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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衡 - 政改的根本問題在執政黨（經整理精簡）
注：外界傳聞陽光衛視因爲"論衡"節目觸及政治體制改革而背關門整頓。本篇摘自陽光衛視官網，沒有被撤下。而且此節目播放爲一周多前。
論衡節目的互動論壇
本期概要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幾千年華夏文明，一直延續著君主"家天下"的政治架構。在如此架構下，君與官皆是"牧"，而黎民百姓則是 "羊"。1911年，辛亥革命終結了長達兩千多年的"家天下"體制，民主共和姗姗來遲。1949年,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寫進了憲法。
陳平：我不認爲現在中國大陸不是民主共和社會，我說它是民主共和社會，無非它是民主共和社會的一個很初級的階段。因爲首先沒有君主。尤其到了1976年以後，毛澤東去世。毛澤東實際上是（君主），就是光是他讓人家高呼他"萬壽無疆"四個字，那就已經不是民主。這是君主，萬歲萬歲萬萬歲，君主。從1976年以後，應該說中國社會，叫做這個（民主共和社會），這個又往前走了一步。因爲沒有任何人再去懷疑，人民或者公民是國家的主人。沒有任何人再在這個問題上，再去表示爲一種很含混的概念。第二，誰也不敢說，我當皇帝。誰也做不到，我要這個倒退到世襲制。在這麽一個階段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和既得利益的博弈問題。
王長江：我認爲改革的阻力可能就主要在這個地方。因爲它兩個階段確實不一樣。前一個階段，它就是一個意識形態的障礙特別巨大。越往前發展，特別是越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獲得一些成功，它需要政治體制和它相適應，這時候的回過頭來再看，你就會發現，它舊的那套東西，已經沉澱出了一整套的體制，它不是沒有東西的，它是沉澱出來一套體制，而這個體制的背後就是利益。但是由于它不科學，由于它利益分配不均衡，所以它有很多既得利益。
關鍵就是，怎麽使這些既得利益，首先收斂，當然我們不可能說，再像過去那樣，采用革命的方式，把它再重新翻個個兒。那可能對整個中國不好，你要從那個角度，那都雙輸。但是如何在一種比較和諧，比較平穩的情况下，使得這個既得利益受到遏制，它的發展勢頭受到遏制。政改需要平穩地遏制既得利益者。然後在遏制的基礎上，再使它收斂，受到限制，一步一步的進入正軌，可能這是改革要解决的最大的問題。
當下的中國大陸，不合理的制度、錯位的社會整合，漸漸催生出一個特殊利益群體，即所謂的"既得利益群體"。自中國大陸市場化改革三十年以來，官僚集團和先富人群中，已經形成了不少合法或不合法的既得利益者，公務員即是其中之一。據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8年城鎮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是機關單位，爲33869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16倍；事業單位以29758元的平均工資水平位列第二，這一數字同樣超出全國平均水平兩個百分點；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企業職工28359元的平均工資，這一群體工資水平已經處于全國平均工資水平綫以下。
作爲不直接創造社會財富的公共服務部門，其薪資水平長期以來一直高于它的服務對象。此種格局，難稱合理。
陳平：既得利益也沒有多少空間了。首先，權力集團，爲了執政而執政的，不管是這一個政黨也好，還是我們稱之爲一個文官體制也好，文官官僚的集團也好，就他們公開的，灰色的，包括這個裏面一些個人腐敗分子，對于社會的掠奪……把這三塊都加起來，它在國民經濟當中，所占的比重，已經大到嚴重阻礙中國進一步的發展。財稅收入總和，占GDP30%多。全民收入，工資收入，也就30%幾，十三億人。
它就算既得利益吧，這個龐大到它已經沒法再大了，已經太大了。爲什麽現在我們說，面對經濟危機，面對出口受挫下滑，這個需求，內需主要是民需上不來，沒有份額了。
因爲你是要靠公民和人民來養的，你即使我作爲統治階級，不作爲社會公僕，你統治階級也要有人來養你。你自己養不了自己。
王長江：這也是常識。
陳平：然後我們再看，各個政府的開支，那種一個小鎮，一個小村，那辦公樓建到那種程度，已經完全超出了它的對奢侈的需求。你還能建什麽吧。
王長江：沒錯，這個老百姓拿出錢，要消費的時候，我們刺激消費，囊中羞澀，而另一面，却是蓋這種毫無必要的這樣一些樓堂館所。
陳平：那些樓堂館所已經成了全世界最奢侈的了。
王長江：對。瞠目結舌，令人瞠目結舌。
陳平：那麽到了這一步，你還能怎麽消費？還能怎麽揮霍？就是說既得利益的只有减少，沒有擴張的空間了。而且又何必呢，沒有世襲制了。都是任期制。
王長江：你任期滿了，你退下去了，這也不是你的。
陳平：而且你還落得一個駡名，臭名。
王長江：一般的是，如果真有良心的人，他可能還真開始內疚了，如果沒有什麽良心，回過頭來，可能也一塊跟著駡了。
陳平：不，他也駡他媽，他不知道這是他蓋的。
王長江：對對，很有意思。就是說，像我過去說過的一句話，說當一個體制，有人駡，有人不駡的時候，他可以維持。當一個體制，大多數人滿意，少數人駡的時候，它能够鞏固，當一個體制，少數人滿意，多數人在駡的時候，它還能維持，但是當一個體制，沒人不駡的時候，那這個體制就危險了。現在有點走到沒人不駡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政府開始了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改革。在1978年至1982年間，伴隨著思想解放，政改取得了擴大選舉民主、加强人大制度等制度性成果。到1986年至1989年間，政改又是以"黨政分開"爲主要目標。然而可惜的是，這輪改革在1989年中斷後，便停滯不前了。
時至今日，如若想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除必須應對來自政府內外的既得利益者的挑戰，更需正視的還有來自中國共産黨的既得利益慣性。
王長江：到了今天改革已經到了深水區了，這個深水區，就是所有的問題，表面浮出來的那些問題，全都盤根錯節的，和根本層次的問題連接在一起，而根本中的根本，執政。所以你成爲一種繞不開，擺脫不掉，你也不能不正視這樣一個問題。
陳平：但你說這根本問題，一百年前就解决了。
王長江：你是指的哪個根本？
陳平：辛亥革命所解决的就是一個，廢除君主，建立民主共和，因爲一百年前，誰要廢除君主，從根本意義上面，就是把這麽一個家天下的既得利益集團，人們不再認同了。地理上的國家，有全體的公民，來共同平等地享有。
王長江：對，你要這樣說，我是認同的。我所說的根本問題是，我們對民主已經形成了一種共識。那共産黨一執政，因爲它宣傳的，它的主要理念，就是這個。我不是一個單獨的集團，我就是人民掌權的工具，這已經很清楚了。所以從這個角度說，的確是已經解决了。問題在于，我們以爲有了這種理念之後，問題就解决了。但實際上，真正要反映到實踐當中，你就會看到，民主它不光是一個理念，民主最重要的，它是一套體系，是一個系統，是一個制度，它是相互連接，像一台機器一樣運轉，哪一個齒輪，擺布的不好，它就對整個機器的運作，産生一種副作用，哪一個皮帶墊斷了，它的輪子就會發生空轉，所以它是嚴密地連接在一起的一套東西，西方國家，它發展到今天，民主的最大成果，不是它把理念如何如何改變了，如何如何成爲一種更加精巧的東西，最重要的是，它又把這套理念變成了一套可以運作的東西，而且越來越精細，越來越完善。
我們呢，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面，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覺得，你看概念上解决了，這不就一切都解决了嗎？結果到實踐當中去，真正一看，特別是市場經濟的大潮涌過來之後，一沖刷最後發現，我們的理念還是理念，單擺浮擱地擺在那個地方，而且落滿了塵土，我們什麽叫民主？我們反倒讓那些過去那些保守的東西，給弄的一塌糊塗。什麽叫人民當家作主？反倒是被代替當家作主。和當家作主完全混在一塊。那什麽是民主的基礎？利益。
結果我們把利益壓在道德綫以下，所有人對利益的追求，被我們看作是不耻，不耻的東西，被看作是一種低下的一種落後的東西，結果你就沒有基礎。好，我們現在，就面臨著兩大任務，一大任務，要清洗這些零件。它原本意義是什麽？結果有人還不讓清洗。所謂的批判普世價值，依我看就是這麽一個。
陳平：那是批評常識。
王長江：對啊，它不讓清洗，它覺得那個就是對的。就滿身污垢的亂七八糟的那些，他認爲那是對的，這個我暫且不說，這是很重要的一點。說明清洗本身，也有很大的阻力，這是一大。第二大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怎麽把它連接起來。
我們忽然發現，我們沒有連接。老百姓會回過頭來問，你既然是民主，那麽爲什麽，怎麽作主？連這個東西都沒有做到，你怎麽叫作主好。作主就必須授權，怎麽授權？你弄一套看上去特別不完善的選舉體制，讓人看了像作假一樣，那怎麽能說，我授了權了呢？授權環節沒有了，後面的用權環節，以及監督環節，所有的都不起作用。所以它現在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所有這些，都沒有連接起來。而我們過去認爲，這是一種常態。
陳平：就現在不是一個價值認識的問題。
王長江：那麽阻力在什麽地方，阻力也可以從這裏面看出來，我們要把它連接起來，人家說不需要連接，人家說我們有優秀分子就行了。但實際上，我們知道，那個優秀分子，像黃繼光堵槍眼一樣堵在那個地方，他是優秀分子，他確實能保障。他不是優秀分子，他腐敗分子，他給你從中貪污了，你說你怎麽辦，你有沒有別的辦法制約，沒有。所以那個，那一套東西，是根本不管用的。那麽再一個就是說，這套東西，你不要看它不運作，它作爲既得利益，得利的工具，它是在運作的，所以你要把它拆開了，重新連接，它當然不幹了。他就推三阻四，當然他也不會說，是我的利益受到了損害，我才反對你這個改革，他不會這樣說，他會自己給自己戴上很高的帽子，這樣是不是損害了党的領導，這樣是不是體現不了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冠冕堂皇。
陳平：就像中世紀的教堂輿論，教皇的輿論。
王長江：對對，一口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
陳平：但是有一點，我實際上，這是我沒有想通的一個事情，就你說執政黨，中共，他已經足够大了，很難說這個黨怎麽樣怎麽樣，實際上它最後是，人數幷不多的一小部分人。
王長江：所以問題就在這兒，它幷不是一個說，我們過去想像的革命黨一樣，那樣一個鐵板一塊的東西。實際上他已經在這個執政過程當中，分成了若干不同的部分。
陳平：而這一小部分人當中，這個最高的領導人哪，那麽幾個，你又很難說它是既得利益了。它已經快成了，我說的坦率的受害者。他成了一個受過者，準確地來說。
王長江：代人受過。因爲它代表党，那真是沒有辦法的。你代表党，然後他看到那個腐敗的東西，全都歸在你的黨上，那你就是。
陳平：而且還個人化。
王長江：就回過頭來，又找依據了，說那你就是黨，你就是這個黨是腐敗的，所以你這個人，肯定是腐敗。
陳平：原來鄧小平在世的時候，香港那什麽都是鄧家怎麽樣怎麽樣怎麽樣，我一再跟他們說，我說我跟他們家不是很熟，但是間接地都熟悉，直接地也熟悉，我說我告訴你們，真的不貪，不腐。
王長江：瞭解情况的人，才能說出這個話來。一般的它真是像我們剛才說的那樣一種推演，一種想像。
陳平：你說現在吧，從我瞭解的情况，包括現在胡錦濤，溫家寶，你要說辛苦也真辛苦。壓力大不大，真大。也真盡心盡力。所以我就不知道圖什麽。
……
網絡政治新透視（南風窗）
網絡政治新透視
2009-10-24 12:14:50 來源: 南風窗(廣州)
這幾年間，緊貼互聯網工作應該是大多數在中國運作的媒體人的基本狀態特質。互聯網的功能與重要性伴隨著中國的發展，社會活力的提升而水漲船高，到今天，沒有互聯網的日子已經不可想像……
"網前網後"的參政前景
韓咏紅
啓動電腦，聯網，點擊打開國內外一系列新聞門戶網站，博客、推特。看新聞，閱讀網絡社會對熱點話題的討論，是筆者每日開工時的標準動作。
這幾年間，緊貼互聯網工作應該是大多數在中國運作的媒體人的基本狀態特質。互聯網的功能與重要性伴隨著中國的發展，社會活力的提升而水漲船高，到今天，沒有互聯網的日子已經不可想像。這個結果的背後，有中國人使用信息技術的高度天分與熱情，也得益于中國政府多年來一再爲網絡發展投入大量資金，更與受管制的正規傳媒無法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信息需求與輿論表達權有關。
而在此時，在網絡新聞與言論欣欣向榮的時候，也有一股抵制力量在限制互聯網繼續發展的空間，中國網絡發展有可能面對10多年來的第一次重大考驗。
2009年7月的新疆烏魯木齊"7•5事件"以後，因避免網絡成爲境內外恐怖勢力傳播煽動性言論的工具，占據中國1/6國土面積的新疆地區已經斷網將近4個月。據悉，除了天山網這樣極少數例外，新疆居民登陸不了其他網址，以及BBS、論壇、 QQ、電子郵件等網上溝通工具。互聯網作爲"老百姓自編的報紙"與民間議論平臺的重要意義皆被廢了武功。至今，新疆互聯網什麽時候解封依然未有定數。
微博客Twitter，飯否，以及網上社交工具等服務被屏蔽已數月，在剛過去的"十一"國慶前，跟帖這一項網絡的標志性功能明顯受限。尖銳話題基本不讓跟帖，或者跟帖不得超過5頁。
自從1994年中國連入互聯網以來，互聯網出現飛躍性變化，從2007年"人肉搜索"介入公共事務模式的形成，到2008年青年利用互聯網反擊西方媒體的不實對華報道，網絡反腐概念誕生，官方搶奪網絡主動權，以至近期官方對互聯網的態度變得模糊。這一系列的變化，凸顯出民衆利用互聯網介入公共事務願望的增强。另一方面，在政府因時制宜調整網絡管理手法的過程中，官、民關係與邊界不斷調整，由此體現中國社會的總體進步。
往下看，中國是否會一如既往支持網絡發展，還是轉向消極，這一决策將透露出現政府是否依然有充分能力與信心去迎戰與適應新時代條件下的新形勢與挑戰。
從一封郵件到華南虎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資料，中國第一次與外界的網絡溝通，是1987年9月北京市計算機應用技術研究所對德國學術機構發出的一封電子郵件。寫著"越過長城，走向世界"的實驗性短信，代表了研究人員的雄心壯志。不過，在這個試探式起步後，中國又經歷了6年等待，才衝破技術與政治性的壁壘實現了真正連網。
最早的互聯網使用者是大學校園與科研機構。1988年至1989年間，清華大學校園網，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先行者逐步實現了與世界其他國家實驗夥伴的遠程聯網與電子郵件通信。
1989年10月，國家計委利用世界銀行貸款重點學科項目"中關村地區教育與科研示範網絡" (世界銀行命名爲"National Computing and Networking Facility of China"，簡稱NCFC)正式啓動，1992年底，NCFC的3個實施機構——清華、北大、中科院建設完成了各自的校園網與院網。隔年，從中國接入美國斯坦福綫性加速器中心的第一條64K專綫正式開通，但是美國政府出于政治理由，只允許這條專綫進入美國能源網而不能連接到其它地方。
此後，NCFC專家們利用各種會議機會爲中國連網清除政治障礙，最終中國連入互聯網的要求在1994年4月初于美國華盛頓舉行的中美科技合作聯委會上得到認可。
1994年4月20日，中國終于全功能接入互聯網，成爲全球連接互聯網的第77個國家。在下一年，中國電信開始向社會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互聯網對中國社會的廣泛影響，由此真正揭開序幕。進入新世紀後，互聯網信息技術與傳統産業的相互進入交融，加上中國進入新一輪經濟高增長期，構成了互聯網使用率與影響力擴大的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自從一開始，中國政府就對互聯網不受當局管制的傳播特性持警覺態度，1990 年代初政治狀况較敏感的日子裏，特殊題材與網址被當局嚴格封鎖。到了2002年左右，互聯網再引入關鍵字過濾的系統。不過，事實證明互聯網的衝擊幷不只因爲互聯網可能觸及特殊敏感議題，而是在更廣泛的方面，受影響的也不限于中央政府。官僚群體的廉潔程度、執法水平、誠信等，在網絡時代經受的是多方位的挑戰。
2005年初，中國網民逼近1億人，互聯網對政治的衝擊開始顯性化。
當年5月，《紐約時報》原駐華資深記者紀思道舉出輿論監督網站創辦人李新德的故事來表明在互聯網帶來的信息公開的環境，是如何對官員構成壓力。李新德在網上發布"下跪副市長"向警察求饒的照片，又揭露農村婦女被計劃生育官員綁架、囚禁與强制安裝宮內節育器的情節，導致一名貪污的副市長被逮捕，以及相關計生官員被判刑一年。
從兩個例子總結出執政黨地位將受到威脅，紀思道的超前判斷沒有獲得很多人信服。但他的確是見微知著地捕捉到網絡參政的最初趨勢。這個2005年開始冒頭的網絡監督與網絡防腐現象，在一兩年後，變成網絡潮流。
全國範圍裏，網絡輿論逼迫政府官員認錯的第一件轟動性大事，發生在2007年底。與紀思道2005年發現的例子有別，2007年"年畫華南虎"最終迫使陝西省林業廳副廳長下臺，不再是由于哪一個個人的揭黑勇氣，而是信息技術所整合出來的社會集體力量。"年畫華南虎"事件的背後是4個關鍵字：人肉搜索。
說起來，"人肉搜索"網絡活動的出現，原本與政治無關。它起源于一種游行性質的網絡活動。網絡中經常有人問東問西，尋求解答，在國內的猫撲論壇上，漸漸形成有人以虛擬貨幣Mp作爲賞金答謝解答人的做法。提問者懸賞Mp尋求某個答案，一些以賺取Mp爲樂的"賞金獵人"爭先恐後提供最準確的答案，于是形成了之後被稱爲人肉搜索引擎的機制。
這個模式大約在2006年3、4月出現後，最早介入的社會事件多屬于旁枝末節的小事，而且頗有執行私法、侵犯個人隱私的嫌疑。例如搜出偷情事件男女主角、虐猫護士身份等。直到"華南虎"事件時，人肉搜索的政治作用突然得到釋放——質疑陝西省林業廳所謂有人拍到"野生華南虎"照片真實性的網民，在網上發起人肉搜索，結果找出虎照的年畫"真身"，爲破獲真相立下大功。
2008-2009年：網絡參政風起雲涌
是這樣嗎？評論家的樂觀看來是有依據的，但是抵制網民參政的力量也在增强，兩者間拔河日益激烈。
2008年無疑是近年來，中國新聞事件最多的一年：西藏騷亂、民衆抵制家樂福、四川地震、瓮安騷亂、北京奧運、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甘肅隴南群體性事件、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波及中國等等。事後總結，上述每一個新聞大事中，都有中國網民的高度投入或直接參與。這一年，政府第一次發現互聯網中的愛國、護國熱情能够爲己所用，也看到互聯網更加速成爲難以馴服的力量。
這一年，中國互聯網再次展現其讓人瞠目結舌的發展能量。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數據顯示，中國網民數量在2008年6月底已經達到2.53億人，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位。在2.53億網民中，網絡新聞使用率達81.5%，用戶規模達到2.06億人，在網絡應用中排名躍升至第二位，網絡新聞閱讀率比去年12月增加了8.8個百分點。
與此同時，擁有個人博客/空間的網民比例達42.3%，用戶規模已達1.07億人。半年內更新過博客/個人空間的用戶規模超過7000萬人。另據業內人士反映，2008年網絡發展還有一個特徵，即高端、高學歷的博客比例上升。
官方的論述幷不否定網絡在信息傳播方面的作用，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報告說，在2008年的一系列重大新聞事件中，網絡媒體的獨特優勢體現得淋漓盡致。
但是，網絡對社會的影響力，顯然遠遠不止于信息傳播。到了此時，網絡作爲公衆輿論平臺的"下情上達"、"民情普達"作用得到了有力呈現。
衆多網絡參政、網民介入公共事務的案例難以一一盡述。在很大程度上，網民介入社會議題是受到政府鼓勵的。當西方媒體紛紛在西藏問題上責難中國，當奧運火炬全球傳遞受阻，政府就樂見網民"揭網而起"，利用互聯網這種新興的大衆傳播工具代政府反擊西方輿論。在四川大地震全國抗震救灾行動中，網民與門戶網站利用博客來發布救灾信息，組織救援行動，發動捐款，互聯網的貢獻獲得了表彰。
從政府的角度說，中國民衆團結一致抵抗外辱，援助受難同胞的民氣可用，但激起的公衆熱情對政府來說，也迅速成爲新的治理難題。
2008年以來被網絡議論拉下馬的官員是接二連三，包括深圳海事局黨組書記、副局長林嘉祥10月29日涉嫌猥褻女童的視頻被放到網上而丟官；遼寧鐵嶺市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派人到北京抓記者遭曝光，結果在3月引咎辭職；張志國11月25日"複出"被網友揭發後引起輿論嘩然，《南方都市報》將這則新聞報出第二天，鐵嶺市趕緊出面否認。
年底，南京江寧區房産管理局局長周久耕因在房價問題上發表言論激怒了網民，網民對其"人肉搜索"，揭露出他抽"天價烟"、戴"天價表"的照片，周久耕在今年3月因涉嫌受賄"雙開"(開除公職和黨籍)，10月10日被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1年。
有一段時間，網絡成了輿論監督利器，網絡BBS也成爲信訪民衆貼狀紙的告示板。有迹象顯示，官方密切留意網絡的發展，采取策略反客爲主，搶占網絡輿論主動權。一個標志性事件是2008年6月20日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到人民日報社考察工作，幷在人民網同網友進行短暫的在綫交流。
胡錦濤肯定互聯網爲"信息集散地和輿論放大器"，要求"充分認識以互聯網爲代表的新興媒體的社會影響力"。此後，官員設立博客蔚然成風，還有官員開設QQ號，接受網友的建言獻策。
官方因時制宜調整管理方法，但民意與網絡的內在動力，總是會使其發展超出外在限制。在 2007年"年畫華南虎事件"，2008年網絡輿論將數名官員拉下馬以後，2009年互聯網參政的最新進展是網民活動空間從虛擬過渡到現實，從言論發展到行動。一個以互聯網爲依據的公民社會，正悄然成型。
今年5月的湖北鄧玉嬌案是網絡參政向現實過渡的標志，網民組織了後援團到湖北支援鄧玉嬌，迫使當地政府封鎖巴東港口以阻擋大量涌入的記者與支援者。强大的社會壓力下，用修脚刀殺死求歡官員的鄧玉嬌被免除刑事處罰，釋放回家。
但與此同時，網絡的迅猛發展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彈，網絡與公民社會的結合成了一些主管者不安與施加限制的理由。
在互聯網輿論與公民社會、有組織的社會行動之間，依然存在一條不允許逾越的紅綫。國內很多人將新疆的持續性斷網，微博客長久被屏蔽看到官方態度可能轉向的信號。在過去多年來，官方始終堅持積極發展互聯網的政策導向，高層領導曾多次要求各級官員接受"網絡監督"。2009年會不會成爲一個轉折點，據悉領導層還處在觀望階段，中國"網事"前景估計要到明年"兩會"才會明朗化。
(作者爲新加坡《聯合早報》北京特派記者)
開始介入現實的"新意見群體"
笑蜀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藍皮書》"2008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把關注新聞時事、在網上直抒胸臆的網民稱爲"新意見階層"。周瑞金老先生也發表了一篇文章：《喜看新意見階層崛起》。
現在，從老百姓到中國的一些政府機構、黨政領導，對于互聯網言論的評價之高、希望之高都超過最初的想像。
全民性喜好
筆者認爲，"新意見階層"這個提法，雖然影響大，但可能不是太嚴謹，因爲"新意見階層"它不構成一個經濟學意義上、社會學意義上獨立的階層，而是分布于社會各個階層當中，各個階層都有，它不像一個企業家階層或者知識分子階層這樣，後者有嚴格的屬性，有相對的獨立性。更準確地講是"新意見群體"。
所謂的新意見，主要是一種基于個人立場，尤其是公民立場，爲了公共利益，在公共領域獨立發表的意見。所謂新意見群體，當然主要就是發表這樣一種意見的群體。
這樣一個新意見群體，它是怎麽來的？有很多背景。首先就是互聯網。互聯網在中國的進程跟新意見群體在中國崛起的進程，這二者幾乎是完全同步。在互聯網進入中國之前，中國無所謂新意見群體。那個時候我們的意見都發表到傳統媒體上，而傳統媒體基本上都是官辦媒體，官辦媒體基本上都是起喉舌的作用，也就沒有什麽意見市場可言，更談不上新意見群體。新意見群體，在筆者個人印象當中，應該是從21世紀開始，也就是從互聯網進入中國開始。
互聯網一進入中國，它的主要的社會意義就是言論的意義。這也是筆者的一種個人體驗，因爲筆者大概是1999年就開始上網，當時主要目的就是爲了發言，沒有任何別的目的。但當時的網民還比較精英化，人數極少，對這個社會基本上沒什麽影響。那麽相應的，當時互聯網的言論跟今天相比，自由空間當然也大得多，給筆者的印象，那個時代的互聯網就跟1910年到1920年中國的言論狀况差不多，隨時可以辦雜志，隨時可以辦出版社，基本上不會有政府的力量干預。互聯網剛進入中國時大致也是這樣，一個小時之內，兩個小時之內，都可以重新開一家BBS，然後吆喝一幫人上去談天說地，這就是剛開始的一個情况。
現在中國的網民規模已經是今非昔比了，據說已經多達3.3億。更重要的不在于它的規模，而在于社會影響和社會地位，就是說互聯網言論已經成了中國最主要的、最主流的言論場之一。在世界上任何別的國家，互聯網言論都不可能這麽繁榮，這麽强大！這是一種言論上的中國特色，這樣一種中國特色實際上是怎麽形成的？打個比喻，就是說傳統媒體的言論就像地面戰場，在這個地面上，各種險關要礙都已經被體制的力量分兵把守，已經切割完畢，比較自由的那種言論已經是插翅難飛。那麽互聯網就像空軍。目前來看，政府雖然下了很大功夫，但是這個制空權基本上仍然還是在民間言論裏邊，它的自由本性仍然沒有被消除，這是爲什麽互聯網那麽繁榮的一個原因。
就像上訪一樣，到法院，法院不受理，到政府上訪，政府信訪上訪部門不處理，結果很多人就往北京跑，然後北京就只好截訪。那麽互聯網也是，傳統媒體找不到發表空間，就都往互聯網擠，在互聯網中，想截訪就沒那麽容易了，而且以後在技術上可能會難度越來越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發明了一種什麽樣的新技術，然後就可能有一種新的軟件來對抗。如果對付不了的話，中國的網絡言論對現實可能發生一種什麽樣的影響就很難預測了。
到互聯網上去發言這個喜好，現在已經成爲一種全民性的喜好。筆者認爲它就好像是一個衆議院，每個人都可以是其中的一個議員。網絡言論的最根本的正面作用就在這兒，它是以整個社會集體的力量，來爲我們的公共生活提供素材，設置議程。在這種情况下，設置議程的力量就是一種多元的力量，這種多元之多，它的變數之多，它的變量之多，完全到了人工根本無法操縱的地步，不是任何單方面的力量所能够控制的，在這種情况下，單去講控制是一個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唯一的辦法就是分流，因勢利導。
兩個對接
新意見群體的本質屬性在于，它是屬于公民社會的一種最基本的力量之一。在中國，公民社會已經開始發育和成長了。那麽是什麽意義上的公民社會？在過去的十多年中，主要的還是一種言論意義上的公民社會。具有現實力量意義的公民社會，在中國還是比較初級的，在中國發展最快的、最强大的公民社會的力量主要是表現在言論上，尤其是互聯網言論上。在互聯網上早就形成一個公共輿論場，也就是公民社會的一個雛形，可以說過去十多年中，中國的公民社會主要還局限于互聯網，局限于虛擬階段。但是這個情况現在正在發生根本的改變，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進程正在發生一個根本的改變，它越來越從空中，從天上挪到地面，越來越與現實的力量對接，越來越變成一種現實的實際的社會力量。
這主要是通過兩個管道來起作用，就是它有兩個對接。
第一個對接就是互聯網的言論，也就是新意見群體的意見越來越影響現實。通過影響高層來影響公共政策，轉化爲一種現實的力量，這是第一個對接。每個高層部門現在都有輿情部門，輿情主要就是搜集互聯網言論，互聯網言論主要就是新意見。那麽搜集以後，會導致一些公共政策的變化，這是第一種對接。
第二個對接就是新意見，包括互聯網言論，包括一些市場化媒體的言論，與公民行動的對接。原來很多公民、很多新意見群體是只說不做，我到網上去發泄一通，只是爲了發泄。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是既要說，更要做，說和做對接，虛擬世界的言論跟現實中的行動對接。這樣，中國就會慢慢開始産生一個新的階層，不同于原本的新意見群體，就是一個中産階層。這個中産階層原來還是虛擬想像的，但是現在越來越實體化。
這個中産階層已經解决了物質生活的需求，還有閑，更重要的是他有教養、有見識、有公共關懷。如果沒有公共關懷，有錢有閑之後可能就只是單純的"戶外"；如果有一點公共關懷，這個"戶外"變成了公民行動，也可以說是以公益爲目的的一種"戶外"。
這種"戶外"會導致一個巨大的作用：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公民社會的進程，就是中國的公民行動開始了。有著同樣目的，有著同樣關懷的那麽一群人自由聚合起來，聯合起來，這個自由人的聯合體就來了。一個事件發生就産生一種聚合，這種聚合就産生一個臨時性的群體，然後就定點起作用，"精確打擊"。這個事件完了，聚合就完成了，這個臨時性的群體就消失了。這些人可能從哪兒來？這些人可能向哪兒去？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前，誰都想不到，誰都不知道，誰都無法預測，管理部門也無法預測，因爲連當事人自己都無法預測。這麽一群有錢有閑，有公共關懷的人，隱藏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各個階層都有，甚至包括公務員階層。
于是新意見群體就變成一個新行動群體，它就不限于意見了，出現了"新意見領袖"。他們又具備較高的、較深的政治和法律素養，瞭解現實體制運行的規律，所以他們的行動是現在的管制力量很難應付的。
新意見群體這個群體本身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向行動這個方面靠攏。這標志著，中國成長中的公民社會，它的素質有了提高。
應對之道
互聯網其實主要就是一個言論廣場，它的效應主要是一個廣場效應，廣場效應有它的正面性，但是也有它的負面性。它的可管理性、可控性不是太大，因此要將互聯網的言論變做一種負責任的、完全像傳統媒體的言論是困難的，儘管管理部門一再强調要實行所謂實名制，但是也只有威懾作用，沒什麽實際作用。
一方面是要善待公民，成爲公民之友。這是現代政府必須具備的素質，首先是善待意見領袖，成爲意見領袖之友。用傳統的政治術語來講就叫做搞統戰，要學會跟他們搞統戰，但這個統戰又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統戰，跟意見領袖打交道，過去傳統的統戰思路是沒有效果的。意見領袖只有堅持自己的價值和立場，他才有存在的價值和空間，才成其爲意見領袖。如果抹殺了他的個性，抹殺了他的價值和立場，他就一錢不值了。對于意見領袖最大的期待，應該是期待他們理性地發言，而不是硬要他們站到我這一邊來，爲我說話，把他變成一個網評員。要有一個良好的互動，存异求同。
另一方面是要允許平面媒體跟互聯網言論競爭。傳統媒體的言論，是一種負責任的、可管理的言論。如果是到互聯網上去，匿名發言，純粹就是爲了發泄，什麽話不能說？雖然可以追踪IP，但是法不責衆，真的要懲治也只是十萬分之一，百萬分之一的可能，這種可能一般不會發生在我身上，這是網民普遍持有的心態。爲什麽網絡的言論會比較偏激？原因就在這兒，要解决這個問題沒有別的辦法，網絡長城築得再高都沒有用。
互聯網的言論需要分流，怎麽來分流呢？就是用傳統媒體來分流。要允許傳統媒體跟互聯網在言論空間上展開競爭，傳統媒體跟互聯網在言論空間上的落差要盡可能縮小，傳統媒體才有競爭力可言，才可能在意見市場上有地位，也才可能起到分流作用；否則，互聯網言論那種畸形的繁榮也就無從遏制，在有正面作用的同時，它的負面作用可能很難消减，對互聯網管制的難度就會越來越大，互聯網言論失控的可能性就會越來越大，廣場效應的負面效應也就越來越大。
第三點，就是國家的基礎性的制度設施要起作用。比如說，怎麽解决上訪問題，應該是讓國家的基礎制度設施正常運轉，該起作用的部門要起作用，該起作用的渠道要起作用，然後把上訪的那些人都分流到應該去的部門，應該走的渠道。
國家基礎性的制度設施，不是價值意義上的，而是功能意義上的，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必須具備這些制度。比方說稅收，比方說海關，比方說法院，比方說警署，諸如此類的，它都不屬于價值層面，都屬于基本功能層面，一個國家如果基礎性的制度設施沒有了，失效了，那麽這個國家制度的基礎功能也就失效了。就像搞經濟建設，需要一些基礎性的設施，沒有這些東西，就沒有辦法發展製造業。同樣，一個國家在政治層面和社會層面上，也需要有基礎性的制度設施。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國家與社會關係不正常，國家與社會關係要正常化，第一個政府要容忍，要扶持公民社會成長；另外一個是基礎性的制度設施要正常運轉，要能够把那些上訪的人，那些上街的人，那些上網發泄的人吸引過去，把他們拉回法制的軌道上去解决問題。
網絡社群的崛起
胡泳
無論中外，談到中國的互聯網，人們都會不斷追問一個問題："互聯網會不會促成中國社會的大幅轉變？"筆者曾經在《衆聲喧嘩》一書中試圖回答這一問題。我的觀點是，與那些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的國家相比，在對政治自由有嚴重限制的國家中，互聯網的政治作用存在較大的不同。
在前者中，互聯網介入了選舉政治，網絡爲政治候選人提供了發表政綱、籌資、招募志願者等等功用；同時，網絡成爲討論更加廣泛的政治議題的場所，例如，少數群體的議題現在可以獲得更大的聽衆，一些不被重視的議題也得到了浮出水面的機會。總的來說，主要政治機構把互聯網當作舊的、一對多的電視、廣播和印刷媒體的新版本來使用，它們也的確在政治傳播上實現了一些顯著的創新，或多或少地促進了這些國家的民主。在其他溝通渠道衆多的情况下，互聯網只是爲這些國家的政治活動提供了又一個信息傳播和動員的有效出口而已。
而在政治自由有限的國家中，互聯網擁有相對較大的民主潜力。在這些國家裏，互聯網不只是在傳統媒體之外的信息傳播和動員的又一個出口，當其他出口被阻塞或被縮緊時，互聯網以其有效性和靈活性，成爲促使政治更加具有公共性、更加民主的工具。就中國而言，這種工具幷不能保證政治的民主轉變，但它在幫助普通公民發出自己的聲音、從而建立中國的公共領域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首先，分權、匿名和靈活的互聯網促進了信息傳播的民主化。在中國，媒介從來不是獨立的政府制衡機構，相反，政府把媒介看作創造國家統一和政治認同的核心工具，對媒介實施高度壟斷。在這種情况下，互聯網成爲政府唯一無法完全壟斷的媒介。在互聯網的環境下，公民獲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獲得信息的豐裕度和即時度也都有了較大提高。簡言之，公民對于社會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在新的Web 2.0媒體之中，公民更是可以直接介入信息的生産，而這在傳統的、國家控制的媒體渠道中是無法想像的。
其次，互聯網創造了公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展開討論的公共領域。由于互聯網的交互特性，各種公共論壇應運而生，公衆第一次擁有了對公共事務進行評論、交換意見、形成輿論的場所。隨著知情能力和評論能力的提高，他們對社會生活和社會决策過程的介入程度越來越高，而這種介入程度的提高反過來又促使公民在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如法國學者戴揚所說，"就具體問題表述立場就等于構建公共領域。"
第三，對于集會與結社自由匱乏的中國，互聯網加强了民衆之間的聯繫與集體行動。無論是 2005年"超女"的"粉絲"們通過網絡和手機在全國多個城市協調發起的支持自己喜愛的明星的活動，還是2009年網民針對"綠壩"展開的集體抗議行動，都初步顯示了互聯網作爲一種組織民衆的手段的作用。因爲實地的集會仍然受到嚴格的監控，互聯網成爲一種替代性的活動場所。同時，興趣相同者開始利用互聯網從事志同道合的事業。
由此，一種新生事物開始在中國出現：它就是網絡社群。在這方面，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契合全球勢不可擋的趨勢——群體對話與群體行動將揭開互聯網發展的新的一幕。
簡單得可笑的群體構建
一個旅客在乘坐飛機時領受惡劣服務，她通過自己的博客發動了一場全民運動。在倫敦地鐵爆炸案和印度洋海嘯中，公民們用可拍照手機提供了比攝影記者更完備的記錄。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是由管理甚少的參與者們撰寫的。白俄羅斯的青少年發起了一場政治抗議，國家却無力阻止……
不論在何處，你都能看見人們走到一起彼此分享，共同工作，或是發起某種公共行動。東歐的政治抗議、一部集衆人之力的百科全書、公民報道者的傳奇，這些事情看上去似乎沒有什麽聯繫，但它們乃至更多事情的影響實際上有著共同的根基：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我們的交流工具支持群體對話與群體行動。聚集一群人幷使之行動原本對資源有極高的要求，使得全世界範圍內的群體努力都被置于一種制度的壟斷之下。今天，全球分享與合作的工具終于交到了個體公民的手中。
如同印刷機放大了個人的頭腦，電話加强了雙向溝通，一系列新工具如即時通信、移動電話、網絡日志和維基百科也强化了群體交流。因爲人類天生就擅長群體工作，所有能够强化群體努力的東西終會改變社會。
群體行動賦予人類社會以特殊的性質，任何對群體做事的方式的改變必然影響到整個社會。變化不會不發生，也不會一切都不變。任何既定機構發現自身不得不變的程度會有所不同，然而，各種各樣的變化全部來自于一個深刻的根源：具備新能力的群體在形成，它們的工作無需遵循傳統的管理規則，克服了限制其有效性的歷史性逼仄。在世界上所有允許群體走到一起實現某種目標的地方，這樣的變化都會在那裏造就新貌，這將意味著，沒有這些變化觸及不到的地方。
加拿大的電腦科學家西巴•帕克特提出一個表述，叫做"簡單得可笑的群體構建"。互聯網的價值絕大多數來自它作爲群體構建的工具的作用，這一觀察常常被稱爲裏德定律(Reed's law)，它以戴維•裏德的名字命名，內容爲："隨著聯網人數的增長，旨在創建群體的網絡的價值呈指數級增加。"
我們最近的通訊網絡——互聯網和手機——正是形成群體的平臺；爲這些網絡開發的很多工具，從郵件列表到可拍照手機，則視群體構建爲理所當然，且各有不同的延展。簡單到傻瓜程度的群體構建十分重要，因爲渴望成爲群體的一員，在群體中與他人共享、合作、協調一致地行動，是人的基礎本能，而此前它一直受到交易成本的抑制。由于形成群體已經從困難變得極其簡單，我們正在看到，短時間裏涌現出來大量有關新的群體類別的試驗。
群體行動與個人行動的不同在于，群體行動更難開展，而一旦開始，也更難阻止。如美國理查德• 波斯納法官所言："對密謀的處罰與對個體犯罪行爲的處罰是分開的，而且，對前者的處罰也更嚴厲，即便密謀者未能實現其目的。原因在于，如果一個群體存在某種非法企圖，事態要比個體擁有同樣的非法企圖危險得多。"不光在犯罪企圖方面是這樣，在許許多多的領域，群體能够施加一種迥异于個體的力量。
在群體行動中，存在一種"共享的認識"(shared awareness)，它指的是許多不同的人和群體瞭解一種情形、幷瞭解還有誰擁有相同的瞭解的能力。如果我看到一場火起，幷發現你也看到了，那麽我們也許會更容易協調我們的行動——你給119打電話，我抓起一部滅火器。而如果我還要告訴你著火了，或者我不確定你會在火灾面前會有何反應，那麽協調行動就要困難得多。共享的認識使得本來互不協調的群體開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有效的方式共同工作。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采用了簡單的社會工具，隨著這類工具帶來更快的溝通，群體行動的速度也在加快。
網絡與社會動員
所謂群體行動指的是許多個人或團體，基于推廣特定觀念，或針對反對力量所采取的一種集體目標行動。在每一樣態的群體行動中，互聯網都可以同時扮演主動性及支持性兩種角色。例如，在網絡上主動發起網絡簽名、游說、請願、不服從等說服性的行爲(可同時訴諸個別和集體對象)，而網絡的支持性角色則在協助真實的群體行動，傳播相關信息幷動員群衆參與，從而提高群體行動的社會壓力。如Twitter在伊朗大選中名聲大噪，但其實它所扮演的只是支持性角色。伊朗改革派領袖及支持者决定發動游行後，通過不同管道散發消息，沒有證據顯示人們借彼此發送 Twitter信息組織游行，畢竟Twitter作爲公共平臺，就行動規劃方面幷非很有效，因爲政府也會看到這些信息。此時，網絡只是衆多傳播工具中的一環。
使用網絡進行社會動員的主事者從政府到非政府組織、從團體到個人應有盡有，其擴散速度之快與規模之廣更是超乎想像，例子不勝枚舉。例如，2005年初，中國與日本兩國因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修改二次大戰教科書及日本爭取成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議題而關係緊張，中國內部民族主義情緒逐漸高漲，4月間在數個城市爆發反日示威活動，而推升的助力之一是一群在美國的中國年輕人發起網絡聯名請願活動，希望募集100萬個簽名，然後向中國政府要求阻止日本成爲安理會成員。結果，在手機短信的協助下，上網聯名人數短時間內便高達2200萬人次。
美國的霍華德•萊因戈德在《聰明行動幫》一書中則記錄了發生在菲律賓的一個事件。當約瑟夫• 埃斯特拉達總統的政府行使否决權以對總統貪污案從輕處置，數千名憤怒的公民迅速地組織了一場抗議活動。菲律賓人互相轉發短信，告知要去的地址，幷勸誡大家穿黑色衣服以示對于正義的哀悼。迅速集合起來的數千名菲律賓人占據了街道，這使得政府决定審判繼續進行，埃斯特拉達最終被控有罪。
"有印刷機的人才有新聞自由"，這句老話指出了新的變化的重大意義。如今在綫上講話即是出版，網上出版即是與他人關聯。有了全球範圍接入的出版，言論自由就成了新聞自由，而新聞自由就成了集會自由。很自然地，新的自由源所帶來的變化在較不自由的環境裏將更爲顯著。任何時候，當你提高一個群體的內部溝通能力，這個群體能够做的事情也因之改變。至于他們會用那種能力做什麽，則是另外的問題。
飛流直下的單人皮劃子
總有人在使用某種新的社會性工具，每天達百萬次之多；有人在莫桑比克得到一部新手機，有人在上海查看維基百科的中文版本，有人在白俄羅斯聽到"快閃"抗議的消息，有人在巴西參加了一個社會關係網絡。
世界上許多的人今天都能使用這些工具，10年之內世界上絕大部分人應該都能。當簡單到傻瓜程度的群體構建普及開去，我們的社會可能將發生什麽變化？最明顯的改變就是，將會有比過往曾經存在的多得多的群體出現。這是件好事情嗎？用新的工具追逐新的承諾的群體大爆發將會使社會獲得利益嗎？如美國被譽爲"互聯網革命最偉大的思考者"的克萊•舍基所說，即便承認群體行動將給許多現存的組織造成痛苦，以及它會産生壞的和好的影響，仍然可以得出兩條論斷，顯示我們所經歷的各種變化將是有益的。第一個論斷是基于群體行動的淨價值，群體行動新增的靈活性和力量的好處將壓倒其不利之處；第二個則是基于政治性的假定，當前的變化是好的，因爲它們增加了人們按自己的意願說話和做事的自由，自由是社會應該追求的東西。
考慮淨價值有一個微妙的弱點就是，好和壞的變化幷不總是可比的。當討論僅僅與技術性的改進有關時，淨價值是好的工具——不含鉛的汽油比含鉛的好，快的火車比慢的好，等等。然而說社會被印刷機或者電報改觀了容易，聲稱社會從而變得更好却較難。
不過，即便支持自由的論點也存在某種危險，即誇大了我們對群體能力的新變化能擁有的控制程度。"我們應該允許這些社會性工具的普及嗎？"這個假設是有問題的。打個比方，社會對于使用核能的控制就好像我們用汽油、刹車和倒車檔對于汽車駕駛進行控制一樣。我們對于汽車行進的綫路和速度都有很大的控制權。我們的社會性工具的普及却完全不像這樣。每當有人買了一部移動電話(可謂今天人們能作出的最常規的技術性選擇之一)，他們就接入了社會性工具的網格之中。社會性工具的戲劇化改進使我們對于它們的控制更像是駕駛一條單人皮劃子，我們被推動著沿大體由技術環境决定的路綫飛流直下。我們對于這些工具的傳播有較小程度的控制，但那不包括我們能使船調頭、停下或者根本性地改變我們前進的方向。
因此，我們的首要挑戰不在于决定我們想去哪里而是在去的過程中能够扶好坐直。幫助群體形成的那些工具的發明不太像是普通的技術變革，而更像已經開始的一場運動。因此，重要的問題不在于這些工具是否會普及或改造社會，而在于它們將怎樣做到這一點。
(作者爲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臺灣民主政治的網絡角色
特約記者 沈惠娜
在臺灣，網絡正在顯現其特有的政治潜能。
至去年底，臺灣網絡使用人口約爲1400萬，其中35歲以下的人口使用率在九成以上，到了45歲，仍然有將近六成的上網人口。從這個數據不難看出，臺灣已經成爲了一個真正的"網絡社會"，而且，網絡的影響力正在逐年增大，甚至有人預言，臺灣未來選舉的决勝點會在網絡上。
爲因應網絡時代來臨，馬英九的"治國周記"于今年7月首播。馬表示，當年他參選臺北市長時，是經常使用網絡的唯一候選人。如今，他先從 "治國周記"開始，每周花幾分鐘向網友報告一個主題，希望能多和網友互動，也讓民衆藉此更瞭解他的施政理念。
民進黨也設有自己的"噗浪"(Plurk，微型網絡博客)，四大天王和党主席蔡英文也都有自己的博客，而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更被認爲是在經營網絡方面，沖得最厲害的一個，最近，他舉行了首次網聚，籠絡了不少人氣。他也花錢請噗友們看臺灣本土影片《不能沒有你》，消息一傳出，100個座位在半小時內就被一搶而空，這更讓他驚呼網絡的威力。
網絡對臺灣的民主政治有何影響？在臺灣的政治生態中，網絡擔當了怎樣的角色？長期觀察政治與電視及網絡傳播文化的台大新聞研究所副教授王泰俐有其獨到見解，本刊特約記者就此對她進行了專訪。
政治人物，走進網絡
《南風窗》：茫茫網海，政治人物爲何踏入？臺灣的情形又是如何？
王泰俐：網絡可以招募義工、串連支持者、徵求創意點子、募集小額捐款，因而不必過度依賴財團、樁脚或派閥大老，這是奧巴馬勝選經驗告訴我們的事。
網絡也可以用以徵詢民意、溝通對話、政策試溫、讓政府組織更開放、讓人事及信息更透明，甚至能把重大爭議政策直接訴諸民衆，藉此向利益團體或政客施壓，這是奧巴馬入主白宮至今告訴我們的事。
應該說，奧巴馬主政之前，他的競選團隊很好地掌握了網絡的趨勢，幷予充分運用。但奧巴馬入主白宮之後，網民對他的期望下降了，覺得有些中看不中用，尤其是近期，他面對著美國的健保改革、芝加哥申奧失敗，甚至是他剛剛得到的諾貝爾和平獎等，網民都對他提出質疑的聲音。"民意如潮水"啊，所以，網絡這東西，亦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說，網絡的影響及此，有心的政治人物自然不能漠視。幾年前，臺灣的政治人物就紛紛開設了"部落格"(博客)，有的找來專業寫手，有的挑選正妹小秘書，有的還通過兒女出面，不僅希望借助網絡打出更大的知名度，還希望以此拉近與年輕族群的距離。
《南風窗》：當網絡逐漸取代傳統媒體，成爲最大的公民意見出口時，政治人物"懂不懂網民的心"？也就是說，與網民溝通順暢嗎？包括思想、語系、態度等等。
王泰俐：網絡的特性是互動有趣，網民不喜歡單方面地聽政治人物訓導，但是政治人物却希望去操控它，想要塞東西給年輕人，那是沒有用的。
像馬英九那樣的方式，顯然操刀的人，思維沒有改變過來。國民黨最大的問題是，基本上他們還是把互聯網視爲一個文宣的媒介，害怕互動，可是在互聯網上，你不可能看到單面式的歌功頌德。
相較于奧巴馬，馬英九和呂秀蓮似乎還沒抓住網民的心。馬英九正經八百的發言，完全忽視了網絡的平等性和互動性，而本身設有"噗浪"的呂秀蓮則因批評政治人物玩噗浪"不求上進"，"一天在網絡上你好我好沒有意義"，而被網民炮轟。結果，兩人都被輿論指爲"裝年輕"、"不懂網民的心"。
有網民就說："你在開始寫博客、玩推特之前，讀過多元的網友意見嗎？在你興致勃勃的開始自說自話之前，你有聆聽嗎？你曾有一刻暫時放下政黨包袱跟選舉預估的心態，發自真心的覺得'我熱愛網絡'嗎？你有從博客、推特、噗浪或任何網站上得到任何信息、批評、啓發、點子，然後認真對待，幷給予網友credit(功勞)嗎？"
《南風窗》：所以說，當這些政治人物插上網絡綫，就必須以更網絡的思維、更網絡的溝通模式，面對這群主動、有機、多向的草根民意，進而産生共鳴？
王泰俐：是這樣。他們應該"多談些年輕人關心的議題，多用他們的語言，多瞭解他們的想法"。從陳水扁的"阿扁電子報" 、"阿扁傳真"到馬英九的"治國周記"以及綠營天王玩"噗浪"可以看出，政治人物單向的文字宣傳已經無法滿足Web2.0時代的需求。
拉攏年輕人的戰場
《南風窗》：現實是不是這樣：臺灣政治人物拉攏年輕人的戰場，從現實場景延伸到虛擬網絡？
王泰俐：差不多，雖然距離2012年"總統"選舉還有很長一段日子，但政治借助網絡搭起溝通平臺、搶年輕票源的趨勢似乎已經成型。
臺灣的藍綠雙方，對于年輕組群的選票，兩黨都不敢忽視，特別是年輕人不看電視，也根本不看平面媒體，消息都是從互聯網來，如何在互聯網搶占先機是很重要的。
因爲經濟不景，年輕族群的支持意向和投票率，會是影響選舉的關鍵因素之一。跟過去選舉比較不同的一點是，經濟從沒有這麽差過。過去他們可能沒有很大的動機去投票，可是這一波不景氣，失業率影響最嚴重的就是這一些年輕人。因而，網絡在很大程度上更能成爲他們打發時間，發泄情緒，表達看法的管道。
《南風窗》：在臺灣，好像有這樣的說法，"政治要講高科技，選舉要用互聯網"，怎麽來理解？
王泰俐：網絡從上世紀90年代中便介入臺灣選舉政治。1994年臺北市長競選，國民黨、民進黨、新党三党候選人設立BBS站點進行助選；1995年第三届"立法委員"競選，三党又建立各自的WWW網站；此後歷次選戰的戰火都燃上了互聯網。
民進黨因爲沒有黨産，在傳播上比較弱勢，廣告經費也比較不足，所以長期就是靠很多年輕義工不斷提供網絡點子，從2000年過後，民進黨都比國民黨善用網絡。2008年總統選舉，20歲至29歲年輕世代投給民進黨的比率超過56%。
每次的選舉中，各陣營專設的助選網站都爲自己的候選人大造聲勢，媒體等各類大網站亦紛紛推出相關頻道、專欄，不僅第一時間發布動態信息，且推出網上民調、模擬投票、寄送賀卡等無所不包的服務。甚至網友打開自己的郵箱，也會發現拉票或散布謠言的信件。
"真誠、參與感"
《南風窗》：理解"網絡讀者不再只是一群受衆，而是具有群衆智慧的社群"，以此心態，是不是更能打開言路，讓網絡意見成爲自己政治判斷的基礎？
王泰俐：臺灣政治人物的最大問題是"從不相信群衆智能"，即使在網絡上，還是希望"大家聽我講"。然而，網絡是雙向對話、形成自發組織的場域，"真誠、參與感"才是網絡政治的先决要件。
許多政治人物拼命想學奧巴馬，却忽略了"奧巴馬本來就是黑莓機、網絡的重度使用者"，因此，他能以網絡人的思考模式，去决定選戰或治國策略；傳統政治人物若只學到皮毛，很難讓人覺得有新意。
老謀深算的政治人物打進網絡世界，想要跟上潮流，但一來心態不對，二來姿態不對。
"心態"不對的地方是：心裏有選票，眼裏無網友。這出發點一旦不純正，就導致"姿態"也出了問題。像馬英九和呂秀蓮，雖然顔色不同、個性不同、歷練不同，但說穿了都是自認精英的人物，搞不清楚"網絡世界無貴賤"的規則，下意識地，那種"作之君作之師"的氣味和身段就跑出來了。馬英九努力表現親民，呂秀蓮不忘諄諄教誨，網友可不吃這一套的。
《南風窗》：網絡世界很無情，虛擬却不虛僞。此話怎講？
王泰俐：任何人都可以選擇以虛擬的身份進入網絡，但一旦進入，就要按那個虛擬角色真實演出。而政治人物進網絡多是爲了營銷去的，沒有虛擬角色可演，且習慣了老式的政治推銷手法，堆著微笑說些場面話，忠孝節義憂國憂民一類的，誰理你呀！
政治免不了虛矯的手段，甚至免不了欺詐的性質，現實世界裏用道貌岸然的外衣裹一裹也就算了，大家心知肚明仍行禮如儀。可這一套在網絡世界是行不通的。其實，網絡世界的規則，網友的心其實不難懂，簡單說吧，非誠勿擾。
《南風窗》：網絡社群對臺灣政治有何影響？
王泰俐：我是覺得，現在臺灣的網絡社群還處在"串聯力量"的階段，不論是運動還是選舉，網絡本身的影響力遠不及主流的電視或平面媒體。眼前的事實，是很多的主流媒體一改過去不信任或質疑網絡信息的做法，他們也時常直接"原汁原味"地引用網絡的話音和資訊，而這些資訊搬上主流的版面和畫面之後，傳播的效果就很厲害了。
說實在的，臺灣這次的"8•8風灾"，馬英九的聲望下跌，馬團隊陷于被動，均于網絡直接引發和發酵，後由主流媒體跟進。從這點看，我要强調的是，網絡社群的力量，在未來會有很大的影響力。
"機會、或是挑戰"
《南風窗》：網絡時代的年輕人對于傳統政治人物的要求有何不同？
王泰俐：出于政治或選舉的需要，臺灣的很多政治人物，都想籠絡年輕選民，但從年輕人來講，他們當然期待這些政治人物能够瞭解自己的所思所想，訴求願望，希望他們不僅說得好聽，還要做到做好，也就是要有真正的實在的政治行動力。
年輕人喜歡真誠、不造作的政治人物，喜歡願意直接利用新科技與他們溝通、而非透過電視演說的政治人物，喜歡尊重新世代智能幷樂意對話的政治人物，喜歡想做出真正改變、而非重複選舉標語的政治人物。
《南風窗》：不少運動參與者也在反思"工具"與"人"之間的關係，如何看待這些科技新工具？
王泰俐：這裏面反映出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的關係。現實世界的政治人物想要獲得虛擬世界的網民的心，關鍵一點，就是要真實地做自己，回歸做人的本質，畢竟，網絡只是一種科技，一種渠道而已。
《南風窗》：《時代》周刊曾形容，網絡新世代"不相信由上而下的信息，寧願接收網絡同儕信息"，這對當代政治是機會或是挑戰？
