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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獨立，悲情不是全部
翻譯關于英國的名稱，常常是一個麻煩。在中文裏，"英格蘭"常常被等同于英國的雅稱，然而英格蘭的原意僅是"盎格魯人的土地"，是英國的組成部分之一。作爲聯合王國，今天的英國內部有三個國家（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一個地區（北愛爾蘭）。
至于"不列顛"（Britain），起源于古希臘旅行家對這個島的稱呼，據說可能來自不列顛島南部白色海岸。不列顛在拉丁語中被稱爲布列塔尼(Britannia），古羅馬人將其人格化爲女神，她之于英國，相當于雅典娜對雅典的關係。
由于中英文在翻譯上的歧异，蘇格蘭成爲墜入這道語義深淵中的弃物。對于中國人來，常常爲世界杯上出現蘇格蘭隊和英格蘭隊感到奇怪。這不是一個國家嗎？爲什麽有兩支球隊？
不僅是球賽，蘇格蘭在英國，在各個主要方面都擁有自己獨特的系統。比如教育、行政體系。甚至蘇格蘭當地購房的手續，也與英格蘭、威爾士不同。在英國這樣一個議會民主制國家中，議會處于國家權力核心地位，唯獨英格蘭沒有自己的地區議會，其他三個組成部分都成立了自己當地議會。
隨著2004年蘇格蘭議會大厦落成，2007年蘇格蘭民族黨擊敗蘇格蘭工党，成爲議會第一大党，黨魁薩爾蒙德出任蘇格蘭第一大臣（相當于蘇格蘭首相），堅持"蘇格蘭獨立"立場，逐步推行蘇格蘭獨立步驟。2009年11月30日，蘇格蘭第一首相宣布《蘇格蘭公投法案》，將在2010年就蘇格蘭是否獨立，進行公投。
"蘇獨"運動的興起與發展，使得英國，在經歷了昔日帝國輝煌之後，出現了內部身份認同危機。英國人，到底是British，還是English？在97之後，英國政治理念中的"分權運動"思想，逐漸落實到政策層面，蘇格拉人越發熱衷講述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歷史，而英格蘭人也逐漸感到委屈，在位于倫敦的西敏寺議會中，蘇格蘭裔議員對于英格蘭和全英國事務具有投票權，而英格蘭人却無法影響蘇格蘭事務。這種情緒，甚至有意無意地針對蘇格蘭背景政治家，比如首相布朗，生于蘇格蘭的格拉斯哥，父親是蘇格蘭教會牧師。在英國政治中，反蘇格蘭成爲當前的一股子情緒，今年2月份，BBC電視主持人克拉克森，曾經在節目中暗諷布朗是"獨眼蘇格蘭白痴"（one-eyed Scottish idiot）。
在今天英國媒體中，蘇獨與反蘇獨的情緒夾纏在一起，溫和的調侃和赤裸裸的挑釁此起彼伏。以右翼保守著稱的《每日郵報》Daily Mail曾經報道了一名4歲遷居到蘇格蘭的英國女孩，因爲自己的英格蘭口音，經常遭受當地人嘲笑。在2009年1月份，她在阿伯丁出來宵夜，因爲露出自己的英格蘭口音，結果導致當地兩名蘇格蘭男子的痛毆。這種所謂anti-English的情緒和行爲，在蘇格蘭幷不罕見。蘇格蘭當地最大報紙Scotsman就披露了多起。有趣的是，Scotsman試圖公正自己立場，抨擊所謂的anti-English暴力行爲，實質上，它自己就極富親蘇格蘭獨立的立場。
被英格蘭掩蓋的歷史
英國的歷史，常常被英格蘭歷史所代替，這使得蘇格蘭倍感冷落。不列顛島的文明，當羅馬人將不列顛納入自己版圖時候，他們對這座島的控制，最遠止步于今天蘇格蘭和英格蘭邊界處。這使得蘇格蘭與英格蘭的歷史，産生了不同的發展。
蘇格蘭人，主要是不列顛島土著凱爾特人的後裔，同時與北歐民族有著密切聯繫，他們有自己的語言與文化。直到今天，蘇格蘭人對于自己的歷史充滿自豪感，包括自己說英語的口音，雖然他們正宗的母語應該是蓋爾語，一種凱爾特語言。2009年，BBC二台播出的《蘇格蘭歷史》，主持人就是一口蘇格蘭腔的英語，以南部牛津英語，或者BBC英語相比，有一股子侉勁。80年代內，一部以蘇格蘭第二大城市格拉斯哥爲背景的偵探劇Taggart，風靡歐美，格拉斯哥口音也成爲一道獨特的標識。
在宗教上，來自歐洲大陸的傳教士，帶來了天主教體系，他們在蘇格蘭和隔海的愛爾蘭布道，在被稱之爲"黑暗時代"的中世紀，天主教在蘇格蘭地區廣爲流傳，爲蘇格蘭文化奠定了基礎。但是，16世紀，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推動英國國教化運動，切斷了與歐洲大陸梵蒂岡聯繫。隨著亨利八世對于蘇格蘭征服欲望日漸强烈，蘇格蘭的天主教也面臨著威脅。到了1707年蘇格蘭與英格蘭簽署合幷之後，蘇格蘭的天主教失去了自己的主導地位，但是宗教之爭，在這兩個國家在王室繼承上埋藏下來禍根，成爲日後分裂的潜意識之一。
雖然凱爾特文化式微，天主教勢力在消退，蘇格蘭依然保留了自己文化上的自信和優勢。英國本土最古老的大學，不是牛津劍橋，而是蘇格蘭的聖安德魯斯。從聖安德魯斯開車一個多小時，就可以到達蘇格蘭首都愛丁堡，昔日被稱爲北方之都。英國的啓蒙運動，就是由這裏開始。英國啓蒙運動，從愛丁堡開始，休謨塑像樹立在愛丁堡大學門口。時至今日，蘇格蘭人對自己的文化充滿驕傲。
聯合的利益
蘇格蘭與英格蘭的關係錯綜複雜，而作爲傳奇的也許就是《勇敢的心》中威廉•華萊士，可惜好萊塢的電影，過于簡單化和主旋律，最後一聲"freedom"，喊得不明不白，過于超前。與英格蘭相比，蘇格蘭的文化具有相對的一致性和連貫性，但是這幷不意味著在英格蘭-蘇格蘭的關係中，前者扮演了一個野蠻的侵略者角色，而如今的統一，也不是一場壓迫與被壓迫民族血泪史，更多是兩個民族之間在利益得失之間的談判錄。
歷史上，在英格蘭經歷了一批有一批的移民之後，從凱爾特人，到羅馬人，到盎格魯、薩克遜人，英格蘭人逐漸形成自己的國家。而蘇格蘭一直是凱爾特人和諾斯人在經營，即所謂的蓋爾人，當年羅馬帝國止步于今天的蘇格蘭邊界。
從公元9世紀之後，蘇格蘭和英格蘭一樣逐漸開始自己的統一進程。但是到了1296年，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一位軍事天才，被喻爲"蘇格蘭之錘"，在他的領導下，英格蘭軍隊占領了蘇格蘭大部分領土，他也就是《勇敢的心》中那位老國王。此時，作爲游擊戰高手威廉•華萊士出現了。華萊士不是蘇格蘭獨立戰爭的領袖，是當時蘇格蘭國王弟弟羅伯特•布魯斯（Robert Bruce）。他在1314年，取得了第一次蘇格蘭獨立戰爭决定性勝利。
然而，蘇格蘭與英格蘭戰爭幷沒有結束。最終它們之間的對抗被一場王室即位給終結。1603年來自蘇格蘭的詹姆斯六世，繼承了英格蘭王位，成爲英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同時又是蘇格蘭的國王。詹姆斯能够同時繼承兩個王位的原因，在于他的母親瑪麗是蘇格蘭女王，因此他繼承蘇格蘭王位；同時，瑪麗女王是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的表姐，伊麗莎白一世無子嗣，于是選擇了詹姆斯作爲繼承人。這是實際上一個人擁有兩份資産，但是幷不意味兩份資産合幷了。這種"聯合"下，英格蘭和蘇格蘭保持了各自的獨立地位。
兩國真正的聯合醞釀于17世紀末。當時蘇格蘭和英格蘭的安娜女王沒有子嗣，在1701年，英格蘭沒有與蘇格蘭商量，打算選擇詹姆斯六世的孫女爲繼承人，蘇格蘭人很不滿意，考慮挑選一名男性繼承人，來接替無子嗣的安娜女王。當時，英格蘭正與法國作戰，他們擔心蘇格蘭會落入親法派的手中，于是决定安娜女王去世前，聯合提上了兩國政治日程。
對于蘇格蘭人來說，兩國聯合更像是一個救急的臨時措施。當時的蘇格蘭處在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中。因爲，在十七世紀末期，蘇格蘭王室在巴拿馬群島投資破産。在聯合協議中，英格蘭政府出資幫助蘇格蘭解决財政危機，聯合之後，蘇格蘭與英格蘭貿易，蘇格蘭與英格蘭殖民地之間的貿易實現了零關稅。
直到1707年，蘇格蘭議會通過了《聯合協議》，將蘇格蘭議會與英格蘭議會合幷爲大不列顛議會，議會地點選在倫敦，于是兩個國家正式合幷。然而這個《聯合協議》當時在蘇格蘭和英格蘭都不受歡迎，兩國代表不得不秘密簽署。
蘇格蘭爲這個聯合協議分爲兩個陣營，其爭論的焦點就在于，作爲一個有著自己獨立的身份標志的國家，放弃獨立是否值得？支持聯合的觀點認爲，蘇格蘭在不失去自己民族身份的條件下，同時擁有了更爲强大的國家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反對聯合派則認爲兩國合幷幷不會帶來什麽好處，反而失去蘇格蘭的獨立性。結果，蘇格蘭議會投票以110票贊成，67票反對通過協議。但是在蘇格蘭民間，聯合遭遇了强烈抵制，議會收到大量的請願書，在愛丁堡爆發了大規模示威，甚至有地方威脅要以武力對抗。
但是，很快聯合的結果在當時獲得了巨大的利益。蘇格蘭從英格蘭人開創的美洲烟草貿易獲利，隨著十八世紀大英帝國的迅速擴展和源自英格蘭的工業革命，也將蘇格蘭帶入了工業化時代。
從自治到分權
蘇格蘭在大英帝國內部獲得巨大利益，但是尋求獨立的呼聲從來沒有停止過。在19世紀末，大英帝國盛極而衰的迹象出現，甚至在英國本土，自治（home rule）成爲一項政治選擇，當時的愛爾蘭就享有自治權，但是愛爾蘭獨立運動的出現，將英國內部的自治制度也推向了一個危險地步。對于蘇格蘭來說，自治是當時一項選擇。在英國政府內部，蘇格蘭事務辦公室，專門負責蘇格蘭事務。1934年，蘇格蘭民族党成立，但是他們最初幷非尋求完全獨立，而是恢復蘇格蘭議會。
曾經給蘇格蘭帶來巨大利益的大英帝國，却在走向衰弱。1960年，當時英國首相馬克西米在南非議會，發表了著名的《風向的改變》演講，這是英國歷史上重要的演講之一。它標志著大英帝國明顯走向終結，使得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獨立運動達到了高潮。
在英倫三島內部，蘇格蘭獨立意識再次受到激發。而最大的推動力又是來自經濟利益。1976年，蘇格蘭的北海海域發現石油，蘇格蘭民族黨組織了大規模的群衆運動，宣布"這是蘇格蘭的石油"。在接下來的時間裏，蘇格蘭人再次陷入了分權與獨立的搖擺之中。
蘇格蘭民族黨再發展，1974年大選，他們在蘇格蘭拿到了11個席位，而此時的工黨政府是一個少數政府，與反對黨保守黨的優勢微弱。于是，爲了尋求蘇格蘭民族黨的支持，地方分權稱謂工党的政治思路，成立各自的地區議會，成爲他工黨與蘇格蘭、威爾士民族主義者交換的條件。
政治的觀賞性就在于此，也是英國政治的戲劇性特色。1977年大選，工黨政府同意蘇格蘭進行獨立公投，希望在議會獲取蘇格蘭民族黨支持。結果，52%的蘇格蘭人支持獨立，48%的人反對獨立。但是，公投有效性的條件是投票人數達到40%，當時只有32.9%蘇格蘭人的獨立訴求，沒有達到法定條件。
但是，蘇格蘭人覺得這樣的結果够了，面對工黨從支持到反對的轉變，政治的戲劇性出現了。蘇格蘭民族黨籍的議員撤回對工黨政府支持，轉而支持保守黨，保守黨發起了一項對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于是工黨政府被迫解散，1979年大選開始，英國迎來了新首相，就是著名的撒切爾夫人。而蘇格蘭民族黨損失慘重，僅在議會保留了兩個席位。
蘇格蘭獨立夢，再次破碎，保守黨與工黨不同，他們不是分權運動的支持者。對于蘇格蘭人來說，尋求建立蘇格蘭議會成爲一個更加務實的目標。在整個八十年代，一直到1997年大選，蘇格蘭獨立運動幷沒有形成氣候。直到1997年之後，新工黨力推分權運動，蘇格蘭民族黨獲得發展契機，同時薩爾蒙德，這一"蘇獨"天才的政治人物出現，他從支持分權運動切入蘇格蘭政治，進而推動蘇格蘭議會重建，在2007年，贏得蘇格蘭議會大選，出任蘇格蘭第一大臣之後，轉而打出蘇格蘭獨立的牌，今年12月，他宣布將在蘇格蘭公投。
悲情高地
在英國生活，我時常感到一股蘇格蘭的悲情。與威爾士人相比，蘇格蘭人更加在意自己的獨立性。一次坐美國大陸公司飛機，一位服務生對一名顧客打趣說，你確定你是英國人（British），而不是蘇格拉人(Scottish)？而在我與蘇格拉人的接觸中，蘇格蘭人非常强調自己的身份特徵，比如服飾、語言、
飲食等等。在一場畢業典禮上，一位同學父親特地穿上了蘇格蘭民族服裝——長裙，在以英格蘭人爲主的來客中，他高高的個子，與衆不同的裝束，可謂鶴立鶏群，却稍嫌落寞。當我提到自己對蘇格蘭的族譜（clan book）很感興趣的時候，他大爲高興。
所謂的clan，是蘇格蘭家族。蘇格蘭的家族制度，是一套古老的封建制度。很多大家族，往往出自蘇格蘭的高地（Highland）。在蘇格蘭高地，各個家族擁有自己獨特的族徽、蘇格蘭裙的樣式，還有風笛。在今天英國政界，你會發現很多蘇格蘭裔議員。現任首相布朗，就是蘇格蘭人。而下届可能的首相，保守黨黨魁卡梅隆，也是來自一個蘇格蘭裔金融世家。如果有興趣，分析英國政治家的家譜，會發現蘇格蘭對英國政治的潜在影響力。
所謂高地，就是蘇格蘭的高海拔地區。此地朔風凜冽，早年私釀威士忌的酒商，常常藏身于此，以躲避政府稅務部門追捕，而更加因爲一部電影《勇敢的心》，華萊士被英格蘭軍隊打敗，走投無路，就栖身于此，越發顯得悲情。
《勇敢的心》中的華萊士，實爲好萊塢主旋律的解讀，正因其流行，使得蘇格蘭人的悲情，深入人心。
然而，蘇格蘭獨立，蘇格蘭-英格蘭關係，遠比電影所呈現的複雜。以一個局外人眼睛看，蘇格蘭人幷非一個被壓迫的失敗民族，他們的獨立訴求基本上是經濟利益所驅動。值得注意的是，在英格蘭與蘇格蘭之間，從17世紀以來，這場獨立運動逐漸被納入了議會政治框架下進行，尤其是在聯合之後，英國政治中關鍵的兩黨制和議會制度，得到了實質性發展，這算是民主政治如何决定一個社會命運的提供了豐富的啓迪。
李長江們的“複出”邏輯（章文）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9ced71a8fa1879c0
李長江們的"複出"邏輯
章文
看到李長江複出的消息http://news.cn.yahoo.com/09-12-/1037/2jsuq.html，著實讓我大吃一驚。三鹿毒奶案餘波未息，一年前因負有領導責任而引咎辭職的李長江，就出現在公衆面前，且肩負著更重大的責任——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專職副組長。
去年的9月22日，新華社在播發"國務院任免國家工作人員"的消息中稱，"鑒于在多家奶製品企業部分産品含有三聚氰胺的事件中，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監管缺失，對此，局長李長江同志負有領導責任，同意接受李長江同志引咎辭去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局長職務的請求。"
三鹿毒奶事件不是一般的質量事故，可以稱得上新中國成立以來最惡劣的質量事故了。它選擇下手的對象是人群中最弱的幼兒，將近30萬幼兒的身體遭受戕害。該案嚴重影響民衆對于政府的信心。
我當初認爲，李長江再無翻身之日了，恐怕只能在良心的折磨中度過餘生了。萬萬沒有料到的是，政府竟然這麽快就啓用李長江，而李長江竟然也接受了。這兩個"料不到"，實在突破了我對政府信用底綫以及人的良心底綫的預設。
頗具諷刺的是，李長江新職是領導全國"打黃掃非"，讓我不僅要揣測政府的用心：難道是要讓李長江將功補過，管好民衆精神消費品，去抵補對于民衆生活消費品的監管不力麽？
如果再聯想近些年來，各類引咎辭職或被免職的官員們紛紛獲任新職或"异地就職"，我們真地要相信政府對待有問題幹部，的確是慈悲心腸，貫徹了老毛當年所說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2003，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因對疫情控制不力而引咎辭職，2007年複出爲山西省省長了，後時運不濟又趕上襄汾潰壩事件而再度引咎辭職；
2004年安徽阜陽發生"毒奶粉事件"，很多官員被問責落馬，後來怎麽樣？原市長劉慶調任安徽省環保局局長，原工商局副局長楊偉調任安徽一個地級市工商局副局長，原衛生局副局長丁麗玲調任阜陽另一個局的副局長；
2005年吉林發生松花江污染事件，危及下游人民的飲水，甚至殃及俄羅斯，國家環保局局長解振華因此引咎辭職，2006年就複出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2007年山西發生黑磚窖事件，被撤職的原臨汾市堯都區副區長段春霞，後改任堯都區區長助理，被撤職的臨汾市洪洞縣原副縣長王振俊，後改任該縣縣長助理；
2008年初，遼寧省鐵嶺市西豐縣"進京抓記者事件"爆出後，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被勒令辭職。同年11月，張志國又被任命爲沈鐵城際軌道交通工程辦公室副總指揮；
2008 年5月，四川汶川發生大地震，在全國哀悼日期間，山東省濱州市工商局長邵立勇用公款組織幹部到武夷山旅游。被曝光後，邵立勇被免職。中央紀委、監察部稱， "山東省濱州市工商局無視中央有關規定，置地震灾害給國家所帶來的困難于不顧，置全國人民深切悼念遇難同胞的情感于不顧，組織公款旅游。嚴重敗壞了黨風政風，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影響極其惡劣。有關責任人受到嚴肅處理，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不久，邵立勇异地任職，身份換成了威海市工商局長。山東省工商局相關負責人稱，調任邵立勇不違反規定。
2008年6月，貴州"瓮安群體性事件"震驚海內外，原縣委書記王勤因處置不當而被撤職，不久，調任黔南州財政局副局長。
2008 年9月，三鹿毒奶事件令國人聞奶色變，爲此，部分官員被免職，包括國家質檢總局食品生産監管司副司長鮑俊凱、河北省農業廳廳長劉大群等，然而，幾乎與此同時，被免職的官員紛紛异地就職，劉大群改任河北邢臺市市長，鮑俊凱則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由副局級變爲正局級。
現在公衆則看到李長江的複出，由此推測，當初被免職的石家莊市委書記、副書記等一干官員們的複出，也是指日可待了。在結石幼兒們索賠無門的情境下，這幫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官員們的複出，也算是"中國特色"之一種吧！
仔細觀察幷比較中國官員們的落馬，你會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只要不是觸犯黨紀國法，不被判刑，就會有新生的機會。
以權謀私、貪污腐化，觸犯法律，政治生命也隨著自由的喪失而結束。如成克杰、胡長清以及許宗衡等；
而另一種過錯，或决策失誤，或失職瀆職，致使公衆利益遭受嚴重侵害的，則往往被輕責，事後再受重用。如上述複出官員們。
這裏面隱藏著怎樣的一種邏輯呢？在我看來，對公衆利益受損負有領導責任的官員們的"原諒"以及"重新任用"，是對民意的極大輕視和踐踏。也從反面表明，民意在某些人眼裏的確"輕如鴻毛"。
用權力去交換金錢，當然要嚴辦；但使用權力不當，致使公衆利益（包括財産權和生命權）受到嚴重侵害，更應該嚴懲不貸。
在三鹿毒奶事件中，被判刑的甚至被剝奪生命的都是三鹿奶廠員工以及供應商們，這固然是他們咎由自取，但沒有一個負有監管責任的官員在其中，已經是很不公平了，現在居然這幫官員們陸續在複出，在小民（尤其是那些結石幼兒父母們）看來，真得是要"氣結"了。
在民主社會裏，不管因爲何種原因致使公衆利益遭受侵害的官員，唯一的選擇就是道歉辭職，離開政治，另辟人生道路。他知道，在汹汹民意面前，戀棧不可能，日後複出也基本無望。
那裏是選票至上，政客們匍匐于民意脚下，而在這裏，一切唯權力馬首是瞻，權力最無情，也最强勢，它總是公然强奸民意。
李長江們的"複出"邏輯
章文
看到李長江複出的消息http://news.cn.yahoo.com/09-12-/1037/2jsuq.html，著實讓我大吃一驚。三鹿毒奶案餘波未息，一年前因負有領導責任而引咎辭職的李長江，就出現在公衆面前，且肩負著更重大的責任——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專職副組長。
去年的9月22日，新華社在播發"國務院任免國家工作人員"的消息中稱，"鑒于在多家奶製品企業部分産品含有三聚氰胺的事件中，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監管缺失，對此，局長李長江同志負有領導責任，同意接受李長江同志引咎辭去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局長職務的請求。"
三鹿毒奶事件不是一般的質量事故，可以稱得上新中國成立以來最惡劣的質量事故了。它選擇下手的對象是人群中最弱的幼兒，將近30萬幼兒的身體遭受戕害。該案嚴重影響民衆對于政府的信心。
我當初認爲，李長江再無翻身之日了，恐怕只能在良心的折磨中度過餘生了。萬萬沒有料到的是，政府竟然這麽快就啓用李長江，而李長江竟然也接受了。這兩個"料不到"，實在突破了我對政府信用底綫以及人的良心底綫的預設。
頗具諷刺的是，李長江新職是領導全國"打黃掃非"，讓我不僅要揣測政府的用心：難道是要讓李長江將功補過，管好民衆精神消費品，去抵補對于民衆生活消費品的監管不力麽？
如果再聯想近些年來，各類引咎辭職或被免職的官員們紛紛獲任新職或"异地就職"，我們真地要相信政府對待有問題幹部，的確是慈悲心腸，貫徹了老毛當年所說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2003，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因對疫情控制不力而引咎辭職，2007年複出爲山西省省長了，後時運不濟又趕上襄汾潰壩事件而再度引咎辭職；
2004年安徽阜陽發生"毒奶粉事件"，很多官員被問責落馬，後來怎麽樣？原市長劉慶調任安徽省環保局局長，原工商局副局長楊偉調任安徽一個地級市工商局副局長，原衛生局副局長丁麗玲調任阜陽另一個局的副局長；
2005年吉林發生松花江污染事件，危及下游人民的飲水，甚至殃及俄羅斯，國家環保局局長解振華因此引咎辭職，2006年就複出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2007年山西發生黑磚窖事件，被撤職的原臨汾市堯都區副區長段春霞，後改任堯都區區長助理，被撤職的臨汾市洪洞縣原副縣長王振俊，後改任該縣縣長助理；
2008年初，遼寧省鐵嶺市西豐縣"進京抓記者事件"爆出後，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被勒令辭職。同年11月，張志國又被任命爲沈鐵城際軌道交通工程辦公室副總指揮；
2008 年5月，四川汶川發生大地震，在全國哀悼日期間，山東省濱州市工商局長邵立勇用公款組織幹部到武夷山旅游。被曝光後，邵立勇被免職。中央紀委、監察部稱， "山東省濱州市工商局無視中央有關規定，置地震灾害給國家所帶來的困難于不顧，置全國人民深切悼念遇難同胞的情感于不顧，組織公款旅游。嚴重敗壞了黨風政風，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影響極其惡劣。有關責任人受到嚴肅處理，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不久，邵立勇异地任職，身份換成了威海市工商局長。山東省工商局相關負責人稱，調任邵立勇不違反規定。
2008年6月，貴州"瓮安群體性事件"震驚海內外，原縣委書記王勤因處置不當而被撤職，不久，調任黔南州財政局副局長。
2008 年9月，三鹿毒奶事件令國人聞奶色變，爲此，部分官員被免職，包括國家質檢總局食品生産監管司副司長鮑俊凱、河北省農業廳廳長劉大群等，然而，幾乎與此同時，被免職的官員紛紛异地就職，劉大群改任河北邢臺市市長，鮑俊凱則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由副局級變爲正局級。
現在公衆則看到李長江的複出，由此推測，當初被免職的石家莊市委書記、副書記等一干官員們的複出，也是指日可待了。在結石幼兒們索賠無門的情境下，這幫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官員們的複出，也算是"中國特色"之一種吧！
仔細觀察幷比較中國官員們的落馬，你會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只要不是觸犯黨紀國法，不被判刑，就會有新生的機會。
以權謀私、貪污腐化，觸犯法律，政治生命也隨著自由的喪失而結束。如成克杰、胡長清以及許宗衡等；
而另一種過錯，或决策失誤，或失職瀆職，致使公衆利益遭受嚴重侵害的，則往往被輕責，事後再受重用。如上述複出官員們。
這裏面隱藏著怎樣的一種邏輯呢？在我看來，對公衆利益受損負有領導責任的官員們的"原諒"以及"重新任用"，是對民意的極大輕視和踐踏。也從反面表明，民意在某些人眼裏的確"輕如鴻毛"。
用權力去交換金錢，當然要嚴辦；但使用權力不當，致使公衆利益（包括財産權和生命權）受到嚴重侵害，更應該嚴懲不貸。
在三鹿毒奶事件中，被判刑的甚至被剝奪生命的都是三鹿奶廠員工以及供應商們，這固然是他們咎由自取，但沒有一個負有監管責任的官員在其中，已經是很不公平了，現在居然這幫官員們陸續在複出，在小民（尤其是那些結石幼兒父母們）看來，真得是要"氣結"了。
在民主社會裏，不管因爲何種原因致使公衆利益遭受侵害的官員，唯一的選擇就是道歉辭職，離開政治，另辟人生道路。他知道，在汹汹民意面前，戀棧不可能，日後複出也基本無望。
那裏是選票至上，政客們匍匐于民意脚下，而在這裏，一切唯權力馬首是瞻，權力最無情，也最强勢，它總是公然强奸民意。
公民社會與“知識分子”（張輝）
公民社會與"知識分子"
張輝
一， "士"的來龍去脉
士階層起源于春秋時代。其前身是西周最低級的貴族，本爲執干戈以衛社稷的武士，平日除習武外也兼管一些基層事務，所以也須習文。到了春秋時期，周天子大權旁落，諸侯力政，各霸一方，爭權奪勢，明爭暗鬥，對于各種人才的需求日益月滋。于是，一些偏重于文化工作的士，便由武士階層脫穎而出，以謀士的身份周游列國，游說于諸侯及其宰輔之間，推銷其奪權爭霸和安邦治國的所謂"君人南面之術"，一個新興的、靠知識和口才謀生而非靠祿田和奴隸養活的文士階層便應運而生，他們或者隸屬和效命于某個舊貴族，或者以待價而沽的方式爲新貴們出謀劃策。
到了戰國時期，諸侯爭霸愈演愈烈，新興的商人與自由民階層也卷了進去，對于謀士的需求也就越來越大。由于"適銷對路"，文士們的身價與地位也越來越高，終于形成"得士者得天下，失士者失天下"的空前態勢。這便進一步刺激了大批文士投身于"君人南面之術"的鑽研與競爭。
那時的士階層社會地位之高，登龍之捷，不但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就是在人類歷史上大約也絕無僅有，由此便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燦爛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代。諸子雖號稱"百家"，實則一家，所致力者無非都是融會爲一整套安邦治國的政治規範，也就是通常所謂的道統。
隨著時代的變遷，士的社會角色與社會地位也在不斷變化。如果說春秋戰國時期的士主要是待價而沽的自由人，那麽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士，便失去了擇良禽擇木而栖的自由，淪爲不得不從一而終的臣屬，諸子百家那種高屋建瓴、叱咤風雲、"從道不從君"的豪情壯志與旁徵博引、各樹一幟、"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創造能力，自然也就相應衰退。于是乎，投靠權勢，托庇豪門，以圖飛黃騰達或安身立命，便越來越成爲士大夫的主流。
二， 國人所謂的"知識分子"
中國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是鴉片戰爭後，在西方文明的影響下，伴隨著廢科舉、興新學而出現的，是在劇烈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從封建士大夫中脫胎而來的。他們或傳播新思想、新知識，或從事近代學術研究，或創辦近代企業，或致力于現代化建設。嚴複，梁啓超，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
今天我們在使用"知識分子"這個詞時，它的涵義早已遠遠超出中國古代的"士"，與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過一定程度的專門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從事專業技術工作幷具有相應職稱的腦力勞動者。在這裏，"知識分子"就是通常所理解的腦力勞動者。
在現代漢語中，通常把"知識分子"解釋爲"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教師、醫生等"。 照羅森塔爾和尤金主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知識分子"條目，知識分子是"由腦力勞動者所構成的社會階層。""工程師、技師及其他技術人員的代表、醫生、律師、藝術工作者、教師、科學工作者和大部分職員都屬于這一社會階層。"
這就是現在國人所謂的"知識分子"。凡是受過一定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從事腦力勞動人都是知識分子。那麽，國家公務員即通常所說的黨政幹部。由于中共實行幹部知識化、專業化，這些人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人現在已經具有大專以上的學歷，其中碩士、博士也不在少數。如果僅從他們的教育背景和掌握的專業知識水平來看，無疑同知識分子沒有什麽差別，而且許多人原來就是知識分子。
三， 知識分子在西方僅僅指我們所稱謂的—-公共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這一概念的主要來源是法國。1894年法國上尉德雷福斯遭受誣陷，引起了包括左拉、雨果等一批具有正義感與社會良知的人士的義憤。他們于1898年發表了一篇題爲《知識分子宣言》的文章。後來這批人被敵對者污蔑地稱之爲"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一詞在法國一開始是貶義的，但是同樣是指那些受過教育，具有批判意識和社會良知的一群人。因此，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就是指那些以獨立的身份，借助知識和精神的力量，對社會表現出强烈的公共關懷，體現出一種公共良知、有社會參與意識的一群文化人。它與一般的技術專家、技術官僚以及職業性學者是很不相同的。這叫做公共知識分子，也就是西方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由于社會分工，人們的社會功能日益細化，使得人與他人的關係趨向以職業關係爲主，科技的發展帶來了精細的社會分工。西方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和東方所謂的"知識分子"是不一樣的。在中國，群衆看見你認識幾個字就可以尊敬地稱呼你是個"知識分子"，但在西方，你就算是個大教授，也未必有人認可你是個知識分子。在西方的社會態度下，一個科學家或學者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除非他關注事關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的大問題，如戰爭、貧窮、可持續發展等；一個小說家或電影導演也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除非他寫作、導演的東西不純爲感官娛樂而或明或暗地觸及到較爲廣泛深入的社會問題。與此相關，知識分子有一個被認爲是基本界說的特殊涵義，即知識分子是一個社會及時代的批判者與代言人。不涉經世濟國之道，即便得了諾貝爾物理或化學獎依然不在知識分子之列。有精緻之知識者幷不必然成爲知識分子。相對論幷不使愛因斯坦成爲知識分子。對哲學的思考，對社會的評議，對法西斯的憤怒，對製造原子彈的熱衷，使愛因斯坦成爲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一詞發源于西方，盛傳于東方。現在看來，西方關于知識分子的社會態度，比東方要科學一些，"國是"和"民生"之于社會進步乃最一個重要的學問，亦因爲常與執政者或社會利益集團發生衝突，是最有爭議和最危險的學問。知識常有，知識"分子"不常有。因其知識與"國是"和"民生"相關而捲入社會爭議，知識者就成了"分子"。
知識分子本應是獨立的"國是"和"民生"評論家，批評家。"國是"和"民生"難免涉及利益和意識形態，關于"國是"和"民生"的學問自然分成"左"、"中"、"右"。知識分子食人間烟火，幷不生活在真空裏，不可能絕對獨立。亦正因爲如此，知識分子中的"精華"努力以"天下"爲己任，以社會的"普遍"利益和"普遍"價值爲基本出發點。天下"者，所有人之天下也，非農人之天下，非工人之天下，亦非商人之天下。知識分子最可貴的精神是獨立和中立，不去做某個具體社會利益集團的喉舌，也不去作政府的喉舌。一旦成爲政府官員，知識分子的獨立地位就喪失了。
真正的知識分子是"士可殺，不可辱"。他們不倚"鐵飯碗"爲生，不貪財，不懼官，正所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如此，知識分子方成爲政府最重要的批評家，監督者，思想庫，和人才來源。高貴的知識分子與公正廉明的政府互爲因果。以歐洲之大，唯英倫三島能容馬克思，連鼓吹革命的馬克思都能包容，英國的成功就不難理解了。
俄羅斯的一位藝術家說過："任何一個尊重自己的知識分子應該是而且是在每一種意義上都是名副其實的流亡者。"東方學者薩伊德說："知識分子的本質就是流亡者、邊緣人、質疑和批判的角色。流亡不是一般意義的物理概念，而是一種面對存在而在心理時空建立起來的生存態度。"流亡意味著邊緣，邊緣意味著獨立和質疑。能够獨立思考才能拒絕附和從屬，永遠不讓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約定俗成的觀念帶著走。惟有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才能够用自己的心靈去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也惟有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才能探索到真正能使人類進步的真理。他們不知疲倦，執著探索，永不安居，永遠在路上。
四， 我們不要帶引號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也即西方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比國人所謂的"知識分子"更接近中國春秋的"士"。"士"是中華文明的國粹，其知識結構是熔文史哲經于一爐的人文知識；知識分子則是西方文明的精英，其知識結構是分門別類的社會知識、自然知識和實用知識。但是，現今國人所謂的"知識分子"的社會素質既沒有西方的知識分子高，也比不上中國春秋的"士"。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因而這樣的"士"，正與西方"知識分子"這一概念一脉相通的地方。
大致上講，中國古代的"士"與西方近代知識分子有二點基本差异：第一，中國的"士"不象西方知識分子那樣追求知識，而是以儒家思想爲核心，注重倫理道德，追求以內化的道德力量來約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之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王者師"，以儒學教化天下。第二，西方近代知識分子資本主義的産物，他們以"市民社會"爲其生存環境，可以依靠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在民間立足，從事自由職業，獨立謀生；中國古代的"士"則是現存體制的産物又造就幷維護了現存體制，幷且只有作爲統治者的一員或者後備軍才有存在的價值，"學而優則仕"正是這種依附性的典型表徵。
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缺少知識分子的精神和性格，這一點，只須將中國"知識分子"與有著相似命運遭遇的西方（例如俄羅斯）知識分子稍加比較，我們便不能不爲前者隨波逐流的軟弱根性深感羞愧。這是極易受各種幻念和臆想蠱惑的一群，一支信仰上永遠飄無不定所的游牧部落。他們不乏稍縱即逝的熱情，却沒有一以貫之的勇氣。偶爾想采取行動，却又却又怕承擔後果。他們把自己搞成一個高高在上的獨立的群體，脫離工人，脫離農民，脫離醫生，脫離一切具體的職業。表現得非常有人格，但缺少的往往也就是人格。
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形成的那天起，就成了政治家們的附庸。作爲時代的最善感的神經，他們能够敏銳的感受到，却不准有效的反饋出來；作爲社會的闡釋者，他們却只能歌功頌德，不能搖旗呐喊；作爲歷史的先知者，他們却連做作出判斷的權利也被剝奪了，或者是自我放弃了。我們從縣鄉以上的各級政權都都折騰一幫子文聯作協一類的很多組織，幷且是用民衆的賦稅把他們養起來，養起來做什麽呢？無非是養一些刀筆小吏來給各級政權歌功頌德。
我所在的城市是山西最小的城市—侯馬，就近就在某政府部門看到一本書，叫《感動侯馬》，我看了下，就知道這書是怎麽感動侯馬的了。第一，這書送國家的出版法規來看，是一個地道的非法出版物；第二，書裏的每一篇文章都歌頌了一個當地政府的一個領導，文章裏寫的那些優秀事迹，在我來看，每一件都是這些人的本職工作，只是因爲他們做了，就成了優秀事迹，就可以感動侯馬了。很多被反復歌頌過的人，到後來都翻身落馬，高到党和國家領導人也不例外，那麽這其中，將來有多少人會翻身落馬呢？如果真的有人翻身落馬了，那我們的"知識分子"又顔面何存？
相比之下，"解放"前還稍微好一些，有魯迅，有胡適，有陳獨秀，有一大批。"解放"後呢？，我們有過能够代表我們時代的啓蒙思想家嗎？我們的"知識分子"又有多少爲了自我價值他人價值而進行無畏地抗爭的呢？作爲唯一能够爲中國傳播點先進理念的"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中究竟充當了什麽角色？這時，我們只能爲中國僅有的"李慎之們"和"劉小波們"歡呼了，同時也感嘆道："李慎之們"和"劉小波們"太少了。
因此，我們社會是很需要能够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如"李慎之們"和"劉小波們"，對這些廣大的"知識分子"進行啓蒙。
中國"知識分子"有什麽特性？我在寫這文章以前，在一個QQ群裏問了一下，有人說：愛說瞎話；有人說：只想說不想做，說錯了不想改，還想狡辯；有人說：沒有勇氣，軟骨頭，跟權勢走；有人說：有人說：一群口蜜腹劍的傢伙；有人說：知識分子爲虎作倀的時候，比虎還要狠。反正沒一句好聽的。我自己就出了兩本破書，叫做《世界論》和《人性論》，可是，如果現在被街頭巷尾的人評判爲一個"知識分子"，我將羞愧難當。
中國的"知識分子"，確實如網友所言，只想說，不想做，不想做工，不想做農，不想做醫生，不想做教師，不想做任何事情，就想做官，就想做官們養的狗。他們繼承了中國文化傳統上的"士"的缺點，沒有吸收西方知識分子的優點。
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士"的缺點就是滿腦子做官，除了做官，還是做官，做不了官也要做官的狗或狗腿子，除此之外，什麽都不願意去做。而西方知識分子的優點就是我該做什麽就做什麽，我該做工人就做工人，該做運動員就做運動員，該做教授就做教授，該做企業家就做企業家，然後我依然還要一個有良知和良心的人，然後才在這個做人的基礎上發出我的聲音，表現我的良知和良心，然後我才能成爲一個知識分子。
西方的知識分子在社會結構中幷不構成一個獨立的利益集體，西方的知識分子在工人、農民、企業家，醫生，議員的背後，他們真正做到了與工農相結合，與生活相結合，所以西方的知識分子知道自己是誰；相反，中國的"知識分子"則在工人、農民、企業家，醫生，議員的身前，正如毛某人所認識到的，他們不能工農和生活結合，因爲有了知識分子的光環，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說句題外話，毛某人也就是因爲對中國"知識分子"有這樣一個基本清醒的認識，所以才能在該用的時候把他們用個淋漓盡致，在該踢的時候把他們踢得滿地找牙。
中國"知識分子"和以前的"士"一樣，儘管也講求"弘毅"，講求"以天下爲己任"，但只是當處于順境時，才表現出儒家的積極進取精神，一旦處于逆境，則轉向老莊，退隱田園，即所謂"儒道互補"。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話可以有另外的一種理解，那就是：動亂的時候當逃兵，逃避責任，和平的時候出來治天下、當大官、享大福。陽光明媚，他們出來取暖，烈日暴虐，他們去樹陰下乘凉。
沒有獨立的思想，焉能有創新的知識？對官僚體制的依附導致士子們整體的思想貧乏，到處是模仿官話的"官樣文章"。"國是"和"民生"討論有兩千五百年歷史，精華與時俱减，劣等詮釋却汗牛充棟，士子們趨之若鶩，爛熟于心，以博取學銜和官銜。二十世紀初科舉一廢，入仕之途驟然中斷，士子們便惶惶然如喪家之犬。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正值西人勢旺，便轉而投靠西人的"主義"。當"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又轉而投靠新的各類官版"主義"。"官版"主義衰落之際，又要重回西人的主義。批判的精神向來不入我國知識界的主流。
學銜與官銜之爭讓"知識分子"傍大官，官僚化。近日市場裏的金錢之爭又使知識分子傍大款，商品化。知識之商品化尚非大問題，但"知識分子"成爲商品，出賣自己，出賣學銜，出賣良心，以金錢而非知識爲目的，就是大問題了。而今博士、碩士均有價，不僅官宦，富有的商人和企業家們也經常弄個高學銜"玩玩"。
中國的"知識分子"正是因爲繼承了中國文化傳統上的"士"的缺點，沒有吸收西方知識分子的優點，所以，他們即不善于做好自己的具體工作，不善于創造性地勞動，不善于拿那些諾貝爾獎，但同時，因爲滿俯經綸和牢騷也缺少了良知和良心。他們屈服于種種世俗的利誘和壓力，沉湎于自家那點可憐的安逸和滿足；還有的更是趨炎附勢，蠅營狗苟，爲謀私利不擇手段，甚至助紂爲虐，有奶便是娘，昧著良心做事。有鑒于此，我們才有必要大聲疾呼："知識分子"千萬要自愛，切莫沉淪，更不應墮落。世俗生活無疑是必需的，知識分子不是苦行僧，然而，作爲一個知識分子必須努力超越平庸的層次的局限，切實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使自己真正成爲"社會的良心"。 任重而道遠，我輩不可懈怠。
五， 帶引號的"知識分子"向知識分子回歸
中國歷來是崇文的社會，雖然經歷了焚書坑儒、黨錮、清流、文字獄等事件，但"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一直是文人長期保持發展壯大勢頭的動力。說白了，當官或者當官之狗，就是動力。這樣的文人，在當時，獲得了最廣泛的尊敬。
新的社會形態的建立，科技的發展，導致"文人"的分工明顯。大部分讀書人選擇了也只能選擇各類專科知識，如法律、醫學、經濟學等。市場經濟條件下，誰也不能避免受到經濟浪潮的衝擊，所有的"知識分子"不得不選擇自己的行業，現在，現在作"文人"，和作其他事幷沒有本質的區別，如此情况下，文化産業實際上成了社會大生産各行業中的一業。這樣，從根本上，也從實際上否定了"知識分子"立言載道的傳統。
一個人從大學畢業，又讀研究生，讀了碩士又讀博士，從學歷上說似乎應該算是"知識分子"無疑了，但這些"知識分子"是不是知識分子還要另當別論。要稱得上知識分子，就不僅應具有相應的知識，也不僅是從事相應的職業，而且應該具有一種特殊的精神氣質，這種精神氣質用中國古人的話說叫做"士志于道"，用西方人的話說叫做"社會的良心"。
作爲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努力成爲人類理性的代表，自覺地站在社會公共利益的立場上，追求科學真理，維護社會正義。他應該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先行者和啓蒙者，應該具有自主的思維能力和深刻的批判意識，不畏强權，不媚流俗，勇于向一切愚昧、落後以及不公正、不合理的東西挑戰。中國的"士"，就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以及"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的傳統，而西方知識分子同樣不乏普羅米修斯式的殉道者；18世紀的啓蒙思想家們毅然宣告一切宗教的和世俗的存在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重新接受審判，曾是何等的豪氣。可以說，社會發展中的每一個重大進步，都與大批知識分子的投入及其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分不開的。而在今天，在當代社會的發展中，同樣需要有這樣的知識分子能够很好地繼承這樣一種獨特的精神傳統，爲推動社會向公民社會進步而發揮積極的作用。
六，"知識分子"向人回歸，向公民社會回歸
什麽是人，人就是你、我、他。現在大家將一個企業喻稱爲法人，企業的本性是利潤，由此而引之，人的本性就在利益之中，簡言之，人的本性就是人的利益性，人因利益而生，也因利益而死。由人組成的家庭，企業，團體，政黨，政府，國家，這一切都是另一類的人，叫做法人。爲什麽叫做法人呢？就是說，家庭、企業、團體、政黨、政府、國家等等，這一切和個人在法律上是是平等的，幷且最終都從屬于個人，服務于個人。黨，政府和國家是依照公民個人之間的約定組成的，在約定的範圍內可以行使自己的職責，但最終是從屬于個人的，是爲公民個人服務的，所以，過去倡導的那些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國家，這些觀念從根本是是錯誤的，是違背人性的要求的。
我們都是人，但因爲有黨、政府和國家的存在，我們同時都有一個另類的身份，就是公民。 公民原本就是人，人的本性是利益的，所以自由是包含在人的本性之中的，所以，公民應該是享有自由的。同時，因爲現在的社會結構下，人的本性是分裂的，是分裂成爲我和爲他兩個方面，所以人性中的自由也必然演化成了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當公民的權利和義務能够基本均衡的時候，這個社會就是公正的，而要營造一個公正的社會，就必須建立一套完備科學符合人性的社會制度。誰來建立這樣的社會制度呢？不是帝王將相，而是這個社會的公民。
但是，中國只有"人民"，沒有公民。我們的國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的法院是"人民法院"，我們的檢察院是"人民檢察院"，我們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更有甚者，我們的教育是"黨的教育事業"。人民是誰？我不知道，黨也不知道，政府也不知道。某黨自己都說，人民的含義是階段性的，今天小資産階級在人民的行列，明天就不在了，所以，國家主席劉少奇今天還是中國人民的國家主席，明天就成了中國人民的叛徒和敵人了。從這個事情上，我死心認定自己是一個公民，而不是什麽"人民"之一員。就算做人民再光榮，我也不做，叫別人去做吧，別人可以號稱人民，也可以號稱代表人民，我對之不屑。
但是，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在"人民"之列，是决策層利用的對象，而且自己經常找著被利用，以被利用爲榮耀，殊不知這也是通往"被奴役之路"。顧炎武認爲，士大夫無耻，謂之國耻。湯恩比指出，在一定意義上說，文明發展的動力，希望就寄托在敢于和耐于孤獨者的身上。我國知識界的進步在于削弱官本位和金本位意識，把"分子"看得比"位子"和"票子"重要。否則，這支隊伍幷不值得世人的敬重，將繼續被高壓或收買，幷被分而治之。
于是，我想强調的是我們需要什麽樣的知識分子，顯然與我們當前的民衆生活，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息息相關，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有人如此評說魯迅："魯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什麽是知識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識；其次，他是'分子'，有獨立性。否則，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這是一種知識分子最起碼的人格要求。
于是，在我看來，我們需要這樣的知識分子，這樣的知識分子必須具備三點原則性問題：其一，他能够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公民，而不是總把自己看成是高高在上的所謂"知識分子"；其二，他能够爭取自己做爲一個公民應該有的權利，幷對社會盡到自己應該勁到的義務；其三，他要具備中國傳統文化之"士"的精神，也就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其中的"君"，我們大可轉化爲關注當今之"公民"。
有的人說，現代社會是分工越來越細，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等等各門學科都越來越專業化，我們不該對其他領域指手畫脚：政治的事自由官員解决，經濟的事自有經濟學家探討，技術的事就有科學家解决吧，我們是外行，只關注我們自己所學的專業就行了。有道理嗎？沒有道理！因爲，在社會的各種領域之中，還有一個共同的東西，所有的專業化知識都聯繫著人們一些共同的基本的東西，這個東西是什麽？就是人的利益和價值，就是社會進步一類的東西。
西方近代知識分子基本上是脫離中古宗教的"俗世"人物。他們儘管多少都有宗教背景，但是他們批評社會則不必根據宗教信仰或神學理論。相反地，他們的憑藉往往只是個人的"理性"或"知識良心"。另一方面，西方中古的"道"寄托在基督教。這是上帝所啓示的"道"；其代理人是教會僧侶與神學家——和世俗政治權威幷立的精神權威。因此，近代西方知識分子不肯自承源于這個宗教傳統，因爲他們已不復遵守"凱撒之事歸之凱撒，上帝之事歸之上帝"的原則，他們要管的正是凱撒的事。
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也需要脫離中國的宗教，那就是借"人民"之口而實行的思想專制。目前，擺在中國的"知識分子"首先就是要學會怎樣去做一個公民，然後，大聲疾呼，再告訴大家怎樣做一個公民，等我們大家都不做"人民"，都學會做一個公民，那公民社會就距離我們不遠了。
如果我們都怕，怕到怕做一個人，怕到怕做一個公民，怕到連話也不敢說，那我們都活該被人奴役。
2009：他們更富了，還是……（南方報系）
http://www.infzm.com/content/39161
2009：他們更富了，還是……
韋黎兵
2009-12-23
"機會、財富，有的人唾手可得，有的人拼搏而得，有的人上下求索皆不得"
危機？我沒感覺到
"因爲資産價格迅速上漲，即便是2009年中國表現最差的出口型製造業業主，他們的財富增長速度也幷未降低。"
上海圖書館附近的高級會所雍福會是英國領事館的舊址，位于市中心却草木幽深、鬧中取靜，是上海灘的政商名流經常光顧的私密所在。
12月20日下午，任天進開著他的保時捷來到雍福會，南方周末記者要采訪他，他把地點約到了這裏。
任天進上世紀80年代大學畢業不幾年就去了美國，一呆就是20年，前幾年回國發展。他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公司，主要以他在香港的銳科公司在內地開展業務，從事五金製品的生産和出口。
談起即將過去的、籠罩在經濟危機陰影之中的2009年，任天進一臉輕鬆。
"情况幷沒有糟糕到要裁員的程度。"任天進說，雖然所有人都在叫喚利潤率大降，但從他這裏的情况看，包括小五金、汽車配件、安保設備、醫療消費品、縫紉設備等他所涉足的衆多領域，情况幷非如此。
任在製造業圈子摸爬滾打了二十多年，在江浙一帶有二十七八家以五金爲主的製造業合作夥伴，其中多數年銷售額在五六千萬到幾個億之間。
"他們的出口下降基本在20%左右，也有個別的不降反升，淨利潤率仍維持在銷售額的15%—20%左右。"任說。
當南方周末記者以製造業者常常挂在嘴邊的3%—5%的利潤率對他的判斷質疑時，任天進笑道："五年前工廠老闆什麽都不敢買，現在幾百萬的豪車豪宅隨便買，靠3%的利潤，就算把産值做到上億，他們買得起嗎？"
2009年，任有一個感覺特別强烈，就是中國五金製造的質量和水平已經天翻地覆，完全可與歐美一流的製造廠商媲美。
按任的判斷，2009年，雖然出口品價格有所降低，但一則爲整個産業鏈分解幷非製造企業完全承受，加之原料價總體降低，製造業工廠利潤率變化幷不大。
儘管利潤率變化不大，但出口金額兩位數的下降，任天進與他的合作夥伴的利潤總額還是少了許多。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因爲資産價格迅速上漲，即便是2009年中國表現最差的出口型製造業業主，他們的財富增長速度也幷未降低。
低調的任天進不願提及自己的不動産情况，但據瞭解他的朋友說，他在上海有六七套別墅和公寓，也投資了一些商鋪。
2009年，不同地段的上海房價漲幅50%-100%不等。任的朋友說，任在浦東聯洋地區的一幢別墅，2005年買進時還只有六七百萬，現在的市價已到了一千六七百萬，而任在虹橋每平米七八千買進的另一幢300平米的別墅，2009年年末的單價已上升到三四萬。
任天進在江浙一帶的幾十個工廠主合作夥伴們也都從房價的飛漲中受益。如果不是特別炒房，他們一般都有五六套別墅和高級公寓，買上海的房子肯定是必選。
與任天進不同的是，工廠主們擁有工業用地，它們的價格上漲幅度也同樣可觀。"5年前10萬一畝買的地，現在能賣到50萬一畝。"任天進說。
當然，房地産的高漲和泡沫，首先是讓房地産大佬們的財富暴增，而不是製造業主。
10月19日發布的胡潤房地産富豪榜上，上榜51位富豪總財富達到6099億元，比2008年上漲了37%，房地産富豪世茂濱江的許榮茂家族財富增長到300億元，萬達王健林財富達到290億元；黃偉、李萍夫婦、楊惠妍家族和朱孟依家族財富達到280億元。
2009年的上海，任天進根本感覺不到危機。幾天前，他在上海恒隆廣場——一所高檔百貨店看到，LV專賣店裏排著十來人的長隊，淮海路的高檔百貨店也仍然車水馬龍。
沒事的時候，任天進常與上海保時捷汽車俱樂部的車友們玩玩車，聊聊天——這是他的愛好之一，他的另一個愛好是收藏油畫——2009年油畫市場明顯不景氣，但只要有朋友帶畫來上海賣，他多半會去買一兩張自己喜歡的——這些油畫雖是平常貨色，價格也都多在10萬以上。
房子漲得比工資快多了
"肖果夫妻倆今年的現金收入有三四十萬，他家兩套房子的升值則高達百萬。肖果不覺得這有什麽好羡慕的，因爲他的同事和親戚中有這樣家境的幷不少。"
三十出頭的肖果，任職于東南沿海某省會城市一家國有壟斷企業，妻子任職于同城的一家國有金融機構。
肖果對2009年的收入還算滿意，算上公積金和幾千塊錢的購物卡，這一年到手的現金有20萬，妻子這一年的現金收入也有十多萬，夫妻倆加起來有三四十萬。
但這在他們各自的單位幷不算什麽，他們只是普通員工，肖果公司的中層領導年收入有四五十萬，妻子銀行的中層領導一年也有好幾十萬。
收入是肖果公司的一個秘密，旁人問起，大家一般都只說實際收入的三四分之一，頂多一半——社會上對壟斷國企的議論很多，單位領導一再提醒大家不能張揚。
肖果的日子變化不大。每天，他與妻子開著各自的轎車上班，然後再各自回家。周末和假期，他們會出去旅游，與朋友吃吃飯，或者回去看看父母。
肖果的妻子對生活質量比較講究，衣服非名牌不穿，東西非大商場不買，香水也喜歡用香奈兒。這是他們家花錢比較多的地方——困擾很多人的房貸他們不用擔心，他們前幾年買位置極佳的高檔公寓時幷沒有貸款。
這一年讓他們比較欣喜的是自家房子的不斷升值。肖果夫婦都是獨生子女，各自的父母也都在國有壟斷企業或事業單位，也都各有兩套房子。將來他們能從父母那裏繼承四幢房子，其中包括一幢山間別墅。
過去這一年，肖果所在城市的房價漲幅與上海差不多，他們未來即將全部擁有的四五套房子，僅在這一年漲幅就頗爲可觀：別墅總價漲了至少四五十萬，他們住的公寓房則漲了六十萬左右，再算上妻子父母兩套房子的漲價，他們家房産的市場價值又增加了一二百萬，總價值達到七八百萬。"我們只是比打工的好點。"肖果謙虛地說。在他看來，這沒有多少好羡慕的，他的同事和親戚中有這樣家境的幷不少。
肖果的一位親戚是級別較高的政府官員，爲官清廉。前幾年有點閑錢，除了單位當初福利分配的位于市中心金融區的130多平米的三室兩廳的房子外，他又買了一大一小兩套房子，一套是2006年買的，80多平米，是地鐵沿綫的江景房，用于出租，另一套是2003年買的，100多平米，是城市新區的景觀房，留給兒子做婚房。
這三套房買價只有100多萬，但在這幾年的房價大漲之後，現在的市值已有七八百萬。
終于在城裏買房了
"32歲的農民工楊剛華在2009年迎來了人生的一個轉折——他在打工的城市西安買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孩子也接到了西安上學，真正成了有家有業的西安人。"
楊剛華買的房子在西安古城東門外，49平米，總價20萬。6萬首付自己交，剩下14萬找銀行貸款。稍事裝修後，楊剛華終于如願住進了自己的房子。
西安的房價最近幾年一直在上漲，但漲得很慢，城區位置不偏的地方，房價從10年前的兩千多，漲到今天才均價5000左右，與一綫城市不可同日而語，這讓楊剛華這樣的打工者有希望在這裏安居樂業。
現在，楊剛華每個月要付房貸1060元，孩子中午在學校附近的"小餐桌"吃飯每個月要350元，家裏人吃飯每個月要兩三百，再加上其他零用錢，他一家三口每月的支出在2000元左右。
楊剛華現在西安東門外一家叫誠淨和的連鎖蒸餃店當厨師，每月可以掙兩千一二，他的妻子在賓館當服務員，每月可以掙八百多，夫妻兩人每月的收入加起來有3000，除去開銷，每月還能存下1000左右。
楊剛華對目前的生活還算滿意。陝西三原縣農村的楊剛華，1994年17歲從農村出來到城裏的餐館打工時，只能當個小工，每月只有60元的工資。2006進入誠淨和餐館時，他已經是個成熟的厨師，但一開始試用的工資只有1200元。
楊剛華炒菜、調菜味道還不錯，最關鍵的是人踏實肯幹，幾乎一年四季從不請假，與老闆相處融洽，老闆于是一路把工資給他調上來，直到現在的收入——當然，飯店裏的其他服務員幷沒有楊剛華工資這麽高，但試用期工資也從2006年的五六百逐步上漲到現在的800以上——老闆還找熟人幫楊剛華的兒子到附近的小學入了學。
楊剛華兄弟三個，在村裏過得都不錯。大哥也在城裏買了房子，另一個兄弟雖然沒在城裏買房，但也在老家蓋了一幢兩層的小樓，花了14萬，幷不比楊剛華花的錢少多少。
"老家的青壯勞動力基本都外出打工了。夫妻一起外出打工的，手緊點，一年也能存個兩萬。"楊剛華說。
楊剛華的老闆告訴他，進城來買房的人很多。給誠淨和供菜、供糧、供冷凍食品、供乾貨的小個體戶，都是農村出來的，最近幾年也都在西安買了房。"別小看賣菜的，他們一年存個五萬不是難事。"老闆說。
于是，西安出現了一個景象：農民工有可能買得起房子，但很多在中小企業就業、工資只有1000左右的大學生，却只能望房興嘆。
沒錢時，我什麽都幹
"幾個月的靜修和讀書，毛曉思考了很多。對于個人出路，他的結論是最好進入體制內吃財政飯。"
沒有女友，也沒有憧憬——二十七歲、農村出身、大學畢業四年的毛曉已經失業半年多。今年春天在沿海一個大城市再次失業之後，毛曉改變了四年來每次失業後都馬上重新找工作的習慣，毅然回到了內地家鄉的省會城市，因爲那裏生活成本要低些。
在省會郊區一所大學附近花150元月租租了一間農民房後，毛曉開始了他的新生活。"我要養病。"毛曉說，長期幹銷售把身體弄垮了，尤其是腸胃，因爲陪人喝酒和長期出差生活不規律，病情已經很嚴重，必須調養了。
因爲沒有多少積蓄，毛曉現在儘量省著錢花。他每天到大學食堂去蹭飯吃，除了餐費和房租，基本沒有其他開銷，每個月的支出只有450元。
沒事的時候，他就看看書，狀態實在不好，就去網吧消遣。幾個月的靜修和讀書，毛曉思考了很多。對于個人出路，他的結論是最好進入體制內吃財政飯。 "我們同學中混得好的，要麽是公務員，要麽在事業單位，要麽在壟斷國企。"毛曉畢業于內地一所普通大學，屬于同學中綜合素質比較高的。
當初之所以義無反顧地出去闖蕩，是因爲毛曉看到比自己早四五年出去闖蕩的校友，都混出了個樣子。"那時候我還相信自己的能力，認爲自己會成爲先富起來的少數人。"
但是，現實比他想像的殘酷得多。一開始，毛曉曾有過做教師的機會，但兩三個月下來，他覺得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于是離職。不久，在過關斬將之後，他進入一家大型國有企業，在市場和技術支持部門工作。
初來乍到，人格被踐踏的屈辱，常常讓這位奔走在大街上的年輕人接完一個電話後就抑制不住泪水。兩三個月之後，他有所適應。"我當時想，要學勾踐，熬過三個月試用期，我就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利。"
突出的業績，讓毛曉如期轉正，工資也增加到兩千多。
但是，上級仍然把他"當奴隸使喚和榨取，不停的加班，領導一個電話，不管是星期六還是星期天，他都得立刻趕去，任何時候都不給你絲毫說話的機會"。
在這個"把女人當男人使，把男人當牲口使"的環境，新招的業務員能跨過試用期的不超過10%，幾乎每天晚上十點之前都無法下班，而好不容易做出的業績，却常常是被領導和老業務員計入自己名下。按規定，兩年下來毛曉的業績提成應有8萬元，但最後兌現的只有一萬多。
殘酷的環境幾乎使得多數業務員心理變態。"大家當面都是朋友，但背後都在算計。其實只是爲了生存。"
長期扮演勾踐，毛曉終于感動了"夫差"，最終，在數十人的競爭中，毛曉被提升爲經理。不久他就意識到，前任經理這麽殘酷，不是因爲人壞，而是制度使然——總部只給很少的業務經費，底下要想做業務，就必須自籌經費。
毛曉很快還發現，他們這些合同一年一簽的所謂公司"員工"，跟那些有編制的同事大不相同，不僅收入比不上他們，沒有公積金，最重要的是，"他們工作輕鬆，可以有自己的時間，過得還像個人"。
雖然與毛曉一同進公司的幾個重點院校畢業生滿懷希望地想轉爲集團在編員工，但最終他們要麽被開，要麽熬不住自己走了，"事實證明，這是幻想。"兩年後，毛曉也離開了這家他工作時間最長的公司。
2007年，在一家國內知名的軟件公司，毛曉找到了第三份工作，依然是銷售，但進了公司才知道，實際上是給領導跑腿打下手，轉正工資只有兩千多，在這裏也學不到什麽東西，半年後，毛曉再次離開。
再找工作，毛曉寧做鶏頭不做鳳尾的感受强烈，對總是受人驅使和壓迫耿耿于懷，于是去一家提供企業信息化服務的"國有校企"應聘，成爲該校企一家分公司的人事部兼業務部經理。
有機會獨當一面，毛曉立即將自己以前工作中的經驗學以致用，建議老闆把工作分解成多個環節，專門招收大學剛畢業的學生，讓他們幹低級簡單的工作，有眉目的自己再接過來做，學生們臨近試用期結束立即找各種正當理由辭退，以節省成本。
很快毛曉明白，這個所謂的分公司，不過是分公司老闆個人的銷售外包公司，而這個有著名校和高科技雙重光環的公司，其信息化産品不過是一個本科生的畢業設計水平，而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其實是兼任大學教授的公司股東們，利用本校的上學機會，與地方官員建立的關係網和利益網。
不過公司把毛曉的工資提高到了3000。
不幸的是，不到一年後，金融危機來襲，出口製造業危機加深，公司業務量銳减，總部决定重組裁員，毛曉被裁後，老闆欠他的2萬元獎金也沒了著落，他不得已通過勞動仲裁討要，但只要回了幾千塊錢。
痛定思痛，毛曉對自己的人生之路再次反思，他發現輕鬆賺錢的都是壟斷國有企業，于是决心向壟斷性國企包括他們的外圍靠攏。
2008年底，他進入了一家大型煤炭企業領導私下開設的煤礦設備貿易公司，職位仍是銷售，主戰場是山西。
三四個月後，在毛曉還沒有談成一筆買賣的時候，山西煤炭整合開始了。老闆把毛曉叫來，告訴他有機會再合作——毛曉又失業了。
"其實我幹過的工作有十來個，上面告訴你的是主要的。失業沒錢的時候，我什麽都幹過。"12月17日晚，毛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在大學同學中不是最差的，大約有一半多的同學還不如我。"
現在，毛曉在全力以赴報考公務員。他發現，有的地方政府部門在狂斂報名費，一次公務員考試，報名費收入就能達幾十萬甚至幾百萬，招聘流程和考試過程中也有很多讓人想不明白的地方。最近一次公務員面試中，毛曉和另一位編外民辦老師以小組前兩名的成績被淘汰。"《蝸居》中的海藻海萍，比我們這些農村出來的大學生還好些，他們的父母在事業單位，他們還能啃老，我們行嗎？"毛曉感嘆。
（應被訪者要求，肖果和毛曉爲化名）
2009：他們更富了，還是……
韋黎兵
2009-12-23
"機會、財富，有的人唾手可得，有的人拼搏而得，有的人上下求索皆不得"
危機？我沒感覺到
"因爲資産價格迅速上漲，即便是2009年中國表現最差的出口型製造業業主，他們的財富增長速度也幷未降低。"
上海圖書館附近的高級會所雍福會是英國領事館的舊址，位于市中心却草木幽深、鬧中取靜，是上海灘的政商名流經常光顧的私密所在。
12月20日下午，任天進開著他的保時捷來到雍福會，南方周末記者要采訪他，他把地點約到了這裏。
任天進上世紀80年代大學畢業不幾年就去了美國，一呆就是20年，前幾年回國發展。他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公司，主要以他在香港的銳科公司在內地開展業務，從事五金製品的生産和出口。
談起即將過去的、籠罩在經濟危機陰影之中的2009年，任天進一臉輕鬆。
"情况幷沒有糟糕到要裁員的程度。"任天進說，雖然所有人都在叫喚利潤率大降，但從他這裏的情况看，包括小五金、汽車配件、安保設備、醫療消費品、縫紉設備等他所涉足的衆多領域，情况幷非如此。
任在製造業圈子摸爬滾打了二十多年，在江浙一帶有二十七八家以五金爲主的製造業合作夥伴，其中多數年銷售額在五六千萬到幾個億之間。
"他們的出口下降基本在20%左右，也有個別的不降反升，淨利潤率仍維持在銷售額的15%—20%左右。"任說。
當南方周末記者以製造業者常常挂在嘴邊的3%—5%的利潤率對他的判斷質疑時，任天進笑道："五年前工廠老闆什麽都不敢買，現在幾百萬的豪車豪宅隨便買，靠3%的利潤，就算把産值做到上億，他們買得起嗎？"
2009年，任有一個感覺特別强烈，就是中國五金製造的質量和水平已經天翻地覆，完全可與歐美一流的製造廠商媲美。
按任的判斷，2009年，雖然出口品價格有所降低，但一則爲整個産業鏈分解幷非製造企業完全承受，加之原料價總體降低，製造業工廠利潤率變化幷不大。
儘管利潤率變化不大，但出口金額兩位數的下降，任天進與他的合作夥伴的利潤總額還是少了許多。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因爲資産價格迅速上漲，即便是2009年中國表現最差的出口型製造業業主，他們的財富增長速度也幷未降低。
低調的任天進不願提及自己的不動産情况，但據瞭解他的朋友說，他在上海有六七套別墅和公寓，也投資了一些商鋪。
2009年，不同地段的上海房價漲幅50%-100%不等。任的朋友說，任在浦東聯洋地區的一幢別墅，2005年買進時還只有六七百萬，現在的市價已到了一千六七百萬，而任在虹橋每平米七八千買進的另一幢300平米的別墅，2009年年末的單價已上升到三四萬。
任天進在江浙一帶的幾十個工廠主合作夥伴們也都從房價的飛漲中受益。如果不是特別炒房，他們一般都有五六套別墅和高級公寓，買上海的房子肯定是必選。
與任天進不同的是，工廠主們擁有工業用地，它們的價格上漲幅度也同樣可觀。"5年前10萬一畝買的地，現在能賣到50萬一畝。"任天進說。
當然，房地産的高漲和泡沫，首先是讓房地産大佬們的財富暴增，而不是製造業主。
10月19日發布的胡潤房地産富豪榜上，上榜51位富豪總財富達到6099億元，比2008年上漲了37%，房地産富豪世茂濱江的許榮茂家族財富增長到300億元，萬達王健林財富達到290億元；黃偉、李萍夫婦、楊惠妍家族和朱孟依家族財富達到280億元。
2009年的上海，任天進根本感覺不到危機。幾天前，他在上海恒隆廣場——一所高檔百貨店看到，LV專賣店裏排著十來人的長隊，淮海路的高檔百貨店也仍然車水馬龍。
沒事的時候，任天進常與上海保時捷汽車俱樂部的車友們玩玩車，聊聊天——這是他的愛好之一，他的另一個愛好是收藏油畫——2009年油畫市場明顯不景氣，但只要有朋友帶畫來上海賣，他多半會去買一兩張自己喜歡的——這些油畫雖是平常貨色，價格也都多在10萬以上。
房子漲得比工資快多了
"肖果夫妻倆今年的現金收入有三四十萬，他家兩套房子的升值則高達百萬。肖果不覺得這有什麽好羡慕的，因爲他的同事和親戚中有這樣家境的幷不少。"
三十出頭的肖果，任職于東南沿海某省會城市一家國有壟斷企業，妻子任職于同城的一家國有金融機構。
肖果對2009年的收入還算滿意，算上公積金和幾千塊錢的購物卡，這一年到手的現金有20萬，妻子這一年的現金收入也有十多萬，夫妻倆加起來有三四十萬。
但這在他們各自的單位幷不算什麽，他們只是普通員工，肖果公司的中層領導年收入有四五十萬，妻子銀行的中層領導一年也有好幾十萬。
收入是肖果公司的一個秘密，旁人問起，大家一般都只說實際收入的三四分之一，頂多一半——社會上對壟斷國企的議論很多，單位領導一再提醒大家不能張揚。
肖果的日子變化不大。每天，他與妻子開著各自的轎車上班，然後再各自回家。周末和假期，他們會出去旅游，與朋友吃吃飯，或者回去看看父母。
肖果的妻子對生活質量比較講究，衣服非名牌不穿，東西非大商場不買，香水也喜歡用香奈兒。這是他們家花錢比較多的地方——困擾很多人的房貸他們不用擔心，他們前幾年買位置極佳的高檔公寓時幷沒有貸款。
這一年讓他們比較欣喜的是自家房子的不斷升值。肖果夫婦都是獨生子女，各自的父母也都在國有壟斷企業或事業單位，也都各有兩套房子。將來他們能從父母那裏繼承四幢房子，其中包括一幢山間別墅。
過去這一年，肖果所在城市的房價漲幅與上海差不多，他們未來即將全部擁有的四五套房子，僅在這一年漲幅就頗爲可觀：別墅總價漲了至少四五十萬，他們住的公寓房則漲了六十萬左右，再算上妻子父母兩套房子的漲價，他們家房産的市場價值又增加了一二百萬，總價值達到七八百萬。"我們只是比打工的好點。"肖果謙虛地說。在他看來，這沒有多少好羡慕的，他的同事和親戚中有這樣家境的幷不少。
肖果的一位親戚是級別較高的政府官員，爲官清廉。前幾年有點閑錢，除了單位當初福利分配的位于市中心金融區的130多平米的三室兩廳的房子外，他又買了一大一小兩套房子，一套是2006年買的，80多平米，是地鐵沿綫的江景房，用于出租，另一套是2003年買的，100多平米，是城市新區的景觀房，留給兒子做婚房。
這三套房買價只有100多萬，但在這幾年的房價大漲之後，現在的市值已有七八百萬。
終于在城裏買房了
"32歲的農民工楊剛華在2009年迎來了人生的一個轉折——他在打工的城市西安買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孩子也接到了西安上學，真正成了有家有業的西安人。"
楊剛華買的房子在西安古城東門外，49平米，總價20萬。6萬首付自己交，剩下14萬找銀行貸款。稍事裝修後，楊剛華終于如願住進了自己的房子。
西安的房價最近幾年一直在上漲，但漲得很慢，城區位置不偏的地方，房價從10年前的兩千多，漲到今天才均價5000左右，與一綫城市不可同日而語，這讓楊剛華這樣的打工者有希望在這裏安居樂業。
現在，楊剛華每個月要付房貸1060元，孩子中午在學校附近的"小餐桌"吃飯每個月要350元，家裏人吃飯每個月要兩三百，再加上其他零用錢，他一家三口每月的支出在2000元左右。
楊剛華現在西安東門外一家叫誠淨和的連鎖蒸餃店當厨師，每月可以掙兩千一二，他的妻子在賓館當服務員，每月可以掙八百多，夫妻兩人每月的收入加起來有3000，除去開銷，每月還能存下1000左右。
楊剛華對目前的生活還算滿意。陝西三原縣農村的楊剛華，1994年17歲從農村出來到城裏的餐館打工時，只能當個小工，每月只有60元的工資。2006進入誠淨和餐館時，他已經是個成熟的厨師，但一開始試用的工資只有1200元。
楊剛華炒菜、調菜味道還不錯，最關鍵的是人踏實肯幹，幾乎一年四季從不請假，與老闆相處融洽，老闆于是一路把工資給他調上來，直到現在的收入——當然，飯店裏的其他服務員幷沒有楊剛華工資這麽高，但試用期工資也從2006年的五六百逐步上漲到現在的800以上——老闆還找熟人幫楊剛華的兒子到附近的小學入了學。
楊剛華兄弟三個，在村裏過得都不錯。大哥也在城裏買了房子，另一個兄弟雖然沒在城裏買房，但也在老家蓋了一幢兩層的小樓，花了14萬，幷不比楊剛華花的錢少多少。
"老家的青壯勞動力基本都外出打工了。夫妻一起外出打工的，手緊點，一年也能存個兩萬。"楊剛華說。
楊剛華的老闆告訴他，進城來買房的人很多。給誠淨和供菜、供糧、供冷凍食品、供乾貨的小個體戶，都是農村出來的，最近幾年也都在西安買了房。"別小看賣菜的，他們一年存個五萬不是難事。"老闆說。
于是，西安出現了一個景象：農民工有可能買得起房子，但很多在中小企業就業、工資只有1000左右的大學生，却只能望房興嘆。
沒錢時，我什麽都幹
"幾個月的靜修和讀書，毛曉思考了很多。對于個人出路，他的結論是最好進入體制內吃財政飯。"
沒有女友，也沒有憧憬——二十七歲、農村出身、大學畢業四年的毛曉已經失業半年多。今年春天在沿海一個大城市再次失業之後，毛曉改變了四年來每次失業後都馬上重新找工作的習慣，毅然回到了內地家鄉的省會城市，因爲那裏生活成本要低些。
在省會郊區一所大學附近花150元月租租了一間農民房後，毛曉開始了他的新生活。"我要養病。"毛曉說，長期幹銷售把身體弄垮了，尤其是腸胃，因爲陪人喝酒和長期出差生活不規律，病情已經很嚴重，必須調養了。
因爲沒有多少積蓄，毛曉現在儘量省著錢花。他每天到大學食堂去蹭飯吃，除了餐費和房租，基本沒有其他開銷，每個月的支出只有450元。
沒事的時候，他就看看書，狀態實在不好，就去網吧消遣。幾個月的靜修和讀書，毛曉思考了很多。對于個人出路，他的結論是最好進入體制內吃財政飯。 "我們同學中混得好的，要麽是公務員，要麽在事業單位，要麽在壟斷國企。"毛曉畢業于內地一所普通大學，屬于同學中綜合素質比較高的。
當初之所以義無反顧地出去闖蕩，是因爲毛曉看到比自己早四五年出去闖蕩的校友，都混出了個樣子。"那時候我還相信自己的能力，認爲自己會成爲先富起來的少數人。"
但是，現實比他想像的殘酷得多。一開始，毛曉曾有過做教師的機會，但兩三個月下來，他覺得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于是離職。不久，在過關斬將之後，他進入一家大型國有企業，在市場和技術支持部門工作。
初來乍到，人格被踐踏的屈辱，常常讓這位奔走在大街上的年輕人接完一個電話後就抑制不住泪水。兩三個月之後，他有所適應。"我當時想，要學勾踐，熬過三個月試用期，我就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利。"
突出的業績，讓毛曉如期轉正，工資也增加到兩千多。
但是，上級仍然把他"當奴隸使喚和榨取，不停的加班，領導一個電話，不管是星期六還是星期天，他都得立刻趕去，任何時候都不給你絲毫說話的機會"。
在這個"把女人當男人使，把男人當牲口使"的環境，新招的業務員能跨過試用期的不超過10%，幾乎每天晚上十點之前都無法下班，而好不容易做出的業績，却常常是被領導和老業務員計入自己名下。按規定，兩年下來毛曉的業績提成應有8萬元，但最後兌現的只有一萬多。
殘酷的環境幾乎使得多數業務員心理變態。"大家當面都是朋友，但背後都在算計。其實只是爲了生存。"
長期扮演勾踐，毛曉終于感動了"夫差"，最終，在數十人的競爭中，毛曉被提升爲經理。不久他就意識到，前任經理這麽殘酷，不是因爲人壞，而是制度使然——總部只給很少的業務經費，底下要想做業務，就必須自籌經費。
毛曉很快還發現，他們這些合同一年一簽的所謂公司"員工"，跟那些有編制的同事大不相同，不僅收入比不上他們，沒有公積金，最重要的是，"他們工作輕鬆，可以有自己的時間，過得還像個人"。
雖然與毛曉一同進公司的幾個重點院校畢業生滿懷希望地想轉爲集團在編員工，但最終他們要麽被開，要麽熬不住自己走了，"事實證明，這是幻想。"兩年後，毛曉也離開了這家他工作時間最長的公司。
2007年，在一家國內知名的軟件公司，毛曉找到了第三份工作，依然是銷售，但進了公司才知道，實際上是給領導跑腿打下手，轉正工資只有兩千多，在這裏也學不到什麽東西，半年後，毛曉再次離開。
再找工作，毛曉寧做鶏頭不做鳳尾的感受强烈，對總是受人驅使和壓迫耿耿于懷，于是去一家提供企業信息化服務的"國有校企"應聘，成爲該校企一家分公司的人事部兼業務部經理。
有機會獨當一面，毛曉立即將自己以前工作中的經驗學以致用，建議老闆把工作分解成多個環節，專門招收大學剛畢業的學生，讓他們幹低級簡單的工作，有眉目的自己再接過來做，學生們臨近試用期結束立即找各種正當理由辭退，以節省成本。
很快毛曉明白，這個所謂的分公司，不過是分公司老闆個人的銷售外包公司，而這個有著名校和高科技雙重光環的公司，其信息化産品不過是一個本科生的畢業設計水平，而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其實是兼任大學教授的公司股東們，利用本校的上學機會，與地方官員建立的關係網和利益網。
不過公司把毛曉的工資提高到了3000。
不幸的是，不到一年後，金融危機來襲，出口製造業危機加深，公司業務量銳减，總部决定重組裁員，毛曉被裁後，老闆欠他的2萬元獎金也沒了著落，他不得已通過勞動仲裁討要，但只要回了幾千塊錢。
痛定思痛，毛曉對自己的人生之路再次反思，他發現輕鬆賺錢的都是壟斷國有企業，于是决心向壟斷性國企包括他們的外圍靠攏。
2008年底，他進入了一家大型煤炭企業領導私下開設的煤礦設備貿易公司，職位仍是銷售，主戰場是山西。
三四個月後，在毛曉還沒有談成一筆買賣的時候，山西煤炭整合開始了。老闆把毛曉叫來，告訴他有機會再合作——毛曉又失業了。
"其實我幹過的工作有十來個，上面告訴你的是主要的。失業沒錢的時候，我什麽都幹過。"12月17日晚，毛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在大學同學中不是最差的，大約有一半多的同學還不如我。"
現在，毛曉在全力以赴報考公務員。他發現，有的地方政府部門在狂斂報名費，一次公務員考試，報名費收入就能達幾十萬甚至幾百萬，招聘流程和考試過程中也有很多讓人想不明白的地方。最近一次公務員面試中，毛曉和另一位編外民辦老師以小組前兩名的成績被淘汰。"《蝸居》中的海藻海萍，比我們這些農村出來的大學生還好些，他們的父母在事業單位，他們還能啃老，我們行嗎？"毛曉感嘆。
（應被訪者要求，肖果和毛曉爲化名）
俄羅斯會爲斯大林全面恢復名譽嗎?（南方報系）
http://www.infzm.com/content/39082
俄羅斯會爲斯大林全面恢復名譽嗎?
