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層政治紀實作品被曝造假 九位前領導人後代集體質疑(南方報業)


高層政治紀實作品被曝造假
九位前領導人後代集體質疑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蘇永通 實習生 李赫然 2009-07-30 00:48:14

根據《政壇秘聞錄——前中共政要訪談》(1998年5月出版)等作品,師東兵至少采訪了三位党的主席或總書記、一位党的副主席、五位政治局常委、九位政治局委員。"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稱,"師東兵誹謗和傷害的成員,可以組成一届中央政治局"。

上述党和國家前領導人的子女,全都發表聲明,否認師東兵曾采訪過他們的父輩。

師東兵則表示,事情已經超出私人範疇,含有政治目的。

一切爭議最關鍵的問題是:師東兵有沒有采訪過這些當事人?

九位党和國家前領導人後代,日前對一系列涉及父輩的政治紀實作品提出强烈質疑,這些作品均出自一個名爲"師東兵"的作者之手。

師東兵是誰?

深圳市市長許宗衡落馬不久,他就頻頻出現在相關案件的報道中,他在博客中稱,自己曾遭許宗衡迫害,後來舉報了許。

師東兵自己也承認,許多人是經過許宗衡事件之後,才認識了他。

但他似乎應該很有名,他稱自己已著述三千多萬字,他所認可的個人網站,稱之爲"文學史上最敢講真話的作家",是以寫高層政治和軍事風雲、社會上的重大事件爲主的"紀實文學作家"。

師東兵還表示,當自己撰寫《早逝的年華》後,胡耀邦夫人李昭贊他是"文學上的包公"。 但現在,胡耀邦與李昭的長子胡德平對此予以否認,幷公開表態師東兵采訪胡耀邦純屬造假。

根據《政壇秘聞錄——前中共政要訪談》(1998年5月出版)等作品,師東兵至少采訪了三位党的主席或總書記(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一位黨的副主席(汪東興),五位政治局常委(華、胡、趙、汪,加上陳伯達),九位政治局委員(五位常委加上紀登奎、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稱,"師東兵誹謗和傷害的成員,可以組成一届中央政治局"。

包括胡德平在內,上述9位前党和國家領導人的子女,全都發表聲明,否認師東兵曾采訪過他們的父輩。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了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汪東興之女汪延群、紀登奎之子紀坡民和陳伯達之子陳曉農。

師東兵則表示,事情已經超出私人範疇,已演變成一場"政治鬥爭"。

師東兵稱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曾兩度入獄。2006年師東兵再度身陷囹圄,則是"被許宗衡迫害"。許仕途起于湖南,本報記者查實,師東兵爲前湖南省委書記王茂林所作的傳記,曾遭到舉報。師東兵說他曾向上面推薦王茂林,而後,又推薦過許宗衡,但否認爲他人買官。

被"迫害"的師東兵被一些人捧爲"反腐鬥士",也被質疑是"買官賣官的掮客"。記者瞭解到,師東兵"被許宗衡迫害",罪名是詐騙,而他目前正在打的一場官司,亦涉及詐騙爭議。

師東兵幷非個案。他寫的政治類作品,絕大多數在香港出版。而目前在內地,與領導人相關的著述還未能滿足人們需求。因其稀缺,撰寫高層政治的作者往往具有了"特殊色彩"。"這種色彩很可能被人自覺不自覺地利用。"一位相關人士說。

師對本報記者說,境外各種謠言很多,他的書可以闢謠,他還以"草根"的角度說:"不能只聽當事人的話來編歷史","列寧從來不相信回憶錄"。學歷史出身的胡德平說,他贊成可以有不同的歷史觀,但堅决反對編造歷史事實。

集體否定師東兵

胡德平質疑師東兵,始于去年9月,"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主辦的電子刊物《耀邦研究》,刊登了四位學者對師東兵"歪曲胡耀邦與華國鋒關係"的質疑文章。

2008年8月31日,原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去世,有網友將師東兵《政壇秘聞錄》中胡耀邦對華國鋒的評價在網上傳播。

在題爲《"成功者是不受歷史懲罰的"——訪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文章中,胡耀邦稱華國鋒"其實一點也不老實","是20世紀70年代的王莽 ","謙恭在外奸詐在心","'四人幫'所幹的壞事,他幾乎統統有份";胡還對鄧小平、陳雲說,"如果現在我們給這個人留下政治上的活口,一旦我們百年之後,他是非挖我們的祖墳不可!"《耀邦研究》所刊登專題,直指師東兵造假,力證胡耀邦對華國鋒的尊重,胡始終認爲華是"工作上優秀、有魄力、很忠厚老實的人"。華後來因"兩個凡是"和新的個人崇拜問題被批評,幷辭去領導職務,師文的解釋是,胡力阻華進政治局。"我父親堅持應保留他當副主席,這是衆所皆知的。"胡德平說。"胡耀邦史料信息網"還得到授權,轉載發表華國鋒家屬今年3月在"華國鋒紀念網"上發表的聲明,求證幷引用了去年5月一家網站發表的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親屬聯名的聲明,均稱師東兵所謂訪談系編造;"胡耀邦史料信息網"還通過學者閻長貴,采訪了汪東興女兒汪延群和紀登奎兒子紀坡民,網站還轉述趙家子女對師東兵采訪趙紫陽一事的態度——"幷無此事,看後很生氣"。

自此,書中涉及的9位重要領導人家屬都已經全部出面。

一切爭議最關鍵的問題是:師東兵有沒有采訪過這些當事人?

師所寫胡耀邦訪談中說:"1988年春天,我兩次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中南海附近的一條胡同裏,敲開了胡耀邦同志的院門,在他的客廳和胡耀邦同志談了兩次話。"他說的情形是,當時一領導人電話和胡約好,一位中顧委常委陪同他前往胡府,"是坐著車進去的","既不需要向警衛通報我們的姓名,警衛也無權過問,談話過程只是我們三個人的"。

胡耀邦的前秘書高勇回憶,1988年春節到四月,胡耀邦一直在住院,出院後到河北考察;當時胡耀邦的警衛秘書李漢平說,師不可能坐車進去,因爲胡家有臺階,凡要見胡的人,都須經他聯繫安排,除了中央領導人以及熟人外,陌生人都被拒之門外;胡辭職後仍保留領導人待遇,李漢平負有保衛職責。

師東兵則認爲,高勇、李漢平均無資格與其辯論。"你有資格跟我對話嗎?你是當事人?工作人員,我見面沒有經過你。"

他的另一重要依據是,在他撰寫關于胡耀邦的作品《早逝的年華》出版後,胡的兩個兒子曾與其見面,但均未提出任何意見。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師東兵先是說胡德平"沒有發表意見",隨即又說,"發表意見都是高度評價的"。

胡德平回憶說,他在1990年代末見師東兵的原因,是因爲他聽說師的名字和作品,有必要向其澄清一些事實,特別是胡與華的關係。

另一位當事人陳伯達之子陳曉農說,1998年,有朋友從香港將《政壇秘聞錄》複印回來,看完後,他感覺"都是杜撰"。師文未注明采訪具體時間和地點。"每次回家,我爸爸都會說誰來了。"負責照顧陳伯達的陳曉農說,其愛人長期在家,也未見師東兵造訪。上海作家葉永烈1993年出版《陳伯達傳》,葉永烈稱,自己是"陳伯達的唯一采訪者",陳曉農證實,在葉最後一次采訪七天后,陳伯達因病去世。

師在博客中貼出與華國鋒及其夫人的合影。汪東興的女兒汪延群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汪東興曾詢問華是否接受過師東兵的采訪,華說根本沒見過師東兵本人。汪延群質疑師與華夫婦的合影系造假。

在《政壇秘聞錄》涉及的9位前國家領導人中,已經94歲高齡的汪東興是目前惟一仍在世的。師東兵在其博客中稱,"師某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在湖南九所的七號樓(現在分成蓉園賓館),曾和汪東興相見幷談話"。

汪延群予以否認。汪東興1996年曾去湖南,她全程陪同,在長沙只住了一夜,"怎麽能見他呢?"而師的解釋是,"我看到她,她可能不認識我。"

原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之子紀坡民直接指出,師東兵"在80年代最後一個秋高氣爽季節"不可能采訪到紀登奎,其父已于1988年因病去世。

師東兵描述了紀登奎"照本宣科"的樣子:紀在師面前拿出一個又一個文件,念給他聽,"我好像看到了紀登奎在給他的部下傳達中央文件的樣子,他儼然把我看作了是來聽他傳達什麽指示的人了",而紀坡民說,其父口才不錯,從未一味念文件,而且,自1980年辭職後,按照規定文件全部上交中央,"拉了整整一 卡車,從此以後,我們家裏己經沒有存放任何中央文件"。

葉劍英侄子葉選基看完《政壇秘聞錄》後,指稱師東兵沒有基本準則,"他竟然借朱仲麗(王稼祥夫人)之口,對賀子珍個人生活進行非常惡毒的人身攻擊,對毛主席和賀子珍都是極大的傷害。"

"野史"爲何飄香

如果不是因爲舊事被重提,胡德平幷不打算出面。直到去年華國鋒去世之際,師東兵書中的觀點,在互聯網被到處轉載,"造成了不好的社會影響",胡德平站了出來。

師東兵稱,他已經出版了一百多部、三千多萬字作品,其"代表作"包括:《文化大革命系列》、《短暫的春秋》、《廬山真面目》、《鐵窗餘生錄》、《政壇秘聞錄》、《選擇突破口》、《懷仁堂政變》等,而這些圖書,大都在香港出版。

這些書,多完成和出版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師東兵質疑胡德平等人:爲何在書出版之時不出來澄清,特別是一些當事人仍健在之時?

"把人殺死之後立即報案,和十年後報案能一樣嗎?殺人報案,現場痕迹很好破案,你不報案。二十年後,痕迹都已銷毀,辦案難度非常大,(現在)你報案,是何意思?"師東兵說,"你叫誰能够給你把證據、痕迹(保存)那麽真實?現在,不是政治目的是什麽,政治目的已經變成行動!"

胡德平說,《政壇秘聞錄》1998年才出版,而1989年胡耀邦已經去世,這本書在香港出版,許多人根本看不到。

本報記者查實,1998年,這本訪談錄涉及的前領導人物中,胡耀邦(1989)、陳伯達(1989)、紀登奎(1988)、黃永勝(1983)已經去世。

記者問及采訪胡耀邦時是否錄音,他說:"這個我不能講到具體的,我們現在在打仗期間,打仗期間雙方的兵力、武器配備都是保密的,都是軍事機密。如果我告訴他掌握了什麽,都是從攻擊敵人的薄弱點開始。"另外,他說,必須爲信息源保密。

按照傳記所述,師東兵曾在"文革"中,暗中通知一位國家領導人的母親,使其免受批鬥,"文革"後,他到北京見到了這位"山西老革命",幷因此得以認識更多同鄉的"老革命家"以及當時山西省政要。由此,他獲得了高層的人脉關係和許多資料。

對于師東兵而言,最有影響力的莫過于描寫華國鋒的《短暫的春秋》,其傳記描述,國內盜版不斷,黑市上的價格暴漲又屢次脫銷;"中央一位資深的老政治家"說:"沒有對黨的知識的透徹瞭解和對黨的歷史的潜心探討,是絕對寫不出這樣成功的作品的。"

但受訪的前領導人子女以及學者,從"歷史常識"角度,對師東兵進行批駁。

胡耀邦的秘書、原中央文獻研究室秘書長高勇指出,師文說在鄧小平保護下,團中央胡啓立等人和《中國青年報》的問題未被追究,"反右派時,胡啓立沒有任何問題,何來鄧小平保護!"

高勇說,他不可能逐一駁斥師文,"我不可能給他重寫一本書吧?"

陳曉農讀完了《政壇秘聞錄》,"明眼人一看就是假的",但他認爲師文沒有特別的誣陷和攻擊,就不予計較了。即使他想要反擊,也有困難,"他鑽了空子,我們這些人比較背,拿他沒辦法"。

陳伯達在"四人幫"倒臺後獲刑,入獄。《政壇秘聞錄》中所涉及的領導人和其他政要,幾乎多爲非正常離職的人物,尤其是原"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些成員。

即使在定論上未有嚴重錯誤的領導人,也保持了低調和沉默。一切以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爲准。

汪東興辭職後,除了偶爾給《中華兒女》、《黨史博覽》這類雜志提供紀念性文章,他從未接受任何媒體采訪,包括上門來的中央電視臺。

"他不講假話。因爲他是一名老共産黨員,他要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黨不讓講的話他不能講。"汪東興的女兒汪延群說。

汪延群透露,汪關于粉碎"四人幫"的書已經寫好8年時間了,但一直在等待出版批准。許多境外出版社的邀約,都被他拒絕。"因爲他有一個緊箍咒念著,他是共産黨的人,他的東西就要共産黨人給他出,他的東西不能拿到香港去。"

在內地,與党和國家領導人相關的著述出版,是嚴格的組織行爲。對于領導人的文選、傳記、回憶錄的出版,均有嚴格規定。

1990年,相關部門規定,描寫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著作,所述史實一定要準確,觀點必須符合黨中央《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1945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1981年)以及中央有關文件的精神。

"党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主要是指:現任或曾任黨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國家主席、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主席。

出版單位限制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等幾大中央出版社以及省級人民出版社,出版機構選題須報批。

本報初步統計,出版選集(文選、文集)的党的領導人近30人,其中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名義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爲最高規格。

享受這一規格待遇的,此前有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任弼時、葉劍英、彭真等人。2006年,《江澤民文選》出版。

即使是個人組織編寫的作品,也需要經過嚴格的程序。

涉及"文革"史領域,三十多年來,經過官方批准出版的著作仍屈指可數。比如高皋、嚴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王年一的《大動亂 的年代》(1988),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和《"文化大革命"簡史》(1996)。而與"文革"史密切相關的領導人物作品,只有上海作家葉永烈的《"四人幫"全傳》、《陳伯達傳》等寥寥幾本。

不過,本報記者發現,從地攤和舊書市場,却可獲得不少人物傳記。內蒙古的兩家出版社均曾出版作者爲"師東兵"的《汪東興傳》,但師否認是其所著,一些挂著正規出版社名義出版的領導人書籍,疑爲假書。

華國鋒、汪東興所看到的師東兵的書,均來自地攤。師東兵抱怨,自己的書被內地大量盜版。

而許多假書,盜版自香港出版的政治圖書。越來越多前政要選擇在香港出版著作。在香港,沒有出版管理制度,史實真假,完全憑讀者自己判斷。師東兵宣稱,自己是"文責自負"。江青前秘書閻長貴說,自己確曾接受師東兵采訪,而其原稿仍在他家裏,"我改完了之後,他沒再要。"閻至今尚未看到《政壇秘聞錄》 有關自己的訪談。

"野史"與假書現象,由來已久,現在新的傳播途徑是互聯網。胡耀邦史料信息網與師東兵之爭,正是起于網絡。本報記者發現,師東兵的作品在許多論壇上被質疑,但也有部分網友說他"寫出了歷史真相"。

"野史"和假書現象,考驗著正史解釋歷史和引導思想的能力。

胡德平說,在黨的一次正式會議上,他曾建議"在一定範圍內,對公開發表的東西事實真假、黑白進行審核,事實絕不能錯"。

中央黨校黨史部一位教授說,其實"文革"研究談不上禁區,只是比較謹慎。比如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2005年再次出版。

作爲知名黨史專家,這位教授幷不排斥紀實文學,"有些紀實文學還是很有價值的",能爲專業研究提供一些歷史當事人證言,他覺得師東兵的書,歷史大框架和大事件基本沒問題,但太多細節屬于不合理想像,背離基本史實。

這位專家和許多瞭解師東兵的人一樣,要求匿名,"以免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煩"。他提及了許宗衡案。

不在領導位置的政治活動家?

師東兵到底有何背景?

傳記多次評價這個作家很"神秘",這源于他與"山西老革命"等政要的交往。比如,當他的《决定中國命運的二十八天》在香港出版後,"有人斷言:'師東兵是一個軍隊的神秘作家'"。
師東兵在各種書中,經常刊登一些他與"老革命"的照片。還有一張是在天安門前,他拿著黑色的手機,圖片說明是:來自紅墻內的電話。

按照傳記以及師東兵助手的說法,其收藏大量"文革"資料以及書籍,但師拒絕各路記者到他家裏采訪的要求。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是在他北京寓所附近的團結湖公園裏,他身邊的助手是一位退伍武警。而"師東兵網",他說是某省台辦有人幫其辦的。師東兵還强調,自己的博客是網站幫忙開設的,非自己申請。

采訪別人,或者被采訪,師東兵經常使用"會見"一詞,有時候,他不說"我"而直接自稱"師東兵"。被采訪時,師東兵習慣地掏出自己的錄音筆,他還習慣在一些媒體發表文章前,在博客上貼出"答記者問"。

儘管沒有從政,作爲作家的師東兵,未能擺脫政治的是是非非。傳記引用"一位熟悉師東兵的記者"的評價,師東兵是一位"不在領導位置的政治活動家"。

在傳記、網站、博客中的他,經常是一些高層領導的座上賓。"什麽級別的領導都有。人家久仰我,好久之前看到過我的作品。但是也有些領導見我,目的很清楚,就是想瞭解你書裏某一個事的詳細情節是什麽。見了以後當然很客氣,吃飯,師老師,林彪當時怎麽回事?"師東兵說。他在博客中描述,許宗衡將他當大哥,甚至想拜他爲師。

許宗衡今年6月落馬後,師東兵就在博客上貼出相關文章,稱自己舉報了許宗衡。博文稱,2004年10月底,任深圳市常務副市長的許宗衡,通過中間人將其請到深圳,"甜言蜜語地讓我盡力幫助他當市長"。許宗衡1993年之前在湖南任職。師贈予許《今日湖南》畫册。湖南作家、《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張揚向本報記者坦承,他將《從礦工到省委書記》寄給一些中央領導人,幷發出舉報信。

199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辦公廳聯合發文",師東兵前往長沙主編畫册《今日湖南》,此前,他出版了描寫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王茂林的傳記《從礦工 到省委書記》,但未料到被當作歌功頌德之作和"最新式的政治腐敗"舉報到中央。師在王任太原市市長時與其結識。師亦曾在香港出版《太原新貌》畫册。

而師東兵舉報許宗衡,則是因其遭受許宗衡"迫害"。兩人在2006年3月"决裂",2006年4月師東兵被深圳市公安局拘傳,直到9月30日取保候審。師東兵說,許報復他,是因爲他拒絕替許宗衡索賄。

師東兵的博客文章以及與許宗衡的合影,很快被許多媒體轉載,幷被當做舉報人采訪。不過,在其樹立"反腐英雄"形象的同時,却有網友開始質疑:師東兵是不是買官賣官的掮客?

師東兵還險被深圳檢方起訴。他的女兒師建麗所寫的一篇文章中稱,其中一個"被害人"確曾給師東兵十多萬元,但"那都是因我父親往來北京、深圳幫他辦事,他給的一些'跑腿費',我父親從來沒有主動向他索要或騙取過錢財"。

師東兵向本報記者承認,自己確曾給中央部門他認識的領導幹部寫信,但不是買官賣官,因當時許已被定爲市長候選人,只是受到一些領導反對。在山西時,師就曾給中央寫信,反映當地的一些人事安排問題。從傳記中可見,給中央寫信反映各種問題,是師東兵自"文革"以來的習慣。

而師認爲自己的信可以被中央領導看到,是"因爲我是個作家,我寫的作品是高層政治,所以高層領導能瞭解"。但網上流傳甚廣的一種說法是,許宗衡報復師東兵,是因爲他發現師根本不認識什麽中央領導。

7月25日,師東兵"第七次答記者問",稱他兩三年前已經獲悉"許宗衡餘孽"要追殺他的消息,對于其作品真實性所遭到的質疑,他說,"歷史需要有膽識的人來寫"。

師東兵還說,其博客裏天天攻擊他的,是"某民航一個處級幹部"。本報記者瞭解到,雙方均指責對方詐騙,此案正在審理中。

清貧與富貴(梁文道)


清貧與富貴

梁文道

我在臺灣念小學的時候,有一個同學是軍人子弟,他的父親大概很早就退伍了,所以沒有領到太多的長俸和福利,後來務農為生,日子過得很辛苦。雖然貧困,但他家的桌子總是擦得一塵不染,廁所地板亮得反光。每次到他家吃飯,我都震懾于老伯伯一口洪亮的山東腔,以及他那威嚴的儀容。而他的孩子,我這位同學,儘管一身舊衣早就洗得發白,卻永遠穿戴得整整齊齊,一絲不苟。最近偶爾憶起童年往事,念及他家那極盡簡樸的陳設,窗明几淨,堂堂正正,我才赫然想起,這就是古人所說的"清貧"。

清貧,也就是貧而不賤,且有一股自重自尊的清氣。這種人窮則窮矣,然尊嚴所在,絕不容人輕視貶抑半分,不食嗟來之食,不以媚色示人,任何人見他,都還得敬他三分。幼年在台,成年在港,我都曾見過不少這種清貧寒士,或者是朝氣勃勃的菜園老農,或者是精神抖擻的焊鐵工人。他們面目明朗,好像自己正在幹一件天下間頂重要的事似的。

上個月我與陳丹青先生參加一場活動。活動快開始了,門外還站著一大堆人。陳丹青問場地經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後者說是為了安全,不能讓人人入場。進得會堂,我們發現空間其實多的是,於是陳先生出去交涉,要求放人進來,我則請前排觀眾一起挪椅子,好騰出位置讓其他人有地方站。

正當大家開始動手搬座椅之際,現場的保安人員突然用手按住站起來的觀眾,同時大喝:"幹什麼!統統不許動,回去!回去!"態度相當粗悍。不論我如何解釋,他們亦充耳不聞,場面開始變得有點混亂。然後管理人員聞聲而至,看看裏頭究竟在鬧什麼。動氣的我告訴經理:"你的保安罵人呀!"於是她對著一位保安隨手一指:"你!撤!"這時,一位冷靜的觀眾適時指出我的錯誤:"他並沒有罵人。"

沒錯,那位保安的確沒開口罵人,他只不過是氣勢有點凶、語氣有點暴罷了。說他罵人,只是我自己實在看不慣。然而,我又怎麼會看不慣呢?全國各地,這類保安人員的粗野言行我早就碰到過不知多少回了。他們似乎只有兩種態度,不是對著貴客恭敬行禮,就是在需要的時候聲色俱厲,幾乎沒有任何中間地帶。

又有人提醒我,城裏這些保安多半是農村來的民工。我也曉得,他們只是在執行命令。每次遇到問題,他們只能依照上級指示維護"安全",不敢自己做主變通。因為他們從來不被賦予這種權力,他們的工作就是聽話。每次執行任務,他們的方法往往就是高聲斥喝越出界限的人群,甚至動手拉扯不守規矩的傢伙。除此之外,他們不知道還有其他更加溫和的表達方式。因為或許他們自己平常就是被人這樣子對待的(我想起了那一聲"你!撤!")。

幾天之後,我在一家餐館晚飯,去洗手間的時候路過一間房門半開的包間,裏頭傳來陣陣怒吼。我本能地走慢幾步,看見房裏一位喝紅了臉的人正在痛駡一個低著頭的服務生,他叫道:"我這身衣服你賠得起嗎?你老闆還得叫我大爺呢!你這XX混蛋!"我馬上就想起那天那一位盡忠職守的保安,不是因為他當時的態度很接近眼前這位"大爺",而是他的樣子很像這個嚇得縮起了身子的服務員。

兩年前清華大學的孫立平教授寫過一篇很好的文章,題目叫做《窮人的尊嚴與不羞辱》。他認為貧富差距的惡化,使得很多弱者根本連飯碗都很難保得住,更不用說要保住自己的尊嚴了。那麼,我們的社會能夠維護他們嗎?不能。因為這是一個嫌貧愛富的時代,城市主流如此,甚至連公權力也是如此。在車站廣場前驅趕民工的公安可曾顯示過尊重?在街道上追打小販的城管可曾表露過善意?建立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階級分野最巨大的國家,而且這種分野還不只是權力與財富的區別,更是尊嚴分配的區別;窮人與弱者的尊嚴,就和他們的財產一樣稀缺。

因為《公共人的衰落》而漸為中國讀者認識的社會思想家桑內特(Richard Sennet)還有另外一本廣受好評的著作:《尊敬》(Respect)。儘管他主要談的是西方成熟資本主義社會,但是我們讀來卻一點也不陌生,那種尊嚴喪盡的情況原來大家都有。只不過中國的問題或許還要更嚴重些,比較類似蘇聯當年的情況:"不相連與疏離標誌了蘇維埃帝國的日常生活……旁觀成為一種生存之道。"每一個人都變成孤立的原子,每一段人倫關係都曾被體制割斷,傳統的守望相助退化成冷漠相對,只剩下權力高低之間的從屬關係還在發揮作用。

然後,無情的市場競爭就進來了,情況只有變得更壞。

有意思的是,尊敬一定是雙向的:"以敬待人不能單靠命令就會自動出現,它還是種互相承認。互相承認則需要協商的存在,它涉及個體人格與社會結構的龐雜性"。用大白話講,這就是面子。當那位元"大爺"覺得服務生不給自己面子、因而當眾羞辱他的時候,他也許不知道這種粗暴本身就是很丟臉的行為。弱者飽遭欺淩,並不表示欺人的強者就因此得到尊嚴;恰恰相反,尊嚴與面子是人際的舞蹈,任何一個剝奪他人尊嚴的人,都不可能是個體面的君子。

難怪這個社會不只再也看不見"清貧",而且連"富貴"也都幾近消亡。富貴也者,既富且貴;今日中國有多少富人身上是帶著貴氣的呢?所以我願意為孫立平的觀點添上一筆注腳:除了窮人與弱者,現在的富豪和強者其實也不見得很有尊嚴。

《一九八四》:60年後,60年前(南方報業)

http://epaper.nddaily.com/C/html/2009-06/28/content_830639.htm

《一九八四》:60年後,60年前

2009年6月28日 稿源:南方都市報

1949年6月8日,喬治•奧威爾的反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出版,成爲最具20世紀特色的文學經典之一,影響極其深遠。60年後的今天,即便世易時移,它仍然常讀常新,不斷喚起老讀者與新青年的共鳴,故從不失其重大意義。

書中的一些新創詞語,如"老大哥"(Big Brother)、"雙重思想"(doublethink)、"新話"(newspeak,指意識形態語言)、"真理部"(M inistry of Truth)和"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不僅進入了英語政治語彙,也以其他語言的譯文通行于世。甚至"奧威爾式的"(O rwellian)也被收入字典,用以形容因嚴苛統治而失去人性的社會,時刻提醒我們,擁有無上權力的國家機器既控制人身,更鉗制思想。

1989年之後,西方以爲自由世界大勝,歷史可以宣告終結,但經歷最近20年的腥風血雨,奧威爾預言的夢魘依舊揮之不去。本月,歐美報刊廣泛紀念《一九八四》出版60周年,在向奧威爾致敬的同時,也提醒人們,這世上仍有許多地方無法自由呼吸,思想仍然可能被宣判有罪,即便在自己身邊,如果疏于自衛,自由也隨時可能失去。

60年來,《一九八四》不僅以書的形式影響著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還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廣播劇、舞臺劇、音樂劇、網絡版連環漫畫,甚至還有一檔發端于英國、紅遍全世界的電視真人秀《老大哥》。

BBC公布奧威爾檔案

英國廣播公司(BBC)日前在其網站上公布了19份奧威爾檔案———二戰期間,他曾在該台東方部全職工作兩年。《泰晤士報》從中挑出一份備忘錄,系BBC當年主管海外業務的JB•克拉克寫于1943年1月19日,文中對奧威爾(本名埃裏克•阿瑟•布萊爾)的播音大爲難過,指其語音單調而毫無生氣,幷建議將他調離一綫,不准再碰麥克風。

奧威爾的播音沒有錄音存世,但同代人無疑對他乾巴巴的語音頗有印象。西班牙內戰期間,他曾被子彈擊中咽喉,彈孔猶存。他又是老烟槍,且患肺結核多年,講話之無力可想而知。其傳記作者大衛•泰勒也披露,奧威爾總想掩飾自己的伊頓口音,遂故意用聽起來不那麽精英的"河口音"講話。畫家盧西安•弗洛伊德回憶,屋裏要是人多些,奧威爾的講話就聽不清了;如果置身嘈雜的晚會,他索性啥也不說。

