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國進民退？（亞洲周刊）

按：此專題包括《國有企業是一把雙刃劍》、《中國經濟巨變　國企強勢全球最大》、《金融海嘯助推國進民退》、《國進民退是權貴資本主義（專訪陳志武）》《國進民也進是大趨勢（專訪崔之元）》等五篇文章，均來自《亞洲周刊》。

國有企業是一把雙刃劍

這雙刃劍頂住金融海嘯，但也可能淪為權貴資本工具。但劍鋒所至，也刺向中國政治敏感穴位。

文/邱立本

威權政府與市場經濟不可以並存。這是一些經濟學家長期以來的質疑，認為只有民主自由才能與市場經濟手牽手，心連心。但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卻打破了這種思維定見，展示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這也被稱為「指令資本主義」（Comand Capitalism），顯示中國強大的國有企業，在金融海嘯中，壞事變好事，危機成為轉機，強勢崛起，一躍而為金融、通訊、交通等領域的龍頭，在全球占鰲頭。

這主要是不少國企早已落實現代化管理改革，不再是人員浮腫的官僚機構，員工不再是懶散，上班喝茶聊天，看報紙，打毛線，而是重視競爭力，聘請最好的專業經理人來領導，每天都是以提高生產力為目的，也因此在全球化的格局中脫穎而出。

中國的巨大市場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規模經濟，讓中國的國企發揮了強大的優勢。中石油登上了全球最大企業的寶座，就因為它面對國內越來越廣大的需求，而這也是和中國的基礎建設息息相關。中國的公路建設，早已超越加拿大，估計明年勝過美國；而中國的汽車製造業，也在今年凌駕美國，生產量達一千二百萬輛。

但國企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劍走輕靈，挑起了一個漂亮的劍花，頂住了金融海嘯的洶湧波濤，但也可能在經濟自由化的天地中，揮劍自宮，逼退了民間資本的自主性，淪為權貴資本主義的工具，更加強了當前政治上的權力傲慢。

關鍵在於它要舞動怎樣的一套劍法。在一個全球化的氣場中，中國的國企也要進入一個具有普世價值的遊戲規則，刺破了那些意識形態的口實，不能再自欺欺人。在排行榜前列的國企，儘管擁有市場的壟斷性，但也要重視售後服務和商品的品質監管，像中移動在月租費的問題上，最近就出現官司，被用戶民事起訴，而最終要作出補償。

因此競爭力強的國企，必須揮動「現代性」的招式，在全球化的漫天劍雨中，掌握了創造利潤的規律，還要面對企業的社會責任的挑戰，而在環保的領域，更是不斷要面對民間維權的訴求。

國企在股市的天地中，更要公開自己的劍譜，不能視為武林秘笈而不透明，不面對股民的監督，而最終要在盈利的問題上一劍定江山，確保股價不斷上揚，不能靠教條口號或專制的權力來欺騙股民。

這也是另一種的民主，股民就是經濟上的選民，對國企的決策者作出監督。這也許是國企雙刃劍的另一招劍法，移形換位，輕飄飄地，迂迴地，刺向了中國政治敏感的穴位。如果經濟上可以有更多制約和民意的反饋，為什麼政治上不可以？如果在商業上要求更多的法治，為什麼在「幹群關係」上不可以？

這就是國企雙刃劍的特色。它刺向了相反的方向，也指向了中國政治與商業不斷改變彼此的未來。


中國經濟巨變　國企強勢全球最大

亞洲週刊二零零九年度「全球華商一千」揭曉，中國石油天然氣以三千多億美元市值，勇奪全球華商冠軍，同時也是全球市值最大的企業；第二名是中國工商銀行；第三名是中國移動。中國大陸企業囊括前十名。中國經濟出現巨變，以國企為主導，擊退金融海嘯，同時展現中國企業領先、經濟高速增長、「國進民進洋進」及混合經濟型企業的特色。