王泰俐：我以爲這是一種挑戰。現代選戰的基本方法，是由一堆專家决定哪些標語與信息會受歡迎，然後花大錢去散布這些信息。如果新世代能够彼此對話，舊式的選戰方法就可能被淘汰，政治人物將被迫去滿足新生代的需求，否則他們將選出自己的代言人。
《南風窗》：政治人物紛紛投入Twitter或Plurk，你的提醒與建議爲何？
王泰俐：一句話，回歸真誠。
2009-10-24 12:14:50 來源: 南風窗(廣州)
這幾年間，緊貼互聯網工作應該是大多數在中國運作的媒體人的基本狀態特質。互聯網的功能與重要性伴隨著中國的發展，社會活力的提升而水漲船高，到今天，沒有互聯網的日子已經不可想像……
"網前網後"的參政前景
韓咏紅
啓動電腦，聯網，點擊打開國內外一系列新聞門戶網站，博客、推特。看新聞，閱讀網絡社會對熱點話題的討論，是筆者每日開工時的標準動作。
這幾年間，緊貼互聯網工作應該是大多數在中國運作的媒體人的基本狀態特質。互聯網的功能與重要性伴隨著中國的發展，社會活力的提升而水漲船高，到今天，沒有互聯網的日子已經不可想像。這個結果的背後，有中國人使用信息技術的高度天分與熱情，也得益于中國政府多年來一再爲網絡發展投入大量資金，更與受管制的正規傳媒無法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信息需求與輿論表達權有關。
而在此時，在網絡新聞與言論欣欣向榮的時候，也有一股抵制力量在限制互聯網繼續發展的空間，中國網絡發展有可能面對10多年來的第一次重大考驗。
2009年7月的新疆烏魯木齊"7•5事件"以後，因避免網絡成爲境內外恐怖勢力傳播煽動性言論的工具，占據中國1/6國土面積的新疆地區已經斷網將近4個月。據悉，除了天山網這樣極少數例外，新疆居民登陸不了其他網址，以及BBS、論壇、 QQ、電子郵件等網上溝通工具。互聯網作爲"老百姓自編的報紙"與民間議論平臺的重要意義皆被廢了武功。至今，新疆互聯網什麽時候解封依然未有定數。
微博客Twitter，飯否，以及網上社交工具等服務被屏蔽已數月，在剛過去的"十一"國慶前，跟帖這一項網絡的標志性功能明顯受限。尖銳話題基本不讓跟帖，或者跟帖不得超過5頁。
自從1994年中國連入互聯網以來，互聯網出現飛躍性變化，從2007年"人肉搜索"介入公共事務模式的形成，到2008年青年利用互聯網反擊西方媒體的不實對華報道，網絡反腐概念誕生，官方搶奪網絡主動權，以至近期官方對互聯網的態度變得模糊。這一系列的變化，凸顯出民衆利用互聯網介入公共事務願望的增强。另一方面，在政府因時制宜調整網絡管理手法的過程中，官、民關係與邊界不斷調整，由此體現中國社會的總體進步。
往下看，中國是否會一如既往支持網絡發展，還是轉向消極，這一决策將透露出現政府是否依然有充分能力與信心去迎戰與適應新時代條件下的新形勢與挑戰。
從一封郵件到華南虎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資料，中國第一次與外界的網絡溝通，是1987年9月北京市計算機應用技術研究所對德國學術機構發出的一封電子郵件。寫著"越過長城，走向世界"的實驗性短信，代表了研究人員的雄心壯志。不過，在這個試探式起步後，中國又經歷了6年等待，才衝破技術與政治性的壁壘實現了真正連網。
最早的互聯網使用者是大學校園與科研機構。1988年至1989年間，清華大學校園網，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先行者逐步實現了與世界其他國家實驗夥伴的遠程聯網與電子郵件通信。
1989年10月，國家計委利用世界銀行貸款重點學科項目"中關村地區教育與科研示範網絡" (世界銀行命名爲"National Computing and Networking Facility of China"，簡稱NCFC)正式啓動，1992年底，NCFC的3個實施機構——清華、北大、中科院建設完成了各自的校園網與院網。隔年，從中國接入美國斯坦福綫性加速器中心的第一條64K專綫正式開通，但是美國政府出于政治理由，只允許這條專綫進入美國能源網而不能連接到其它地方。
此後，NCFC專家們利用各種會議機會爲中國連網清除政治障礙，最終中國連入互聯網的要求在1994年4月初于美國華盛頓舉行的中美科技合作聯委會上得到認可。
1994年4月20日，中國終于全功能接入互聯網，成爲全球連接互聯網的第77個國家。在下一年，中國電信開始向社會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互聯網對中國社會的廣泛影響，由此真正揭開序幕。進入新世紀後，互聯網信息技術與傳統産業的相互進入交融，加上中國進入新一輪經濟高增長期，構成了互聯網使用率與影響力擴大的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自從一開始，中國政府就對互聯網不受當局管制的傳播特性持警覺態度，1990 年代初政治狀况較敏感的日子裏，特殊題材與網址被當局嚴格封鎖。到了2002年左右，互聯網再引入關鍵字過濾的系統。不過，事實證明互聯網的衝擊幷不只因爲互聯網可能觸及特殊敏感議題，而是在更廣泛的方面，受影響的也不限于中央政府。官僚群體的廉潔程度、執法水平、誠信等，在網絡時代經受的是多方位的挑戰。
2005年初，中國網民逼近1億人，互聯網對政治的衝擊開始顯性化。
當年5月，《紐約時報》原駐華資深記者紀思道舉出輿論監督網站創辦人李新德的故事來表明在互聯網帶來的信息公開的環境，是如何對官員構成壓力。李新德在網上發布"下跪副市長"向警察求饒的照片，又揭露農村婦女被計劃生育官員綁架、囚禁與强制安裝宮內節育器的情節，導致一名貪污的副市長被逮捕，以及相關計生官員被判刑一年。
從兩個例子總結出執政黨地位將受到威脅，紀思道的超前判斷沒有獲得很多人信服。但他的確是見微知著地捕捉到網絡參政的最初趨勢。這個2005年開始冒頭的網絡監督與網絡防腐現象，在一兩年後，變成網絡潮流。
全國範圍裏，網絡輿論逼迫政府官員認錯的第一件轟動性大事，發生在2007年底。與紀思道2005年發現的例子有別，2007年"年畫華南虎"最終迫使陝西省林業廳副廳長下臺，不再是由于哪一個個人的揭黑勇氣，而是信息技術所整合出來的社會集體力量。"年畫華南虎"事件的背後是4個關鍵字：人肉搜索。
說起來，"人肉搜索"網絡活動的出現，原本與政治無關。它起源于一種游行性質的網絡活動。網絡中經常有人問東問西，尋求解答，在國內的猫撲論壇上，漸漸形成有人以虛擬貨幣Mp作爲賞金答謝解答人的做法。提問者懸賞Mp尋求某個答案，一些以賺取Mp爲樂的"賞金獵人"爭先恐後提供最準確的答案，于是形成了之後被稱爲人肉搜索引擎的機制。
這個模式大約在2006年3、4月出現後，最早介入的社會事件多屬于旁枝末節的小事，而且頗有執行私法、侵犯個人隱私的嫌疑。例如搜出偷情事件男女主角、虐猫護士身份等。直到"華南虎"事件時，人肉搜索的政治作用突然得到釋放——質疑陝西省林業廳所謂有人拍到"野生華南虎"照片真實性的網民，在網上發起人肉搜索，結果找出虎照的年畫"真身"，爲破獲真相立下大功。
2008-2009年：網絡參政風起雲涌
是這樣嗎？評論家的樂觀看來是有依據的，但是抵制網民參政的力量也在增强，兩者間拔河日益激烈。
2008年無疑是近年來，中國新聞事件最多的一年：西藏騷亂、民衆抵制家樂福、四川地震、瓮安騷亂、北京奧運、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甘肅隴南群體性事件、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波及中國等等。事後總結，上述每一個新聞大事中，都有中國網民的高度投入或直接參與。這一年，政府第一次發現互聯網中的愛國、護國熱情能够爲己所用，也看到互聯網更加速成爲難以馴服的力量。
這一年，中國互聯網再次展現其讓人瞠目結舌的發展能量。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數據顯示，中國網民數量在2008年6月底已經達到2.53億人，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位。在2.53億網民中，網絡新聞使用率達81.5%，用戶規模達到2.06億人，在網絡應用中排名躍升至第二位，網絡新聞閱讀率比去年12月增加了8.8個百分點。
與此同時，擁有個人博客/空間的網民比例達42.3%，用戶規模已達1.07億人。半年內更新過博客/個人空間的用戶規模超過7000萬人。另據業內人士反映，2008年網絡發展還有一個特徵，即高端、高學歷的博客比例上升。
官方的論述幷不否定網絡在信息傳播方面的作用，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報告說，在2008年的一系列重大新聞事件中，網絡媒體的獨特優勢體現得淋漓盡致。
但是，網絡對社會的影響力，顯然遠遠不止于信息傳播。到了此時，網絡作爲公衆輿論平臺的"下情上達"、"民情普達"作用得到了有力呈現。
衆多網絡參政、網民介入公共事務的案例難以一一盡述。在很大程度上，網民介入社會議題是受到政府鼓勵的。當西方媒體紛紛在西藏問題上責難中國，當奧運火炬全球傳遞受阻，政府就樂見網民"揭網而起"，利用互聯網這種新興的大衆傳播工具代政府反擊西方輿論。在四川大地震全國抗震救灾行動中，網民與門戶網站利用博客來發布救灾信息，組織救援行動，發動捐款，互聯網的貢獻獲得了表彰。
從政府的角度說，中國民衆團結一致抵抗外辱，援助受難同胞的民氣可用，但激起的公衆熱情對政府來說，也迅速成爲新的治理難題。
2008年以來被網絡議論拉下馬的官員是接二連三，包括深圳海事局黨組書記、副局長林嘉祥10月29日涉嫌猥褻女童的視頻被放到網上而丟官；遼寧鐵嶺市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派人到北京抓記者遭曝光，結果在3月引咎辭職；張志國11月25日"複出"被網友揭發後引起輿論嘩然，《南方都市報》將這則新聞報出第二天，鐵嶺市趕緊出面否認。
年底，南京江寧區房産管理局局長周久耕因在房價問題上發表言論激怒了網民，網民對其"人肉搜索"，揭露出他抽"天價烟"、戴"天價表"的照片，周久耕在今年3月因涉嫌受賄"雙開"(開除公職和黨籍)，10月10日被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1年。
有一段時間，網絡成了輿論監督利器，網絡BBS也成爲信訪民衆貼狀紙的告示板。有迹象顯示，官方密切留意網絡的發展，采取策略反客爲主，搶占網絡輿論主動權。一個標志性事件是2008年6月20日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到人民日報社考察工作，幷在人民網同網友進行短暫的在綫交流。
胡錦濤肯定互聯網爲"信息集散地和輿論放大器"，要求"充分認識以互聯網爲代表的新興媒體的社會影響力"。此後，官員設立博客蔚然成風，還有官員開設QQ號，接受網友的建言獻策。
官方因時制宜調整管理方法，但民意與網絡的內在動力，總是會使其發展超出外在限制。在 2007年"年畫華南虎事件"，2008年網絡輿論將數名官員拉下馬以後，2009年互聯網參政的最新進展是網民活動空間從虛擬過渡到現實，從言論發展到行動。一個以互聯網爲依據的公民社會，正悄然成型。
今年5月的湖北鄧玉嬌案是網絡參政向現實過渡的標志，網民組織了後援團到湖北支援鄧玉嬌，迫使當地政府封鎖巴東港口以阻擋大量涌入的記者與支援者。强大的社會壓力下，用修脚刀殺死求歡官員的鄧玉嬌被免除刑事處罰，釋放回家。
但與此同時，網絡的迅猛發展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彈，網絡與公民社會的結合成了一些主管者不安與施加限制的理由。
在互聯網輿論與公民社會、有組織的社會行動之間，依然存在一條不允許逾越的紅綫。國內很多人將新疆的持續性斷網，微博客長久被屏蔽看到官方態度可能轉向的信號。在過去多年來，官方始終堅持積極發展互聯網的政策導向，高層領導曾多次要求各級官員接受"網絡監督"。2009年會不會成爲一個轉折點，據悉領導層還處在觀望階段，中國"網事"前景估計要到明年"兩會"才會明朗化。
(作者爲新加坡《聯合早報》北京特派記者)
開始介入現實的"新意見群體"
笑蜀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藍皮書》"2008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把關注新聞時事、在網上直抒胸臆的網民稱爲"新意見階層"。周瑞金老先生也發表了一篇文章：《喜看新意見階層崛起》。
現在，從老百姓到中國的一些政府機構、黨政領導，對于互聯網言論的評價之高、希望之高都超過最初的想像。
全民性喜好
筆者認爲，"新意見階層"這個提法，雖然影響大，但可能不是太嚴謹，因爲"新意見階層"它不構成一個經濟學意義上、社會學意義上獨立的階層，而是分布于社會各個階層當中，各個階層都有，它不像一個企業家階層或者知識分子階層這樣，後者有嚴格的屬性，有相對的獨立性。更準確地講是"新意見群體"。
所謂的新意見，主要是一種基于個人立場，尤其是公民立場，爲了公共利益，在公共領域獨立發表的意見。所謂新意見群體，當然主要就是發表這樣一種意見的群體。
這樣一個新意見群體，它是怎麽來的？有很多背景。首先就是互聯網。互聯網在中國的進程跟新意見群體在中國崛起的進程，這二者幾乎是完全同步。在互聯網進入中國之前，中國無所謂新意見群體。那個時候我們的意見都發表到傳統媒體上，而傳統媒體基本上都是官辦媒體，官辦媒體基本上都是起喉舌的作用，也就沒有什麽意見市場可言，更談不上新意見群體。新意見群體，在筆者個人印象當中，應該是從21世紀開始，也就是從互聯網進入中國開始。
互聯網一進入中國，它的主要的社會意義就是言論的意義。這也是筆者的一種個人體驗，因爲筆者大概是1999年就開始上網，當時主要目的就是爲了發言，沒有任何別的目的。但當時的網民還比較精英化，人數極少，對這個社會基本上沒什麽影響。那麽相應的，當時互聯網的言論跟今天相比，自由空間當然也大得多，給筆者的印象，那個時代的互聯網就跟1910年到1920年中國的言論狀况差不多，隨時可以辦雜志，隨時可以辦出版社，基本上不會有政府的力量干預。互聯網剛進入中國時大致也是這樣，一個小時之內，兩個小時之內，都可以重新開一家BBS，然後吆喝一幫人上去談天說地，這就是剛開始的一個情况。
現在中國的網民規模已經是今非昔比了，據說已經多達3.3億。更重要的不在于它的規模，而在于社會影響和社會地位，就是說互聯網言論已經成了中國最主要的、最主流的言論場之一。在世界上任何別的國家，互聯網言論都不可能這麽繁榮，這麽强大！這是一種言論上的中國特色，這樣一種中國特色實際上是怎麽形成的？打個比喻，就是說傳統媒體的言論就像地面戰場，在這個地面上，各種險關要礙都已經被體制的力量分兵把守，已經切割完畢，比較自由的那種言論已經是插翅難飛。那麽互聯網就像空軍。目前來看，政府雖然下了很大功夫，但是這個制空權基本上仍然還是在民間言論裏邊，它的自由本性仍然沒有被消除，這是爲什麽互聯網那麽繁榮的一個原因。
就像上訪一樣，到法院，法院不受理，到政府上訪，政府信訪上訪部門不處理，結果很多人就往北京跑，然後北京就只好截訪。那麽互聯網也是，傳統媒體找不到發表空間，就都往互聯網擠，在互聯網中，想截訪就沒那麽容易了，而且以後在技術上可能會難度越來越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發明了一種什麽樣的新技術，然後就可能有一種新的軟件來對抗。如果對付不了的話，中國的網絡言論對現實可能發生一種什麽樣的影響就很難預測了。
到互聯網上去發言這個喜好，現在已經成爲一種全民性的喜好。筆者認爲它就好像是一個衆議院，每個人都可以是其中的一個議員。網絡言論的最根本的正面作用就在這兒，它是以整個社會集體的力量，來爲我們的公共生活提供素材，設置議程。在這種情况下，設置議程的力量就是一種多元的力量，這種多元之多，它的變數之多，它的變量之多，完全到了人工根本無法操縱的地步，不是任何單方面的力量所能够控制的，在這種情况下，單去講控制是一個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唯一的辦法就是分流，因勢利導。
兩個對接
新意見群體的本質屬性在于，它是屬于公民社會的一種最基本的力量之一。在中國，公民社會已經開始發育和成長了。那麽是什麽意義上的公民社會？在過去的十多年中，主要的還是一種言論意義上的公民社會。具有現實力量意義的公民社會，在中國還是比較初級的，在中國發展最快的、最强大的公民社會的力量主要是表現在言論上，尤其是互聯網言論上。在互聯網上早就形成一個公共輿論場，也就是公民社會的一個雛形，可以說過去十多年中，中國的公民社會主要還局限于互聯網，局限于虛擬階段。但是這個情况現在正在發生根本的改變，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進程正在發生一個根本的改變，它越來越從空中，從天上挪到地面，越來越與現實的力量對接，越來越變成一種現實的實際的社會力量。
這主要是通過兩個管道來起作用，就是它有兩個對接。
第一個對接就是互聯網的言論，也就是新意見群體的意見越來越影響現實。通過影響高層來影響公共政策，轉化爲一種現實的力量，這是第一個對接。每個高層部門現在都有輿情部門，輿情主要就是搜集互聯網言論，互聯網言論主要就是新意見。那麽搜集以後，會導致一些公共政策的變化，這是第一種對接。
第二個對接就是新意見，包括互聯網言論，包括一些市場化媒體的言論，與公民行動的對接。原來很多公民、很多新意見群體是只說不做，我到網上去發泄一通，只是爲了發泄。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是既要說，更要做，說和做對接，虛擬世界的言論跟現實中的行動對接。這樣，中國就會慢慢開始産生一個新的階層，不同于原本的新意見群體，就是一個中産階層。這個中産階層原來還是虛擬想像的，但是現在越來越實體化。
這個中産階層已經解决了物質生活的需求，還有閑，更重要的是他有教養、有見識、有公共關懷。如果沒有公共關懷，有錢有閑之後可能就只是單純的"戶外"；如果有一點公共關懷，這個"戶外"變成了公民行動，也可以說是以公益爲目的的一種"戶外"。
這種"戶外"會導致一個巨大的作用：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公民社會的進程，就是中國的公民行動開始了。有著同樣目的，有著同樣關懷的那麽一群人自由聚合起來，聯合起來，這個自由人的聯合體就來了。一個事件發生就産生一種聚合，這種聚合就産生一個臨時性的群體，然後就定點起作用，"精確打擊"。這個事件完了，聚合就完成了，這個臨時性的群體就消失了。這些人可能從哪兒來？這些人可能向哪兒去？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前，誰都想不到，誰都不知道，誰都無法預測，管理部門也無法預測，因爲連當事人自己都無法預測。這麽一群有錢有閑，有公共關懷的人，隱藏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各個階層都有，甚至包括公務員階層。
于是新意見群體就變成一個新行動群體，它就不限于意見了，出現了"新意見領袖"。他們又具備較高的、較深的政治和法律素養，瞭解現實體制運行的規律，所以他們的行動是現在的管制力量很難應付的。
新意見群體這個群體本身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向行動這個方面靠攏。這標志著，中國成長中的公民社會，它的素質有了提高。
應對之道
互聯網其實主要就是一個言論廣場，它的效應主要是一個廣場效應，廣場效應有它的正面性，但是也有它的負面性。它的可管理性、可控性不是太大，因此要將互聯網的言論變做一種負責任的、完全像傳統媒體的言論是困難的，儘管管理部門一再强調要實行所謂實名制，但是也只有威懾作用，沒什麽實際作用。
一方面是要善待公民，成爲公民之友。這是現代政府必須具備的素質，首先是善待意見領袖，成爲意見領袖之友。用傳統的政治術語來講就叫做搞統戰，要學會跟他們搞統戰，但這個統戰又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統戰，跟意見領袖打交道，過去傳統的統戰思路是沒有效果的。意見領袖只有堅持自己的價值和立場，他才有存在的價值和空間，才成其爲意見領袖。如果抹殺了他的個性，抹殺了他的價值和立場，他就一錢不值了。對于意見領袖最大的期待，應該是期待他們理性地發言，而不是硬要他們站到我這一邊來，爲我說話，把他變成一個網評員。要有一個良好的互動，存异求同。
另一方面是要允許平面媒體跟互聯網言論競爭。傳統媒體的言論，是一種負責任的、可管理的言論。如果是到互聯網上去，匿名發言，純粹就是爲了發泄，什麽話不能說？雖然可以追踪IP，但是法不責衆，真的要懲治也只是十萬分之一，百萬分之一的可能，這種可能一般不會發生在我身上，這是網民普遍持有的心態。爲什麽網絡的言論會比較偏激？原因就在這兒，要解决這個問題沒有別的辦法，網絡長城築得再高都沒有用。
互聯網的言論需要分流，怎麽來分流呢？就是用傳統媒體來分流。要允許傳統媒體跟互聯網在言論空間上展開競爭，傳統媒體跟互聯網在言論空間上的落差要盡可能縮小，傳統媒體才有競爭力可言，才可能在意見市場上有地位，也才可能起到分流作用；否則，互聯網言論那種畸形的繁榮也就無從遏制，在有正面作用的同時，它的負面作用可能很難消减，對互聯網管制的難度就會越來越大，互聯網言論失控的可能性就會越來越大，廣場效應的負面效應也就越來越大。
第三點，就是國家的基礎性的制度設施要起作用。比如說，怎麽解决上訪問題，應該是讓國家的基礎制度設施正常運轉，該起作用的部門要起作用，該起作用的渠道要起作用，然後把上訪的那些人都分流到應該去的部門，應該走的渠道。
國家基礎性的制度設施，不是價值意義上的，而是功能意義上的，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必須具備這些制度。比方說稅收，比方說海關，比方說法院，比方說警署，諸如此類的，它都不屬于價值層面，都屬于基本功能層面，一個國家如果基礎性的制度設施沒有了，失效了，那麽這個國家制度的基礎功能也就失效了。就像搞經濟建設，需要一些基礎性的設施，沒有這些東西，就沒有辦法發展製造業。同樣，一個國家在政治層面和社會層面上，也需要有基礎性的制度設施。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國家與社會關係不正常，國家與社會關係要正常化，第一個政府要容忍，要扶持公民社會成長；另外一個是基礎性的制度設施要正常運轉，要能够把那些上訪的人，那些上街的人，那些上網發泄的人吸引過去，把他們拉回法制的軌道上去解决問題。
網絡社群的崛起
胡泳
無論中外，談到中國的互聯網，人們都會不斷追問一個問題："互聯網會不會促成中國社會的大幅轉變？"筆者曾經在《衆聲喧嘩》一書中試圖回答這一問題。我的觀點是，與那些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的國家相比，在對政治自由有嚴重限制的國家中，互聯網的政治作用存在較大的不同。
在前者中，互聯網介入了選舉政治，網絡爲政治候選人提供了發表政綱、籌資、招募志願者等等功用；同時，網絡成爲討論更加廣泛的政治議題的場所，例如，少數群體的議題現在可以獲得更大的聽衆，一些不被重視的議題也得到了浮出水面的機會。總的來說，主要政治機構把互聯網當作舊的、一對多的電視、廣播和印刷媒體的新版本來使用，它們也的確在政治傳播上實現了一些顯著的創新，或多或少地促進了這些國家的民主。在其他溝通渠道衆多的情况下，互聯網只是爲這些國家的政治活動提供了又一個信息傳播和動員的有效出口而已。
而在政治自由有限的國家中，互聯網擁有相對較大的民主潜力。在這些國家裏，互聯網不只是在傳統媒體之外的信息傳播和動員的又一個出口，當其他出口被阻塞或被縮緊時，互聯網以其有效性和靈活性，成爲促使政治更加具有公共性、更加民主的工具。就中國而言，這種工具幷不能保證政治的民主轉變，但它在幫助普通公民發出自己的聲音、從而建立中國的公共領域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首先，分權、匿名和靈活的互聯網促進了信息傳播的民主化。在中國，媒介從來不是獨立的政府制衡機構，相反，政府把媒介看作創造國家統一和政治認同的核心工具，對媒介實施高度壟斷。在這種情况下，互聯網成爲政府唯一無法完全壟斷的媒介。在互聯網的環境下，公民獲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獲得信息的豐裕度和即時度也都有了較大提高。簡言之，公民對于社會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在新的Web 2.0媒體之中，公民更是可以直接介入信息的生産，而這在傳統的、國家控制的媒體渠道中是無法想像的。
其次，互聯網創造了公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展開討論的公共領域。由于互聯網的交互特性，各種公共論壇應運而生，公衆第一次擁有了對公共事務進行評論、交換意見、形成輿論的場所。隨著知情能力和評論能力的提高，他們對社會生活和社會决策過程的介入程度越來越高，而這種介入程度的提高反過來又促使公民在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如法國學者戴揚所說，"就具體問題表述立場就等于構建公共領域。"
第三，對于集會與結社自由匱乏的中國，互聯網加强了民衆之間的聯繫與集體行動。無論是 2005年"超女"的"粉絲"們通過網絡和手機在全國多個城市協調發起的支持自己喜愛的明星的活動，還是2009年網民針對"綠壩"展開的集體抗議行動，都初步顯示了互聯網作爲一種組織民衆的手段的作用。因爲實地的集會仍然受到嚴格的監控，互聯網成爲一種替代性的活動場所。同時，興趣相同者開始利用互聯網從事志同道合的事業。
由此，一種新生事物開始在中國出現：它就是網絡社群。在這方面，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契合全球勢不可擋的趨勢——群體對話與群體行動將揭開互聯網發展的新的一幕。
簡單得可笑的群體構建
一個旅客在乘坐飛機時領受惡劣服務，她通過自己的博客發動了一場全民運動。在倫敦地鐵爆炸案和印度洋海嘯中，公民們用可拍照手機提供了比攝影記者更完備的記錄。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是由管理甚少的參與者們撰寫的。白俄羅斯的青少年發起了一場政治抗議，國家却無力阻止……
不論在何處，你都能看見人們走到一起彼此分享，共同工作，或是發起某種公共行動。東歐的政治抗議、一部集衆人之力的百科全書、公民報道者的傳奇，這些事情看上去似乎沒有什麽聯繫，但它們乃至更多事情的影響實際上有著共同的根基：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我們的交流工具支持群體對話與群體行動。聚集一群人幷使之行動原本對資源有極高的要求，使得全世界範圍內的群體努力都被置于一種制度的壟斷之下。今天，全球分享與合作的工具終于交到了個體公民的手中。
如同印刷機放大了個人的頭腦，電話加强了雙向溝通，一系列新工具如即時通信、移動電話、網絡日志和維基百科也强化了群體交流。因爲人類天生就擅長群體工作，所有能够强化群體努力的東西終會改變社會。
群體行動賦予人類社會以特殊的性質，任何對群體做事的方式的改變必然影響到整個社會。變化不會不發生，也不會一切都不變。任何既定機構發現自身不得不變的程度會有所不同，然而，各種各樣的變化全部來自于一個深刻的根源：具備新能力的群體在形成，它們的工作無需遵循傳統的管理規則，克服了限制其有效性的歷史性逼仄。在世界上所有允許群體走到一起實現某種目標的地方，這樣的變化都會在那裏造就新貌，這將意味著，沒有這些變化觸及不到的地方。
加拿大的電腦科學家西巴•帕克特提出一個表述，叫做"簡單得可笑的群體構建"。互聯網的價值絕大多數來自它作爲群體構建的工具的作用，這一觀察常常被稱爲裏德定律(Reed's law)，它以戴維•裏德的名字命名，內容爲："隨著聯網人數的增長，旨在創建群體的網絡的價值呈指數級增加。"
我們最近的通訊網絡——互聯網和手機——正是形成群體的平臺；爲這些網絡開發的很多工具，從郵件列表到可拍照手機，則視群體構建爲理所當然，且各有不同的延展。簡單到傻瓜程度的群體構建十分重要，因爲渴望成爲群體的一員，在群體中與他人共享、合作、協調一致地行動，是人的基礎本能，而此前它一直受到交易成本的抑制。由于形成群體已經從困難變得極其簡單，我們正在看到，短時間裏涌現出來大量有關新的群體類別的試驗。
群體行動與個人行動的不同在于，群體行動更難開展，而一旦開始，也更難阻止。如美國理查德• 波斯納法官所言："對密謀的處罰與對個體犯罪行爲的處罰是分開的，而且，對前者的處罰也更嚴厲，即便密謀者未能實現其目的。原因在于，如果一個群體存在某種非法企圖，事態要比個體擁有同樣的非法企圖危險得多。"不光在犯罪企圖方面是這樣，在許許多多的領域，群體能够施加一種迥异于個體的力量。
在群體行動中，存在一種"共享的認識"(shared awareness)，它指的是許多不同的人和群體瞭解一種情形、幷瞭解還有誰擁有相同的瞭解的能力。如果我看到一場火起，幷發現你也看到了，那麽我們也許會更容易協調我們的行動——你給119打電話，我抓起一部滅火器。而如果我還要告訴你著火了，或者我不確定你會在火灾面前會有何反應，那麽協調行動就要困難得多。共享的認識使得本來互不協調的群體開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有效的方式共同工作。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采用了簡單的社會工具，隨著這類工具帶來更快的溝通，群體行動的速度也在加快。
網絡與社會動員
所謂群體行動指的是許多個人或團體，基于推廣特定觀念，或針對反對力量所采取的一種集體目標行動。在每一樣態的群體行動中，互聯網都可以同時扮演主動性及支持性兩種角色。例如，在網絡上主動發起網絡簽名、游說、請願、不服從等說服性的行爲(可同時訴諸個別和集體對象)，而網絡的支持性角色則在協助真實的群體行動，傳播相關信息幷動員群衆參與，從而提高群體行動的社會壓力。如Twitter在伊朗大選中名聲大噪，但其實它所扮演的只是支持性角色。伊朗改革派領袖及支持者决定發動游行後，通過不同管道散發消息，沒有證據顯示人們借彼此發送 Twitter信息組織游行，畢竟Twitter作爲公共平臺，就行動規劃方面幷非很有效，因爲政府也會看到這些信息。此時，網絡只是衆多傳播工具中的一環。
使用網絡進行社會動員的主事者從政府到非政府組織、從團體到個人應有盡有，其擴散速度之快與規模之廣更是超乎想像，例子不勝枚舉。例如，2005年初，中國與日本兩國因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修改二次大戰教科書及日本爭取成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議題而關係緊張，中國內部民族主義情緒逐漸高漲，4月間在數個城市爆發反日示威活動，而推升的助力之一是一群在美國的中國年輕人發起網絡聯名請願活動，希望募集100萬個簽名，然後向中國政府要求阻止日本成爲安理會成員。結果，在手機短信的協助下，上網聯名人數短時間內便高達2200萬人次。
美國的霍華德•萊因戈德在《聰明行動幫》一書中則記錄了發生在菲律賓的一個事件。當約瑟夫• 埃斯特拉達總統的政府行使否决權以對總統貪污案從輕處置，數千名憤怒的公民迅速地組織了一場抗議活動。菲律賓人互相轉發短信，告知要去的地址，幷勸誡大家穿黑色衣服以示對于正義的哀悼。迅速集合起來的數千名菲律賓人占據了街道，這使得政府决定審判繼續進行，埃斯特拉達最終被控有罪。
"有印刷機的人才有新聞自由"，這句老話指出了新的變化的重大意義。如今在綫上講話即是出版，網上出版即是與他人關聯。有了全球範圍接入的出版，言論自由就成了新聞自由，而新聞自由就成了集會自由。很自然地，新的自由源所帶來的變化在較不自由的環境裏將更爲顯著。任何時候，當你提高一個群體的內部溝通能力，這個群體能够做的事情也因之改變。至于他們會用那種能力做什麽，則是另外的問題。
飛流直下的單人皮劃子
總有人在使用某種新的社會性工具，每天達百萬次之多；有人在莫桑比克得到一部新手機，有人在上海查看維基百科的中文版本，有人在白俄羅斯聽到"快閃"抗議的消息，有人在巴西參加了一個社會關係網絡。
世界上許多的人今天都能使用這些工具，10年之內世界上絕大部分人應該都能。當簡單到傻瓜程度的群體構建普及開去，我們的社會可能將發生什麽變化？最明顯的改變就是，將會有比過往曾經存在的多得多的群體出現。這是件好事情嗎？用新的工具追逐新的承諾的群體大爆發將會使社會獲得利益嗎？如美國被譽爲"互聯網革命最偉大的思考者"的克萊•舍基所說，即便承認群體行動將給許多現存的組織造成痛苦，以及它會産生壞的和好的影響，仍然可以得出兩條論斷，顯示我們所經歷的各種變化將是有益的。第一個論斷是基于群體行動的淨價值，群體行動新增的靈活性和力量的好處將壓倒其不利之處；第二個則是基于政治性的假定，當前的變化是好的，因爲它們增加了人們按自己的意願說話和做事的自由，自由是社會應該追求的東西。
考慮淨價值有一個微妙的弱點就是，好和壞的變化幷不總是可比的。當討論僅僅與技術性的改進有關時，淨價值是好的工具——不含鉛的汽油比含鉛的好，快的火車比慢的好，等等。然而說社會被印刷機或者電報改觀了容易，聲稱社會從而變得更好却較難。
不過，即便支持自由的論點也存在某種危險，即誇大了我們對群體能力的新變化能擁有的控制程度。"我們應該允許這些社會性工具的普及嗎？"這個假設是有問題的。打個比方，社會對于使用核能的控制就好像我們用汽油、刹車和倒車檔對于汽車駕駛進行控制一樣。我們對于汽車行進的綫路和速度都有很大的控制權。我們的社會性工具的普及却完全不像這樣。每當有人買了一部移動電話(可謂今天人們能作出的最常規的技術性選擇之一)，他們就接入了社會性工具的網格之中。社會性工具的戲劇化改進使我們對于它們的控制更像是駕駛一條單人皮劃子，我們被推動著沿大體由技術環境决定的路綫飛流直下。我們對于這些工具的傳播有較小程度的控制，但那不包括我們能使船調頭、停下或者根本性地改變我們前進的方向。
因此，我們的首要挑戰不在于决定我們想去哪里而是在去的過程中能够扶好坐直。幫助群體形成的那些工具的發明不太像是普通的技術變革，而更像已經開始的一場運動。因此，重要的問題不在于這些工具是否會普及或改造社會，而在于它們將怎樣做到這一點。
(作者爲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臺灣民主政治的網絡角色
特約記者 沈惠娜
在臺灣，網絡正在顯現其特有的政治潜能。
至去年底，臺灣網絡使用人口約爲1400萬，其中35歲以下的人口使用率在九成以上，到了45歲，仍然有將近六成的上網人口。從這個數據不難看出，臺灣已經成爲了一個真正的"網絡社會"，而且，網絡的影響力正在逐年增大，甚至有人預言，臺灣未來選舉的决勝點會在網絡上。
爲因應網絡時代來臨，馬英九的"治國周記"于今年7月首播。馬表示，當年他參選臺北市長時，是經常使用網絡的唯一候選人。如今，他先從 "治國周記"開始，每周花幾分鐘向網友報告一個主題，希望能多和網友互動，也讓民衆藉此更瞭解他的施政理念。
民進黨也設有自己的"噗浪"(Plurk，微型網絡博客)，四大天王和党主席蔡英文也都有自己的博客，而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更被認爲是在經營網絡方面，沖得最厲害的一個，最近，他舉行了首次網聚，籠絡了不少人氣。他也花錢請噗友們看臺灣本土影片《不能沒有你》，消息一傳出，100個座位在半小時內就被一搶而空，這更讓他驚呼網絡的威力。
網絡對臺灣的民主政治有何影響？在臺灣的政治生態中，網絡擔當了怎樣的角色？長期觀察政治與電視及網絡傳播文化的台大新聞研究所副教授王泰俐有其獨到見解，本刊特約記者就此對她進行了專訪。
政治人物，走進網絡
《南風窗》：茫茫網海，政治人物爲何踏入？臺灣的情形又是如何？
王泰俐：網絡可以招募義工、串連支持者、徵求創意點子、募集小額捐款，因而不必過度依賴財團、樁脚或派閥大老，這是奧巴馬勝選經驗告訴我們的事。
網絡也可以用以徵詢民意、溝通對話、政策試溫、讓政府組織更開放、讓人事及信息更透明，甚至能把重大爭議政策直接訴諸民衆，藉此向利益團體或政客施壓，這是奧巴馬入主白宮至今告訴我們的事。
應該說，奧巴馬主政之前，他的競選團隊很好地掌握了網絡的趨勢，幷予充分運用。但奧巴馬入主白宮之後，網民對他的期望下降了，覺得有些中看不中用，尤其是近期，他面對著美國的健保改革、芝加哥申奧失敗，甚至是他剛剛得到的諾貝爾和平獎等，網民都對他提出質疑的聲音。"民意如潮水"啊，所以，網絡這東西，亦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說，網絡的影響及此，有心的政治人物自然不能漠視。幾年前，臺灣的政治人物就紛紛開設了"部落格"(博客)，有的找來專業寫手，有的挑選正妹小秘書，有的還通過兒女出面，不僅希望借助網絡打出更大的知名度，還希望以此拉近與年輕族群的距離。
《南風窗》：當網絡逐漸取代傳統媒體，成爲最大的公民意見出口時，政治人物"懂不懂網民的心"？也就是說，與網民溝通順暢嗎？包括思想、語系、態度等等。
王泰俐：網絡的特性是互動有趣，網民不喜歡單方面地聽政治人物訓導，但是政治人物却希望去操控它，想要塞東西給年輕人，那是沒有用的。
像馬英九那樣的方式，顯然操刀的人，思維沒有改變過來。國民黨最大的問題是，基本上他們還是把互聯網視爲一個文宣的媒介，害怕互動，可是在互聯網上，你不可能看到單面式的歌功頌德。
相較于奧巴馬，馬英九和呂秀蓮似乎還沒抓住網民的心。馬英九正經八百的發言，完全忽視了網絡的平等性和互動性，而本身設有"噗浪"的呂秀蓮則因批評政治人物玩噗浪"不求上進"，"一天在網絡上你好我好沒有意義"，而被網民炮轟。結果，兩人都被輿論指爲"裝年輕"、"不懂網民的心"。
有網民就說："你在開始寫博客、玩推特之前，讀過多元的網友意見嗎？在你興致勃勃的開始自說自話之前，你有聆聽嗎？你曾有一刻暫時放下政黨包袱跟選舉預估的心態，發自真心的覺得'我熱愛網絡'嗎？你有從博客、推特、噗浪或任何網站上得到任何信息、批評、啓發、點子，然後認真對待，幷給予網友credit(功勞)嗎？"
《南風窗》：所以說，當這些政治人物插上網絡綫，就必須以更網絡的思維、更網絡的溝通模式，面對這群主動、有機、多向的草根民意，進而産生共鳴？
王泰俐：是這樣。他們應該"多談些年輕人關心的議題，多用他們的語言，多瞭解他們的想法"。從陳水扁的"阿扁電子報" 、"阿扁傳真"到馬英九的"治國周記"以及綠營天王玩"噗浪"可以看出，政治人物單向的文字宣傳已經無法滿足Web2.0時代的需求。
拉攏年輕人的戰場
《南風窗》：現實是不是這樣：臺灣政治人物拉攏年輕人的戰場，從現實場景延伸到虛擬網絡？
王泰俐：差不多，雖然距離2012年"總統"選舉還有很長一段日子，但政治借助網絡搭起溝通平臺、搶年輕票源的趨勢似乎已經成型。
臺灣的藍綠雙方，對于年輕組群的選票，兩黨都不敢忽視，特別是年輕人不看電視，也根本不看平面媒體，消息都是從互聯網來，如何在互聯網搶占先機是很重要的。
因爲經濟不景，年輕族群的支持意向和投票率，會是影響選舉的關鍵因素之一。跟過去選舉比較不同的一點是，經濟從沒有這麽差過。過去他們可能沒有很大的動機去投票，可是這一波不景氣，失業率影響最嚴重的就是這一些年輕人。因而，網絡在很大程度上更能成爲他們打發時間，發泄情緒，表達看法的管道。
《南風窗》：在臺灣，好像有這樣的說法，"政治要講高科技，選舉要用互聯網"，怎麽來理解？
王泰俐：網絡從上世紀90年代中便介入臺灣選舉政治。1994年臺北市長競選，國民黨、民進黨、新党三党候選人設立BBS站點進行助選；1995年第三届"立法委員"競選，三党又建立各自的WWW網站；此後歷次選戰的戰火都燃上了互聯網。
民進黨因爲沒有黨産，在傳播上比較弱勢，廣告經費也比較不足，所以長期就是靠很多年輕義工不斷提供網絡點子，從2000年過後，民進黨都比國民黨善用網絡。2008年總統選舉，20歲至29歲年輕世代投給民進黨的比率超過56%。
每次的選舉中，各陣營專設的助選網站都爲自己的候選人大造聲勢，媒體等各類大網站亦紛紛推出相關頻道、專欄，不僅第一時間發布動態信息，且推出網上民調、模擬投票、寄送賀卡等無所不包的服務。甚至網友打開自己的郵箱，也會發現拉票或散布謠言的信件。
"真誠、參與感"
《南風窗》：理解"網絡讀者不再只是一群受衆，而是具有群衆智慧的社群"，以此心態，是不是更能打開言路，讓網絡意見成爲自己政治判斷的基礎？
王泰俐：臺灣政治人物的最大問題是"從不相信群衆智能"，即使在網絡上，還是希望"大家聽我講"。然而，網絡是雙向對話、形成自發組織的場域，"真誠、參與感"才是網絡政治的先决要件。
許多政治人物拼命想學奧巴馬，却忽略了"奧巴馬本來就是黑莓機、網絡的重度使用者"，因此，他能以網絡人的思考模式，去决定選戰或治國策略；傳統政治人物若只學到皮毛，很難讓人覺得有新意。
老謀深算的政治人物打進網絡世界，想要跟上潮流，但一來心態不對，二來姿態不對。
"心態"不對的地方是：心裏有選票，眼裏無網友。這出發點一旦不純正，就導致"姿態"也出了問題。像馬英九和呂秀蓮，雖然顔色不同、個性不同、歷練不同，但說穿了都是自認精英的人物，搞不清楚"網絡世界無貴賤"的規則，下意識地，那種"作之君作之師"的氣味和身段就跑出來了。馬英九努力表現親民，呂秀蓮不忘諄諄教誨，網友可不吃這一套的。
《南風窗》：網絡世界很無情，虛擬却不虛僞。此話怎講？
王泰俐：任何人都可以選擇以虛擬的身份進入網絡，但一旦進入，就要按那個虛擬角色真實演出。而政治人物進網絡多是爲了營銷去的，沒有虛擬角色可演，且習慣了老式的政治推銷手法，堆著微笑說些場面話，忠孝節義憂國憂民一類的，誰理你呀！
政治免不了虛矯的手段，甚至免不了欺詐的性質，現實世界裏用道貌岸然的外衣裹一裹也就算了，大家心知肚明仍行禮如儀。可這一套在網絡世界是行不通的。其實，網絡世界的規則，網友的心其實不難懂，簡單說吧，非誠勿擾。
《南風窗》：網絡社群對臺灣政治有何影響？
王泰俐：我是覺得，現在臺灣的網絡社群還處在"串聯力量"的階段，不論是運動還是選舉，網絡本身的影響力遠不及主流的電視或平面媒體。眼前的事實，是很多的主流媒體一改過去不信任或質疑網絡信息的做法，他們也時常直接"原汁原味"地引用網絡的話音和資訊，而這些資訊搬上主流的版面和畫面之後，傳播的效果就很厲害了。
說實在的，臺灣這次的"8•8風灾"，馬英九的聲望下跌，馬團隊陷于被動，均于網絡直接引發和發酵，後由主流媒體跟進。從這點看，我要强調的是，網絡社群的力量，在未來會有很大的影響力。
"機會、或是挑戰"
《南風窗》：網絡時代的年輕人對于傳統政治人物的要求有何不同？
王泰俐：出于政治或選舉的需要，臺灣的很多政治人物，都想籠絡年輕選民，但從年輕人來講，他們當然期待這些政治人物能够瞭解自己的所思所想，訴求願望，希望他們不僅說得好聽，還要做到做好，也就是要有真正的實在的政治行動力。
年輕人喜歡真誠、不造作的政治人物，喜歡願意直接利用新科技與他們溝通、而非透過電視演說的政治人物，喜歡尊重新世代智能幷樂意對話的政治人物，喜歡想做出真正改變、而非重複選舉標語的政治人物。
《南風窗》：不少運動參與者也在反思"工具"與"人"之間的關係，如何看待這些科技新工具？
王泰俐：這裏面反映出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的關係。現實世界的政治人物想要獲得虛擬世界的網民的心，關鍵一點，就是要真實地做自己，回歸做人的本質，畢竟，網絡只是一種科技，一種渠道而已。
《南風窗》：《時代》周刊曾形容，網絡新世代"不相信由上而下的信息，寧願接收網絡同儕信息"，這對當代政治是機會或是挑戰？
王泰俐：我以爲這是一種挑戰。現代選戰的基本方法，是由一堆專家决定哪些標語與信息會受歡迎，然後花大錢去散布這些信息。如果新世代能够彼此對話，舊式的選戰方法就可能被淘汰，政治人物將被迫去滿足新生代的需求，否則他們將選出自己的代言人。
《南風窗》：政治人物紛紛投入Twitter或Plurk，你的提醒與建議爲何？
王泰俐：一句話，回歸真誠。
官員道歉十年史：從“叫好一片”到“漸入常態”（南方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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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道歉十年史：從"叫好一片"到"漸入常態"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柴會群 發自北京 2009-11-19 01:48:59
"每一次來自過失官員的道歉都是艱難的。這裏既有他們放下身段的千般不願，有他們面對民意的不適，和對上級領導壓力的內心權衡，更有他們對如何承擔政治和法律責任的複雜思慮。"
" 對于"過失"官員而言，道歉不道歉，仍然是一個問題；而對公衆來說，能否在心裏接受過失官員的道歉，也是一個問題。"
近期最熱的新聞，莫過于上海的"釣魚"執法事件。此事一波三折，兩次調查結果迥异，中間上演孫中界斷指事件等戲劇性場面，以浦東區長姜梁向公衆道歉暫告段落。近日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接受采訪時，對此事進行嚴肅反思，將其評價爲"一種制度性措施的錯誤"。
自2003年啓動官員問責以來，日益發達的網絡，把諸多熱點事件中的官員履責 問題，擺在公衆輿論的聚光燈下。而來自失責官員的道歉，往往成爲事件進程的高潮，以及事件走向解决的標志。
官員向公衆道歉，爲自己的過失承擔職業道德的責任，無疑展現了中國建設責任政府的努力和政治的開明與進步。不過隨著官員道歉漸入常態，收穫的叫好聲却有所减弱，公衆已不滿足于官員的歉疚，對官員如何承擔責任提出了更高要求。
但公衆的期望只是現實一種。另一個需要正視的現實是，每一次來自過失官員的道歉都是艱難的。這裏既有他們放下身段的千般不願，有他們面對民意的不適，和對上級領導壓力的內心權衡，更有他們對如何承擔政治和法律責任的複雜思慮。
處于雙方不同期待的張力中，對于"過失"官員而言，道歉不道歉，仍然是一個問題；而對公衆來說，能否在心裏接受過失官員的道歉，也是一個問題。
官員道歉，叫好一片
2000年，中國官員，似乎還都不習慣面向公衆道歉。那一年河南省相繼著了兩把大火：焦作大火和洛陽大火。死了不少人。然而，翻看當時的新聞，幷沒有任何官員就這兩起灾難向公衆道歉。
如果非說有道歉官員的話，那麽當時的洛陽市副市長朱廣平算一個。他向遇難者親屬道歉，道歉的原因不是就火灾發生本身，而是善後工作中出了問題：工作人員要求家屬領取遺體確認書後，必須在三日內將遺體火化，結果引起家屬强烈不滿。
此前的焦作大火中，出面道歉的是焦作市殯儀館——他們不慎把遇難者的遺體燒錯了。
這一年，另一個見諸媒體的道歉官員是陝西省白水縣組織部長馬銀錄。這個縣的農稅員帶著十幾名警察開著兩輛警車銬走一村民家四人，包括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情况發生後，負責調查此事的組織部長馬銀錄向村民道歉。結果，這招致當地幹部的不滿，質問馬銀錄是"代表誰道歉"，馬銀錄因此被免了職。2003年的 SARS典，啓動了中國官員問責制度。不過，官員道歉幷沒有被納入問責程序。張文康與孟學農，兩位部級高官被免職，但幷沒有向公衆道歉。不過，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吳儀，曾就中國處理SARS問題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向世界衛生組織官員表示歉意。
2003年底，重慶開縣發生井噴事故，243人遇難。中石油一位副總經理向遇難者家屬道歉，《中國石油報》刊發了中石油致受灾民衆的一封致歉信。這是近年來媒體公開報道的第一起因爲重大責任事故引起的"道歉事件"。
2004年吉林中百商厦火灾，時任吉林省省長洪虎通過媒體罕見地向人民兩次道歉。消息傳出，叫好聲一片，道歉遂取代火灾成爲媒體新的熱點。
官員道歉漸入常態
之後幾年，官員因爲重大責任事故向民衆道歉之風驟起，大有一發而不可收之勢，僅媒體大張其鼓報道的便有：
2005年11月23日，吉林市委書記矯正中對"吉化11•13事件"給哈市市民帶來的飲水安全問題致歉。2006年，雲南省曲靖市副市長王喜良就"11•25"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通過電視直播公開道歉。
隨著網絡輿論的發達，官員的過失越來越容易受到公衆的關注和質詢，官員道歉的指向也由重大安全事故，漸漸擴展到百姓的身邊小事：
2006年10月15日，廣州市教育局長華同旭在電視臺做節目，有市民稱到白雲區教育局辦事被"晾了二十多分鐘"，華同旭當即起身道歉。10月25日中午，海口市一小學附近防空警報器出現故障，長鳴達50分鐘時間。市人防辦隨後在當地媒體刊登《道歉公告》。不過，形形色的官員道歉中，也有個別涉嫌"走火入魔"者。如媒體報道的下面這起官員道歉：
2006年5月9日，無錫市公安局局長張躍進向全市人民道歉，原因是"前天我在火車站附近執勤，有一個50歲左右的警察闖紅燈。因爲鐵路民警不歸我管轄，我教育他後就放行了。誰知旁邊一個騎車市民馬上指責我們警察執法不一視同仁，我真爲我們民警臉紅啊！"
另外，山西省榆社縣委常委會因爲高考成績滑坡向全縣人民道歉也引起質疑：這不是爲應試教育推波助瀾麽？
深圳：道歉制度化的努力
2007年後，中國官員的道歉形式、級別、規格均有所提升。這年全國兩會上，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和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兩個人分別就各自分管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公開向代表和公衆致歉，其中周生賢還當場鞠躬。
2007年1月，深圳市政府就"梅林關"的堵車事件，發白皮書向全體市民道歉。隨後深圳再接再厲，把原本屬于官員自省的道歉推向制度化。9月，該市出臺了《深圳市政府部門責任檢討及失職道歉暫行辦法》，規定政府部門公務員一旦有嚴重不作爲或者瀆職行爲，需要登報道歉。
不過，這一制度似乎只是被"選擇性執行"，主要針對堵車之類的民生小事。幾個月後，深圳發生一場大火，死亡15人，時任市長許宗衡向市民沉痛致歉，可是幷沒見諸報紙。
面對火灾，許市長發出狠話："政府决不能手軟，如果你不幹掉它，它將幹掉你！"然而天不遂願，半年後，深圳又著了一把更大的火，死亡43人。此次許市長不再道歉，而是怒斥有關部門不作爲。新聞發布會上向全市人民道歉的，改爲事發所在區區長了。
這一年，由媒體報道引發的山西黑磚窑事件，導致多名官員下臺，也引發了一次史上規模最大的官員道歉：山西省臨汾市洪洞縣人民政府派出11個工作組，携帶縣人民政府致歉信，分赴全國12個省、市登門致歉，幷發放慰問金。
臨汾官員這一年注定多灾多難，黑磚窑事件剛過，洪洞縣即發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百餘人命喪其中。臨汾市市長李天太通過媒體向社會及死難者家屬表示道歉。較之前的官員道歉，他的道歉信中明顯多了個性化的情感表達，例如"徹夜難眠，內疚不安，再三自責"，一連四個"愧對"，以及"破碎的家庭"、"忍受巨大悲痛的死難者家屬"等。
不過道歉之後，李市長最終難逃免職命運。
追問：道歉之後？
2008年，兩起轟動性公共事件：華南虎事件和毒奶粉事件，分別導致官員道歉。不過，這兩次道歉顯然未達到道歉者期望的後果。民衆從這兩起事件中發現，官員的道歉背後原來大有文章——道歉的時機選擇、背後的動機、官員的措辭，都使得原本單純的"道歉"，面目逐漸模糊起來。
2008年2月4日，在"華南虎"事件膠著之際，一直拒不認錯的陝西省林業廳突然放下身段，發出一封《向社會公衆的致歉信》，信中承認在"缺乏實體證據的情况下，草率發布發現華南虎的重大信息"，"反映出我廳存在著工作作風漂浮、工作紀律渙散"。
此時華南虎照片的鑒定結果尚未出籠，陝西省林業廳突然道歉，反讓廣大網民感到錯愕，隨著事件發展，許多人很快認識到這是該廳在真相即將大白前的"危機公關"。這封提前出籠的致歉信，被網民指責爲"毫無誠意"，堪稱史上最不受歡迎的一次道歉。
三鹿奶粉事件中，石家莊市政府兩次道歉，同樣也未取得公衆諒解。這份道歉措辭奇特："政治上敏感性差，站位不高，只是就事論事,就請示說請示，對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顯然道歉者經過了字斟句酌的細細思量，其含義頗爲耐人尋味。然而公衆輿論的批評却很直接：石家莊市政府的歉意，看來主要是出于給上級機關惹麻煩的內疚，而非發自內心的懺悔。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任劍濤曾專門研究了"官員道歉"現象，他在一篇文章中認爲，"罪己式"的道歉是當前主流的官員道歉方式，其姿態意義大于實際作用。
必須肯定，過失官員的道歉，反映了官員對公衆輿論前所未有的重視。但在官員責任邊界不清、官員問責制度不完善的現實狀况下，道歉在一些官員眼裏有著特別的含義。
最近一期《人民論壇》雜志，把官員道歉作爲一個政治現象加以分析。文章甚至引用專家觀點，指出少數官員的道歉，已經淪爲一種公關方式和職能部門"規避責任"的工具。有網民在論壇戲稱，道歉管用，要警察幹嘛？
今年以來，似乎是出于公衆的"審美疲勞"，有影響的官員道歉事件漸漸减少。最近的一次，恐怕是上海浦東新區區長姜梁就"釣魚"執法事件的道歉，然而人們也注意到，在這起性質惡劣、影響上海形象的事件中，目前尚無一名官員承擔責任。
官員道歉十年史：從"叫好一片"到"漸入常態"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柴會群 發自北京 2009-11-19 01:48:59
"每一次來自過失官員的道歉都是艱難的。這裏既有他們放下身段的千般不願，有他們面對民意的不適，和對上級領導壓力的內心權衡，更有他們對如何承擔政治和法律責任的複雜思慮。"
" 對于"過失"官員而言，道歉不道歉，仍然是一個問題；而對公衆來說，能否在心裏接受過失官員的道歉，也是一個問題。"
近期最熱的新聞，莫過于上海的"釣魚"執法事件。此事一波三折，兩次調查結果迥异，中間上演孫中界斷指事件等戲劇性場面，以浦東區長姜梁向公衆道歉暫告段落。近日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接受采訪時，對此事進行嚴肅反思，將其評價爲"一種制度性措施的錯誤"。
自2003年啓動官員問責以來，日益發達的網絡，把諸多熱點事件中的官員履責 問題，擺在公衆輿論的聚光燈下。而來自失責官員的道歉，往往成爲事件進程的高潮，以及事件走向解决的標志。
官員向公衆道歉，爲自己的過失承擔職業道德的責任，無疑展現了中國建設責任政府的努力和政治的開明與進步。不過隨著官員道歉漸入常態，收穫的叫好聲却有所减弱，公衆已不滿足于官員的歉疚，對官員如何承擔責任提出了更高要求。
但公衆的期望只是現實一種。另一個需要正視的現實是，每一次來自過失官員的道歉都是艱難的。這裏既有他們放下身段的千般不願，有他們面對民意的不適，和對上級領導壓力的內心權衡，更有他們對如何承擔政治和法律責任的複雜思慮。