BBC此番公布的檔案中,還有奧威爾與台方入職談判期間的信函。布萊爾先生在信中要求得到作爲"喬治•奧威爾"能够擁有的言論自由,而不受限于英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和BBC戰時的宣傳宗旨,以免文名受損,被戰友弃作"叛徒"。奧威爾是有名的左翼人士,一貫秉持反帝立場,顯然與英國當時的東方政策、特別是其印度政策不合拍。

BBC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他仍然在1943年9月遞交了辭呈,理由既非嗓音難聽,亦非受到台方審查,而是由于認識到"我正在浪費自己的時間和公衆的金錢于無結果之工作。我相信在當下的政治環境中,英國對印度的宣傳廣播乃幾無希望的使命"。

人生苦短,他更大的願望是早點遠離體制,回家寫小說,寫他的《最後一個歐洲人》,即後來的《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害死了奧威爾

1946年5月,奧威爾坐上火車,逃離倫敦,一路北行,抵達內赫布裏底群島中的朱拉島,專心寫書。

他不到43歲,却已喪偶一年,鰥夫帶小兒。孤獨及恐懼,驅使他連續向漂亮女青年求婚,甚至以對方能儘早做寡婦,享受版稅遺産爲誘餌,却均告失利。他已因肺病而咳血,又不想人知。以他的性格,蘇格蘭偏僻的怪石小島看似合適的遁世、療傷與寫作之所在。

朱拉島上的生活何其死寂,又何其凶險!以他的肺癆之身,應該南遷療養,而不是北行賣命。肺流血心也流血的作家,獨處荒凉的外島,還要自托使命,以紙筆預言未來的夢魘。西班牙內戰,二戰的浩劫,哪一樣不是極權的血光之灾,此時一股腦涌上心間。

在《我爲什麽寫作》一書中,他這樣寫道:"寫書是一場可怕的、令人力竭的鬥爭,好比與病痛的漫長較量。如果人未被心魔驅策,對它既不能反抗,也不能理解,便永不能承擔此事。說這心魔與嬰兒號啕以求注意的本能同源,亦無不可。而非經長久苦鬥,消弭個性,便無法寫出可讀之物,則亦謂爲信然。"

麥克魯姆說,奧威爾簡直自尋絕路。朱拉島上的老屋建于崎嶇亂石的空隙,四間逼仄小屋,生活幾近原始,沒電,也沒電話,燒飯用卡樂氣,取暖用泥煤和石蠟。一台電池收音機是他僅有的與外界單向聯絡的工具。他來到島上,只帶一張行軍床,一桌二椅,少許鍋盤。斯巴達人的簡單生活,只令他專注于工作。當地老鄉記得這位布萊爾先生:瘦高個兒,面無血色,臉帶憂傷。他仍舊吸烟———不是香烟,是用粗黑烟絲手卷的大炮,一干起活兒來,室內空氣便污濁不堪。他在其中隱現,恍如霧中的餓鬼。但工作進展順利。1947年7月底,他致信其出版人,已完成初稿,後又稱再需六個月打磨。不料他與幼兒及親友泛舟海上,意外翻船,幸無人溺亡,奧威爾的病肺却被冰冷海水所傷,隨後兩月,他陷入重病,却狂熱地投入謄改工作。打字機在荒島老屋裏乒乒乓乓響著,終日不停。真要命啊!11月,他終于癱倒在床,"病得要死。"他在信中說。

他不得不住院就醫,一度轉危爲安,却在出院前收到出版商的催稿信,要求他務必在12月前交稿。事後證明,這封信等于"又往他的棺材上釘了顆釘子"———奧威爾死定了。

他回到朱拉,繼續改稿。由于無法坐在椅子上工作,他索性抱著打字機上了床,自述在核戰爭的陰影中,"與這本該死的書做最後的鬥爭。"11月中旬,他幾乎已無法下床,却拒絕友人的幫助,執意親手打出最後一稿。

1949年6月8日,《一九八四》在英國出版,五天后在美國上市,幷立刻被視爲杰作。轉年1月21日淩晨,在倫敦大學學院醫院,46歲的奧威爾肺動脉突然迸裂,造成體內大出血。護士來看他時,他已經死在了病床上。

1988年,董樂山譯《一九八四》由花城出版社首次公開發行中譯本。當然這20多年來,對此書公開的、浮皮潦草的討論,遠遠不及它實際的影響那般巨大。

俄羅斯官員曬錢包(南方報系)

俄羅斯官員曬錢包

作者: 郭懿芝 2009-07-13 14:12:20

5月18日,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連下五道總統令,專門就俄羅斯政府高級官員及其家屬的收入情况、財産情况定期申報問題詳加規定。該命令在5月20日的《俄羅斯報》上全文公布之後,俄羅斯總統辦公廳主任謝爾蓋•納雷什金又進一步解釋說,不進行申報或者提供虛假申報內容的政府官員及其家庭成員,將受到被辭退等措施的嚴厲懲罰。那些習慣了官場潜規則的俄羅斯官員們,已經不得不開 始正視來自克里姆林宮"陽光政策"的威脅。

俄官員錢包都很鼓


由于俄羅斯的政治及經濟體制轉型,都是通過陣痛式的方法在短時間內實現的,因此,在以私有化爲代表的國家及社會財富向私人流轉的過程中,權錢交易就成爲了俄羅斯經濟生活中的一種常態。

俄羅斯1996年的總統大選甚至一度被經濟寡頭集團所控制,幷最終形成了俄羅斯政壇獨特的"寡頭幹政"及總統擁有"家族勢力集團"的特點。儘管在普京出任總統的8年時間裏,"寡頭幹政"的現象已經成爲過去,但由于腐敗的潜規則已經貫穿到了俄羅斯經濟生活中的每個細節,高油價却又部分掩蓋了腐敗對經濟生活的惡劣影響,再加之普京出掌克里姆林宮期間的工作重點是借重塑俄羅斯國際形象來加强俄羅斯的民族凝聚力,因此,儘管普京作爲總統也曾多次出重拳打擊腐敗的俄羅斯官員,但腐敗仍然成爲俄羅斯官員的一大特色:據國際非政府反貪組織"國際透明組織"發表的2008年度調查報告顯示:俄羅斯的廉潔情况在世界180個國家的排名中僅列第147位。莫斯科的《新消息報》在解讀這一排位時更是明確指出,俄羅斯的腐敗程度已達到了近8年來的最高水平。此外,據俄羅斯社會輿論基金會2008年9月提供的一份調查數據顯示:有29%的俄羅斯人曾被迫行賄經常被迫行賄的企業家更高達56%,而且,即使是在那些從未行賄過的人中,也有44%準備向俄政府公職人員行賄。至于官員最爲聚集的莫斯科市,自然就成爲了腐敗程度最嚴重的俄羅斯城市——42%的莫斯科人承認曾向公職人員行過賄

權力與金錢的互動,必然會讓掌握了國家公權的政府官員們擁有大量的財富,而大量的財富又會讓政客一直牢牢握緊手中的權力:曾擔任過副總理的丘拜斯現在已經是俄羅斯的電力大王;俄羅斯超級富豪阿布拉莫維奇則曾擔任楚科奇州州長多年;至于號稱俄政壇"常青樹"的莫斯科市長盧日科夫,其妻子葉連娜是俄羅斯第一女富豪甚至已是國際社會人所共知的秘密。

權力與金錢的這種密切互動,最終勢必會讓社會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據俄羅斯內務部長顧問庫裏科夫去年底透露,2008年僅企業家用于收買官員的行賄總額就在335億美元左右,而民間各種好處費金額也應在30億美元左右。所以,現在受賄官員的總收入,應當已超過俄羅斯聯邦國家預算總額的三分之一。

擁有了大量灰色收入的俄羅斯官員們,爲了通過銀行和信貸機構洗白受賄款,勢必會影響俄經濟生活中的命脉——金融信貸部門,幷導致該領域職業犯罪率的提高:2005年,俄羅斯警方總共才破獲了3.5萬宗案件,但到了2007年,俄政府僅查處的金融犯罪案就達到了7.4萬起,而這些案件帶給國家和個人的經濟損失則高達9.9億美元。

此外,俄羅斯的腐敗風氣,最終也影響到了俄軍隊系統:據俄聯邦總檢察院軍事偵查局局長亞歷山大•索羅奇金將軍透露,僅在2008年,俄軍因貪污問題 所造成的損失就高達6392萬美元。而因貪污被懲處的軍官中,甚至包括了俄軍鐵道兵副司令葉夫根尼•科爾尼申中將這樣的高級將領——科爾尼申將軍被控利用職務之便侵占了巨額錢款及總值超過16萬美元的一處兩居室套房。

克里姆林宮的陽光政策

面對官員們損害國家利益中飽私囊的腐敗行爲,出身"講究對國家絕對忠誠的安全部門"的普京,應當是深惡痛絕的。因此,2004年連任俄總統之後,在政壇上權力趨穩定的他也曾數度掀起廉政風暴,2006年時甚至曾創下一夜之間查辦17名高官的紀錄,但是,由于俄羅斯在2006年爲加入世貿組織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幷沒有取得任何結果,俄政府最終失去了整治俄官員腐敗根源——俄羅斯混亂的經濟生活秩序——的最大外在推動力,再加之美國反導系統推進東歐地區,使俄羅斯政府開始疲于應付美國全球壓縮俄戰略生存空間的弧形攻勢,持續走高的石油價格又部分掩蓋了搞好俄羅斯本國投資環境的緊迫性,因此,未能徹底解决腐敗問題成爲了普京2008年離開克里姆林宮時的一大遺憾,幷最終成爲其"接班人"梅德韋杰夫在俄總統大選中高舉的一面旗幟。

雙頭鷹式的"梅普組合"在俄政壇正式運轉不久,逐漸深化了的世界經濟危機在讓石油價格一路走低、外資批量逃離俄羅斯之際,也將俄經濟生活的真實現狀徹底暴露在世人面前,從而成爲了俄羅斯理順其經濟秩序、杜絕官員腐敗行爲的最大內在動因。因此,梅德韋杰夫在入主克里姆林宮之後,馬上組建了直屬于自己的反腐敗委員會,而且,在2008年12月大力推動俄國家杜馬通過《反腐敗法》之後,最終選擇了"公開官員財産狀况"這一最讓民衆感覺痛快的方式,作爲反腐敗工作的突破口。

今年3月初,梅德韋杰夫總統曾公開表示,儘管法律沒有要求總統申報個人收入,但他本人還是决定每年都進行申報,而且他也希望其他官員能够以他爲榜樣:"無論如何,今年我會說到做到。希望其他官員也能效仿我,我是在暗示他們也這樣做。" 不過,顯然對官員的自律沒有特別信心的梅德韋杰夫,最終還是選擇了用制度來管理那些有可能被利欲熏壞的官員之心——3月中旬,克里姆林宮就草擬完成了要求包括總統在內的所有國家公務員每年申報個人收入的命令,幷最終在5月18日出臺了具有法律效力的總統令。而且,克里姆林宮同時還下達了"俄羅斯國有企業及基金會領導人同樣必須進行財産申報"的總統令。此外,6月11日,俄羅斯內務部長努爾加利耶夫將軍公開表示,從2010年1月1日起,警察也必須申報個人收入和財産情况。

在官員財産必須陽光化的總統令頒布之前,4月6日,梅德韋杰夫總統、普京總理及部分俄羅斯高官的財産及收入情况就展示了在公衆面前:2008年,梅德韋杰夫的收入約合13萬美元。私人財産方面,其與夫人共同擁有一套367.8平方米的住宅,在俄羅斯各銀行有9個總數約爲90562.66 美元的賬號。此外,他們還租用了一塊面積爲4700平方米的地。總統夫人斯維特蘭娜則在俄羅斯銀行中擁有一個數目約爲4341.95 美元的賬號,擁有總面積爲32.5平方米的兩個車位及一輛1999年産的"大衆高爾夫"轎車。

普京的收入則比梅德韋杰夫稍好一些:2008年,其收入約爲15萬美元,其中大部分爲工資收入,另有3232.11 美元的軍人退休金。其所擁有的財産爲:一套面積爲77平方米的住宅、一塊面積爲1500平方米的地,還在一個公共車庫中擁有一個車位。除此之外,他還在車庫合作社中擁有相當于一個車位的份額。汽車則有3輛:1960年和1965年産的GAZM-21轎車以及一輛87年産的Skif拖車。普京的夫人柳德米拉2008年沒有收入。

讓官員們的財産處于陽光之下,對于習慣了灰色收入的俄羅斯官僚而言,必定是一種極大的威脅,他們作爲既得利益者的强力反彈也肯定會是一種必然。不過,梅德韋杰夫則公開表示出了一種不屑一顧的態度:"您知道,總統的職務可以免于聽官員們的反感的聲音。"

俄羅斯反腐進行時

鎂光燈聚焦下的梅德韋杰夫高調反腐敗之際,任總統時曾推動俄羅斯批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與美國共同簽署反腐敗宣言——讓俄羅斯的反腐敗與世界開始同步——的普京,則在總理的位置上開始了切實的反腐敗行動。

梅德韋杰夫5月下旬的"陽光令"生效之後,普京在6月1日就下達了嚴查灰色清關等走私行爲的指示,而俄羅斯聯邦高檢則立即將調查目標鎖定了幾乎成爲"灰色清關"代名詞的莫斯科切爾基佐沃大市場:僅在6月份,就已有3名海關高級官員因涉案而先後被捕。而切爾基佐沃大市場的所有者俄羅斯富豪伊斯梅洛夫,儘管已將土耳其作爲其最新基地——其花費14億美元在土耳其打造的豪華酒店已在5月下旬開業——但其在土耳其的日子幷不好過:酒店所在的安塔利亞市市長不但沒有出席該酒店的開業儀式,甚至還指示當地政府部門對其進行是否違規的調查。顯然,在俄羅斯方面的壓力下,對于來自俄羅斯的大量現金流,土耳其政府也是非常謹慎的。

此外,6月22日,前遠東海關局局長埃爾涅斯特•巴赫舍强將軍也被判處5年徒刑:法院認定其2005年以走私方式從中國往俄羅斯運入了515個裝有各種商品的集裝箱,其總價值超過3835萬美元,而俄羅斯國家預算因未足額繳納關稅而蒙受了1438萬美元的損失。

面對梅、普二人配合默契的組合拳,據透明國際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俄羅斯人對政府打擊腐敗行動的有效性評價已悄然發生了些許變化:2007年,只有12%的俄羅斯人認爲這種反腐敗行動有效,但到了2009年上半年,已經有28%的受訪者做出這種評價。

俄羅斯的反腐敗行動,應當是可以定性爲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將個人甚至國家的未來希望系在領導人身上,在俄羅斯是很正常的事情。俄羅斯是一個崇尚威權的國家,只有威權人物才能够將改革徹底地推行下去。現在,普京經過8年的執政,已經在俄羅斯確定了絕對的權威,而其轉而出任總理,就是爲了整頓國內秩序,練好俄羅斯第四次騰飛所需要的內功。

畢竟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及世界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很希望近期結束入世談判的俄羅斯,解决官員腐敗問題、理順國內的經濟秩序、爲國內外投資者創造良好的經濟運行環境是現在的首要任務。因此,儘管梅普組合的反腐敗行動任重而道遠,但擁有了絕對權威的梅普組合已經擁有了鏟除官員腐敗的基本條件。

家庭教育?公民教育?龍應臺的“傷心筆記”(龍應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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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公民教育?龍應台的"傷心筆記"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夏辰 實習生 陳晨 發自廣州 2009-06-24 15:01:57

南方周末:《親愛的安德烈》是一本親子相處的"教育手册"嗎?

龍應台:我覺得完全不是。它倒是可以叫做一個母親的"傷心筆記"。裏面是一個做母親的人,在挫敗中如何試著去跟一個成長中的兒子相處,如何去瞭解他這一代人。我邊做邊跌倒,邊跌倒邊做,是一個飽受挫折的過程。

我誠實地把我嘗試的過程寫出來,那個挫折、困惑、傷心的過程,不管是從父母還是子女的立場,有一點微小的參考價值。所以它不是一個教導手册,它比較是個"受傷筆記"。

龍應台艱難地决定離開10歲的菲利普、14歲的安德烈,離開歐洲到臺北市政府去工作;四年後,在馬英九高票連任之後,她又毅然地决定離開政府,無論如何也不再續任。"我知道,如果現在不退下來的話,我跟孩子就不可能再有親密共處的機會了,也許此生都不會再有。因爲孩子長大了,他們不會等你。"

龍應台决定創造一個可以跟孩子相處的空間,她到了香港,老二菲利普决定來香港和她生活,"共處了很甜蜜的兩年"。

菲利普那時已14歲,母子每天都有很多話:談學校、談政治、談價值觀。母子一起買菜,也一起上街。"雖然他很小,却像兩個世代的知識分子在交談。" 兩年後菲利普回到德國父親身邊,大兒子安德烈來到母親身邊。龍應台突然發現:"小時候又親又摟愛得不得了的小天使,變成了一個冷冰冰的獨角怪獸。""那種困境,跟你說你愛一個人,但却不被他所愛,還挺像的。"

龍應台作出的挽救努力是約兒子寫專欄,以此捆綁住跟兒子的交流。兒子答應了,專欄居然在兩岸三地大受歡迎。三年後推出的結集也成爲兩岸三地的暢銷書。"原來文章那麽'厲害'的龍應台也可以被兒子修理得那麽慘,他得到一種'幸灾樂禍'的快感。"龍應台說。

遛狗的比跑百米的平庸?


南方周末:我發現反響最大的就是《給河馬刷牙》那篇,但那個議題幷沒有特別重的公共話題,相對來說是親子關係之間的話題。

龍應台:很有意思的是,通常我的書,大陸讀者反應最强的部分和海外讀者的不一樣。譬如《目送》的系列文章,大陸流傳最廣的是《不相信》,海外却是《目送》。這一回《給河馬刷牙》却是大陸與海外讀者一致最有感覺。

那天晚上我倆都睡不著,到陽臺上去看海,三更半夜,外面一片黑沉沉的大海,他在陽臺上開始抽烟,我們就像兩個室友一樣在陽臺上碰到了,開始談話,一直談到清晨三點鐘。
他突然說,他已經相信,他現在以及將來都會是一個"很平庸"的人,我會不會對他失望?我聽了心裏嚇一跳,心想,我20歲的時候會這樣說自己嗎?

1972年的時候我20歲,1972年的臺灣還是一個貧窮、落後、保守、邊緣的社會,我的家庭是從大陸過來的難民家庭,所以也是貧窮的,艱辛的,但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平庸。我們都覺得自己很聰明,要爲國家民族做大事。就是說,我們把自己看的很大很重。那麽安德烈感覺自己平庸的觀念從哪兒來的?

那晚開啓了這樣一個話題,所以第二天我就寫了《給河馬刷牙》,主要的意思是說到底什麽叫"平庸"。

舉個例子,你如果早上到一個學校的操場上去散步,有的人拉著一隻狗去遛,有的人在那兒練習跑100米,有的人練習跑5000米,那悠哉悠哉遛狗的人 碰到那個跑5000米的不會覺得自己平庸,因爲他根本在做不同的事情;跑5000米的那個人以他的速度跑,旁邊沖過一個跑百米的人,他也不會覺得自己平庸,因爲他的目標不一樣。平庸與否,其實完全要看你把目標設定在哪個軌道上。

南方周末:如果你兒子真的平庸,你真的不會覺得失望嗎?

龍應台:我其實也誠實地在問自己,思考了之後我自己覺得,天呀,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平安而且快樂,不管杰不杰出,我都已經很感謝了,所謂的"成功"好像真的不重要。事實上,這種情形已經發生了,很多我臺北、香港的朋友,他們的兒子女兒都在哈佛、劍橋讀書,頂尖的優秀,我的兒子還在尋找人生的意義和方向,而且幷不以"杰出"作爲人生志向。以"不能輸在起跑點上"的邏輯來說,他已經差一大截了。但是那一次的"陽臺夜話",我整理了自己的思緒,是的,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平庸",重要的是他們在人生裏找到意義。

那篇文章大概就是碰觸到了東方社會裏那種對于競爭的集體焦慮,大概碰得很深,很多年輕人在那種競爭的壓力之下有很深的迷茫,所以華文世界的讀者對這一篇的反應很一致。

南方周末:20歲的時候你在上大學,有大的志向嗎?

龍應台:我們都是胡適之、羅家倫、傅斯年那個脉絡的五四青年下一代,小學生都知道"士不可以不弘毅"。我讀台南女中,像我們這種自以爲有思想的女生,十七歲時都是抱著尼采在街上走路的,就怕別人不知道我們深刻。到了大學,專讀西洋文化史文學史歐洲思想史什麽的。再加上國民黨所注重的傳 統儒家思想,就是"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那樣的價值觀,你自然覺得改變社會、民族復興的大任都在你身上。

1975年我離開臺灣到美國去留學的時候,走在美國的大學校園裏頭,天上深藍深藍的一片雲都沒有,陽光照在綠油油的草地上,一片無邊無際的草地。8 月,還沒有開學,美國18歲、20歲的人光著臂膀、穿著短褲、球鞋、騎著脚踏車在你面前悠來悠去,我最無法忘懷的就是:咦,怎麽他們每個人看著都那麽輕松,那麽沒負擔?從他們肢體的語言我就已經發現了,我們差別很大,他們身上沒有那個幾千年的國家重任。

你們知識分子就是這樣


南方周末:安德烈好像有些"玩世不恭",你希望他有擔當嗎?

龍應台:那倒沒有。我蠻欣賞他的那種自我嘲諷的幽默感,他的幽默很黑色、很尖銳,很出人意表,很不屑于造作,真是"酷"得强烈。我對他沒有"鐵肩擔道義"的期待,也知道他不是那樣的"料"。

但安德烈幷不是"虛無"的。有一次,他回到家來,看見我一個人坐在書桌旁生氣,他說:"你怎麽啦?"我就告訴他,臺灣出了一件事情,一個作者因爲文章"政治不正確"而受撻伐,這種撻伐完全是民主的倒退,尤其因爲他有公職,所以就把公職也丟了。我生氣,是因爲我正在寫書閉關,沒時間去"主持正義",因此更覺得鬱悶。你知道安德烈的反應嗎?

他說:"你們知識分子就是這樣,總有理由爲自己的不行動、不作爲找到藉口。這種事情不反抗,不挺身批判,那還有什麽事情值得反抗、值得出來的?"

南方周末:安德烈對公共生活還是挺在意的,比方有一年他就提到,香港的抗議游行多是老人和孩子,年輕人和大學生很少。

龍應台:對,有時候我會被他的那種玩世不恭的嘲諷態度所騙,當他用嘲諷的態度在談事情的時候,會給我一個印象:他就是覺得"甲蟲身上的紅點比烈士的鮮血還要美麗"的那種人,他也試圖給你這樣的印象。但是同時,比如說他對于香港游行的看法,其實他又非常地主張社會參與以及用行動去改造社會、去影響社會、去抵抗不公平的事情,也許他自己也在虛無感跟積極社會參與之間搖擺。

南方周末:一般的母子在家裏處理的基本都是私人話題,你是有意識的引導孩子往公共生活方向思考呢,還是孩子天然的有這種想法?

龍應台:天然和引導是一起的。譬如說在他們很小的時候,我愛給他們講故事。每晚他們兩個躺在床上,把燈關了以後,我給他們從《西游記》第一篇講到第一百篇,或者《三國演義》,或者德國童話。討論孫悟空爲什麽被裝上緊箍、武松爲什麽打人時,就已經開始了一種知性的對話了。講白雪公主跟七個小矮人,然後問,你覺得毒蘋果會不會特別紅,因此特別有吸引力?把野狼開腸破肚救小羊──狼有那麽可惡、羊有那麽可愛嗎?知性的思辨那時就已經開始了。

南方周末:所以實際上你先是帶著他們的?

龍應台:我們是這樣一路"思辨"過來的。你看這本書裏有個故事:菲利普十四歲讀香港的國際學校,有天從學校回來氣衝衝地說他的iPod被老師沒收了。別的家長會怎麽反應我不知道,但我接下來就說,你生什麽氣,你先把校規找出來,看看校規的白紙黑字是怎麽寫的,老師有沒有權利沒收你的東西,先瞭解你的權利義務再生氣不遲啊。他就把校規找出來,我們開始討論如果他要采取"抗議"行動的話,他要思慮些什麽。在這樣的過程裏,社會規範、個人的權利義務、處理及面對人際矛盾的方法,方方面面都碰觸到了。

菲利普跟我在香港相處的兩年中,他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上網,不是玩游戲,而是看新聞。于是就常有這麽一個鏡頭:我在厨房做午餐,他從他的房間裏對我大聲說:"俄羅斯那個石油大王被普京逮捕了!""教宗選舉就要揭曉啦!""以色列又轟炸巴勒斯坦了。"

我還記得新教宗名字出現的那天,他跟我說他好失望,新當選的教宗是德國人。我問他爲什麽會失望,他說這表示天主教沒進步,到最後還是選一個中歐的白種人,爲什麽那個黑人主教沒選上呢?爲什麽不選那個拉丁美洲的主教呢?選上他們才表示你這傳統宗教有大魄力、大突破。

我們之間這些談話,延續的是小時候講童話的氣氛。

他們是這樣上語文課的嗎?

南方周末:孩子有這種意識是跟個人的家庭教育有關係呢,還是跟公共教育也有關係?

龍應台:家庭是一個面,可能公共教育更重要。我也觀察到他的學校教育,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安德烈10歲那年,有天他特別高興,說他們全班同學不用去上學,而是要去看戲,看《愛麗斯漫游仙境》。他看完回來說,同學們討論過了,這個戲不好看,因爲《愛麗斯漫游仙境》竟然把角色全換成同性戀。我說,難道你們是因爲他演同性戀而不高興嗎?他說不是,他們只是覺得表現得不好。我說,你們覺得演員表現得不好,那要不要表達意見?結果他們真的跟老師討論他們對這個戲的看法,老師就鼓勵這些孩子們給那個導演寫封信,表達他們的評論。導演立即給他們寫了回信,幷且邀請全班同學在某天下午到劇院見面。

這班10歲的孩子再次來到劇院,在劇院的一個房間裏坐下來的時候,導演、編劇、演員全在現場,跟這15個10歲的孩子仔細地討論這個劇。

所以這種知性討論的氣氛不只是發生在家庭裏,也發生在社會裏。

南方周末:這種情形是例外的,還是常規的、日常的?

龍應台:至少我所親身觀察到的這兩個孩子的成長過程裏,這種開放的、思辨的氣氛是日常的,而且他們小學的時候在課堂裏就常常要做口頭報告和演講。他們是一直演講過來的,演講不是去背東西,而是老師給一個題目,然後他們自己去搜集資料,研究,自己寫出一個報告當衆演講,這個訓練在他們的學校裏一直都有。我記得菲利普十二歲那年講過老子;高三那年,歷史課上還作過一場一小時的演講,題目是"台海兩岸關係"。

南方周末:他們學校裏有這種專門的課麽?比方說公民課、道德課這樣的課。

龍應台:我曾經仔細問過安德烈:你們德國的教育系統裏,公民教育是怎麽做的。我發現,他們的公民教育不僅只是在公民課裏,而是把公民教育滲透進入所有學科裏。

比如三年級的孩子開始學英文,五年級開始學法文,你會以爲這兩科應該是專學語文的,但是我發現在語文課本裏……比如說英文一個課文故事,講倫敦某個街上的一位史密斯老太太有一天突然在厨房裏暈倒了,她隔壁的鄰居怎麽打電話給消防局,然後消防局怎麽來救她,她的街坊鄰居爲她做了一些什麽事情,給她送湯送藥什麽的。三年級的孩子在學英語,但他在學英語的同時,學的是社區裏的守望相助。

另外一個例子:比如說他的德文課,德文課等于大陸中文課還是國語課?