文/紀碩鳴、蕭偉基

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陰影下，亞洲週刊二零零九年度「全球華商一千」排行榜揭曉，顯示的不僅是中國企業的亮麗業績，還有中國經濟的巨變，展現國企強勢崛起，擊退金融海嘯。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以市值三千九百七十七億美元摘下全球華商桂冠，也是全世界市值最大的企業；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市值二千五百八十八億七千萬美元名列第二，同時是全球市值最大的銀行；中國移動有限公司以二千零九十三億二千五百萬美元成為華商第三大企業，並成為全球市值最大的電信公司。中國大陸企業更囊括了前十名。

同時，金融危機下的救市計劃，無意中讓中國經濟產生巨變。政府的救市措施，令大部分進入了市場經濟運作的企業有了崛起的機遇，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中國。在成就中國GDP「保八望九」目標的同時，中國經濟開始了新的探索，走出新的變化軌跡。中國經濟巨變是一種戰略轉變，突出表現為：中國企業全球領先；經濟穩定增長；國有企業主導；國進民進洋進；混合經濟型企業。

亞洲週刊每年一度推出「全球華商一千」排行榜，彰顯過去一年華商在世界經濟競技中的成績表。新一年「全球華商一千」，綜合世界華人集中居住區具影響的華人企業，包括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及印尼等地近萬家上市公司，以二零零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市值為統計數據排列。二零零九年全球企業難以倖免遭遇金融危機的災難性影響，這一特點同樣也在「全球華商一千」中反映出來。總體市值五萬四千六百七十二億美元；二零零八年度的總體營業額為二萬六千一百二十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一成五；總體純利二千零二十三億美元，卻比上年下跌百分之三十二點七；從地區看，除泰國上榜華商總體盈利增長逾三成七，其他地區華商純利都下降，其中香港和台灣華商純利都下降約六成五，企業經營效益受到嚴峻挑戰。不過，隨著今年全球經濟走出海嘯，對包括台港在內的全球華商，都有正面的效果。

今年虧損企業達九十二家，佔了近一成，比去年的五十五家虧損企業上升了七成八。「全球華商一千」反映出總體企業營業額上升，純利卻大幅下降的巨大反差，出現做得越多反而越賠的情況。事實上，虧損擴大正反映金融危機中企業掙扎求生存，生意越做越大，結果反而加大成本造成虧損，如中國大陸的航空業，在金融危機中的營業額都顯著提高，卻由於燃油等諸多成本因素造成巨虧。而部分石化業、金屬加工業等，由於原材料價格上升，儘管營業額增長，但盈利大幅下滑。

中國企業不僅是全球華商的旗艦，也是金融危機中的亮點，中國大陸上榜企業六百六十五家，比上一年增加了五成，排名第一；香港上榜企業一百三十九家排名第二；台灣上榜企業一百一十九家居第三。新加坡上榜華商二十八家，馬來西亞上榜華商二十五家，印尼上榜華商九家，菲律賓上榜華商八家，泰國上榜華商七家。由於中國大陸上榜企業猛增，兩岸三地的華商企業在「全球華商一千」中囊括了超過九成的份額。

擁有超過十七萬億的國有及國有大型企業資產的中國，行走在市場經濟的路徑上，在金融危機中構成了「國有」和「市場」結合的中國特點，成為世界上很獨特的經濟現象和經濟力量。去年金融危機蔓延全球，北京出重招拯救經濟，投入四萬億人民幣（約五千九百億美元）應對金融危機挑戰，拉動經濟的戰鬥力主要來自具國有背景的國資企業，力抗金融危機給中國造成的磨難功不可沒，使得中國率先走出金融危機的困境，得以實現今年「保八望九」的經濟增長目標。中國企業也在全球的經濟保衛戰中脫穎而出，登上全球最大、最賺錢企業的寶殿。巨變中的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也為全球華商應對金融危機提供了新的機遇。

華商的機遇來自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擺脫金融危機的困境，也讓在國際舞台上的華商企業受益，在今年的「全球華商一千」可以看到，與中國經濟脈動的華商企業，能源資源、金融科技、電訊地產等類型企業活躍在國際舞台上，在危機中展露競爭力，不僅具企業規模，還形成盈利能力。在中國經濟的帶動下，全球華商在抗禦金融危機的過去一年，站穩了！也顯示出華商在國際經濟舞台上、在不少國家發展中舉足輕重的力量。值得關注的是，在中國，有國企背景的上市公司具全球強勢的實力，純民間資本的民營企業也正在成為全球華商不可忽略的中堅。