處于雙方不同期待的張力中，對于"過失"官員而言，道歉不道歉，仍然是一個問題；而對公衆來說，能否在心裏接受過失官員的道歉，也是一個問題。
官員道歉，叫好一片
2000年，中國官員，似乎還都不習慣面向公衆道歉。那一年河南省相繼著了兩把大火：焦作大火和洛陽大火。死了不少人。然而，翻看當時的新聞，幷沒有任何官員就這兩起灾難向公衆道歉。
如果非說有道歉官員的話，那麽當時的洛陽市副市長朱廣平算一個。他向遇難者親屬道歉，道歉的原因不是就火灾發生本身，而是善後工作中出了問題：工作人員要求家屬領取遺體確認書後，必須在三日內將遺體火化，結果引起家屬强烈不滿。
此前的焦作大火中，出面道歉的是焦作市殯儀館——他們不慎把遇難者的遺體燒錯了。
這一年，另一個見諸媒體的道歉官員是陝西省白水縣組織部長馬銀錄。這個縣的農稅員帶著十幾名警察開著兩輛警車銬走一村民家四人，包括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情况發生後，負責調查此事的組織部長馬銀錄向村民道歉。結果，這招致當地幹部的不滿，質問馬銀錄是"代表誰道歉"，馬銀錄因此被免了職。2003年的 SARS典，啓動了中國官員問責制度。不過，官員道歉幷沒有被納入問責程序。張文康與孟學農，兩位部級高官被免職，但幷沒有向公衆道歉。不過，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吳儀，曾就中國處理SARS問題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向世界衛生組織官員表示歉意。
2003年底，重慶開縣發生井噴事故，243人遇難。中石油一位副總經理向遇難者家屬道歉，《中國石油報》刊發了中石油致受灾民衆的一封致歉信。這是近年來媒體公開報道的第一起因爲重大責任事故引起的"道歉事件"。
2004年吉林中百商厦火灾，時任吉林省省長洪虎通過媒體罕見地向人民兩次道歉。消息傳出，叫好聲一片，道歉遂取代火灾成爲媒體新的熱點。
官員道歉漸入常態
之後幾年，官員因爲重大責任事故向民衆道歉之風驟起，大有一發而不可收之勢，僅媒體大張其鼓報道的便有：
2005年11月23日，吉林市委書記矯正中對"吉化11•13事件"給哈市市民帶來的飲水安全問題致歉。2006年，雲南省曲靖市副市長王喜良就"11•25"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通過電視直播公開道歉。
隨著網絡輿論的發達，官員的過失越來越容易受到公衆的關注和質詢，官員道歉的指向也由重大安全事故，漸漸擴展到百姓的身邊小事：
2006年10月15日，廣州市教育局長華同旭在電視臺做節目，有市民稱到白雲區教育局辦事被"晾了二十多分鐘"，華同旭當即起身道歉。10月25日中午，海口市一小學附近防空警報器出現故障，長鳴達50分鐘時間。市人防辦隨後在當地媒體刊登《道歉公告》。不過，形形色的官員道歉中，也有個別涉嫌"走火入魔"者。如媒體報道的下面這起官員道歉：
2006年5月9日，無錫市公安局局長張躍進向全市人民道歉，原因是"前天我在火車站附近執勤，有一個50歲左右的警察闖紅燈。因爲鐵路民警不歸我管轄，我教育他後就放行了。誰知旁邊一個騎車市民馬上指責我們警察執法不一視同仁，我真爲我們民警臉紅啊！"
另外，山西省榆社縣委常委會因爲高考成績滑坡向全縣人民道歉也引起質疑：這不是爲應試教育推波助瀾麽？
深圳：道歉制度化的努力
2007年後，中國官員的道歉形式、級別、規格均有所提升。這年全國兩會上，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和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兩個人分別就各自分管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公開向代表和公衆致歉，其中周生賢還當場鞠躬。
2007年1月，深圳市政府就"梅林關"的堵車事件，發白皮書向全體市民道歉。隨後深圳再接再厲，把原本屬于官員自省的道歉推向制度化。9月，該市出臺了《深圳市政府部門責任檢討及失職道歉暫行辦法》，規定政府部門公務員一旦有嚴重不作爲或者瀆職行爲，需要登報道歉。
不過，這一制度似乎只是被"選擇性執行"，主要針對堵車之類的民生小事。幾個月後，深圳發生一場大火，死亡15人，時任市長許宗衡向市民沉痛致歉，可是幷沒見諸報紙。
面對火灾，許市長發出狠話："政府决不能手軟，如果你不幹掉它，它將幹掉你！"然而天不遂願，半年後，深圳又著了一把更大的火，死亡43人。此次許市長不再道歉，而是怒斥有關部門不作爲。新聞發布會上向全市人民道歉的，改爲事發所在區區長了。
這一年，由媒體報道引發的山西黑磚窑事件，導致多名官員下臺，也引發了一次史上規模最大的官員道歉：山西省臨汾市洪洞縣人民政府派出11個工作組，携帶縣人民政府致歉信，分赴全國12個省、市登門致歉，幷發放慰問金。
臨汾官員這一年注定多灾多難，黑磚窑事件剛過，洪洞縣即發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百餘人命喪其中。臨汾市市長李天太通過媒體向社會及死難者家屬表示道歉。較之前的官員道歉，他的道歉信中明顯多了個性化的情感表達，例如"徹夜難眠，內疚不安，再三自責"，一連四個"愧對"，以及"破碎的家庭"、"忍受巨大悲痛的死難者家屬"等。
不過道歉之後，李市長最終難逃免職命運。
追問：道歉之後？
2008年，兩起轟動性公共事件：華南虎事件和毒奶粉事件，分別導致官員道歉。不過，這兩次道歉顯然未達到道歉者期望的後果。民衆從這兩起事件中發現，官員的道歉背後原來大有文章——道歉的時機選擇、背後的動機、官員的措辭，都使得原本單純的"道歉"，面目逐漸模糊起來。
2008年2月4日，在"華南虎"事件膠著之際，一直拒不認錯的陝西省林業廳突然放下身段，發出一封《向社會公衆的致歉信》，信中承認在"缺乏實體證據的情况下，草率發布發現華南虎的重大信息"，"反映出我廳存在著工作作風漂浮、工作紀律渙散"。
此時華南虎照片的鑒定結果尚未出籠，陝西省林業廳突然道歉，反讓廣大網民感到錯愕，隨著事件發展，許多人很快認識到這是該廳在真相即將大白前的"危機公關"。這封提前出籠的致歉信，被網民指責爲"毫無誠意"，堪稱史上最不受歡迎的一次道歉。
三鹿奶粉事件中，石家莊市政府兩次道歉，同樣也未取得公衆諒解。這份道歉措辭奇特："政治上敏感性差，站位不高，只是就事論事,就請示說請示，對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顯然道歉者經過了字斟句酌的細細思量，其含義頗爲耐人尋味。然而公衆輿論的批評却很直接：石家莊市政府的歉意，看來主要是出于給上級機關惹麻煩的內疚，而非發自內心的懺悔。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任劍濤曾專門研究了"官員道歉"現象，他在一篇文章中認爲，"罪己式"的道歉是當前主流的官員道歉方式，其姿態意義大于實際作用。
必須肯定，過失官員的道歉，反映了官員對公衆輿論前所未有的重視。但在官員責任邊界不清、官員問責制度不完善的現實狀况下，道歉在一些官員眼裏有著特別的含義。
最近一期《人民論壇》雜志，把官員道歉作爲一個政治現象加以分析。文章甚至引用專家觀點，指出少數官員的道歉，已經淪爲一種公關方式和職能部門"規避責任"的工具。有網民在論壇戲稱，道歉管用，要警察幹嘛？
今年以來，似乎是出于公衆的"審美疲勞"，有影響的官員道歉事件漸漸减少。最近的一次，恐怕是上海浦東新區區長姜梁就"釣魚"執法事件的道歉，然而人們也注意到，在這起性質惡劣、影響上海形象的事件中，目前尚無一名官員承擔責任。
海關扣“禁書”，依據在哪里（南方報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7a05070100fimm.html
海關扣"禁書"，依據在哪里
作者: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楊整 發自廣州
一位學者購自香港的多本學術著作，在進入廣州時，被海關認定是違禁印刷品。當這位學者要求海關公示禁書目錄及具體依據時，海關稱這是保密的。
沒有公開的內部文件，能不能作爲行政處罰的依據？這位學者和海關打上了一場官司。
不少人有過這樣的經歷，從海外購買的某些書籍，在進入中國海關時，却因涉嫌違禁印刷品被查扣。大多數人選擇了接受，但知名學者馮崇義選擇了打官司。
這位學者持中國護照，現爲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副教授，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南開大學兼職教授。
禁書目錄是保密的
6月5日上午，學者馮崇義在從香港進入廣州天河車站海關的例行檢查時，被海關工作人員查扣書籍。被查扣的是11本購自香港的學術著作，包括《解構與建設》、《燭盡夢猶虛——胡耀邦助手林牧回憶錄》、《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等。海關的查驗記錄稱所扣留的書籍涉嫌違禁印刷品。
馮崇義向海關工作人員解釋，這些書均是香港正規出版社的合法出版物，這些書大多是由中國國內學者撰寫或編著的中國現代史研究著作，只是因爲各種原因在港臺地區出版。而且對自己專業研究工作非常重要。
2小時後，溝通宣告失敗。馮崇義當即追問海關工作人員，誰定的"違禁印刷品"？哪些書籍屬"違禁範圍"？"海關審查書籍"是否合法？公衆從何處知道具體的"違禁"內容？
海關工作人員解釋：哪些書籍屬"違禁範圍"，由"有關部門"决定，海關內部掌握。據南方周末記者從海關內部人員瞭解，在海關入境現場重點查驗房有一份內部的違禁印刷品目錄清單，查獲可疑書籍時，工作人員可將書名輸入電腦查詢核對。但該查禁目錄即使對海關其他科室的工作人員，都是保密的，更遑論對外公開。
一個半月之後，馮崇義再次來到廣州天河車站海關交涉。最終，他要回了4本，但其餘7本書仍被查扣。
湖南長沙《晨報周刊》文化版編輯袁複生與馮崇義有同樣遭遇。7月底，袁複生獲邀參加香港書展，在書展上淘到了《拒絕遺忘》、《江戶四十八手》等4本書。在進入廣州海關時被查扣。袁向海關人員解釋，《拒絕遺忘》在1999年就已由汕頭大學出版社在內地出版過，只是數量少比較難買到，完全屬合法出版物。但海關仍以查扣禁書處理。
保密的內部規定可否作爲執法依據？
溝通無果後，馮崇義把廣州天河車站海關告上廣州市中級法院，要求海關撤銷收繳决定幷公開道歉。
此案在10月14日開庭，庭審中雙方的爭議焦點是：海關扣書行爲有無法律依據？海關審查禁書的具體標準到底是什麽？有否公布于衆？
原告馮崇義認爲海關審查書籍內容屬于越權行爲，海關法第二條中所提及的政府授予海關權限幷沒有包括對出版物內容的審定權限。原告還提到，海關也沒有公布具體的審查禁書標準和清單，讓公衆明白哪些屬于違禁印刷品。
廣州天河車站海關在答辯狀中稱，此案中所收繳的7本書均明顯含有相關法律、行政法規規章規定的禁止性內容，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出境印刷品以及音像製品監管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止進出境物品》中所列的禁止進出境物品，海關是依法予以收繳。
但馮崇義認爲，海關的收繳清單上幷沒有查明和告知，他的書違反了何種禁止性或者限制性法律法規。他認爲，廣州天河車站海關所作的收繳清單缺乏對禁止入境事實認定的依據，其做法違背了行政執法"行爲有據"的基本原則，屬于行政訴訟法規定應予判决撤銷行政行爲的情形。
他還認爲，行政處罰法要求"行政處罰遵循公正、公開的原則"。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止進出境物品》中對禁止入境的印刷品有過定義——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道德有害的當屬違禁印刷品。但什麽是違禁印刷品，應該有個公布于衆的目錄，否則公衆無從遵循。而現在，海關查扣"禁書"的目錄却是秘密的內部規定，這有違法治國家"法無明文規定不爲罪"的基本法治原則。當前中國的法律框架，是不支持這種權力濫用的。
國內獲獎作品被海關認定是"色情淫穢書籍"
調查中發現，福建青年作家陳希我遇到的情况更爲奇特。2007年12月，臺灣一家文化公司出版了陳希我的小說集《冒犯書》繁體中文版後，給他郵寄了12本樣書。
福州海關查扣了樣書，稱繁體中文版的《冒犯書》屬淫穢書籍。
陳希我詢問海關："判定《冒犯書》爲色情淫穢書籍的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是什麽？"福州海關答復："海關印刷品監管審查具有涉密性和特殊性，具體依據無可奉告，海關歷來都是這麽做的。"
其實，《冒犯書》早在臺灣出版之前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公開出版。值得一提的是，繁體中文版《冒犯書》中的10篇小說，均在《人民文學》、《收穫》、《花城》、《天涯》等大陸知名文學刊物上公開發表過，書中的7篇小說還曾經獲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提名獎、福建省"百花獎文藝獎"等多種獎項。
2008年初，陳希我將福州海關告上法庭。
讓陳希我失望的是，案件一審二審都判其敗訴，他的小說集《冒犯書》被判"宣揚了淫穢行爲"。不僅如此，福州市中院和福建省高院在審理案件時，均以"涉及國家機密"爲由不公開審理。
陳希我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表示，雖然終審敗訴，但他還會繼續申訴。同時，他已于8月初致函全國人大，希望自己的遭遇能够對保密法修改起到借鑒意義。
北京市高院曾認爲海關禁書無據
馮崇義的官司勝敗難卜，陳希我的官司已經敗訴，而有同樣遭遇的律師朱元濤曾經打贏過這類官司。
7年前，北京律師朱元濤從香港帶回《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脉》一書，在北京機場海關過關時被查扣。他在北京二中院起訴了首都海關。此案被稱爲首起海關審查違禁印刷品引發的訴訟。
朱元濤一審敗訴後上訴至北京市高院，北京市高院二審判决指出，首都機場海關所作的行政處罰决定書缺乏對禁止進境事實認定的依據，其做法違背了行政執法"行爲有據"的基本原則，判處首都機場海關撤銷查扣决定，朱元濤勝訴。
除了勝訴的結果出人意料之外，北京市高院還在審理階段查明了一個關鍵事實——對于印刷品進出境問題，海關總署從未根據海關法和其他有關法律法規幷會同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確定及公布禁止進出境印刷品的名單，僅有內部網站上的禁止進境印刷品目錄爲據。
朱元濤以爲，憑著這一紙已經生效的終審判决，他可從首都海關拿回被查扣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但兩個月後，北京市高院又對此案作出了改判，重新維持了首都海關沒收該書的行政處罰。
七年後的今天，違禁印刷品的名單依然沒有公之于衆。
媒介法學者，中國傳媒大學教授魏永征教授指出，對于海關那些比較模糊和粗疏的規定，人們有理由要求相應部門公布具體標準，甚至違禁物品目錄。
他認爲，海關對出版物的查禁顯得缺乏嚴格程序。雖然也有專職人員審讀、領導審批的手續，甚至還報告了海關總署。但是，出版物是一種精神産品，它的內容是否合法需要嚴格鑒別，往往涉及許多專業學問，幷不是普通的海關官員所能勝任的。
他還認爲，對具有有害內容的出版物實行限制，禁止濫用出版自由的非法行爲，是世界各國的通例，中國政府業已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也有規定。但是這種限制，必須符合法治原則。實施限制的公共權力必須依法授予，限制的項目和標準必須以法律明確規定幷公示，公民的行爲法無禁止即自由。中國法律也已明文規定，一切法律、法規都必須公布，未經公布的內部文件不能作爲制裁的依據。
海關扣"禁書"，依據在哪里
作者: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楊整 發自廣州
一位學者購自香港的多本學術著作，在進入廣州時，被海關認定是違禁印刷品。當這位學者要求海關公示禁書目錄及具體依據時，海關稱這是保密的。
沒有公開的內部文件，能不能作爲行政處罰的依據？這位學者和海關打上了一場官司。
不少人有過這樣的經歷，從海外購買的某些書籍，在進入中國海關時，却因涉嫌違禁印刷品被查扣。大多數人選擇了接受，但知名學者馮崇義選擇了打官司。
這位學者持中國護照，現爲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副教授，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南開大學兼職教授。
禁書目錄是保密的
6月5日上午，學者馮崇義在從香港進入廣州天河車站海關的例行檢查時，被海關工作人員查扣書籍。被查扣的是11本購自香港的學術著作，包括《解構與建設》、《燭盡夢猶虛——胡耀邦助手林牧回憶錄》、《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等。海關的查驗記錄稱所扣留的書籍涉嫌違禁印刷品。
馮崇義向海關工作人員解釋，這些書均是香港正規出版社的合法出版物，這些書大多是由中國國內學者撰寫或編著的中國現代史研究著作，只是因爲各種原因在港臺地區出版。而且對自己專業研究工作非常重要。
2小時後，溝通宣告失敗。馮崇義當即追問海關工作人員，誰定的"違禁印刷品"？哪些書籍屬"違禁範圍"？"海關審查書籍"是否合法？公衆從何處知道具體的"違禁"內容？
海關工作人員解釋：哪些書籍屬"違禁範圍"，由"有關部門"决定，海關內部掌握。據南方周末記者從海關內部人員瞭解，在海關入境現場重點查驗房有一份內部的違禁印刷品目錄清單，查獲可疑書籍時，工作人員可將書名輸入電腦查詢核對。但該查禁目錄即使對海關其他科室的工作人員，都是保密的，更遑論對外公開。
一個半月之後，馮崇義再次來到廣州天河車站海關交涉。最終，他要回了4本，但其餘7本書仍被查扣。
湖南長沙《晨報周刊》文化版編輯袁複生與馮崇義有同樣遭遇。7月底，袁複生獲邀參加香港書展，在書展上淘到了《拒絕遺忘》、《江戶四十八手》等4本書。在進入廣州海關時被查扣。袁向海關人員解釋，《拒絕遺忘》在1999年就已由汕頭大學出版社在內地出版過，只是數量少比較難買到，完全屬合法出版物。但海關仍以查扣禁書處理。
保密的內部規定可否作爲執法依據？
溝通無果後，馮崇義把廣州天河車站海關告上廣州市中級法院，要求海關撤銷收繳决定幷公開道歉。
此案在10月14日開庭，庭審中雙方的爭議焦點是：海關扣書行爲有無法律依據？海關審查禁書的具體標準到底是什麽？有否公布于衆？
原告馮崇義認爲海關審查書籍內容屬于越權行爲，海關法第二條中所提及的政府授予海關權限幷沒有包括對出版物內容的審定權限。原告還提到，海關也沒有公布具體的審查禁書標準和清單，讓公衆明白哪些屬于違禁印刷品。
廣州天河車站海關在答辯狀中稱，此案中所收繳的7本書均明顯含有相關法律、行政法規規章規定的禁止性內容，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出境印刷品以及音像製品監管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止進出境物品》中所列的禁止進出境物品，海關是依法予以收繳。
但馮崇義認爲，海關的收繳清單上幷沒有查明和告知，他的書違反了何種禁止性或者限制性法律法規。他認爲，廣州天河車站海關所作的收繳清單缺乏對禁止入境事實認定的依據，其做法違背了行政執法"行爲有據"的基本原則，屬于行政訴訟法規定應予判决撤銷行政行爲的情形。
他還認爲，行政處罰法要求"行政處罰遵循公正、公開的原則"。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止進出境物品》中對禁止入境的印刷品有過定義——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道德有害的當屬違禁印刷品。但什麽是違禁印刷品，應該有個公布于衆的目錄，否則公衆無從遵循。而現在，海關查扣"禁書"的目錄却是秘密的內部規定，這有違法治國家"法無明文規定不爲罪"的基本法治原則。當前中國的法律框架，是不支持這種權力濫用的。
國內獲獎作品被海關認定是"色情淫穢書籍"
調查中發現，福建青年作家陳希我遇到的情况更爲奇特。2007年12月，臺灣一家文化公司出版了陳希我的小說集《冒犯書》繁體中文版後，給他郵寄了12本樣書。
福州海關查扣了樣書，稱繁體中文版的《冒犯書》屬淫穢書籍。
陳希我詢問海關："判定《冒犯書》爲色情淫穢書籍的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是什麽？"福州海關答復："海關印刷品監管審查具有涉密性和特殊性，具體依據無可奉告，海關歷來都是這麽做的。"
其實，《冒犯書》早在臺灣出版之前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公開出版。值得一提的是，繁體中文版《冒犯書》中的10篇小說，均在《人民文學》、《收穫》、《花城》、《天涯》等大陸知名文學刊物上公開發表過，書中的7篇小說還曾經獲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提名獎、福建省"百花獎文藝獎"等多種獎項。
2008年初，陳希我將福州海關告上法庭。
讓陳希我失望的是，案件一審二審都判其敗訴，他的小說集《冒犯書》被判"宣揚了淫穢行爲"。不僅如此，福州市中院和福建省高院在審理案件時，均以"涉及國家機密"爲由不公開審理。
陳希我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表示，雖然終審敗訴，但他還會繼續申訴。同時，他已于8月初致函全國人大，希望自己的遭遇能够對保密法修改起到借鑒意義。
北京市高院曾認爲海關禁書無據
馮崇義的官司勝敗難卜，陳希我的官司已經敗訴，而有同樣遭遇的律師朱元濤曾經打贏過這類官司。
7年前，北京律師朱元濤從香港帶回《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脉》一書，在北京機場海關過關時被查扣。他在北京二中院起訴了首都海關。此案被稱爲首起海關審查違禁印刷品引發的訴訟。
朱元濤一審敗訴後上訴至北京市高院，北京市高院二審判决指出，首都機場海關所作的行政處罰决定書缺乏對禁止進境事實認定的依據，其做法違背了行政執法"行爲有據"的基本原則，判處首都機場海關撤銷查扣决定，朱元濤勝訴。
除了勝訴的結果出人意料之外，北京市高院還在審理階段查明了一個關鍵事實——對于印刷品進出境問題，海關總署從未根據海關法和其他有關法律法規幷會同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確定及公布禁止進出境印刷品的名單，僅有內部網站上的禁止進境印刷品目錄爲據。
朱元濤以爲，憑著這一紙已經生效的終審判决，他可從首都海關拿回被查扣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但兩個月後，北京市高院又對此案作出了改判，重新維持了首都海關沒收該書的行政處罰。
七年後的今天，違禁印刷品的名單依然沒有公之于衆。
媒介法學者，中國傳媒大學教授魏永征教授指出，對于海關那些比較模糊和粗疏的規定，人們有理由要求相應部門公布具體標準，甚至違禁物品目錄。
他認爲，海關對出版物的查禁顯得缺乏嚴格程序。雖然也有專職人員審讀、領導審批的手續，甚至還報告了海關總署。但是，出版物是一種精神産品，它的內容是否合法需要嚴格鑒別，往往涉及許多專業學問，幷不是普通的海關官員所能勝任的。
他還認爲，對具有有害內容的出版物實行限制，禁止濫用出版自由的非法行爲，是世界各國的通例，中國政府業已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也有規定。但是這種限制，必須符合法治原則。實施限制的公共權力必須依法授予，限制的項目和標準必須以法律明確規定幷公示，公民的行爲法無禁止即自由。中國法律也已明文規定，一切法律、法規都必須公布，未經公布的內部文件不能作爲制裁的依據。
【專題】柏林墙20年（二）
博主按：
老大哥突然變成修正主義，"我們一直在與歐亞國打仗"。與此同時，這些曾打著同樣旗幟的朋友們，又如何看待我們？顧彬的一面之詞"他們最怕1979年以後的中國"就講述了類似的趣事。狗不僅咬人，還會互咬。
《人民日報》適時的評論，又是多么美妙的和音。
當然，即便是腐朽的資本主義人民偶爾也有崇高理想。當東德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奔向自由的同時，也會有一些特立獨行的西德人一意向東，《反方向"叛逃"：奔向東柏林》為你講述東游記。
注：有所刪減。
混亂的一年
3月2日：匈牙利拆除了匈牙利與奧地利邊界的鐵絲電網。俄國未作反應。
6月3日：成爲社會運動組織的波蘭工會聯盟"團結工會"，幾乎贏得了它參與爭奪的每個席位。
8月23日：波羅的海各國的抗議者形成一條長400英里的隊伍，要求脫離俄羅斯，實施自治。
9月：在夏末，幾千東德人逃離，許多用旅游簽證進入東部各國，然後在西德使館夜宿。9月10日，匈牙利宣布，東德人可自由通過匈牙利去西德。
10月6-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慶祝成立四十周年。蘇聯總統米凱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試圖勸說民主德國領導人埃裏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接受改革。那時東德有大量人抗議。二周內，昂納克被迫下臺。
11月3日：捷克斯洛伐克當局允許東德人去西德。
11月9日：民主德國當局屈于壓力，開放了去西柏林和西德的邊界，柏林墻倒塌了。
11月10日：蘇聯的堅定盟友、保加利亞的托多爾•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 of Bulgaria）被他的政治局流放。民衆的抗議越來越强烈，最終保加利亞于1990年舉行了自由選舉。
11月17日：防暴警察鎮壓了布拉格的和平示威，從而激發了一系列大型民族示威，罷工運動席捲全國。
11月24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完全"政治局下臺。
12月17日：羅馬尼亞獨裁者尼古拉•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sescu）下令對蒂米什瓦拉（Timisoara）的抗議者進行血腥鎮壓。邊界關閉。四天后，齊奧塞斯庫向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的民衆講話時，群衆的噓聲使他大爲震驚。
12月22日：羅馬尼亞軍隊倒戈。
12月25日：齊奧塞斯庫和他的妻子愛蓮娜被行刑隊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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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顧彬："他們最怕1979年以後的中國"》
在1985年以前，民主德國不允許他們的人民關心中國，看有關中國的消息。"在東德基本不能學漢語，他們只允許幾個人學現代漢語。"顧彬說。他生活在聯邦德國，1966年他的學術志向由神學轉爲漢學……
南方周末：據說當年柏林墻有70萬枚地雷，6萬支自動掃射機關槍，還有1100只訓練有素的狼狗，東德領導人也有"越墻者射殺"的命令？
顧彬：這個數目我不太熟悉，但是報道肯定都是有道理的。1985年我住在柏林，差不多每天都能看到柏林墻，柏林墻前後都是空地，東柏林到處都會有炸彈。有時候我去東柏林，他們的檢查非常嚴格，因爲我是漢學家。那時他們最怕中國，最怕1979年以後的中國會影響到東德。
在原來的西柏林中國非常紅，每天都有報道。有一次，可能是1980年代初，我去東柏林的時候，身上帶著電臺的海報，海報上是預告明天要報道"中國'文革'"專題。海關發現了海報，問我爲什麽把這個海報帶到民主德國去，他把海報收走了，他們怕東德人會聽這個報道。
南方周末：民主德國爲什麽會害怕跟他們一樣走社會主義路綫的中國？
顧彬：中國從1979年開始不是走向改革的路嗎？他們怕東德人發現他們的社會主義有問題，然後從中國來看他們走的社會主義。無論是"文革"的中國，還是1979年以後的中國，他們都怕。
南方周末：德國的統一被看成是冷戰的結束，整個東歐變革的象徵。
顧彬：是。但這麽多年以後，我認爲東歐的變革沒有中國成功。因爲他們沒有經濟基礎，也缺少民主精神，搞得好的還是原來的民主德國，現在雖然還落後一些，但是跟1989年比起來，發展也不錯了。原來他們城市完全被破壞了，民主德國沒錢修，現在好多原來難看的城市都非常漂亮。但是現在德國東部的人還是覺得非常不公平。因爲西柏林無論經濟還是城市面貌都比東部好，覺得發展得慢。
我覺得變化慢一些很好，中國的變化就是太快了，中國人自己也跟不上這個發展速度，原來特別好的代表城市面貌的東西也都拆掉了。
南方周末：柏林墻倒塌的時候，你看到的德國民衆是什麽樣的反應？
顧彬：都高興死了。我們很想德國作爲一個國家統一起來。另外他們的社會主義和政治體系也是有問題的。舉個例子，我1970年代末、 1980年代初想在柏林開一個現代漢語大會，因爲當時的民主德國出了一些非常好的中國現代漢語課本，尤其是1950年代的。我想請他們來開會，他們怎麽回答呢？你們是帝國主義，我們不來。他們總是批評當時西德的人，是美帝國的走狗，不管是老百姓還是政治家們，都這樣批評。其實那時候西德知識分子中有很多左派，他們也對美國的經濟模式持批判態度，也反對美國，也反對越戰。
南方周末：柏林墻倒塌的時候，你在做什麽？
顧彬：我在波恩大學教書，我們都在關心中國，1989年的中國。
從1980年代初東德就已經投降了，因爲東德沒有選擇中國之類的路——如果東德跟中國一樣，從1979年走上改革之路的話，可能它現在還在。東德的消失有兩個原因：第一，沒有進行經濟改革；第二，它還在控制著人民，控制太厲害。
1980年代中國人可以到國外去，雖然很麻煩。但東德根本不允許國民到西方國家旅游。還有就是他們沒有什麽物質基礎。從1980年代初開始，當時西德政府給東德很多很多的錢，因爲他們差不多破産了。當時西德政府怕東德會發生什麽動亂，怕蘇聯的軍隊跟進布拉格或匈牙利一樣來東德，鎮壓那裏會發生的什麽起義之類的活動，所以當時西德每年給東德很多很多的錢，但是沒有人公開說這些。1989年之後，埃利希•昂納克下臺後，接替他工作的那個人很清楚，沒有辦法獨立下去了。這也是爲什麽他們那時候沒有派什麽軍隊阻止人們逃亡柏林，沒有阻止當時的東柏林的人把柏林墻拆除，政治家自己覺得"我們完蛋了"。
南方周末：1989年前的東歐，整個社會形態都處于被禁錮的狀態，知識分子的思想有沒有自由？
顧彬：對，但這些作家可以在西方發表他們的作品，所以當時無論是哪個東歐國家都有好的文學作品，即使是在被禁錮的時候。
南方周末：在封閉和禁錮的時代，東德的知識分子的狀况如何？
顧彬：東德作家分三類：一批跟當時的政府合作過，做顧問，這是德國的一個固定名詞——"顧問"，就是你老要給他們寫報告，某個人在想什麽、做什麽，不少作家跟警察機構合作過；另一批不一定這樣做過，但他們自己覺得民主德國是不錯的；第三部分作家，對民主德國持批評的態度，但是他們不否定社會主義，只是覺得他們的社會主義有一定的問題，應該改，所以通過作品表達社會主義改革的希望，這些書他們沒法在東德發表，就在西德發表。發表以後，他們就要面臨一個選擇，離開東德去西德。很多人要求留下來。
有個非常有名的歌手、詩人，叫畢爾曼（Wolf Biermann），他希望民主德國改革，所以經常用中國因素來表示他的期望。比方用長城之類的象徵。一次他去西德朗誦詩歌，民主德國也派特務去，讓他們報告他的情况，最後决定不允許他回來。大部分當時民主德國的作家，也包括藝術家，相信社會主義，但是他們相信的那個社會主義跟民主德國的社會主義，可能不一樣。
南方周末：西德的作家狀况呢？
顧彬：西德的作家有不少主張中國式社會主義，大部分作家、藝術家都是蘇聯式的左派，受"文革"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從今天來看，他們當時對中國的瞭解很有限，所以到了1980年代開始，慢慢瞭解"文革"。不少受到"文革"影響的作家們，後來公開地說："我們犯了一個錯誤。"
原來西德的政府跟西德的作家關係非常不好，互相駡，到了1989年以後情况好一些。雖然作家經常和政府對立，但他們還是能够發表作品，能在任何公開場合發表自己的看法。
南方周末：德國統一也一直有反對的聲音，君特•格拉斯曾批評德國統一是違憲行爲。
顧彬：格拉斯敢說，但我覺得他的立場有一點問題，他也說過我們西德占領了原來的東德，我覺得這是胡說八道。但是他有代表性，有不少人覺得民主德國應該是獨立的，他們應該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理想。柏林墻倒塌，爲什麽？人不能騙自己。包括知識分子在內，都要面對具體的問題，1989年之後我們應該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對人的解放。柏林墻的倒塌，在我看是對人的一種解放。
南方周末：德國經歷了意識形態的變革，這樣的變革對國家的影響大嗎？
顧彬：非常重要，意識形態會幫助一個國家發展，所以中國需要思想勇敢的人。不要怕什麽，如果有什麽錯的看法，可以改。
南方周末：意識形態的禁錮與封閉只會導致社會的倒退，甚至崩潰。
顧彬：是，肯定是。有人說是全球化時代，我說是合作時代。
比如，不少人認爲德國才實現了所謂的社會主義理想，因爲我們是福利國家，人們沒有錢也能過比較好的日子，也有人說，中國現在是資本主義國家。所以，對社會主義如何定義，還是一個問題。社會主義的一些思想在德國還是影響很大，他們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比較具體的，就是"我們應該用什麽樣的方法給老百姓帶來好處？"所以無論是基督民主黨，還是自由黨，他們都考慮人們怎麽能够更好地過日子，所以社會主義的思想對德國每個政黨都有影響。但是，最重要的是，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際上，用什麽樣的方法來提高人民的生活。
南方周末：對于中國的作家，你有什麽建議可以分享？
顧彬：有些當代作家，他們把文學看成是玩具，但是文學是非常嚴肅的東西。另外作家應該勇敢，應該敢于公開提出社會的問題。德國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多，人的精神危機越來越嚴重，現在人們不是去找什麽牧師、什麽神父解决精神上的問題，他們是去找哲學家，找作家。中國的作家不像西方作家對社會、對公共事務那麽關心，那麽深地介入，西方作家經常會直接出來發表自己的思想觀點。最近作家余華在德國發表演講，談到了中國社會的一些問題，這樣做非常勇敢。我覺得現在的中國作家要向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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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上的民主德國
1989年10月4日
民德四十年來取得巨大成就 城鄉人民喜迎國慶40周年
第3版(國際新聞)
本報柏林10月4日電 記者許宏治報道：在民主德國成立40周年前夕，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政治局舉行招待會，400多名反法西斯老戰士、革命老戰士和早期積極分子應邀來到黨中央大厦，與党和國家領導人歡聚一堂，共慶佳節。總書記昂納克同志在祝酒詞中說，民德40年來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取得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成就。
昂納克說，那些敵視社會主義的人不能容忍在德國土地上成立民主德國。直到現在，還有人認爲可以通過全面進攻消滅民主德國。這完全是痴心妄想。
昂納克駁斥了"1937年邊界的德意志帝國繼續存在"、"改變歐洲現狀"、"對所有德國人行使保護責任"等論調。他强調，民主德國反對一切修改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戰後發展結果的企圖。
新華社柏林10月4日電（記者那福才）10月7日是民主德國成立40周年。節日前夕的首都柏林秋高氣爽，景色宜人。綠色的草坪上鋪蓋著一層金黃色的落葉，家家戶戶的陽臺上擺滿了一盆盆鮮花，街心花園裏更是花團錦簇、色彩繽紛。市場供應充足，蔬菜、肉類、瓜果和各類食品擺滿了貨架，百貨商場的商品琳琅滿目、應有盡有。人們沉浸在迎接節日的喜慶氣氛之中。
40年來，首都柏林和民主德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整個柏林市幾乎成了一片廢墟，60％的建築物被炸成瓦礫。
德國統一社會黨1971年提出了"建設發達社會主義社會"的奮鬥目標，幷確定了"經濟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相統一"的社會主義建設總方針，找到了一條符合本國具體情况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從1971年起，民主德國的經濟以每年平均遞增4％左右的速度穩定發展。目前，它已經發展成爲擁有門類齊全的現代化工業和農業的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標志著國家經濟實力的生産性國民收入，由建國初期的290億馬克增加到1987年的2600多億馬克，人均工業産值已躋入世界十大工業强國之列。
1989年10月7日
民主德國光輝的四十年
第7版(國際專頁)
魏斯
今天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誕生40周年的日子。40年來，社會主義已經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深深地扎根幷茁壯成長。
在廢墟上重建家園
法西斯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瘋狂地侵略了許多歐洲國家，給億萬人民帶來深重灾難，德國人民也深受其害。民主德國所在地區40％的工業設備（其中重工業設備70％多）、60％的交通運輸設備、30％的農業機械和40％的住房遭到嚴重破壞。
戰後，民主德國人民首先在農村進行了土地改革，同時實行基本生産資料國有化，沒收戰犯和壟斷資本家的廠礦企業，建立起國營企業。此外，銀行、交通運輸和郵政電信也實行了國有化。工農國家掌握和控制了發展國民經濟的命脉。然而，民主德國沒有走消滅一切私有經濟的道路，在國民經濟中至今仍然保留一定數量的私人個體經濟。他們認爲，在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占統治地位的條件下，少量的私人個體經濟存在，能够對社會主義經濟起補充作用。
全國人民同心同德，頂住各種壓力，歷盡千辛萬苦，在廢墟上重建了家園，1950年工農業生産就基本上達到了戰前水平。
1951年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集中全國人力、物力和財力，優先發展重工業，儘管遇到許多困難，但經過全國人民艱苦努力，在不到兩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就建成了能够適應經濟發展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
持續和穩定地發展經濟
民主德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是比較快的，1950——1970年生産性國民收入翻了兩番，每年平均增長7.2％。1971年民主德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這一年至1986年，生産性國民收入又翻了一番，每年平均增長4.6％，1987年和1988年又分別增長4％和3％。
民主德國國民收入的增長主要是靠提高勞動生産率取得的。多年來，提高勞動生産率一直是民主德國經濟政策的核心。由于勞動生産率的不斷提高，民主德國與聯邦德國勞動生産率水平的差距正在縮小，1950年民主德國僅相當于聯邦德國勞動生産率水平的45％，1988年已達70％左右，跟英國的勞動生産率水平大致相等，在蘇聯東歐國家中是最高的。1988年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國民收入爲16166馬克（約合8000美元）。民主德國已居于世界發達工業國家之列。
重視教育和科學技術
民主德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是與大力發展教育、科學技術分不開的。多年來，民主德國重視智力開發和人才培養，教育投資約占國民收入的6％—7％，其增長速度一般都比國民收入和國民經濟投資的增長速度爲快。近年來全國已普遍實行十年制義務教育，職業培訓和高等教育也得到了很好的發展，1987年全國居民中每萬人有174.9名大專院校學生。職工的科學文化水平較高，其中大專院校畢業生占21.6％，技術工人占60.7％。
黨和政府把技術研究工作視爲發展生産力的重要手段，認爲國民經濟的發展及其生産水平提高越來越取决于科學技術進步的成果。國家用于科學技術與開發的經費不斷增加，60年代每年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3％，70年代以來增加爲4％多，接近世界先進國家水平。發展科學技術已成爲民主德國提高勞動生産率和增加新産品的最重要手段，勞動生産率增加的90％以上是通過運用科學技術成果取得的，工業産品更新率已高達30％左右。
大力發展農業
民主德國非常重視農業生産。他們認爲，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與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他們下大力氣抓農業生産。畜牧業上得較快，在農業總産值中約占2／3。多年來，肉、蛋、奶、黃油已自給有餘。種植業較發達，1982年以來，穀物産量每年都超過1000萬噸。1988年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穀物産量約600公斤。
民主德國農業生産已實現現代化，農業機械化、化學化水平很高。隨著農業生産的發展，農村面貌發生巨大變化。70年代以來，農業生産合作社跟國營農場 一樣，也實行工資制，農民的收入跟職工的收入相差無幾，兩者享受大體相同的福利。城鄉差別已經很小。
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民主德國職工月平均收入不斷提高，1950年爲311馬克，1970年爲755馬克，1987年爲1233馬克，1989年上半年又有增長。多年來，國家實行基本消費品價格穩定政策，主要食品和日用消費品價格以及服務收費指數基本上未變動。市場供應是比較充裕的。居民住房寬敞，目前人均達27平方米，房租較低，約占職工家庭收入的3％左右。
居民的食品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肉、奶、蛋和黃油等畜産品在食品中所占比重約爲40％，在國際上是高水平的。1987年每人平均消費肉和肉製品99.4公斤，魚和魚製品7.9公斤，蛋和蛋製品303個，黃油15.5公斤，人造黃油10.3公斤，牛奶 108.3公升。家用高檔消費品占的比例較高，1987年每百戶家庭中，有小汽車52.6輛，冰箱152.1台，洗衣機104.6台，電視機121.6 台，其中彩電47.1台。1967年起實行5日工作周。1976年起工人每周工作42小時，輪班工人爲40小時。1979年起職工每年休假日期爲21天。
民主德國人民正在党的領導下加强團結，進一步推進經濟、文化建設，爲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成果，爲保衛世界和平而奮鬥。
（附圖片）
圖爲民主德國一個普通家庭。全家幸福、其樂陶陶。
很遺憾沒找到這張所謂"其樂融融"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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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10日
民主德國宣布開放邊界
民德一著名女作家呼籲公民留在家鄉參與改革
西德內政部長指出民德公民慎重考慮移居問題
第4版(國際新聞)
本報柏林、波恩11月10日電 記者許宏治、江建國報道：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政治局
http://www.infzm.com/content/37172
反方向"叛逃"：奔向東柏林
作者: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平客 發自德國柏林、漢堡 2009-11-11 17:11:17 來源:南方周末
德國時間11月9日晚，柏林勃蘭登堡門前的廣場上，一道長達1.5公里的多米諾墻體被推倒，有十余萬人在微雨中參加了這一活動。人群中有兩位"特殊"人物，一位是前東德共産黨地方女幹部露茜，另一位是前丹麥共産黨員亨利克。
他們倆都是德國作家佳杰思（Adrian Geiges）的老朋友。
佳杰思曾擔任德國貝塔斯曼圖書出版公司中國公司的CEO，也曾爲德國《明星》雜志擔任駐亞洲首席記者，幷成功報道2008年北京奧運會，還娶了一位中國太太。
30年前，生長在西德資本主義社會下的佳杰思就對社會主義東德充滿嚮往。1979年，他秘密前往東德，以"耗子"之名參加了由東德共産黨主辦的"幹部學校"，由此他與同樣參加培訓的露茜和亨利克結識。爲期一年的"幹部學校"培訓結束後，回到西德的佳杰思與大部分同學始終保持著聯繫，只有露茜30年來一直不見踪影。
就在柏林墻倒塌20周年紀念日前一周，佳杰思接到了露茜發來的電子郵件，他這才知道，30年前，離開"幹部學校"後，露茜與丹麥人亨利克在校期間的戀情被發現，她因"裏通外國"罪被下放到東德偏遠地區勞改，而亨利克則被前東德國家安全部（Stasi）發展爲秘密特工。
10月31日，萬聖節，在漢堡火車站站臺上，佳杰思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幾天後，他就要和亨利克一起去探望失散30年的露茜了。"我想能征得他們的同意，把這個曲折的故事寫成書。"佳杰思說。這位德國作家、記者已經出版6本著作，其中《我的憤青歲月》被翻譯成中文幷出版發行。
時尚的信仰
1960年出生于西德西南部的佳杰思正在上中學，他從父親的書架上發現一本紅色的小册子——德文版《毛澤東語錄》。
這是他與共産主義的第一次親密接觸，他被毛澤東的話深深吸引了，從那時起，他就把這本紅色封皮的小册子塞到牛仔褲的屁股兜裏隨身携帶。
佳杰思的父親1933年前曾經是德國共青團成員，後來逐漸遠離政治。正是如此，父親對佳杰思的"异常"政治傾向持較爲開明的態度——1970年代初期，佳杰思對共産主義的信仰在同學中顯得有些异類，同學們看到他在操場上苦讀"紅寶書"，就取笑他，把他叫作"赤猪佬"或"紅耗子"。
因越戰引發的全球反美浪潮是佳杰思少年時代的大背景。1967年，德國發生警察殺死一名學生的事件，引起社會抗議及反思。在佳杰思心中，當時西德私人企業和資本家盲目追求利潤，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差距、環境污染等問題，且日益嚴重，這成爲他逐漸對共産主義理論産生興趣幷成爲信仰者的重要因素。
1970年代，在佳杰思就讀的中學附近，有一個西德共産黨人開辦的書店，裏面大都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佳杰思很快成了那裏的常客。由此，他和黨組織建立了聯繫，不時參加書店組織的各種研討活動。1978年，佳杰思向書店裏的一位西德共産黨員提交了入黨申請書，很快，他成了一名共産黨員。
"西德人加入西德共産黨相對比較容易些，不像東德人加入東德共産黨要經過很多審查和考驗。"佳杰思說他入黨的過程十分順利。當時的西德共産黨以反對黨出現在政治舞臺上，隊伍不算壯大，他們主張以和平方式參與改造社會的鬥爭。那時候，他已經從各種渠道知道了有關斯大林的歷史問題，但他接受了共産黨對此所下的結論，相信那只是斯大林犯下的個人錯誤，與制度無關。同時，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樹立的功績在他心中是不可動搖的。"那個時候，我們的父輩們很少談及納粹犯下的罪行。"在佳杰思處于成長期的歲月裏，他始終認爲，西德的成年人只知道賺錢。
佳杰思坦陳在自己的少年時代，共産主義信仰在資本主義制度的西德有一定時尚性，它不僅能凸顯一個生長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年輕人特立獨行的一面，也可以爲年輕人的叛逆性格找到出口。儘管從小性格內向，不善言談，但佳杰思依然用共産主義信仰表達著對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憤怒，多年後，他把那本記錄自己信仰歷程的自傳體著作的中文版命名爲《我的憤青歲月》。
父親對佳杰思的共産黨員身份持默許態度，母親却强烈反對。在當時的西德，加入共産黨是合法行爲，但共産黨員不被允許進入西德政府機構工作，也不能擔任教師、郵政等職位，母親認爲加入共産黨會使得自己的兒子將來不好找工作。
"我是被接應的"
1979年夏天，19歲的佳杰思接到秘密指令，黨組織要派他前往東德進行爲期一年的秘密集訓，參加由東德共産黨主辦的"幹部學校"。他被告知這次行動屬于高度機密，不得對家人透露行程。佳杰思非常興奮，"不自由，毋寧死"的念頭涌上心頭，甚至興奮得結巴起來。不過，佳杰思最終還是向父母說了要去東德的事，只是沒有告訴他們去哪以及去幹什麽。
共産黨安排佳杰思和他的同志們從西德西南部出發，經過東德邊境進入西柏林。抵達東德邊境的時間是1979年9月3日淩晨，這一天恰好是佳杰思的生日，東德的一位軍官看了看他手中的護照，笑著對他說："我注意到了，今天是你的生日，生日快樂！"
他們在西柏林吃了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最後一頓早餐——肝泥腸加小麵包，隨後來到弗裏德裏希大街上的查理檢查站，這裏是出入東西柏林的重要關口，檢查站旁聳立著高高的柏林墻。
排隊等候時，佳杰思看到他前面的一個美國人遭到東德邊防軍的粗暴指責，還用德語駡駡咧咧，他心裏有些害怕。
一起前往東德的同志告訴佳杰思不必擔心，東德邊防檢查站已經接到了上級指示，他們很快就要順利進入東柏林了。終于輪到自己了，他掏出那張沒有簽證的護照，結結巴巴說了一句："我是被接應的。"邊防警察掃了一眼名字，立即露出熱情的笑臉："同志，熱烈歡迎你來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隨後拿出一張單頁特別簽證，這是爲了不在他的護照上留下任何痕迹，可以讓他們在一年後回"敵國"西德時，不被發現曾在東德待過一年。
順利穿過柏林墻之後，佳杰思和同志們終于踏上了東德的領土，撲面而來的是滿街的消毒水味道，他們乘上了東德國家鐵道部的專用火車，駛往"幹部學校"所在地。一路上，火車停停走走、慢慢騰騰，沒有西方世界的光怪陸離與五光十色，但這一切都與佳杰思對消費社會的鄙視不謀而合。
每天都有大新聞
"1917年十月革命提出了'不要富人'的口號，到了1980年代，蘇聯人發覺富人是沒有了，因爲大家都變成了窮人。"佳杰思說。
十年後的1989年，柏林墻倒塌時，佳杰思已經不再是西德共産黨的共産黨員了。他那時對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革新思維充滿了濃厚的興趣。這十年間，佳杰思去了朝鮮、越南、古巴，也來到了中國，親眼目睹了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他開始反思不同國家在社會主義實踐中産生的一系列問題的根源，1989年初，佳杰思離開了西德共産黨，幷計劃去蘇聯，于是，在1989年11月初，他開始了爲期三個月的俄語學習。
1989年11月9日，晚上八點，正在西德杜塞爾多夫附近的波鴻大學學習俄語的佳杰思從電視上看到了柏林墻即將被推倒的消息。
"當時的心情太複雜了，沒那麽興奮。"柏林墻倒塌20年後，在漢堡火車站附近的一家老式德國餐廳裏，佳杰思對南方周末記者講述了他得知這一消息時的第一反應。1989年，佳杰思的內心世界已經經歷了十年間的多次思想革新，他對斯大林的歷史問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有了新的認識，他開始試圖逐步從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尋找原因。佳杰思心底那座曾經堅挺無比的柏林墻開始鬆動了，對于現實世界的柏林墻，他的看法也因此有了轉變，他已經清楚知道這座墻的悲劇性。但是，柏林墻倒塌了，德國將向何處去，也成爲他和許多德國人的心中隱憂。
"那時候每天都有大新聞。"柏林墻倒塌後，佳杰思每天都要買五六份報紙，看各種不同觀點，"大家都是這樣，時刻都盯著新聞，看又有什麽大事發生了，也很想知道不同人如何看待這件事。"
佳杰思清楚記得當時的德國著名時事周刊《明星》雜志刊發文章歡呼"東、西德從此走向和平與友好"。"他們哪里想得到，文章發出來沒幾天，就已經沒有東、西德之分了——德國統一了。"佳杰思笑著說。
佳杰思向俄語老師請了一周的假，拿著一張十年前東德共産黨"幹部學校"同學的通訊錄，登上了前往東柏林的火車。他再次穿過柏林墻，與十年前一樣依然是由西向東，但這一次却完全不同——佳杰思一家家敲開了這些東德老朋友的家門，和他們徹夜長談。墻塌之後，老友們大都"雄赳赳、氣昂昂，跨過柏林墻"，到墻那邊看了看，然後，回到自己在東柏林的家，等待著進一步的消息。