南方周末:語文課。

龍應台:我記得安德烈17歲高二時,說他們在德文課上讀布萊希特的一個劇本《伽利略》。我很好奇,你們老師怎麽教這個劇本呢?而且討論的重點放在哪里?布萊希特的劇本寫的是伽利略發現了地球的原理,但是這個原理是教會所不容的。我們平常所學的是伽利略如何如何堅持他的理論,可是布萊希特寫這個劇本可不是這樣呈現的。

安德烈說,布萊希特有一個獨特的呈現,他寫的伽利略面臨兩個選擇,就是當教會不容許他的這種理論的時候,伽利略的兩個選擇是:第一,我跟你硬碰硬,爲了我的偉大的原則我被教會迫害而死;另外一個選擇,是我對你屈服來保存我自己,可是保存了我自己之後我還有更多的發現、更大的貢獻、更大的顛覆要做。劇本的結局是伽利略選擇了後者,而選擇後者的時候會被當時的很多人認爲你"變節",你屈服了,但是他是爲了一個更大更重要的東西。

我問他,在你們同學課堂的討論裏,最核心的是什麽?他說,課堂討論到最後的核心就是個人跟群體之間的關係問題,面對教廷或國家這種巨大的機器,個人什麽時候要抗爭、要犧牲,什麽時候是可以妥協、可以退讓的。布萊希特寫伽利略是在影射納粹法西斯,他自己是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1947年在美國還被做過"忠誠調查",所以對個人與國家機器之間的緊張關係,他非常關注。

我聽來驚心動魄,這群17歲孩子是這樣在上語文課嗎?個人面對國家機器如何自處,不正是公民教育最核心的題目嗎?

南方周末:大陸有一種課叫做德育課,現在叫思想品德課。

龍應台:他們有一個叫倫理課,或者宗教課,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如果你家庭基督教信仰比較濃厚,你可能選宗教課。有的家庭覺得不要受宗教影響,就去選倫理課。在倫理課裏頭討論的其實就是這些問題,價值和道德問題。

南方周末:比如說這些學生是穆斯林,那宗教課怎麽辦?

龍應台:有另外的課。而且連天主教跟基督教都不一樣,它都會有分流。

南方周末:實際上你是在有意識的傳達這種公共的議題?

龍應台:也不。主要是和他溝通。但是因爲在他的成長教育裏,公共議題或說公民意識裏的種種問題就是他學養的一部分,因此自然而然就成爲我們的談話內容之一了。有些不是公共的,譬如《獨立宣言》那一篇,就是很私人的,我在上海的很慘烈的經驗。

南方周末:我發現,安德烈和菲利普兩個人對階級都有些敏感?

龍應台:對。菲利普在香港生活兩年,特別强烈地感受到香港的階級意識,他很愛香港,却非常不喜歡這點,安德烈也是。兩個人都有一點反精英、反階級意識。我也問他們說,這種意識是你們個人的,還是代表相當多的你的朋友的?他們都說相當能代表他們跟他們的朋友。這種平等意識蠻强的。

學校沒有升旗儀式

南方周末:他們成長的德國小鎮是什麽樣的?

龍應台:叫克倫堡,在法蘭克福近郊。法蘭克福是金融中心,這小鎮裏住著很多銀行家、律師、醫師,是個有名的富人住的小鎮。我們家在的那條街,還算是"正常人"住的街。他們的學校是個公立學校,他們就會觀察到中上階層家庭的孩子們跟土耳其移民家庭的孩子之間的矛盾。他們對勢利的人比較反感。

南方周末:書裏也碰觸到很多關于國家認同和民族主義的議題。是他們自己産生的這個問題,還是……

龍應台:他們自己産生這個問題的。因爲在德國長大,這是一個很普遍的問題,大概跟其他大部分的國家裏長大的孩子都不一樣。

安德烈對這個議題就特別敏銳。他講到,在一場球賽之後,勝利的一方如果是美國人,他們會一面喝酒一面高興地大喊"美國第一";但是如果是一群德國人在喊"德國第一"的話,就會舉座側目。他這一代德國人,對自己作爲德國人的這個身份一直是非常尷尬,不知如何處理。他們的成長過程裏,從來沒有對國旗致敬過也沒唱過國歌,學校裏沒有過升旗典禮。

南方周末:現在還是這樣嗎?

龍應台:還是,而且整個社會還是"逃避莊嚴"的。我去參加了安德烈的高中畢業典禮,他們高中畢業的重要性是超過大學畢業的,有點是少年的"成年禮"。但我也沒看到什麽很隆重的典禮儀式,我就非常驚訝。安德烈也觀察到了,他說:"媽,難道你還沒有注意過嗎?德國人是永遠逃避這種莊嚴儀式的。"因爲納粹的整體美學,就是透過所謂的莊嚴的儀式來表達的。

南方周末:德國的這種現狀,大家都接受嗎?畢竟他們的國旗、國歌都已經不是納粹時代的了。

龍應台:對。有反彈。因爲這種壓抑時間太長了。所以到了他們這一代,很多年輕人開始覺得,"够了吧?"

南方周末:德國人淡化國族的意識是因爲有原罪,但在你跟他的溝通中,即使沒有這個前提,你也是希望有超越這個國族意識以外的另一層意識。

龍應台:我希望他超越國族意識。

從帶這兩個孩子的時間裏我觀察到三代德國人。第一代是安德烈的爺爺輩,他們在國家主義的熏陶下長大,成就了納粹的統治;然後是1968年的一代,起來對上一代批判,主張相反的東西:解放、自由,摒弃民族主義、逃避國家主義、拒絕權威等等,這代人成爲安德烈這個年齡層的老師們;于是安德烈這代人就在强烈反對權威、反對莊嚴儀式、不對國旗敬禮的文化中長大,等到安德烈這一代人長大了,成熟了,他們又開始反思跟檢討他們的老師輩,就是說,他們也不見得要照單全收你1968年代的那一套。

我自己在臺灣的那種威權政治下成長,經過了國家强烈塑造的那個過程,所以對國家和民族這東西是極其戒備的。歷史彙聚到一塊去了,在這一點上,我這個1950年代在臺灣成長的母親和1990年代德國的兒子之間,竟然有了對話的歷史基礎。

南方周末:你應該也處于他老師那個層級。

龍應台:某些層面確實是,但我覺得,我對于我的父母這一代人,可能比他們多一點理解和憐惜吧,不論是海峽的此岸或彼岸。

當你的國家被侵略的時候,要團結起來,抵禦外侮——但客觀地說,有一些所謂"外侮",是政治野心家製造的,因爲這東西最容易拿來鞏固權力,它往往是統治術的一部分。所以對于國家主義、民族情緒什麽的,我的懷疑是相當深的。

南方周末:你會容忍孩子們的"不正確"嗎?要是他們有一種不正確。

龍應台:我們常爭執啊。他們也常批評我呢。譬如說有一次,我跟菲利普在看臺灣的電視新聞,我邊看邊駡,說怎麽這麽差的新聞編輯,這麽偏頗,簡直不堪忍受。他冷冷地說,去改造他呀,別只駡不做。他覺得我的行動力不够。然後我們就會談到知識分子和行動者之間的界綫,他們不見得同意我的看法。安德烈就會覺得我身上還有太多知識分子的"身段"。

再譬如說,對于生活態度,《親愛的安德烈》裏,我們的差异特別突出。安德烈覺得我缺乏生活美學。我也承認。

菲利普對"左"很有看法。所謂"左",指的是西方的"左",不是大陸的"左"。他十六歲的時候,在法蘭克福一個有名的左派報紙作實習生,那時好像還很欣賞歐洲的左派思潮。現在他十九歲了,他會告訴你,德國的左派完蛋了,走極端,而且毫無新意,空洞的意識型態領軍,連綠黨都相當地空中樓閣,他覺得很" 幼稚"。他會跟你說,很多的現實不是你用那種極左的浪漫主義可以解决的。

這哪里輪得到我不容忍啊?他們都有自己的看法,有時候比我還要懂得多。我所希望的是:第一,他們能思考、是獨立地思考;第二,有寬容的精神——在這兩個基礎上,他們無論做什麽選擇,我都能够接受。

如果他是同性戀

南方周末:你對他們沒有限制、沒有戒律嗎?

龍應台:我在家的時候,他不會帶女孩子到家裏來過夜。

南方周末:這個是你提出來的,還是不成文的?

龍應台:沒提過,他的自律吧。而且,媽媽在,女朋友來也放不開吧。我還會擔心我的孩子嗑藥,但是這種東西不是靠規定、戒律可以解决的。

南方周末:你會問嗎?

龍應台:會。曾經我看到他早上起來都很疲倦,我會直接問:"你有沒有嗑藥呀?"他還算蠻"同情"我的,耐著脾氣說:"我告訴你我沒有,而且請你相信我沒有。"那你還能做什麽呢?

南方周末:那男女方面呢?會有要求嗎?

龍應台:他不跟我談,我也覺得這完全是他個人的選擇,我覺得我一點權利都沒有。他是一個成年的男子,成年的男子選擇他的愛情完全是自己的事。在我的心目中完全沒有"媳婦"這個詞。將來我們也不太可能兩代人住在一起,也不可能跟所謂的"媳婦"相處。

南方周末:大部分父母跟孩子之間,有些特定的議題是肯定出現的。一個是父母規定孩子不能怎麽樣,就是"戒";還有一個,就是規定孩子"要怎麽樣",比如幫助他設計道路,選擇職業,選擇專業。這樣的課題你們發生過嗎?

龍應台:他們小一點的時候,會有"律",譬如幾歲幾歲之前,晚上9點以前上床;幾歲幾歲之前,半夜十二點之前要回到家等等。也有要求,譬如小時候帶他去上游泳課、鋼琴課,不准他不去。但一旦超過十七八歲,"律"都變成"自律",都看他自己。他抽烟我很不喜歡,但我無可奈何。只能像一個正常的成人一樣,你對我要有禮貌,你不在室內抽烟,我們在同一室內的時候不抽烟等等,就是普通的成人戒律而非母子戒律了。

南方周末:你會幫他解决一些問題嗎?

龍應台:當他來跟我求助的時候,我就給他幫助。否則會自討沒趣啊。

南方周末:當初他選擇專業,是他的選擇嗎?

龍應台:都是他的選擇,但他會跟我討論。我給的意見的核心,還是你對什麽有興趣就去。我不强調說你選什麽東西比較容易找到工作,而是你最好去追求你有强烈興趣的所在。

南方周末:安德烈對什麽有興趣呢?

龍應台:他本來學經濟,後來不喜歡,改讀社科院的國際關係和政治學。他有興趣的議題,譬如說聯合國要怎麽處理南北貧富不均的問題,或者是說在全球化的新秩序裏,世界銀行對于非洲的這些貧窮的國家是怎麽做政策的,什麽政策會影響到這些國家的將來發展。

南方周末:大陸的父母實際上處理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戒律的問題,一個是未來選擇的問題。

龍應台:那你是否要問我如果安德烈有一天跑來跟我說,"媽,我是個同性戀"……

南方周末:你接受嗎?

龍應台:接受,而且我會盡我的力量去幫助他。所謂幫助,就是說,如果他是同性戀的話,那麽他選擇朋友的範圍就會相對較小,他也會比較孤獨,比較難找到自己理想的伴侶,所以我就會比較挂心。可以給他的幫助,也不過就是理解他,支持他。

南方周末:你會處理另外一個問題嗎?他們要生活在華人或者亞洲這樣的範圍之內呢,還是到西歐的環境裏去生活?會擔心這樣的選擇嗎?

龍應台:不會,他們已經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裏,他的工作可能在香港,也可能在莫斯科或者巴塞羅那或東京、上海、北京。我想,我們是這世界的"末代父母"了,我們這一代還對自己的父母牽腸挂肚,覺得照顧的責任很重,下一代對我們不會這樣了,世界的結構已變。

南方周末:《親愛的安德烈》裏也談到一些亞洲價值和歐洲價值的碰撞。

龍應台:亞洲跟歐洲價值的衝突其實很小,還是"同"比"异"要多得多。書裏討論到比較大的他們注意到的差异,反而是在東方社會裏,父母對于兒女的態度、上一輩對年輕人的態度,是比較從上而下的,在西方則相對是一個比較平等的態度。

菲利普做了一個觀察:當他見到我的朋友的時候,我的朋友明明知道他講中文,還是會看著我問我"他"幾歲了,"他"讀什麽學校,用"他"來稱呼,而不直接地對著他說"你幾歲了",基本上還是把他當作小輩小孩子來看,這個比較明顯。其他的價值衝突其實很小。

南方周末:大陸的父母會操心孩子的藝術修養,所謂的素質教育在這方面進行教育投入,你會嗎?

龍應台:我也做過呀,兩個小孩都上過鋼琴課,學了沒有幾年就一點興趣都沒有了,那你也强迫不來,我就放弃了。

南方周末:最初的設計你是有的。

龍應台:是有的,然後他們就反抗了,也就不了了之了。那還有什麽?對呀,我在臺灣還常常覺得奇怪,我的朋友們的孩子真的是那麽優秀,又會彈鋼琴,又會拉小提琴,又會吹長笛,又會畫畫,然後還上哈佛……那我還是離他們遠點算了。對,這樣比較起來是相當地不優秀。

你是什麽意思?

南方周末:《親愛的安德烈》出書之後,臺灣讀者怎麽反應?

龍應台:非常熱烈。我猜想,很多熟悉我作品的讀者,讀到這本書大概覺得特別安慰,就是說,原來文章那麽"厲害"的龍應台也可以被兒子修理得那麽慘,他得到一種"幸灾樂禍"的快感。

在臺灣從南到北,大大小小的讀書會選這本書來做討論;很多中學老師把這本書作爲學生的必讀課外書,然後進行討論;我還發現,它進入了好些高中的考試卷成爲考題。考題好像是針對裏面的公共議題,尤其是價值觀的辯論:對于道德的態度;對于階級的看法;對于理想與身體力行的實踐上的落差等等。也出現了很多的評論。有的是專家寫的,有很多在個人博客上出現。最有意思的是,很多人買來當禮物,送給自己的兒女,或者兒女買來送給父母。

這本書還有一些經驗是我其他的書所沒有的。書剛出來的時候,很多記者做專訪,印象深刻的有兩個香港記者,年齡大概都在30歲上下,其中一個記者,一邊訪問,一邊自己眼泪就流下來了。

南方周末:感動什麽呢?

龍應台:我後來知道,她想到了她跟自己父母的關係,身爲一個30歲的成年人,她愛她的父母,想要接近父母,可是她找不到可以親近、可以接觸的語言。她說她看這本書時受到很大的震動,心想也許可以試試貼近父母的心,只是她那個手不知道怎麽伸出去。所以在采訪當中,就有一點悲從中來的感覺。

另外一個記者是男的。他看完書又買了一本,然後悄悄放在爸爸枕頭上,一句話都沒說。這個成年的兒子是想對自己的父親說些什麽,來打破那堵看不見的中間的冰墻。過了一陣,他爸爸見到他——他爸爸讀了那本書,勃然大怒。

南方周末:怒?

龍應台:對,就是覺得被冒犯了,說,"你是什麽意思?你想要跟我說什麽?你是在指控我嗎?"可見親子中間的那種……你愛一個人,但是你無法接觸他的那種痛苦是蠻真實的。

南方周末:中國人在處理人與人的關係的時候,曾經是有樣本的,有某種規定的,但是現在沒有規定,也沒有什麽手段和辦法,又沒有任何人去做這種指導。

龍應台:對,而且,你已經不能再用《傅雷家書》的模式了。

南方周末:愛也不知道如何去完成表達。

龍應台:不知道怎麽完成,不知道怎麽去表達那最幽微的情感……我覺得真是一個很大的痛苦,你愛的人,在同一個房間裏頭,每天見面,但是你們沒有語言,手伸出去接觸不到。蠻難的。

南方周末:本來這個書裏有兩個主題,一個是親情的問題,一個是公共的問題。相對來說,對于這本書的讀者來說,公共問題不是最重要的。

龍應台:那不是最重要的。從讀者的響應來看,最重要的反而是那個溝通的方法和語言,那個認識到"愛不等于喜歡",因此同在一個屋檐下的人也得重新學習如何相處這種新的認知,我發現這成爲"安德烈"的核心意義。

很多美國跟加拿大的讀者寫信來,希望得到"安德烈"的英文版,因爲我們的通信是用英文的。我深深感受到那些寫信給我的人的挫折,因爲他們的兒女都是不讀中文的,會講,不會讀,所以他們就迫切地希望有這本書作爲一個叩門的試探。可是,因爲我們的通信是私人的,用的是很隨便的、邋遢的英語,還不能給讀者。

南方周末:大陸讀者的響應呢?我們這一輩人跟父母不知道該怎麽交流,找不到手段去交流,也沒有過去那種儀式化的東西。

龍應台:缺一個現代化的模板吧?你說《傅雷家書》,在那個時代有意義,但是現在看起來就太"上對下"了。

南方周末:對。是訓詞。

龍應台:而且是單向的。

南方周末:東方人原來"家"的概念很强烈,現在可能跟這個時代轉換有關係,發現不會處理家的關係了。

龍應台:因爲家和個人原來的那個秩序全變了,原來的框拿掉了以後,你不知道自己新的位子在哪里。家,甚至國的位子都變了,"個人"這東西在家和國的結構裏,位子更有了本質性的移動,但是既沒新的框,也還沒找到厘清彼此之間的清晰的綫。

南方周末:你認爲《親愛的安德烈》是一本親子相處的"教育手册"嗎?

龍應台:我覺得完全不是。它倒是可以叫做一個母親的"傷心筆記"呢。裏頭是一個做母親的人,在挫敗中如何試著去跟一個成長中的兒子相處,如何去瞭解他這一代人,接觸他,試探他。我邊做邊跌倒,邊跌倒邊做,是一個飽受挫折的過程。

我只是誠實地把我嘗試的過程寫出來,那個挫折、困惑、傷心的過程,也許可以對讀者,不管是從父母還是子女的立場,有一點微小的參考價值。所以它不是一個教導手册,它比較地是個"受傷筆記"。

女子以身試藥拷問法醫鑒定(南方報系)

http://www.infzm.com/content/31493

女子以身試藥拷問法醫鑒定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柴會群 發自黑龍江、北京 2009-07-15 17:36:17 來源:南方周末

黑龍江省嫩江縣女子代力,在胞妹代義離奇死亡之後,面對司法機關“藥物中毒死亡”的鑒定結論,不惜“以身試藥”,幷最終換得一次“陽光”鑒定,推翻了先前的鑒定結論。

代義死因的法醫鑒定幷非孤立存在,它集中體現出該領域的種種痼疾,從黃靜案到連麗麗案,從謝佩銀案到代義案,因爲法醫鑒定引發的司法公正爭議一直存在。

最近石首事件的發生則提示人們,如果法醫鑒定失去民衆信任,不僅案件本身的公正性會受到懷疑,甚至還可能釀成更嚴重的後果。
這是一起在中國法醫界引起廣泛關注的命案。

由于該案三次法醫鑒定疑點重重,代力多次以極端方式表示抗議,使得當地政府、公安部門下屬鑒定機構、民辦鑒定機構,還有多位知名司法鑒定專家,由此捲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鑒定風波中,至今仍未平息。

這到底是一起什麽樣的案子。



2007年8月25日,時年38歲的婦女代義死亡,警方鑒定認爲是自殺——服用了過量氨基比林咖啡因。而代家認爲,代義死于他殺,由此,引發了曠日持久的鑒定風波。  圖/代力

代義的母親與兄妹痛哭代義之死 圖/代力

代義之死

2007年8月25日,早晨七點四十分左右,代力的妹妹代義死在了家中。當時在場的只有她的丈夫徐志明和一個智力殘疾的女兒。

警方調查證實,徐代兩人事發當晚曾發生爭吵,而就在代義死亡半小時前,來勸架的一位姐姐還曾陪她聊天。

徐志明與聞訊而來的妻兄代平將代義送往附近的縣中醫院,院方後來證實,代義送到醫院時已經死亡。

按照徐志明的說法,代義在家中“喝藥”了。而警方也確在其家中發現一個過期的氨基比林咖啡因藥瓶。

但是,代義死亡時身上却有多處傷痕,嘴角在流血。按哥哥代平的說法,當他進屋時,徐志明正拿毛巾擦地上的血迹。

代家深信,代義幷非死于警方後來認定的“服藥自殺”,而是爲其夫徐志明所害。而徐志明在接受警方調查時堅稱,事發前的當晚他雖與代義有過爭吵,但幷沒有打代義,更不可能去殺人。

代義死亡當天下午,嫩江縣公安局對其尸檢,不過,代義死亡真相幷沒有因此明瞭,相反却因法醫鑒定而陷于迷局。

爲了檢驗出代義是否服用藥物,以及所服藥量的大小,嫩江縣公安局法醫、技術科科長劉軍一人帶檢材赴北京解放軍307醫院檢測。由307醫院毒檢室主任孫成文出具的毒化檢測報告表明,代義的送檢血液中檢出每毫升2100微克的氨基比林、每毫升160微克的咖啡因,胃液中量則更大,分別爲每毫升15000微克和每毫升1300微克。

事件後期的發展證實,這個報告是警方認定代義死于“藥物中毒”的主要證據。

不過孫成文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稱,該報告只是一個客觀的分析報告,幷沒有對代義下“藥物中毒死亡”結論。“人我都沒有看見,不可能下結論。”孫成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後來有專家測算認爲,根據307醫院出具的檢驗結果,代義得至少吃一瓶(每瓶100片)過期的氨基比林咖啡因藥片。但是,警方在其家中却只發現了一個藥瓶。

然而,即使代義真的服用如此劑量的藥片,是否可能在半小時內死亡?這在法醫學界也引起爭議。因爲氨基比林咖啡因片只是一種常用藥,而非烈性毒藥,因服用該藥過量而導致急性死亡的案例極爲罕見。

胃弄丟了

2007年9月9日,劉軍在縣公安局向代力口頭通報,代義系服用氨基比林咖啡因片中毒死亡,這位法醫特別提到,代義服用了40片藥。
代力不服,當即要求複檢。兩天后,黑龍江省公安廳兩名法醫赴嫩江對代義二次解剖,尸檢當天,即以嫩江縣公安局名義出具鑒定書,結論與先期所通報一致,認爲系“藥物致中毒死亡”。

代力仍不服,再度申請對尸體複檢,幷自己聯繫好複檢單位。然而,在清點代義的器官時,代力發現妹妹的胃不見了。

代力當即打電話問劉軍“胃哪去了”,對方告知其“沒了”。

代力急得大哭,她不懂醫學,但知道吃的東西先到胃裏,胃如果沒了,複檢就有麻煩。

代力連夜趕回嫩江,開始天天去縣公安局找劉軍要胃。最多一天三次,氣急了,甚至打其耳光,扒其警服。

後嫩江縣公安局調查認爲,劉軍丟失檢材確屬工作失職,于2007年下半年停止其工作。

一年之後,嫩江縣對劉軍作出黨內嚴重警告、調離公安隊伍的處分。

然而代力却認爲,劉軍丟失胃幷非失職一般簡單,于是到縣檢察院控告其故意銷毀證據,檢察院答復稱經審查劉軍的行爲不構成犯罪。

嫩江縣公安局後來亦曾就丟胃事件進行調查,查出是劉軍將胃送到307醫院毒檢室。孫成文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稱,他當時確曾收到胃,幷曾問劉軍檢驗完後是否需保留,劉考慮後表示不再保留。

公安部刑事技術鑒定規則規定,鑒定人必須妥善保管送檢物品和材料,不得挪用、丟失、損壞。

在代家强烈要求之下,警方同意爲代義作第三次尸檢。

2007年10月,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著名法醫專家閔建雄赴嫩江爲代義作第三次尸檢。不過隨後出具的鑒定報告仍認爲,代義“氨基比林、咖啡因中毒死亡”。值得一提的是,該報告認定代義藥物中毒死亡的重要依據,仍是首次毒物檢驗時307醫院出具的化驗報告。

至此,三次解剖,兩個鑒定報告,均認爲代義死于藥物中毒。

以身試藥

2007年12月5日上午,代力接到縣公安局電話,通知其下午三點鐘到公安局開會。

中午,代力買了一斤白酒,來到縣城一個久未見面的同學處吃飯,其間,代力沉默不語,只一味喝酒。

離開同學家後,代力來到附近的“太華”藥店,買了一瓶氨基比林咖啡因片。

下午剛過三點,代力來到縣公安局四樓會議室,發現縣人大、公安、檢察、信訪等部門領導均已到位。

警方再次向代家宣布代義死于氨基比林咖啡因中毒,幷向其下達火化通知書。

代家則再度抗議,雙方爭吵之際,代力突然將兜中藥瓶取出,擰開瓶蓋,將一整瓶藥片倒入口中,由于藥片太多,無法下咽,遂嚼碎用水沖下。

會議室刹那間鴉雀無聲,所有人都已呆住。

代力扭頭對同在會場的兄長代平說:我如果死了,就算給妹妹陪葬,官司不打了;如果我今天死不了,就要把官司打到底。

代是在拿自己的身體做一個藥物活體試驗,中午之所以喝酒,是因爲代義的血液化驗報告中除了檢出氨基比林、咖啡因外,還曾檢驗出酒精成分。

後經清點,除藥瓶中剩下的三粒和掉在地上的一粒外,代力吃下滿滿一整瓶氨基比林咖啡因藥片,共計96片。

約半小時後,代力被送往縣人民醫院搶救,醫生要爲其洗胃,代力用牙咬住鉗子堅决不讓;之後改用“激光排毒”,代力則拔掉針頭。家人看其難過,便勸其接受治療,但又擔心如此一來,人家會說是醫院給治好的,藥就“白吃”了。

事後母親得知代力的舉動後,一邊掉泪一邊駡她傻:他們說你妹妹吃了40片藥,你吃50片就够了,爲啥非得吃100片?真要死了可咋整?

代力幷沒有死,在拒絕一切有效治療手段後,她在住院第三天出了院。全家人爲此頗受鼓舞,越發堅信代義幷非死于藥物中毒。

不過在專業法醫看來,代力“以身試藥”的做法其實頗爲不值,因爲法醫用一個詞就可以排除這種試驗的科學性:個體差异。“以身試藥”使得代力成爲嫩江縣名人。在其尚在住院之際,就有幾位認爲因法醫鑒定蒙受冤屈的事主找上門來。

其中有一例竟與代義死亡案極爲相似,但結果却完全相反:2006年8月5日,嫩江縣城一名叫劉娜的女子在服用氨基比林咖啡因片後死亡,然而最終被鑒定爲“被捂口鼻致機械性窒息死亡”,劉的男友朱柏旭因此被判無期徒刑。南方周末記者在這份鑒定報告中發現,藥物檢驗結果尚未出來,就已經排除藥物中毒死亡可能,得出機械性窒息死亡結論。而主持鑒定的同樣是嫩江縣公安局技術科科長劉軍。

代力出院後,在朋友指點下,開始多方搜集證據,以圖推翻先前的鑒定結論。她最先找到縣中醫院。因爲在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出具的鑒定文書中有這樣一段話,“……結合病理檢驗及其死前的臨床表現,代義符合氨基比林、咖啡因中毒死亡。”

代力奇怪,妹妹死在家中,怎可能在醫院有“臨床表現”?

原來代義的內科住院病歷中有“抽搐”、“藥物中毒”等相關記錄,找醫生一問,回答是根據代義丈夫徐志明的叙述寫的。

嫩江縣中醫院院長經詳細瞭解後,向代力出具證明稱:代義來醫院時已經死亡。

之後,在代力帶領下,代家開始舉家上訪,兩年下來,如今已花費四十余萬元,代力爲此賣掉兩套房子。

陽光辦案?