美國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下，全球經濟進入寒冷的冬天。面對金融海嘯衝擊，北京中央政府推出四萬億人民幣投入的財政刺激方案。總額約一萬八千億元投入稱為「鐵公基」的鐵路、公路、機場和城鄉電網等交通基礎建設，一萬億元用於地震災後重建，三千七百億元用於農村民生工程與農村基礎建設，餘者為生態環境、保障性安居工程、自主創新結構調整，以及醫療與衛生文化教育等建設。伴隨著國家四萬億投資落實，中國的投資率已大幅攀升到百分之三十三至四十，這已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繼一九九三年投資高峰後的又一個高峰。

一千大的前一百名中，中國的能源和資源企業就佔了超過二十家，差不多是四分之一。與國際石油公司利潤大跌七成的境遇相比，中國石油、石化企業上半年業績非常搶眼。香港理工大學金融管理學院俞偉峰教授表示，中國石油石化企業表現明顯超越國際同行，主要得益於成品油定價機制改革的「地利」與有效推進低成本戰略的「人和」。「中國四萬億救市，大量投資造成對資源、能源的需求，推高該類企業的股價。」俞偉峰認為，這樣的需求情況還會維持一段時間。

在各種主客觀因素的配合下，中國經濟產生巨變，其特色為：中國企業全球領先；經濟穩定增長；國有企業主導；國進民進洋進；混合經濟型企業。

中國企業全球領先　在「全球華商一千」排行榜前三名的三家中國企業，不僅成為華商的巨艦，取得亮麗的成績單，也分別是全球石化、金融、電訊行業的最大企業。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去年純利一百六十四億六千八百萬美元，倒退二成二，但仍然是全球華商中最賺錢的企業，並進入全球十大賺錢企業的排名榜。工商銀行去年純利一百五十九億四千萬美元，成為全球最賺錢的銀行。中移動去年純利一百六十二億三千二百萬美元，成全球電信業老大。儘管受到國際原油價格低迷、國內石油石化市場需求萎縮和產品銷售不暢的多重影響，中國石油依然以五百零三億的淨利潤成為今年上半年當之無愧的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盈利冠軍。中國企業在國際舞台進入上升期，全球金融危機成為新機遇。

經濟穩定增長　一年前，在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率領下，中國政府展開一場經濟保衛戰，提出GDP「保八」的目標，但當時引來的卻是國際上疑慮的目光。一年來，由於受益於投資持續高速增長、消費實際增幅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出口產品國際市場份額穩中有升、工業生產穩步回升等四方面因素支撐，中國經濟明顯復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余斌預計，今年第四季度中國GDP增速可能達到百分之十甚至更高水平。全年經濟增長將實現略高於百分之八的預期目標，將維持在八點五左右，而明年一季度可能更高。這個水平已經相當於去年二季度的水平。但重大時間段的差別是，二零零八年二季度是整個宏觀經濟在往下走，而今年的四季度中國的宏觀經濟走上升軌。可以毫不誇張的說，中國已經成功擊退金融風暴，中國經濟將重新進入發展的升軌。

國企取得近九成項目

國有企業主導　資料顯示，四萬億投資計劃中，絕大部分是政府推動的投資項目，包括相當大比例的基建項目和工業投資項目，近九成的項目被國有大中型企業擁有。政府推出「十大產業振興」計劃，先鞏固經濟核心產業，再佐以減輕民眾負擔政策，拉抬內需市場消費力。涵蓋鋼鐵、汽車、船舶、石化、紡織、輕工、有色金屬、裝備製造、電子資訊等行業。在這一輪的投資救市中，國有企業起了主導作用。這些企業也在救市中壯大。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說：「這一輪國家採取刺激政策，刺激政策的資金首先當然是給國企。」樊綱說，在國外，國家的錢要撥給民企，必須經過國會，由國會立法批准設立一個專案再審計，非常複雜。「而制度的設立需要時間，我們現在沒有這樣的制度。加上國企的規模比較大，在短期的經濟波動當中，政府的刺激計劃更多是會依靠國企的體制，也使得國企在這一輪的調整當中，在應對危機當中有更大的發展。」