在佳杰思看來，柏林墻的倒塌有著歷史的必然性。1979年到1980年間爲期一年的東德之行，讓他身處西德時對東德的一些幻想落了空。他發現他和西德的同志們對西德批評最多的環境污染問題，在東德更爲嚴重；在東德黨組織內，哪怕在"幹部學校"的課堂上，不同意見、不同聲音很難得到接納，迎來的往往是棍棒式的呵斥、口號式的謾駡；東德的暫時落後曾被他善意理解爲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必經之路，可他發現這個曾經令他心嚮往之的國度，許多人竟然吃不飽飯，這與他想像的"暫時落後"有天壤之別；所謂"公平"在這塊土地上，也只是一個泡影；東德媒體更是充斥著對領導人的贊頌與謳歌，滿紙都是形勢一派大好的宣傳，根本看不到半點社會問題的報道與探討……
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和東德"幹部學校"裏的同學們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回到西德後，他依然和許多同學保持著來往，其中就包括後來失散了30年之久的東德地方女幹部露茜和丹麥共産黨員亨利克。
歐洲版"潜伏"
露茜"神秘失踪"是在"幹部學校"學習結束之後。
當時，露茜與亨利克在"幹部學校"的學習過程中相愛，1980年夏天，學習結束，同學們各奔前程，佳杰思回到了西德，亨利克回了丹麥，露茜則回到東德地方黨組織繼續她的工作。露茜以書信、打電話等方式與亨利克保持著聯繫，不久，得到了亨利克希望分手的消息。此後的一天，東德國家安全部的特務走進了她的辦公室，向她宣布因爲她與外國人聯繫密切，不再適合黨組織工作，在露茜强調亨利克的共産黨員的身份時，Stasi的特務告訴她："那也不行。"她被下放到一家工廠當了工人，直到1989年。
下放期間，露茜與當地人結了婚，對方是個酒鬼，幾年後，她的丈夫在一次酩酊大醉後去世。
但是，露茜對亨利克的特務身份却一直不知情。事實上，在"幹部學校"期間，亨利克就已經被Stasi發展爲秘密特工，回到丹麥後，Stasi爲他配備了發報機、微型照相機等設備。不久之後，亨利克加入世界銀行，到紐約、華盛頓等地工作，開始爲東德提供情報。
亨利克是在1989年柏林墻倒塌前退出Stasi的，他不想再過這種擔驚受怕的日子。Stasi不允許他退出，給他寫了一封密信，信中以"阿姨"的口吻威脅他——"你走了，阿姨會生氣的，後果很嚴重。"亨利克心中充滿恐懼，他還曾發現自己家附近有人偷偷拍照。那時候，他已經成家幷有了孩子，但他還是沒有理睬Stasi的威脅。所幸的是，很快，柏林墻倒塌了，先後擁有27萬余名特工人員的Stasi也瞬間成了歷史。
1996年，柏林墻倒塌後的第7年，亨利克與露茜恢復了聯繫，從那時起，他們成爲了親密的普通朋友。露茜開始逐步適應在統一後的德國的新生活。起初，日子很不好過，與許多前東德人所面臨的困境一樣，露茜經歷了下崗的無助日子。如今，她已經逐漸擺脫困境，成了當地一家保險公司的主管，生活日趨穩定。
11月7日，佳杰思、亨利克、露茜來到勃蘭登堡門。那天，廣場上，已經竪起了許多塊墻體，上面有德國青年色彩斑斕的塗鴉。這些墻體呈半圓形排開，像是多米諾骨牌。兩天后，也就是11月9日，這個多米諾骨牌組成的柏林墻再次被推倒。"我不後悔！我對共産主義曾有的信仰，讓我去了世界上的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看了也想了許多，這些經歷構成了我的人生財富。"在回憶自己過去幾十年的紅色歷程時，佳杰思這樣說到道。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94347/67501
柏林墻倒塌20周年紀念——扭轉世界歷史的柏林自由時刻
Painted dominos in central Berlin
……如果我說"柏林墻倒塌"，那麽你的腦海中會浮現出什麽圖像？歡欣鼓舞的人群在表面覆蓋著色彩繽紛的街頭塗鴉的墻頭上跳舞？但在墻上跳舞的人幾乎都是西柏林人，他們從墻的西邊爬上墻頭，墻西面才是表面覆蓋著塗鴉的那一面。
但這個夜晚，從根本上來說，與他們無關……直到1989年2月，還有一個東德男子在試圖逃到西德時被槍殺。他的名字叫克裏斯•格弗羅伊（Chris Gueffroy）。殺害他的邊防警察們得到了一枚勛章和150東德馬克的獎金。）
……
首個邊界穿越是在Bornholmerstrasse一座越過地上城市鐵路S-Bahn的橋上。我的朋友Werner Krätschell是東德聖士會教堂的牧師，是最早一批越境者之一，他的教堂爲保護東德反對黨做了不少貢獻。馬上要過晚上11點了，邊防人員在他身份證的照片上蓋了個章，他向他們保證他會回來。
不，他們答道，這個章表明你永久移居。他還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在家，所以他試圖扭轉車頭回家。但就在他試圖在橋前邊界的十字路口轉向時，一名邊防守衛跑步向前，向自己的同事大喊："同志，新命令！他們可以返回。"因此Werner又將車開往西部。幾十分鐘後，約11：30時，守衛打開屏障，讓每個人都通過了。
又有一天，Werner在地下室翻找到了他的舊身份證，顯示給我看上面的圖章顯示：9.11.O>23——這就是說，在23點以後。如果你必須指出柏林墻真正倒塌的地點和時間，那將會是晚上11點後不久在 Bornholmerstrasse 。當Werner轉動他的方向盤時，世界歷史改變了。……
……
這是一群精心挑選的出演者，象徵著三方勢力：來自上層領導階層的綠燈和改革的範例（戈爾巴喬夫）；來自下層民衆的壓力（瓦文薩和東德反對黨活動分子）；以及西德媒體 ——他們在柏林墻真正開放前就大肆傳播這一消息，這反過來又推波助瀾，使之成爲事實。缺乏三者中的任一方，這一切就不會發生。
默克爾最偉大的前任之一、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前總理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曾說過，對于他來說，11月9日比10月3日——即德國在一年不到後正式統一的日子——更意義重大，自由之日比統一之日更能深深打動他……
……
那個晚上不僅打開了面向德國統一的大門，也敞開了通往歐洲統一的大門。在那個晚上的幾個月前，美國總統老布什（George H W Bush）極爲罕見地提出了他所不屑的"願景這東西"——描述了一個"完整和自由的歐洲"。今天，2009年11月9日，我們比歐洲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接近這個目標。任何時刻。
然而11月9日的關鍵詞依舊是自由。從一開始起，就其本質而言，這一天都與囚禁于柏林墻後"28年91天"的男人，女人，孩子的個人自由密切相關。
11月9日是一個象徵，它首先將作爲和平解放的形象而長存。
住在北京的某人最近發電子郵件給我，郵件中含有指向"Twitter柏林墻"的鏈接。網站上中文評論數量之多，引人注目，他告訴我，許多評論都是呼籲中國領導階層取消互聯網防火墻（也被稱爲長城防火墻或GFW）。其中一條評論提供了英文翻譯，對不懂中文的人很有用。這條評論是這樣的："胡先生，請打破GFW，把言論自由還給人民。"
最後的嬰兒——舊政體的最後的哭聲
1990年10月2日午夜前兩分鐘，莎拉•克萊爾（Sarah Klier）萊比錫（Leipzig，東德城市）出生，她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誕生的最後一個嬰兒，而第二天東西德再度統一，民主德國也不復存在了。
1990年10月2日，我來到了這個人世，因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最後的哭聲"而聞名。那時一位攝影師正在醫院等候拍攝第一個"統一寶寶"。那有可能是我，但顯然，我來早了。我的助産士對攝影師說："給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最後一個寶寶拍張照代替吧——這一定也很重要。"
我出生時，她大叫："這又是個東德人！（Ossi是當地對東德人的俗稱）。照片[上面正在哭叫的嬰兒右拳緊握，]傳遍全世界，我家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祝賀信，有法國的，還有非洲的。我們把這些信都貼在一本剪貼本上。甚至到了現在，我還能收到陌生人寄的生日卡。"
我的出生登記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出色登記册上，登記之後，這本册子就永遠合上了。人們問我作爲民主德國最後一個嬰兒過著怎樣的生活，就我所知，這和我無關——因爲我出生在德國。
最美妙的是我生日的第二天永遠是假日，因爲它是國慶日。當然，我在歷史課上學習有關這一天的知識，我知道我的母親和親戚告訴我的事，但我無法真正想像這一切。對我來說，我所看到的關于柏林墻倒塌的動人影片說明了一切。
我知道我們必須更靈活，我對整個世界持開放態度。我最大的愛好就是旅行，而且我明白如果我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長大的話，我就不能到處旅行。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14392/67153
戈爾巴喬夫：相信自己眼睛的男人
《經濟學人》
Nov 5th 2009 | MOSCOW
對俄國人來說，柏林墻的倒下幷不是什麽大新聞。甚至也不值得驚奇。自從1985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後，一切事情都是水到渠成。
到1989年爲止，他的俄式改革，或者說重建和開放政策，正在有聲有色的進行。俄國最著名的异見者兼核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已經被他從高爾基的流放地釋放回來，幷被選入第一届蘇維埃議會。曾被禁止的電影和書籍流入了知識分子中間。物理空間也已經開放，當時俄國人已經開始去西方旅行。
當時，派遣坦克去阻止東歐的天鵝絨革命是不可想像的。早在1985年，戈爾巴喬夫先生就告訴東歐各國的共産黨領袖們，莫斯科將不會干預他們的國內事務。這些領導人幷不相信他，或者相信但不願與他們的人民分享這個消息——因爲一旦蘇軍士兵和蘇聯津貼撤走的話，他們自己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數了。
1987年，戈爾巴喬夫先生曾造訪布拉格，那時捷克人民要求他留下來。在湯姆•斯托帕德最近的戲劇《Rock 'n' Roll》中，捷克主人公"簡"在劇中對一位英國記者表示："當時戈爾巴喬夫、美麗的俄羅斯式微笑和歌舞都讓捷克人民如痴如狂......當我們是改革者時，蘇聯是入侵者。現在蘇聯是改革者，他們如今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管理自己的權利有著深深的敬意"。
戈爾巴喬夫也認識一位"簡"先生。對方是他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的摯友，一位年輕的捷克共産黨員，名叫澤丹內克•米利納爾，此人後來成爲"布拉格之春"的領袖之一（此後他被開除出共産黨，幷被逐出了自己的祖國）。當戈爾巴喬夫成爲共産黨總書記時，米利納爾是少數幾個看好他的外國人之一，他表示： "與書本上的教條相比，我們現在談論的這個人更重視他自己的經歷、生活和感受"。
二戰爆發前，戈爾巴喬夫先生的童年時代是在俄羅斯南部村莊普利沃利諾耶度過的，幷在那裏形成最初的性格。他的兩位祖父都曾在斯大林鎮壓期間被捕。其中一位因爲拒絕集體主義，在1934年時被發配到西伯利亞砍樹；另一位雖然接受了新的農業政策，但在1937年被當作"人民公敵"被逮捕。雖然本人逃過一劫，但遭受訊問的記憶（明亮刺眼的燈光，手腕被摔在門上的痛楚）以及集體化在這俄國最肥沃地區造成的饑荒往事，這些都給戈爾巴喬夫先生的一生留下了無法磨滅的痕迹。
祖父的房子裏，列寧、斯大林的著作與畫像跟東正教聖象放在一起。在戈爾巴喬夫先生看來，列寧的著作與鄉下人的生活幷無衝突之處。在那位暴君死去之前，他從未懷疑過斯大林的角色。不過，他也對斯大林時代的一部經典喜劇——《庫班河的哥薩克》感到尷尬不已，因爲它描繪的是一副富裕的俄國鄉村景象。他曾告訴米利納爾，那是個謊言。
1956年，尼基塔•赫魯曉夫上臺後對斯大林的個人主義崇拜表示了譴責，幷試圖在這個國家裏抹去斯大林主義的色彩，這時戈爾巴喬夫先生的政治生涯開始起步。1967年，米利納爾曾來到俄國幷私下拜訪這位老校友。他們分享了受"布拉格之春"和俄國"暖化"啓發而來的思想和感受。不過，當 1968年8月，蘇聯坦克開進捷克斯洛伐克時，他們對于俄國改革的希望也隨之被碾碎。與其他改革者一道，米利納爾被送到莫斯科，幷强迫他們簽署了一個政治屈服的協議。他們將這個稱爲"正常化"，但實際上它恰恰不是。
戈爾巴喬夫先生沒有抗議。但在一年後訪問布拉格時，他再次相信了自己的眼睛和感受。他沒有看到米利納爾，對方當時已經被貶到博物館工作；那意味著政治生命已經完蛋了。不過，他看到了反蘇口號以及充滿敵意的工人，那些人拒絕與俄國訪問者對話。那是一次不愉快的旅行。"我發自肺腑的感到蘇聯的行動遭到了排除，幷被人民宣判有罪"。
在許多方面，戈爾巴喬夫先生的俄式改革都是對布拉格之春一次遲來的踐行。他的成就幷不是什麽偉大的思想創舉，而只是把多年來人們在莫斯科厨房裏的所思所想公諸于衆而已：蘇聯人民的生活水準與西方人相去甚遠；蘇聯的經濟畸形發展，以及"我們再也不能繼續這樣生活下去了"。這些都已是常識。然而，把他們公開說出來就是一種突破。
戈爾巴喬夫先生不是异見者，也不是革命者。他是個徹頭徹尾的體制中人。"在蘇聯，不是這種人就無法取得權力。誰都不行。戈爾巴喬夫也不行"，他的親密盟友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寫道。在某些方面這是他的一種束縛，但另一方面這也是他有可能達成改革的前提條件。
在戈爾巴喬夫先生心中，拆分蘇聯是他要做的最後一件事。他相信社會主義與民主是互補的，而且他改革的目的原本在于保護和修補這個國家。正是他的社會主義信仰、他的人類天性和體制內的合法性促使他解放了東歐。
對他來說，這是個價值觀的問題，而不是像如今俄國統治者所認爲的，是個地緣政治問題。與後者不同，他沒有四面受敵的心態，也不需要蜷縮在柏林墻背後。以後者的觀點來看，正如他們現在在學校裏教授的那樣，戈爾巴喬夫先生曾經天真的放弃了俄國的"安全圍欄"，得到的却是無關緊要的回報。而他們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老大哥突然變成修正主義，"我們一直在與歐亞國打仗"。與此同時，這些曾打著同樣旗幟的朋友們，又如何看待我們？顧彬的一面之詞"他們最怕1979年以後的中國"就講述了類似的趣事。狗不僅咬人，還會互咬。
《人民日報》適時的評論，又是多么美妙的和音。
當然，即便是腐朽的資本主義人民偶爾也有崇高理想。當東德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奔向自由的同時，也會有一些特立獨行的西德人一意向東，《反方向"叛逃"：奔向東柏林》為你講述東游記。
注：有所刪減。
混亂的一年
3月2日：匈牙利拆除了匈牙利與奧地利邊界的鐵絲電網。俄國未作反應。
6月3日：成爲社會運動組織的波蘭工會聯盟"團結工會"，幾乎贏得了它參與爭奪的每個席位。
8月23日：波羅的海各國的抗議者形成一條長400英里的隊伍，要求脫離俄羅斯，實施自治。
9月：在夏末，幾千東德人逃離，許多用旅游簽證進入東部各國，然後在西德使館夜宿。9月10日，匈牙利宣布，東德人可自由通過匈牙利去西德。
10月6-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慶祝成立四十周年。蘇聯總統米凱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試圖勸說民主德國領導人埃裏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接受改革。那時東德有大量人抗議。二周內，昂納克被迫下臺。
11月3日：捷克斯洛伐克當局允許東德人去西德。
11月9日：民主德國當局屈于壓力，開放了去西柏林和西德的邊界，柏林墻倒塌了。
11月10日：蘇聯的堅定盟友、保加利亞的托多爾•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 of Bulgaria）被他的政治局流放。民衆的抗議越來越强烈，最終保加利亞于1990年舉行了自由選舉。
11月17日：防暴警察鎮壓了布拉格的和平示威，從而激發了一系列大型民族示威，罷工運動席捲全國。
11月24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完全"政治局下臺。
12月17日：羅馬尼亞獨裁者尼古拉•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sescu）下令對蒂米什瓦拉（Timisoara）的抗議者進行血腥鎮壓。邊界關閉。四天后，齊奧塞斯庫向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的民衆講話時，群衆的噓聲使他大爲震驚。
12月22日：羅馬尼亞軍隊倒戈。
12月25日：齊奧塞斯庫和他的妻子愛蓮娜被行刑隊處死。
http://www.infzm.com/content/37171
南方周末，《顧彬："他們最怕1979年以後的中國"》
在1985年以前，民主德國不允許他們的人民關心中國，看有關中國的消息。"在東德基本不能學漢語，他們只允許幾個人學現代漢語。"顧彬說。他生活在聯邦德國，1966年他的學術志向由神學轉爲漢學……
南方周末：據說當年柏林墻有70萬枚地雷，6萬支自動掃射機關槍，還有1100只訓練有素的狼狗，東德領導人也有"越墻者射殺"的命令？
顧彬：這個數目我不太熟悉，但是報道肯定都是有道理的。1985年我住在柏林，差不多每天都能看到柏林墻，柏林墻前後都是空地，東柏林到處都會有炸彈。有時候我去東柏林，他們的檢查非常嚴格，因爲我是漢學家。那時他們最怕中國，最怕1979年以後的中國會影響到東德。
在原來的西柏林中國非常紅，每天都有報道。有一次，可能是1980年代初，我去東柏林的時候，身上帶著電臺的海報，海報上是預告明天要報道"中國'文革'"專題。海關發現了海報，問我爲什麽把這個海報帶到民主德國去，他把海報收走了，他們怕東德人會聽這個報道。
南方周末：民主德國爲什麽會害怕跟他們一樣走社會主義路綫的中國？
顧彬：中國從1979年開始不是走向改革的路嗎？他們怕東德人發現他們的社會主義有問題，然後從中國來看他們走的社會主義。無論是"文革"的中國，還是1979年以後的中國，他們都怕。
南方周末：德國的統一被看成是冷戰的結束，整個東歐變革的象徵。
顧彬：是。但這麽多年以後，我認爲東歐的變革沒有中國成功。因爲他們沒有經濟基礎，也缺少民主精神，搞得好的還是原來的民主德國，現在雖然還落後一些，但是跟1989年比起來，發展也不錯了。原來他們城市完全被破壞了，民主德國沒錢修，現在好多原來難看的城市都非常漂亮。但是現在德國東部的人還是覺得非常不公平。因爲西柏林無論經濟還是城市面貌都比東部好，覺得發展得慢。
我覺得變化慢一些很好，中國的變化就是太快了，中國人自己也跟不上這個發展速度，原來特別好的代表城市面貌的東西也都拆掉了。
南方周末：柏林墻倒塌的時候，你看到的德國民衆是什麽樣的反應？
顧彬：都高興死了。我們很想德國作爲一個國家統一起來。另外他們的社會主義和政治體系也是有問題的。舉個例子，我1970年代末、 1980年代初想在柏林開一個現代漢語大會，因爲當時的民主德國出了一些非常好的中國現代漢語課本，尤其是1950年代的。我想請他們來開會，他們怎麽回答呢？你們是帝國主義，我們不來。他們總是批評當時西德的人，是美帝國的走狗，不管是老百姓還是政治家們，都這樣批評。其實那時候西德知識分子中有很多左派，他們也對美國的經濟模式持批判態度，也反對美國，也反對越戰。
南方周末：柏林墻倒塌的時候，你在做什麽？
顧彬：我在波恩大學教書，我們都在關心中國，1989年的中國。
從1980年代初東德就已經投降了，因爲東德沒有選擇中國之類的路——如果東德跟中國一樣，從1979年走上改革之路的話，可能它現在還在。東德的消失有兩個原因：第一，沒有進行經濟改革；第二，它還在控制著人民，控制太厲害。
1980年代中國人可以到國外去，雖然很麻煩。但東德根本不允許國民到西方國家旅游。還有就是他們沒有什麽物質基礎。從1980年代初開始，當時西德政府給東德很多很多的錢，因爲他們差不多破産了。當時西德政府怕東德會發生什麽動亂，怕蘇聯的軍隊跟進布拉格或匈牙利一樣來東德，鎮壓那裏會發生的什麽起義之類的活動，所以當時西德每年給東德很多很多的錢，但是沒有人公開說這些。1989年之後，埃利希•昂納克下臺後，接替他工作的那個人很清楚，沒有辦法獨立下去了。這也是爲什麽他們那時候沒有派什麽軍隊阻止人們逃亡柏林，沒有阻止當時的東柏林的人把柏林墻拆除，政治家自己覺得"我們完蛋了"。
南方周末：1989年前的東歐，整個社會形態都處于被禁錮的狀態，知識分子的思想有沒有自由？
顧彬：對，但這些作家可以在西方發表他們的作品，所以當時無論是哪個東歐國家都有好的文學作品，即使是在被禁錮的時候。
南方周末：在封閉和禁錮的時代，東德的知識分子的狀况如何？
顧彬：東德作家分三類：一批跟當時的政府合作過，做顧問，這是德國的一個固定名詞——"顧問"，就是你老要給他們寫報告，某個人在想什麽、做什麽，不少作家跟警察機構合作過；另一批不一定這樣做過，但他們自己覺得民主德國是不錯的；第三部分作家，對民主德國持批評的態度，但是他們不否定社會主義，只是覺得他們的社會主義有一定的問題，應該改，所以通過作品表達社會主義改革的希望，這些書他們沒法在東德發表，就在西德發表。發表以後，他們就要面臨一個選擇，離開東德去西德。很多人要求留下來。
有個非常有名的歌手、詩人，叫畢爾曼（Wolf Biermann），他希望民主德國改革，所以經常用中國因素來表示他的期望。比方用長城之類的象徵。一次他去西德朗誦詩歌，民主德國也派特務去，讓他們報告他的情况，最後决定不允許他回來。大部分當時民主德國的作家，也包括藝術家，相信社會主義，但是他們相信的那個社會主義跟民主德國的社會主義，可能不一樣。
南方周末：西德的作家狀况呢？
顧彬：西德的作家有不少主張中國式社會主義，大部分作家、藝術家都是蘇聯式的左派，受"文革"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從今天來看，他們當時對中國的瞭解很有限，所以到了1980年代開始，慢慢瞭解"文革"。不少受到"文革"影響的作家們，後來公開地說："我們犯了一個錯誤。"
原來西德的政府跟西德的作家關係非常不好，互相駡，到了1989年以後情况好一些。雖然作家經常和政府對立，但他們還是能够發表作品，能在任何公開場合發表自己的看法。
南方周末：德國統一也一直有反對的聲音，君特•格拉斯曾批評德國統一是違憲行爲。
顧彬：格拉斯敢說，但我覺得他的立場有一點問題，他也說過我們西德占領了原來的東德，我覺得這是胡說八道。但是他有代表性，有不少人覺得民主德國應該是獨立的，他們應該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理想。柏林墻倒塌，爲什麽？人不能騙自己。包括知識分子在內，都要面對具體的問題，1989年之後我們應該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對人的解放。柏林墻的倒塌，在我看是對人的一種解放。
南方周末：德國經歷了意識形態的變革，這樣的變革對國家的影響大嗎？
顧彬：非常重要，意識形態會幫助一個國家發展，所以中國需要思想勇敢的人。不要怕什麽，如果有什麽錯的看法，可以改。
南方周末：意識形態的禁錮與封閉只會導致社會的倒退，甚至崩潰。
顧彬：是，肯定是。有人說是全球化時代，我說是合作時代。
比如，不少人認爲德國才實現了所謂的社會主義理想，因爲我們是福利國家，人們沒有錢也能過比較好的日子，也有人說，中國現在是資本主義國家。所以，對社會主義如何定義，還是一個問題。社會主義的一些思想在德國還是影響很大，他們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比較具體的，就是"我們應該用什麽樣的方法給老百姓帶來好處？"所以無論是基督民主黨，還是自由黨，他們都考慮人們怎麽能够更好地過日子，所以社會主義的思想對德國每個政黨都有影響。但是，最重要的是，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際上，用什麽樣的方法來提高人民的生活。
南方周末：對于中國的作家，你有什麽建議可以分享？
顧彬：有些當代作家，他們把文學看成是玩具，但是文學是非常嚴肅的東西。另外作家應該勇敢，應該敢于公開提出社會的問題。德國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多，人的精神危機越來越嚴重，現在人們不是去找什麽牧師、什麽神父解决精神上的問題，他們是去找哲學家，找作家。中國的作家不像西方作家對社會、對公共事務那麽關心，那麽深地介入，西方作家經常會直接出來發表自己的思想觀點。最近作家余華在德國發表演講，談到了中國社會的一些問題，這樣做非常勇敢。我覺得現在的中國作家要向他學習。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3963&PostID=20062282&idWriter=0&Key=0
人民日報上的民主德國
1989年10月4日
民德四十年來取得巨大成就 城鄉人民喜迎國慶40周年
第3版(國際新聞)
本報柏林10月4日電 記者許宏治報道：在民主德國成立40周年前夕，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政治局舉行招待會，400多名反法西斯老戰士、革命老戰士和早期積極分子應邀來到黨中央大厦，與党和國家領導人歡聚一堂，共慶佳節。總書記昂納克同志在祝酒詞中說，民德40年來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取得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成就。
昂納克說，那些敵視社會主義的人不能容忍在德國土地上成立民主德國。直到現在，還有人認爲可以通過全面進攻消滅民主德國。這完全是痴心妄想。
昂納克駁斥了"1937年邊界的德意志帝國繼續存在"、"改變歐洲現狀"、"對所有德國人行使保護責任"等論調。他强調，民主德國反對一切修改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戰後發展結果的企圖。
新華社柏林10月4日電（記者那福才）10月7日是民主德國成立40周年。節日前夕的首都柏林秋高氣爽，景色宜人。綠色的草坪上鋪蓋著一層金黃色的落葉，家家戶戶的陽臺上擺滿了一盆盆鮮花，街心花園裏更是花團錦簇、色彩繽紛。市場供應充足，蔬菜、肉類、瓜果和各類食品擺滿了貨架，百貨商場的商品琳琅滿目、應有盡有。人們沉浸在迎接節日的喜慶氣氛之中。
40年來，首都柏林和民主德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整個柏林市幾乎成了一片廢墟，60％的建築物被炸成瓦礫。
德國統一社會黨1971年提出了"建設發達社會主義社會"的奮鬥目標，幷確定了"經濟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相統一"的社會主義建設總方針，找到了一條符合本國具體情况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從1971年起，民主德國的經濟以每年平均遞增4％左右的速度穩定發展。目前，它已經發展成爲擁有門類齊全的現代化工業和農業的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標志著國家經濟實力的生産性國民收入，由建國初期的290億馬克增加到1987年的2600多億馬克，人均工業産值已躋入世界十大工業强國之列。
1989年10月7日
民主德國光輝的四十年
第7版(國際專頁)
魏斯
今天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誕生40周年的日子。40年來，社會主義已經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深深地扎根幷茁壯成長。
在廢墟上重建家園
法西斯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瘋狂地侵略了許多歐洲國家，給億萬人民帶來深重灾難，德國人民也深受其害。民主德國所在地區40％的工業設備（其中重工業設備70％多）、60％的交通運輸設備、30％的農業機械和40％的住房遭到嚴重破壞。
戰後，民主德國人民首先在農村進行了土地改革，同時實行基本生産資料國有化，沒收戰犯和壟斷資本家的廠礦企業，建立起國營企業。此外，銀行、交通運輸和郵政電信也實行了國有化。工農國家掌握和控制了發展國民經濟的命脉。然而，民主德國沒有走消滅一切私有經濟的道路，在國民經濟中至今仍然保留一定數量的私人個體經濟。他們認爲，在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占統治地位的條件下，少量的私人個體經濟存在，能够對社會主義經濟起補充作用。
全國人民同心同德，頂住各種壓力，歷盡千辛萬苦，在廢墟上重建了家園，1950年工農業生産就基本上達到了戰前水平。
1951年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集中全國人力、物力和財力，優先發展重工業，儘管遇到許多困難，但經過全國人民艱苦努力，在不到兩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就建成了能够適應經濟發展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
持續和穩定地發展經濟
民主德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是比較快的，1950——1970年生産性國民收入翻了兩番，每年平均增長7.2％。1971年民主德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這一年至1986年，生産性國民收入又翻了一番，每年平均增長4.6％，1987年和1988年又分別增長4％和3％。
民主德國國民收入的增長主要是靠提高勞動生産率取得的。多年來，提高勞動生産率一直是民主德國經濟政策的核心。由于勞動生産率的不斷提高，民主德國與聯邦德國勞動生産率水平的差距正在縮小，1950年民主德國僅相當于聯邦德國勞動生産率水平的45％，1988年已達70％左右，跟英國的勞動生産率水平大致相等，在蘇聯東歐國家中是最高的。1988年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國民收入爲16166馬克（約合8000美元）。民主德國已居于世界發達工業國家之列。
重視教育和科學技術
民主德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是與大力發展教育、科學技術分不開的。多年來，民主德國重視智力開發和人才培養，教育投資約占國民收入的6％—7％，其增長速度一般都比國民收入和國民經濟投資的增長速度爲快。近年來全國已普遍實行十年制義務教育，職業培訓和高等教育也得到了很好的發展，1987年全國居民中每萬人有174.9名大專院校學生。職工的科學文化水平較高，其中大專院校畢業生占21.6％，技術工人占60.7％。
黨和政府把技術研究工作視爲發展生産力的重要手段，認爲國民經濟的發展及其生産水平提高越來越取决于科學技術進步的成果。國家用于科學技術與開發的經費不斷增加，60年代每年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3％，70年代以來增加爲4％多，接近世界先進國家水平。發展科學技術已成爲民主德國提高勞動生産率和增加新産品的最重要手段，勞動生産率增加的90％以上是通過運用科學技術成果取得的，工業産品更新率已高達30％左右。
大力發展農業
民主德國非常重視農業生産。他們認爲，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與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他們下大力氣抓農業生産。畜牧業上得較快，在農業總産值中約占2／3。多年來，肉、蛋、奶、黃油已自給有餘。種植業較發達，1982年以來，穀物産量每年都超過1000萬噸。1988年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穀物産量約600公斤。
民主德國農業生産已實現現代化，農業機械化、化學化水平很高。隨著農業生産的發展，農村面貌發生巨大變化。70年代以來，農業生産合作社跟國營農場 一樣，也實行工資制，農民的收入跟職工的收入相差無幾，兩者享受大體相同的福利。城鄉差別已經很小。
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民主德國職工月平均收入不斷提高，1950年爲311馬克，1970年爲755馬克，1987年爲1233馬克，1989年上半年又有增長。多年來，國家實行基本消費品價格穩定政策，主要食品和日用消費品價格以及服務收費指數基本上未變動。市場供應是比較充裕的。居民住房寬敞，目前人均達27平方米，房租較低，約占職工家庭收入的3％左右。
居民的食品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肉、奶、蛋和黃油等畜産品在食品中所占比重約爲40％，在國際上是高水平的。1987年每人平均消費肉和肉製品99.4公斤，魚和魚製品7.9公斤，蛋和蛋製品303個，黃油15.5公斤，人造黃油10.3公斤，牛奶 108.3公升。家用高檔消費品占的比例較高，1987年每百戶家庭中，有小汽車52.6輛，冰箱152.1台，洗衣機104.6台，電視機121.6 台，其中彩電47.1台。1967年起實行5日工作周。1976年起工人每周工作42小時，輪班工人爲40小時。1979年起職工每年休假日期爲21天。
民主德國人民正在党的領導下加强團結，進一步推進經濟、文化建設，爲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成果，爲保衛世界和平而奮鬥。
（附圖片）
圖爲民主德國一個普通家庭。全家幸福、其樂陶陶。
很遺憾沒找到這張所謂"其樂融融"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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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10日
民主德國宣布開放邊界
民德一著名女作家呼籲公民留在家鄉參與改革
西德內政部長指出民德公民慎重考慮移居問題
第4版(國際新聞)
本報柏林、波恩11月10日電 記者許宏治、江建國報道：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政治局
http://www.infzm.com/content/37172
反方向"叛逃"：奔向東柏林
作者: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平客 發自德國柏林、漢堡 2009-11-11 17:11:17 來源:南方周末
德國時間11月9日晚，柏林勃蘭登堡門前的廣場上，一道長達1.5公里的多米諾墻體被推倒，有十余萬人在微雨中參加了這一活動。人群中有兩位"特殊"人物，一位是前東德共産黨地方女幹部露茜，另一位是前丹麥共産黨員亨利克。
他們倆都是德國作家佳杰思（Adrian Geiges）的老朋友。
佳杰思曾擔任德國貝塔斯曼圖書出版公司中國公司的CEO，也曾爲德國《明星》雜志擔任駐亞洲首席記者，幷成功報道2008年北京奧運會，還娶了一位中國太太。
30年前，生長在西德資本主義社會下的佳杰思就對社會主義東德充滿嚮往。1979年，他秘密前往東德，以"耗子"之名參加了由東德共産黨主辦的"幹部學校"，由此他與同樣參加培訓的露茜和亨利克結識。爲期一年的"幹部學校"培訓結束後，回到西德的佳杰思與大部分同學始終保持著聯繫，只有露茜30年來一直不見踪影。
就在柏林墻倒塌20周年紀念日前一周，佳杰思接到了露茜發來的電子郵件，他這才知道，30年前，離開"幹部學校"後，露茜與丹麥人亨利克在校期間的戀情被發現，她因"裏通外國"罪被下放到東德偏遠地區勞改，而亨利克則被前東德國家安全部（Stasi）發展爲秘密特工。
10月31日，萬聖節，在漢堡火車站站臺上，佳杰思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幾天後，他就要和亨利克一起去探望失散30年的露茜了。"我想能征得他們的同意，把這個曲折的故事寫成書。"佳杰思說。這位德國作家、記者已經出版6本著作，其中《我的憤青歲月》被翻譯成中文幷出版發行。
時尚的信仰
1960年出生于西德西南部的佳杰思正在上中學，他從父親的書架上發現一本紅色的小册子——德文版《毛澤東語錄》。
這是他與共産主義的第一次親密接觸，他被毛澤東的話深深吸引了，從那時起，他就把這本紅色封皮的小册子塞到牛仔褲的屁股兜裏隨身携帶。
佳杰思的父親1933年前曾經是德國共青團成員，後來逐漸遠離政治。正是如此，父親對佳杰思的"异常"政治傾向持較爲開明的態度——1970年代初期，佳杰思對共産主義的信仰在同學中顯得有些异類，同學們看到他在操場上苦讀"紅寶書"，就取笑他，把他叫作"赤猪佬"或"紅耗子"。
因越戰引發的全球反美浪潮是佳杰思少年時代的大背景。1967年，德國發生警察殺死一名學生的事件，引起社會抗議及反思。在佳杰思心中，當時西德私人企業和資本家盲目追求利潤，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差距、環境污染等問題，且日益嚴重，這成爲他逐漸對共産主義理論産生興趣幷成爲信仰者的重要因素。
1970年代，在佳杰思就讀的中學附近，有一個西德共産黨人開辦的書店，裏面大都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佳杰思很快成了那裏的常客。由此，他和黨組織建立了聯繫，不時參加書店組織的各種研討活動。1978年，佳杰思向書店裏的一位西德共産黨員提交了入黨申請書，很快，他成了一名共産黨員。
"西德人加入西德共産黨相對比較容易些，不像東德人加入東德共産黨要經過很多審查和考驗。"佳杰思說他入黨的過程十分順利。當時的西德共産黨以反對黨出現在政治舞臺上，隊伍不算壯大，他們主張以和平方式參與改造社會的鬥爭。那時候，他已經從各種渠道知道了有關斯大林的歷史問題，但他接受了共産黨對此所下的結論，相信那只是斯大林犯下的個人錯誤，與制度無關。同時，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樹立的功績在他心中是不可動搖的。"那個時候，我們的父輩們很少談及納粹犯下的罪行。"在佳杰思處于成長期的歲月裏，他始終認爲，西德的成年人只知道賺錢。
佳杰思坦陳在自己的少年時代，共産主義信仰在資本主義制度的西德有一定時尚性，它不僅能凸顯一個生長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年輕人特立獨行的一面，也可以爲年輕人的叛逆性格找到出口。儘管從小性格內向，不善言談，但佳杰思依然用共産主義信仰表達著對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憤怒，多年後，他把那本記錄自己信仰歷程的自傳體著作的中文版命名爲《我的憤青歲月》。
父親對佳杰思的共産黨員身份持默許態度，母親却强烈反對。在當時的西德，加入共産黨是合法行爲，但共産黨員不被允許進入西德政府機構工作，也不能擔任教師、郵政等職位，母親認爲加入共産黨會使得自己的兒子將來不好找工作。
"我是被接應的"
1979年夏天，19歲的佳杰思接到秘密指令，黨組織要派他前往東德進行爲期一年的秘密集訓，參加由東德共産黨主辦的"幹部學校"。他被告知這次行動屬于高度機密，不得對家人透露行程。佳杰思非常興奮，"不自由，毋寧死"的念頭涌上心頭，甚至興奮得結巴起來。不過，佳杰思最終還是向父母說了要去東德的事，只是沒有告訴他們去哪以及去幹什麽。
共産黨安排佳杰思和他的同志們從西德西南部出發，經過東德邊境進入西柏林。抵達東德邊境的時間是1979年9月3日淩晨，這一天恰好是佳杰思的生日，東德的一位軍官看了看他手中的護照，笑著對他說："我注意到了，今天是你的生日，生日快樂！"
他們在西柏林吃了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最後一頓早餐——肝泥腸加小麵包，隨後來到弗裏德裏希大街上的查理檢查站，這裏是出入東西柏林的重要關口，檢查站旁聳立著高高的柏林墻。
排隊等候時，佳杰思看到他前面的一個美國人遭到東德邊防軍的粗暴指責，還用德語駡駡咧咧，他心裏有些害怕。
一起前往東德的同志告訴佳杰思不必擔心，東德邊防檢查站已經接到了上級指示，他們很快就要順利進入東柏林了。終于輪到自己了，他掏出那張沒有簽證的護照，結結巴巴說了一句："我是被接應的。"邊防警察掃了一眼名字，立即露出熱情的笑臉："同志，熱烈歡迎你來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隨後拿出一張單頁特別簽證，這是爲了不在他的護照上留下任何痕迹，可以讓他們在一年後回"敵國"西德時，不被發現曾在東德待過一年。
順利穿過柏林墻之後，佳杰思和同志們終于踏上了東德的領土，撲面而來的是滿街的消毒水味道，他們乘上了東德國家鐵道部的專用火車，駛往"幹部學校"所在地。一路上，火車停停走走、慢慢騰騰，沒有西方世界的光怪陸離與五光十色，但這一切都與佳杰思對消費社會的鄙視不謀而合。
每天都有大新聞
"1917年十月革命提出了'不要富人'的口號，到了1980年代，蘇聯人發覺富人是沒有了，因爲大家都變成了窮人。"佳杰思說。
十年後的1989年，柏林墻倒塌時，佳杰思已經不再是西德共産黨的共産黨員了。他那時對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革新思維充滿了濃厚的興趣。這十年間，佳杰思去了朝鮮、越南、古巴，也來到了中國，親眼目睹了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他開始反思不同國家在社會主義實踐中産生的一系列問題的根源，1989年初，佳杰思離開了西德共産黨，幷計劃去蘇聯，于是，在1989年11月初，他開始了爲期三個月的俄語學習。
1989年11月9日，晚上八點，正在西德杜塞爾多夫附近的波鴻大學學習俄語的佳杰思從電視上看到了柏林墻即將被推倒的消息。
"當時的心情太複雜了，沒那麽興奮。"柏林墻倒塌20年後，在漢堡火車站附近的一家老式德國餐廳裏，佳杰思對南方周末記者講述了他得知這一消息時的第一反應。1989年，佳杰思的內心世界已經經歷了十年間的多次思想革新，他對斯大林的歷史問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有了新的認識，他開始試圖逐步從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尋找原因。佳杰思心底那座曾經堅挺無比的柏林墻開始鬆動了，對于現實世界的柏林墻，他的看法也因此有了轉變，他已經清楚知道這座墻的悲劇性。但是，柏林墻倒塌了，德國將向何處去，也成爲他和許多德國人的心中隱憂。
"那時候每天都有大新聞。"柏林墻倒塌後，佳杰思每天都要買五六份報紙，看各種不同觀點，"大家都是這樣，時刻都盯著新聞，看又有什麽大事發生了，也很想知道不同人如何看待這件事。"
佳杰思清楚記得當時的德國著名時事周刊《明星》雜志刊發文章歡呼"東、西德從此走向和平與友好"。"他們哪里想得到，文章發出來沒幾天，就已經沒有東、西德之分了——德國統一了。"佳杰思笑著說。
佳杰思向俄語老師請了一周的假，拿著一張十年前東德共産黨"幹部學校"同學的通訊錄，登上了前往東柏林的火車。他再次穿過柏林墻，與十年前一樣依然是由西向東，但這一次却完全不同——佳杰思一家家敲開了這些東德老朋友的家門，和他們徹夜長談。墻塌之後，老友們大都"雄赳赳、氣昂昂，跨過柏林墻"，到墻那邊看了看，然後，回到自己在東柏林的家，等待著進一步的消息。
在佳杰思看來，柏林墻的倒塌有著歷史的必然性。1979年到1980年間爲期一年的東德之行，讓他身處西德時對東德的一些幻想落了空。他發現他和西德的同志們對西德批評最多的環境污染問題，在東德更爲嚴重；在東德黨組織內，哪怕在"幹部學校"的課堂上，不同意見、不同聲音很難得到接納，迎來的往往是棍棒式的呵斥、口號式的謾駡；東德的暫時落後曾被他善意理解爲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必經之路，可他發現這個曾經令他心嚮往之的國度，許多人竟然吃不飽飯，這與他想像的"暫時落後"有天壤之別；所謂"公平"在這塊土地上，也只是一個泡影；東德媒體更是充斥著對領導人的贊頌與謳歌，滿紙都是形勢一派大好的宣傳，根本看不到半點社會問題的報道與探討……
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和東德"幹部學校"裏的同學們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回到西德後，他依然和許多同學保持著來往，其中就包括後來失散了30年之久的東德地方女幹部露茜和丹麥共産黨員亨利克。
歐洲版"潜伏"
露茜"神秘失踪"是在"幹部學校"學習結束之後。
當時，露茜與亨利克在"幹部學校"的學習過程中相愛，1980年夏天，學習結束，同學們各奔前程，佳杰思回到了西德，亨利克回了丹麥，露茜則回到東德地方黨組織繼續她的工作。露茜以書信、打電話等方式與亨利克保持著聯繫，不久，得到了亨利克希望分手的消息。此後的一天，東德國家安全部的特務走進了她的辦公室，向她宣布因爲她與外國人聯繫密切，不再適合黨組織工作，在露茜强調亨利克的共産黨員的身份時，Stasi的特務告訴她："那也不行。"她被下放到一家工廠當了工人，直到1989年。
下放期間，露茜與當地人結了婚，對方是個酒鬼，幾年後，她的丈夫在一次酩酊大醉後去世。
但是，露茜對亨利克的特務身份却一直不知情。事實上，在"幹部學校"期間，亨利克就已經被Stasi發展爲秘密特工，回到丹麥後，Stasi爲他配備了發報機、微型照相機等設備。不久之後，亨利克加入世界銀行，到紐約、華盛頓等地工作，開始爲東德提供情報。
亨利克是在1989年柏林墻倒塌前退出Stasi的，他不想再過這種擔驚受怕的日子。Stasi不允許他退出，給他寫了一封密信，信中以"阿姨"的口吻威脅他——"你走了，阿姨會生氣的，後果很嚴重。"亨利克心中充滿恐懼，他還曾發現自己家附近有人偷偷拍照。那時候，他已經成家幷有了孩子，但他還是沒有理睬Stasi的威脅。所幸的是，很快，柏林墻倒塌了，先後擁有27萬余名特工人員的Stasi也瞬間成了歷史。
1996年，柏林墻倒塌後的第7年，亨利克與露茜恢復了聯繫，從那時起，他們成爲了親密的普通朋友。露茜開始逐步適應在統一後的德國的新生活。起初，日子很不好過，與許多前東德人所面臨的困境一樣，露茜經歷了下崗的無助日子。如今，她已經逐漸擺脫困境，成了當地一家保險公司的主管，生活日趨穩定。
11月7日，佳杰思、亨利克、露茜來到勃蘭登堡門。那天，廣場上，已經竪起了許多塊墻體，上面有德國青年色彩斑斕的塗鴉。這些墻體呈半圓形排開，像是多米諾骨牌。兩天后，也就是11月9日，這個多米諾骨牌組成的柏林墻再次被推倒。"我不後悔！我對共産主義曾有的信仰，讓我去了世界上的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看了也想了許多，這些經歷構成了我的人生財富。"在回憶自己過去幾十年的紅色歷程時，佳杰思這樣說到道。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94347/67501
柏林墻倒塌20周年紀念——扭轉世界歷史的柏林自由時刻
Painted dominos in central Berlin
……如果我說"柏林墻倒塌"，那麽你的腦海中會浮現出什麽圖像？歡欣鼓舞的人群在表面覆蓋著色彩繽紛的街頭塗鴉的墻頭上跳舞？但在墻上跳舞的人幾乎都是西柏林人，他們從墻的西邊爬上墻頭，墻西面才是表面覆蓋著塗鴉的那一面。
但這個夜晚，從根本上來說，與他們無關……直到1989年2月，還有一個東德男子在試圖逃到西德時被槍殺。他的名字叫克裏斯•格弗羅伊（Chris Gueffroy）。殺害他的邊防警察們得到了一枚勛章和150東德馬克的獎金。）
……
首個邊界穿越是在Bornholmerstrasse一座越過地上城市鐵路S-Bahn的橋上。我的朋友Werner Krätschell是東德聖士會教堂的牧師，是最早一批越境者之一，他的教堂爲保護東德反對黨做了不少貢獻。馬上要過晚上11點了，邊防人員在他身份證的照片上蓋了個章，他向他們保證他會回來。
不，他們答道，這個章表明你永久移居。他還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在家，所以他試圖扭轉車頭回家。但就在他試圖在橋前邊界的十字路口轉向時，一名邊防守衛跑步向前，向自己的同事大喊："同志，新命令！他們可以返回。"因此Werner又將車開往西部。幾十分鐘後，約11：30時，守衛打開屏障，讓每個人都通過了。
又有一天，Werner在地下室翻找到了他的舊身份證，顯示給我看上面的圖章顯示：9.11.O>23——這就是說，在23點以後。如果你必須指出柏林墻真正倒塌的地點和時間，那將會是晚上11點後不久在 Bornholmerstrasse 。當Werner轉動他的方向盤時，世界歷史改變了。……
……
這是一群精心挑選的出演者，象徵著三方勢力：來自上層領導階層的綠燈和改革的範例（戈爾巴喬夫）；來自下層民衆的壓力（瓦文薩和東德反對黨活動分子）；以及西德媒體 ——他們在柏林墻真正開放前就大肆傳播這一消息，這反過來又推波助瀾，使之成爲事實。缺乏三者中的任一方，這一切就不會發生。
默克爾最偉大的前任之一、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前總理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曾說過，對于他來說，11月9日比10月3日——即德國在一年不到後正式統一的日子——更意義重大，自由之日比統一之日更能深深打動他……
……
那個晚上不僅打開了面向德國統一的大門，也敞開了通往歐洲統一的大門。在那個晚上的幾個月前，美國總統老布什（George H W Bush）極爲罕見地提出了他所不屑的"願景這東西"——描述了一個"完整和自由的歐洲"。今天，2009年11月9日，我們比歐洲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接近這個目標。任何時刻。
然而11月9日的關鍵詞依舊是自由。從一開始起，就其本質而言，這一天都與囚禁于柏林墻後"28年91天"的男人，女人，孩子的個人自由密切相關。
11月9日是一個象徵，它首先將作爲和平解放的形象而長存。
住在北京的某人最近發電子郵件給我，郵件中含有指向"Twitter柏林墻"的鏈接。網站上中文評論數量之多，引人注目，他告訴我，許多評論都是呼籲中國領導階層取消互聯網防火墻（也被稱爲長城防火墻或GFW）。其中一條評論提供了英文翻譯，對不懂中文的人很有用。這條評論是這樣的："胡先生，請打破GFW，把言論自由還給人民。"
最後的嬰兒——舊政體的最後的哭聲
1990年10月2日午夜前兩分鐘，莎拉•克萊爾（Sarah Klier）萊比錫（Leipzig，東德城市）出生，她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誕生的最後一個嬰兒，而第二天東西德再度統一，民主德國也不復存在了。
1990年10月2日，我來到了這個人世，因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最後的哭聲"而聞名。那時一位攝影師正在醫院等候拍攝第一個"統一寶寶"。那有可能是我，但顯然，我來早了。我的助産士對攝影師說："給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最後一個寶寶拍張照代替吧——這一定也很重要。"
我出生時，她大叫："這又是個東德人！（Ossi是當地對東德人的俗稱）。照片[上面正在哭叫的嬰兒右拳緊握，]傳遍全世界，我家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祝賀信，有法國的，還有非洲的。我們把這些信都貼在一本剪貼本上。甚至到了現在，我還能收到陌生人寄的生日卡。"
我的出生登記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出色登記册上，登記之後，這本册子就永遠合上了。人們問我作爲民主德國最後一個嬰兒過著怎樣的生活，就我所知，這和我無關——因爲我出生在德國。
最美妙的是我生日的第二天永遠是假日，因爲它是國慶日。當然，我在歷史課上學習有關這一天的知識，我知道我的母親和親戚告訴我的事，但我無法真正想像這一切。對我來說，我所看到的關于柏林墻倒塌的動人影片說明了一切。
我知道我們必須更靈活，我對整個世界持開放態度。我最大的愛好就是旅行，而且我明白如果我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長大的話，我就不能到處旅行。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14392/67153
戈爾巴喬夫：相信自己眼睛的男人
《經濟學人》
Nov 5th 2009 | MOSCOW
對俄國人來說，柏林墻的倒下幷不是什麽大新聞。甚至也不值得驚奇。自從1985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後，一切事情都是水到渠成。
到1989年爲止，他的俄式改革，或者說重建和開放政策，正在有聲有色的進行。俄國最著名的异見者兼核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已經被他從高爾基的流放地釋放回來，幷被選入第一届蘇維埃議會。曾被禁止的電影和書籍流入了知識分子中間。物理空間也已經開放，當時俄國人已經開始去西方旅行。
當時，派遣坦克去阻止東歐的天鵝絨革命是不可想像的。早在1985年，戈爾巴喬夫先生就告訴東歐各國的共産黨領袖們，莫斯科將不會干預他們的國內事務。這些領導人幷不相信他，或者相信但不願與他們的人民分享這個消息——因爲一旦蘇軍士兵和蘇聯津貼撤走的話，他們自己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數了。