代力的努力終于得到回報,2008年9月,嫩江縣所屬的黑河市政法委作出《關于代力就其妹妹代義死亡一事提出幾點訴求的答復》,决定由黑河市檢察院聘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技術中心副主任王雪梅赴嫩江縣主持尸檢。

此前,代力從電視上得知王雪梅,認爲這位女法醫是揭開妹妹死亡真相的最好人選。然而,黑河市方面最終給代力的答復是:最高人民檢察技術中心領導認爲,王雪梅不適合做此次尸檢。

就在代力一籌莫展之際,忽然接到王雪梅本人的電話。原來王看到代力在自己博客上的留言,受其精神感動,遂答應以個人身份義務爲其提供法醫技術援助。

在看了代力寄來的全部鑒定報告後,王雪梅以“藥物中毒還是外力致死”爲題,在博客上連發多篇文章分析代義死亡案,否定藥物中毒死亡說,得出扼頸抑制死結論。此結論與後來的第四次法醫鑒定結論基本一致。

在分析代義死因的過程中,王雪梅著重于代義胃內沒有藥物殘渣這一重要細節。她認爲,根據藥物代謝動力學規律,代義死前半小時如果真的服用40片或更多的氨基比林咖啡因片,首次解剖時胃內必定應有藥物殘渣。

然而事實情况是,首次尸檢幷沒有發現胃內有藥物殘渣,王由此高度懷疑,嫩江縣公安局所送檢材受到污染,307醫院就污染檢材所出具的化驗報告對代義的死亡沒有證明力。

代力繼續尋找主持代義第四次尸檢的法醫專家,又經一番周折,最後選定北京華夏物質鑒定中心(以下簡稱“華夏”)。

黑河市對此次尸檢非常慎重,罕有地成立了代義尸檢協調推進組,由市委政法委、市檢察院、市公安局等部門主管領導共同組成。幷專門由市政法委出臺文件,要求尸檢過程嚴格做到“陽光辦案”,堅持公開化,保證透明度。

今年2月25日,華夏的法醫抵達嫩江,準備著手對代義進行尸檢。

然而意外再次發生。

按計劃,2月26日華夏法醫專家在嫩江縣公安局會議室觀看前三次尸檢錄像。由于本次尸檢已經是第四次,尸體經過三次解剖之後,已經面目全非,故前期尸檢錄像顯得非常重要。然而代力發現,最重要的首次尸檢錄像,僅僅放出短短五分鐘,關鍵的解剖錄像則一點也沒有。代家當即提出抗議,首次尸檢全過程約一個半小時,嫩江縣公安局不可能只錄無關緊要的五分鐘。

華夏法醫也提出需觀看錄像全部內容,黑河市方面休會予以研究,最後答復是,沒有更多的錄像可以提供。

王雪梅認爲,尸檢錄像是證明代義胃內是否有藥物殘渣的最有力證據,如果無法提供,亦無法證明代義真的服用過氨基比林咖啡因藥片。

尸檢進程陷入僵局,代力决定使用“非常手段”。

下午,代家全家出動,手持花圈,打著橫幅,由老母親帶隊,到縣公安局門口游行,抗議不公開尸檢錄像。值得一提的是,代家的舉動幷未受到警方阻止,抗議時間長達一個多小時。

然而首次尸檢的全部錄像最終未能公開。華夏法醫向代力承諾,即使不看錄像,尸檢亦可進行,勸代力珍惜此次機會。代力只能同意。

業界爭議

一再延期之後,今年5月下旬,華夏終于以“鑒定意見通知書”的形式通知代力鑒定結論:可以排除被鑒定人代義系氨基比林、咖啡因藥物中毒死亡;不能排除他人扼頸幷捂壓口腔致死。

該結論一出,頓時震動法醫學界。因爲這不僅意味著一家社會鑒定機構推翻了公安部知名法醫專家的鑒定,更在于“藥物中毒”結論一旦否定,即意味著前三次鑒定中有作假可能。

由于華夏的鑒定報告尚未公開,其如何排除“藥物中毒”可能,至今仍然成謎。不過,代力在這份鑒定報告上看到,代義肝臟中檢出了氨基比林,但沒有檢出 氨替比林(氨基比林的代謝産物)。這是一個讓專業法醫心驚肉跳的結果,因爲它意味著代義肝臟內的藥物成分有可能是人爲“污染”所致,而公安部鑒定專家亦有 可能依此作出代義“藥物中毒死亡”結論。

華夏鑒定結論出來後,代義死亡案幷沒如代家所願順利進展。據代力稱,黑河市檢察院一位領導在鑒定之前曾經跟她說:鑒定一旦排除藥物中毒死亡,就意味著是他殺,立即立案抓人。

代力于是再次赴京上訪,最終以“特殊方式”引起黑龍省主要領導的重視,幷作出批示。不過,然而直至目前,此案仍未被黑河警方正式立案。

黑河市政法紀工委書記吳全剛日前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新的鑒定結果出來以後,黑河市高度重視,由市公安局成立專案組重新調查,目前仍在調查中。對于結論相反的幾份鑒定報告,他表示無法判斷誰對誰錯。

代義死亡案由此陷入僵局之際,在法醫學界,對于代義之死的不同鑒定結論再度引發一番爭論。其中一方以最高人民檢察院技術中心副主任王雪梅爲代表,認定代義“扼頸抑制死”,而另一方則以知名法醫專家、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教授張益鵠爲代表,支持“藥物中毒致死”說。爭議雙方以博客爲陣地,展開激烈辯論。

由此,一起原本幷不複雜的死亡案,繼黃靜案等著名案例之後,又在法醫界掀起一輪喧囂……

尊嚴是我們的生命之鹽(傅國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ei73.html

尊嚴是我們的生命之鹽

傅國涌

尊嚴從來都不是一個虛無縹緲的詞,它和吃喝拉撒睡等直接關乎人類生存的詞一樣,也是我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或者可以說,尊嚴是我們的生命之鹽。記得不久前,有新聞周刊在討論什麽“國家尊嚴”、“大國尊嚴”,對此,我不以爲然,在我看來,尊嚴首先是個體生命的事,如果千千萬萬個體缺乏應有的尊嚴,又哪里還談得上什麽國家尊嚴呢?尊嚴源于個人,也最終歸結于個人,只有具體的、活的、有生命的個人才會把尊嚴放在第一位,尊嚴體現在日常的社會共同體生活中,體現在每個人和外部世界的關係中,尊嚴總是和自由、自尊、自立等連接在一起,不可分割的。當然,尊嚴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也是在在長期的人類生活中逐漸發展過 來,一步步處于變化之中的一個概念。古代背景下的尊嚴和近代以來的尊嚴,便有著許多不同的內涵。梁啓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异國超過15年,歸國之初,他曾感慨地說:在這十五年中,中國的變化從物質到精神,都遠遠超過了以往的一百五十年。其實,一部中國史從秦漢到清末,二千年只是“立于不進不退之域”,直到戊戌以後的十五年,才由靜而動,跌宕起伏,從古代邁入近代,十五年的變化之大又何止是超過一百五十年。以新生的近代知識分子爲例,在他們身上,尊嚴獲得了全新的內涵,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他們都不再匍匐在君主、强權和一切外在威武脚下,超越了孟子確立的“大丈夫”坐標,也超越了綱常體用之下的依附關係,完全確立了以獨立人格爲基礎的自我價值。

1928年冬天,一身戎裝的蔣介石,挾北伐餘威,大江南北,無不望風而拜,讓他嘗到至高權力的滋味,沒想到安徽大學主持校務的劉文典教授,竟然沒把他放在眼裏,當面頂撞他。蔣指斥劉縱容學生,“是爲安徽教育界之大耻”,要從嚴法辦。劉回敬“你就是新軍閥”。惱怒之下,蔣下令將劉文典關起來。在蔡元培、胡適、蔣夢麟等人的奔走呼籲下,劉文典被關押了7天后獲釋。病中的老師章太炎聽說此事,想起三國時代禰衡擊鼓駡曹操的典故,大爲振奮,抱病提筆,寫了一副對 聯送給這位當年的學生:

“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禰正平。”

劉文典雖然被迫離開了自己創立的安徽大學,但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請他擔任國文系主任。值得留意的是蔣和國民黨當局都沒有干預,劉一直在名牌大學做教授,講《莊子》,一樣頭角崢嶸,桀驁不馴。

劉文典不是一個孤立的例子。抗戰期間,身爲西南聯大政治學教授的張奚若被聘爲國民參政員。有一次開會,他當著蔣介石的面發言批評國民黨的腐敗和獨裁,蔣粗暴地打斷他的發言,插話說:“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他在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從此不再出席參政會。等到下一次參政會開會,寄來路費和通知,他當即回電一封:“無政可參,路費退回。”抗戰勝利後,大約1946年初,他應學生邀請,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爲轟動的講演,聽衆達六、七千人,他在正式講演前大聲說:“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他下野。這是客氣話。說得不客氣點,便是請他滾蛋!”儘管蔣幷沒有因此爲難他,但他要公開說出這些話無疑還是需要勇氣的。這畢竟是冒著風險的,沒有擔當也就沒有尊嚴可言,在這一意義上說,真正的尊嚴一定來之不易。

尊嚴往往體現在這些真實的故事當中。活的事實要比任何抽象的說辭更有說服力,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可以傲對强權,顯示個性,那就是尊嚴。“九一八”事變後, 日寇步步進逼,向長城以內推進,占領了河北北部,成立僞“自治政府”,幷鼓吹推行華北“自治”。在這一緊急關頭,北大教授聯名發表宣言,誓死反對所謂的華北“自治運動”,北大校長蔣夢麟也是簽名者之一。一天下午,日軍要去他“談談”,他雖深知其中的危險,但毅然獨自前往日本兵營。他在回憶錄《西潮》中以生動的筆觸記下了這樣一番對話: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會單獨到這裏來了。如果你們要强迫我去,那就請便吧——我已經在你們掌握之中了。不過我勸你們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東京在內,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的校長,那你們可就要成爲笑柄了。”
  “你不要怕呀!”
“怕嗎?不,不。中國聖人說過,要我們臨難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這句話,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决不會損害一個毫無抵抗能力的人。”

夜色四合,他終于全身離開日本兵營,平安返回北大。他單身赴約,在日寇軍營裏,在威脅面前,能够如此從容,如此坦然,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臨難毋苟免 ”。他做到了,什麽是尊嚴?這就是尊嚴。我覺得,與其空談尊嚴這個詞彙,不如多看看前輩知識分子在危難時的表現,看看他們在不可一世的强權面前作出的選擇。從這些故事中,我們不難看到,任何尊嚴,都離不開有血有肉的獨特的個體生命。一個由許許多多這樣的個體所構造的民族自然也是有尊嚴的。

美國解密沈崇案

http://club.book.sohu.com/r-wangzhai-1452694-0-3-900.html

美國解密沈崇案:哪個才是事實真相?

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時審理沈崇事件的法庭記錄已經解密。據現在美國的周啓博先生介紹,當時沈崇案由軍事法庭審理,案卷存軍方檔案庫。軍事法庭最後認定,根據事實和法律,皮爾遜沒有强奸沈崇。

研究結論

1、 不是所有的個人遭遇都能成爲公共事件。公共事件是指能引起社會普遍關心幷引發議論以及社會波動的事實。

2、 中國現代史上有些公共事件是製造出來的。

3、 個人遭遇成爲公共事件,决定于個人遭遇中包含的特殊因素與社會普遍心理之間的暗合關係。(基于民族主義以及一般中國人具有的貞操觀念)。

4、 政黨在利用個人遭遇實現預期目標。

5、 媒體在個人遭遇成爲公共事件中起主導作用。

6、 當個人遭遇成爲公共事件時,社會不再關心個人遭遇以及相關事實真相,而關注其它政治目的和傾向于渲泄非理性情緒。

各位好:

今天的演講是一個關于歷史事件的再認識。不過作爲一個研究歷史的人,我在這個演講中只提供材料,我的評價體現在材料的選擇中,因爲擺事實就是講道理。我先從這個事件的發生說起。

學生要求美軍“滾”出大陸

一、事件起源

1946 年12月24日聖誕夜八時左右,北京大學先修班女生沈崇離開八面槽她表姐的家,準備到平安影院去看電影。當她由王府井走到東長安街時,突然被兩個美國兵架 住。這兩個人是美國海軍陸戰隊伍長威廉斯?皮爾遜和下士普利查德,他們把沈崇架到東單廣場,就在那裏,沈崇自己說,遭到皮爾遜强奸。沈崇拼命抗爭,大聲呼 救,路過此地的工人孟昭杰發現後,兩次救助未成,便向國民黨北平警察局內七分局報告,當警察到出事地點查看時,普利查德已逃走,警察遂將皮爾遜和沈崇帶回 警察局詢問。

當時北平民營亞光通訊社獲悉這一消息後,就在12月25日發出新聞,披露事情真相。北平市警察局局長湯永咸曾給國民黨的中央 社打電話,讓中央社通知各報不要刊登這一消息。中央社當即以警察局的名義給各報發了一個啓事,聲稱:“關于今日亞光社所發某大學女生被美兵酗酒奸污稿,希 望能予緩登。據謂此事已由警局與美方交涉,必有結果。事主方面因顔面關係,要求不予發表,以免該女生自殺心理更形加强。容有結果後,警察局當更發專稿。”

爲了阻擋發表這一消息,湯永鹹還將亞光總編輯王柱宇和一些報社記者接到市警察局,叫他們具結,保證不發表此消息。

可是,26日北平《世界日報》《北平日報》《新生報》《經世日報》等幾家報紙,不顧國民黨中央社和警察局的阻擋,都刊登了亞光社的新聞。

《新民報》還將國民黨中央社的有關電令編成一條新聞發表出來,把他們封鎖消息的行爲也告訴了社會。這一消息引發了隨後全國各地學生的抗議美軍暴行的示威活動,這就是四十年代著名的沈崇事件。

二、沈崇事件中的社會文化心理

沈崇事件發生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當時國共談判已經破裂,大規模內戰將要爆發,美軍駐華成爲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

對于抗戰以後的國民黨來說,此時已開始失去民心。常任俠在他1939年的日記中說過:“至小石先生處,先生言劉成禺雲:中國若亡,是無地理;中國民族若亡,是無人理;中國國民政府若不亡,是無天理。其言近謔,頗含至理。”從中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國民黨政府的評價。

沈崇事件恰好爲國人,特別是大學生提供了一個表達對國民黨政府産生巨大反感的機會,結果在很短的時間內,沈崇事件就引發了巨大的社會振蕩。

半個多世紀以後,我們重新研究沈崇事件,一個最明顯的感受是知識分子在重大的歷史事件發生時,他們應當以怎樣的態度來判斷事件的真實性,以及此事件對國家利弊。在這一點上,四十年代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選擇,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歷史教訓。

沈崇事件的發生,除了被有意識地利用之外,這一事件本身所蘊含的社會文化心理,也是這一事件能够在極短的時間內引發青年學生憤怒的主要原因。

在沈崇事件發生之前,美國在華駐軍引發的類似社會問題也不是沒有發生過,如著名的“臧大咬子事件”。

1946年9月22日晚上,在上海黃浦灘的一條路上,一個駐華美軍(也是海軍部的),把一個黃包車夫臧大咬子給打死了。

按說這樣的事件應該比沈崇事件更令人髮指,因爲人命關天。但後來發生的一切,却證明中國的青年學生在人命和貞潔方面,後者更容易激起他們的憤怒,或者說後者更具備誘發他們憤怒的因素。

至少在如下幾條原因中,沈崇事件是一個恰好的導火綫。

1、沈崇本人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嚴格說先修班還不能算是正式學生),也就是說,她的受害就是青年學生直接受害;中國人在判斷社會是非時有一種心理,就是他們總是關心與自己關係最近的事,遠處的事,他們通常都很冷漠。

2、 沈崇是一個女學生,還是一個富家子女。她的出身和四十年代多數青年大學生的出身背景相近。對美軍示威抗議者的階級偏見很明顯。有一個對蔣介石頗有微詞的美 國領事館官員, 當他問一個抗議者,中國士兵是否也對婦女行爲不軌時, 抗議者告訴他:“是的,可是中國士兵只去搞中國農村女人, 不會性侵犯中國女知識 分子”2這些學生决心保衛自己的同類,因此他們雖然聯想起以前發生的“暴行”,但認爲沈崇强奸案與那些攻擊底層中國人的案件不同。 北平是中國知識分子集 中地,比其他城市受西方影響相對小些, 强奸案發生在北平就使問題更複雜。 許多有教養的中國人一直認爲自己在文化上優于西方人, 現在這種態度就公開化 了。此外,對日戰亂中逃離北平,剛剛返回中國學生渴望生活正常化, 美國海軍陸戰隊駐扎在北京一所醫學院無疑使他們不快。

3、沈崇是被强奸的,在中國人心理中,這是比人命還要大的事。

4、沈崇是被外國人强奸的,特別是當時的美國人,這更讓當時的青年學生無法接受。可以設想,如果皮爾遜是直接拔槍打死了沈崇,而不是强奸,事情恐怕也沒有後來那樣嚴重。

5、沈崇是被美國人强奸的。

像沈崇事件這樣的事,在海外駐軍當中是最容易發生的,近年來美國在日本沖繩的駐軍也時常發生强奸案,這是海外駐軍中常見的問題。但對四十年代的中國學生來說,雖然他們接受了很多西方文化,但在傳統上,他們還是很難擺脫中國人常有的思維。

1947 年1月11日《密勒氏評論報》曾發表過記者寫的文章《中國學生抗暴運動》。文章認爲,典型的中國駡人的話是永遠和性關係相連的。比如說有“王八蛋”“混帳 ”,“小舅子”,“娘個操匕”“狗養的”,“丟那媽”等等之類,在英文裏所能找到的惟一的同類語 是:“Son of bitch , Son of gun,Bloody bastard”,一般地這些在社交中都是使人蹙額或是甚至加以禁止的。

中 國人對于性關係上的失檢是認爲極其嚴重的,而這些常常爲外國人視爲單純的“私事”而已。這是北平强奸案之所以爲中國學生和知識分子所特別重視的一個理由; 除此之外,還因爲這個罹難者是中國第一流最高學府的一個有高等身份的女學生。進一步說,更重要的是這案的政治主義。在平時,這樣一個事件可能已經一聲不響 地過去了,或者已經毫無困難地被掩飾過去,可是在今天這種情勢形下,當美國對華政策已經成了各方抨擊的對象,强烈的反美暗流已經存在多時,北平强奸案就必 然使小事釀成大禍了。

在中國人看來,强奸是犯法而且是一種罪惡。就法律眼光來看這是一個最不可容忍的犯法行爲,就道德觀點說這是一種卑 鄙,同時也是最不可饒恕的罪惡。同時在許多情形中,舊式的中國人特別是重視其社會性遠超過其法律性。一個很有名的中國格言說:“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當先 ”,以誹謗加之于一個男人的女親的貞節或其個人的正直恐怕是你對一個自尊的中國人所能加的最大的侮辱。

此點就是當年參加學生運動的人也不 諱言,他們在事後的回憶中說:“那時我們提出了‘美軍退出中國’的要求,但多數同學對這要求的瞭解是因爲只有美軍退出中國,才可以不再發生類似沈崇的事 件。若在當時强烈的指出美國政府與中國反動派發動的內戰有緣的關係,恐怕是不能爲多數同學接受的。當時是感情多于理智,大家感到受了侮辱。因此我們得承認 民族自尊心和貞操觀念是運動掀起的有力因素之一,雖然美軍在華侵犯中國主權,間接直接屠殺中國人民是這個運動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原因,但在那時是潜伏的。能 明顯如此自覺的幷不多,那是遠沒有今夏‘反內戰反饑餓’運動中,大家所表現的高度的自覺和認識的深邃的。”

三、沈崇案之謎

關于沈崇事件,當時無論是國民黨政府還是民間都認爲,中國共産黨有意識地參預了這一事件。還有人認爲,是有意製造的,說沈崇是延安派來的人等等。但在沒有確切證據的情况下,不能輕易下結論。

還有一種說法是:“文化大革命後據中共黨內披露,原來沈崇事件完全是一宗政治陰謀,而美軍士兵强奸北大女生則根本爲莫須有罪名。原來沈崇本人爲中共地下黨 員,她奉命色誘美軍,與他們交朋友,然後製造强奸事件以打擊美軍和國民黨政府,結果證明相當成功……據悉沈崇在中共建政後改名換姓進入中共外文出版社工 作,已婚,現大陸不少七、八十歲左右的文人名流都知道其人。另一說法是,改了名的沈崇在文革期間被紅衛兵批鬥時揭穿身份,她向紅衛兵承認,她幷未遭美軍强 奸,之所以這樣說是爲了黨的事業。”

文革中還有傳言,說沈崇在山西五臺山出家,幷說有人曾見過等等。這些說法都沒有提出足够的證據,所以它只能幫助在分析沈崇案事多一種視角。

現在能看到的史料是,沈崇案發生後,當時中共有一些對策。

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曾在給董必武、吳玉章、張暑時、葉劍英、方方、林平等人的一份名爲《中央關于在各大城市組織群衆響應北平學生運動的指示》中指出:

“(一) 北平美兵强奸女生事,已造成有力的愛國運動,上海、天津聞亦將響應,希望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滬、渝、昆、港、蓉、杭等)及海外華僑中發動游行示威, 幷堅持下去。不能游行的地方,亦可進行請願及組織後援會,一面提出目前具體要求,如要求此案及以前歷次懸而未决的慘案徹底解决,要求美國兵犯罪由中國法庭 按中國法律公開審判(如華僑在美犯罪一樣)等,一面依據情况聯繫到美軍全部撤離中國,反對美國干涉內政,出賣軍火,進行借款,助長內戰,及廢除中美商約, 抵制美貨等口號。在運動中要儘量推動一般中立分子出面,造成最廣泛的陣容,幷利用國民黨所宣布的元旦起實行憲法人權條文,采取理直氣壯的攻勢,使國民黨不 敢壓迫,幷達到暴露國民黨之媚賣國及其國大制憲全系欺騙之目的。(二)我們在各地學生及婦女中的關係,應儘量利用學生及婦女中通信辦法,向各地推動發展, 幷推動各地撰文通電,向各方聲援呼籲,務使此運動向孤立美蔣及反對美國殖民地化中國之途展開。”

通知特別提出利用婦女對沈崇案的憤怒,可以說是非常瞭解沈崇案所容易引發的民族主義情感的。

王漢斌在《解放戰爭時期北平地下党是怎樣領導學生運動的》一文曾詳細講述過當時的情况。

當時南系北上後,由袁永熙、王漢斌、洪德銘組成共産黨的北平地下學委,幷立即在北大、清華等校建立黨的地下支部。他說:“這時黨面臨著在學校裏迅速扎下根子,占領學校陣地的問題。這是一場艱巨的鬥爭,也是極其細緻深入的工作。”他們的工作計劃非常周密。

王漢斌說:“第一種是燕京。該校在抗戰期間遷往成都,勝利後不久即原班人馬復員北平。黨在該校力量比較强。一直成立有學生自治會,幷爲進步力量所掌握。在複 員後由我黨地下党黨員張富培(張定)同志擔任自治會主席,學校陣地完全爲我控制,國民黨反動勢力不能左右學生運動。第二種是清華。經過同國民黨勢力進行激 烈的爭奪之後,使我黨較快地掌握了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權。-------于是就由我南系地下黨員徐裕榮同志當選清華大學第一届學生自治會主席。由此,清華學 生運動的領導權即爲我黨所掌握了。第三種是北大。------地一下黨全面分析了北大的情况,廣泛發動黨員和‘民青’成員主動與北方同學交朋友,進行個別 串聯訪問,交談觀點,幫助同學解决困難,消除相互誤解。我們還和臨大同學一起組織郊游、開聯歡會,增進南北同學間的廣泛聯繫,攀叙友情。北大暫時不能成立 學生自治會,我們就采取化整爲零的方法,團結群衆開展社團活動。南北兩系心心想印,齊心協力,三五成群,由小到大,使各種社團組織如雨後春笋般的紛紛成立 起來。他們根據相互間的愛好以各式各樣的形式,組織學習會、讀書會、辦墻報、出專刊。評介時局,揭露國民黨打內戰的反動政策,宣傳黨的方針。團結教育群 衆。經過這些活動。很快使我們在學生中扎下了根子。”

中共對這一階段的工作非常滿意,王漢斌回憶:“在復員北上不到半年的時間裏,經過堅 忍不拔的努力,我黨極其出色地在北大、清華等校奪取了學校鬥爭的陣地,扎下了根子,掌握了學生組織的領導權,組織起一支党領導的學生力量。這就爲深入開展 平、津及華北的學生運動,迎接中國革命高潮的到來,同時也爲組織華北學聯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爲弄清沈崇的真實身世,向社會公布真相,中共地下黨員、時任北平《益世報》采訪部主任的劉時平,千方百計查詢沈崇的確切身世。

當 時一些小道消息說沈崇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他就先到北大,可是北大說沒有此人。又有人說或許是輔仁大學的吧,于是他又趕到輔仁大學。輔仁大學是一所教會學 校,管理比較嚴格,外人是輕易不許進入的。劉時平憑記者證,說明情况,傳達室才接待,說是有一位叫沈崇的學生,但正在上課,不多時,傳達室的人就把叫沈崇 的女生找來了。劉時平直接問她:“你昨天晚上去看電影了。”那女生聽此話,非常不客氣地冷冷回答:“沒有去過。”轉身就要走。劉時平問:“你不是沈崇 嗎?”那女生回答:“我是叫沈崇,但昨晚沒有去看電影。”劉時平知道找錯人了,此學生只是同要找的沈崇同名而已。

他趕緊騎車又回到北京大學,來到女同學會共同分析情况,一位同學建議,何不查一查北京大學學生注册表呢?

劉 時平來到校注册部找到姓劉的主任。劉主任說,教務長(陳雪屏)吩咐過,誰也不讓查。劉時平認爲:不讓查必有原因。于是他掏出記者證說:今天來調查此事,非 查注册不可,不然就不走啦。那位劉主任一見這形勢,只好勉强答應,幷一再叮囑千萬不能說是他讓查的。結果劉時平查到了沈崇的注册卡,上面標明:沈崇,19 歲,福建閩侯人,先修班法文組新生。永久通訊地址:上海古拔路25號。

爲找到沈崇本人,劉時平又到先修班詢問。有人告訴他:沈崇就住在北 平東城八面槽甘雨胡同親戚家,但是不知具體門牌號。劉時平騎車趕到住地派出所,經查詢搞清了沈崇住甘雨胡同14號的表姐家。他找到14號,一看這是非常講究、有地位的人家,兩扇紅油漆大門緊閉著。他按了門鈴後,一個老太太探出頭來問找誰,當聽到找姓沈的,說了一聲“沒有”就把大門關上了。劉時平正要轉身之 時,一位綠衣郵差過來了。乘送信人叫門之際,他看見信封上寫著“楊振清轉沈崇”幾個字,這一下他心中都清楚了。

沈崇案發生後,全國各地很快就出現了較大規模的學生示威活動。對于學生的行爲,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許多人都認爲是有人在操縱,倒是當時的知識分子表現出了少有的天真。

當時任上海市市長的吳國楨在他的回憶錄中曾說:“當人們不滿時,或者有不滿的理由時,自然就有共産黨滲透和可供利用的基礎。但如果沒有理由,共産黨也能造出一些,就拿北平女學生被强奸爲例,那件事發生在北平而不是上海,但我們照樣遇到了麻煩。”

吳國楨是出身清華的留美學生,他對于中國的學生運動有深入的瞭解,他認爲:“事實上,中國赤色分子將美國挑出來,作爲他們鼓動民衆加以反對的目標,一些示威 的性質常常是反美的。在那些示威中,我盡力做到沒有美國人受到嚴重傷害。我記得只有一次,有個美國水兵受到了很粗暴的對待,但我成功地使那次事件免于演化 成一場騷亂。在北平,一個美國大兵强奸了一名女生之後,也有一次反美示威。某些人認爲,那個女孩是北平共産黨使用的誘餌,但無論如何,這是一件令人嘆息的 事情。”

這次事件以後,上海交通大學也有一次罷課的準備。吳國楨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我沒有小視那件令人惋惜的北平女學生被强奸案,但我 說那是一件由美國士兵犯下的孤立罪行。"他說:“但是請注意,當俄國人占領東北時,有多少中國婦女遭到了蹂躪?如果你們一定要示威,那麽應當針對這個劣迹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們一定要對美國示威,那麽同時也應該對蘇聯示威。”

吳國楨的這種說法使許多學生從感情回到理智上來。吳國楨後來說:“我當場將了他們的軍。自然他們决不會聽我的,但第二天除了左傾刊物外,所有報紙均全文刊載了我的講話。反美示威仍然舉行了,但秩序良好。”

對 于沈崇案中知識分子的表現,吳國楨也談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對當時知識分子的評價幷不是很高。他說:“還有另一件事我想指出來,那就是知識階層的冷漠。大多 數示威與動亂均由學生發動,在中國這樣的國家裏,學生真是一種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比勞動團體或其它團體有力得多。這有兩條理由:一方面因爲人口的大部分 是文盲,學生們被尊爲比較有知識的階層,另一方面學生們大都年輕,人們對他們的過激行動通常比較寬容。共産黨敏銳地領會了這一點。于是就集中力量對學生進 行滲透。然而按照我個人的看法,大學教師們在反共活動中,本應對我有很大的幫助,不幸的是,我發現情况幷非如此。我邀請校長們和許多教授、教師同我吃飯, 參加午宴和茶會,敦促他們在對待共産黨威脅上要更警惕,更有力量,但一無所獲。更使人吃驚的是,儘管大多數校長和許多教授都是國民黨員,但他們不願意出 頭,即使在那時,按照中國的老傳統,對教師的尊重在學生中仍然是一種支配性的情緒,這就尤其令人可悲了!在當時的情况下,要是校長和教授們能多幫助我,我 們也許會辦得更好些。”

知識分子的表現爲什麽這樣冷漠呢?