國進民進洋進　伴隨著國企的崛起和投資，也出現了一股併購潮，山東鋼鐵吞併盈利約十八億元的日照鋼鐵，中糧集團與厚樸投資成立合資公司入股蒙牛乳業，國有煤炭大型企業「收編」山西私有中小煤礦，大型央企頻現房地產市場爭當「地王」等，自金融危機以來，中國航空、房地產、鋼鐵等多個領域的併購，被視為「國進民退」，並正成為熱議的經濟現象。「全球華商一千」排行榜資料顯示，前一百大中，就有八家民營企業上榜，數量接近台灣有十家的上榜企業，而且業績亮麗。排名第三十一的騰訊控股有限公司去年純利增長七成七，上市五年，股價暴漲二十多倍，今年更成為港股市場中少有的「百元股」，今年一季度淨利潤較去年同期增了百分之九十八點七七；第二是排名第三十二的中國民生銀行，去年純利增長了二成四，今年上半年淨利潤人民幣七十三點七四億元，同比增長二成二；第三家是萬科企業，雖然受金融危機影響，去年萬科純利下降一成六，但今年的半年報顯示，萬科銷售金額首次突破三百億，淨利潤二十五點二億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二成六及二成二。其他上榜民企都有良好的業績。

「全球華商一千」排行榜資料顯示，在中國國有企業大踏步前進之時，中國的民營企業沒有因此受挫，展示的是「國民同進」的一頁。事實上，改革開放中一直有誤區，以為「國」和「民」之間是零和遊戲，「國進」一定是以「民退」為基礎的，這種邏輯只是一種假設，是在市場不變的情況下的假設。從「全球華商一千」排名資料可以看到，市值、營業額都在不斷擴展，餅越做越大。金融危機給國企機會，同樣也沒有剝奪民營發展的機遇。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機中，美國銀行因為早前購入建行百分之十九的股份，這樣的戰略合作，令美國銀行在危機中得救，而並不需要美國政府出手相救。海外媒體報道，西班牙對外銀行（BBVA）青睞中信銀行，追加十一億歐元（約合十六億美元）投資，以提高在中信銀行的戰略持股，將所持中信銀行股份從之前的百分之十點七增至百分之十五。早年，花旗、匯豐等分別入股中國銀行業。德意志銀行對華夏銀行的持股比例提升，由此從戰略投資者「變身」為華夏銀行第一大股東。外資一度還鍾情中國電器業、機械工程等產業。中國經濟巨變，正上演「國進民進洋進」共同進的一幕，中國經濟的血脈中開始流淌「洋血」。

混合經濟型企業　「國民洋」共進的戰略，使中國企業有「雜交」的空間，在危機中尋找戰略合作者。中糧集團聯合厚樸成立的新公司成為蒙牛股份的最大股東，持股比例達二成，一度被人詬病。但排名第二百三十五位的中國蒙牛在經歷三聚氰胺污染危機和特侖蘇「OMP事件」後，去年虧損一億多美元，需要面對困境，走出困境。尋找戰略合作者不是為了「退」，而是為了更好的「進」，中糧承諾不參與具體經營，在乳業方面只靠蒙牛發展，不會再用別的方式。唯一改變的是，由牛根生一手創造出來的民營企業蒙牛乳業，轉變成為一家由國有企業相對控股的多種股權結構並存的公司。這樣共同攜手的多種成份合作的混合經濟型企業，在中國經濟巨變中越來越多了。

巨變中的中國，經濟向好成為趨勢，但仍將面對來自多方面的挑戰，北京的經濟學家們有擔心「國進民退」是中國最大的經濟隱患，但也有的專家認為，大陸房地產業能否保持穩定發展、消費需求增速下降、投資大幅度增長產生的金融風險、寬鬆的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壓力、美元貶值與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等因素，都會給中國經濟帶來挑戰。此外，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以及由此帶來的貿易保護主義與貿易摩擦也令人擔憂。