鄭异凡
2009-12-23
2009 年12月3日，普京在電視直播節目中回答觀衆們的各種問題，他主動提到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評價。西方報刊如英國《泰晤士報》認爲俄在加緊爲斯大林"平反"，說"隨著克里姆林宮籌備明年二戰勝利65周年大型慶祝活動的進行，斯大林重回俄羅斯日常生活的進程正在加速"。
普京在網上關于斯大林的評價說了些什麽呢？下面是他對這一問題的回答的全文：
"總體上說，您認爲斯大林的活動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我選這個問題，因爲我知道問題的尖銳性。社會上有很多爭論，我看到這裏有"埋伏"：說"肯定"，一些人會不滿意，說"否定"，另一些人會不滿意。不過既然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問題至今有激烈的爭論，我就專門談談這個問題。
依我看，不能給予整體的評價。顯然，從1924至1953年國家有了根本變化：從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而這時的國家是斯大林領導的。誠然，農民沒有了，而我們大家都清楚記得農業問題，特別是在最後階段，排著長隊購買食物，等等。在這一領域所發生的一切，對農村沒有起任何積極的作用。不過工業化確實實現了。
我們取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不管誰怎麽說，取得了勝利。即使我們重提損失，你們知道，現在誰也不能指責組織和領導了這場勝利的人，因爲如果我們在戰爭中失敗了，那麽對我國來說其後果就會悲慘得多。
正面的東西無疑是存在的，然而花了難以接受的代價。尤其是存在過鎮壓。這是事實。我們的數以百萬計的同胞遭到鎮壓。這種管理國家、取得成就的方法是我們不能接受的。不能這樣做。毫無疑問，在這一時期我們遇到的不簡單是個人崇拜，而是反對自己人民的大規模罪行。這也是事實。關于此事我們也不應當忘記。
對任何歷史事件都必須對其進行全面的分析。這就是我想說的。
從普京的回答可以看出，他對斯大林沒有做出籠統的整體評價，而是有區別地、具體地談斯大林的功過，幷且嚴格地把斯大林在衛國戰爭中的領導作用同他在內政上實施的鎮壓區別開來，分別做出評價。
對斯大林在領導衛國戰爭中的作用，普京一貫予以肯定。這是不難理解的。面對蘇聯解體，一個超級大國的沒落，當務之急是振興國家，恢復强國地位，爭取重新躋身于世界强國之林。爲達到此目的，需要振興經濟，也需要鼓舞士氣。在蘇聯存在的七十多年時間裏，惟一能得到舉世公認的業績就是衛國戰爭的勝利，儘管世界上對此也有不同的聲音，但總體上很難予以全盤否認。要肯定衛國戰爭，就不能不肯定當時的領導人斯大林的功績。反過來也可以說，肯定斯大林是肯定衛國戰爭的需要。
俄國歷史上有兩次輝煌的戰爭勝利，一次是19世紀初對法國拿破侖的勝利，一次是20世紀中葉對德國法西斯的勝利。對拿破侖的勝利，人們記得更清楚的是名將庫圖佐夫元帥的名字，很少人還記得當時的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在把一切成就都歸功于偉大領袖的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就必須首先歸功于"各族人民的領袖"斯大林，所以戰爭一勝利，功高蓋主的朱可夫元帥就被貶到邊遠地區去了。應當說，這個傳統至今未泯。
其次，普京作爲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無論是擔任總統還是總理，需要照顧群衆的，哪怕是一部分群衆的情緒。蘇聯的解體影響到千百萬群衆的生活和工作，在經濟不景氣的情况下，大量的群衆陷入困境。人們記得，曾經有幾千萬選民投俄共的票。要爭取這些人的支持，就必須照顧到他們的情緒和要求。他上臺後，采取了某些措施安撫這部分選民，如使用蘇聯國歌的曲調，用帶鐮刀錘子的勝利旗幟，等等。這些措施不會改變現政權的性質，却能爭取到一部分持反對態度的民衆。不過，如果有人由此得出結論，認爲普京想要回到蘇聯去，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普京的言論頗有分寸，始終同斯大林的內政，特別是大規模鎮壓，劃清界限。每談到斯大林和衛國戰爭的勝利的時候，都不忘批判斯大林的鎮壓政策。這次講話同樣如此，在講成就的同時指出"所花的代價太大"，幷且認爲這種大規模屠殺自己同胞的做法不能簡單地說成"個人崇拜"，而是"大規模罪行"，明確表示這種管理國家的方法是"不能接受的"。按照蘇聯和俄羅斯聯邦時期都擔任平反委員會主席的雅科夫列夫的說法，斯大林時期被鎮壓人數在1500萬到2000萬之間。如果再加上被牽連的親友，不同程度上的受害者當占俄人口的一半左右。任何一個國家領導人都不能無視這部分民衆的遭遇和情緒，需要明確無誤地表明自己的立場。
肯定工業化的成就是同衛國戰爭的勝利聯繫在一起的，工業化從物質上保證了軍事的勝利。但即使如此，普京也沒有忘記指出在實現工業化的同時農業的落後，居民爲食物而排長隊的情景。如果普京說蘇聯時期一切多好，是"人間天堂"，那麽從葉利欽到普京，他們就失去了執政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就等于自我否定。
此前不久,俄總統梅德韋杰夫在爲2009年10月30日政治鎮壓犧牲者紀念日寫的博客中也說了類似的話。他爲當今的年輕人忘記俄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大規模鎮壓感到遺憾，他說："紀念民族的悲劇跟紀念勝利是一樣的。而極端重要的是，要讓青年人不僅擁有歷史知識，還要有公民感。要能够滿懷感情地共同感受俄國歷史中最悲慘的悲劇之一。"
梅德韋杰夫說，國內各族人民都遭受了以1937-1938年爲頂點的恐怖。"在戰前的20年期間消滅了我們人民中的整個整個的階層和等級。實際上消滅了哥薩克。'剝奪富農'；使農民大傷元氣；知識分子、工人和軍人遭受了政治迫害；所有的教會代表都遭受了迫害。"
他提醒，"10月30日是千百萬遭受摧殘的人的紀念日"。這是未經法庭、未經審訊就被槍斃的人們，被遣送集中營和流放地的人們，因從事"非此類"工作或因"社會出身"而被剝奪公民權的人們。那時輕易給整個家庭貼上"人民敵人"及其"幫凶"的標簽……甚至一個人應有的體面的葬禮的權利也被剝奪，他們的名字長期被從歷史上抹去。
梅德韋杰夫堅决駁斥爲鎮壓辯解的論調，他說，到現在爲止可以聽到一種說法，這麽多的犧牲是爲了"某種崇高的國家目的"。梅德韋杰夫聲明："任何國家的發展，任何國家的成就、追求都不能以人的痛苦和損失去換取。沒有什麽東西能够高于人的生命的價值。不能爲鎮壓辯護。""我們很注意同僞造我們的歷史作鬥爭。不過爲什麽常常認爲，問題只在于不允許改寫偉大的衛國戰爭的結果。而重要性幷不亞于此的是，不允許在恢復歷史的公正的外衣下爲那些消滅自己的人民的人辯護。"
梅德韋杰夫號召"研究過去，消除漠不關心和忘却其悲慘面的想法"。他說，"除了我們自己，誰也不會去教育孩子們尊重法律，尊重人權、人的生命價值，尊重從我們民族傳統和我們宗教中汲取來的道德規範。除了我們自己，誰也不會去保守歷史的記憶幷把它傳給新的一代。""實事求是地接受自己的過去，這是公民立場成熟的表現……脫離複雜的歷史，脫離我們國家實質上是矛盾的歷史，往往就無法理解我們的許多問題、現今俄羅斯困難的根源。"
從普京和梅德韋杰夫兩位俄國領導人的言論可以看出，他們在對待蘇聯歷史上的問題堅持兩點：一個是肯定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功績，從而也肯定斯大林在其中的作用，反對"僞造"這段歷史。這主要是針對某些國家對蘇聯當時的政策和行爲的指責的。另一點是同斯大林的鎮壓劃清界限，强調人的價值，生命的價值，譴責反對自己人民的大規模罪行，反對以國家的"崇高目的"爲藉口替無端鎮壓辯解。由此可以看出，俄羅斯是不可能爲斯大林全面恢復名譽的。
普京有句名言被廣泛引用："誰要是不爲蘇聯解體而感到遺憾，他就是沒有心肝；誰要是想恢復原來模樣的蘇聯，他就是沒有頭腦。"後一句話是落脚點，不能回頭去恢復蘇聯，蘇聯作爲一個時代已經結束。
2010年是二戰勝利65周年，俄羅斯將會利用這個時機大張旗鼓地宣傳蘇聯在戰爭中的成就和貢獻，也會提到斯大林的作用，但是不可能給斯大林全面恢復名譽。普京這次主動在電視上回答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實際上也爲明年的宣傳定下了調子。自然，其他國家（如波羅的海三國、波蘭等等）相應地也會利用此機會從本國的歷史和利益出發闡述自己的觀點，少不了對蘇聯的指責。這場爭論現在已經開始，明年也許還會加劇。
俄羅斯會爲斯大林全面恢復名譽嗎?
鄭异凡
2009-12-23
2009 年12月3日，普京在電視直播節目中回答觀衆們的各種問題，他主動提到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評價。西方報刊如英國《泰晤士報》認爲俄在加緊爲斯大林"平反"，說"隨著克里姆林宮籌備明年二戰勝利65周年大型慶祝活動的進行，斯大林重回俄羅斯日常生活的進程正在加速"。
普京在網上關于斯大林的評價說了些什麽呢？下面是他對這一問題的回答的全文：
"總體上說，您認爲斯大林的活動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我選這個問題，因爲我知道問題的尖銳性。社會上有很多爭論，我看到這裏有"埋伏"：說"肯定"，一些人會不滿意，說"否定"，另一些人會不滿意。不過既然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問題至今有激烈的爭論，我就專門談談這個問題。
依我看，不能給予整體的評價。顯然，從1924至1953年國家有了根本變化：從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而這時的國家是斯大林領導的。誠然，農民沒有了，而我們大家都清楚記得農業問題，特別是在最後階段，排著長隊購買食物，等等。在這一領域所發生的一切，對農村沒有起任何積極的作用。不過工業化確實實現了。
我們取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不管誰怎麽說，取得了勝利。即使我們重提損失，你們知道，現在誰也不能指責組織和領導了這場勝利的人，因爲如果我們在戰爭中失敗了，那麽對我國來說其後果就會悲慘得多。
正面的東西無疑是存在的，然而花了難以接受的代價。尤其是存在過鎮壓。這是事實。我們的數以百萬計的同胞遭到鎮壓。這種管理國家、取得成就的方法是我們不能接受的。不能這樣做。毫無疑問，在這一時期我們遇到的不簡單是個人崇拜，而是反對自己人民的大規模罪行。這也是事實。關于此事我們也不應當忘記。
對任何歷史事件都必須對其進行全面的分析。這就是我想說的。
從普京的回答可以看出，他對斯大林沒有做出籠統的整體評價，而是有區別地、具體地談斯大林的功過，幷且嚴格地把斯大林在衛國戰爭中的領導作用同他在內政上實施的鎮壓區別開來，分別做出評價。
對斯大林在領導衛國戰爭中的作用，普京一貫予以肯定。這是不難理解的。面對蘇聯解體，一個超級大國的沒落，當務之急是振興國家，恢復强國地位，爭取重新躋身于世界强國之林。爲達到此目的，需要振興經濟，也需要鼓舞士氣。在蘇聯存在的七十多年時間裏，惟一能得到舉世公認的業績就是衛國戰爭的勝利，儘管世界上對此也有不同的聲音，但總體上很難予以全盤否認。要肯定衛國戰爭，就不能不肯定當時的領導人斯大林的功績。反過來也可以說，肯定斯大林是肯定衛國戰爭的需要。
俄國歷史上有兩次輝煌的戰爭勝利，一次是19世紀初對法國拿破侖的勝利，一次是20世紀中葉對德國法西斯的勝利。對拿破侖的勝利，人們記得更清楚的是名將庫圖佐夫元帥的名字，很少人還記得當時的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在把一切成就都歸功于偉大領袖的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就必須首先歸功于"各族人民的領袖"斯大林，所以戰爭一勝利，功高蓋主的朱可夫元帥就被貶到邊遠地區去了。應當說，這個傳統至今未泯。
其次，普京作爲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無論是擔任總統還是總理，需要照顧群衆的，哪怕是一部分群衆的情緒。蘇聯的解體影響到千百萬群衆的生活和工作，在經濟不景氣的情况下，大量的群衆陷入困境。人們記得，曾經有幾千萬選民投俄共的票。要爭取這些人的支持，就必須照顧到他們的情緒和要求。他上臺後，采取了某些措施安撫這部分選民，如使用蘇聯國歌的曲調，用帶鐮刀錘子的勝利旗幟，等等。這些措施不會改變現政權的性質，却能爭取到一部分持反對態度的民衆。不過，如果有人由此得出結論，認爲普京想要回到蘇聯去，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普京的言論頗有分寸，始終同斯大林的內政，特別是大規模鎮壓，劃清界限。每談到斯大林和衛國戰爭的勝利的時候，都不忘批判斯大林的鎮壓政策。這次講話同樣如此，在講成就的同時指出"所花的代價太大"，幷且認爲這種大規模屠殺自己同胞的做法不能簡單地說成"個人崇拜"，而是"大規模罪行"，明確表示這種管理國家的方法是"不能接受的"。按照蘇聯和俄羅斯聯邦時期都擔任平反委員會主席的雅科夫列夫的說法，斯大林時期被鎮壓人數在1500萬到2000萬之間。如果再加上被牽連的親友，不同程度上的受害者當占俄人口的一半左右。任何一個國家領導人都不能無視這部分民衆的遭遇和情緒，需要明確無誤地表明自己的立場。
肯定工業化的成就是同衛國戰爭的勝利聯繫在一起的，工業化從物質上保證了軍事的勝利。但即使如此，普京也沒有忘記指出在實現工業化的同時農業的落後，居民爲食物而排長隊的情景。如果普京說蘇聯時期一切多好，是"人間天堂"，那麽從葉利欽到普京，他們就失去了執政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就等于自我否定。
此前不久,俄總統梅德韋杰夫在爲2009年10月30日政治鎮壓犧牲者紀念日寫的博客中也說了類似的話。他爲當今的年輕人忘記俄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大規模鎮壓感到遺憾，他說："紀念民族的悲劇跟紀念勝利是一樣的。而極端重要的是，要讓青年人不僅擁有歷史知識，還要有公民感。要能够滿懷感情地共同感受俄國歷史中最悲慘的悲劇之一。"
梅德韋杰夫說，國內各族人民都遭受了以1937-1938年爲頂點的恐怖。"在戰前的20年期間消滅了我們人民中的整個整個的階層和等級。實際上消滅了哥薩克。'剝奪富農'；使農民大傷元氣；知識分子、工人和軍人遭受了政治迫害；所有的教會代表都遭受了迫害。"
他提醒，"10月30日是千百萬遭受摧殘的人的紀念日"。這是未經法庭、未經審訊就被槍斃的人們，被遣送集中營和流放地的人們，因從事"非此類"工作或因"社會出身"而被剝奪公民權的人們。那時輕易給整個家庭貼上"人民敵人"及其"幫凶"的標簽……甚至一個人應有的體面的葬禮的權利也被剝奪，他們的名字長期被從歷史上抹去。
梅德韋杰夫堅决駁斥爲鎮壓辯解的論調，他說，到現在爲止可以聽到一種說法，這麽多的犧牲是爲了"某種崇高的國家目的"。梅德韋杰夫聲明："任何國家的發展，任何國家的成就、追求都不能以人的痛苦和損失去換取。沒有什麽東西能够高于人的生命的價值。不能爲鎮壓辯護。""我們很注意同僞造我們的歷史作鬥爭。不過爲什麽常常認爲，問題只在于不允許改寫偉大的衛國戰爭的結果。而重要性幷不亞于此的是，不允許在恢復歷史的公正的外衣下爲那些消滅自己的人民的人辯護。"
梅德韋杰夫號召"研究過去，消除漠不關心和忘却其悲慘面的想法"。他說，"除了我們自己，誰也不會去教育孩子們尊重法律，尊重人權、人的生命價值，尊重從我們民族傳統和我們宗教中汲取來的道德規範。除了我們自己，誰也不會去保守歷史的記憶幷把它傳給新的一代。""實事求是地接受自己的過去，這是公民立場成熟的表現……脫離複雜的歷史，脫離我們國家實質上是矛盾的歷史，往往就無法理解我們的許多問題、現今俄羅斯困難的根源。"
從普京和梅德韋杰夫兩位俄國領導人的言論可以看出，他們在對待蘇聯歷史上的問題堅持兩點：一個是肯定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功績，從而也肯定斯大林在其中的作用，反對"僞造"這段歷史。這主要是針對某些國家對蘇聯當時的政策和行爲的指責的。另一點是同斯大林的鎮壓劃清界限，强調人的價值，生命的價值，譴責反對自己人民的大規模罪行，反對以國家的"崇高目的"爲藉口替無端鎮壓辯解。由此可以看出，俄羅斯是不可能爲斯大林全面恢復名譽的。
普京有句名言被廣泛引用："誰要是不爲蘇聯解體而感到遺憾，他就是沒有心肝；誰要是想恢復原來模樣的蘇聯，他就是沒有頭腦。"後一句話是落脚點，不能回頭去恢復蘇聯，蘇聯作爲一個時代已經結束。
2010年是二戰勝利65周年，俄羅斯將會利用這個時機大張旗鼓地宣傳蘇聯在戰爭中的成就和貢獻，也會提到斯大林的作用，但是不可能給斯大林全面恢復名譽。普京這次主動在電視上回答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實際上也爲明年的宣傳定下了調子。自然，其他國家（如波羅的海三國、波蘭等等）相應地也會利用此機會從本國的歷史和利益出發闡述自己的觀點，少不了對蘇聯的指責。這場爭論現在已經開始，明年也許還會加劇。
【專題】法治三論（陳有西）
論律師
——就中青報事件答讀者（之一）
陳有西
網絡時代無完人。因爲我的兩篇小文，一時成了一個旋渦中人。穀歌搜索《法治沉淪：中青報奇文批判》有10,800條轉載，搜索《初步可以判定李莊無罪》有11,900條轉載。好評如潮的同時，謗議也隨之而來。這很公平，你要對一個社會熱點問題站出來說話，就要容忍別人對你的評價，評價者同時也是被評者。唯一的遺憾，是網絡的隱名。不知道如此支持、肯定我的朋友們是誰(你們讓一個已經拼命理性的人總忍不住流下熱泪），也不知道如此想貶損我、猜疑我的又是誰(不過有些可以看出明顯是來自山城某些部門)，似乎只有我是在聚光燈下。這是演藝圈中人要追求的，但不是一個法律學者想追求的。對于所有數萬支持我的跟貼，我只想用一句簡單的"謝謝"來表達我的千言萬語；而對數百條我見到的謗議我（其實更是針對中國律師這個群體）的網上評論，則需要作些思考。如果不加以適當的回應，不利于一些長期混亂的法律界限的澄清，會進一步"謬種流傳、害人匪淺"，因此還是要再寫個答復，也算是對數萬熱心讀者的一個感謝。我的答復將分專題進行，今天先寫出第一篇。
第一、中國律師被誤解由來已久
從責難我的一些跟貼中，主要可分三類：
一是重慶的深受黑社會戕害的底層百姓的維權網民。我深深地理解他們。從重慶打黑開始，他們就是堅定的擁護者和歡呼者、送錦旗者，虎視眈眈地守護著打黑的勢頭，深怕打黑半途而廢。他們形成了一股洪流，誰"阻撓"打黑，不論動機如何，是不是真在阻撓，是在幫他們還是在害他們，一概駡將過去。這些人是可以理解的、情有可願的。他們對爲"黑道人物"（姑且有罪推定一下按此說法）辯護、幫助這些他們痛恨的人的律師，有一種天然的敵視。他們看不出我們法律層面真正的民本理念，不會明白守護法治秩序才是真正在制約社會專橫、真正在保護他們長久的權益。法理上的東西畢竟太專業，以表面的態度劃綫是最爲簡單的方法。
二是明顯幫助炮製中青報文章的一些組織打黑的思想庫、宣傳庫人士，他們堅守著自己的"職業責任"，要努力爲這樣的對付律師的做法辯護。這些人主要還是一個觀念碰撞問題、門戶之見問題。這種思想根源很深，在《律師法》立法的高層爭論中，已經有集中體現，只是這次通過李莊事件開始直接的交鋒。讓我們深深地感到，法學教育，不能光是教一些法律技能和規則，更重要的是要教思想。如果只教出一些工具來，有時不但不能促進一個國家的進步，相反還會成爲一個國家法治體系的破壞者。
三是社會上被一些黑律師坑過、騙過、撈過，認爲律師沒一個好東西，或者乾脆就是非常眼紅一些律師大把賺錢的紅眼病人士。他們以爲中國律師真的象中青報所渲染的一樣在數百萬地撈黑錢，他們對中國律師正面的東西一概抹殺，恨不得殺光中國的所有律師，回到封建社會，回到象"包公戲"中可以當庭鍘人的年代；回到"土地改革"一個民兵連長找幾個苦主在萬人大會上一控訴就可以當場槍决人的年代；回到對劉少奇主席不經審判就可以秘密關到死的年代。這類人思想的淺薄，讓我們看到了同態復仇的原始部落；看到了金庸、梁羽生小說中的以暴制暴；看到了美國西部片拓荒時代的用子彈說話。現代法制中用公開、抗衡、質疑防止司法冤案的方法，在他們看來都是不必要的。這些人，只有自己成了佘祥林、聶樹斌的那一天，才會真正明白這些"麻煩討厭的律師"也是這個社會維護公平正義所必需的。
我爲一些普通刑事案辯護，爲一些出事的政法委書記、紀檢委書記辯護、到看守所會見他們時，他們的大徹大悟、對中國法治現狀弊端的認識，是他們在臺上作報告整治別人時從來沒有想到過的。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出事後向他的律師說堅决不要律師，認爲請律師是同黨對抗；我爲某副縣長辯護時，他說請不請律師無非一個程序，沒有用的。因爲他們在臺上時，法院院長都是可以叫來訓斥的，有些大案法院判前他們早研究定好的。知道了這些運作模式，在他們眼中律師又有什麽用？辯不辯還不是一樣？象中青報說的95%刑事辯護是沒有用的，這是他們的真實想法。但無論是成克杰，還是劉方仁，審判後期對律師的信任和依賴，都不是一般的。我常常感嘆，可惜他們再也回不到執掌政法權力的位子了，爲什麽只有到了這一步，才會真正明白過來。
中國的律師制度，反右前存在了2年，小平時代後恢復了30年，在一個數千年封建土壤培育的人文基礎上，這顆西方泊來的小苗，其實一直水土不服。重慶事件只是一個總爆發，把這二十多年中國律師的地位，通過一個李莊，讓大家突然看得如此清晰。我曾經撰文說過:中國律師是在傳統與現代、法治與人治、公權力和私權利之間的夾縫中生存。社會對他要求很多，當事人對其期望甚高，官方想將之納入囊中，職業定位又要求他必須站在公權對面、擔當民權的守護人的角色。律師是整個國家法律機器中，唯一代表民權的懂法律的力量。公、檢、法、安全、監獄，都是站在國家公權力的法制力量，只有律師把自己的呵護之臂，伸向民權。公權力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平正義，當然也是爲了保護民權。但在個案中，他是對付每一個社會個體的强大的公權。公權也會失誤，有時打的是真正的社會之害，有時則會誤傷無辜。人類之所以要發明律師制度，就是爲了控制公權不被濫用，防止其失誤和權力失控，通過抗辯制的司法進行鑒別，打擊真正的犯罪，保護無辜被傷的人。只有專業的法律人，才有可能發現和去抗衡，這就是律師的特殊功能。即使網上駡律師最凶的人，在他自己犯罪被審判時，仍然還是要請律師。有一位將我的辯護視爲死對頭成見極深的反貪局長，他家屬出事後通過朋友，一再請求我擔任辯護人，我爲他進行了盡職辯護。"黑道人物"也是人，有時"白道人物"會被冤枉爲黑道，獲得辯護的權利是每個面臨審判的人都應當有的，是國家法律規定的。
但是，由于中國實際上的律師功能的侏儒化，社會上對中國律師的作用，對國家文明進步的促進，其實遠沒有真正認識到。由于律師業的完全民營，自找飯碗，一些律師中出現了拜金現象，"黑律師"現象、"撈錢律師"現象，確實存在。但是，中國律師總體上是好的，健康向上的。特別這些年司法部抓隊伍、抓整頓、抓培訓，大批年輕的科班出身的法學院畢業生進入中國律師隊伍，律師素質已經大大改進，而且，將來必然會從中國律師中出現政治人物、司法界高層人物。這是中國理性治國的希望所在。中國律師總體的收入，其實不如公務員，去看看公務員考試的報名數據就知道。而開支則遠大于公務員，真正年入數百萬的名律師，只占中國律師隊伍中10%不到，大量年輕律師生存都有問題。而生存環境上，同公務員比，則要惡劣得多。官方怪律師不聽話，認爲是一些群體性事件的幕後指揮者；公檢法怪律師不配合，總是給他們找麻煩；窮人怪律師請不起，只幫有錢人；富人怪律師巧取豪奪撈他的錢；法官檢察官怪律師拉人下水；受害人怪律師爲壞人說話，爲殺人犯辯護的律師經常被圍攻；而壞人認爲律師辯護沒有用，是在白拿他的錢。在一個缺乏法國啓蒙時期一樣"人的發現"、人權思想啓蒙的國度，國民只想跪求清官、尋找清官、不想站著對話的國度，律師的被非議和被塗黑，似乎是必然命運。
以前，中國律師只是點綴，只是形式上的過堂配合者。"四人幫"的審判，就給全世界看到了中國是怎樣定位律師的。他只不過是官方早就定好結局的一場大戲的配合表演者。現在，中國已經有了16萬律師，每年可以增加2萬多，沒有編制限制，不久就可能超過法官數量。很多法學院學生想進這個隊伍。社會上開始關注了，官方開始重視了。社會權力分配、利益重新調整中，律師都越來越成爲一個顯眼的群體。其生存的邊際衝突，第一步就是在法律共同體中産生，這就是同公安、檢察機關的直接衝突。因爲在刑事辯護中，法律把他們設計爲直接的對抗者、交鋒者。但是，我國《刑法》規定了警察可以抓律師、檢察捕律師、法院判律師的306條，沒有規定律師可以抓警察、抓檢察官、法官的任何法律。而法律又規定了法庭上他們是平等的，是要平等抗辯，保護被告，負責任的律師，必須爲了被告同公安、檢察、有時甚至是法院直接交鋒。但這樣的抗衡，從起點上律師就輸了。這種法律規定要求上"抗辯"平等、與法律權利上的實際不平等，使中國律師永遠是公權力的綿羊，不做綿羊就必然做齏粉。李莊可能不是一個好律師，但他做了齏粉不是因爲他不好，而是因爲中國現在的法律制度，和落後陳舊的法律觀念。一個還沒有向法庭提供任何證據、只會見了一下被告、法庭都沒有開庭，他"假"的標的物在哪里？他制了什麽假？有的人譏諷我寫《法治沉淪》一文是兔死狐悲，是一種恐懼，他們錯了。我不認識李莊，也沒有到重慶來"撈錢"，拜浙江省法治環境相對較好，我在看守所、在法庭上的交鋒，遠比李莊要厲害。舟山九案，檢察院抗訴五個，法院駁回四個。群衆圍攻要當庭抓證人的檢察官，我挽著證人的手護送出法庭送上出租車走掉，這樣的校量，我除了有些壓力外，浙江的公檢法仍然很好地理解了我、保護了我，通過查明真相排除行賄判决保護了這個證人，也保護了我。檢察院抗訴後被駁回，他們也沒有再做任何的動作。甚至經常請我走進政法各家的講臺。我不是因爲"恐懼"而寫這樣文章，不是同情李莊而寫這樣的文章，而是因爲中青報記者的無知和偏見，實際上體現了現在公權機關一些人對律師的敵視和偏見。在中國現階段非常有代表性，作爲中國律師中比較明白的一員，我不能保持沉默。
其實，我這樣嚴厲的譴責這兩位記者，我也不認爲她們就不是好人。她們被打黑的崇高感激動著，幷不知道這樣的報道對中國的法治進程的破壞有多嚴重。她們對中國的法律環境、對中國的律師業、對中國的刑事辯護、對中國的人權保護現狀，太不瞭解了。等到她們的親屬，或者其本人，不幸遇到李莊這種事的時候，不出十天，她們的認識水平，要超過他當這樣的記者十年。由于刑事偵查活動的封閉性，社會上對其間的一些過程，是無法瞭解的。律師爲什麽會這樣行動，他們也是無法知悉的。加上對"幫助僞證罪"的法律要件概念的不瞭解，以爲"壞律師"就是犯罪律師；"對抗"公安就是在阻撓打黑，就是違法，加上"公權天然正義論"的影響，律師成了反面人物，在這種認識下，就是命中注定的。
中國律師是有希望的。中國律師確實要認真反思，爲什麽社會上會這樣評價律師。一些害群之馬必須清除，但絕對不能允許象中青報這樣全面詆毀中國律師，全面散布刑辯無用論，全面主張沒有律師的刑事法庭。這樣，我們的國家不只是回到文革年代，而是回到了封建時代、蠻荒年代。中國的司法進步的步伐已經够慢的了，如果大家都不敢把真話說出來，那麽今天一些網民拼命鼓吹的那朵雲彩，會變成一個魔鬼，放大起來，濃黑起來，最終壓死你。
基督教牧師馬丁•內莫勒說：他們殺共産黨人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因爲我不是共産黨人。當他們殺工會分子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因爲我不是工人。 當他們殺猶太人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因爲我不是猶太人。當他們殺我的時候,沒有人說話,因爲已經沒有人了。
2009-12-19
論打黑
——就中青報事件答讀者（之二）
陳有西
很多指責我的網民不知道，我是中國最早提出要"打黑"的法律學者之一。 早在我們官方還不准用"黑社會"三個字，怕給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抹黑，只准用"黑社會性質的犯罪"的時候，我在國內第一個使用了這個稱謂，幷被編輯部接受後公開發表。在那篇犯罪學論文中，我給出了"黑社會犯罪"的定義和七個特徵，這已經是早在13年之前。
1996年8月第4期《公安學刊》上我的論文《論黑社會犯罪的存在基礎及防治策略》，明確提出了黑社會犯罪的概念和七大特徵：
黑社會犯罪是指有組織、有明確目的、有較定型的犯罪手段的性質惡劣的集團型犯罪。其犯罪特徵是：(一)反社會性。它反社會不是以公開的顛覆政府、謀求公開的統治權力爲目的，而是爲了在一定地域範圍內、一定行業內獲得實際操縱權力。這一點使之有別于以顛覆政府奪取政權爲目的的反革命犯罪（現注：當時該罪名尚在，1997《刑法》取消反革命罪）。(二)經濟目的性。這種犯罪首先追求的是小團體的經濟利益，有時也會發展到對一定地域的實際統治權，但獲得這一權力的目的仍是爲了獲得利益範圍。一旦這個組織不再限于經濟目的轉而追求政治權力，那麽其性質就轉化爲反革命集團犯罪了。(三)組織性。這種犯罪都有一定的組織，有的還有嚴密的等級和嚴格的行會性質的制度。(四)隱蔽性。黑社會犯罪不同于公開的流氓團夥犯罪，其高層主謀一般隱藏很深，甚至完全以正面形象在社會上出現，其絕大多數活動都是經過巧妙僞裝隱蔽進行的。(五)穩定性。黑社會犯罪之所以能以"社會"稱之，是因爲這種犯罪組織的核心成員一般都非常穩定，長期形成一種利益集團，三五年十數年不變。(六)控制性。這種犯罪一般特別强調其控制功能，各個方面都能"擺平"，不但對其內部成員如此，還特別重視權力交換，從司法機關和政府機關中找代理人和合夥人。(七)智能加暴力性。以暴力震懾作爲後盾是黑社會犯罪的一大特徵。特別在其形成初期，爲了"搶山頭"形成割據勢力，暴力特徵尤其明顯。同時，這種犯罪又都是智力因素很强的犯罪，一般不經深思熟慮不輕易動手。一旦形成穩定的勢力，其犯罪的智力成分會逐步上升，暴力因素會逐步减少。從這七個基本特徵出發，我們可以輕易地鑒別這種特殊類型犯罪同其他各種犯罪如反革命集團、一般流氓團夥、反動會道門勢力、農村宗族械鬥等的不同，從而準確定性處罰。
上面這段話是我13年前論文的原文照錄，不信可以去查閱《公安學刊》和同時的中國人民大學的《複印報刊資料.刑事卷》。文章發表前，編輯部同我商量，能不能把"黑社會"用詞，改爲"黑社會性質的犯罪"，我沒有同意。但在文頭加了一段話："黑社會犯罪，作爲一種從犯罪特徵上來分類的犯罪，在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我國犯罪學界將其稱之爲"帶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其實，作爲一種犯罪分類，同時也爲了更確切地表達這種犯罪的本質特徵，將其直接稱呼爲黑社會犯罪幷沒有什麽不當，因爲"黑"社會是同我們整個健康的社會格格不入的，是我們要努力消除的。"
該文一經發表，立即引起了國內犯罪學界的關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教授通過《公安學刊》編輯部轉達了對我的致意，說這樣的定義和概念非常準確。２０００年１２月，最高法院出臺《關于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了組織性、經濟性、暴力性、以及"保護傘概念"，是黑社會犯罪的基本特徵，同我四年前文章中概括的概念基本一致。從此，"黑社會犯罪"作爲一種提法，以及最早的定義概念和犯罪特徵的描述，得到了學術界、司法界的認可。我說我只是"之一"，是因爲我寫論文時，國內已經有不少人在研究這個課題，只是沒有系統化地理出概念和特徵。爲防止一些網民又會說我嘩衆取寵和自我標榜，我將當年的原文找出附在後面，也可以到圖書館去查檔檢索是不是這回事。
黑社會犯罪，其實是社會正統力量失效或者效能低下、非正統勢力填補控制權，對社會資源進行控制、占有的一種犯罪。其特徵是他的經濟性而不是政治性。這種犯罪牽出其他的欺行霸市、强迫交易、控制非法經營、黃賭毒、控制價格、暴力討債、暴力兼幷，說到底都是在追求一種利益，對社會資源按其的意願進行非合法的重新分配。殺人、傷害、毆鬥、綁架，都不是他的目的，只是其加强控制力非法獲取經濟利益的手段。
13年前，我已經明確提醒，國家要高度重視對警察隊伍的管理和培訓，加强這支隊伍的廉政建設，對警察要注意高薪養廉。只要一個地方的警察和其他國家司法機器是高效的、廉潔的，黑社會犯罪就不可能産生，産生了也會被很快打掉。我分析了六個方面的"黑社會犯罪的杜會根源"。前三個就是：
(一)社會變革時期社會控制上的衰减和錯位。經濟的多元化使基層政權的權威和控制力都比計劃經濟時代大爲减弱，人口的流動和基層政權控制的衰减使社會管理出現了脫節，反社會的控制勢力就趁虛而入。這種現象對農村黑社會勢力、沿海和邊境地區黑社會勢力的滋生産生了直接的影響。
(二)政法隊伍喪失效能或效能低下。黑社會犯罪組織性、穩定性、長期性的特點决定了該類犯罪如果沒有較長的醞釀發展時間是形成不了的。在這一過程中，如果一方治安機構是負責的，高效的，那麽這種組織在其一開始就會被發現，在第一次或開始幾次犯罪時就會被鏟除。正由于政法機關喪失效能或效能低下，在他們開始作案時沒有進行有力的追究，最終養虎遺患。
(三)政法隊伍和官員腐敗，"警黑勾結"。如果說政法機關效能低下會促使黑社會滋生，那麽政法隊伍和地方官員的腐敗則會直接産生和助長黑社會犯罪。香港廉政公署揭露的警黑勾結的貪污案最典型地揭示了這一點。有的地方惡勢力橫行鄉里能長達七八年，就是由于當地的治安力量早就成了他們的保護傘的緣故。
在我的論文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保護傘"的概念。明確指出，反黑主要靠加强基層基礎工作和平時工作，不是靠幾個嚴打就能够奏效的。
翻了那麽多舊紙堆，一是爲了說明我不但不反對打黑，而且是有先見之明的打黑創導者；二是爲了說明，以重慶現在這樣的打黑，方法上是值得商榷的。
天府之國，抗戰陪都，軍閥厲害一直有名，黑社會倒一直不是太有印象。在我們共産黨統治下，突然會出來這麽嚴重的黑社會問題，而且似乎全國只有重慶最厲害，是很難令人理解的。我們完全贊同有關領導"打黑鬥爭"是被逼出來的說法。任何一任領導，都把創造福祉、經濟建設放在首位，不會無緣無故去把整治犯罪放在首位。重慶已經揭露的黑惡勢力問題，確實已經觸目驚心，確實太囂張。但是，這類現象，靠"嚴打"只能奏效于一時，幷不能真正解决問題。因爲嚴打思維使人處于一種亢奮狀態，黑社會犯罪又會涉及大量的內部人，用急風暴雨反腐敗可以，用急風暴雨打黑不行。這是一個方法論問題。
全國的百姓、全國的學者、全國的法律界人士，對于打黑其實沒有不贊成的。但是，在"嚴打"鼓起的焦躁情緒中，我們這些年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一些法治意識、法律程序，也被嚴重地傷害了。
這麽多警察涉黑被抓，媒體一曝光，嚴重損害了重慶警方的形象，反過來又刺激了他們的不冷靜。使他們處于一種非常焦慮、非常想撇清自己的情緒中，對于打黑的手段和媒體公關，已經沒有了大氣和穩健。
周立太律師說了打黑要防止擴大化、運動化，這本是一句非常正常的、普通的常識，立即被重慶一些人指責爲黑律師，"從民工律師到訟棍僅一步之遙"。這位大嘴律師于是倒過來，又拼命曝光律師同行的"美女律師法官情人"、黑律師撈錢，又被打黑派當作"反戈一擊"的猛料。重慶的律師，包括律協，于是從不發聲。這是極不正常的。
75歲的趙長青老教授眼見這種局面，拍案而起爲涉黑被告黎强辯護，指出控方證據體系的嚴重漏洞，指出黑社會犯罪的組織性，不是靠拼凑和累加，將一個公司的正常業務也理解爲是黑社會組織。立即被網民批爲"黑社會的狗頭軍師"、"爲了掙幾個孔方兄就淪爲罪犯的同黨，采取胡攪蠻纏的方式在法庭上搞文字游戲，混淆人們的視聽"。一些根本沒有參加庭審旁聽的人，一片聲對這樣一個有學術良心的老刑法專家進行肆意攻擊。
在當地律師已經不敢接、不敢辯的環境下，北京的律師出場了。他們挾京城律師往日之餘威，一不當心沖進了《後天》的滔天巨浪中。他們一在重慶出現，就已經被貼上了撈錢、"人傻、錢多、快來"的標簽。所有的北京律師，其實只要去重慶辯護的其他城市的律師，都被貼上了阻撓打黑、賺黑心錢、黑社會幫凶的標簽。他們的命運其實早已經注定。《中國青年報》的記者只不過成了"通稿"的蠟槍頭，真正的背後的"重慶情緒"，通過那篇東西充分暴露。
接下來就是倒黴蛋李莊。他是一個很好的祭品，選來殺給猴看的最好的樣本。北京皇城根的、全國有名的"背景所"、十强刑辯律師、搞過十多個無罪辯護、收費又够高、說話又够放、辦事又够粗、又不把真老虎們放在眼裏直接去逗著玩，你不做典型誰做典型？重慶的治服了，北京的再治一個，而且"拘、捕、訴、審"一周內搞定，馬上送上法庭，比打黑案還要快，看誰還敢對重慶打黑說三道四？看你還來不來"辯"？
打黑到了這個份上，已經有些變了樣。一鍋好湯，被煮成了漿糊。有的網民說，"打黑"不能"黑打"，我不贊成這個說法。因爲打的動機和目的都是好的，爲社會治害的總體功績不能抹殺，絕對搭不上"黑打"，但是，說"打黑不能瞎打"，還是有一些道理的。一個這樣大規模的打擊刑事犯罪活動，沒有一個律師被正面評價，都是壞蛋，重慶除了一個大嘴律師已經沒有一點其他聲音，其他城市的又"來的都是敵"，正常嗎？刑事偵查、公訴、審判的質量，能够經得起歷史檢驗嗎？重慶的法治形象，在世界輿論面前好看嗎？
我曾經在省公安廳、市公安局工作，搞過偵查和預審。後來到省委政法委工作，再到省高級法院，審過死刑案。刑事偵查環節，由于深挖犯罪的連鎖效應，有時是刹不住車的。因此，偵查環節大量突破案情，大批追捕嫌疑人，是正常的，不能說是搞運動。但是，在後期的批捕環節、起訴環節、審判環節，必須要按法律程序把好關。對每一個證據都要質疑、審查、鑒別。其中一個重要方法，就是聽取辯方的質疑意見。只有把疑點都消除了，仔細考慮了，刑事判决才能够真正經得起檢驗。如果一場如此規模的打黑鬥爭，聽不到不同聲音，律師被搞得集體失語，那麽這種審判的公信力首先就是無法樹立的。被判的人會留下長久的翻案口實，一些錯誤事實、錯誤定性、錯誤判决也必然産生。
《刑法》294條的"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罪名，其構成要件有很多的要素。特別是合法營利的公司化的經營活動，同以公司爲掩護進行有組織犯罪的活動，是很難分清的。我爲浙江某市一個涉黑案辯護，刑事法庭對24個被告開庭開了13天。檢察院派出了五個檢察官指控，雙方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案情是，主犯化了250萬，向市政府買到了浙江到東北的羊毛衫托運綫路經營權；其他的不化一分錢的人，降低運價，"搶貨"私開運輸綫。他們舉報到政府，政府只收錢不制止。于是，他們找了一些打工的盲流去騷擾、阻止，也發生過衝突。最後發展到在貨包裏放定時燃燒裝置（公安一開始以爲是定時炸彈，案情一下子撥高，後來把一宗無關的爆炸住宅案幷案進來指控爲也是他們幹的）、不成後，又在雨天途中放火燒了一車競爭者的羊毛衫貨物。公安、檢察、按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爆炸罪、放火罪三罪起訴。按這樣的罪名，指向的目的是要判三個主犯死刑。我在爲第三被告辯護中，出示了血襯衫，證明有刑訊；指明爆炸罪情節口供是刑訊逼供形成的；公安現場勘驗得出的的火藥是TNT，口供說是鞭炮拆開的火藥。這些火藥是黑火藥，沒有TNT成份。法院采納這一重要質疑，判决爆炸罪不成立；放火罪，我辯只能構成破壞生産罪，因爲單車雨中燒貨，不危害不特定人的多數安全，不構成危害公共安全罪，目的只是搶運輸業務，只能定性破壞生産罪，或者定破壞公私財物罪；這兩個罪一辯，加上非法綫路者搶合法綫路者、其公司經營行爲是合法行爲而不是犯罪行爲，個別的點火、騷擾情節，從公司經營的整體情節中分離出來，整個"組織、領導黑社會罪"根本就沒有辦法定。法院判决這個罪也不成立。最後，法院照顧了公、檢的辦案成果和社會影響後果，對點火行爲仍然定了放火罪，三被告都判了無期，一個都沒有殺。涉黑案的辯護律師的作用，由這個案例可見一斑。如果沒有我們的盡職的、完全放開的、充分的辯護，法院不是這樣客觀、中立地、連續十三天聽我們辯護，這三個罪名一定，任何一罪都可以判他們死刑，這三人必死無疑。
因此，打黑鬥爭必須樹立法院的權威和最後獨立把關的作用，這是今天的嚴打和1983年嚴打的最大區別。絕對不能再搞公、檢、法聯合辦案。前期由公安去發現和偵破犯罪，後期必須由法院說了算，冷靜查明真相，準確定罪量刑，公安的嚴打情緒不能直接左右法院的審判，更不能讓公安來直接指揮法院如何辦案。要充分發揮律師發現問題、辯析法理、發出不同聲音、提供反對意見、防止冤假錯案的作用，不要把律師視爲异已力量和絆脚石。
論黑社會犯罪的存在基礎及防治策略[1]
陳有西
發表于1996年8月第4期《公安學刊》
黑社會犯罪，作爲一種從犯罪特徵上來分類的犯罪，在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我國犯罪學界將其稱之爲"帶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其實，作爲一種犯罪分類，同時也爲了更確切地表達這種犯罪的本質特徵，將其直接稱呼爲黑社會犯罪幷沒有什麽不當，因爲"黑"社會是同我們整個健康的社會格格不入的，是我們要努力消除的。鑒于此，本文爲行文方便仍這樣直接稱呼。
黑社會犯罪的定義及基本特徵
黑社會犯罪的定義，目前在我國尚沒有一致公認的標準。最新出版的一本犯罪學專著將之歸納爲"黑社會犯罪集團是指由各種社會職業的亡命之徒多層次化地有序組成的一種完備的犯罪組織"[2] 。筆者認爲，黑社會犯罪是指有組織、有明確目的、有較定型的犯罪手段的性質惡劣的集團型犯罪。其犯罪特徵是：(一)反社會性。它反社會不是以公開的顛覆政府、謀求公開的統治權力爲目的，而是爲了在一定地域範圍內、一定行業內獲得實際操縱權力。這一點使之有別于以顛覆政府奪取政權爲目的的反革命犯罪。(二)經濟目的性。這種犯罪首先追求的是小團體的經濟利益，有時也會發展到對一定地域的實際統治權，但獲得這一權力的目的仍是爲了獲得利益範圍。一旦這個組織不再限于經濟目的轉而追求政治權力，那麽其性質就轉化爲反革命集團犯罪了。(三)組織性。這種犯罪都有一定的組織，有的還有嚴密的等級和嚴格的行會性質的制度。(四)隱蔽性。黑社會犯罪不同于公開的流氓團夥犯罪，其高層主謀一般隱藏很深，甚至完全以正面形象在社會上出現，其絕大多數活動都是經過巧妙僞裝隱蔽進行的。(五)穩定性。黑社會犯罪之所以能以"社會"稱之，是因爲這種犯罪組織的核心成員一般都非常穩定，長期形成一種利益集團，三五年十數年不變。(六)控制性。這種犯罪一般特別强調其控制功能，各個方面都能"擺平"，不但對其內部成員如此，還特別重視權力交換，從司法機關和政府機關中找代理人和合夥人。(七)智能加暴力性。以暴力震懾作爲後盾是黑社會犯罪的一大特徵。特別在其形成初期，爲了"搶山頭"形成割據勢力，暴力特徵尤其明顯。同時，這種犯罪又都是智力因素很强的犯罪，一般不經深思熟慮不輕易動手。一旦形成穩定的勢力，其犯罪的智力成分會逐步上升，暴力因素會逐步减少。從這七個基本特徵出發，我們可以輕易地鑒別這種特殊類型犯罪同其他各種犯罪如反革命集團、一般流氓團夥、反動會道門勢力、農村宗族械鬥等的不同，從而準確定性處罰。
當前我國黑社會勢力的四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境外黑社會勢力的滲入。這種類型的黑社會主要局限于廣東、雲南、海南等沿海開放地區和邊境貿易和交往活躍地區。犯罪種類主要涉及搶劫、綁架、販賣槍支軍火、販毒、拐賣婦女、誘騙國際勞工、走私。這些黑社會勢力往往以海外爲基地，或派人以旅游等名義到內地作案，或與境內犯罪相勾結合夥作案，得手後潜逃境外。由于我國刑法的嚴厲懲戒作用，這股勢力滲入的速度還不是很快。但值得注意的是，雲南邊境涉槍涉毒的黑社會勢力滲入速度近年正在加快，已禍及全國，香港地區的文物走私團夥也沒有從根本上减少，引發了內地的盜掘文物風。
第二種類型："嚴打"餘孽形成的惡勢力。即所渭"青海幫"、"三進宮"、"山上下來的"等沒有改造好的勞改勞教釋放人員。由于這些人員有一起改造的經歷和瞭解過程，之間又有共同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因此，這些勢力極易形成團夥力量。同時，由于犯罪和被懲處，這些人在社會上的生存基礎比一般人更差，反過來促進了他們同社會的游離和對抗。因此，這股力量成了我國近年來黑社會勢力萌生的主要因素，也是危害最嚴重的因素。
第三種類型：自發形成的地方惡勢力。即所謂的"第二派出所"、"第二法庭"。這種類型的地方惡勢力在官方治安力量薄弱的農村落後地區最易形成。在這些地方，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派出所，法庭、基層政權往往因爲各種原因而效能低下，形成了權力真空或者正不祛邪的狀態，群衆有難無處求告，地方惡勢力趁機而入，成了比官方機構更有實效和影響力的一種勢力，成了名符其實的土惡霸和太上皇。群衆開始時同其鬥爭，但得不到官方的支持，反而遭到更多的迫害，轉而拜倒在這些惡勢力脚下，忍氣吞聲。像近年曝光的海南的王英漢和河南的"幾隻虎"等，就是這種勢力的典型。
第四種類型：俠義性質的地方自發組織。這種勢力在開始階段幷不能納人黑社會範疇，但具有向黑社會勢力發展的慣性。如果引導不好或處理不當，就會走向反面，成爲真正的黑社會勢力。必須指出，這種勢力一開始可能代表的是社會的正義力量，同整個社會的正價值取向往往是一致的。當一些地方貪污腐敗橫行時，他們的許多行爲是符合道德的，是"羅賓漢"式的人物，他們扶持弱者，伸張正義，同掌握實權的一些基層政權中的腐敗分子較勁，對抗"權貴"。而一些腐敗變質分子則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對上級誇大事態，上綱上綫，幷以種種手段對這種力量進行迫害和打擊，迫使其朝對抗政府的方向發展，幷日漸成爲真正的反社會力量。當然，不管這種勢力開始的性質和動機如何，由于其所處的地位是游離于社會政治秩序之外的，是一種天然的與現有政治框架相背離的力量，因此發展的歸宿都會成爲反社會的。再加上這些力量極易被社會渣滓操縱和利用，發展成黑社會勢力的命運也便無法擺脫。
當前黑社會犯罪的杜會根源
(一)社會變革時期社會控制上的衰减和錯位。總體上說，新中圍成立以來我國的社會控制是穩定而成功的。穩定的因素主要得力于党的領導、戶口制度、土地制度和以集體經濟爲依托的基層政權的控制。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使人對土地的依附以及以土地爲基礎的戶口的依附變得無足輕重，人口的大流動開始産生。經濟的多元化使基層政權的權威和控制力都比計劃經濟時代大爲减弱，人口的流動和基層政權控制的衰减使社會管理出現了脫節，反社會的控制勢力就趁虛而入。這種現象對農村黑社會勢力、沿海和邊境地區黑社會勢力的滋生産生了直接的影響。從對各次"嚴打"中查獲的橫行鄉里三五年的這類犯罪團夥的分析中，都能找到基層政權軟弱渙散這一根源。
(二)政法隊伍喪失效能或效能低下。黑社會犯罪組織性、穩定性、長期性的特點决定了該類犯罪如果沒有較長的醞釀發展時間是形成不了的。在這一過程中，如果一方治安機構是負責的，高效的，那麽這種組織在其一開始就會被發現，在第一次或開始幾次犯罪時就會被鏟除。正由于政法機關喪失效能或效能低下，在他們開始作案時沒有進行有力的追究，最終養虎遺患。
(三)政法隊伍和官員腐敗，"警黑勾結"。如果說政法機關效能低下會促使黑社會滋生，那麽政法隊伍和地方官員的腐敗則會直接産生和助長黑社會犯罪。香港廉政公署揭露的警黑勾結的貪污案最典型地揭示了這一點。其他一些西方國家的掃毒、反黑行動也有充分的例證。需要指出的是，這個問題在我國已經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儘管我們政法隊伍的主流和絕大多數是好的，但腐敗現象已經不同程度地影響到了公檢法司等執法機關。有的地方惡勢力橫行鄉里能長達七八年，就是由于當地的治安力量早就成了他們的保護傘的緣故。
(四)地方保護主義的庇護。地力保護主義同黑社會犯罪似乎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有深刻的關係。一是這種破壞法制統一的力量會使司法權力對某地的犯罪行爲無能爲力。如河北某地的"騙子城"、溫州某地的"騙子縣"，騙子們與當地有關銀行、派出所、交通管理機關、郵局、鐵路、信用社，鄉村機構相勾結，形成了一張神通廣大的網，豢養走卒，采取恐嚇，敲詐，綁架、傷害甚至凶殺等手段非法斂聚財富，爲害一方。當政法機關采取行動時，他們面對的是一張以"保護當地經濟"爲幌子的强大的關係網。二是這種不|講法制公正的勢力反過來使黑社會勢力的存在成爲一種社會需要。上海有一私人企業被江蘇某縣兩個企業借貸去四十余萬，爲催討借款，這家私人企業還花去訴訟費五六萬，但法院判决後三年多沒有執行，更沒有要回一分錢。這位私營業主憤憤地說，還不如當時就去找黑社會，錢早拿回來了!這不僅僅是激憤之言，而是客觀事實。
(五)不良文化傳媒的誘導。一些反映行會、封建幫會、個人英雄主義、恩怨相報的警匪片、武俠片，近十年中大量進入我國的音像製品市場和家庭電視，文藝書刊中也大量充斥以反映黑社會內容的東西。這些作品不乏娛樂價值，但從兩個方面誘發了黑社會犯罪：l、對青少年直接起誘導作用。不良文化以這些黑道人物爲主綫，進行大量宣傳描寫，不加針砭，使許多青少年誤以這些人物爲英雄，追求他們那種冒險、操縱、義氣、權術、金錢、美女等等，從而使青少年在人生觀上發生偏差，甚至進行模仿。2、在犯罪方法上給黑社會人員以教唆。其中的糾合方式、組織形式、犯罪工具、犯罪手段、控制手段，使國內這類犯罪很快接近"國際一流"水平。特別是在農村落後地區，封建宗法勢力和行會傳統本來就有很長的淵源影響，缺少的只是現代犯罪手段的學習，這些不良文化正好起到了這兩方面的綜合作用。
(六)海外犯罪勢力的滲入。我國境內的黑社會犯罪，比起其他犯罪來，受海外犯罪勢力的影響更多些。第一表現在人員的滲入和培植上。沿海邊境地區的黑社會犯罪大多都與境外勢力相關。第二表現在槍支毒品犯罪上。我國境內的槍支和毒品絕大多數來自境外。第三表現在走私犯罪中。文物走私、物資走私好多是境外黑道人物組織內外勾結進行的。由于我國基本沒有開放文物市場，如果沒有境外文物市場的引誘，國內盜掘文物和走私文物犯罪就不會形成氣候。近年的毒品犯罪則完全是境外黑勢力引發的。第四表現在有組織的國際詐騙中。我國司法機關現已發現一些精心策劃的國際騙局是海外黑勢力操縱進行的。
我國制約黑社會犯罪的有利條件
黑社會犯罪在我國還是一個個別性的局部現象，而且永遠不可能達到像有些國家那樣影響大局、操縱政權的程度。這是因爲我國有許多獨特的對付這類犯罪的有利條件。
(一)我國有堅强的政治保障。首先有中圍共産黨的領導，這種領導是堅强有力的、統一的。這一點不同于有的國家政黨紛爭，黑社會勢力從中漁利，找到自己的依托。同時，我國是一個充滿生機的處于上升時期的國家，政法機關在總體上是强有力的，主流是好的。個別地方的腐敗和無能是可以整頓好的。
(二)我國的法律特徵適合于同這類犯罪作鬥爭。我國是一個法制統一的國家，政法各部門可以隨時動員起來，上下左右一致地開展行動，在共同對付犯罪這一點上互相之間掣肘很少。在現階段，刑事政策上實行重刑主義，在許多犯罪類型中保留死刑，律師在刑事辯護中介入不深，無罪推定原則的通用還未完全貫徹；證人到庭作證還不多，法官自由心證在刑事審判中普遍采用，因此摧毀黑社會犯罪能做到乾脆利索，像有些國家黑社會罪犯在律師辯護下被無罪開釋、罪犯在獄中遙控指揮作案的現象極少發生。
(三)槍支管理嚴格，戶口遷徒制度嚴密。對槍支實行嚴格管理是我國治安的一大保障。可以設想，1983年前後被嚴厲打擊的用刀棍器械進行械鬥的"流氓團夥"，一旦可以自由獲得槍支，都有可能産生質的飛躍成爲黑社會幫會。在第一次"嚴打"中，僅浙江省就摧毀了這樣的團夥4743個23000餘人[3]。可以想像這些團夥一旦羽毛豐滿，會對社會帶來什麽樣的危害。由于我國嚴格的槍支管理制度，犯罪團夥一般難以形成同政法機關長久抗衡的固定力量。同時，我國嚴密的戶口管理制度和對人口遷徙所作的種種限制，姑且不論其對經濟發展和公民權利方面的負面影響，從治安角度而言是很有好處的。在這樣的戶口制度下，只要基層政權和治安組織不癱瘓，黑社會形成地下獨立王國是困難的。
(四)交通通訊條件和銀行結算制度相對落後。現代性質的黑社會犯罪某種程度上是依托高科技和現代都市生活方式而生存的。這類犯罪對交通手段、通訊手段、信息處理手段、銀行結算手段都有相當的依賴性。沒有這一些，要組織起大規模的、長期謀劃的犯罪，幷在作案後迅速逃脫，或進行"洗錢"轉移，都是困難的。我國現階段這些手段對黑社會犯罪的發展無疑是很大的制約，尤其是銀行的保密係數不可能大到對任何來路不明的錢都不問不聞的程度。
(五)能被犯罪勢力利用的經濟力量還沒有大到可以同政府抗衡的程度。任何組織要想長期存在幷高效地運轉，必須有强大的經濟實力。黑社會組織要想建立起自己的"帝國"幷長期左右一方，必須有能同地方政府部門相抗衡的經濟實力、組織機構、網羅幫凶、購置裝備、向有關人員行賄進行收買、策劃協同性的犯罪行動、雇請高明的法律人員開脫自己的罪責、營建不爲人知的犯罪基地、等等，都要化費巨資。而現階段我國有組織的犯罪團夥還沒有這樣的經濟實力，這既與我國長期的公有制經濟基礎有關，也同連續不斷地開展"嚴打"鬥爭有關。
(六)沒有可資黑社會利用的民族矛盾。我國是一個團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上沒有形成對立的民族心理。因此沒有像一些熱點地區國家那樣，産生以政治集團爲背景的黑勢力。我國現階段的黑社會組織第一指向是經濟性的，即爲了小團夥而非法斂聚財富，第二個指向是勢力控制，包括女色、械鬥等。這些指向都是低層次的，沒有穩定的理念支撑，因此也比較容易摧毀，不留後患。
(七)人心思安的心理因素使黑社會組織陷于孤立。在我國，經濟建設成了全體人民達成共識的主要目標，人心思安，黑社會勢力在任何方面都是萬人痛恨的，因此是孤立的。這一背景使這種犯罪只能猖獗于一時，而不能長久肆虐。
總之，黑社會勢力在我國根本上喪失了存在的社會基礎，因此是必然可以被戰勝的。
對黑社會犯罪的防治策略
雖然有上述這麽多的社會有利條件，但我們决不能高枕無憂，在一些地方，黑社會勢力已經不是"狼來了"的寓言。而且，如果不采取有力的對策，幷不能排除這種犯罪在個別地方嚴重泛濫的可能。因此，我們在研究犯罪對策時，不能忽略這種新出現的特殊類型的嚴重犯罪。
(一)抓好隊伍，提高技能，懲治內部腐敗。在一個高度統一，法制健全的國家裏，只要政法隊伍是廉潔和富有效能的，黑社會犯罪就不可能在一個地方長久存在。凡是黑社會勢力滋生的地方，都是因爲那裏的社會控制功能出了問題，首先是政法隊伍出了問題，這是一個必然的規律。因此，作爲管理機關，首先要敢于正視這類問題，敢于懲治內部的問題，不能搞部門保護主義，層層捂蓋子。一旦查獲內外勾結的犯罪，應毫無保留地依法處理。同時，國家要逐步解决政法機關基層幹警待遇過低問題，增强免疫力。要加强教育的力度和社會制約的力度，真正落實治安責任制，讓社會對這支隊伍進行監督。對付黑社會犯罪，成敗的關鍵就在于這一點，其他的手段都沒有這一條重要。
(二)抓好槍支管理、通訊管理、文化市場管理。涉槍犯罪在我國一直非常重視，已經有了豐富的對策經驗。通訊信息市場的管理和文化市場的管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各個系統的部門觀念的差异，正成爲一個難點。從這些年的實際情况看，作爲治安機構，唯一可取的方式就是有意識地介入這些領域，提高自己的裝備和技能、知識，比犯罪集團更早更有效地利用這些現代化的成果，去對付這些新傳入的犯罪。
(三)設立專門機構對付黑社會犯罪。針對黑社會犯罪有組織性，穩定性、高智能性的特點，公安機關要有精幹的高素質的專門隊伍來對付。這些人不但要懂得刑事偵查的一般知識，還要及早地學習當地社會的各項前沿知識。如信息高速公路、銀行結算知識、電腦犯罪知識、通訊網絡知識等等。人員要相對固定，去專門追踪一些特定對象。
(四)加强對境外黑社會勢力滲入的防範。在邊境地區和沿海地區，要加强地區合作，加强隱蔽戰綫的工作，及時發現境外黑社會勢力的滲入，及時依法予以懲處，對走私槍支、文物、販毒的境內外犯罪分子，要堅决、及時地判處，不留後患，
(五)加强對黑社會犯罪的專門研究。黑社會犯罪是惡性犯罪的一種類型，又是一種伴隨現代各項發展成就而來的新型犯罪，我們都還缺少對付這類犯罪的經驗。已有的分析也還停留在現象和數據上。對這種犯罪的形成原因、特點、心理、結構、新的犯罪方法的發展、與政治和經濟的關係、與歷史傳統的關係、與境外犯罪的聯繫，定性的標準、刑法懲處的力度等，都值得研究。只有主動地瞭解和研究這種犯罪，我們才能應付裕如，牢牢掌握治安主動權。
[1] 本文發表于1996年8月第4期《公安學刊》，是國內最早研究黑社會犯罪的犯罪學論文之一，當時即引起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等國內一些犯罪學者的關注。"黑社會犯罪"作爲一種提法，以及最早對其作出的定義和特徵的描述，基本上得到學界認可。如後來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４日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的組織性、經濟性、暴力性、以及"保護傘概念"，在本文中都已經明確提出。
[2] 曹子丹主編：《中國犯罪原因研究綜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P346
[3] 周長康主編：《中國現階段犯罪問題研究》（浙江省分卷），公安大學出版社，P45
論智庫
——就中青報事件答讀者（之三）
陳有西
重慶打黑無高參。
這句話會進一步得罪那些思想庫和宣傳庫人士，但這是個事實。重慶這次的媒體策劃、危機公關搞得實在是太差了。
重慶當局這樣一件深得民心的重大行動,爲什麽在全國會引起這麽大的爭議？一件完全可以不斷得分的行動，爲什麽導致不斷失分的後果？一些不知"現代法治理念"爲何物、不瞭解今日中國已經不是1983年的中國的智囊們，"功不可沒"。他們爲領導幫了倒忙。
其他失策不去說了，最大的失策，是將中國的16萬律師推向了對立面。從一開始，他們就采取了對律師一概敵視的姿態，周立太是訟棍、美女律師是巧取豪奪的法官情人、老教授是黑社會的狗頭軍師、李莊是甩大牌撈黑錢的僞證律師。所有在重慶已經公諸媒體的律師形象，沒有一個是好的。如果說前面幾事尚看不出策劃,可能出自記者的自發報道，那麽李莊事件的宣傳口徑,是毫無疑問精心安排的。其動機，是恨不得重慶打黑能够在沒有律師、或者是只有配合演戲的綿羊律師的情况下，迅速推進下去。在他們眼裏，真正的律師辯護是多餘的。
本來，沒有《中青報》的這篇昏頭通稿文章發向全國，山城風雨同全國無關，要整治一個周立太，一個女律師、一個老教授，一個李莊，怎麽辦都沒有關係。全國的律師根本不會去關心這幾個人是不是受委屈，是不是有冤枉。因爲大局是對的，打黑的方向是正確的，出些枝節問題誰都可以理解。細節大家也不瞭解，誰會吃了飯沒事幹去關心你重慶的這些事？但通過這些智囊人士策劃的這篇奇文，把李莊事件放大成了對整個北京律師、整個中國律師、整個律師法、整個中國刑辯制度的全面否定。他們傻乎乎地不經意間點燃了全國律師的怒火。如果要評個2009年度最差策劃爛蘋果獎，這些辛辛苦苦在全國輿論面前茫然無措的參謀們當之無虧。
中國的這支年輕的發育了二十多年的律師隊伍，本來是完全可以成爲重慶打黑的堅强同盟的。能够讓這件得民心的整治措施，更加合法、有序、高效地貫徹下去。中共十八大以後，未來的十幾年中，中國的這支力量是最不能忽略和得罪的。因爲民主與法治是世界性潮流，中國20多年中法治力量的發育也已經初步成形。律師將越來越成爲中國法制生活、政治舞臺中的重要角色，其崛起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他們同體制內的立法、司法力量一起，將共同成爲國家民主與法制建設的中堅。但由于這些參謀者和執行者的糊塗和幫倒忙，讓一個打黑戰役，變成了重慶警檢機構和全國律師的對抗。
智囊們的分析和抱怨，向上彙報，肯定是這些律師太壞，都是想到重慶來撈錢，把水撈混了，把重慶的太平盛世攪亂了。
真的是律師在故意製造麻煩嗎？不是。大量的中國律師，在重慶開始大規模打黑時，是用欣喜、欽佩的目光看重慶的。是從心底擁護打黑，幷期望迅速奏效的。律師也是一個社會的法治力量，是有法律判斷的一群人，沒有律師真會去同情、支持黑社會。一些人以爲黑律師同黑社會是天然同盟，勾結是必然的、普遍的，那是西方警匪片看多了。他們把一般群衆的表面認識，當成了真的。以爲中國的整個律師隊伍就不是個東西，貶他、整他、批他、捕他，駡他，怎麽幹都行：在重慶，你律師算個什麽東西？！
這種認識的低能，其實到現在都沒有改變。對所有律師的高壓和排斥，至今也沒有放鬆的迹象。從對李莊律師的偵、拘、捕、訴進行得比對付黑社會還快，從其志在必得的態勢，完全可以看出這一點。如果重慶法院真的把李莊在這種高壓下判掉，那麽這些參謀們和執行者們，不但讓重慶輸了公安檢察，還會輸掉法院、輸掉法治形象；不但輸掉今天，還會輸掉未來，輸掉歷史。讓李莊案成爲重慶法制進程歷史中一個永遠難以抹去的爛疤。
倫敦《金融時報》一篇署名文章說：
重慶的行動一直存在爭議。其中最響亮的質疑來自代理律師，通過他們的抗議，公衆瞭解到犯罪嫌疑人權利未能得到保障，比如會見律師時必須有警員陪同、公檢法聯合執法、未經審判就搞出打黑成果展等等。最近北京律師李莊被重慶警方抓捕，幷經《中國青年報》發表通訊稿，把這場爭論擴大到律師和記者的職業操守，事情更加撲朔迷離。打黑之初，重慶方面本來希望事情簡單化，警方雷厲風行抓人，法院三五兩下斷案，媒體异口同聲報道，民衆奔走相告叫好。但是，在過去的經驗面前，目前的社會已經變得複雜了。首先是多年的"依法治國"口號，讓律師有了宣揚法律理性的機會。他們有的出于對專業的信仰，有的出于對生意的興趣，都對警方的行動挑三揀四，抱持法律規章，呼籲程序正義。但是法治觀念幷沒有那麽深入人心，更沒有深入制度設計，所以在一些官員看來，律師的做法幾乎就是在搗蛋。在不少民衆的理解中，律師爲壞人辯護，與其相信法律精神，不如相信見利忘義。
遠方的人看過來，有時比山中人更清晰全局。
中國的律師，其實到現在爲止，也從來沒有反對、阻撓重慶打黑。他們只要求一個依法履行辯護職務的空間。却一直得不到重慶有關方面的應有尊重。他們多數人也不是爲了錢才去重慶。因爲相對于成功律師而言，他不辯刑事案，去做經濟案和項目服務，賺錢更容易些，收費標準也高得多。中國大量成功律師退出刑辯，不碰刑案，除了李莊一樣的執業風險，還有就是這個道理。
在現代社會，智囊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的謀略、策劃如果正確，能够把領導的意圖用合法有序的方式貫徹好。如果是低能的，就會把領導的好點子、好意圖給攪黃，播了龍種，收回跳蚤。
作爲一個現代意識的領導，對于政法工作，依賴的不能再是公檢法司聯合辦案的傳統方法，不是打黑領導小組。這種類型的機構已經承擔不了智囊的作用，而只是一元化指揮下的執行機構。真正的現在組織治安整治、依法治市的智囊，應當是法院主導下的有法治意識的理性的法學專家。讓其可以隨時提供建議意見。媒體公關，也必須是真正有點現代法治意識的人，而不是光知道打的人。警察，只是一種執行力量，不能成爲這種戰役的主導核心。這樣，在工作安排和對外表態中，至少不會出現明顯的錯誤和硬傷。
我的好友、浙江法制報副總編董曉敏前天在該報頭版發了一個時評《沒有律師的日子》，套用了《沒有雷峰的日子》的風格，對重慶抓律師，說了段很精彩的話：沒有雷鋒的日子，過馬路的老人可能沒人攙扶，寒風中的童孩可能沒衣禦寒；而沒有律師的日子，社會的正義少了一道屏障，我們失去的可能是財富、健康，甚至是自由和生命。當然，沒有警察的日子、沒有檢察官的日子、沒有法官的日子，社會同樣會一團糟。這恰好說明，一台機器的正常運轉，零部件互爲依存，缺一不可。
什麽時候，我們重慶的打黑智囊們，也能有這樣的認識？
我爲粗暴的大陸人向臺灣同胞道歉（沈宇哲）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35f991cd60875505
我爲粗暴的大陸人向臺灣同胞道歉
沈宇哲
今天是臺灣的雙十節，中華民國的國慶日。請注意，如果你理解爲今天是臺灣的國慶日，就是你對中華民國的無知和褻瀆。原本我打算寫篇有關中華民國的文章，但不想自美國西雅圖傳來世界電子競技大賽，臺灣選手劉佑辰手持中華民國國旗上臺領獎，却遭一位大陸選手以極其粗鄙的三字經（狗X養）怒駡幷威脅動手搶旗，而在場的其他大陸選手和大陸媒體記者見狀都無動于衷。
據臺灣多家媒體報道，臺灣選手劉佑辰手持中華民國國旗上臺接受頒贈銅牌，全程歷時約三分鐘，媒體爭相拍攝。頒獎典禮一結束，一位在星際爭霸中奪得亞軍，名叫沙君春的大陸選手，和另一名大陸團員將劉佑辰包圍，呵斥："帶什麽旗，有種再拿給我看看"。據在場臺灣記者叙述，大陸選手有用脚踢劉佑辰，但主辦方沒有予以證實。僵持不下之際，有人報警，叫來了美國警方。西雅圖警察其後强制送回兩方人馬，事件暫告一段落。