吳國禎說:“首先,大學的校長和教師們的待遇太低,他們的生活很困難,特別是因爲不斷的通貨膨脹。這方面我不能幫助他們多少,因爲大學都是由中央政府資助的,至于由市政府資助的中小學教師,我則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 對那些在高等院校從事教育的教授們,其可嘆的生活條件,我只能提請中央政府注意。教師們低于標準的報酬,自然會引起諸多不滿。但他們的冷漠還有另一個原 因。歷來中國的學者們,都反對參與政治,他們感到自己的領域只限于搞學術,別無其它。儘管他們中許多人是國民黨員,但却認爲反對共産黨的滲透幷不是他們的 責任。此外,他們有希望取得學生歡心的弱點,害怕學生們可能對他們示威,所以盡力與左傾學生友好。”

當吳國楨與學生談話時,他總是力圖按以下的方針與他們論爭:“如果你們對政治有興趣,首先得用知識武裝自己,努力學習。當你畢業時,若想成爲一個革命者,或者甚至當一名共産黨人,你們將有充分的時間,爲什麽眼前要用政治活動來使自己分心呢?”

許多學生對這種直接了當的方式是很信服的。“但共産黨非常聰明,我很快就查出了他們滲透的辦法。他們在每所學校潜伏下少數地下人員,但不會立即組成純粹的共 産黨小組,他們從真正赤色的、到帶粉紅色的、甚至明顯中立的分子開始,組織了許多小組。讓我們以日本爲例,艾森豪威爾總統準備訪問日本,但突然出現了强烈 的反對,共産黨是如何得逞的呢?依我看來,煽動不是從極端赤色小組開始的,倒是肇始于帶粉紅色的小組,他們對艾森豪威爾即將到來的訪問提出疑問,在校園內 貼出他們稱爲的‘墻報’,遣責美帝國主義,幷組織起來反對艾森豪威爾來訪。然後赤色小組就公開出來支持他們,最後,乃至名義上中立的小組也會受到影響,幷 贊同這一立場。這樣在人們得知之前,罷課與示威就已開始了。”

吳國楨說:“我經常走訪上海各個大學,看學生團體貼出的墻報,幷盡力研究他 們提出的各種意見,我把查清誰是那些墻報的起草人當成一件事情,在一般大學裏,會遇上四、五十個學生團體,我從未弄清楚他們各自有多少追隨者,但我能辨別 其不同的政治觀點,逐漸我就知道了共産黨采用的策略。當共産黨確認勝利在望的時候,他們突然間停止了所有的煽動。在大學也一樣。沒有示威了。”

對于沈崇案後發生的學生運動,羅家倫當時也有同吳國楨一樣的看法,他在1947年1月2日的日記中說:“今日中大學生等游行,爲反對美軍二人在北平奸污女生事。此等事本系個人行爲,可以軍法解决乃强作成國際政治問題,蓋與共産黨發動之反美運動連成一片也。可嘆,可惋惜。”

1946年12月31日《申報》第一版上的文章也認爲,“此次不幸事件,爲一法律問題,而美軍退出中國,則爲一政治問題,不可幷爲一談。美軍對此善後所提解决辦法,大概尚好,但應從速解决,絕不可拖,美軍不懂得東方道德的特性,所以他們也許還不理解中國人民的憤慨。”

同日《申報》第一版第二張有一篇報道:《北平女生被辱事件》,對于當時學生和知識分子和行爲都做了批評。其中有這樣的話:“而且亦正足以反示我們對于民主政治的沒有訓練。”同時還說:“我們引以爲憾的就是身爲師表的教授們,竟也有不明事理而從事于屬外的行動。”

對 于沈崇案後的學生運動,當時的清華校長梅貽琦在他的日記中認爲,看見清華和燕大的同學步行入城,他表示同情和憤慨。當日上午九時,他曾在騎河樓清華同學會 召集北大各負責人開會,席上表示:清華燕大二校已决定采取不干涉態度。北大各院負責人同聲響應。陸代校長志韋表明三點意見:(一)不論何國都不應在華駐 軍。因爲時代已過去,已無必要。(二)此次游行不應是專對美軍而發。(三)此系小事,但有大意義,惟不應因此引起其它糾紛。

在沈崇案中,胡適和傅斯年保持了清醒。他們沒有無原則認同學生的行爲,而對學生有所批評。

1947 年1月5日,胡適給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和他的朋友王世杰、傅斯年寫信,在信中他詳細告訴了他們北京發生的沈崇事件,幷說:“沈生戚楊君已聘律師,北京大 學則請趙鳳喈、燕樹棠諸君任法律顧問,明午會同檢閱案卷。美軍方面似亦明瞭此事嚴重,故卅日學生游行,美軍均閉門不出,美軍審判,現尚未定。”

同時,胡適在給傅斯年的信中說:“我們今日所作只是充分把全校的法律人才供被害人之用。”

胡適在沈崇案中的行爲,後來曾受到過許多批評,主要就是因爲他不主張把此事件擴大化,他的認識是,這只是一個法律問題,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

1947 年12月30日下午二時,胡適乘中航飛機抵平。胡適對記者稱,對此次暴行真相所知不多。他說:“這是一個法律問題,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京滬報 紙除文匯、新民所刊者外皆不詳,三十日之和平日報登載始略多。這是東方特殊的道德問題,國人當然同具憤慨。學生間的開會游行,亦屬理之常情,但不可罷課, 希望能即日恢復,免廢學業。”記者詢以對要求美軍退出中國之口號有何感想,他說:“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一個老口號,在這次事件以前就有的,只要美軍在 中國一天,這口號就存在一天。”他認爲前者最好不要與後者發生聯繫。“美陸戰隊對這件事的聲明,我以爲很切實。”

《觀察》周刊第1卷21期發表記者文章《抗議美軍暴行 北平學生示威記》,其中引胡適的話說:“對于女家,很多的長輩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後輩。當然我要負責的,如果她願意我陪她出庭,我當然願意的。”

同時胡適也指出謠言太多,第一是這女孩子絕對沒有離平,第二是絕對沒有拘禁,刑詞或有强迫她的行爲。

胡適說:“我每天都與沈小姐及其家屬接觸,這話絕不可靠。這些不負責任的話,我尤其不願見之于北大的壁報。”

傅 斯年也和胡適的看法相同。他曾向聯合社記者談及各校學生游行示威事,認爲各校學生誤將與政治無關之事件,作爲政治事件,此案固屬遺憾之至,但純爲法律問 題。記者問其對于學生要求美軍退出中國之見解,傅氏答稱:准許美軍留華,完全爲中國政府之政策問題,學生倘不滿此項政策,盡可向政府請願,十六個月以前, 美軍曾與中國軍隊幷肩對共同之敵作戰。近十個月來,美軍且協助中國政府遣送日俘回國,此種任務尚未終了,中國境內尚有大批日兵,迄未解除武裝。須知中國現 尚有另一大陸國之大批軍隊,未得中國政府許可而駐扎境內,中國智識階級對于國際政治應具遠大眼光,幷須認識中國不能在國際間孤立。

傅斯年這裏是指蘇聯在東北駐兵,他認爲如果要反對美國在華駐軍,爲什麽不反對蘇聯在東北駐軍。當時各大學中的有些教授對于學生的行爲也有不同看法,當時北京大學法律系的教授燕樹棠就對學生的抗暴運動不理解,但他們一般都不願意得罪學生。

四、沈崇案中知識分子的表現

四十年代中國學生和知識分子普遍具有左傾傾向,那是一個極端的年代,世界性的左傾思潮對中國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影響非常强烈。

邵燕詳曾這樣回憶自己當年的選擇:“像我這樣的年輕學生,主要是從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惡這些道義標準决定去取。師友之間的互相影響也會起作用甚至决定的作 用。我相與的儘是傳統所說的好學生,品學兼優的爲多。我們當然看不起帶流氓氣的、飛揚跋扈的學生。別處我不清楚,偏偏我們學校裏,少數三青團分子中我們所 知道的,就是‘泡MISS’、打群架的一流。基層如此,上層可知。我在1947年反饑餓反內戰運動前後,認同‘軍隊國家化’的同時,認同‘黨團退出學校’ 一說,就緣于這樣的感性基礎。事實證明,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知識分子,這些口號是得人心的。以周恩來爲首的在國統區活動的共産黨人,分別在高層的社會賢達 (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人)和基層的學校師生間,所做的宣傳和統戰工作是成功的。這與他們的人格形象分不開。我之投向共産黨,不能說沒有一定的理性認識 基礎,但肯定夾雜了許多純感性的東西。”

1948年初,一個遠在美國讀書的女學生的認識也很有代表性,這個女生名叫楊靜遠,是當時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楊端六、袁昌英夫婦的女兒。她在和自己戀人的通信中保存了許多史料,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四十年代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傾向。

信中說:“我們傾向于主張維持現狀,因我們正好是現狀的受益者。由于害怕失去我們正在享受的特權,我們自然會反對任何可能要求我們犧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以利于 全民的改變。我們也許不願承認這一點。但這正是存在于我們意識底層的東西,它使我們反對建議中的由國民黨、共産黨和非党自由派人士組成的聯合政府。我們這 少數人要不要聯合政府,其實無關緊要;廣大的中國人民群衆需要它。而中國人民的力量是每時每刻都在壯大。反動勢力只能推遲它,却絕不能摧毀它。這一天終將 到來,中國人民將站立起來,作出自己的决定。華萊士先生是對的,他預見到這個重大事件,對美國人發出警告。聯合政府將不是一個一黨統治的政府。利昂先生 說:‘一個聯合政府中只要有了共産黨人,那就除共産黨人什麽都沒有’,他這話只不過重複陳腐的歇斯底里裏濫調。奇怪的是,他竟把‘恐怖和屠殺 ’與聯合政 府相提幷論,而他明明知道這些正是國民黨政府目前所采用的手段。一個聯合政府沒有理由停辦教會學校和醫院。既然聯合政府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凡是對人民有益 的事物都將被接受和歡迎。我們中國人民不要一個共産黨專政,正如我們不要一個國民黨專政。如果美國政府一意孤行地援助國民黨政府來抵拒聯合政府,結果必然 是現政府被徹底推翻,由共産黨專政取而代之,那也同樣是不合人意的。我們是一個掙扎在生死綫上的民族;我們需要全世界的朋友。我們希望人們理解我們的要 求,而不是誤解我們的要求。”

當時對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最有誘惑力的是關于聯合政府的設想,楊靜遠在她的信中說:“共産黨,在他們看來, 是人民的發言人,是中國的救星。對于他們大公無私的胸懷,他們是深信不疑的。看著國家現在所受的創傷,他們暗中稱快,以爲這回教訓了國民黨了。其實受罪的 還是無辜的人民。仁寬明顯地偏向他們,當我們在去南岸的路上我問他對最近的局勢感想時,他似乎驚奇我這也要問。‘當然同情共産黨羅!’他又給我分析,解說 是非誰屬,但他一點不能解除我心上的疑問。回城時,他和胡談著一些我聽不懂的事,後來胡告訴我那是他們聯絡同志爲將來事業合作。”

對于沈崇案,在當時也還有一些知識分子從更爲複雜的時代背景上做了分析,這些人多數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當時儲安平主編的《觀察》周刊就對此事發表過許多評論,《觀察》的態度大體上代表了四十年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態度。

吳 世昌在《論美軍事件》中認爲“這次因美軍暴行而引起的學生運動,除了抗議暴行,要求道歉,懲凶、賠償保證以外,全國學生第一次喊出美軍撤出中國的呼聲。也 有人要求廢止中美商約和中美航空協定,這雖不是全體的意見,但要求美軍撤退是一致的。這個運動截至現在爲止,中國官方除通令勸止外,尚未有公開指爲受中共 策動者。平市長何思源對南京中央日報記者稱,他自己年事已長,若在青年,也將參加。滬市長稱,應付此事,决以民主作風。渝黨政軍聯合會議,决定准許學生游 行,各地學生游行秩序亦佳。只有聯合社的報道,却拾了舊中國政府的牙慧,說是受中共策動,以侮辱學生游行的價值,圖减輕美國輿論的指摘。”

吳 世昌在他的文章中還對胡適和傅斯年認爲沈崇事件是法律問題的觀點提出了批評。吳世昌當時的看法,也可以說是最常見的觀點,他也認爲美軍駐華是沒有道理的。 他說:“所以即使美軍在華相安無事,而國人提出請其撤退的要求,也不能指爲‘越軌’。我們認爲這次學生運動,和去年反對蘇軍在東北延不撤退,同樣正確。連 清華大學美籍教授Winter都贊同北平學生的運動,聯合社至少不能指Winter也是受中共指使罷?”

“至于中國需要美國的友誼與協 助,則爲另一問題,與此案無關,不可因此案而引起盲目的反美運動。所幸各地學生游行,尚無此現象。現在必須弄清楚:第一,敦睦交,不必也不可犧牲一國主 權,容許外兵在平時長久駐留。第二,反對美軍駐華,不是反美,更不是不要美的友誼,正如因反對蘇軍駐東北,也不是如中共所謂反蘇排外一樣。反對美軍駐華只 是反對其政府在某一時期的某種政策。一個人民尚且可反對其本國政策,何况一國政策侵及別國主權,被侵國人民豈有不能反對此政策之理?第三,美軍暴行由此政 策所引起,爲此政策之結果,則二者顯然不能分開。第四,抗議暴行,反對侵害主權,美國公正人士亦必有此同感,故同時仍不可不訴諸理智。萬不可因此損害邦交 及友誼。我們不願受人侮辱,自己也不可侮辱別人。”

《觀察》還發表了費青《皮爾遜强奸案翻案事答問》和周子亞《從國際法立場論美軍暴行之性質及外國軍隊之刑事管轄權問題》。

費青和周子亞都是法學家,他們雖然在感情上非常認同學生的行動,在道義上也譴責美軍的暴行,但因爲職業的關係,他們對美軍的暴行及後來美國海軍部對皮爾遜案的翻案,却表示出了相當的理性。

費青就說過:“這個復核結果當然是不當,從而違反了公道,但是狹義地或嚴格地講,不能說它是違法。我幷非在替美國辯護,更不是在反譏美國以違法爲合法。”

周子亞從國際法角度對于美軍暴行做了分析。他在立場上也和學生一樣,但他的觀點却是從國際法的角度認爲中國對美國在華駐軍的法律失之過寬,讓美軍在中國領土行使審判權,有損國體。

沈 崇事件早已成爲歷史,但對于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重新觀察沈崇案發生的歷史背景,却有助于我們更好瞭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選擇和他們後來的命運。任何曆 史都有延續性,半個世紀前,一次偶然事件中所映現出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性格,至今幷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五、沈崇事件檔案在美國解密

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時審理沈崇事件的法庭記錄已經解密。據現在美國的周啓博先生介紹,當時沈崇案由軍事法庭審理,案卷存軍方檔案庫。因涉外國公民,管外交的 國務院也有相同的一套案卷。他從國家檔案館取得國務院這套案卷的複製件,全部爲英文記錄,共150張。因年久有些詞和字母不太清楚,需從上下文猜出。

據周先生介紹,沈崇事件發生以後,1947年 1月6日海軍陸戰隊第一師(加强師)司令下令于中國北平第五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舉行審判,前後經過多次審理。

當時法庭組成情况是:

1、律師開場白。2、有關人員,法官和記者入庭,宣誓。3、提出控告。4、辨方抗辯。5、控方發言結束。6、辯方發言結束。7法庭調查結果。8、判决。同時法庭還出示了相關證據:

1、黑板上地圖的照片。

2、手套的描述。

3、1946年12月24和25日氣象紀錄。

4、1947年1月13,14和15日氣象紀錄 。

5、大衣的描述。

6、內褲的描述。

7、上衣的描述。

最初對皮爾遜的控罪共有五項。 控罪1、强奸。控罪2、企圖强奸而攻擊。控罪3、自願性行爲。控罪4、有害秩序和記律的行爲。控罪5、可能損害士氣風紀的不道德行爲。

1947 年1月7日,對案件中的控罪3和5及說明予以撤銷。1947年6月11日軍事法庭審判皮爾遜案的審判記錄顯示:控罪3和控罪5已經撤訴;控罪2和控罪4 被宣判無罪。控罪1,他被判有罪。他被判决降爲列兵軍階,監禁十五年,受不名譽退伍和其他有關處分。下令審判的有關當局已經批准了審判過程,調查結果和 判决。

據檔案記錄顯示,原告是19歲的在北平國立大學讀書的學生。她的證言內容如下:

强奸發生的那天晚上,大約8點,她 一個人沿公共街道走向亭台電影院。在照明良好,行人衆多的街上,被告和另一個美國海軍陸戰隊員(普利卡德)忽然一左一右把她挾持,“護送”她走向與她目的 地幾乎相反的方向,穿過一個狹窄的街區(那裏顯然有樹),到了東(長安)街,又穿過東(長安)街,走了約60碼,進入一個叫作“跑馬場”或“閱兵場”的地 方,到達“南墻”(前奧地利公使館墻)附近的一個地點。根據原告所說(被告和他的同伴都沒有這樣說),她喊叫了一次,此後她的嘴就被捂住了。她反抗却沒能 掙脫。到達墻邊時,被告和普利卡德强制她倒在地上。因爲她反抗,所以兩個美國海軍陸戰隊員要合力才能按住她幷脫掉她的內褲。然後被告趴在她身上,儘管她反 抗和力圖幷攏兩腿,被告還是完成了性交行爲。原告看到手電光束後喊叫,但她的喉嚨馬上被扼住了。爲引起注意,她揮舞在她身旁的她的白色內褲。顯然是怕引起 別人干涉,被告沿著墻“拖”她向東走,緊抓住她怕她逃脫。被告再次試圖性交,她激烈反抗使被告未能得逞,她又看到手電光,但她因怕被告殺她,沒敢喊叫。被 告帶她繞過墻角向南,到達檢閱台,在那裏她從被告手中掙脫,隨即又被抓住。在檢閱台附近,在離交通繁忙的哈德門街約80到90步的地方,被告再次性交進入 原告身體獲得成功。原告因與被告掙扎多時已經筋疲力盡。她又喊叫了一次,幷揮舞她的襯褲。這時有8個中國人,帶著手電和槍,來到現場察看發生了什麽事,救 了原告。一輛憲兵巡邏吉普把被告和原告帶走。

據法庭記錄,一個中國軍隊人員是原告的證人,他作證說:在事發那個晚上 8點左右, 他看見兩個海軍陸戰隊員在亭台電影院附近“帶走”一個姑娘。 她在哭,“聲音不響也不太弱”, 但她什麽話也沒說。他沒有進一步調查就回他的總部去了,把此事告訴4名中國軍人。

這個證人由這些中國軍隊人員陪同,其中兩人有手電,來到離領事館南墻邊一個位置約20尺處,在那個位置有一個海軍陸戰隊員和一個姑娘在地上,一人在另一人身 上。第二個海軍陸戰隊員站在離地上的兩人約2尺處。不但這個證人,而且他這一組人的任何一個,都沒有聽到任何喊叫,也沒看到任何掙扎。這組人中有一個聽到 女人哭泣,其他人沒聽到任何聲音。這5個人被站在旁邊的幷沒帶槍的海軍陸戰隊員趕走了。過了一會,又有兩個帶槍的中國人加入這組人,現在這組人共7個人, 他們又往回走,只到了那條街,又被那個海軍陸戰隊員趕走。被告海軍陸戰隊員和姑娘此時還在南墻下原來地點,離這組人有大約60碼遠。這組人取得了附近一個 中國交通警察的協助之後又向那個地點進行了第3次行動。(這時距離兩個海軍陸戰隊員第一次被看到“帶走”那個姑娘已有兩個半小時。)這次那個海軍陸戰隊員 和姑娘已經不在那裏了。在那個海軍陸戰隊員和姑娘呆過的地點,這組人發現了一條圍巾和一支有血迹的手套。 姑娘發出哭聲幷揮舞她的襯褲,吸引了他們的注 意,他們在檢閱台附近找到了臥在地上的被告和姑娘。他們强迫被告站立起來。這組人作證說,海軍陸戰隊員和姑娘都是滿身塵土,衣著淩亂,他們的外衣都穿在身 上,姑娘臀部是濕的,被告對警察態度粗暴,被告試圖摟抱姑娘,姑娘一直在哭。剛才提到的交通警察作證說,大約晚10點半時他接到關于此事的報告,他去了跑 馬場,看到在地上的被告和姑娘。兩個人都站了起來。警察說姑娘告訴他海軍陸戰隊員强奸了她。但是,那一組人中沒有任何一個聽到姑娘的這一投訴。在法庭盤問 時,警察被問到姑娘向誰宣稱海軍陸戰隊員强奸了她,警察回答“她告訴我了,因爲我問她了”。而且,這個警察第一次見到在地上的海軍陸戰隊員和姑娘時,姑娘 沒有說她正在被强奸。

第2天淩晨大約2點半,姑娘由一個中國醫生做了檢查。醫生作證說,他在陰道入口下部中間發現了一小塊新鮮傷痕,只有 生殖器進入陰道才能達到那個部位。他說“正常性交”通常不會産生這樣的傷痕。除了這一小塊傷痕之外, 醫生說姑娘的“身體”是正常的,外生殖器沒有可見傷 痕,沒有發現精子細胞,而且“難以確定是不是真的强奸”。記錄顯示這個事件持續了大約3個小時,那天夜間很黑,無風,氣溫在華氏15到 20度。

辯 方證人作證說,在事件發生的那一夜之後大約3個星期裏,他們兩次在所說的强奸發生的地點觀察行人和交通情况。他們在黑暗程度,風速,時間和氣溫都和所說的 强奸的那個夜晚很相似的條件下研究了那個地點的行人和交通。總括地說,他們作證指出,每小時通過東長安街的行人和車輛數目有幾百,那條街離被告第一次攻擊 原告的地點距離在60碼以內。哈德門大街上行人車輛數目就更大些,而哈德門大街在第2次攻擊的地點和被告被抓起來的地點以東不到100 碼。證詞進一步指 出,如果誰在第一次攻擊地點“大聲說話,不必喊叫”,那麽在60碼以外的東長安街上的人能清楚地聽到。

據法庭記錄顯示,有數名憲兵到了中 國警察逮捕被告的現場。他們作證說在現場被告用手臂摟住原告,原告顯然是同意的。一個證人作證說被告和原告試圖一同離開跑馬場,另一個證人作證說他認爲那 個中國姑娘看來“完全放鬆”,不像“受到刺激或者哭過的樣子”,而是“對整個事件表現平靜”。早些時候和被告一同喝過酒的一個海軍陸戰隊員說,被告被酒瓶 割傷了手指節,這可以解釋現場發現的手套上的血迹。

所說强奸案次日下午,一個美國醫生檢查了原告。這個醫生作證說,在原告的臀部,大腿內 側,臉和脖子上都未發現傷痕。原告陰道入口處小的割傷在正常性交時也可能發生。這個醫生在所說事件次日早晨也檢查了被告,在被告性器官上沒有發現傷痕。當 夜值班的憲兵軍官作證說,被告被從閱兵場帶來時,對被告沒有任何控告。假如有强奸的指控,被告就會被關起來,而不會作爲嫌疑人釋放聽候傳訊。原告在所說的 攻擊那天晚上穿的衣服和襯褲都列入了證據。原告陳述她交出衣服以後,衣服被割了幾個小口子,除這些小口子之外,這件衣服沒有其他損壞。和衣服一樣,她的襯 褲也沒有暴力的痕迹。

法庭記錄認定,仔細考察舉出的證據後即可發現,原告沒有在當時環境和條件下做出足够的反抗來支持她對性交不自願的說 法。雖然證據顯示 1946年12月24日晚事件開始時她不是自願跟兩個海軍陸戰隊員走的,但是除了她自己的證詞以外,沒有其他證據證明她哭過或者反抗 過。與此相反,其他控方證人作證說,在她和被告呆在一起的那麽長的時間裏,證人既沒聽到她哭叫,也沒看到她掙扎反抗。如果說這些要干預被告和姑娘的證人相 信姑娘正在被强奸,而他們無力援救她,是令人難以相信的。同樣令人難以相信的是,事件長達幾乎3小時,所說的幾次攻擊就發生在交通繁忙行人衆多的街道附 近,竟然沒人聽到呼救聲。她幷沒在無人援助的情况下被毆打,也一直沒有失去知覺。雖然她宣稱被告幾次扼住她的喉嚨和捂住她的嘴,醫生在次日檢查時在她臉上 和脖子上沒有發現傷痕。她作證說她的襯褲是被强力脫下來的,但在當庭展示證據時,却沒有任何污迹和撕破之處。她的衣服也沒有任何暴力的痕迹。在整個爭執過 程中她都沒脫下她的手套。她的陰道口有輕傷,這種輕傷與自願性交的情况相符合。她爭辯說她做了當時環境條件下她力所能及的反抗,可是除了這點輕傷以外,所 有其他事實都不支持她的說法。在警察拘押被告和她兩人時,也沒有見到他們精神歇斯底里和身體筋疲力盡的證據。對于被告違背原告意志和原告性交的說法,本案 證據不能消除對此說法的合乎常識的懷疑。

軍事法庭最後認定,根據事實和上述法律, 對控罪 1 及其說明的調查結果和下令審判的機關的相 關决定 , 予以撤消。根據對控罪2和控罪4的調查結果,對法庭判决和下令審判的機關的相關决定, 予以撤消。總軍法官認爲,下令審判的機關根據以上陳述 和建議采取的司法程序和行動是合法的。

這個陳述和建議後來得到了海軍部長蘇利文的批准。因此,對控罪1 及其說明的調查結果予以撤銷。根據對控罪 2 和 4 的調查結果,審判的判决和下令審判的機關的相關决定也予以撤銷。

對撤銷皮爾遜强奸案判决,當時國內反映非常强烈,但許多研究國際法的學者認爲,雖然在道義上這很不公道,但不能說這個案子不合法,因爲美國法律是非常嚴格的,也是獨立的。

關于沈崇案的一些背景材料講完了,因爲是演講,材料的來源沒有詳細告訴大家,如果哪位朋友有興趣,可以與我聯繫。

謝謝大家。

摘自:《2004年中國最佳講座》李公明/選編 長江文藝出版社

原題:個人遭遇如何成爲公共事件

——以1946年發生的沈崇事件爲例

奧巴馬就職典禮的兩個細節(梁文道)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3782760100drdz.html

奧巴馬就職典禮的兩個細節

梁文道

如果想要瞭解到底什麼叫做美國總統,不妨從奧巴馬就任那一天的兩個細節說起。

一是宣誓儀式之後的國會午宴。當時賓客在大廳早已坐定,虛位只待總統、副總統、兩院議長及兩院黨團領袖。然後音樂響起,他們一一進場,全體起立鼓掌。請注意前任總統卡特、老布希和克林頓這時的表現,他們可沒有自恃前國家領導人的元老身份,老神在在地安坐原位,而是和大夥一齊站起來歡迎奧巴馬等人。

這固然是西方常見的禮數,本不足奇;但一般中國人很可能會看不順眼,覺得論資排輩,再怎麼算也不能讓老總統向新總統起立致敬吧?然而,我們又必須明白無論是議員也好,前任領袖也好,這些美國政壇精英敬的其實不只是奧巴馬這個人,而是他的總統職位(The Presidency),一個由人民選擇的行政部門首長。更準確地說,他們眼前這個人不單單是一個具體的活人,還是一種制度,一個人民創造出來的抽象位置。因此,他是可敬的。

所以我們常常能在白宮人員的回憶錄,前任美國總統的自傳,乃至於通俗電影電視劇裏面見到這類奇怪的場面:一些本來和總統候選人勾肩搭背,姓名相稱的兄弟們在前者正式就任之後,突然來個態度大轉變,即使是在單對單私下場合,也時常禮貌周周地尊稱對方為“總統先生”。放心,並不是老朋友一朝飛黃騰達,就裝模作樣暗示舊識現在得對他放尊重點;只要他一卸任,這些拘謹的氛圍自動就會煙消雲散,“總統先生”這四個字說不定還會變成哥們的笑話。一位離任的總統當然就不是總統了,他只是個值得敬重的普通大人物。