香港重地產台灣重科技

在「華商一千」中，香港和台灣的上榜華商結構，也反映出兩地的經濟結構。香港共有一百三十九家華商上榜，其中從事地產及相關業務的，至少三十家，約佔總數之二成二。而香港前十大華商中，更有八家的主要業務或盈利來源是房地產。香港華商的前三名是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和記黃埔有限公司，以及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在台灣，電子產業仍然扮演支柱角色，在上榜的一百一十九家台灣企業中，約有五十六家從事電子或資訊科技業，比重高達四成七。而台灣的前十大中，製造業就佔了八家，所經營的有電子業和石化業，充分顯示台灣製造業的強勁實力。台灣華商之冠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積電），也是台灣最賺錢華商，在華商一千排行榜的最賺錢企業中，排名第十，也是十大最賺錢華商中，唯一非中國大陸企業。瞄準中國及國際市場，重視技術創新，是台灣製造業持續發展的關鍵。

在東南亞方面，今年度「全球華商一千」共有七十七家華商上榜。上榜的東南亞大型華商可以分為三大領域，包括銀行與金融、地產，以及種植及相關業務。其中以種植油棕和提煉食用油為主的企業，共有八家上榜，這是有別於其他地區華商的一大特色，原因是馬來西亞和印尼是世界主要的油棕生產國。其中新加坡的華商冠軍豐益國際，是世界最大的糧食、食用油及農產品供應商、貿易商之一，主要市場在中國、印尼、馬來西亞、印度及歐洲。豐益國際透過整合資源，過去三年的平均純利增長高達百分之二百零一。而馬來西亞有五家從事種植相關行業的華商上榜，包括IOI集團、PBB集團、吉隆坡甲洞等。印尼華商冠軍金光農業資源，也是從事種植相關業務。

銀行及金融業也是東南亞華商的大宗，共有十六家上榜，且遍布五個國家，包括新加坡的大華銀行、華僑銀行、大東方控股；馬來西亞的大眾銀行、豐隆銀行；泰國的盤谷銀行、泰華農民銀行；印尼的Pan Indonesia Bank；菲律賓的首都銀行等。這反映了華人愛儲蓄的傳統。

東南亞華商重傳統產業

「有土斯有財」是華人的傳統觀念，也反映在東南亞上榜華商的經營業務上。今年共有十五家經營地產業的東南亞華商上榜，其中新加坡就佔了十一家，包括城市發展、華業集團、聯合工業、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置地、在中國經營房地產的仁恒置地等，顯示了房地產業在獅城的重要性。

綜觀東南亞華商，需要關注的是，較少從事資訊科技等高科技行業，在上榜華商中，只有新加坡的創業集團經營資訊科技工業。這種情況與以家族企業為主的東南亞華商一般相對較為保守與傳統有關，也與整個東南亞大環境有關，因經濟情況、科技實力及人才的限制，大部分東南亞國家不易發展高科技產業。然而，這也是國家要提升國力，以面對全球化競爭時，不可忽視的軟肋。


金融海嘯助推國進民退

中國宏觀經濟V型反轉，主因是四萬億投資絕大部分進入國企。而國企在煤礦、民航、房地產等領域高歌猛進，但也往往球員兼裁判，民企在市場准入、融資等方面障礙依舊。

文/張潔平

金融海嘯比人們想像的更快退潮。中國兩年四萬億元人民幣（約五千九百億美元）的投資計劃，以及四十五天內出台的十大產業振興計劃，在全國各個城鎮掘開了數不清的建築工地，政府投資大筆湧入，經濟數據迅速收復失地，猛藥已然見效。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日前宣稱，中國經濟實現了Ｖ型反轉。但深冬是否真的已過？宏觀經濟觀察者仍然不減憂色。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副部長魏加寧指出：經濟企穩向好的主因在於政府投入，而非外需與內需的增加；而這種好轉形勢能否持續，不是看政府的投資力度能否堅持，而是要看政府投資能夠帶動多少民間的投資。

由此，他指出二零一零年中國經濟需注意的兩大危險：一是「國進民退」，「民營經濟已經出現了危機，如果危機持續，中國經濟後面的危機就是早晚的事情」；二是泡沫經濟，迅速增長的貸款流入股市、樓市、票據市場，而非實體經濟，國企拿到貸款用不完轉存銀行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泡沫經濟使得搞實體經濟、搞自主創新的人覺得沒有意義，賺這點錢還不如炒房子、炒股來錢容易」。

