯如作者也是一名美國記者，戰爭使他喪失了性能力，無法與相愛的人結合。海明 威因而被命名爲“迷惘的一代”。1929年他發表的《永別了，武器》，主人公亨利的遭遇荒謬痛苦——被誤認爲間諜跳河逃跑，與心上人結合不久對方難産而死、嬰兒窒息身亡，只剩他一人孤單地留在世界上承受悲苦，他對戰爭的厭煩、厭倦達到極點。
如此悲慘的結局，與戰爭所需要的勝利、高亢的氣氛判然有別。之所以發展到這一步，在于海明威將戰爭的基石稍稍移動：第一，對戰爭目標的懷疑，發現它幷非如戰爭的鼓動者所說的那樣高尚和富有意義；第二，承受戰爭的主體，不再是民族、集體這樣一些集合名詞，而是個人本身：戰爭的重負最終要落實到個人身上，是個人爲之付出的身心創傷和代價，幷且這些創傷要伴隨終生。
然而，海明威後來又創作了一部以西班牙內戰爲背景的長篇小說《喪鐘爲誰而鳴》（1940），塑造了一個負有責任感與犧牲精神的人物喬頓，志願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爲正義的事業而捐軀令他感到光榮自豪。
三
如果說海明威思考的對象主要是戰爭本身的合理性與否，以及它對個人所産生的影響，那麽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涌現出來的另一批作家、藝術家，則更多地直接面對人性本身——世界的噩夢變成了人自身的惡夢，對世界的不可信任變成了對于人自己的深刻懷疑，英雄主義的神話進一步剝落。
法國作家薩特當過八個月德軍的俘虜，他筆下一再出現俘虜題材。小說《墻》（1939） 描寫了西班牙戰爭中幾位被捕者第二天要被處死，在最後那個晚上，除了那位西班牙人民軍成員感到可以慷慨赴死之外，其餘人都體驗了從未有過的巨大恐懼，小說 形容最年輕的那一位：“恐懼與灾難使他面無人色，使他整個面容都扭曲了。三天以前，他還是一個利落的小夥子，但是現在他却像個老怪物。”比恐懼更加令人窒息的，是孤獨，是在死亡面前體會到的單個生命孤獨無援，是那種與這個世界已經變得毫無關係的、被連根拔起、漂浮和疼痛的感覺。伴隨著呻吟和哭泣的聲音，人們在討論明天行刑時到底是射擊一次還是兩次，這中間要不要再裝子彈、再瞄準，想像的痛苦比實際的痛苦還要難以忍受。
類似極端的處境在薩特的戲劇《死無葬身之地》（1946） 中再次出現，這回是被俘的法國地下抵抗運動成員，除了面對死亡，他們還要面對比死亡更加可怕的酷刑，這是一次深刻的靈魂的拷問，人性的拷問。那是每一個人 自己必須設法對付的。于是，來自每個人自身人性的壓力就成了最爲突出的問題，甚至勝過來自敵人方面的：“我不知道過一會兒我能不能認識自己”，說這句話的 索比埃在審訊時跳樓自殺。年長的人們擔心最爲年輕的弗朗索瓦是否承受得了酷刑，擔心這位孩子無法承受所感到的恐懼和痛苦，他們自己動手將弗朗索瓦掐死，提前讓他解脫。如果這樣的行爲是“肮髒的”，那麽他們早已經不是“乾淨”的了——被捕之前他們接到命令要攻下一個小村莊， 累及這個村莊最終被血洗，三百個人無辜死亡。這樣的命令是必須和正確的嗎？人們苦苦思索著，懷疑自身的行爲是否正當。
在薩特這裏，戰爭中的英雄們不僅精神上的發條松了，而且幾乎整個斷掉了鏈子：在生命最終的時刻，即便是勇敢與怯懦、平靜與瑟縮之間的區別，也變得意義不大，甚至這個世界上的那些被珍視的價值都意義不大，人們只是眼睜睜地看著生命變得無用徒勞：“我承擔了一切痛苦；必須讓他們把我消滅，連同一切痛苦都消滅！” 換個角度來看，也可以說是薩特將他的哲學觀點（“個人是無用的熱情”及“選擇”）拿到戰爭條件下中加以放大，但無論如何，是符合情境的。
當薩特如此近距離地觀察和描繪這些赴死者最後的悲慘痛苦，他把海明威的那個命題進一步推進了——戰爭的承受者不僅是個人，而且是孤獨的個人；因爲死亡是每個人必須自己面對的，別人無法替代；被死亡分隔開來的個體，沒有人能够幫助他。因此，在人們所說戰爭宏大目標的另一端，蹲伏著的是個人的孤立無援及其痛苦恐懼。薩特的這些表述被認爲是消極的、灰暗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 他對于個人及其處境的關懷，則表現得更加具體和貼身，不帶任何虛張的成分。
重新定義戰士或者革命者身上的人性，與薩特同期的作家加繆提供了另一種變奏。《正義者》這部戲劇取材于1905年在莫斯科組織的一次暗殺行動，用炸彈炸死皇叔塞爾日大公，主人公卡裏亞耶夫先是愉快地接受了刺殺任務，但是在行刺的最後一刻突然猶豫不前，因爲他看見了坐在大公身旁的一對孩子，是大公的侄兒侄女：“那兩張嚴肅的小臉，而我手中，就是這可怕的重物（指炸彈）。是要往他們身上投啊”。“正義”與“愛”發生尖銳衝突，他沒有做成。“人不能僅僅靠正義活著”，還要有做人的“清白”，“不能爲一種不復存在的正義，再增添活生生的非正義”。與薩特一樣，這也是一種“撤退”的立場；不同的是，在加繆這裏，所籲求的是一種倫理道德的聲音，即使是從事正義的事業，也要避免沾滿無辜他人的血。
四
對于戰爭的反思，還涉及到追究戰爭的根源。對此，不同的人們有不同的回答，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或歷史學家會提供他們研究的答案，而文藝家也會從自己的專業角度，貢獻出自己的角度和成果。二戰所造成的殘暴血腥局面， 令許多人陷入了這樣的沉思：爲什麽在文明建立延續了這麽久的地方，甚至在以自己的文明驕傲的地方，還會發生這樣可怕的事情？人們爲什麽在瞬間倒退到完全是野蠻的狀態？
英國作家威廉•戈爾丁的《蠅王》，幷不是一部直接描寫戰爭的小說，却被公認爲是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典之作。戈爾丁作爲當年英國皇家海軍之一員，目睹了戰爭中帶來的種種破壞，他反復思考的結論是，不應該僅僅從外部來解釋這些灾難，更爲深刻的原因來自人自身或人性內部，正是人自身內部被激發的黑暗，人自身的人性惡，才有可能導致那樣恐怖的現實。作爲戰爭過來人他寫道：“經歷過那些歲月的人，如果還不瞭解‘惡’出于人，猶如蜜産于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腦子出了毛病。”
該小說虛構了在一場未來的世界大戰中，一群英國本土的孩子被疏散到一 個小島上，惟一的成年人飛行員死了，這些從八九歲至十四五歲不等的男孩必須在小島上學習生存。他們先是模仿成年人搭建窩棚和厠所、開會舉手發言、在海灘上始終燃起一堆火作爲救援信號等等。但是在蠻荒的環境中，孩子們身上人性惡也在慢慢發作，越來越多的人不願意遵守規則，更寧願將打獵而來的野猪血塗在臉上。同時他們當中流傳著一種恐懼，稱不知名的野獸就在附近。通過隱喻的手法（一隻爬滿蒼蠅的猪頭），小說道出了人們恐懼的不是別的，正是他們自己心中的惡的力量，讓這種惡徹底發作，會將他們帶向不知何方。小說1954年發表之後好評如潮，作者因該書獲得1983年諾貝爾文學獎。如今英美許多中學、大學將該書列爲年輕學生的必讀書。
在某種程度上，這部小說奠定和代表了戰後人們思考有關問題的基本思路 ——那就是戰爭與人性惡相聯繫，而不是與人性的善相聯繫。這不是說戰爭中沒有人性善的現象，而是說——如果想要說明戰爭這種可怕的東西爲什麽能够發生，如果是想爲戰爭準備承擔責任而不是推卸責任，那麽人性惡的解釋則更爲沉著和合理。相反，假如敵對雙方都以不同的方式“救贖”了，就像《南京，南京》中一樣， 那麽誰爲戰爭造成的破壞和帶來的灾難負責呢？
我終于有機會向一本小書尤其是其作者致敬和表達感謝了，那就是1981年出版的《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作者陳焜先生，該書不僅介紹了西方二十世紀現代派文學現象（黑色幽默、荒誕派戲劇），給我這樣年輕大學生打開眼界，而且有力地描述了其美學形態：“現代派美學境界不是英雄主義的，也不是散文氣息的，而是夢魘氣息的”，帶來新的美學感受。這樣一種美學形態和感受，其總體背景便是兩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夢魘般的現實，是與戰爭所帶來的痛苦現實相匹配的。陳先生反復運用黑格爾所發掘的狄德羅的那本小書（《拉摩的侄 子》）蘊含的思想能量，他指出，對于人性惡的認識，是與現代社會同步的、是人們對于自身認識的進展；堅持這種認識，是對于人自己的一種批判、警醒的態度， 而不是一味地遷就自身。那樣一種“人性善”的浪漫主義式的田園抒情，尤其是在經過戰爭之後，已經變得索然寡味。這與阿爾多諾所說的——奧斯威辛之後，寫詩就是野蠻的，都是同樣的視野。
五
上世紀60年代越戰之後，美國出現了一批關于越戰的影片——《獵鹿人》（1977）、《現代啓示錄》（1979）《野戰排》（1986）、《生于七月四日》（1989） 等，被視作一批著名的反戰影片。“反戰”的主題與我們這裏討論的戰爭與人性有重合的成分，但幷不完全等同。這批影片中有一個共同特點在于，它們貫穿著對于“體制”的批判，即對于戰爭的發動者的批判。也就是說，經歷了街頭舉行的大規模群衆反戰運動之後，在這批影片中，美國政府、五角大樓、戰爭機器成了矛頭所指。戰爭對于年輕人身心戕害也是這批影片中經常出現的，他們遇到了各種各樣非人的折磨：《生于七月四日》的主人公誤傷好友、負傷中彈導致下身癱瘓；《獵鹿人》中被俘的士兵們在輪盤賭面前感到的極度恐懼、精神崩潰；《野戰排》中滿身血污的“戰友們”互相之間扣動了扳機。比起“人性惡”來，這批作品主要處理“人性的傷痛”，借此表達對于戰爭的譴責。這與他們的老前輩海明威倒是一脉相承的。
其中，《現代啓示錄》與我們的話題更爲接近。這部影片根據英國作家約瑟夫•康拉德出版于1902年 的一部小說《黑暗的心》而改編，主人公的名字却繼續保留（庫爾茲），表明影片願意繼承康拉德對于人性的思考——稱之爲“文明”其實非常脆弱，像一層薄薄的外衣，在它底下，涌動著更爲根本和强大的人性黑暗。小說與電影中的兩位庫爾茲都來自文明社會，小說中介紹庫爾茲的出場：“他母親是半個法國人，父親是半個英國人，整個歐洲都對庫爾茲先生的形成做出過貢獻。”電影中的庫爾茲則家中三代西點軍校出身，本人是這個學校的高才生，“獲無數勛章和嘉許”。
可以傲世的文明教育背景，幷不能保證庫爾茲們繼續成爲一個“文明人 ”，他們最終都淪落到了叢林當中，在那里弄出一個小社會，發明一套自己的行事作風，殘忍和獨斷，公然對抗和挑釁“文明社會”。比起小說來，擁有現代性思考背景的影片《現代啓示錄》，揭示出正是所謂“現代理性”，最終通往了極度野蠻：武器中所包含的“理性”含量也好，現代通訊所帶來的信息“理性”也好，包括士兵所受過的嚴格的“理性”訓練，所有這些“理性”堆積起來的上方，是那個叫做“瘋狂”的頂點。而這個立意，在另一部美國影片《金甲部隊》中得到進一步的體現。其中有一個魔鬼教官，滿腦子嚴格計算出來的戰爭生存規律，企圖將它們灌輸到新兵頭腦和行爲中去，最終導致士兵的瘋狂。那些抵達戰場的人們發現，他們面對的超級槍手，原來是一個單薄的越南女孩子，這正是絕大的諷刺。
我自己十分喜歡的一部與戰爭有關的影片，那是德國導演赫爾佐格拍攝于1967年 的《生命的訊息》，這是納粹之後的德國人如何看待自己發動戰爭的過去。影片描寫一群駐扎在希臘小島上的德國士兵，遠離正面戰場，在悠閑生活的落差中，却感到了巨大的精神壓力。負傷的主人公甚至與一位醫院護士談起了戀愛，但是他頭腦中的戰爭景象與眼前格格不入，强烈的反差讓他的頭腦陷入了瘋狂，他居然在山坡上、小河邊，一次次燃起了用軍火庫的炸藥自製的焰火，耀眼的焰火釋放了他自戰爭以來的內心不安、傷痛、黑暗，它們如此難以消化、難以承受，每時每刻都在毒化他的心靈頭腦。“焰火”是一個非凡的道具，內心的黑暗轉化爲如此明亮的意象，其中或許也有自我拯救的含義。
韓國導演金基德有一部影片叫做《海岸綫》，也是一部不錯的反思影片。其中的戰爭更多是假像性質的，針對北韓隨時可能的登陸。主人公康被訓練成標準合格的殺人工具，臉上塗上了油漆，有點像在《蠅王》中所發生的。當他一感到眼前有活物存在，便摳動了扳機，打死了正在談戀愛的男青年，他因此獲得一個禮拜的假期，上級爲此嘉獎他。然而，殺死無辜的後果最終由這位康士兵來承擔了，他從此而變得坐臥不寧，心靈煎熬，女朋友離他而去，他一步步陷 入瘋狂不能自拔。
該部影片還有力地揭示了：越是標榜崇高的目標、華麗的理由，也越是容易在其中藏垢納污。這支守駐海岸綫的部隊其上下級之間的關係幾乎是淩辱性的，對于士兵的訓練是侮辱性的。被打死男青年的女友眼看男友死在不明槍口下瘋了之後，士兵們騙她到偏僻處，將她的肚子弄大，一共有六人參與這樁犯罪。爲了掩蓋醜聞，部隊裏不懂婦科的軍醫被命令在沒有麻藥的情况下，就地實施流産手術，而這支守衛部隊幾乎所有人，都加入了在臨時搭起手術臺旁充當“掩護 ”。
迄今我們很少看到經歷納粹“反人類罪行”所 迫害的猶太人所拍攝的有關影片，可以數得出來的是兩位猶太裔導演的《辛德勒名單》（斯皮爾伯格）與《鋼琴師》（波蘭斯基）。值得推薦幾位幸存者作家的名字，在他們的作品中，始終堅持一個立場和保持一個姿態，那就是以亡靈作爲準則、以亡靈的名義說話，見證苦難，而遠非借機歪曲。他們是——威塞爾，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翻譯成中文的作品有小說《夜》、隨筆集《一個猶太人的記憶》；凱爾泰斯，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中文翻譯作品若干；詩人保羅•策蘭，他的一系列“見證詩歌”，有力地提升了人類的道德品格和詩歌的藝術水準。
見經濟觀察報2009年5月8日
戰爭引發的人性思考
崔衛平
一
《南京！南京！》采用了一個日本士兵角川的視角。他身爲1937年底入侵南京的日本軍隊一員，目睹大屠殺的殘酷之後感到難以承受，最後放走了兩名被俘的中國人，拔槍自殺。這被解釋爲他人性的表現。“我們能不能把日本人當人來看？”導演陸川這樣問道。如此處理引發爭議是非常自然的，它不同于此前影片中對于日本軍人的處理。
但是影片本身做得缺少說服力。在入侵軍那樣一種瘋狂高漲（也有恐懼）的氣氛之中，一個士兵如何做到冷眼旁觀？他種種錯愕、困惑的表情來自何處？他不會是剛從軍校出來便來到了南京，他自己此前做過什麽？相對于一個人從環境中抽離，更加困難的，是他如何從自己拔出，是他自己改弦更張。 轉折的起點，更應該從角川這個人自身內部去找。而恰恰影片的筆墨又不在這裏，只是提到一筆他是教會學校出來的，以及他與一個日本妓女之間的微弱關係。顯然陸川處理這樣的難題力不從心，然而這樣的輕忽却是灾難性的。
當年的日本侵略軍許多行爲，可以說超出了一般所說的戰爭範圍：戰爭幷不需要虐殺俘虜，完全無視國際公約那樣去做，應該說是源于某種意識形態（將中國人視作低等民族）。同樣稱之爲“强奸”的行爲，也已經超出了一般“强奸”的性質，令人髮指的種種做法表明，根本不把中國婦女當人對待。 在這個意義上，侵華日軍在中國大地上所犯下的，與當年納粹對待猶太人的行爲更加相似，即屬于“種族歧視”與“反人類罪”，而不是一般的戰爭罪行。這樣才可 能解釋日本士兵的種種不可思議的變態行爲。
也許角川是一個例外，不排除這樣的個人存在。然而其轉變的論證過程，也就變得更加複雜艱難。他愛上帝也好，愛一個日本妓女也好，不等于他同樣也能够愛上和同情中國人，能一視同仁地對中國人采取平等、尊重的態度。這裏不應該采取一厢情願的立場。
二
這個話題值得拓展。“人性”是一個永恒的話題，我們除了要認識這個世界，還要認識我們自身。而在戰爭這種人類活動的極端形式當中，人性也面臨非同尋常的壓力與考驗、呈現錯綜複雜多重面貌。然而在這些問題上的認知，在漫長的歷史當中，始終存在著一些現成的模式，有時這些模式則成了不可逾越的禁區。不僅是中國，世界上許多民族也是如此。
比如一定要表現戰爭是偉大的，氣勢宏偉的，是爲了正義和通往正義的；戰爭的年代同時也是英雄輩出的年代，面臨艱苦條件和死亡，英雄們一定是激情飽滿、慷慨激昂，勇猛無畏，决不後退，他們身上不僅沒有一般人性的弱點，而且最好也沒有對于家庭的眷戀、小兒女之類的情感，這些都被視爲幹擾性的；對于一般人來說，戰爭是一個鍛煉人和成長的機會，在戰爭中人性正好可以得到淬煉與升華，同時戰爭的敵對方也一定是凶殘無比、毫無人性的。
爲什麽會産生這些看法？簡單地說有這樣兩點：一，戰爭的確是一場面臨巨大危機的時刻，在面對生死存亡，需要動員一切可能動員的力量；第二，能够書寫戰爭歷史的，往往是戰爭的勝利者，那些舞文弄墨的人們只能仰仗勝利者的鼻息，就像卡爾•波普爾曾經說過的歷史書寫者那樣。對于勝利者來 說，當然希望能够給自己的行爲多一些合法性，多一些漂亮的說辭。
類似的模式開始鬆動和遇到挑戰，僅僅是上個世紀的事情。兩次世界範圍之內的大戰，將從未有過的戰爭造成的悲慘景象帶到人們面前； 更爲寬鬆的言論環境，使得人們對于戰爭以及戰爭中人性的認識，有了更多不同聲音。許多藝術作品（小說、電影、戲劇、繪畫）都涉及了有關重新反思的話題，出現了難以計數的大量作品，其中許多堪稱經典。縱觀起來，在不同的階段上，反思的方向、側重點都有所不同。
美國作家海明威是開風氣之先的重要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身爲記者的他加入了美國紅十字會戰場服務隊，曾被炮彈炸傷落下了多處傷痕。他發表于1926年 的小說《太陽照常升起》，幷沒有涉及戰場戰鬥的狀况，所描寫的是從戰爭中走出來的年輕人身心創傷，精神上的迷茫困惑。他們不再相信那些“救世”的神話，同時又無法在唯利是圖的社會中安下身來，陷入了心灰意冷、無所適從。主人公巴恩斯如作者也是一名美國記者，戰爭使他喪失了性能力，無法與相愛的人結合。海明 威因而被命名爲“迷惘的一代”。1929年他發表的《永別了，武器》，主人公亨利的遭遇荒謬痛苦——被誤認爲間諜跳河逃跑，與心上人結合不久對方難産而死、嬰兒窒息身亡，只剩他一人孤單地留在世界上承受悲苦，他對戰爭的厭煩、厭倦達到極點。
如此悲慘的結局，與戰爭所需要的勝利、高亢的氣氛判然有別。之所以發展到這一步，在于海明威將戰爭的基石稍稍移動：第一，對戰爭目標的懷疑，發現它幷非如戰爭的鼓動者所說的那樣高尚和富有意義；第二，承受戰爭的主體，不再是民族、集體這樣一些集合名詞，而是個人本身：戰爭的重負最終要落實到個人身上，是個人爲之付出的身心創傷和代價，幷且這些創傷要伴隨終生。
然而，海明威後來又創作了一部以西班牙內戰爲背景的長篇小說《喪鐘爲誰而鳴》（1940），塑造了一個負有責任感與犧牲精神的人物喬頓，志願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爲正義的事業而捐軀令他感到光榮自豪。
三
如果說海明威思考的對象主要是戰爭本身的合理性與否，以及它對個人所産生的影響，那麽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涌現出來的另一批作家、藝術家，則更多地直接面對人性本身——世界的噩夢變成了人自身的惡夢，對世界的不可信任變成了對于人自己的深刻懷疑，英雄主義的神話進一步剝落。
法國作家薩特當過八個月德軍的俘虜，他筆下一再出現俘虜題材。小說《墻》（1939） 描寫了西班牙戰爭中幾位被捕者第二天要被處死，在最後那個晚上，除了那位西班牙人民軍成員感到可以慷慨赴死之外，其餘人都體驗了從未有過的巨大恐懼，小說 形容最年輕的那一位：“恐懼與灾難使他面無人色，使他整個面容都扭曲了。三天以前，他還是一個利落的小夥子，但是現在他却像個老怪物。”比恐懼更加令人窒息的，是孤獨，是在死亡面前體會到的單個生命孤獨無援，是那種與這個世界已經變得毫無關係的、被連根拔起、漂浮和疼痛的感覺。伴隨著呻吟和哭泣的聲音，人們在討論明天行刑時到底是射擊一次還是兩次，這中間要不要再裝子彈、再瞄準，想像的痛苦比實際的痛苦還要難以忍受。
類似極端的處境在薩特的戲劇《死無葬身之地》（1946） 中再次出現，這回是被俘的法國地下抵抗運動成員，除了面對死亡，他們還要面對比死亡更加可怕的酷刑，這是一次深刻的靈魂的拷問，人性的拷問。那是每一個人 自己必須設法對付的。于是，來自每個人自身人性的壓力就成了最爲突出的問題，甚至勝過來自敵人方面的：“我不知道過一會兒我能不能認識自己”，說這句話的 索比埃在審訊時跳樓自殺。年長的人們擔心最爲年輕的弗朗索瓦是否承受得了酷刑，擔心這位孩子無法承受所感到的恐懼和痛苦，他們自己動手將弗朗索瓦掐死，提前讓他解脫。如果這樣的行爲是“肮髒的”，那麽他們早已經不是“乾淨”的了——被捕之前他們接到命令要攻下一個小村莊， 累及這個村莊最終被血洗，三百個人無辜死亡。這樣的命令是必須和正確的嗎？人們苦苦思索著，懷疑自身的行爲是否正當。
在薩特這裏，戰爭中的英雄們不僅精神上的發條松了，而且幾乎整個斷掉了鏈子：在生命最終的時刻，即便是勇敢與怯懦、平靜與瑟縮之間的區別，也變得意義不大，甚至這個世界上的那些被珍視的價值都意義不大，人們只是眼睜睜地看著生命變得無用徒勞：“我承擔了一切痛苦；必須讓他們把我消滅，連同一切痛苦都消滅！” 換個角度來看，也可以說是薩特將他的哲學觀點（“個人是無用的熱情”及“選擇”）拿到戰爭條件下中加以放大，但無論如何，是符合情境的。
當薩特如此近距離地觀察和描繪這些赴死者最後的悲慘痛苦，他把海明威的那個命題進一步推進了——戰爭的承受者不僅是個人，而且是孤獨的個人；因爲死亡是每個人必須自己面對的，別人無法替代；被死亡分隔開來的個體，沒有人能够幫助他。因此，在人們所說戰爭宏大目標的另一端，蹲伏著的是個人的孤立無援及其痛苦恐懼。薩特的這些表述被認爲是消極的、灰暗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 他對于個人及其處境的關懷，則表現得更加具體和貼身，不帶任何虛張的成分。
重新定義戰士或者革命者身上的人性，與薩特同期的作家加繆提供了另一種變奏。《正義者》這部戲劇取材于1905年在莫斯科組織的一次暗殺行動，用炸彈炸死皇叔塞爾日大公，主人公卡裏亞耶夫先是愉快地接受了刺殺任務，但是在行刺的最後一刻突然猶豫不前，因爲他看見了坐在大公身旁的一對孩子，是大公的侄兒侄女：“那兩張嚴肅的小臉，而我手中，就是這可怕的重物（指炸彈）。是要往他們身上投啊”。“正義”與“愛”發生尖銳衝突，他沒有做成。“人不能僅僅靠正義活著”，還要有做人的“清白”，“不能爲一種不復存在的正義，再增添活生生的非正義”。與薩特一樣，這也是一種“撤退”的立場；不同的是，在加繆這裏，所籲求的是一種倫理道德的聲音，即使是從事正義的事業，也要避免沾滿無辜他人的血。
四
對于戰爭的反思，還涉及到追究戰爭的根源。對此，不同的人們有不同的回答，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或歷史學家會提供他們研究的答案，而文藝家也會從自己的專業角度，貢獻出自己的角度和成果。二戰所造成的殘暴血腥局面， 令許多人陷入了這樣的沉思：爲什麽在文明建立延續了這麽久的地方，甚至在以自己的文明驕傲的地方，還會發生這樣可怕的事情？人們爲什麽在瞬間倒退到完全是野蠻的狀態？
英國作家威廉•戈爾丁的《蠅王》，幷不是一部直接描寫戰爭的小說，却被公認爲是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典之作。戈爾丁作爲當年英國皇家海軍之一員，目睹了戰爭中帶來的種種破壞，他反復思考的結論是，不應該僅僅從外部來解釋這些灾難，更爲深刻的原因來自人自身或人性內部，正是人自身內部被激發的黑暗，人自身的人性惡，才有可能導致那樣恐怖的現實。作爲戰爭過來人他寫道：“經歷過那些歲月的人，如果還不瞭解‘惡’出于人，猶如蜜産于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腦子出了毛病。”