1987年，戈爾巴喬夫先生曾造訪布拉格，那時捷克人民要求他留下來。在湯姆•斯托帕德最近的戲劇《Rock 'n' Roll》中，捷克主人公"簡"在劇中對一位英國記者表示："當時戈爾巴喬夫、美麗的俄羅斯式微笑和歌舞都讓捷克人民如痴如狂......當我們是改革者時，蘇聯是入侵者。現在蘇聯是改革者，他們如今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管理自己的權利有著深深的敬意"。
戈爾巴喬夫也認識一位"簡"先生。對方是他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的摯友，一位年輕的捷克共産黨員，名叫澤丹內克•米利納爾，此人後來成爲"布拉格之春"的領袖之一（此後他被開除出共産黨，幷被逐出了自己的祖國）。當戈爾巴喬夫成爲共産黨總書記時，米利納爾是少數幾個看好他的外國人之一，他表示： "與書本上的教條相比，我們現在談論的這個人更重視他自己的經歷、生活和感受"。
二戰爆發前，戈爾巴喬夫先生的童年時代是在俄羅斯南部村莊普利沃利諾耶度過的，幷在那裏形成最初的性格。他的兩位祖父都曾在斯大林鎮壓期間被捕。其中一位因爲拒絕集體主義，在1934年時被發配到西伯利亞砍樹；另一位雖然接受了新的農業政策，但在1937年被當作"人民公敵"被逮捕。雖然本人逃過一劫，但遭受訊問的記憶（明亮刺眼的燈光，手腕被摔在門上的痛楚）以及集體化在這俄國最肥沃地區造成的饑荒往事，這些都給戈爾巴喬夫先生的一生留下了無法磨滅的痕迹。
祖父的房子裏，列寧、斯大林的著作與畫像跟東正教聖象放在一起。在戈爾巴喬夫先生看來，列寧的著作與鄉下人的生活幷無衝突之處。在那位暴君死去之前，他從未懷疑過斯大林的角色。不過，他也對斯大林時代的一部經典喜劇——《庫班河的哥薩克》感到尷尬不已，因爲它描繪的是一副富裕的俄國鄉村景象。他曾告訴米利納爾，那是個謊言。
1956年，尼基塔•赫魯曉夫上臺後對斯大林的個人主義崇拜表示了譴責，幷試圖在這個國家裏抹去斯大林主義的色彩，這時戈爾巴喬夫先生的政治生涯開始起步。1967年，米利納爾曾來到俄國幷私下拜訪這位老校友。他們分享了受"布拉格之春"和俄國"暖化"啓發而來的思想和感受。不過，當 1968年8月，蘇聯坦克開進捷克斯洛伐克時，他們對于俄國改革的希望也隨之被碾碎。與其他改革者一道，米利納爾被送到莫斯科，幷强迫他們簽署了一個政治屈服的協議。他們將這個稱爲"正常化"，但實際上它恰恰不是。
戈爾巴喬夫先生沒有抗議。但在一年後訪問布拉格時，他再次相信了自己的眼睛和感受。他沒有看到米利納爾，對方當時已經被貶到博物館工作；那意味著政治生命已經完蛋了。不過，他看到了反蘇口號以及充滿敵意的工人，那些人拒絕與俄國訪問者對話。那是一次不愉快的旅行。"我發自肺腑的感到蘇聯的行動遭到了排除，幷被人民宣判有罪"。
在許多方面，戈爾巴喬夫先生的俄式改革都是對布拉格之春一次遲來的踐行。他的成就幷不是什麽偉大的思想創舉，而只是把多年來人們在莫斯科厨房裏的所思所想公諸于衆而已：蘇聯人民的生活水準與西方人相去甚遠；蘇聯的經濟畸形發展，以及"我們再也不能繼續這樣生活下去了"。這些都已是常識。然而，把他們公開說出來就是一種突破。
戈爾巴喬夫先生不是异見者，也不是革命者。他是個徹頭徹尾的體制中人。"在蘇聯，不是這種人就無法取得權力。誰都不行。戈爾巴喬夫也不行"，他的親密盟友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寫道。在某些方面這是他的一種束縛，但另一方面這也是他有可能達成改革的前提條件。
在戈爾巴喬夫先生心中，拆分蘇聯是他要做的最後一件事。他相信社會主義與民主是互補的，而且他改革的目的原本在于保護和修補這個國家。正是他的社會主義信仰、他的人類天性和體制內的合法性促使他解放了東歐。
對他來說，這是個價值觀的問題，而不是像如今俄國統治者所認爲的，是個地緣政治問題。與後者不同，他沒有四面受敵的心態，也不需要蜷縮在柏林墻背後。以後者的觀點來看，正如他們現在在學校裏教授的那樣，戈爾巴喬夫先生曾經天真的放弃了俄國的"安全圍欄"，得到的却是無關緊要的回報。而他們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專題】柏林墻20年
博主按：今天是柏林墻被推倒20周年。這堵始于1961年8月13日，從鐵絲網開始并最終進化為長165公里，高4米左右混凝土的大墻，"配之以瞭望塔、地堡、警犬樁、電網、防汽車壕和自動射擊裝置，它成爲了分隔兩個世界的獨特地標。"截至1989年，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于守軍槍擊或其他事故，260人受傷。
各大媒體幾乎都進行了海量的報道，評論者眾。不過，國內媒體似乎對一個重要因素不約而同的或忽略、或未給以足夠重視：偶然性。在并不自由的空氣下呼吸，人們渴求陽光的欲望也格外強烈，公共知識分子力圖以理性推動點滴進步，并堅信美好的明天必然到來……討論偶然性是沉重的，這意味著美好的未來并不會僅憑努力就必然來臨，還需要那么一點點運氣。
1989年11月9日，東德二號人物，政治局委員兼柏林市委書記Guenter Schabowski也許僅僅是推倒了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一塊可能再過數十年也無人去推的骨牌。
事實上，Schabowski也許"僅僅是無意識的犯了一個錯誤"，一些歷史學家相信這是與高層"溝通不暢的結果"。本來僅僅是發布一個旅游條例，卻在記者的追問下"口誤"并被解讀為立即開放柏林墻。時值東德民主運動風起云涌之時，新聞發出，民聲鼎沸，大勢幾不可擋。
東土也"民生鼎沸，幾不可擋"過。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經濟狀況最好的東德，領導人沒有學過東土2000年宮廷權謀之術，在關鍵時刻竟然與部隊失去聯系，也只有腦子一根筋的德國人會犯如此低級錯誤……
必然性的討論誠然重要，譬如德國既沒有英國的法律傳統，也沒有經歷法國大革命的腥風血雨，一直是歐洲國家中自由傳統相對薄弱的國家，"還是人類有史以來對自由造成最大威脅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發源地，是一切共産主義者和國家社會主義者的精神故鄉。"某種程度上有如日本，是在戰敗后被迫開始憲政民主。
即便如此，東德依然是社會主義陣營中最自由的國度，也是承載了更多西歐精神文明的國度。曾參加前蘇聯宇航訓練營的呂布克訓練第二天就在營房墻上涂鴉："要做愛，不要戰爭"，而他僅僅是被趕出訓練營，甚至未被扔進監獄。性的開放往往是社會意識開放的排頭兵，在《每日電訊報》的一篇報道中，那個沒有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的東德，卻在處理身體——裸露的自由上更甚西德。即便充斥秘密警察，毛時代的群眾運動也只是個中國特色產物，并未腐蝕歐洲。
80年代曾經擔任天津經濟開發區主任，現在劍橋大學執教的張煒說："中共政權不同于前蘇聯在東歐的衛星國，他們對民衆抗議的鎮壓更殘酷無情，對媒體和輿論的控制更嚴格……已經進入退休狀態的鄧小平經過兩年的思考，最後開始所謂的南巡，最終使左的意識形態讓位于創造財富，促使共産黨成功蛻變，從而加强了生存能力。柏林墻倒塌開始的蘇東劇變，以及後來發生的顔色革命也使中國國家加强了對政治异己，特別是對親西方的民主運動的戒備。中國官方利用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對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宣傳的政治價值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宣傳，而且取得相當的公衆認同。"
當孔夫子遭遇馬克思，最糟的體制交配而得的怪胎，實非東歐經驗可為模板。
順帶說一句，東德人曾揶揄道："一百年後，美國可能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看看今日西北歐與中國，仿佛是個預言。
以下節選南方報系、新周刊、BBC等媒體相關報道、評論。
劉瑜，《新周刊》
1961年8月15號，19歲的下士舒曼在一團鐵絲網邊站崗，他的西邊，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駡他；他的東邊，也有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駡他。後來他回憶說："我只是在盡責而已，但所有人都在咒駡我……作爲一個年輕人，我難過極了。"可能是他眼神裏的驚恐被察覺了，西邊的人轉而對他大喊：過來！過來！舒曼猶豫了一 陣，突然把手裏的香烟一扔，向西跑去，縱身一跳，越過鐵絲網……
這是東西柏林被正式封閉的第三天。
……但從49年民主德國建立開始，走著去西柏林幷且一去不返的人實在太多了：1953年，40萬東德人涌向西德；1954年，20萬；1955-1959年，每年25萬；1960年20萬……12年裏，東德失去了1/6人口。照此下去，東德的社會主義天堂不久就會空空如也了。爲了將人民挽留在天堂，東德總書記烏爾布裏奇在蘇聯的批准下建造了柏林墻。對他來說，這堵墻是對西方鬥爭的偉大勝利，但是肯尼迪却嘲諷道，這堵墻是他對失敗的公開承認。
今天回頭看西方的60年代，不得不承認它是一個左翼年代。我看過一個反映西德左翼恐怖組織"紅色軍系"的電影《Badder Meinhof Complex》，審判該組織時，法庭上廣大聽衆簡直可以說是在爲其熱烈喝彩。掌聲雖然熱烈，但是鼓掌的人似乎也沒有誰穿過下水道爬到東德去。理想主義青年們也許會高舉烏托邦標語喊口號，但是他們的雙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資本主義。
好在這世上有"用脚投票"這事，讓我們能够撥開口號的迷霧去判斷制度的優劣。世界頭號公共知識分子喬姆斯基痛批西方的書盡可以永遠占據排行榜第一，G20 或者WTO開會時示威者盡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資本主義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亞洲人往歐美移民的脚步却不會因此停止。人類的頭腦充滿智慧，但是我們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張。它不善于表達，但愛自由，而且嗅覺無比靈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們高舉標語的手、能言善辯的嘴、荷爾蒙涌動的頭腦更誠實，因爲它有足够的謙卑去屈從于常識。
……從53年東德政府朝示威工人開槍，到56年蘇聯坦克開進布達佩斯，從波蘭的抗議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東歐政府可以說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將其政權"糊"在一起——甚至連强力都是從蘇聯借來的。我們知道，世界有一種富人"窮得只剩下錢"，套用這個句式，世界上有一種强權，"虛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東歐領導人知道另一國的領袖可以在幾千萬人被餓死之後還享受民衆如痴如醉的萬歲萬歲萬萬歲，肯定會大驚失色進而妒火中燒。
……在一個橫跨東西柏林的建築裏，一個東德人試圖從二樓窗口跳到樓下的西柏林。樓上，東德警察從窗口拽住他的胳膊，樓下，西德人則從下麵拽住他的脚踝。"一場拔河比賽就此展開，不過在這種情况下，由于重力在西德人一邊，這個逃跑者取得了勝利。"
劉軍寧，BBC
……1987年6月12日，美國總統里根在西柏林的勃蘭登堡門演說中曾直言： "戈爾巴喬夫先生，拆除這堵墻吧。"里根的許多幕僚曾反對把這句話寫入演講稿，認爲那樣太刺激蘇聯了，具有挑釁的意味，會傷害蘇東人民的感情，加劇美蘇的緊張關係。如果他們能預知柏林墻會在兩年後倒塌，他們絕不會反對里根總統這樣說。當里根稱蘇聯爲邪惡帝國時，他也曾被許多人嘲笑。
里根的話應驗了。赫魯曉夫在五十年代也曾對西方世界說："我們將埋葬你們！"他的話也以相反的方式應驗了。
柏林墻的倒塌，不是因爲蘇聯和東德的軍事失敗。相反，當時蘇聯領導的華沙條約集團在軍事實力上正在超過美國領導的北約集團。更不是因爲蘇聯與東德經濟崩潰。當時的東德是整個蘇聯東歐集團經濟狀况最好的國家。
……當磚石之墻建起來的時候，信念之墻已經倒塌。圍墻越多越高，越堅固，守衛的越嚴，說明自信越少，潜在的危機越大。
……任何有形的人爲障礙，都不能阻擋人類追求自由的意志。
柏林墻表面上要禁錮的是人的身體，實際上它更要禁錮的是人的靈魂，人的追求自由的心靈。那些篤信物質决定意識的統治者，以爲禁錮了人的身體就等于禁錮了人的心靈。然而，人不是物質的動物，人更是精神的動物。如果物質决定不了意識，如果人的心靈不會因身體而被禁錮，那麽這樣的禁錮就是無效的，而不論墻有多高，多堅固。
柏林墻從建到塌的歷史表明，把人去人性化的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終究不能長久。
柏林墻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象徵。這一意識形態把個人看做是國家的財産。既然人是國家的財産，統治者就有權决定被統治者應該在哪里生活工作，他們應該消費什麽樣的物品，玩什麽樣的游戲，該讀什麽樣的書，說什麽樣的話，瀏覽什麽樣的網站。誰叫他們是國家的財産呢？這一意識形態的最嚴重的後果在于，它企圖通過摧毀人心中內在的道德律來把人去人化，使之成爲動物，然後再用對待動物的方式加以統治。這個意識形態企圖謀殺一切對超驗道德與普世價值的信仰。波蘭哲學家克拉科夫斯基發現，蘇聯東歐集團的意識形態沒有道德脊柱。
約翰·辛普森，BBC
如今，在萊比錫到處可以感到人們對前東德的一種懷舊情緒。人們願意花錢買可以回憶起以前東德舊時光的東西：革命歌曲的CD,印著共産主義口號的茶杯，T恤衫，甚至是前東德時代人們不得不忍受的劣質咖啡。
前萊比錫秘密警察總部，現今的博物館裏有不少這類懷舊的展品。當然博物館也展示著前東德令人恐怖的另一面。秘密警察用來跟踪，監視的工具，以及東德直到1968年還用來處决所謂"叛徒"的斷頭臺和後來拿著槍的行刑者的照片。
當年在東德，有無數人成爲秘密警察的犧牲者。不過20年後，有不少當年的秘密警察和他們的綫人慢慢進入到統一後的新德國政權中。他們中數以千計的人成爲政府公務員。有些人在電視臺工作，其他人利用他們手中的關係躋身商界，政界高層，甚至在警察部隊中服務。
在萊比錫最貧窮的林德瑙地區，我們碰到了前東德共産黨員庫洛。他正在爲一個新的左翼政黨奔走呼籲。東德時期，庫洛是東德一所大學的歷史教師，不過同時他也監視學生的行動，利用學生對師長的信任瞭解情况，向秘密警察告密。他說，他不會爲自己當年的行爲辯護，而且願意向所有受害的人道歉。
……林德瑙失業率極高。在這裏，庫洛的極左翼政黨和極右翼的國家民主黨都很有市場。在象林德瑙這樣的地區，德國軍隊招兵的人數也最高。在阿富汗戰場上死亡的德國士兵中，大部分都來自前東德地區。
所以，在這裏，德國似乎依舊是兩個不同的社會。一邊是那些享受89後帶來的新的機會，新生活的人。另一邊通常是那些仍陷在貧困中的人。他們懷念舊時的東德。感嘆那時的日子幷不那麽糟糕。
……從萊比錫回到柏林，我見到了如今成功的德國女政治家維拉•倫斯菲爾德。
上一次同維拉見面是在1990年聖誕節前幾天。她剛剛從媒體的披露中知道了一個讓她震驚不已的消息。媒體從東德秘密警察的檔案中發現，維拉的丈夫多年來一直在向秘密警察密報妻子的情况……
如今維拉和丈夫早就離婚了。我問她對于一些當年的秘密警察20年後在社會上不僅吃得開，甚至飛黃騰達是不是感到很憤怒，她回答說：
" 我們永遠不應當用當年東德執政者們使用的手法對待這些人。我們對他們要公平，公正。不搞清洗。我們要給他們第二次機會，讓他們體驗一個民主的，比從前更好的社會。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如今已經非常富有，但財富幷沒有改變他們的頭腦。他們一些人在用手中的財富挑戰民主社會。他們著書演講，把過去的東德描繪成天堂。而我們應該做的是把過去東德的真相展示給今天的德國人"。
……雖然東德共産黨時代的藝術還在，許多最優秀的東德人則已經去了西方。他們搬到了能够賺錢，有工作的地方。管理學院的院長，一位西德人普林科說，1989年柏林墻倒塌時，他曾經認爲，10年內東德一切都會變好。然而20年後，東德的失業率仍遠遠高于西德。變革需要比人們想像的長的多的時間。
不過， 當你想到20年前的那些日子，想到柏林墻倒塌帶來的巨變以及20年來那些實現了的夢想和尚未實現的希望。 所有這些變革都是由于人民的力量。是成千上萬當年參加示威游行的人的力量， 當然還有我們講到的指揮家，攝影師，教堂牧師這些人個人的勇氣。
今天徜徉在柏林街頭，已經很難想像當年柏林墻的樣子。也看不到共産政權時代人們遭受苦難的痕迹：理想的幻滅，被毀的人生，被政治破壞的婚姻。
今天的德國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在這裏發生的事，有些讓人充滿希望，有些讓人感到失望。但即使那些當年的秘密警察仍在，而且生活得很好，從長遠來說，他們和他們所代表的制度幷沒有嬴。也許這就是最好的結局。
史哲，《倒下的是墻，站起來的是人》
"柏林墻倒塌了，歷史的一頁已徹底翻過。你還不得不承認，這一頁翻得相當漂亮。不管統一的最初，西德人是否有心理的優越感，是否有一種居高臨下的驕傲，東 德人是否曾因爲競爭的失敗而受傷，但一個又一個來自德國東部的人能够毫無障礙地融入西部，自由的生活、呼吸，幷獲得機會與成功，這本身就已說明一切。今天 有數十萬來自東部的德國人在西部生活，來自東部的足球運動員薩默爾成爲德國足協的體育主管，來自東部的默克爾成爲德國總理，東德人赫塔•米勒更成爲本年度 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
會有東德人懷念過去時代的所謂國家榮耀，過去時代的所謂平均。儘管，東德經濟多數時間都落後于西德；儘管，柏林墻竪起的近30年間，平均每年就有8人以 "破壞國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儘管，東德算上綫民平均每66人中就有一個常年爲秘密警察工作（這個比例遠超蓋世太保和克格勃），但畢竟，這都不妨礙他們 借懷念過去公開表達對現實弊病的不滿。
沒有柏林墻的時代，如果他們羡慕繁榮，或者他們只想發泄不滿，至少他們不會有失去自由乃至生命之憂，打開門，過去就是了。
梅兆榮，《南方周末》
中國駐西德最後一任、德國統一後第一任大使梅兆榮：我當時寫了一份電報，就是說東德地區，在蘇聯的支持下，采取防衛的措施，主要目的是爲了防止大量的逃亡。
東德培養的大量成熟技術人員紛紛外逃到西德，他們不是一般的老百姓，都是東德的精英，這無异于大動脉出血。
從民主德國來說，當時它把這堵墻叫做"反法西斯防衛墻"，西德方面把它稱作監獄墻，說東德像一座監獄，這墻是爲了防止老百姓逃亡。
西德的宣傳比較成功。東德自己的電視臺，老百姓看的都不是很多，看的都是西德電視臺，因爲80%東德地區都可以收看西德的電視，安一個天綫就可以。東德老百姓沒有機會出去，迫切想瞭解外界。
開始的時候，東德曾經采取干擾措施，但後來管不了了，也不管了。
首先是經濟利益，那邊生活水平高，還可以自由旅行。也有政治上的因素，西德的言論自由當然比東德强得多。東德采取了很多限制人民的措施，當然它處在冷戰前沿，很多做法也是爲了保護自己的安全。
柏林墻倒塌事件，實際上也不是這個墻倒下來了，而是拉開了口子。不只是在1989年11月9號，實際上更早一點已經拉開口子了，比如奧匈邊界開放，大量東德人從那裏涌入西方。這對從東德內部民心浮動産生了重大影響。
11月9日，大柏林市委書記已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可以開放東西柏林邊界。老百姓聽廣播直播後，都往邊界上沖，連警察都不知道，他們沒收到通知，一聽廣播是這麽說的，警察也傻了，只好放，結果一下子成千上萬人往西柏林沖，就這麽把口子拉開了。
當然緊接著之後，還是有過渡階段，需要辦手續有序地去西柏林，不能直接沖過去。但是口子拉開以後，很多細節是非常微妙的。可以肯定的是，東德的黨和政府的領導看來是內部已經動搖了，不能公開放邊界，否則民意爆炸了。當時很多地方有示威游行，內部控制不住，它需要一個出氣孔。
不過柏林市委書記、東德統一社會黨政治局委員沙博夫斯基爲何會突然宣布柏林墻要開，至今仍是個謎。
到柏林墻倒塌時，應該說已經可以預見到民主德國可能要滅亡。
柏林墻打開口子，就這麽幾個月的時間，就像决堤一樣。1990年自由選舉後，其實東德內部已經發生變化，等于是一場顔色革命。
我們曾非常羡慕它，覺得東德比我們發達。但後來我發現，東德與我國很大不同。比如搞計劃經濟，東德做零部件都是規定數量的，我們還是從大方面計劃，沒有像他們那樣機械，那樣僵化。東德完全是蘇聯模式，而中國和蘇聯有很大不同，比如在發展經濟方面優先順序就不同，中國第一位是農業，其次是輕工業、重工業，軍事工業是最後一個，蘇聯是優先發展高級軍事軍工，然後重、輕工業，最後是農業。
德國剛剛統一時，有人認爲東德是社會主義國家，有點複雜的心理，有點可惜，但是我當時覺得，這是一個外國的事情，沒有什麽可惜的。當然從德國人來說，是件了不起的成就。西德政府抓住了歷史性的機遇，以其經濟實力，實際上兼幷了東德。蘇聯戈爾巴喬夫把東德視爲包袱，拱手讓給西德，企圖以此換取西德的財政支持，幫助蘇聯發展經濟，美國的老布什在得到德國保證的前提下，爲了削弱蘇聯的戰略空間，而支持德國統一，所以，儘管英法有反對，但統一趨勢還是不可逆轉。
比如建立貨幣聯盟，以西馬克代替東馬克，等于在東德的經濟動脉中給它換血。當時一個西德馬克可以換8到10個東德馬克，但官價是1∶4，聯盟建立後，東德人可以以1∶1的比例換取規定數量的西馬克，等于他們多發了一筆財，買很多東西，把西德舊車市場都買光了，一輛奔馳舊車才兩三千個馬克。這麽一來，西德的財政支付很大，而東德的企業則一下子全垮了。
這個措施，對加速統一作用很大，從政治上可取，經濟上不可取。
西德人特別是政界的一些人，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的。這讓東德老百姓怎麽感覺？東德的官員幾乎都被清洗，主要領導人都是西德的。據我所知，目前德國外交部，原東德外交部的人員不到10個。
由于東部地區經濟沒有相應地發展，失業率比西部地區幾乎高一倍，東德很多年輕人都往西邊跑，剩下老人很多。社會上很多年輕人沒有精神支柱，所以光頭黨等等這種社會現象也出現了。
資本主義那一套他們也不習慣，一下子接受不了。特別是老年人，他們感到自己是失敗者，一輩子全部被否定了，心理不平衡。
消除這種隔閡不是一兩年的事情，可能是一兩代人的事情。
Simon Sturdee，《每日電訊報》
在普雷羅，這個曾被共産主義統治的前東德小城美麗宜人的海灘上，今年六十四歲，全身上下一絲不挂的尤杜•舒馬赫堅持認爲，"這件事情與性無關"。
"裸體走進水中暢游，用不著穿著潮濕的內褲，如果經歷過這一切，你就會知道那種感覺有多麽舒適和健康。而且，如果你能忘掉自己光著屁股這個事實的話那就更棒了"，今年八月份，他曾對法新社表示。
"Freikoerperkultur"（德語：釋放身體文化），簡稱FKK，這種運動曾經在對公民生活的其他方面有諸多限制的民主德國非常流行，相形之下西德就遜色不少。
即便二十年前的十一月九日柏林墻倒下之後，這一習俗依舊强大，甚至還吸引了來自大批來自西德的忠實追隨者趕來東部的海灘。
在民主德國時期，由于生活中其他的方面都受到嚴密的管制——沒有言論自由，很少有旅行自由，斯塔西秘密警察對公民的監視——FKK是一項人民罕見可以充分利用的自由。
"這是很少的幾項自由之一"，來自西部多特蒙德市的舒馬赫表示。"我可以感受得到，當時的人民會對當局這麽說：'別把我們的這個自由也拿走'"。
……當地五十三歲的博物館館長多麗絲•佩格爾回憶說，在民主德國時期，這裏有兩千五百名邊防軍士兵，七十座瞭望塔，還有許多探照燈、鐵絲網、巡邏艇以及雷達，所有這一切都讓人確信沒有誰能經由海路逃往西德或丹麥。
划船甚至衝浪都被絕對被禁止。但有一件事情是被允許的，人們可以在普勒羅當地瞭望塔的眼皮底下，以及這個共産主義國家的所有海灘和湖邊大膽的去做，那就是盡情享受FKK。
不僅被允許，而且還縱容他們這麽做，因爲每到夏季會有許多人聚集到海邊嘗試FKK。比如普雷羅，它是民主德國最早的裸體主義營地之一，這裏的海灘上需要大量帳篷。
然而，當民主德國建立之初時，政治局曾將其視作納粹餘毒，認爲它是一種危險的小資産階級墮落作風，柏林的布裏斯托爾大學現代史講師喬西•麥柯萊倫對法新社表示，他曾對這一現象有過研究。
普雷羅發生的事件無助于打消這種疑慮，當時裸體主義者們會在晚間聚集在那裏的海灘和沙丘中，戴著非洲式的頭飾，用牙膏塗抹身體部位，舉行放蕩的"喀麥隆聚會"。
1950年代，內務部把裸體主義稱作"我們勞動人民天性和健康感受"的一種威脅，當局試圖消滅FKK。
不過，在裸體主義者當中有許多人是黨員、警察甚至法官，他們抗議說，"玩FKK"跟做一個好共産主義者幷不矛盾，而且裸體主義是不分性別的。
"在這裏，婦女不再是被追逐的對象，她是你的同志，這兒沒有挑逗你的比基尼"，麥柯萊倫引用了1966年當局對裸體主義者一次調查中的話。
人們的普遍抵觸很快讓當局的態度得以軟化，到1960和1970年代，FKK幾乎已經成爲一種國民消遣，它甚至得到了當局的鼓勵。
除了前南斯拉夫的克羅地亞海灘之外，它在東德所收到的歡迎遠多于西歐和東歐集團的其他國家。
這是因爲，雖然這個國家可以容忍裸體主義，但却禁止任何形式的裸體主義組織。這種邏輯讓FKK更加受人喜愛，因爲人們可以僅僅是嘗試一下，而不必事先加入一個俱樂部。
甚至還有這麽個笑話："兩個以上的民主德國公民在一起叫什麽呢？是非法集會還是裸泳？"
1989年，當柏林墻倒下時，多利絲•佩格爾還在西德，她回憶起當時自己給普雷羅的家中打去電話，人們告訴她說，從這裏到民主德國的所有地方，人們都跑出來慶祝。
"人們告訴我，''他們正在普雷羅的海灘上衝浪"，佩格爾說。
1990年兩德統一之後，許多事物潮水般涌入東部，但某些"西方人"游客對裸體主義過分拘謹的態度在這裏不太受歡迎。
結果就是努力移風易俗，幷把海灘和湖泊劃分爲FKK區域和禁止FKK的區域。
不過，如今環顧普雷羅，雖然民主德國已經死去很久，但FKK的傳統精神却保留下來。
"大家都混在一起，因爲對人們來說這不是什麽問題。區域確實已經劃分出來了，但沒人真的介意它"，在普雷洛海灘上，六十六歲的裸體者英格如是說。
另外一位裸體者，六十六歲的律師維爾納•泰倫微笑著表示，自己曾到離家八百二十五公里之外的慕尼黑旅行，"目的是想去看看波羅的海，而不是去裸奔"。
石扉客，《南都周刊》
對話艾波曼
南都周刊：……公民在參與政治反對運動的時候，最重要的原則是什麽？勇氣、信仰、還是非暴力或者其他什麽？
艾波曼：非暴力對于我們來說更像是一個首要的戰略，在1953年的時候，東德的反抗運動曾經遭到過蘇軍坦克的鎮壓，根據當時的經驗，我們得出一個教訓，那就是面對暴力我們只能用非暴力的辦法，而且我們要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們采取的是非暴力的原則。
在東德最後的時候，之所以東德當局沒有能够鎮壓，其原因是電視畫面上，反對派的人的手裏面都是舉著蠟燭，面對著他們的則是荷槍實彈的士兵。那時候全世界都在看著。如果在那種情况下，政府還要鎮壓的話，再用坦克來對付蠟燭的話，他們就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援助了，因爲他們自己也知道東德當時的經濟狀况是非常糟糕的，非常依賴于西德。
在東德當時有一個情况，特別是經過了1953年6月17日的鎮壓之後，一直到1989年柏林墻倒塌前這段時間當中，我們看到東德這個政權已經是一個沒有自我改革能力的政權，也就是說它幾乎是沒有任何希望進行自我變革了。和經濟情况一樣，當時的自然環境也不容樂觀，很多河流污染得非常嚴重，水上都泛著化工廢料的泡沫。
但我們很多人都是有家有孩子的，所以我們就在想，如果我們希望我們的後代至少能够活得比我們這一代人要好一點，那麽這個社會必須要進行一些改變，這個社會必須要更開放、更人性、更自由，更多姿多彩一些才可以。
馬丁•路德在十六世紀的時候曾經說過一句話——如果地球明天就要毀滅，我今天還要去種一棵蘋果樹。那麽如果我們還想讓我們的後代過上一個稍微像樣一點的日子，我們就必須要做點什麽，必須由我們來種這棵蘋果樹。所以我們的動力其實就是責任感和希望。
當然，有一個讓人感到非常壓抑的事實是——要種這棵蘋果樹的代價是很大的，我們很有可能會因此死掉，我們更可能自己看不到成果——最樂觀的打算是可能是我們的兒子輩，或者是孫子輩才有可能看到這棵樹開花結果，而我們自己是經歷不了的。
但是如果我們不做，那麽整個這件事情就要再推一代，我們的下一代才開始去種蘋果樹。也許他們也會覺得沒有希望，他們也可以用和我們同樣的理由不去做，那就徹底沒有希望了。總得有人去做，所以我們就做了。
經過這20年，我可以非常高興地來講，不光是說我的兒子他們吃到了蘋果，我也吃到了蘋果。
用哈維爾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來講——希望不是說看到一個事件會成功才去做，而是說這件事情是必須要做的事情，那麽我們就要對它抱有希望的去做。
南都周刊：……背後，是面對政權和國家機器的巨大恐懼感。在柏林墻倒塌前的二十多年中，您在從事密集的政治反對活動生涯時，如何去克服這種恐懼？
艾波曼：說到恐懼，我當然知道，我畢竟是個小小的人，我不能長時間站在大雨裏面，早晚我要被澆濕，我可能就完蛋了。所以我就開始去找有沒有同道，有沒有支持我的人。我還要去找雨傘，看有沒有人能給我撑一把保護傘。
我首先在教會裏找到一些和我志同道合的人。他們支持我的觀點，而且在很多時候也幫助我。另外，我去找國外的政治家，和他們取得聯繫，他們到東德的時候，他們的每一次對我的拜訪，對我來說都是需要的時候的一把傘。
另外，我還和西方的很多記者建立了聯繫。因爲當時東德有個特別特殊的情况。90%的東德民衆都是通過西德的媒體來瞭解情况，他們獲取信息是通過西德媒體，不是東德媒體。所以我們當時不管是搞藍調彌撒，還是搞紀念彌撒，我們都很清楚，最晚到當天晚上，全東德的1200萬人就能够通過西德電視知道我們做了什麽，
另外一個特別情况，我是在教會工作的，也就是說我的工資是教會給的。當時在東德的教會裏面大概有幾千名我這樣的人，相對于1700 萬的東德民衆來說，這算是個不小的數字。我當時考慮過，如果他們要是把我抓了會有什麽樣的情况。我想，如果把我抓了，教會還是會付我的工資，我的太太孩子生活還有保障。相對于那些在教會之外工作的人，比如一個工程師或者老師，他如果被抓了，那麽他所在的單位很快就會停發他的工資，整個家庭的生計就會受到影響。也因爲這一點，很多在國家企業工作的人如果想表達意見，我們就成了這些人的代言人。
在東德已經倒臺五年之後，我在斯塔西看到了他們的秘密檔案。這個時候我才知道，斯塔西好幾次策劃，想要暗殺我，可是我當時幷不知道，我當時只是以爲他們頂多是把我關起來，或者不讓我在我父親過生日的時候去探望他，或者是給我在學校的孩子製造些問題，我從來不知道他們真正試圖要除掉我。
我想恐懼是人之常情，我今天想要說的是，如果我當時就知道這事情事關生死的話，我可能會更害怕，我現在也不好說是不是還願意做出當時那些事情來，想起來後怕。
南都周刊：在一次接受訪問時，你提到過第三帝國時期慕尼黑的反納粹"白色玫瑰"運動，我注意到近幾年德國一直有電影在記錄這個運動。在反納粹和反極權統治的兩個歷史階段，政治反對者在社會組織方式上有什麽區別嗎？
艾波曼：我覺得首先的區別在于納粹時候的反抗組織成員很廣泛，有很多是學生，還有軍人，也有工人；但在東德這個時代就不是了，其實全東德有1700萬人，根據東德國家安全部（斯塔西）的記錄，當時參加反對運動的在全東德大概也就幾千人，真正的核心是700到1000人。其中有教會的人，但沒有學生，我想不起來有學生，工人也很少，更沒有軍人。因爲對于他們來講，如果參與進來就相當于學業和事業的終結。除了教會的人以外，大概還有一些社會上不同的人。很多人都是我們邀請到教會來參加活動的，人幷不是很多，但最後也成就了這個事情。
南都周刊：走上街頭的人數絕對比例是如此之低，那麽這種勇氣和抗爭是如何傳導給大衆幷形成蝴蝶效應的？您剛才也提到東德人民從西德的媒體那裏獲得了很大幫助，這是否意味著20年前導致柏林墻的倒塌的諸多原因中，信息的自由流通成爲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艾波曼：的確如此，85%——90%的東德民衆都是看西德電視的，所以他們非常知道西德的人做什麽、穿什麽、怎麽工作的。這一點很重要，因爲每天晚上看西德的電視節目，就引起了東德民衆長期的思考。他們都在問自己，西德的人過得比我們好，難道是比我們聰明？比我們能幹？還是比我們更辛勞努力？答案當然是 ——不是，我們是一樣的人。
那麽如果追究原因的話就只有一個答案，那就是，他們生活的條件不同，他們的整個社會框架和我們不同，那個社會更開放、更自由。所以呢，人心思變。當時像我們這些積極推動變革的人和這些廣大的思變的老百姓一起結合一起來走上街頭的時候，小規模的運動就成了有上百萬人參加的運動了。
有一次一個南韓的人問我，南北韓的問題怎麽解决。我當時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我說如果你們能讓北韓人每家都有一部電腦，都有電視，能够看到南韓的生活，人們自動就會想，爲什麽他們的生活要比我們這邊好得多，人心就會思變，後邊的事情就好解决了。
如果只是抽象地去談集權和民主社會，很多人可能對這個一點都不感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非常具體的東西。如果人們能告訴他們，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能够讓人生活的質量發生什麽樣的變化，你有多少自由發展的可能性，幷且把它非常具體化的時候，人一定就會在變。
幾年前，我曾經去俄國，距離莫斯科越遠，越偏僻的地方，這些人就會越閉塞，我本來是希望和他們講民主自由社會的好處，但沒想到那些人甚至和我說，勃列日涅夫時代我們過得比現在還好。看來在信息閉塞的情况下，沒有對比的情况下，要和他們說清楚這些就很難。所以信息的自由流通，是何等重要，我想這也是20年前柏林墻終于被拆除，東德政權終于倒臺的重要原因。
南都周刊：我注意到您多次强調政治是講道德的，而傳統的理解認爲政治總是和利益相勾連的，那麽在漫長的從事反抗運動的時期裏，您和您的同事是否渴望或考慮到具有道德勇氣和歷史責任感的當權者的支持，比如相對克倫茨可能要開明一些的沙博羅夫斯基。有過這種人的明示或暗示的支持嗎？
艾波曼：我曾經渴望過。在東德的社會當中也有過一些開明的人支持我們的行動，但不是在最高層的政治人物，而是社會上比較受尊重的一些人士、作家、藝術家等等，比如說約爾根•福克斯（Juergen Fuch）。
在中央委員會裏面，大概只有一個人——維爾納•蘭博爾茨（werner lamberz）。這個人是比較開明的，希望政治上能有一些變革，曾經一度被看做當時的東德共産黨總書記昂納克的接班人。但是後來他在一次去利比亞訪問的時候，直升飛機出事故，莫名其妙地死了。大概在7、8年前，我還給利比亞政府寫過信，想要調查這件事情，看這件事情是不是昂納克或當時斯塔西的頭目幹的。很遺憾到現在爲止，這件事情一直沒有查清楚。
從東歐其他國家來看，只有蘇聯出現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這種上層改革派，但是當時他們有上千人走上街頭去支持葉利欽，保護戈爾巴喬夫，才出現了這個變革。
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是出現了政變，其他的東歐國家是老百姓走上街頭最終把政府推翻了。走上街頭的人，實際上不過是老百姓中的10%，就已經具有這樣的力量。所以只能是說，我希望是有體制內的開明力量的，也一直希望能够找到這樣的人，但在整個東歐這些國家當中，除了俄國之外，這種希望都沒有真正結出果實來。
南都周刊：在柏林墻倒塌以及東德政權垮臺之前，您和您的同事們是否有過預判，曙光會這麽快的到來？
艾波曼：我沒有想到這麽快。當時我們一方面抱著很强的希望，因爲我們看到自己堅持不懈的努力的確帶來了成果，越來越多的人走到同一個行列當中去了。比如說，揭露東德選舉中的舞弊，和西方駐東德的很多記者的公開接觸等，在短短的幾年中，我們的確做出了很多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可是從另外一個方面看，我們也看到一些不祥的例子，比如遠東的鎮壓等，當時東德政府也非常强硬，他們對外傳達的態度就是我們是决不會改變的。儘管說波蘭在那一年前，就已經有比較自由一點的選舉了，可是東德當時非常强硬——我們絕對不會。我們已經看到，在共産黨的陣營當中，在歐洲比如阿爾巴尼亞、東德是堅决不肯改的。這些又給我們帶來了一種無望的心態。
這種希望和無望的心態互相糾結在一起，我記得哈維爾當時也跟我說過，如果東德政府再存在10年的話，這10年中你要有多少年關在監獄裏啊。當然，事情後來整個發生了變化。這個我們當時的確沒有想到。
南都周刊：在20年前東德政治演變的過程中，我想軍隊的態度應該是無法回避的重要環節。東德的軍隊以前是忠于黨的，現在要轉爲效忠國家和憲法了。我知道您曾經做過6個月的國防部長，而您以前是個從事政治反對活動的牧師，您一天之間要從政治反對者變成政權的分享者了。您當時是怎麽處理這兩種轉化的？
艾波曼：你知道我年輕時服兵役的時候，因爲拒絕宣誓被關了幾個月，因爲東德是要求士兵要絕對地服從命令，如果覺得有些事情是違反人權了或怎樣，可以事後提起質疑。而在西德的部隊中不是這樣的。西德的軍隊也有服從命令的這條規定，但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如果一個士兵得到上級的一個命令，如果他認爲這個命令是反人權的，是踐踏人的尊嚴的，他必須要拒絕這個命令，而且他要去告他的上司。
這兩者之間就出現了很大的差异。我當時爲什麽要拒絕宣誓呢？就是說作爲一個德國人，一個經歷過納粹，知道奧斯維辛集中營這段歷史的一個德國人，我絕對不能宣誓說，不管你是誰，只要你給我命令我就接受。
在1990年的3月東德進行了唯一的一次民主選舉，當時德.梅齊艾（Lothar de Maizière）是總理，他來問我，我當時是民主啓蒙党的主席，他問我要不要當國防部長，我說，如果要我當，我就當負責裁軍的國防部長，因爲我對軍隊的內部生活不瞭解，對怎麽打仗更不清楚，但我知道怎麽裁軍。
從1982年2月開始我和東德的羅伯特.哈弗曼（Robert Havemann）一起寫了一封呼籲信，討論裁軍和如何維護社會和平的問題。你知道當時全世界正在進行軍備競賽，而且不斷地在向核武器的方向發展，所以一直到東德解體，這7、8年當中，我一直都在關注這個問題，而且建立了很多致力于研究裁軍和和平問題的NGO組織。現在看來，這也算是一種巧合的組織準備吧。
另外，我做了18年的牧師，我想我能够大概知道別人的心裏面有一些怎樣的結，怎麽樣解開這些結，這些我想我能做到。
作爲一個牧師，我想我非常理解當時東德部隊裏的這些軍官的想法，對于他們來說，他們所歸屬的那個黨，他們大概99%的人都是東德共産黨的黨員，這個党現在已經是徹底沒有勢力了。他們曾經設想的仕途已經終結了。他們從前想的是早晚有一天，到了一定歲數會載譽還鄉，現在這些都成了黃粱夢。
我想我非常理解他們這樣的心情，我也盡我的努力去幫助他們。一是幫助他們在一個重新開動的德國社會裏面，重新站起來去接受一些轉行的培訓，國家提供一些資金，讓他們轉行。另外一些人可以進入西德的部隊。我也和西德的政府談，看西德的部隊能不能接收這些士兵，最後有11000名東德士兵被納入統一後的聯邦德國國防軍。
這個問題最後必須强調的一點是，在2005年的時候我從一個朋友那裏得到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我這個朋友原來是東德共青團的頭，在東德的時候我們幷不認識，後來東德結束之後才認識的，現在已經成爲朋友。我從他那裏得知，東德在最後一届中央委員會還存在的時候，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都不是軍人，但每個人櫃子裏都有一套軍服。這說明他們曾經考慮過，如果到了政權的最後關頭，他們沒有辦法了的話，就搞軍事集權。
這個想法讓我覺得十分可怕。所以我後來一直都在推行一個主張——全世界各個國家的國防部長（這個稱謂也不同，甚至有的國家還叫戰爭部長），一定要文職，不能穿軍裝，而且一定要是和平主義者。我想即使這樣，可能到一定程度，他可能還是會下令去打仗。不光是集權國家，在民主社會裏也有，政治家如果太早地覺得自己走投無路了，可能會選擇使用武力，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
南都周刊：我知道您多次强調德國經驗，强調需要成立調查委員會清算歷史罪行，公布檔案，讓民衆知道真相。我想很多國家在完成現代政治演變後，未來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當然，很多人反對這個做法。有聲音認爲，不要縱容但是也要寬容；還有聲音認爲，徹底的清查會導致局勢陷入混亂，歷史宜粗不宜細，應該團結一致向前看。您怎麽看待這個問題？
艾波曼：德國的做法是成立了調查委員會，他們這個委員會的特殊性是它是一個真相調查委員會。
柏林墻倒塌3年後的1992年，德國議會第一次宣布建立這樣一個委員會。它的區別在于有三分之二的成員是議員，三分之一的是科學家和研究人員，他們是由各個黨派來推選的，比如最大的黨——社民黨還有基民盟等，每個黨派可以推薦兩個，其他的小黨各推薦一個。由所有的人組成這樣一個委員會，所有的成員都有同樣的投票權。這是爲了防止政治家在投票的時候，特別是評價調查結果的時候，從本黨的利益出發進行評價，有時就會有失客觀。
1992年——1994年是一次調查，1994年到1998年又延長了一次調查。這兩次我都擔任主席，我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整個記錄全部都收集在檔案當中。第一期的時候已經出了18本文集，第二期出了14本文集。這些文集現在都已經被德國的很多大學收藏。所以現在研究這段歷史的人，他要是做真正的學術性的研究，都會去查這些資料的。
在當時成立這個委員會的時候，只有一個黨反對，就是東德共産黨，他們的論調和你剛才說的很像，認爲調查真相會導致混亂。在民間也有人反對，比如他們認爲有很多酷刑的報告太可怕了，還是不要讓人看到爲好。
但是當時聯邦議會做出了一個决定，就是說我們要能够面對歷史，而且要理解受難者的苦難，所以還是要把它公布，但公布的範圍主要是涉及到斯塔西等秘密警察的檔案，這樣可以讓任何一個德國公民都能够查詢自己的歷史。
這樣的公布檔案會不會引起社會上的混亂？我舉一個例子，在東德有一個城市叫哈勒（Halle），當時曾經有一份小報沒有打招呼，忽然有一天就公布了100個東德斯塔西以前的綫人名單，有他們的代號、真名實姓和家庭住址。當時這份報紙出來以後像炸彈一樣在喀勒這個城市就炸開了。但是，值得慶幸的是，這100人中沒有一個人被打，或者車被砸，家被燒，或者是受到侵犯。也就是說，人們的很多擔心實際上不必要的。
反過來講，對社會很重要的一點是讓受害者能够說出他們的苦難。
我在這些年中，見過很多以前的受害者，比如1953年6月17日東德反抗運動中被關押的犯人。他們在被釋放的時候，無一例外都被警告，如果你要敢把在這裏發生的事情說出去，那麽你就會被再抓回來。所以這麽多年他們都沒有說，也不敢說。這些事情經過40年之後，他們才開始傾訴那時候的事情。對于這些人的心靈健康來說，無疑是一劑非常好的良藥，也有助于他們卸下重負，對于整個社會來講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另外我想說的是，如果東德共産黨能够真正面對自己的歷史，能够檢討一下自己在歷史上到底有什麽錯誤，這實際上對于他來說也會帶來福分。
德國如果沒有真正面對自己納粹的那段歷史，比如1933年到1945年的這段歷史，他不可能修復和其他國家的關係。如果我們沒有能够檢討我們的父輩、祖輩，我們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的話，現在的德國在今天的國際社會中也就得不到承認站不住脚。
我也想過，很多國家也有類似的事情，談近期的事情當然對當權者會比較困難。但如果能從稍遠期的歷史開始反省和清算起，肯定有些人會因此丟掉他的職位，但整個社會的仇恨會得到極大的緩解。如果大家開始一個一個地反省這些歷史問題的話，可是對于整個社會來說會是一種心靈的釋放，這個世界會安寧得多。當然，在每一個歷史事件中，都有一些直接參與的一些人，他們是要付出責任的，可能會丟掉工作，但這也是他們自己的選擇造成的。這個問題事涉真相和責任，無關寬容與縱容。
南都周刊：我昨天去采訪了洪堡大學教授、《朗讀者》的作者施林格，他的觀點和您基本上一致，就是絕不寬容，一定要有真相。但我理解您說的真相調查委員會，使命和目的是調查和揭示真相，是對歷史負責，而不是懲罰意義的清算，更不是一個法律意義上的偵察和起訴歷史罪行的組織。德國經驗對歷史的反省僅止于此嗎？
艾波曼：當然不是。揭示真相的調查委員會僅僅是第一個層次。你說的這個法律意義上的偵查和起訴的機構也有，這是第二個層次。比如柏林有一個大的檢察官，他帶領了一個檢察官調查小組他們負責處理調查過程當中民衆提出的起訴。這些檢察官都是從各個聯邦州調上來的，這也是議會通過的。
在這段時間裏大概有上千個起訴，真正進入調查程序的大概有幾百個，到最後，上庭的可能不到一百，而且其中80——85%都是緩期了，真正判刑關押的非常非常少。
當然一些受害者也不滿，覺得這些人沒有得到懲罰。可是法庭審判的時候有一個原則，就是說這些人的確是他們做了在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下當時東德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違反了，只有這樣的話才判。
如果只是從法律上進行清算，老百姓肯定會覺得非常不滿。因爲受到懲罰的人數太少了，所以德國對這段歷史和政治上還有一個清算，這是第三個層次的清算。
具體做法是，在兩德合幷的時候，當時是西德的科爾政府和東德的德.梅齊艾政府有一個合約。其中規定，斯塔西（國家安全部）的人不能當公務員，這裏面包括教師、警察等等。但真正執行比較嚴格的就是聯邦國防軍，因爲這是屬于聯邦機構，其他不管警察還是海關或是老師，都是屬于各州的，在執行聯邦法的時候有自己的空間，有的地方嚴格，有的地方不嚴格，因此出現有的人還是當老師了。
現在的情况是，當時簽合約的時候，留下了一個漏洞，只考慮到在東德爲國家安全部工作的人，沒有考慮過被東德國安收買的西德綫人。比如說他們經常滲透西德的國會以及警察，這些幹下了肮髒的勾當的西德綫人以後怎麽辦？難道他們不應該受到懲罰嗎？但要整個對過去60年的西德公務員做一次調查又是不可能的。對這部分人我們當時沒有考慮到，他們成了漏網之魚，非常遺憾。
但總的來說，如果和1945年之後德國清算納粹政權相比的話，我認爲這次清算更深入，範圍更廣，一直持續到現在。
必須强調的是，德國的這個經驗在整個東歐和中歐來講都是唯一的。因爲只有德國有兩個德國，而且在當時斯塔西還沒來得及銷毀他們的檔案，很快就被接管了，這個和其他的國家都不一樣。其他所有國家只是把共産黨最高層給換了，第二層就沒有動，到底下就更沒有動了。很多人30年都還一直掌權，當然不會把自己交出去了，這也是造成清算非常不完善的一個原因。
原東德邊防軍上校君特·雷奧的抱怨
……20年前，雷奧的任務，就是看著這堵墻以及其他東德邊境。他轄下的士兵，每60到80個人負責看守10公里長的邊境，每次值班時間是8個小時，全年無休三班倒。
雷奧回憶，大致每10公里長的邊境每年能抓獲60個偷越國境者，其中他的部隊大概能抓獲20個人，剩下的40人由警察和憲兵部隊等來完成。他已經無法準確回憶起他的邊防部隊抓獲的偷越國境的總人數。只知道除了被當場擊斃的外，被抓獲的偷越國境囚犯，一般會送到監獄囚禁。
更離奇的是，相當一部分囚犯，最後會被西德用錢贖走。原因是那時的東德已經越來越依賴西德的經濟援助，而西德政府和民衆也自認對這些翻越柏林墻的受難者負有道義上的義務。
在雷奧上校的記憶裏，就這樣從監獄裏被買到西德的囚犯，前後有好幾千人。"我們辛辛苦苦抓進來，他們高高興興賣出去"，他至今無法理解這種做法，覺得如果僅僅是出于經濟考量的話純粹是荒唐的邏輯。
……這年的11月4日，東德出現了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民主示威活動，將近一百萬東德市民走上街頭……
三天以後的11月7日，東德政府部長會議全體成員辭職。再過了一天，11月8日，東德共産黨政治局全體成員辭職。同天選出新的政治局，克倫茨取代統治了東德近20年的昂納克當選新的總書記。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幷未因此而中止。
11月9日，政府幾乎處于癱瘓狀態，在頻繁抗議的亢奮中突然失去目標的東德，不知該如何度過這一天。
實際上，從這天開始，剛剛改組的東德政府中央委員會即開始萌生想法，希望有計劃的放鬆對東德人民出入邊境的旅游限制，以舒緩壓力。因爲在此之前的半年中，萊比錫等地聲勢浩大、此起彼伏的抗議活動中，呼聲最高的也是推倒柏林墻。
就在11月9日的晚上，局勢開始陷入混亂。造成混亂的原因，是當天晚上六點多的一次例行記者招待會。東德共産黨中央當時實際上的第二號人物，政治局委員兼柏林市委書記沙伯夫斯基，在宣讀完一份東德政府簡化公民出境辦法後，一位意大利記者舉手，問這個辦法什麽時候開始執行。沙伯夫斯基想了一下說：據我所知，會很快，不會拖延。記者們立即將這句話理解爲柏林墻馬上開放，迅速將這條消息播發了出去。
到現在也無法弄清楚沙伯夫斯基是故意而爲，還是口誤所致。唯一能肯定的是，就在此刻，歷史借助沙伯夫斯基的手，輕輕撥了一下東德行進的羅盤。
當晚7點，看到新聞的東德民衆在狂喜中相繼涌到柏林墻邊，但此時雷奧和他的部隊幷沒有接到任何關于開放邊境的命令。于是勃蘭登堡門前的挑釁行爲越來越激烈，民衆在試圖推倒柏林墻。他的士兵和下級不斷向他報告，而他也只能不斷向他的上級報告。但是上級聯繫不上，沒有人接聽電話，甚至沒有人知道沙伯夫斯基剛剛做出了一個什麽樣的决定。上校後來才知道，大領導們那時都在開政治局會議。
上面的聲音消失了，人群却如潮水般越來越多的聚集在柏林墻邊。在這種完全失控的局勢下，雷奧承認當時非常猶豫，但他最終决定放弃使用武力，命令他的士兵不要開槍，打開了部分邊境哨所，除了勃蘭登堡門——沒有斷然開槍，這也是他後來一直引以爲豪的地方。
……1990年10月3日，東德正式宣布加入西德。就在兩德統一的4天前，雷奧也接到了解職的命令，剛滿50歲的雷奧上校從此脫下了穿了31年的軍服，驟然失業。
與解職相伴的是，上校收到了一個價值280馬克的便携式收音機作爲禮物。"對我來說，31年國家服務之後，只拿到了280馬克！"雷奧提起此事便非常惱火。
按照當時東德延續下來的政策，滿50歲的人可以領取退休津貼。這個陷入失業的前邊防軍上校要在5個月後才滿50歲，然後才能從統一後的德國政府那裏領到1200西德馬克。
于是他選擇先去一家超市工作，打了18個月工，他拿到了1300馬克。而之前他作爲邊防軍上校的工資是月薪2000馬克。
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不僅如此，在這幾年裏，雷奧還常常被要求作爲證人上法庭作證。作證的對象是他的部下，當年開槍打死翻越柏林墻東德民衆的邊防軍士兵。
……1962年8月17日，18歲的東德人彼得•費查試圖攀越柏林墻，被東德邊防軍士兵開槍射殺。柏林墻東西兩邊的人民都看到了他中槍，在場的西方記者記錄了這個事件，費查成爲第一個因試圖翻越柏林墻而被射殺的人。現在柏林所有紀念柏林墻的博物館裏，都可以找到這個年輕人的大幅照片。
……但雷奧上校還是同情他的被推上法庭的士兵，他覺得他們只是在忠實地執行命令。他沒有想到幾年後，自己也被推上了法庭，送進了監獄。這個前邊防軍上校覺得不公，因爲他也僅僅是執行命令。
……十年後在這間越南餐館裏再次面對記者時，雷奧的强硬態度有了一些改變，他終于開始承認對這些死者感到內疚，但又認爲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是邊防軍軍官，也是黨員，東德政府頒布的法令，得到了我內心的認可。我服從這些法令，幷以此來培訓我的士兵，我們一起來執行法令，我們有什麽錯呢？"
……對那個解散了東德軍隊的裁軍國防部長艾波曼，這個老軍人不屑評論，他從鼻子裏哼了一聲，略帶輕蔑的說，"你想想，一個牧師怎麽可能有資格做國防部長呢？"
……2000年2月到9月，雷奧和沙伯夫斯基在同一個監獄裏一起呆了7個月。他也試圖去問過這位昔日大權在握的二把手，在那個要命的關口宣布立即開放邊境，究竟是一時的口誤，還是故意而爲。
"他反問我，你覺得這是我一個人所能做出的决定嗎？"
……他幷不忌諱接受媒體的采訪，因爲"只有越公開談論，越能瞭解和理解這段歷史"。但他抱怨媒體幷不願意多報道他的觀點，"曾經有三個拍攝柏林墻的紀錄片攝製組來采訪過我，最後片子出來却只用了我兩句話，不到5秒鐘。"
這種裁剪和遮蔽，使得他對媒體的態度慢慢變得心灰意冷。他承認如果不是考慮到"你是來自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記者"，他也不會再接受媒體采訪。即便如此，他也會在采訪開始前警惕地詢問記者對東德的看法，甚至也關心其他普通中國人對東德的態度。
儘管從來沒有去過中國，雷奧還是固執地認爲希望在社會主義中國，因爲"只有中國才可能對抗美國，成爲世界的另一極"。他表示完全同意老領導克倫茨的看法。這個昂納克之後的東德統一社會黨中央總書記，後來也被審判，在監獄裏接受過中國記者采訪時表示"希望中國繼續把紅旗打下去"。
20年後的現在，雷奧終于開始承認，柏林墻倒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他堅持認爲時間上不成熟，因爲"現在看來，東德和西德人的腦子裏還是有一堵墻。"
"從原則上，我還是習慣認可東德，即便控制傳媒和言論自由這種有點過分的做法，目的也是爲了維護國家安全和政權，爲大衆謀利益。那時的法律和黨章裏也都是這麽規定的。"這個總是不忘强調自己黨員身份的老人，在用兩柄叉子笨拙的挑起越南牛肉粉塞進嘴裏後，用簡短而堅定的語調說道："別忘了我是一個黨員，党總是正確的！"
和現在相比，雷奧還是更願意懷念20年前的時光。"那時國家給了我一切，包括教育、滿意的工作和舒適的社區。"10年前，面對《焦點》記者，他這麽回答。10年後，他還是這麽回答。
秘密監獄里的政治犯解說員
在早先東柏林的地圖上，霍恩施豪森監獄所在地是一片空白。即便是現在，從柏林市中心出發，坐地鐵S環綫再換電車，然後再步行一段，也要花上近40分鐘才能到達這個地方。在20年前，這個地圖上都不標識的地方，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所在，因爲這裏是東德國家安全部（斯塔西）最重要的秘密監獄之一。
自1951年斯塔西從原蘇聯軍隊手裏接過這個監獄以來，它通過18萬秘密警察織成的嚴密羅網，將被抓獲的政治反對者、偷越國境者等各類政治犯源源不斷地送到這個地方來。近50年來，這裏關押過近2萬名各類政治犯，包括東德异議人士Rudolf Bahro、作家Jurgen Fuchs、畫家Bärbel Bohley等著名政治犯。