這兩個危險指向一個共同的問題是：當海嘯裏最高的浪頭過去，國家是否應該考慮及時退場？否則，金融海嘯過去，國有化浪潮再起，會否為下一步的經濟改革與社會轉型埋下更大隱憂？

一邊是「國」字號企業的高歌猛進。中國國有企業一改十年前低效、笨重的形象，憑藉雄厚的資本與現代公司治理結構，頻頻展開跨國收購，併購觸角從歐美一直到拉美、非洲、伊拉克。

另一邊則是民營資本在全球經濟環境惡化與國有資本「抄底」的雙重壓力下，難以自保。正在全國各地發生的許多併購與重組案例加劇了觀察者的擔心：

零九年四月，山西省出台治理煤礦的紅頭文件，以行政命令要求完成煤炭行業大整合，「將山西省擁有企業主體的煤炭企業數量從現在的二千二百個變成一百個左右，並建立三個億噸級特大型煤炭企業集團，四個五千萬噸級的大型煤炭企業集團，而礦井數將由二千五百九十八個壓縮到一千個。」由於這一份新文件明確要求整合後的礦井單井生產規模不得低於每年九十萬噸以下，一大批山西原本鼓勵、吸引外來民營資本投資的，符合國務院文件要求並取得合法證件，規模在三十萬噸以上、三百萬噸以下的民營煤礦面臨被強制收購兼併的局面。

煤老板訴苦：「在山西投資煤礦的浙商可能有七成以上會傾家蕩產。」十一月，以溫州商人為主的山西中小煤礦企業主集體上書全國人大、政協等國家機關，反對「被國有化」，要求檢查山西治煤文件的合理性、合法性。同期在內蒙古出台的新政策方案，是本地的煤炭私營企業必須與國有煤炭集團或是國有控股合資煤炭企業進行整合，即被國有企業納入旗下。

此前，還有鋼鐵、民航業重組。民企山東日照鋼鐵被山東省政府主導的山東鋼鐵集團強行「重組」；寶鋼集團出資二十億控股寧波鋼鐵，後者由民營變身國有控股。民營的鷹聯航空被國有四川航空重組，東星航空則在抗議中航集團收購中被破產清算。

另一塊國有化席捲的場域是房地產。據著名的房地產研究機構克而瑞(中國)研究中心發布報告顯示，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各月成交總價排行前十名的地塊中有六成的高價地塊由國資背景企業獲得，特別是在土地市場較為冷清的一季度，國資背景企業幾乎包辦了所有高價土地。

國有化形成不公平競爭

在十一月的「搜狐企業家論壇」上，從民營企業轉變為國有控股的華遠集團的董事長任志強直言，國內的土地資源多數被壟斷在國有企業手中，尤其在東部和中部經濟發達城市，國有企業所佔房地產市場份額已超六成，而在前兩年，國有投資實際在房地產行業只佔百分之十一左右，如今的「國有化」趨勢對民營企業形成了不公平的競爭。

在短時期內集中出現的「國有化」現象，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中國企業史研究者吳曉波認為，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所處的不同產業鏈端，決定了金融危機下的受傷程度不同。「國有企業多數處於基礎產業，受到的衝擊有限；而多數民營企業則處在消費端，特別是外銷受到的衝擊最大；在這種不同的境遇下，對『國資』而言，確實也是低價擴張的機會，通過併購民企向產業鏈的上游端延伸，尋找更可觀的利潤。」

民營企業「棄卒保車」，國資背景企業低位「抄底」，在規範的市場規則下，這本也無可厚非。寶鋼控股寧波鋼鐵，中糧集團控股蒙牛乳業，都是類似的例子。但引起爭議的，恰恰在於大量因行政干預造成的不平等競爭與不對等交易。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夏業良指出：「在很多情況下，國有企業不是靠自己的經營能力取勝，而是長期依靠一種壟斷、強權的特殊地位，佔據優勢資源進行壟斷定價，對經營良好的民營企業進行強行兼併重組。」