該小說虛構了在一場未來的世界大戰中，一群英國本土的孩子被疏散到一 個小島上，惟一的成年人飛行員死了，這些從八九歲至十四五歲不等的男孩必須在小島上學習生存。他們先是模仿成年人搭建窩棚和厠所、開會舉手發言、在海灘上始終燃起一堆火作爲救援信號等等。但是在蠻荒的環境中，孩子們身上人性惡也在慢慢發作，越來越多的人不願意遵守規則，更寧願將打獵而來的野猪血塗在臉上。同時他們當中流傳著一種恐懼，稱不知名的野獸就在附近。通過隱喻的手法（一隻爬滿蒼蠅的猪頭），小說道出了人們恐懼的不是別的，正是他們自己心中的惡的力量，讓這種惡徹底發作，會將他們帶向不知何方。小說1954年發表之後好評如潮，作者因該書獲得1983年諾貝爾文學獎。如今英美許多中學、大學將該書列爲年輕學生的必讀書。
在某種程度上，這部小說奠定和代表了戰後人們思考有關問題的基本思路 ——那就是戰爭與人性惡相聯繫，而不是與人性的善相聯繫。這不是說戰爭中沒有人性善的現象，而是說——如果想要說明戰爭這種可怕的東西爲什麽能够發生，如果是想爲戰爭準備承擔責任而不是推卸責任，那麽人性惡的解釋則更爲沉著和合理。相反，假如敵對雙方都以不同的方式“救贖”了，就像《南京，南京》中一樣， 那麽誰爲戰爭造成的破壞和帶來的灾難負責呢？
我終于有機會向一本小書尤其是其作者致敬和表達感謝了，那就是1981年出版的《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作者陳焜先生，該書不僅介紹了西方二十世紀現代派文學現象（黑色幽默、荒誕派戲劇），給我這樣年輕大學生打開眼界，而且有力地描述了其美學形態：“現代派美學境界不是英雄主義的，也不是散文氣息的，而是夢魘氣息的”，帶來新的美學感受。這樣一種美學形態和感受，其總體背景便是兩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夢魘般的現實，是與戰爭所帶來的痛苦現實相匹配的。陳先生反復運用黑格爾所發掘的狄德羅的那本小書（《拉摩的侄 子》）蘊含的思想能量，他指出，對于人性惡的認識，是與現代社會同步的、是人們對于自身認識的進展；堅持這種認識，是對于人自己的一種批判、警醒的態度， 而不是一味地遷就自身。那樣一種“人性善”的浪漫主義式的田園抒情，尤其是在經過戰爭之後，已經變得索然寡味。這與阿爾多諾所說的——奧斯威辛之後，寫詩就是野蠻的，都是同樣的視野。
五
上世紀60年代越戰之後，美國出現了一批關于越戰的影片——《獵鹿人》（1977）、《現代啓示錄》（1979）《野戰排》（1986）、《生于七月四日》（1989） 等，被視作一批著名的反戰影片。“反戰”的主題與我們這裏討論的戰爭與人性有重合的成分，但幷不完全等同。這批影片中有一個共同特點在于，它們貫穿著對于“體制”的批判，即對于戰爭的發動者的批判。也就是說，經歷了街頭舉行的大規模群衆反戰運動之後，在這批影片中，美國政府、五角大樓、戰爭機器成了矛頭所指。戰爭對于年輕人身心戕害也是這批影片中經常出現的，他們遇到了各種各樣非人的折磨：《生于七月四日》的主人公誤傷好友、負傷中彈導致下身癱瘓；《獵鹿人》中被俘的士兵們在輪盤賭面前感到的極度恐懼、精神崩潰；《野戰排》中滿身血污的“戰友們”互相之間扣動了扳機。比起“人性惡”來，這批作品主要處理“人性的傷痛”，借此表達對于戰爭的譴責。這與他們的老前輩海明威倒是一脉相承的。
其中，《現代啓示錄》與我們的話題更爲接近。這部影片根據英國作家約瑟夫•康拉德出版于1902年 的一部小說《黑暗的心》而改編，主人公的名字却繼續保留（庫爾茲），表明影片願意繼承康拉德對于人性的思考——稱之爲“文明”其實非常脆弱，像一層薄薄的外衣，在它底下，涌動著更爲根本和强大的人性黑暗。小說與電影中的兩位庫爾茲都來自文明社會，小說中介紹庫爾茲的出場：“他母親是半個法國人，父親是半個英國人，整個歐洲都對庫爾茲先生的形成做出過貢獻。”電影中的庫爾茲則家中三代西點軍校出身，本人是這個學校的高才生，“獲無數勛章和嘉許”。
可以傲世的文明教育背景，幷不能保證庫爾茲們繼續成爲一個“文明人 ”，他們最終都淪落到了叢林當中，在那里弄出一個小社會，發明一套自己的行事作風，殘忍和獨斷，公然對抗和挑釁“文明社會”。比起小說來，擁有現代性思考背景的影片《現代啓示錄》，揭示出正是所謂“現代理性”，最終通往了極度野蠻：武器中所包含的“理性”含量也好，現代通訊所帶來的信息“理性”也好，包括士兵所受過的嚴格的“理性”訓練，所有這些“理性”堆積起來的上方，是那個叫做“瘋狂”的頂點。而這個立意，在另一部美國影片《金甲部隊》中得到進一步的體現。其中有一個魔鬼教官，滿腦子嚴格計算出來的戰爭生存規律，企圖將它們灌輸到新兵頭腦和行爲中去，最終導致士兵的瘋狂。那些抵達戰場的人們發現，他們面對的超級槍手，原來是一個單薄的越南女孩子，這正是絕大的諷刺。
我自己十分喜歡的一部與戰爭有關的影片，那是德國導演赫爾佐格拍攝于1967年 的《生命的訊息》，這是納粹之後的德國人如何看待自己發動戰爭的過去。影片描寫一群駐扎在希臘小島上的德國士兵，遠離正面戰場，在悠閑生活的落差中，却感到了巨大的精神壓力。負傷的主人公甚至與一位醫院護士談起了戀愛，但是他頭腦中的戰爭景象與眼前格格不入，强烈的反差讓他的頭腦陷入了瘋狂，他居然在山坡上、小河邊，一次次燃起了用軍火庫的炸藥自製的焰火，耀眼的焰火釋放了他自戰爭以來的內心不安、傷痛、黑暗，它們如此難以消化、難以承受，每時每刻都在毒化他的心靈頭腦。“焰火”是一個非凡的道具，內心的黑暗轉化爲如此明亮的意象，其中或許也有自我拯救的含義。
韓國導演金基德有一部影片叫做《海岸綫》，也是一部不錯的反思影片。其中的戰爭更多是假像性質的，針對北韓隨時可能的登陸。主人公康被訓練成標準合格的殺人工具，臉上塗上了油漆，有點像在《蠅王》中所發生的。當他一感到眼前有活物存在，便摳動了扳機，打死了正在談戀愛的男青年，他因此獲得一個禮拜的假期，上級爲此嘉獎他。然而，殺死無辜的後果最終由這位康士兵來承擔了，他從此而變得坐臥不寧，心靈煎熬，女朋友離他而去，他一步步陷 入瘋狂不能自拔。
該部影片還有力地揭示了：越是標榜崇高的目標、華麗的理由，也越是容易在其中藏垢納污。這支守駐海岸綫的部隊其上下級之間的關係幾乎是淩辱性的，對于士兵的訓練是侮辱性的。被打死男青年的女友眼看男友死在不明槍口下瘋了之後，士兵們騙她到偏僻處，將她的肚子弄大，一共有六人參與這樁犯罪。爲了掩蓋醜聞，部隊裏不懂婦科的軍醫被命令在沒有麻藥的情况下，就地實施流産手術，而這支守衛部隊幾乎所有人，都加入了在臨時搭起手術臺旁充當“掩護 ”。
迄今我們很少看到經歷納粹“反人類罪行”所 迫害的猶太人所拍攝的有關影片，可以數得出來的是兩位猶太裔導演的《辛德勒名單》（斯皮爾伯格）與《鋼琴師》（波蘭斯基）。值得推薦幾位幸存者作家的名字，在他們的作品中，始終堅持一個立場和保持一個姿態，那就是以亡靈作爲準則、以亡靈的名義說話，見證苦難，而遠非借機歪曲。他們是——威塞爾，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翻譯成中文的作品有小說《夜》、隨筆集《一個猶太人的記憶》；凱爾泰斯，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中文翻譯作品若干；詩人保羅•策蘭，他的一系列“見證詩歌”，有力地提升了人類的道德品格和詩歌的藝術水準。
見經濟觀察報2009年5月8日
紐約1983-1993：艾未未“那些爛事兒”（南方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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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1983-1993：艾未未“那些爛事兒”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萬靜 實習生 崔迪 發自北京 2009-05-06 15:17:44
“不記得是讓誰幫我拍的。這應該是去大西洋賭城之前。畫像是謀生手段之一，跟藝術一點關係都沒有。 " “我沒被抓過。但經常有藝術家被扔到一輛警車上，他們不能打人，但可以拷人，罪名是非法經營。你沒有執照，收錢是不行的。” " “咱們老說這些爛事兒有意思嗎？這都是那麽遠的事兒，咱們現在的事兒一點不提?”"" ——艾未未"
24歲的艾未未來到紐約，生活隨心所欲，有時一天吃五頓飯，有時只吃一頓。實在很無聊的時候，艾未未會對著鏡子舉著相機自拍，有時裸著，有時穿著，拍完的照片他也“不敢看”。
他給別人拍的照片則是“不想看”。這些照片一放就是20年，直到今年被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從一萬多張照片裏整理出246張，組成艾未未自傳性的攝影展《紐約1983-1993》。
艾未未曾建議采訪他的記者去看他這個攝影展：“去看了就會知道我爲什麽會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我覺得到一個地方，最重要的是獲得它的極大值。對我來說，美國這個社會能獲得的極大值，幷不是所謂的美國夢，即由于你個人某種努力變得更有錢，更有社會地位。”對艾未未來說，極大值就是更能有自己的空間，可以過得更荒誕一些，更無聊一些。
艾未未那些無聊時期近乎“老照片”的攝影展，意外獲得廣東美術館和中山大學共同設立的沙飛攝影獎青睞，與紀實攝影家張新民一起，成爲今年的攝影創作獎得主。
“爲什麽是艾未未？”不少人質疑。評委之一的顧錚反問：“爲什麽不是艾未未？”“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把所有中國留學生的照片加在一起都沒有我的照片豐富。”艾未未調侃地說。
5月18日，艾未未的這部分照片，將與沙飛攝影獎其他獲獎者及提名者的作品一起，在廣東美術館附近的嶺南匯展覽館展出。
年底艾未未在德國還將有個展，“在希特勒爲自己蓋的第一座樓裏，我想做兩三件新的作品，其中一件作品，我希望對這次地震做一個非常個人化的表達”。
1988流血的抗議者，湯普金斯廣場公園暴亂 圖/艾未未
1988 華盛頓廣場公園的抗議活動 圖/艾未未
十年以後也沒有畢加索回來
1981年，艾未未放弃了“在北京電影學院珍貴的機會”，跟隨女友去了美國。對大部分人來說，艾未未一個剛從新疆來的小孩，語言不通，更別說英語，又沒有錢，去美國幹什麽？“我回家去了。”艾未未總是這樣回答，“實際幷不是我多麽嚮往美國，而是這裏我實在呆不下去了。”
艾未未在去機場的路上告訴母親：“十年以後你們能再見到一個畢加索回來。”
去紐約前，艾未未在“沉悶古老”的費城呆了半年，瘋狂學英語；然後去陽光燦爛的加州晃了一年半。加州依舊讓他感到非常無聊，“好像所有人的大腦都被太陽蒸發了”。
1983年，艾未未去紐約的帕森斯設計學校學習。一年後，他的藝術史課程沒通過，有說是因爲逃課太多。學校停止發放獎學金。艾未未索性拍拍屁股直接走人，也不再去定期注册居留證，成爲紐約街頭“非法居住者”的一員。
艾未未在第七街的破舊公寓，是中國人在紐約屈指可數的幾個著名的落脚點之一。他基本上有求必應，認識的不認識的，總能過來住下一陣。住過他那裏的，有等待成名的藝術青年，還有一些到紐約碰運氣的留學生。還總有人趁艾未未不在家，偷挂個越洋電話回國。
艾未未在紐約跟小偷打成一片，哪個中國人東西被偷，艾未未知道能從哪里找回來。
1986年，弟弟艾丹也投奔過來。那時國內正在“嚴打”。他沒想到哥哥會那麽全能，在紐約幾乎什麽工作都做過：打掃屋子、鋤草、帶小孩，還當過建築工、電工、搬運工。在第七街的公寓，艾未未的壁橱裏除了幻燈機、打字機，還堆過電鑽、電鋸、電焊槍之類的工具。
兩兄弟曾花了整整一天時間，在紐約街頭貼了一千多份自己的小廣告。電話亭裏、商店的玻璃門上、地鐵車站裏、公園的樹幹上，到處都是：“我們有專業的技術，熱情周到的服務，高效率低消耗，你只需付人人都出得起的錢，就能將舊房變成新房。”
跟其他落魄畫家一樣，艾未未也在紐約街頭給人畫過像。畫像的以年輕的戀人爲多。往往他們先凑過來斜著腦袋看上一會，然後男的便會開口問女的有沒興趣，女的總是回“你說呢？”在去大西洋賭城“提款”前，這是他謀生手段之一。
跟艾未未一起在街頭畫畫的朋友，有的被警察抓過，拷起來扔到一輛警車裏。罪名是沒有執照，非法經營。“跟中國的城管幹的事情差不多。不過美國的警察不能打人。”
便衣會在畫家收錢的時候沖上來抓現行，甚至還會有便衣坐在那兒讓畫家畫，畫完了再討價還價，然後付錢的同時抓人。如果是免費給人畫，他們就奈何不了你。
艾未未沒被抓過，被抓也沒什麽大不了的。警察24小時內就得放人，給你一個出庭的罰單，讓某個時間去法院出庭。法院也頂多罰款一二十美元。
1987年起，艾未未花了兩年時間，變成了大西洋城的賭博高手：“只要我需要錢的時候，只需要在那兒花一天一夜的時間，能够賺3000到5000美元。”
那時候只要艾未未打電話給大西洋城，他們都會派車到紐約來接他。他住在最破的地下室，在第七街上，一輛超長的凱迪拉克緩緩停下，一個黑人帶著白手套把車門給他打開，艾未未從地下室鑽出來跳進去，駛向大西洋城，“街上的人都想這個傢伙一定是販毒的。”艾未未計算了一下，紐約到大西洋城有兩個小時的路程，“兩年當中，我屁股離地在一尺高的地面上，至少滑翔200次。”
像個慣偷，順手抄了幾件東西
艾未未漸漸成爲連接中美的重要“留學生”，誰到紐約都必定得找艾未未。
一次艾未未給國內來的一幫學者當導游時，帶著他們去逛紐約紅燈區，弄得學者們“亂低頭亂紅臉”。艾未未還經常篡改翻譯的內容，一邊談的是嚴肅話題，只要另一邊是女人，艾未未就會把話翻譯成調情。
陳凱歌也在艾未未的公寓進出過。他是艾未未在北京電影學院的同班同學，已經拍出電影《黃土地》和《孩子王》，那時他正在紐約大學當訪問學者。畫面上陳凱歌留著絡腮胡，溫和地看著鏡頭微笑。
1986年的譚盾看著仍然像個剛出道的小年輕，襯衫最上面幾粒扣子沒扣，一臉緊張地跟後來成爲指揮家的胡咏言一起排練小提琴，接下來他們要去紐約街頭賣藝掙錢。那時被稱爲“四大才子”之一的譚盾已經從中央音樂學院研究生院畢業，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念音樂藝術博士。
譚盾當時住在紐約的中國城，經常跟後來的美籍華人指揮家胡咏言混在一起。胡咏言在艾未未那裏賴住。三人沒事幹就老在一起呆著。譚盾被其他兩人嘲笑爲“小資”。
“那時候一起聊的內容都跟女人有關。”有一次艾未未帶著這兩人去42街看一場色情表演。那地方中間有點像亭子，一兩個裸體女人在裏面擺著姿勢。周圍是一圈小屋，進屋投點錢，小窗戶就打開，可以從裏面往外看那些女人。再給些錢，還可以摸。
三人的生活“像叫花子一樣”。譚盾跟胡咏言在街頭拉小提琴。他們琴盒裏的錢，有一半是艾未未扔進去的。“我一扔，別人看到就不好意思不扔。”艾未未是他們的托兒。“他們也不還給我。完了後大家再一起喝喝啤酒，吃個晚飯。”
鏡頭裏還有顧長衛、馮小剛、姜文、劉小東、何多苓……他們有的只穿內衣，有的睡眼惺忪，有的神情呆滯，完全不是你熟悉的名人。“這裏涉及的人，大多幷不知道有這些照片存在。”艾未未在展覽自序中說。他也沒清醒意識到自己是在拍照，“就像個慣偷，順手抄了幾件東西而已。”
顧錚覺得，艾未未能够很自然地拍下那些朋友，就是因爲他們跟艾未未是同類。艾未未本身也是這同類的一部分。“自己的日常和自己的同類，看到了，拍下來了。”
艾未未幷不願意講紐約的這些“爛事兒”：“咱們老說這些爛事兒有意思嗎？這都是那麽遠的那些事兒，咱們現在的事兒一點不提？”上個月，他接受了近50家國外主流媒體的采訪，內容幾乎都關乎他的公民調查。
這讓他自覺那些紐約舊事“和現實脫離得太遠了”，更像是“幻覺”，“顯得故弄玄虛似的”。
被威脅是很上癮的事情
在艾未未拍攝的所有紐約照片裏，只有關于游行、暴亂的部分，是他有意識要去拍的。
受父親艾青牽連，艾未未很小的時候“已經是一個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人”。9歲的艾未未在“文革”期間跟著父親一起，被流放新疆接受“再教育”，艾青每天打掃40個厠所，打掃了5年。這反而讓艾未未從小看待世界就有一種特殊的視角。“所有主流之外的都是我的，儘管不多。”
到紐約一年後，艾未未成爲紐約街頭“非法居住者”。
“沒人理你，你也不必去理別人，這時你就會想，那還需要去做什麽？因爲你正處在青春期，那種想做點什麽的年紀。”艾未未曾這樣對媒體說。
艾未未很能“折騰”，他幾乎參加了紐約所有的民衆抗議性游行：抗議海灣戰爭，抗議警察暴力，支持同性戀，支持當地無家可歸的人，支持流浪者的權利……他跟示威者一起，當街把所有的垃圾堆起來，把美國的國旗燒掉，跟警察對抗。
他參加游行，抗議美國政府，很快又發現這種游行毫無意義。“所謂的正義，實際上對于權力來說，他們幾乎是不屑一顧的。”抗議海灣戰爭那次，參加游行的不過1000人，周邊圍著的警察却有2000，“連路邊看我們游行的人都已經看不到我們了”。
抗議紐約政府將下東區“優化”成高檔社區那次，游行一直持續到晚上，然後就打起來了。有的示威者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這樣的場景被艾未未拍下，連同其他人的照片，一起作爲警察施暴的證據，寄給美國媒體和美國民權協會。之後參與施暴的警察被撤職，局長也被處理。只是最終居住的區域還是被“優化”了。
也不是次次都能抓住警察施暴的證據。警察也一般只會選擇沒什麽人拍照時下手。有一次維權游行，艾未未他們從東村走到格林威治村，那個地方他們幷不熟悉。艾未未就被警察逼到死角，相機被砸，人也被一下摔得很遠。
其他時候，他還被警察拿著攝影機威脅過。鏡頭逼上來，幾乎要抵著他的臉。便衣也會走過來，看著艾未未，笑一笑，推一下，或撞一下。
“被威脅是很上癮的事情。當權力都會鍾情于你，你感覺到你被重視。”艾未未半開玩笑。他甚至覺得這對他而言是個很有益的“訓練”，“讓我在那個時期理解了權力結構、政府和普通個人權利之間的關係。儘管它是標榜著自由、民主的社會，實際上權力處處是一樣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
1994年，父親艾青生病。艾未未回到中國，他已經在紐約呆膩了。今天的艾未未，自覺每日的生活如紐約時一樣單調、無聊和茫然。“每天天亮了，天黑了。很無奈的一種等待。”
其實他每天都忙得不可開交，有時甚至從早上8點忙到夜裏1點。上午要接待媒體，下午要做展覽設計，晚上要寫博客以及處理志願者們傳回來的信息。但他還是覺得“非常的無力，無助”。
接受南方周末采訪前，他剛聽說有個女人上訪時被打傷，送到醫院，醫院說她沒錢，要斷掉治療。“你第一個反應是，我是不是應該幫這個人？然後又一想，這樣幫的話，要有多少人要幫？”他輕聲說，“實際上每天都是非常無力的。”
紐約1983-1993：艾未未“那些爛事兒”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萬靜 實習生 崔迪 發自北京 2009-05-06 15:17:44
“不記得是讓誰幫我拍的。這應該是去大西洋賭城之前。畫像是謀生手段之一，跟藝術一點關係都沒有。 " “我沒被抓過。但經常有藝術家被扔到一輛警車上，他們不能打人，但可以拷人，罪名是非法經營。你沒有執照，收錢是不行的。” " “咱們老說這些爛事兒有意思嗎？這都是那麽遠的事兒，咱們現在的事兒一點不提?”"" ——艾未未"
24歲的艾未未來到紐約，生活隨心所欲，有時一天吃五頓飯，有時只吃一頓。實在很無聊的時候，艾未未會對著鏡子舉著相機自拍，有時裸著，有時穿著，拍完的照片他也“不敢看”。
他給別人拍的照片則是“不想看”。這些照片一放就是20年，直到今年被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從一萬多張照片裏整理出246張，組成艾未未自傳性的攝影展《紐約1983-1993》。
艾未未曾建議采訪他的記者去看他這個攝影展：“去看了就會知道我爲什麽會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我覺得到一個地方，最重要的是獲得它的極大值。對我來說，美國這個社會能獲得的極大值，幷不是所謂的美國夢，即由于你個人某種努力變得更有錢，更有社會地位。”對艾未未來說，極大值就是更能有自己的空間，可以過得更荒誕一些，更無聊一些。
艾未未那些無聊時期近乎“老照片”的攝影展，意外獲得廣東美術館和中山大學共同設立的沙飛攝影獎青睞，與紀實攝影家張新民一起，成爲今年的攝影創作獎得主。
“爲什麽是艾未未？”不少人質疑。評委之一的顧錚反問：“爲什麽不是艾未未？”“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把所有中國留學生的照片加在一起都沒有我的照片豐富。”艾未未調侃地說。
5月18日，艾未未的這部分照片，將與沙飛攝影獎其他獲獎者及提名者的作品一起，在廣東美術館附近的嶺南匯展覽館展出。
年底艾未未在德國還將有個展，“在希特勒爲自己蓋的第一座樓裏，我想做兩三件新的作品，其中一件作品，我希望對這次地震做一個非常個人化的表達”。
1988流血的抗議者，湯普金斯廣場公園暴亂 圖/艾未未1988 華盛頓廣場公園的抗議活動 圖/艾未未十年以後也沒有畢加索回來
1981年，艾未未放弃了“在北京電影學院珍貴的機會”，跟隨女友去了美國。對大部分人來說，艾未未一個剛從新疆來的小孩，語言不通，更別說英語，又沒有錢，去美國幹什麽？“我回家去了。”艾未未總是這樣回答，“實際幷不是我多麽嚮往美國，而是這裏我實在呆不下去了。”
艾未未在去機場的路上告訴母親：“十年以後你們能再見到一個畢加索回來。”
去紐約前，艾未未在“沉悶古老”的費城呆了半年，瘋狂學英語；然後去陽光燦爛的加州晃了一年半。加州依舊讓他感到非常無聊，“好像所有人的大腦都被太陽蒸發了”。
1983年，艾未未去紐約的帕森斯設計學校學習。一年後，他的藝術史課程沒通過，有說是因爲逃課太多。學校停止發放獎學金。艾未未索性拍拍屁股直接走人，也不再去定期注册居留證，成爲紐約街頭“非法居住者”的一員。
艾未未在第七街的破舊公寓，是中國人在紐約屈指可數的幾個著名的落脚點之一。他基本上有求必應，認識的不認識的，總能過來住下一陣。住過他那裏的，有等待成名的藝術青年，還有一些到紐約碰運氣的留學生。還總有人趁艾未未不在家，偷挂個越洋電話回國。
艾未未在紐約跟小偷打成一片，哪個中國人東西被偷，艾未未知道能從哪里找回來。
1986年，弟弟艾丹也投奔過來。那時國內正在“嚴打”。他沒想到哥哥會那麽全能，在紐約幾乎什麽工作都做過：打掃屋子、鋤草、帶小孩，還當過建築工、電工、搬運工。在第七街的公寓，艾未未的壁橱裏除了幻燈機、打字機，還堆過電鑽、電鋸、電焊槍之類的工具。
兩兄弟曾花了整整一天時間，在紐約街頭貼了一千多份自己的小廣告。電話亭裏、商店的玻璃門上、地鐵車站裏、公園的樹幹上，到處都是：“我們有專業的技術，熱情周到的服務，高效率低消耗，你只需付人人都出得起的錢，就能將舊房變成新房。”
跟其他落魄畫家一樣，艾未未也在紐約街頭給人畫過像。畫像的以年輕的戀人爲多。往往他們先凑過來斜著腦袋看上一會，然後男的便會開口問女的有沒興趣，女的總是回“你說呢？”在去大西洋賭城“提款”前，這是他謀生手段之一。