但待回到下榻的選手村後，大陸團員兵分兩路前後門堵截臺灣團成員，臺灣外交部駐西雅圖代表甄國清快速介入，找來警方解圍。大賽主辦單位稍後派出專車接送臺灣團的參賽選手。爲避免再起衝突，臺灣團領隊約束團隊成員留在各自的房間，同時一幷放弃出席當晚的惜別晚會。事件最後以大陸選手搭乘當地時間八日下午一點（北京時間九日淩晨四點）的班機前往舊金山轉機回國告終。
看了事情的來龍去脉，你或許會覺得這大概只是偶爾發生的個案，怎麽讓我給上綱上綫到粗暴的大陸人了呢？我們一般都認爲兩岸同胞一家親，和和氣氣才是。所以，我找來了以下這些資料，給不知道有這段往事的大陸人開闊下視野。
一、2005年5月，國際技能競賽在芬蘭舉行，事前北京官方已透過外交渠道成功阻擋了臺灣代表團携帶中華民國國旗進場，但經代表團與主辦方密集交涉後，獲得大會與外國團體的支持和聲援，讓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出現在開幕式中。
二、2005年8月，在加拿大愛德蒙頓市舉行的"世界壯年運動會"，也是在北京官方的關切下，大會不允許中華民國國旗在會場升起，但此事件却意外讓當地媒體報道，結果吸引更多僑胞手持國旗到場加油。
三、2006年2月，在香港登場的世界消防運動會，主辦方一樣不准臺灣運動員携帶國旗，幷要求必須以違反國際奧委會模式的"中國臺北"名義加入成爲中國代表團的一份子，在力爭無效後只好退賽抗議。
四、 2006年8月，幾乎轟動國際媒體的曼谷"國際少年運動會"，以北京隊領隊張海倫爲首的大陸代表團成員沖上前搶奪中華民國國旗。事件經過後被國外網友上傳至youtube，引發國際媒體爭相報道。然而，大陸《環球時報》此後刊文痛批臺灣當局刻意唆使島內選手違反賽事規定，玩什麽"披國旗"的小動作，臺灣的體育之路只會越走越窄。
五、2007年7月5日，一場五星紅旗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爭奪大戰延伸到了位于中東的以色列北城阿富拉（Afula），大陸的《環球時報》也有跟進報道：臺灣代表團洗衫坑舞集7月4日風光進場，團長李碧雲拿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街頭游行，却碰到中國大陸團抗議。進了表演場地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也登上舞臺與主辦國、參賽國國旗幷列，但未見五星紅旗。但表演到一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却遭大陸團員强行取下。臺灣駐以色列代表處官員隨即上臺抗議，幷向主辦單位交涉。而臺灣表演團員爲了突顯臺灣民俗舞蹈，特別在演出時，手持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揮舞，團員更在服裝上別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幷由代表處人員在場邊戒護，警告大陸人員不得觸碰臺灣團員或旗幟。稍後，中國大陸團即找主辦單位要求挂五星紅旗。最後五星紅旗取代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隔天洗衫坑舞集退出演出。
早前，海外觀察家在評論朝鮮半島南北領袖高峰會時，順帶提到兩岸，很無奈地問道："爲什麽南北韓都已經是聯合國承認的主權獨立國家，他們都能在民族感情上惺惺相惜，離散家屬的會面也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和幫助，而反觀兩岸，近20年的民間交流却引發雙方越來越遠的心理距離，猜忌、懷疑、恐懼的表徵之下，哪里還有一點同是中國人的親切感？"
這裏面除了北京官方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外，作爲大陸人的我們就沒有錯嗎？有一個問題是我一直想問的：關心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中國人，你們到底是在反台獨還是在反中華民國？
我在1510曾經爲回應一位朋友質疑臺灣沒有主權地位的文章中，直觀地用《中華民國≠台獨》爲題，解釋了爲什麽我們要正面對待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對大陸遏制台獨分裂勢力的作用。拋弃"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敵對心態不只是官方决策者需要調適，身在民間的我們也亟需認知到中華民國確實存在于寶島的客觀事實。
兩岸政權誰是正統，誰才够資格代表中國，在民族大義面前有那麽重要麽？現在的局面早已不是蔣介石年代的"漢賊不兩立"了，臺灣的主政者正在挖空心思、絞盡腦汁地慢性謀殺中華民國，一個言而無信的陳水扁外加一個居心不良的教育部長杜正勝，臺灣年輕一代面臨的是來自大陸打壓中華民國的客觀現實，同時掙扎在民進黨當局歇斯底里地去中國化浪潮中的雙倍重壓，中國的國家認同變得越來越模糊，如此下去，和平統一是近乎不可能的奢望，兩岸終有一戰的心理暗示將蠱惑更多的政治陰謀家躍躍欲試、衝撞紅綫。這才是中華民族無以復加的悲劇。
試著想想，當若干年後臺北總統府的塔樓上再也沒有中華民國萬歲的字樣出現，反而是臺灣共和國萬歲的標語，戰爭的脚步也日益逼近，受苦的不還是臺灣人民和大陸沿海的普羅大衆嗎？
此外，據臺灣東森新聞報道，就在比賽前一天，劉佑辰的父親突然心臟病突發去世。面對媒體他只說了一句話："爸，相信我，我一定會拿世界冠軍回來！"
尊重、尊嚴是每一個文明的中國人該有的國民風範，反思、反省是心系祖國和平的人們最常該做的事。所以，我僅以一位普通大陸公民的身份向臺灣同胞道一聲歉：對不起，我們錯了！
我爲粗暴的大陸人向臺灣同胞道歉
沈宇哲
今天是臺灣的雙十節，中華民國的國慶日。請注意，如果你理解爲今天是臺灣的國慶日，就是你對中華民國的無知和褻瀆。原本我打算寫篇有關中華民國的文章，但不想自美國西雅圖傳來世界電子競技大賽，臺灣選手劉佑辰手持中華民國國旗上臺領獎，却遭一位大陸選手以極其粗鄙的三字經（狗X養）怒駡幷威脅動手搶旗，而在場的其他大陸選手和大陸媒體記者見狀都無動于衷。
據臺灣多家媒體報道，臺灣選手劉佑辰手持中華民國國旗上臺接受頒贈銅牌，全程歷時約三分鐘，媒體爭相拍攝。頒獎典禮一結束，一位在星際爭霸中奪得亞軍，名叫沙君春的大陸選手，和另一名大陸團員將劉佑辰包圍，呵斥："帶什麽旗，有種再拿給我看看"。據在場臺灣記者叙述，大陸選手有用脚踢劉佑辰，但主辦方沒有予以證實。僵持不下之際，有人報警，叫來了美國警方。西雅圖警察其後强制送回兩方人馬，事件暫告一段落。
但待回到下榻的選手村後，大陸團員兵分兩路前後門堵截臺灣團成員，臺灣外交部駐西雅圖代表甄國清快速介入，找來警方解圍。大賽主辦單位稍後派出專車接送臺灣團的參賽選手。爲避免再起衝突，臺灣團領隊約束團隊成員留在各自的房間，同時一幷放弃出席當晚的惜別晚會。事件最後以大陸選手搭乘當地時間八日下午一點（北京時間九日淩晨四點）的班機前往舊金山轉機回國告終。
看了事情的來龍去脉，你或許會覺得這大概只是偶爾發生的個案，怎麽讓我給上綱上綫到粗暴的大陸人了呢？我們一般都認爲兩岸同胞一家親，和和氣氣才是。所以，我找來了以下這些資料，給不知道有這段往事的大陸人開闊下視野。
一、2005年5月，國際技能競賽在芬蘭舉行，事前北京官方已透過外交渠道成功阻擋了臺灣代表團携帶中華民國國旗進場，但經代表團與主辦方密集交涉後，獲得大會與外國團體的支持和聲援，讓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出現在開幕式中。
二、2005年8月，在加拿大愛德蒙頓市舉行的"世界壯年運動會"，也是在北京官方的關切下，大會不允許中華民國國旗在會場升起，但此事件却意外讓當地媒體報道，結果吸引更多僑胞手持國旗到場加油。
三、2006年2月，在香港登場的世界消防運動會，主辦方一樣不准臺灣運動員携帶國旗，幷要求必須以違反國際奧委會模式的"中國臺北"名義加入成爲中國代表團的一份子，在力爭無效後只好退賽抗議。
四、 2006年8月，幾乎轟動國際媒體的曼谷"國際少年運動會"，以北京隊領隊張海倫爲首的大陸代表團成員沖上前搶奪中華民國國旗。事件經過後被國外網友上傳至youtube，引發國際媒體爭相報道。然而，大陸《環球時報》此後刊文痛批臺灣當局刻意唆使島內選手違反賽事規定，玩什麽"披國旗"的小動作，臺灣的體育之路只會越走越窄。
五、2007年7月5日，一場五星紅旗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爭奪大戰延伸到了位于中東的以色列北城阿富拉（Afula），大陸的《環球時報》也有跟進報道：臺灣代表團洗衫坑舞集7月4日風光進場，團長李碧雲拿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街頭游行，却碰到中國大陸團抗議。進了表演場地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也登上舞臺與主辦國、參賽國國旗幷列，但未見五星紅旗。但表演到一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却遭大陸團員强行取下。臺灣駐以色列代表處官員隨即上臺抗議，幷向主辦單位交涉。而臺灣表演團員爲了突顯臺灣民俗舞蹈，特別在演出時，手持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揮舞，團員更在服裝上別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幷由代表處人員在場邊戒護，警告大陸人員不得觸碰臺灣團員或旗幟。稍後，中國大陸團即找主辦單位要求挂五星紅旗。最後五星紅旗取代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隔天洗衫坑舞集退出演出。
早前，海外觀察家在評論朝鮮半島南北領袖高峰會時，順帶提到兩岸，很無奈地問道："爲什麽南北韓都已經是聯合國承認的主權獨立國家，他們都能在民族感情上惺惺相惜，離散家屬的會面也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和幫助，而反觀兩岸，近20年的民間交流却引發雙方越來越遠的心理距離，猜忌、懷疑、恐懼的表徵之下，哪里還有一點同是中國人的親切感？"
這裏面除了北京官方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外，作爲大陸人的我們就沒有錯嗎？有一個問題是我一直想問的：關心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中國人，你們到底是在反台獨還是在反中華民國？
我在1510曾經爲回應一位朋友質疑臺灣沒有主權地位的文章中，直觀地用《中華民國≠台獨》爲題，解釋了爲什麽我們要正面對待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對大陸遏制台獨分裂勢力的作用。拋弃"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敵對心態不只是官方决策者需要調適，身在民間的我們也亟需認知到中華民國確實存在于寶島的客觀事實。
兩岸政權誰是正統，誰才够資格代表中國，在民族大義面前有那麽重要麽？現在的局面早已不是蔣介石年代的"漢賊不兩立"了，臺灣的主政者正在挖空心思、絞盡腦汁地慢性謀殺中華民國，一個言而無信的陳水扁外加一個居心不良的教育部長杜正勝，臺灣年輕一代面臨的是來自大陸打壓中華民國的客觀現實，同時掙扎在民進黨當局歇斯底里地去中國化浪潮中的雙倍重壓，中國的國家認同變得越來越模糊，如此下去，和平統一是近乎不可能的奢望，兩岸終有一戰的心理暗示將蠱惑更多的政治陰謀家躍躍欲試、衝撞紅綫。這才是中華民族無以復加的悲劇。
試著想想，當若干年後臺北總統府的塔樓上再也沒有中華民國萬歲的字樣出現，反而是臺灣共和國萬歲的標語，戰爭的脚步也日益逼近，受苦的不還是臺灣人民和大陸沿海的普羅大衆嗎？
此外，據臺灣東森新聞報道，就在比賽前一天，劉佑辰的父親突然心臟病突發去世。面對媒體他只說了一句話："爸，相信我，我一定會拿世界冠軍回來！"
尊重、尊嚴是每一個文明的中國人該有的國民風範，反思、反省是心系祖國和平的人們最常該做的事。所以，我僅以一位普通大陸公民的身份向臺灣同胞道一聲歉：對不起，我們錯了！
假定我是土匪（林語堂）
假定我是土匪
林語堂
這個題目太好了，越想越有趣，假定教師肯出這種題目，必定觸起學生的靈機，不怕沒有清俊的文章可讀。也許很多人未曾想到這種題目，但于我，一想起，却是愛不忍舍。若加以唯物史觀的辯證法而分析之，我想也可客觀的發現此文之"社會意識"。現代的社會，謀生是這樣的不易，失業是這樣的普遍，而做土匪的將來又是這樣偉大，怎禁得人不涉及這種遐想？假定一人生當今日，有過人的聰明機智，又能帶點屠狗戶骨氣，若劉邦、樊噲之流，而肯屈身去做土匪，我可擔保他飛黃騰達，榮宗顯祖，到了晚年，還可以維持風化，提倡文言，收藏善本，翻印佛經，介紹花柳醫生。時運不濟，尚可退居大連，享盡朱門華貴，嬪婢環列之艶福。命途亨通，還可以媲美曹錕、李彥青，身居宮殿，生時博得列名"中國名人傳"之榮耀，死後博得一張皇皇赫赫的訃聞。
自然，我有自知之明，自覺不配做土匪的。不但不曾殺過一條人命，而且根本就缺乏做匪首的資格。做個匪首，幷不容易，第一便須輕財仗義，豪俠好交，能結納天下英雄，江湖豪杰，這是我斷斷做不來的。做土匪的領袖，與做公司或社會的領袖一樣，須有領袖之身分、手段、能幹、靈敏、陰險、潑辣、無賴、圓通、是非不要辨得大明、主義不要守得太板……這是據我的觀察，一切的領袖所共有而我所决無的美德。但是假定上天賦予我這樣一個性格，我可以指出一條成功的途徑，包管博得一個社會模範人物的美名，騙得那裏公園的一塊石像，將見時謠曰"生子當如×××(即匪首之名)"，爲衆人所羡慕不置。
第一件，便是習書法。我想要自一個土匪做到顯祖榮宗的模範人物，有兩個必要的條件：學得一手好書法，而又能擬得體動人的通電。後者總有辦法，可以六十元一月雇一位舉人代擬，題簽聯對則不好意思叫人代題。至少我個人是不好意思這樣的。書法是半世的事業，學習要早。所以在我做鄉村土匪時期，就得練習書法。到了我奪了幾個城，掠了一州府，自然有許多人來請我題匾額寫對聯了。這時就要見出你的高下，而見出你是一個暴虎憑河的莽漢，或是一個讀過聖賢書的雅人。你有一手好字，便可以結交當地士紳，而不愧爲一位右文的山皇帝。
有了一手好書法及雇一位善擬通電的書記 (最好是駢四儷六一派的) ，我就要去攻一小商埠，如厦門、烟臺之類。這大概需五百名精兵。其實只消一百五十名精兵，餘三百五十名，什麽流氓丘八鴉片烟鬼都可以。我是有所據而雲然，因爲我曾親見××與厦門海軍爭奪厦門的一幕喜劇。也許三十名敢死隊半夜發作就可以把厦門、烟臺據爲已有。(滿兵三十萬取得大中華、日本二師兵取得瀋陽，依此比例，這個算法是不錯的。) "劇戰"大概二小時，傷了三條狗，兩隻鶏，也就完了。所以一面開戰，一面通電、告示就得于前晚擬好，一拍即出。通電所以對外，告示所以安民。告示中的話，不外"我愛老百姓，我愛老百姓，我最愛老百姓。"但是對于廢除苛捐雜稅一層，却可暫緩不提。同時可加一句："我恨外國人，我恨帝國主義，我反對經濟侵略。"然後請一位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善操"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thank you, excuse me"一派的英語者，同他坐個汽車遍訪外國領事，表示對于保全外人生命財産絕對負責。在通電中，這一類 "保護外僑生命財産"的話，又必重叠聲明。但是對于保護國人生命財産一層，可以暫緩不提。外國領事必定握手親自送至門口，回頭想著，我就是袁世凱第二。我已認清，我的政治前途，要建設在忍辱負重國際親善的基礎之上。
從鄉匪時期達到省匪時期，我估算大約須三年。這三年中是我養精蓄銳時期，書法愈雄健，外賓愈和洽，聲譽日隆，匪僚日畏，大家說我有"大志"。因爲我既然是匪，不得不爲物質環境及階級意識所决定，爲自衛計，軍隊總嫌不足，器械總嫌不精，養兵無錢不行也。我必須以建設爲名，改造全城、修橋、造路、築碼頭、換門牌，立了種種名目。這樣我三年內便可發三百萬的財，如果勵精圖治，再加喜轎捐，棺材捐，猪子捐，也許以二年爲期便可達到目的。大約築一段路，每丈有六十元好處，所以路越長越好。如果小商埠沒有幾裏路的公路好築，那麽築得壞一點，每年又有一筆重修公路費的收入。"重修"二字甚雅，古人稱來是一種功德，今人說來是一種建設。這樣無形中我已成了一模範土匪，有口皆碑，西洋記者參觀，莫不交口贊嘆，稱我"開通""進步"，兼且囊中已有三百萬家私，在公在私都說得過去，對得住國民，對得住祖上，實爲德便。
這三百萬元到手，天下事何不可爲？只消代付了三個月欠餉，中國任何海軍，我收買得來，成本雖略大，利益亦不薄。這時人又更加精明，宦途更加練達，什麽東西可以騙過老爺眼裏(這時自然是老爺)。用明察秋毫的眼光，我可有一批開源節流的新發現。譬如猪槽、馬繮、尿壺、糞桶，不都可以捐起來嗎？這時總不免有一兩位極精宦途的幕僚來依附我，坐下開口便是感慨的說："你看這××一縣的猪槽，最少也有一萬五千個，十縣就是十五萬猪槽， …數目很可觀啊！數目很可觀啊！"這種感慨一多，不要二年飛機也到手了。這時我便是模範省區之模範軍人。這時料想書法更加到家，我就要提倡文言，維持聖教，禁止放胸，捉捕剪發姑娘，……而關心風化。姨太太大約也有三四房，所以女子游公園之事，非常礙目，而加以禁止。談吐中也自風雅一點，什麽"勉爲其難"、"鋒芒太露"、"寧缺毋濫"、"民膏民脂"、"治標治本"等成語，也已說得流利嫻熟。案上常置一部《辭源》。
大概此時，中國必有內戰。于是我交紅運了，一躍可由偏安的省匪而變爲國人所常注意、報章所常登載的國匪了。大約三四次倒戈，還不太過，過多即爲盛名之累。依現在行價，一次倒戈(現在倒戈叫做"輸誠")總有一百至一百五十萬收入。只消三四次輸誠離叛，在經濟上，已是匯豐銀行存款五百萬之闊戶，在地位上，也是國中第三四流的名閥。鼻子一哼，就可以叫人三魂蕩蕩，七魄悠悠。這樣下去，到六七十歲，前途曷可限量。
那時我頗具愛國愛世之心，閱世既久，心氣自較和平。那裏演講，總是勸人種善根，勸人修福德。發見涵養、和平、退讓爲東方精神之美德，而宣揚國光。閑時還可以來幾種雅好，在我必以收藏宋版書爲第一快事。那時我可請一位書記 (就是那位代擬通電的舉人，這時他也有子女盈門，幷有三五萬家私了) 替我作一部《中庸集注》，或一本《莊子正義》，用我的名出版。這樣下去，若不得法國政府頒給勛章，或是莫梭裏尼旌賞我宣揚東方文化之精神，老爺不姓林。
（自《論語》第44期，1934年7月1日）
自由讓上帝走開——兼論美國憲法對宗教自由的保障（司鵬程）
自由讓上帝走開——兼論美國憲法對宗教自由的保障
司鵬程
"有幸的是，美國政府不支持偏見，不助長迫害"，這個社會永遠是自由當道而非專制橫行。
美國是一個深受信仰感召的國度，其國民極富宗教情懷，民意調查顯示高達90%的美國民衆聲稱自己信仰上帝（God）。然而當問及上帝爲誰時，却衆說紛紜，耶穌、如來、阿拉……各色答案，不一而足。事實上，美國作爲人類歷史最獨特的一個國家，其人民來自全球各地，世上的宗教在美國幾乎都有追隨者，諸如魔鬼派、耶穌頽廢派、人民聖殿教之類的冷門教派亦不乏信衆。美國宗教派別（Sect）之多令人咋舌，2006年的統計說，美國較大的宗教派別有250個，地方性教會團體22.2萬。此外還有60年代後新興的教派3000個，信徒300萬。
傳統宗教中新教的追隨者最衆，信徒超百萬的新教派別就有浸禮會、衛理公會、長老會、加爾文派和路德派等，另有17個新教派別宣稱自己擁有50萬信徒。天主教是美國最大的單一教派，它有32個大主教區，130個主教區，芝加哥、洛杉磯、波士頓都是超300萬人的教區，而紐約、底特律、費城也有逾百萬信徒。此外，美國還有600萬猶太教徒，400萬摩門教徒，300萬東正教徒（分屬俄羅斯正教會、希臘正教會、塞爾維亞正教會、阿爾巴尼亞正教會、保加利亞正教會和烏克蘭正教會等）。佛教徒和穆斯林也達百余萬。
美國的教會形形色色有千萬家，祈禱場所各有特色，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那就是每個教派都宣稱自己所信乃無二的真神，本派的教義唯一正確。旅居美國，不得不有如履薄冰之感——在這個國家淪爲"邪教徒"的機率無疑相當高——"真神"畢竟只有一個，其它的自然都是靠謬論蠱惑人心的"邪靈"。要從數千個教派中尋出這唯一正確的跟隨，著實不易。我輩心智略有不堅者，一不留神，就可能認錯神、入錯教。
但慶幸的是，宗教寬容的精神已深入美國社會，本質上具有排他性的各種宗教在新大陸上最終實現了和平共生，而促成幷保障這一切的正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以及在其哺育下延綿兩百年的民權傳統。
一、奠基自由
美國立國之初，持不同信仰的移民紛至沓來。然而人們很快發現新英格蘭大部份地區獨尊清教，那些在故土飽受迫害的清教徒，現在竟毫不留情地排擠和迫害其它教派。"舊世界的做法被移植到美洲幷瘋狂成長。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借助政府的支持，天主教徒迫害新教徒，新教徒迫害天主教徒，一些新教派迫害另一些新教派，受某種信仰影響的天主教徒迫害其它天主教徒，所有這些教派間或還不時迫害猶太教徒。……這些做法變得如此司空見慣，使得那些熱愛自由的殖民者由震驚而致憎惡"。<注1>
舊歐洲那種"世俗武裝力圖通過禁止不同信仰來平息宗教不和最終却導致如注的鮮血遍地流淌"的狀况永遠無法讓人釋懷。怎樣避免此類悲劇在美洲重演？"認爲自己的信念和思考方式是唯一的真實且永遠正確，幷試圖仗勢强加于他人，這種情形已經發生在世界的絕大多數地方，歷經全部歷史時期。"<注2>新生的美利堅如何才能走出困擾人類歷史的治亂循環？
美國的締造者們相信個體充份實踐自己的觀念與信仰是締造幷維繫有生氣的民主社會所必須。他們認爲不僅是政府的反對，而且政府的扶助和支持，也會毀損宗教和宗教自由。獨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爲此大聲疾呼，"宗教乃個人與神之間的私事，政府及他人皆不得過問"。他强調，"我從不宣示本教或評說他人之宗教，我也從不試圖改變他人信仰……因爲信仰須以生命而非語言解讀"。爲保證政治不干涉宗教，也保護政府免受宗教干預，制憲先賢們主張摒弃歐洲傳統的政教合一體制，轉而借助于法律對不同宗教價值觀（包括無神論）信仰者的平等公民權的保障來促成多元化的社會。
頒布于1786的《維吉尼亞宗教自由法令》 （Virginia Statute for Religious Freedom）是美國宗教自由的綱領性文件，它鄭重宣告："如果政府將它的權力延伸到信仰領域，如果它假定某些宗教有壞的傾向幷限制人民信從或傳布，這是非常危險的做法。因爲它會拿個人的見解作判斷的準繩，對他人的思想，只看與自己是否相同或不同，而予以贊許或斥責。由此，全部的宗教自由將被葬送。這樣的法令，永遠是對自然權利的侵犯"。
緊隨其後的是1791的《憲法<第一修正案>》。儘管只有寥寥數言——"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尊奉國教或禁止民衆的自由信仰"——但它却是美國宗教自由的基石。從法理上來看，這一條文包括禁設國教（the Anti-establishment Clause）和自由信仰（the Free Exercise Clause）兩部分。前者約束政府不得介入宗教，後者保障民衆自主追隨信仰。布萊克（Hugo Black）大法官對憲法的宗教自由原則有進一步的解讀，"州或聯邦政府均不得設立國教；也不得制定法律扶持或偏袒某個宗教；任何人不得被强迫信或不信某一宗教，去或不去教堂；任何人不能因其宗教信仰或不信仰而受處罰。無論數額多少、名目爲何，無論采取何種形式，不可爲宗教活動或機構徵稅。政府不得公開或秘密參與任何宗教組織或團體的事務"。<注3>
二、讓愷撒的歸愷撒
《第一修正案》試圖"在政治和宗教間築起一堵隔離之墻"（the constitutional wall of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使個人和團體都可自由追隨信仰，不受政府約束，也免于其它教派的壓力。然而，通向這個理想境界的道路從來不是一帆風順。
獨立革命後的相當時間，天主教徒、猶太教徒和其它有悖于"主流"的群體常常成爲被猜疑對象。
在馬裏蘭州，猶太信徒被禁止擔任公職。州議員托馬斯•肯尼迪（Thomas Kennedy）爲猶太人的政治權利而抗爭。他在議會發表演說，"先生們，我只擔心一個反對勢力，那就是偏見。偏見與我們如此親近，形影不離，我們都曾感受過政治偏見的力量，但宗教的偏見更爲强烈，更貼近我們；它跟隨我們一生， 至死不肯散去。……我所在的選區沒有猶太人，這個世界上我也不認識任何猶太人。美國的猶太人很少，馬裏蘭州的猶太人很少，但只要有一個猶太人，他就必須得 到公正對待"。<注4>十年的不懈努力終于換來1826年的《猶太人平權法案》（The "Jew Bill"）。法案通過時，馬里蘭全州只有不到150個猶太人，法案的發起者托馬斯•肯尼迪終其一生也沒有結識過他們中的任何一員，但托馬斯無法容忍的是不同信仰者遭受歧視的社會不公，胸中的正義感激蕩著他，驅使他爲之奮鬥。
當時頗有影響的《尼爾斯記事報》（Niles Register）就此評述道，"現在，歷史翻過了新的一頁：一面闊談民主自由，一面就個人信仰這等重要的事務否認他人的權利，有違于這個時代的常理"。
然而，儘管信仰歧視在美洲大陸已喪失其合法性，宗教自由的踐行却仍非一蹴而就。
20 世紀上半頁，美國出現了一段反天主教的高潮時期，以致于天主教徒約翰•肯尼迪（John Kennedy）1960年競選總統時不得不將消除宗教偏見作爲自己勝選的第一要務。他請求在一個南方浸禮教（Baptist）牧師大會上發言，他說， "我是一個天主教徒。美國還不曾有過信仰天主教的總統。但我信仰什麽宗教幷不重要，這只是與我個人相關的私事。真正重要的是我信仰什麽樣的美國"。肯尼迪强調，"我信仰一個宗教寬容的美國——在這個國家，所有人和所有宗教受到平等對待；在這個國家，每個人有同樣的權利選擇去或者不去教堂；在這個國家，任何人不會因其宗教信仰而被拒絕擔任公職；在這個國家，任何宗教團體都不得謀求把它的意志直接或間接地强加于民衆或强加于任何民選官員；在這個國家，宗教自由是如此不可分割，以至侵害一個人的信仰就是侵害所有人的信仰——今天，懷疑的矛頭指向一位天主教徒，明天或許就會指向猶太教徒（Jew），指向貴格會教徒 （Quaker），指向唯一教徒（Unitarian）或者浸禮會教徒（Baptist）。今天可能我是受害者，明天或許就輪到你。最終，我們的社會在巨大的國家危難下轟然崩潰"。針對當選後他將服從羅馬教皇的猜忌，肯尼迪表示"在公共事務上我不代表我的教會──教會也不代表我。我所信賴的是這樣一位總統：他的宗教信仰完全屬于他個人，既不由國家强施于他，也不被作爲他擔任總統公職的條件。他不會在履行總統職責時受到宗教誓言、儀規或義務的限制或影響。 這就是我所信仰的美國，它也代表著我對總統職權的信念——一項崇高的職責，既不可淪爲任何宗教團體的工具，也不會因排斥某一宗教成員而蒙羞"。<注 5>
三、自由讓上帝走開
誠如肯尼迪所言，任何宗教威權或宗教强迫主義，都是剝奪人自由與選擇權利的罪惡工具，其結果必然是導致社會全體的苦難。而真正的信仰應當來自忠實教徒自由自願的選擇，對個人良知的保護無疑將促進這種選擇，進而有利于宗教自身的發展。
傳統上，全美各地的學校都以某種儀式開始新的一天。儀式因各州法律、地方習俗不同而各异，如作國旗效忠宣誓、朗誦簡短的祈禱文、唱國歌、讀《聖經》等。在紐約，州政府專門制定了"無教派色彩"（Non-denominational）的禱文幷建議該州公立學校采用。祈禱文全文如下："全能的神，我們仰賴你，祈求你賜福于我們、我們的父母、老師和國家。"（Almighty God, We acknowledge our dependence upon Thee, and we beg Thy blessings upon us, our parents, our teachers and our Country.）
一些家長對這種要求學生誦讀祈禱的做法感到不安幷走上法庭。家長們認爲，當局設定的祈禱文旨在宣揚基督教教義，侵害了非基督教家庭孩子們的信仰自由權，混淆了他們的思想，危及學童的身心健康，也背弃了憲法所界定的宗教自由。校方則辯解稱，祈禱的本意是在犯罪率不斷攀升的狀况下，加强學生的道德教化；祈禱幷非强制性的要求，不願祈禱的學生可以保持沉默；祈禱文爲大多數宗教采用的中立化語句，幷無推崇基督教之意。 紐約州的初審和上訴法院都認同學校的觀點。
案件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1962年最高法院就恩格爾訴維塔萊案（Engel v. Vitale）作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裁决。大法官們認爲"無論政府設定的禱文在措詞上如何中立，祈禱在所有意義上都歸屬宗教行爲。政府鼓勵禱告，就是在扶植一種它所支持的宗教活動。即便沒有證據顯示有强迫禱告的現象，即便禱告沒有促進任何一個特定教派的利益。僅推廣祈禱該行爲本身，就表明政府實質上干預了宗教事務，這是對憲法第一修正案'禁設國教條款'的公然違背"。法院幷指出，鑒于學生在心智和道德方面尚未成熟，他們不自覺或被迫地參與某些宗教活動，極可能影響其思想自由和人格獨立，後果不堪設想。大法官布萊克在裁决書中寫道，"政府介入信仰與宗教迫害總是形影相隨。一旦政府的權勢和財力被用來支持某一宗教，其它宗教將因此感受到官方認可的主流信仰的壓力。政府和宗教的結盟既摧毀了政府，也削弱了宗教"。<注6>
恩格爾案的裁决結果引發了美國社會的巨大爭議。一時間，"法院判上帝非法"成爲衆多媒體的顯赫標題。全美最有影響的天主教周刊《亞美利加》（America）猛烈抨擊這份"對上帝徹頭徹尾不敬的黑色星期一判决"。新教福音派牧師比利•葛培理（Billy Graham）悲呼，"上帝，請憐憫我們的國家吧，我們再不能向您求助了"。一些激進者更批評法院"將黑人塞進學校，接著又把上帝拋到九霄雲外"，大法官們被視作"刻意地陰謀以唯物論替代美國的傳統價值觀"，意圖"摧殘美國人的靈魂"。
但事實是，大法官們與很多普通民衆一樣，也認同禱告爲美國自然歷史傳統。他們幷不反對祈禱，一些法官甚至本人就是虔誠的信徒，如代表法院書寫裁决書的布萊克大法官就曾在教會教授主日學課20餘年。
法官們敬愛上帝，但他們更忠誠于憲法。他們相信，宗教自由和社會多元是相互促進、共存共生的。奧康納（Sandra O'Connor）大法官指出，"在我們這個多元社會，不同信仰者不應被視作社會下等成員而得到寬容；相反，他們是作爲美國獨特文化風貌的一個組成部份而受到珍視"。法官們强調宗教自由的意義不僅在于保護多數，更在于保護少數。霍姆斯（Oliver Holmes）大法官進一步解釋說，"《第一修正案》明確言論自由的保護對象不是我們贊同的言論，而是針對我們所憎惡的言論。宗教自由亦然。保護一名不同信仰者，也許會使一些人感到不安；但這是開國先賢們聲明他們願爲宗教自由所付的代價"。
是的，宗教自由需要代價，社會繁榮也需要代價—— 這代價就是寬容。寬容不同的言論，寬容不同的信仰，寬容不同的理念——這是美利堅願意承擔的代價，也是它健康發展的基石。回顧兩百年來美國宗教自由的曆程，我們不得不感佩制憲先賢們的遠見卓識。因爲他們，今天的美國社會才得享充分的思想、良心和信仰自由。
恩格爾案的裁决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明確了宗教自由在民主社會中的定位。恩格爾案後四十餘年來，美國主流的司法理念漸趨保守，但最高法院在堅守政教分離原則方面，立場始終如一。1963年和1968年，最高法院分別裁定賓西法尼亞州和阿肯色州要求學生誦讀聖經及不允許講授進化論的做法違憲。<注7>1971年，向教會學校提供教材和薪金支持的賓州法律被撤銷。<注8>1985年，鼓勵學生冥思祈禱的"靜思時間"遭廢除。<注9>1992年，畢業典禮上邀請牧師帶領禱告又被宣告違憲。<注10>
毋庸諱言，在美國憲政發展的歷程上，最高法院始終扮演著宗教自由守護者的角色。法官們明白，他們致力于構築的圍墻是隔離塵世與神靈的最後一道防綫；他們知道，只有上帝遠離了凡間，地上才有真正的自由。
220 年前，獨立宣言的起草者，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John Adams）自豪地宣告，"美國的憲政體系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膽實驗——這是依照'簡單的自然法則'（Simple Principles of Nature）建立在人民權利基礎上的國家——它不依賴任何奇迹或神迹而存在，它把人們從陰謀、迷信、欺詐和僞善中喚醒，它使美利堅有機會向世界證明，構 築在理性和良知而非宗教熱忱基礎上的政權將引領人類進入新的時代"。<注11>
然而應該指出，信仰自由和人民民主從來不是一件成品。200年的歷程，美利堅也曾走過灰暗和迷惘，也有對民權的壓制，即便今天，宗教偏見和社會歧視也依然存在，但"有幸的是，美國政府不支持偏見，不助長迫害"，這個社會永遠是自由當道而非專制橫行。仰賴健康的機制和自由的理念，我們有理由相信它會繼續前行在構建更完善聯邦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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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參見Everson v. Board of Education, 330 U.S. 1 (1947) 。
<注2>參見Virginia Statute for Religious Freedom (1786)。
<注3>同注1。
<注4>參見Civil and Religious Privileges (Baltimore), 1823。
<注5>參見John F. Kenned, Address to the Greater Houston Ministerial Association。
<注6>參見Engel v. Vitale, 370 U.S. 421 (1962) 。
<注7>參見Abington School District v. Schempp, 374 U.S. 203 (1963) 及Epperson v. Arkansas, 393 U.S. 97 (1968) 。
<注8>參見Lemon v. Kurtzman, 403 U.S. 602 (1971) 。
<注9>參見Wallace v. Jaffree, 472 U.S. 38 (1985) 。
<注10>參見Lee v. Weisman, 505 U.S. 577 (1992) 。
<注11>參見A Defense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788。
法學教育何爲？培養正義的守護者（十年砍柴）
法學教育何爲？培養正義的守護者
——訪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徐顯明
記者：李勇
（按：這是2003年1刊發在《法制日報》的一篇訪談。記者即"十年砍柴"，被訪者乃從山東大學來中國政法大學任校長兩年的徐顯明教授。砍柴自己以爲這是本人以法制日報記者這個職務身份所寫的比較過得去的文章之一。後來敗網絡之賜，"十年砍柴"的聲音幾乎不通過自己的職務身份傳出了。在西豐縣公安來京抓法制日報記者、法大"楊帆門"導致蕭瀚兄辭職兩件新聞接踵而來之際，將舊文貼上。）
記者：法學教育在近年來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和矛盾，對于這些問題的認識，法學教育界內意見不盡相同。您認爲中國法學教育的矛盾和缺陷在哪里？法學人才培養的根本目的是什麽？
徐：法學教育全面恢復二十多年來了，但對法學教育的客體即法學的定義和表達還有待進一步反思，有些基本概念幷未形成共識。法學到底是什麽之學？首先是一種正義之學。無論東西方對法的理解都是公平正義。既然是正義之學，那麽價值觀的培養非常重要，即要培養學生價值判斷、選擇和消除價值衝突的能力。我們法律實踐中出現的很多問題都和司法者價值觀沒有最終確立有關。法學是治國之學，它一定有工具的價值，有技術的價值，所以，學法的人如何處理好法治的原則與法律的工具作用之間的關係至關重要。僅把法律當工具，其結果是法治的目標則求不能達。法學也是權利之學。立法是表達權利，執法是落實權利，守法是實現權利，司法是救濟權利。既然是權利之學，就應該教會學生如何去獲得權利，維護權利。如果是一個職業的法律工作者，就應以維護他人的權利爲天職，這種責任是否建立起來，是法學教育成敗的標尺。法學還是思維之學，是經驗之學。法律人必須有很强的推理、判斷能力。現代的醫學是循證科學，一切診斷都建立在可以掌握的證據之上，高明的一生在于他處理疑難病症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是建立在熟悉大量病例的基礎上。法學也是這樣。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研究法學的話，目前我們的法學教育存在四個基本矛盾和兩個根本性缺陷。
第一個矛盾是中國法學教育的低起點和法律職業高素質之間的矛盾。法官、檢察官、律師是法律的守護者，但目前低起點的教育，使人所形成的那種素質與職業 要求相差很大。實際上，法學教育在世界範圍內，從八十年代開始就進行改革了，法學教育改革是世界範圍內的改革，不僅僅是我們中國，而改革的方向是提高法學教育的起點。
第二個矛盾是法學教育到底是精英教育還是大衆教育？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學習法學？任何一所大學都可以辦法學院？現在中國法學院系有人說三百五十多，有人說到了四百，中國到底有多少個法律院系和法學專業，我看沒人說得清。法學教育從某種意義上說處于失控狀態，而這種狀態跟我們强調一種大衆教育是有關係的。
第三個矛盾就是法學教育到底是素質教育還是職業教育？這兩種教育追求的內容和方式是不同的，素質教育首先應交給學生法學專業的學習方法。學習方法比學習知識更重要，其次應當教會他們怎樣做人，學會做人和學會學習是素質教育裏最基本的問題，這兩個基本問題和職業教育不一樣，職業教育首先教給人的是職業的操守、職業的技巧，教會人們在職業上的共同感覺，也就是在職業上的共同尊嚴，還要教會職業態度以及如何履行職業責任義務，這和素質教育不一樣。
第四個矛盾是最基礎的，就是法學教育到底是科學教育還是人文教育，或者是二者的融合。每個大學設置的法學院都把它歸到文科中，但是法科的學生要不要具有科學的素養，要不要有科學的精神？具有人文素養的法科學生，首先要學會如何對待他的當事人，沒有學會對待當事人的法官就不配司法。而科學素養指向什麽？它應當指向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怎樣對待證據，因爲證據的獲取過程是一個科學的過程，獲得證據、判斷證據、使用證據都要求真、求實。法學教育如何克服人文教育和科學教育的脫節問題，對我們單一院校來說，問題顯得尤其重要。
我認爲除以上四個矛盾之外，我們的法學教育還存在兩個根本性缺陷。
第一就是基本的司法倫理的缺陷。司法倫理不是教出來的，包括最高法院把職業操守寫出來，每個法官把這些背下來他們的職業倫理就提高了嗎？不是的，司法倫理一定是訓練出來的，這種訓練是在無數次義務衝突中完成的。那麽義務是怎樣衝突的？法官、檢察官、律師在案件處理中往往會碰見許多義務的衝突，一些義務對他自身來說是不利的。如果這個法律人首先選擇對他不利的義務履行，且這個心理的形成是比較穩定的。那麽在這種狀態下，他的司法倫理就基本形成了。如果在義務衝突中，法律人總是"趨利避害"，選擇對個人有利的義務履行，那他的司法倫理沒有形成。可以說對司法界存在的一些腐敗現象，我們的法學教育要負某種責任。因此說司法倫理是訓練出來的，不是讀出來的、背出來的。我們的法學教育，這種訓練幾乎是缺乏的。
第二則是對學生職業技巧訓練的缺乏。有一些學校正在嘗試進行診所式教學，這是一個變化。但像我們的本科生，十八、九歲入校後基本人生觀還沒有形成，讓他們像醫生一樣診斷案件，大家可以想像他開出來的藥方會怎樣？最科學、人文的東西在他身上都沒有形成。所以我懷疑，即使進行了診所式教學，學生的職業技巧訓練仍然是不充分的。
所以，我們的法學教育要獲得健康快速的發展，應當注意解决好這些矛盾，克服兩大缺陷。使我們的法學教育能培養出真正的正義守護者。
記者：記得兩年前訪問您時，您談到中國政法大學應該辦成多科性、研究型、開放性、特色性的大學。對照今天的政法大學，您認爲離這一目標還有多遠的距離？這幾年政法大學給外界感覺最大的變化就是多了許多學院，這是否可視作爲達到此目標的一種努力？她能否對得起法科最高學府的稱號？
徐：我要說一句，今天中國政法大學的地位離她應當達到的高度還有一定距離，甚至還不如80年代初中國政法大學剛剛挂牌時。中政大是鄧小平爲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直接關懷下成立的，小平同志親自題寫了校名。小平等領導人在反思"文革"中中國法制遭到嚴重破壞的教訓後，認識到法學教育的重要，因此，當時小平同志等人指示要把中國政法大學辦成中國法學教育與科學研究的中心。 (今年是小平誕辰一百周年，重溫他對中政大的殷切希望，我們更加感覺到所擔負的責任。注：此話徐校長當時文說未說，但希望保留這句)
經過兩年多的改革，中政大多科性的目標基本實現，人文社會科學多科布局已經完成了，當然一些學科還得進一步調整。目前全校有10個學院，包括法、文、 經、管、哲、史六大門類。在研究型方面變化最大，去年本科生招收2000人，研究生達到1500人，二者的比例進一步縮小。去年我校教師爭取全國社科基金 的項目全國第一，去年也是我校教師在全國權威性刊物發表論文最多的一年。大學辦學進一步開放，表現在和境外院校交流的層次提高，交流的範圍更廣。以前僅僅和境外大學的法學院交流，現在是整個大學交流，最明顯的說明是中政大校長出去訪問，過去是法學院長接待，現在是校長接待；過去僅僅是進行法學交流，現在拓寬到其他學科；過去多與一般院校交流，現在注重與名校交流；交流人員也從教師拓展到學生，2003年一次就有40名學生去牛津大學交流，我們正在實施的海外派遣計劃，爭取以後每年派出200名學生交流，國外留學生在我校有500人，需要指出的是，和一些院校外國留學生以學漢語爲主相比，這500留學生全部來我校學習專業。所謂特色性，就是無論如何發展必須堅持法學這一特色。中政大學科涵蓋了法學所有三級學科，是法學博士點最多的學校，現有包括軍事法在內的十個法學類博士點。十大學院中有中德法學院、中美法學院這樣的特色學院，六十多個研究所（中心）中有人權與人道主義法學研究所、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等特色研究機構。
記者：您曾說過法大要"以教師爲本位，以學生爲主體"。近兩年來院校之間的教師流動越來越方便、頻繁，各校之間人才競爭越來越激烈，許多中青年學者"擇良木而栖"。法大有何種留住英才、吸引英才的辦法？效果如何？據我所知，全國很多省市區考上法大的考生分數相當高，如何讓他們在學校幾年中覺得"學有所值"？使他們對法大有種精神上的歸依感？
徐：這幾年中政大最大的變化是開展了有效的人才戰略。人才戰略的實施帶來成效是，一是辦學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二是一種新的激勵機制正在形成，三是師資隊伍得到了優化，一大批法學新人成長起來，一批學科帶頭人來到了中國政法大學。我一直强調，尊重教師要成爲校部機關的職業化行爲，校領導爲院系服務，院系領導和校部領導一起爲教師服務，而校、院系管理者和所有的教師一起爲學生服務。我們的改革就是要讓教師和學生有越來越多的話語權，衡量改革的方向是否正確關鍵一點就是看改革是不是有利于學生，中政大這兩年改革得到最多實惠的是學生。可以說我們這兩年的改革都是依照"以教師爲本位，以學生爲主體"進行的。
經過改革，原來校部37個處級單位减少到19個，校部機關297名工作人員减少爲192人，全校原來1200人左右的管理、教輔人員變成900人，而與此變化相反的是，教師從原來的400餘人變成600余人，教師中有博士學位的有原來的49人增加到現在的147人。你所說的人才競爭越來越激烈一點沒錯，這種人才大戰可能還要持續若干年。中國政法大學這兩年吸引了一大批高水平專家，我隨便舉一些剛調到我校工作的學者：政治學研究領域的叢日雲、蔡拓；社會學研究領域的樂國安；歷史學研究領域的郭世佑、楊玉聖；法學研究領域的王人博、張楚、崔永東、張淩、許傳璽、許浩明、莫世健；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楊帆。還有研究人大制度的蔡定劍先生辭掉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務，也調入我校。中政大之所以能吸引如此多的英才，不外乎三個原因。首先是辦學目標有吸引力，我們要辦成法學上國際知名的高水平大學；二是辦學的價值觀與理念契合一些專家的期望；三是對我們感興趣的人才，有超常規的熱情，超常規的機制，超常規的舉措。
對報考中國政法大學的考生，我們的承諾是走進中國法學教育最高學府，享受全國最好的法學教育。這不僅僅是廣告語，這是我們的辦學理念，我們要讓學生受到"物有所值"的教育。不僅要教學育人、管理育人、服務育人，還要科研育人、環境育人。所謂環境育人就是要營造一種健康向上的校園文化，使教師又充分的尊嚴，學生有充分的自豪感，職員有充分的成就感。
記者：您認爲一個大學校長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麽？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高等學校自然應當走在民族創新的前列。你認爲大學除了創新外，還應該堅持一些什麽？據我所知，法學是一門略顯保守的學問，您所推崇的耶魯大學法學院就以保守著稱。
徐：校長作爲一個學校的主要管理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各種衝突、矛盾中做出判斷、選擇，而不能僅僅把學校管理理解爲一個工程，這太膚淺了，大學管理就是做價值判斷。比如說辦學方向有一個三角關係，即政府、大學自身和市場，三者相互作用但各有自己的價值取向。是完全由政府主導還是按照人才市場不斷調整自己的辦學方向？或者說學校自己通過清醒的分析，做出科學的判斷？哪一種力量做主導都是有風險的。大學管理同樣要處理好自由與秩序、公平與效率、生存與發展之間的關係。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具體到一個大學沒有創新精神是不行的，但在創新的同時，我們還要有守成的能力，如何守護優秀的傳統，守護最基本的準則。法學教育尤其要重視守成。回顧新中國55年的的法制建設歷程，其中一大教訓是我們太不重視守護優秀的傳統了。我國1954年的憲法就是一部好的憲法，當時通過時舉國歡騰，1956年董必武作了加强法制建設的報告，可以說50年代中期我國法制建設的方向是正確的，可惜這些正確的東西沒能守護下來，讓"大躍進"和"文 革"打斷了。
成功的法學教育應當教育學生珍惜傳統，守護社會正義。有些東西無論如何改革都是不能丟掉的。如大學對學術自由的追求，法律人守護公平正義的品德。
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兼論中國的專制主義（李慎之）
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兼論中國的專制主義
李慎之
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
二十年以前，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以"破四舊"的名義把中國傳統文化加以"封資修"、"大洋古"之名予以毀滅性的打擊，因此，作爲對這種大破壞的反作用，在中國大陸掀起過一陣"文化熱"。此之所謂文化大體就是指的中國的傳統文化。人們發現，傳統文化不但幷不如文化大革命所認爲的那樣壞，而且爲了救治文化大革命的禍殃，還迫切需要恢復提倡"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的傳統文化。但是，同時也有另一種認識産生，認爲文化大革命固然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名義發動的，實際上却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最最反動黑暗的東西。八十年代上半期，很有一些論證文化大革命爲"封建社會主義"，論證應當"建立社會主義高度民主"的文章發表在像《人民日報》這樣的權威報刊上，不過這陣風刮得幷不長，熱鬧了沒有幾天，很快就過去了。
從九十年代開始，我就漸漸形成了一種看法，朦朦朧朧地認爲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是不同的。後來知道龐朴同志也有相似的看法，他還把這個意思寫成論文，在1993年"東亞經濟社會思想與現代化"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表，後來又發表在同年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上，題目就叫做《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很受海內外學術界的重視。
龐朴同志套用中國古老的說法，說："文化傳統是形而上的道，傳統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離道。"我的看法相似而不相同，至于到底什麽是中國的文化傳統，龐朴同志幷無具體說明。我以爲，傳統文化就是中國自古以來形形色色的文化現象之總和，其中任何一種，不論從今人看來是好是壞，是優是劣，只要沒有消失，或者基本上沒有受到（1840年以來）强勢的西方文化的徹底改造的都算。但是它又是一個變化的、包容的、吸收的概念。古老的東西只要慢慢失傳了，如《周禮》中的許多規矩、制度，也就從傳統文化變成已死的"文化遺迹"了；外來的東西，只要被中國人廣泛接受了，與中國文化接軌而融合，它就可以稱是融入中國的傳統文化了。比如西服、芭蕾舞……，我們今天是沒有人會把它看成是傳統文化的，但是再過若干年，它們就可能像我們今天看胡琴、金剛經……一樣認爲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了。文化傳統則不然。它是傳統文化的核心，它的影響幾乎貫穿于一切傳統文化之中，它支配著中國人的行爲、思想以至靈魂。它是不變的，或者是極難變的，如龐朴同志所說的是一種惰性力量（或曰慣性力量），"任你風吹雨打，我自巋然不動"。
因此，傳統文化是豐富的、複雜的、可以變動不居的；而文化傳統應該是穩定的、恒久單一的。它應該是中國人幾千年傳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習慣、思維定勢。根據我近年的觀察與研究，中國的文化傳統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專制主義"。爲什麽說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專制主義？這個問題太大。我只能依靠權威學者的結論來作我的根據，就是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的一段話。他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爲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出的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爲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爲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對于主宰了中國人傳統文化的三綱六紀，我還要引用中國近代第一位"儒學名臣"曾國藩在他家書裏的話再作進一步的說明。他說："羅婿性情可慮，然此亦無可如何之事。爾當諄囑三妹，柔順恭謹，不可有片語違忤三綱之道。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是地維之所賴以立，天柱之所賴以尊。故傳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儀禮記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爾當諄勸諸妹以能耐勞忍氣爲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勞忍氣四字上做功夫。"（曾文正公全集•家訓卷下，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時）曾國藩這段話把三綱都提到天的高度。天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後最高的概念，確實只有希臘柏拉圖所說的Idea可以相比，因此，把三綱六紀（六紀指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說稱之爲"形而上的"也是完全可以的。
我過去常常引用宋朝文天祥的《正氣歌》，以爲他所歌頌的"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岳，上則爲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也是極具形而上意味的中國民族精神。實際上，它也是專制主義下的愛國忠君的表現。只要再往下看："……爲嚴將軍頭，爲稽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顔常山舌。……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系命，道義爲之根。……"就足以證明了。這些話跟明朝人的話"萬古綱常維宇宙，一生節烈凜星辰"，再到上引清朝人曾國藩的話是一脉相承的一個意思。
當然，經過這一百年的西化，中國已經沒有皇帝了，父母、夫妻之間的關係也有了很大的改變。比如歷來被認爲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的一個孝字，現在已經幾乎聽不到看不見而被洋裏洋氣的"愛心"代替了。但是只要一加審視，三綱在歷史上就不是平等的，作爲政治範疇的專制主義居于至高無上的地位，不是子事父的"孝"和妻事夫的"順"可比的，這是沒有制約的權力結構的本性决定的。這一點只要看《紅樓夢》裏賈元春省親這一幕就明白了。不是她先向長輩請安，而是祖母和父母先要跪迎她這位貴妃，這就叫做"未叙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禮"。因此，在皇帝被推翻以後的一百多年裏，老百姓對人主的"忠"，作爲一種意識形態，仍然長存不衰，而且變本加厲。我是清朝覆亡十二年以後才出生的，然而我記得在小學讀書的時候還學過一首歌，雖然連調子都記不起來了，但是有一句"把生命交托給總理"却還記得很清楚。總理指的是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他都已死了，而他的在天之靈却還要管治著中國的芸芸衆生。我在上初中的時候，學過一首歌，頭幾句就是"大哉中華，代有賢能，蔣公中正，今日救星"，歌頌的是既非國家元首，又非政府首腦，可是却在實際上統治著中國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至于以後高唱《東方紅》，歌頌"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怕一直到今天還可以說是無人不曉。
說專制主義是中國的文化傳統，還决不是僅指這些形式，而是指它的實際影響。雖然可以同意多數世人的見解，認爲中國傳統文化不是一種宗教的文化，必須看到，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强烈的意識形態的文化。這個意識形態就是主義，譯成洋文就是totalism，autocracy，tyranny，authoritarianism，despotism，totalitarianism，absolutism……這些詞程度有强弱，範圍有大小，但是基本意義差不多，而中國的專制主義，因爲時代的不同，內容也多少有些變化，但是大體上也差不多。它完全控制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各種表現，尤其是支配了中國政教禮俗。它實際上就是歷來所說的名教、禮教、禮法。我現在特別拈出"政教禮俗"這四個字，以爲可以說得更全面、更明白些。凡是能决定支配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政教禮俗的，就是意識形態。
非常特殊的是：就專制主義之作爲意識形態而論，不論是中國文化的大傳統還是小傳統，也不論大小傳統怎樣劃分，基本上都是一樣的。隨便舉一個例子，一個多世紀以前，被正統的清朝與儒家視爲异端的"太平天國革命"，實行的"萬事爺哥朕作主"，"敬主方是真敬天"，"只有人錯無天錯，只有臣錯無主錯"那一套。其他的武林、黑道……就不用提了。中國人之接受專制主義正是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這裏特別要提到的是，中共元老李維漢在1980年5月24日特意求見鄧小平，向他提出，所以出現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悲劇是因爲中國的封建遺毒太深。因此建議鄧小平"補上肅清封建遺毒這一課"。鄧小平完全同意李維漢的意見，幷在6月27日指示在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的報告時，特別提出要"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可見剛剛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惡夢的中共元老們對傳統意識形態的毒害是有共識的。他們之所謂封建主義就是我所說的專制主義。不過所謂"肅清"的工作後來也幷沒有堅持下去，而是不了了之。其原因也很簡單，就是因爲這個專制主義的傳統太深，深到不易認識清楚，深到不能真的觸動的程度。
附帶說一句，本來也可以以別的概念來總結中國的文化傳統，如由範文瀾發明而後來得到顧准贊同的"史官文化"，又如中國人自古以來各派各家都標榜的"道"，或者宋以後的"理"，甚至"天人合一"、"實用理性"、"憂患意識"、"樂感文化"……等等。但是認真研究一下，這些概念實在都是過分抽象，因而暖昧不清；或者信口開合；言人人殊（中國人的"道"不知有多少種說法，甚至一個人都有好幾種不同的說法），真是"子之所謂道非吾之所謂道也"，只有"專制主義"這一概念才能滿足"文化傳統"的定義各方面的要求。兩千多年來中國文化的主流正脉正是一種政治的文化，權力的文化。
作爲意識形態的專制主義
"意識形態"一詞，據《漢語大辭典》的解釋："指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形成的對于世界和社會的系統的看法和見解，包括政治、法律、藝術、宗教、哲學、道德等思想觀點。"這個解釋大概受到日本人的影響。事實上，"意識形態"這個詞也正是日本人藉與中國人共用的漢文，對西文ideology的翻譯，其實不但文理欠通，意思也不確切。據英國的牛津字典，ideology的解釋是：Asystemofideasandideals，especially onewhichforms the basisofeconomicorpolitical theory andpolicy。照美國的韋伯斯特字典的解釋是：Asystematicbodyofconceptsespecialy about human life or cultu。另一個解釋是：The integrated assertions ，theories and aims that constitute a socialpolitical program。三者大意差不多。如果用中文簡單地陳述，就是一整套關于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的教條和理論。中國的專制主義恰好符合這個解釋。
在上述列舉的西文與中文專制主義對應的詞中，我的朋友、去年逝世的芝加哥大學教授鄒讜最愛用的是第一個詞totalism，他譯之爲"全能主義"，因爲皇帝老子什麽都要管，實際上也就是"權力通吃"。藉此，也可以更清楚地明白專制主義的涵義。不要忘了，不過幾十年以前，全國各地，不分東西南北，普通人家的堂屋正中，還都是供著"天地君親師"的牌位的。
海外華人學者有把ideology按聲音譯成"意底牢結"或"義諦牢結"的，倒也尚能傳神達意。它真是牢牢地固結在一起，不用極大的力量，不經過長期的沖激，不經過內部的腐爛，確實是攻不破的。所以，意識形態很近似于中國古人所謂"道統"。爲了與之相區別，又因爲近代的西化了的中國人好談"理論"，我主張譯爲"理統"。比如《德意志意識形態》就以譯作《德意志理統》爲好。
所謂專制主義，只是用一個名詞來說。它也可以一分爲二地說，那就是在上的一方面是專制主義，而在下的一方面是奴隸主義。專制主義就這個意義上說是一個合二而一的結構。它决定了中國的政教禮俗，也因之而决定了中國的國民性。在這方面迄今爲止看得最深最透的是魯迅，他所創造的阿Q就是長期的專制主義統治下中國國民性的典型。阿Q明明是奴隸，可又老想當主子，後來又因爲加入"革命"而威風了幾天，于是又大擺其主子的架子，最後還是以亂黨的身份被殺了頭。魯迅說，對中國老百姓而言，中國歷史只有"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實際上就是皇權趨于穩定或皇權遭到破壞的時代。這實在是一針見血，鞭辟入裏的話。
中國專制主義的歷史
中國專制主義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呢？我想避開一切可能的爭議，截斷衆流：定爲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稱帝時算起。這樣二千二百年的歷史也已經是世界上資格最老的了。當然別的國家在宗法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階段，也有專制主義的因素，但是它們持續的時間大多沒有中國長。中國的專制主義在秦始皇以前當然也有根子，然而只有到秦始皇的集中統一，才出現了大成至上的專制主義，以前的那一段算不算都不致影響大局。
秦始皇幷吞六國，統一天下（其實只是中國，不過在當時已經是世界上版圖最大、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國了），確實是中國歷史上、甚至世界歷史上的一件大事。當時他當秦王已經有二十五年了，統一中國以後，他首先就讓群臣給自己上尊號爲"皇帝"。這是合遠古所謂三皇五帝而言，其尊貴是從來沒有的。皇帝自稱曰"朕"，歷來稱爲"民"的百姓則更名"黔首"。他既然掃滅諸候，幷吞六國，就索性廢除了有近千年歷史的封建制度，而改行郡縣制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每郡又分爲若干縣，由皇帝派出的大臣直接統治，同時統一全國的文字與度量衡，築馳道通到全國各地。這就是所謂"車同軌，書同文字"，或者是所謂"混一車書"，"幷冠帶之倫"。在兩千年前，秦始皇的這些作爲確實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在當時是有其合理性的。所以唐朝的李白說："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明朝的李贄則尊之爲"千古一帝"。這些都是他應得的贊揚，但是到二十世紀，秦始皇所建立的一套制度就已經不折不扣地是落後而且反動的了，只是他的偉烈豐功却還是壓在中國人的心頭，而始終不敢改弦更張，或者雖有改變而又藉尸還魂，變本加厲。