杜雙華的日照鋼鐵被山東鋼鐵集團強行收購，就是一個典型「小魚吃大魚」的例子，前者比後者經營狀況更好，資產結構更優，但仍在行政指令和權力干預中被併購。

五六年前應山西政府邀請前來投資的溫州「煤老板」們，六證齊全，投資到位後，如今不由分說被集體擠出，政府用的方式很簡單，只要一筆抬高門檻，把要求礦井生產規模高於每年三十萬噸改為九十萬噸，就足以令幾千億投資瞬間擠出。

曾因煤礦生產安全屢遭質疑的山西「煤老板」們，在行政命令與國有資本面前，如今自己成了弱勢的「維權者」。

《中國企業家》上半年所做的一份針對企業中高層的問卷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二點七三的企業家認為近年來存在「國進民退」，半數企業家認為「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是新一輪「國進民退」的主要原因。另外，百分之八十六點三六的受訪者認為「十大產業振興計劃」更有利於國企，百分之七十六點一九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大陸的金融體制環境對國企更為有利。

如調查顯示，民營企業在市場准入、要素獲得等方面都存在實質障礙，它們還是不能進入一系列的領域，比如石化、金融等；中小企業、非公經濟很難得到國有銀行的貸款；經營用地困難，在新開闢的科技園區很難得到地塊也是新的問題。

而政府主導的四萬億投資與十大產業振興計劃，絕大部分資源又流入國有部門。中歐國際商學院教授許小年認為：「這些產業規劃都有扶持重點企業、增加行業集中度的傾向。而在整個經濟下行的時候，銀行放貸存在巨大的風險，又更傾向於把貸款投向政府項目、政府擔保的項目及國有企業。」因此「國」字企業在這一輪金融危機退潮後，反而高歌猛進，也不足為奇。

令人擔憂的是「國有化」浪潮若不能及時剎車，可能帶來不良後果。八月，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廣州的一場演講中說將中央企業稱為「共和國的長子」，引起了輿論爭議。有「大嘴」之稱的華遠集團董事長任志強忿忿不平地說：「我作為國企的人，聽完以後感覺很彆扭，典型是一種歧視。一個共和國裏公民都應該是平等的，沒有哪個公民說我是長子。所以我對這個說法比較反感。」「長子」加入競爭，就好像裁判入場踢球，在不對等競爭的條件下，市場規則、法治環境都會面臨破壞。吳曉波舉例稱，大銀行對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的貸款額從來沒有超過百分之二十，但民營企業卻貢獻了中國大約百分之六十五的GDP，百分之七十五的就業，以及政府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稅收。

國進民退領域繼續擴大

按中共十五大決議，國有企業應該收縮到關係國計民生等經濟命脈的重點領域、重點行業，而根據中國已故經濟學家董輔礽的觀點，國有經濟更應進一步退縮到公益領域。但據魏加寧指出：「在競爭性領域，還是存在著大量的國有企業與民爭利。比如酒店行業，國有資產在酒店行業佔百分之五十以上。」如今在金融海嘯背景下，國進民退進一步擴展到出版發行、加油站等低門檻大眾化領域，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十幾年來的市場化開始逆轉，經濟改革出現倒退？


專訪：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
國進民退是權貴資本主義

國進民退最糟糕在於「國企和民企在法律面前不平等」，破壞國家法治，侵害個人權利，制約內需，權力資本化和權貴資本主義趨勢惡化，而這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

記者/張潔平

關於「國進民退」現象，近年在中國提出最多警告的學者之一，是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這位經歷了中國鄉村童年、文革、「八十年代」，而後赴美留學有成的經濟學教授，講起話來仍不改湘音。媒體熟悉他的聲音，因為近年他持續關注轉型中國的宏觀經濟與制度建設議題，在私有產權改革、國家財政分配、金融創新等領域屢有重磅論述，被民間譽為二零零八年百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

作為一個私有產權的堅定支持者，陳志武的名言是：「很高的GDP或許能加強一個國家的『以官為本』，但不能實現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他相信一個好的制度對自由競爭、社會公平有保障，而所謂「國進民退」現象，在他看來，最糟糕的部分就在於那種「國企和民企在法律面前不平等」，對國家法治水平的破壞和對個人權利的侵害。他認為國進民退、國富民窮會使權貴資本主義趨勢惡化，但這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當國家來做資本家時，嚴格說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市場經濟。國家作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又掌握立法權、司法權、執法權和行政權的機構，而且它可以壟斷強制力，由它來賺錢、經營企業，所有老百姓都處於弱勢一方，在這樣條件下，任何經濟交易就不再是市場交易，更不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的交易」。以下是亞洲週刊對陳志武的專訪摘要：