跟艾未未一起在街頭畫畫的朋友，有的被警察抓過，拷起來扔到一輛警車裏。罪名是沒有執照，非法經營。“跟中國的城管幹的事情差不多。不過美國的警察不能打人。”
便衣會在畫家收錢的時候沖上來抓現行，甚至還會有便衣坐在那兒讓畫家畫，畫完了再討價還價，然後付錢的同時抓人。如果是免費給人畫，他們就奈何不了你。
艾未未沒被抓過，被抓也沒什麽大不了的。警察24小時內就得放人，給你一個出庭的罰單，讓某個時間去法院出庭。法院也頂多罰款一二十美元。
1987年起，艾未未花了兩年時間，變成了大西洋城的賭博高手：“只要我需要錢的時候，只需要在那兒花一天一夜的時間，能够賺3000到5000美元。”
那時候只要艾未未打電話給大西洋城，他們都會派車到紐約來接他。他住在最破的地下室，在第七街上，一輛超長的凱迪拉克緩緩停下，一個黑人帶著白手套把車門給他打開，艾未未從地下室鑽出來跳進去，駛向大西洋城，“街上的人都想這個傢伙一定是販毒的。”艾未未計算了一下，紐約到大西洋城有兩個小時的路程，“兩年當中，我屁股離地在一尺高的地面上，至少滑翔200次。”
像個慣偷，順手抄了幾件東西
艾未未漸漸成爲連接中美的重要“留學生”，誰到紐約都必定得找艾未未。
一次艾未未給國內來的一幫學者當導游時，帶著他們去逛紐約紅燈區，弄得學者們“亂低頭亂紅臉”。艾未未還經常篡改翻譯的內容，一邊談的是嚴肅話題，只要另一邊是女人，艾未未就會把話翻譯成調情。
陳凱歌也在艾未未的公寓進出過。他是艾未未在北京電影學院的同班同學，已經拍出電影《黃土地》和《孩子王》，那時他正在紐約大學當訪問學者。畫面上陳凱歌留著絡腮胡，溫和地看著鏡頭微笑。
1986年的譚盾看著仍然像個剛出道的小年輕，襯衫最上面幾粒扣子沒扣，一臉緊張地跟後來成爲指揮家的胡咏言一起排練小提琴，接下來他們要去紐約街頭賣藝掙錢。那時被稱爲“四大才子”之一的譚盾已經從中央音樂學院研究生院畢業，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念音樂藝術博士。
譚盾當時住在紐約的中國城，經常跟後來的美籍華人指揮家胡咏言混在一起。胡咏言在艾未未那裏賴住。三人沒事幹就老在一起呆著。譚盾被其他兩人嘲笑爲“小資”。
“那時候一起聊的內容都跟女人有關。”有一次艾未未帶著這兩人去42街看一場色情表演。那地方中間有點像亭子，一兩個裸體女人在裏面擺著姿勢。周圍是一圈小屋，進屋投點錢，小窗戶就打開，可以從裏面往外看那些女人。再給些錢，還可以摸。
三人的生活“像叫花子一樣”。譚盾跟胡咏言在街頭拉小提琴。他們琴盒裏的錢，有一半是艾未未扔進去的。“我一扔，別人看到就不好意思不扔。”艾未未是他們的托兒。“他們也不還給我。完了後大家再一起喝喝啤酒，吃個晚飯。”
鏡頭裏還有顧長衛、馮小剛、姜文、劉小東、何多苓……他們有的只穿內衣，有的睡眼惺忪，有的神情呆滯，完全不是你熟悉的名人。“這裏涉及的人，大多幷不知道有這些照片存在。”艾未未在展覽自序中說。他也沒清醒意識到自己是在拍照，“就像個慣偷，順手抄了幾件東西而已。”
顧錚覺得，艾未未能够很自然地拍下那些朋友，就是因爲他們跟艾未未是同類。艾未未本身也是這同類的一部分。“自己的日常和自己的同類，看到了，拍下來了。”
艾未未幷不願意講紐約的這些“爛事兒”：“咱們老說這些爛事兒有意思嗎？這都是那麽遠的那些事兒，咱們現在的事兒一點不提？”上個月，他接受了近50家國外主流媒體的采訪，內容幾乎都關乎他的公民調查。
這讓他自覺那些紐約舊事“和現實脫離得太遠了”，更像是“幻覺”，“顯得故弄玄虛似的”。
被威脅是很上癮的事情
在艾未未拍攝的所有紐約照片裏，只有關于游行、暴亂的部分，是他有意識要去拍的。
受父親艾青牽連，艾未未很小的時候“已經是一個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人”。9歲的艾未未在“文革”期間跟著父親一起，被流放新疆接受“再教育”，艾青每天打掃40個厠所，打掃了5年。這反而讓艾未未從小看待世界就有一種特殊的視角。“所有主流之外的都是我的，儘管不多。”
到紐約一年後，艾未未成爲紐約街頭“非法居住者”。
“沒人理你，你也不必去理別人，這時你就會想，那還需要去做什麽？因爲你正處在青春期，那種想做點什麽的年紀。”艾未未曾這樣對媒體說。
艾未未很能“折騰”，他幾乎參加了紐約所有的民衆抗議性游行：抗議海灣戰爭，抗議警察暴力，支持同性戀，支持當地無家可歸的人，支持流浪者的權利……他跟示威者一起，當街把所有的垃圾堆起來，把美國的國旗燒掉，跟警察對抗。
他參加游行，抗議美國政府，很快又發現這種游行毫無意義。“所謂的正義，實際上對于權力來說，他們幾乎是不屑一顧的。”抗議海灣戰爭那次，參加游行的不過1000人，周邊圍著的警察却有2000，“連路邊看我們游行的人都已經看不到我們了”。
抗議紐約政府將下東區“優化”成高檔社區那次，游行一直持續到晚上，然後就打起來了。有的示威者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這樣的場景被艾未未拍下，連同其他人的照片，一起作爲警察施暴的證據，寄給美國媒體和美國民權協會。之後參與施暴的警察被撤職，局長也被處理。只是最終居住的區域還是被“優化”了。
也不是次次都能抓住警察施暴的證據。警察也一般只會選擇沒什麽人拍照時下手。有一次維權游行，艾未未他們從東村走到格林威治村，那個地方他們幷不熟悉。艾未未就被警察逼到死角，相機被砸，人也被一下摔得很遠。
其他時候，他還被警察拿著攝影機威脅過。鏡頭逼上來，幾乎要抵著他的臉。便衣也會走過來，看著艾未未，笑一笑，推一下，或撞一下。
“被威脅是很上癮的事情。當權力都會鍾情于你，你感覺到你被重視。”艾未未半開玩笑。他甚至覺得這對他而言是個很有益的“訓練”，“讓我在那個時期理解了權力結構、政府和普通個人權利之間的關係。儘管它是標榜著自由、民主的社會，實際上權力處處是一樣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
1994年，父親艾青生病。艾未未回到中國，他已經在紐約呆膩了。今天的艾未未，自覺每日的生活如紐約時一樣單調、無聊和茫然。“每天天亮了，天黑了。很無奈的一種等待。”
其實他每天都忙得不可開交，有時甚至從早上8點忙到夜裏1點。上午要接待媒體，下午要做展覽設計，晚上要寫博客以及處理志願者們傳回來的信息。但他還是覺得“非常的無力，無助”。
接受南方周末采訪前，他剛聽說有個女人上訪時被打傷，送到醫院，醫院說她沒錢，要斷掉治療。“你第一個反應是，我是不是應該幫這個人？然後又一想，這樣幫的話，要有多少人要幫？”他輕聲說，“實際上每天都是非常無力的。”
你讀過《紅樓夢》嗎？（梁文道）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3782760100cdk2.html
你讀過《紅樓夢》嗎？
梁文道
如果篇幅不是那麼有限，我實在很想在自己辦的讀書雜誌裏開個專欄，廣邀各方名家輪流談一本他們從來沒有讀過的經典，比如說讓一位教文學的大教授承認他其實從未看過《紅樓夢》；請一個自認是看不見的手底下玩偶的經濟學家坦白交代，他根本沒有讀過亞當·史密斯的隻言片語。這個靈感來自“美國錢鐘書”大衛洛奇 （Daivd Lodge）的某本小說（我只能說某本，因為我從未看過任何一本他的小說）。他在書裏設計了一個遊戲，叫做“羞辱”，玩法是讓一群知識份子在飯桌上趁著酒意輪流懺悔，說出自己沒有讀過的經典。誰說出來的名字越經典誰就越無恥，誰越是無恥誰就贏了。聽說那場遊戲的最後冠軍是個承認自己沒看過《哈姆雷特》的英國文學教授。我又聽說美國學術圈子真有很多人在玩這個遊戲，聽說。
去年橫掃法國知識界的暢銷書《如何談論一本你從未看過的書》，終於在萬眾期待的盛況下譯成英文了。直到執筆這一刻，我還沒收到這本書，但是我絕對可以向各位讀者保證，我一定會把它由頭讀到尾的。什麼書都可以不看，這本書不行，因為只要讀了它，以後別的書就大可束之高閣，我就能夠專心一意地寫書話騙稿費了。然而，這真是一本實用的指南嗎？雖然它的名字取得就像個指南，雖然這就是它大受歡迎廣獲好評的原因，但沒有真正看過它，你能確定它是本怎樣的書嗎？
成長就是一個不斷發現自己被欺騙的殘酷的醒覺歷程。想當年，我也有過純情的日子，曾經十分羡慕法國人民的文化質素高，不只電影曉得安排主角去法蘭西學院聽李維史陀講課，就連傅柯最深奧難懂的《詞與物》也成了地鐵裏人手一冊的暢銷書。直到上了大學，有學長傳授書皮學（book cover studies），我才恍然大悟，法國人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懂得在知識上偽裝在文化上炫耀的一幫傢伙。
學長說：“你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在地鐵裏看《詞與物》嗎？當然不是因為它好看得像偵探小說一樣，叫人愛不釋卷。重點在於要讓別人看見自己正在讀傅柯的新書， 正如穿衣服必須穿名牌，讀書也得讀名著。只不過呢，穿名牌衣服要低調，牌子不可輕易外露，讀名著則要高揚，封面一定得讓人見到。”或問：“既然如此，又為什麼一定要拿本傅柯的新著，何不乾脆捧讀福樓拜或者黑格爾？”學長又說：“笨蛋！潮流呀！都什麼年頭了，還看黑格爾，一來那些知識美少女會嫌你老套，二來那些沒知識的美少女則根本不知道誰是黑格爾。至於福樓拜，人家可是法國的曹雪芹，你在地鐵讀《紅樓夢》豈不表明你以前的教育不完整，多沒文化呀！”
我又接著問：“我見過一些英國人會用特製的皮套套住封面，不讓別人知道自己正在看什麼，這是不是因為英國人比較踏實低調？”學長嘿嘿一聲冷笑：“低調？那是因為他們不想讓別人發現自己正在看一本很低格調的書。你以為那些小羊皮套裏藏的是什麼？說不定是本三流通俗愛情小說，更說不定是個超淫賤黃書呢。難得他們看得血脈賁張，還要裝出一臉嚴肅紳士狀。所以說，英國人比法國人更無恥。”
至於我們香港人，那叫做坦白誠懇，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根本就不會帶書上街，我不讀書我怕誰？
你讀過《紅樓夢》嗎？
梁文道
如果篇幅不是那麼有限，我實在很想在自己辦的讀書雜誌裏開個專欄，廣邀各方名家輪流談一本他們從來沒有讀過的經典，比如說讓一位教文學的大教授承認他其實從未看過《紅樓夢》；請一個自認是看不見的手底下玩偶的經濟學家坦白交代，他根本沒有讀過亞當·史密斯的隻言片語。這個靈感來自“美國錢鐘書”大衛洛奇 （Daivd Lodge）的某本小說（我只能說某本，因為我從未看過任何一本他的小說）。他在書裏設計了一個遊戲，叫做“羞辱”，玩法是讓一群知識份子在飯桌上趁著酒意輪流懺悔，說出自己沒有讀過的經典。誰說出來的名字越經典誰就越無恥，誰越是無恥誰就贏了。聽說那場遊戲的最後冠軍是個承認自己沒看過《哈姆雷特》的英國文學教授。我又聽說美國學術圈子真有很多人在玩這個遊戲，聽說。
去年橫掃法國知識界的暢銷書《如何談論一本你從未看過的書》，終於在萬眾期待的盛況下譯成英文了。直到執筆這一刻，我還沒收到這本書，但是我絕對可以向各位讀者保證，我一定會把它由頭讀到尾的。什麼書都可以不看，這本書不行，因為只要讀了它，以後別的書就大可束之高閣，我就能夠專心一意地寫書話騙稿費了。然而，這真是一本實用的指南嗎？雖然它的名字取得就像個指南，雖然這就是它大受歡迎廣獲好評的原因，但沒有真正看過它，你能確定它是本怎樣的書嗎？
成長就是一個不斷發現自己被欺騙的殘酷的醒覺歷程。想當年，我也有過純情的日子，曾經十分羡慕法國人民的文化質素高，不只電影曉得安排主角去法蘭西學院聽李維史陀講課，就連傅柯最深奧難懂的《詞與物》也成了地鐵裏人手一冊的暢銷書。直到上了大學，有學長傳授書皮學（book cover studies），我才恍然大悟，法國人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懂得在知識上偽裝在文化上炫耀的一幫傢伙。
學長說：“你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在地鐵裏看《詞與物》嗎？當然不是因為它好看得像偵探小說一樣，叫人愛不釋卷。重點在於要讓別人看見自己正在讀傅柯的新書， 正如穿衣服必須穿名牌，讀書也得讀名著。只不過呢，穿名牌衣服要低調，牌子不可輕易外露，讀名著則要高揚，封面一定得讓人見到。”或問：“既然如此，又為什麼一定要拿本傅柯的新著，何不乾脆捧讀福樓拜或者黑格爾？”學長又說：“笨蛋！潮流呀！都什麼年頭了，還看黑格爾，一來那些知識美少女會嫌你老套，二來那些沒知識的美少女則根本不知道誰是黑格爾。至於福樓拜，人家可是法國的曹雪芹，你在地鐵讀《紅樓夢》豈不表明你以前的教育不完整，多沒文化呀！”
我又接著問：“我見過一些英國人會用特製的皮套套住封面，不讓別人知道自己正在看什麼，這是不是因為英國人比較踏實低調？”學長嘿嘿一聲冷笑：“低調？那是因為他們不想讓別人發現自己正在看一本很低格調的書。你以為那些小羊皮套裏藏的是什麼？說不定是本三流通俗愛情小說，更說不定是個超淫賤黃書呢。難得他們看得血脈賁張，還要裝出一臉嚴肅紳士狀。所以說，英國人比法國人更無恥。”
至於我們香港人，那叫做坦白誠懇，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根本就不會帶書上街，我不讀書我怕誰？
民初憲政挫敗與啓蒙（袁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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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憲政挫敗與啓蒙
袁偉時
多年來，世界各地時興反啓蒙。當前中國的國學熱，其中最極端的主張，底色也是否定啓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文明。從根底上看，這不是理論論爭，而是史實的考查問題；摘引某些學者的推斷不足于澄清真相，問題的答案只能在史料中尋找。
辛亥革命，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立，終結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固有體制；五族共和，民主，憲政，法治，成了文武百官、朝野上下的口頭禪。可是，好景不長，只有四年光景，民國招牌被中華帝國洪憲元年所取代。從思想淵源來說，這是鴉片戰爭以降特別是甲午戰爭失敗後啓蒙運動成敗的記錄；是研究啓蒙和憲政歷史命運的很有價值的個案。
民初憲政的成就和缺陷
辛亥革命第一槍在武昌打響，辛亥革命後第一個憲法文件也在這裏制定。1911年10月10日起義，11日由起義領導人和諮議局推舉黎元洪爲都督；17日制定了《中華民國軍政府暫行條例》，組織了適應戰爭環境的中華民國軍政府； 25日修訂了這個條例，頒布實行《中華民國鄂軍政府改訂暫行條例》，實行“公推都督一人，執行軍政一切事宜”的制度，但規定“除關于戰事外，所有發布命令關係人民權利自由者，須由都督召集軍事參議會議議决施行。”同時設立稽查員，“由起義人公推，請都督任用”，檢查各軍隊和各部、各機關。[ 《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北京版605~608頁。]從而顯示了民主革命的一些特點。而在10月28～11月 13日期間制定的《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草案》是辛亥革命後第一個憲法文本，也是當時同類文件的範本。
這個約法指導思想非常明確，一要三權分立；二要保護公民的自由。草案第二條規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務委員與議會、法司構成之”。在規定“人民一律平等”的同時，規定“人民自由言論著作刊行幷集會結社”；“人民自由保有財産”；“人民自由營業”等八項自由。在隨後支持共和而宣布“獨立”的各省中，大都追隨《鄂州約法》，堅持三權分立和保障公民自由等原則。例如， 1911年12月29日通過的《浙江軍政府臨時約法》第二條明確規定：“本軍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各部政務員，與議會法院三部構成之。”第四十二條規定：“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上級官廳之干涉。”[ <浙江軍政府臨時約法>，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七册第143~147頁。]
這些憲法文本的集大成者，是民國元年（1912）3月11日公布實行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個文件的主要起草者同《鄂州臨時約法草案》一樣，是同盟會的重要領袖宋教仁。它的基本精神與文字，同《鄂州臨時約法草案》也是一脉相承的。它規定人民享有囊括社會生活各方面的七項自由權；建立三權分立體制：“中華民國之立法權，以參議院行之”；“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國務員則“輔佐臨時大總統負其責任”，幷于“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發布命令時，須副署之”；“法官獨立審判”，幷相應建立法官不得免職、轉職、减俸等制度，爲司法獨立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這些文本大體與現代各國的憲法相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而且在《臨時約法》制定以前，堅持三權分立原則已經成爲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現象。例如，1912年1月31日臨時參議院列入“政府交議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案”，當天上午“討究結果：公議由秘書長起草，咨複政府，幷將原案退回。”第二天發出的咨文寫道：“憲法發案權應歸國會獨有。而國會未召集以前，本院爲惟一立法機關。故臨時組織法應由本院編定。今遽由法制局纂擬，未免逾越權限。”《參議院議事錄•參議院議决案彙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議事錄第10頁、議决案彙編第2頁。]堅决將這個越權的法案退回去了。但是，當時和後來的學者指出《臨時約法》也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給後來的政治生活留下禍根。這些缺陷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它沒有爲公民的自由權利建構切實的保障。
這些文件列舉了公民應該享有的自由權利，包括“人民有保有財産及營業之自由”、“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居住遷徙之自由”、“書信秘密”、“信教之自由”等等。這些規定表明民主革命的先驅們力圖帶領中國攀上人類文明已有的高度。但是，它也留下了一些大漏洞：
1912年3月11日臨時參議院通過幷公布了《臨時約法》，第二天，從英國學習法律歸來的章士釗立即撰文揭露它沒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問題。“《約法》 曰：‘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則如之何？以此質之《約法》，《約法》不能答也。”他指出，這是許多成文憲法的共同缺陷，應該吸取英美法系的優長予于補救：“然人欲濫用其權，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維何？則無論何 時，有違法侵害人身之事件發生，無論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當之法廷呈請出廷狀（Writ of Habeas Corpus,現譯人身保護令）。法廷不得不諾，不諾，則與以相當之罰是也。出廷狀者乃法廷所發之命令狀，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內，率被害者出廷，陳述理由，幷受審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個人自由全受其庇蔭……茲制者，誠憲法之科律也，吾當亟采之。”[ 章士釗：<臨時約法與人民自由權>，《章士釗全集》第2卷第85、86頁，文匯出版社2000年上海。]儘管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 憲法草案和憲法都接納了這個批評意見，規定要建立人身保護令制度，但都沒有付諸實施。[ 1913年10月擬定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俗稱《天壇憲草》）第五條規定：“人民被羈押時，得依法律以保護狀請求法院，提至法庭審查其理由。 ”1923年10月10日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一字未改，保留了這個條文。1946年12月25日通過、1947年12月25日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 第八條則作了更加具體的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幷至遲于二十四小時內 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于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逮捕拘禁之機關，對于法院之提審，不得拒絕或延遲。”（《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第552、1105頁。）]
與此同時，章士釗還指出，《臨時約法》的有些規定爲行政侵犯司法獨立留下了隱患。《臨時約法》第10條規定：“人民對于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爲，有陳訴于平政院之權。”章士釗揭露，所謂平政院屬于行政裁判系統。“平政院者，即行政裁判所之別詞也。凡有平政院之國，出廷狀之效力必不大，何也？人民與行政官有交涉者，乃不能托庇于普通法廷也……使行政權侵入司法權，則約法所予吾人之自由者，殆所謂猫口之鼠之自由矣。”[ 章士釗：<臨時約法與人民自由權>，《章士釗全集》第2卷第86~87頁。]因此，他堅决主張删除這一條。