自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大清帝國爲止，兩千一百多年間的中國政治制度，除了漢初有過若干年分封諸王的反復外，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也就是王夫之所說的"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由于意識形態的支配作用，中國經濟制度基本上也沒有什麽大的變化。這就是有名的中國停滯論。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學術界受馬列主義的影響，以所謂五階段論（即認爲人類歷史發展必然經過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共産主義五個階段的理論）的影響。不斷有人論證，到明朝末葉即已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不是受到西方侵略，中國自己也會發展出資本主義來。但是這只是一種無法證明的假設。而據另外一些學者如傅築夫、顧准等人的研究，則中國早在周秦即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就是因爲政治上的極權專制主義而始終發展不起來，一直到西方帝國主義以大炮轟開中國的大門以後，資本主義才得以艱難地成長，却又因爲政治制度的束縛而始終不能順暢地發展。我是比較相信後一種說法的。
中國專制主義的理論
前面已經談到，中國專制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是一種理論體系（我主張稱之爲理統），然則它的理論是什麽呢？
歷來作爲主導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正脉是儒家。唐朝的韓愈與宋朝的朱熹甚至製造出一個道統來，把《尚書•大禹謨》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執厥中"說成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珂"的所謂"十六字心傳"，是以後又經韓愈、朱嘉傳之後世的"道統"。事實上，即使不說這只是虛妄的捏造，光把儒家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正脉，也是極其偏頗的。應該明確，法家在締造中國文化傳統亦即專制主義傳統的過程中，其作用决不亞于儒家。儒法互補，儒法交融，這才構成中國專制主義的核心理論，才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道統，或曰理統。首先，不但秦始皇在建立大帝國的時候，就純粹是按法家的思想統治天下的，而且秦之所以富强，以至被六國視爲"虎狼之秦"，又是秦孝公任用商鞅勵精圖治一百多年的結果，商鞅當然是儒家所鄙視的法家。法家雖然刻薄寡恩，但是在兩千幾百年前要做到富國强兵還真是有辦法。不過，秦政苛暴，二世而亡，從統一算起享國才十五年。漢承秦制，後世又承秦漢的制度，雖不無斟酌損益，但是到底沒有什麽根本的變動。所以譚嗣同說"兩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澤東也說"百代皆行秦政制"，實在是千真萬確的。雖然毛澤東自己實行專制主義，還要揚法批儒，無非是進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場，給自己的行爲尋找一個中國自己的道統作根據。但是他明確指出法家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地位，看到大反傳統的五四先賢所沒有看到的東西，在學術上倒是頗有貢獻的。
不過，法家相信"仁義惠愛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畢竟太肅殺了一點，施政效果也可以從秦二世而亡這一點上證明不怎麽樣。因此，到漢文帝的時候，賈誼作《過秦論》就批評秦"仁義不施"；到漢武帝時，用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歷朝歷代都尊崇儒學，孔子也一直被追尊追封，直到"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而法家則自秦以後即不得其傳，沒有一個學統，道統亦隱而不見。于是形成一種成見，認爲儒學是中國學術的正統。其實，法家的思想早已融化于"百代皆行"的"秦政制"中而千古不能廢了。以至北宋的蘇東坡都說："讀書萬卷不學律，致君澤民總無術"，"儒主禮樂而法崇刑賞"。儒家的作用不過是替法家冷酷無情的專制主義爲之"節文"，爲之"緣飾"，使之增加一點"仁義"，罩上一層"溫情脉脉的面紗"而已。所以自古到今，中國都有"儒表法裏"，"外儒內法"，或"陽儒陰法"的說法，實在是不錯的。事實上，漢武帝的玄孫，後武帝十三年當皇帝的宣帝就對自己的太子說過"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前漢書•元帝紀）所謂霸道與王道雜用，說的就是法家與儒家幷用。這一點，歷代最高統治者都是十分明白的。再看一看號稱尊崇儒學的明朝的開國之君朱元璋，竟因爲看到孟子書中有對帝王不敬的話而勃然大怒，差一點把他永遠革出孔廟，就更加清楚了。
南宋的儒學領袖朱熹對這種情况很不滿意，只能慨嘆："（從孔子算起）千五百年之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也。"這實際上就是承認儒家的"德治"或"禮治"的理想始終未能實行。不過，認真說起來，法家也有理由對這千五百年之間的治道表示不滿意，因爲"哪怕你銅墻鐵壁，哪怕你皇親國戚"的"鐵面無私"的"法治"理想（注意：此之所渭"法治"只是法家反對儒家的"德治"、"禮治"的說法，决不是建立在現代民主制度上的"法治"），也從來沒有得到貫徹，在朝廷執法的過程中，也不知有多少"拉關係，托人情"的循私枉法的事例，中國的專制主義實際上也就是在這種不儒不法，亦儒亦法的狀况下延續了下來。而且儒家也自有其嚴酷的一面，它與法家都尊崇絕對皇權。即以上面所說的自以爲中興儒學，傳承道統的韓愈而言，他在著名的《原道》中說："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一個"誅"字，實在是够鮮血淋淋、殺氣騰騰的。就是這個韓愈，硬是替兩千多年前的周文王做了一首向當時的最高統治者殷紂王認罪效忠的《拘幽操》，說什麽"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作爲忠君的最高典範，作爲後人學習的榜樣。這原本應該是十分可耻的一句話，倒成爲千年來中國人的最高道德準則。不過，據我的同學唐振常教授的考證，韓愈此話"是微詞，是反語，是消極的咒駡"。但是我本來幷不知道這些，倒確實是靠了這兩句話發揚自己的奴性即阿Q性，才渡過了被劃爲右派後思想上極其艱難的最初兩年。我確信還有不少與我抱同樣心理的人。我們都可以說是以親身的經驗驗證了專制主義主宰中國人靈魂的實際的。
中國人總是把佛教融人中國文化評價得非常高，以爲中國文化特別富有包容性，殊不知釋氏與道家所謂"二氏之學"雖說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活有相當大的影響，對儒學的精緻化與形而上學化有所推動，但是對中國整個社會的政教禮俗來說，與儒家和法家的主流作用是無法相比的。印度人欣賞的"佛法平等"，硬是被中國的專制主義擠得無影無踪（當然也是因爲中國社會的不平等遠不如印度的種姓制度嚴酷）。倒是佛教給中國引入了印度的地獄與西天極樂世界的信仰，對中國人相信因果報應的心理有極大的影響，而且還帶動了所謂"中國真正的本土宗教道教"的發展，又從而帶動了一大批"邪教"從白蓮教到義和團……的發展。這些在中國歷史上對人民的實際生活也起過不小的作用，但是始終取代不了儒法交用、政教合一的正統地位。
中國專制主義的特點
世界上許多國家、許多民族都曾有過專制主義的歷史，若不是如此，洋文裏怎麽會有上面舉出來的那麽多名詞呢？要比較各自的特點，非學貫中西不可，我實在是沒有這個學力，但是籠而統之，對中國的專制主義也勉强可以說出一些特點來。
第一是資格特別老。從秦始皇稱帝算起，專制主義已有二千二百多年的歷史，這個歷史比起世界上的大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已經長得多了。
第二是儒家雖然未必能如康有爲、陳煥章以及今天有些人主張的那樣，就是一種宗教，但是它確實具有某種神學的品格。本來從孔孟起，儒學就把天或道與人事相聯繫，特別是從董仲舒開始，把皇權與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高的概念天或者道具體地聯繫起來，形成一套頗爲完整而又精微奧妙的理論，使皇權具有神聖的意味。從來皇帝的尊號中都有"奉天承運"、"繼天立極"這樣的字樣。明明是流氓地痞、靠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發迹的人，只要一登皇位，就自然而然戴上這樣神聖的光環。我瞭解外國的情况很少，只知道在基督教或者伊斯蘭教的國家中，王權或皇權都要受到上帝或安拉或者他們的僕人教會的制約，基督教國家的國王或皇帝登位後還要由教會來加冕。中國的皇帝則是直接通于天的，他是唯一的"天子"，是天在人世間的代表，是道的化身，是當然的聖人，一切都由他作主。藉外來的術語來說，中國實行的是一種政教合一的專制主義。其實，因爲中國的政與教由于儒法兩家都有"君師合一"的傳統，歷來就分不清楚，所以也許還不如說"政教混一"更爲確切。
第三個特點就是把專制主義人情化，也就是有名的"政治倫理化，倫理政治化"。三綱六紀本來就是從家人父子的親情出發的，所謂"孝弟其仁之本歟"；再轉到忠君上，所謂"近之事父，遠之事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再轉到天的頭上，所謂"王道之三綱，可求之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樣就構成了一個循環糾結怎麽樣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的網，而最後落實到皇帝的絕對專制上。
在外國的專制主義下，老百姓都稱爲"臣民"（subject），現在有的學者也把這套到中國人身上，說中國人只有臣民心態而沒有公民意識，中國的出路就在讓臣民社會演化爲公民社會。其實說中國老百姓是"臣民"還是不够確切，中國老百姓的實際地位是"子民"，是無法翻譯成洋文的。歷來說"天子撫育萬民"，皇帝是上天的兒子，又是百姓的嚴父，百姓對皇上的依附關係因此又比外國的臣民對君主的依附更深一層。
這一傳統之深可以從前幾年還唱徹神州大地的：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還有"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党來比母親……"的歌聲中得到充分的證明。許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在被打成右派或三反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以後，一面表示服罪，一面在內心對自己說："被黨打了，就跟被爹娘打；還能怎麽樣呢？"這些話在當時是不能公開的，那樣就是不服罪，就是繼續反黨。等到平反以後把這些思想公開出來，却又居然被認爲是"政治覺悟真高"的標志。在專制主義統治下，中國人幷沒有"公民"的覺悟，只有"子民"的順從。
第四個特點是"大一統"。《春秋公羊傳》固然有大一統的說法，認爲周天子應當做到"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但是只有到秦始皇才在事實上做到，以後就成爲定制。雖然中國的歷史上分分合合，正如《三國演義》上說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是畢竟是合多分少。即使是分的時候，其中一個比較强的國家也總是要處心積慮，力爭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中國實際上是一個封閉或半封閉的國家，地處亞洲的東方，至少從秦起就是世界第一大國，作爲主體民族的漢民族又老早就是世界第一大民族。所以中國雖然一再被北方來的游牧民族所征服，可他們又都不得不"師漢法"，也就是學習漢民族的文化以統治漢民族，金元之際爲一代儒宗的元遺山甚至還夥同別人請蒙古的忽必烈爲"儒教大宗師"呢！
第五個特點就是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這也是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廢封建，立郡縣而形成的。中國歷史上屢次受到外族的人侵。但是任何文化較低的北方游牧民族都不能改變而只得接受中國的皇權專制主義。事實上，古代西方的羅馬帝國，也是因爲北方蠻族的入侵而滅亡的，這些蠻族的文化也遠低于羅馬帝國，他們也不得不被羅馬的文化所同化，但是他們不是化于羅馬的政治制度而是化于羅馬人信奉的基督教。結果是成立了許多分立的封建小國。雖然其中也有一些戴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爲共主，但是第一，這只是一部分國家；第二，羅馬皇帝的統治是鬆鬆垮垮的。因此，據後人研究，歐洲的封建國家倒是比較容易産生民主主義的。中國則不然，自秦始皇以後，地方行政長官都由中央派出，以下層層節制，最高權力集中在"執長策以禦天下"的皇帝一身，統治力量要强得多，嚴密得多。兩千多年來一直是如此，民主思想根本沒有産生的空間。直到現在，"父母官"三個字，還是挂在人們嘴上，壓在人們心頭。這些所謂"親民之官"固然也有好人，但是往往是更加專橫，更加殘暴，到今日而尤甚。
中國專制主義的第六個特點，也是最可惡、最黑暗的一個特點，就是思想統制或曰愚民政策，其實它本來就是政治上的大一統必有的一個組成部分。"自是而相非，自貴而相賤"，本是人性中固有的陰暗面，因此現代民主制度首先必須保障人民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以相互寬容作爲民主的第一要義，而中國的文化傳統則反之。且不說秦始皇以前的孔子即有"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就有"息邪說，放淫詞"的話，至少那時還容許"百家爭鳴"，雖然爭鳴的內容一概都是"人君南面之術"。秦始皇是完全靠法家的理論立國的。他稱帝以後，除了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以外，還燔百家"以愚黔首"；"以吏爲師"以統一思想，終于達到"偶語者弃市，腹誹者誅，道路以目"的程度。以後，法家之治漸漸儒化，情况當然要好一點，但是總的來說仍然是實行的"輿論一律"，到後來更發明了開科取士的方法，又進而發明了八股制藝。天下士子都得"爲聖人立言"，"非聖人之言不敢言"。至于以言獲罪，以文字賈禍的則代不絕書，而以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專政"達到頂峰。
由于以上的六個特點而有了第七個特點，即中國專制主義的生命力特別頑强。這一點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明白的事實。請看1911年10月10日辛亥起義推翻帝制，中國成爲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以後，人們本來滿以爲專制已經結束，民主馬上可以實現了，殊不知不過三年（1915年）就發生了袁世凱稱帝的活劇，雖然他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下臺而且病死了，但是次年（1917年）又發生了張勛擁戴溥儀復辟的短命鬧劇。以後經過十年的軍閥混戰，好容易蔣介石率領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了中國，但是不久就暴露出其法西斯獨裁的本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結果却迎來了1957年到1976年的二十年極左路綫，毛澤東自稱"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中國人民一百幾十年的維新、革命幷沒有改變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的本質，只是革掉了一個皇帝。反觀同在亞洲的日本，照說也是一個專制主義的國家，而且它的天皇據說還是天照大神"萬世一系"的子孫，實際上則是京都由"將軍"主政，各地由"大名"統治的封建國家。自從1854年被美國海軍打開國門以後，經過所謂的"尊王攘夷"到"大政奉還"，到1868年不過十幾年的功夫就實行了明治維新，正式開始了現代化的進程。當然日本的民主是很不成熟的，後來軍部專權，實行侵略政策，又敗于同盟國之手，又在美國的占領下重訂憲法，實行了第二次開國。到目前的世紀之交，在信息時代的大形勢的壓力下，日本又在醞釀"第三次開國"了。可以預計，日本將進一步民主化，人民將得到更多的自由。同日本對比起來，中國停滯的主要原因只能歸咎于我們的專制主義文化積澱太厚。
中國專制主義的支持力量
在中國，專制主義還受到許多强大的思潮以至現實力量的支持。計劃經濟是對專制主義最有力的支持，甚至是現代專制主義的基礎。這點應該是自明之理了。用最簡單明白的話講，就是計劃經濟只有一個老闆，即國家。沒有國家的恩賜，任何人都不可能有飯票。所以現在有人質疑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人普遍地軟弱、奴性，沒人格以至無耻，這是無論如何不能深責的，因爲任何人敢不服從，就得面臨沒有飯吃，也就是生死存亡的問題，而求生的本能又是每一個人都有的。這番道理在中國改行市場經濟以後漸漸地有人懂得了，但是中國迄今還沒有進行認真的反思甚至拒絕懺悔，這才是中國的耻辱。
專制主義還容易受到十九世紀以來因爲遭到外國侵略而義憤填膺的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的支持。正如一百年前如狂飈突起的義和團的口號"扶清滅洋"就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反專制的啓蒙運動，不過它確實是以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北洋政府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開頭。以後的幾十年有"救亡壓倒啓蒙"之說，也幷非無稽之談。任何一個專制政府，只要把民衆的怒火引到外國頭上去，它就可以壓倒民衆的民主要求而可以保住以至加强自己的統治。一個新興的政治力量只要能利用民衆的民族主義情緒，甚至可以取得政權。一句"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立刻可以使聽衆百脉僨張，滿座若狂。中國人民歷來是講究"夷夏之辨"的，可又是歷來不講究專制與民主的區別的。他們對愛國還是賣國的敏感程度要比對專制還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萬倍。
集體主義是支持專制主義的又一個强大力量。中國傳統文化中從來沒有"個人主義"的觀念，就同根本沒有"自由"與"人權"的觀念一樣。雖然戰國時候有個"楊朱爲我"，但是其思想從未發育成一種有效的政治、倫理思想，而且很快就被孟子將他同墨子一起斥爲"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駡倒了。"大公無私"，"爲集體而犧牲個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狠鬥私字一閃念"，好像誰都認爲是高尚的道德行爲。"識大體，顧大局"更是被認爲是高貴的情操，然而就在這種情操之中，人都變成了奴隸。上面所說的風陽縣小崗村十八戶農民决定擺脫人民公社的嚴酷束縛，自己謀一條生路而按血手印决定分田單幹的時候，他們是自覺地在"犯罪"。二十多年過去了，他們開闢的道路給改革開放帶來了巨大的成績，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居然還沒有人把他們的行爲所代表的理性的力量作出像樣的總結。
當然，中國的專制主義也受到中國的傳統哲學的支持。這樣說有點像同語反復，似乎幷無多少新意。所以值得一提，只是因爲中國專制主義不但是由上面說過的那些法家的和儒家的思想家或哲學家，如董仲舒、韓愈、朱熹、曾國藩所提倡，甚至鑄造的，它還受到其他各派的思想家，如陰陽家和讖緯學的附和，也受到道家或釋氏的消極的支持。現在是有人從老莊禪宗中間發現了所謂"消極的自由"，即使此言屬實，他們反正是到現在都沒有發展成爲足以與專制主義對立或者足以消解專制主義的積極的自由。甚至近百年來被認爲代表下層人民利益、許多老共産黨員（包括少年時的我）所推崇的墨家，也一樣是十足的專制主義者，主張"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上》）。一部中國哲學史或者中國思想史怎麽樣也脫不了專制主義統治一切的模式。正是因爲這個緣故，事情才會如魯迅所說："可憐外國事物，一到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裏似的，無不失了顔色。""民主"一辭，明明是外來的，到了中國，便成了"爲民作主"；"法治"一辭在今天的中國，也明明是ruleoflaw的翻譯，但是沒過多久，便成了"依法治國"，變成rulebylaw了。中國的意識形態的惰性或曰慣性簡直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專制主義、封建主義、皇權主義
對中國專制主義的歷史、理論、特點討論了一番之後，應該討論一下它同封建主義、皇權主義的關係。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因爲受馬列主義的强力影響，中國人一直把秦始皇以後到鴉片戰爭爲止的兩千年歷史稱之爲封建主義階段；把1840年到1949年（因爲外國帝國主義的入侵以及本國資本主義的生長）稱之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階段。其實這是很大的誤解，是極不準確的，是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所謂人類歷史發展的"五階段論"推導出來的。中國自己的傳統則歷來都把秦始皇一統天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以前稱爲封建時代。從社會制度上說它與馬克思所說的封建主義，也就是西方一般史學家普遍說的封建主義基本一致，甚至也與日本明治維新以前各地由"大名"統治的封建制度基本一致，而與秦始皇建立的郡縣制大不相同。所以發生這樣的誤解都是因爲用"五階段論"硬套的結果，也可以說是文化專制主義的結果。到現在，半個世紀過去，衆口一詞，己經積非成是，積重難返了。流風所及，老百姓把一切傳統的東西，包括風俗習慣，都冠之以封建的形容詞，如坐花轎、拜天地、裹小脚、燒香祭祖、求神拜佛……等一概稱之爲封建思想、封建迷信。五十年前有一位衛生部長甚至把中醫稱爲"封建醫"，引起上下的反對，于是改口。在我的記憶中，這是唯一得到糾正的一例。
照國際通例，封建主義主要指的是一種社會制度，而專制主義主要指的是一種政治制度。所以專制主義可以發生在經濟相當發達的地方，如德國與蘇聯，而封建主義則無論如何是與現代社會不能相容的。
我的總的看法是：人類社會在過去幾百萬年的發展道路，或曰發展模式是很不相同的，最明顯的不同就是本來同源共祖的人類居然能分化出白人、黑人、黃人等膚色形貌不同的人來。因此即使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後，也很難說五種制度能够包括一切。封建制度廢除以後的中國的中古社會就是相當獨特的一種，是不能硬歸入歐洲中古的封建社會一類的。到底它是什麽樣的社會形態，有待認真深人細緻的研究。但是作爲數量占人類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時間長達兩千年的一種模式，完全可以而且應當自立名目。我歷來認爲，最好就稱之爲帝國主義，因爲民國以來已有不少學者稱周朝爲封建而以秦漢爲帝國，但是因爲與世界上已經約定俗成而且意思另有所指的imperialism犯重，所以只好稱之爲皇權主義，也可以稱之爲皇權專制主義，或者絕對皇權主義。我杜撰了一個英文譯名emperorism，以此來稱呼中國兩千多年的社會形態，以代替名實相乖的封建主義（feudalism）。十幾年來也曾多次就教于同道諸君子，沒有遭到什麽反對。只有一個人認爲以稱郡縣制爲好，但是它不好翻譯成外文，無法與外國交流，無法在世界文化中獨樹一幟，而且不能表示與近代國家一般都有的地方行政區劃不同的特點，也不能表示皇帝老子"予一人撫有萬方"的威嚴。想來想去就還是以皇權主義爲好。請高明指教。
俄國雖然現在由普京起自稱是一個歐洲國家，但是它的文化與社會制度也自有特點，因此决定了它在二十世紀走了近八十年的極權主義的道路，在此以前，它的社會——政治制度被稱爲沙皇主義，我以爲它也是有資格與中國皇權主義的社會——政治模式幷立的。
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光憑全球化這個"化"字，當然可以使世界上許多國家會有許多方面歸于趨同，比如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但是它是不是會達到全球一道同風，我還是有懷疑。既然同源共祖的人類，進化的過程中會變得"殊方异俗"，甚至"殊形异相"，難道在將來真的會回到一個模式裏去嗎？把未來的世界看成是一個大體相同，然而各民族又各有特點的"和而不同"的世界，似乎要合理一些。全人類的發展道路可以大致一樣，但不會完全一樣。畢竟按生物進化的過程說，不論是全體生物，還是某一物種，都是越進化就殊异性越大。各個民族在各個階段，各有自己的形式是可以想像需要研究的。
中國的專制主義與現代化
中國的現代化如果從1840年算起，也已經有一百六十年了，在物質方面是有成就的，而且可以說是成績大大的，比如一百年前，中國人連火柴、洋襪都造不出來，但是中國現在已屬于少數幾個能造兩彈一星（核彈、導彈、衛星）的國家之列了。在精神方面，也可以說有許多的收穫。比如1901年底才由皇上"勸諭女子勿再纏足"，現在可以說已經看不到多少小脚老太太了。其他種種"解放"，也真是不勝枚舉，觸目皆是。但是，如果我們深入觀察中國人的內心，就必須承認，中國人的政治文化變化很少。最近看到報上有青年幹部說："看看他們現在對上級說話的態度，已經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他的意思是說上下關係已經很民主了。我却很懷疑，不一樣的恐怕只是失去了中國曾經十分講究的禮貌與規矩而趨于隨便與粗野，不變的却是首長的自以爲是和下屬的曲意逢迎。證據真是隨處可見，只要打開電視，翻開報紙，看看上面的新聞報道和評論文章，都是只見千士之諾諾，不見一士之諤諤。又比如，現在的社會，真可以說是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所以能出現這種現象，又是因爲存在著廣泛的以權謀私的可能性，而所以可能大規模地以權謀私又必然是因爲公權力行爲缺乏公開性或透明度的結果。這恰好就是專制主義存在的明證。
這樣的社會不但在精神上與現代社會的標準相距甚遠，而且在物質上，也就是在經濟建設上，即使能取得若干進展，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持久的。經濟，尤其是現代經濟的發展，首先要依靠的是個人有充分的自由，有充分的安全保障，也就是民主和法治。飲水思源，中國二十年來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從1978年安徵風陽縣小崗村十八戶農民按血手印分田單幹開始的。這既說明了人民對自由的渴望何等强烈，也說明了自由的價值何等偉大。要知道，這一點求自由的精神是從當年幾乎是世界上最貧窮、最落後的小崗村到當今世界上最富裕、最先進的矽谷是完全貫通的。1925年，魯迅在回答《京報副刊》關于青年必讀書的問題時，勸中國人"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國書"。這話在當時倒還沒有引起多大的反對，現在則成了魯迅的一大罪狀。我自己對中國書是讀得不算多的，但是對外國書讀得更少，對魯迅的回答既沒有反對過，也沒有深究過。一直到近兩年，我才漸漸悟到專制主義、奴隸主義的氣息幾乎彌漫在各色各樣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只要一接觸就會受感染而不自覺，我自己即是中毒甚深的人。魯迅的話固然是憤激的話，然而却是一個只有對個人自由與個性解放有深刻覺悟的人才說得出來的話。當代中國人對魯迅的垢病，只能說明中國人的總體覺悟又退回到五四以前去了，這真是可悲的事。
中國現代化的前瞻
我曾經相信過魯迅的話，認爲中國要現代化"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較量，外之既不後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復古，別立新宗"。我也曾服膺過陳寅恪的話，認爲中國今後"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經過近幾年的觀察與思考，我現在認爲，所謂"固有之血脉"或者"本民族之地位"必須分清是傳統文化還是文化傳統。如果是前者，可繼承發揚的當然是極多的；如果是指後者，那麽，我認爲無論如何不能繼承作爲頑固的意識形態的專制主義。專制主義是只能否定，談不上繼承的。
只要拔除了專制主義這個毒根，中國傳統文化中不但不受意識形態污染的廣大部分，從文學藝術到科學技術，可以而且應該繼承發揚，即使是儒家與法家的學說，也都有應該繼承的因素。比如儒家的"民本主義"固然不等于民主主義，但它幷不難轉化出民主主義來。古人的許多嘉言彝行都應當成爲中國未來的民主主義的源頭。我曾說過："孔顔孟曾、程朱陸王的思想，只有在中國徹底清除了專制主義之後，才能大放光彩。正像基督教只有在革掉了教會與教皇的專橫腐敗以後發揚光大一樣。"即使是法家，其"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話也可以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接軌。不過要注意，說"王子犯法"，而不說"皇帝犯法"，就表示統治者是高居于法律之上的，因此還不是現代的法治而只是專制主義者的法制，要警惕！最近在報上看到有人主張加强德治。我完全贊成這個意見，不過要指出，認真的德治只有在完全的法治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發揮好作用，否則難免不成爲專制主義的幫凶。孔子的一些話，像"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還有孟子的"雖千萬人，吾往矣"，簡直可以說完全與現代的個人主義相通。同樣孟子給"大丈夫"下的定義："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不但在歷史上已爲士所取法，在明天還可以爲更多的人取法。更不用說像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樣的話，已經被世界公認爲"全球倫理"的"金規則"了。這些都是必須放到中國未來的公民教科書裏去的內容。
中國要否定專制主義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制度的改革，一條是進行啓蒙教育。前一條如果機緣凑巧也許可以速成。後一條則必然是一個長期的耐心的過程，要急也是急不得的。
要有一批人長期潜下心來做認真細緻的啓蒙工作，實際上就是要變中國人現有的"子民心態"爲"公民意識"……現在大家都說中國人的素質低，其實所謂素質低，就是缺乏公民意識。要提高人民的素質只有大規模地、長時期地，扎扎實實地、認認真真地進行這幾十年社會上、學校裏根本不存在、甚至沒有聽說過的公民教育。
中國爲什麽要現代化？現在在多數人心目中，現代化只有物質的標準，只是幾十年前鄉下人對城裏人的觀念"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延長與放大。殊不知中國人所以要現代化根本上是爲了要做現代化的人——獨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一百多年前，嚴複在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後成爲第一個看出中國的病根在人的不自由，以後，他又成爲第一個把西方關于"自由"的學說介紹進中國的人。但他在翻譯穆勒的《論自由》一書的時候，竟因爲擔心"中文自由常含放誕、恣睢、無忌憚諸劣義"，而費盡心思改譯爲《群己權界論》。我們應該理解他的心情，繼承他的遺志，做好啓蒙工作。個人與他人的權利如何劃分，如何劃定界限，確實是公民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還不是全部內容。在幾千年的專制制度下培育出來的順民與刁民還必須分清個人的權利與國家的權力的範圍，還有許多其他重要的東西。可以說，凡是應該歸入公民教育的內容，幾乎沒有一條是不重要的。
要注意，上面所說的兩條道路有可能是矛盾的：一方面說要民主化必須有合格的公民；一方面又說沒有合格的公民就不能民主化，兩者頂牛。實際的解决辦法是：只有先實行制度的民主化，然後再完成子民的公民化。
我是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從大學畢業的，畢業後不久就到戰時首都重慶，在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新華日報》工作。正好趕上舉世矚目的國共談判。我當然沒有資格躬逢其盛，但也算得是一個就近的觀察者。當時雙方"鬥爭的焦點"是國民黨要把持政權，幷且以政府的名義要解散或者收編共産黨的軍隊；共産黨則主張成立聯合政府，要國民黨開放政權，開放民主。其中有一個到今天看起來還特別有意思的論點是：國民黨認爲中國人民的素質太低，實行不了民主；而共産黨的反論則是，要學會游泳只有跳到水裏去才能學會，不實行民主，人民的素質永遠不會提高。奇妙的是半個多世紀過去，國民黨的論點現在成了共産黨的論點，而大批的知識分子，從當年的國民黨人和黨外人士到今天的共産黨人和黨外人士，雖然身份變了一個個兒，但是論點却完全一致，都是認爲中國人素質太低，短期內不能實行民主。這個觀點是康梁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癌疾，中國要有前途，必須打破這個只能引人走入死胡同而且永遠轉不出來的論點，歷史是人幹出來的，不是摳書本、講死道理摳出來的。當然，如果機緣凑巧中國能够迅速民主化了，可以預言那個民主大概也是很不如人意的民主。然而我們只能以此爲起點，認認真真地進行公民教育，既是大刀闊斧地也是一點一滴地剔除中國人靈魂裏的專制主義的毒素，使中國的民主逐步健全起來，正規起來，再在大體上實現了民主，亦即人民已取得了基本自由的條件下，完成完全的法治。中國的志士仁人只有以此爲目標，有努力奮鬥幾十年的思想準備來建設中國的民主。
人類的文明史證明：所有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莫不以保護人民的自由與公民權利爲第一任務。歷史也已經證明：只有人民最自由的國家才能成爲最穩定、最繁榮、最强盛的國家。
二○○○年五月十五日
原載于《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4期
李慎之
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
二十年以前，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以"破四舊"的名義把中國傳統文化加以"封資修"、"大洋古"之名予以毀滅性的打擊，因此，作爲對這種大破壞的反作用，在中國大陸掀起過一陣"文化熱"。此之所謂文化大體就是指的中國的傳統文化。人們發現，傳統文化不但幷不如文化大革命所認爲的那樣壞，而且爲了救治文化大革命的禍殃，還迫切需要恢復提倡"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的傳統文化。但是，同時也有另一種認識産生，認爲文化大革命固然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名義發動的，實際上却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最最反動黑暗的東西。八十年代上半期，很有一些論證文化大革命爲"封建社會主義"，論證應當"建立社會主義高度民主"的文章發表在像《人民日報》這樣的權威報刊上，不過這陣風刮得幷不長，熱鬧了沒有幾天，很快就過去了。
從九十年代開始，我就漸漸形成了一種看法，朦朦朧朧地認爲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是不同的。後來知道龐朴同志也有相似的看法，他還把這個意思寫成論文，在1993年"東亞經濟社會思想與現代化"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表，後來又發表在同年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上，題目就叫做《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很受海內外學術界的重視。
龐朴同志套用中國古老的說法，說："文化傳統是形而上的道，傳統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離道。"我的看法相似而不相同，至于到底什麽是中國的文化傳統，龐朴同志幷無具體說明。我以爲，傳統文化就是中國自古以來形形色色的文化現象之總和，其中任何一種，不論從今人看來是好是壞，是優是劣，只要沒有消失，或者基本上沒有受到（1840年以來）强勢的西方文化的徹底改造的都算。但是它又是一個變化的、包容的、吸收的概念。古老的東西只要慢慢失傳了，如《周禮》中的許多規矩、制度，也就從傳統文化變成已死的"文化遺迹"了；外來的東西，只要被中國人廣泛接受了，與中國文化接軌而融合，它就可以稱是融入中國的傳統文化了。比如西服、芭蕾舞……，我們今天是沒有人會把它看成是傳統文化的，但是再過若干年，它們就可能像我們今天看胡琴、金剛經……一樣認爲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了。文化傳統則不然。它是傳統文化的核心，它的影響幾乎貫穿于一切傳統文化之中，它支配著中國人的行爲、思想以至靈魂。它是不變的，或者是極難變的，如龐朴同志所說的是一種惰性力量（或曰慣性力量），"任你風吹雨打，我自巋然不動"。
因此，傳統文化是豐富的、複雜的、可以變動不居的；而文化傳統應該是穩定的、恒久單一的。它應該是中國人幾千年傳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習慣、思維定勢。根據我近年的觀察與研究，中國的文化傳統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專制主義"。爲什麽說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專制主義？這個問題太大。我只能依靠權威學者的結論來作我的根據，就是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的一段話。他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爲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出的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爲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爲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對于主宰了中國人傳統文化的三綱六紀，我還要引用中國近代第一位"儒學名臣"曾國藩在他家書裏的話再作進一步的說明。他說："羅婿性情可慮，然此亦無可如何之事。爾當諄囑三妹，柔順恭謹，不可有片語違忤三綱之道。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是地維之所賴以立，天柱之所賴以尊。故傳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儀禮記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爾當諄勸諸妹以能耐勞忍氣爲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勞忍氣四字上做功夫。"（曾文正公全集•家訓卷下，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時）曾國藩這段話把三綱都提到天的高度。天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後最高的概念，確實只有希臘柏拉圖所說的Idea可以相比，因此，把三綱六紀（六紀指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說稱之爲"形而上的"也是完全可以的。
我過去常常引用宋朝文天祥的《正氣歌》，以爲他所歌頌的"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岳，上則爲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也是極具形而上意味的中國民族精神。實際上，它也是專制主義下的愛國忠君的表現。只要再往下看："……爲嚴將軍頭，爲稽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顔常山舌。……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系命，道義爲之根。……"就足以證明了。這些話跟明朝人的話"萬古綱常維宇宙，一生節烈凜星辰"，再到上引清朝人曾國藩的話是一脉相承的一個意思。
當然，經過這一百年的西化，中國已經沒有皇帝了，父母、夫妻之間的關係也有了很大的改變。比如歷來被認爲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的一個孝字，現在已經幾乎聽不到看不見而被洋裏洋氣的"愛心"代替了。但是只要一加審視，三綱在歷史上就不是平等的，作爲政治範疇的專制主義居于至高無上的地位，不是子事父的"孝"和妻事夫的"順"可比的，這是沒有制約的權力結構的本性决定的。這一點只要看《紅樓夢》裏賈元春省親這一幕就明白了。不是她先向長輩請安，而是祖母和父母先要跪迎她這位貴妃，這就叫做"未叙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禮"。因此，在皇帝被推翻以後的一百多年裏，老百姓對人主的"忠"，作爲一種意識形態，仍然長存不衰，而且變本加厲。我是清朝覆亡十二年以後才出生的，然而我記得在小學讀書的時候還學過一首歌，雖然連調子都記不起來了，但是有一句"把生命交托給總理"却還記得很清楚。總理指的是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他都已死了，而他的在天之靈却還要管治著中國的芸芸衆生。我在上初中的時候，學過一首歌，頭幾句就是"大哉中華，代有賢能，蔣公中正，今日救星"，歌頌的是既非國家元首，又非政府首腦，可是却在實際上統治著中國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至于以後高唱《東方紅》，歌頌"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怕一直到今天還可以說是無人不曉。
說專制主義是中國的文化傳統，還决不是僅指這些形式，而是指它的實際影響。雖然可以同意多數世人的見解，認爲中國傳統文化不是一種宗教的文化，必須看到，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强烈的意識形態的文化。這個意識形態就是主義，譯成洋文就是totalism，autocracy，tyranny，authoritarianism，despotism，totalitarianism，absolutism……這些詞程度有强弱，範圍有大小，但是基本意義差不多，而中國的專制主義，因爲時代的不同，內容也多少有些變化，但是大體上也差不多。它完全控制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各種表現，尤其是支配了中國政教禮俗。它實際上就是歷來所說的名教、禮教、禮法。我現在特別拈出"政教禮俗"這四個字，以爲可以說得更全面、更明白些。凡是能决定支配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政教禮俗的，就是意識形態。
非常特殊的是：就專制主義之作爲意識形態而論，不論是中國文化的大傳統還是小傳統，也不論大小傳統怎樣劃分，基本上都是一樣的。隨便舉一個例子，一個多世紀以前，被正統的清朝與儒家視爲异端的"太平天國革命"，實行的"萬事爺哥朕作主"，"敬主方是真敬天"，"只有人錯無天錯，只有臣錯無主錯"那一套。其他的武林、黑道……就不用提了。中國人之接受專制主義正是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這裏特別要提到的是，中共元老李維漢在1980年5月24日特意求見鄧小平，向他提出，所以出現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悲劇是因爲中國的封建遺毒太深。因此建議鄧小平"補上肅清封建遺毒這一課"。鄧小平完全同意李維漢的意見，幷在6月27日指示在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的報告時，特別提出要"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可見剛剛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惡夢的中共元老們對傳統意識形態的毒害是有共識的。他們之所謂封建主義就是我所說的專制主義。不過所謂"肅清"的工作後來也幷沒有堅持下去，而是不了了之。其原因也很簡單，就是因爲這個專制主義的傳統太深，深到不易認識清楚，深到不能真的觸動的程度。
附帶說一句，本來也可以以別的概念來總結中國的文化傳統，如由範文瀾發明而後來得到顧准贊同的"史官文化"，又如中國人自古以來各派各家都標榜的"道"，或者宋以後的"理"，甚至"天人合一"、"實用理性"、"憂患意識"、"樂感文化"……等等。但是認真研究一下，這些概念實在都是過分抽象，因而暖昧不清；或者信口開合；言人人殊（中國人的"道"不知有多少種說法，甚至一個人都有好幾種不同的說法），真是"子之所謂道非吾之所謂道也"，只有"專制主義"這一概念才能滿足"文化傳統"的定義各方面的要求。兩千多年來中國文化的主流正脉正是一種政治的文化，權力的文化。
作爲意識形態的專制主義
"意識形態"一詞，據《漢語大辭典》的解釋："指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形成的對于世界和社會的系統的看法和見解，包括政治、法律、藝術、宗教、哲學、道德等思想觀點。"這個解釋大概受到日本人的影響。事實上，"意識形態"這個詞也正是日本人藉與中國人共用的漢文，對西文ideology的翻譯，其實不但文理欠通，意思也不確切。據英國的牛津字典，ideology的解釋是：Asystemofideasandideals，especially onewhichforms the basisofeconomicorpolitical theory andpolicy。照美國的韋伯斯特字典的解釋是：Asystematicbodyofconceptsespecialy about human life or cultu。另一個解釋是：The integrated assertions ，theories and aims that constitute a socialpolitical program。三者大意差不多。如果用中文簡單地陳述，就是一整套關于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的教條和理論。中國的專制主義恰好符合這個解釋。
在上述列舉的西文與中文專制主義對應的詞中，我的朋友、去年逝世的芝加哥大學教授鄒讜最愛用的是第一個詞totalism，他譯之爲"全能主義"，因爲皇帝老子什麽都要管，實際上也就是"權力通吃"。藉此，也可以更清楚地明白專制主義的涵義。不要忘了，不過幾十年以前，全國各地，不分東西南北，普通人家的堂屋正中，還都是供著"天地君親師"的牌位的。
海外華人學者有把ideology按聲音譯成"意底牢結"或"義諦牢結"的，倒也尚能傳神達意。它真是牢牢地固結在一起，不用極大的力量，不經過長期的沖激，不經過內部的腐爛，確實是攻不破的。所以，意識形態很近似于中國古人所謂"道統"。爲了與之相區別，又因爲近代的西化了的中國人好談"理論"，我主張譯爲"理統"。比如《德意志意識形態》就以譯作《德意志理統》爲好。
所謂專制主義，只是用一個名詞來說。它也可以一分爲二地說，那就是在上的一方面是專制主義，而在下的一方面是奴隸主義。專制主義就這個意義上說是一個合二而一的結構。它决定了中國的政教禮俗，也因之而决定了中國的國民性。在這方面迄今爲止看得最深最透的是魯迅，他所創造的阿Q就是長期的專制主義統治下中國國民性的典型。阿Q明明是奴隸，可又老想當主子，後來又因爲加入"革命"而威風了幾天，于是又大擺其主子的架子，最後還是以亂黨的身份被殺了頭。魯迅說，對中國老百姓而言，中國歷史只有"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實際上就是皇權趨于穩定或皇權遭到破壞的時代。這實在是一針見血，鞭辟入裏的話。
中國專制主義的歷史
中國專制主義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呢？我想避開一切可能的爭議，截斷衆流：定爲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稱帝時算起。這樣二千二百年的歷史也已經是世界上資格最老的了。當然別的國家在宗法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階段，也有專制主義的因素，但是它們持續的時間大多沒有中國長。中國的專制主義在秦始皇以前當然也有根子，然而只有到秦始皇的集中統一，才出現了大成至上的專制主義，以前的那一段算不算都不致影響大局。
秦始皇幷吞六國，統一天下（其實只是中國，不過在當時已經是世界上版圖最大、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國了），確實是中國歷史上、甚至世界歷史上的一件大事。當時他當秦王已經有二十五年了，統一中國以後，他首先就讓群臣給自己上尊號爲"皇帝"。這是合遠古所謂三皇五帝而言，其尊貴是從來沒有的。皇帝自稱曰"朕"，歷來稱爲"民"的百姓則更名"黔首"。他既然掃滅諸候，幷吞六國，就索性廢除了有近千年歷史的封建制度，而改行郡縣制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每郡又分爲若干縣，由皇帝派出的大臣直接統治，同時統一全國的文字與度量衡，築馳道通到全國各地。這就是所謂"車同軌，書同文字"，或者是所謂"混一車書"，"幷冠帶之倫"。在兩千年前，秦始皇的這些作爲確實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在當時是有其合理性的。所以唐朝的李白說："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明朝的李贄則尊之爲"千古一帝"。這些都是他應得的贊揚，但是到二十世紀，秦始皇所建立的一套制度就已經不折不扣地是落後而且反動的了，只是他的偉烈豐功却還是壓在中國人的心頭，而始終不敢改弦更張，或者雖有改變而又藉尸還魂，變本加厲。
自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大清帝國爲止，兩千一百多年間的中國政治制度，除了漢初有過若干年分封諸王的反復外，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也就是王夫之所說的"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由于意識形態的支配作用，中國經濟制度基本上也沒有什麽大的變化。這就是有名的中國停滯論。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學術界受馬列主義的影響，以所謂五階段論（即認爲人類歷史發展必然經過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共産主義五個階段的理論）的影響。不斷有人論證，到明朝末葉即已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不是受到西方侵略，中國自己也會發展出資本主義來。但是這只是一種無法證明的假設。而據另外一些學者如傅築夫、顧准等人的研究，則中國早在周秦即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就是因爲政治上的極權專制主義而始終發展不起來，一直到西方帝國主義以大炮轟開中國的大門以後，資本主義才得以艱難地成長，却又因爲政治制度的束縛而始終不能順暢地發展。我是比較相信後一種說法的。
中國專制主義的理論
前面已經談到，中國專制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是一種理論體系（我主張稱之爲理統），然則它的理論是什麽呢？
歷來作爲主導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正脉是儒家。唐朝的韓愈與宋朝的朱熹甚至製造出一個道統來，把《尚書•大禹謨》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執厥中"說成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珂"的所謂"十六字心傳"，是以後又經韓愈、朱嘉傳之後世的"道統"。事實上，即使不說這只是虛妄的捏造，光把儒家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正脉，也是極其偏頗的。應該明確，法家在締造中國文化傳統亦即專制主義傳統的過程中，其作用决不亞于儒家。儒法互補，儒法交融，這才構成中國專制主義的核心理論，才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道統，或曰理統。首先，不但秦始皇在建立大帝國的時候，就純粹是按法家的思想統治天下的，而且秦之所以富强，以至被六國視爲"虎狼之秦"，又是秦孝公任用商鞅勵精圖治一百多年的結果，商鞅當然是儒家所鄙視的法家。法家雖然刻薄寡恩，但是在兩千幾百年前要做到富國强兵還真是有辦法。不過，秦政苛暴，二世而亡，從統一算起享國才十五年。漢承秦制，後世又承秦漢的制度，雖不無斟酌損益，但是到底沒有什麽根本的變動。所以譚嗣同說"兩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澤東也說"百代皆行秦政制"，實在是千真萬確的。雖然毛澤東自己實行專制主義，還要揚法批儒，無非是進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場，給自己的行爲尋找一個中國自己的道統作根據。但是他明確指出法家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地位，看到大反傳統的五四先賢所沒有看到的東西，在學術上倒是頗有貢獻的。
不過，法家相信"仁義惠愛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畢竟太肅殺了一點，施政效果也可以從秦二世而亡這一點上證明不怎麽樣。因此，到漢文帝的時候，賈誼作《過秦論》就批評秦"仁義不施"；到漢武帝時，用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歷朝歷代都尊崇儒學，孔子也一直被追尊追封，直到"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而法家則自秦以後即不得其傳，沒有一個學統，道統亦隱而不見。于是形成一種成見，認爲儒學是中國學術的正統。其實，法家的思想早已融化于"百代皆行"的"秦政制"中而千古不能廢了。以至北宋的蘇東坡都說："讀書萬卷不學律，致君澤民總無術"，"儒主禮樂而法崇刑賞"。儒家的作用不過是替法家冷酷無情的專制主義爲之"節文"，爲之"緣飾"，使之增加一點"仁義"，罩上一層"溫情脉脉的面紗"而已。所以自古到今，中國都有"儒表法裏"，"外儒內法"，或"陽儒陰法"的說法，實在是不錯的。事實上，漢武帝的玄孫，後武帝十三年當皇帝的宣帝就對自己的太子說過"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前漢書•元帝紀）所謂霸道與王道雜用，說的就是法家與儒家幷用。這一點，歷代最高統治者都是十分明白的。再看一看號稱尊崇儒學的明朝的開國之君朱元璋，竟因爲看到孟子書中有對帝王不敬的話而勃然大怒，差一點把他永遠革出孔廟，就更加清楚了。
南宋的儒學領袖朱熹對這種情况很不滿意，只能慨嘆："（從孔子算起）千五百年之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也。"這實際上就是承認儒家的"德治"或"禮治"的理想始終未能實行。不過，認真說起來，法家也有理由對這千五百年之間的治道表示不滿意，因爲"哪怕你銅墻鐵壁，哪怕你皇親國戚"的"鐵面無私"的"法治"理想（注意：此之所渭"法治"只是法家反對儒家的"德治"、"禮治"的說法，决不是建立在現代民主制度上的"法治"），也從來沒有得到貫徹，在朝廷執法的過程中，也不知有多少"拉關係，托人情"的循私枉法的事例，中國的專制主義實際上也就是在這種不儒不法，亦儒亦法的狀况下延續了下來。而且儒家也自有其嚴酷的一面，它與法家都尊崇絕對皇權。即以上面所說的自以爲中興儒學，傳承道統的韓愈而言，他在著名的《原道》中說："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一個"誅"字，實在是够鮮血淋淋、殺氣騰騰的。就是這個韓愈，硬是替兩千多年前的周文王做了一首向當時的最高統治者殷紂王認罪效忠的《拘幽操》，說什麽"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作爲忠君的最高典範，作爲後人學習的榜樣。這原本應該是十分可耻的一句話，倒成爲千年來中國人的最高道德準則。不過，據我的同學唐振常教授的考證，韓愈此話"是微詞，是反語，是消極的咒駡"。但是我本來幷不知道這些，倒確實是靠了這兩句話發揚自己的奴性即阿Q性，才渡過了被劃爲右派後思想上極其艱難的最初兩年。我確信還有不少與我抱同樣心理的人。我們都可以說是以親身的經驗驗證了專制主義主宰中國人靈魂的實際的。
中國人總是把佛教融人中國文化評價得非常高，以爲中國文化特別富有包容性，殊不知釋氏與道家所謂"二氏之學"雖說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活有相當大的影響，對儒學的精緻化與形而上學化有所推動，但是對中國整個社會的政教禮俗來說，與儒家和法家的主流作用是無法相比的。印度人欣賞的"佛法平等"，硬是被中國的專制主義擠得無影無踪（當然也是因爲中國社會的不平等遠不如印度的種姓制度嚴酷）。倒是佛教給中國引入了印度的地獄與西天極樂世界的信仰，對中國人相信因果報應的心理有極大的影響，而且還帶動了所謂"中國真正的本土宗教道教"的發展，又從而帶動了一大批"邪教"從白蓮教到義和團……的發展。這些在中國歷史上對人民的實際生活也起過不小的作用，但是始終取代不了儒法交用、政教合一的正統地位。
中國專制主義的特點
世界上許多國家、許多民族都曾有過專制主義的歷史，若不是如此，洋文裏怎麽會有上面舉出來的那麽多名詞呢？要比較各自的特點，非學貫中西不可，我實在是沒有這個學力，但是籠而統之，對中國的專制主義也勉强可以說出一些特點來。
第一是資格特別老。從秦始皇稱帝算起，專制主義已有二千二百多年的歷史，這個歷史比起世界上的大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已經長得多了。
第二是儒家雖然未必能如康有爲、陳煥章以及今天有些人主張的那樣，就是一種宗教，但是它確實具有某種神學的品格。本來從孔孟起，儒學就把天或道與人事相聯繫，特別是從董仲舒開始，把皇權與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高的概念天或者道具體地聯繫起來，形成一套頗爲完整而又精微奧妙的理論，使皇權具有神聖的意味。從來皇帝的尊號中都有"奉天承運"、"繼天立極"這樣的字樣。明明是流氓地痞、靠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發迹的人，只要一登皇位，就自然而然戴上這樣神聖的光環。我瞭解外國的情况很少，只知道在基督教或者伊斯蘭教的國家中，王權或皇權都要受到上帝或安拉或者他們的僕人教會的制約，基督教國家的國王或皇帝登位後還要由教會來加冕。中國的皇帝則是直接通于天的，他是唯一的"天子"，是天在人世間的代表，是道的化身，是當然的聖人，一切都由他作主。藉外來的術語來說，中國實行的是一種政教合一的專制主義。其實，因爲中國的政與教由于儒法兩家都有"君師合一"的傳統，歷來就分不清楚，所以也許還不如說"政教混一"更爲確切。
第三個特點就是把專制主義人情化，也就是有名的"政治倫理化，倫理政治化"。三綱六紀本來就是從家人父子的親情出發的，所謂"孝弟其仁之本歟"；再轉到忠君上，所謂"近之事父，遠之事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再轉到天的頭上，所謂"王道之三綱，可求之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樣就構成了一個循環糾結怎麽樣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的網，而最後落實到皇帝的絕對專制上。
在外國的專制主義下，老百姓都稱爲"臣民"（subject），現在有的學者也把這套到中國人身上，說中國人只有臣民心態而沒有公民意識，中國的出路就在讓臣民社會演化爲公民社會。其實說中國老百姓是"臣民"還是不够確切，中國老百姓的實際地位是"子民"，是無法翻譯成洋文的。歷來說"天子撫育萬民"，皇帝是上天的兒子，又是百姓的嚴父，百姓對皇上的依附關係因此又比外國的臣民對君主的依附更深一層。
這一傳統之深可以從前幾年還唱徹神州大地的：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還有"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党來比母親……"的歌聲中得到充分的證明。許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在被打成右派或三反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以後，一面表示服罪，一面在內心對自己說："被黨打了，就跟被爹娘打；還能怎麽樣呢？"這些話在當時是不能公開的，那樣就是不服罪，就是繼續反黨。等到平反以後把這些思想公開出來，却又居然被認爲是"政治覺悟真高"的標志。在專制主義統治下，中國人幷沒有"公民"的覺悟，只有"子民"的順從。