這個監獄一共有103個囚室，120個審訊室。審訊室比囚室還要多，正是這個秘密監獄的一大特點。犯人送到這裏來，經過嚴刑拷打、審訊定罪和仔細甄別後，再分別轉送到遠離柏林的其他監獄。
柏林墻倒塌後，通過1989年11月底和12月的兩次大赦，政治犯們全部得到釋放。1990年10月3日德國統一那天，霍恩施豪森監獄正式宣布永久關閉。4年以後，這裏被辟爲專門的紀念館，用來紀念那些在東德極權體制下的受難者，每天有數以千計的游人來這裏參觀。
1966年出生在東柏林的尤裏查，因偷越國境被捕的時候是1984年，正好18歲。難以置信的是，尤裏查說，他14歲的時候就開始計劃著要離開東德，因爲自懂事以來，他和同伴以及家裏人看到的西德媒體，一天到晚都在說越境的事情。
尤裏查說，想逃離東德，是因爲他沒法想像他的一生會在一個封閉的國度裏度過。那個時候，沒有人會想到柏林墻會在幾年後被推倒。
尤裏查知道直接翻越柏林墻危險極大。所以最開始，他和同伴設想通過其他邊境離開東德。在塗林根附近的一個地方，他們找到了一處防守不太嚴密的圍墻。尤裏查開始想爬過去，馬上發現不太可能，墻太高了，而且釘滿了倒鈎。他的同伴又嘗試著想挖地道，隨即發現高墻下面是深不可測的混凝土，計劃也半途而廢。
于是他和同伴就砍倒一棵樹，希望把樹搭在高墻上面。但剛剛爬上這座"樹橋"，警報就響了。尤裏查在恐慌中逃躲到附近的一個村子裏。聞訊而來的東德邊防軍沒有找到他，却抓到了他的同伴。
在村子裏躲藏了幾天後，尤裏查改變了計劃，他認爲避開東德，先去匈牙利，再到奧地利可能會簡單一些。于是買了一張火車票到布達佩斯，目的地是匈牙利和奧地利接壤的一個邊境城市。到布達佩斯以後，尤裏查又買了張到那個邊境城市的火車票。
這時他犯下了一個錯誤，買了一張單程票。在開往這個邊境小城的火車上，查票的鐵路警察發現了這一點，瞪大了狐疑的眼睛盤問他，是不是想越境？
尤裏查當時的身份是技校畢業生。如果他堅决不承認，未必會被帶走。但他知道，這次至少是决不可能有成功越境的機會了。萬念俱灰的他突然靈光一閃，改口對警察說：是，我想越境，想離開這個該死的國家……尤裏查想起了他的表哥，一年前，他的表哥想通過北部邊境越境，失敗後投進監獄，後來就被西德政府從監獄裏直接買走了。尤裏查想賭一把能否有他表哥的運氣。
在這個小城被審訊了兩個星期後，尤裏查被帶回柏林，關進監獄。開始是單人囚室，然後換到另外一間約16平方米的囚室，和另外5個囚犯關在一起。
尤裏查說，其實這是他第三次試圖越境。
……在最終被西德政府買走獲得自由之前，尤裏查熬過了近一年的牢獄生活。
尤裏查幷不願意去過多回憶審訊的情况。對每個試圖詢問這個問題的參觀者，他總是習慣性的躲開目光，低下頭說記不清楚了。實際上他幷沒有受到任何刑訊逼供，開始的審訊也幷不是無法抗拒的痛苦，但他還是很害怕——牢獄生涯裏的恐懼，主要源自于精神上的折磨，"感覺這個政權可以對你爲所欲爲。"
審訊結束後就進行法庭審判，尤裏查被判一年有期徒刑，馬上被送到哈勒的監獄服刑。10個月以後的某一天，獄警突然打開牢門告訴他：收拾東西，你已經被驅逐出境——實際上他被西德政府買走了，他日日夜夜祈禱的好運氣終于來了。慶幸的是，那兩個和尤裏查一起因偷越國境被捕的難友，也碰到了和他一樣好的運氣。
作爲一個曾經的"行貨"，尤裏查至今都不清楚這場交易裏面的細節，他只是希望被買走。斯塔西决定誰可以被買走，但這場交易幷不是政府之間直接交涉。當時東德和西德各有一個類似律師事務所一樣的機構，由他們來出面操作，談判、選擇、出價等。
尤裏查只知道自己被賣了96000西德馬克。他聽說這是80年代的平均價格，70年代的時候會便宜一些。
尤裏查在西德讀完了大學。柏林墻倒塌、兩德統一後的1991年春天，他回到原來的故鄉。去年3月，他來到這裏故地重游，幷自告奮勇留下來做了導游和解說員。
霍恩施豪森監獄紀念館的管理員安德雷•考基弛說，紀念館現在一共有44個講解員，其中有35個是像尤裏查一樣有過坐牢經歷的，另外還有8、9個歷史學家。這些時代的見證者，和這所紀念館一樣，本身也是一種不能忘却的歷史。
……紀念館開放以後，每年前來的參觀者都在遞增。考基弛說，去年的數字是25萬，其中有一半是學生。
今年5月5日上午，德國總理默克爾首次參觀了這裏。尤裏查和其他幾位當年在這兒被囚禁過的前政治犯，看到這位女總理在監獄廣場內著名的受難者紀念碑前敬獻了花圈，心情複雜。
考基弛說，曾經在這裏工作過的秘密警察雖然不能再在公務部門工作，但幷沒有受審判。而他們中的很多人就長期住在紀念館附近。
這些人在尤裏查他們講解的時候有時會來爭辯，還會成立協會和組織，通過出書等形式，搞各種各樣的活動，說歷史真相幷不是這樣的。他們最主要的觀點是這些政治犯是應該被關押的，因爲當時他們是反對東德的。這位憂心忡忡的管理員說，現在這種情况是越來越嚴重。
直至今日，一些東德人仍舊認爲，像尤裏查這樣的政治犯理應受到處罰。尤裏查曾經提到一次在柏林街頭和一個老人的對話，當他講述自己在監獄中處處受限的苦楚時，對方憤怒地打斷他說："可惜他們忘記了殺掉你！"
9月21日出版的《時代周刊》，將這位前政治犯講解員的苦悶寫進了德國大選背景下的德國社會複雜心態。
"這其實幷不是一個博物館。"在引領游客參觀這所從前的監獄時，尤裏查堅持著自己的這一看法，"當你訪問某個巴洛克宮殿時，你會沉思那些已經結束了的時代。而柏林墻這樣的時代却幷沒有結束。——它會讓我們警惕，那個時代幷沒有真正終結……"
紀念全國消防日
1、柏林墻拆得太徹底了
……柏林旅游局局長布爾哈德•基克相信也是後悔者之一。他一直致力于游說當局采取更多措施，重新發掘柏林墻的歷史價值。他說："在柏林，每塊石頭都代表了一段歷史。而我們犯下了最致命的錯誤：那就是以德國人的行事方式，把柏林墻拆得太徹底了。"
旅游局長的呼聲，會讓人不由自主的想起20年前推倒柏林墻時，西德路德教會牧師曼弗雷德•菲什爾呼籲保留部分柏林墻的聲音，他說："我們一些人意識到，即使一切都已經成爲過去，我們也不應該將所有證據毀掉，人們需要一些東西將他們與過去聯繫起來。"
2、人心中的無形高墻與現實中的東西差距
據新華社報道，柏林自由大學2008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12%的前東德居民和11%的前西德居民都表示，如果柏林墻沒有被推倒，柏林的形象會更好些。柏林墻拆除20年後，許多前東德居民認爲，前西德接管了他們的文化和政治。而前西德民衆說，他們已經厭煩前東德人對前共産主義時代的纏綿懷念。
如果這項調查可信，那麽說明20年後的今天，懷舊情緒依然濃郁。誠如本刊訪問過的原東德邊防軍上校剛特·雷奧說言，柏林墻早就倒了，但許多柏林人心裏依然有一道"心墻"無法跨越。德國《明鏡》周刊的記者甚至認爲，在柏林墻倒塌20年後，原東德時期的意識形態似乎在改頭換面重新確立起來了。
……連在統一時宣稱"沒有一個人會比以前過得糟糕"的德國總理科爾，現在也承認對困難估計不足。
任正德描述，代表團訪問的德國人彼時就有幾分悲觀的表示，要消除東西兩地之間的思想感情上的隔閡，恐怕還需要二三十年。同樣是《明鏡》周刊的編輯們，在18年前的彼時就發出更直率的預言：柏林墻一天之間拆除了，但要拆除思想上的柏林墻，恐怕還需一兩代人的時間。
到了2000年，另外一位國內媒體記者諸友瓊在訪問德國時，發現"統一"正在使德國人陷入困惑，只不過這種困惑比9年前任正德訪問時要更具體而微觀了：東德人抱怨實行私有化,失業率大大增長了，西德人心疼掏腰包交納"統一稅"太多;；東德人不習慣完全陌生的資本主義"規則"，不適應完全不同的思想體系和生活方式，認爲東德被西德"殖民化"了，使東德人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淪爲"二等公民"；西德人則埋怨東德人太不知足,，認爲他們應當對西德人"感恩戴德"才對。兩邊的德國人都說"統一的代價太大了"。
最極致的例子出現在到柏林歷史博物館參觀者的留言中，有一些人寫下了"重建柏林墻,而且要建得更高一些"的主張。
必須得承認，這道人心深處的墻，有其現實和物質的基礎。
按照德國之音今年10月4日的報道：1990年在東德（不包括東柏林）居住有大約1450萬人，現在還剩不到1300萬人。雖然每年還有1萬西德人遷往東部，但是很明顯更多人嚮往西部。僅在2008年，從德國東部就遷出了5萬人。從東部遷往西部的主要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留下的是老年人和社會弱勢群體。
3、兩種社會性短視
事情就是這麽吊詭，如果沒有强大的西德，德國沒有可能那麽快統一，柏林墻推倒後也不可能這麽快平穩過渡。與此同時，可依賴的朋友，同時也是可抱怨的對象。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駡娘。經歷了80年代改革歷程的中國人，對這種心態是多麽熟悉。
柏林墻推倒20周年之際，洛杉磯國立藝術博物館舉辦了名爲"兩個德國的藝術——冷戰文化"的展覽，展出了1945至1989年間120個東德和西德藝術家創作的超過300件雕塑、繪畫、攝影、影像作品，展覽盡力模糊藝術家在兩地區域上的差別，將東德和西德的藝術家融合在一起，這種幷置也展現了一種獨特的融洽。
最近一期德國《時代周報》盛贊了這種做法，同時也報道了位于哈勒的莫裏茲堡博物館在收藏東德藝術家作品上的偷工减料的做法，而該館的東德藝術品收藏在全德國數一數二。該報發表評論擔心重新統一後的德國人對歷史的判斷和修訂太過草率，似乎大家一致認爲東德藝術應該與整個時代一起被忘記。
時代周報稱這種習慣于簡化歷史的現象爲"社會性短視"。
需要指出的是，對我們而言，更需要警惕另一種習慣于簡化當下的社會性短視，即將德國民族性格中短于自我表彰而長于指出問題的審慎悲觀，理解爲某種價值觀的回歸與顛覆。德國人的民族性格習慣謹慎行事，將困難估計得十足，却很少有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豪言壯語。不理解這一點，就會誤把德國社會和媒體20年來一直喋喋不休的提醒和警惕，解讀爲東德人民真的希望回到20年前的柏林墻時代。
除了20年前的既得利益者，很少有人真正希望這麽做。事實上，這種抱怨和懷舊，這種抑鬱而緩慢的行進，才是正常社會裏的真實面目。
曾作爲前東德反對派長期活躍于政壇的東德神學研究者弗裏德裏希∙紹勒莫曾說過一段非常精闢的話："20年前歡欣鼓舞的時期過去後，現在就像酩酊大醉後醒來的抑鬱，或是蝸牛爬行一樣緩慢地走向磨合的正常狀態。"
歷史因意識形態和社會生活經驗的種種差异所投射的陰影，决不會在一天之內就烟消雲散，依舊會很長時間內盤根錯節的盤踞在我們的內心深處。這是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也是我們可以體察人性的資源之一。
4、拆墻20年
……2009年新年剛過，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當周發布的播客節目中表示，圍墻倒塌20年後的此刻，重整和清算德國共産黨的獨裁體制顯得特別重要，除了歷史不能遺忘外，應該讓年輕人認清獨裁的危險。
……10月，她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女作家米勒祝賀，表示"在柏林墻倒塌20周年後，一個柏林女作家獲獎，這是個極其美妙的信號。"
米勒在接受采訪時則表示永遠需要警惕那個扼殺自由和人性的時代重來。
……在這個世界上，拆除各種阻隔和限制交流的高墻的努力，在熱愛自由的人們心裏，會永不停止。無論它是在20年前的東西柏林之間，還是在20年後的海峽兩岸與停火綫兩邊；無論它是鋼筋水泥的混凝土高墻，還是互聯網上的萬丈藩籬、人心深處的無形壁障。
張哲，《南方周末》
……那年9月，匈牙利通往奧地利的邊境突然開放。此前，儘管東德人可以前往其他東歐國家旅行，但直到奧匈邊界打開後，那些心向西方的東德人，才終于在冒死翻越柏林墻之外擁有了其他選項。
兩個月裏，超過11萬東德人繞道捷克斯洛伐克進入匈牙利，從匈牙利前往奧地利，再由奧地利進入西德。惡作劇的年輕人偷偷地把東德國旗中間的代表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的麥穗、錘子和圓規改畫成一個行李箱。
東德警察不斷在通往匈牙利的列車上逮捕他們看來有"潜逃"傾向的人，但監獄很快就裝滿了，有的人只進去幾天就被放出來……
在柏林墻修建以前，由于柏林允許居民在各區自由通行，已有超過250萬東德公民逃往西柏林或通過西柏林前往西德（聯邦德國）其他地區，其中不乏大量技術工人和高級專業人才。
……此前（倒塌前）不久，東德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昂納克還信誓旦旦地說過，柏林墻"將存在50年、100年"。
Hingst與50萬東德人一起涌進資本主義的西柏林，她說"東柏林幾乎空了"。
……東德人可以在任意一家銀行排隊，憑身份證就可以領取100西德馬克的"歡迎費"，緊接著上街慷慨采購。
Hingst先買了一個隨身聽，又從舊貨市場買到了一條美國的牛仔褲，還看了一場電影。很多商店擺出免費食物和飲料，歡迎"東部同胞"。藝術家們則在柏林墻脚爲剛進入西柏林的同胞們演奏音樂。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連玉如教授，那時正在柏林自由大學進修。11月10日上午，她一路來到東柏林，發現東德邊防軍的小夥子們大多面色凝重。
連玉如問他們，支持德國統一嗎？他們說，同意邊境開放，希望東德政府改革政治現狀，但幷不希望兩個德國立即統一。
事實上，兩德統一後，17萬東德軍人中僅有5萬士兵被留下"試用"，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也很快被迫離開，留任的軍官更是不足5%。一些職業軍人由于缺乏其他職業技能而紛紛失業，甚至被迫去其他國家做外籍雇傭軍。
……費杭則騎上一輛摩托車，跟朋友一起來到西德旅行。後座上的朋友沒戴頭盔，違反交規，可當交警瞭解到他們來自東部時，把手一揮說，"走吧！"
……1990年3月18日，東德舉行了首次大選，希望通過"自由選舉"决定國家未來。對于大多數東德人來說，第一次直接參與"民主政治"的美好，有些讓人眩暈，他們帶著敬畏和感激之情填寫著自己的選票。
最終，在貸款和貨幣聯盟的許諾下，科爾支持的德國聯盟党大獲全勝，前執政黨統一社會黨最終沒能逃脫淪爲在野黨的命運。
在與東德政府協商幷簽署"國家條約"時，科爾的外交斡旋也取得了重大成果。戈爾巴喬夫最終鬆口，默許統一後的德國退出華約組織，德國統一的最大外部障礙掃除了。一場暴風驟雨般的統一過程急遽前行，在東德的萊比錫游行的人群已經把"我們是人民"的口號改爲"我們是一個民族"。
1990年10月2日，東德議會宣布，東德政府停止運轉。23點55分，在《歡樂頌》的音樂中，伴著"在你溫柔翅膀之下，一切人類成兄弟"的歌唱，民主德國國旗從東德一切建築物和聯合國的旗杆上緩緩落下。
10月3日零時，德國和平統一。
……
兩德統一之前，東德人均收入只有西德的1/3左右。東德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嚴重滯後，電網、交通和電話通訊都需要大筆投資。
于是，德國政府從1990年開始向原西德各州公民徵收"團結稅"——個人所得的5.5%，用于原東德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國有企業改制和社會綜合援助等。團結稅的計劃徵收截止期限爲2019年，長達29年。但"團結稅"帶來的還有西部人的抱怨，爲什麽一切都要我來埋單？
而東德人對突如其來的資本主義也産生了"排异反應"。當時只有17歲的萊比錫中學生胡朵拉（Cordula Hunold）拿著100西德馬克"歡迎費"與媽媽一起去西德的商場，但琳琅滿目的商品、汹涌的人潮令她走出商場就嘔吐起來。
胡朵拉的父親Hunold本來是當地一所中學的校長，但德國統一後，所有前東德的校長因爲與國家意識形態靠近等原因，統統被要求下崗。Hunold先生在五十多歲失業，只好去斯圖加特一所大學學習，以重新取得教師資格。
實際上，在教育系統內，民主德國政治學院、柏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院等高等院校被直接解散，甚至國家科學院的科學家都不能幸免——Hingst的爸爸是原東德國家科學院的一名化學家，但他也在50歲的年紀失業。
東德的議會和政府自動取消，其工作人員經過嚴格篩選後，大多被開除。在外交系統中，原東德三千余名外交官被全部開除。"以前一些很優秀的東德使館的漢學家，都已經不再從事相關工作了。"德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楊佩（Petra Mann）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有的賣保險，有的在旅行社工作……這真的沒有辦法。"
2008年，社會學家威廉•海特邁爾的一項調查顯示：有半數西德人認爲東德人很少願意瞭解西德，而64%的東德人感覺自己是二等公民。
德國交通部長，負責東德事務的沃爾夫岡•提分西在今年6月提交的兩德統一年度報告中寫道："如果到2019年，東部能接近西部産業結構相對較弱的地區的發展水平，那將是一個巨大的勝利。"
……
柏林墻倒塌後，資本主義立即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東柏林攻城拔地——德意志銀行迅速收購了四千多家東德銀行辦事處，將金融業務立即鋪向東德的每一個城鄉角落；可口可樂、西門子、雀巢等昔日"階級敵人"的標志擠占了每一處新開的超市和商場；馬路上大衆和奔馳的汽車也讓昔日東德自産的"衛星牌"汽車相形見絀……
社會主義的痕迹幷沒有完全消失。東柏林博物館島的藝術市場上，大量販賣的正是前東德和蘇共時期的書籍、徽章和紀念品，但價格十分不菲；而通往亞歷山大廣場的卡爾•馬克思大道還保留著舊時風貌——90米寬的馬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當年這裏游行閱兵的盛况。
……西柏林的自由開放與東柏林的理想光輝形成了這裏獨特的兼容幷蓄的風格。朋克青年、跳蚤市場、前衛藝術家和同性戀社群早已打破了舊有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界限，留有早年印記的公社組織、藍領社區和蘇式建築風格反倒閃耀著獨特的後現代主義光芒。
……
歌德學院北京分院副院長柯理回憶自己最初印象深刻的東德——魏瑪附近的小城耶拿時，他使勁吸了吸鼻子。"空氣裏都是煤的味道。"柯理笑著說，"他們冬天還在用煤炭取暖，而西德早已經使用燃氣了。"
對于柏林自由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柯瑾藝（Olivia Kraef），她對東德的最初記憶也是一種味道。"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麽，有點像消毒水……非常東德的味道。"她小時候每次去東柏林看望親戚，都會聞到這種氣息。
那時的柯瑾藝總覺得東德是另一個世界。西柏林的咖啡和香蕉總是讓東柏林的親戚們很開心，而她總覺得表妹兩條大辮子的髮型很過時。但柯瑾藝幷沒有笑，因爲她媽媽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不管什麽人，雖然可能現在窮，但是他也很偉大"。
柏林墻倒塌20年，說一樣東西好，西柏林人會說"tol"，而東柏林人喜歡說"schau"。
或許由于對現實的不滿，懷舊的情緒近來正在東部蔓延。一些消失的品牌，比如"瑪卡費斯"咖啡，或是"施普雷"腌黃瓜，被人們懷念而重現市場。
東德人費杭覺得，人們懷念的幷不是現實中的那個過去。1998年，他收到了德國政府的一封信，稱前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Stasi)的檔案公開了，其中有他的記錄。
看到檔案時，費杭驚呆了。1989年只有19歲的他，居然在Stasi有60頁的檔案記錄。而且，他傷心的是，寫報告的人裏還有兩個是他最好的朋友。"我有點兒失望，但他們一定也有自己的原因。"費杭說，"他們一定比我更難過。"
秘密警察也曾找過費杭，要求他爲Stasi工作，報告身邊朋友的動向。但費杭拒絕了。"不是我很勇敢。"費杭說，"如果他們第二次第三次問我，或者威脅我父母的安全，我不知道會怎麽樣。"
幸運的是，秘密警察還沒有來得及再找他，柏林墻就倒塌了。"所以，雖然我們有些抱怨，但跟自由比起來，那些都不算什麽……沒有人真的會想回去。"費杭說。
據德國政府公布，原1600萬東德公民中，國家安全部對600萬人備有秘密檔案。
美國前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在回憶錄中記述了自己在1990年12月訪問柏林的情景，那是他第一次見到現實中的柏林墻。"那是一個霧濛濛的天氣……當我透過柏林墻的小洞，看到東柏林那單調的建築時，我意識到民主德國人已經將一切牢牢抓在了自己的手中。這是他們的意志力决定的。"
各大媒體幾乎都進行了海量的報道，評論者眾。不過，國內媒體似乎對一個重要因素不約而同的或忽略、或未給以足夠重視：偶然性。在并不自由的空氣下呼吸，人們渴求陽光的欲望也格外強烈，公共知識分子力圖以理性推動點滴進步，并堅信美好的明天必然到來……討論偶然性是沉重的，這意味著美好的未來并不會僅憑努力就必然來臨，還需要那么一點點運氣。
1989年11月9日，東德二號人物，政治局委員兼柏林市委書記Guenter Schabowski也許僅僅是推倒了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一塊可能再過數十年也無人去推的骨牌。
事實上，Schabowski也許"僅僅是無意識的犯了一個錯誤"，一些歷史學家相信這是與高層"溝通不暢的結果"。本來僅僅是發布一個旅游條例，卻在記者的追問下"口誤"并被解讀為立即開放柏林墻。時值東德民主運動風起云涌之時，新聞發出，民聲鼎沸，大勢幾不可擋。
東土也"民生鼎沸，幾不可擋"過。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經濟狀況最好的東德，領導人沒有學過東土2000年宮廷權謀之術，在關鍵時刻竟然與部隊失去聯系，也只有腦子一根筋的德國人會犯如此低級錯誤……
必然性的討論誠然重要，譬如德國既沒有英國的法律傳統，也沒有經歷法國大革命的腥風血雨，一直是歐洲國家中自由傳統相對薄弱的國家，"還是人類有史以來對自由造成最大威脅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發源地，是一切共産主義者和國家社會主義者的精神故鄉。"某種程度上有如日本，是在戰敗后被迫開始憲政民主。
即便如此，東德依然是社會主義陣營中最自由的國度，也是承載了更多西歐精神文明的國度。曾參加前蘇聯宇航訓練營的呂布克訓練第二天就在營房墻上涂鴉："要做愛，不要戰爭"，而他僅僅是被趕出訓練營，甚至未被扔進監獄。性的開放往往是社會意識開放的排頭兵，在《每日電訊報》的一篇報道中，那個沒有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的東德，卻在處理身體——裸露的自由上更甚西德。即便充斥秘密警察，毛時代的群眾運動也只是個中國特色產物，并未腐蝕歐洲。
80年代曾經擔任天津經濟開發區主任，現在劍橋大學執教的張煒說："中共政權不同于前蘇聯在東歐的衛星國，他們對民衆抗議的鎮壓更殘酷無情，對媒體和輿論的控制更嚴格……已經進入退休狀態的鄧小平經過兩年的思考，最後開始所謂的南巡，最終使左的意識形態讓位于創造財富，促使共産黨成功蛻變，從而加强了生存能力。柏林墻倒塌開始的蘇東劇變，以及後來發生的顔色革命也使中國國家加强了對政治异己，特別是對親西方的民主運動的戒備。中國官方利用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對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宣傳的政治價值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宣傳，而且取得相當的公衆認同。"
當孔夫子遭遇馬克思，最糟的體制交配而得的怪胎，實非東歐經驗可為模板。
順帶說一句，東德人曾揶揄道："一百年後，美國可能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看看今日西北歐與中國，仿佛是個預言。
以下節選南方報系、新周刊、BBC等媒體相關報道、評論。
劉瑜，《新周刊》
1961年8月15號，19歲的下士舒曼在一團鐵絲網邊站崗，他的西邊，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駡他；他的東邊，也有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駡他。後來他回憶說："我只是在盡責而已，但所有人都在咒駡我……作爲一個年輕人，我難過極了。"可能是他眼神裏的驚恐被察覺了，西邊的人轉而對他大喊：過來！過來！舒曼猶豫了一 陣，突然把手裏的香烟一扔，向西跑去，縱身一跳，越過鐵絲網……
這是東西柏林被正式封閉的第三天。
……但從49年民主德國建立開始，走著去西柏林幷且一去不返的人實在太多了：1953年，40萬東德人涌向西德；1954年，20萬；1955-1959年，每年25萬；1960年20萬……12年裏，東德失去了1/6人口。照此下去，東德的社會主義天堂不久就會空空如也了。爲了將人民挽留在天堂，東德總書記烏爾布裏奇在蘇聯的批准下建造了柏林墻。對他來說，這堵墻是對西方鬥爭的偉大勝利，但是肯尼迪却嘲諷道，這堵墻是他對失敗的公開承認。
今天回頭看西方的60年代，不得不承認它是一個左翼年代。我看過一個反映西德左翼恐怖組織"紅色軍系"的電影《Badder Meinhof Complex》，審判該組織時，法庭上廣大聽衆簡直可以說是在爲其熱烈喝彩。掌聲雖然熱烈，但是鼓掌的人似乎也沒有誰穿過下水道爬到東德去。理想主義青年們也許會高舉烏托邦標語喊口號，但是他們的雙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資本主義。
好在這世上有"用脚投票"這事，讓我們能够撥開口號的迷霧去判斷制度的優劣。世界頭號公共知識分子喬姆斯基痛批西方的書盡可以永遠占據排行榜第一，G20 或者WTO開會時示威者盡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資本主義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亞洲人往歐美移民的脚步却不會因此停止。人類的頭腦充滿智慧，但是我們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張。它不善于表達，但愛自由，而且嗅覺無比靈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們高舉標語的手、能言善辯的嘴、荷爾蒙涌動的頭腦更誠實，因爲它有足够的謙卑去屈從于常識。
……從53年東德政府朝示威工人開槍，到56年蘇聯坦克開進布達佩斯，從波蘭的抗議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東歐政府可以說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將其政權"糊"在一起——甚至連强力都是從蘇聯借來的。我們知道，世界有一種富人"窮得只剩下錢"，套用這個句式，世界上有一種强權，"虛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東歐領導人知道另一國的領袖可以在幾千萬人被餓死之後還享受民衆如痴如醉的萬歲萬歲萬萬歲，肯定會大驚失色進而妒火中燒。
……在一個橫跨東西柏林的建築裏，一個東德人試圖從二樓窗口跳到樓下的西柏林。樓上，東德警察從窗口拽住他的胳膊，樓下，西德人則從下麵拽住他的脚踝。"一場拔河比賽就此展開，不過在這種情况下，由于重力在西德人一邊，這個逃跑者取得了勝利。"
劉軍寧，BBC
……1987年6月12日，美國總統里根在西柏林的勃蘭登堡門演說中曾直言： "戈爾巴喬夫先生，拆除這堵墻吧。"里根的許多幕僚曾反對把這句話寫入演講稿，認爲那樣太刺激蘇聯了，具有挑釁的意味，會傷害蘇東人民的感情，加劇美蘇的緊張關係。如果他們能預知柏林墻會在兩年後倒塌，他們絕不會反對里根總統這樣說。當里根稱蘇聯爲邪惡帝國時，他也曾被許多人嘲笑。
里根的話應驗了。赫魯曉夫在五十年代也曾對西方世界說："我們將埋葬你們！"他的話也以相反的方式應驗了。
柏林墻的倒塌，不是因爲蘇聯和東德的軍事失敗。相反，當時蘇聯領導的華沙條約集團在軍事實力上正在超過美國領導的北約集團。更不是因爲蘇聯與東德經濟崩潰。當時的東德是整個蘇聯東歐集團經濟狀况最好的國家。
……當磚石之墻建起來的時候，信念之墻已經倒塌。圍墻越多越高，越堅固，守衛的越嚴，說明自信越少，潜在的危機越大。
……任何有形的人爲障礙，都不能阻擋人類追求自由的意志。
柏林墻表面上要禁錮的是人的身體，實際上它更要禁錮的是人的靈魂，人的追求自由的心靈。那些篤信物質决定意識的統治者，以爲禁錮了人的身體就等于禁錮了人的心靈。然而，人不是物質的動物，人更是精神的動物。如果物質决定不了意識，如果人的心靈不會因身體而被禁錮，那麽這樣的禁錮就是無效的，而不論墻有多高，多堅固。
柏林墻從建到塌的歷史表明，把人去人性化的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終究不能長久。
柏林墻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象徵。這一意識形態把個人看做是國家的財産。既然人是國家的財産，統治者就有權决定被統治者應該在哪里生活工作，他們應該消費什麽樣的物品，玩什麽樣的游戲，該讀什麽樣的書，說什麽樣的話，瀏覽什麽樣的網站。誰叫他們是國家的財産呢？這一意識形態的最嚴重的後果在于，它企圖通過摧毀人心中內在的道德律來把人去人化，使之成爲動物，然後再用對待動物的方式加以統治。這個意識形態企圖謀殺一切對超驗道德與普世價值的信仰。波蘭哲學家克拉科夫斯基發現，蘇聯東歐集團的意識形態沒有道德脊柱。
約翰·辛普森，BBC
如今，在萊比錫到處可以感到人們對前東德的一種懷舊情緒。人們願意花錢買可以回憶起以前東德舊時光的東西：革命歌曲的CD,印著共産主義口號的茶杯，T恤衫，甚至是前東德時代人們不得不忍受的劣質咖啡。
前萊比錫秘密警察總部，現今的博物館裏有不少這類懷舊的展品。當然博物館也展示著前東德令人恐怖的另一面。秘密警察用來跟踪，監視的工具，以及東德直到1968年還用來處决所謂"叛徒"的斷頭臺和後來拿著槍的行刑者的照片。
當年在東德，有無數人成爲秘密警察的犧牲者。不過20年後，有不少當年的秘密警察和他們的綫人慢慢進入到統一後的新德國政權中。他們中數以千計的人成爲政府公務員。有些人在電視臺工作，其他人利用他們手中的關係躋身商界，政界高層，甚至在警察部隊中服務。
在萊比錫最貧窮的林德瑙地區，我們碰到了前東德共産黨員庫洛。他正在爲一個新的左翼政黨奔走呼籲。東德時期，庫洛是東德一所大學的歷史教師，不過同時他也監視學生的行動，利用學生對師長的信任瞭解情况，向秘密警察告密。他說，他不會爲自己當年的行爲辯護，而且願意向所有受害的人道歉。
……林德瑙失業率極高。在這裏，庫洛的極左翼政黨和極右翼的國家民主黨都很有市場。在象林德瑙這樣的地區，德國軍隊招兵的人數也最高。在阿富汗戰場上死亡的德國士兵中，大部分都來自前東德地區。
所以，在這裏，德國似乎依舊是兩個不同的社會。一邊是那些享受89後帶來的新的機會，新生活的人。另一邊通常是那些仍陷在貧困中的人。他們懷念舊時的東德。感嘆那時的日子幷不那麽糟糕。
……從萊比錫回到柏林，我見到了如今成功的德國女政治家維拉•倫斯菲爾德。
上一次同維拉見面是在1990年聖誕節前幾天。她剛剛從媒體的披露中知道了一個讓她震驚不已的消息。媒體從東德秘密警察的檔案中發現，維拉的丈夫多年來一直在向秘密警察密報妻子的情况……
如今維拉和丈夫早就離婚了。我問她對于一些當年的秘密警察20年後在社會上不僅吃得開，甚至飛黃騰達是不是感到很憤怒，她回答說：
" 我們永遠不應當用當年東德執政者們使用的手法對待這些人。我們對他們要公平，公正。不搞清洗。我們要給他們第二次機會，讓他們體驗一個民主的，比從前更好的社會。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如今已經非常富有，但財富幷沒有改變他們的頭腦。他們一些人在用手中的財富挑戰民主社會。他們著書演講，把過去的東德描繪成天堂。而我們應該做的是把過去東德的真相展示給今天的德國人"。
……雖然東德共産黨時代的藝術還在，許多最優秀的東德人則已經去了西方。他們搬到了能够賺錢，有工作的地方。管理學院的院長，一位西德人普林科說，1989年柏林墻倒塌時，他曾經認爲，10年內東德一切都會變好。然而20年後，東德的失業率仍遠遠高于西德。變革需要比人們想像的長的多的時間。
不過， 當你想到20年前的那些日子，想到柏林墻倒塌帶來的巨變以及20年來那些實現了的夢想和尚未實現的希望。 所有這些變革都是由于人民的力量。是成千上萬當年參加示威游行的人的力量， 當然還有我們講到的指揮家，攝影師，教堂牧師這些人個人的勇氣。
今天徜徉在柏林街頭，已經很難想像當年柏林墻的樣子。也看不到共産政權時代人們遭受苦難的痕迹：理想的幻滅，被毀的人生，被政治破壞的婚姻。
今天的德國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在這裏發生的事，有些讓人充滿希望，有些讓人感到失望。但即使那些當年的秘密警察仍在，而且生活得很好，從長遠來說，他們和他們所代表的制度幷沒有嬴。也許這就是最好的結局。
史哲，《倒下的是墻，站起來的是人》
"柏林墻倒塌了，歷史的一頁已徹底翻過。你還不得不承認，這一頁翻得相當漂亮。不管統一的最初，西德人是否有心理的優越感，是否有一種居高臨下的驕傲，東 德人是否曾因爲競爭的失敗而受傷，但一個又一個來自德國東部的人能够毫無障礙地融入西部，自由的生活、呼吸，幷獲得機會與成功，這本身就已說明一切。今天 有數十萬來自東部的德國人在西部生活，來自東部的足球運動員薩默爾成爲德國足協的體育主管，來自東部的默克爾成爲德國總理，東德人赫塔•米勒更成爲本年度 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
會有東德人懷念過去時代的所謂國家榮耀，過去時代的所謂平均。儘管，東德經濟多數時間都落後于西德；儘管，柏林墻竪起的近30年間，平均每年就有8人以 "破壞國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儘管，東德算上綫民平均每66人中就有一個常年爲秘密警察工作（這個比例遠超蓋世太保和克格勃），但畢竟，這都不妨礙他們 借懷念過去公開表達對現實弊病的不滿。
沒有柏林墻的時代，如果他們羡慕繁榮，或者他們只想發泄不滿，至少他們不會有失去自由乃至生命之憂，打開門，過去就是了。
梅兆榮，《南方周末》
中國駐西德最後一任、德國統一後第一任大使梅兆榮：我當時寫了一份電報，就是說東德地區，在蘇聯的支持下，采取防衛的措施，主要目的是爲了防止大量的逃亡。
東德培養的大量成熟技術人員紛紛外逃到西德，他們不是一般的老百姓，都是東德的精英，這無异于大動脉出血。
從民主德國來說，當時它把這堵墻叫做"反法西斯防衛墻"，西德方面把它稱作監獄墻，說東德像一座監獄，這墻是爲了防止老百姓逃亡。
西德的宣傳比較成功。東德自己的電視臺，老百姓看的都不是很多，看的都是西德電視臺，因爲80%東德地區都可以收看西德的電視，安一個天綫就可以。東德老百姓沒有機會出去，迫切想瞭解外界。
開始的時候，東德曾經采取干擾措施，但後來管不了了，也不管了。
首先是經濟利益，那邊生活水平高，還可以自由旅行。也有政治上的因素，西德的言論自由當然比東德强得多。東德采取了很多限制人民的措施，當然它處在冷戰前沿，很多做法也是爲了保護自己的安全。
柏林墻倒塌事件，實際上也不是這個墻倒下來了，而是拉開了口子。不只是在1989年11月9號，實際上更早一點已經拉開口子了，比如奧匈邊界開放，大量東德人從那裏涌入西方。這對從東德內部民心浮動産生了重大影響。
11月9日，大柏林市委書記已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可以開放東西柏林邊界。老百姓聽廣播直播後，都往邊界上沖，連警察都不知道，他們沒收到通知，一聽廣播是這麽說的，警察也傻了，只好放，結果一下子成千上萬人往西柏林沖，就這麽把口子拉開了。
當然緊接著之後，還是有過渡階段，需要辦手續有序地去西柏林，不能直接沖過去。但是口子拉開以後，很多細節是非常微妙的。可以肯定的是，東德的黨和政府的領導看來是內部已經動搖了，不能公開放邊界，否則民意爆炸了。當時很多地方有示威游行，內部控制不住，它需要一個出氣孔。
不過柏林市委書記、東德統一社會黨政治局委員沙博夫斯基爲何會突然宣布柏林墻要開，至今仍是個謎。
到柏林墻倒塌時，應該說已經可以預見到民主德國可能要滅亡。
柏林墻打開口子，就這麽幾個月的時間，就像决堤一樣。1990年自由選舉後，其實東德內部已經發生變化，等于是一場顔色革命。
我們曾非常羡慕它，覺得東德比我們發達。但後來我發現，東德與我國很大不同。比如搞計劃經濟，東德做零部件都是規定數量的，我們還是從大方面計劃，沒有像他們那樣機械，那樣僵化。東德完全是蘇聯模式，而中國和蘇聯有很大不同，比如在發展經濟方面優先順序就不同，中國第一位是農業，其次是輕工業、重工業，軍事工業是最後一個，蘇聯是優先發展高級軍事軍工，然後重、輕工業，最後是農業。
德國剛剛統一時，有人認爲東德是社會主義國家，有點複雜的心理，有點可惜，但是我當時覺得，這是一個外國的事情，沒有什麽可惜的。當然從德國人來說，是件了不起的成就。西德政府抓住了歷史性的機遇，以其經濟實力，實際上兼幷了東德。蘇聯戈爾巴喬夫把東德視爲包袱，拱手讓給西德，企圖以此換取西德的財政支持，幫助蘇聯發展經濟，美國的老布什在得到德國保證的前提下，爲了削弱蘇聯的戰略空間，而支持德國統一，所以，儘管英法有反對，但統一趨勢還是不可逆轉。
比如建立貨幣聯盟，以西馬克代替東馬克，等于在東德的經濟動脉中給它換血。當時一個西德馬克可以換8到10個東德馬克，但官價是1∶4，聯盟建立後，東德人可以以1∶1的比例換取規定數量的西馬克，等于他們多發了一筆財，買很多東西，把西德舊車市場都買光了，一輛奔馳舊車才兩三千個馬克。這麽一來，西德的財政支付很大，而東德的企業則一下子全垮了。
這個措施，對加速統一作用很大，從政治上可取，經濟上不可取。
西德人特別是政界的一些人，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的。這讓東德老百姓怎麽感覺？東德的官員幾乎都被清洗，主要領導人都是西德的。據我所知，目前德國外交部，原東德外交部的人員不到10個。
由于東部地區經濟沒有相應地發展，失業率比西部地區幾乎高一倍，東德很多年輕人都往西邊跑，剩下老人很多。社會上很多年輕人沒有精神支柱，所以光頭黨等等這種社會現象也出現了。
資本主義那一套他們也不習慣，一下子接受不了。特別是老年人，他們感到自己是失敗者，一輩子全部被否定了，心理不平衡。
消除這種隔閡不是一兩年的事情，可能是一兩代人的事情。
Simon Sturdee，《每日電訊報》
在普雷羅，這個曾被共産主義統治的前東德小城美麗宜人的海灘上，今年六十四歲，全身上下一絲不挂的尤杜•舒馬赫堅持認爲，"這件事情與性無關"。
"裸體走進水中暢游，用不著穿著潮濕的內褲，如果經歷過這一切，你就會知道那種感覺有多麽舒適和健康。而且，如果你能忘掉自己光著屁股這個事實的話那就更棒了"，今年八月份，他曾對法新社表示。
"Freikoerperkultur"（德語：釋放身體文化），簡稱FKK，這種運動曾經在對公民生活的其他方面有諸多限制的民主德國非常流行，相形之下西德就遜色不少。
即便二十年前的十一月九日柏林墻倒下之後，這一習俗依舊强大，甚至還吸引了來自大批來自西德的忠實追隨者趕來東部的海灘。
在民主德國時期，由于生活中其他的方面都受到嚴密的管制——沒有言論自由，很少有旅行自由，斯塔西秘密警察對公民的監視——FKK是一項人民罕見可以充分利用的自由。
"這是很少的幾項自由之一"，來自西部多特蒙德市的舒馬赫表示。"我可以感受得到，當時的人民會對當局這麽說：'別把我們的這個自由也拿走'"。
……當地五十三歲的博物館館長多麗絲•佩格爾回憶說，在民主德國時期，這裏有兩千五百名邊防軍士兵，七十座瞭望塔，還有許多探照燈、鐵絲網、巡邏艇以及雷達，所有這一切都讓人確信沒有誰能經由海路逃往西德或丹麥。
划船甚至衝浪都被絕對被禁止。但有一件事情是被允許的，人們可以在普勒羅當地瞭望塔的眼皮底下，以及這個共産主義國家的所有海灘和湖邊大膽的去做，那就是盡情享受FKK。
不僅被允許，而且還縱容他們這麽做，因爲每到夏季會有許多人聚集到海邊嘗試FKK。比如普雷羅，它是民主德國最早的裸體主義營地之一，這裏的海灘上需要大量帳篷。
然而，當民主德國建立之初時，政治局曾將其視作納粹餘毒，認爲它是一種危險的小資産階級墮落作風，柏林的布裏斯托爾大學現代史講師喬西•麥柯萊倫對法新社表示，他曾對這一現象有過研究。
普雷羅發生的事件無助于打消這種疑慮，當時裸體主義者們會在晚間聚集在那裏的海灘和沙丘中，戴著非洲式的頭飾，用牙膏塗抹身體部位，舉行放蕩的"喀麥隆聚會"。
1950年代，內務部把裸體主義稱作"我們勞動人民天性和健康感受"的一種威脅，當局試圖消滅FKK。
不過，在裸體主義者當中有許多人是黨員、警察甚至法官，他們抗議說，"玩FKK"跟做一個好共産主義者幷不矛盾，而且裸體主義是不分性別的。
"在這裏，婦女不再是被追逐的對象，她是你的同志，這兒沒有挑逗你的比基尼"，麥柯萊倫引用了1966年當局對裸體主義者一次調查中的話。
人們的普遍抵觸很快讓當局的態度得以軟化，到1960和1970年代，FKK幾乎已經成爲一種國民消遣，它甚至得到了當局的鼓勵。
除了前南斯拉夫的克羅地亞海灘之外，它在東德所收到的歡迎遠多于西歐和東歐集團的其他國家。
這是因爲，雖然這個國家可以容忍裸體主義，但却禁止任何形式的裸體主義組織。這種邏輯讓FKK更加受人喜愛，因爲人們可以僅僅是嘗試一下，而不必事先加入一個俱樂部。
甚至還有這麽個笑話："兩個以上的民主德國公民在一起叫什麽呢？是非法集會還是裸泳？"
1989年，當柏林墻倒下時，多利絲•佩格爾還在西德，她回憶起當時自己給普雷羅的家中打去電話，人們告訴她說，從這裏到民主德國的所有地方，人們都跑出來慶祝。
"人們告訴我，''他們正在普雷羅的海灘上衝浪"，佩格爾說。
1990年兩德統一之後，許多事物潮水般涌入東部，但某些"西方人"游客對裸體主義過分拘謹的態度在這裏不太受歡迎。
結果就是努力移風易俗，幷把海灘和湖泊劃分爲FKK區域和禁止FKK的區域。
不過，如今環顧普雷羅，雖然民主德國已經死去很久，但FKK的傳統精神却保留下來。
"大家都混在一起，因爲對人們來說這不是什麽問題。區域確實已經劃分出來了，但沒人真的介意它"，在普雷洛海灘上，六十六歲的裸體者英格如是說。
另外一位裸體者，六十六歲的律師維爾納•泰倫微笑著表示，自己曾到離家八百二十五公里之外的慕尼黑旅行，"目的是想去看看波羅的海，而不是去裸奔"。
石扉客，《南都周刊》
對話艾波曼
南都周刊：……公民在參與政治反對運動的時候，最重要的原則是什麽？勇氣、信仰、還是非暴力或者其他什麽？
艾波曼：非暴力對于我們來說更像是一個首要的戰略，在1953年的時候，東德的反抗運動曾經遭到過蘇軍坦克的鎮壓，根據當時的經驗，我們得出一個教訓，那就是面對暴力我們只能用非暴力的辦法，而且我們要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們采取的是非暴力的原則。
在東德最後的時候，之所以東德當局沒有能够鎮壓，其原因是電視畫面上，反對派的人的手裏面都是舉著蠟燭，面對著他們的則是荷槍實彈的士兵。那時候全世界都在看著。如果在那種情况下，政府還要鎮壓的話，再用坦克來對付蠟燭的話，他們就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援助了，因爲他們自己也知道東德當時的經濟狀况是非常糟糕的，非常依賴于西德。
在東德當時有一個情况，特別是經過了1953年6月17日的鎮壓之後，一直到1989年柏林墻倒塌前這段時間當中，我們看到東德這個政權已經是一個沒有自我改革能力的政權，也就是說它幾乎是沒有任何希望進行自我變革了。和經濟情况一樣，當時的自然環境也不容樂觀，很多河流污染得非常嚴重，水上都泛著化工廢料的泡沫。
但我們很多人都是有家有孩子的，所以我們就在想，如果我們希望我們的後代至少能够活得比我們這一代人要好一點，那麽這個社會必須要進行一些改變，這個社會必須要更開放、更人性、更自由，更多姿多彩一些才可以。
馬丁•路德在十六世紀的時候曾經說過一句話——如果地球明天就要毀滅，我今天還要去種一棵蘋果樹。那麽如果我們還想讓我們的後代過上一個稍微像樣一點的日子，我們就必須要做點什麽，必須由我們來種這棵蘋果樹。所以我們的動力其實就是責任感和希望。
當然，有一個讓人感到非常壓抑的事實是——要種這棵蘋果樹的代價是很大的，我們很有可能會因此死掉，我們更可能自己看不到成果——最樂觀的打算是可能是我們的兒子輩，或者是孫子輩才有可能看到這棵樹開花結果，而我們自己是經歷不了的。
但是如果我們不做，那麽整個這件事情就要再推一代，我們的下一代才開始去種蘋果樹。也許他們也會覺得沒有希望，他們也可以用和我們同樣的理由不去做，那就徹底沒有希望了。總得有人去做，所以我們就做了。
經過這20年，我可以非常高興地來講，不光是說我的兒子他們吃到了蘋果，我也吃到了蘋果。
用哈維爾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來講——希望不是說看到一個事件會成功才去做，而是說這件事情是必須要做的事情，那麽我們就要對它抱有希望的去做。
南都周刊：……背後，是面對政權和國家機器的巨大恐懼感。在柏林墻倒塌前的二十多年中，您在從事密集的政治反對活動生涯時，如何去克服這種恐懼？
艾波曼：說到恐懼，我當然知道，我畢竟是個小小的人，我不能長時間站在大雨裏面，早晚我要被澆濕，我可能就完蛋了。所以我就開始去找有沒有同道，有沒有支持我的人。我還要去找雨傘，看有沒有人能給我撑一把保護傘。
我首先在教會裏找到一些和我志同道合的人。他們支持我的觀點，而且在很多時候也幫助我。另外，我去找國外的政治家，和他們取得聯繫，他們到東德的時候，他們的每一次對我的拜訪，對我來說都是需要的時候的一把傘。
另外，我還和西方的很多記者建立了聯繫。因爲當時東德有個特別特殊的情况。90%的東德民衆都是通過西德的媒體來瞭解情况，他們獲取信息是通過西德媒體，不是東德媒體。所以我們當時不管是搞藍調彌撒，還是搞紀念彌撒，我們都很清楚，最晚到當天晚上，全東德的1200萬人就能够通過西德電視知道我們做了什麽，
另外一個特別情况，我是在教會工作的，也就是說我的工資是教會給的。當時在東德的教會裏面大概有幾千名我這樣的人，相對于1700 萬的東德民衆來說，這算是個不小的數字。我當時考慮過，如果他們要是把我抓了會有什麽樣的情况。我想，如果把我抓了，教會還是會付我的工資，我的太太孩子生活還有保障。相對于那些在教會之外工作的人，比如一個工程師或者老師，他如果被抓了，那麽他所在的單位很快就會停發他的工資，整個家庭的生計就會受到影響。也因爲這一點，很多在國家企業工作的人如果想表達意見，我們就成了這些人的代言人。
在東德已經倒臺五年之後，我在斯塔西看到了他們的秘密檔案。這個時候我才知道，斯塔西好幾次策劃，想要暗殺我，可是我當時幷不知道，我當時只是以爲他們頂多是把我關起來，或者不讓我在我父親過生日的時候去探望他，或者是給我在學校的孩子製造些問題，我從來不知道他們真正試圖要除掉我。
我想恐懼是人之常情，我今天想要說的是，如果我當時就知道這事情事關生死的話，我可能會更害怕，我現在也不好說是不是還願意做出當時那些事情來，想起來後怕。
南都周刊：在一次接受訪問時，你提到過第三帝國時期慕尼黑的反納粹"白色玫瑰"運動，我注意到近幾年德國一直有電影在記錄這個運動。在反納粹和反極權統治的兩個歷史階段，政治反對者在社會組織方式上有什麽區別嗎？
艾波曼：我覺得首先的區別在于納粹時候的反抗組織成員很廣泛，有很多是學生，還有軍人，也有工人；但在東德這個時代就不是了，其實全東德有1700萬人，根據東德國家安全部（斯塔西）的記錄，當時參加反對運動的在全東德大概也就幾千人，真正的核心是700到1000人。其中有教會的人，但沒有學生，我想不起來有學生，工人也很少，更沒有軍人。因爲對于他們來講，如果參與進來就相當于學業和事業的終結。除了教會的人以外，大概還有一些社會上不同的人。很多人都是我們邀請到教會來參加活動的，人幷不是很多，但最後也成就了這個事情。
南都周刊：走上街頭的人數絕對比例是如此之低，那麽這種勇氣和抗爭是如何傳導給大衆幷形成蝴蝶效應的？您剛才也提到東德人民從西德的媒體那裏獲得了很大幫助，這是否意味著20年前導致柏林墻的倒塌的諸多原因中，信息的自由流通成爲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艾波曼：的確如此，85%——90%的東德民衆都是看西德電視的，所以他們非常知道西德的人做什麽、穿什麽、怎麽工作的。這一點很重要，因爲每天晚上看西德的電視節目，就引起了東德民衆長期的思考。他們都在問自己，西德的人過得比我們好，難道是比我們聰明？比我們能幹？還是比我們更辛勞努力？答案當然是 ——不是，我們是一樣的人。
那麽如果追究原因的話就只有一個答案，那就是，他們生活的條件不同，他們的整個社會框架和我們不同，那個社會更開放、更自由。所以呢，人心思變。當時像我們這些積極推動變革的人和這些廣大的思變的老百姓一起結合一起來走上街頭的時候，小規模的運動就成了有上百萬人參加的運動了。
有一次一個南韓的人問我，南北韓的問題怎麽解决。我當時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我說如果你們能讓北韓人每家都有一部電腦，都有電視，能够看到南韓的生活，人們自動就會想，爲什麽他們的生活要比我們這邊好得多，人心就會思變，後邊的事情就好解决了。
如果只是抽象地去談集權和民主社會，很多人可能對這個一點都不感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非常具體的東西。如果人們能告訴他們，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能够讓人生活的質量發生什麽樣的變化，你有多少自由發展的可能性，幷且把它非常具體化的時候，人一定就會在變。
幾年前，我曾經去俄國，距離莫斯科越遠，越偏僻的地方，這些人就會越閉塞，我本來是希望和他們講民主自由社會的好處，但沒想到那些人甚至和我說，勃列日涅夫時代我們過得比現在還好。看來在信息閉塞的情况下，沒有對比的情况下，要和他們說清楚這些就很難。所以信息的自由流通，是何等重要，我想這也是20年前柏林墻終于被拆除，東德政權終于倒臺的重要原因。
南都周刊：我注意到您多次强調政治是講道德的，而傳統的理解認爲政治總是和利益相勾連的，那麽在漫長的從事反抗運動的時期裏，您和您的同事是否渴望或考慮到具有道德勇氣和歷史責任感的當權者的支持，比如相對克倫茨可能要開明一些的沙博羅夫斯基。有過這種人的明示或暗示的支持嗎？
艾波曼：我曾經渴望過。在東德的社會當中也有過一些開明的人支持我們的行動，但不是在最高層的政治人物，而是社會上比較受尊重的一些人士、作家、藝術家等等，比如說約爾根•福克斯（Juergen Fuch）。
在中央委員會裏面，大概只有一個人——維爾納•蘭博爾茨（werner lamberz）。這個人是比較開明的，希望政治上能有一些變革，曾經一度被看做當時的東德共産黨總書記昂納克的接班人。但是後來他在一次去利比亞訪問的時候，直升飛機出事故，莫名其妙地死了。大概在7、8年前，我還給利比亞政府寫過信，想要調查這件事情，看這件事情是不是昂納克或當時斯塔西的頭目幹的。很遺憾到現在爲止，這件事情一直沒有查清楚。
從東歐其他國家來看，只有蘇聯出現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這種上層改革派，但是當時他們有上千人走上街頭去支持葉利欽，保護戈爾巴喬夫，才出現了這個變革。
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是出現了政變，其他的東歐國家是老百姓走上街頭最終把政府推翻了。走上街頭的人，實際上不過是老百姓中的10%，就已經具有這樣的力量。所以只能是說，我希望是有體制內的開明力量的，也一直希望能够找到這樣的人，但在整個東歐這些國家當中，除了俄國之外，這種希望都沒有真正結出果實來。
南都周刊：在柏林墻倒塌以及東德政權垮臺之前，您和您的同事們是否有過預判，曙光會這麽快的到來？
艾波曼：我沒有想到這麽快。當時我們一方面抱著很强的希望，因爲我們看到自己堅持不懈的努力的確帶來了成果，越來越多的人走到同一個行列當中去了。比如說，揭露東德選舉中的舞弊，和西方駐東德的很多記者的公開接觸等，在短短的幾年中，我們的確做出了很多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可是從另外一個方面看，我們也看到一些不祥的例子，比如遠東的鎮壓等，當時東德政府也非常强硬，他們對外傳達的態度就是我們是决不會改變的。儘管說波蘭在那一年前，就已經有比較自由一點的選舉了，可是東德當時非常强硬——我們絕對不會。我們已經看到，在共産黨的陣營當中，在歐洲比如阿爾巴尼亞、東德是堅决不肯改的。這些又給我們帶來了一種無望的心態。
這種希望和無望的心態互相糾結在一起，我記得哈維爾當時也跟我說過，如果東德政府再存在10年的話，這10年中你要有多少年關在監獄裏啊。當然，事情後來整個發生了變化。這個我們當時的確沒有想到。
南都周刊：在20年前東德政治演變的過程中，我想軍隊的態度應該是無法回避的重要環節。東德的軍隊以前是忠于黨的，現在要轉爲效忠國家和憲法了。我知道您曾經做過6個月的國防部長，而您以前是個從事政治反對活動的牧師，您一天之間要從政治反對者變成政權的分享者了。您當時是怎麽處理這兩種轉化的？
艾波曼：你知道我年輕時服兵役的時候，因爲拒絕宣誓被關了幾個月，因爲東德是要求士兵要絕對地服從命令，如果覺得有些事情是違反人權了或怎樣，可以事後提起質疑。而在西德的部隊中不是這樣的。西德的軍隊也有服從命令的這條規定，但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如果一個士兵得到上級的一個命令，如果他認爲這個命令是反人權的，是踐踏人的尊嚴的，他必須要拒絕這個命令，而且他要去告他的上司。
這兩者之間就出現了很大的差异。我當時爲什麽要拒絕宣誓呢？就是說作爲一個德國人，一個經歷過納粹，知道奧斯維辛集中營這段歷史的一個德國人，我絕對不能宣誓說，不管你是誰，只要你給我命令我就接受。
在1990年的3月東德進行了唯一的一次民主選舉，當時德.梅齊艾（Lothar de Maizière）是總理，他來問我，我當時是民主啓蒙党的主席，他問我要不要當國防部長，我說，如果要我當，我就當負責裁軍的國防部長，因爲我對軍隊的內部生活不瞭解，對怎麽打仗更不清楚，但我知道怎麽裁軍。
從1982年2月開始我和東德的羅伯特.哈弗曼（Robert Havemann）一起寫了一封呼籲信，討論裁軍和如何維護社會和平的問題。你知道當時全世界正在進行軍備競賽，而且不斷地在向核武器的方向發展，所以一直到東德解體，這7、8年當中，我一直都在關注這個問題，而且建立了很多致力于研究裁軍和和平問題的NGO組織。現在看來，這也算是一種巧合的組織準備吧。