此外，這些文件無一例外都附上一條尾巴：“本章所載人民之權利，有認爲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依法律限制之。”[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第156～157頁。]歷史已經證明，它爲專制統治者制定惡法肆意“依法”剝奪公民的自由大開方便之門。20世紀中國社會精英的認識遠遠沒有達到18世紀美國建國領袖們的思想高度。在1791年12月15日批准生效的美國憲法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于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剝奪人民言論或出版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的權利。”[《世界人權總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成都版第285頁。]正是依仗努力保障公民自由的制度平臺，美國不斷揭露和克服自身的弱點，演變成爲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
（二）它沒有建立徹底的三權分立和互相制約的制度。
失去制約和監督的權力必然走向腐敗和專橫。《臨時約法》設計的三權分立制度的嚴重缺陷是參議院（國會）的權力沒有受到必要的制約。
它規定：“參議院對于國務員（總理和各部總長），認爲違法或失職時得以總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决，彈劾之。”但是，如果行政系統嚴重不滿立法系統的作爲，却沒有救濟的手段。與多數現代國家的憲法不同，總統沒有解散國會的權力，沒有辦法把矛盾訴諸國民作最後的裁决。
當時的實際情况是以袁世凱爲代表的行政權非常强大，而國民黨控制的國會則處心積慮冀圖推行內閣制，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兩强相遇，如何良性互動？如果制度設計合理，有可能壓制雙方過大的欲望，在衝撞中謀求妥協；即使妥協無望，也可以在既定的軌道中重組內閣或解散國會，保持政府正常運作。可是，《臨時約法》設計的制度漏洞導致雙方都走向極端：袁世凱乾脆摧毀國會，成立御用的參政院，復辟帝制；國民黨控制下的那些國會議員除少數潔身自愛者外，則紛紛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政壇中翻雲覆雨，公開或暗中謀取私利，最後以5000大洋一票的價格出賣靈魂，賄選曹錕爲大總統！兩敗俱傷，雙方都留下千古駡名。
“初生之物，其形必醜。”任何國家的民主憲政都不可能一開始就十全十美；不斷補漏、增强才會走上康莊大道。應該肯定，民初民主憲政有過良好的徵兆，必然失敗論流于表面，沒有深刻揭示內在的複雜關係。
辛亥革命後成立的臨時參議會就有不俗的表現。除了上面談及的以外，還有幾個事例：
1. 實事求是，承認現實，平穩過渡。
與許多國家的民主革命不同，辛亥革命不但沒有出現駭人聽聞的對王公貴族和其他特權階層的屠殺，反而承認現實，繼續保持原有待遇。1912年2月6日參議 院通過决議，規定“清帝遜位後其歲用四百萬元由中華民國給付”，“其原有私産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其宗朝（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妥慎保護”。同時規定滿蒙回藏各旗“王公世爵概仍其舊”，“王公中有生計過艱者，民國得設法代籌生計”，“先籌八旗生計，于未籌定前，八旗兵弁俸餉仍舊支取 ”。[ 《參議院議事錄•參議院議决案彙編》庶政案第2、1頁。]
對清代法律則采取稍加修改，全盤繼承的方針。根據孫文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前的提議，參議院通過决議：“所有前清時規定之《法院編制法》、《商律》、《違警律》及宣統三年頒布之《新刑律》、《刑事民事訴訟律》（草案），幷先後頒布之《禁烟條例》、《國籍條例》等，除與民主國體抵觸之處應行廢止外，其餘均准暫時適用。惟《民律》草案前清幷未宣布，無從援用。嗣後凡關民事案件，仍照前清現行律中規定各條辦理。”[ 《參議院議事錄•參議院議决案彙編》法制案第119頁。]
總覽當時情况，在革命外衣下，改良的氣味十分明顯。
2.否决行政系統的違法建議。
孫文號稱創國元勛，後來更被國民黨尊爲“國父”，但在民國元年（1912）擔任臨時大總統期間在參議院碰了兩次釘子。
除了上面已經談及的孫大總統將法制局所擬的《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案》咨送參議院，被參議院退回外；另一次是急于找錢的臨時政府爲取得貸款，滿足日本人覬覦已久的圖謀，强迫逃亡到日本的盛宣懷將漢冶萍公司的部分股權轉讓給日本人。當孫文將這筆貸款案咨請參議院批准時，它通過决議：“僉以漢冶萍煤鐵公司與日 人合辦，喪權違法。前由本院兩次質問，政府派員答復，毫無理由之可言。此事既未交本院議决，無論股東會能否通過，本院决不承認。”[ 《參議院議事錄•參議院議决案彙編》否决案第4頁。]孫文的算盤落空了。
儘管開局良好，民國憲政進程還是中斷了！個中原因安在？
有好些學者認爲當時經濟發展水平低下、仍然是農業經濟時代是中國民主憲政失敗的主要原因。不過，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確立了憲政制度，那時離産業革命 肇始之日還有50年以上；通常認爲産業革命完成于19世紀三四十年代，更是150年以後的事了。美國憲法頒布于1787年，當時也是一個農業國家，兩百多 年來其憲政却一直運行無礙，日趨完善。中國就生産力水平來說，與近代早期的英美差別不是太大；而經過鴉片戰爭以來60年創巨痛深的折騰，從1901年開 始，朝野上下對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已經基本一致；作爲有悠久商業傳統的國家，經濟領域也不乏契約精神。毋庸諱言，一個尚未現代化的幅員遼闊的大國，地 區差別是十分懸殊的，但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帶和長江兩岸恰好又是新型民間社會組織（最有代表性的是各種商會）的發源地和政治家的搖籃。
當時的迫切任務是爲人的解放和經濟發展尋求政治保障，經濟發展的障礙不在經濟本身；民主憲政受挫的答案必須在經濟領域以外去尋求。
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情緒壓倒了公民權利訴求
近代世界任何一次大革命或重大政治事件都會留下一些震古鑠今的文件。從1215年英格蘭的《大憲章》到《權利法案》、美國《獨立宣言》、《人權法案》到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都標志著文明的進展。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它留下的文字不可謂不多，但作爲歷史文件去審讀，傳遞給後人的是什麽信息呢？
武昌起義後的第三天，以都督黎元洪的名義，向海內外發布了《布告全國電》等十個電文。其中包含“永久建立共和政體”、實行“國民主義”，“查舊日滿清流毒之由，在于政體專制太甚，民氣不揚，以致利無由興，弊無自除。亟應將全鄂地方改爲共和政體”等字句；但這些字眼寥寥可數，一閃而過，不是文告的主體。連篇累牘的是光復漢族江山的呼喊：
“今日是我漢人脫離地獄更生之秋，滿奴惡孽貫盈之日矣。”
“願我族協力同心，複黃帝衣冠之舊，執戈起義，啓中華禮教之源。”
“拯同胞于水火，複大漢之山河。”
“中國亡于滿洲已二百六十餘年，我國民而有愛國心者，必當撲滅滿清，以恢復祖國。”
“深恨胡虜，非我族類”。
“……殄滅滿族，以雪乃祖乃宗之耻辱，誅戮漢奸，以登億萬生靈于衽席。”[ 曹亞伯：<武昌起義>，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五册第136~153頁。]
值得注意的是，這不是一時一地的現象。
起義各省的文告，內容驚人的一致，基調都是民族主義，而且貫穿其中的是爲漢族報仇雪耻的滿漢對立或者華夷有別的觀念。請以思想觀念最爲開放的江蘇（包括它管轄下的上海）爲例：
上海《軍政府布告》：“滿政府者，乃馬賊之遺孽，凡我漢族同胞必當仇視者也，……共討滿賊，報我漢族之仇，共建共和民國”。
江蘇都督府的大旗上寫的是“中華民國軍政府江蘇都督府興漢安民”。[ 郭孝成：<江蘇光復紀事>，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七册第3、6頁。]
而在全國性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有關文告上，打下的也是狹隘民族主義烙印。孫文以臨時大總統名義發表的文告中，“滿人竊位”、“逆胡猾夏，盜據神州”、“异族專制”、不要“爲异族效命”、“重睹漢儀”等字句比比皆是[ 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八册第16~20頁。]。
一個有趣的插曲是1912年2月15日（臘月28），南京臨時政府諸公得悉清帝頒布《退位詔》的第三天，在軍務、外交、財政等難題堆積如山的狀况下，居然不惜辛勞，爬上紫金山去祭奠朱元璋，大拍其馬屁：“蓋中夏見制于邊境小夷者數矣，其驅除光復之勛，未有能及太祖之偉邵【碩】者也。”幷且不倫不類地把辛亥革命與朱皇帝捆綁起來：清帝“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實維我高皇帝光復大義，有以牖啓後人，成茲鴻業。”“非我太祖在天之靈，何以及此。”[《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1982年北京版第95～96頁。]把接續漢族統治的傳統視爲一件大事，根本沒有想到朱元璋殘忍的專制統治與民主革命是格格不入的！
這不是偶然的失誤，不少學者已經一再指出：清末那些以推翻大清帝國爲職志的革命派，指導思想頗爲龐雜，最爲統一和突出的則是推翻异族統治，重建漢族政權。同盟會把“驅除韃虜”作爲綱領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這個意思。
應該肯定，辛亥革命過程中，對民族關係的處理是比較穩妥的，除了個別省份（如浙江）有些小衝突外，滿、漢及其他民族和平合作，實現了政權交替。就以浙江來說，雙方在兩個條件下停止了衝突：一是旗兵繳出槍械、彈藥。二是“旗兵向以兵餉爲生，現已改編民籍，一是斷不能使之失所，暫仍照舊發給餉項”，可謂合情合理。[ 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七册第135~136頁。]廣東省更是在各族、各界和各團體代表參加的會議上，由漢滿兩族代表共同主持會議，選出新政府負責官員和决定當前的重大措施，實現了政權和平轉移。在全國範圍內，“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口號也傳遍四方。
行動與語言呈現巨大反差。這既體現了各地紳商的穩健，也反映了漢族華夷之辨的觀念根深蒂固，那些革命者的視域太窄，沒有把推進民主憲政作爲行動的主要推動力。
以孫文來說，辛亥革命前夕仍大呼“滿漢之不容”，康梁是“漢奸”；曾國藩、左宗棠等人“不明春秋大義”；把華夷之辨作爲“大倡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礎！[ 《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第60、70頁。]《民報》的基調和同梁啓超的《新民從報》的基本分歧之一是把滿族人視爲外國人。用朱執信的話來說是：“夫滿洲人之非我國人也，吾輩已熟論之。”[ 懸解（朱執信）：<心理的國家主義>，《民報》第二十一號第2頁，中華書局2006年北京影印版。]而這一論點的始作俑者是孫文。早在1897年他就公開聲明：“帝位和清朝的一切高級文武職位，都是外國人占據著的。”[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8頁，中華書局1981年北京版。]
民族主義情緒彌漫的直接後果是這次革命沒有把公民自由權利擺到應有的位置；而啓蒙運動的根本訴求恰恰是人的覺醒和公民權利保障。在各國民主革命的文獻中這是非常罕見的現象。
1912年1月1日，孫文宣誓就職，當天發表了兩個宣言：《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和《通告海陸軍將士文》；這是當時最重要的文告。前者在“盡掃專制之遺毒，確定共和”的名義下，宣布“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治之統一”和“財政之統一”等五個統一“爲政務之方針”，却隻字不談 公民的自由權利！後者則絮叨：“吾海陸軍將士皆深明乎民族、民種之大義”，“而吾皇漢民族之精神，且發揚流衍于無極”！直到1月5日發表的《對外宣言書》，才想到用對現代文明普世價值的認同去解釋這次革命的合法性：“天賦自由，縈想已夙”；“吾人鑒于天賦人權之萬難放弃，神聖義務之不容不盡，是用訴之 武力，冀脫吾人及世世子孫于萬重羈軛。”[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8頁。]
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壓倒了民主、自由的訴求。民族主義是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階梯。但是，中國是多民族國家；辛亥革命後，社會精英審時度勢，把漢族的民族主義訴求迅速轉化爲“五族共和”的國家主義。對一個被侵略的衰弱國家說來，這是受到廣泛歡迎的轉變。可是，這個轉變帶來新的隱憂：它是自由、民主、法治的憲政國家，還是在共和外衣掩蓋下的專制國家？有沒有杰出的政治家有足够的智慧集結力量，在實踐中糾正文本的缺陷，引領中國走出困境，實現自由憲政？
濃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加知識準備不足帶來的缺陷
“人是思想的囚徒”。社會變革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維變革的深度和廣度。上述文件的缺陷無非是當時革命黨達到的思想高度自然流露。這怪不得幕僚，孫文自己就欣然認同，幷以自己的名義發表。也不能以時間匆促來推諉：這些文件都不長，孫文是12月29日當選的，1912年元旦晚上11時才舉行就職典禮，有整整三天可以斟酌；而從《鄂州臨時約法草案》到《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則歷時四個月。
與其抱怨時間不够，毋寧從理論準備不足中去尋找原因。熱衷于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黨人對政治體制的研究不但趕不上立憲派，甚至還不如大清帝國的憲政編查館。經過1905年12月～06年1月、1907年9月兩次派出大臣出洋考查政治和憲政，駐外使館收集和上報資料，專人翻譯以及延請日本等國法學專家講學，清政府收集了頗爲完備的憲政資料。
革命黨人主導了辛亥革命後的憲法文件的制定，但知識儲備和所負責任的落差非常巨大。以這些文件的主要執筆人宋教仁來說，他對各國憲法的認知，靠的是 1904年12月到日本後，翻譯《日本憲法》、《英國制度要覽》、《憲法講義》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官制和政治制度概要。不過，閱讀這些文獻和書籍，幷不表明 他對憲政有堅定的信念和足够的知識。他在1907年1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餘閱報，見大阪《每日新聞》有俄國<杜>爾斯兌《與支那人書》 一篇，大約勸支那人不可學歐洲人之武裝及代議政治，當以中國古昔之所謂‘道’，即天之律、神之法爲基礎，而行‘道’之政治，營‘道’之生活云云。其言亦有 至理。張溥泉遂議欲譯登《民報》，餘亦贊之”。[ 《宋教仁集》中華書局1981年北京版第706頁。]現代政治學的知識不足，必然導致政治制度選擇上的搖擺。在革命党人中，宋教仁的憲政知識已屬出類拔 萃，其他人更等而下之；留下隱患的地方或全國的憲法文件一一順利通過就毫不奇怪了。與此同時，各地、各階層彌漫民族主義情緒，一系列失誤由此産生。
革命派知識準備不足和濃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最確鑿的證據體現在它的綱領之中。
興中會、同盟會先後宣布過自己的綱領。1894年11月、1895年2月相繼發表的由孫文執筆的檀香山和香港《興中會章程》規定：“是會之設，專爲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聯絡四方賢才志士，切實講求當今富國强兵之學，化民成俗之經”，[ 孫文：<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宣言>、<香港興中會宣言>，《辛亥革命》（一）第85、87頁。]它突出了國家，反映了救亡圖存的緊迫，但把公民自由權利置諸腦後了！這樣的國家觀，無疑落後于現代文明發展的水平。
1906年5月6日通過的《中國同盟會總章》規定“本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宗旨。”這十六字綱領，前八個字完全在滿漢矛盾上做 文章，認識水平遠遠低于立憲維新派。後面八個字又如何？他們的機關報《民報》創刊伊始，就把所謂“平均地權”歸結爲“土地國有”[ 《民報•本社簡章》，《民報》第一號，第161頁。]，顯然是理想主義者的不切實際的構想。而在同年秋冬間由孫文、黃興、章太炎等共同制定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對“建立民國”的解釋是：“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爲國民皆平等以有（另一版本：而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公民公舉 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爲者，天下共擊之！”[《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7頁。]在國體問題上，在中國歷史上首次以建立民主國家爲政治組織的綱領，這是值得慶幸的進步。可是，對公民個人自由依然被忽視。
這不是偶然的失誤，而是一代民主革命領袖的認識誤區。同盟會是以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三大革命組織爲基礎聯合各方力量組成的。而這三大革命組織的領袖政治思想的缺失都非常明顯。
興中會的主要領袖孫文畢生提倡所謂國家和党的自由、反對個人自由，這是衆所周知的。在被侵略的國家，以所謂集體（國家、黨及其它）的自由取代個人自由， 帶有爲集體獻身的崇高、悲壯的色彩，是頗有迷惑性的主張。其實只要追問一下：誰是集體的代表？集體利益如何確定？離開個人自由，這些代表和利益能正常産生和界定嗎？不難發現不管主觀意圖如何，從客觀效果看，這些說詞最終都會演變爲掩飾獨裁專制體制的辯護詞。孫文有位生死不渝、交往非常密切的日本友人宮崎寅藏，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孫先生的態度有這種味道：‘其他的中國人都不行，只有我一個人行，我是中國的救星，服從我者請來。’連對于始終奮鬥到底的李烈鈞，他也是如此，所以引起李的反感。”[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年北京版第849～850頁。]與孫文的言行相對照，這個論斷可謂一針見血、入木三分！
1904年2月25日成立的華興會的口號是“驅除韃虜，復興中華”。會長黃興是反對獨裁專制、支持民主的。但是，1912年11月，他和孫文一樣，宣揚：“今民族民權幸達目的”；[ 黃興：<在安源煤礦公司及各團體歡迎會上的演說>，《近代史資料》總64號第5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北京版。]把政權轉移到漢人手中和國號的改變視爲民族、民權兩大目標的實現，表明他對民主憲政的認識是非常膚淺的。陳天華是華興會的創始人之一。他不惜以身殉國，冀圖喚醒沉睡中的祖國。但他也一再說：“自由者，總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吾儕求總體之自由者也，非求個人之自由也。以個體之自由解共和，毫厘而千里也。共和者亦 爲多數人計，而不得不限制少數人之自由。”[ 《陳天華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3、208頁。]
至于光復會會長章太炎，長期把持《民報》筆政，作爲個性鮮明的思想家，他對議會制和有關的思想都是拒絕的。他認爲：對中國說來“則立憲無益，而盛唐專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 章太炎：<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第374頁，中華書局1977年北京版。]
與此同時，這些革命家們眼中的民主主要是選舉（“公舉”）和開會議事要“舍少從多”。這些當然是非常重要的程序；但對民主的豐富內涵和必要的條件，如沒 有言論自由和法治就沒有真正的民主，服從多數與保護少數的關係等等，這些年輕的革命者是缺乏認識的。這些認識的缺失給後來的實踐帶來嚴重的後果。
自由、民主理論和相關的制度畢竟是舶來品。在悠久的宗法專制文化氛圍浸淫下，外來文化很容易被固有傳統吞噬。那些口口聲聲民主、共和的革命黨人掉入專制泥淖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已見端倪。