第四個特點是"大一統"。《春秋公羊傳》固然有大一統的說法，認爲周天子應當做到"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但是只有到秦始皇才在事實上做到，以後就成爲定制。雖然中國的歷史上分分合合，正如《三國演義》上說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是畢竟是合多分少。即使是分的時候，其中一個比較强的國家也總是要處心積慮，力爭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中國實際上是一個封閉或半封閉的國家，地處亞洲的東方，至少從秦起就是世界第一大國，作爲主體民族的漢民族又老早就是世界第一大民族。所以中國雖然一再被北方來的游牧民族所征服，可他們又都不得不"師漢法"，也就是學習漢民族的文化以統治漢民族，金元之際爲一代儒宗的元遺山甚至還夥同別人請蒙古的忽必烈爲"儒教大宗師"呢！
第五個特點就是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這也是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廢封建，立郡縣而形成的。中國歷史上屢次受到外族的人侵。但是任何文化較低的北方游牧民族都不能改變而只得接受中國的皇權專制主義。事實上，古代西方的羅馬帝國，也是因爲北方蠻族的入侵而滅亡的，這些蠻族的文化也遠低于羅馬帝國，他們也不得不被羅馬的文化所同化，但是他們不是化于羅馬的政治制度而是化于羅馬人信奉的基督教。結果是成立了許多分立的封建小國。雖然其中也有一些戴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爲共主，但是第一，這只是一部分國家；第二，羅馬皇帝的統治是鬆鬆垮垮的。因此，據後人研究，歐洲的封建國家倒是比較容易産生民主主義的。中國則不然，自秦始皇以後，地方行政長官都由中央派出，以下層層節制，最高權力集中在"執長策以禦天下"的皇帝一身，統治力量要强得多，嚴密得多。兩千多年來一直是如此，民主思想根本沒有産生的空間。直到現在，"父母官"三個字，還是挂在人們嘴上，壓在人們心頭。這些所謂"親民之官"固然也有好人，但是往往是更加專橫，更加殘暴，到今日而尤甚。
中國專制主義的第六個特點，也是最可惡、最黑暗的一個特點，就是思想統制或曰愚民政策，其實它本來就是政治上的大一統必有的一個組成部分。"自是而相非，自貴而相賤"，本是人性中固有的陰暗面，因此現代民主制度首先必須保障人民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以相互寬容作爲民主的第一要義，而中國的文化傳統則反之。且不說秦始皇以前的孔子即有"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就有"息邪說，放淫詞"的話，至少那時還容許"百家爭鳴"，雖然爭鳴的內容一概都是"人君南面之術"。秦始皇是完全靠法家的理論立國的。他稱帝以後，除了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以外，還燔百家"以愚黔首"；"以吏爲師"以統一思想，終于達到"偶語者弃市，腹誹者誅，道路以目"的程度。以後，法家之治漸漸儒化，情况當然要好一點，但是總的來說仍然是實行的"輿論一律"，到後來更發明了開科取士的方法，又進而發明了八股制藝。天下士子都得"爲聖人立言"，"非聖人之言不敢言"。至于以言獲罪，以文字賈禍的則代不絕書，而以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專政"達到頂峰。
由于以上的六個特點而有了第七個特點，即中國專制主義的生命力特別頑强。這一點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明白的事實。請看1911年10月10日辛亥起義推翻帝制，中國成爲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以後，人們本來滿以爲專制已經結束，民主馬上可以實現了，殊不知不過三年（1915年）就發生了袁世凱稱帝的活劇，雖然他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下臺而且病死了，但是次年（1917年）又發生了張勛擁戴溥儀復辟的短命鬧劇。以後經過十年的軍閥混戰，好容易蔣介石率領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了中國，但是不久就暴露出其法西斯獨裁的本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結果却迎來了1957年到1976年的二十年極左路綫，毛澤東自稱"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中國人民一百幾十年的維新、革命幷沒有改變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的本質，只是革掉了一個皇帝。反觀同在亞洲的日本，照說也是一個專制主義的國家，而且它的天皇據說還是天照大神"萬世一系"的子孫，實際上則是京都由"將軍"主政，各地由"大名"統治的封建國家。自從1854年被美國海軍打開國門以後，經過所謂的"尊王攘夷"到"大政奉還"，到1868年不過十幾年的功夫就實行了明治維新，正式開始了現代化的進程。當然日本的民主是很不成熟的，後來軍部專權，實行侵略政策，又敗于同盟國之手，又在美國的占領下重訂憲法，實行了第二次開國。到目前的世紀之交，在信息時代的大形勢的壓力下，日本又在醞釀"第三次開國"了。可以預計，日本將進一步民主化，人民將得到更多的自由。同日本對比起來，中國停滯的主要原因只能歸咎于我們的專制主義文化積澱太厚。
中國專制主義的支持力量
在中國，專制主義還受到許多强大的思潮以至現實力量的支持。計劃經濟是對專制主義最有力的支持，甚至是現代專制主義的基礎。這點應該是自明之理了。用最簡單明白的話講，就是計劃經濟只有一個老闆，即國家。沒有國家的恩賜，任何人都不可能有飯票。所以現在有人質疑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人普遍地軟弱、奴性，沒人格以至無耻，這是無論如何不能深責的，因爲任何人敢不服從，就得面臨沒有飯吃，也就是生死存亡的問題，而求生的本能又是每一個人都有的。這番道理在中國改行市場經濟以後漸漸地有人懂得了，但是中國迄今還沒有進行認真的反思甚至拒絕懺悔，這才是中國的耻辱。
專制主義還容易受到十九世紀以來因爲遭到外國侵略而義憤填膺的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的支持。正如一百年前如狂飈突起的義和團的口號"扶清滅洋"就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反專制的啓蒙運動，不過它確實是以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北洋政府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開頭。以後的幾十年有"救亡壓倒啓蒙"之說，也幷非無稽之談。任何一個專制政府，只要把民衆的怒火引到外國頭上去，它就可以壓倒民衆的民主要求而可以保住以至加强自己的統治。一個新興的政治力量只要能利用民衆的民族主義情緒，甚至可以取得政權。一句"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立刻可以使聽衆百脉僨張，滿座若狂。中國人民歷來是講究"夷夏之辨"的，可又是歷來不講究專制與民主的區別的。他們對愛國還是賣國的敏感程度要比對專制還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萬倍。
集體主義是支持專制主義的又一個强大力量。中國傳統文化中從來沒有"個人主義"的觀念，就同根本沒有"自由"與"人權"的觀念一樣。雖然戰國時候有個"楊朱爲我"，但是其思想從未發育成一種有效的政治、倫理思想，而且很快就被孟子將他同墨子一起斥爲"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駡倒了。"大公無私"，"爲集體而犧牲個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狠鬥私字一閃念"，好像誰都認爲是高尚的道德行爲。"識大體，顧大局"更是被認爲是高貴的情操，然而就在這種情操之中，人都變成了奴隸。上面所說的風陽縣小崗村十八戶農民决定擺脫人民公社的嚴酷束縛，自己謀一條生路而按血手印决定分田單幹的時候，他們是自覺地在"犯罪"。二十多年過去了，他們開闢的道路給改革開放帶來了巨大的成績，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居然還沒有人把他們的行爲所代表的理性的力量作出像樣的總結。
當然，中國的專制主義也受到中國的傳統哲學的支持。這樣說有點像同語反復，似乎幷無多少新意。所以值得一提，只是因爲中國專制主義不但是由上面說過的那些法家的和儒家的思想家或哲學家，如董仲舒、韓愈、朱熹、曾國藩所提倡，甚至鑄造的，它還受到其他各派的思想家，如陰陽家和讖緯學的附和，也受到道家或釋氏的消極的支持。現在是有人從老莊禪宗中間發現了所謂"消極的自由"，即使此言屬實，他們反正是到現在都沒有發展成爲足以與專制主義對立或者足以消解專制主義的積極的自由。甚至近百年來被認爲代表下層人民利益、許多老共産黨員（包括少年時的我）所推崇的墨家，也一樣是十足的專制主義者，主張"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上》）。一部中國哲學史或者中國思想史怎麽樣也脫不了專制主義統治一切的模式。正是因爲這個緣故，事情才會如魯迅所說："可憐外國事物，一到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裏似的，無不失了顔色。""民主"一辭，明明是外來的，到了中國，便成了"爲民作主"；"法治"一辭在今天的中國，也明明是ruleoflaw的翻譯，但是沒過多久，便成了"依法治國"，變成rulebylaw了。中國的意識形態的惰性或曰慣性簡直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專制主義、封建主義、皇權主義
對中國專制主義的歷史、理論、特點討論了一番之後，應該討論一下它同封建主義、皇權主義的關係。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因爲受馬列主義的强力影響，中國人一直把秦始皇以後到鴉片戰爭爲止的兩千年歷史稱之爲封建主義階段；把1840年到1949年（因爲外國帝國主義的入侵以及本國資本主義的生長）稱之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階段。其實這是很大的誤解，是極不準確的，是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所謂人類歷史發展的"五階段論"推導出來的。中國自己的傳統則歷來都把秦始皇一統天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以前稱爲封建時代。從社會制度上說它與馬克思所說的封建主義，也就是西方一般史學家普遍說的封建主義基本一致，甚至也與日本明治維新以前各地由"大名"統治的封建制度基本一致，而與秦始皇建立的郡縣制大不相同。所以發生這樣的誤解都是因爲用"五階段論"硬套的結果，也可以說是文化專制主義的結果。到現在，半個世紀過去，衆口一詞，己經積非成是，積重難返了。流風所及，老百姓把一切傳統的東西，包括風俗習慣，都冠之以封建的形容詞，如坐花轎、拜天地、裹小脚、燒香祭祖、求神拜佛……等一概稱之爲封建思想、封建迷信。五十年前有一位衛生部長甚至把中醫稱爲"封建醫"，引起上下的反對，于是改口。在我的記憶中，這是唯一得到糾正的一例。
照國際通例，封建主義主要指的是一種社會制度，而專制主義主要指的是一種政治制度。所以專制主義可以發生在經濟相當發達的地方，如德國與蘇聯，而封建主義則無論如何是與現代社會不能相容的。
我的總的看法是：人類社會在過去幾百萬年的發展道路，或曰發展模式是很不相同的，最明顯的不同就是本來同源共祖的人類居然能分化出白人、黑人、黃人等膚色形貌不同的人來。因此即使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後，也很難說五種制度能够包括一切。封建制度廢除以後的中國的中古社會就是相當獨特的一種，是不能硬歸入歐洲中古的封建社會一類的。到底它是什麽樣的社會形態，有待認真深人細緻的研究。但是作爲數量占人類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時間長達兩千年的一種模式，完全可以而且應當自立名目。我歷來認爲，最好就稱之爲帝國主義，因爲民國以來已有不少學者稱周朝爲封建而以秦漢爲帝國，但是因爲與世界上已經約定俗成而且意思另有所指的imperialism犯重，所以只好稱之爲皇權主義，也可以稱之爲皇權專制主義，或者絕對皇權主義。我杜撰了一個英文譯名emperorism，以此來稱呼中國兩千多年的社會形態，以代替名實相乖的封建主義（feudalism）。十幾年來也曾多次就教于同道諸君子，沒有遭到什麽反對。只有一個人認爲以稱郡縣制爲好，但是它不好翻譯成外文，無法與外國交流，無法在世界文化中獨樹一幟，而且不能表示與近代國家一般都有的地方行政區劃不同的特點，也不能表示皇帝老子"予一人撫有萬方"的威嚴。想來想去就還是以皇權主義爲好。請高明指教。
俄國雖然現在由普京起自稱是一個歐洲國家，但是它的文化與社會制度也自有特點，因此决定了它在二十世紀走了近八十年的極權主義的道路，在此以前，它的社會——政治制度被稱爲沙皇主義，我以爲它也是有資格與中國皇權主義的社會——政治模式幷立的。
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光憑全球化這個"化"字，當然可以使世界上許多國家會有許多方面歸于趨同，比如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但是它是不是會達到全球一道同風，我還是有懷疑。既然同源共祖的人類，進化的過程中會變得"殊方异俗"，甚至"殊形异相"，難道在將來真的會回到一個模式裏去嗎？把未來的世界看成是一個大體相同，然而各民族又各有特點的"和而不同"的世界，似乎要合理一些。全人類的發展道路可以大致一樣，但不會完全一樣。畢竟按生物進化的過程說，不論是全體生物，還是某一物種，都是越進化就殊异性越大。各個民族在各個階段，各有自己的形式是可以想像需要研究的。
中國的專制主義與現代化
中國的現代化如果從1840年算起，也已經有一百六十年了，在物質方面是有成就的，而且可以說是成績大大的，比如一百年前，中國人連火柴、洋襪都造不出來，但是中國現在已屬于少數幾個能造兩彈一星（核彈、導彈、衛星）的國家之列了。在精神方面，也可以說有許多的收穫。比如1901年底才由皇上"勸諭女子勿再纏足"，現在可以說已經看不到多少小脚老太太了。其他種種"解放"，也真是不勝枚舉，觸目皆是。但是，如果我們深入觀察中國人的內心，就必須承認，中國人的政治文化變化很少。最近看到報上有青年幹部說："看看他們現在對上級說話的態度，已經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他的意思是說上下關係已經很民主了。我却很懷疑，不一樣的恐怕只是失去了中國曾經十分講究的禮貌與規矩而趨于隨便與粗野，不變的却是首長的自以爲是和下屬的曲意逢迎。證據真是隨處可見，只要打開電視，翻開報紙，看看上面的新聞報道和評論文章，都是只見千士之諾諾，不見一士之諤諤。又比如，現在的社會，真可以說是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所以能出現這種現象，又是因爲存在著廣泛的以權謀私的可能性，而所以可能大規模地以權謀私又必然是因爲公權力行爲缺乏公開性或透明度的結果。這恰好就是專制主義存在的明證。
這樣的社會不但在精神上與現代社會的標準相距甚遠，而且在物質上，也就是在經濟建設上，即使能取得若干進展，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持久的。經濟，尤其是現代經濟的發展，首先要依靠的是個人有充分的自由，有充分的安全保障，也就是民主和法治。飲水思源，中國二十年來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從1978年安徵風陽縣小崗村十八戶農民按血手印分田單幹開始的。這既說明了人民對自由的渴望何等强烈，也說明了自由的價值何等偉大。要知道，這一點求自由的精神是從當年幾乎是世界上最貧窮、最落後的小崗村到當今世界上最富裕、最先進的矽谷是完全貫通的。1925年，魯迅在回答《京報副刊》關于青年必讀書的問題時，勸中國人"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國書"。這話在當時倒還沒有引起多大的反對，現在則成了魯迅的一大罪狀。我自己對中國書是讀得不算多的，但是對外國書讀得更少，對魯迅的回答既沒有反對過，也沒有深究過。一直到近兩年，我才漸漸悟到專制主義、奴隸主義的氣息幾乎彌漫在各色各樣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只要一接觸就會受感染而不自覺，我自己即是中毒甚深的人。魯迅的話固然是憤激的話，然而却是一個只有對個人自由與個性解放有深刻覺悟的人才說得出來的話。當代中國人對魯迅的垢病，只能說明中國人的總體覺悟又退回到五四以前去了，這真是可悲的事。
中國現代化的前瞻
我曾經相信過魯迅的話，認爲中國要現代化"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較量，外之既不後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復古，別立新宗"。我也曾服膺過陳寅恪的話，認爲中國今後"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經過近幾年的觀察與思考，我現在認爲，所謂"固有之血脉"或者"本民族之地位"必須分清是傳統文化還是文化傳統。如果是前者，可繼承發揚的當然是極多的；如果是指後者，那麽，我認爲無論如何不能繼承作爲頑固的意識形態的專制主義。專制主義是只能否定，談不上繼承的。
只要拔除了專制主義這個毒根，中國傳統文化中不但不受意識形態污染的廣大部分，從文學藝術到科學技術，可以而且應該繼承發揚，即使是儒家與法家的學說，也都有應該繼承的因素。比如儒家的"民本主義"固然不等于民主主義，但它幷不難轉化出民主主義來。古人的許多嘉言彝行都應當成爲中國未來的民主主義的源頭。我曾說過："孔顔孟曾、程朱陸王的思想，只有在中國徹底清除了專制主義之後，才能大放光彩。正像基督教只有在革掉了教會與教皇的專橫腐敗以後發揚光大一樣。"即使是法家，其"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話也可以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接軌。不過要注意，說"王子犯法"，而不說"皇帝犯法"，就表示統治者是高居于法律之上的，因此還不是現代的法治而只是專制主義者的法制，要警惕！最近在報上看到有人主張加强德治。我完全贊成這個意見，不過要指出，認真的德治只有在完全的法治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發揮好作用，否則難免不成爲專制主義的幫凶。孔子的一些話，像"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還有孟子的"雖千萬人，吾往矣"，簡直可以說完全與現代的個人主義相通。同樣孟子給"大丈夫"下的定義："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不但在歷史上已爲士所取法，在明天還可以爲更多的人取法。更不用說像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樣的話，已經被世界公認爲"全球倫理"的"金規則"了。這些都是必須放到中國未來的公民教科書裏去的內容。
中國要否定專制主義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制度的改革，一條是進行啓蒙教育。前一條如果機緣凑巧也許可以速成。後一條則必然是一個長期的耐心的過程，要急也是急不得的。
要有一批人長期潜下心來做認真細緻的啓蒙工作，實際上就是要變中國人現有的"子民心態"爲"公民意識"……現在大家都說中國人的素質低，其實所謂素質低，就是缺乏公民意識。要提高人民的素質只有大規模地、長時期地，扎扎實實地、認認真真地進行這幾十年社會上、學校裏根本不存在、甚至沒有聽說過的公民教育。
中國爲什麽要現代化？現在在多數人心目中，現代化只有物質的標準，只是幾十年前鄉下人對城裏人的觀念"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延長與放大。殊不知中國人所以要現代化根本上是爲了要做現代化的人——獨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一百多年前，嚴複在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後成爲第一個看出中國的病根在人的不自由，以後，他又成爲第一個把西方關于"自由"的學說介紹進中國的人。但他在翻譯穆勒的《論自由》一書的時候，竟因爲擔心"中文自由常含放誕、恣睢、無忌憚諸劣義"，而費盡心思改譯爲《群己權界論》。我們應該理解他的心情，繼承他的遺志，做好啓蒙工作。個人與他人的權利如何劃分，如何劃定界限，確實是公民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還不是全部內容。在幾千年的專制制度下培育出來的順民與刁民還必須分清個人的權利與國家的權力的範圍，還有許多其他重要的東西。可以說，凡是應該歸入公民教育的內容，幾乎沒有一條是不重要的。
要注意，上面所說的兩條道路有可能是矛盾的：一方面說要民主化必須有合格的公民；一方面又說沒有合格的公民就不能民主化，兩者頂牛。實際的解决辦法是：只有先實行制度的民主化，然後再完成子民的公民化。
我是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從大學畢業的，畢業後不久就到戰時首都重慶，在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新華日報》工作。正好趕上舉世矚目的國共談判。我當然沒有資格躬逢其盛，但也算得是一個就近的觀察者。當時雙方"鬥爭的焦點"是國民黨要把持政權，幷且以政府的名義要解散或者收編共産黨的軍隊；共産黨則主張成立聯合政府，要國民黨開放政權，開放民主。其中有一個到今天看起來還特別有意思的論點是：國民黨認爲中國人民的素質太低，實行不了民主；而共産黨的反論則是，要學會游泳只有跳到水裏去才能學會，不實行民主，人民的素質永遠不會提高。奇妙的是半個多世紀過去，國民黨的論點現在成了共産黨的論點，而大批的知識分子，從當年的國民黨人和黨外人士到今天的共産黨人和黨外人士，雖然身份變了一個個兒，但是論點却完全一致，都是認爲中國人素質太低，短期內不能實行民主。這個觀點是康梁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癌疾，中國要有前途，必須打破這個只能引人走入死胡同而且永遠轉不出來的論點，歷史是人幹出來的，不是摳書本、講死道理摳出來的。當然，如果機緣凑巧中國能够迅速民主化了，可以預言那個民主大概也是很不如人意的民主。然而我們只能以此爲起點，認認真真地進行公民教育，既是大刀闊斧地也是一點一滴地剔除中國人靈魂裏的專制主義的毒素，使中國的民主逐步健全起來，正規起來，再在大體上實現了民主，亦即人民已取得了基本自由的條件下，完成完全的法治。中國的志士仁人只有以此爲目標，有努力奮鬥幾十年的思想準備來建設中國的民主。
人類的文明史證明：所有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莫不以保護人民的自由與公民權利爲第一任務。歷史也已經證明：只有人民最自由的國家才能成爲最穩定、最繁榮、最强盛的國家。
二○○○年五月十五日
原載于《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4期
蘇哈托將軍的英雄泪！—— 一個記者半世紀的觀察（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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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哈托將軍的英雄泪！—— 一個記者半世紀的觀察
陳加昌（新加坡記者）
印尼共和國第二任總統蘇哈托將軍在位32年，自1998年辭去總統職務將政權移交給文人副總統哈比比後不久，身體欠佳長年臥病，于昨天（27日）與世長辭，享年86歲。
蘇哈托從開國元勛第一任總統蘇卡諾（蘇加諾）1966年不名譽被逼下臺接過政權初期，東南亞地區是風雲激蕩險惡時刻，說是大動亂年代實不爲過，只有身曆這個嚴峻時期的人才能體驗到。
此時，印尼經過印共發動的"9•30"（1965年9月30日）政變，經蘇哈托率領他指揮的"戰略後備部隊"敉平（政變中有6名高級將領爲印共冷血殘酷殺害）。
蘇哈托將軍接過政權是翌年年初的事。印尼有1億人口和約1萬個分散在印尼海面的大小群島，此時的印尼經前總統蘇卡諾長達17年（1949-66）統治堆積下國內千瘡萬孔的弊病，一手製造的"內亂外患"，使到這個東南亞面積最大、人口第一的國家，嚴格說來實己徘徊在崩潰邊緣。
北京懷疑美國策動政變
蘇哈托可說是"時勢造英雄"，而蘇卡諾是"英雄造時勢"。蘇哈托接手後，首先急務便是結束前政府推動的"粉碎馬來西亞"軍政對抗的政策及與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恢復正常關係，作爲與鄰國交睦的首要外交工作，這是他突破區域外交孤立的第一步。
這個時候國內問題更是千頭萬緒，例如：灾後急需重建、國內經濟面臨破産、對外積欠天文數字貸款、利息無法償還、貨幣貶值、通貨膨脹、民不聊生外，治安上更有印共殘餘與因政變掀起的瘋狂 "排華浪潮"，造成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反共主流的陸軍，從一開始的政變就對中共曾插手于"9•30"事件有所懷疑是發生"排華"的主因。
這裏有一段"秘辛"。筆者于1978年某日在東京"大倉酒店"訪問蘇卡諾的日本籍太太蒂薇夫人，蒂薇夫人透露了一段話。她在印尼政變前後一直是蘇卡諾四位夫人中最受寵愛的妻妾，她對政變應該有所"感受"。她說，"9•30"政變前兩天，她應北京政府邀請與印尼官方代表團近百人到北京參加"十一"國慶慶典。"9•30"當天，印尼代表團接到雅加達發生事故的簡短電報，接著就沒有下文。
這位蘇卡諾的第三夫人說，中國總理周恩來這時也聞訊而 "大爲光火"，問印尼代表團團長的外交部次長耶泰伊："究竟是發生了什麽事，又是美國中情局幹的好事？"過後印尼外交部次長回國後向團內同人說，北京懷疑是美國中情局所爲，可是在國內，有人懷疑政變的背後主使者是中國。
蒂薇夫人說當時有這種看法的人認爲蘇卡諾此時的健康己經每况愈下，因爲一直有北京派來的醫療團照顧，而"9•30"事件的影子就脫不了印共，而印共涉及政變背後的影子就被人懷疑是中國了。其實，從政變到政變流産時的局面極爲混亂，一時有蘇卡諾的侍衛長溫東上校軟禁總統，後來又有解救總統脫險之說，實情撲朔迷離，迄今近半世紀仍舊是個謎。
蒂薇夫人對筆者說過的話，在她半年前出版的《蒂薇•蘇卡諾》自傳中，也有一段相似的重述。
建立國內新秩序，加入亞細安
話題扯回蘇哈托上臺後，領導國家身負艱钜重任，他面對堆積如山的國內外難題，一反前總統的作風，按部就班推行"發展與安定"國家的新秩序政策，鞏固政權清理內部，將軍隊、警察、情治系統集中在國內治安上。
上臺第二年（1967）東南亞五國（印尼、泰國、菲律浜、馬來西亞及新加坡）成立"亞細安"。五國此時對區域新發展，新氣象有所期待。雖然如此對印尼國土之大人口之衆，對其國內情勢還是不够明朗，對新領導人仍然有受到威脅的感覚而存有戒心。
當時北方印支半島美軍全面參與的越南戰爭繼續迅速升級，雖然令區內各國感到不安，但因地理上尚有一段距離，尤其是新馬人民對越戰多持"隔岸觀火"的態度，因此比較關心的仍是崛起的印尼新軍人政府權力變局，對本地區動向的影響。人們關心的是：新軍人政權是否繼續玩前任政權的"强人政治"，對鄰國是否在明裏或暗中進行强勢威權，走回老路做起新的"老大"來。蘇哈托有條件如此做，盡可如此做，鄰國也沒有能力和他爭執。不過，這些想法後來證明是多慮了。
在英文表達方面，蘇哈托與各國首長聚會會談時比較吃虧，但不因此失去心態的平衡，他能不卑不亢，入情入理（或透過通譯）與各方交談自如，遇有議題爭執出現，從未趾高氣揚，以溫文平易近人常帶笑顔的"儒將"風度待人，使到與會首長感到輕鬆自然，容易跟他建立互信合作關係。
亞細安成立40多年，今天順利成長到10個會員國和區域外多個"東西對話國"，蘇哈托從未以本地區"大哥"自居去干預組織的事務。或有影響亞細安的意圖。他不製造爭執議題，他沒有前總統難捉摸的暴燥脾氣，也沒有滔滔雄辯、煽動人心的口才，多年表現出的是遠視的政治眼光和智慧，說他是背後平衡的定力也不爲過。他是位"賢者長者"。
1980年代初，筆者曾以友人身分協助在泰柬邊境營寨的一位柬埔寨政要將一封親筆函送交蘇哈托總統。這封信是尋求亞細安五國首長（其他三函分別轉交，泰國除外）協助他領導的抗越及享桑林政權展開的救國運動。筆者由印尼的同事安排在雅加達高爾夫球場與蘇哈托晤面。這一天，蘇哈托總統和三位球伴（政治與安全統籌部長蘇多摩中將，國家石油公司總裁蘇多沃中將和華商钜子哈山）。筆者與另三位同業在蘇哈托一組的後頭。球打玩休息時，筆者將函件親手呈交給他，周圍只有三兩位便衣守衛，氣氛輕鬆。蘇哈托以溫文謙和興奮的態度接過信，說了一句；"我每個星期四下午會在這裏，你可以常來打球。"雖然是初次私下會面，蘇哈托給人留下的親和感是非常深刻的。
蘇哈托與李光耀的交往
內政方面，蘇哈托實行的是表面民主體制（政黨政治）背後却受到專制控制的"强人政治"。他的權力核心由一個軍人"專業集團"（Golka）一黨獨大負責運作。他限制華人參政，但與特定的華商往來甚密，這些華商也因此受到恩惠，共享國家經濟發展所得的成果，也因這樣召來國內外不少人對他和家族頗多雜聲和怨言。他一生褒多于貶，終于晚年黯然下臺。
至于早年與新加坡關係的改善，確實是往後區域安定的一個重要關鍵。它開始于1970年代初期，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當時）到印尼作三天的官式訪問。
這一年，周圍新局依然風雲嚴峻，餘雲（疑雲）滯留，李光耀總理在"形勢比人强"的情况下親自駕臨雅加達郊外的"英雄冢"向五年前（1968年）爲新加坡處死的兩名陸戰隊人員的墳前獻上花圈。
這兩名陸戰隊員是前政權蘇卡諾總統軍事對抗馬來西亞成立聯邦初期奉命潜入新加坡，在烏節路一所大厦放置炸彈後被捕，經新加坡法庭判處絞刑。是次爆炸中有多名無辜市民傷亡，大厦被炸毀一角。兩名陸戰隊員受刑前，新上任的蘇哈托總統親函李光耀總理，請求法外開恩特赦未遂。行刑後，蘇哈托總統派出專機來新將兩名陸戰員的尸體運送回國安葬，在印尼國內引起軍民一陣騷動，軍方以榮譽儀式將兩名陸戰隊員隆重安葬于"英雄冢"。事後，蘇哈托本人亦未有劇烈的反應，默然接受新加坡的决定和國際公法。
李光耀總理到達印尼第一工作便是彎下身段獻上花圈，神情嚴粛，他的膽識和擔當一時使到陷入穀底的兩國關係産生了外交新局效果，突顯李光耀處在惡劣情勢中"不入虎穴……"的大智大勇。以當時的環境，新加坡被認爲是被包圍在不同種族和宗教國之間的險峻區域中。
一分具權威的印尼報紙爲李光耀這一次的外交表現發表評論說："兩國（過去）再多次談商改善關係的努力都沒有這短短15分鐘來得有效"（指獻上花圈短短的一刻鐘）。
李光耀總理爲了承擔國家重任，忍辱負重苦心用盡，使15分鐘的瞬間換來化解兩國舊疑"一笑泯恩仇"，往後成了與蘇哈托"四隻眼睛"的"刎頸之交"，建立兩國間長久的諒解，互信合作及共同建造本區域長期安穩局面的良性基礎。
那時新加坡也面對與印尼極度重要和敏感的共同課題，那便是與中國建交的事，它涉及兩國切身相關的安全利益。
印尼有"9•30"事件背景，對中國當時內部的混亂和所謂的"革命輸出"之說仍然存有很大的戒心。而新加坡則因是華人主體結構，自獨主建國以來一直受到意識型態極爲尖銳的本區域諸國深慮將變成"第三中國"，此事于是又成了考驗新加坡高層的政治智慧。爲了令各國放心，避免各國疑慮，新加坡先和印尼有了 "默契"，再公開宣告國際，鄭重表明會在亞細安各國都承認中國之後：也就是印尼與中國複交之後才與中國談建交，堅守了新加坡這個立場和承諾。
新加坡獨立後出生的國人，可能未必清楚這段曲折外交，以及當年印尼和新加坡領袖們面對的挑戰。
李資政到蘇哈托病榻問候
李光耀資政不久前專程飛到雅加達蘇哈托的病榻向他作最後的探望和致敬。過後李資政說了很感傷的話。他提醒"人們不應抹殺他（蘇哈托）執政32年對印尼的經濟發展與國家建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而是應該肯定他的功績，幷給予他應有的榮耀和尊敬。"（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及文萊蘇丹波基亞也先後到印尼向他致敬和探望）。
蘇哈托去矣，在國內他留下的是"32年功名塵與土"，晚年是"悲劇"人物。對區域和平安定的貢獻，他留下的是軍人政治家偉人的胸襟與風範！
蘇哈托將軍的英雄泪！—— 一個記者半世紀的觀察
陳加昌（新加坡記者）
印尼共和國第二任總統蘇哈托將軍在位32年，自1998年辭去總統職務將政權移交給文人副總統哈比比後不久，身體欠佳長年臥病，于昨天（27日）與世長辭，享年86歲。
蘇哈托從開國元勛第一任總統蘇卡諾（蘇加諾）1966年不名譽被逼下臺接過政權初期，東南亞地區是風雲激蕩險惡時刻，說是大動亂年代實不爲過，只有身曆這個嚴峻時期的人才能體驗到。
此時，印尼經過印共發動的"9•30"（1965年9月30日）政變，經蘇哈托率領他指揮的"戰略後備部隊"敉平（政變中有6名高級將領爲印共冷血殘酷殺害）。
蘇哈托將軍接過政權是翌年年初的事。印尼有1億人口和約1萬個分散在印尼海面的大小群島，此時的印尼經前總統蘇卡諾長達17年（1949-66）統治堆積下國內千瘡萬孔的弊病，一手製造的"內亂外患"，使到這個東南亞面積最大、人口第一的國家，嚴格說來實己徘徊在崩潰邊緣。
北京懷疑美國策動政變
蘇哈托可說是"時勢造英雄"，而蘇卡諾是"英雄造時勢"。蘇哈托接手後，首先急務便是結束前政府推動的"粉碎馬來西亞"軍政對抗的政策及與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恢復正常關係，作爲與鄰國交睦的首要外交工作，這是他突破區域外交孤立的第一步。
這個時候國內問題更是千頭萬緒，例如：灾後急需重建、國內經濟面臨破産、對外積欠天文數字貸款、利息無法償還、貨幣貶值、通貨膨脹、民不聊生外，治安上更有印共殘餘與因政變掀起的瘋狂 "排華浪潮"，造成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反共主流的陸軍，從一開始的政變就對中共曾插手于"9•30"事件有所懷疑是發生"排華"的主因。
這裏有一段"秘辛"。筆者于1978年某日在東京"大倉酒店"訪問蘇卡諾的日本籍太太蒂薇夫人，蒂薇夫人透露了一段話。她在印尼政變前後一直是蘇卡諾四位夫人中最受寵愛的妻妾，她對政變應該有所"感受"。她說，"9•30"政變前兩天，她應北京政府邀請與印尼官方代表團近百人到北京參加"十一"國慶慶典。"9•30"當天，印尼代表團接到雅加達發生事故的簡短電報，接著就沒有下文。
這位蘇卡諾的第三夫人說，中國總理周恩來這時也聞訊而 "大爲光火"，問印尼代表團團長的外交部次長耶泰伊："究竟是發生了什麽事，又是美國中情局幹的好事？"過後印尼外交部次長回國後向團內同人說，北京懷疑是美國中情局所爲，可是在國內，有人懷疑政變的背後主使者是中國。
蒂薇夫人說當時有這種看法的人認爲蘇卡諾此時的健康己經每况愈下，因爲一直有北京派來的醫療團照顧，而"9•30"事件的影子就脫不了印共，而印共涉及政變背後的影子就被人懷疑是中國了。其實，從政變到政變流産時的局面極爲混亂，一時有蘇卡諾的侍衛長溫東上校軟禁總統，後來又有解救總統脫險之說，實情撲朔迷離，迄今近半世紀仍舊是個謎。
蒂薇夫人對筆者說過的話，在她半年前出版的《蒂薇•蘇卡諾》自傳中，也有一段相似的重述。
建立國內新秩序，加入亞細安
話題扯回蘇哈托上臺後，領導國家身負艱钜重任，他面對堆積如山的國內外難題，一反前總統的作風，按部就班推行"發展與安定"國家的新秩序政策，鞏固政權清理內部，將軍隊、警察、情治系統集中在國內治安上。
上臺第二年（1967）東南亞五國（印尼、泰國、菲律浜、馬來西亞及新加坡）成立"亞細安"。五國此時對區域新發展，新氣象有所期待。雖然如此對印尼國土之大人口之衆，對其國內情勢還是不够明朗，對新領導人仍然有受到威脅的感覚而存有戒心。
當時北方印支半島美軍全面參與的越南戰爭繼續迅速升級，雖然令區內各國感到不安，但因地理上尚有一段距離，尤其是新馬人民對越戰多持"隔岸觀火"的態度，因此比較關心的仍是崛起的印尼新軍人政府權力變局，對本地區動向的影響。人們關心的是：新軍人政權是否繼續玩前任政權的"强人政治"，對鄰國是否在明裏或暗中進行强勢威權，走回老路做起新的"老大"來。蘇哈托有條件如此做，盡可如此做，鄰國也沒有能力和他爭執。不過，這些想法後來證明是多慮了。
在英文表達方面，蘇哈托與各國首長聚會會談時比較吃虧，但不因此失去心態的平衡，他能不卑不亢，入情入理（或透過通譯）與各方交談自如，遇有議題爭執出現，從未趾高氣揚，以溫文平易近人常帶笑顔的"儒將"風度待人，使到與會首長感到輕鬆自然，容易跟他建立互信合作關係。
亞細安成立40多年，今天順利成長到10個會員國和區域外多個"東西對話國"，蘇哈托從未以本地區"大哥"自居去干預組織的事務。或有影響亞細安的意圖。他不製造爭執議題，他沒有前總統難捉摸的暴燥脾氣，也沒有滔滔雄辯、煽動人心的口才，多年表現出的是遠視的政治眼光和智慧，說他是背後平衡的定力也不爲過。他是位"賢者長者"。
1980年代初，筆者曾以友人身分協助在泰柬邊境營寨的一位柬埔寨政要將一封親筆函送交蘇哈托總統。這封信是尋求亞細安五國首長（其他三函分別轉交，泰國除外）協助他領導的抗越及享桑林政權展開的救國運動。筆者由印尼的同事安排在雅加達高爾夫球場與蘇哈托晤面。這一天，蘇哈托總統和三位球伴（政治與安全統籌部長蘇多摩中將，國家石油公司總裁蘇多沃中將和華商钜子哈山）。筆者與另三位同業在蘇哈托一組的後頭。球打玩休息時，筆者將函件親手呈交給他，周圍只有三兩位便衣守衛，氣氛輕鬆。蘇哈托以溫文謙和興奮的態度接過信，說了一句；"我每個星期四下午會在這裏，你可以常來打球。"雖然是初次私下會面，蘇哈托給人留下的親和感是非常深刻的。
蘇哈托與李光耀的交往
內政方面，蘇哈托實行的是表面民主體制（政黨政治）背後却受到專制控制的"强人政治"。他的權力核心由一個軍人"專業集團"（Golka）一黨獨大負責運作。他限制華人參政，但與特定的華商往來甚密，這些華商也因此受到恩惠，共享國家經濟發展所得的成果，也因這樣召來國內外不少人對他和家族頗多雜聲和怨言。他一生褒多于貶，終于晚年黯然下臺。
至于早年與新加坡關係的改善，確實是往後區域安定的一個重要關鍵。它開始于1970年代初期，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當時）到印尼作三天的官式訪問。
這一年，周圍新局依然風雲嚴峻，餘雲（疑雲）滯留，李光耀總理在"形勢比人强"的情况下親自駕臨雅加達郊外的"英雄冢"向五年前（1968年）爲新加坡處死的兩名陸戰隊人員的墳前獻上花圈。
這兩名陸戰隊員是前政權蘇卡諾總統軍事對抗馬來西亞成立聯邦初期奉命潜入新加坡，在烏節路一所大厦放置炸彈後被捕，經新加坡法庭判處絞刑。是次爆炸中有多名無辜市民傷亡，大厦被炸毀一角。兩名陸戰隊員受刑前，新上任的蘇哈托總統親函李光耀總理，請求法外開恩特赦未遂。行刑後，蘇哈托總統派出專機來新將兩名陸戰員的尸體運送回國安葬，在印尼國內引起軍民一陣騷動，軍方以榮譽儀式將兩名陸戰隊員隆重安葬于"英雄冢"。事後，蘇哈托本人亦未有劇烈的反應，默然接受新加坡的决定和國際公法。
李光耀總理到達印尼第一工作便是彎下身段獻上花圈，神情嚴粛，他的膽識和擔當一時使到陷入穀底的兩國關係産生了外交新局效果，突顯李光耀處在惡劣情勢中"不入虎穴……"的大智大勇。以當時的環境，新加坡被認爲是被包圍在不同種族和宗教國之間的險峻區域中。
一分具權威的印尼報紙爲李光耀這一次的外交表現發表評論說："兩國（過去）再多次談商改善關係的努力都沒有這短短15分鐘來得有效"（指獻上花圈短短的一刻鐘）。
李光耀總理爲了承擔國家重任，忍辱負重苦心用盡，使15分鐘的瞬間換來化解兩國舊疑"一笑泯恩仇"，往後成了與蘇哈托"四隻眼睛"的"刎頸之交"，建立兩國間長久的諒解，互信合作及共同建造本區域長期安穩局面的良性基礎。
那時新加坡也面對與印尼極度重要和敏感的共同課題，那便是與中國建交的事，它涉及兩國切身相關的安全利益。
印尼有"9•30"事件背景，對中國當時內部的混亂和所謂的"革命輸出"之說仍然存有很大的戒心。而新加坡則因是華人主體結構，自獨主建國以來一直受到意識型態極爲尖銳的本區域諸國深慮將變成"第三中國"，此事于是又成了考驗新加坡高層的政治智慧。爲了令各國放心，避免各國疑慮，新加坡先和印尼有了 "默契"，再公開宣告國際，鄭重表明會在亞細安各國都承認中國之後：也就是印尼與中國複交之後才與中國談建交，堅守了新加坡這個立場和承諾。
新加坡獨立後出生的國人，可能未必清楚這段曲折外交，以及當年印尼和新加坡領袖們面對的挑戰。
李資政到蘇哈托病榻問候
李光耀資政不久前專程飛到雅加達蘇哈托的病榻向他作最後的探望和致敬。過後李資政說了很感傷的話。他提醒"人們不應抹殺他（蘇哈托）執政32年對印尼的經濟發展與國家建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而是應該肯定他的功績，幷給予他應有的榮耀和尊敬。"（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及文萊蘇丹波基亞也先後到印尼向他致敬和探望）。
蘇哈托去矣，在國內他留下的是"32年功名塵與土"，晚年是"悲劇"人物。對區域和平安定的貢獻，他留下的是軍人政治家偉人的胸襟與風範！
1943年：史迪威日記中的蔣介石（傅國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0baw.html
1943年：史迪威日記中的蔣介石
傅國涌
1943年，無論對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說，還是對中國抗日戰爭來說都具有轉折意義，兩次安排戰後世界格局（包括東方格局）的會議——德黑蘭會議和開羅會議在這一年召開。《南方周末》做過"三個癸未年"的專題，六十年前，也即上一個癸未年裏，蔣介石拋出了《中國之命運》，也是那一年，他代表中國出席了著名的"開羅會議"，中國跌跌撞撞成了"四强"之一，蔣介石也勉强成了"四巨頭"之一。臨危受命從美國來到中國指揮中緬印戰區對日作戰的史迪威將軍，曾與蔣有過頻繁接觸，他們曾産生許多矛盾、摩擦，他筆下的蔣介石是由許多細節構成的，是活生生的，不是歷史教科書式的。《史迪威日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不僅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瞭解蔣介石和1943年的中國，也促使我們更清醒地反思這個有幾千年專制歷史的古老大國。
史迪威經常在日記中把蔣介石叫做"花生米"，在1月19日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
"金錢、影響和職位是領導人唯一考慮的事情。陰謀詭計，欺騙出賣，虛假報道。索要他們能得到的任何東西；他們獨一無二的念頭是讓別人打仗；對他們的 '英勇鬥爭'做假宣傳；'領袖們'對人民漠不關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稅，全然愚蠢無知的參謀機構，無力控制派系爭鬥，繼續壓迫民衆。拯救他們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從。'知識分子'和富人把他們寶貝的崽子送去美國，農家子弟離家去死——沒有關懷、訓練或領導。而我們則處于這樣一種位置：只能支持這個腐敗的政權幷贊美其挂名首腦，那個英明的愛國者和戰士——'花生米'。天啊。"（170—171頁）
此外，共産黨始終是蔣的心頭大患，史迪威6月21日的日記中記下了蔣的話："不能降低對陝西軍隊的供應；我們必須監督那些魔鬼共産黨人。"（186頁）
在一個美國職業軍人的眼中，一方面，幾乎人人都在蔣的面前唯唯諾諾，大氣也不敢出。1月26日，史迪威和蔣一起進餐，就領教了"那種氣氛"，"很簡單的飯菜，沒有什麽儀式，但是天啊！那種氣氛。在這個至高無上的人面前沒人敢說一句話或發表一個觀點。寂默一直延續到一顆智慧之珠落下，或是某個魯莽的外國人詢問西瓜是否出自哈密。你從僵直的姿勢和緊張的表情中可以想見，汗水正從這些傢伙們的後背淌下。一旦最終開了腔，這一榮譽的接受者就會低聲恭敬地做出明瞭的回答。沒有爭論，沒有提問：只有毫無表情的臉和冰冷的端莊舉止。"（173—174頁）
7月7日，美國政府命令史迪威授予蔣"榮譽軍團總司令勛章"，他在日記中說："'花生米'遲到了一個半小時。在儀式上他有些坐立不安。……'花生米'身邊的每個人又都成了石頭。何像雕像般坐在那裏，根本沒有張嘴。"（189頁）
那些部下在蔣面前"沒人敢說一句話或發表一個觀點"，"都成了石頭"，這只是表面的一套，他們背後幷不執行蔣的主張，也沒有人對他講真話，陽奉陰違成了他們奉行的不二哲學。實際上蔣介石治下的中國——"到處都在扯皮、瞎忙。……我面對的只是拖延、虛僞、懶散遲鈍和麻木不仁。此外還有陰謀、對抗、欺騙和阻礙。"（10月24日，208—209頁）
3月4日，史迪威和一個有名望的中國人交談後，在日記中寫道："他證實了我全部的最悲觀的觀點。'花生米'其實算不上獨裁者。他發布命令。每個人都鞠躬言'是'。但誰也不幹什麽。他瞭解盜竊和腐敗的全部情况，但他沒有治愈這一問題的力量。……他也瞭解全部惡劣條件，但他做不了什麽。……挽救中國的不是軍隊進行的戰爭，而是國家的遼闊面積和交通的不便。"（176頁）
7月的某日，史迪威日記中記錄了一位中國內閣官員的談話，其中這樣評論蔣介石——"他想成爲一名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領袖，一位哲人。但他沒受過教育！如果他受過4年大學教育，他也許就能理解現代世界的情况，但我們清楚地看到他對此一無所知。他根本不懂。假如他懂的話，情况是會好一些的，因爲他想幹好。沒人對他講真話……沒人。他不愛聽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講他愛聽的。不可能和他講理……跟孫中山可以……但這個人！如果誰頂撞了他，他會勃然大怒。所有人都繞著圈子避開危險和難題。他不瞭解事情的進展情况。他大量發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個人都唯唯諾諾，他從不知道實際上做到了哪些事。他害怕老百姓，怕人們議論。于是他竭力阻止他們講話。這很愚蠢。這就像是不打死響尾蛇却又不想讓它出響動。他沒有理由怕什麽。讓他們說好了。他也不必怕共産黨。他本可以利用他們。"
"如果倒退50年，'花生米'也許是個可以接受的領袖。但他缺乏教育這一條妨礙了他在現代情况下的作爲。甚至找不到一個更强些的。"
史迪威接著寫道："戰爭之後中國將會遇到極大的麻煩。'花生米'只明白他身邊發生的事，而這個國家很大，他不可能完全控制。頑固、愚蠢、無知、不容他人、專橫、不講道理、無法說通、忘恩負義而又貪婪無比。"（191頁）
史迪威日記中不斷地指責蔣的忘恩負義和貪婪。早在1月30日，他在和蔣見面後就這樣寫，"他酸得像醋。對美國沒有一句感激之言。只是想從我們手裏得到東西。"（174—175頁）類似的話他曾幾次在日記中提及。7月12日，在蔣終于書面同意了他提出的對緬作戰計劃（"索茜計劃"）後，史迪威日記中說："這樣一個污水池……如此頑固、無知和極度忘恩負義。"（189頁）
蔣以爲通過讓史迪威擔任他的聯合參謀長就會讓史接受他的命令，對此，史在9月4日的日記中嘲笑蔣——"他也太愚蠢了。他不理解我還有別的身份，如顧問團美國代表、美軍司令、租借物資分配人。"史既不根據蔣的旨意分配租借物資，也不容許蔣隨意動用美國部隊，蔣"氣得發瘋"，"發脾氣"，却無可奈何。而圍繞著蔣身邊的多是"只會言是的人、寄生蟲、盲目崇拜者和馬屁精"，他們在蔣的面前誠惶誠恐，"咬著指甲、渾身發抖"。在1943年的重慶，史迪威幾乎成爲"唯一一個讓他得知全部真相的人"，那些真相常常使蔣"發瘋"，蔣也懷疑其真實性，"而且肯定有許多人對他說我在撒謊。這對他們來說是必需的，因爲我攻擊了那些假報告、怯懦行爲、玩忽職守、走私、偷盜以及諸如此類的不正當行爲。我有足够的證據使他相信，至少在這些案子上情况是真實的。"（196頁）
6月18日，他記下了寫給史迪威夫人的一封信："在回國愉快了一陣之後又一次踏上了糞堆。……回來後發現蔣仍同以前一樣——一條貪婪、偏執、忘恩負義的小響尾蛇。此處在宜昌事件中一片驚慌。他極爲緊張，甚至將茶壺和花瓶摔到來訪者身上。"
宜昌事件指的是史迪威離開中國期間，日本人向宜昌發起過一次强攻，奪走了上萬中國人的生命。這一行動曾嚇壞了蔣介石，他以爲日本人試圖從長江三峽溯江而上，打開通向重慶的門戶。
另有一件小事也暴露了蔣性格中易怒、瑣碎的一面。開羅會議歸來不久，12月的某一天，蔣出席陸軍大學畢業典禮：
"在'花生米'登上講壇時樂隊指揮數著1—2—3，不幸的是樂隊在數到2時就奏起了音樂。'花生米'怒氣衝衝地讓樂隊停止演奏，對樂隊指揮一陣大駡：'要麽開始就奏樂，要麽從3開始。別從2開始！'後來，一個發言人從褲兜裏掏出了講稿。這又惹火了'花生米'。他對他一陣大駡，對他說，在外國你可以往褲兜裏放手帕但不能放講稿。講稿應放在外衣的下兜，如果是秘密的就放在外衣的上兜裏。再後來，有個人在儀式的過程中絆了一下，'花生米'大怒，大叫道他應該槍斃……槍斃，用他最高的調門重複地喊著。"（229—230頁）
6月25日，史迪威在與軍政部長何應欽開會時，驚訝地發現蔣竟然沒有與何討論過重要的"索茜計劃"，"顯然，如果何不知道，軍政部裏是沒人知道了，那麽，'花生米'同誰協商呢？同厨師，也許，或是他的夥伴，上帝。這高于一切。這個自大的小東西將决定幾個國家的命運。"（186頁）作爲一個美國人，史迪威想不明白的是，蔣處理軍政大事居然可以繞開正常體制，策劃于密室之中。他嘲弄、感嘆——"這個偉大的獨裁者，他讓他的部隊忍饑挨餓，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187頁）9月13日，史記下了一位中國官員的話："他[蔣]以爲他是主的化身。實際上他是個頑固的小蠢驢。"（199頁）蔣的特務無所不在，戴笠甚至在史迪威的房子裏安插間諜，蔣只相信身邊的人、秘密警察、嫡系軍隊，以爲憑他們就可以高枕無憂，永葆權力。還有一些事可以證實這個體制的荒唐，當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陷于僵局之時，出面周旋的是兩位受美國教育的女人，一位是被史迪威叫做"白雪公主"或"梅"的宋美齡，一位是被他叫做"埃拉"或"姐姐" 的宋藹齡，她們的權勢炙手可熱，戰爭和政治仿佛只是她們的"家庭事務"。從宋藹齡當面指責"花生米"，就可以看出這一點（10月17日）。 "'花生米'越來越不像是個獨裁者，倒更像是個政治上的騎墻派。他除了樹立了他的聲譽之外沒有什麽權力，他的家人瞭解這一點。……再者，'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復無常和怪誕。梅[蔣介石夫人]總是說，他很難把握，……他得出結論時不太考慮證據"。（ 9月25日，201—202頁）12月16日，兩個女人當面告訴史迪威，"她們已近乎精神崩潰。不能入睡。梅說昨天夜裏她祈求了他[蔣]。對我說她做了 '一切努力，就差殺了他'。埃拉說，他在煩的時候就裝出一副高貴的姿態。"（230—231頁）她們的努力是有效的，1943年將要告終之際，蔣介石終于授予史迪威指揮使用中國駐印部隊的全權，他在12月19日的日記中說："一個多月以前我差點被趕走，現在他却給了我一張空白支票。"（233頁）
好景不長，1944年10月，史與蔣的衝突已不可調和，史最終被解職離開中國。9月26日的史迪威日記不無凄凉："兩年零八個月的奮鬥，得到的是一個嘴巴。日本人廣播說我陰謀廢黜蔣介石，自己在中國當王。聰明極了。僅此就可使蔣介石産生疑團。（或是重慶製造的，以使他的行爲顯得有理？）"（292 頁）當然，這已是後話。
2003年4月28日
1943年：史迪威日記中的蔣介石
傅國涌
1943年，無論對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說，還是對中國抗日戰爭來說都具有轉折意義，兩次安排戰後世界格局（包括東方格局）的會議——德黑蘭會議和開羅會議在這一年召開。《南方周末》做過"三個癸未年"的專題，六十年前，也即上一個癸未年裏，蔣介石拋出了《中國之命運》，也是那一年，他代表中國出席了著名的"開羅會議"，中國跌跌撞撞成了"四强"之一，蔣介石也勉强成了"四巨頭"之一。臨危受命從美國來到中國指揮中緬印戰區對日作戰的史迪威將軍，曾與蔣有過頻繁接觸，他們曾産生許多矛盾、摩擦，他筆下的蔣介石是由許多細節構成的，是活生生的，不是歷史教科書式的。《史迪威日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不僅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瞭解蔣介石和1943年的中國，也促使我們更清醒地反思這個有幾千年專制歷史的古老大國。
史迪威經常在日記中把蔣介石叫做"花生米"，在1月19日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
"金錢、影響和職位是領導人唯一考慮的事情。陰謀詭計，欺騙出賣，虛假報道。索要他們能得到的任何東西；他們獨一無二的念頭是讓別人打仗；對他們的 '英勇鬥爭'做假宣傳；'領袖們'對人民漠不關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稅，全然愚蠢無知的參謀機構，無力控制派系爭鬥，繼續壓迫民衆。拯救他們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從。'知識分子'和富人把他們寶貝的崽子送去美國，農家子弟離家去死——沒有關懷、訓練或領導。而我們則處于這樣一種位置：只能支持這個腐敗的政權幷贊美其挂名首腦，那個英明的愛國者和戰士——'花生米'。天啊。"（170—171頁）
此外，共産黨始終是蔣的心頭大患，史迪威6月21日的日記中記下了蔣的話："不能降低對陝西軍隊的供應；我們必須監督那些魔鬼共産黨人。"（186頁）
在一個美國職業軍人的眼中，一方面，幾乎人人都在蔣的面前唯唯諾諾，大氣也不敢出。1月26日，史迪威和蔣一起進餐，就領教了"那種氣氛"，"很簡單的飯菜，沒有什麽儀式，但是天啊！那種氣氛。在這個至高無上的人面前沒人敢說一句話或發表一個觀點。寂默一直延續到一顆智慧之珠落下，或是某個魯莽的外國人詢問西瓜是否出自哈密。你從僵直的姿勢和緊張的表情中可以想見，汗水正從這些傢伙們的後背淌下。一旦最終開了腔，這一榮譽的接受者就會低聲恭敬地做出明瞭的回答。沒有爭論，沒有提問：只有毫無表情的臉和冰冷的端莊舉止。"（173—174頁）
7月7日，美國政府命令史迪威授予蔣"榮譽軍團總司令勛章"，他在日記中說："'花生米'遲到了一個半小時。在儀式上他有些坐立不安。……'花生米'身邊的每個人又都成了石頭。何像雕像般坐在那裏，根本沒有張嘴。"（189頁）
那些部下在蔣面前"沒人敢說一句話或發表一個觀點"，"都成了石頭"，這只是表面的一套，他們背後幷不執行蔣的主張，也沒有人對他講真話，陽奉陰違成了他們奉行的不二哲學。實際上蔣介石治下的中國——"到處都在扯皮、瞎忙。……我面對的只是拖延、虛僞、懶散遲鈍和麻木不仁。此外還有陰謀、對抗、欺騙和阻礙。"（10月24日，208—209頁）
3月4日，史迪威和一個有名望的中國人交談後，在日記中寫道："他證實了我全部的最悲觀的觀點。'花生米'其實算不上獨裁者。他發布命令。每個人都鞠躬言'是'。但誰也不幹什麽。他瞭解盜竊和腐敗的全部情况，但他沒有治愈這一問題的力量。……他也瞭解全部惡劣條件，但他做不了什麽。……挽救中國的不是軍隊進行的戰爭，而是國家的遼闊面積和交通的不便。"（176頁）
7月的某日，史迪威日記中記錄了一位中國內閣官員的談話，其中這樣評論蔣介石——"他想成爲一名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領袖，一位哲人。但他沒受過教育！如果他受過4年大學教育，他也許就能理解現代世界的情况，但我們清楚地看到他對此一無所知。他根本不懂。假如他懂的話，情况是會好一些的，因爲他想幹好。沒人對他講真話……沒人。他不愛聽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講他愛聽的。不可能和他講理……跟孫中山可以……但這個人！如果誰頂撞了他，他會勃然大怒。所有人都繞著圈子避開危險和難題。他不瞭解事情的進展情况。他大量發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個人都唯唯諾諾，他從不知道實際上做到了哪些事。他害怕老百姓，怕人們議論。于是他竭力阻止他們講話。這很愚蠢。這就像是不打死響尾蛇却又不想讓它出響動。他沒有理由怕什麽。讓他們說好了。他也不必怕共産黨。他本可以利用他們。"
"如果倒退50年，'花生米'也許是個可以接受的領袖。但他缺乏教育這一條妨礙了他在現代情况下的作爲。甚至找不到一個更强些的。"
史迪威接著寫道："戰爭之後中國將會遇到極大的麻煩。'花生米'只明白他身邊發生的事，而這個國家很大，他不可能完全控制。頑固、愚蠢、無知、不容他人、專橫、不講道理、無法說通、忘恩負義而又貪婪無比。"（191頁）
史迪威日記中不斷地指責蔣的忘恩負義和貪婪。早在1月30日，他在和蔣見面後就這樣寫，"他酸得像醋。對美國沒有一句感激之言。只是想從我們手裏得到東西。"（174—175頁）類似的話他曾幾次在日記中提及。7月12日，在蔣終于書面同意了他提出的對緬作戰計劃（"索茜計劃"）後，史迪威日記中說："這樣一個污水池……如此頑固、無知和極度忘恩負義。"（189頁）
蔣以爲通過讓史迪威擔任他的聯合參謀長就會讓史接受他的命令，對此，史在9月4日的日記中嘲笑蔣——"他也太愚蠢了。他不理解我還有別的身份，如顧問團美國代表、美軍司令、租借物資分配人。"史既不根據蔣的旨意分配租借物資，也不容許蔣隨意動用美國部隊，蔣"氣得發瘋"，"發脾氣"，却無可奈何。而圍繞著蔣身邊的多是"只會言是的人、寄生蟲、盲目崇拜者和馬屁精"，他們在蔣的面前誠惶誠恐，"咬著指甲、渾身發抖"。在1943年的重慶，史迪威幾乎成爲"唯一一個讓他得知全部真相的人"，那些真相常常使蔣"發瘋"，蔣也懷疑其真實性，"而且肯定有許多人對他說我在撒謊。這對他們來說是必需的，因爲我攻擊了那些假報告、怯懦行爲、玩忽職守、走私、偷盜以及諸如此類的不正當行爲。我有足够的證據使他相信，至少在這些案子上情况是真實的。"（196頁）
6月18日，他記下了寫給史迪威夫人的一封信："在回國愉快了一陣之後又一次踏上了糞堆。……回來後發現蔣仍同以前一樣——一條貪婪、偏執、忘恩負義的小響尾蛇。此處在宜昌事件中一片驚慌。他極爲緊張，甚至將茶壺和花瓶摔到來訪者身上。"
宜昌事件指的是史迪威離開中國期間，日本人向宜昌發起過一次强攻，奪走了上萬中國人的生命。這一行動曾嚇壞了蔣介石，他以爲日本人試圖從長江三峽溯江而上，打開通向重慶的門戶。
另有一件小事也暴露了蔣性格中易怒、瑣碎的一面。開羅會議歸來不久，12月的某一天，蔣出席陸軍大學畢業典禮：
"在'花生米'登上講壇時樂隊指揮數著1—2—3，不幸的是樂隊在數到2時就奏起了音樂。'花生米'怒氣衝衝地讓樂隊停止演奏，對樂隊指揮一陣大駡：'要麽開始就奏樂，要麽從3開始。別從2開始！'後來，一個發言人從褲兜裏掏出了講稿。這又惹火了'花生米'。他對他一陣大駡，對他說，在外國你可以往褲兜裏放手帕但不能放講稿。講稿應放在外衣的下兜，如果是秘密的就放在外衣的上兜裏。再後來，有個人在儀式的過程中絆了一下，'花生米'大怒，大叫道他應該槍斃……槍斃，用他最高的調門重複地喊著。"（229—230頁）
6月25日，史迪威在與軍政部長何應欽開會時，驚訝地發現蔣竟然沒有與何討論過重要的"索茜計劃"，"顯然，如果何不知道，軍政部裏是沒人知道了，那麽，'花生米'同誰協商呢？同厨師，也許，或是他的夥伴，上帝。這高于一切。這個自大的小東西將决定幾個國家的命運。"（186頁）作爲一個美國人，史迪威想不明白的是，蔣處理軍政大事居然可以繞開正常體制，策劃于密室之中。他嘲弄、感嘆——"這個偉大的獨裁者，他讓他的部隊忍饑挨餓，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187頁）9月13日，史記下了一位中國官員的話："他[蔣]以爲他是主的化身。實際上他是個頑固的小蠢驢。"（199頁）蔣的特務無所不在，戴笠甚至在史迪威的房子裏安插間諜，蔣只相信身邊的人、秘密警察、嫡系軍隊，以爲憑他們就可以高枕無憂，永葆權力。還有一些事可以證實這個體制的荒唐，當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陷于僵局之時，出面周旋的是兩位受美國教育的女人，一位是被史迪威叫做"白雪公主"或"梅"的宋美齡，一位是被他叫做"埃拉"或"姐姐" 的宋藹齡，她們的權勢炙手可熱，戰爭和政治仿佛只是她們的"家庭事務"。從宋藹齡當面指責"花生米"，就可以看出這一點（10月17日）。 "'花生米'越來越不像是個獨裁者，倒更像是個政治上的騎墻派。他除了樹立了他的聲譽之外沒有什麽權力，他的家人瞭解這一點。……再者，'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復無常和怪誕。梅[蔣介石夫人]總是說，他很難把握，……他得出結論時不太考慮證據"。（ 9月25日，201—202頁）12月16日，兩個女人當面告訴史迪威，"她們已近乎精神崩潰。不能入睡。梅說昨天夜裏她祈求了他[蔣]。對我說她做了 '一切努力，就差殺了他'。埃拉說，他在煩的時候就裝出一副高貴的姿態。"（230—231頁）她們的努力是有效的，1943年將要告終之際，蔣介石終于授予史迪威指揮使用中國駐印部隊的全權，他在12月19日的日記中說："一個多月以前我差點被趕走，現在他却給了我一張空白支票。"（233頁）
好景不長，1944年10月，史與蔣的衝突已不可調和，史最終被解職離開中國。9月26日的史迪威日記不無凄凉："兩年零八個月的奮鬥，得到的是一個嘴巴。日本人廣播說我陰謀廢黜蔣介石，自己在中國當王。聰明極了。僅此就可使蔣介石産生疑團。（或是重慶製造的，以使他的行爲顯得有理？）"（292 頁）當然，這已是後話。
2003年4月28日
論“漢奸”兩則（趙無眠、林思雲）
http://www.xici.net/b129663/d26604287.htm
查塔呼奇河畔談漢奸
趙無眠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一架專機從重慶珊瑚機場起飛，下午一點抵達昆明。雲南軍政首腦龍雲率領僚屬到機場迎接，彩旗樂隊，把冬天的春城烘托得熱烈、歡快。艙門打開了，由空軍司令周至柔陪同，一位梳理穿戴得整整齊齊、相貌英俊的中年人出現在人們的視綫中。看到歡迎的場面，他有些意外，又有些感動、不安和苦澀。他儘量顯得從容，招手致意，拾級而下，與幾張熟悉的面孔略事寒暄，便登車直驅龍雲官邸。
當晚，他與主人談至深夜。
出逃的第二號領袖
第二天下午，他又帶著十幾位隨行人員，乘坐由龍雲向歐亞航空公司包租來的飛機，直飛法屬印度支那的首都河內。傍晚時分，這一行人住進了市區高朗街二十七號，一棟西洋式公館內。他們脫下從中國穿出來的一身厚重衣服，換上輕簡的夏裝。但他們心中幷沒有隨之鬆快，反而感覺這片原爲中國屬土、現在的法國殖民地空氣過分悶熱和凝重。窗外薄暮垂臨，城市輪廓漸漸模糊不清，似乎也預示著他們前途的莫測。
沒幾天，一條重大新聞令中國和世界爲之側目：
「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從重慶出逃」。
汪精衛，一個神話的名字，忽然成了驚險小說中的人物。接下來的情節，有夜半刺客，日船北光丸號秘密接應，上海密謀，赴敵國日本首都東京媾和，還都南京成立第二個國民政府......