也許,這一切都只是儀式而已,不過,可千萬別小看儀式,因為其中自有深意。例如前總統布希要在下臺後依照傳統立刻搭直升機離開華盛頓,絕情得很,但這卻意味著權位不從人而轉的精神。又如新總統奧巴馬自此之後就不得未經國會邀請而擅自步入國會議事堂,聽來造作,但這卻代表了行政權不可干預立法權的根本原則。儀式重要,因為它是制度的派生物。正如總統,它是個制度上的角色。

與此相對,第二個細節呈現出了完全相反的總統形象。那天中午,各大電子傳媒在奧巴馬的就職儀式結束之後立即採訪在場群眾,想看看這些美國人的觀感。我注意到許多人不約而同地用上了“我的總統”這個說法去指稱奧巴馬。

這本是英語的常見表述,就像英女皇會說“我的首相”,而英國首相則可以說“我的女皇”一樣。但是當一個尋常百姓稱奧巴馬做“我的總統”時,這裏頭難免就添上幾分親昵了。在我們看來,這也是件怪事。難道他們和總統很熟嗎?怎麼會把“我們的”領袖私有化成“我的”呢?起碼我就絕對不會說曾蔭權是“我的特首” 了。

其實這是現代媒體政治的效果,日夜的公關行銷和影像轟炸還真能起到人人熟識奧巴馬的地步。就算你沒親眼見過他,你也能知道他愛吃什麼,會養什麼狗,又怎麼管教兩個女兒。如果總統原本是種非人格的職位,現代傳媒環境下的民主政治就要反過來更努力地營造出一個無比親切的人格形象,使人民覺得總統並不遙遠,他就在我們身邊,和常人一樣唱歌跳舞,也和常人一樣會牙疼會失眠,甚至抽煙。

不過,在“我的總統”背後也還是要一個制度的邏輯。若是光靠大規模的宣傳攻勢就能讓百姓如此親近領導人,那麼緬甸人都應把他們的領袖叫做“我的將軍”了。在親密之外,“我的總統”更表達出一種所屬關係,一種制度上的所屬關係:這位總統是我有份創造出來的;我喜歡他,所以我才讓他坐上這個位置,因此他當然就是“我的”了。難怪,在華盛頓嚴酷的寒風底下,還有兩百萬美國人自動跑去國會廣場排隊觀禮。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還真覺得這位總統是他的。

精神病院裏的千萬富翁(南方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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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院裏的千萬富翁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劉子超,實習記者 李敏 發自廣州 2009-06-01 16:40:33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何錦榮說,自己就和《追捕》裏的杜丘一樣,想盡辦法逃避治療。他先把藥吃下去,張開嘴給醫生檢查。等醫生走了,就到厠所摳嗓子眼吐掉。他甚至收買了一個送藥的護士,在檢查服藥時對他網開一面

昨日,廣州千萬富翁何錦榮狀告廣州市腦科醫院侵犯人身權一案,在荔灣區法院第四次開庭。雙方就醫院收治何錦榮是否合法、醫院是否篡改門診病歷等展開激烈爭論。

在何錦榮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自認爲身體和精神都很健康的他送進精神病院的,是他的妻子。
——《南方都市報》4月15日訊

綁架

相框裏穿著白襯衫和花裙子的年輕男女站在越秀公園的假山前,男人的手搭在女人的肩膀上,周圍是歡樂的人群。很多年過去了,照片已經有些泛黃,相框也蒙上了塵土,1985年夏日的陽光看上去溫吞而孤獨。

在另一張照片上,他們靠在一張嫩黃色的沙發上,微笑著面對鏡頭。房間明亮,沙發和地板上攤滿了毛絨玩具。

20年之後,照片中的男人何錦榮坐在相框下面的沙發上,他的婚姻面臨破裂。

時值深夜,房間裏一片安靜,唯一能聽到的聲音,來自鐘錶“滴滴答答”的走動。窗簾拉開了一半,從街上透進來的光綫給客廳的每一個物件都留下了陰影。

敲門聲是在2005年12月21日淩晨響起的,在寂靜中顯得格外急促。何錦榮走過去剛一開門,三個彪形大漢就闖了進來。

他還沒來得及弄清楚發生什麽,一記鐵拳就把他打得眼冒金星,鮮血順著鼻孔直往下流。

“他們說我‘走白粉’,”3年後,何錦榮回憶。他爬起來,想要反抗,但一把鐵索鎖住了他的脖子,接著右手和左脚被銬在了一起。他就這樣被抬下樓,毫無尊嚴地塞進了一輛白色麵包車。

“他們的動作非常專業,”何錦榮說,“我當時想,完了,我被黑社會綁架了。”

就在這時,借助引擎啓動時的光亮,他看見了坐在車後面的人——那是他的妻子和兒子。他突然感到一陣天旋地轉,但很快就明白過來:一定是陳燕芳在找人報復他。

噩夢

在廣州市腦科醫院的診療室裏,五六個醫護人員圍上來扒光了何錦榮的衣服,給他換上病人的服裝。他說自己沒病,但醫生不爲所動。“你越是說自己沒病,他們越是把你當病人看,”何錦榮說。

他徒勞地掙扎、求饒,像被判處死刑的犯人乞求寬恕。當他被“大字形”地綁在床上時,他突然清醒過來,意識到自己將要經歷什麽。

“我試著和醫生解釋。我和他們說,我和妻子正在鬧離婚。她把我送進精神病院,是爲了侵吞我的財産。”

但是沒人相信這個“瘋子”的言語。醫院的病情記錄單顯示,醫生認爲他的申辯是典型的被害妄想。很快,何錦榮被初診爲疑似偏執型精神病,留院觀察治療。

那晚,何錦榮感到了真正的恐懼。他被關在醫院11樓的重症監護室,同屋的5個人都是嚴重的病人,經常亂喊亂叫。束縛帶依然綁著他的手腕和脚腕。他盯著天花板,一夜未睡,生怕哪個病人會突然撲過來。第二天一早,廣播聲響了起來。何錦榮看到護士給他拿來了抑制神經的藥物——情景如同日本電影《追捕》。

何錦榮拒絕服藥,他堅持認爲自己沒病,激烈地反抗著。一個醫生走過來說:“要麽你自覺一點,要麽我們就强行注射了!”

何錦榮繼續反抗,兩個護士就過來按住他的頭,把一根輸藥管順著鼻腔直插進去。這招終于讓何錦榮不堪忍受,他决定“配合”。

何錦榮說,自己就和《追捕》裏的杜丘一樣,想盡辦法逃避治療。他先把藥吃下去,張開嘴給醫生檢查。等醫生走了,就到厠所摳嗓子眼吐掉。他甚至收買了一個送藥的護士,在檢查服藥時對他網開一面。但何錦榮知道,只有出去才能真正脫離險境。

何錦榮的母親已經80多歲了,基本上每天都到醫院來和醫務科的人說理。老人屢次以跳樓和下跪相逼,但放人的請求始終遭到拒絕。醫院說,按照精神病院的出院規定,當多名監護人在治療意見上出現分歧時,醫院傾向于聽從第一監護人(妻子)的意見。

“我哥哥找了派出所、司法局,甚至托人找到市政府;我十幾個朋友來到醫院大鬧,”何錦榮說,“但是醫院仍然堅持第一監護人同意才放人。”

幾天後,他妻子提著水果和清遠鶏來到醫院。何錦榮本想借此機會,求妻子把自己放出去。沒想到話不投機,何錦榮再次怒不可遏。

“她帶著兩個律師來看我。談了幾句,就拿出一份財産委托書,讓我簽字。委托書上寫著,在我住院期間,公司的財産由她代爲處理。”何錦榮說,“我當時氣得抓起委托書,朝她臉上摔了過去。”
醫生護士紛紛行動,把“病情發作”的何錦榮按住,她則轉身恨恨地走了。何錦榮說,此後的探訪,他妻子都沒再進來,只是站在門外與醫生說話,而自己生意上的往來,也只能隔著鐵門簽字蓋章。

“無論如何我都不會放弃經濟大權,”何錦榮說,“除非把我殺了!”

雖然他的情緒越來越低落,但却始終抱著一絲逃出去的希望。他整天籌劃著,像準備越獄的囚徒——依靠妻子的憐憫顯然不可能了,他只有靠自己,但醫院對他的監管异常嚴厲。

何錦榮曾讓朋友帶來衣服,把自己“調包”出去,但探訪時護士的眼睛時刻都盯在他身上。他讓哥哥給他帶來運動跑鞋,打算趁“放風”的時候越墻逃跑,但“放風”的申請被駁回。他甚至想過讓外地的公安以“提堂”爲由把他“救”出來,但最終依然前功盡弃。

“我聽醫院的人講,只要給14萬,就可以在這裏包吃包住一輩子,”何錦榮說,“我當時怕極了,擔心自己要在這裏度過餘生了。”

何錦榮漸漸感到了絕望,仿佛和外面的生活斷掉了聯繫。白天鵝賓館的早茶、雲影花園的豪宅,那些從前的享受似乎已變成遙遠的往事。

“我不停地鼓勵自己,”何錦榮說,“這是一場保護財産和尊嚴的戰爭,我不能妥協,不能讓步。”
然而現實則令何錦榮難以啓齒。每周兩次,他和其他病人一起,被拉到公共浴室洗澡,在女護士的監督下脫光衣服。

“這是絕大的侮辱,”何錦榮說,“那些病人都無所謂,但我無法忍受。”

他拒絕再去洗澡,只在洗手間用冷水沖凉。很快,他開始發燒。在一片迷蒙當中,他夢見骨頭裏充滿了泡沫,泡沫中浮現出一個女人的微笑,繼而恐懼攝住了他。

何錦榮說,有不少人對他的遭遇表達了同情。一個離過婚的護士每天來找他聊天,把自家煲的湯帶給他喝。幾家媒體記者混進來,伸出獵奇的觸角。何錦榮一次次地向他們傾訴著經過,但每當人去屋空,他依然感到慌張。

“不管怎麽樣,我都會成爲別人嘲笑或者同情的對象,”何錦榮說,“所有的人都會這麽說:一個被妻兒送進精神病院的××富翁。”

財富之路

一份報告顯示:2008年,中國內地個人持有可投資資産超過1000萬人民幣的高淨值人群,約30萬人,其中廣東4.6萬人,占全國15%。

何錦榮,就是這4.6萬人中的一個。

1955年,何錦榮出生在廣州番禺。父親是資本家,在文革中被下放到農村改造。因爲出身不好,何錦榮經常受到班裏同學的歧視。

那時候,學校裏大都是工農子弟,放學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學朝他扔石頭。班上搞“一對紅”互幫互助,但却沒有女生願意和他結成一對——因爲他的父親是“國民黨”、“反革命”。

1972年,何錦榮高中畢業。他悲觀地發現,進國有工廠的機會都給了出身好的同學,他只分到一個旅館清潔工的職位。何錦榮至今覺得,那是不公平待遇,雖然他正是靠這份工作賺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他每天收拾床位,打掃房間。日復一日。有時旅客在房間的痰盂裏方便,他還要負責把它們清理乾淨。

住在旅館裏的大都是生意人,他們的談吐見識讓何錦榮崇拜。有時,一些旅客會給何錦榮一點小錢,讓他跑腿買些東西,辦點事情。見他聰明伶俐,逢年過節還會送來一袋米、一尾魚。
“那是我經商的啓蒙,”何錦榮說,“也許和父親的基因有關,我覺得商人是一個時代最聰明的群體。”

一年後,當何錦榮再和那些進入國有工廠的同學交流時,他發現自己明顯比他們思維活躍很多。
當時已值文革後期,百廢待興的躁動最先在廣東沿海地區出現。在一位旅客的指導下,何錦榮開始做起服裝加工生意。他靠著旅館積累下來的人脉,從紡織品廠買來積存的布料,拿到小作坊加工,然後再把成衣賣給人民供銷社。

1974年,何錦榮的大哥偷渡香港。此後家裏每月就能收到一筆數目不少的錢。沒有人敢公開提及此事,因爲偷渡意味著叛逃,但家裏的生活却因爲源源不斷的港幣而悄然變化。在信裏,大哥向何錦榮描述香港的生活。在一張照片上,他看到大哥穿著牛仔褲,站在維多利亞灣前。

“我當時覺得那裏就是天堂。”何錦榮說。

1975和1976年,何錦榮兩次嘗試偷渡。他趁著漲潮爬上黃埔碼頭的貨輪,但命運之手却把他推了下來。他被一個同伴出賣,送到番禺的一個小島上勞教數月。

“那人曾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沒想到他會那樣對待我”,何錦榮說,“從此我對親密關係都很難信任。”

等何錦榮再次回到旅館,那些旅客告訴他,鄧小平主政的時代來了。他幷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麽,但是仿佛一夜之間,他感到自己的機會驟然增多。

和很多敏銳的投機商人一樣,他開始幹起倒買倒賣的生意。他從香港旅客手中低價收購牛仔褲和T恤衫,賣給大陸人;又從廣東、廣西的農村收購銀元,賣給香港古董商。

利用旅館絡繹不絕的資源,他從不同商賈手中買來電阻絲、鐵箍和支架——都是最低價,然後雇人組裝成電爐。何錦榮說,當時一個電爐可以賺兩塊錢,一天能賣十幾二十個,而他在旅館的月工資不過34.5元。

真正賺大錢是從1986年開始的。何錦榮聽從一位旅客的建議,投身化工業,代理紅棉牌油漆。兩年後,他决定離開旅館,專職經商。他的化工企業越做越大,同時開始涉足食品和儲運。繁忙的生意往來,使他經常提著裝有六七十萬現金的皮包奔走在路上。

當時實行的“雙軌制”幫了何錦榮的大忙。他可以利用人脉關係,以內部價買入,再以市場價賣出。

“這裏面難免有違法之嫌,但誰管得了那麽多呢?”何錦榮說,“那是一個無所畏懼的新時代。”

家庭危機

何錦榮曾經有過一個戀人。他們感情很好,但是她的家庭傳統,覺得何錦榮賺錢的手段不够體面。最終,在他和一個香港人之間,女孩選擇了香港人。這給了何錦榮很大的打擊。

“女人都是虛榮的,”何錦榮說,“男人掙錢無非就是爲了滿足她們的虛榮。”

在失戀的日子裏,何錦榮認識了後來的妻子。她比他小6歲,對他格外照顧幷且專一。她的家裏恰巧能提供做服裝生意的場地,于是何錦榮務實地和她談起戀愛來。

共同創業的日子,是何錦榮夫婦最幸福的時光。雖然不時在小事上會有爭吵,但他們一起做生意,一起賺錢,在旁人眼中是令人羡慕的一對。

他們曾經遍游歐美。一張張照片記錄著他們在自由女神像、巴黎聖母院、尼亞加拉大瀑布前的快樂時光。1985年,他們在中國大酒店舉行了奢華的婚禮。同年冬天,他們有了兒子。

那時候,改革開放已讓廣東成爲淘金者的天堂,更讓商人成爲時代的寵兒。人們紛紛下海經商,“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財富變成衡量一切的標志。

時代大潮似乎也波及到了何錦榮的婚姻。隨著生意越做越好,何錦榮發現,身邊的女孩也越來越多。他幷不吝于逢場作戲或者一擲千金。在他看來,這無涉道德,不過是財富使人自然而然地轉變。

“生意場上的人,這些都是無法避免的。”何錦榮說。

他和朋友出入歡場,也去澳門豪賭。一次從賭場出來,一個朋友告訴何錦榮,他即將被妻子掃地出門,因爲他們離了婚,而房子寫在妻子的名下。這讓何錦榮心頭一震,他恍然感到“危險”原來無處不在。

“我必須牢牢掌握經濟大權,”何錦榮說,“這樣凡事才有主動性。”

如今,何錦榮承認,他對妻子的管束不無出于保護財産的目的。一次,他在東亞酒店大堂看到一個男子把手搭在妻子肩上。

“我奔過去就給了那個男人一拳,把他的牙都打掉了,”何錦榮說,“不知爲什麽,我腦子裏蹦出的都是‘出賣’、‘背叛’這樣的詞。”

此後,何錦榮開始限制他妻子和异性的交往,不時檢查她的手袋和衣服。 “不爲別的,”何錦榮說,“我擔心她會被別的男人利用,謀我的財産。”

何錦榮的事業依舊蒸蒸日上,可他的夫妻關係却漸漸變得緊張。他們總爲一點小事就摩擦出火藥味。一次又一次,他們從日常瑣事上把問題扯開扯遠,最後以何錦榮的暴力鎮壓爲結束。

1990年,他妻子向法院提出離婚。根據當年的訴訟狀,她認爲何錦榮多疑、暴躁、易怒,動輒對她拳打脚踢,幷對她進行經濟封鎖。她在訴訟狀上說,何錦榮對自己的行爲也表示過懺悔,但之後仍然一意孤行。

那一年,兒子5歲,他們最終像很多中國家庭一樣,因爲孩子而妥協。

可他們的婚姻却變得有些微妙。

一天,何錦榮在她的梳妝檯裏發現了一摞照片,那是陳雇用私人偵探,把他和別的女人在一起的照片拍了下來。他繼續翻檢,發現了她從報紙上剪下來的“禦夫術”廣告。那是一家公司的業務項目,教妻子如何把丈夫管得服服帖帖。

“我警告了她,”何錦榮說,“我告訴她不要搞小動作。”

但爲了息事寧人,何錦榮把一家冷凍行分給了妻子打理。

一度,何錦榮把希望寄托在了兒子身上。從幼兒園、小學到初中,兒子念的都是最好的貴族學校。初中畢業,何錦榮把他送到英國,進入一所寄宿制私立學校。

“一年預科,三年高中,四年下來費用超過兩百萬,”何錦榮說。但就在2005年,他收到學校來信,告訴他兒子在學校已經曠課半年。

那晚,何錦榮和妻子芳心平氣和地談到了兒子的前途。何錦榮决定讓兒子回國,但是陳燕芳堅决反對。在電話裏,何錦榮告訴兒子,現在找錢越來越難,他供不起他在英國這樣揮霍了。

對此,兒子顯得有些不屑一顧:“你對侄子可比對我好多了。”“那是因爲他們比你有出息,”何錦榮回答。

在被送進精神病院9天前,兒子回國了。何錦榮開車去機場接他。一路上,兒子不時抱怨父親把房子挂在他哥哥名下,對侄子比對他更好。他要求何錦榮給他買車,但遭到了拒絕。

當兒子最終問出那句“財産怎樣分配?”時,何錦榮强壓住怒火說:“是你的終歸會是你的。”

報復

據他妻子管理的冷凍行的員工馬文回憶,在何錦榮被送進精神病院的前一天,夫妻二人因爲財産和兒子留學的事情曾發生爭執。就在冷凍行的檔口,何錦榮突然掐著他妻子的腰,把她舉起來咆哮:“你信不信我把你丟下樓去?”

第二天晚上,一家三口在外面吃飯。飯桌上的氣氛滯重而沉悶。沒等飯吃完,兒子就撂下筷子走了。何錦榮和妻子鐵青著臉,開車回和平西路的家。

當她拿出鑰匙準備開門時,何錦榮突然從後面卡住了她的脖子,抓住她的頭髮,往鐵門上撞去。撞門聲甚至驚動了隔壁的鄰居。

“他瘋了,他想殺了我!”她說。

半小時後,神色慌張的她出現在華林街派出所,兒子也趕了過來。他們向警察陳述了何錦榮的暴力行爲。

“這是你們夫妻的事,我們不管,”警察說。

“他瘋了,他想置我于死地!”

“如果你覺得他瘋了,可以帶他去精神病院,”警察說,“我們管不了。”

現在,無法斷定是不是警察的這句話提醒了他妻子。當晚,她和他們的兒子來到腦科醫院,辦理了入院手續。她告訴醫生,何錦榮已經有20多年的精神病史,比一隻發怒的獅子還危險。

“到後來,我已經不敢再說妻子陷害我,”何錦榮說,“如果我堅持我的觀點,醫生就會懷疑我有病。”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單調而無奈。每天早上,何錦榮喝完稀粥,坐在床上看報紙。中午吃過飯和一個病友打一會兒乒乓球。晚上,那個離婚的護士會過來和他聊天。何錦榮說,他管她叫姐姐,因爲怕她有非分之想。

就在何錦榮感到麻木的那天,醫院通知他可以出院轉爲門診治療了。爲了征得第一監護人的同意,醫院給他妻子發出三封律師信,但均未得到回復。不過在何錦榮母親的强烈要求下,醫院還是同意讓何錦榮出院。

出院那天,妻子和兒子沒來接他。當城市的喧囂再次如潮水般涌向何錦榮耳際時,他流下了泪水。

但是故事還沒有結束。等何錦榮回到家,他發現門鎖已經換了。他給陳燕芳和兒子打電話,空洞的忙音仿佛一把把利刃扎在他耳朵上。

第二天,何錦榮找人把家門撬開,展現在眼前的是一副洗劫一空的景象:傢具、首飾、西裝、提包甚至幾十對皮鞋都不見了。這時,他接到了法院的電話,說他妻子已經起訴離婚,幷要求分割家産。

何錦榮感到怒火中燒,他决定對她進行報復。他申請了財産訴訟保全,這樣,公司的股權和房産在訴訟期間就不會被轉移。接著他注銷了冷凍行的營業執照,然後以虐待罪把妻子告上了法庭。
“我要懲罰她,”何錦榮說,“用法律的手段。”

然而,審判結果却令何錦榮大失所望。“我敗訴了,”何錦榮說,“法院認定她送我去精神病院,是正常的就醫行爲。”

一度,這令何錦榮感到難以理解。一個正常人被送進精神病院,强行治療一個月,這難道算是正常的就醫行爲嗎?他百思不得其解,到最後甚至對自己的精神狀况也産生了懷疑。爲此,他甚至跑到重慶精神病醫院做了檢查。

檢查結果再次燃起了何錦榮心中復仇的火焰。很快,他以侵害名譽權爲由,把廣州市腦科醫院送上法庭,要求對方賠禮道歉,幷賠償精神損失費100萬元。

一石激起千層浪,何錦榮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目光。他因此結識了很多有相同經歷的朋友,“他們都在看著我,”何錦榮目光炯炯地說。

時過境遷

如今,3年多過去了,何錦榮訴腦科醫院一案仍然處于審理狀態,這令何錦榮始料未及。

“法院在用拖延時間的辦法暗示我們撤訴,”何錦榮憤憤地說。他認爲,“他們不想開啓精神病院敗訴的先河,因爲這樣一來,一波起訴精神病院的浪潮在所難免。

現在,除了法院偶爾打來電話,何錦榮已經很少再去想這個案子。他甚至對她也不再怨恨,現在,她的身份已經成了他的前妻。20多年的婚姻在財富面前化爲一攤泡影,留下的不過是幾張泛黃的照片。

只是對兒子,何錦榮還感到心痛。出事之後的兩年裏,他給兒子打了無數次電話,那個盡職盡責的“小秘書”也不厭其煩地接待了他無數次。他寫了幾十封電子郵件,皆如石沉大海。

後來,何錦榮調出了兒子的手機通話記錄,給聯繫最多的一個號碼打了過去——那是兒子的女朋友。他約她出來吃飯,讓她轉告兒子,他可以不計前嫌。

“不管怎麽說,我都是他的父親。”

不久,何錦榮打聽到兒子去了美院學習國畫。他托人找到那個老師,想讓他幫忙安排一次會面,但兒子好像聽到了什麽風聲,從此再也沒有出現在課堂上。

不過何錦榮始終相信一條聽起來有些殘酷的邏輯:兒子最終會來找他,“當他需要錢的時候”。

終于,2008年3月的一個下午,兒子來到了何錦榮的辦公室。他看上去樸素了很多,仿佛從豪華的外殼中分娩了出來,完全沒有了以前富家子的神氣。他說,他現在跟著母親做一些冷凍行的生意,每月只有不到1萬塊錢的收入。

那天下午,陽光明媚,他們坐在擺著功夫茶的圓桌前談了一下午,如同兩個精明的商人,談論生意上的往來。何錦榮說,他最終答應把二沙島的房産過戶給兒子。

那晚,兒子急著要回去,他們沒有一起吃飯。看著兒子匆匆離去的背影,何錦榮突然問道:“你那時爲什麽和你母親一起把我送進精神病院?”

兒子沉默了片刻,苦笑了一聲:“當時你不給我經濟上的承諾,我不能再背叛我媽了。”

時過境遷,何錦榮說自己已經不再是野心勃勃的商人。他停下了其他生意,只保留一家儲運公司,維持日常開銷。他想找個信賴的人,平平安安地過日子——可這是一件多麽困難的事情!

現在,何錦榮的未婚妻是他公司的會計林靖(化名)。1995年,林靖就來到何錦榮的公司。那時候他們很少講話,直到出事後,聊天的次數才漸漸多起來。何錦榮發現,他和林靖是同一天生日,她也離了婚,女兒跟丈夫去了大洋彼岸。

林靖長得幷不漂亮,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問何錦榮爲什麽選擇林靖,他都笑而不答。如今,時過境遷,當我們再次問起這個問題,何錦榮終于不再諱言。

“在我出事的時候,是她替我管好了錢,沒被前妻拿走,”何錦榮說,“我相信她。”

CCTV的存在理由(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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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的存在理由

梁文道

很多年前,當我還在電臺工作時,我才曉得最令這個圈子頭疼的,是一些文化藝術節目,以及專供長者或其他弱勢社群收聽的節目,因為它們全部賺不到錢。文化的市場太小,廣告商連瞧都不瞧;至於老人,他們又有多少消費能力呢?可是你不做不行,因為香港政府認為大氣電波是種很稀有的公共資源,頻譜有限(起碼在數碼廣播大行其道以前),給了你,人家就用不到了。所以即便是純商業機構,只要佔據了這麼寶貴的公共資源,就必須負上應盡的社會義務,比方說製作些沒有商機但又不是不要緊的節目。“社會義務”,這正是全世界所有公營廣播機構都該用來好好衡量自己表現的尺子,證明自己存在價值的依據。從英國的BBC、日本的 NHK、香港的RTHK,一直到大陸的中央電視臺,全世界最早最大型的電子傳媒幾乎全是公營的。它們的存在絕非不證自明;相反地,它們應該向公民負責,解釋自己佔據大氣電波的理由。一般認為,比起民營的商業機構,公營廣播機構的最大特點就是不能唯利是圖,不該只以收視率和收聽率去評斷什麼節目該做什麼節目不該做。文化節目很難牟利,但它對一個國家乃至全人類的長遠發展至關緊要;科普節目一定不如電視劇受歡迎,可是它能開啟民智增長見聞,假如連許多商業傳媒都要被迫拿出時段和成本去製作它們,一家公營機構又有什麼理由拒絕一些高素質低收視的節目呢?