例如，民國元年（1912）2月14日，臨時參議會討論孫文提出的臨時政府必須繼續留在南京的議案，有議員反對，提議臨時政府地點須在北京。據當時在總 統府秘書處工作的吳玉章回憶，“用記名投票法表决，28票中有20票主北京，5票主南京……”（按：據《參議院議事錄》，當時‘用投票表决法以對于八票之 二十票多數可决’贊同設在北京；第二天才‘公議用記名投票法表决’，决定‘臨時政府設于南京’；吳玉章的回憶有誤。）15日總統府依法咨請再議，臨時政府 陸軍總長黃興對吳玉章說：“過了12點如果還沒有把决議改正過來，我就派兵來。”而據胡漢民的記載，黃興連咨請再議也嫌麻煩，乾脆說：“政府决不爲此委曲 之手續，議院自動的翻案，盡于今日，否則吾將以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員去。”[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年北京版第659~660頁。]儘管矛盾及時依法化解，言辭沒有化爲行動，但革命党領袖和政府部長視參議 院爲無物的專橫跋扈的心態已表露無遺。這既是不懂民主政治常識的表現，也是專制文化不易清除的佐證。
利益衝動更使問題複雜化。
南京臨時政府采用總統制。臨時參議會規劃未來政制，制定《臨時約法》，原本打算沿用總統制，後來却改變主意决定實行內閣制。原因無他，革命黨人對即將接 任總統的袁世凱不放心，冀圖通過內閣制把實際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上。《臨時約法草案》是1912年2月7日開始列入議程的，2月9日下午審議時“主席請贊成 增設責任內閣者起立表决，多數可决。”[ 《參議院議事錄•參議院議决案彙編》議事錄第32頁。]這個第一手的文獻證明，儘管後來沒有采用“責任內閣”這個詞，但把有關內容寫入《臨時約法》確實是 臨時動議“增設”的。
政治既要堅持原則，又要在各種力量的博弈中從實際出發，作出必要的妥協。當時革命勢力所以允諾把行政權力轉移到袁世凱手上，是力量對比懸殊、財政困難無 法解决的狀况下無可奈何的選擇。[ 參閱拙作：《近代中國論衡•孫文在辛亥革命後第一個十年的迷誤》。]他們冀圖把右手交出去的東西用左手收回來，是對形勢缺乏清醒認識的决策。通過選舉實現 權力和平轉移，這是民主制度的常規。但既然歷史選擇了袁世凱，就要把著眼點放在建立健全的三權分立架構，使權力互相制衡的制度正常運行，把中國推向民主憲 政的正常軌道，圖謀國家長治久安，而不是設法立即把權力轉移到革命黨人手上。不幸，孫文和支配臨時參議會的其他人都沒有這樣的眼光；他們急于通過第一次選舉，就把自己變爲執政黨。
這些政治胸懷和認識的缺失在真正的政治危機突然降臨之際更加表露無遺。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的實際領導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遇刺，22日身亡。 當時國民黨已經在國會選舉中得到多數議席；而繳獲的凶手與國務總理趙秉鈞或其秘書洪述祖的來往信件證明，這是大權在握的袁世凱指使的政治暗殺。宋教仁的死 亡觸發了一場憲政危機。不過，上海司法當局已介入這一刑事案件，向國務總理趙秉鈞發出傳票。4月25日，江蘇都督程德全又公布了繳獲的44件有關證據，有 力地證明這次暗殺的直接指使者是國務總理趙秉鈞。如何處理這個突發事件？當時有兩種主張：多數民間團體和包括國民黨重要領袖在內的社會精英都認爲應該通過司法途徑解决。從當下看，這樣的選擇可以保持社會穩定，贏得民心，提高國民黨的威望。從長遠看，可以幫助全社會樹立法律至上的觀念，把包括憲政在內的紛爭納入司法，促進中國走上法治的軌道，從而爲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基礎。可是，不顧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不顧人心思定的大局和黨內許多重要領袖冷靜分析力量對比後的反對動武的意見，孫文一意孤行，悍然下令舉兵進行“二次革命”。一個多月後，全部武裝反抗被剿滅；民衆的同情大逆轉，本來備受尊崇的政黨，被目爲 “暴民專制”組織。中國的法治進程遭到沉重的打擊。
一代啓蒙大師梁啓超也被國家主義引入歧途
在當時的政治家當中，梁啓超是對憲政理論領會較深的人。可是，一涉及實際政治運作，他立即陷入冀圖建構威權體制的泥淖。看看他是怎樣和袁世凱溝通的吧。
1912年2月23日，梁啓超給身爲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寫信，規劃未來的政治藍圖。基本傾向是力圖在中國建構兩黨制的政治架構，體現了清醒的現代政治意識。他說：“舊革命派自今以往，當分爲二，其純屬感情用事者，殆始終不能與我公合作……但此派人之性質，只宜于破壞，不宜于建設……政府所以對待彼輩者， 不可威壓之，威壓之則反激，而其焰必大張；……惟有利用健全之大黨，使爲公正之黨爭，彼自歸于劣敗，不足爲梗也。健全之大黨，則必求之于舊立憲黨，與舊革 命黨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
但是，在同一封信中，他又坦言：“既以共和爲政體，則非有多數輿論之擁護，不能成爲有力之政治家……善爲政者，必暗中爲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僕， 夫是以能有成。今日之中國，非參用開明專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齊嚴肅之治。……然在共和國非居服從輿論之名，不能舉開明專制之實”。[ 丁文江 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7頁。]
民國初年，三大政治勢力在博弈。以孫文爲代表的革命派；梁啓超爲首的原立憲派；以袁世凱爲中心的北洋派軍政大員。
實權掌握在袁世凱和他的追隨者手中，這些人不是反對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頑固派，而是清末新政的支持者，甚至是重要支柱。但是，這些人追求的是富國强 兵，是發展經濟以及作爲經濟發展必要條件的辦新式教育，改革舊的司法體系和法律，甚至一定程度上理解實行憲政的必要。可是，同革命派的領導人一樣，他們大 體把民主、憲政理解爲决策程序，不但不瞭解憲政的核心是保護公民的個人自由，而且在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下，深入骨髓的專制統治習慣隨時流露。其上焉者以爲民做主心態君臨天下，往往在辦一些富國利民的好事的同時，說不定什麽時候重大决策失誤，造成難以彌補的大灾難。下焉者則口誦民主共和，實則爲一己私利橫行無忌。怎樣把這些良莠不齊的實權派逼入民主共和軌道？這是關係共和國命運的關鍵。
梁啓超早在1906年清廷下令預備立憲之際，已經察覺必須和可能與袁世凱合作推進新政，顯示了不計前嫌的政治家胸懷。辛亥革命後，雙方都表達了合作的願 望。作爲與革命派有別的政治力量，他們的聯合無可厚非；恰當運作，有助于推動最有利于民主發展的兩党制的建立和健全。可是，梁啓超看到了化解激進思潮的迫切，却忽視了牽制和監督袁世凱及其追隨者。梁啓超後來組成的進步党成了依附袁世凱的參政黨，甚至在袁世凱摧毀國會後仍亦步亦趨，參加了取代國會的御用機構“政治會議”和“參政院”。這樣的參政党成了專制統治者的附庸。大清帝國被推翻帶來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的環境，梁啓超沒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環境，既無力阻擋激進思潮的蔓延，更沒有密切監督袁世凱的施政。直到復辟帝制的醜劇鬧得不可開交，他才挺身而出與袁世凱决裂。就個人而言，他仍然不失爲反復辟運動的旗 手；而就整個國家來說，未能阻擋這幕醜劇上演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這些行動體現了梁啓超政治思想的弱點。清末新政期間，已經顯露他的政治思想的一個奇怪的組合：既把憲政視爲中國發展的唯一選擇，又力倡開明專制，認爲它 是走向憲政必經的過渡階段。他和袁世凱等開明官僚，站在同一思想底綫上。這不僅是梁啓超個人的失誤，而且是20世紀中國政治幼稚病的重要表徵。
梁啓超以善變著稱，其思想又是駁雜的，但在一個時段中，脉絡還是清晰的。
從1905年開始，他把提倡憲政放在突出位置。與清廷把憲政擺上議事日程相呼應，他組織中國第一個以推行憲政爲職志的政治團體——政聞社。他起草的《社約》所定宗旨的核心就是：“確定立憲政治，使國人皆有參與國政之權。”[ 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51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儘管它成立不到一年（1907年10月17日至1908年8月13日）就被清政府查禁了，但它提出非常值得關注的四條綱領：
“一曰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
“二曰厘定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
“三曰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權限。”
四是“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 <政聞社宣言書>，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四）第111~11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6月重印版。]
這個綱領擺脫了當時流行的富國强兵論者就事論事的局限，突出地把制度變革作爲中國救亡圖存的康莊大道，特別是把人權的保障放在中心位置上。
它明確規定：“國家之目的，一方面謀自身之發達，一方面謀國中人民之安寧幸福，而人民之安寧幸福，又爲國家發達之源泉，故首最當注意焉。人民公權私權， 有一見摧抑，則民日以瘁，而國亦隨之。然欲保人民權利，罔俾侵犯，則其一、須有完備之法律規定焉以爲保障。其二、須有獨立之裁判官廳，得守法而無所瞻徇。 ”[ <政聞社宣言書>，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四）第112頁。]這是20世紀中國第一個由政黨發布的人權保障宣言，後來正反兩方面的曆 史經驗都證明，這些論斷一語中的，揭示了20世紀中國盛衰的關鍵。
他還直接與當朝大員合作，配合和幫助清政府的預備立憲。1905年“秋冬間先生爲若輩（端方等清帝國大臣）代草考察憲政，奏請立憲，幷赦免黨人，請定國 是一類的奏摺，逾二十余萬言。”2006年8月清廷派出到國外考察憲政的五大臣遞交的《考察各國憲政報告》等文件，就是梁啓超起草的。[ 丁文江 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364頁。]保皇會及其出版物也相應作了調整。
但是，與此同時，梁啓超也不遺餘力鼓吹中國必須實行“開明專制”。憲政與開明專制是水火不相容的兩個極端。梁啓超爲什麽會將兩者同時端出來呢？在他看 來，“中國今日尚未能行君主立憲制”，更不用說民主立憲了。理由有兩條：“（甲）人民程度未及格”；“（乙）施政機關未整備。”[ <開明專制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77、81頁，中華書局北京1989年影印版。]包括教育未普及，地方自治未實行，法律不完備， 司法不健全等等。可是，2004～2005年間的日俄戰爭，立憲的日本打敗老大的俄羅斯帝國，震撼了海內外輿論。久久未能擺脫貧弱困境的中國，士紳和城市 居民對憲政的嚮往，更難于遏止。在內外形勢脅迫下，梁啓超及其追隨者不能不調整策略，參與立憲運動；但是，他們認爲實現憲政需要一個實行開明專制的過渡 期。在梁啓超看來，除美國等少數國家外，開明專制階段都是無可避免的。
應該指出，開明專制論不僅是梁啓超等維新派人士的認識，激進如陳天華，也持此說。他在留給湖南留學生的絕命書中寫道：“當今之弊，在于廢弛，不在于專 制。欲救中國，惟有開明專制。”[ 《陳天華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3頁。]這封信寫于1905年12月7日，比梁啓超發表《開明專制論》（1906年1月25~3月25日） 還要早一些。也許有人以爲，這是個別人士的極端觀點；實際情况幷非如此。爲了與改良派劃清界限，革命派領導人誠然沒有忘記把民主、共和等字眼挂在嘴邊。但 是，他們往往以先知先覺自居，逐步形成以軍政、訓政、憲政命名的革命三階段論，所謂訓政就是開明專制的別名。
爲什麽互相對立的兩個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的思想會在這裏交集？竊以爲雙方有共同的認識誤區：
首先是對自由的誤解。對于自由，梁啓超在1900年前後曾有非常精闢的論述。他在反駁其師康有爲否定自由的觀點時指出：“自由之界說，有最要者一語，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是矣。……要之，言自由者無他，不過使之得全其爲人之資格而已。質而論之，即不受三綱之壓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縛而已。”他接著駁斥所謂民智未開不能實行民主和自由會導致混亂的糊塗思想說：“夫不興民權民智烏可開哉。……故今日而知民智之爲急，則舍自由無他道矣。”“又自由與服從兩者相反而相成，凡真自由未有不服從者。……但使有絲毫不服從法律，則必侵人自由，蓋法律者，除保護人自由權之外，無他掌也。”[ <給南海先生書>（1900年4月1日），《梁啓超年譜長編》236、238頁。]這些話在19世紀下半葉以降的西方是常識，在發展滯後的中國却至今仍被目爲啓蒙者的語言，不時還被一些人視爲异端邪說，成爲思想圍剿的目標。翻檢20世紀中國思想史，包括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在內的一代又一代的先驅，不得不爲宣揚這些常識殫精竭慮甚至付出沉重的代價。
不幸的是，梁啓超沒有將這些正確觀點堅持到底。轉折發生在1903年。他斷言：“深察祖國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資格而無國民資格。……故我中國今日所最 缺點而最急需者，在有機之統一與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與此同時，他認爲，19世紀末開始，“物質文明發達之既極，地球上數十民族，短兵相接，于是帝國主義大起……乃至于最愛自由之美國，亦不得不驟改其方針，集權中央，擴張政府權力之範圍，以競于外，而他國更何論焉！”[ <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69、89頁。]20世紀初葉開始，同盟會和保皇黨人异口同聲說：國家利益和國 民素質低下决定中國人必須放弃個人自由！而離開個人自由的所謂國家、民族的自由不過是獨裁專制的別名。國家主義蒙住了啓蒙先驅的眼睛，兩個流派的領袖們的 思想在這裏匯合了。他們的分歧停留在方法層面，在國家、民族、集體這座迷宮面前，都忙著頂禮膜拜，而忘記離開人的解放，離開公民權利的保障，不但國家失去根基，人們夢寐以求的民富國强的目標也會化爲鏡花水月。要理解這個基本道理，必須對文藝復興以降的思想文化有較深切的瞭解。不幸，20世紀初的中國思想家們很少人能達到這個高度。這是20世紀中國兵連禍結的重要思想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梁啓超是以西方經驗作爲開明專制論的根據的。他認爲法國“革命之後，殆如無政府然。故再經拿破侖之十年開明專制，裁抑而鍛煉之，而憲法乃漸確立也。”普魯士“行開明專制最久”，到德國統一後，“鐵血宰相之政治，名爲立憲，實變相之開明專制耳。”而東方後起的强國“日本自明治元年至明治二十 二年，皆開明專制時代也。”[ <開明專制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39～40頁。]從歷史經驗看，梁啓超推崇的這些東西方國家的所謂“開明專制”都沒有成爲過渡到憲政的橋梁。他們走上憲政軌道還要付出非常巨大的代價（德日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真正實行憲政）。 但是，梁啓超的這些論斷却體現了他的政治思想的變遷：從盧梭轉向伯倫知理(J.K.Bluntschli,1808—1881)，國家主義壓倒了自由、民主的訴求。
袁世凱的作爲與中西文化
袁世凱也有自己的打算。作爲清末新政主要支柱之一的袁世凱對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异常積極。接任臨時大總統後，他任用張謇、周學熙等主管經濟、財政，皆一時之選，爲完善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平衡預算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在政治領域，他却是一個目光短淺的庸人和勤勉的專制主義者。
辛亥革命後，期望他成爲“中國的華盛頓”的呼聲非常强烈。但他一連毀掉三次機會，走上帝制自爲的不歸路。
第一，沒有充分利用國民黨的合作願望。
當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他面臨在議會中占有多數席位的革命黨的制肘。現代政治是在不同政治勢力相互制衡和妥協中運行的，不能籠統把制肘看作壞事；何况他的主要競爭對手——國民黨當時有强烈的合作願望。1912年8月24—9月16日孫文與袁世凱在北京會談十三次。1912年9月25日，《政府公報》民 國元年第149號公布了這些會談的主要成果之一：袁世凱、孫文、黃興、黎元洪《協商訂定內政大綱八條》：“一、立國取統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惡之真公 道，以正民俗。三、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才。四、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五、提倡資助國民實業，先著手于 農 、林、工、商。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斟酌各省情形 ，兼埰地方分權主義。七、迅速整理財政。八、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爲承認之根本。”[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第733頁。]這八條追求的是國家的統一和富强，沒有顯示民主共和制度的特點。如果把它放在清帝國最後10年的新政時期， 朝廷和包括袁世凱在內的中央和地方大臣也會欣然接受。妥善運籌，適當分權，袁世凱有可能與國民黨、進步黨合作，維持政權穩定，推動民主制度逐步走上正軌。 可是，他所要的國務總理不過是“伴食宰相”，幾任總理，稍不如意，即予撤換；當國民黨當權的政黨內閣有可能成爲現實之際，不惜用黑道手段消滅政敵，終于釀成巨大的政治風波，成爲他覆沒的開端。
第二，蕩平“二次革命”後，沒有讓國會繼續運作。
“二次革命”失敗後，多數國民黨籍議員繼續參與國會活動，不願與袁世凱决裂；國會仍在繼續運作，完成了選舉正式大總統和草擬憲法兩件大事。如果袁世凱有 足够的智慧和度量，接納梁啓超的建議，不要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剝奪國民黨籍議員的議席，使國會不致因不足法定人數而無法繼續運作，中國的民主政治仍會有一 綫生機，袁世凱也有望善終。不幸，他一意孤行，喪失了一次救贖的機會。
第三，國會被迫關門後，沒有善待咨詢機構。
爲了裝飾門面，他指定一些人組成御用的咨詢機構——參政會。假如他真的虛心求教，吸取這些參政員的內政、外交智慧，政局仍有可能在“開明專制”或威權統 治下運行，出現拿破侖式的專制統治若干時日。不幸，他白日做夢，念念不忘黃袍加身，參政會成了復辟帝制的群魔亂舞的場地，終于把他送進了墳墓。
作爲大清帝國的重臣，他當然渾身浸透了傳統專制文化的毒液。但是，某些西方文化也是他倒行逆施的思想資源。
1913年10月16日，袁世凱向衆議院提出增修約法案。他的草案要求把“制定官制官規”、“任免文武職員”、“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的大權都付諸總 統，幷且“于國會閉會時，得制定與法律同效力之教令”和“得以教令爲臨時財政處分”。歸納起來，這些要求被接納，從內政到外交，他都可以爲所欲爲。爲此， 他援引美國、法國、葡萄牙、德意志等國的制度爲根據，沒有半句涉及中國傳統。其實，他或是割裂西方現代文化，或是以政治制度尚未現代化的國家爲榜樣，實質 是延續中國歷代皇朝由皇上獨攬大權的制度。[ 《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第467~468頁。]1914年他召開的約法會議制定的《中華民國約法》滿足了他的這些專制要求，唯獨不見開明。
民初憲政挫敗說明什麽？
民初憲政歷程表明，用中西文化衝突的簡單模式，已經無法解釋複雜的社會現象。
19世紀中國啓蒙的主角是西方傳教士；包括康梁在內的中國知識精英都是他們的學生。進入20世紀，隨著國門大開，留學生涌入東瀛，本土知識精英主宰了思 想文化陣地。他們分裂爲不同的流派，但無論哪一派大體上對東西文化都有所瞭解。于是，即使是開明專制論乃至復辟帝制、實行赤裸裸的專制統治，有關人士不但 從本國傳統尋找資源，也力求從西方流行理論中尋找根據。
上述情况表明，進入20世紀以後，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焦點不是國別或地區文化，而主要是維護專制的觀點與追求個人自由的思想之間的衝突。換句話說，面對公民權利的覺醒，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籠罩下的專制文化突顯，成爲中國社會前進的主要思想障礙。作爲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專制、等級和服從。因此，濫觴于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新文化表現出强烈的反對傳統核心價值的姿態（但不是全盤反傳統），這是情境使然。與此同時，西方的專制或偏激文化，也先後涌入中國，與傳統專制思想匯合，成爲中國人實現自己的公民權利從而爲國家繁榮奠立堅實基礎的主要障礙。