就這樣，地位僅次于蔣介石的第二號領袖，孫中山的忠實臂膀及其事業的首位繼承人，膾炙人口的《總理遺囑》起草者，當年謀刺清攝政王事敗被囚、視死如歸的少年英雄，拖著他那支令世人瞠目的人生敗筆，一步一步走向耻辱的紀念碑，成爲二十世紀最大的漢奸。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最著名的漢奸。
一九四○年，由各黨派代表組成的國民參政會第一届五次會議在重慶發出通電，回顧中華五千年歷史，雖也偶有叛國通敵之事，然尚未出過「視降敵爲救國，稱亡國爲和平，助敵進攻而有理論，代敵招降而講主義，顛倒黑白，喪盡廉耻，如汪逆兆銘其人者。」
在朝野一致的憤怒聲討中，汪精衛度過了他一生最後的幾年，終于日本戰敗投降前幾個月槍瘡復發，赴日治療。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一場美機空襲的第二天，受防空洞的陰濕迸發肺炎，客死于名古屋。
汪精衛的賣國罪，早已蓋棺論定。甚至在他出走河內，公開發表呼應日本近衛首相第三次對華聲明的《艶電》時，就注定要被中國人唾弃、痛恨，罪責難逃了。用一句俗話說，叫做「永遠被釘在了歷史耻辱柱上」。浙江蕭山縣海門鎮，當地人把汪精衛夫婦雕刻成兩個真人大小的裸體跪像，圍以石欄，唾迹斑斑，任人羞辱。這是仿造杭州岳飛墓前，鐵鑄秦檜夫婦跪像的故事。日本投降，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築于梅花山中山陵旁的汪墓給炸開，焚尸揚灰。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中國的土地上幾經滄桑，許多陳年往事從人們的記憶中漸漸淡去。當年中華民族最大的敵人——日本，搖身一變爲最大的投資商，又到中國開發經濟來了。雖然總還有人，對幾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殺、對淪爲慰安婦的凄慘經歷、對細菌部隊殘忍的人體實驗、對釣魚臺島的糾紛、對日本政要一次次推卸戰爭罪責、對供奉在靖國神社戰犯亡靈前的香火，耿耿于懷，時起抗議和爭執，但畢竟掀不起太大的波瀾，無法阻止中日關係越來越親密，越來越朝著「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方向發展。民族仇恨可以如此輕易地淡忘，惡鄰可以迅速地變爲睦友，一切都可以轉換、變化，唯有民族的叛徒絕不能原諒。汪精衛仍然無形地跪在那裏，接受世人的無情嘲駡。
恨叛徒甚于恨敵人
中國人從來都是這樣，仇恨自己營壘裏的叛徒，遠遠超過仇恨敵人。也許幷不只是中國人，也許所有的國家所有的民族都是如此。這要具體比較，不能一概而論。但中國人的這一特點，我們是有深切體會的。三十年代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曾下令處决叛徒顧順章一家八口，老幼皆不放過。如果我們據此認爲，周恩來嗜殺成性，那就錯了。他只是對叛徒執行党的紀律，雖然叛徒的家屬幷沒有義務要服從紀律，也幷沒有違反紀律。
文革中的劉少奇，是被當做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打倒的，但中共中央文件中，正式罪名不是走資派，而是「叛徒、內奸、工賊」。這就給他定了死性，罪無可赦了。走資派頂多是黨內矛盾，可以改正，可以悔改，可以東山再起，甚至三落三起。即使是死不悔改，如鄧小平，也仍然可以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叛徒則不然，只有死路一條。內奸、工賊也差不多。中共黨內的整人專家康生，深知這一招的厲害，他不像其他中央文革小組的書生那樣，只會傻傻地以「跟毛」還是「跟劉」來劃綫，他是發動「抓叛徒」，一抓一個准。康生的老謀深算也不是天生的，是在長期的革命鬥爭實踐中逐步成熟的，延安整風時他只是「抓特務」爲主，那就差遠了。文革後期，江青也學會了此招，要整周恩來，挑來挑去挑了一頂「投降派」的帽子。爲什麽單挑這一頂？因爲投降派一「投」過去，結果就是叛徒。經歷過無數風浪，以善于在任何情况下沉著應對著稱的周恩來終于沉不住氣了，推進手術室前拼力大叫：「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康生一生以抓叛徒爲業，自己也有一塊「叛徒」的心病，據說一九三○年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旋即放了出來。直到去世前夕，他已經當上党的副主席，寵幸未衰，在昏迷中猶喃喃有詞：「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三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四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五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六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七年，我絕沒有......」驚恐之狀，不亞于周恩來。及至「四人幫」倒臺，他們最大的罪名也是叛徒：江青、張春橋曾在上海被捕入獄變節，姚文元是叛徒姚篷子之子，只有年紀最輕的王洪文才實在與叛徒扯不到一起去。當然，還有那位文革小組長，在林彪事件中首當其衝被拋出來的陳伯達，以及被陳伯達整倒的最後一位高層人物陶鑄，也都被證明當過叛徒。只不過陳伯達整人的時候不是叛徒，挨整的時候就發現是叛徒了；而陶鑄挨整之時發現是叛徒，平反之時又不是叛徒了。
投降派=叛徒=最壞的敵人，已是人們約定俗成的一條公式。
「正常的」敵人固然可恨，倒還情有可原，因其立場、觀點、利益與自己相左。叛徒則不然，叛徒照道理應該是咱們這一邊的，或原本就是咱們這一邊的，却經不起威逼利誘，熬打不過，竟然屈從敵人的意志，倒戈相向，教「自己人」防不勝防，起到了敵人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叛徒幹的就是從內部攻破的事。這裏至少有兩點，說明叛徒比敵人更爲可惡。第一，叛徒沒有氣節，人格上可鄙。如果敵人是狼，叛徒則是「斷了脊梁骨的癩皮狗」。第二，叛徒知悉內情，危害性更大。敵人是明擺著的狼，叛徒則是「披著羊皮的狼」。
敵友定理與叛徒定理
政治學有一條重要的定理：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這條定理，只概括了「敵」和「友」對于「我」的關係，可稱爲敵友定理。朋友和敵人，都不是「我」，即不是「自己人」。對于「自己人」而言，政治學應該有另外一條定理：如果不是永遠的自己人，那就是永遠的敵人。這條定理，可稱之爲叛徒定理。
敵友定理從感情上不大好接受，道理上則無法反駁。叛徒定理恰恰相反，感情上是沒有什麽問題的，邏輯上却不大說得過去。敵友定理符合現代寬容精神，與靈活、妥協、理解、縱橫捭闔的政治藝術一致。叛徒定理則毫無寬容可言，僵硬、刻板、偏執、狹隘。可以這樣認爲，敵友定理是理性定理，叛徒定理是情緒定理。魯迅說：「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于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
(不光是政治，在一般人際關係中，這兩條定理也是成立的。說到底，人際關係也是一種政治。有一種說法，女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就是指女人在人際關係的應對上，常表現得比男人技高一籌。)
問題是，「友」與「我」怎麽區別？
國共合作，國與共是「友」，共産黨內部或國民黨內部是「我」。但許多人一開始就擁有國共雙重身份，怎麽分得清楚呢？是不好分，所以要清黨，你到底是國民黨還是共産黨，趕緊拿主意吧。拿定了主意，我才好下手，殺誰和不殺誰。從此以後，國是國共是共，分得清清楚楚了，再投過來或投過去，哪怕對方又成了朋友，也要拿你當叛徒。張國燾就是國共第二次合作期間，從延安溜出來跑到國民黨那邊去的，照道理當時應該是投友而非投敵，但張國燾却被當做叛徒。王明也是一個叛徒，他投了蘇聯「老大哥」。老大哥本來一點都不是敵人，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友；但根據敵友定理，它總有一天會變成敵。你從「我」變成「友」，說明你遲早會變成「敵」，進而說明你最終是永遠的敵人。也就是說，投友幾乎等于投敵。總而言之，都叫做投降派。
彭德懷上《萬言書》，討論的只是經濟問題，後來一吵一吵，就當成野心家了。野心家其實也沒什麽，不想當領袖的元帥絕不是好元帥；但另一頂帽子就可怕了：裏通外國。這頂帽子一扣，很多年以後，就連一些西方學者也覺得他活該被打倒。如撰寫周恩來傳記的韓素音教授，仍然認爲打倒一個裏通外國的彭德懷，比打倒一個不懂經濟的毛澤東要好得多。裏通外國本來是捕風捉影，就算是通，也是通向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但這就有張國燾、王明之嫌。彭德懷的罪狀雖多，致命的却是這條罪嫌。因爲誰都不會反對：裏通外國的領袖是最壞的領袖。
另一位元帥林彪，不僅「想當領袖」，而且還真當成了副領袖。他的結局是「叛國投敵」，投蘇聯。其時蘇聯已按照敵友定理，從朋友變成了敵人，從最好的朋友變成了最壞的敵人。爲什麽最好和最壞？因爲根據共産主義的原則，共産黨是天下一家的。蘇共與中共的關係，不僅是友党，更是兄弟黨。也就是說，是「亦友亦我」的關係。所以蘇聯修正主義被稱爲叛徒，一舉取代頭號敵人美國帝國主義，成爲最壞。林彪深知此一去，自己一世英名不僅毀于一旦，死後也永無翻身之日。被妻兒葉群、林立果慫恿挾持出逃之時，內心是極不情願的，寧可坐等毛來收拾，或者逃到廣州去另立中央。他眼噙泪花說：「我至少還是個民族主義者。」
「民族主義者」，是林彪企圖守住的最後底綫。他知道無論幹過什麽，沒幹過什麽，只要守住這條底綫，就還有重見天日的機會。否則便墮入萬劫不覆的深淵。蔣介石被共産黨封爲「人民公敵」，到頭來其民族氣節仍爲毛澤東所贊嘆。中共與蘇共親如兄弟，爲了堅持民族氣節，毛澤東不惜與赫魯曉夫公開翻臉，不吃肉也要硬頂下去。一位西方記者問周恩來：你身上共産主義和民族主義，哪個比重大？他想了想回答：我首先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最壞的叛徒：漢奸
現在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來了，所有的叛徒中，最糟糕的是民族的叛徒。道理很簡單，沒有比「我族」或「我國」更大的「我」了。如果你背叛的是「我黨」，至少敵黨還可能拿你當回事；你背叛的是某階級，比方當了工賊，至少敵對階級會喜歡你；而你要是竟敢以本民族爲敵，這世界上恐怕沒人能原諒你了。你可以改變自己的黨派、信仰、階級，却無法改變自己的民族種屬。
中國對于本民族的叛徒有一個專用名詞：漢奸。漢奸，英文譯作「traitor(toChina)」，即「(中國的)賣國賊」。這樣翻譯有些彆扭和累贅，不如原中文詞那樣簡潔。英文本來只有「賣國賊」一詞，至于賣的是哪一國，是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要到時候再說。「賣國賊」的定義很清楚，那就是必須犯了叛國罪。「漢奸」一詞，看起來簡潔，但是究竟如何定義，却不那麽清楚。如《語言大典》這麽解釋：「投靠侵略者，充當其走狗，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敗類」。這樣的解釋是經不起嚴格推敲的，有點只可會意，不可言傳的意思。「投靠」、「走狗」、「敗類」，都是含義模糊幷且帶感情色彩的詞。比方怎樣才算「投靠」？投降算不算？爲人家工作呢？在那邊定居呢？娶了人家的公主呢？再反過來，如果沒有發生戰爭，對方也不是侵略者，你向它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就不叫漢奸了嗎？
漢奸一詞在中國十分流行，因其詞義的模糊，常常造成濫用之勢。結果到處是漢奸，一不小心就可能當了漢奸——
乒乓球運動員何智麗自嫁到日本，隨俗改爲日本姓氏再與中國球員交手，因其仍奮力拼搏毫不手軟，被中國觀衆大駡爲漢奸；
同樣是從國家隊退下來的乒乓球運動員陳靜，代表臺灣在百年奧運會力戰前隊友，差點奪走中國隊計劃穩拿的女單金牌，也被駡爲漢奸；
外國公司駐中國的代理，以前上海灘稱做「買辦」，只要他們在與中方洽談生意時一心維護本公司的利益，就被指爲漢奸；
外資或合資企業內部發生涉外糾紛，中方高級主管批評、懲罰中國職員，也叫漢奸；
偷越國境，尤其偷越到與中國關係緊張的國家；
在海外發表言論，批評中國，揭露中國的黑暗面，有損國家的「整體形象」；
因各種原因要求得到外國的政治庇護；
被敵國軍隊生俘；
不喜歡中國，或者喜歡外國超過喜歡中國......
還可以列舉許多。有人會說，他們被駡爲漢奸，可能帶有戲謔的成分，當不得真。那麽好，在這些可能的戲謔後面，隱藏著一種怎樣脆弱的情感和心理？而戲謔過後，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看出了其中包含的荒誕？
關于「漢奸發生學」
一九九五年七月號的《讀書》雜志，發表了陳建功、王蒙、李輝的一篇三人談《時代變化與感覺調整》，提到「漢奸」一詞，王蒙認爲：「在洋場上我們的一些同胞也有丟人現眼的，一味地迎合人家，或做出一些很不得體的事情，失格失態。......我們的一些朋友就大駡『漢奸』，我相信這種情緒和態度是非常正義的，但『漢奸』這個詞還是有特定含義的，如果不是處在被侵略占領的情况下，即使我們說這個人有點兒奴顔婢膝，有點兒丟份兒，有點兒失格，但與『漢奸』的罪名距離還是很大的。」李輝認爲：「對那些到中國來工作生活的外國朋友我們抱有好感，他們對中國越親近，我們越感到他們可愛；遺憾的是我們不能以同樣的思路對待那些出國謀職謀生或求學的同胞，以致輕率地斥之爲『漢奸』，要按這種邏輯，那些來華的外國人不就變成『美奸』，『英奸』了嗎？」
《讀書》是中國文化界享有聲譽的雜志，以敢于發表有膽有識的文字著稱，這三位作家也都以思想和文筆活躍見長。然而直到接近世紀末的時候，才由他們出面在這樣的刊物上，代表中國的思想界爲長期以來蒙受「漢奸」罪的數十萬「出國謀職謀生或求學同胞」平反。這個玩笑實在開得也太大了。
同樣是這家雜志，同年的十月號又發表了一篇李零的《漢奸發生學》，專門討論「漢奸機制」，即漢奸是怎樣被逼無奈而産生的。他舉了歷史上幾個著名漢奸的例子：伍子胥引吳兵滅楚，申包胥請秦軍複楚，越王勾踐嘗吳王夫差之糞，李陵兵敗而降匈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這幾個人除了吳三桂，都是歷史上的「正面形象」。伍子胥滅楚，是因爲楚王無道，聽信讒言，奪媳殺子，株連忠臣伍子胥的父兄，逼得他出逃吳國，引兵滅楚，掘墓鞭尸。他連夜過昭關的故事，早已改編爲名滿京城的京劇劇目。申包胥是伍子胥的好友，爲了實現「子能覆楚，我必興楚」的諾言，竟如秦乞師。人家不答應，便倚廷而哭，七天不吃不喝，終于哭來了救兵，完成了複國的大業。幸好秦軍功成即退，沒問他要土地要勞務費。越王勾踐的故事更是膾炙人口，他屈膝求生、恭謙事敵、喪權辱國，乃至嘗仇人的大便以取媚，如此「臥薪嘗膽」其實是噁心喪膽，都成了「笑得最後」的必要代價與鋪墊。伍子胥、申包胥、勾踐都是漢以前的人物，嚴格地講不能算「漢奸」，那時還沒「漢」呢。拿他們舉例，是爲了說明「漢奸」發生的原理，即動機的正義性：討伐暴君、光復祖國、忍辱復仇。
第一個真正的漢奸是李陵，他身爲漢朝將軍，被俘，投降，娶匈奴公主爲妻，終身不歸漢。這一系列的過程中，幷沒有一個崇高的、正義的動機，作爲人們往後爲他翻案的藉口。他走上這條不歸路，是被逼出來的：武帝任人唯親重用無能、發給的兵馬太少而不得不以步卒五千對抗匈奴主力八萬、友軍拒不救援坐視其全軍覆沒、公孫敖謊言其叛致使李陵全家被誅......所謂「漢奸機制」，李陵一案最爲典型。雖然沒人說他不是漢奸，但總覺得情有可原。加之李陵是抗擊匈奴的名將李廣的嫡孫，又有太史公司馬遷爲他講公道話而慘遭腐刑，而且他只老老實實做人家的駙馬，幷沒領兵前來攻漢，因而還能獲得相當大的同情。如作家張承志在散文《杭蓋懷李陵》中評說：「當他無家可歸，祖國執行不義的時候，叛變也許是悲壯的正道。」
(據《漢書．匈奴傳》，公元前九六年，即漢武帝太始元年，亦即李陵全家被誅不過兩年，匈奴使大將與李陵領兵三萬餘騎追擊漢軍，在浚稽山轉戰九日。此役以「傷奴甚衆」，匈奴退兵告終。)
最後一個吳三桂，是導致清朝入主中原的關鍵人物。歷史學家對他大都是貶，也就是「反面形象」。同樣是當漢奸，動機一點都不崇高：「沖冠一怒爲紅顔」；腦袋也不清楚：說好了只是聯清平闖，打到後來却變成了投清滅明；操守則更談不上了：投了一次就算了，好好地當你的漢奸，還能做成個洪承疇、範文程一類人物，也不失爲一種功名，偏又要再反，叛了再叛。近年有李治亭著《吳三桂大傳》，將這個人們印象中「貪生怕死、寡廉鮮耻的末流漢奸」作全面、公正的分析，發現以前的很多誤解。他引清兵入關，本想當申包胥，不料却當了個伍子胥。不論是什麽胥，總之他這漢奸當得也是事出有因，身不由己，甚至還有些悲壯和負責任，不能簡單歸爲「反面人物」一類。何况今日之中國，早已是胡漢一家，當年的「漢奸」，其實是站在「歷史的正確選擇」一邊，爲優秀的少數民族統治者取代昏庸無道、腐敗無能的漢族統治者貢獻力量。拿吳三桂來說，如果不是他引狼入室，充當侵略軍的馬前卒，領著中國人打中國人，一個有史以來最好的朝代怎麽可能那樣迅速地建立在中國的土地上？這到底是他的功還是他的過？硬要以「功過」來評定，那他最大的過應該是最後對侵略者的背叛，即反叛清朝，破壞新秩序下的安定團結，而絕非當漢奸這檔子事。
《漢奸發生學》當然沒說到這些，只是舉了這些「好漢奸」的例。這些漢奸既好，當漢奸又實出無奈，所以我們不能過多地指責他們，要指責也只好去指責迫使他們當漢奸的「機制」。此文一出，引起反響。上頭怪罪下來，追查《讀書》「替漢奸開脫」的責任。發生在三年前的「漢奸發生學」，遂無法再發生下去。
李陵有沒有投降的權利？
中國的歷史上，值得討論的漢奸當然不止這幾位，作者單挑了那些好說的說，不好說的都避開了。讓人覺得，漢奸的發生大致有兩種，一是出于正義，一是迫于無奈。這都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從長遠的歷史觀照，甚至是應該肯定的。至于其他的機制呢，可惜沒能說下去。
我們再來討論李陵，不妨就從發生機制著手。假設他不是教匈奴聞風喪膽的名將李廣之後，假設司馬遷沒有因他受施腐刑，假設漢武帝不搞任人唯親，假設撥給他的兵馬充足强壯，假設沒有小人讒言致使他全家被誅，假設沒有這一切「機制」，他只是兵敗被俘，可不可以向匈奴投降？依漢律當然是絕不可以，就是所有的假設都是反的也不可以。我們討論的不是漢律而是道義。不允許自己士兵、將軍失敗後向敵人投降，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說，未免太殘忍了。投降無疑是一種耻辱，但如果你盡了最大的力量和勇氣，陷入重圍和絕境無法解脫，那就雖辱猶榮。李陵正是這樣的情况。
戰爭也是一種「游戲」，有一定的游戲規則。中國古代就有「兩國交戰不斬來使」的慣例。現代戰爭更有禁止使用化學武器、禁止殺害和虐待俘虜、禁止攻擊紅十字救護人員、禁止攻擊平民等等國際條約。固然現實中常有違約的暴行發生，如南京大屠殺之類，但它作爲國際間公認的準則是不可動搖的。軍人的職責是戰鬥，而不是白白送死。在無法取勝和解圍的情况下，他有放下武器的權利，他有投降後保持尊嚴的權利，他有不被自己的同胞歧視和迫害的權利。美軍飛行員遭敵方擊落生俘，被迫在電視上供認自己的罪行、指責自己的政府，一旦釋放歸鄉，他仍然會受到英雄凱旋式的歡迎。五十年代，在朝鮮戰爭中被俘虜的數十萬中國人民志願軍官兵，經過反覆鬥爭、談判交涉回到中國，却受到二十多年的歧視、審查、迫害。爲什麽會有這樣巨大的差异？這差异到底是制度使然，還是文化觀念的不同造成的？在長期的戰爭年代，中共一直享有「優待俘虜」的美譽，包括優待「雙手沾滿共産黨鮮血」的國軍將領，優待頑固凶惡的日本士兵，即使在敵己雙方力量極爲懸殊的江西蘇區時代也是如此。能優待俘虜，却不能原諒當過俘虜的自己人。這大概不能說成是一種嚴以待己、寬以待人的美德吧？
一般學者認爲，中國的漢民族，基本形成于漢代。秦統一諸夏，融合四方各族，即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兩漢約四百年而有漢族。後來又不斷融進北方各族的血緣，才有今日的「大漢族」。漢族的第一個心腹大敵—— 匈奴，大部分終于融入漢族。以至于西晋末年，匈奴人劉淵據平陽建漢稱帝，竟以漢朝皇室劉氏子孫自居，口口聲聲「昔我太祖高皇帝」、「我世祖光武皇帝」，要爲漢家的列祖列宗光復丟掉了數十年的江山社稷。既然遲早是漢一家，指責當年的李陵爲「漢奸」，又有何意義呢？
石敬瑭．張邦昌．劉豫
五代時的石敬瑭，是另一類漢奸。他向契丹乞兵滅後唐，建後晋稱帝。爲了達到目的，許諾事成之後割燕雲十六州予契丹，幷以父禮事契丹主耶律德光，也就是當「兒皇帝」。其部將劉知遠勸諫：「稱臣足矣，何必稱父；贈以金帛可矣，何必割地。」石敬瑭求兵心切，竟不聽從，接受耶律德光册封的中國皇帝，國號晋。史稱後晋。十六州既失，中國北方的門戶大開；每年還要向契丹輸絹三十萬匹，造成國力衰弱。石敬瑭在位僅六年而死，侄石重貴即位，兩國關係終于破裂，耶律德光大舉進兵，滅後晋。
割地是喪權，稱「兒皇帝」是辱國，石敬瑭的漢奸罪主要是這兩條，再加上納貢這條較輕的罪。身爲一國之主，竟認他國元首爲父，固然有失體統，但實際上幷不如納貢這一條直接影響國計民生來得嚴重。也就是說，辱國是虛的，交錢(貨)是實的。中國一貫重面子不重裏子，所以討論歷史往往避實就虛，顛倒輕重，以此爲第一奇耻大辱。其實石敬瑭以前，大唐曾與吐蕃訂立過「甥舅之盟」，即唐天子爲舅，吐蕃贊普爲甥。「舅甥」比「父子」好聽一些，却也有輩分之差。人家吐蕃就不覺得有什麽耻辱。既然後來同爲中國人，爲什麽只能聽少數民族稱漢族爲「舅」、爲「伯」，就那樣饒不得漢人尊別的民族一聲「父」？何况石敬瑭也不是漢人，是沙陀人。沙陀人本爲西突厥的一個部落，先投吐蕃，後歸附唐朝，逐漸漢化。所以稱他爲「漢奸」，也有些牽强。
耶律德光滅晋後，在中國建立大遼，因水土不服，只呆了三個月便北返，行至灤城突發病死。其侄兀欲被將士擁立于鎮州，稱天授皇帝，是爲遼世宗。他這個帝位來之不易，首先就遭到其祖母述律太后的堅决反對。當年述律太后寵立次子耶律德光，迫使長子東丹國王突欲憤投世敵南唐，爲唐明宗賜姓李幷更名曰慕華。「慕華」者，仰慕中華也，徹頭徹尾地當了「契丹奸」。這種人的兒子，怎能承繼契丹之大統？他居然深得人心，一仗而打敗其祖母。遼朝雖爲外族政權，後來却努力漢化，二百多年後爲金所滅時，遼人幾乎已全部成爲漢人。遼史也與宋史、金史幷列，爲中國的正史。如果不考慮動機，只從歷史發展的結果來看，當初石敬瑭割讓中國大片土地予契丹(面積、人口皆超過契丹本土)，使之日益强大的同時，加速幷徹底被漢化，最終成爲中國的一部分，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金朝滅遼，有宋朝的參與。從宋的角度，要恢復「中國」的版圖；從金的角度，則要趁機擴展勢力範圍，而不滿足于只做一個關外藩邦。于是金宋開戰，靖康二年四月，金人攻陷汴京，擄徽欽二帝、後妃、宗室、大臣共三千餘人北返，北宋乃亡。金軍走之前，特地立了一個中國皇帝，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又一個著名漢奸張邦昌。
石敬瑭雖是「兒皇帝」，畢竟還建了一個像模像樣的朝代，爲殘唐五代之一。張邦昌接受册封稱帝的「楚國」，却只存在了頂多個把月。金人前脚走，康王趙構即在應天府登基，是爲南宋朝廷的「開國之君」宋高宗。張邦昌甩下「楚帝」不當，親到應天府謁見高宗，伏地慟哭請死。他本是宋朝的廷臣，幷不想當皇帝，接受金人的册封實在是不得已。高宗趙構問中書侍郎黃潜善如何處置？黃答：「邦昌罪在不貸，然爲金人所脅，今已自歸，唯陛下諒而處之。」于是以張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王。
但張邦昌終于沒有被原諒。不久，高宗起用因阻撓和議貶至江寧的主戰派朝臣李綱，他認爲張邦昌身爲國家大臣不能臨危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更號，宜正典刑。遂將張邦昌流放至潭州，旋誅死。至于接受金人官職、儼然以「楚國佐命大臣」自居的一班朝臣，如王時雍、吳開、莫儔等人，也都遭流放。歷史學家稱張邦昌爲「僞帝」，金人所封官職爲「僞官」，所謂「楚國」亦被稱爲「僞政權」。「僞」字與「漢奸」一詞聯繫到一起，就是從這裏開始。張邦昌的「僞帝」與石敬瑭的「兒皇帝」最大的不同，不是存在時間的長短，而在于他是外國侵略軍册封的，與自己邀請來幫忙的外國「友軍」有著本質的區別。所以張邦昌「僞」，而石敬瑭不僞。「僞」者，假也。也就是不爲咱們自己承認。
張邦昌的節操當然不值得稱道，不過倒不是一個爲虎作倀、有意出賣國家利益之徒。僅這一點他就比石敬瑭要好。他如果不出面當「皇帝」，侵略軍肯定會另選一人來當，如後來金兵大舉南侵，册立前濟南知府劉豫爲「齊帝」。這是金人「以華制華」的政策。當然不是說，「我不當反正別人也會當，那還不如我當」。重要的是看他怎麽當。張邦昌至少做了兩件好事。第一，促使金人退兵；第二，將政權主動交還給中國的合法政府。他手下出任「僞官」的呂好問故意同金人說：「天生南北風習不同，北兵在南不習水土，且少留兵無濟于用，多留兵反而不便。」本來準備留兵實行長期占領、監衛的金軍乃全部撤離。而後，張邦昌又依從呂好問等人的主張，迎接因廢居私第幸免于難的元佑皇后入居延福宮，幷遣使往謁康王勸進，最後自己跑到應天府請罪。照我看，黃潜善的處理意見是對的，有利于人心的歸附。李綱「正典刑」的主張則失之苛嚴，斷絕了所有因迫于情勢而暫時委曲求全的人員歸路。及至金兵再次南下，建立第二個僞政權，也就再沒有張邦昌的故事發生，而是一心一意奉金朝爲正朔，與南宋爲敵了。僞帝劉豫有心報效金人，又打不贏南宋，最後金人嫌他無能，派兵捉住，廢爲蜀王。這個死心塌地的漢奸，比迫不得已的漢奸下場還是要好得多。
議和與「拼死一戰」
遼是宋的世敵，如果宋能不計前嫌，聯遼抗金而不是聯金滅遼，北宋也就不會輕易覆亡。遼再壞，畢竟只是屢犯邊關，遠不及金之陷京擄帝來得惡劣。金是南宋的世仇，如果南宋能不計前嫌，聯金抗蒙古而不是聯蒙古滅金，南宋也不會輕易覆亡。金再壞，畢竟還允許議和，留給你偏安的遼闊空間與長久時間，遠不及蒙古人趕盡殺絕來得凶殘。兩宋在國家生死存亡關鍵時刻的重大失策，在于不懂得政治學的敵友定理，以狹隘的民族復仇情緒代替理性判斷與抉擇，因而一錯再錯，一亡而再亡。
有人會說，與其屈辱偷生，不如拼死一戰。所謂「寧爲玉碎，不做瓦全」。聽起來慷慨激昂，也符合英雄的做人準則，但套用在國家、民族上，却是毫無道理。國家既亡，整個民族都淪爲亡國奴，豈不是在更爲屈辱的環境中偷生？難道你要整個民族都像日本武士道那樣「玉碎」，都拼死，都遭屠殺，致使種族滅絕？只要不是這樣，那麽國家的苟安就比打不贏也打要好，保全半壁江山也比徹底淪亡要好。秦檜與金人簽訂的「紹興和議」，雖是不平等條約，却爲南宋爭取了二十年的和平，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平心而論，秦檜是一個不錯的經濟人材，在他的治下，宋朝迅速修復了戰爭的創傷，再現北宋時的繁榮景象，奠定了一百五十年的國運基礎。
漢奸的大批産生，自然是在外國入侵，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第一個高潮是宋代，第二個高潮是明末，第三個高潮則是日本入侵。中國自從出了個秦檜，以後所有的漢奸都相形遜色——不是他們的罪行，而是他們作爲漢奸的知名度。秦檜簡直就成了「漢奸」的代名詞，直到再出了個汪精衛。
汪精衛遭到各方的一致痛恨，不是沒有道理的。從國民黨方面，蔣介石領導抗戰勝利，如果不跟汪劃清界限，有損党和領袖的形象。汪精衛是蔣介石在黨內的最大的競爭對手，雙方曾爲奪取孫中山繼承人的位置明爭暗鬥；抗戰八年，蔣介石對日秘密和談一直斷斷續續。徹底否定汪精衛，即確定了蔣的合法性及歷史上的地位。從共産黨方面，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汪精衛是國民黨著名左派，共産黨的有力支持者，蔣介石發動「清共」，汪的武漢國民政府一度站在共産黨一邊，表示要討伐蔣介石，後來居然寧漢合流，一致反共。這種感情上的傷害，已足够符合叛徒定理的條件，而不僅僅是敵友定理了。及至國共第二次合作，全國抗日，汪的南京政府打出的旗號却是「和平、反共、救國」。舊恨新仇，集于汪氏一身，何况國民黨已給他定性在前，正是一條可以任意鞭笞的死狗，絕無再爲他講話之理。從一般民意方面，「漢奸說」本是中國特産，無論文化傳統、歷史鏡鑒、道德觀念、民族情緒，都不會認爲汪是一個好東西。從國際輿論方面，汪屬于戰敗的日本侵略者陣營，從未得到過英美爲首的西方國家承認，到日本對美發動的太平洋戰爭已呈敗相、日首相近衛向汪表示進一步交還中國(淪陷區)主權的時候，汪居然主動提出向英美宣戰，近衛勸都勸不住。因而在即使民族觀念較爲豁然大度的西方民主國家眼裏，他也不值得稍予同情。
汪精衛當漢奸的動機
史學家們對汪精衛的漢奸罪認識較爲一致，唯在當漢奸的動機上看法各有不同。一是對權力的追求，即所謂「領袖欲」；二是貪生怕死，患了「恐日症」和軟骨症；三是與蔣介石達成默契，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中國無論是勝是敗都不至于亡國；四是確信中國打不贏日本，遲和不如早和，反而主動；五是一貫親日，死心塌地投靠日本；六是與蔣介石內鬥失利，負氣出走鑄成大錯，只好一錯到底。
這六種動機，最爲惡劣的是第五，最不可能的是第二。想當年汪精衛參加革命，謀刺清攝政王事敗被捕入獄，嘗作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其大義凜然，可與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氣歌》幷美于世。說他是貪生怕死之徒，實在毫無根據，也不令人信服。在淪陷區，民間曾流傳過這樣的故事：汪赴日和談前夕，交衛士一把手槍，「如看到我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即拔槍把我打死！」這個故事不論是真是假，都說明「怕死」是站不住脚的。他要是坐在大後方跟著大夥兒高喊抗戰，則中國是贏是輸，總也輪不到他汪精衛有生命之虞。倒是他選擇的那條路，處處埋伏著殺機、險情，非軟骨者敢走。第五條也難以成立。汪精衛固然親日，但畢竟是中國人。他的日本情結，與孫中山一樣，源自在日本鼓吹革命、組建同盟會的經歷。這種親日情結，不但汪氏有，蔣介石也有，其他國民黨元老也幾乎都有。汪氏的親日，爲他對日議和提供了堅實的背景，却未見得一定要站到日本的立場上，死心塌地與中國爲敵。否則，他完全可以「代表中國」向日本投降，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出賣中國的利益、主權，而不至于跟日本討價還價，力爭中國的領土完整、要日本無條件撤兵。從最基本的人性角度來說，仇恨自己民族的人實在反常和罕見。也許汪精衛正好是這種人，但沒有充分有力的證據。
至于「負氣出走鑄成大錯」，從他秘密出走河內，到成立南京政府的整個過程來看，其周密和審慎，絕非起于一時的意氣用事。他到河內發出主和的「艶電」，仍不是沒有退路，蔣介石派人送來護照和經費，希望他到歐洲游歷，或乾脆回重慶再任要職，可以說是仁至義盡，實在勸不回頭才讓特務暗殺。就算是出于負氣，如果沒有深思熟慮作底，亦即沒有其他更深刻的動機，斷不至如此。而「領袖欲」，他已貴爲國民黨副總裁，其言行舉止足以影響中國的政局。他一生幾經浮沉，深知政治的無常，尤其戰亂中的領袖難爲和難當。就在他離開重慶前不久，和蔣介石最後一起用餐時，他還提出要對南京、上海的失守負責，國民政府應總辭以謝罪天下。蔣忿極，認爲這才是最不負責任的行爲，起身拂袖而去。汪氏與其說是「領袖欲」，還不如說是「表現欲」，即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向世人表明他要不顧一切救民于水火。這與他當年謀刺清攝政王的行爲動機是一致的。
第三和第四種動機，兩相比較，「默契說」太牽强，不合整個事件發生和發展的邏輯。最能說得過去的是第四種動機，即固信中國抗戰難以取勝，不如早和，以爭取主動，免遭更大的損失。當時的情况是，東北早已爲關東軍所據，成立「滿洲國」；蒙古建立了獨立的親日政權；華北經過「特殊化」自治階段，亦被日軍占領；華東、華中和華南，除長沙以外的幾乎所有大城市皆淪爲敵手；中國的海上通道全部被封鎖；國軍精銳部隊在抗戰初始就已經將老本拼光，中國軍隊無論從裝備、素質、供養等方面皆遠不及日軍，中國正規士兵對日本兵的戰鬥力是三敵一；國共兩黨既合作又矛盾重重，暗伏著將來决一死戰的危局；蘇俄及西方自由世界對中日戰爭持觀望態度，英美各國即使參戰，似乎也難以抵擋窮凶極惡的日軍攻勢，中國是孤立無援地對付日本；中國社會結構渙散，國庫空虛，前清及軍閥混戰時欠下的大量賠款、債務無力償還，經濟隨時可能崩潰......總而言之，「它很像是一個重量級拳師與一個羽量級拳師比賽。......這次的戰爭，中國不能打，也不應該打。但是，却不能不打，由于被日本逼迫得別無選擇。」(黎東方《細說抗戰》)
「不能打，也不應該打」，這是歷史學家在抗戰結束五十年後的客觀評論，如果放在當時，則屬于徹頭徹尾的「漢奸言論」。汪精衛出走前，雖在公開場合「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一再表示要抗戰到底，私下却對抗戰前景極爲悲觀，也就是「不能打，也不應該打」。
汪精衛是一個愛國者
國民黨高層有一個被胡適戲稱爲「低調俱樂部」的沙龍，汪精衛當然是這個「俱樂部」的靈魂。但「不能打」還不是動機，只是一種認識和判斷。畢竟這個「低調俱樂部」的人幷非個個走上了汪的道路(如胡適)，畢竟「不能打」後面還有一個「却不能不打」。我認爲，汪精衛對日議和的動機是很複雜的，不可能簡單地歸結爲哪一類。根據其人的經歷、性格、地位、信仰，及後來的所作所爲來看，毋寧取其所言，動機中包含有救國救民之心。有意思的是，在國民黨內，真正的主和派原是蔣介石，而汪精衛是對日主戰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變，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張和日本人打。倒是蔣介石，九一八事變中的「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三年出賣華北的塘沽協定，摧殘察綏抗日武裝，一九三五年華北特殊化的何梅協定，都是其一手導演的杰作。不料後來倒轉過來，蔣介石成了抗戰到底的英雄，汪精衛却走上主和的道路。陳公博回憶，汪始有主和傾向，實爲長城古北口之役，前方將領回來報告，都說「官兵無法戰爭，官兵幷非不願戰，實在不能戰，因爲我們的火力比敵人的火力距離太遠了，我們官兵看不見敵人，只是受到敵人炮火的威脅。」及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後，汪更加認爲，中日應尋出一條和平之路，否則一旦開戰，只是便宜了蘇聯。
我相信，汪精衛是一個愛國者。至于賣不賣國，怎樣賣，那是第二個問題。
有人會說，都到那樣一個地步了，還侈談什麽愛國？說得好，對敵妥協不言愛國，敗軍之將不言勇。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數百上千年以來，我們都是這樣認爲的。說到底，動機幷不是最重要的，也永遠爭論不清。再崇高的動機，如結果一團糟，也不能拿「好心辦壞事」開脫其咎。反之亦然。何况所有的推斷，都只是推斷而已。對于歷史人物的評價，關鍵要看其所爲，究竟給這個國家和民族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具體到汪精衛，主要應該討論第二個問題，即賣不賣國，而不是愛不愛國的問題。
汪精衛發動「和平運動」，其負面效應顯而易見，幾乎所有涉及這一議題的文論都做過分析，這也正是定其漢奸罪的根據。大致有：簽訂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成立傀儡政府及僞國民黨中央，分裂抗戰陣營，打擊了民族士氣；爲逃兵尤其是降將提供了「合理」藉口；粉飾了日本侵略軍的亡華陰謀；積極反共，而共産黨當時是抗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協助和維護日軍對淪陷區的統治，鎮壓地下抵抗運動；提供日軍侵華的物資資源；讓日本騰出手來，發動太平洋戰爭，等等。
這些指控都沒錯。所有這些負面效應，都是汪氏「和平運動」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爲他是作爲「戰敗一方」與敵議和。抗戰的最後勝利，推翻了汪氏付出這些代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最大的代價如承認「滿洲國」之類都是可以收回的；萬一抗戰不能取勝，那麽中國至少可以守住已經簽約的這條底綫。事實上，誰也無法斷言中國將取得最後的勝利。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對當年那場戰爭的慘勝感到僥幸，如釋重負。在國家生死存亡的危險時刻，以戰爲主，以和爲輔，和戰幷用，這是一種明智的抉擇。既要有「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的義勇，也要有以暫時的妥協保全實力留有退路的靈活。即連領導抗戰到底的蔣介石本人，也從來沒有放弃過對日和談的可能，這不是他的動搖和軟弱。延安的共産黨與日軍暗中交涉，也不能說是通敵和叛賣。正如歷史選擇了蔣介石作爲抗戰的領袖，能够擔當議和重任的人選，遍觀當時之中國，也非汪氏莫屬了。
「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
汪精衛在對日議和中，其個人表現的勇氣和一定的原則性，連日方都爲之敬重。據胡蘭成回憶，當時任日本駐南京大使館一等秘書的清水重三，曾參加多次汪精衛與日方的重要會見，私下嘆道：「我在旁看著，這邊是戰勝國，坐著我們的大臣，大將與司令官，對方是戰敗國，坐著汪先生，但是比起來，只見汪先生是大人，我們的大臣大將司令官都藐小了，惟有近衛公與汪先生坐在一起還相配。汪先生的風度氣概，如山河不驚，當時我嘴裏不說，心裏實在佩服。」(《今生今世》)
日汪和約，當然是不平等條約。中國人對于簽訂不平等條約者，一概斥之爲漢奸，如秦檜，如李鴻章。汪精衛就更不用說了。蘇俄逼使中國允許外蒙獨立，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宋子文藉故推脫，乃至辭去外長，爲的就是不擔漢奸罪名。南京失陷時，日本通過德國大使陶德曼向中國政府提出一份「和約」，汪精衛勸行政院長孔祥熙簽字，孔不敢簽：「汪先生，我沒有你的膽子，我背部受不了兩顆子彈。」
汪精衛雖有「膽子」，也不敢貿然簽字，他知道這一筆下去非同小可。他不怕「引刀成一快」，却害怕當賣國賊，留下千古的駡名。一份「和約」，往往復複逐條討價還價好幾個月才出臺，按說是毫無意義的。日本最後投降，這份條約成了廢紙，而汪氏亦未能逃脫賣國的駡名。但他的幾番堅持達成協議，還是盡可能地爭得了國家的尊嚴和利益，甚至贏得了對方的敬重，及一部分日本官員的同情。而這份和約，至少在淪陷區，在日本投降前的數年時間內起了作用。
汪精衛一方爭的是哪幾條呢？一，中華民國國號、首都南京、青天白日國旗、三民主義國策不變；二，日軍必須從中國撤退；三，日軍占領區的中國法人以及個人所有的鐵路、工廠、礦山、商店、一般住宅，應迅速歸還；四，不承認滿洲國。如果這幾條完全得以實現，平心而論，那就不是不平等條約，而是平等條約了。日本政府方面自然不會同意，提出：一，由于三民主義是排日抗戰的根源，應當修正這一理論；二，青天白日國旗仍爲抗戰的重慶政府使用，幷成爲日軍進攻的目標，爲避免混淆，圖案應予修改；三，日軍占領的住宅、工廠、商店可以歸還，但鐵路在戰爭期間由日方管理，待全面和平後立即歸還。這三條，第三條可以理解；唯第一、二條，連日本專門派做對汪工作的「梅機關」主要成員犬養健也認爲過分，「因爲自古以來，無論什麽樣的戰勝國，還沒有連對方國家的建國原理及國旗圖案都加以干涉的先例。况且，這又是超越勝敗的兩國間的和平運動。」(犬養健《揚子江今天仍在奔流》)
這兩條雖然過分，却都是虛的，也與前幾次日方提出的「和平條件」不一樣。這是因爲日方內部對中國問題一直有較大分歧，日本政府迭次換届，其政策波動、搖擺，有時不免生疏和荒唐，或節外生枝。總之，汪精衛遇到的對手是十分難纏和蠻不講理的，遠遠超過了他預先的估計。但他走到了這一步，已無可回頭。經過大半年的苦爭，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精衛在上海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主要內容爲：
承認滿洲國；確保日本在中央政府的外交、教育、宣傳、文化以及軍事等各方面的權利和合作關係；承認日本在內蒙、華北、長江中下游、厦門、海南島及其附近島嶼的政治、經濟以及對地下資源的開發利用權利；承認在以上地區的防共和治安的駐兵權；中國對于日軍駐扎地域及其與此有關地域的鐵路、航空、通訊、港口、水陸等應適應日本軍事上的需要；在中央政府及各級機構中聘請日本軍事、財政、經濟、技術顧問，確保《綱要》及其秘密附件中所有條款的執行。
此《綱要》簡直就是一份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占領宣言，令許多主導此次「和平運動」的日方和汪方人員大感意外。最早秘密潜往東京，與日本取得和談聯繫的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立刻退出汪集團，離開上海回到了重慶，幷在香港《大公報》披露《綱要》的全部內容。與他同時返回重慶的還有陶希聖。汪精衛本人也既憂且懼，草案簽字後流著泪說：「這個文件說不上什麽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了。」
爲什麽「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因爲上述地區爲日軍所占領已成事實，你簽不簽約，反正是拿不回來的。用汪氏集團第三號人物周佛海的話來說，「淪陷區是蔣先生把它丟掉了的，不是我們把它丟了的，我們今與日本交涉，只有收回多少的問題，沒有喪失多少的問題。」(爲《中華日報》撰寫的社論)這話有漏洞，因爲蔣先生雖然把它丟了，但始終沒有同意給人家，還要堅持打回來。但汪氏「和平運動」與蔣介石的政見分歧就在這裏：我認爲打不贏，所以才同意把你丟掉的給人家；如果你打得贏，那我同意給人家的也丟不掉。即如臺灣，是清朝把它丟掉了的，抗戰勝利，不是仍然要回來了嗎？
當然，汪精衛的觀點與周佛海還不一樣，他認爲「凡中華民國的事，即無論是蔣先生作的或誰淪陷的，我們皆應負責。」他甚至表示：「我們做和平運動是爲使抗戰有終之美，不是爲與抗戰敵對。」(胡蘭成《今生今世》)
事實上，東北不是打不打得贏，而是根本就沒讓打給丟掉的。滿洲國的成立，中國也沒向日本宣戰，差不多是默認了。西方各國，直到今天出版的二次大戰世界地圖集，仍將滿洲國劃爲獨立于中國之外的一個國家。汪精衛只是無可奈何承認既成事實。就在此密約簽署前四個月，汪在上海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統計出缺席代表人數名單上，赫然印著「東三省代表」的字樣。汪政府成立後，汪曾到「滿洲國」訪問，在盛大的歡迎會上，他滿含熱泪地說：「我們以前是同胞，現在是同胞，將來還是同胞！」一言既出，令在座的日軍司令官爲之瞠目。
承認滿洲國，同意以日占區的物資資敵，是汪政權的底綫。也就是說，他的賣國，他的壞，基本上到此爲止。
密約的披露，産生了間接效應。原持觀望態度的美、英、法等西方國家，開始支援中國抗戰，包括貸款、向遠東地區增兵，中國孤立無援的局面終于打破。因爲它們看到了，坐視日本侵略中國的可怕後果：西方國家在華利益亦將受到威脅。
汪政權對中國有無好處？
付出了如此代價的汪精衛政權，究竟對中國有沒有好處呢？我以爲，這是評說其功罪的關鍵所在。
汪政權的建立，使中國的淪陷區有了一個「合法的」中國政府。這個「合法」，是對日本而言，幷爲日本所承認的。至于它爲不爲全中國人民所承認，爲不爲國際間所承認，那倒沒關係，不承認反而更好。事實上，除了日本、僞滿洲國，先後承認汪政權幷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及政府還有德國、意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丹麥、西班牙、克羅地亞、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及法國維希政府。由汪精衛的「僞政權」取代梁鴻志的「維新政府」，及名義上統括華北的僞政府，代表中國的淪陷區向日方進行交涉，可以最大限度地贏得對方的尊重，及中方的權益。有人會說，充當人家的走狗，人家還有什麽尊重可言？話不能這麽講，就算是走狗也有其尊嚴和權利。至少，你得尊重它的生存權，尊重與它的合作關係，尊重它對你的態度，尊重你自己對它的承諾，一定程度地尊重國際間公認的外交準則。就淪陷區的人民而言，也必須接受日本占領的事實。敵人來了，你可以跟他打，打不動的可以去逃難。而絕大多數的人是逃不走的，沒法逃也不知往哪里逃。他們注定要留下來，在侵略者的統治下生活，他們注定要當「良民」。有幸生活在大後方的人，有幸逃出來的人，也許可以理直氣壯，可以同仇敵愾，誓死與祖國山河共存亡；今天的人們，也可以高喊「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但如果你不幸生活在當年，又不幸身陷敵人的鐵蹄之下，淪爲亡國奴，你是不會輕易去死的。即使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親人，你的好友，你會希望他們以血肉之軀去拼死反抗，作無謂的犧牲嗎？如果是我，我希望他們都千萬別死，好好活著，至少也得「賴活著」，活到抗戰勝利的那一天。
既然如此，淪陷區最好有一個中國人的政府，而非直接由日本人來統治。你可以說，有時候中國人比日本人還壞，也就是走狗有時比主子還壞。但這情况畢竟不多，如果這是一種通常現象，那咱們還要抗日幹什麽呢？讓日本人占領整個中國豈不是更好？中國人對中國人，有時比日本人對中國人還壞；但日本人對中國人，永遠不能像中國人對中國人那樣好。這道理我想應該很好懂。
日本侵占香港三年又八個月，沒有建立一個由英國人或是中國人組成的傀儡政府，而是以日中將磯谷廉介爲香港總督，直接進行統治。香港居民的日子，就比汪政權領轄的淪陷地區及「滿洲國」更爲艱難。一年之內五十萬居民被遣送內地，發行軍票以完全取代港幣，實行搜刮和大批徵用民工，導致經濟崩潰、長期饑餓，民生苦不堪言。直至七十年代，香港人對日本人的憎恨，仍能使偶爾被認出來的日本游客自况爲過街老鼠，隨時準備拔腿而逃。
汪政府成立後再無大屠殺
比較之下，被日本侵占時間超過香港兩倍的上海，情况却反要好得多。除了軍事占領、政治控制、异族統治的屈辱感之外，基本上維持了社會和經濟秩序，生産活動如常，市場活躍，「戲院依然高堂滿座，酒樓門庭若市，笙歌處處，雖似商女晚唱，畢竟無門前凍骨，這便是張愛玲小說的社會背景，雖無愛國主義洋溢其間，但樓臺春夢，也是另一種真實，真實到在一定期間遭到排斥，但在更長時間內却深深感染人心，受到喜愛。」(徐宗懋《日本情結——從蔣介石到李登輝》)
在完全由日本人統治的香港，是絕無産生像張愛玲這樣出色作家的環境的。如果說張愛玲曾嫁給漢奸胡蘭成，自己也有漢奸之嫌，因此其小說可能「粉飾太平」的話(我以爲現在持這種偏頗觀念的人已不多了)，那麽與漢奸全不搭界的作家錢鍾書筆下的《圍城》，描寫淪陷後上海市民的生活畫面，大抵也都是「正常」的。更先淪陷的東北，在另一些作家的筆下，也有不少「承平時代」的景象。臺灣輔仁大學教授梅濟民回憶學生生活的小說《哈爾濱之霧》，主人公成天沉迷在學校之間的游泳、划船、和球賽中，還有與日本高校女生情感游戲。我接觸的許多在「滿洲國」生活過的人，至今私下還說：「日本人不壞，他們到村子裏來，還給小孩吃糖。」日本人還不壞，誰壞呢？「蘇聯人壞！蘇聯紅軍來了，燒殺搶奸無惡不作！」