另外，我做了18年的牧師，我想我能够大概知道別人的心裏面有一些怎樣的結，怎麽樣解開這些結，這些我想我能做到。
作爲一個牧師，我想我非常理解當時東德部隊裏的這些軍官的想法，對于他們來說，他們所歸屬的那個黨，他們大概99%的人都是東德共産黨的黨員，這個党現在已經是徹底沒有勢力了。他們曾經設想的仕途已經終結了。他們從前想的是早晚有一天，到了一定歲數會載譽還鄉，現在這些都成了黃粱夢。
我想我非常理解他們這樣的心情，我也盡我的努力去幫助他們。一是幫助他們在一個重新開動的德國社會裏面，重新站起來去接受一些轉行的培訓，國家提供一些資金，讓他們轉行。另外一些人可以進入西德的部隊。我也和西德的政府談，看西德的部隊能不能接收這些士兵，最後有11000名東德士兵被納入統一後的聯邦德國國防軍。
這個問題最後必須强調的一點是，在2005年的時候我從一個朋友那裏得到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我這個朋友原來是東德共青團的頭，在東德的時候我們幷不認識，後來東德結束之後才認識的，現在已經成爲朋友。我從他那裏得知，東德在最後一届中央委員會還存在的時候，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都不是軍人，但每個人櫃子裏都有一套軍服。這說明他們曾經考慮過，如果到了政權的最後關頭，他們沒有辦法了的話，就搞軍事集權。
這個想法讓我覺得十分可怕。所以我後來一直都在推行一個主張——全世界各個國家的國防部長（這個稱謂也不同，甚至有的國家還叫戰爭部長），一定要文職，不能穿軍裝，而且一定要是和平主義者。我想即使這樣，可能到一定程度，他可能還是會下令去打仗。不光是集權國家，在民主社會裏也有，政治家如果太早地覺得自己走投無路了，可能會選擇使用武力，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
南都周刊：我知道您多次强調德國經驗，强調需要成立調查委員會清算歷史罪行，公布檔案，讓民衆知道真相。我想很多國家在完成現代政治演變後，未來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當然，很多人反對這個做法。有聲音認爲，不要縱容但是也要寬容；還有聲音認爲，徹底的清查會導致局勢陷入混亂，歷史宜粗不宜細，應該團結一致向前看。您怎麽看待這個問題？
艾波曼：德國的做法是成立了調查委員會，他們這個委員會的特殊性是它是一個真相調查委員會。
柏林墻倒塌3年後的1992年，德國議會第一次宣布建立這樣一個委員會。它的區別在于有三分之二的成員是議員，三分之一的是科學家和研究人員，他們是由各個黨派來推選的，比如最大的黨——社民黨還有基民盟等，每個黨派可以推薦兩個，其他的小黨各推薦一個。由所有的人組成這樣一個委員會，所有的成員都有同樣的投票權。這是爲了防止政治家在投票的時候，特別是評價調查結果的時候，從本黨的利益出發進行評價，有時就會有失客觀。
1992年——1994年是一次調查，1994年到1998年又延長了一次調查。這兩次我都擔任主席，我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整個記錄全部都收集在檔案當中。第一期的時候已經出了18本文集，第二期出了14本文集。這些文集現在都已經被德國的很多大學收藏。所以現在研究這段歷史的人，他要是做真正的學術性的研究，都會去查這些資料的。
在當時成立這個委員會的時候，只有一個黨反對，就是東德共産黨，他們的論調和你剛才說的很像，認爲調查真相會導致混亂。在民間也有人反對，比如他們認爲有很多酷刑的報告太可怕了，還是不要讓人看到爲好。
但是當時聯邦議會做出了一個决定，就是說我們要能够面對歷史，而且要理解受難者的苦難，所以還是要把它公布，但公布的範圍主要是涉及到斯塔西等秘密警察的檔案，這樣可以讓任何一個德國公民都能够查詢自己的歷史。
這樣的公布檔案會不會引起社會上的混亂？我舉一個例子，在東德有一個城市叫哈勒（Halle），當時曾經有一份小報沒有打招呼，忽然有一天就公布了100個東德斯塔西以前的綫人名單，有他們的代號、真名實姓和家庭住址。當時這份報紙出來以後像炸彈一樣在喀勒這個城市就炸開了。但是，值得慶幸的是，這100人中沒有一個人被打，或者車被砸，家被燒，或者是受到侵犯。也就是說，人們的很多擔心實際上不必要的。
反過來講，對社會很重要的一點是讓受害者能够說出他們的苦難。
我在這些年中，見過很多以前的受害者，比如1953年6月17日東德反抗運動中被關押的犯人。他們在被釋放的時候，無一例外都被警告，如果你要敢把在這裏發生的事情說出去，那麽你就會被再抓回來。所以這麽多年他們都沒有說，也不敢說。這些事情經過40年之後，他們才開始傾訴那時候的事情。對于這些人的心靈健康來說，無疑是一劑非常好的良藥，也有助于他們卸下重負，對于整個社會來講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另外我想說的是，如果東德共産黨能够真正面對自己的歷史，能够檢討一下自己在歷史上到底有什麽錯誤，這實際上對于他來說也會帶來福分。
德國如果沒有真正面對自己納粹的那段歷史，比如1933年到1945年的這段歷史，他不可能修復和其他國家的關係。如果我們沒有能够檢討我們的父輩、祖輩，我們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的話，現在的德國在今天的國際社會中也就得不到承認站不住脚。
我也想過，很多國家也有類似的事情，談近期的事情當然對當權者會比較困難。但如果能從稍遠期的歷史開始反省和清算起，肯定有些人會因此丟掉他的職位，但整個社會的仇恨會得到極大的緩解。如果大家開始一個一個地反省這些歷史問題的話，可是對于整個社會來說會是一種心靈的釋放，這個世界會安寧得多。當然，在每一個歷史事件中，都有一些直接參與的一些人，他們是要付出責任的，可能會丟掉工作，但這也是他們自己的選擇造成的。這個問題事涉真相和責任，無關寬容與縱容。
南都周刊：我昨天去采訪了洪堡大學教授、《朗讀者》的作者施林格，他的觀點和您基本上一致，就是絕不寬容，一定要有真相。但我理解您說的真相調查委員會，使命和目的是調查和揭示真相，是對歷史負責，而不是懲罰意義的清算，更不是一個法律意義上的偵察和起訴歷史罪行的組織。德國經驗對歷史的反省僅止于此嗎？
艾波曼：當然不是。揭示真相的調查委員會僅僅是第一個層次。你說的這個法律意義上的偵查和起訴的機構也有，這是第二個層次。比如柏林有一個大的檢察官，他帶領了一個檢察官調查小組他們負責處理調查過程當中民衆提出的起訴。這些檢察官都是從各個聯邦州調上來的，這也是議會通過的。
在這段時間裏大概有上千個起訴，真正進入調查程序的大概有幾百個，到最後，上庭的可能不到一百，而且其中80——85%都是緩期了，真正判刑關押的非常非常少。
當然一些受害者也不滿，覺得這些人沒有得到懲罰。可是法庭審判的時候有一個原則，就是說這些人的確是他們做了在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下當時東德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違反了，只有這樣的話才判。
如果只是從法律上進行清算，老百姓肯定會覺得非常不滿。因爲受到懲罰的人數太少了，所以德國對這段歷史和政治上還有一個清算，這是第三個層次的清算。
具體做法是，在兩德合幷的時候，當時是西德的科爾政府和東德的德.梅齊艾政府有一個合約。其中規定，斯塔西（國家安全部）的人不能當公務員，這裏面包括教師、警察等等。但真正執行比較嚴格的就是聯邦國防軍，因爲這是屬于聯邦機構，其他不管警察還是海關或是老師，都是屬于各州的，在執行聯邦法的時候有自己的空間，有的地方嚴格，有的地方不嚴格，因此出現有的人還是當老師了。
現在的情况是，當時簽合約的時候，留下了一個漏洞，只考慮到在東德爲國家安全部工作的人，沒有考慮過被東德國安收買的西德綫人。比如說他們經常滲透西德的國會以及警察，這些幹下了肮髒的勾當的西德綫人以後怎麽辦？難道他們不應該受到懲罰嗎？但要整個對過去60年的西德公務員做一次調查又是不可能的。對這部分人我們當時沒有考慮到，他們成了漏網之魚，非常遺憾。
但總的來說，如果和1945年之後德國清算納粹政權相比的話，我認爲這次清算更深入，範圍更廣，一直持續到現在。
必須强調的是，德國的這個經驗在整個東歐和中歐來講都是唯一的。因爲只有德國有兩個德國，而且在當時斯塔西還沒來得及銷毀他們的檔案，很快就被接管了，這個和其他的國家都不一樣。其他所有國家只是把共産黨最高層給換了，第二層就沒有動，到底下就更沒有動了。很多人30年都還一直掌權，當然不會把自己交出去了，這也是造成清算非常不完善的一個原因。
原東德邊防軍上校君特·雷奧的抱怨
……20年前，雷奧的任務，就是看著這堵墻以及其他東德邊境。他轄下的士兵，每60到80個人負責看守10公里長的邊境，每次值班時間是8個小時，全年無休三班倒。
雷奧回憶，大致每10公里長的邊境每年能抓獲60個偷越國境者，其中他的部隊大概能抓獲20個人，剩下的40人由警察和憲兵部隊等來完成。他已經無法準確回憶起他的邊防部隊抓獲的偷越國境的總人數。只知道除了被當場擊斃的外，被抓獲的偷越國境囚犯，一般會送到監獄囚禁。
更離奇的是，相當一部分囚犯，最後會被西德用錢贖走。原因是那時的東德已經越來越依賴西德的經濟援助，而西德政府和民衆也自認對這些翻越柏林墻的受難者負有道義上的義務。
在雷奧上校的記憶裏，就這樣從監獄裏被買到西德的囚犯，前後有好幾千人。"我們辛辛苦苦抓進來，他們高高興興賣出去"，他至今無法理解這種做法，覺得如果僅僅是出于經濟考量的話純粹是荒唐的邏輯。
……這年的11月4日，東德出現了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民主示威活動，將近一百萬東德市民走上街頭……
三天以後的11月7日，東德政府部長會議全體成員辭職。再過了一天，11月8日，東德共産黨政治局全體成員辭職。同天選出新的政治局，克倫茨取代統治了東德近20年的昂納克當選新的總書記。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幷未因此而中止。
11月9日，政府幾乎處于癱瘓狀態，在頻繁抗議的亢奮中突然失去目標的東德，不知該如何度過這一天。
實際上，從這天開始，剛剛改組的東德政府中央委員會即開始萌生想法，希望有計劃的放鬆對東德人民出入邊境的旅游限制，以舒緩壓力。因爲在此之前的半年中，萊比錫等地聲勢浩大、此起彼伏的抗議活動中，呼聲最高的也是推倒柏林墻。
就在11月9日的晚上，局勢開始陷入混亂。造成混亂的原因，是當天晚上六點多的一次例行記者招待會。東德共産黨中央當時實際上的第二號人物，政治局委員兼柏林市委書記沙伯夫斯基，在宣讀完一份東德政府簡化公民出境辦法後，一位意大利記者舉手，問這個辦法什麽時候開始執行。沙伯夫斯基想了一下說：據我所知，會很快，不會拖延。記者們立即將這句話理解爲柏林墻馬上開放，迅速將這條消息播發了出去。
到現在也無法弄清楚沙伯夫斯基是故意而爲，還是口誤所致。唯一能肯定的是，就在此刻，歷史借助沙伯夫斯基的手，輕輕撥了一下東德行進的羅盤。
當晚7點，看到新聞的東德民衆在狂喜中相繼涌到柏林墻邊，但此時雷奧和他的部隊幷沒有接到任何關于開放邊境的命令。于是勃蘭登堡門前的挑釁行爲越來越激烈，民衆在試圖推倒柏林墻。他的士兵和下級不斷向他報告，而他也只能不斷向他的上級報告。但是上級聯繫不上，沒有人接聽電話，甚至沒有人知道沙伯夫斯基剛剛做出了一個什麽樣的决定。上校後來才知道，大領導們那時都在開政治局會議。
上面的聲音消失了，人群却如潮水般越來越多的聚集在柏林墻邊。在這種完全失控的局勢下，雷奧承認當時非常猶豫，但他最終决定放弃使用武力，命令他的士兵不要開槍，打開了部分邊境哨所，除了勃蘭登堡門——沒有斷然開槍，這也是他後來一直引以爲豪的地方。
……1990年10月3日，東德正式宣布加入西德。就在兩德統一的4天前，雷奧也接到了解職的命令，剛滿50歲的雷奧上校從此脫下了穿了31年的軍服，驟然失業。
與解職相伴的是，上校收到了一個價值280馬克的便携式收音機作爲禮物。"對我來說，31年國家服務之後，只拿到了280馬克！"雷奧提起此事便非常惱火。
按照當時東德延續下來的政策，滿50歲的人可以領取退休津貼。這個陷入失業的前邊防軍上校要在5個月後才滿50歲，然後才能從統一後的德國政府那裏領到1200西德馬克。
于是他選擇先去一家超市工作，打了18個月工，他拿到了1300馬克。而之前他作爲邊防軍上校的工資是月薪2000馬克。
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不僅如此，在這幾年裏，雷奧還常常被要求作爲證人上法庭作證。作證的對象是他的部下，當年開槍打死翻越柏林墻東德民衆的邊防軍士兵。
……1962年8月17日，18歲的東德人彼得•費查試圖攀越柏林墻，被東德邊防軍士兵開槍射殺。柏林墻東西兩邊的人民都看到了他中槍，在場的西方記者記錄了這個事件，費查成爲第一個因試圖翻越柏林墻而被射殺的人。現在柏林所有紀念柏林墻的博物館裏，都可以找到這個年輕人的大幅照片。
……但雷奧上校還是同情他的被推上法庭的士兵，他覺得他們只是在忠實地執行命令。他沒有想到幾年後，自己也被推上了法庭，送進了監獄。這個前邊防軍上校覺得不公，因爲他也僅僅是執行命令。
……十年後在這間越南餐館裏再次面對記者時，雷奧的强硬態度有了一些改變，他終于開始承認對這些死者感到內疚，但又認爲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是邊防軍軍官，也是黨員，東德政府頒布的法令，得到了我內心的認可。我服從這些法令，幷以此來培訓我的士兵，我們一起來執行法令，我們有什麽錯呢？"
……對那個解散了東德軍隊的裁軍國防部長艾波曼，這個老軍人不屑評論，他從鼻子裏哼了一聲，略帶輕蔑的說，"你想想，一個牧師怎麽可能有資格做國防部長呢？"
……2000年2月到9月，雷奧和沙伯夫斯基在同一個監獄裏一起呆了7個月。他也試圖去問過這位昔日大權在握的二把手，在那個要命的關口宣布立即開放邊境，究竟是一時的口誤，還是故意而爲。
"他反問我，你覺得這是我一個人所能做出的决定嗎？"
……他幷不忌諱接受媒體的采訪，因爲"只有越公開談論，越能瞭解和理解這段歷史"。但他抱怨媒體幷不願意多報道他的觀點，"曾經有三個拍攝柏林墻的紀錄片攝製組來采訪過我，最後片子出來却只用了我兩句話，不到5秒鐘。"
這種裁剪和遮蔽，使得他對媒體的態度慢慢變得心灰意冷。他承認如果不是考慮到"你是來自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記者"，他也不會再接受媒體采訪。即便如此，他也會在采訪開始前警惕地詢問記者對東德的看法，甚至也關心其他普通中國人對東德的態度。
儘管從來沒有去過中國，雷奧還是固執地認爲希望在社會主義中國，因爲"只有中國才可能對抗美國，成爲世界的另一極"。他表示完全同意老領導克倫茨的看法。這個昂納克之後的東德統一社會黨中央總書記，後來也被審判，在監獄裏接受過中國記者采訪時表示"希望中國繼續把紅旗打下去"。
20年後的現在，雷奧終于開始承認，柏林墻倒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他堅持認爲時間上不成熟，因爲"現在看來，東德和西德人的腦子裏還是有一堵墻。"
"從原則上，我還是習慣認可東德，即便控制傳媒和言論自由這種有點過分的做法，目的也是爲了維護國家安全和政權，爲大衆謀利益。那時的法律和黨章裏也都是這麽規定的。"這個總是不忘强調自己黨員身份的老人，在用兩柄叉子笨拙的挑起越南牛肉粉塞進嘴裏後，用簡短而堅定的語調說道："別忘了我是一個黨員，党總是正確的！"
和現在相比，雷奧還是更願意懷念20年前的時光。"那時國家給了我一切，包括教育、滿意的工作和舒適的社區。"10年前，面對《焦點》記者，他這麽回答。10年後，他還是這麽回答。
秘密監獄里的政治犯解說員
在早先東柏林的地圖上，霍恩施豪森監獄所在地是一片空白。即便是現在，從柏林市中心出發，坐地鐵S環綫再換電車，然後再步行一段，也要花上近40分鐘才能到達這個地方。在20年前，這個地圖上都不標識的地方，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所在，因爲這裏是東德國家安全部（斯塔西）最重要的秘密監獄之一。
自1951年斯塔西從原蘇聯軍隊手裏接過這個監獄以來，它通過18萬秘密警察織成的嚴密羅網，將被抓獲的政治反對者、偷越國境者等各類政治犯源源不斷地送到這個地方來。近50年來，這裏關押過近2萬名各類政治犯，包括東德异議人士Rudolf Bahro、作家Jurgen Fuchs、畫家Bärbel Bohley等著名政治犯。
這個監獄一共有103個囚室，120個審訊室。審訊室比囚室還要多，正是這個秘密監獄的一大特點。犯人送到這裏來，經過嚴刑拷打、審訊定罪和仔細甄別後，再分別轉送到遠離柏林的其他監獄。
柏林墻倒塌後，通過1989年11月底和12月的兩次大赦，政治犯們全部得到釋放。1990年10月3日德國統一那天，霍恩施豪森監獄正式宣布永久關閉。4年以後，這裏被辟爲專門的紀念館，用來紀念那些在東德極權體制下的受難者，每天有數以千計的游人來這裏參觀。
1966年出生在東柏林的尤裏查，因偷越國境被捕的時候是1984年，正好18歲。難以置信的是，尤裏查說，他14歲的時候就開始計劃著要離開東德，因爲自懂事以來，他和同伴以及家裏人看到的西德媒體，一天到晚都在說越境的事情。
尤裏查說，想逃離東德，是因爲他沒法想像他的一生會在一個封閉的國度裏度過。那個時候，沒有人會想到柏林墻會在幾年後被推倒。
尤裏查知道直接翻越柏林墻危險極大。所以最開始，他和同伴設想通過其他邊境離開東德。在塗林根附近的一個地方，他們找到了一處防守不太嚴密的圍墻。尤裏查開始想爬過去，馬上發現不太可能，墻太高了，而且釘滿了倒鈎。他的同伴又嘗試著想挖地道，隨即發現高墻下面是深不可測的混凝土，計劃也半途而廢。
于是他和同伴就砍倒一棵樹，希望把樹搭在高墻上面。但剛剛爬上這座"樹橋"，警報就響了。尤裏查在恐慌中逃躲到附近的一個村子裏。聞訊而來的東德邊防軍沒有找到他，却抓到了他的同伴。
在村子裏躲藏了幾天後，尤裏查改變了計劃，他認爲避開東德，先去匈牙利，再到奧地利可能會簡單一些。于是買了一張火車票到布達佩斯，目的地是匈牙利和奧地利接壤的一個邊境城市。到布達佩斯以後，尤裏查又買了張到那個邊境城市的火車票。
這時他犯下了一個錯誤，買了一張單程票。在開往這個邊境小城的火車上，查票的鐵路警察發現了這一點，瞪大了狐疑的眼睛盤問他，是不是想越境？
尤裏查當時的身份是技校畢業生。如果他堅决不承認，未必會被帶走。但他知道，這次至少是决不可能有成功越境的機會了。萬念俱灰的他突然靈光一閃，改口對警察說：是，我想越境，想離開這個該死的國家……尤裏查想起了他的表哥，一年前，他的表哥想通過北部邊境越境，失敗後投進監獄，後來就被西德政府從監獄裏直接買走了。尤裏查想賭一把能否有他表哥的運氣。
在這個小城被審訊了兩個星期後，尤裏查被帶回柏林，關進監獄。開始是單人囚室，然後換到另外一間約16平方米的囚室，和另外5個囚犯關在一起。
尤裏查說，其實這是他第三次試圖越境。
……在最終被西德政府買走獲得自由之前，尤裏查熬過了近一年的牢獄生活。
尤裏查幷不願意去過多回憶審訊的情况。對每個試圖詢問這個問題的參觀者，他總是習慣性的躲開目光，低下頭說記不清楚了。實際上他幷沒有受到任何刑訊逼供，開始的審訊也幷不是無法抗拒的痛苦，但他還是很害怕——牢獄生涯裏的恐懼，主要源自于精神上的折磨，"感覺這個政權可以對你爲所欲爲。"
審訊結束後就進行法庭審判，尤裏查被判一年有期徒刑，馬上被送到哈勒的監獄服刑。10個月以後的某一天，獄警突然打開牢門告訴他：收拾東西，你已經被驅逐出境——實際上他被西德政府買走了，他日日夜夜祈禱的好運氣終于來了。慶幸的是，那兩個和尤裏查一起因偷越國境被捕的難友，也碰到了和他一樣好的運氣。
作爲一個曾經的"行貨"，尤裏查至今都不清楚這場交易裏面的細節，他只是希望被買走。斯塔西决定誰可以被買走，但這場交易幷不是政府之間直接交涉。當時東德和西德各有一個類似律師事務所一樣的機構，由他們來出面操作，談判、選擇、出價等。
尤裏查只知道自己被賣了96000西德馬克。他聽說這是80年代的平均價格，70年代的時候會便宜一些。
尤裏查在西德讀完了大學。柏林墻倒塌、兩德統一後的1991年春天，他回到原來的故鄉。去年3月，他來到這裏故地重游，幷自告奮勇留下來做了導游和解說員。
霍恩施豪森監獄紀念館的管理員安德雷•考基弛說，紀念館現在一共有44個講解員，其中有35個是像尤裏查一樣有過坐牢經歷的，另外還有8、9個歷史學家。這些時代的見證者，和這所紀念館一樣，本身也是一種不能忘却的歷史。
……紀念館開放以後，每年前來的參觀者都在遞增。考基弛說，去年的數字是25萬，其中有一半是學生。
今年5月5日上午，德國總理默克爾首次參觀了這裏。尤裏查和其他幾位當年在這兒被囚禁過的前政治犯，看到這位女總理在監獄廣場內著名的受難者紀念碑前敬獻了花圈，心情複雜。
考基弛說，曾經在這裏工作過的秘密警察雖然不能再在公務部門工作，但幷沒有受審判。而他們中的很多人就長期住在紀念館附近。
這些人在尤裏查他們講解的時候有時會來爭辯，還會成立協會和組織，通過出書等形式，搞各種各樣的活動，說歷史真相幷不是這樣的。他們最主要的觀點是這些政治犯是應該被關押的，因爲當時他們是反對東德的。這位憂心忡忡的管理員說，現在這種情况是越來越嚴重。
直至今日，一些東德人仍舊認爲，像尤裏查這樣的政治犯理應受到處罰。尤裏查曾經提到一次在柏林街頭和一個老人的對話，當他講述自己在監獄中處處受限的苦楚時，對方憤怒地打斷他說："可惜他們忘記了殺掉你！"
9月21日出版的《時代周刊》，將這位前政治犯講解員的苦悶寫進了德國大選背景下的德國社會複雜心態。
"這其實幷不是一個博物館。"在引領游客參觀這所從前的監獄時，尤裏查堅持著自己的這一看法，"當你訪問某個巴洛克宮殿時，你會沉思那些已經結束了的時代。而柏林墻這樣的時代却幷沒有結束。——它會讓我們警惕，那個時代幷沒有真正終結……"
紀念全國消防日
1、柏林墻拆得太徹底了
……柏林旅游局局長布爾哈德•基克相信也是後悔者之一。他一直致力于游說當局采取更多措施，重新發掘柏林墻的歷史價值。他說："在柏林，每塊石頭都代表了一段歷史。而我們犯下了最致命的錯誤：那就是以德國人的行事方式，把柏林墻拆得太徹底了。"
旅游局長的呼聲，會讓人不由自主的想起20年前推倒柏林墻時，西德路德教會牧師曼弗雷德•菲什爾呼籲保留部分柏林墻的聲音，他說："我們一些人意識到，即使一切都已經成爲過去，我們也不應該將所有證據毀掉，人們需要一些東西將他們與過去聯繫起來。"
2、人心中的無形高墻與現實中的東西差距
據新華社報道，柏林自由大學2008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12%的前東德居民和11%的前西德居民都表示，如果柏林墻沒有被推倒，柏林的形象會更好些。柏林墻拆除20年後，許多前東德居民認爲，前西德接管了他們的文化和政治。而前西德民衆說，他們已經厭煩前東德人對前共産主義時代的纏綿懷念。
如果這項調查可信，那麽說明20年後的今天，懷舊情緒依然濃郁。誠如本刊訪問過的原東德邊防軍上校剛特·雷奧說言，柏林墻早就倒了，但許多柏林人心裏依然有一道"心墻"無法跨越。德國《明鏡》周刊的記者甚至認爲，在柏林墻倒塌20年後，原東德時期的意識形態似乎在改頭換面重新確立起來了。
……連在統一時宣稱"沒有一個人會比以前過得糟糕"的德國總理科爾，現在也承認對困難估計不足。
任正德描述，代表團訪問的德國人彼時就有幾分悲觀的表示，要消除東西兩地之間的思想感情上的隔閡，恐怕還需要二三十年。同樣是《明鏡》周刊的編輯們，在18年前的彼時就發出更直率的預言：柏林墻一天之間拆除了，但要拆除思想上的柏林墻，恐怕還需一兩代人的時間。
到了2000年，另外一位國內媒體記者諸友瓊在訪問德國時，發現"統一"正在使德國人陷入困惑，只不過這種困惑比9年前任正德訪問時要更具體而微觀了：東德人抱怨實行私有化,失業率大大增長了，西德人心疼掏腰包交納"統一稅"太多;；東德人不習慣完全陌生的資本主義"規則"，不適應完全不同的思想體系和生活方式，認爲東德被西德"殖民化"了，使東德人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淪爲"二等公民"；西德人則埋怨東德人太不知足,，認爲他們應當對西德人"感恩戴德"才對。兩邊的德國人都說"統一的代價太大了"。
最極致的例子出現在到柏林歷史博物館參觀者的留言中，有一些人寫下了"重建柏林墻,而且要建得更高一些"的主張。
必須得承認，這道人心深處的墻，有其現實和物質的基礎。
按照德國之音今年10月4日的報道：1990年在東德（不包括東柏林）居住有大約1450萬人，現在還剩不到1300萬人。雖然每年還有1萬西德人遷往東部，但是很明顯更多人嚮往西部。僅在2008年，從德國東部就遷出了5萬人。從東部遷往西部的主要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留下的是老年人和社會弱勢群體。
3、兩種社會性短視
事情就是這麽吊詭，如果沒有强大的西德，德國沒有可能那麽快統一，柏林墻推倒後也不可能這麽快平穩過渡。與此同時，可依賴的朋友，同時也是可抱怨的對象。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駡娘。經歷了80年代改革歷程的中國人，對這種心態是多麽熟悉。
柏林墻推倒20周年之際，洛杉磯國立藝術博物館舉辦了名爲"兩個德國的藝術——冷戰文化"的展覽，展出了1945至1989年間120個東德和西德藝術家創作的超過300件雕塑、繪畫、攝影、影像作品，展覽盡力模糊藝術家在兩地區域上的差別，將東德和西德的藝術家融合在一起，這種幷置也展現了一種獨特的融洽。
最近一期德國《時代周報》盛贊了這種做法，同時也報道了位于哈勒的莫裏茲堡博物館在收藏東德藝術家作品上的偷工减料的做法，而該館的東德藝術品收藏在全德國數一數二。該報發表評論擔心重新統一後的德國人對歷史的判斷和修訂太過草率，似乎大家一致認爲東德藝術應該與整個時代一起被忘記。
時代周報稱這種習慣于簡化歷史的現象爲"社會性短視"。
需要指出的是，對我們而言，更需要警惕另一種習慣于簡化當下的社會性短視，即將德國民族性格中短于自我表彰而長于指出問題的審慎悲觀，理解爲某種價值觀的回歸與顛覆。德國人的民族性格習慣謹慎行事，將困難估計得十足，却很少有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豪言壯語。不理解這一點，就會誤把德國社會和媒體20年來一直喋喋不休的提醒和警惕，解讀爲東德人民真的希望回到20年前的柏林墻時代。
除了20年前的既得利益者，很少有人真正希望這麽做。事實上，這種抱怨和懷舊，這種抑鬱而緩慢的行進，才是正常社會裏的真實面目。
曾作爲前東德反對派長期活躍于政壇的東德神學研究者弗裏德裏希∙紹勒莫曾說過一段非常精闢的話："20年前歡欣鼓舞的時期過去後，現在就像酩酊大醉後醒來的抑鬱，或是蝸牛爬行一樣緩慢地走向磨合的正常狀態。"
歷史因意識形態和社會生活經驗的種種差异所投射的陰影，决不會在一天之內就烟消雲散，依舊會很長時間內盤根錯節的盤踞在我們的內心深處。這是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也是我們可以體察人性的資源之一。
4、拆墻20年
……2009年新年剛過，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當周發布的播客節目中表示，圍墻倒塌20年後的此刻，重整和清算德國共産黨的獨裁體制顯得特別重要，除了歷史不能遺忘外，應該讓年輕人認清獨裁的危險。
……10月，她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女作家米勒祝賀，表示"在柏林墻倒塌20周年後，一個柏林女作家獲獎，這是個極其美妙的信號。"
米勒在接受采訪時則表示永遠需要警惕那個扼殺自由和人性的時代重來。
……在這個世界上，拆除各種阻隔和限制交流的高墻的努力，在熱愛自由的人們心裏，會永不停止。無論它是在20年前的東西柏林之間，還是在20年後的海峽兩岸與停火綫兩邊；無論它是鋼筋水泥的混凝土高墻，還是互聯網上的萬丈藩籬、人心深處的無形壁障。
張哲，《南方周末》
……那年9月，匈牙利通往奧地利的邊境突然開放。此前，儘管東德人可以前往其他東歐國家旅行，但直到奧匈邊界打開後，那些心向西方的東德人，才終于在冒死翻越柏林墻之外擁有了其他選項。
兩個月裏，超過11萬東德人繞道捷克斯洛伐克進入匈牙利，從匈牙利前往奧地利，再由奧地利進入西德。惡作劇的年輕人偷偷地把東德國旗中間的代表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的麥穗、錘子和圓規改畫成一個行李箱。
東德警察不斷在通往匈牙利的列車上逮捕他們看來有"潜逃"傾向的人，但監獄很快就裝滿了，有的人只進去幾天就被放出來……
在柏林墻修建以前，由于柏林允許居民在各區自由通行，已有超過250萬東德公民逃往西柏林或通過西柏林前往西德（聯邦德國）其他地區，其中不乏大量技術工人和高級專業人才。
……此前（倒塌前）不久，東德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昂納克還信誓旦旦地說過，柏林墻"將存在50年、100年"。
Hingst與50萬東德人一起涌進資本主義的西柏林，她說"東柏林幾乎空了"。
……東德人可以在任意一家銀行排隊，憑身份證就可以領取100西德馬克的"歡迎費"，緊接著上街慷慨采購。
Hingst先買了一個隨身聽，又從舊貨市場買到了一條美國的牛仔褲，還看了一場電影。很多商店擺出免費食物和飲料，歡迎"東部同胞"。藝術家們則在柏林墻脚爲剛進入西柏林的同胞們演奏音樂。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連玉如教授，那時正在柏林自由大學進修。11月10日上午，她一路來到東柏林，發現東德邊防軍的小夥子們大多面色凝重。
連玉如問他們，支持德國統一嗎？他們說，同意邊境開放，希望東德政府改革政治現狀，但幷不希望兩個德國立即統一。
事實上，兩德統一後，17萬東德軍人中僅有5萬士兵被留下"試用"，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也很快被迫離開，留任的軍官更是不足5%。一些職業軍人由于缺乏其他職業技能而紛紛失業，甚至被迫去其他國家做外籍雇傭軍。
……費杭則騎上一輛摩托車，跟朋友一起來到西德旅行。後座上的朋友沒戴頭盔，違反交規，可當交警瞭解到他們來自東部時，把手一揮說，"走吧！"
……1990年3月18日，東德舉行了首次大選，希望通過"自由選舉"决定國家未來。對于大多數東德人來說，第一次直接參與"民主政治"的美好，有些讓人眩暈，他們帶著敬畏和感激之情填寫著自己的選票。
最終，在貸款和貨幣聯盟的許諾下，科爾支持的德國聯盟党大獲全勝，前執政黨統一社會黨最終沒能逃脫淪爲在野黨的命運。
在與東德政府協商幷簽署"國家條約"時，科爾的外交斡旋也取得了重大成果。戈爾巴喬夫最終鬆口，默許統一後的德國退出華約組織，德國統一的最大外部障礙掃除了。一場暴風驟雨般的統一過程急遽前行，在東德的萊比錫游行的人群已經把"我們是人民"的口號改爲"我們是一個民族"。
1990年10月2日，東德議會宣布，東德政府停止運轉。23點55分，在《歡樂頌》的音樂中，伴著"在你溫柔翅膀之下，一切人類成兄弟"的歌唱，民主德國國旗從東德一切建築物和聯合國的旗杆上緩緩落下。
10月3日零時，德國和平統一。
……
兩德統一之前，東德人均收入只有西德的1/3左右。東德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嚴重滯後，電網、交通和電話通訊都需要大筆投資。
于是，德國政府從1990年開始向原西德各州公民徵收"團結稅"——個人所得的5.5%，用于原東德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國有企業改制和社會綜合援助等。團結稅的計劃徵收截止期限爲2019年，長達29年。但"團結稅"帶來的還有西部人的抱怨，爲什麽一切都要我來埋單？
而東德人對突如其來的資本主義也産生了"排异反應"。當時只有17歲的萊比錫中學生胡朵拉（Cordula Hunold）拿著100西德馬克"歡迎費"與媽媽一起去西德的商場，但琳琅滿目的商品、汹涌的人潮令她走出商場就嘔吐起來。
胡朵拉的父親Hunold本來是當地一所中學的校長，但德國統一後，所有前東德的校長因爲與國家意識形態靠近等原因，統統被要求下崗。Hunold先生在五十多歲失業，只好去斯圖加特一所大學學習，以重新取得教師資格。
實際上，在教育系統內，民主德國政治學院、柏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院等高等院校被直接解散，甚至國家科學院的科學家都不能幸免——Hingst的爸爸是原東德國家科學院的一名化學家，但他也在50歲的年紀失業。
東德的議會和政府自動取消，其工作人員經過嚴格篩選後，大多被開除。在外交系統中，原東德三千余名外交官被全部開除。"以前一些很優秀的東德使館的漢學家，都已經不再從事相關工作了。"德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楊佩（Petra Mann）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有的賣保險，有的在旅行社工作……這真的沒有辦法。"
2008年，社會學家威廉•海特邁爾的一項調查顯示：有半數西德人認爲東德人很少願意瞭解西德，而64%的東德人感覺自己是二等公民。
德國交通部長，負責東德事務的沃爾夫岡•提分西在今年6月提交的兩德統一年度報告中寫道："如果到2019年，東部能接近西部産業結構相對較弱的地區的發展水平，那將是一個巨大的勝利。"
……
柏林墻倒塌後，資本主義立即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東柏林攻城拔地——德意志銀行迅速收購了四千多家東德銀行辦事處，將金融業務立即鋪向東德的每一個城鄉角落；可口可樂、西門子、雀巢等昔日"階級敵人"的標志擠占了每一處新開的超市和商場；馬路上大衆和奔馳的汽車也讓昔日東德自産的"衛星牌"汽車相形見絀……
社會主義的痕迹幷沒有完全消失。東柏林博物館島的藝術市場上，大量販賣的正是前東德和蘇共時期的書籍、徽章和紀念品，但價格十分不菲；而通往亞歷山大廣場的卡爾•馬克思大道還保留著舊時風貌——90米寬的馬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當年這裏游行閱兵的盛况。
……西柏林的自由開放與東柏林的理想光輝形成了這裏獨特的兼容幷蓄的風格。朋克青年、跳蚤市場、前衛藝術家和同性戀社群早已打破了舊有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界限，留有早年印記的公社組織、藍領社區和蘇式建築風格反倒閃耀著獨特的後現代主義光芒。
……
歌德學院北京分院副院長柯理回憶自己最初印象深刻的東德——魏瑪附近的小城耶拿時，他使勁吸了吸鼻子。"空氣裏都是煤的味道。"柯理笑著說，"他們冬天還在用煤炭取暖，而西德早已經使用燃氣了。"
對于柏林自由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柯瑾藝（Olivia Kraef），她對東德的最初記憶也是一種味道。"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麽，有點像消毒水……非常東德的味道。"她小時候每次去東柏林看望親戚，都會聞到這種氣息。
那時的柯瑾藝總覺得東德是另一個世界。西柏林的咖啡和香蕉總是讓東柏林的親戚們很開心，而她總覺得表妹兩條大辮子的髮型很過時。但柯瑾藝幷沒有笑，因爲她媽媽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不管什麽人，雖然可能現在窮，但是他也很偉大"。
柏林墻倒塌20年，說一樣東西好，西柏林人會說"tol"，而東柏林人喜歡說"schau"。
或許由于對現實的不滿，懷舊的情緒近來正在東部蔓延。一些消失的品牌，比如"瑪卡費斯"咖啡，或是"施普雷"腌黃瓜，被人們懷念而重現市場。
東德人費杭覺得，人們懷念的幷不是現實中的那個過去。1998年，他收到了德國政府的一封信，稱前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Stasi)的檔案公開了，其中有他的記錄。
看到檔案時，費杭驚呆了。1989年只有19歲的他，居然在Stasi有60頁的檔案記錄。而且，他傷心的是，寫報告的人裏還有兩個是他最好的朋友。"我有點兒失望，但他們一定也有自己的原因。"費杭說，"他們一定比我更難過。"
秘密警察也曾找過費杭，要求他爲Stasi工作，報告身邊朋友的動向。但費杭拒絕了。"不是我很勇敢。"費杭說，"如果他們第二次第三次問我，或者威脅我父母的安全，我不知道會怎麽樣。"
幸運的是，秘密警察還沒有來得及再找他，柏林墻就倒塌了。"所以，雖然我們有些抱怨，但跟自由比起來，那些都不算什麽……沒有人真的會想回去。"費杭說。
據德國政府公布，原1600萬東德公民中，國家安全部對600萬人備有秘密檔案。
美國前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在回憶錄中記述了自己在1990年12月訪問柏林的情景，那是他第一次見到現實中的柏林墻。"那是一個霧濛濛的天氣……當我透過柏林墻的小洞，看到東柏林那單調的建築時，我意識到民主德國人已經將一切牢牢抓在了自己的手中。這是他們的意志力决定的。"
【專題】黑金的故事三篇
博主按：工业化离不开能源，煤正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角色。从一切国有到私矿泛滥，从贫困大户到亿万富翁，这其中的变迁与血泪不仅仅是每年死去的数千名矿工、与企业激烈冲突的村民，也不仅仅是换任如走马灯的山西官府，煤矿带来的负效应早在改革开放之前便已存在，东部沿海在现代化中腾飞的同时，产煤区却纠结于污染、矿难与腐败。眼见民怨沸腾，突然收紧矿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博弈？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1595
煤的代價
巫楠 2008年1月2日
郝華林把他生長的地方稱作"會說話的墳墓。"從他記事兒起，在郝家寨村，由于房屋下的土地錯移和扭曲，造成屋頂塌落、墻壁倒坍、房屋滑動。郝華林的老村子裏殘留的，只是成堆的灰磚和碎玻璃。
"每當我經過這些房子，都能感到廢墟裏回蕩著'救命'的尖叫聲，"郝華林說，"就像從墓地傳出的聲音。"
24 歲的郝華林不忍目睹村莊不知不覺地變成廢墟，在 2003 年，他開始向當地政府提出有關房屋安全問題的建議。他的顧問是年滿 60 歲的郝桂勤，已退休的前村黨支部書記。郝桂勤畢生都在爲爭取郝家寨搬遷而與煤礦礦主談判。40 多年來，由于煤礦亂開采，郝家寨正在遭到毀滅。
郝家寨村位于中國山西省省會太原市以南約100公里。作爲中國主要的煤炭産區，山西也以其土地下沉問題而知名。郝家寨是一個典型例子，那裏人爲造成的土地下陷移動十分嚴重，導致廢弃礦井周圍的村落居民定居地隨之下沉。
多年來，郝家寨村民遭受著房屋土地下沉導致的苦難，不過直到1973年，當屋頂塌落奪走了一個8歲男孩兒的生命，他們才最終被迫采取行動。
郝桂勤說，這個年輕生命的悲慘結局激怒了村民們。他們要求他出面與國營水峪礦的上級單位——汾西礦務局進行談判，要求賠償幷解决房屋倒塌問題。
最後村民獲勝，1974年汾西礦務局做出决定，郝家寨村140多戶村民，共1000人進行搬遷。後來，郝家寨村其餘村民們不得不于1990年再次搬遷。
郝華林說："現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人們可以聽到在采礦過程中，瓦片墜落和土地下沉時發出的如炸彈爆炸般的聲音。"他的家人住在"上新鎮"，那裏有一半的住戶是1974年搬來的，他們認爲此處應該是安全的。但煤礦公司還是把隧道挖到了那裏。
華林說，他們的居住條件日益變壞。最初是華林家的房屋外乾燥的土地上裂開大縫，然後他又發現他的房間的墻上有手指寬的縫隙。這個縫隙越來越大，直到足够一個成人的拳頭穿過。現在屋頂也開始出現裂縫。
"屋外下大雨，屋裏下小雨。"華林說，"颳風的時候，屋裏特別冷，實在受不了了。"
1990年，由于害怕上新鎮所出現的土地下沉，郝家寨村其餘的住戶搬到了山下的"下新鎮"。但是最終，倒塌還是發生了。水峪礦聲稱，沒有足够證據證明新的下沉與其煤礦有關。然而，在2001年，中國煤炭學會煤礦開采損害技術鑒定委員會委員鐘惟林教授和何萬龍教授證實，郝家寨的采煤活動導致了房屋受損。他們報告說，下沉的地面與下面開挖的地下煤礦是平行的。
"井下每天挖出4000噸煤，"桂勤說，"對地面下陷我幷不覺得驚訝。"
目前水峪礦的年總産量是1960年時的12倍。據中國煤炭學會稱，自2003年以來，隨著對煤炭的投資超過2000億元（250億美元），中國的稅收劇增。與此同時，中國在煤礦安全方面的財政支持僅占 GDP 的 約1%，而在一些發達國家，此比例是3.3%。
2005年，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員李連濟在一篇題爲《我國煤炭城市采空塌陷灾害及防治對策研究》的論文中指出，與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也聽任煤礦嚴重毀壞土地。的確，中國有 70 億平方米的土地發生塌陷，國家爲此花費了500億元（68億美元）。中央政府下達了一條法令，規定在中國發生的采礦損害，"誰破壞，誰付費。"因此，賠償費用應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煤礦相應進行分擔。
對于郝家寨的村民們，賠償問題比較複雜。村子的損失已不再僅僅是中央政府的責任，因爲在2000年，上新鎮地下的煤礦出租給了村長，他作爲經營人負責賠償。結果是，桂勤和華林不得不同時與煤礦和村長談判以獲得賠償。
2003年3月，當他們的賠償要求被忽視，華林和桂勤組織了90個村民到當地的孝義市政府請願。在他們聚衆請願後不久，他們遭到了警告——兩家的窗玻璃晚上被人砸碎了。此時經受著疾病折磨的桂勤决定退却。但華林仍然獨自堅持下去。2005年，華林到山西省政府上訪。但是，正如他事後回憶道，那才"真正給我家帶來了灾難。"
2005年10月21日，華林父親到村辦煤礦上夜班，只有華林和母親在家。他家的房子只有一間起居室和一間臥室，兩個房間是相通的。大約在半夜，華林在起居室睡覺，他母親在臥室睡覺，他們聽到窗玻璃破碎的聲音。華林和母親醒過來，聽到有人在院子裏小聲說話。華林急忙打電話報警，警察回復說他們會趕到現場。
"我家起居室的窗玻璃都碎了，我就挂斷了電話，"他回憶說。
"接著，突然有三個人拿著高爾夫球棒和手電筒闖進我們的房間。"
這些人用手電晃著華林的眼睛，讓他看不到他們的面孔。
"你們什麽時候搬家？"他們大聲喊道。
"往哪兒搬？"他問他們。
"這我們不管，但是如果你們不搬，我們就收拾你們。" 他們說。
然後，他們就開始不斷地用高爾夫球棒毆打華林。當他的左脚被重重一擊時，他大叫起來。
"我母親聽到我叫喚，就沖過來保護我，"他回憶說，"于是有個人也開始打她。"
毆打持續了半個小時，直到他們打不動了才罷手。最後，這些暴徒一言不發揚長而去。
華林爬到電話旁再次給警察打電話，但是警察說他們不能立即趕來，因爲所有警察都外出執勤了。
"我們一直等到早上6點我父親回來，"華林說，眼泪流到了下顎上，"然後他送我們上醫院。"
他們被打得遍體鱗傷。當時有拍下的照片作證，但隨後警察却以缺少綫索爲由停辦了這個案子。
"想起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我特別難過，"華林哭泣著。
華林的母親已經45歲了，身高不足5英尺（1.52米）。她非常瘦弱。自那次挨打以後，她的腿就永久變形了。她的背駝了，看上去更矮小了。
"自那以後我媽哭了很多次，現在她總是害怕那些暴徒再回來，"華林說，"她不想讓我再提煤礦的事了。"
康復之後，華林找到村長，但他拒絕爲此負責。
"他只是說他不怕打架或者上訪，"華林說。
後來，華林父親被叫到礦主跟前，他爲華林安排了一份月工資1500元（200美元）的工作。這份工作只是每天在礦上坐著，無其他事可做。
"我拒絕了，"華林說，"金錢換不來公道。"
華林不覺得他做錯了什麽。他在日記中寫道"官逼民反"，這是一句古代名言，意思是"當官的動蠻時，老百姓就會造反。""這個諺語已經過幾千年中國歷史的驗證。"華林說。
據新華社報道，2003至2004年間，中國中央政府撥款70億元（8.75億美元）用于重新安置發生塌陷的礦區中的居民。2005年，山西省政府計劃用兩年的時間分發70億元，用于當地居民搬遷——此計劃仍在進行中。但問題是，如何能讓所有人都得到安置？僅在山西省，就有超過1900個村落和100萬以上的居民住在由于采礦而塌陷的土地上。
華林仍然在努力爭取去北京，向中央政府有關人員報告發生在他村子裏的一切。
"當地政府官員與礦主們私下交易，他們的利益息息相關，"華林說，他認爲在山西他不可能討回公道。"這是權錢交易。我們必須要求行使法定權利，因爲我們的生活遭到了破壞。"
現在，華林一家依靠他父親在村辦煤礦做警衛每月所得1000元（125美元）的收入維持著。有時候，華林的弟弟和妹妹也會從城市打工的收入中擠出來一點錢寄回家。一家人平日極其儉樸，每天吃手擀面，甚至要省下麵湯來喂鶏。有時候，他們用自製的西紅柿辣椒醬做一盤炒土豆。
現在，華林和父母擠在家裏損壞情况稍好的房間裏。其他兩間臥室開裂得十分嚴重，在裏面住已經不安全了。郝家寨村有100多戶人家住在類似的房子裏，在村莊緩慢坍塌的日子中煎熬。
"我知道，如果我能繼續上訪幷大膽說出真相，我是有些希望的，"華林說。"但我仍然不知道我們什麽時候能搬家。"
巫楠，2003 至 2006 年擔任《北京經濟觀察報》的國際新聞記者，以及《波士頓環球報》北京辦事處的新聞助理。她目前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新聞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
http://www.infzm.com/content/34791
世間再無煤老闆？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肖華 特約撰稿 李廷禎 發自山西 2009-09-16
"煤老闆——這個全中國最能體現暴富奇迹的群體——正在經歷"天堂"到"地獄"一樣的轉變。山西省所有登記在册的中小煤礦都將被兼幷。由于其在全國煤老闆中占據絕對比例，因此外界普遍認爲，作爲一個群體，煤老闆將退出歷史舞臺。在這個存亡交替的一瞬，本報記者先後三進山西，目睹了三晋大地上演的一系列隱秘糾結的博弈，目睹了煤老闆最後時刻的悲歡沉浮、各施手段。而煤老闆幷不會全軍覆沒，它極少數的幸存者，極有可能從千萬、億萬富翁變成財富以數十上百億計的煤炭大亨，超級富豪將越來越多地從幸存者中誕生。"
過頰即空。
不惑之年的煤老闆遲章如此感慨。
9月12日，淩晨兩點，汾河之濱。他取出一小片沉香木，掰一絲碎屑嵌入中華烟裏，一種據說能鎮定安神的暗香隨烟霧浮動在酒店房間。
平素很不喜歡出門的遲章已經3個月不曾回家，終日奔走在山西、北京等地。手機不時會響起，有陌生人問價："幫你搞定，出多少？"
遲章和其他煤老闆一樣，正處于命運的十字路口。今年4月，山西出臺"10號文"，爲了消除此起彼伏的礦難，保護資源，一輪歷史上最大力度的煤礦兼幷重組改革正式推進，三晋大地上所有登記在册的兩千多家中小煤礦，將逃不過被國有化的命運。
這幾年不斷撩撥人們神經的"煤老闆"，會不會隨著整合的進行而成爲正在消失的歷史？
這是一個空前但難以絕後的群體，他們中有不會寫自己名字的農民，有貨真價實的經濟學博士，有遠道而來的冒險者，有轉身下海的教師與機關幹部，有各種背景各種身份的淘金者。
命運讓他們中的一些從石頭中淘出了金子，命運又把一些金子變成了石頭。
但是他們幷不會因此而完全消失。記者在山西采訪近兩周，無聲的博弈正在當地低調却激烈地上演。而經由一次次"火焰山"之後，他們中的一小部分正在從以千萬或億計算身家的煤老闆，搖身變成以十億百億計算的煤大亨。
最後時刻
這是决定每個煤老闆命運的最後時刻。
9月初的山西，雖然秋雨乍寒，却從白天到夜晚都四處升騰著一種隱秘的熱氣。
按省政府的計劃，以7家山西省國企爲主的大傢伙們將在這個月接管煤礦。而眼下，意向性的框架協議才基本簽訂完，真正談成價格的，100個礦中攤不到1個。
與煤有關的政府官員們幾乎天天下鄉。在一些基層，著急的官員們將兼幷主體和還沒簽訂框架協議的煤老闆們拉到一起，不簽不讓走。還有的地方，誰不簽，稅務局就馬上出動去查賬。
國有煤炭企業的人每天早上7點就忙著給雇用的律師們打電話，催問頭一天的談判進度。猛然吞下太多煤礦，以至一時之間找不到人管理的國企開始登報招聘礦長。
一場大規模的煤焦反腐也在同時進行，一批官員受到處理，據聞還要一個一個項目地查，官員們從此再無人敢出頭替煤老闆們說話，無論是利益攸關，還是出于同情，或是爲了反映現實以推進工作。
而煤老闆們，從浙江、福建、海南、雲南等四面八方飛回山西，沒日沒夜地投入這場决定他們命運的談判。
他們每天穿梭在各個豪華酒店，挨個與各色人士會面，隨時打算奉上禮金——擔心有時太厚不便携帶，有些車的後備箱裏會備著面值是人民幣十倍的歐元。他們的電話時不時會響起，不斷會有自稱誰家親戚的神秘人士詢問是否需要幫助。
一輪輪談判，正在烟霧繚繞的辦公室、會議廳、酒桌或KTV中進行：有和評估公司談的，希望能被評估得盡可能地高一點；有和外資談的，希望借著外資的身份獲得某種庇護；有人和國有企業談，希望能早點見著現金；有人和兼幷主體談，乞求被對方整合；有的在和村裏談，搗鼓著村民上去跟國有礦鬧騰；有的在和其他煤老闆談，希望能將産能迅速提高到90萬噸，再去整合別人（10號文規定只有産能達到90萬噸／年的礦井，才能去整合別人，整合兼幷完成後單井産能也必須達到90萬噸／年）；有的在和周邊的小煤礦談，希望能借機抄底收購一些小礦，再打包賣個更好的價錢……
此時的山西，一位煤老闆如此形容："從桌上談到桌下，從這張桌子談到那張桌子，從這個屋子談到那個屋子……"
有人喜氣洋洋告訴記者"這下好了"，也有人連聲長嘆甚至想自殺。能想像或者難以想像的各種花樣，都在這裏找到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
關閉的大門也在被一點點地擠開。有人跟兼幷主體簽訂了陰陽協議，可以在大企業正式進駐改建礦井前繼續開采，所獲利潤算作對此前低價的某種補償；在有的地方，達不到90萬噸／年的礦井地方政府也允許保留。
不過更多的人還是在死命扛著，儘管不賣就不能複産，不能複産每天至少要花費一兩萬——"停100天也就是百來萬，但合同一簽幾千萬可就沒了！"
一些煤老闆不光要爲談判花心思，還得爲此刻的每一個晚上動腦筋，"開工的開關一拉，就是白花花的幾十萬。"
山西絕大多數煤礦停産已久，以致連當地企業都不得不去外省買煤，煤老闆們早就已心急難耐。在煤礦就要轉手的前夜，開工成了心照不宣的隱秘號角。"白天不行就夜裏，前半夜不行就後半夜。"一位煤老闆告訴記者，如果每天能出3000噸煤，每噸賺100塊，就是30萬，"只要能讓我開工，什麽條件都好說。"
經歷了一次又一次風雲跌宕之後，他已如驚弓之鳥，只敢相信眼前的東西，只想拼命抓住眼前能抓住的一切。
未出生，便死亡
沒有誰能比遲章更能體味人生的無常和詭异。他以爲每年至少能賺幾千萬，却在轉眼間就從暴富的美夢直接跌進破産的現實。
一切從2005年進行的礦權改革開始。
那一場"資源有償，明晰産權"的改革，規定只要交一筆買資源的費用，礦井的儲量和生産達到一定要求，個人就可合法擁有。這是許多煤老闆夢想開始的時刻，他們聞風而來，絲毫沒有想到四年後的另一個結果。
在此之前，采煤只需向國家繳納每噸幾毛錢的費用，沉睡地下的煤田相當于不要錢的寶藏。
突然要交數百萬千萬甚至上億的采礦權價款，讓那一場改革攪起翻天波瀾，也給了遲章們一個順利進入的接盤機會。那年春天，遲章花了近5000萬，買下晋北幾個連在一片的小煤礦，他以爲從此擁有了一大片寶藏。
自稱"既識時勢又懂政策"的遲章，深知要跟上資源安全有效開采的大勢，要跟著政策走。他打算封住幾個小礦，重新改建成一個30萬噸／年的礦——當時，如此規模的煤礦在山西幷不多見，在遲章所在的縣，"我這個礦可是牛皮烘烘的"。
交完兩千多萬價款，拿到了煤礦指標，他正式開始"跑手續"——也就是煤礦生産或建設所需要的證件，前者是六證，遲章申請的基建礦則需要四證。"手續"一跑就是三年，遲章已記不清花了多少費用，"光是規劃圖就花了幾百萬"。一批批人來礦上檢查，通常要給領頭的準備2000元紅包，其他的1000元或 500元。如果檢查完了去吃飯，有的不參加飯局的人就會問："不去吃的多給300吧？"
2008年初夏，復工卡終于批了下來，規定了工期爲14個月，也就是說，2009年夏天這個煤礦將可以從基建礦轉爲生産礦，正式産煤。
整個家族抵押上房子東拼西凑，不算利息，遲章又花了七千多萬，按照30萬噸礦井的建設要求，上了機械化設備，蓋了百人會議室、食堂、澡堂、礦工活動室等。
至此，投資已超過1.5億元。
眼盼著生産的日子就快到了，不料"橫生劇變"：今年4月，縣裏傳達了省裏的新一輪煤礦兼幷重組改革的消息，今後單井産能必須達到90萬噸／年，遲章的30萬噸的礦要麽被整合，要麽被關閉——一天都未曾生産，這兩種選擇都意味著血本無歸。
遲章幷不是惟一的不幸者，同樣命運的煤礦，光在當地就有二三十個。他們中的許多，都是貼著政策要求的底綫，從9萬噸到15萬噸、21萬噸、30萬噸。
"小孩還沒生出來就被槍斃了，你知道那種感覺麽？"9月12日，遲章回憶。那個星期，他瘦了十多斤，"我想過死，可是死不能解决問題，整個家族面臨破産，我必須絕處逢生。"
少收了一兩億
離心神憔悴的遲章百里之外，臨汾煤老闆黃永順正在爲簽不簽眼下的合同而發愁——這份合同會讓他損失一個多億。
他所在的臨汾，既是上一輪礦權改革最先試點之處，也是這一次兼幷重組的發源之所。煤炭這種黑色燃料曾經施展魔法讓他點石成金，然而命運的風雲變幻有時候也能讓金子變成石頭。
2008年4月15日，在能容納1400多人的臨汾劇院，黃老闆和全市煤老闆，加上各政府部門官員擠在一起。臨汾宣布，要通過"收購、控股、租賃、托管"等手段，讓國有大煤炭企業在3年內整合全市年産30萬噸以下中小煤礦。
這時候距上一輪礦權改革不到4年，方向却發生了180度大逆轉。因爲原來帶有私有化色彩的改革被認爲沒能救得了臨汾，2007年12月5日，洪洞一個煤礦爆炸，105名礦工死亡，市長丟了烏紗帽。
繼任的官員如履薄冰，苦苦思索後提出了這條國有化新路。
消息一出，黃永順不知是悲是喜，悲的是煤礦不保，喜的是坐地起價。
那時候煤炭價格漲出"天價"，河北、山東、東北、安徽、廣東，大大小小的煤炭電力企業聞風而來，爭相圈地。臨汾這座千年堯都古城車水馬龍，各大賓館紛紛爆滿。
幾乎每個煤老闆都同時談著好幾家，有一"女"許了好幾家者怕被同住一家賓館的企業們發現，只好掩著面進出；也有年産十幾萬噸的小煤礦老闆，强悍地向年産幾千萬噸的國有大礦扔出通牒：20天簽完合同交出錢，不行就免談。"那時候可是別人求我賣。"談起那時，黃老闆言語之間依然難掩得意。他的礦當時已跟一家省外國有煤炭企業談好，價格是2.8億元。
但是，合同卡在了省裏，因爲這家省外企業不在省裏預算的兼幷主體之中。
臨汾的新思路，雖然在大方向上得到了省裏的認可，但不僅具體手段——比如托管、租賃——未得到批准，而且在兼幷主體上發生了大分歧。