中國人所以無能阻擋這些思想文化逆流，說到底是對文藝復興以降的現代文明的思想成果缺乏深切的瞭解和普及。一百多年的中國新文化運動累撲累起，無非是中 國現代化進程受挫的側影。目前反啓蒙的聲音甚囂塵上，實質是對歷史進程的誤解。加深對現代文明普適性的核心價值的認識，堅持不懈用各種方式做好普及工作， 仍然是中國人無法回避的歷史任務。
2007年8月30日星期四
原載《經濟觀察報》2007年10月22日45~46版
民初憲政挫敗與啓蒙
袁偉時
多年來，世界各地時興反啓蒙。當前中國的國學熱，其中最極端的主張，底色也是否定啓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文明。從根底上看，這不是理論論爭，而是史實的考查問題；摘引某些學者的推斷不足于澄清真相，問題的答案只能在史料中尋找。
辛亥革命，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立，終結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固有體制；五族共和，民主，憲政，法治，成了文武百官、朝野上下的口頭禪。可是，好景不長，只有四年光景，民國招牌被中華帝國洪憲元年所取代。從思想淵源來說，這是鴉片戰爭以降特別是甲午戰爭失敗後啓蒙運動成敗的記錄；是研究啓蒙和憲政歷史命運的很有價值的個案。
民初憲政的成就和缺陷
辛亥革命第一槍在武昌打響，辛亥革命後第一個憲法文件也在這裏制定。1911年10月10日起義，11日由起義領導人和諮議局推舉黎元洪爲都督；17日制定了《中華民國軍政府暫行條例》，組織了適應戰爭環境的中華民國軍政府； 25日修訂了這個條例，頒布實行《中華民國鄂軍政府改訂暫行條例》，實行“公推都督一人，執行軍政一切事宜”的制度，但規定“除關于戰事外，所有發布命令關係人民權利自由者，須由都督召集軍事參議會議議决施行。”同時設立稽查員，“由起義人公推，請都督任用”，檢查各軍隊和各部、各機關。[ 《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北京版605~608頁。]從而顯示了民主革命的一些特點。而在10月28～11月 13日期間制定的《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草案》是辛亥革命後第一個憲法文本，也是當時同類文件的範本。
這個約法指導思想非常明確，一要三權分立；二要保護公民的自由。草案第二條規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務委員與議會、法司構成之”。在規定“人民一律平等”的同時，規定“人民自由言論著作刊行幷集會結社”；“人民自由保有財産”；“人民自由營業”等八項自由。在隨後支持共和而宣布“獨立”的各省中，大都追隨《鄂州約法》，堅持三權分立和保障公民自由等原則。例如， 1911年12月29日通過的《浙江軍政府臨時約法》第二條明確規定：“本軍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各部政務員，與議會法院三部構成之。”第四十二條規定：“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上級官廳之干涉。”[ <浙江軍政府臨時約法>，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七册第143~147頁。]
這些憲法文本的集大成者，是民國元年（1912）3月11日公布實行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個文件的主要起草者同《鄂州臨時約法草案》一樣，是同盟會的重要領袖宋教仁。它的基本精神與文字，同《鄂州臨時約法草案》也是一脉相承的。它規定人民享有囊括社會生活各方面的七項自由權；建立三權分立體制：“中華民國之立法權，以參議院行之”；“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國務員則“輔佐臨時大總統負其責任”，幷于“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發布命令時，須副署之”；“法官獨立審判”，幷相應建立法官不得免職、轉職、减俸等制度，爲司法獨立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這些文本大體與現代各國的憲法相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而且在《臨時約法》制定以前，堅持三權分立原則已經成爲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現象。例如，1912年1月31日臨時參議院列入“政府交議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案”，當天上午“討究結果：公議由秘書長起草，咨複政府，幷將原案退回。”第二天發出的咨文寫道：“憲法發案權應歸國會獨有。而國會未召集以前，本院爲惟一立法機關。故臨時組織法應由本院編定。今遽由法制局纂擬，未免逾越權限。”《參議院議事錄•參議院議决案彙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議事錄第10頁、議决案彙編第2頁。]堅决將這個越權的法案退回去了。但是，當時和後來的學者指出《臨時約法》也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給後來的政治生活留下禍根。這些缺陷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它沒有爲公民的自由權利建構切實的保障。
這些文件列舉了公民應該享有的自由權利，包括“人民有保有財産及營業之自由”、“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居住遷徙之自由”、“書信秘密”、“信教之自由”等等。這些規定表明民主革命的先驅們力圖帶領中國攀上人類文明已有的高度。但是，它也留下了一些大漏洞：
1912年3月11日臨時參議院通過幷公布了《臨時約法》，第二天，從英國學習法律歸來的章士釗立即撰文揭露它沒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問題。“《約法》 曰：‘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則如之何？以此質之《約法》，《約法》不能答也。”他指出，這是許多成文憲法的共同缺陷，應該吸取英美法系的優長予于補救：“然人欲濫用其權，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維何？則無論何 時，有違法侵害人身之事件發生，無論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當之法廷呈請出廷狀（Writ of Habeas Corpus,現譯人身保護令）。法廷不得不諾，不諾，則與以相當之罰是也。出廷狀者乃法廷所發之命令狀，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內，率被害者出廷，陳述理由，幷受審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個人自由全受其庇蔭……茲制者，誠憲法之科律也，吾當亟采之。”[ 章士釗：<臨時約法與人民自由權>，《章士釗全集》第2卷第85、86頁，文匯出版社2000年上海。]儘管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 憲法草案和憲法都接納了這個批評意見，規定要建立人身保護令制度，但都沒有付諸實施。[ 1913年10月擬定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俗稱《天壇憲草》）第五條規定：“人民被羈押時，得依法律以保護狀請求法院，提至法庭審查其理由。 ”1923年10月10日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一字未改，保留了這個條文。1946年12月25日通過、1947年12月25日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 第八條則作了更加具體的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幷至遲于二十四小時內 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于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逮捕拘禁之機關，對于法院之提審，不得拒絕或延遲。”（《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第552、1105頁。）]
與此同時，章士釗還指出，《臨時約法》的有些規定爲行政侵犯司法獨立留下了隱患。《臨時約法》第10條規定：“人民對于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爲，有陳訴于平政院之權。”章士釗揭露，所謂平政院屬于行政裁判系統。“平政院者，即行政裁判所之別詞也。凡有平政院之國，出廷狀之效力必不大，何也？人民與行政官有交涉者，乃不能托庇于普通法廷也……使行政權侵入司法權，則約法所予吾人之自由者，殆所謂猫口之鼠之自由矣。”[ 章士釗：<臨時約法與人民自由權>，《章士釗全集》第2卷第86~87頁。]因此，他堅决主張删除這一條。
此外，這些文件無一例外都附上一條尾巴：“本章所載人民之權利，有認爲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依法律限制之。”[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第156～157頁。]歷史已經證明，它爲專制統治者制定惡法肆意“依法”剝奪公民的自由大開方便之門。20世紀中國社會精英的認識遠遠沒有達到18世紀美國建國領袖們的思想高度。在1791年12月15日批准生效的美國憲法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于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剝奪人民言論或出版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的權利。”[《世界人權總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成都版第285頁。]正是依仗努力保障公民自由的制度平臺，美國不斷揭露和克服自身的弱點，演變成爲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
（二）它沒有建立徹底的三權分立和互相制約的制度。
失去制約和監督的權力必然走向腐敗和專橫。《臨時約法》設計的三權分立制度的嚴重缺陷是參議院（國會）的權力沒有受到必要的制約。
它規定：“參議院對于國務員（總理和各部總長），認爲違法或失職時得以總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决，彈劾之。”但是，如果行政系統嚴重不滿立法系統的作爲，却沒有救濟的手段。與多數現代國家的憲法不同，總統沒有解散國會的權力，沒有辦法把矛盾訴諸國民作最後的裁决。
當時的實際情况是以袁世凱爲代表的行政權非常强大，而國民黨控制的國會則處心積慮冀圖推行內閣制，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兩强相遇，如何良性互動？如果制度設計合理，有可能壓制雙方過大的欲望，在衝撞中謀求妥協；即使妥協無望，也可以在既定的軌道中重組內閣或解散國會，保持政府正常運作。可是，《臨時約法》設計的制度漏洞導致雙方都走向極端：袁世凱乾脆摧毀國會，成立御用的參政院，復辟帝制；國民黨控制下的那些國會議員除少數潔身自愛者外，則紛紛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政壇中翻雲覆雨，公開或暗中謀取私利，最後以5000大洋一票的價格出賣靈魂，賄選曹錕爲大總統！兩敗俱傷，雙方都留下千古駡名。
“初生之物，其形必醜。”任何國家的民主憲政都不可能一開始就十全十美；不斷補漏、增强才會走上康莊大道。應該肯定，民初民主憲政有過良好的徵兆，必然失敗論流于表面，沒有深刻揭示內在的複雜關係。
辛亥革命後成立的臨時參議會就有不俗的表現。除了上面談及的以外，還有幾個事例：
1. 實事求是，承認現實，平穩過渡。
與許多國家的民主革命不同，辛亥革命不但沒有出現駭人聽聞的對王公貴族和其他特權階層的屠殺，反而承認現實，繼續保持原有待遇。1912年2月6日參議 院通過决議，規定“清帝遜位後其歲用四百萬元由中華民國給付”，“其原有私産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其宗朝（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妥慎保護”。同時規定滿蒙回藏各旗“王公世爵概仍其舊”，“王公中有生計過艱者，民國得設法代籌生計”，“先籌八旗生計，于未籌定前，八旗兵弁俸餉仍舊支取 ”。[ 《參議院議事錄•參議院議决案彙編》庶政案第2、1頁。]
對清代法律則采取稍加修改，全盤繼承的方針。根據孫文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前的提議，參議院通過决議：“所有前清時規定之《法院編制法》、《商律》、《違警律》及宣統三年頒布之《新刑律》、《刑事民事訴訟律》（草案），幷先後頒布之《禁烟條例》、《國籍條例》等，除與民主國體抵觸之處應行廢止外，其餘均准暫時適用。惟《民律》草案前清幷未宣布，無從援用。嗣後凡關民事案件，仍照前清現行律中規定各條辦理。”[ 《參議院議事錄•參議院議决案彙編》法制案第119頁。]
總覽當時情况，在革命外衣下，改良的氣味十分明顯。
2.否决行政系統的違法建議。
孫文號稱創國元勛，後來更被國民黨尊爲“國父”，但在民國元年（1912）擔任臨時大總統期間在參議院碰了兩次釘子。
除了上面已經談及的孫大總統將法制局所擬的《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案》咨送參議院，被參議院退回外；另一次是急于找錢的臨時政府爲取得貸款，滿足日本人覬覦已久的圖謀，强迫逃亡到日本的盛宣懷將漢冶萍公司的部分股權轉讓給日本人。當孫文將這筆貸款案咨請參議院批准時，它通過决議：“僉以漢冶萍煤鐵公司與日 人合辦，喪權違法。前由本院兩次質問，政府派員答復，毫無理由之可言。此事既未交本院議决，無論股東會能否通過，本院决不承認。”[ 《參議院議事錄•參議院議决案彙編》否决案第4頁。]孫文的算盤落空了。
儘管開局良好，民國憲政進程還是中斷了！個中原因安在？
有好些學者認爲當時經濟發展水平低下、仍然是農業經濟時代是中國民主憲政失敗的主要原因。不過，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確立了憲政制度，那時離産業革命 肇始之日還有50年以上；通常認爲産業革命完成于19世紀三四十年代，更是150年以後的事了。美國憲法頒布于1787年，當時也是一個農業國家，兩百多 年來其憲政却一直運行無礙，日趨完善。中國就生産力水平來說，與近代早期的英美差別不是太大；而經過鴉片戰爭以來60年創巨痛深的折騰，從1901年開 始，朝野上下對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已經基本一致；作爲有悠久商業傳統的國家，經濟領域也不乏契約精神。毋庸諱言，一個尚未現代化的幅員遼闊的大國，地 區差別是十分懸殊的，但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帶和長江兩岸恰好又是新型民間社會組織（最有代表性的是各種商會）的發源地和政治家的搖籃。
當時的迫切任務是爲人的解放和經濟發展尋求政治保障，經濟發展的障礙不在經濟本身；民主憲政受挫的答案必須在經濟領域以外去尋求。
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情緒壓倒了公民權利訴求
近代世界任何一次大革命或重大政治事件都會留下一些震古鑠今的文件。從1215年英格蘭的《大憲章》到《權利法案》、美國《獨立宣言》、《人權法案》到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都標志著文明的進展。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它留下的文字不可謂不多，但作爲歷史文件去審讀，傳遞給後人的是什麽信息呢？
武昌起義後的第三天，以都督黎元洪的名義，向海內外發布了《布告全國電》等十個電文。其中包含“永久建立共和政體”、實行“國民主義”，“查舊日滿清流毒之由，在于政體專制太甚，民氣不揚，以致利無由興，弊無自除。亟應將全鄂地方改爲共和政體”等字句；但這些字眼寥寥可數，一閃而過，不是文告的主體。連篇累牘的是光復漢族江山的呼喊：
“今日是我漢人脫離地獄更生之秋，滿奴惡孽貫盈之日矣。”
“願我族協力同心，複黃帝衣冠之舊，執戈起義，啓中華禮教之源。”
“拯同胞于水火，複大漢之山河。”
“中國亡于滿洲已二百六十餘年，我國民而有愛國心者，必當撲滅滿清，以恢復祖國。”
“深恨胡虜，非我族類”。
“……殄滅滿族，以雪乃祖乃宗之耻辱，誅戮漢奸，以登億萬生靈于衽席。”[ 曹亞伯：<武昌起義>，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五册第136~153頁。]
值得注意的是，這不是一時一地的現象。
起義各省的文告，內容驚人的一致，基調都是民族主義，而且貫穿其中的是爲漢族報仇雪耻的滿漢對立或者華夷有別的觀念。請以思想觀念最爲開放的江蘇（包括它管轄下的上海）爲例：
上海《軍政府布告》：“滿政府者，乃馬賊之遺孽，凡我漢族同胞必當仇視者也，……共討滿賊，報我漢族之仇，共建共和民國”。
江蘇都督府的大旗上寫的是“中華民國軍政府江蘇都督府興漢安民”。[ 郭孝成：<江蘇光復紀事>，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七册第3、6頁。]
而在全國性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有關文告上，打下的也是狹隘民族主義烙印。孫文以臨時大總統名義發表的文告中，“滿人竊位”、“逆胡猾夏，盜據神州”、“异族專制”、不要“爲异族效命”、“重睹漢儀”等字句比比皆是[ 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八册第16~20頁。]。
一個有趣的插曲是1912年2月15日（臘月28），南京臨時政府諸公得悉清帝頒布《退位詔》的第三天，在軍務、外交、財政等難題堆積如山的狀况下，居然不惜辛勞，爬上紫金山去祭奠朱元璋，大拍其馬屁：“蓋中夏見制于邊境小夷者數矣，其驅除光復之勛，未有能及太祖之偉邵【碩】者也。”幷且不倫不類地把辛亥革命與朱皇帝捆綁起來：清帝“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實維我高皇帝光復大義，有以牖啓後人，成茲鴻業。”“非我太祖在天之靈，何以及此。”[《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1982年北京版第95～96頁。]把接續漢族統治的傳統視爲一件大事，根本沒有想到朱元璋殘忍的專制統治與民主革命是格格不入的！
這不是偶然的失誤，不少學者已經一再指出：清末那些以推翻大清帝國爲職志的革命派，指導思想頗爲龐雜，最爲統一和突出的則是推翻异族統治，重建漢族政權。同盟會把“驅除韃虜”作爲綱領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這個意思。
應該肯定，辛亥革命過程中，對民族關係的處理是比較穩妥的，除了個別省份（如浙江）有些小衝突外，滿、漢及其他民族和平合作，實現了政權交替。就以浙江來說，雙方在兩個條件下停止了衝突：一是旗兵繳出槍械、彈藥。二是“旗兵向以兵餉爲生，現已改編民籍，一是斷不能使之失所，暫仍照舊發給餉項”，可謂合情合理。[ 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七册第135~136頁。]廣東省更是在各族、各界和各團體代表參加的會議上，由漢滿兩族代表共同主持會議，選出新政府負責官員和决定當前的重大措施，實現了政權和平轉移。在全國範圍內，“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口號也傳遍四方。
行動與語言呈現巨大反差。這既體現了各地紳商的穩健，也反映了漢族華夷之辨的觀念根深蒂固，那些革命者的視域太窄，沒有把推進民主憲政作爲行動的主要推動力。
以孫文來說，辛亥革命前夕仍大呼“滿漢之不容”，康梁是“漢奸”；曾國藩、左宗棠等人“不明春秋大義”；把華夷之辨作爲“大倡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礎！[ 《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第60、70頁。]《民報》的基調和同梁啓超的《新民從報》的基本分歧之一是把滿族人視爲外國人。用朱執信的話來說是：“夫滿洲人之非我國人也，吾輩已熟論之。”[ 懸解（朱執信）：<心理的國家主義>，《民報》第二十一號第2頁，中華書局2006年北京影印版。]而這一論點的始作俑者是孫文。早在1897年他就公開聲明：“帝位和清朝的一切高級文武職位，都是外國人占據著的。”[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8頁，中華書局1981年北京版。]
民族主義情緒彌漫的直接後果是這次革命沒有把公民自由權利擺到應有的位置；而啓蒙運動的根本訴求恰恰是人的覺醒和公民權利保障。在各國民主革命的文獻中這是非常罕見的現象。
1912年1月1日，孫文宣誓就職，當天發表了兩個宣言：《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和《通告海陸軍將士文》；這是當時最重要的文告。前者在“盡掃專制之遺毒，確定共和”的名義下，宣布“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治之統一”和“財政之統一”等五個統一“爲政務之方針”，却隻字不談 公民的自由權利！後者則絮叨：“吾海陸軍將士皆深明乎民族、民種之大義”，“而吾皇漢民族之精神，且發揚流衍于無極”！直到1月5日發表的《對外宣言書》，才想到用對現代文明普世價值的認同去解釋這次革命的合法性：“天賦自由，縈想已夙”；“吾人鑒于天賦人權之萬難放弃，神聖義務之不容不盡，是用訴之 武力，冀脫吾人及世世子孫于萬重羈軛。”[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8頁。]