蘇聯紅軍絕不可能比日本鬼子還壞。它是「解放者」，而日本人是侵略者。但我相信在一定的情况下，二者的壞和「不壞」會發生逆轉。「解放者」和侵略者都是外國人，都對中國領土懷有野心。歷史證明，它們都不是好東西。日本人「不壞」，是因爲有一個中國人的政府在起著作用；蘇聯紅軍壞，是因爲沒有一個中國人的政府管著，哪怕它是一個傀儡政府。在戰爭後期，大部分中國淪陷區人民的生活，甚至超過日本本土許多。日本由于窮兵黷武，缺乏資源，生産能力及民衆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加之遭到盟軍的海上封鎖和空中攻擊，其危機感日盛一日。反而是淪陷區的生活值得他們羡慕。當然，滿、蒙、華北及華東、華南各地的情况，不盡相同也不能一概而論。但由中國人出面組織「僞政府」，比沒有這樣的政府更符合中國人的最大利益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就汪精衛而言，他的政府成立後，日軍再沒有發生過類似南京大屠殺的公然暴行。這個歷史事實，誰也無可否認。
「民爲貴，而社稷次之」
汪氏政權對日妥協，付出「密約」中規定的沉重的政治代價；而日方也要受該「密約」的制約，履行其承諾。善待中國俘虜，即爲一條。所有中國軍隊，在戰場上投降，都可以接受改編爲汪精衛的部隊，亦即我們慣稱的「僞軍」。「僞軍」的方式，保存了中國的軍事實力。隨著時間的推進，龐大的僞軍數量(至少有數十萬之衆)在日占區的「合法」存在，對于日軍不可避免地産生一種威懾力與牽制力。僞軍是投汪，而非投日，這總比漢將李陵直接投降匈奴要好。除了反共，即與八路軍、新四軍極爲有限的作戰，如「清鄉」等等，汪精衛的僞軍沒有與重慶的國軍發生過正面戰鬥。即便是打共産黨，其總和也遠遠比不上一次「皖南事變」的規模及後果。
「一日下午我見汪先生，是暑天，說過正事之後，兩人兩杯啤酒，一碟海苔，稍稍閑談。我看見汪先生臉色尚有餘怒，問可是爲軍隊的事情，汪先生沖口而出：『剛才板垣參謀長來要想我們與日本軍隊幷肩對重慶作戰，我當即答他，如此我們的軍隊必反轉槍口打日本軍！板垣就不好意思再提了。』此刻他的聲音還是這樣激烈。」(胡蘭成《今生今世》)
胡蘭成曾追隨汪敬衛的「和平運動」，曾任汪氏中央宣傳部次長、《中華日報》總主筆。他的自述固然有爲汪精衛開脫之嫌，却也沒有事實足以證其僞。他最後由于對形勢的看法迥异于汪而失去信任，解掉了官職，甚至被汪親自下令投入獄中，經其日本友人營救方才脫險。
一九四四年夏，日軍進攻長沙、衡陽。七月，華中日軍司令部請胡蘭成前往漢口，與作戰參謀會見，告胡這次「日軍紀律甚好」。其言帶有「你看我們遵守了承諾」的誠意。華中、華北和華南所有的大城市，幾乎都在汪精衛出走前淪入敵手，只有一個長沙守住了。日軍爲了奪取長沙、衡陽重鎮，打通京廣(京漢、武廣)鐵路綫，分別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九四一年九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發動了三次長沙會戰，日方共傷亡一十一萬一千餘人。到此次長衡會戰，日方再傷亡六萬六千八百餘人。守衛衡陽的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在日軍强大攻勢下苦守五十二天，擊傷一個師團長，擊斃各級日軍軍官千餘人，城既破，又率軍堅持巷戰數十小時。長衡守軍如此頑强的抵抗，以及日軍的慘重損失，幷沒有激起大規模的報復行動，而是值得自誇的「紀律甚好」。方先覺被俘，日軍將他關押在一個天主教堂內，不但沒有施以虐待，反而戒備鬆懈，致使其得以逃脫，回重慶覆命。對抵抗將領尚且如此，對一般平民百姓可想而知。
有歷史學家認爲，汪精衛的「和平運動」，至少拯救了數十萬、乃至上百萬中國人的生命。(劉學銚《淡水河邊談國史——你，是中國人嗎？》)這個數字我想不會是誇大之詞。日軍對淪陷區的直接掠奪，也由于汪政權的存在得到了控制。這之前，日軍所到之處，耕牛全部殺光，農民根本無法進行耕作，只有等死。活躍在江南廣大鄉村的新四軍、游擊隊也沒有辦法，總不至于牽著一群牛跟日本鬼子兜圈子打仗。這個時候農民就希望汪政權出來保護他們的利益，其實連共産黨的新四軍也希望汪政權做到這一點，你不是說「曲綫救國」嗎？先救救農民的耕牛吧！《沙家濱》裏的郭建光，大概也不希望在沙奶奶、阿慶嫂全都餓死的地方打游擊的。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如果我們承認孟子的民本主義的合理性，就無法否認汪精衛以既失的國家利益換取民生的合理性，就不能置淪陷區人民的生命財産于不顧，一味地指責其爲賣國賊。
汪與蔣誰更有資格稱賣國？
承認「滿洲國」一事還可以再討論。事實證明，東北也就是所謂「滿洲」，確實不是汪精衛賣得了的。而外蒙，的的確確是被蔣介石給賣掉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接替宋子文擔任外交部長的王世杰，根據蔣介石的訓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承認外蒙獨立。兩相比較就可以看出，僅就出賣國家領土而論，蔣介石比汪精衛更有資格稱爲漢奸：汪氏承認滿洲國，是在中國戰敗(精銳部隊被擊潰，首都淪陷，所有的港口、絕大部分重要城市和鐵路爲日軍占領)的情况下；而蔣氏承認外蒙，是在中國取得戰勝國地位的前一天。汪氏是向咄咄逼人的侵略者妥協，出于迫不得已；蔣氏則是向「友邦」讓步，絕無此種必要。承認滿洲國，換來了在淪陷區建立中國人政權的重大政治利益；承認外蒙非但未取得任何利益，反而引狼入室，使得東北人民受到第二次侵略的嚴重傷害。滿洲國最後仍收回來了；外蒙却永遠地獨立于中國之外。外蒙面積爲一百五十六萬六千五百平方公里，加上外蒙西北處爲蘇聯强占的數萬平方公里土地，超過「滿洲國」的面積一倍有餘。說句不好聽的話，如果只丟了「滿洲國」，中國領土尚可穩居世界第二；而今丟了外蒙，中國只好屈居世界第三了。
中國爲抗戰付出了極爲沉重的代價，勝利後蔣介石「以德報怨」，一筆勾銷對日索賠，優待侵華日軍，將絕大多數日本戰犯免予懲罰，其中包括罪大惡極的侵華元凶岡村寧次。這也就罷了。作爲(即將)戰勝國元首，蔣介石拒絕了美國總統羅斯福兩次提出的將中南半島歸還中國的建議，就實在令人費解了。羅斯福曾駁斥戴高樂希望戰後重返印度支那的企圖：憑什麽邏輯，什麽習慣，什麽歷史法則，越南要屬于法國？越南有一千多年屬于中國的歷史，明代複歸附于中國，後爲法國殖民者控制。二次大戰中法國勢力被趕出，法國本土亦遭淪陷，戰後勉强成爲戰勝國而躋身「五强」，這是正是收回領土的最佳時機，不料蔣介石斷然放弃。在抗戰結束前不到一年，即一九四四年雙十節，他接見戴高樂政府駐華大使貝志高說：「如果我們能够幫助貴國在該殖民地建立法國政權，我們是樂意的。」如果蔣介石不出賣外蒙，又順理成章地接收中南半島，請想想，今日之中國將是怎樣一個局面？就連世界歷史也要大筆改寫——那就不會有曠久酷烈的越南戰爭，不會有柬埔寨紅色恐怖大屠殺，不會有西沙、南沙群島的領土紛爭，中國的影響力及發展潜力將不可估量。
二戰期間和結束之後，中國與西方各國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被廢除，這要算是抗戰獲得的報酬。但汪精衛的政府步子更快——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汪宣布驅逐英美、取消領事裁判權，比蔣早兩天，翌年八月一日，汪正式從日本人手裏收回租界；
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汪與日簽訂協定，日將北平使館區一切行政權及所有公共及日本租界交還中方，日本人所享受治外法權予以取消；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意大利政府亦發表同樣聲明；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法國維希政府宣布放弃治外法權，五月與汪政府簽訂協定，將平、津、滬、漢口、廣州等地租界交還；蔣介石因而(于八月一日)與維希政府斷交，轉而承認戴高樂的流亡政府，然而戴高樂不承認蔣單方面宣布取消法國在華不平等權利，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才簽約廢除。
難怪有人感嘆：「漢奸的愛國戲，演得比蔣介石又早又快。」(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
日本選擇投降以避免民族浩劫
汪精衛的悲劇是歷史的悲劇。他選擇的道路，把自己的命運與日本帝國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到了一起，「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而日本最終是失敗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汪精衛病逝九個月後，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
作爲受日本殘害最深的中國人，一方面對終于獲得抗戰的勝利歡欣鼓舞，一方面又覺得日本的投降太突然，乃至「太早了」。如果它像德國那樣頑抗到底，它受到的戰爭報復絕不止是兩顆原子彈。一個給那麽多民族帶來過那麽多灾難的國家，無論從道義還是從情感上說，付出怎樣的代價都不會過高。但居然被它躲過了。日本天皇在他的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作出了他一生第一個，或許是唯一的一個堪稱英明的决定：無條件投降。按照中國的漢奸理論，他當了日本有史以來最大的賣國賊、日奸，或稱「和奸」。正是這個「日奸」，使日本逃過了本應嚴酷得多的戰爭懲罰，逃過了民族的浩劫，使犯下過滔天罪行的數百萬日本侵略軍安全地返回自己的國度，使日本這個幾乎毫無自然資源可言的國家獲得了在戰後迅速復蘇、崛起的一綫生機。
中國的漢奸標準，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當年清軍入關南下，著名抗清英雄史可法曾向清攝政王多爾袞致書議和，提出與大清帝國劃疆而治，重演南北朝的故事。這要是放在抗日戰爭時期，豈不也是一個汪精衛？當然，多爾袞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女真完顔氏建立的金國，他要的是整個中國，而非已然到手的華北。于是絕不允和，發揚「繼續革命」的精神，宜將剩勇追窮寇，命豫親王多鐸揮師南下，攻克揚州，屠城十日。史可法作爲英雄殉國，誰也不再提他有過的「賣國」行爲。
日本是一個以模仿力而非創造力享有世界聲譽的國家。它發動侵華戰爭，就是想模仿當年的大清帝國征服中國。日本跟中國的歷史淵源、文化淵源，舉世皆知。它有一種濃厚的「大中華思想」，尊重和崇信中國的文化典章制度，認爲今日的中國民族(主要是漢民族)不足以與如此華美、悠久的中國文明相匹配，惟有大和民族才有資格和能力承繼中華文化之大統。日軍每攻克一座中國城池，其將領必賦漢詩，悲古今，大有一統江山之壯志，而無一絲戰爭罪犯之羞慚。日本的最終失敗，當然由諸多原因造成，其戰綫鋪得太開，過早地暴露稱霸全球的野心，尤其發動太平洋戰爭導致美國的參戰，是其致命因素。它如果集中全力來打中國，然後再花相當時日鞏固對中國的統治，或可成爲大清帝國第二。因此單從日方侵華戰略的技術層面來說，它允許汪精衛的議和，騰出手來發動太平洋攻勢，是一絕大錯誤。更早一些，追溯到中日甲午海戰，那是它實現征服中國的最佳時機，中華(大清)帝國的不堪一擊，如大厦之將傾，但它居然接受了清廷的求和，與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以得一臺灣，暫抑其吞幷中國的欲火。結果中國贏得了喘息之機。推翻清朝後，軍閥混戰，日本及西方列强固然趁機撈取了許多利益，中國軍隊也在自相伐鬥中進行了「現代化」的冶煉，才有抗日戰爭時「三敵一」的戰鬥力，而不是這之前的「十敵一」，甚至「十不敵一」。日本的本來目的是做第二個大清帝國，不料却做了第二個金國小朝廷。
周作人與郁達夫
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著名作家周作人當過漢奸，因爲他曾出任華北僞教育總署督辦一職。但是還有另外一位著名作家郁達夫，曾任駐蘇門答臘日軍憲兵隊翻譯官，却沒人把他當做漢奸，反而有不少文章回憶他爲日軍服務時的「英勇事迹」。周作人出任的是僞職，郁達夫當的是日軍軍官；周作人是被迫的，郁達夫雖說不是完全自願的，但日本人要他當他也就當了；周作人當的是文官，郁達夫任的是軍職。不管從哪方面來說，郁達夫的「漢奸罪」都應該超過周作人。從大量反映抗日戰爭的電影、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日軍翻譯官是怎樣一副二鬼子的嘴臉，往往就是那種「比日本人還壞的中國人」形象。無論是不是事實，至少表明在一般民衆的心裏，這是一個什麽樣職位。爲什麽人們不僅原諒了郁達夫，還把他當成一個類似英雄的人物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沒在中國，而是在印尼當的這個翻譯官。如果他犯了罪，充當了侵略者的幫凶，爲虎作倀，助紂爲虐，那也是在外國，與咱們中國沒關係。雖然駐蘇門答臘日本憲兵隊，對付和迫害過大量的華僑，鎮壓過華人抵抗組織。
郁達夫在日本宣布投降後不久，被憲兵隊秘密綁架殺了。因爲他們早已知道他的作家身份，怕將來以筆墨暴露日本人的罪行。
我絲毫沒有要把郁達夫打成漢奸的意思。舉這個例子只是想說明，「漢奸」幷不是以正義尺度來作爲劃分標準的。當人們指斥這個爲漢奸、那個爲民族的敗類和叛徒時，往往憑藉的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乃至一種僞正義的道德優越感，而不是一種歷史的公正的態度。
周作人出任僞職，固然不光彩，但絕不是一種罪行。他在侵略軍的威逼之下就範(包括槍擊未死)，任期除了履行其職，沒幹過對不起民族的壞事。據曾在北平從事秘密抗日活動的人回憶，周作人的這個職務還是中共地下組織替他爭來的。原僞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死後，該職出缺，一個叫繆斌的漢奸想爭這個位置。繆斌當過新民會中央指導部部長，是積極的反共分子，于是地下黨便搜集他平時的反日言論，寫成材料送到日本人那裏，免了他的官。地下党認爲，教育總署督辦的職務由周作人出任，比繆斌來當要好得多，于是想盡辦法抵制了繆斌。地下党是成功了，但是却把一位優秀的作家推進了「漢奸」的火坑。周作人平素在言談之中，常流露出對日寇侵略中國、以致民不聊生、生靈遭受塗炭的不滿情緒，還贊許和同情抗日分子，幫助地下組織在日占區安插人員(回憶文集《日僞統治下的北平》)。周作人所作的這一切「比繆斌好得多」的事，後來都被一筆勾銷，只剩下永生難贖的罪名。即使是被號稱「最抗日」的共産黨指責、孤立和打擊的「最反動」的漢奸繆斌，也不是只知一味替侵略者效力，而是「平時」有很多的「反日言論」，足以「寫成材料」讓日本人罷了他的官。
呼喚歷史與公正的態度
二次大戰期間，許多國家都有被德、意、日侵略占領的經歷。有占領就會有合作者。各個國家對于這些合作者，態度是不盡相同的。大部分在戰後沒有受到追究，有不少繼續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甚至出任國家元首、政府首腦。被尊爲「獨立之父」的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在日本侵占時期，先後擔任日本組織的「人民力量中心」主席、「中央參議員議長」、「爪哇奉公會」主席。印尼第二任總統蘇哈托，也在日占時期參加「衛國軍」，到日本軍校受訓畢業後擔任中隊長。擔任過三届印尼內閣總理的哈達，曾任日本軍政府顧問。新加坡第四任總統黃金輝，于一九四二年日本侵占後，在日本軍事機關任職。歷任緬甸國務委員會主席、總統的吳奈溫，一九四一年被選派到日本學習軍事，曾在海南島及臺灣受日軍訓練，一九四二年充當日本侵略軍先頭部隊第二師師長，攻占緬甸。而出任過日占時緬甸政府外交部長的吳努，二戰後三度擔任總理。老撾國王西薩旺．馮，曾宣布他的國家加入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一九四一年同日本訂立共同作戰條約，向英美宣戰的泰國總理鑾披汶，日本投降後作爲戰犯遭逮捕，但後來又做了九年多的總理。比利時國王利奧波爾德三世，一九四○年德軍入侵時，拒絕隨政府流亡國外幷率軍隊投降，十年後參衆兩院表决允其復位，只是由于人民的反對才在第二年退位，由其兒子繼任。
法國對賣國賊的懲罰較爲嚴厲，維希政府的主要首領在戰後接受了審判。貝當以通敵罪判處死刑，後改爲終生禁閉；賴伐爾以叛國罪被處决；德阿特失踪，被缺席判處死刑。恕我孤陋寡聞，除了中國的「漢奸」，我只聽說過法國也有「法奸」，而且是套用「漢奸」一詞譯過來的。一九四四年八月，盟軍解放巴黎，市民歡慶光復的同時，也對法奸實行報復。有一張著名的照片，一個被剃了光頭的法國婦女抱著她與德國軍人生的嬰兒，在市民的簇擁下游街示衆。還有一張游街示衆的照片，主角也是幾個法國婦女，光頭上畫著納粹的「」記號，因爲她們做過德國侵略者的情人。這兩張照片給我的震撼，超過另兩張著名的「二戰」攝影作品，一是幾個美國士兵將一面國旗插在剛剛被攻占的堡壘上，一是一個美國水兵在大街上聽到勝利的消息當即摟過身邊過路的女郎親吻起來。我不知道她們除了跟侵略軍睡覺，還犯過什麽出賣祖國利益的罪行。她們也許是爲了真愛，也許是爲了解决溫飽，也許是被迫，至多是「商女不知亡國恨」，何以要在民族解放的喜慶日子裏首先將她們揪出來作爲報仇雪恨的對象，這是一種崇高的精神，還是一種卑瑣的心理？
法國人對「法奸」的痛恨，仍遠遠不及中國人痛恨漢奸那樣强烈和持久。根據「泛漢奸」的說法，連淪陷區的百姓都有「僞民」之嫌。不抗日就是附敵，這期間絕無第三條路讓你可走。圍棋大師吳清源，年幼赴日本學習圍棋，正當日本大舉侵略中國、屠戮中國人民之際，他加入了日本國籍。吳清源後來所取得地位，以及橫掃日本棋壇十五年無敵手的輝煌戰績，人們已不在意他當年這一舉動，甚至還有些「爲國爭光」的驕傲。但若放在當時來評論，這顯然是「叛國投敵」的行爲無疑。音樂家馬思驄當然也是「叛國投敵」的，他偷越國境尋求政治庇護，得到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幫助。現在他們有聲望、有地位和有成就，已不再有人去說他們了，普通人則不會有這樣幸運。一位作家抱怨，「抗日戰爭怎麽打了八年？就因爲漢奸太多了。」
真正的問題也許是，抗日戰爭結束了五十幾年，爲什麽漢奸還那樣多？
怎樣看待汪精衛政府
林思雲
近讀趙無眠先生的大作《查塔呼奇河畔談漢奸》，很受啓發。特別是關于汪精衛政府的一節，趙先生提出汪精衛是愛國者的嶄新論點，讓人耳目一新。讀完趙先生的文章感想很多，因此也想談一下自己對汪精衛政府的看法。
一、汪精衛一派對日講和的想法和目的
有人認爲日本偷襲珍珠港，向人口、資源、工業生産能力比自己大很多倍的美國發動戰爭，是一種失去理智的瘋狂行爲。但這種觀點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事後諸葛亮"。要知道戰爭的勝利不僅僅取决于"物"的方面，還取决于更重要的"人"的方面。如果戰爭總是"物"的方面占優勢的，人多、槍多、錢多的一方取勝的話，人類的歷史就變得非常簡單了。古今中外的戰爭歷史中，以少勝多、以弱勝强的戰例比比皆是。這些戰例的成功都是依靠發揮"人"的優勢來彌補"物"不足。
赤壁之戰時，孫權以5萬兵力向曹操71萬大軍挑戰，是不是失去理智的瘋狂行爲？日本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向清國、俄國宣戰時，日本的國力都遠遠遜于中國和俄國，日本是依靠"人"的優勢取得了以弱勝强的勝利。二戰時日本的國力固然遠遠遜于美國，但絕不是說日本就沒有戰勝美國的可能，只能說美國戰勝日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日本發動對美偷襲，其實就是現在中國所謂的"超限戰"思想，弱者要想戰勝强者，就不能遵守强者們制定的所謂"戰爭規範"。
二戰前世界上有兩大陣營："英法美"和"德意日"。從人口、資源、工業生産能力等"物"的方面來看，自然是"英法美"的同盟國占絕對優勢。但戰爭就是一種賭博，在"物"方面的劣勢者就象口袋裏沒有多少錢的賭徒，他們要想賭贏腰纏萬貫的闊佬，只能采用"孤注一擲"的賭法：要不大嬴，要不大輸。"德意日"孤注一擲向"英法美"挑戰，也就抱著這種大嬴大輸的心裏。當然"德意日"的確有戰勝"英法美"的可能，如果"德意日"的將領們少犯一些錯誤，如果"英法美"的將領們多犯一些錯誤，二次大戰的勝者就是"德意日"一方，"英法美"的勝利其實不過是一種"險勝"。
在中日戰爭爆發的1937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陣營正處于緊張的對峙中，當時人們根本無法預測哪個陣營會取勝。蔣介石賭"英法美"取勝，堅持抗日戰爭；汪精衛賭"德意日"取勝，主張對日講和。如果我們不以"勝者王侯敗者賊"的歷史觀來評判汪精衛的話，當時汪精衛對日講和的行動幷不是什麽賣國行爲。如果二戰是"德意日"陣營取勝的話，中國如果站在"英法美"陣營一邊，就不可避免要作爲戰敗國受到割地賠款的慘烈制裁，那時中國可能真要被幷入日本的一個省，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就要劃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與日本講和，中國就可以避免成爲戰敗國的割地賠款苛刻制裁，還可以讓中華文化苟延殘喘下去。這就是汪精衛一派對日講和的想法和目的。
二、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的轉變
汪精衛是1905年發起成立同盟會的元老，是最早跟隨孫中山的信徒之一。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和威信一直很高，孫中山逝世後接任國民黨主席。雖然被掌握軍權的後起之秀蔣介石奪取了實權，但汪精衛在黨內的政治地位一直在蔣介石之上。汪精衛幷不是一開始就主張對日講和的。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與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比，汪精衛是主張抵抗的主戰派。當時的愛國學生把汪精衛當作愛國領袖，1931年12月5日全國愛國學生到南京請願時，請當時正下野的汪精衛還政，他們打出的標語是："歡迎護党救國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實現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歡迎反對不抵抗主義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即日收復東北失地的汪先生"等等。
12月6日汪精衛在接見全國高校學生代表時說："應付目前局勢的方法，兄弟認爲有八個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衛進一步闡述他的對日方針說："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調，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汪精衛在高呼抗戰的民意之下，再次還政擔任行政院長。
汪精衛上臺後公開發表講話，主張懲罰不抵抗而退却的張學良，蔣介石等人却不同意懲罰張學良。汪精衛一怒之下提出辭職，但國民黨中委會不同意汪的辭職。由于汪精衛不掌握軍隊，無法插手軍事方面的"抵抗"，此後汪只好專門負責"交涉"的方面。汪精衛批評張學良的不抵抗退却時說："榆關以一日而失，熱河以七日而陷，實不成話。須先有抵抗然後有交涉，今後再不抵抗必影響外交。今日以後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
當時汪精衛本指望中國軍隊的積極抵抗，會引起英美法等列强的出面干涉，譴責日本違反保證中國領土完整的"九國條約"，制止日本的露骨侵略行爲。然而英美法只是口頭上譴責了一下日本，幷沒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制裁措施。這也變相地鼓勵了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侵略，使日本更加無所顧忌地侵略中國。此後汪精衛開始對英美法等民主國家失望，同時中國軍隊在"九一八"後的怯戰表現，也讓汪精衛深深失望，使汪精衛的對日方針從"主戰"一百八十度轉變爲"主和"。
1935年11月1日，汪精衛被刺受傷後，暫時離開政壇出國療養。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後，汪精衛應國民黨中央之邀緊急歸國。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日軍全面入侵中國。英美法等國不但沒有干涉日本的侵略行爲，甚至還拒絕向中國提供武器。由于中國是窮國，沒有現錢買武器，只能通過借款的方式買武器。當時只有德、意和蘇聯肯向中國提供借款，賣給中國武器。
1938年汪精衛在對某軍事院校的師生演講時說："外交的問題，看起來很複雜，說起來又很簡單。有人懷疑我們和德、意的關係，對于這種懷疑，值得去解釋，也不值得去解釋。我的說明只有一點：就是我們只有一個敵人，這個敵人已足够我們對付了，我們不必再惹第二個。如果墨索里尼願意幫助我們建立空軍，希特勒肯賣軍火給我們，我們爲什麽不能和德、意做朋友？"。"各位同志都是自己人，我不妨把秘密向大家公開一下，各位不要以爲有錢就可以向民主國家買到軍火。上次國聯開會之後，我們拍電報派郭泰祺、顧維鈞、王正廷三人向歐美各國接洽，結果幷沒有得到收穫。有人告訴我們的外交官，說他們現在沒有軍火出售，等到三年以後，他們自己準備齊全了，再讓一些給我們。這不是很好笑的回答嗎？羅斯福更是滑稽，他說他可以賣軍火給我們，但是要現錢。我們的大使說：中國是個窮國呀，哪有金子呢？羅斯福說：沒有金子，拿白銀來好了。咳！白銀不是錢嗎？"
抗戰爆發後英美法對中國的冷漠態度，以及中國軍隊的屢戰屢敗，使汪精衛産生了只有對日妥協才能救中國的思想。在1938年，中國的抗戰根本看不到勝利的影子。當時誰能預料到1940年美國會經濟制裁日本？誰能預料1941年美國會向日本宣戰？誰能預料1945年日本會戰敗投降？
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聲明：今後不再把國民政府作爲交涉對手，蔣介石則宣布抗戰到底。此後汪精衛屢屢試圖說服蔣介石與日本講和，連續給蔣介石寫了十幾封信，力主對日講和。其實蔣介石也幷非絕對不願意和日本講和，只是客觀形勢不允許他唱講和的低調。蔣介石在舉國上下高唱抗戰到底的愛國風雲中，不得不附和民意，而且還要把愛國的調子比別人唱得更高。汪精衛認爲蔣介石高唱抗日和他以往的所爲格格不入，是被逼迫走上了他所不願走的道路。
周佛海後來說："共産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戰是倒蔣的唯一手段。他們因爲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尖。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在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爲低調俱樂部。"
1938年6月武漢廣州陷落後，國民政府退守重慶。汪精衛開始公開批評抗日派，他說抗日派是"不說老實話，不負責任"。汪精衛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地承認吃虧，幷且求于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地承認打敗仗，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于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當愛國華僑陳嘉庚提出："官吏談和平者以漢奸論罪"的提案時，汪精衛爭辯說："總理（孫中山）常說和平救國。如果談和就是漢奸國賊，那麽總理也是漢奸國賊了"。汪精衛說："抗戰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産黨游擊隊。抗戰只有一條路：亡國。此外還有一條"和"的道路，我們應該拿出抗戰的决心和勇氣來講和。"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國民政府作爲交涉對手的方針，提出在蔣介石下臺，承認"滿洲國"的條件下，日本即與國民政府談判停戰。汪精衛在日本政府的第二次對華聲明後，要求蔣介石辭職，以爭取和日本實現停戰。汪說："我們應迅速連袂辭職，以謝天下"。蔣介石則說："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在說服不了蔣介石的情况下，汪精衛决定與蔣介石分道揚鑣，單獨搞"和平救國"。汪精衛乘蔣介石去陝西參加軍事會議不在重慶的時機，12月18日以外出演講爲由乘飛機離開重慶到昆明，然後飛往當時作爲法國殖民地的越南河內。
汪精衛離開時給蔣介石留下了長文的訣別信，表示他和蔣介石雖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爲了救國。汪精衛最後寫道："君爲其易，我任其難"。在當時的愛國氣氛下，走高唱抗戰的道路當然比較容易，而走與日本講和的道路就比較艱難。所以汪精衛對蔣介石說：你去領導容易的抗戰吧，我來承擔艱難的和平工作。
不少人以爲汪精衛投靠日本人是因爲貪生怕死，但實際情况正好相反。汪精衛本來已和蔣介石一起撤退到安全的大後方重慶。如果汪精衛和蔣介石一起高唱抗戰的話，絕不會有任何生命危險。相反汪精衛要逃出重慶和日本人合作，倒是要冒生命的危險。汪精衛逃到河內後，被蔣介石派來的特務打死了他的秘書。如果不是汪精衛的秘書主動要求和汪對調房間的話，汪精衛早就喪命河內了。所以汪精衛的"和平工作"，是冒著生命危險的賭博，絕非一般貪生怕死之徒敢爲的。
三、汪精衛政府的客觀作用
汪精衛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了維新政府，使中國在國際處于非常絕妙的位置。一半中國人參加英美法陣營，另一半中國人參加德意日陣營。如果英美法取勝，蔣介石代表中國作爲戰勝國，接受汪精衛政權；如果德意日取勝，汪精衛代表中國作爲戰勝國，接受蔣介石政權。中國是二戰中唯一的無論如何都不會戰敗的"雙保險"國家，這使中國避免了萬一戰敗而陷于割地賠款、甚至被分割亡國的絕境。大概也只有中國人才能想出這種絕頂聰明的生存之道，讓洋人們嘆服。
汪精衛的維新政府除了使中國成爲不會戰敗的"雙保險"國家外，還從側面拯救了蔣介石和共産黨。因爲汪精衛代表中國和日本簽訂了和平條約，滿足了日本人所要求的停戰條件，才使日本沒有繼續向蔣介石發動進攻。如果沒有汪精衛代表中國和日本簽訂和平條約，日軍不可能找到一個有面子的停戰理由，必須繼續進攻直到消滅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日本在1939年後再沒有對退居重慶的蔣介石政府發動大規模進攻，就是因爲汪精衛已經代表中國與日本講和。
有人說1939年後日本沒有發動大規模對華軍事行動，是因爲日本的戰綫太長，兵力不足。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後來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時，幾百萬兵力全綫出擊，大舉進攻東南亞。而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的侵華戰爭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過七、八十萬。只要日本再投入200萬軍隊，打下重慶延安根本不是什麽問題。正因爲汪精衛代表中國與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關係，日本才沒有繼續進攻重慶。蔣介石和共産黨能在8年抗戰中生存下來，靠的幷不是國共兩黨軍隊的頑强抵抗，而是靠汪精衛的"賣國"解圍。
另外汪精衛政府除了"雙保險救國"方面的意義外，在"救民"方面也有不少作爲。戰後國民政府號召敵占區老百姓"憶苦思甜"，揭發汪精衛政府爲虎作倀，迫害人民的罪行，但實在沒有找到什麽值得搬上桌面的東西。相反敵占區人民在汪精衛政權下的生活還過的去，基本生活物質供應穩定，市場物價平穩，沒有聽說老百姓吃不上飯，大量餓死人的事件發生。而蔣介石"還都"以後，倒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老百姓的生活比汪精衛時代還下降了一塊。後來共産黨在文革時搞"憶苦思甜"的訴苦大會，也很少聽說有人控訴日僞時代的生活最苦。
汪精衛統治下的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百姓的生活均得到保證，沒有出現發行糧票布票的限吃限穿，也沒有"知青"市民下放農村的拆散家庭，比共産黨政府的政績還要好一些。沒有汪精衛政府和日本人爭物資，保證敵占區人民的吃飯穿衣，敵占區人民怎麽可能捱過八年的漫長歲月？假如當時沒有汪精衛等人和日本人合作，日本兵把敵占區的物資全部搶光燒光，敵占區老百姓即使逃過日本兵的子彈，也逃不過餓死凍死的命運。汪精衛政府與日本人爭物資，至少拯救了上千萬中國老百姓的性命。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與獨立的，從來沒有人主動要求當別人的奴隸，也沒有人會主動要求做他民族的傀儡和走狗。任何人成爲奴隸，成爲傀儡和走狗，都是出于迫不得已。如果認爲汪精衛是自願主動地、心甘情願地當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那將是對普遍人性的錯誤理解。
客觀地講，汪精衛成爲漢奸是他把賭注壓錯了地方。如果二戰是德意日陣營勝利的話，汪精衛就會把蔣介石作爲美國走狗漢奸推上審判台，我們今天也要認真學習《汪主席文選》了。當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客觀地評判歷史人物，一定要本著一個最基本原則："不以成敗論英雄"。
2000年5月2日寫于日本
查塔呼奇河畔談漢奸
趙無眠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一架專機從重慶珊瑚機場起飛，下午一點抵達昆明。雲南軍政首腦龍雲率領僚屬到機場迎接，彩旗樂隊，把冬天的春城烘托得熱烈、歡快。艙門打開了，由空軍司令周至柔陪同，一位梳理穿戴得整整齊齊、相貌英俊的中年人出現在人們的視綫中。看到歡迎的場面，他有些意外，又有些感動、不安和苦澀。他儘量顯得從容，招手致意，拾級而下，與幾張熟悉的面孔略事寒暄，便登車直驅龍雲官邸。
當晚，他與主人談至深夜。
出逃的第二號領袖
第二天下午，他又帶著十幾位隨行人員，乘坐由龍雲向歐亞航空公司包租來的飛機，直飛法屬印度支那的首都河內。傍晚時分，這一行人住進了市區高朗街二十七號，一棟西洋式公館內。他們脫下從中國穿出來的一身厚重衣服，換上輕簡的夏裝。但他們心中幷沒有隨之鬆快，反而感覺這片原爲中國屬土、現在的法國殖民地空氣過分悶熱和凝重。窗外薄暮垂臨，城市輪廓漸漸模糊不清，似乎也預示著他們前途的莫測。
沒幾天，一條重大新聞令中國和世界爲之側目：
「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從重慶出逃」。
汪精衛，一個神話的名字，忽然成了驚險小說中的人物。接下來的情節，有夜半刺客，日船北光丸號秘密接應，上海密謀，赴敵國日本首都東京媾和，還都南京成立第二個國民政府......
就這樣，地位僅次于蔣介石的第二號領袖，孫中山的忠實臂膀及其事業的首位繼承人，膾炙人口的《總理遺囑》起草者，當年謀刺清攝政王事敗被囚、視死如歸的少年英雄，拖著他那支令世人瞠目的人生敗筆，一步一步走向耻辱的紀念碑，成爲二十世紀最大的漢奸。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最著名的漢奸。
一九四○年，由各黨派代表組成的國民參政會第一届五次會議在重慶發出通電，回顧中華五千年歷史，雖也偶有叛國通敵之事，然尚未出過「視降敵爲救國，稱亡國爲和平，助敵進攻而有理論，代敵招降而講主義，顛倒黑白，喪盡廉耻，如汪逆兆銘其人者。」
在朝野一致的憤怒聲討中，汪精衛度過了他一生最後的幾年，終于日本戰敗投降前幾個月槍瘡復發，赴日治療。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一場美機空襲的第二天，受防空洞的陰濕迸發肺炎，客死于名古屋。
汪精衛的賣國罪，早已蓋棺論定。甚至在他出走河內，公開發表呼應日本近衛首相第三次對華聲明的《艶電》時，就注定要被中國人唾弃、痛恨，罪責難逃了。用一句俗話說，叫做「永遠被釘在了歷史耻辱柱上」。浙江蕭山縣海門鎮，當地人把汪精衛夫婦雕刻成兩個真人大小的裸體跪像，圍以石欄，唾迹斑斑，任人羞辱。這是仿造杭州岳飛墓前，鐵鑄秦檜夫婦跪像的故事。日本投降，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築于梅花山中山陵旁的汪墓給炸開，焚尸揚灰。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中國的土地上幾經滄桑，許多陳年往事從人們的記憶中漸漸淡去。當年中華民族最大的敵人——日本，搖身一變爲最大的投資商，又到中國開發經濟來了。雖然總還有人，對幾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殺、對淪爲慰安婦的凄慘經歷、對細菌部隊殘忍的人體實驗、對釣魚臺島的糾紛、對日本政要一次次推卸戰爭罪責、對供奉在靖國神社戰犯亡靈前的香火，耿耿于懷，時起抗議和爭執，但畢竟掀不起太大的波瀾，無法阻止中日關係越來越親密，越來越朝著「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方向發展。民族仇恨可以如此輕易地淡忘，惡鄰可以迅速地變爲睦友，一切都可以轉換、變化，唯有民族的叛徒絕不能原諒。汪精衛仍然無形地跪在那裏，接受世人的無情嘲駡。
恨叛徒甚于恨敵人
中國人從來都是這樣，仇恨自己營壘裏的叛徒，遠遠超過仇恨敵人。也許幷不只是中國人，也許所有的國家所有的民族都是如此。這要具體比較，不能一概而論。但中國人的這一特點，我們是有深切體會的。三十年代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曾下令處决叛徒顧順章一家八口，老幼皆不放過。如果我們據此認爲，周恩來嗜殺成性，那就錯了。他只是對叛徒執行党的紀律，雖然叛徒的家屬幷沒有義務要服從紀律，也幷沒有違反紀律。
文革中的劉少奇，是被當做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打倒的，但中共中央文件中，正式罪名不是走資派，而是「叛徒、內奸、工賊」。這就給他定了死性，罪無可赦了。走資派頂多是黨內矛盾，可以改正，可以悔改，可以東山再起，甚至三落三起。即使是死不悔改，如鄧小平，也仍然可以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叛徒則不然，只有死路一條。內奸、工賊也差不多。中共黨內的整人專家康生，深知這一招的厲害，他不像其他中央文革小組的書生那樣，只會傻傻地以「跟毛」還是「跟劉」來劃綫，他是發動「抓叛徒」，一抓一個准。康生的老謀深算也不是天生的，是在長期的革命鬥爭實踐中逐步成熟的，延安整風時他只是「抓特務」爲主，那就差遠了。文革後期，江青也學會了此招，要整周恩來，挑來挑去挑了一頂「投降派」的帽子。爲什麽單挑這一頂？因爲投降派一「投」過去，結果就是叛徒。經歷過無數風浪，以善于在任何情况下沉著應對著稱的周恩來終于沉不住氣了，推進手術室前拼力大叫：「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康生一生以抓叛徒爲業，自己也有一塊「叛徒」的心病，據說一九三○年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旋即放了出來。直到去世前夕，他已經當上党的副主席，寵幸未衰，在昏迷中猶喃喃有詞：「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三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四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五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六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七年，我絕沒有......」驚恐之狀，不亞于周恩來。及至「四人幫」倒臺，他們最大的罪名也是叛徒：江青、張春橋曾在上海被捕入獄變節，姚文元是叛徒姚篷子之子，只有年紀最輕的王洪文才實在與叛徒扯不到一起去。當然，還有那位文革小組長，在林彪事件中首當其衝被拋出來的陳伯達，以及被陳伯達整倒的最後一位高層人物陶鑄，也都被證明當過叛徒。只不過陳伯達整人的時候不是叛徒，挨整的時候就發現是叛徒了；而陶鑄挨整之時發現是叛徒，平反之時又不是叛徒了。
投降派=叛徒=最壞的敵人，已是人們約定俗成的一條公式。
「正常的」敵人固然可恨，倒還情有可原，因其立場、觀點、利益與自己相左。叛徒則不然，叛徒照道理應該是咱們這一邊的，或原本就是咱們這一邊的，却經不起威逼利誘，熬打不過，竟然屈從敵人的意志，倒戈相向，教「自己人」防不勝防，起到了敵人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叛徒幹的就是從內部攻破的事。這裏至少有兩點，說明叛徒比敵人更爲可惡。第一，叛徒沒有氣節，人格上可鄙。如果敵人是狼，叛徒則是「斷了脊梁骨的癩皮狗」。第二，叛徒知悉內情，危害性更大。敵人是明擺著的狼，叛徒則是「披著羊皮的狼」。
敵友定理與叛徒定理
政治學有一條重要的定理：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這條定理，只概括了「敵」和「友」對于「我」的關係，可稱爲敵友定理。朋友和敵人，都不是「我」，即不是「自己人」。對于「自己人」而言，政治學應該有另外一條定理：如果不是永遠的自己人，那就是永遠的敵人。這條定理，可稱之爲叛徒定理。
敵友定理從感情上不大好接受，道理上則無法反駁。叛徒定理恰恰相反，感情上是沒有什麽問題的，邏輯上却不大說得過去。敵友定理符合現代寬容精神，與靈活、妥協、理解、縱橫捭闔的政治藝術一致。叛徒定理則毫無寬容可言，僵硬、刻板、偏執、狹隘。可以這樣認爲，敵友定理是理性定理，叛徒定理是情緒定理。魯迅說：「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于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
(不光是政治，在一般人際關係中，這兩條定理也是成立的。說到底，人際關係也是一種政治。有一種說法，女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就是指女人在人際關係的應對上，常表現得比男人技高一籌。)
問題是，「友」與「我」怎麽區別？
國共合作，國與共是「友」，共産黨內部或國民黨內部是「我」。但許多人一開始就擁有國共雙重身份，怎麽分得清楚呢？是不好分，所以要清黨，你到底是國民黨還是共産黨，趕緊拿主意吧。拿定了主意，我才好下手，殺誰和不殺誰。從此以後，國是國共是共，分得清清楚楚了，再投過來或投過去，哪怕對方又成了朋友，也要拿你當叛徒。張國燾就是國共第二次合作期間，從延安溜出來跑到國民黨那邊去的，照道理當時應該是投友而非投敵，但張國燾却被當做叛徒。王明也是一個叛徒，他投了蘇聯「老大哥」。老大哥本來一點都不是敵人，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友；但根據敵友定理，它總有一天會變成敵。你從「我」變成「友」，說明你遲早會變成「敵」，進而說明你最終是永遠的敵人。也就是說，投友幾乎等于投敵。總而言之，都叫做投降派。
彭德懷上《萬言書》，討論的只是經濟問題，後來一吵一吵，就當成野心家了。野心家其實也沒什麽，不想當領袖的元帥絕不是好元帥；但另一頂帽子就可怕了：裏通外國。這頂帽子一扣，很多年以後，就連一些西方學者也覺得他活該被打倒。如撰寫周恩來傳記的韓素音教授，仍然認爲打倒一個裏通外國的彭德懷，比打倒一個不懂經濟的毛澤東要好得多。裏通外國本來是捕風捉影，就算是通，也是通向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但這就有張國燾、王明之嫌。彭德懷的罪狀雖多，致命的却是這條罪嫌。因爲誰都不會反對：裏通外國的領袖是最壞的領袖。
另一位元帥林彪，不僅「想當領袖」，而且還真當成了副領袖。他的結局是「叛國投敵」，投蘇聯。其時蘇聯已按照敵友定理，從朋友變成了敵人，從最好的朋友變成了最壞的敵人。爲什麽最好和最壞？因爲根據共産主義的原則，共産黨是天下一家的。蘇共與中共的關係，不僅是友党，更是兄弟黨。也就是說，是「亦友亦我」的關係。所以蘇聯修正主義被稱爲叛徒，一舉取代頭號敵人美國帝國主義，成爲最壞。林彪深知此一去，自己一世英名不僅毀于一旦，死後也永無翻身之日。被妻兒葉群、林立果慫恿挾持出逃之時，內心是極不情願的，寧可坐等毛來收拾，或者逃到廣州去另立中央。他眼噙泪花說：「我至少還是個民族主義者。」
「民族主義者」，是林彪企圖守住的最後底綫。他知道無論幹過什麽，沒幹過什麽，只要守住這條底綫，就還有重見天日的機會。否則便墮入萬劫不覆的深淵。蔣介石被共産黨封爲「人民公敵」，到頭來其民族氣節仍爲毛澤東所贊嘆。中共與蘇共親如兄弟，爲了堅持民族氣節，毛澤東不惜與赫魯曉夫公開翻臉，不吃肉也要硬頂下去。一位西方記者問周恩來：你身上共産主義和民族主義，哪個比重大？他想了想回答：我首先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最壞的叛徒：漢奸
現在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來了，所有的叛徒中，最糟糕的是民族的叛徒。道理很簡單，沒有比「我族」或「我國」更大的「我」了。如果你背叛的是「我黨」，至少敵黨還可能拿你當回事；你背叛的是某階級，比方當了工賊，至少敵對階級會喜歡你；而你要是竟敢以本民族爲敵，這世界上恐怕沒人能原諒你了。你可以改變自己的黨派、信仰、階級，却無法改變自己的民族種屬。
中國對于本民族的叛徒有一個專用名詞：漢奸。漢奸，英文譯作「traitor(toChina)」，即「(中國的)賣國賊」。這樣翻譯有些彆扭和累贅，不如原中文詞那樣簡潔。英文本來只有「賣國賊」一詞，至于賣的是哪一國，是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要到時候再說。「賣國賊」的定義很清楚，那就是必須犯了叛國罪。「漢奸」一詞，看起來簡潔，但是究竟如何定義，却不那麽清楚。如《語言大典》這麽解釋：「投靠侵略者，充當其走狗，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敗類」。這樣的解釋是經不起嚴格推敲的，有點只可會意，不可言傳的意思。「投靠」、「走狗」、「敗類」，都是含義模糊幷且帶感情色彩的詞。比方怎樣才算「投靠」？投降算不算？爲人家工作呢？在那邊定居呢？娶了人家的公主呢？再反過來，如果沒有發生戰爭，對方也不是侵略者，你向它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就不叫漢奸了嗎？
漢奸一詞在中國十分流行，因其詞義的模糊，常常造成濫用之勢。結果到處是漢奸，一不小心就可能當了漢奸——
乒乓球運動員何智麗自嫁到日本，隨俗改爲日本姓氏再與中國球員交手，因其仍奮力拼搏毫不手軟，被中國觀衆大駡爲漢奸；
同樣是從國家隊退下來的乒乓球運動員陳靜，代表臺灣在百年奧運會力戰前隊友，差點奪走中國隊計劃穩拿的女單金牌，也被駡爲漢奸；
外國公司駐中國的代理，以前上海灘稱做「買辦」，只要他們在與中方洽談生意時一心維護本公司的利益，就被指爲漢奸；
外資或合資企業內部發生涉外糾紛，中方高級主管批評、懲罰中國職員，也叫漢奸；
偷越國境，尤其偷越到與中國關係緊張的國家；
在海外發表言論，批評中國，揭露中國的黑暗面，有損國家的「整體形象」；
因各種原因要求得到外國的政治庇護；
被敵國軍隊生俘；
不喜歡中國，或者喜歡外國超過喜歡中國......