公營廣播機構既接受公帑的補貼,又往往擁占了數量龐大的無線電頻譜,就不能把廣告收益當作肥己的利潤,更不該耗鉅款建造足以炫世的地標大樓。它唯一該做的,就是把收益變成服務社會的資源。“服務社會”這四個字聽起來很抽象,實際上的任務卻很具體,其中之一就是提供一切有助於公民瞭解世事,使他們能夠更明智地參與和決定公共事務的資訊及意見。前一陣子,BBC因為拒絕一個人道援助加沙難民的廣告而備受英國朝野批評。這不只是因為它違反了客觀中立的原則,有過度偏向以色列之嫌;更因為它是一個公營廣播機構,應該恪守更高的標準,力求不偏不倚地把這個世界全面地帶到觀眾面前。拒播那條廣告,在很多人看來無異於剝奪了英國人瞭解全部真相的權利,使他們無法採取支持難民的實際行動。

ARD是德國最老牌的公營電視網。它的出現來源於前西德聯邦憲法法庭對言論自由條文的解釋,法官們認為國民的言論自由不能只是消極保障,還得積極地促進,令國民知道影響國家的大小事務,監督政府的所作所為。由於過去納粹留下來的陰影太深了,所以他們還特別指出ARD的工作之一是給人民隨時批評政府的機會,不要讓國家再一次走向罪惡深淵。

儘管ARD陳義如此之高,但時日一久,它也難免墮落之譏。有學者說它已經從一個面向政府的“社會的遊說者”(lobbyists for society)變成了“遊說者的社團”(society for lobbyists),而變化的原因自然是商業勢力的抬頭。

公營廣播機構商業化,甚至屈服於商界壓力,以討好巨賈名流為樂,似乎是全球大勢所趨。於是這二三十年就一直有人提倡“公共廣播運動”(請注意,是“公共 ”,而非“公營”),其理念就是把大氣還給國民。如果傳統公營傳媒常常忽視了弱勢社群和底層階級,又或者在代表和呈現他們的時候扭曲了他們的聲音;那麼它就應該挪出時段甚至頻道,在財政和技術上支援平時在商業媒體上看不見的那些人,使他們對著全社會說出自己想說的話。

走到這一步,他們其實已經逼近市場時代下公營廣播的終極目標:讓看不見的被看見,讓被消音者發音。誠然,比起一座宏偉的建築,一把真實而粗糙的底層聲音,才真正是一家公營傳媒之所以偉大的證明。

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南方報系)

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

記者 萬靜波 吳晨光 謝春雷
《南方周末》于2003年1月9日

一群老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足以让我们警惕:有些忽略,会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

这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460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4.5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

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终于接近了尾声。

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这本书后面,有一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枏,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   

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   

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   

蔡晋,东吴大学1933年法学士;   

许之森,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   

卢绳祖,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   

徐开墅,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   

郭念祖,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士;   

陈忠诚,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士;   

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   

高文彬,东吴大学1945年法学士;  

 ……这行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他们几乎全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

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

然而,这些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1949年后,他们中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 ——对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期间,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 ———东吴法学院》,第293页,康雅信著)

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他们后半生是怎样的?他们以及家人怎么度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他们的晚年由于编撰词典的缘故,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老人。周木丹,年过九旬,被当今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1929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1949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5个中国人之一。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学大家,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上海南昌路282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周木丹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枏的全部值钱家当。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枏,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枏度过20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枏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没有房子,周枏只得回到上海。 现在,周枏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

在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家里,惟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12元钱买的。90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蜷缩在被子里。有病了,不敢去医院,也吃不起药。谁能想到,这位早已卧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面对另一位1944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的老人时,薛波发现:他上衣的五个扣子,竟然都不一样。也许,1930年代曾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1957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的蔡晋先生,是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他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一个小房间,竹屏风后面,一张床板,很薄的被子,这就是他的卧室,里屋住孙子和孙媳妇。一个破旧奶粉罐,装着蔡晋的全部“贵重”物品。 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是难以入住的。即便这样,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弥留之际,薛波去医院看他,目睹了难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护工的休息处。当《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蔡晋溘然长逝。陪伴蔡先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士证书之外,还有他亲自审订的《英美法词典》稿件,49页,轻轻地放入他的灵柩内。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访了数十位东吴学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 盛振为,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教务长及后来的法学院长,曾著有《证据法学》、《英美法的审判制》等。后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处在甘肃劳改10年,后因宋庆龄说情,6年后才被释放。到了1980年代,平反。 高文彬,81岁,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绞架。1952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1980年代初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最后他没要。 俞伟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间,他埋头治学,继续攻读获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从事律师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后,因有参加东京审判的同学留在日本美军基地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斗,一度连生命都无法保全。周承文,1969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1980年代末,被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共用厨房卫生间,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学任教。 徐开墅,抗战后的东吴大学教授,1979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上海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1999年去世时,一些人才知道———他当了30年的中学教师。 “ 他们是无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国政法大学那间小小的词典编辑部里,《君主论》等名著的中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他今年81岁了,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他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幸而躲过了那场灾难。 潘先生谈到动情处,他甚至落泪了,为他那些受难的师长和系友。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但这些东吴遗老平均年龄已逾70。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30年后,我国在这方面后继乏人。今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先生深为忧虑。“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1993年,薛波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某天在查资料时,他和同学突然发现:国内居然没有一本适用的英汉《英美法词典》。这实际上击中了一个要害:我国当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英美法,是与大陆法并行世界的两大法系之一。”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说,“它被广泛应用于美、英及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目前,联合国国际法院运用的司法程序依据英美法;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同样依照英美法。”“正因中国没有英美法词典,我们误译了很多东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完备权威的英汉法律词典的重要性:Asylum——政治庇护权——一个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却被我们译成居留权,而且写进宪法,一错30年,从1954年-1975年-1978年最后到1982年,三次修宪,错译均没有被发现。到1985年修宪时才得以改正。

据介绍,中美入世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与双方是用两种概念说话有很大关系。而在实践中,因没有严谨的英美法律词汇汉语对译词导致的教训,同样不在少数。 1990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件事,国内某银行给美国方面开了十几张汇票,因具名问题,美方最多可以领取100亿美金。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国律师在哪里?最后,高宗泽律师(时任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临危出征,最终不辱使命,为中方挽回了损失。但办案经费也高达人民币九位数。薛波们的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词典该怎么编?谁也没经验,就摸着石头过河。最初,在中国政法大学某间宿舍内,从早上8时到深夜,几十名年轻的法学者奋战了两年,一些初步成果,终于辛辛苦苦做了出来,但拿给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学养的前辈学者们一看——几乎都过不了关。这不是他们的个人问题,在把英美法教育传统人为割断几十年后,要想重新接上这条法律文化的血脉,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薛波从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一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前辈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适的审稿人找到了!

5年过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拜望老人们的情景:在卢峻先生那间小屋中,卢先生颤巍巍地坐起来,斜靠在破旧的藤椅上,薛波说:“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会忘了您,现在也确确实实忘了您。”老人的听力已严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边说,“但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您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风烛残年的老人静静地听着,浑浊的泪水从眼眶中流出,“我答应你。”在华东一带,薛波共找到了14位老者参与《英美法词典》的编辑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许之森(1930年代上海律师工会监事,解放后一直以中学教师为业)、蒋一平(1979年前为新华书店店员,1980年代后成为华东理工大学外语系主任)……审稿老人的平均年龄为84岁,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奉献。老人们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投入了工作。一个例子被薛波们引作范例:仅为了审订一个词条——UnitedStatesofAmericaLaw(美国法),卢绳祖先生就为其写下了2000多字、长达6页纸的注释。结果,近90岁高龄的老人得了脑痉挛,被送进医院。 周木丹先生的手高度颤抖,已无法将字写清。他便委托80多岁的夫人——1930年代的经济学学士,将改正后的稿件一一誊抄。为了校订一个词条,卢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请到家里商榷,当着薛波的面,两位老人竟然激烈地争执起来。 王毓骅先生目力已衰,必须借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没有阳台,每次看稿,都必须往8里外的女儿家。 而潘汉典先生在手术前的48小时,仍挂着尿袋审稿。是什么使得这些耄耋老者不计功利地投入到这项事业?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词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罢,都已是“寂寥身后事”,即使可能会有的现世声名,也与他们无干。“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我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 潘先生母亲在抗战中家破人亡,去世时,留给了他两句话:“你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仗义执言,无愧于你父母的中国人。” 潘先生以促进我国法学和法制建设现代化为目的,致力于介绍当代外国法学,投身英美法词典工作即其一端。他说:“其他,我没什么好说的。” 留给薛波的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他多次向记者提起老人们在上海第一次开会的情景,那是1997年,十几个东吴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个小会议室里,5月的上海已经很热了,会议室没空调,房间闷得要命,老人们却讨论得很热烈。会后,薛波要找一家好点的饭馆吃饭,老人们死活不答应,“很好了,很好了 ”,每个人都这么说,最后进了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饭,10块钱,老人们却吃得很香。

几乎没有人要求署名,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一定会是一项青史留名的事业,“千万不要署名,我年轻时就这样。”潘汉典先生和薛波去看望卢峻先生时,卢先生拉着两人的手多次叮嘱,不仅如此,就连600元审稿费卢先生都捐给了编辑部。 他们铭记着东吴大学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在近30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几乎每位老人的心灵都受到深深的伤害。 除了宝贵的时光,被剥夺的,还有他们的才华和智慧。学者以学和思为业,然而他们却被迫停止学习和思考了近30年。薛波曾多次到过每位老人的家,几乎每个老人家里都看不到书,那时是不敢有,现在则是没钱买。审稿时有时为一个词甚至要去开架书店查阅。“并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说服了他们,而是他们的生命被埋没太久了,他们已经感到,自己的才学将随着身体的衰退而丧失,他们无法拒绝生命的召唤!” 老人们的奉献,唱响了一曲生命的赞歌。“他们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荣誉、尊严和承认。”薛波说,“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努力工作,是在响应他们内心深处的悸动。”卢峻先生去世后,在葬礼上,他女儿再三向薛波致谢:“谢谢你们,我父亲一生的价值,通过你们得到了承认!” 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蔡晋先生,“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非常高兴,他脸上浮现出一种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说话,他看着我的眼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学,奉献于社会,很高兴他的存在对他人有价值。”可是,几乎没人关注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薛波曾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西装革履,面目清秀,一个曾经的翩翩英俊少年。谁能想到他的晚景竟如此凄凉。不是所有东吴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请。一位耶鲁大学法学硕士、1941年就拿到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绝:“我一只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这么多年不搞法律。” 薛波也遇到了一些他难以理解的现象。一位东吴老人把自己的专业知识,甚至遭受的苦难,全都忘得干干净净,薛波说:“她越平静,越不反省,我越觉得我们的可怜,是什么力量能使得一个人彻底转向,把过去生活的所有痕迹都抹掉,一点也不剩下?” 受牵连的除了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 蔡晋先生的四个子女,除了一个在上海,其余都在新疆、贵州等地,具体情况薛波没有问过,可以想象的是,作为“旧法统人员”子女,他们的命运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薛波有次看望一位老先生时,老先生孙女正好在场,她很不高兴,“你们来找我爷爷,要是他累病了,谁来照顾?”“是啊!”薛波也这么想,“来寻求老先生帮助,又没钱给,完了拍屁股走人,真是累病了,我们能干嘛?” 卢峻先生有三个孩子,女儿是音乐学院的教授,退休快10年了,一直伺候父亲,一天都不能离去,“我还是个搞艺术的”,私下里她对薛波委屈地说。薛波想了很久,然后回答说:“您这是在为国家尽责。”眼泪刷一下就流了出来,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英美法教育一直受到冷落,直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早在1957年,哈佛博士、东吴大学法学院末期院长杨兆龙就在《文汇报》刊文指出:“过分强调法律的政治性而基本忽视了它的专门性和科学性;将党外的‘旧法出身’的人士估计得很低,认为他们不可能或者很难改造为对新社会有用的法学人才;不信任党外的法学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们。”而随着1952年东吴大学被撤销,英美法教育在中国大陆被迫中断了。 让人痛惜的是图书馆,早在1935年底,东吴法学院图书馆已拥有法律类图书达两万多册,被称誉为“远东最佳法学图书馆之一”。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图书也被师生们转移隐藏起来,但在1952年后,该图书馆遭到了破坏。那些图书再也没有完整地收集起来。到了198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1990年代香港原有英文成文法的审查,就全部由这些东吴遗老完成。他们平均年龄已逾80。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30年后,我国这方面的人才后继乏人。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以及他的东吴同班同学李浩培先生都有这种顾虑,1984年,倪先生往海牙国际法院就职时年已79岁,1993年,李浩培就职时更达到了88岁高龄,离任时已届91岁。

作为《英美法词典》的主事者,薛波已在中国政法大学3号楼323房内度过了近10个年头,这个十余平方米的房间,既是编辑部、办公室,又是会议厅和接待间,很多时候还是薛波的卧房。人说“十年磨一剑”,但十年都快过去了,词典还没有出版。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薛波经历了几乎所有能想象到的以及想象不到的困难。没有钱,且不谈稿费,仅是买必需的国外原版书就用了几十万。最缺钱时,电话都打不起了。他曾满世界地寻找援助,从国内的若干科研机构、律师楼、大小公司,到国外的基金会、富商,为了省下邮资费,连寄往国外的信件,都要由朋友带出国后再寄。这是项艰辛而琐碎的事业。他一人几乎身兼了所有必须的“职务”,如果那也是职务的话,从策划,主编,到总联络人、债务人、办公室秘书、会计、资料复印员、电话接线生、值班人、运输司机——仅为了把初稿带到上海给东吴老人们审校,薛波数十次往返于京沪之间。5年来,光装送稿件的旅行箱,就拖坏了好几个。最让参与者们感慨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的浮躁,以及对基础研究的漠视。现任教于中国农业大学的车雷讲师参与此工作6年,他认为:“这样一项耗时多年的工程,付出与回报是严重失调的。而当今有些领导更喜欢短、平、快地出政绩。同样,时下也没有一位当红学者愿花如此精力去当词典的主编。工作太基础了,评定职称没用,甚至不算学术著作。”与此相应的是奇低的稿费标准。现在连普通的汉译英稿费,都已达到了千字200-300元,法律类理应更高,而这本词典仍只有千字20元。全书460万字,数百名一流法学者的8年心血,只抵得上22万元稿费。同样还有某些官方机构和官员对文化事业的冷漠。在近10年的时间里,这个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基础文化建设项目,没有得到任何官方资助。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曾多次亲笔写信请求有关部门支持,但结果往往是这样:“我们的经费有限,如果给了钱,很多关系不好协调。”由于严谨的审订工作的需要,词典的出版周期一次次往后拖,然而,一位大学副校长居然说:“什么书要编7年?”这位副校长不知道,除了日本的《英美法词典》外,美国由梅隆基金会赞助,密歇根大学组织编撰的《中古英语词典》,用了70年时间,耗资2200万美元才出版完成。出版后,那些长期生活在中古时代语境中的法学者们,几乎已无法适应现代生活。关山重重。要换了一个人,也许早就放弃了。但在薛波看来,这些困难都算不了什么,“是我们自己要承担的”,“和东吴老人相比,我已经很好了,我还有精神享受。” 这些年下来,薛波39岁了,仍孑然一身,个人已负债40万元。支撑他这么做的到底是什么?他自己的说法是:“这是命运,一个人只能做他要做的事。”当年一起共事的伙伴们早已星流云散,各奔东西,只有他还在坚持着自己最初的抉择。当年有同事突然要出国了,根本没想在走前请大家聚一下,当着大家的面,薛波痛哭失声,他觉得:“友谊、理想仿佛一下被背叛了!”薛波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巨大难度,尽管有些悲观,有些灰调,但一旦认准了目标,就决不放弃。他曾想编完词典后,就出国去,但后来他想,“干嘛要出去?”薛波是幸运的,他不仅找到了东吴老人,还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师友,他们是:黄风、方流芳、何家弘、朱勇、金海军……这样的名字同样有长长一串。“要是有了钱,一定要替老人们在上海买个好点的房子。”这是薛波的愿望,但直到现在,老人们的审稿费用都还欠着。

國外共産黨生存現狀調查(南方報系)

http://www.infzm.com/content/30865/

國外共産黨生存現狀調查
——活在資本主義心臟裏的美國共産黨

作者: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常天樂 南方周末記者 李梁 實習生 郭仕鵬 祝瑩瑩 發自紐約 北京 2009-07-01 23:33:31

編者按:7 月1日,中國共産黨迎來了第88個生日。據最新公布的數據,截至2008年底,中國共産黨黨員總數爲7593.1萬名,是新中國成立時的17倍。88年來,中國共産黨走出了一條獨特且讓世人矚目的道路。與此同時,國際共運歷經風雨起伏,面臨著新的形勢和處境。本專題就當下國外共産黨,特別是非執政的共産黨的狀况進行調查和探究,希冀發人思考、與時俱進。

那群“心懷理想”的人

紐約曼哈頓區23街有一個普通的八層樓。和對面那棟在文藝界大名鼎鼎的切爾西旅館相比,它顯得毫不起眼,訪問者甚至一不小心,就會錯過入口。在這個資本主義心臟地帶,它是一個心懷“异志”之地——美國共産黨總部所在地。

美共的辦公室位于八樓,從外表上看,似乎沒有什麽能和紅色政黨聯繫在一起,除了兩面紅色墻——辦公室沒有馬恩的巨幅畫像,只有墻上的幾幅普通工人的黑白照片,顯示出這個辦公室所代表的階級及其政治綱領。

辦公室在去年重新裝修,采用了綠色環保的理念,幾百平方米的空間采用開放式布局,分成一個個的格子間。天花板上爬滿密密麻麻的各種管綫,地毯、板材等全部是循環使用或可降解的無毒材料。辦公室正中,用玻璃隔出一個會議室和爲數不多的幾個小辦公室。其中一個,正是現任党主席山姆•韋伯(Sam Webb)的辦公室。

美共總部剛經歷了一個繁忙的周末:25位來自全美各地的骨幹黨員和共青團員,在紐約總部辦公室,進行了兩天的黨校學習。

更重要的事情是洪都拉斯的軍事政變。紐約當地時間6月29日下午,美共派出代表前往聯合國和洪都拉斯領事館抗議。而譴責政變的英語和西班牙語聲明, 更是一大早就在網站上挂出來了。聲明措詞嚴厲,要求軍方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工人、社區和學生領袖,敦促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拒絕承認軍方政權。

90年歷史,17名全職工作人員,10名全職志願者,2000名骨幹黨員,這是今天美國共産黨的概貌。周一下午,可能是因爲年輕的員工都去抗議洪都拉斯政變了,辦公室大多都是上了年紀的志願者。一位老太太在辦公室顫悠悠地忙碌,一問年齡,已經92歲了,也許是現在美國最年長的黨員。

和執政的中國共産黨相比,美國共産黨的“艱苦奮鬥”自不待言。一條奇特的規定是:所有員工,從党的主席到普通工作人員,無論年齡、黨齡、學歷和職務,全部領同樣的薪水,從上世紀70年代的每周150美元,漲到現在的每周500美元,外加健康保險,沒有加班費、職務津貼、出差津貼等任何補貼,幷且自2001年以來沒有漲過工資。

沒有官職,缺乏收入,不確定的未來。即使對于許多美國人而言,他們是一群奇特的存在——在象徵資本主義最高成就的紐約,這群月收入兩千多美元的中低收入者心懷理想,每天經營著一個看似遙遠的紅色夢想:要在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美國,和平實現社會主義。

守衛者

美共主席山姆•韋伯中等身材,花白的頭髮,上唇留著短髭,看起來和街上的普通美國人無异。他走進房間,和記者握手、打招呼,然後就坐在一邊,笑眯眯地聽同事介紹情况,幷不插話。輪到他回答問題時,兩位部下倒是時不時插嘴,甚至反對他的說法,完全沒有要在外人面前給領導面子的意思。他也不生氣,始終微笑著慢條斯理地說話。

山姆今年64歲,是一名有著37年黨齡的老黨員,全職爲美共工作也有32年。他擁有經濟學碩士學位,在紐約布朗克斯區擁有一套合作公寓(即公寓樓內所有單元用戶集體擁有樓房産權,每位住戶只擁有股權,而沒有産權,售價相對産權式公寓要便宜很多)。作爲美共的高級幹部,他沒有專車乘坐,每天坐地鐵上下班。

“和我那些大學同學相比,我的收入簡直不值一提。”韋伯笑著說,“但是我很滿足,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工作。”

身爲党的主席,他沒有任何特權,出差常常是住汽車旅館,和其他員工一樣待遇。

山姆說:“這也是體現黨內民主的一個方式。我們爲黨工作幷不是爲了賺錢。對党的忠誠和奉獻更爲重要。”

和很多當年的美國人一樣,山姆在上世紀60年代投身各種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從民權到反戰,一直是各類活動的積極分子。

“當時的年輕人都希望能够進行激進的變革,有什麽比馬克思主義還要激進呢?”從23歲起,山姆幾乎每天把鬧鐘設到淩晨兩點,醒來後讀兩三個小時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然後睡上幾個小時,再起來上班或者上學。

他堅持了九年,讀完了所有的馬克思著作和大量馬列主義的相關書籍,然後順理成章加入共産黨,從康涅狄克州的普通黨員,到密歇根州黨委書記,最後被選爲美國共産黨的全國主席。

他繼承的是美國歷史悠久的社會主義精神傳統。19世紀70年代,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總部,曾經遷移到美國。1883年馬克思逝世之際,6000人在紐約隆重集會紀念,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悼念活動——那時中國知道馬克思的人屈指可數。

1891年,美國在勞工運動中誕生了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美國社會黨。1917年十月革命後,在列寧的號召下,美國社會黨的左派——相當一部分是深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的德國移民——于1919年正式成立了美國共産黨。

從最初的建立地下組織,爲勞工爭取權利和反對種族歧視,到後來組織人民戰綫,美共在經濟大蕭條年代迅速成長,在二戰前取得了較大的成功,黨員最多時達到7.5萬人。

但內部的分裂,加上以“麥卡錫主義”爲代表的反共、排外運動在美國盛行,美共黨員人數急劇减少。美共和蘇聯的密切聯繫,亦令一些反共人士高度恐懼。 當時的工人到鋼鐵公司去應聘,甚至要簽署一份文件,申明自己在雇傭期間不會成爲共産黨員。反共人士渲染共産黨已滲入到政府和輿論界內部,許多著名人士如演員查理•卓別林和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等,被指控爲向蘇聯透露機密和爲蘇聯充當間諜。這些對于許多中國年輕人來說陌生且沉重的故事,折射出美國共産党生存的艱辛。

對美共最大的打擊是在1990年前後。社會主義的蘇聯和東歐一夜傾覆,美共內部出現分裂,黨員人數銳减爲幾千人。

美共的90年曲折歷史像一面鏡子,映照出美國社會發展的光榮與黑暗。老一代中國人,或許還記得當年的美共主席福斯特,以及美國勞工運動的傳奇英雄、歌曲作家喬•希爾。希爾在被猶他州行刑隊槍决前,在最後的電報中留下那句後來被反復傳播的“不要浪費時間哀悼我——組織起來!”

而作爲共産主義信仰的現實守衛者,山姆在他40年的經歷中,也見證了美國共産黨的規模逐步縮小,無論是黨員數量還是社會、政治影響力,過去幾年都進入了歷史低谷;但即便如此,即使面對美國厚重的反共氛圍,山姆這群人仍然在守衛著他們的信仰。

山姆說:“馬列主義的很多先驅就預言過社會主義的建設需要經歷不同的階段。現在看來,這個過程要比我們之前認爲的要漫長和複雜許多。短期內,美國不可能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從長遠看,社會主義會在美國得以實現。”

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山姆認爲,共産主義運動近年來在美國式微,有其內部和外部原因。一方面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解體對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是一大重創,另一方面,美國社會也趨于穩定,年輕人相信“美國夢”,相信在資本主義體系下,只要努力,就會成功,馬克思主義的理念失去了一些現實吸引力。

而在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研究員劉建飛看來,美共的一大問題是,他們的群衆基礎變了。美國産業工人有工會、有勞聯和産聯代表他們的經濟利益,在大選中支持民主黨。這些組織與共産黨聯繫幷不密切。

事實上,現在兩千多名美共黨員中,有一部分是産業工人,部分黨員來自科技、教育和醫療白領階層,相當一部分黨員是知識分子,如教師、記者等。有學者甚至認爲,美共今天幾乎和工人階級脫離,逐漸成爲少數激進的知識分子的活動圈。

在山姆的帶領下,美共既堅持以往的一些原則,同時又在一些方面“與時俱進”。

美國共産黨的歷史使命具有美國特色,反對壟斷,反對種族主義。而現在,“我們理想的社會是人人有工作、享受醫保、接受良好教育等,這樣的社會主義理想活在美國民衆心裏。”

在他們目前的黨綱中,仍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我們的行動”,要建立廣泛的聯盟對抗美帝國主義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勢力。

美共同樣聲稱要建設“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們堅持“民主集中制”,但更加强調“民主”的一方面。

如今,他們的黨章號召“和平演進到社會主義”,已不再强調暴力鬥爭。

他們認爲美國實現社會主義的主要障礙不是政治體制,而是經濟體制。金錢的力量扭曲了政治體制,他們希望金錢淡出政治,爲經濟體制注入民主。

他們歡迎教徒加入黨組織,聲稱馬克思主義不反對宗教,只反對宗教右翼。他們的黨員中有牧師和地方上的宗教領袖。美共最近還專門建立了一個宗教委員會,想方設法擴大共産黨在宗教人群中的影響。

美共在其官方網站介紹說:“許多人有誤解,認爲只有無神論者才能入黨。不是這樣的。任何18歲以上的美國人都可以加入,不管種族、膚色、信仰和性取向。”

經濟危機爲美共提供了一些新機會。不少美國人越來越意識到美國經濟和社會的隱患,開始尋求不同的模式。今年一項調查顯示,雖然大部分美國人還是傾向于資本主義,但是有20%的被訪者表示他們更認同社會主義,還有27%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不確定哪種制度更好。

這讓山姆感到欣慰。他說,在反共意識形態占據主導地位的美國,這已經是非常驚人的進步。

山姆說,現在美國右翼甚至認爲,不應該再用“社會主義者”這樣的詞來指責對手,因爲這個詞聽起來已經不那麽負面了。

信息技術的發展也爲美共提供了新陣地。美共在Twitter和Facebook網站上都有自己的賬戶和小組。他們還有專門的多媒體製作小組,把美共的新聞和方針製作成視頻,直接上傳到Youtube網站。負責組織事務的伊蓮娜•莫娜(Elena Mora)說:“如果我們能够抓住經濟危機這個機遇,利用信息技術來宣傳我們的綱領,我們會有很大的發展前景。”

信之則來,不信則走

如何加入美國共産黨?這相當簡便。

你只要在網上填個表或者發封郵件就可以了。黨組織很快會有人和申請人聯繫,一般能很快得到批准。然後,你便收到他們寄來的學習材料。

和美國民主黨、共和黨一樣,美共也沒有嚴密的組織;但是另一方面,美共完全以信仰維繫和凝聚全黨。

因爲入黨容易,人們也能够隨時退黨。

不光美國共産黨員的流動性很强,黨的總部對各地分支組織,也都沒有直接的管理控制。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研究員劉建飛記得,作爲党主席的山姆,甚至說不準確黨員的具體數字。

對于一個人來說,思想和信仰是很難强迫的——再嚴密的組織程序,也圈不住個人信仰。美共來去自由的入黨方式,决定了最終留在黨內的黨員們,都是信仰相對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

美共辦公室的玻璃板上,貼著周末黨校學習後党團員們認真撰寫的“學習心得”——有的分析奧巴馬和布什政策的异同,從經濟社會角度分析“平等”的意義,有的講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區別,有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

33歲的丹•馬格利斯(Dan Margolis)是美共的新一代骨幹。8年前,他父親經營多年的小商店面臨大型連鎖公司的競爭,最終關門大吉。而他的母親被診斷出癌症後,因爲沒有醫療 保險,無法負擔昂貴的治療費用,很快就去世了。當時只是一名普通工人的丹,開始思考起自己家庭悲劇背後更深層次的政治經濟根源。他開始自學馬克思主義,幷于八年前加入了美國共産黨,現在是紐約州黨委主席。

當然,一旦成爲黨員,每年需交納60美元黨費。但如果是低收入者,只需繳納25美元。需要提供文件證明嗎?不需要,只要個人申明即可。“我們一般都相信黨員。”伊蓮娜說。

黨費只是美共收入的很小一部分。目前美共每年運營經費約110萬美元,主要來自房産收入。上世紀70年代,美共購入這棟曼哈頓中心區的八層辦公樓, 當時還不到100萬美元。三十多年來,這一帶已經成爲文藝界、小資人士的聚集地,飯館、酒吧、畫廊、電影院和劇院一家挨著一家,房子的市值也早已翻了一二 十倍。美共留了三層作爲辦公室,另外五層出租,“以房養黨”。

單靠房租收入還不够,美共經費的另一個來源是募集捐款。每年他們都會舉辦籌款活動,近年來甚至吸引當地的議員出席。一些認同美共理念的人也慷慨解囊,從一萬多美元到百萬美元的都有。美共也把一部分資金投資于美國政府債券。

目前,美共正在努力將他們的工作重心由意識形態的宣傳轉向實際。在一些工業城市,當地黨組織正著力恢復他們與勞工運動的關係。他們支持工人罷工,對工人進行教育和培訓。

他們最基層的黨組織是俱樂部,各地俱樂部經常舉辦烤肉聚會,黨員和非黨員們都可以參加,大家在PARTY上隨意聊天,討論馬克思主義、大選形勢以及各類社會問題。

同樣,美共黨員也可以參加其他黨組織的活動。伊蓮娜說,“黨員在很多工會、社區組織、婦女組織中都很活躍,甚至擔任領導職務。我想,我們的黨員在政治上肯定比普通的美國人要活躍很多。”

伊蓮娜本人是一個名爲“改革東北布朗克斯區”的社區組織的董事會成員。“我在社區人緣很好,又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因此大家都很支持我在社區的工作。如果我參與競選公職,一定能被選上。”她還是當地“工作家庭党”的黨員,去年大選時也是奧巴馬的忠實擁躉。她的辦公桌上除了家人的照片,還有十多個奧巴馬徽章和圖片。