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壓倒了民主、自由的訴求。民族主義是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階梯。但是，中國是多民族國家；辛亥革命後，社會精英審時度勢，把漢族的民族主義訴求迅速轉化爲“五族共和”的國家主義。對一個被侵略的衰弱國家說來，這是受到廣泛歡迎的轉變。可是，這個轉變帶來新的隱憂：它是自由、民主、法治的憲政國家，還是在共和外衣掩蓋下的專制國家？有沒有杰出的政治家有足够的智慧集結力量，在實踐中糾正文本的缺陷，引領中國走出困境，實現自由憲政？
濃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加知識準備不足帶來的缺陷
“人是思想的囚徒”。社會變革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維變革的深度和廣度。上述文件的缺陷無非是當時革命黨達到的思想高度自然流露。這怪不得幕僚，孫文自己就欣然認同，幷以自己的名義發表。也不能以時間匆促來推諉：這些文件都不長，孫文是12月29日當選的，1912年元旦晚上11時才舉行就職典禮，有整整三天可以斟酌；而從《鄂州臨時約法草案》到《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則歷時四個月。
與其抱怨時間不够，毋寧從理論準備不足中去尋找原因。熱衷于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黨人對政治體制的研究不但趕不上立憲派，甚至還不如大清帝國的憲政編查館。經過1905年12月～06年1月、1907年9月兩次派出大臣出洋考查政治和憲政，駐外使館收集和上報資料，專人翻譯以及延請日本等國法學專家講學，清政府收集了頗爲完備的憲政資料。
革命黨人主導了辛亥革命後的憲法文件的制定，但知識儲備和所負責任的落差非常巨大。以這些文件的主要執筆人宋教仁來說，他對各國憲法的認知，靠的是 1904年12月到日本後，翻譯《日本憲法》、《英國制度要覽》、《憲法講義》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官制和政治制度概要。不過，閱讀這些文獻和書籍，幷不表明 他對憲政有堅定的信念和足够的知識。他在1907年1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餘閱報，見大阪《每日新聞》有俄國<杜>爾斯兌《與支那人書》 一篇，大約勸支那人不可學歐洲人之武裝及代議政治，當以中國古昔之所謂‘道’，即天之律、神之法爲基礎，而行‘道’之政治，營‘道’之生活云云。其言亦有 至理。張溥泉遂議欲譯登《民報》，餘亦贊之”。[ 《宋教仁集》中華書局1981年北京版第706頁。]現代政治學的知識不足，必然導致政治制度選擇上的搖擺。在革命党人中，宋教仁的憲政知識已屬出類拔 萃，其他人更等而下之；留下隱患的地方或全國的憲法文件一一順利通過就毫不奇怪了。與此同時，各地、各階層彌漫民族主義情緒，一系列失誤由此産生。
革命派知識準備不足和濃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最確鑿的證據體現在它的綱領之中。
興中會、同盟會先後宣布過自己的綱領。1894年11月、1895年2月相繼發表的由孫文執筆的檀香山和香港《興中會章程》規定：“是會之設，專爲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聯絡四方賢才志士，切實講求當今富國强兵之學，化民成俗之經”，[ 孫文：<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宣言>、<香港興中會宣言>，《辛亥革命》（一）第85、87頁。]它突出了國家，反映了救亡圖存的緊迫，但把公民自由權利置諸腦後了！這樣的國家觀，無疑落後于現代文明發展的水平。
1906年5月6日通過的《中國同盟會總章》規定“本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宗旨。”這十六字綱領，前八個字完全在滿漢矛盾上做 文章，認識水平遠遠低于立憲維新派。後面八個字又如何？他們的機關報《民報》創刊伊始，就把所謂“平均地權”歸結爲“土地國有”[ 《民報•本社簡章》，《民報》第一號，第161頁。]，顯然是理想主義者的不切實際的構想。而在同年秋冬間由孫文、黃興、章太炎等共同制定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對“建立民國”的解釋是：“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爲國民皆平等以有（另一版本：而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公民公舉 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爲者，天下共擊之！”[《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7頁。]在國體問題上，在中國歷史上首次以建立民主國家爲政治組織的綱領，這是值得慶幸的進步。可是，對公民個人自由依然被忽視。
這不是偶然的失誤，而是一代民主革命領袖的認識誤區。同盟會是以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三大革命組織爲基礎聯合各方力量組成的。而這三大革命組織的領袖政治思想的缺失都非常明顯。
興中會的主要領袖孫文畢生提倡所謂國家和党的自由、反對個人自由，這是衆所周知的。在被侵略的國家，以所謂集體（國家、黨及其它）的自由取代個人自由， 帶有爲集體獻身的崇高、悲壯的色彩，是頗有迷惑性的主張。其實只要追問一下：誰是集體的代表？集體利益如何確定？離開個人自由，這些代表和利益能正常産生和界定嗎？不難發現不管主觀意圖如何，從客觀效果看，這些說詞最終都會演變爲掩飾獨裁專制體制的辯護詞。孫文有位生死不渝、交往非常密切的日本友人宮崎寅藏，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孫先生的態度有這種味道：‘其他的中國人都不行，只有我一個人行，我是中國的救星，服從我者請來。’連對于始終奮鬥到底的李烈鈞，他也是如此，所以引起李的反感。”[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年北京版第849～850頁。]與孫文的言行相對照，這個論斷可謂一針見血、入木三分！
1904年2月25日成立的華興會的口號是“驅除韃虜，復興中華”。會長黃興是反對獨裁專制、支持民主的。但是，1912年11月，他和孫文一樣，宣揚：“今民族民權幸達目的”；[ 黃興：<在安源煤礦公司及各團體歡迎會上的演說>，《近代史資料》總64號第5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北京版。]把政權轉移到漢人手中和國號的改變視爲民族、民權兩大目標的實現，表明他對民主憲政的認識是非常膚淺的。陳天華是華興會的創始人之一。他不惜以身殉國，冀圖喚醒沉睡中的祖國。但他也一再說：“自由者，總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吾儕求總體之自由者也，非求個人之自由也。以個體之自由解共和，毫厘而千里也。共和者亦 爲多數人計，而不得不限制少數人之自由。”[ 《陳天華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3、208頁。]
至于光復會會長章太炎，長期把持《民報》筆政，作爲個性鮮明的思想家，他對議會制和有關的思想都是拒絕的。他認爲：對中國說來“則立憲無益，而盛唐專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 章太炎：<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第374頁，中華書局1977年北京版。]
與此同時，這些革命家們眼中的民主主要是選舉（“公舉”）和開會議事要“舍少從多”。這些當然是非常重要的程序；但對民主的豐富內涵和必要的條件，如沒 有言論自由和法治就沒有真正的民主，服從多數與保護少數的關係等等，這些年輕的革命者是缺乏認識的。這些認識的缺失給後來的實踐帶來嚴重的後果。
自由、民主理論和相關的制度畢竟是舶來品。在悠久的宗法專制文化氛圍浸淫下，外來文化很容易被固有傳統吞噬。那些口口聲聲民主、共和的革命黨人掉入專制泥淖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已見端倪。
例如，民國元年（1912）2月14日，臨時參議會討論孫文提出的臨時政府必須繼續留在南京的議案，有議員反對，提議臨時政府地點須在北京。據當時在總 統府秘書處工作的吳玉章回憶，“用記名投票法表决，28票中有20票主北京，5票主南京……”（按：據《參議院議事錄》，當時‘用投票表决法以對于八票之 二十票多數可决’贊同設在北京；第二天才‘公議用記名投票法表决’，决定‘臨時政府設于南京’；吳玉章的回憶有誤。）15日總統府依法咨請再議，臨時政府 陸軍總長黃興對吳玉章說：“過了12點如果還沒有把决議改正過來，我就派兵來。”而據胡漢民的記載，黃興連咨請再議也嫌麻煩，乾脆說：“政府决不爲此委曲 之手續，議院自動的翻案，盡于今日，否則吾將以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員去。”[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年北京版第659~660頁。]儘管矛盾及時依法化解，言辭沒有化爲行動，但革命党領袖和政府部長視參議 院爲無物的專橫跋扈的心態已表露無遺。這既是不懂民主政治常識的表現，也是專制文化不易清除的佐證。
利益衝動更使問題複雜化。
南京臨時政府采用總統制。臨時參議會規劃未來政制，制定《臨時約法》，原本打算沿用總統制，後來却改變主意决定實行內閣制。原因無他，革命黨人對即將接 任總統的袁世凱不放心，冀圖通過內閣制把實際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上。《臨時約法草案》是1912年2月7日開始列入議程的，2月9日下午審議時“主席請贊成 增設責任內閣者起立表决，多數可决。”[ 《參議院議事錄•參議院議决案彙編》議事錄第32頁。]這個第一手的文獻證明，儘管後來沒有采用“責任內閣”這個詞，但把有關內容寫入《臨時約法》確實是 臨時動議“增設”的。
政治既要堅持原則，又要在各種力量的博弈中從實際出發，作出必要的妥協。當時革命勢力所以允諾把行政權力轉移到袁世凱手上，是力量對比懸殊、財政困難無 法解决的狀况下無可奈何的選擇。[ 參閱拙作：《近代中國論衡•孫文在辛亥革命後第一個十年的迷誤》。]他們冀圖把右手交出去的東西用左手收回來，是對形勢缺乏清醒認識的决策。通過選舉實現 權力和平轉移，這是民主制度的常規。但既然歷史選擇了袁世凱，就要把著眼點放在建立健全的三權分立架構，使權力互相制衡的制度正常運行，把中國推向民主憲 政的正常軌道，圖謀國家長治久安，而不是設法立即把權力轉移到革命黨人手上。不幸，孫文和支配臨時參議會的其他人都沒有這樣的眼光；他們急于通過第一次選舉，就把自己變爲執政黨。
這些政治胸懷和認識的缺失在真正的政治危機突然降臨之際更加表露無遺。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的實際領導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遇刺，22日身亡。 當時國民黨已經在國會選舉中得到多數議席；而繳獲的凶手與國務總理趙秉鈞或其秘書洪述祖的來往信件證明，這是大權在握的袁世凱指使的政治暗殺。宋教仁的死 亡觸發了一場憲政危機。不過，上海司法當局已介入這一刑事案件，向國務總理趙秉鈞發出傳票。4月25日，江蘇都督程德全又公布了繳獲的44件有關證據，有 力地證明這次暗殺的直接指使者是國務總理趙秉鈞。如何處理這個突發事件？當時有兩種主張：多數民間團體和包括國民黨重要領袖在內的社會精英都認爲應該通過司法途徑解决。從當下看，這樣的選擇可以保持社會穩定，贏得民心，提高國民黨的威望。從長遠看，可以幫助全社會樹立法律至上的觀念，把包括憲政在內的紛爭納入司法，促進中國走上法治的軌道，從而爲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基礎。可是，不顧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不顧人心思定的大局和黨內許多重要領袖冷靜分析力量對比後的反對動武的意見，孫文一意孤行，悍然下令舉兵進行“二次革命”。一個多月後，全部武裝反抗被剿滅；民衆的同情大逆轉，本來備受尊崇的政黨，被目爲 “暴民專制”組織。中國的法治進程遭到沉重的打擊。
一代啓蒙大師梁啓超也被國家主義引入歧途
在當時的政治家當中，梁啓超是對憲政理論領會較深的人。可是，一涉及實際政治運作，他立即陷入冀圖建構威權體制的泥淖。看看他是怎樣和袁世凱溝通的吧。
1912年2月23日，梁啓超給身爲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寫信，規劃未來的政治藍圖。基本傾向是力圖在中國建構兩黨制的政治架構，體現了清醒的現代政治意識。他說：“舊革命派自今以往，當分爲二，其純屬感情用事者，殆始終不能與我公合作……但此派人之性質，只宜于破壞，不宜于建設……政府所以對待彼輩者， 不可威壓之，威壓之則反激，而其焰必大張；……惟有利用健全之大黨，使爲公正之黨爭，彼自歸于劣敗，不足爲梗也。健全之大黨，則必求之于舊立憲黨，與舊革 命黨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
但是，在同一封信中，他又坦言：“既以共和爲政體，則非有多數輿論之擁護，不能成爲有力之政治家……善爲政者，必暗中爲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僕， 夫是以能有成。今日之中國，非參用開明專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齊嚴肅之治。……然在共和國非居服從輿論之名，不能舉開明專制之實”。[ 丁文江 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7頁。]
民國初年，三大政治勢力在博弈。以孫文爲代表的革命派；梁啓超爲首的原立憲派；以袁世凱爲中心的北洋派軍政大員。
實權掌握在袁世凱和他的追隨者手中，這些人不是反對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頑固派，而是清末新政的支持者，甚至是重要支柱。但是，這些人追求的是富國强 兵，是發展經濟以及作爲經濟發展必要條件的辦新式教育，改革舊的司法體系和法律，甚至一定程度上理解實行憲政的必要。可是，同革命派的領導人一樣，他們大 體把民主、憲政理解爲决策程序，不但不瞭解憲政的核心是保護公民的個人自由，而且在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下，深入骨髓的專制統治習慣隨時流露。其上焉者以爲民做主心態君臨天下，往往在辦一些富國利民的好事的同時，說不定什麽時候重大决策失誤，造成難以彌補的大灾難。下焉者則口誦民主共和，實則爲一己私利橫行無忌。怎樣把這些良莠不齊的實權派逼入民主共和軌道？這是關係共和國命運的關鍵。
梁啓超早在1906年清廷下令預備立憲之際，已經察覺必須和可能與袁世凱合作推進新政，顯示了不計前嫌的政治家胸懷。辛亥革命後，雙方都表達了合作的願 望。作爲與革命派有別的政治力量，他們的聯合無可厚非；恰當運作，有助于推動最有利于民主發展的兩党制的建立和健全。可是，梁啓超看到了化解激進思潮的迫切，却忽視了牽制和監督袁世凱及其追隨者。梁啓超後來組成的進步党成了依附袁世凱的參政黨，甚至在袁世凱摧毀國會後仍亦步亦趨，參加了取代國會的御用機構“政治會議”和“參政院”。這樣的參政党成了專制統治者的附庸。大清帝國被推翻帶來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的環境，梁啓超沒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環境，既無力阻擋激進思潮的蔓延，更沒有密切監督袁世凱的施政。直到復辟帝制的醜劇鬧得不可開交，他才挺身而出與袁世凱决裂。就個人而言，他仍然不失爲反復辟運動的旗 手；而就整個國家來說，未能阻擋這幕醜劇上演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這些行動體現了梁啓超政治思想的弱點。清末新政期間，已經顯露他的政治思想的一個奇怪的組合：既把憲政視爲中國發展的唯一選擇，又力倡開明專制，認爲它 是走向憲政必經的過渡階段。他和袁世凱等開明官僚，站在同一思想底綫上。這不僅是梁啓超個人的失誤，而且是20世紀中國政治幼稚病的重要表徵。
梁啓超以善變著稱，其思想又是駁雜的，但在一個時段中，脉絡還是清晰的。
從1905年開始，他把提倡憲政放在突出位置。與清廷把憲政擺上議事日程相呼應，他組織中國第一個以推行憲政爲職志的政治團體——政聞社。他起草的《社約》所定宗旨的核心就是：“確定立憲政治，使國人皆有參與國政之權。”[ 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51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儘管它成立不到一年（1907年10月17日至1908年8月13日）就被清政府查禁了，但它提出非常值得關注的四條綱領：
“一曰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
“二曰厘定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
“三曰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權限。”
四是“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 <政聞社宣言書>，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四）第111~11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6月重印版。]
這個綱領擺脫了當時流行的富國强兵論者就事論事的局限，突出地把制度變革作爲中國救亡圖存的康莊大道，特別是把人權的保障放在中心位置上。
它明確規定：“國家之目的，一方面謀自身之發達，一方面謀國中人民之安寧幸福，而人民之安寧幸福，又爲國家發達之源泉，故首最當注意焉。人民公權私權， 有一見摧抑，則民日以瘁，而國亦隨之。然欲保人民權利，罔俾侵犯，則其一、須有完備之法律規定焉以爲保障。其二、須有獨立之裁判官廳，得守法而無所瞻徇。 ”[ <政聞社宣言書>，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四）第112頁。]這是20世紀中國第一個由政黨發布的人權保障宣言，後來正反兩方面的曆 史經驗都證明，這些論斷一語中的，揭示了20世紀中國盛衰的關鍵。
他還直接與當朝大員合作，配合和幫助清政府的預備立憲。1905年“秋冬間先生爲若輩（端方等清帝國大臣）代草考察憲政，奏請立憲，幷赦免黨人，請定國 是一類的奏摺，逾二十余萬言。”2006年8月清廷派出到國外考察憲政的五大臣遞交的《考察各國憲政報告》等文件，就是梁啓超起草的。[ 丁文江 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364頁。]保皇會及其出版物也相應作了調整。
但是，與此同時，梁啓超也不遺餘力鼓吹中國必須實行“開明專制”。憲政與開明專制是水火不相容的兩個極端。梁啓超爲什麽會將兩者同時端出來呢？在他看 來，“中國今日尚未能行君主立憲制”，更不用說民主立憲了。理由有兩條：“（甲）人民程度未及格”；“（乙）施政機關未整備。”[ <開明專制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77、81頁，中華書局北京1989年影印版。]包括教育未普及，地方自治未實行，法律不完備， 司法不健全等等。可是，2004～2005年間的日俄戰爭，立憲的日本打敗老大的俄羅斯帝國，震撼了海內外輿論。久久未能擺脫貧弱困境的中國，士紳和城市 居民對憲政的嚮往，更難于遏止。在內外形勢脅迫下，梁啓超及其追隨者不能不調整策略，參與立憲運動；但是，他們認爲實現憲政需要一個實行開明專制的過渡 期。在梁啓超看來，除美國等少數國家外，開明專制階段都是無可避免的。
應該指出，開明專制論不僅是梁啓超等維新派人士的認識，激進如陳天華，也持此說。他在留給湖南留學生的絕命書中寫道：“當今之弊，在于廢弛，不在于專 制。欲救中國，惟有開明專制。”[ 《陳天華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3頁。]這封信寫于1905年12月7日，比梁啓超發表《開明專制論》（1906年1月25~3月25日） 還要早一些。也許有人以爲，這是個別人士的極端觀點；實際情况幷非如此。爲了與改良派劃清界限，革命派領導人誠然沒有忘記把民主、共和等字眼挂在嘴邊。但 是，他們往往以先知先覺自居，逐步形成以軍政、訓政、憲政命名的革命三階段論，所謂訓政就是開明專制的別名。
爲什麽互相對立的兩個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的思想會在這裏交集？竊以爲雙方有共同的認識誤區：