還可以列舉許多。有人會說，他們被駡爲漢奸，可能帶有戲謔的成分，當不得真。那麽好，在這些可能的戲謔後面，隱藏著一種怎樣脆弱的情感和心理？而戲謔過後，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看出了其中包含的荒誕？
關于「漢奸發生學」
一九九五年七月號的《讀書》雜志，發表了陳建功、王蒙、李輝的一篇三人談《時代變化與感覺調整》，提到「漢奸」一詞，王蒙認爲：「在洋場上我們的一些同胞也有丟人現眼的，一味地迎合人家，或做出一些很不得體的事情，失格失態。......我們的一些朋友就大駡『漢奸』，我相信這種情緒和態度是非常正義的，但『漢奸』這個詞還是有特定含義的，如果不是處在被侵略占領的情况下，即使我們說這個人有點兒奴顔婢膝，有點兒丟份兒，有點兒失格，但與『漢奸』的罪名距離還是很大的。」李輝認爲：「對那些到中國來工作生活的外國朋友我們抱有好感，他們對中國越親近，我們越感到他們可愛；遺憾的是我們不能以同樣的思路對待那些出國謀職謀生或求學的同胞，以致輕率地斥之爲『漢奸』，要按這種邏輯，那些來華的外國人不就變成『美奸』，『英奸』了嗎？」
《讀書》是中國文化界享有聲譽的雜志，以敢于發表有膽有識的文字著稱，這三位作家也都以思想和文筆活躍見長。然而直到接近世紀末的時候，才由他們出面在這樣的刊物上，代表中國的思想界爲長期以來蒙受「漢奸」罪的數十萬「出國謀職謀生或求學同胞」平反。這個玩笑實在開得也太大了。
同樣是這家雜志，同年的十月號又發表了一篇李零的《漢奸發生學》，專門討論「漢奸機制」，即漢奸是怎樣被逼無奈而産生的。他舉了歷史上幾個著名漢奸的例子：伍子胥引吳兵滅楚，申包胥請秦軍複楚，越王勾踐嘗吳王夫差之糞，李陵兵敗而降匈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這幾個人除了吳三桂，都是歷史上的「正面形象」。伍子胥滅楚，是因爲楚王無道，聽信讒言，奪媳殺子，株連忠臣伍子胥的父兄，逼得他出逃吳國，引兵滅楚，掘墓鞭尸。他連夜過昭關的故事，早已改編爲名滿京城的京劇劇目。申包胥是伍子胥的好友，爲了實現「子能覆楚，我必興楚」的諾言，竟如秦乞師。人家不答應，便倚廷而哭，七天不吃不喝，終于哭來了救兵，完成了複國的大業。幸好秦軍功成即退，沒問他要土地要勞務費。越王勾踐的故事更是膾炙人口，他屈膝求生、恭謙事敵、喪權辱國，乃至嘗仇人的大便以取媚，如此「臥薪嘗膽」其實是噁心喪膽，都成了「笑得最後」的必要代價與鋪墊。伍子胥、申包胥、勾踐都是漢以前的人物，嚴格地講不能算「漢奸」，那時還沒「漢」呢。拿他們舉例，是爲了說明「漢奸」發生的原理，即動機的正義性：討伐暴君、光復祖國、忍辱復仇。
第一個真正的漢奸是李陵，他身爲漢朝將軍，被俘，投降，娶匈奴公主爲妻，終身不歸漢。這一系列的過程中，幷沒有一個崇高的、正義的動機，作爲人們往後爲他翻案的藉口。他走上這條不歸路，是被逼出來的：武帝任人唯親重用無能、發給的兵馬太少而不得不以步卒五千對抗匈奴主力八萬、友軍拒不救援坐視其全軍覆沒、公孫敖謊言其叛致使李陵全家被誅......所謂「漢奸機制」，李陵一案最爲典型。雖然沒人說他不是漢奸，但總覺得情有可原。加之李陵是抗擊匈奴的名將李廣的嫡孫，又有太史公司馬遷爲他講公道話而慘遭腐刑，而且他只老老實實做人家的駙馬，幷沒領兵前來攻漢，因而還能獲得相當大的同情。如作家張承志在散文《杭蓋懷李陵》中評說：「當他無家可歸，祖國執行不義的時候，叛變也許是悲壯的正道。」
(據《漢書．匈奴傳》，公元前九六年，即漢武帝太始元年，亦即李陵全家被誅不過兩年，匈奴使大將與李陵領兵三萬餘騎追擊漢軍，在浚稽山轉戰九日。此役以「傷奴甚衆」，匈奴退兵告終。)
最後一個吳三桂，是導致清朝入主中原的關鍵人物。歷史學家對他大都是貶，也就是「反面形象」。同樣是當漢奸，動機一點都不崇高：「沖冠一怒爲紅顔」；腦袋也不清楚：說好了只是聯清平闖，打到後來却變成了投清滅明；操守則更談不上了：投了一次就算了，好好地當你的漢奸，還能做成個洪承疇、範文程一類人物，也不失爲一種功名，偏又要再反，叛了再叛。近年有李治亭著《吳三桂大傳》，將這個人們印象中「貪生怕死、寡廉鮮耻的末流漢奸」作全面、公正的分析，發現以前的很多誤解。他引清兵入關，本想當申包胥，不料却當了個伍子胥。不論是什麽胥，總之他這漢奸當得也是事出有因，身不由己，甚至還有些悲壯和負責任，不能簡單歸爲「反面人物」一類。何况今日之中國，早已是胡漢一家，當年的「漢奸」，其實是站在「歷史的正確選擇」一邊，爲優秀的少數民族統治者取代昏庸無道、腐敗無能的漢族統治者貢獻力量。拿吳三桂來說，如果不是他引狼入室，充當侵略軍的馬前卒，領著中國人打中國人，一個有史以來最好的朝代怎麽可能那樣迅速地建立在中國的土地上？這到底是他的功還是他的過？硬要以「功過」來評定，那他最大的過應該是最後對侵略者的背叛，即反叛清朝，破壞新秩序下的安定團結，而絕非當漢奸這檔子事。
《漢奸發生學》當然沒說到這些，只是舉了這些「好漢奸」的例。這些漢奸既好，當漢奸又實出無奈，所以我們不能過多地指責他們，要指責也只好去指責迫使他們當漢奸的「機制」。此文一出，引起反響。上頭怪罪下來，追查《讀書》「替漢奸開脫」的責任。發生在三年前的「漢奸發生學」，遂無法再發生下去。
李陵有沒有投降的權利？
中國的歷史上，值得討論的漢奸當然不止這幾位，作者單挑了那些好說的說，不好說的都避開了。讓人覺得，漢奸的發生大致有兩種，一是出于正義，一是迫于無奈。這都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從長遠的歷史觀照，甚至是應該肯定的。至于其他的機制呢，可惜沒能說下去。
我們再來討論李陵，不妨就從發生機制著手。假設他不是教匈奴聞風喪膽的名將李廣之後，假設司馬遷沒有因他受施腐刑，假設漢武帝不搞任人唯親，假設撥給他的兵馬充足强壯，假設沒有小人讒言致使他全家被誅，假設沒有這一切「機制」，他只是兵敗被俘，可不可以向匈奴投降？依漢律當然是絕不可以，就是所有的假設都是反的也不可以。我們討論的不是漢律而是道義。不允許自己士兵、將軍失敗後向敵人投降，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說，未免太殘忍了。投降無疑是一種耻辱，但如果你盡了最大的力量和勇氣，陷入重圍和絕境無法解脫，那就雖辱猶榮。李陵正是這樣的情况。
戰爭也是一種「游戲」，有一定的游戲規則。中國古代就有「兩國交戰不斬來使」的慣例。現代戰爭更有禁止使用化學武器、禁止殺害和虐待俘虜、禁止攻擊紅十字救護人員、禁止攻擊平民等等國際條約。固然現實中常有違約的暴行發生，如南京大屠殺之類，但它作爲國際間公認的準則是不可動搖的。軍人的職責是戰鬥，而不是白白送死。在無法取勝和解圍的情况下，他有放下武器的權利，他有投降後保持尊嚴的權利，他有不被自己的同胞歧視和迫害的權利。美軍飛行員遭敵方擊落生俘，被迫在電視上供認自己的罪行、指責自己的政府，一旦釋放歸鄉，他仍然會受到英雄凱旋式的歡迎。五十年代，在朝鮮戰爭中被俘虜的數十萬中國人民志願軍官兵，經過反覆鬥爭、談判交涉回到中國，却受到二十多年的歧視、審查、迫害。爲什麽會有這樣巨大的差异？這差异到底是制度使然，還是文化觀念的不同造成的？在長期的戰爭年代，中共一直享有「優待俘虜」的美譽，包括優待「雙手沾滿共産黨鮮血」的國軍將領，優待頑固凶惡的日本士兵，即使在敵己雙方力量極爲懸殊的江西蘇區時代也是如此。能優待俘虜，却不能原諒當過俘虜的自己人。這大概不能說成是一種嚴以待己、寬以待人的美德吧？
一般學者認爲，中國的漢民族，基本形成于漢代。秦統一諸夏，融合四方各族，即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兩漢約四百年而有漢族。後來又不斷融進北方各族的血緣，才有今日的「大漢族」。漢族的第一個心腹大敵—— 匈奴，大部分終于融入漢族。以至于西晋末年，匈奴人劉淵據平陽建漢稱帝，竟以漢朝皇室劉氏子孫自居，口口聲聲「昔我太祖高皇帝」、「我世祖光武皇帝」，要爲漢家的列祖列宗光復丟掉了數十年的江山社稷。既然遲早是漢一家，指責當年的李陵爲「漢奸」，又有何意義呢？
石敬瑭．張邦昌．劉豫
五代時的石敬瑭，是另一類漢奸。他向契丹乞兵滅後唐，建後晋稱帝。爲了達到目的，許諾事成之後割燕雲十六州予契丹，幷以父禮事契丹主耶律德光，也就是當「兒皇帝」。其部將劉知遠勸諫：「稱臣足矣，何必稱父；贈以金帛可矣，何必割地。」石敬瑭求兵心切，竟不聽從，接受耶律德光册封的中國皇帝，國號晋。史稱後晋。十六州既失，中國北方的門戶大開；每年還要向契丹輸絹三十萬匹，造成國力衰弱。石敬瑭在位僅六年而死，侄石重貴即位，兩國關係終于破裂，耶律德光大舉進兵，滅後晋。
割地是喪權，稱「兒皇帝」是辱國，石敬瑭的漢奸罪主要是這兩條，再加上納貢這條較輕的罪。身爲一國之主，竟認他國元首爲父，固然有失體統，但實際上幷不如納貢這一條直接影響國計民生來得嚴重。也就是說，辱國是虛的，交錢(貨)是實的。中國一貫重面子不重裏子，所以討論歷史往往避實就虛，顛倒輕重，以此爲第一奇耻大辱。其實石敬瑭以前，大唐曾與吐蕃訂立過「甥舅之盟」，即唐天子爲舅，吐蕃贊普爲甥。「舅甥」比「父子」好聽一些，却也有輩分之差。人家吐蕃就不覺得有什麽耻辱。既然後來同爲中國人，爲什麽只能聽少數民族稱漢族爲「舅」、爲「伯」，就那樣饒不得漢人尊別的民族一聲「父」？何况石敬瑭也不是漢人，是沙陀人。沙陀人本爲西突厥的一個部落，先投吐蕃，後歸附唐朝，逐漸漢化。所以稱他爲「漢奸」，也有些牽强。
耶律德光滅晋後，在中國建立大遼，因水土不服，只呆了三個月便北返，行至灤城突發病死。其侄兀欲被將士擁立于鎮州，稱天授皇帝，是爲遼世宗。他這個帝位來之不易，首先就遭到其祖母述律太后的堅决反對。當年述律太后寵立次子耶律德光，迫使長子東丹國王突欲憤投世敵南唐，爲唐明宗賜姓李幷更名曰慕華。「慕華」者，仰慕中華也，徹頭徹尾地當了「契丹奸」。這種人的兒子，怎能承繼契丹之大統？他居然深得人心，一仗而打敗其祖母。遼朝雖爲外族政權，後來却努力漢化，二百多年後爲金所滅時，遼人幾乎已全部成爲漢人。遼史也與宋史、金史幷列，爲中國的正史。如果不考慮動機，只從歷史發展的結果來看，當初石敬瑭割讓中國大片土地予契丹(面積、人口皆超過契丹本土)，使之日益强大的同時，加速幷徹底被漢化，最終成爲中國的一部分，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金朝滅遼，有宋朝的參與。從宋的角度，要恢復「中國」的版圖；從金的角度，則要趁機擴展勢力範圍，而不滿足于只做一個關外藩邦。于是金宋開戰，靖康二年四月，金人攻陷汴京，擄徽欽二帝、後妃、宗室、大臣共三千餘人北返，北宋乃亡。金軍走之前，特地立了一個中國皇帝，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又一個著名漢奸張邦昌。
石敬瑭雖是「兒皇帝」，畢竟還建了一個像模像樣的朝代，爲殘唐五代之一。張邦昌接受册封稱帝的「楚國」，却只存在了頂多個把月。金人前脚走，康王趙構即在應天府登基，是爲南宋朝廷的「開國之君」宋高宗。張邦昌甩下「楚帝」不當，親到應天府謁見高宗，伏地慟哭請死。他本是宋朝的廷臣，幷不想當皇帝，接受金人的册封實在是不得已。高宗趙構問中書侍郎黃潜善如何處置？黃答：「邦昌罪在不貸，然爲金人所脅，今已自歸，唯陛下諒而處之。」于是以張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王。
但張邦昌終于沒有被原諒。不久，高宗起用因阻撓和議貶至江寧的主戰派朝臣李綱，他認爲張邦昌身爲國家大臣不能臨危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更號，宜正典刑。遂將張邦昌流放至潭州，旋誅死。至于接受金人官職、儼然以「楚國佐命大臣」自居的一班朝臣，如王時雍、吳開、莫儔等人，也都遭流放。歷史學家稱張邦昌爲「僞帝」，金人所封官職爲「僞官」，所謂「楚國」亦被稱爲「僞政權」。「僞」字與「漢奸」一詞聯繫到一起，就是從這裏開始。張邦昌的「僞帝」與石敬瑭的「兒皇帝」最大的不同，不是存在時間的長短，而在于他是外國侵略軍册封的，與自己邀請來幫忙的外國「友軍」有著本質的區別。所以張邦昌「僞」，而石敬瑭不僞。「僞」者，假也。也就是不爲咱們自己承認。
張邦昌的節操當然不值得稱道，不過倒不是一個爲虎作倀、有意出賣國家利益之徒。僅這一點他就比石敬瑭要好。他如果不出面當「皇帝」，侵略軍肯定會另選一人來當，如後來金兵大舉南侵，册立前濟南知府劉豫爲「齊帝」。這是金人「以華制華」的政策。當然不是說，「我不當反正別人也會當，那還不如我當」。重要的是看他怎麽當。張邦昌至少做了兩件好事。第一，促使金人退兵；第二，將政權主動交還給中國的合法政府。他手下出任「僞官」的呂好問故意同金人說：「天生南北風習不同，北兵在南不習水土，且少留兵無濟于用，多留兵反而不便。」本來準備留兵實行長期占領、監衛的金軍乃全部撤離。而後，張邦昌又依從呂好問等人的主張，迎接因廢居私第幸免于難的元佑皇后入居延福宮，幷遣使往謁康王勸進，最後自己跑到應天府請罪。照我看，黃潜善的處理意見是對的，有利于人心的歸附。李綱「正典刑」的主張則失之苛嚴，斷絕了所有因迫于情勢而暫時委曲求全的人員歸路。及至金兵再次南下，建立第二個僞政權，也就再沒有張邦昌的故事發生，而是一心一意奉金朝爲正朔，與南宋爲敵了。僞帝劉豫有心報效金人，又打不贏南宋，最後金人嫌他無能，派兵捉住，廢爲蜀王。這個死心塌地的漢奸，比迫不得已的漢奸下場還是要好得多。
議和與「拼死一戰」
遼是宋的世敵，如果宋能不計前嫌，聯遼抗金而不是聯金滅遼，北宋也就不會輕易覆亡。遼再壞，畢竟只是屢犯邊關，遠不及金之陷京擄帝來得惡劣。金是南宋的世仇，如果南宋能不計前嫌，聯金抗蒙古而不是聯蒙古滅金，南宋也不會輕易覆亡。金再壞，畢竟還允許議和，留給你偏安的遼闊空間與長久時間，遠不及蒙古人趕盡殺絕來得凶殘。兩宋在國家生死存亡關鍵時刻的重大失策，在于不懂得政治學的敵友定理，以狹隘的民族復仇情緒代替理性判斷與抉擇，因而一錯再錯，一亡而再亡。
有人會說，與其屈辱偷生，不如拼死一戰。所謂「寧爲玉碎，不做瓦全」。聽起來慷慨激昂，也符合英雄的做人準則，但套用在國家、民族上，却是毫無道理。國家既亡，整個民族都淪爲亡國奴，豈不是在更爲屈辱的環境中偷生？難道你要整個民族都像日本武士道那樣「玉碎」，都拼死，都遭屠殺，致使種族滅絕？只要不是這樣，那麽國家的苟安就比打不贏也打要好，保全半壁江山也比徹底淪亡要好。秦檜與金人簽訂的「紹興和議」，雖是不平等條約，却爲南宋爭取了二十年的和平，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平心而論，秦檜是一個不錯的經濟人材，在他的治下，宋朝迅速修復了戰爭的創傷，再現北宋時的繁榮景象，奠定了一百五十年的國運基礎。
漢奸的大批産生，自然是在外國入侵，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第一個高潮是宋代，第二個高潮是明末，第三個高潮則是日本入侵。中國自從出了個秦檜，以後所有的漢奸都相形遜色——不是他們的罪行，而是他們作爲漢奸的知名度。秦檜簡直就成了「漢奸」的代名詞，直到再出了個汪精衛。
汪精衛遭到各方的一致痛恨，不是沒有道理的。從國民黨方面，蔣介石領導抗戰勝利，如果不跟汪劃清界限，有損党和領袖的形象。汪精衛是蔣介石在黨內的最大的競爭對手，雙方曾爲奪取孫中山繼承人的位置明爭暗鬥；抗戰八年，蔣介石對日秘密和談一直斷斷續續。徹底否定汪精衛，即確定了蔣的合法性及歷史上的地位。從共産黨方面，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汪精衛是國民黨著名左派，共産黨的有力支持者，蔣介石發動「清共」，汪的武漢國民政府一度站在共産黨一邊，表示要討伐蔣介石，後來居然寧漢合流，一致反共。這種感情上的傷害，已足够符合叛徒定理的條件，而不僅僅是敵友定理了。及至國共第二次合作，全國抗日，汪的南京政府打出的旗號却是「和平、反共、救國」。舊恨新仇，集于汪氏一身，何况國民黨已給他定性在前，正是一條可以任意鞭笞的死狗，絕無再爲他講話之理。從一般民意方面，「漢奸說」本是中國特産，無論文化傳統、歷史鏡鑒、道德觀念、民族情緒，都不會認爲汪是一個好東西。從國際輿論方面，汪屬于戰敗的日本侵略者陣營，從未得到過英美爲首的西方國家承認，到日本對美發動的太平洋戰爭已呈敗相、日首相近衛向汪表示進一步交還中國(淪陷區)主權的時候，汪居然主動提出向英美宣戰，近衛勸都勸不住。因而在即使民族觀念較爲豁然大度的西方民主國家眼裏，他也不值得稍予同情。
汪精衛當漢奸的動機
史學家們對汪精衛的漢奸罪認識較爲一致，唯在當漢奸的動機上看法各有不同。一是對權力的追求，即所謂「領袖欲」；二是貪生怕死，患了「恐日症」和軟骨症；三是與蔣介石達成默契，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中國無論是勝是敗都不至于亡國；四是確信中國打不贏日本，遲和不如早和，反而主動；五是一貫親日，死心塌地投靠日本；六是與蔣介石內鬥失利，負氣出走鑄成大錯，只好一錯到底。
這六種動機，最爲惡劣的是第五，最不可能的是第二。想當年汪精衛參加革命，謀刺清攝政王事敗被捕入獄，嘗作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其大義凜然，可與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氣歌》幷美于世。說他是貪生怕死之徒，實在毫無根據，也不令人信服。在淪陷區，民間曾流傳過這樣的故事：汪赴日和談前夕，交衛士一把手槍，「如看到我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即拔槍把我打死！」這個故事不論是真是假，都說明「怕死」是站不住脚的。他要是坐在大後方跟著大夥兒高喊抗戰，則中國是贏是輸，總也輪不到他汪精衛有生命之虞。倒是他選擇的那條路，處處埋伏著殺機、險情，非軟骨者敢走。第五條也難以成立。汪精衛固然親日，但畢竟是中國人。他的日本情結，與孫中山一樣，源自在日本鼓吹革命、組建同盟會的經歷。這種親日情結，不但汪氏有，蔣介石也有，其他國民黨元老也幾乎都有。汪氏的親日，爲他對日議和提供了堅實的背景，却未見得一定要站到日本的立場上，死心塌地與中國爲敵。否則，他完全可以「代表中國」向日本投降，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出賣中國的利益、主權，而不至于跟日本討價還價，力爭中國的領土完整、要日本無條件撤兵。從最基本的人性角度來說，仇恨自己民族的人實在反常和罕見。也許汪精衛正好是這種人，但沒有充分有力的證據。
至于「負氣出走鑄成大錯」，從他秘密出走河內，到成立南京政府的整個過程來看，其周密和審慎，絕非起于一時的意氣用事。他到河內發出主和的「艶電」，仍不是沒有退路，蔣介石派人送來護照和經費，希望他到歐洲游歷，或乾脆回重慶再任要職，可以說是仁至義盡，實在勸不回頭才讓特務暗殺。就算是出于負氣，如果沒有深思熟慮作底，亦即沒有其他更深刻的動機，斷不至如此。而「領袖欲」，他已貴爲國民黨副總裁，其言行舉止足以影響中國的政局。他一生幾經浮沉，深知政治的無常，尤其戰亂中的領袖難爲和難當。就在他離開重慶前不久，和蔣介石最後一起用餐時，他還提出要對南京、上海的失守負責，國民政府應總辭以謝罪天下。蔣忿極，認爲這才是最不負責任的行爲，起身拂袖而去。汪氏與其說是「領袖欲」，還不如說是「表現欲」，即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向世人表明他要不顧一切救民于水火。這與他當年謀刺清攝政王的行爲動機是一致的。
第三和第四種動機，兩相比較，「默契說」太牽强，不合整個事件發生和發展的邏輯。最能說得過去的是第四種動機，即固信中國抗戰難以取勝，不如早和，以爭取主動，免遭更大的損失。當時的情况是，東北早已爲關東軍所據，成立「滿洲國」；蒙古建立了獨立的親日政權；華北經過「特殊化」自治階段，亦被日軍占領；華東、華中和華南，除長沙以外的幾乎所有大城市皆淪爲敵手；中國的海上通道全部被封鎖；國軍精銳部隊在抗戰初始就已經將老本拼光，中國軍隊無論從裝備、素質、供養等方面皆遠不及日軍，中國正規士兵對日本兵的戰鬥力是三敵一；國共兩黨既合作又矛盾重重，暗伏著將來决一死戰的危局；蘇俄及西方自由世界對中日戰爭持觀望態度，英美各國即使參戰，似乎也難以抵擋窮凶極惡的日軍攻勢，中國是孤立無援地對付日本；中國社會結構渙散，國庫空虛，前清及軍閥混戰時欠下的大量賠款、債務無力償還，經濟隨時可能崩潰......總而言之，「它很像是一個重量級拳師與一個羽量級拳師比賽。......這次的戰爭，中國不能打，也不應該打。但是，却不能不打，由于被日本逼迫得別無選擇。」(黎東方《細說抗戰》)
「不能打，也不應該打」，這是歷史學家在抗戰結束五十年後的客觀評論，如果放在當時，則屬于徹頭徹尾的「漢奸言論」。汪精衛出走前，雖在公開場合「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一再表示要抗戰到底，私下却對抗戰前景極爲悲觀，也就是「不能打，也不應該打」。
汪精衛是一個愛國者
國民黨高層有一個被胡適戲稱爲「低調俱樂部」的沙龍，汪精衛當然是這個「俱樂部」的靈魂。但「不能打」還不是動機，只是一種認識和判斷。畢竟這個「低調俱樂部」的人幷非個個走上了汪的道路(如胡適)，畢竟「不能打」後面還有一個「却不能不打」。我認爲，汪精衛對日議和的動機是很複雜的，不可能簡單地歸結爲哪一類。根據其人的經歷、性格、地位、信仰，及後來的所作所爲來看，毋寧取其所言，動機中包含有救國救民之心。有意思的是，在國民黨內，真正的主和派原是蔣介石，而汪精衛是對日主戰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變，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張和日本人打。倒是蔣介石，九一八事變中的「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三年出賣華北的塘沽協定，摧殘察綏抗日武裝，一九三五年華北特殊化的何梅協定，都是其一手導演的杰作。不料後來倒轉過來，蔣介石成了抗戰到底的英雄，汪精衛却走上主和的道路。陳公博回憶，汪始有主和傾向，實爲長城古北口之役，前方將領回來報告，都說「官兵無法戰爭，官兵幷非不願戰，實在不能戰，因爲我們的火力比敵人的火力距離太遠了，我們官兵看不見敵人，只是受到敵人炮火的威脅。」及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後，汪更加認爲，中日應尋出一條和平之路，否則一旦開戰，只是便宜了蘇聯。
我相信，汪精衛是一個愛國者。至于賣不賣國，怎樣賣，那是第二個問題。
有人會說，都到那樣一個地步了，還侈談什麽愛國？說得好，對敵妥協不言愛國，敗軍之將不言勇。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數百上千年以來，我們都是這樣認爲的。說到底，動機幷不是最重要的，也永遠爭論不清。再崇高的動機，如結果一團糟，也不能拿「好心辦壞事」開脫其咎。反之亦然。何况所有的推斷，都只是推斷而已。對于歷史人物的評價，關鍵要看其所爲，究竟給這個國家和民族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具體到汪精衛，主要應該討論第二個問題，即賣不賣國，而不是愛不愛國的問題。
汪精衛發動「和平運動」，其負面效應顯而易見，幾乎所有涉及這一議題的文論都做過分析，這也正是定其漢奸罪的根據。大致有：簽訂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成立傀儡政府及僞國民黨中央，分裂抗戰陣營，打擊了民族士氣；爲逃兵尤其是降將提供了「合理」藉口；粉飾了日本侵略軍的亡華陰謀；積極反共，而共産黨當時是抗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協助和維護日軍對淪陷區的統治，鎮壓地下抵抗運動；提供日軍侵華的物資資源；讓日本騰出手來，發動太平洋戰爭，等等。
這些指控都沒錯。所有這些負面效應，都是汪氏「和平運動」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爲他是作爲「戰敗一方」與敵議和。抗戰的最後勝利，推翻了汪氏付出這些代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最大的代價如承認「滿洲國」之類都是可以收回的；萬一抗戰不能取勝，那麽中國至少可以守住已經簽約的這條底綫。事實上，誰也無法斷言中國將取得最後的勝利。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對當年那場戰爭的慘勝感到僥幸，如釋重負。在國家生死存亡的危險時刻，以戰爲主，以和爲輔，和戰幷用，這是一種明智的抉擇。既要有「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的義勇，也要有以暫時的妥協保全實力留有退路的靈活。即連領導抗戰到底的蔣介石本人，也從來沒有放弃過對日和談的可能，這不是他的動搖和軟弱。延安的共産黨與日軍暗中交涉，也不能說是通敵和叛賣。正如歷史選擇了蔣介石作爲抗戰的領袖，能够擔當議和重任的人選，遍觀當時之中國，也非汪氏莫屬了。
「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
汪精衛在對日議和中，其個人表現的勇氣和一定的原則性，連日方都爲之敬重。據胡蘭成回憶，當時任日本駐南京大使館一等秘書的清水重三，曾參加多次汪精衛與日方的重要會見，私下嘆道：「我在旁看著，這邊是戰勝國，坐著我們的大臣，大將與司令官，對方是戰敗國，坐著汪先生，但是比起來，只見汪先生是大人，我們的大臣大將司令官都藐小了，惟有近衛公與汪先生坐在一起還相配。汪先生的風度氣概，如山河不驚，當時我嘴裏不說，心裏實在佩服。」(《今生今世》)
日汪和約，當然是不平等條約。中國人對于簽訂不平等條約者，一概斥之爲漢奸，如秦檜，如李鴻章。汪精衛就更不用說了。蘇俄逼使中國允許外蒙獨立，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宋子文藉故推脫，乃至辭去外長，爲的就是不擔漢奸罪名。南京失陷時，日本通過德國大使陶德曼向中國政府提出一份「和約」，汪精衛勸行政院長孔祥熙簽字，孔不敢簽：「汪先生，我沒有你的膽子，我背部受不了兩顆子彈。」
汪精衛雖有「膽子」，也不敢貿然簽字，他知道這一筆下去非同小可。他不怕「引刀成一快」，却害怕當賣國賊，留下千古的駡名。一份「和約」，往往復複逐條討價還價好幾個月才出臺，按說是毫無意義的。日本最後投降，這份條約成了廢紙，而汪氏亦未能逃脫賣國的駡名。但他的幾番堅持達成協議，還是盡可能地爭得了國家的尊嚴和利益，甚至贏得了對方的敬重，及一部分日本官員的同情。而這份和約，至少在淪陷區，在日本投降前的數年時間內起了作用。
汪精衛一方爭的是哪幾條呢？一，中華民國國號、首都南京、青天白日國旗、三民主義國策不變；二，日軍必須從中國撤退；三，日軍占領區的中國法人以及個人所有的鐵路、工廠、礦山、商店、一般住宅，應迅速歸還；四，不承認滿洲國。如果這幾條完全得以實現，平心而論，那就不是不平等條約，而是平等條約了。日本政府方面自然不會同意，提出：一，由于三民主義是排日抗戰的根源，應當修正這一理論；二，青天白日國旗仍爲抗戰的重慶政府使用，幷成爲日軍進攻的目標，爲避免混淆，圖案應予修改；三，日軍占領的住宅、工廠、商店可以歸還，但鐵路在戰爭期間由日方管理，待全面和平後立即歸還。這三條，第三條可以理解；唯第一、二條，連日本專門派做對汪工作的「梅機關」主要成員犬養健也認爲過分，「因爲自古以來，無論什麽樣的戰勝國，還沒有連對方國家的建國原理及國旗圖案都加以干涉的先例。况且，這又是超越勝敗的兩國間的和平運動。」(犬養健《揚子江今天仍在奔流》)
這兩條雖然過分，却都是虛的，也與前幾次日方提出的「和平條件」不一樣。這是因爲日方內部對中國問題一直有較大分歧，日本政府迭次換届，其政策波動、搖擺，有時不免生疏和荒唐，或節外生枝。總之，汪精衛遇到的對手是十分難纏和蠻不講理的，遠遠超過了他預先的估計。但他走到了這一步，已無可回頭。經過大半年的苦爭，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精衛在上海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主要內容爲：
承認滿洲國；確保日本在中央政府的外交、教育、宣傳、文化以及軍事等各方面的權利和合作關係；承認日本在內蒙、華北、長江中下游、厦門、海南島及其附近島嶼的政治、經濟以及對地下資源的開發利用權利；承認在以上地區的防共和治安的駐兵權；中國對于日軍駐扎地域及其與此有關地域的鐵路、航空、通訊、港口、水陸等應適應日本軍事上的需要；在中央政府及各級機構中聘請日本軍事、財政、經濟、技術顧問，確保《綱要》及其秘密附件中所有條款的執行。
此《綱要》簡直就是一份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占領宣言，令許多主導此次「和平運動」的日方和汪方人員大感意外。最早秘密潜往東京，與日本取得和談聯繫的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立刻退出汪集團，離開上海回到了重慶，幷在香港《大公報》披露《綱要》的全部內容。與他同時返回重慶的還有陶希聖。汪精衛本人也既憂且懼，草案簽字後流著泪說：「這個文件說不上什麽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了。」
爲什麽「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因爲上述地區爲日軍所占領已成事實，你簽不簽約，反正是拿不回來的。用汪氏集團第三號人物周佛海的話來說，「淪陷區是蔣先生把它丟掉了的，不是我們把它丟了的，我們今與日本交涉，只有收回多少的問題，沒有喪失多少的問題。」(爲《中華日報》撰寫的社論)這話有漏洞，因爲蔣先生雖然把它丟了，但始終沒有同意給人家，還要堅持打回來。但汪氏「和平運動」與蔣介石的政見分歧就在這裏：我認爲打不贏，所以才同意把你丟掉的給人家；如果你打得贏，那我同意給人家的也丟不掉。即如臺灣，是清朝把它丟掉了的，抗戰勝利，不是仍然要回來了嗎？
當然，汪精衛的觀點與周佛海還不一樣，他認爲「凡中華民國的事，即無論是蔣先生作的或誰淪陷的，我們皆應負責。」他甚至表示：「我們做和平運動是爲使抗戰有終之美，不是爲與抗戰敵對。」(胡蘭成《今生今世》)
事實上，東北不是打不打得贏，而是根本就沒讓打給丟掉的。滿洲國的成立，中國也沒向日本宣戰，差不多是默認了。西方各國，直到今天出版的二次大戰世界地圖集，仍將滿洲國劃爲獨立于中國之外的一個國家。汪精衛只是無可奈何承認既成事實。就在此密約簽署前四個月，汪在上海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統計出缺席代表人數名單上，赫然印著「東三省代表」的字樣。汪政府成立後，汪曾到「滿洲國」訪問，在盛大的歡迎會上，他滿含熱泪地說：「我們以前是同胞，現在是同胞，將來還是同胞！」一言既出，令在座的日軍司令官爲之瞠目。
承認滿洲國，同意以日占區的物資資敵，是汪政權的底綫。也就是說，他的賣國，他的壞，基本上到此爲止。
密約的披露，産生了間接效應。原持觀望態度的美、英、法等西方國家，開始支援中國抗戰，包括貸款、向遠東地區增兵，中國孤立無援的局面終于打破。因爲它們看到了，坐視日本侵略中國的可怕後果：西方國家在華利益亦將受到威脅。
汪政權對中國有無好處？
付出了如此代價的汪精衛政權，究竟對中國有沒有好處呢？我以爲，這是評說其功罪的關鍵所在。
汪政權的建立，使中國的淪陷區有了一個「合法的」中國政府。這個「合法」，是對日本而言，幷爲日本所承認的。至于它爲不爲全中國人民所承認，爲不爲國際間所承認，那倒沒關係，不承認反而更好。事實上，除了日本、僞滿洲國，先後承認汪政權幷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及政府還有德國、意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丹麥、西班牙、克羅地亞、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及法國維希政府。由汪精衛的「僞政權」取代梁鴻志的「維新政府」，及名義上統括華北的僞政府，代表中國的淪陷區向日方進行交涉，可以最大限度地贏得對方的尊重，及中方的權益。有人會說，充當人家的走狗，人家還有什麽尊重可言？話不能這麽講，就算是走狗也有其尊嚴和權利。至少，你得尊重它的生存權，尊重與它的合作關係，尊重它對你的態度，尊重你自己對它的承諾，一定程度地尊重國際間公認的外交準則。就淪陷區的人民而言，也必須接受日本占領的事實。敵人來了，你可以跟他打，打不動的可以去逃難。而絕大多數的人是逃不走的，沒法逃也不知往哪里逃。他們注定要留下來，在侵略者的統治下生活，他們注定要當「良民」。有幸生活在大後方的人，有幸逃出來的人，也許可以理直氣壯，可以同仇敵愾，誓死與祖國山河共存亡；今天的人們，也可以高喊「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但如果你不幸生活在當年，又不幸身陷敵人的鐵蹄之下，淪爲亡國奴，你是不會輕易去死的。即使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親人，你的好友，你會希望他們以血肉之軀去拼死反抗，作無謂的犧牲嗎？如果是我，我希望他們都千萬別死，好好活著，至少也得「賴活著」，活到抗戰勝利的那一天。
既然如此，淪陷區最好有一個中國人的政府，而非直接由日本人來統治。你可以說，有時候中國人比日本人還壞，也就是走狗有時比主子還壞。但這情况畢竟不多，如果這是一種通常現象，那咱們還要抗日幹什麽呢？讓日本人占領整個中國豈不是更好？中國人對中國人，有時比日本人對中國人還壞；但日本人對中國人，永遠不能像中國人對中國人那樣好。這道理我想應該很好懂。
日本侵占香港三年又八個月，沒有建立一個由英國人或是中國人組成的傀儡政府，而是以日中將磯谷廉介爲香港總督，直接進行統治。香港居民的日子，就比汪政權領轄的淪陷地區及「滿洲國」更爲艱難。一年之內五十萬居民被遣送內地，發行軍票以完全取代港幣，實行搜刮和大批徵用民工，導致經濟崩潰、長期饑餓，民生苦不堪言。直至七十年代，香港人對日本人的憎恨，仍能使偶爾被認出來的日本游客自况爲過街老鼠，隨時準備拔腿而逃。
汪政府成立後再無大屠殺
比較之下，被日本侵占時間超過香港兩倍的上海，情况却反要好得多。除了軍事占領、政治控制、异族統治的屈辱感之外，基本上維持了社會和經濟秩序，生産活動如常，市場活躍，「戲院依然高堂滿座，酒樓門庭若市，笙歌處處，雖似商女晚唱，畢竟無門前凍骨，這便是張愛玲小說的社會背景，雖無愛國主義洋溢其間，但樓臺春夢，也是另一種真實，真實到在一定期間遭到排斥，但在更長時間內却深深感染人心，受到喜愛。」(徐宗懋《日本情結——從蔣介石到李登輝》)
在完全由日本人統治的香港，是絕無産生像張愛玲這樣出色作家的環境的。如果說張愛玲曾嫁給漢奸胡蘭成，自己也有漢奸之嫌，因此其小說可能「粉飾太平」的話(我以爲現在持這種偏頗觀念的人已不多了)，那麽與漢奸全不搭界的作家錢鍾書筆下的《圍城》，描寫淪陷後上海市民的生活畫面，大抵也都是「正常」的。更先淪陷的東北，在另一些作家的筆下，也有不少「承平時代」的景象。臺灣輔仁大學教授梅濟民回憶學生生活的小說《哈爾濱之霧》，主人公成天沉迷在學校之間的游泳、划船、和球賽中，還有與日本高校女生情感游戲。我接觸的許多在「滿洲國」生活過的人，至今私下還說：「日本人不壞，他們到村子裏來，還給小孩吃糖。」日本人還不壞，誰壞呢？「蘇聯人壞！蘇聯紅軍來了，燒殺搶奸無惡不作！」
蘇聯紅軍絕不可能比日本鬼子還壞。它是「解放者」，而日本人是侵略者。但我相信在一定的情况下，二者的壞和「不壞」會發生逆轉。「解放者」和侵略者都是外國人，都對中國領土懷有野心。歷史證明，它們都不是好東西。日本人「不壞」，是因爲有一個中國人的政府在起著作用；蘇聯紅軍壞，是因爲沒有一個中國人的政府管著，哪怕它是一個傀儡政府。在戰爭後期，大部分中國淪陷區人民的生活，甚至超過日本本土許多。日本由于窮兵黷武，缺乏資源，生産能力及民衆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加之遭到盟軍的海上封鎖和空中攻擊，其危機感日盛一日。反而是淪陷區的生活值得他們羡慕。當然，滿、蒙、華北及華東、華南各地的情况，不盡相同也不能一概而論。但由中國人出面組織「僞政府」，比沒有這樣的政府更符合中國人的最大利益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就汪精衛而言，他的政府成立後，日軍再沒有發生過類似南京大屠殺的公然暴行。這個歷史事實，誰也無可否認。
「民爲貴，而社稷次之」
汪氏政權對日妥協，付出「密約」中規定的沉重的政治代價；而日方也要受該「密約」的制約，履行其承諾。善待中國俘虜，即爲一條。所有中國軍隊，在戰場上投降，都可以接受改編爲汪精衛的部隊，亦即我們慣稱的「僞軍」。「僞軍」的方式，保存了中國的軍事實力。隨著時間的推進，龐大的僞軍數量(至少有數十萬之衆)在日占區的「合法」存在，對于日軍不可避免地産生一種威懾力與牽制力。僞軍是投汪，而非投日，這總比漢將李陵直接投降匈奴要好。除了反共，即與八路軍、新四軍極爲有限的作戰，如「清鄉」等等，汪精衛的僞軍沒有與重慶的國軍發生過正面戰鬥。即便是打共産黨，其總和也遠遠比不上一次「皖南事變」的規模及後果。
「一日下午我見汪先生，是暑天，說過正事之後，兩人兩杯啤酒，一碟海苔，稍稍閑談。我看見汪先生臉色尚有餘怒，問可是爲軍隊的事情，汪先生沖口而出：『剛才板垣參謀長來要想我們與日本軍隊幷肩對重慶作戰，我當即答他，如此我們的軍隊必反轉槍口打日本軍！板垣就不好意思再提了。』此刻他的聲音還是這樣激烈。」(胡蘭成《今生今世》)
胡蘭成曾追隨汪敬衛的「和平運動」，曾任汪氏中央宣傳部次長、《中華日報》總主筆。他的自述固然有爲汪精衛開脫之嫌，却也沒有事實足以證其僞。他最後由于對形勢的看法迥异于汪而失去信任，解掉了官職，甚至被汪親自下令投入獄中，經其日本友人營救方才脫險。
一九四四年夏，日軍進攻長沙、衡陽。七月，華中日軍司令部請胡蘭成前往漢口，與作戰參謀會見，告胡這次「日軍紀律甚好」。其言帶有「你看我們遵守了承諾」的誠意。華中、華北和華南所有的大城市，幾乎都在汪精衛出走前淪入敵手，只有一個長沙守住了。日軍爲了奪取長沙、衡陽重鎮，打通京廣(京漢、武廣)鐵路綫，分別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九四一年九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發動了三次長沙會戰，日方共傷亡一十一萬一千餘人。到此次長衡會戰，日方再傷亡六萬六千八百餘人。守衛衡陽的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在日軍强大攻勢下苦守五十二天，擊傷一個師團長，擊斃各級日軍軍官千餘人，城既破，又率軍堅持巷戰數十小時。長衡守軍如此頑强的抵抗，以及日軍的慘重損失，幷沒有激起大規模的報復行動，而是值得自誇的「紀律甚好」。方先覺被俘，日軍將他關押在一個天主教堂內，不但沒有施以虐待，反而戒備鬆懈，致使其得以逃脫，回重慶覆命。對抵抗將領尚且如此，對一般平民百姓可想而知。
有歷史學家認爲，汪精衛的「和平運動」，至少拯救了數十萬、乃至上百萬中國人的生命。(劉學銚《淡水河邊談國史——你，是中國人嗎？》)這個數字我想不會是誇大之詞。日軍對淪陷區的直接掠奪，也由于汪政權的存在得到了控制。這之前，日軍所到之處，耕牛全部殺光，農民根本無法進行耕作，只有等死。活躍在江南廣大鄉村的新四軍、游擊隊也沒有辦法，總不至于牽著一群牛跟日本鬼子兜圈子打仗。這個時候農民就希望汪政權出來保護他們的利益，其實連共産黨的新四軍也希望汪政權做到這一點，你不是說「曲綫救國」嗎？先救救農民的耕牛吧！《沙家濱》裏的郭建光，大概也不希望在沙奶奶、阿慶嫂全都餓死的地方打游擊的。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如果我們承認孟子的民本主義的合理性，就無法否認汪精衛以既失的國家利益換取民生的合理性，就不能置淪陷區人民的生命財産于不顧，一味地指責其爲賣國賊。
汪與蔣誰更有資格稱賣國？
承認「滿洲國」一事還可以再討論。事實證明，東北也就是所謂「滿洲」，確實不是汪精衛賣得了的。而外蒙，的的確確是被蔣介石給賣掉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接替宋子文擔任外交部長的王世杰，根據蔣介石的訓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承認外蒙獨立。兩相比較就可以看出，僅就出賣國家領土而論，蔣介石比汪精衛更有資格稱爲漢奸：汪氏承認滿洲國，是在中國戰敗(精銳部隊被擊潰，首都淪陷，所有的港口、絕大部分重要城市和鐵路爲日軍占領)的情况下；而蔣氏承認外蒙，是在中國取得戰勝國地位的前一天。汪氏是向咄咄逼人的侵略者妥協，出于迫不得已；蔣氏則是向「友邦」讓步，絕無此種必要。承認滿洲國，換來了在淪陷區建立中國人政權的重大政治利益；承認外蒙非但未取得任何利益，反而引狼入室，使得東北人民受到第二次侵略的嚴重傷害。滿洲國最後仍收回來了；外蒙却永遠地獨立于中國之外。外蒙面積爲一百五十六萬六千五百平方公里，加上外蒙西北處爲蘇聯强占的數萬平方公里土地，超過「滿洲國」的面積一倍有餘。說句不好聽的話，如果只丟了「滿洲國」，中國領土尚可穩居世界第二；而今丟了外蒙，中國只好屈居世界第三了。
中國爲抗戰付出了極爲沉重的代價，勝利後蔣介石「以德報怨」，一筆勾銷對日索賠，優待侵華日軍，將絕大多數日本戰犯免予懲罰，其中包括罪大惡極的侵華元凶岡村寧次。這也就罷了。作爲(即將)戰勝國元首，蔣介石拒絕了美國總統羅斯福兩次提出的將中南半島歸還中國的建議，就實在令人費解了。羅斯福曾駁斥戴高樂希望戰後重返印度支那的企圖：憑什麽邏輯，什麽習慣，什麽歷史法則，越南要屬于法國？越南有一千多年屬于中國的歷史，明代複歸附于中國，後爲法國殖民者控制。二次大戰中法國勢力被趕出，法國本土亦遭淪陷，戰後勉强成爲戰勝國而躋身「五强」，這是正是收回領土的最佳時機，不料蔣介石斷然放弃。在抗戰結束前不到一年，即一九四四年雙十節，他接見戴高樂政府駐華大使貝志高說：「如果我們能够幫助貴國在該殖民地建立法國政權，我們是樂意的。」如果蔣介石不出賣外蒙，又順理成章地接收中南半島，請想想，今日之中國將是怎樣一個局面？就連世界歷史也要大筆改寫——那就不會有曠久酷烈的越南戰爭，不會有柬埔寨紅色恐怖大屠殺，不會有西沙、南沙群島的領土紛爭，中國的影響力及發展潜力將不可估量。
二戰期間和結束之後，中國與西方各國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被廢除，這要算是抗戰獲得的報酬。但汪精衛的政府步子更快——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汪宣布驅逐英美、取消領事裁判權，比蔣早兩天，翌年八月一日，汪正式從日本人手裏收回租界；
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汪與日簽訂協定，日將北平使館區一切行政權及所有公共及日本租界交還中方，日本人所享受治外法權予以取消；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意大利政府亦發表同樣聲明；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法國維希政府宣布放弃治外法權，五月與汪政府簽訂協定，將平、津、滬、漢口、廣州等地租界交還；蔣介石因而(于八月一日)與維希政府斷交，轉而承認戴高樂的流亡政府，然而戴高樂不承認蔣單方面宣布取消法國在華不平等權利，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才簽約廢除。
難怪有人感嘆：「漢奸的愛國戲，演得比蔣介石又早又快。」(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
日本選擇投降以避免民族浩劫
汪精衛的悲劇是歷史的悲劇。他選擇的道路，把自己的命運與日本帝國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到了一起，「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而日本最終是失敗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汪精衛病逝九個月後，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
作爲受日本殘害最深的中國人，一方面對終于獲得抗戰的勝利歡欣鼓舞，一方面又覺得日本的投降太突然，乃至「太早了」。如果它像德國那樣頑抗到底，它受到的戰爭報復絕不止是兩顆原子彈。一個給那麽多民族帶來過那麽多灾難的國家，無論從道義還是從情感上說，付出怎樣的代價都不會過高。但居然被它躲過了。日本天皇在他的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作出了他一生第一個，或許是唯一的一個堪稱英明的决定：無條件投降。按照中國的漢奸理論，他當了日本有史以來最大的賣國賊、日奸，或稱「和奸」。正是這個「日奸」，使日本逃過了本應嚴酷得多的戰爭懲罰，逃過了民族的浩劫，使犯下過滔天罪行的數百萬日本侵略軍安全地返回自己的國度，使日本這個幾乎毫無自然資源可言的國家獲得了在戰後迅速復蘇、崛起的一綫生機。
中國的漢奸標準，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當年清軍入關南下，著名抗清英雄史可法曾向清攝政王多爾袞致書議和，提出與大清帝國劃疆而治，重演南北朝的故事。這要是放在抗日戰爭時期，豈不也是一個汪精衛？當然，多爾袞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女真完顔氏建立的金國，他要的是整個中國，而非已然到手的華北。于是絕不允和，發揚「繼續革命」的精神，宜將剩勇追窮寇，命豫親王多鐸揮師南下，攻克揚州，屠城十日。史可法作爲英雄殉國，誰也不再提他有過的「賣國」行爲。
日本是一個以模仿力而非創造力享有世界聲譽的國家。它發動侵華戰爭，就是想模仿當年的大清帝國征服中國。日本跟中國的歷史淵源、文化淵源，舉世皆知。它有一種濃厚的「大中華思想」，尊重和崇信中國的文化典章制度，認爲今日的中國民族(主要是漢民族)不足以與如此華美、悠久的中國文明相匹配，惟有大和民族才有資格和能力承繼中華文化之大統。日軍每攻克一座中國城池，其將領必賦漢詩，悲古今，大有一統江山之壯志，而無一絲戰爭罪犯之羞慚。日本的最終失敗，當然由諸多原因造成，其戰綫鋪得太開，過早地暴露稱霸全球的野心，尤其發動太平洋戰爭導致美國的參戰，是其致命因素。它如果集中全力來打中國，然後再花相當時日鞏固對中國的統治，或可成爲大清帝國第二。因此單從日方侵華戰略的技術層面來說，它允許汪精衛的議和，騰出手來發動太平洋攻勢，是一絕大錯誤。更早一些，追溯到中日甲午海戰，那是它實現征服中國的最佳時機，中華(大清)帝國的不堪一擊，如大厦之將傾，但它居然接受了清廷的求和，與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以得一臺灣，暫抑其吞幷中國的欲火。結果中國贏得了喘息之機。推翻清朝後，軍閥混戰，日本及西方列强固然趁機撈取了許多利益，中國軍隊也在自相伐鬥中進行了「現代化」的冶煉，才有抗日戰爭時「三敵一」的戰鬥力，而不是這之前的「十敵一」，甚至「十不敵一」。日本的本來目的是做第二個大清帝國，不料却做了第二個金國小朝廷。
周作人與郁達夫
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著名作家周作人當過漢奸，因爲他曾出任華北僞教育總署督辦一職。但是還有另外一位著名作家郁達夫，曾任駐蘇門答臘日軍憲兵隊翻譯官，却沒人把他當做漢奸，反而有不少文章回憶他爲日軍服務時的「英勇事迹」。周作人出任的是僞職，郁達夫當的是日軍軍官；周作人是被迫的，郁達夫雖說不是完全自願的，但日本人要他當他也就當了；周作人當的是文官，郁達夫任的是軍職。不管從哪方面來說，郁達夫的「漢奸罪」都應該超過周作人。從大量反映抗日戰爭的電影、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日軍翻譯官是怎樣一副二鬼子的嘴臉，往往就是那種「比日本人還壞的中國人」形象。無論是不是事實，至少表明在一般民衆的心裏，這是一個什麽樣職位。爲什麽人們不僅原諒了郁達夫，還把他當成一個類似英雄的人物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沒在中國，而是在印尼當的這個翻譯官。如果他犯了罪，充當了侵略者的幫凶，爲虎作倀，助紂爲虐，那也是在外國，與咱們中國沒關係。雖然駐蘇門答臘日本憲兵隊，對付和迫害過大量的華僑，鎮壓過華人抵抗組織。
郁達夫在日本宣布投降後不久，被憲兵隊秘密綁架殺了。因爲他們早已知道他的作家身份，怕將來以筆墨暴露日本人的罪行。
我絲毫沒有要把郁達夫打成漢奸的意思。舉這個例子只是想說明，「漢奸」幷不是以正義尺度來作爲劃分標準的。當人們指斥這個爲漢奸、那個爲民族的敗類和叛徒時，往往憑藉的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乃至一種僞正義的道德優越感，而不是一種歷史的公正的態度。
周作人出任僞職，固然不光彩，但絕不是一種罪行。他在侵略軍的威逼之下就範(包括槍擊未死)，任期除了履行其職，沒幹過對不起民族的壞事。據曾在北平從事秘密抗日活動的人回憶，周作人的這個職務還是中共地下組織替他爭來的。原僞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死後，該職出缺，一個叫繆斌的漢奸想爭這個位置。繆斌當過新民會中央指導部部長，是積極的反共分子，于是地下黨便搜集他平時的反日言論，寫成材料送到日本人那裏，免了他的官。地下党認爲，教育總署督辦的職務由周作人出任，比繆斌來當要好得多，于是想盡辦法抵制了繆斌。地下党是成功了，但是却把一位優秀的作家推進了「漢奸」的火坑。周作人平素在言談之中，常流露出對日寇侵略中國、以致民不聊生、生靈遭受塗炭的不滿情緒，還贊許和同情抗日分子，幫助地下組織在日占區安插人員(回憶文集《日僞統治下的北平》)。周作人所作的這一切「比繆斌好得多」的事，後來都被一筆勾銷，只剩下永生難贖的罪名。即使是被號稱「最抗日」的共産黨指責、孤立和打擊的「最反動」的漢奸繆斌，也不是只知一味替侵略者效力，而是「平時」有很多的「反日言論」，足以「寫成材料」讓日本人罷了他的官。
呼喚歷史與公正的態度
二次大戰期間，許多國家都有被德、意、日侵略占領的經歷。有占領就會有合作者。各個國家對于這些合作者，態度是不盡相同的。大部分在戰後沒有受到追究，有不少繼續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甚至出任國家元首、政府首腦。被尊爲「獨立之父」的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在日本侵占時期，先後擔任日本組織的「人民力量中心」主席、「中央參議員議長」、「爪哇奉公會」主席。印尼第二任總統蘇哈托，也在日占時期參加「衛國軍」，到日本軍校受訓畢業後擔任中隊長。擔任過三届印尼內閣總理的哈達，曾任日本軍政府顧問。新加坡第四任總統黃金輝，于一九四二年日本侵占後，在日本軍事機關任職。歷任緬甸國務委員會主席、總統的吳奈溫，一九四一年被選派到日本學習軍事，曾在海南島及臺灣受日軍訓練，一九四二年充當日本侵略軍先頭部隊第二師師長，攻占緬甸。而出任過日占時緬甸政府外交部長的吳努，二戰後三度擔任總理。老撾國王西薩旺．馮，曾宣布他的國家加入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一九四一年同日本訂立共同作戰條約，向英美宣戰的泰國總理鑾披汶，日本投降後作爲戰犯遭逮捕，但後來又做了九年多的總理。比利時國王利奧波爾德三世，一九四○年德軍入侵時，拒絕隨政府流亡國外幷率軍隊投降，十年後參衆兩院表决允其復位，只是由于人民的反對才在第二年退位，由其兒子繼任。
法國對賣國賊的懲罰較爲嚴厲，維希政府的主要首領在戰後接受了審判。貝當以通敵罪判處死刑，後改爲終生禁閉；賴伐爾以叛國罪被處决；德阿特失踪，被缺席判處死刑。恕我孤陋寡聞，除了中國的「漢奸」，我只聽說過法國也有「法奸」，而且是套用「漢奸」一詞譯過來的。一九四四年八月，盟軍解放巴黎，市民歡慶光復的同時，也對法奸實行報復。有一張著名的照片，一個被剃了光頭的法國婦女抱著她與德國軍人生的嬰兒，在市民的簇擁下游街示衆。還有一張游街示衆的照片，主角也是幾個法國婦女，光頭上畫著納粹的「」記號，因爲她們做過德國侵略者的情人。這兩張照片給我的震撼，超過另兩張著名的「二戰」攝影作品，一是幾個美國士兵將一面國旗插在剛剛被攻占的堡壘上，一是一個美國水兵在大街上聽到勝利的消息當即摟過身邊過路的女郎親吻起來。我不知道她們除了跟侵略軍睡覺，還犯過什麽出賣祖國利益的罪行。她們也許是爲了真愛，也許是爲了解决溫飽，也許是被迫，至多是「商女不知亡國恨」，何以要在民族解放的喜慶日子裏首先將她們揪出來作爲報仇雪恨的對象，這是一種崇高的精神，還是一種卑瑣的心理？
法國人對「法奸」的痛恨，仍遠遠不及中國人痛恨漢奸那樣强烈和持久。根據「泛漢奸」的說法，連淪陷區的百姓都有「僞民」之嫌。不抗日就是附敵，這期間絕無第三條路讓你可走。圍棋大師吳清源，年幼赴日本學習圍棋，正當日本大舉侵略中國、屠戮中國人民之際，他加入了日本國籍。吳清源後來所取得地位，以及橫掃日本棋壇十五年無敵手的輝煌戰績，人們已不在意他當年這一舉動，甚至還有些「爲國爭光」的驕傲。但若放在當時來評論，這顯然是「叛國投敵」的行爲無疑。音樂家馬思驄當然也是「叛國投敵」的，他偷越國境尋求政治庇護，得到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幫助。現在他們有聲望、有地位和有成就，已不再有人去說他們了，普通人則不會有這樣幸運。一位作家抱怨，「抗日戰爭怎麽打了八年？就因爲漢奸太多了。」
真正的問題也許是，抗日戰爭結束了五十幾年，爲什麽漢奸還那樣多？
怎樣看待汪精衛政府
林思雲
近讀趙無眠先生的大作《查塔呼奇河畔談漢奸》，很受啓發。特別是關于汪精衛政府的一節，趙先生提出汪精衛是愛國者的嶄新論點，讓人耳目一新。讀完趙先生的文章感想很多，因此也想談一下自己對汪精衛政府的看法。
一、汪精衛一派對日講和的想法和目的
有人認爲日本偷襲珍珠港，向人口、資源、工業生産能力比自己大很多倍的美國發動戰爭，是一種失去理智的瘋狂行爲。但這種觀點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事後諸葛亮"。要知道戰爭的勝利不僅僅取决于"物"的方面，還取决于更重要的"人"的方面。如果戰爭總是"物"的方面占優勢的，人多、槍多、錢多的一方取勝的話，人類的歷史就變得非常簡單了。古今中外的戰爭歷史中，以少勝多、以弱勝强的戰例比比皆是。這些戰例的成功都是依靠發揮"人"的優勢來彌補"物"不足。
赤壁之戰時，孫權以5萬兵力向曹操71萬大軍挑戰，是不是失去理智的瘋狂行爲？日本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向清國、俄國宣戰時，日本的國力都遠遠遜于中國和俄國，日本是依靠"人"的優勢取得了以弱勝强的勝利。二戰時日本的國力固然遠遠遜于美國，但絕不是說日本就沒有戰勝美國的可能，只能說美國戰勝日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日本發動對美偷襲，其實就是現在中國所謂的"超限戰"思想，弱者要想戰勝强者，就不能遵守强者們制定的所謂"戰爭規範"。
二戰前世界上有兩大陣營："英法美"和"德意日"。從人口、資源、工業生産能力等"物"的方面來看，自然是"英法美"的同盟國占絕對優勢。但戰爭就是一種賭博，在"物"方面的劣勢者就象口袋裏沒有多少錢的賭徒，他們要想賭贏腰纏萬貫的闊佬，只能采用"孤注一擲"的賭法：要不大嬴，要不大輸。"德意日"孤注一擲向"英法美"挑戰，也就抱著這種大嬴大輸的心裏。當然"德意日"的確有戰勝"英法美"的可能，如果"德意日"的將領們少犯一些錯誤，如果"英法美"的將領們多犯一些錯誤，二次大戰的勝者就是"德意日"一方，"英法美"的勝利其實不過是一種"險勝"。
在中日戰爭爆發的1937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陣營正處于緊張的對峙中，當時人們根本無法預測哪個陣營會取勝。蔣介石賭"英法美"取勝，堅持抗日戰爭；汪精衛賭"德意日"取勝，主張對日講和。如果我們不以"勝者王侯敗者賊"的歷史觀來評判汪精衛的話，當時汪精衛對日講和的行動幷不是什麽賣國行爲。如果二戰是"德意日"陣營取勝的話，中國如果站在"英法美"陣營一邊，就不可避免要作爲戰敗國受到割地賠款的慘烈制裁，那時中國可能真要被幷入日本的一個省，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就要劃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與日本講和，中國就可以避免成爲戰敗國的割地賠款苛刻制裁，還可以讓中華文化苟延殘喘下去。這就是汪精衛一派對日講和的想法和目的。
二、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的轉變
汪精衛是1905年發起成立同盟會的元老，是最早跟隨孫中山的信徒之一。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和威信一直很高，孫中山逝世後接任國民黨主席。雖然被掌握軍權的後起之秀蔣介石奪取了實權，但汪精衛在黨內的政治地位一直在蔣介石之上。汪精衛幷不是一開始就主張對日講和的。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與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比，汪精衛是主張抵抗的主戰派。當時的愛國學生把汪精衛當作愛國領袖，1931年12月5日全國愛國學生到南京請願時，請當時正下野的汪精衛還政，他們打出的標語是："歡迎護党救國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實現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歡迎反對不抵抗主義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即日收復東北失地的汪先生"等等。
12月6日汪精衛在接見全國高校學生代表時說："應付目前局勢的方法，兄弟認爲有八個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衛進一步闡述他的對日方針說："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調，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汪精衛在高呼抗戰的民意之下，再次還政擔任行政院長。
汪精衛上臺後公開發表講話，主張懲罰不抵抗而退却的張學良，蔣介石等人却不同意懲罰張學良。汪精衛一怒之下提出辭職，但國民黨中委會不同意汪的辭職。由于汪精衛不掌握軍隊，無法插手軍事方面的"抵抗"，此後汪只好專門負責"交涉"的方面。汪精衛批評張學良的不抵抗退却時說："榆關以一日而失，熱河以七日而陷，實不成話。須先有抵抗然後有交涉，今後再不抵抗必影響外交。今日以後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
當時汪精衛本指望中國軍隊的積極抵抗，會引起英美法等列强的出面干涉，譴責日本違反保證中國領土完整的"九國條約"，制止日本的露骨侵略行爲。然而英美法只是口頭上譴責了一下日本，幷沒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制裁措施。這也變相地鼓勵了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侵略，使日本更加無所顧忌地侵略中國。此後汪精衛開始對英美法等民主國家失望，同時中國軍隊在"九一八"後的怯戰表現，也讓汪精衛深深失望，使汪精衛的對日方針從"主戰"一百八十度轉變爲"主和"。
1935年11月1日，汪精衛被刺受傷後，暫時離開政壇出國療養。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後，汪精衛應國民黨中央之邀緊急歸國。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日軍全面入侵中國。英美法等國不但沒有干涉日本的侵略行爲，甚至還拒絕向中國提供武器。由于中國是窮國，沒有現錢買武器，只能通過借款的方式買武器。當時只有德、意和蘇聯肯向中國提供借款，賣給中國武器。
1938年汪精衛在對某軍事院校的師生演講時說："外交的問題，看起來很複雜，說起來又很簡單。有人懷疑我們和德、意的關係，對于這種懷疑，值得去解釋，也不值得去解釋。我的說明只有一點：就是我們只有一個敵人，這個敵人已足够我們對付了，我們不必再惹第二個。如果墨索里尼願意幫助我們建立空軍，希特勒肯賣軍火給我們，我們爲什麽不能和德、意做朋友？"。"各位同志都是自己人，我不妨把秘密向大家公開一下，各位不要以爲有錢就可以向民主國家買到軍火。上次國聯開會之後，我們拍電報派郭泰祺、顧維鈞、王正廷三人向歐美各國接洽，結果幷沒有得到收穫。有人告訴我們的外交官，說他們現在沒有軍火出售，等到三年以後，他們自己準備齊全了，再讓一些給我們。這不是很好笑的回答嗎？羅斯福更是滑稽，他說他可以賣軍火給我們，但是要現錢。我們的大使說：中國是個窮國呀，哪有金子呢？羅斯福說：沒有金子，拿白銀來好了。咳！白銀不是錢嗎？"
抗戰爆發後英美法對中國的冷漠態度，以及中國軍隊的屢戰屢敗，使汪精衛産生了只有對日妥協才能救中國的思想。在1938年，中國的抗戰根本看不到勝利的影子。當時誰能預料到1940年美國會經濟制裁日本？誰能預料1941年美國會向日本宣戰？誰能預料1945年日本會戰敗投降？
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聲明：今後不再把國民政府作爲交涉對手，蔣介石則宣布抗戰到底。此後汪精衛屢屢試圖說服蔣介石與日本講和，連續給蔣介石寫了十幾封信，力主對日講和。其實蔣介石也幷非絕對不願意和日本講和，只是客觀形勢不允許他唱講和的低調。蔣介石在舉國上下高唱抗戰到底的愛國風雲中，不得不附和民意，而且還要把愛國的調子比別人唱得更高。汪精衛認爲蔣介石高唱抗日和他以往的所爲格格不入，是被逼迫走上了他所不願走的道路。
周佛海後來說："共産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戰是倒蔣的唯一手段。他們因爲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尖。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在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爲低調俱樂部。"
1938年6月武漢廣州陷落後，國民政府退守重慶。汪精衛開始公開批評抗日派，他說抗日派是"不說老實話，不負責任"。汪精衛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地承認吃虧，幷且求于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地承認打敗仗，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于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當愛國華僑陳嘉庚提出："官吏談和平者以漢奸論罪"的提案時，汪精衛爭辯說："總理（孫中山）常說和平救國。如果談和就是漢奸國賊，那麽總理也是漢奸國賊了"。汪精衛說："抗戰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産黨游擊隊。抗戰只有一條路：亡國。此外還有一條"和"的道路，我們應該拿出抗戰的决心和勇氣來講和。"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國民政府作爲交涉對手的方針，提出在蔣介石下臺，承認"滿洲國"的條件下，日本即與國民政府談判停戰。汪精衛在日本政府的第二次對華聲明後，要求蔣介石辭職，以爭取和日本實現停戰。汪說："我們應迅速連袂辭職，以謝天下"。蔣介石則說："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在說服不了蔣介石的情况下，汪精衛决定與蔣介石分道揚鑣，單獨搞"和平救國"。汪精衛乘蔣介石去陝西參加軍事會議不在重慶的時機，12月18日以外出演講爲由乘飛機離開重慶到昆明，然後飛往當時作爲法國殖民地的越南河內。
汪精衛離開時給蔣介石留下了長文的訣別信，表示他和蔣介石雖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爲了救國。汪精衛最後寫道："君爲其易，我任其難"。在當時的愛國氣氛下，走高唱抗戰的道路當然比較容易，而走與日本講和的道路就比較艱難。所以汪精衛對蔣介石說：你去領導容易的抗戰吧，我來承擔艱難的和平工作。
不少人以爲汪精衛投靠日本人是因爲貪生怕死，但實際情况正好相反。汪精衛本來已和蔣介石一起撤退到安全的大後方重慶。如果汪精衛和蔣介石一起高唱抗戰的話，絕不會有任何生命危險。相反汪精衛要逃出重慶和日本人合作，倒是要冒生命的危險。汪精衛逃到河內後，被蔣介石派來的特務打死了他的秘書。如果不是汪精衛的秘書主動要求和汪對調房間的話，汪精衛早就喪命河內了。所以汪精衛的"和平工作"，是冒著生命危險的賭博，絕非一般貪生怕死之徒敢爲的。
三、汪精衛政府的客觀作用
汪精衛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了維新政府，使中國在國際處于非常絕妙的位置。一半中國人參加英美法陣營，另一半中國人參加德意日陣營。如果英美法取勝，蔣介石代表中國作爲戰勝國，接受汪精衛政權；如果德意日取勝，汪精衛代表中國作爲戰勝國，接受蔣介石政權。中國是二戰中唯一的無論如何都不會戰敗的"雙保險"國家，這使中國避免了萬一戰敗而陷于割地賠款、甚至被分割亡國的絕境。大概也只有中國人才能想出這種絕頂聰明的生存之道，讓洋人們嘆服。
汪精衛的維新政府除了使中國成爲不會戰敗的"雙保險"國家外，還從側面拯救了蔣介石和共産黨。因爲汪精衛代表中國和日本簽訂了和平條約，滿足了日本人所要求的停戰條件，才使日本沒有繼續向蔣介石發動進攻。如果沒有汪精衛代表中國和日本簽訂和平條約，日軍不可能找到一個有面子的停戰理由，必須繼續進攻直到消滅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日本在1939年後再沒有對退居重慶的蔣介石政府發動大規模進攻，就是因爲汪精衛已經代表中國與日本講和。
有人說1939年後日本沒有發動大規模對華軍事行動，是因爲日本的戰綫太長，兵力不足。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後來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時，幾百萬兵力全綫出擊，大舉進攻東南亞。而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的侵華戰爭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過七、八十萬。只要日本再投入200萬軍隊，打下重慶延安根本不是什麽問題。正因爲汪精衛代表中國與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關係，日本才沒有繼續進攻重慶。蔣介石和共産黨能在8年抗戰中生存下來，靠的幷不是國共兩黨軍隊的頑强抵抗，而是靠汪精衛的"賣國"解圍。
另外汪精衛政府除了"雙保險救國"方面的意義外，在"救民"方面也有不少作爲。戰後國民政府號召敵占區老百姓"憶苦思甜"，揭發汪精衛政府爲虎作倀，迫害人民的罪行，但實在沒有找到什麽值得搬上桌面的東西。相反敵占區人民在汪精衛政權下的生活還過的去，基本生活物質供應穩定，市場物價平穩，沒有聽說老百姓吃不上飯，大量餓死人的事件發生。而蔣介石"還都"以後，倒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老百姓的生活比汪精衛時代還下降了一塊。後來共産黨在文革時搞"憶苦思甜"的訴苦大會，也很少聽說有人控訴日僞時代的生活最苦。
汪精衛統治下的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百姓的生活均得到保證，沒有出現發行糧票布票的限吃限穿，也沒有"知青"市民下放農村的拆散家庭，比共産黨政府的政績還要好一些。沒有汪精衛政府和日本人爭物資，保證敵占區人民的吃飯穿衣，敵占區人民怎麽可能捱過八年的漫長歲月？假如當時沒有汪精衛等人和日本人合作，日本兵把敵占區的物資全部搶光燒光，敵占區老百姓即使逃過日本兵的子彈，也逃不過餓死凍死的命運。汪精衛政府與日本人爭物資，至少拯救了上千萬中國老百姓的性命。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與獨立的，從來沒有人主動要求當別人的奴隸，也沒有人會主動要求做他民族的傀儡和走狗。任何人成爲奴隸，成爲傀儡和走狗，都是出于迫不得已。如果認爲汪精衛是自願主動地、心甘情願地當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那將是對普遍人性的錯誤理解。
客觀地講，汪精衛成爲漢奸是他把賭注壓錯了地方。如果二戰是德意日陣營勝利的話，汪精衛就會把蔣介石作爲美國走狗漢奸推上審判台，我們今天也要認真學習《汪主席文選》了。當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客觀地評判歷史人物，一定要本著一個最基本原則："不以成敗論英雄"。
2000年5月2日寫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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