丹•馬格利斯這一年的主要工作,也是支持紐約州內的民主黨候選人,幫助他們贏得各級競選。“美共的力量還太小,多年的冷戰宣傳讓美國百姓還無法完全擺脫反共的意識形態。再加上我們無法籌措競選經費,因此與其我們推出自己的候選人,不如支持民主黨候選人。”

在山姆看來,美共的這些措施都是必須的。“現在我們不可能再用蘇聯的那一套來搞社會主義,我們必須重新理解和規劃社會主義。”

反抗、寫作、酒精——一個美國“瀕危”左派的素描(南方報系)

http://www.infzm.com/content/30870

反抗 寫作 酒精——一個美國“瀕危”左派的素描

作者: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安韋思(Wes Enzinna) 實習生 郭仕鵬 編譯改寫 2009-07-01 23:40:51

71歲的約翰•羅斯只剩半口牙,幾乎禿頂,但仍有一大把花白鬍子,脖子上常常圍一條阿拉法特式的黑白方格頭巾,以示對巴勒斯坦人民的聲援。高大的身形,一身黑色裝束,加上偶爾戴在左眼上的黑布眼罩,讓他看起來有點像黑社會頭目。很少人知道這位在墨西哥城的一家旅館靜靜等待死亡的老人屬于美國的一個“瀕危”群體 ——繼承約翰•裏德、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和埃德加•斯諾衣鉢的左翼記者兼作家。

反對,反對,反對

羅斯1938年生于紐約曼哈頓下城的格林威治村——美國的左派重鎮和紅色搖籃,一度聚集了許多猶太裔左翼知識分子。羅斯的父母都是猶太裔美共黨員,父親爲美共辦的報紙寫社會和戲劇專欄,母親則幫助組織信仰社會主義的藝術家,爲他們的作品作宣傳。羅斯說他們是熱衷于革命、藝術和酒精的“百老匯共産黨人”。羅斯的兒時玩伴包括1953年以“蘇聯間諜”罪名被處死的羅森堡夫婦的兩個兒子,家裏的客廳則常常成爲美共的會議場所。

二戰後美國左派的黃金時期結束,隨之而來的是冷戰以及麥卡錫主義的反共浪潮。羅斯的父母開始隱藏自己的政治觀點,有人指責羅斯的父親向衆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出賣同志。羅斯本人的左傾傾向和叛逆個性却沒有受到社會上的“紅色恐慌”影響,他在曼哈頓街頭游蕩、寫詩、聽爵士樂、賣毒品。中學畢業後羅斯曾在賓西法尼亞大學短暫就讀,但很快就退學回到紐約。1958年艾森豪威爾出兵黎巴嫩,次年越戰爆發,羅斯撕掉自己的徵兵單,與女友愛瑪到墨西哥東南部的一個偏僻鄉村,與貧苦的當地人一起生活了六年。

1960年代以反戰和反文化運動爲標志的左翼風潮再次席捲美國,加州的舊金山灣區是鬧得最厲害的地方之一。1964年羅斯與女友回到美國,兩人在舊金山爲進步勞動黨(The Progressive Labor Party)工作。進步勞動黨是1961年從美共分裂出來的一個激進派別,受到中國革命啓發,批評蘇聯已經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羅斯在這期間的“壯舉”包括在舊金山市政廳放出幾箱蟑螂,抗議貧民區的無良房東。羅斯的左眼在一次示威衝突中被警察打傷,最後不得不做摘除手術,裝上玻璃眼。在舊金山期間羅斯還爲逃避越戰兵役坐了將近一年牢,與女友愛瑪生了兩個孩子,幷開始爲當地的媒體工作。

羅斯彼時依舊需要大麻和冰毒的刺激,來保持激情。在加州他還愛上了葡萄酒——他把它叫做“紅色咖啡”,因爲他從早飯就開始喝。1970年代以後美國 的左翼風潮逐漸冷却,由街頭轉向學院,美共和別的左派組織日益邊緣化。1979年愛瑪跟羅斯分手,幷帶走兩個孩子,羅斯搬到北加州的“進步”小鎮 Arcata,繼續喝酒、寫作。他也在院子裏種大麻賣,直到1984被年警方搜查沒收。
1985年羅斯到墨西哥采訪墨西哥城地震,住進市中心的依莎貝爾酒店,不料從此留在酒店的103房間長達二十幾年。羅斯跑遍墨西哥的各個角落,報道墨西哥的政治和社會狀况,讓英語世界的讀者瞭解到西方主流媒體無法也無意呈現的另一個墨西哥。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土著印第安人組織武裝起義,成立糅合馬克思主義等左翼意識形態的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以游擊戰對抗墨西哥政府,被《紐約時報》稱作“全球第一場後現代革命”。羅斯對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的 獨立報道得到主流媒體的重視,讓他在美國國內再次聲名鵲起。他寫的關于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的書《Rebellion from the Roots》還獲得1995年美國圖書獎,達到個人寫作事業的頂峰。

羅斯的自由撰稿事業在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淡出人們的視綫後也沉寂下去,他繼續爲美國的左派媒體報道墨西哥政治,寫詩、寫小說、寫旅行指南。他 2004年的回憶錄《被資本主義謀殺》(Murdered by Capitalism)在記錄自己“革命”的一生之外,也總結了1886年芝加哥大罷工(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源頭)和秣市騷亂以來的美國左派歷史,獲得一些好評,但是難改他作品少人問津、媒體稿費來源萎縮的窘境。羅斯如今只能靠美國政府每月寄來的養老金支票來支付房租,幷不時接受朋友的接濟,進行眼睛手術的錢則是在美國辦讀書會時讀者捐贈的。他也有一張假的墨西哥老齡公民證,坐公共汽車可以打折。

羅斯長期受呼吸道疾病的困擾,今年年初又被診斷出患有肝癌,但是疾病和窮困都沒有讓他低頭妥協。他繼續宣揚“反叛新聞學”,記錄幷煽動革命,“讓人們感到憤怒,鼓勵他們組織起來,給他們希望,讓他們覺得另一種世界是可能的”。羅斯幾乎不放過任何一次發出反對聲音的機會:1999年他到巴勒斯坦抗議猶太人興建定居點,結果被以色列人痛打一頓;2001年到墨西哥坎昆采訪世界貿易組織談判,却加入到抗議者的行列;2003年在美軍入侵伊拉克前夕他飛到巴格達做人肉盾牌,試圖阻止戰爭爆發,最後被薩達姆趕了出來;今年年初以色列進攻加沙地帶,他又上街領導游行,到墨西哥城的以色列使館扔鞋子。針對全球化、 跨國公司、不公平貿易、氣候變化、生態危機、新殖民主義、伊拉克戰爭等各類時髦議題的抗議活動,羅斯都不願缺席。

蠟燭炸彈

羅斯仍然相信美國需要一場革命,覺得奧巴馬當選是件壞事,因爲許多本來對現實不滿的美國人會開始安于現狀,而奧巴馬幷不會帶來多少實質改變。羅斯也不大認可已經通過選舉取得執政機會的溫和左派,比如巴西的盧拉和智利的巴切萊特,認爲堅持武裝鬥爭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比他們更能帶來真正的社會變革。

羅斯的困境在于今天美國和世界的局勢,與二十世紀左派興盛的幾個歷史時期相比都大不同了,美國人對國內發生激進左派所描繪的那種劇烈的社會變革越來越不感興趣,更別提對某個外國的情况。對羅斯來說,在墨西哥長住幾乎是保留他革命夢想的惟一選擇,在那裏他仍然可以覺得離革命很近,革命還是存在和可能的。

但是羅斯向墨西哥底層民衆推銷的美好藍圖也面臨一個强勁對手的競爭——成千上萬的墨西哥人涌入美國,成爲美國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勞動力的重要來源, 幷將美元源源不斷地匯回國內。剝削、壓迫、不合理的國際政經格局等等批判依然成立,但是加入全球資本主義生産的龐大體系——即使是成爲其最底層的一環提供廉價勞動力——似乎成了解决第三世界國家貧困問題的一種可行有效的辦法。近幾十年,這個無奈的事實不光在墨西哥,也在世界其他地區得到了驗證。

如果背叛、妥協、失敗或者歷史的自然進程將一個人政治信仰的根基抽去大半,他很可能會放弃信仰,但也很可能會變得更加叛逆和不羈,更加義無反顧地去反對主流和常態,甚至反對在現實中獲得成功的一切。羅斯一生都在顛覆他父母膽怯、害怕對抗的政治,拒絕美國中産階級安逸舒適的生活,批判特權,與美國在海外推行的帝國主義戰略鬥爭,幷且不惜跨越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與羅斯同齡的美國左翼“革命家”都曾經夢想建造一個閃耀光芒的希望之城,如今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成了銀行家和律師——最好的情形是溫和左傾的政治家。去年3月,一幫滿臉皺紋、步履蹣跚的老人在舊金山爲羅斯慶祝七十歲生日,有人特意爲羅斯買了一個生日蛋糕,上面插著一個巨大的黑色蠟燭做的假炸彈。這群作家、詩人和形形色色的激進分子曾經用真實和象徵的炸彈作武器,試圖改造現實,用蠟燭炸彈來表達對一位從未被收買和招安的同志的敬意,是再合適不過了。只是當羅斯吹滅引綫火焰的時候,一定有人百感交集。

價值

今年春天羅斯回到舊金山就醫,一位自由派的市議員得知他罹患肝癌的消息,便促成市議會通過决議,將5月12日定爲舊金山市的約翰•羅斯日,幷向他頒發獎狀。羅斯頗費了一番猶豫才决定接受這個榮譽。

偶爾到墨西哥參訪的美國左派年輕人的景仰之情,很能滿足一個落寞老人的虛榮心,但是接受市議會頒發的獎狀等于承認權威的合法性,會影響他反抗的姿態,更何况舊金山當局還以逃避越戰兵役的罪名關押過他。

在市政廳領獎前的發言裏,羅斯大駡舊金山市政府漠視貧困人群的需求,言辭激烈。或許這就是羅斯和他的同志們對這個世界的價值:批判現實,爲弱者發聲。他們對烏托邦的憧憬源于幷更加折射出現實的醜陋,他們的反抗則讓那些醜陋不致太過不堪。

中國政府蛻變成自利型政治集團(何清漣)

中國政府蛻變成自利型政治集團

何清漣

我曾用”權力市場化”一詞概括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改革,如今這個詞彙已經成爲中國民衆心目中改革的同義詞。

我也一直在思考:應該用什麽詞彙來概括本世紀零年代以來的重大”改革成果”?一個詞彙逐漸在我頭腦中成型,即自利型政治集團的形成。

這一結論應該說比較形象準確,說明中國政府已經蛻變爲一個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團,至少有下列論據:

一、社會分配與社會福利向政府公務員嚴重傾斜

從2003年直至2008年,政府財政收入從占GDP總量的五分之一增至四分之一。這一龐大財政收入當中的58%用于供養黨政事業機關工作人員約7,000萬人。在工資增長速度遠遠落後于GDP增長速度的同時,自2001年以來給公職人員全國性加薪(不含地區性的加薪)的次數共計3次, 每增幅都不低于15%。

至今在中國享有制度保證的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群體主要覆蓋黨政事業機關工作人員。以醫療衛生資源爲例,就具有向幹部群體過度傾斜的特點,比如給藥的”分級制度”,就是對參加醫療保險的人群,按照他們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劃分等級,級別越高的,得到的醫療服務質量越高,藥品供應也越好。

據中國官方提供的數據,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爲了850萬以黨政幹部(高級)爲主的群體服務的。

數量龐大的底層勞動者群體的工資却增長緩慢,甚至未增長;構成社會保障體系的幾大社會福利如醫療、養老等保險幾乎與這一龐大的社會底層無緣。

二、巨額財富集中于少數權貴家庭

中國那有限度的反腐敗主要集中于中低級官員,政治高層似乎與腐敗絕緣。高幹子女的登龍術,雖然一直流傳于坊間及海外,但却無法得到權威資料證實,胡潤的富豪榜也從未將這類人列入。不過,現在有兩組資料足可證明這些紅色貴族如何在短短30年間,從”無産階級”成員迅速躋身于超級富豪之列。

一條資料說明中國財富集中的驚人程度。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的150萬個家庭(約占全國家庭總數的0.4%)占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這還只計算了存款、 股票等公開的金融資産,未計算灰色收入――而在發達國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財富。

另一條資料則說明財富集中在什麽人手中。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一份聯合調查報告的數據,截至2008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産(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産)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産20,450餘億元。而考證其資産來源,主要是依靠父輩的權力資本所獲。

三、政治權力的分配與社會地位的傳承呈自利化趨勢

在中國的政治市場上,權力這一”稀缺物品”的授受過程從來就是暗箱操作。現實表明,高官子弟在權力上具有優先繼承權。即使因能力或者其他原因未擔任要職,至少也享有全國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等政治榮銜。中國官場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使幹部子女在權力繼承上有明顯優勢,官方研究亦表明,幹部子女當幹部的機會比常人高2.1倍。

幹部子女對社會地位的傳承優勢還體現在就業問題上。北京大學”高等教育規模擴展與畢業生就業”課題組在調查中發現,家長們可以直接通過關係和權力决定子女的就業,家庭背景越好,畢業時的工作落實率和起薪額越高,這不僅說明不同階層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後的結果不均等,更重要的是說明中國的階層流動呈前現代社會的封閉性世襲狀態,這無异于阻塞了社會底層精英的上升渠道,既使統治精英集團的素質弱化,對于社會穩定亦有極大害處。

從本質上看,所謂”改革”就是利益與資源的再分配過程。鄧小平當年用來賦予改革合法性的”先富帶後富”許諾實現了一半,即通過權力市場化讓少數權貴與官僚集團先富起來,幷通過一系列政策與法律使政治精英蛻變爲一個個自利型政治集團。在這種既成事實下,今後撬動社會分配的杠杆 只有”權力”與”資本”。當局提倡的”不折騰”與”維持穩定”,其要義均在于保證自利型政治集團能够安享攫取到手的利益。

我們在輸出什麽(劉瑜)

http://www.drunkpiano-liuyu.net/?p=331

我們在輸出什麽

劉瑜

2009年07月03日

《亞洲周刊》約稿

08年3月,贊比亞的Chambishi銅礦爆發了一場騷亂。500多個贊比亞工人抗議惡劣的工作條件和低廉的工資水平,甚至有人放火燒了幾棟房子,還暴力襲擊了管理人員,管理人員戰戰兢兢躲在辦公室裏,直到警察把他們給解救出來。

這似乎是一個普通的勞資糾紛,但此事有一個不同尋常之處:那個銅礦是個中資公司,那些被襲的管理人員是中國人。

說到中國和贊比亞的關係,大多中國人首先想到的、恐怕也是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那條 著名的“坦贊公路”——革命年代中國人曾勒緊褲腰帶,捐助第三世界國家,幫助它們走向現代化。在一定意義上,坦贊鐵路象徵的不僅僅是中贊友誼,而且是中國和整個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兄弟情誼”。

但是30年河東,30年河西,這段記憶還未消失,“階級兄弟”眼中的我們却在悄悄起變化。上述騷亂幷非一次偶然事件,在此之前,贊比亞的反華情緒一直在滋長:06年已有一次銅礦騷亂,當年總統大選反對派領袖打的竟然是反華牌;07年胡錦濤訪非時,臨時取消了Chambishi一站,據說是爲了避免遭遇可能的抗議。事實上,在發展中國家,反華情緒不只是在贊比亞存在。尼日利亞07年曾出現綁架中國人事件;在南非萊索托,人們抱怨廉價的中國製成品導致其産業結構“去工業化”;在利比里亞加蓬,人們指責中國的木材需求導致當地森林的過度砍伐;在安哥拉剛果,據說中國的貸款强化了當地的腐敗;在蘇丹津巴布韋,無數人指責中國的武器銷售成爲流氓政權的權力支柱;最近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反華騷亂則是這種情緒的又一個標志性事件。

在一定程度上,被廣泛批評其實是“大國崛起”的標志。過去十年,中國在亞非拉國家的影響力直綫上升。這首先體現在經貿上關係上的大躍進。拿中非來說,2000年兩地貿易總額還只有100億美元,08年達到1068億美元,中國成爲僅次于美國的非洲第二大貿易夥伴。幷且,在中國政府“走出去”戰略的推動下,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也迅速增加,正如當年港商台商到中國來辦合資企業,中國現在很多企業跑到亞非拉國家去買廠買礦當老闆——這和之前中國人只能在海外開小餐館和雜貨鋪的形象迥然不同。到08年底,中方對非洲直接投資超過50億美元。經貿關係發展的後果就是政治影響力的提升。比如,很多本來和臺北建交的亞非拉國家現在紛紛轉而投奔中國:2005年塞內加爾“弃台投中”、2006年乍得、2007年哥斯達迪加、2008年馬拉維……今年3月南非拒絕給達賴喇嘛發簽證,再次顯示中國政府“不怒自威”的影響力。

中國爲什麽近十來年如此衷情于發展中國家?顯然的原因當然是經濟上的互補性:中國迅猛的經濟增長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而這些南部國家能源和原材料豐富。巴西的鐵、秘魯的銅、津巴布韋的鉑金、加蓬的木材等,都是中國發展之所需。但中國最迫切的需求,也是最令國際社會關注的一個因素,是石油。93年起中國石油自給自足的時代結束,此後中國就開始和産油國靠近。目前,中國大約一半石油依賴進口,其中三分之一來自于非洲。目前中國的頭號石油進口來源不是 沙特阿拉伯,不是俄羅斯,而是大多數中國人幾乎從不關注的安哥拉(博客注,最近沙特好像又反超了,不過總體不相上下)。除了購買石油,中國還到這些國家去直接買油田股份。比如中國花了23億美元購買了尼日利亞大陸架油田45%的股份;花18億美元在安哥拉購買馬拉松石油公司的股份;在蘇丹擁有其最大油企40%的股份——這項投資備受爭議,因爲很多人認爲蘇丹政府左手從中國投資者拿錢,右手拿這個錢去中國買武器,“石油換武器”成爲達爾富爾大屠殺的一個機制。當很多中國人因爲伊戰而對美國高喊“No Blood for Oil”時,很少有人想到,這塊牌子其實也可以反過來朝向自己。

中國向亞非拉靠近的另一個原因則恐怕是政治上的相容性:很多發展中國家政府集權,談判項目無需經過太多國內的民主協商,“辦事效率高”。和集權政府合作的這種優越性,與中海油05年收購美國UNOCAL石油公司失敗形成鮮明對比——當時美國衆議院出于“安全考慮”施壓,楞是把這個合作機會給攪黃了,最後UNOCAL以比中海油出資更低的價格賣給了Chevron。而且,對于某些聲譽太糟的集權國家,一些西方跨國公司對與其合作有所顧忌,這就形成了一定的市場空白點或者薄弱點,中國作爲一個後發展國家,難以與西方國家在一般條件下形成有力競爭,只能撿一些國際市場中的小魚小蝦吃,也屬情有可原。

和中國拓展關係的確給一些發展中國家帶來實惠。正如外資給中國經濟帶來活力,中資的涌入對于資本饑渴的非洲可以說是雪中送炭。比如07年中國宣布將向剛果投資90億美元,幫其修建基礎設施以換取其金屬礦物。這對于內戰剛結束百廢待興的剛果來說可以說是送上一顆救心丸。又比如爆發騷亂的贊比亞銅礦,雖然條件惡劣,畢竟解决了1萬個當地人的就業。與歐美貸款不同,中國式投資具有“一攬子”特色,即,除了買企業股份,中國還派工程隊去修路、造機場、學校、醫院——雖然這些都是爲了自身的投資便利,但對當地老百姓的好處顯而易見。07年中國投入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高達45億美元,超過8國集團的總和。事實上過去十年,非洲經歷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直到08年經濟危機,過去十年年均增長率5.4%),幾個與中國經濟聯繫緊密的國家增長尤其迅速(07年安哥拉年增長17.6%,蘇丹9.6%),這種成就未必都是中國的功勞,但其中肯定有一定的中國因素。

這大約也是爲什麽雖然反華情緒在滋長,大多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看法總體仍是正面的。比如08年PEW的一個調查報告中,當被問及“你認爲中國是夥伴還是敵人”時,78%的尼日利亞人、53%的南非人、45%的墨西哥人,40%的阿根廷人將中國視爲“夥伴”,這和只有13%的美國人,21%的法國人,17%的英國人,24%的西班牙人視中國爲“夥伴”形成對比(這幾個國家大部分人認爲中國“非敵非友”)。

既然如此,發展中國家的反華情緒爲什麽會日益滋長呢?批評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一是貿易結構問題,二是與無條件經濟合作問題,三是公司倫理問題。這些批評,有些有道理,有些則不完全合理。

從貿易結構上來說,由于中國大量進口初級産品,出口製成品,一些人批評中國阻礙了某些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固定了它們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邊緣地位,幷造成了大量失業。比如,有研究稱南非和萊索托紡織業被中國的廉價紡織品摧毀,南非3萬個工人、萊索托1.5萬個工人因爲中國“飓風”而失業。這種批評和六、七十年代興起的拉美批評西方的“依附理論”、“新殖民主義理論”不謀而合。中國90年代的教科書還熱衷于用這套理論批評西方,大約沒想到這麽快它就被用到了中國身上。

這種左翼批評只能說有一定道理。畢竟,非洲、拉美很多國家的要素禀賦决定了其比較 優勢就在于初級産品,與其拔苗助長發展工業,不如順應其比較優勢加入國際經濟體系。中國産品擠掉當地某些工人飯碗固然令人同情,但與其說這是因爲中國的“ 新殖民主義”野心,不如說是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後果之一。對于競爭力弱的國家來說,就算沒有中國,還有印度,就算沒有印度,還有孟加拉。畢竟受中國“飓風” 影響的,不僅僅是南非和萊索托工人,還有歐洲和美國工人,而中國的汽車業、農業、服務業也同樣面臨來自其它國家的挑戰。面對全球化,值得思考的不是它是否 帶來挑戰,而是挑戰與機遇是否對稱。

當然另一方面,在中國缺乏勞工保護、其他國家存在勞工保護的情况下,所謂的“全球競爭”又注定是不公平的:你的工人小時工資50美分,我的1美元,你的工人一周工作七天,我的五天,怎麽競爭呢?如果要和中國競爭,它們必須也降低勞工保護,這正是很多國家對中國怨聲載道之處:通過貿易中國輸出的不僅僅商品,同時也是一種缺乏倫理的生産模式。

“無條件經濟合作”是另一個飽受爭議的問題。中國在和他國經濟往來時,始終堅持“ 政治不干涉”原則:你的部隊正在殺人放火是吧,沒關係,我們接著做生意;你正在選舉舞弊是吧,沒關係,我們接著做生意;你剛貪污了幾百萬美元是吧,沒關系,我們接著做生意。總之,“政治是政治,經濟是經濟”,我無條件跟你做生意。而這是受到廣泛國際批評的一個焦點問題。雖然歷史上歐美國家亦是如此,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它們近年來却有“良心發現”之意。在與發展中國家經濟交往中,對“流氓政權”實行經濟制裁,對一般發展中國家發放“有條件貸款”,條件包括緊縮財政、抑制腐敗、政治透明等等,即,援助不僅僅是援助,而且是改造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模式的一個工具。

在西方看來,中國的“無條件合作”無疑顛覆了其改造窮國腐敗、專制政治的努力。比如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告訴安哥拉政府,只有當它停止濫用石油收入才會重新得到貸款時,中國却甩手20億 美元告訴安哥拉,你不需進行任何政治改革就可以得到貸款。這就像那些寵小孩的老人,父母剛開始訓練孩子不要過度吃糖,老人却一把一把地給孩子塞糖。這種“濫發糖”行爲的極致,在很多人看來,體現在中國和蘇丹、津巴布韋這兩個“流氓政權”的關係上。中國不但是它們最重要的經濟夥伴,也是它們的主要軍火供應商。據說達爾富爾20萬平民的死亡,中國製造的輕型武器功不可沒。這也是08年北京奧運被一些西方人稱爲“屠殺奧運”的原因。

對這個批評,我只能說是有保留地贊同。贊同是因爲經濟不可能僅僅是經濟,它一定有其政治後果。中國對蘇丹、津巴布韋的經濟支撑和武器銷售的確成了獨裁者們爲非作歹的一個基石。但是另一方面,我懷疑很多人高估了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力。 正如不能說中國國共內戰是因爲美國對蔣介石的軍售和經濟援助一樣,將蘇丹內戰、津巴布韋危機歸咎于中國政府,似乎有避重就輕之嫌。

更重要的是,“無條件經濟合作”也未必一定是壞事。一個有目共睹的現象是,西方的“有條件合作”開展多年却收效甚微。就經濟制裁來說,史上最長的兩次經濟制裁(伊拉克和古巴),不但沒有推翻獨裁政權,反而加深了兩國人民的痛苦,基本上相當于拿獨裁者的錯誤來懲罰老百姓。就有條件貸款來說,從80年代執行到現在,鮮有成功,很多亞非拉國家不但沒有實現政治轉型,反而走向了政治崩潰。中國的“無條件合作”不妨是一種嘗試,它的最大受益者也許是獨裁者,但是經濟滲透效應也許可以把其中一些好處帶給老百姓,比如緩解就業、發展基礎設施。既然直接命令發展中國家政治改革鮮有成功,帶動其經濟發展,讓政治改革從經濟發展中生長出來,也是一種思路。

對中國最有力的批評集中于公司倫理問題。如果說貿易只是間接降低發展中國家勞工標準的話,直接投資則往往把中國式的血汗工廠直接搬到了他國。Chambishi中資銅礦工人月工資45美元,05年4月的爆炸導致46人喪生;剛果礦工抱怨他們在危險的地下80英尺處重體力勞動10個小時,中國老闆只給他們一天3美元;納米比亞某中資公司工人小時工資是35美分,而國家的最低工資標準是1美元;加蓬出口中國的木材70%來自于非法砍伐……總之,在中國資本涌向世界時,它也將中國低工資、低環保、低人權的企業治理模式帶到了世界各個角落。在那些本來就低工資低環保的國家,中國的投資則可能造成了雪上加霜。

一些中國投資者似乎認爲,如果一個國家比中國還窮,那麽它的“投資環境”一定比中國更寬鬆,却沒想到幷不是所有地方的民工都像中國民工那樣溫順,幷不是所有的政府都向中國那樣對外企鞍前馬後。很多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超過經濟發展,工會、環保組織非常發達。這既是中國誤解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地方,也是很多發展中國家“誤會”中國的地方——他們以爲中國人專門跑到非洲來欺負非洲人,所以稱之爲“新殖民主義者”,殊不知這些投資者對中國工人是“一視同仁”地欺負,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問題不在于國家之間的“殖民主義”,而在于很多中國投資者習慣了“無拘無束”的投資環境,因此“錯把杭州當汴州”了。

當然一個巴掌拍不響。中資血汗工廠的出現,與當地缺乏市場規範、或者規範執行不嚴有關。事實上有研究表明,當本地政府熱心于保護本國民衆和環境時,中資企業往往也能配合。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當中國投資者在歐美國家辦企業時,往往也能做到遵紀守法。正如在中國的台商港商等是否尊重中國工人本質上取决于中國政府是否尊重中國工人,中國投資者是否尊重贊比亞工人本質上也取决于其政府是否有决心保護自己的工人。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走出去”戰略除了經濟收益,也有一些意外收穫。中國的蘇丹政策受到廣泛國際批評之後,中國政府也開始調整政策,努力勸說蘇丹政府接受維和部隊;在和一些“流氓政權”打交道之後,中國也開始權衡其中的政治成本和經濟風險;中國資方在他國接觸過工會、環保組織之後漸漸意識到經商還有社會責任問題。雖然學習過程很緩慢,但有學者認爲,中國政府和企業其實正在慢慢改變。一個國家的投資者無需和本國的勞工和環保組織對話、却往往要和他國的勞工和環保組織協商,雖然這有點反諷,但“曲綫救國”也是“救國”。從這個意義上說,“走出去”之後影響也許是雙向的:在中國向他國輸出低人權、低工資、低環保的發展模式時,中國政府和企業也在被動地學習他國的人權、勞工保護和環保意識。無論中國政府是否承認,在一個政治和經濟相互滲透的世界裏,“政治是政治,經濟是經濟”的觀念,不僅不對,而且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