首先是對自由的誤解。對于自由，梁啓超在1900年前後曾有非常精闢的論述。他在反駁其師康有爲否定自由的觀點時指出：“自由之界說，有最要者一語，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是矣。……要之，言自由者無他，不過使之得全其爲人之資格而已。質而論之，即不受三綱之壓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縛而已。”他接著駁斥所謂民智未開不能實行民主和自由會導致混亂的糊塗思想說：“夫不興民權民智烏可開哉。……故今日而知民智之爲急，則舍自由無他道矣。”“又自由與服從兩者相反而相成，凡真自由未有不服從者。……但使有絲毫不服從法律，則必侵人自由，蓋法律者，除保護人自由權之外，無他掌也。”[ <給南海先生書>（1900年4月1日），《梁啓超年譜長編》236、238頁。]這些話在19世紀下半葉以降的西方是常識，在發展滯後的中國却至今仍被目爲啓蒙者的語言，不時還被一些人視爲异端邪說，成爲思想圍剿的目標。翻檢20世紀中國思想史，包括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在內的一代又一代的先驅，不得不爲宣揚這些常識殫精竭慮甚至付出沉重的代價。
不幸的是，梁啓超沒有將這些正確觀點堅持到底。轉折發生在1903年。他斷言：“深察祖國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資格而無國民資格。……故我中國今日所最 缺點而最急需者，在有機之統一與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與此同時，他認爲，19世紀末開始，“物質文明發達之既極，地球上數十民族，短兵相接，于是帝國主義大起……乃至于最愛自由之美國，亦不得不驟改其方針，集權中央，擴張政府權力之範圍，以競于外，而他國更何論焉！”[ <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69、89頁。]20世紀初葉開始，同盟會和保皇黨人异口同聲說：國家利益和國 民素質低下决定中國人必須放弃個人自由！而離開個人自由的所謂國家、民族的自由不過是獨裁專制的別名。國家主義蒙住了啓蒙先驅的眼睛，兩個流派的領袖們的 思想在這裏匯合了。他們的分歧停留在方法層面，在國家、民族、集體這座迷宮面前，都忙著頂禮膜拜，而忘記離開人的解放，離開公民權利的保障，不但國家失去根基，人們夢寐以求的民富國强的目標也會化爲鏡花水月。要理解這個基本道理，必須對文藝復興以降的思想文化有較深切的瞭解。不幸，20世紀初的中國思想家們很少人能達到這個高度。這是20世紀中國兵連禍結的重要思想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梁啓超是以西方經驗作爲開明專制論的根據的。他認爲法國“革命之後，殆如無政府然。故再經拿破侖之十年開明專制，裁抑而鍛煉之，而憲法乃漸確立也。”普魯士“行開明專制最久”，到德國統一後，“鐵血宰相之政治，名爲立憲，實變相之開明專制耳。”而東方後起的强國“日本自明治元年至明治二十 二年，皆開明專制時代也。”[ <開明專制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39～40頁。]從歷史經驗看，梁啓超推崇的這些東西方國家的所謂“開明專制”都沒有成爲過渡到憲政的橋梁。他們走上憲政軌道還要付出非常巨大的代價（德日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真正實行憲政）。 但是，梁啓超的這些論斷却體現了他的政治思想的變遷：從盧梭轉向伯倫知理(J.K.Bluntschli,1808—1881)，國家主義壓倒了自由、民主的訴求。
袁世凱的作爲與中西文化
袁世凱也有自己的打算。作爲清末新政主要支柱之一的袁世凱對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异常積極。接任臨時大總統後，他任用張謇、周學熙等主管經濟、財政，皆一時之選，爲完善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平衡預算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在政治領域，他却是一個目光短淺的庸人和勤勉的專制主義者。
辛亥革命後，期望他成爲“中國的華盛頓”的呼聲非常强烈。但他一連毀掉三次機會，走上帝制自爲的不歸路。
第一，沒有充分利用國民黨的合作願望。
當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他面臨在議會中占有多數席位的革命黨的制肘。現代政治是在不同政治勢力相互制衡和妥協中運行的，不能籠統把制肘看作壞事；何况他的主要競爭對手——國民黨當時有强烈的合作願望。1912年8月24—9月16日孫文與袁世凱在北京會談十三次。1912年9月25日，《政府公報》民 國元年第149號公布了這些會談的主要成果之一：袁世凱、孫文、黃興、黎元洪《協商訂定內政大綱八條》：“一、立國取統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惡之真公 道，以正民俗。三、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才。四、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五、提倡資助國民實業，先著手于 農 、林、工、商。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斟酌各省情形 ，兼埰地方分權主義。七、迅速整理財政。八、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爲承認之根本。”[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第733頁。]這八條追求的是國家的統一和富强，沒有顯示民主共和制度的特點。如果把它放在清帝國最後10年的新政時期， 朝廷和包括袁世凱在內的中央和地方大臣也會欣然接受。妥善運籌，適當分權，袁世凱有可能與國民黨、進步黨合作，維持政權穩定，推動民主制度逐步走上正軌。 可是，他所要的國務總理不過是“伴食宰相”，幾任總理，稍不如意，即予撤換；當國民黨當權的政黨內閣有可能成爲現實之際，不惜用黑道手段消滅政敵，終于釀成巨大的政治風波，成爲他覆沒的開端。
第二，蕩平“二次革命”後，沒有讓國會繼續運作。
“二次革命”失敗後，多數國民黨籍議員繼續參與國會活動，不願與袁世凱决裂；國會仍在繼續運作，完成了選舉正式大總統和草擬憲法兩件大事。如果袁世凱有 足够的智慧和度量，接納梁啓超的建議，不要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剝奪國民黨籍議員的議席，使國會不致因不足法定人數而無法繼續運作，中國的民主政治仍會有一 綫生機，袁世凱也有望善終。不幸，他一意孤行，喪失了一次救贖的機會。
第三，國會被迫關門後，沒有善待咨詢機構。
爲了裝飾門面，他指定一些人組成御用的咨詢機構——參政會。假如他真的虛心求教，吸取這些參政員的內政、外交智慧，政局仍有可能在“開明專制”或威權統 治下運行，出現拿破侖式的專制統治若干時日。不幸，他白日做夢，念念不忘黃袍加身，參政會成了復辟帝制的群魔亂舞的場地，終于把他送進了墳墓。
作爲大清帝國的重臣，他當然渾身浸透了傳統專制文化的毒液。但是，某些西方文化也是他倒行逆施的思想資源。
1913年10月16日，袁世凱向衆議院提出增修約法案。他的草案要求把“制定官制官規”、“任免文武職員”、“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的大權都付諸總 統，幷且“于國會閉會時，得制定與法律同效力之教令”和“得以教令爲臨時財政處分”。歸納起來，這些要求被接納，從內政到外交，他都可以爲所欲爲。爲此， 他援引美國、法國、葡萄牙、德意志等國的制度爲根據，沒有半句涉及中國傳統。其實，他或是割裂西方現代文化，或是以政治制度尚未現代化的國家爲榜樣，實質 是延續中國歷代皇朝由皇上獨攬大權的制度。[ 《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第467~468頁。]1914年他召開的約法會議制定的《中華民國約法》滿足了他的這些專制要求，唯獨不見開明。
民初憲政挫敗說明什麽？
民初憲政歷程表明，用中西文化衝突的簡單模式，已經無法解釋複雜的社會現象。
19世紀中國啓蒙的主角是西方傳教士；包括康梁在內的中國知識精英都是他們的學生。進入20世紀，隨著國門大開，留學生涌入東瀛，本土知識精英主宰了思 想文化陣地。他們分裂爲不同的流派，但無論哪一派大體上對東西文化都有所瞭解。于是，即使是開明專制論乃至復辟帝制、實行赤裸裸的專制統治，有關人士不但 從本國傳統尋找資源，也力求從西方流行理論中尋找根據。
上述情况表明，進入20世紀以後，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焦點不是國別或地區文化，而主要是維護專制的觀點與追求個人自由的思想之間的衝突。換句話說，面對公民權利的覺醒，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籠罩下的專制文化突顯，成爲中國社會前進的主要思想障礙。作爲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專制、等級和服從。因此，濫觴于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新文化表現出强烈的反對傳統核心價值的姿態（但不是全盤反傳統），這是情境使然。與此同時，西方的專制或偏激文化，也先後涌入中國，與傳統專制思想匯合，成爲中國人實現自己的公民權利從而爲國家繁榮奠立堅實基礎的主要障礙。
中國人所以無能阻擋這些思想文化逆流，說到底是對文藝復興以降的現代文明的思想成果缺乏深切的瞭解和普及。一百多年的中國新文化運動累撲累起，無非是中 國現代化進程受挫的側影。目前反啓蒙的聲音甚囂塵上，實質是對歷史進程的誤解。加深對現代文明普適性的核心價值的認識，堅持不懈用各種方式做好普及工作， 仍然是中國人無法回避的歷史任務。
2007年8月30日星期四
原載《經濟觀察報》2007年10月22日45~46版
“天下無賊”？（袁偉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712a301007x55.html
“天下無賊”？
袁偉時
人是奇怪的動物。喜歡比較似乎是它的奇特德性之一。第四次來到美國快一個月了，住在斯坦福大學所在的Palo Alto。這裏離三藩市不遠，是矽谷的一個部分，據說五萬居民中很多是科技精英。不過，我對矽谷興趣不大，身心都被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室珍藏的《蔣 介石日記》吸引住了，天天追隨朝陽上班（據說，這裏一年有300天陽光燦爛），踏著夜色歸來。踽踽獨行中想得最多的是這裏與廣州和中山大學有哪些不同。
在廣州，看慣了滿街滿巷的警察和保安，以及噪音震耳、威風凜凜的摩托巡警，在這裏的一個强烈印象是除了在機場，迄今沒有看見一個警察！極少高樓大厦，市中 心幾座十層左右的樓房，有如鶴立鶏群，門口靜悄悄，也沒有保安！至于居民的住宅多數沒有圍墻，臨街不少是玻璃大窗，沒有窗枝，更沒有鐵籠子一樣的防盜網！ 在美國，這是非常普通的景象，但住慣了廣州，反差太大，就有點震撼了。
美國的商業區和住宅區是分開的。在住宅區，舉目是草地、花叢，每家每戶的建築各有特色、個性鮮明，但都綠蔭圍繞，有幾棵甚至十幾棵參天大樹爲伴。進入十一 月，夏令時取消，時鐘撥慢了一個小時，五點多天就黑了。歸程中，各家各戶燈火通明而空無一人的書房或起居室與窗外的綠色世界融爲一體；周圍是那麽安靜，不時有小車一馳而過，也是靜悄悄的，有時幾個街區碰不到一個行人；如此靜謐和安詳，讓我這個异國旅人最大的衝動是想舉起照相機把這醉人美景拍下來！
早上七點多背著書包去斯坦福，行人極少，一路上見得最多的是翹著大尾巴的小松鼠。這些小精靈突然躥出來，又迅速溜走，等你掏出相機，已經無影無踪！它們生活在人們的房前屋後，生活在校園的各個角落，仿佛活著就是爲了給這個世界增添勃勃生氣，而不求人們的一絲一粟。這又是美國非常普通的景象。十多年前第一次到波士頓，在街頭廣場小憩，小松鼠在周圍肆意跑跳，費了我不少膠捲。
令我吃驚的是這些自由自在的小傢伙不過是此地與人爲伴的野生動物群體中的小弟弟。有一天到斯坦福大學的研究生家屬宿舍區去，有三個與猫差不多大但體態特別的東西跑過，鑽進下水道中去了。住在這裏的嘉猷說：這是狸猫；有時還有白鶴飛來呢。想不到第一次看見聞名已久的狸猫是在美國的學生宿舍旁邊。昨天，汽車駛過斯坦福教學區和它的農場中間的高速路上，居然看見一個畫著梅花鹿的指示牌醒目地竪在路旁。嘉猷說，這裏常有梅花鹿走過，提醒駕車者不要撞傷它們。正在這裏念PHD的源遠補充說：去年（2006）夏天，大學發通知，說有美洲獅進了斯坦福校園，叫大家小心！當我把這些情况告訴住在洛杉磯的一位親友的時候，她說：“在加州，很多地方都有梅花鹿。”接著她告訴我，她的女兒、女婿在Berkeley的房子後院林木茂密，前兩年一頭梅花鹿選上這個地方産下兩頭小鹿， 母子在那裏住了半年左右，把草和樹葉幾乎吃光了；與人和平共處，互不侵犯！她去看望女兒、女婿的時候，多次見過那三頭梅花鹿。多年前在溫哥華聽原來在華南 理工大學工作的劉國屏教授說過，她早上出來散步，常有梅花鹿也在湖邊走動，互不干擾，各得其樂。我還以爲那是加拿大這個人口特別稀少的大國特有的風景綫， 想不到在加州竟然也有大小動物自由栖息的樂園。其實不止加州，美國很多地方的野生動物都得到良好的保護。我打電話給在東部某州大學執教的小兒談起有關情况，他認爲我少見多怪。他說美國很多地方都有野生梅花鹿，他認識一位朋友的農場占地一百二十英畝（720多畝），樹木多，就有很多梅花鹿出沒。
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少，地多，經濟富裕，文化高，才有如斯境界。以斯坦福大學來說吧，一萬五千學生，只有中山大學三分之一左右，但當年鐵路大王斯坦福老頭弄來一塊32平方公里的土地，比澳門還要大得多！中山大學四個校區加起來是6.3平方公里，在國內算是很大了，但與斯坦福大學相比却瞠乎其後了。于是， 有足够的地方建設學生宿舍和教授住宅，有孩子的研究生可以向學校租住一廳兩房或三房的宿舍，租金比外面大約低一半！宿舍後面還有一個比足球場還要大的大草地，上面有兒童游樂設施，可以讓孩子們在那裏撒野！
一片“天下無賊”的樣子！不過，天下還是有賊。剛到Palo Alto那個周末，楊小凱的高足張居衍教授開車一個多小時來看我，除了教我使用各種電器外，就提醒“不要帶太多現金在身上！”這倒也是。前紐約市長朱利安 尼名望很高，不就是因爲他大刀闊斧改善了紐約的治安狀况嗎？一位1967年就在這裏買了房子的老住戶說：直到70年代乃至80年代初，Palo Alto一些地區，還是吸毒者、小偷和各種犯罪分子出沒的地方，經常麇集大批警察，後來經濟發展了，這些現象才逐步消失。另一著名大學Berkeley加州大學附近的治安也是十幾年來逐漸改善的。貧困和管理不善是滋生罪犯的溫床；從根救起，病菌總會逐步剝落。
再看看斯坦福大學校園中，每隔幾百米就竪立著一條高高的四面寫著911三個白色大字的藍色報警柱，只要一按紅色按鈕，不論是火警、醫療救助還是其他警情， 就會有人迅速趕到，那時就會看見警察了。它提醒人們天下幷不太平。不過，校園以外却沒有看見這樣的報警柱。不是校外無賊；大學獨立自治，校內的警務自己管理，非經同意校外警察無權進入，所以標志也特別一些。我好奇地問過幾位朋友，把911定爲報警電話，是不是2001年911以後改的？答案是本來就是這個 號碼，沒有改動。恐怖分子特意挑選這一天製造蔑視生命、摧毀財富的慘劇，不但是向美國人民挑戰，也是向人類的價值觀念挑戰。不戰勝他們，全世界都不得安寧！
話得說回來，人口不多，確實是發展的有利條件。真有點妒忌美國佬，上帝偏心眼，太照顧他們了！不過，回頭一想，比美國地廣人稀的國家還有幾個，他們的情况 似乎幷不十分如意。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以後，人家就沒有內戰了，安定加上制度建構比較合理，國民的手脚沒有被綁住，隨便說，放手幹，經過50年奮鬥， 經濟就在世界上獨占鰲頭了；再經過長期爬糞、揭黑，法治和自由牢牢生根，一個超級大國終于屹立世界。心潮澎湃，忽發遐想：破除早已過時的清規戒律，鬆綁， 解放，批評，監督，讓自由和憲政落到實處，文革結束後50年，中國也會出現一派富而有序自由開放的氣象吧？
2007年11月18日星期日于美國加州Palo Alto
刊登于《南方周末》2008年1月17日寫作版
“天下無賊”？
袁偉時
人是奇怪的動物。喜歡比較似乎是它的奇特德性之一。第四次來到美國快一個月了，住在斯坦福大學所在的Palo Alto。這裏離三藩市不遠，是矽谷的一個部分，據說五萬居民中很多是科技精英。不過，我對矽谷興趣不大，身心都被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室珍藏的《蔣 介石日記》吸引住了，天天追隨朝陽上班（據說，這裏一年有300天陽光燦爛），踏著夜色歸來。踽踽獨行中想得最多的是這裏與廣州和中山大學有哪些不同。
在廣州，看慣了滿街滿巷的警察和保安，以及噪音震耳、威風凜凜的摩托巡警，在這裏的一個强烈印象是除了在機場，迄今沒有看見一個警察！極少高樓大厦，市中 心幾座十層左右的樓房，有如鶴立鶏群，門口靜悄悄，也沒有保安！至于居民的住宅多數沒有圍墻，臨街不少是玻璃大窗，沒有窗枝，更沒有鐵籠子一樣的防盜網！ 在美國，這是非常普通的景象，但住慣了廣州，反差太大，就有點震撼了。
美國的商業區和住宅區是分開的。在住宅區，舉目是草地、花叢，每家每戶的建築各有特色、個性鮮明，但都綠蔭圍繞，有幾棵甚至十幾棵參天大樹爲伴。進入十一 月，夏令時取消，時鐘撥慢了一個小時，五點多天就黑了。歸程中，各家各戶燈火通明而空無一人的書房或起居室與窗外的綠色世界融爲一體；周圍是那麽安靜，不時有小車一馳而過，也是靜悄悄的，有時幾個街區碰不到一個行人；如此靜謐和安詳，讓我這個异國旅人最大的衝動是想舉起照相機把這醉人美景拍下來！
早上七點多背著書包去斯坦福，行人極少，一路上見得最多的是翹著大尾巴的小松鼠。這些小精靈突然躥出來，又迅速溜走，等你掏出相機，已經無影無踪！它們生活在人們的房前屋後，生活在校園的各個角落，仿佛活著就是爲了給這個世界增添勃勃生氣，而不求人們的一絲一粟。這又是美國非常普通的景象。十多年前第一次到波士頓，在街頭廣場小憩，小松鼠在周圍肆意跑跳，費了我不少膠捲。
令我吃驚的是這些自由自在的小傢伙不過是此地與人爲伴的野生動物群體中的小弟弟。有一天到斯坦福大學的研究生家屬宿舍區去，有三個與猫差不多大但體態特別的東西跑過，鑽進下水道中去了。住在這裏的嘉猷說：這是狸猫；有時還有白鶴飛來呢。想不到第一次看見聞名已久的狸猫是在美國的學生宿舍旁邊。昨天，汽車駛過斯坦福教學區和它的農場中間的高速路上，居然看見一個畫著梅花鹿的指示牌醒目地竪在路旁。嘉猷說，這裏常有梅花鹿走過，提醒駕車者不要撞傷它們。正在這裏念PHD的源遠補充說：去年（2006）夏天，大學發通知，說有美洲獅進了斯坦福校園，叫大家小心！當我把這些情况告訴住在洛杉磯的一位親友的時候，她說：“在加州，很多地方都有梅花鹿。”接著她告訴我，她的女兒、女婿在Berkeley的房子後院林木茂密，前兩年一頭梅花鹿選上這個地方産下兩頭小鹿， 母子在那裏住了半年左右，把草和樹葉幾乎吃光了；與人和平共處，互不侵犯！她去看望女兒、女婿的時候，多次見過那三頭梅花鹿。多年前在溫哥華聽原來在華南 理工大學工作的劉國屏教授說過，她早上出來散步，常有梅花鹿也在湖邊走動，互不干擾，各得其樂。我還以爲那是加拿大這個人口特別稀少的大國特有的風景綫， 想不到在加州竟然也有大小動物自由栖息的樂園。其實不止加州，美國很多地方的野生動物都得到良好的保護。我打電話給在東部某州大學執教的小兒談起有關情况，他認爲我少見多怪。他說美國很多地方都有野生梅花鹿，他認識一位朋友的農場占地一百二十英畝（720多畝），樹木多，就有很多梅花鹿出沒。
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少，地多，經濟富裕，文化高，才有如斯境界。以斯坦福大學來說吧，一萬五千學生，只有中山大學三分之一左右，但當年鐵路大王斯坦福老頭弄來一塊32平方公里的土地，比澳門還要大得多！中山大學四個校區加起來是6.3平方公里，在國內算是很大了，但與斯坦福大學相比却瞠乎其後了。于是， 有足够的地方建設學生宿舍和教授住宅，有孩子的研究生可以向學校租住一廳兩房或三房的宿舍，租金比外面大約低一半！宿舍後面還有一個比足球場還要大的大草地，上面有兒童游樂設施，可以讓孩子們在那裏撒野！
一片“天下無賊”的樣子！不過，天下還是有賊。剛到Palo Alto那個周末，楊小凱的高足張居衍教授開車一個多小時來看我，除了教我使用各種電器外，就提醒“不要帶太多現金在身上！”這倒也是。前紐約市長朱利安 尼名望很高，不就是因爲他大刀闊斧改善了紐約的治安狀况嗎？一位1967年就在這裏買了房子的老住戶說：直到70年代乃至80年代初，Palo Alto一些地區，還是吸毒者、小偷和各種犯罪分子出沒的地方，經常麇集大批警察，後來經濟發展了，這些現象才逐步消失。另一著名大學Berkeley加州大學附近的治安也是十幾年來逐漸改善的。貧困和管理不善是滋生罪犯的溫床；從根救起，病菌總會逐步剝落。
再看看斯坦福大學校園中，每隔幾百米就竪立著一條高高的四面寫著911三個白色大字的藍色報警柱，只要一按紅色按鈕，不論是火警、醫療救助還是其他警情， 就會有人迅速趕到，那時就會看見警察了。它提醒人們天下幷不太平。不過，校園以外却沒有看見這樣的報警柱。不是校外無賊；大學獨立自治，校內的警務自己管理，非經同意校外警察無權進入，所以標志也特別一些。我好奇地問過幾位朋友，把911定爲報警電話，是不是2001年911以後改的？答案是本來就是這個 號碼，沒有改動。恐怖分子特意挑選這一天製造蔑視生命、摧毀財富的慘劇，不但是向美國人民挑戰，也是向人類的價值觀念挑戰。不戰勝他們，全世界都不得安寧！
話得說回來，人口不多，確實是發展的有利條件。真有點妒忌美國佬，上帝偏心眼，太照顧他們了！不過，回頭一想，比美國地廣人稀的國家還有幾個，他們的情况 似乎幷不十分如意。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以後，人家就沒有內戰了，安定加上制度建構比較合理，國民的手脚沒有被綁住，隨便說，放手幹，經過50年奮鬥， 經濟就在世界上獨占鰲頭了；再經過長期爬糞、揭黑，法治和自由牢牢生根，一個超級大國終于屹立世界。心潮澎湃，忽發遐想：破除早已過時的清規戒律，鬆綁， 解放，批評，監督，讓自由和憲政落到實處，文革結束後50年，中國也會出現一派富而有序自由開放的氣象吧？
2007年11月18日星期日于美國加州Palo Alto
刊登于《南方周末》2008年1月17日寫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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