與誰來整合都歡迎的臨汾截然不同，山西省希望將整合的權力主要控制在省屬國企手中。
2008年9月2日，山西發出"23號文"，"煤礦兼幷重組"改革正式在全省提上日程，專門對以省屬煤礦企業爲主的兼幷主體作了詳細規定。
同時，爲了改變現有小煤礦四散開花的狀况，讓成片資源得到統一規劃和開發，文件提出要按照礦區進行規劃，"一個礦區盡可能由一個主體進行開發"。
六天后，臨汾襄汾"9•8"潰壩，265人死亡，時任省長孟學農去職，大同礦務局出身的王君從安監總局局長任上調任山西新省長。襄汾事故尚未處理完畢，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煤價急轉直下，而今年2月山西最爲先進的焦煤集團屯蘭礦又瓦斯爆炸，死亡七十餘人。
小煤礦于是集體停産，煤礦兼幷重組一度悄無聲息，黃老闆過了一個平靜的安穩年。
波瀾再度掀起，是在今年4月16日，省政府下發"10號文"。
這一次，山西成立了以省長爲組長的煤礦企業兼幷重組整合工作組。工作組規格之高甚爲罕見，足見山西之决心。
這份文件要求，哪一片哪幾個礦由誰整合，統統劃分清楚。
這份文件一出，黃老闆們再也沒了當初左挑右選的神氣。兩個月前，他被規定由一個省裏的大集團進行整合。
這時候已是時移世易。價格評估幾乎沒有了多少談判餘地，因爲國土廳早先已發文規定好了采礦權價款的統一補償標準，需要評估的只是有形資産，比如房子和設備。
"一夜之間，我必須賣企業，又一夜，我從賣企業變成了賣設備。"他說。上次作價2.8億元的煤礦，在經過無數次討價還價之後，這次的評估價是1億元出頭。
他慶幸的是自己進入的時間很早。雖然一些金子變成了石頭，但此前石頭變給他的金子更多，從2001年買下煤礦開采到2004年，已經賺得"差不多了"。
受傷的"南方人"
真正巨大的影響，降臨在後來者身上。
他們中有許多是從福建、浙江遠道而來的冒險者，年紀大的五六十歲，年紀小的還是"80後"——在山西，當地人管他們叫"南方人"。
一部分南方人曾經試圖對此次改革施加影響。
今年4月，在南方人聚集的新興采煤區忻州朔州一帶，剛剛回鄉過完清明的二十多位煤老闆們匆匆返晋，第一次聚在一起，討論莫測的未來。
最早的一批南方人，是上世紀80年代初溫州市蒼南和平陽兩縣井巷工程公司的職工，當時山西的礦井大多都由他們來施工。後來，煤炭不景氣，付不出工程款，一些煤礦就抵債給了井巷工人們。
好不容易熬到市場回暖，包工頭們苦盡甘來，引來親朋好友"一起發財"，1990年代末，平陽、蒼南人成批"走西口"。
到2005年，由浙江與溫州官方機構出臺的一份報告披露，當時溫州人在山西有300多個煤礦，比如，原平市長梁溝礦區62個礦中就有59個被他們承包。
這一數字在隨後的礦權改革中被成倍地刷新。
礦權改革提供的成批的接盤機會，擺脫不明不白的承包身份真正擁有産權的誘惑，再加上山西當時高調招商引資的姿態，讓嗅覺靈敏的南方人蜂擁而至，不能來的也入股踴躍。
參與聚會的二十多位煤老闆多數都是在那時來到山西的，他們在當地的投資超過30億元，幾乎每個礦後面都有數十個南方家庭，和百萬千萬計的銀行貸款——據說僅平陽縣水頭鎮，90％以上的房子都抵押在銀行，換作真金白銀砸在煤礦上。
當時煤老闆給人們留下的多是狂買名車豪宅的形象，這些南方人提起來便憤怒而委屈。他們小心翼翼地保持著低調，許多人都將陸虎寶馬奔馳們開回老家，只留下帕薩特們呆在山西。
不幸的是，從礦權改革時開始，山西就礦難不斷。而每出一次事故，煤礦就連片停産，加上一些重大節日時自動停産，有煤老闆統計了生産記錄：三年來，即使六證齊全的煤礦，正常生産的時間也不足4個月，而那些基建礦則更是一天都未正式生産過。
在屯蘭礦難後長達兩月的停産整頓之後，省內的長治等地已漸漸開始批復復工，他們所在的地區不僅毫無動靜，而且前所未有的嚴格：就在聚會的前一天，縣裏統一行動，除國有煤礦外，各個煤礦井口傳送設備的皮帶機頭或絞車都被强制拆除，拉回政府貼上封條。
平素幷沒有多少往來的煤老闆們，紛紛趕來，第一次開始開會。
會議從他們飛回來的當天晚上開始，持續了一整天。儘管試圖聯絡更多的當地煤老闆，但最後來的依然全都是南方老鄉們，閩南話于是成爲會議的官方語言。
一些人情緒激動，中午就跑出去買回來幾卷紅布，一枝毛筆，當場外套一脫袖子一擼就開始寫起標語"礦工要吃飯"，"我們要工作"。
更多的人，則始終很沉默，只是聽著，看著，沒有太多表情。
煤老闆試圖讓礦工們拿著標語去反映情况，但最後沒能成行。
第二天，煤老闆們一起來到縣長辦公室"要個解决辦法"。記者發現，在進門那刻，即使在門外群情激昂的煤老闆，也都馬上低下頭，陪上了笑臉。直到聽說縣長不在，才重新活躍起來。
惟一的一次集體行動，就這樣三三兩兩地散了開去。
在接下來的兼幷重組中，南方人鮮有能成爲兼幷主體的，却幾乎沒有人只停留在發牢騷上，每個人都在各顯神通，都在這場隱秘的談判中比著將聰明、靈活與膽色發揮到極致。
煤老闆的死與生
兩個世紀前，在英格蘭斯塔福德郡，一個債臺高築的工程師通過燃燒煤炭來帶動活塞，抽出了深井裏的水。那是人類第一次自由地駕馭能源，也是煤炭頭一次向工業世界展示它的魔力，點燃工業革命。
兩個世紀後，這種對中國來說最爲重要的黑色燃料，却在財富世界裏施展魔法，讓衆生顛倒。
一些南方人心碎神傷、黯然離去。背靠龐大而靈活的民間資本，他們幷不缺少不斷投入建造現代化大礦的資本，但在他們頭頂劃了一道紅綫，幾乎沒有給他們留下多少機會。離去的時候，有人發誓，"再也不踏進山西"。
而莫名其妙發了大財的金玉一家，心滿意足地賣了煤礦。
1990年代，煤炭低迷，呂梁山溝裏，鎮上將一個煤礦抵債給了金玉家。沒想到他們却一脚踏進了富貴門。
煤炭後來吹著氣樣的漲價，金玉家的資産也吹了氣一樣猛地膨脹到近億。她的丈夫從沒上過學，不會寫自己的名字，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搞不清銀行是個什麽玩意兒，他只相信現金，但從不會寫收條，即使收人家上百萬。
他們從不知道這逼人富貴怎麽突然就從天而降。2005年盛夏，金玉曾經問記者，"爲什麽前幾年我們家門外總是堵著要債的人，這兩年每天早上醒來窗戶外頭就有人排著隊拎著錢買煤？"
當時，四十多歲的金玉燙著發，化了妝，大花短褲盤著腿，問著話就將嗡嗡的蒼蠅一隻只拍死在家裏嶄新的真皮沙發上。
像金玉一家這樣撞中大運賺得盆滿鉢滿的人，大多都選擇賣掉煤礦，過富貴生活。現在，她將兩個孩子送到國外，全家搬進了城，據說丈夫最近新迷上澳門，已經輸掉了幾百萬。
黃永順也厭倦了有煤礦的日子，要整日陪著笑臉，要整夜擔驚受怕地對電話鈴聲過敏，一忙起來整個月都顧不上換衣服。
儘管少了一兩億，他心裏已經打算接受那個國有大礦開出的價錢。辦了健身卡，雷打不動天天鍛煉。
說起未來，他一臉神往。他打算物色幾十畝地，種些菜和果樹，"過不用看人臉色，不用擔驚受怕的太平日子"。
而沁和能源集團董事長呂中樓，却打算在他10年前發現的財富巷道裏繼續掘進。
1998年春節，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畢業後在國家科委工作的山西沁水人呂中樓回鄉過年，縣裏的官員們找上門，希望他能想想辦法幫助解决企業改制問題——那時候剛開過"十五大"，國企改制吹響號角，沁水縣却怎麽也賣不動。
呂中樓挑了一個煤礦企業，他的判斷依據有兩個，一是國外取得資源都需有償，但中國當時全都是無償，升值空間廣闊；二是他查了統計數據做了個模型，"煤價連續10年低迷，接近穀底"。
黑金的光澤漸漸閃耀，呂中樓看見機會在閃閃發光，他辭了國家公職，專心做起了煤老闆。第一年，連年虧損的這個煤礦就實現盈利，因爲過去國營時每噸煤的成本要七八十塊，呂接管後馬上降到了30元。
待售的煤礦馬上接踵而來，呂中樓開始使用財務杠杆加快買煤礦的速度，到現在，公司一共擁有10個煤礦。
股東中除了呂中樓之外，還有像老虎基金這樣聲名赫赫的外資機構。在新的整合中，他是極少數幸存者，同時擁有兼幷主體的資格，按當地政府的規劃可整合周邊的4個礦井。
現在，他正忙著穿梭在北京、香港等地，跟不同背景的外資進行談判，以吸收更雄厚的資本，來沿著煤炭延伸，進入煤化工領域。
這樣極少數的幸存者，極有可能從以千萬或億計算身家的煤老闆，變成以數十上百億計算的煤炭大亨——兼幷主體整合後每年的産能至少要達到300萬噸，即使只賣煤炭，即使按每噸煤賺100元粗略計算，一年的利潤就是3個億。
煤老闆數量在此次改革中會大幅度减少，但可以預見的是，超級富豪將越來越多地在幸存者中誕生。
煤炭大亨，正是遲章的夢想。儘管在山西已經難以實現，但他相信其他地方，黑金的大門正在向他敞開。
其實沒有人真正清楚遲章付出了怎樣的三個月，儘管親友股東們都不斷給他打電話。所有人都只知道，最後的結果是，他終于跟一家國有礦談妥被其整合，價格也令人滿意，基本收回投資。"帶著這一個多億，我就能東山再起，再打一仗。"他雄心萬丈地告訴股東們。煤礦依然是他不變的目標，黑色燃料仿佛在他的血液裏開始燃燒，他認定，這些東西可以讓人破産，就一定能讓人暴富。"只要地下還有煤，只要地上還有人買煤，煤老闆就不會消失。"
一處理完山西的"後事"，遲章就馬不停蹄地向著更廣袤的西北奔馳，他要搶在時間前面，搶在下一次風雲變幻前到達那裏。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遲章、黃永順爲化名）
http://www.infzm.com/content/36878
煤老闆絕地反擊 質疑山西煤改違法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曹海東 特約撰稿 李廷禎 發自山西大同 浙江杭州 2009-11-04
"山西煤炭資源整合遠未結束，煤老闆們已開始反擊。他們一方面團結起來，通過官方渠道向山西省施加壓力；另一方面聯合律師、學者高舉物權法和憲法，準備訴諸法律維護自身利益。"
絕地反擊
閃光燈的哢嚓聲中，43歲的煤老闆老林習慣地將頭閃在一邊，緊張地吩咐記者千萬別用文字描述自己的模樣。這些曾經風光一時的煤老闆此時非常謹慎——他們正聚集在一起商討如何討回"公道"。
這是2009年10月31日，杭州之江賓館。二十多位在山西投資的浙江煤老闆代表趕到杭州開會。再過一天，進入11月，就是山西省煤炭資源整合的最後大限——按照山西省要求，整合後的煤炭企業要全部通過驗收。
自從去年9月，山西省推行"煤礦兼幷重組"以來，兩千多座煤礦被挂上了"國字號"的牌子。這場被譽爲"國進民退"的改革，成爲近三十年來，山西煤炭領域最大的一場變革。
這意味著，這些煤老闆如果不接受被兼幷，手中的煤礦將會被强制關閉。如同十年前陝北收購民營油礦事件一樣，這些曾經擁有采礦權的煤老闆將一無所有。
動輒幾千萬元，甚至數億元的投資還沒有見成效就打了水漂，這讓這些放弃家鄉産業，遠道來三晋大地投資的浙江煤老闆怎麽也想不通。
曾經提著幾百萬元，基于同鄉信任，將集資款投向山西煤礦的小老闆們也在此時擁向了之江賓館。"別看我們平時風光無限，你知道我們背後有多少集資人？"酒氣撲面的煤老闆老林躺在酒店寬大的沙發上，拿起一支烟，狠狠地抽了幾口。
煤老闆們的憤怒不斷積聚，而對象只有一個——正在强力推行的煤炭資源整合。這項本意加强山西煤炭生産集中度，控制安全事故發生的煤炭改革遭遇到了信任危機。
敏感的律師首先嗅到了空氣中不安分的味道。
10月22日，北京北三環的一間咖啡屋內，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的兩位律師從皮包中拿著厚厚的幾叠山西煤礦産權糾紛資料。在他們看來，山西的煤炭資源整合將是"一場無硝烟的戰爭，處處充斥著血腥，甚至早已血肉模糊"。
大成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玉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在去年下半年就開始關注山西煤炭資源整合，起初想看看是否存在相關業務，後來研究現此輪山西煤炭改革竟存在多方面漏洞。爲此，他們甚至成立了"山西煤礦兼幷重組專家律師團"。
"此次山西煤礦重組整合表面上是政府主導下在煤礦資源領域開展的宏觀經濟調控和産業結構調整的行爲，說到底是對煤礦礦業權的處置和權利、利益再分配。"張玉成說。
10月31日，在杭州之江賓館，"陝北70億收油"這些詞彙從煤老闆們的口中不時蹦出，在他們看來，自己的命運遭遇與之如出一轍。會場上，一位物權法領域的權威教授將各種法律書籍堆在會議桌上，引經據典反駁山西的煤炭資源整合。
這些在山西投資500億元，年産煤炭5000萬噸的浙江煤老闆們聯合律師、學者，開始高舉法律武器，大聲疾呼自己的煤礦不可侵犯。不僅如此，他們還已請求浙江省政府支持，維護他們在山西的投資利益。
煤炭政策大躍進
所有矛頭指向去年9月的山西省的一紙紅頭文件——《關于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幷重組的實施意見》（又稱"23號文"）。這份文件揭開了山西煤炭資源整合的大幕。然而，此輪煤炭資源整合真正啓動却是半年之後。
"9•8"襄汾潰壩事故，煤炭資源整合因省長的孟學農去職而停滯。當時山西政界一時摸不准新任省長王君的"政策偏好"。一個可以佐證的例子是，當時山西本地媒體預備刊發關于資源整合的文章，一直等到局勢穩定之後才試探性刊發。
此時山西煤老闆處于一種觀望的態度。這種狀况一直持續到今年4月。4月初，山西省政府對外公布"10號文"，要求兼幷重組後的煤炭企業，規模原則上不低于年産300萬噸，單井規模原則上不低于90萬噸。
這一硬性的規定，讓很多煤老闆措手不及——這意味著將清除所有煤老闆。
一位大同南郊區的煤老闆告訴記者，自己一座9萬噸的礦此前一直按照政府的要求在整合，投入上億元，才好不容易整合到30萬噸，却又要被關閉。按照2006年的煤炭産權制度改革，當時單井規模9萬噸以下的煤礦都在關閉之列。
一般來說，一個煤礦改擴建的周期在三年左右，而且提高單井産量還與煤層厚度、開采條件、資源量等因素有關。這意味著，如果這座煤礦三年內一直改擴建也達不到山西省政府的要求。
"好比建房子，圖紙是你紅頭文件出的，現在房子快建好了，却要全部拆除，這怎麽可能呢？"上述煤老闆一臉茫然。
更讓煤老闆們想不通的是，既然在去年的"23號"文件中，山西省的生産礦井爲2840座，到2010年年底要求壓縮至1414座。半年後，在"10號文"中，煤礦壓縮指標却改爲1000座。
煤礦壓縮指標究竟如何制定，現在不得而知。不過，可以清楚看到的是，完成這些指標却有著一整套的考核。這些具體將指標分解到11個縣市，進而層層分解。而且如果整合不完成，承擔的將是"安全生産不合格"的責任。
"采取下指標、列時間表、責任制的方式，完全違背了兼幷重組的自願性。" 浙江澤大律師事務所資源與環境部首席律師吳族春說。
不對等的談判
按照山西省政府的規定，這些被兼幷重組的煤礦能够選擇的合作方只能在"5+2"格局和中煤平朔公司之中尋找。
所謂"5+2"格局是指：大同煤礦集團、山西焦煤集團、陽泉煤業集團、潞安礦業集團、晋城無烟煤集團、山西煤炭運銷集團公司、山西煤炭進出口集團公司。
事實上，煤老闆們通過2006年煤炭産權制度改革，繳納資源價款之後，煤礦就可以在二級市場上自由流轉。
大成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玉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按照法律規定，礦業權人有權决定是否進行兼幷重組等礦業權轉讓的民事交易行爲，幷且有權决定兼幷重組的交易主體，幷與之平等自願協商交易方式、交易價款以及其他交易內容。
不過，這些煤老闆發現，自己受損最大的部分竟然來自采礦權價格。此次國有大企業的兼幷重組中，政府在其中充當了"定價者"的角色。
按照去年9月28日，山西省下發《關于煤礦企業兼幷重組資源價款處置辦法》，規定兼幷重組的主體企業應向被兼幷者退還資源價款，幷按原價款標準的50％給予經濟補償。
按照煤老闆們的估算，這個標準遠遠低于市場的評估價格，甚至還不及于市場評估價格的一半。
長期研究礦産資源的吳族春說，礦山的核心資産是采礦權，如果在兼幷重組中只對礦山的附屬設施進行評估，對采礦權却不評估，那麽和煤老闆們的實際付出相差非常之遠。即使有經濟補償也根本無法彌補煤老闆在三年之內的技術改造投入。"即便我們認可這種補償，評估之時大集團還會吹毛求疵，將實物資産刨除在外。"在大同投資的一位煤老闆說。
種種爭議未平息之下，山西省的煤炭重組簽約率却在急劇上升。10月下旬，山西省公布的數據顯示，重組整合煤礦企業協議簽訂率已達97.9％。
在煤老闆謝常有的記憶中，自己是在政府"突擊"之下"被簽署協議"的。今年9月，當時縣裏聽說省領導要來檢查，馬上連夜讓他們簽協議。幷且說只要簽同意兼幷重組協議即可，其他付款方式等可以留作以後再談。
而對于那些"刺頭"，政府通過查處偷稅漏稅、是否向官員行賄等方式讓其乖乖就範。此前一位剛剛以公開身份接受完媒體采訪的煤老闆在電話中低沉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被政府瞄上了，正在出差，也算躲幾天"。
在這8家兼幷主體中，以煤炭運銷爲主的山西煤運和山西煤炭進出口公司顯得最爲積極。"他們在從煤炭銷售轉型到煤炭生産企業的過程中，最缺乏的就是資源儲備。"
山西煤炭運銷公司的相關人士證實，他們的兼幷重組事宜主要是在今年7月才開始進入正軌。9月、10月則被譽爲煤礦整合的關口。大同左雲縣的煤礦兼幷重組中，煤炭運銷公司短短兩天內攻下11家企業。
不過，據記者瞭解，這只是雙方初步對評估報告認可，接下來的還有具體價格、付款方式、如何保障各級政府利益等諸多內容的談判。
更加難以讓煤老闆難以理解的是，有的補償款要被扣除40％作爲押金，未來兩年之內返還，其中"若有井下實物資産和評估不符之時"，再從押金中扣除。"評估機構都是兼幷主體和政府找的，評估錯了難道還要扣我們的錢？"
資源整合後遺症
膠著在煤炭資源整合之中的不僅僅有煤老闆，那些大型國有煤炭企業也在此時加大煤炭資源爭奪的力度。今年年初，山西煤運的董事長劉建中就要求忻州煤運分公司"搶抓最後一輪資源整合機遇，搶占優質資源"。
在一個時刻處于變動的政策環境中，山西的煤老闆留給自己的時間已經不多。
他們開始通過各種途徑要求政府能够復工，希望能够通過生産挽回損失。事實上，政府似乎也預備迎合這種趨勢，力圖减少整合帶來的後遺症。今年前三季度，山西省的GDP只有0.5％的增長。
記者在大同市左雲縣采訪期間，縣政府官員一再表示，未來兩年將是縣域經濟發展最爲困難的兩年。按照兼幷重組要求，這些大礦最少也要到2011年才能投産，這意味在未來兩年內，政府幾乎失去最大的稅收來源。
正如一位山西煤炭分析人士指出，近兩年內，山西煤炭資源整合的後遺症將在一定程度上以"刑事案件"的方式爆發出來。譬如，村礦的血腥矛盾、失去經濟來源的老百姓偷盜礦上機械設備等。
今年6月，飽受停産整頓折磨的山西煤老闆們獲悉，在兼幷重組中，六證齊全的煤礦可在確保安全的情况下複産。
這一消息讓等待已久的煤老闆們喜出望外。自從去年煤炭資源整合以來，山西的小煤礦幾乎全部停産。千萬噸産煤大縣的左雲縣，近一年內全縣只有一座煤礦在生産。
10月27日，山西本地一家媒體出現了一則意味深長的廣告。廣告中言明，新疆煤礦尋求合作，且特意指出當地"政府支持力度大"。看了這則廣告後的一位煤老闆百感交集，長籲了一口氣。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1595
煤的代價
巫楠 2008年1月2日
郝華林把他生長的地方稱作"會說話的墳墓。"從他記事兒起，在郝家寨村，由于房屋下的土地錯移和扭曲，造成屋頂塌落、墻壁倒坍、房屋滑動。郝華林的老村子裏殘留的，只是成堆的灰磚和碎玻璃。
"每當我經過這些房子，都能感到廢墟裏回蕩著'救命'的尖叫聲，"郝華林說，"就像從墓地傳出的聲音。"
24 歲的郝華林不忍目睹村莊不知不覺地變成廢墟，在 2003 年，他開始向當地政府提出有關房屋安全問題的建議。他的顧問是年滿 60 歲的郝桂勤，已退休的前村黨支部書記。郝桂勤畢生都在爲爭取郝家寨搬遷而與煤礦礦主談判。40 多年來，由于煤礦亂開采，郝家寨正在遭到毀滅。
郝家寨村位于中國山西省省會太原市以南約100公里。作爲中國主要的煤炭産區，山西也以其土地下沉問題而知名。郝家寨是一個典型例子，那裏人爲造成的土地下陷移動十分嚴重，導致廢弃礦井周圍的村落居民定居地隨之下沉。
多年來，郝家寨村民遭受著房屋土地下沉導致的苦難，不過直到1973年，當屋頂塌落奪走了一個8歲男孩兒的生命，他們才最終被迫采取行動。
郝桂勤說，這個年輕生命的悲慘結局激怒了村民們。他們要求他出面與國營水峪礦的上級單位——汾西礦務局進行談判，要求賠償幷解决房屋倒塌問題。
最後村民獲勝，1974年汾西礦務局做出决定，郝家寨村140多戶村民，共1000人進行搬遷。後來，郝家寨村其餘村民們不得不于1990年再次搬遷。
郝華林說："現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人們可以聽到在采礦過程中，瓦片墜落和土地下沉時發出的如炸彈爆炸般的聲音。"他的家人住在"上新鎮"，那裏有一半的住戶是1974年搬來的，他們認爲此處應該是安全的。但煤礦公司還是把隧道挖到了那裏。
華林說，他們的居住條件日益變壞。最初是華林家的房屋外乾燥的土地上裂開大縫，然後他又發現他的房間的墻上有手指寬的縫隙。這個縫隙越來越大，直到足够一個成人的拳頭穿過。現在屋頂也開始出現裂縫。
"屋外下大雨，屋裏下小雨。"華林說，"颳風的時候，屋裏特別冷，實在受不了了。"
1990年，由于害怕上新鎮所出現的土地下沉，郝家寨村其餘的住戶搬到了山下的"下新鎮"。但是最終，倒塌還是發生了。水峪礦聲稱，沒有足够證據證明新的下沉與其煤礦有關。然而，在2001年，中國煤炭學會煤礦開采損害技術鑒定委員會委員鐘惟林教授和何萬龍教授證實，郝家寨的采煤活動導致了房屋受損。他們報告說，下沉的地面與下面開挖的地下煤礦是平行的。
"井下每天挖出4000噸煤，"桂勤說，"對地面下陷我幷不覺得驚訝。"
目前水峪礦的年總産量是1960年時的12倍。據中國煤炭學會稱，自2003年以來，隨著對煤炭的投資超過2000億元（250億美元），中國的稅收劇增。與此同時，中國在煤礦安全方面的財政支持僅占 GDP 的 約1%，而在一些發達國家，此比例是3.3%。
2005年，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員李連濟在一篇題爲《我國煤炭城市采空塌陷灾害及防治對策研究》的論文中指出，與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也聽任煤礦嚴重毀壞土地。的確，中國有 70 億平方米的土地發生塌陷，國家爲此花費了500億元（68億美元）。中央政府下達了一條法令，規定在中國發生的采礦損害，"誰破壞，誰付費。"因此，賠償費用應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煤礦相應進行分擔。
對于郝家寨的村民們，賠償問題比較複雜。村子的損失已不再僅僅是中央政府的責任，因爲在2000年，上新鎮地下的煤礦出租給了村長，他作爲經營人負責賠償。結果是，桂勤和華林不得不同時與煤礦和村長談判以獲得賠償。
2003年3月，當他們的賠償要求被忽視，華林和桂勤組織了90個村民到當地的孝義市政府請願。在他們聚衆請願後不久，他們遭到了警告——兩家的窗玻璃晚上被人砸碎了。此時經受著疾病折磨的桂勤决定退却。但華林仍然獨自堅持下去。2005年，華林到山西省政府上訪。但是，正如他事後回憶道，那才"真正給我家帶來了灾難。"
2005年10月21日，華林父親到村辦煤礦上夜班，只有華林和母親在家。他家的房子只有一間起居室和一間臥室，兩個房間是相通的。大約在半夜，華林在起居室睡覺，他母親在臥室睡覺，他們聽到窗玻璃破碎的聲音。華林和母親醒過來，聽到有人在院子裏小聲說話。華林急忙打電話報警，警察回復說他們會趕到現場。
"我家起居室的窗玻璃都碎了，我就挂斷了電話，"他回憶說。
"接著，突然有三個人拿著高爾夫球棒和手電筒闖進我們的房間。"
這些人用手電晃著華林的眼睛，讓他看不到他們的面孔。
"你們什麽時候搬家？"他們大聲喊道。
"往哪兒搬？"他問他們。
"這我們不管，但是如果你們不搬，我們就收拾你們。" 他們說。
然後，他們就開始不斷地用高爾夫球棒毆打華林。當他的左脚被重重一擊時，他大叫起來。
"我母親聽到我叫喚，就沖過來保護我，"他回憶說，"于是有個人也開始打她。"
毆打持續了半個小時，直到他們打不動了才罷手。最後，這些暴徒一言不發揚長而去。
華林爬到電話旁再次給警察打電話，但是警察說他們不能立即趕來，因爲所有警察都外出執勤了。
"我們一直等到早上6點我父親回來，"華林說，眼泪流到了下顎上，"然後他送我們上醫院。"
他們被打得遍體鱗傷。當時有拍下的照片作證，但隨後警察却以缺少綫索爲由停辦了這個案子。
"想起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我特別難過，"華林哭泣著。
華林的母親已經45歲了，身高不足5英尺（1.52米）。她非常瘦弱。自那次挨打以後，她的腿就永久變形了。她的背駝了，看上去更矮小了。
"自那以後我媽哭了很多次，現在她總是害怕那些暴徒再回來，"華林說，"她不想讓我再提煤礦的事了。"
康復之後，華林找到村長，但他拒絕爲此負責。
"他只是說他不怕打架或者上訪，"華林說。
後來，華林父親被叫到礦主跟前，他爲華林安排了一份月工資1500元（200美元）的工作。這份工作只是每天在礦上坐著，無其他事可做。
"我拒絕了，"華林說，"金錢換不來公道。"
華林不覺得他做錯了什麽。他在日記中寫道"官逼民反"，這是一句古代名言，意思是"當官的動蠻時，老百姓就會造反。""這個諺語已經過幾千年中國歷史的驗證。"華林說。
據新華社報道，2003至2004年間，中國中央政府撥款70億元（8.75億美元）用于重新安置發生塌陷的礦區中的居民。2005年，山西省政府計劃用兩年的時間分發70億元，用于當地居民搬遷——此計劃仍在進行中。但問題是，如何能讓所有人都得到安置？僅在山西省，就有超過1900個村落和100萬以上的居民住在由于采礦而塌陷的土地上。
華林仍然在努力爭取去北京，向中央政府有關人員報告發生在他村子裏的一切。
"當地政府官員與礦主們私下交易，他們的利益息息相關，"華林說，他認爲在山西他不可能討回公道。"這是權錢交易。我們必須要求行使法定權利，因爲我們的生活遭到了破壞。"
現在，華林一家依靠他父親在村辦煤礦做警衛每月所得1000元（125美元）的收入維持著。有時候，華林的弟弟和妹妹也會從城市打工的收入中擠出來一點錢寄回家。一家人平日極其儉樸，每天吃手擀面，甚至要省下麵湯來喂鶏。有時候，他們用自製的西紅柿辣椒醬做一盤炒土豆。
現在，華林和父母擠在家裏損壞情况稍好的房間裏。其他兩間臥室開裂得十分嚴重，在裏面住已經不安全了。郝家寨村有100多戶人家住在類似的房子裏，在村莊緩慢坍塌的日子中煎熬。
"我知道，如果我能繼續上訪幷大膽說出真相，我是有些希望的，"華林說。"但我仍然不知道我們什麽時候能搬家。"
巫楠，2003 至 2006 年擔任《北京經濟觀察報》的國際新聞記者，以及《波士頓環球報》北京辦事處的新聞助理。她目前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新聞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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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再無煤老闆？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肖華 特約撰稿 李廷禎 發自山西 2009-09-16
"煤老闆——這個全中國最能體現暴富奇迹的群體——正在經歷"天堂"到"地獄"一樣的轉變。山西省所有登記在册的中小煤礦都將被兼幷。由于其在全國煤老闆中占據絕對比例，因此外界普遍認爲，作爲一個群體，煤老闆將退出歷史舞臺。在這個存亡交替的一瞬，本報記者先後三進山西，目睹了三晋大地上演的一系列隱秘糾結的博弈，目睹了煤老闆最後時刻的悲歡沉浮、各施手段。而煤老闆幷不會全軍覆沒，它極少數的幸存者，極有可能從千萬、億萬富翁變成財富以數十上百億計的煤炭大亨，超級富豪將越來越多地從幸存者中誕生。"
過頰即空。
不惑之年的煤老闆遲章如此感慨。
9月12日，淩晨兩點，汾河之濱。他取出一小片沉香木，掰一絲碎屑嵌入中華烟裏，一種據說能鎮定安神的暗香隨烟霧浮動在酒店房間。
平素很不喜歡出門的遲章已經3個月不曾回家，終日奔走在山西、北京等地。手機不時會響起，有陌生人問價："幫你搞定，出多少？"
遲章和其他煤老闆一樣，正處于命運的十字路口。今年4月，山西出臺"10號文"，爲了消除此起彼伏的礦難，保護資源，一輪歷史上最大力度的煤礦兼幷重組改革正式推進，三晋大地上所有登記在册的兩千多家中小煤礦，將逃不過被國有化的命運。
這幾年不斷撩撥人們神經的"煤老闆"，會不會隨著整合的進行而成爲正在消失的歷史？
這是一個空前但難以絕後的群體，他們中有不會寫自己名字的農民，有貨真價實的經濟學博士，有遠道而來的冒險者，有轉身下海的教師與機關幹部，有各種背景各種身份的淘金者。
命運讓他們中的一些從石頭中淘出了金子，命運又把一些金子變成了石頭。
但是他們幷不會因此而完全消失。記者在山西采訪近兩周，無聲的博弈正在當地低調却激烈地上演。而經由一次次"火焰山"之後，他們中的一小部分正在從以千萬或億計算身家的煤老闆，搖身變成以十億百億計算的煤大亨。
最後時刻
這是决定每個煤老闆命運的最後時刻。
9月初的山西，雖然秋雨乍寒，却從白天到夜晚都四處升騰著一種隱秘的熱氣。
按省政府的計劃，以7家山西省國企爲主的大傢伙們將在這個月接管煤礦。而眼下，意向性的框架協議才基本簽訂完，真正談成價格的，100個礦中攤不到1個。
與煤有關的政府官員們幾乎天天下鄉。在一些基層，著急的官員們將兼幷主體和還沒簽訂框架協議的煤老闆們拉到一起，不簽不讓走。還有的地方，誰不簽，稅務局就馬上出動去查賬。
國有煤炭企業的人每天早上7點就忙著給雇用的律師們打電話，催問頭一天的談判進度。猛然吞下太多煤礦，以至一時之間找不到人管理的國企開始登報招聘礦長。
一場大規模的煤焦反腐也在同時進行，一批官員受到處理，據聞還要一個一個項目地查，官員們從此再無人敢出頭替煤老闆們說話，無論是利益攸關，還是出于同情，或是爲了反映現實以推進工作。
而煤老闆們，從浙江、福建、海南、雲南等四面八方飛回山西，沒日沒夜地投入這場决定他們命運的談判。
他們每天穿梭在各個豪華酒店，挨個與各色人士會面，隨時打算奉上禮金——擔心有時太厚不便携帶，有些車的後備箱裏會備著面值是人民幣十倍的歐元。他們的電話時不時會響起，不斷會有自稱誰家親戚的神秘人士詢問是否需要幫助。
一輪輪談判，正在烟霧繚繞的辦公室、會議廳、酒桌或KTV中進行：有和評估公司談的，希望能被評估得盡可能地高一點；有和外資談的，希望借著外資的身份獲得某種庇護；有人和國有企業談，希望能早點見著現金；有人和兼幷主體談，乞求被對方整合；有的在和村裏談，搗鼓著村民上去跟國有礦鬧騰；有的在和其他煤老闆談，希望能將産能迅速提高到90萬噸，再去整合別人（10號文規定只有産能達到90萬噸／年的礦井，才能去整合別人，整合兼幷完成後單井産能也必須達到90萬噸／年）；有的在和周邊的小煤礦談，希望能借機抄底收購一些小礦，再打包賣個更好的價錢……
此時的山西，一位煤老闆如此形容："從桌上談到桌下，從這張桌子談到那張桌子，從這個屋子談到那個屋子……"
有人喜氣洋洋告訴記者"這下好了"，也有人連聲長嘆甚至想自殺。能想像或者難以想像的各種花樣，都在這裏找到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
關閉的大門也在被一點點地擠開。有人跟兼幷主體簽訂了陰陽協議，可以在大企業正式進駐改建礦井前繼續開采，所獲利潤算作對此前低價的某種補償；在有的地方，達不到90萬噸／年的礦井地方政府也允許保留。
不過更多的人還是在死命扛著，儘管不賣就不能複産，不能複産每天至少要花費一兩萬——"停100天也就是百來萬，但合同一簽幾千萬可就沒了！"
一些煤老闆不光要爲談判花心思，還得爲此刻的每一個晚上動腦筋，"開工的開關一拉，就是白花花的幾十萬。"
山西絕大多數煤礦停産已久，以致連當地企業都不得不去外省買煤，煤老闆們早就已心急難耐。在煤礦就要轉手的前夜，開工成了心照不宣的隱秘號角。"白天不行就夜裏，前半夜不行就後半夜。"一位煤老闆告訴記者，如果每天能出3000噸煤，每噸賺100塊，就是30萬，"只要能讓我開工，什麽條件都好說。"
經歷了一次又一次風雲跌宕之後，他已如驚弓之鳥，只敢相信眼前的東西，只想拼命抓住眼前能抓住的一切。
未出生，便死亡
沒有誰能比遲章更能體味人生的無常和詭异。他以爲每年至少能賺幾千萬，却在轉眼間就從暴富的美夢直接跌進破産的現實。
一切從2005年進行的礦權改革開始。
那一場"資源有償，明晰産權"的改革，規定只要交一筆買資源的費用，礦井的儲量和生産達到一定要求，個人就可合法擁有。這是許多煤老闆夢想開始的時刻，他們聞風而來，絲毫沒有想到四年後的另一個結果。
在此之前，采煤只需向國家繳納每噸幾毛錢的費用，沉睡地下的煤田相當于不要錢的寶藏。
突然要交數百萬千萬甚至上億的采礦權價款，讓那一場改革攪起翻天波瀾，也給了遲章們一個順利進入的接盤機會。那年春天，遲章花了近5000萬，買下晋北幾個連在一片的小煤礦，他以爲從此擁有了一大片寶藏。
自稱"既識時勢又懂政策"的遲章，深知要跟上資源安全有效開采的大勢，要跟著政策走。他打算封住幾個小礦，重新改建成一個30萬噸／年的礦——當時，如此規模的煤礦在山西幷不多見，在遲章所在的縣，"我這個礦可是牛皮烘烘的"。
交完兩千多萬價款，拿到了煤礦指標，他正式開始"跑手續"——也就是煤礦生産或建設所需要的證件，前者是六證，遲章申請的基建礦則需要四證。"手續"一跑就是三年，遲章已記不清花了多少費用，"光是規劃圖就花了幾百萬"。一批批人來礦上檢查，通常要給領頭的準備2000元紅包，其他的1000元或 500元。如果檢查完了去吃飯，有的不參加飯局的人就會問："不去吃的多給300吧？"
2008年初夏，復工卡終于批了下來，規定了工期爲14個月，也就是說，2009年夏天這個煤礦將可以從基建礦轉爲生産礦，正式産煤。
整個家族抵押上房子東拼西凑，不算利息，遲章又花了七千多萬，按照30萬噸礦井的建設要求，上了機械化設備，蓋了百人會議室、食堂、澡堂、礦工活動室等。
至此，投資已超過1.5億元。
眼盼著生産的日子就快到了，不料"橫生劇變"：今年4月，縣裏傳達了省裏的新一輪煤礦兼幷重組改革的消息，今後單井産能必須達到90萬噸／年，遲章的30萬噸的礦要麽被整合，要麽被關閉——一天都未曾生産，這兩種選擇都意味著血本無歸。
遲章幷不是惟一的不幸者，同樣命運的煤礦，光在當地就有二三十個。他們中的許多，都是貼著政策要求的底綫，從9萬噸到15萬噸、21萬噸、30萬噸。
"小孩還沒生出來就被槍斃了，你知道那種感覺麽？"9月12日，遲章回憶。那個星期，他瘦了十多斤，"我想過死，可是死不能解决問題，整個家族面臨破産，我必須絕處逢生。"
少收了一兩億
離心神憔悴的遲章百里之外，臨汾煤老闆黃永順正在爲簽不簽眼下的合同而發愁——這份合同會讓他損失一個多億。
他所在的臨汾，既是上一輪礦權改革最先試點之處，也是這一次兼幷重組的發源之所。煤炭這種黑色燃料曾經施展魔法讓他點石成金，然而命運的風雲變幻有時候也能讓金子變成石頭。
2008年4月15日，在能容納1400多人的臨汾劇院，黃老闆和全市煤老闆，加上各政府部門官員擠在一起。臨汾宣布，要通過"收購、控股、租賃、托管"等手段，讓國有大煤炭企業在3年內整合全市年産30萬噸以下中小煤礦。
這時候距上一輪礦權改革不到4年，方向却發生了180度大逆轉。因爲原來帶有私有化色彩的改革被認爲沒能救得了臨汾，2007年12月5日，洪洞一個煤礦爆炸，105名礦工死亡，市長丟了烏紗帽。
繼任的官員如履薄冰，苦苦思索後提出了這條國有化新路。
消息一出，黃永順不知是悲是喜，悲的是煤礦不保，喜的是坐地起價。
那時候煤炭價格漲出"天價"，河北、山東、東北、安徽、廣東，大大小小的煤炭電力企業聞風而來，爭相圈地。臨汾這座千年堯都古城車水馬龍，各大賓館紛紛爆滿。
幾乎每個煤老闆都同時談著好幾家，有一"女"許了好幾家者怕被同住一家賓館的企業們發現，只好掩著面進出；也有年産十幾萬噸的小煤礦老闆，强悍地向年産幾千萬噸的國有大礦扔出通牒：20天簽完合同交出錢，不行就免談。"那時候可是別人求我賣。"談起那時，黃老闆言語之間依然難掩得意。他的礦當時已跟一家省外國有煤炭企業談好，價格是2.8億元。
但是，合同卡在了省裏，因爲這家省外企業不在省裏預算的兼幷主體之中。
臨汾的新思路，雖然在大方向上得到了省裏的認可，但不僅具體手段——比如托管、租賃——未得到批准，而且在兼幷主體上發生了大分歧。
與誰來整合都歡迎的臨汾截然不同，山西省希望將整合的權力主要控制在省屬國企手中。
2008年9月2日，山西發出"23號文"，"煤礦兼幷重組"改革正式在全省提上日程，專門對以省屬煤礦企業爲主的兼幷主體作了詳細規定。
同時，爲了改變現有小煤礦四散開花的狀况，讓成片資源得到統一規劃和開發，文件提出要按照礦區進行規劃，"一個礦區盡可能由一個主體進行開發"。
六天后，臨汾襄汾"9•8"潰壩，265人死亡，時任省長孟學農去職，大同礦務局出身的王君從安監總局局長任上調任山西新省長。襄汾事故尚未處理完畢，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煤價急轉直下，而今年2月山西最爲先進的焦煤集團屯蘭礦又瓦斯爆炸，死亡七十餘人。
小煤礦于是集體停産，煤礦兼幷重組一度悄無聲息，黃老闆過了一個平靜的安穩年。
波瀾再度掀起，是在今年4月16日，省政府下發"10號文"。
這一次，山西成立了以省長爲組長的煤礦企業兼幷重組整合工作組。工作組規格之高甚爲罕見，足見山西之决心。
這份文件要求，哪一片哪幾個礦由誰整合，統統劃分清楚。
這份文件一出，黃老闆們再也沒了當初左挑右選的神氣。兩個月前，他被規定由一個省裏的大集團進行整合。
這時候已是時移世易。價格評估幾乎沒有了多少談判餘地，因爲國土廳早先已發文規定好了采礦權價款的統一補償標準，需要評估的只是有形資産，比如房子和設備。
"一夜之間，我必須賣企業，又一夜，我從賣企業變成了賣設備。"他說。上次作價2.8億元的煤礦，在經過無數次討價還價之後，這次的評估價是1億元出頭。
他慶幸的是自己進入的時間很早。雖然一些金子變成了石頭，但此前石頭變給他的金子更多，從2001年買下煤礦開采到2004年，已經賺得"差不多了"。
受傷的"南方人"
真正巨大的影響，降臨在後來者身上。
他們中有許多是從福建、浙江遠道而來的冒險者，年紀大的五六十歲，年紀小的還是"80後"——在山西，當地人管他們叫"南方人"。
一部分南方人曾經試圖對此次改革施加影響。
今年4月，在南方人聚集的新興采煤區忻州朔州一帶，剛剛回鄉過完清明的二十多位煤老闆們匆匆返晋，第一次聚在一起，討論莫測的未來。
最早的一批南方人，是上世紀80年代初溫州市蒼南和平陽兩縣井巷工程公司的職工，當時山西的礦井大多都由他們來施工。後來，煤炭不景氣，付不出工程款，一些煤礦就抵債給了井巷工人們。
好不容易熬到市場回暖，包工頭們苦盡甘來，引來親朋好友"一起發財"，1990年代末，平陽、蒼南人成批"走西口"。
到2005年，由浙江與溫州官方機構出臺的一份報告披露，當時溫州人在山西有300多個煤礦，比如，原平市長梁溝礦區62個礦中就有59個被他們承包。
這一數字在隨後的礦權改革中被成倍地刷新。
礦權改革提供的成批的接盤機會，擺脫不明不白的承包身份真正擁有産權的誘惑，再加上山西當時高調招商引資的姿態，讓嗅覺靈敏的南方人蜂擁而至，不能來的也入股踴躍。
參與聚會的二十多位煤老闆多數都是在那時來到山西的，他們在當地的投資超過30億元，幾乎每個礦後面都有數十個南方家庭，和百萬千萬計的銀行貸款——據說僅平陽縣水頭鎮，90％以上的房子都抵押在銀行，換作真金白銀砸在煤礦上。
當時煤老闆給人們留下的多是狂買名車豪宅的形象，這些南方人提起來便憤怒而委屈。他們小心翼翼地保持著低調，許多人都將陸虎寶馬奔馳們開回老家，只留下帕薩特們呆在山西。
不幸的是，從礦權改革時開始，山西就礦難不斷。而每出一次事故，煤礦就連片停産，加上一些重大節日時自動停産，有煤老闆統計了生産記錄：三年來，即使六證齊全的煤礦，正常生産的時間也不足4個月，而那些基建礦則更是一天都未正式生産過。
在屯蘭礦難後長達兩月的停産整頓之後，省內的長治等地已漸漸開始批復復工，他們所在的地區不僅毫無動靜，而且前所未有的嚴格：就在聚會的前一天，縣裏統一行動，除國有煤礦外，各個煤礦井口傳送設備的皮帶機頭或絞車都被强制拆除，拉回政府貼上封條。
平素幷沒有多少往來的煤老闆們，紛紛趕來，第一次開始開會。
會議從他們飛回來的當天晚上開始，持續了一整天。儘管試圖聯絡更多的當地煤老闆，但最後來的依然全都是南方老鄉們，閩南話于是成爲會議的官方語言。
一些人情緒激動，中午就跑出去買回來幾卷紅布，一枝毛筆，當場外套一脫袖子一擼就開始寫起標語"礦工要吃飯"，"我們要工作"。
更多的人，則始終很沉默，只是聽著，看著，沒有太多表情。
煤老闆試圖讓礦工們拿著標語去反映情况，但最後沒能成行。
第二天，煤老闆們一起來到縣長辦公室"要個解决辦法"。記者發現，在進門那刻，即使在門外群情激昂的煤老闆，也都馬上低下頭，陪上了笑臉。直到聽說縣長不在，才重新活躍起來。
惟一的一次集體行動，就這樣三三兩兩地散了開去。
在接下來的兼幷重組中，南方人鮮有能成爲兼幷主體的，却幾乎沒有人只停留在發牢騷上，每個人都在各顯神通，都在這場隱秘的談判中比著將聰明、靈活與膽色發揮到極致。
煤老闆的死與生
兩個世紀前，在英格蘭斯塔福德郡，一個債臺高築的工程師通過燃燒煤炭來帶動活塞，抽出了深井裏的水。那是人類第一次自由地駕馭能源，也是煤炭頭一次向工業世界展示它的魔力，點燃工業革命。
兩個世紀後，這種對中國來說最爲重要的黑色燃料，却在財富世界裏施展魔法，讓衆生顛倒。
一些南方人心碎神傷、黯然離去。背靠龐大而靈活的民間資本，他們幷不缺少不斷投入建造現代化大礦的資本，但在他們頭頂劃了一道紅綫，幾乎沒有給他們留下多少機會。離去的時候，有人發誓，"再也不踏進山西"。
而莫名其妙發了大財的金玉一家，心滿意足地賣了煤礦。
1990年代，煤炭低迷，呂梁山溝裏，鎮上將一個煤礦抵債給了金玉家。沒想到他們却一脚踏進了富貴門。
煤炭後來吹著氣樣的漲價，金玉家的資産也吹了氣一樣猛地膨脹到近億。她的丈夫從沒上過學，不會寫自己的名字，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搞不清銀行是個什麽玩意兒，他只相信現金，但從不會寫收條，即使收人家上百萬。
他們從不知道這逼人富貴怎麽突然就從天而降。2005年盛夏，金玉曾經問記者，"爲什麽前幾年我們家門外總是堵著要債的人，這兩年每天早上醒來窗戶外頭就有人排著隊拎著錢買煤？"
當時，四十多歲的金玉燙著發，化了妝，大花短褲盤著腿，問著話就將嗡嗡的蒼蠅一隻只拍死在家裏嶄新的真皮沙發上。
像金玉一家這樣撞中大運賺得盆滿鉢滿的人，大多都選擇賣掉煤礦，過富貴生活。現在，她將兩個孩子送到國外，全家搬進了城，據說丈夫最近新迷上澳門，已經輸掉了幾百萬。
黃永順也厭倦了有煤礦的日子，要整日陪著笑臉，要整夜擔驚受怕地對電話鈴聲過敏，一忙起來整個月都顧不上換衣服。
儘管少了一兩億，他心裏已經打算接受那個國有大礦開出的價錢。辦了健身卡，雷打不動天天鍛煉。
說起未來，他一臉神往。他打算物色幾十畝地，種些菜和果樹，"過不用看人臉色，不用擔驚受怕的太平日子"。
而沁和能源集團董事長呂中樓，却打算在他10年前發現的財富巷道裏繼續掘進。
1998年春節，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畢業後在國家科委工作的山西沁水人呂中樓回鄉過年，縣裏的官員們找上門，希望他能想想辦法幫助解决企業改制問題——那時候剛開過"十五大"，國企改制吹響號角，沁水縣却怎麽也賣不動。
呂中樓挑了一個煤礦企業，他的判斷依據有兩個，一是國外取得資源都需有償，但中國當時全都是無償，升值空間廣闊；二是他查了統計數據做了個模型，"煤價連續10年低迷，接近穀底"。
黑金的光澤漸漸閃耀，呂中樓看見機會在閃閃發光，他辭了國家公職，專心做起了煤老闆。第一年，連年虧損的這個煤礦就實現盈利，因爲過去國營時每噸煤的成本要七八十塊，呂接管後馬上降到了30元。
待售的煤礦馬上接踵而來，呂中樓開始使用財務杠杆加快買煤礦的速度，到現在，公司一共擁有10個煤礦。
股東中除了呂中樓之外，還有像老虎基金這樣聲名赫赫的外資機構。在新的整合中，他是極少數幸存者，同時擁有兼幷主體的資格，按當地政府的規劃可整合周邊的4個礦井。
現在，他正忙著穿梭在北京、香港等地，跟不同背景的外資進行談判，以吸收更雄厚的資本，來沿著煤炭延伸，進入煤化工領域。
這樣極少數的幸存者，極有可能從以千萬或億計算身家的煤老闆，變成以數十上百億計算的煤炭大亨——兼幷主體整合後每年的産能至少要達到300萬噸，即使只賣煤炭，即使按每噸煤賺100元粗略計算，一年的利潤就是3個億。
煤老闆數量在此次改革中會大幅度减少，但可以預見的是，超級富豪將越來越多地在幸存者中誕生。
煤炭大亨，正是遲章的夢想。儘管在山西已經難以實現，但他相信其他地方，黑金的大門正在向他敞開。
其實沒有人真正清楚遲章付出了怎樣的三個月，儘管親友股東們都不斷給他打電話。所有人都只知道，最後的結果是，他終于跟一家國有礦談妥被其整合，價格也令人滿意，基本收回投資。"帶著這一個多億，我就能東山再起，再打一仗。"他雄心萬丈地告訴股東們。煤礦依然是他不變的目標，黑色燃料仿佛在他的血液裏開始燃燒，他認定，這些東西可以讓人破産，就一定能讓人暴富。"只要地下還有煤，只要地上還有人買煤，煤老闆就不會消失。"
一處理完山西的"後事"，遲章就馬不停蹄地向著更廣袤的西北奔馳，他要搶在時間前面，搶在下一次風雲變幻前到達那裏。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遲章、黃永順爲化名）
http://www.infzm.com/content/36878
煤老闆絕地反擊 質疑山西煤改違法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曹海東 特約撰稿 李廷禎 發自山西大同 浙江杭州 2009-11-04
"山西煤炭資源整合遠未結束，煤老闆們已開始反擊。他們一方面團結起來，通過官方渠道向山西省施加壓力；另一方面聯合律師、學者高舉物權法和憲法，準備訴諸法律維護自身利益。"
絕地反擊
閃光燈的哢嚓聲中，43歲的煤老闆老林習慣地將頭閃在一邊，緊張地吩咐記者千萬別用文字描述自己的模樣。這些曾經風光一時的煤老闆此時非常謹慎——他們正聚集在一起商討如何討回"公道"。
這是2009年10月31日，杭州之江賓館。二十多位在山西投資的浙江煤老闆代表趕到杭州開會。再過一天，進入11月，就是山西省煤炭資源整合的最後大限——按照山西省要求，整合後的煤炭企業要全部通過驗收。
自從去年9月，山西省推行"煤礦兼幷重組"以來，兩千多座煤礦被挂上了"國字號"的牌子。這場被譽爲"國進民退"的改革，成爲近三十年來，山西煤炭領域最大的一場變革。
這意味著，這些煤老闆如果不接受被兼幷，手中的煤礦將會被强制關閉。如同十年前陝北收購民營油礦事件一樣，這些曾經擁有采礦權的煤老闆將一無所有。
動輒幾千萬元，甚至數億元的投資還沒有見成效就打了水漂，這讓這些放弃家鄉産業，遠道來三晋大地投資的浙江煤老闆怎麽也想不通。
曾經提著幾百萬元，基于同鄉信任，將集資款投向山西煤礦的小老闆們也在此時擁向了之江賓館。"別看我們平時風光無限，你知道我們背後有多少集資人？"酒氣撲面的煤老闆老林躺在酒店寬大的沙發上，拿起一支烟，狠狠地抽了幾口。
煤老闆們的憤怒不斷積聚，而對象只有一個——正在强力推行的煤炭資源整合。這項本意加强山西煤炭生産集中度，控制安全事故發生的煤炭改革遭遇到了信任危機。
敏感的律師首先嗅到了空氣中不安分的味道。
10月22日，北京北三環的一間咖啡屋內，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的兩位律師從皮包中拿著厚厚的幾叠山西煤礦産權糾紛資料。在他們看來，山西的煤炭資源整合將是"一場無硝烟的戰爭，處處充斥著血腥，甚至早已血肉模糊"。
大成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玉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在去年下半年就開始關注山西煤炭資源整合，起初想看看是否存在相關業務，後來研究現此輪山西煤炭改革竟存在多方面漏洞。爲此，他們甚至成立了"山西煤礦兼幷重組專家律師團"。
"此次山西煤礦重組整合表面上是政府主導下在煤礦資源領域開展的宏觀經濟調控和産業結構調整的行爲，說到底是對煤礦礦業權的處置和權利、利益再分配。"張玉成說。
10月31日，在杭州之江賓館，"陝北70億收油"這些詞彙從煤老闆們的口中不時蹦出，在他們看來，自己的命運遭遇與之如出一轍。會場上，一位物權法領域的權威教授將各種法律書籍堆在會議桌上，引經據典反駁山西的煤炭資源整合。
這些在山西投資500億元，年産煤炭5000萬噸的浙江煤老闆們聯合律師、學者，開始高舉法律武器，大聲疾呼自己的煤礦不可侵犯。不僅如此，他們還已請求浙江省政府支持，維護他們在山西的投資利益。
煤炭政策大躍進
所有矛頭指向去年9月的山西省的一紙紅頭文件——《關于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幷重組的實施意見》（又稱"23號文"）。這份文件揭開了山西煤炭資源整合的大幕。然而，此輪煤炭資源整合真正啓動却是半年之後。
"9•8"襄汾潰壩事故，煤炭資源整合因省長的孟學農去職而停滯。當時山西政界一時摸不准新任省長王君的"政策偏好"。一個可以佐證的例子是，當時山西本地媒體預備刊發關于資源整合的文章，一直等到局勢穩定之後才試探性刊發。
此時山西煤老闆處于一種觀望的態度。這種狀况一直持續到今年4月。4月初，山西省政府對外公布"10號文"，要求兼幷重組後的煤炭企業，規模原則上不低于年産300萬噸，單井規模原則上不低于90萬噸。
這一硬性的規定，讓很多煤老闆措手不及——這意味著將清除所有煤老闆。
一位大同南郊區的煤老闆告訴記者，自己一座9萬噸的礦此前一直按照政府的要求在整合，投入上億元，才好不容易整合到30萬噸，却又要被關閉。按照2006年的煤炭産權制度改革，當時單井規模9萬噸以下的煤礦都在關閉之列。
一般來說，一個煤礦改擴建的周期在三年左右，而且提高單井産量還與煤層厚度、開采條件、資源量等因素有關。這意味著，如果這座煤礦三年內一直改擴建也達不到山西省政府的要求。
"好比建房子，圖紙是你紅頭文件出的，現在房子快建好了，却要全部拆除，這怎麽可能呢？"上述煤老闆一臉茫然。
更讓煤老闆們想不通的是，既然在去年的"23號"文件中，山西省的生産礦井爲2840座，到2010年年底要求壓縮至1414座。半年後，在"10號文"中，煤礦壓縮指標却改爲1000座。
煤礦壓縮指標究竟如何制定，現在不得而知。不過，可以清楚看到的是，完成這些指標却有著一整套的考核。這些具體將指標分解到11個縣市，進而層層分解。而且如果整合不完成，承擔的將是"安全生産不合格"的責任。
"采取下指標、列時間表、責任制的方式，完全違背了兼幷重組的自願性。" 浙江澤大律師事務所資源與環境部首席律師吳族春說。
不對等的談判
按照山西省政府的規定，這些被兼幷重組的煤礦能够選擇的合作方只能在"5+2"格局和中煤平朔公司之中尋找。
所謂"5+2"格局是指：大同煤礦集團、山西焦煤集團、陽泉煤業集團、潞安礦業集團、晋城無烟煤集團、山西煤炭運銷集團公司、山西煤炭進出口集團公司。
事實上，煤老闆們通過2006年煤炭産權制度改革，繳納資源價款之後，煤礦就可以在二級市場上自由流轉。
大成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玉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按照法律規定，礦業權人有權决定是否進行兼幷重組等礦業權轉讓的民事交易行爲，幷且有權决定兼幷重組的交易主體，幷與之平等自願協商交易方式、交易價款以及其他交易內容。
不過，這些煤老闆發現，自己受損最大的部分竟然來自采礦權價格。此次國有大企業的兼幷重組中，政府在其中充當了"定價者"的角色。
按照去年9月28日，山西省下發《關于煤礦企業兼幷重組資源價款處置辦法》，規定兼幷重組的主體企業應向被兼幷者退還資源價款，幷按原價款標準的50％給予經濟補償。
按照煤老闆們的估算，這個標準遠遠低于市場的評估價格，甚至還不及于市場評估價格的一半。
長期研究礦産資源的吳族春說，礦山的核心資産是采礦權，如果在兼幷重組中只對礦山的附屬設施進行評估，對采礦權却不評估，那麽和煤老闆們的實際付出相差非常之遠。即使有經濟補償也根本無法彌補煤老闆在三年之內的技術改造投入。"即便我們認可這種補償，評估之時大集團還會吹毛求疵，將實物資産刨除在外。"在大同投資的一位煤老闆說。
種種爭議未平息之下，山西省的煤炭重組簽約率却在急劇上升。10月下旬，山西省公布的數據顯示，重組整合煤礦企業協議簽訂率已達97.9％。
在煤老闆謝常有的記憶中，自己是在政府"突擊"之下"被簽署協議"的。今年9月，當時縣裏聽說省領導要來檢查，馬上連夜讓他們簽協議。幷且說只要簽同意兼幷重組協議即可，其他付款方式等可以留作以後再談。
而對于那些"刺頭"，政府通過查處偷稅漏稅、是否向官員行賄等方式讓其乖乖就範。此前一位剛剛以公開身份接受完媒體采訪的煤老闆在電話中低沉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被政府瞄上了，正在出差，也算躲幾天"。
在這8家兼幷主體中，以煤炭運銷爲主的山西煤運和山西煤炭進出口公司顯得最爲積極。"他們在從煤炭銷售轉型到煤炭生産企業的過程中，最缺乏的就是資源儲備。"
山西煤炭運銷公司的相關人士證實，他們的兼幷重組事宜主要是在今年7月才開始進入正軌。9月、10月則被譽爲煤礦整合的關口。大同左雲縣的煤礦兼幷重組中，煤炭運銷公司短短兩天內攻下11家企業。
不過，據記者瞭解，這只是雙方初步對評估報告認可，接下來的還有具體價格、付款方式、如何保障各級政府利益等諸多內容的談判。
更加難以讓煤老闆難以理解的是，有的補償款要被扣除40％作爲押金，未來兩年之內返還，其中"若有井下實物資産和評估不符之時"，再從押金中扣除。"評估機構都是兼幷主體和政府找的，評估錯了難道還要扣我們的錢？"
資源整合後遺症
膠著在煤炭資源整合之中的不僅僅有煤老闆，那些大型國有煤炭企業也在此時加大煤炭資源爭奪的力度。今年年初，山西煤運的董事長劉建中就要求忻州煤運分公司"搶抓最後一輪資源整合機遇，搶占優質資源"。
在一個時刻處于變動的政策環境中，山西的煤老闆留給自己的時間已經不多。
他們開始通過各種途徑要求政府能够復工，希望能够通過生産挽回損失。事實上，政府似乎也預備迎合這種趨勢，力圖减少整合帶來的後遺症。今年前三季度，山西省的GDP只有0.5％的增長。
記者在大同市左雲縣采訪期間，縣政府官員一再表示，未來兩年將是縣域經濟發展最爲困難的兩年。按照兼幷重組要求，這些大礦最少也要到2011年才能投産，這意味在未來兩年內，政府幾乎失去最大的稅收來源。
正如一位山西煤炭分析人士指出，近兩年內，山西煤炭資源整合的後遺症將在一定程度上以"刑事案件"的方式爆發出來。譬如，村礦的血腥矛盾、失去經濟來源的老百姓偷盜礦上機械設備等。
今年6月，飽受停産整頓折磨的山西煤老闆們獲悉，在兼幷重組中，六證齊全的煤礦可在確保安全的情况下複産。
這一消息讓等待已久的煤老闆們喜出望外。自從去年煤炭資源整合以來，山西的小煤礦幾乎全部停産。千萬噸産煤大縣的左雲縣，近一年內全縣只有一座煤礦在生産。
10月27日，山西本地一家媒體出現了一則意味深長的廣告。廣告中言明，新疆煤礦尋求合作，且特意指出當地"政府支持力度大"。看了這則廣告後的一位煤老闆百感交集，長籲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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