全球性經濟危機出現在二零零八年，這一年剛好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週年。你認為金融危機的發生對中國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我有很悲觀的一面，也有很樂觀的一面。悲觀的一面是，零八年開始，除了言論空間被收緊之外，國家四萬億元（人民幣，約五千九百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十大產業振興政策，從花錢的結構來看，很明顯是強化了國家在經濟中的地位，強化了國有企業資本對於社會資源的支配權，也就是所謂的「國進民退」。任何一個社會，資本供應量不是無限多的，四萬億讓國有企業得到好處後，必然意味著民營經濟得到資金的機會和總量變小，強化國有經濟，民營經濟的空間被壓得更小，對於產業結構來說，也可能進一步惡化。基礎性和重化工業的空間被加大，服務業和個人消費品有關的行業空間被縮小。這是很遺憾的，經濟危機導致國有經濟所控制的資源被進一步強化，對過去三十年總體市場化的改革來說這是一個逆轉。

但也有樂觀的一面，物極必反，比較理智的人應該看到的是，這一次經濟危機使得全球對於中國產品的需求大大下滑，到現在也未能恢復。這應該給決策層敲響警鐘。過去靠國家投資建設拉動經濟，這種經濟增長模式走到頭了，但四萬億投資還是按慣性的思維做這件事。繼續由國家來花錢，在大的設施和固定資產投資，這樣是強化了舊有的模式，會沒辦法再做下去。

「國進民退」會帶來什麼結果？

國富民窮的現實無法改變。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可能從投資驅動的模式轉型到內需驅動，特別是民間消費帶動的增長。這種轉型現在不可能發生，因為民窮。國有企業很富有，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國銀行，他們每年向財政部上繳分紅，但財政部花的錢是老百姓可以花的嗎？

我舉過一個例子，過去十年，美國所有的家庭存款、儲蓄加在一起，累計是一點五萬億美元；但是它的土地、房產等資產升值的部分給美國家庭帶來的財富增長累計是三十五萬億美元。對美國人來講他們收入增長的來源不是工資，而是資產升值，佔到三十五比一。中國呢？大家覺得土地升值了，國有企業不管是收入還是股票價值都上升了，但對任何中國個人來說，這跟我們沒關係，因為你不擁有這些資產。他們分紅也好、增值也好，只不過是國家可以花的錢又增加了。

就我做過的調查，老百姓可以消費的錢佔整個GDP的比重是越來越低的，相對於國家的收入，民間反而越來越窮。如果這個趨勢不能逆轉，中國要靠內需改變經濟增長模式的願望也很難實現。這就是為什麼過去十幾年學者和官員談了那麼多模式轉型，即使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也改變不過來。這和整個基礎制度的設計分不開，包括政治制度、法制制度、新聞媒體的放開和資產所有權的安排。

可是很多國有企業在國際上表現很好，也有經濟學者覺得「國進」不一定是壞事，你怎麼看？

有個問題我一直不能理解。過去幾年我寫了這麼多文章，政府管制和國家對方方面面的資源、對土地、企業的壟斷，或者說國有制，這兩方面帶來的負面作用應該是很好理解的。一方面，老百姓痛恨腐敗，抱怨政府的腐敗程度越來越嚴重；另一方面，同樣這些人，又希望政府能多做點事，能多管，不容許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民營化。把這些願望放在一起看，自相矛盾的地方是那麼明顯。

按一般普通的邏輯，既然你說權力不受制約，腐敗非常盛行，那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權力所能夠碰到、涉及的資源盡量壓縮。這就是私有化、民營化所要做的，把政府手中控制的企業、資源、土地，通過私有化的方式，盡量給個人去擁有，而不是保留在政府與權力手中。他們手中掌握的資源少了，權力再失控，對整個社會帶來的危害也是有限的。既然這麼多的腐敗大家都很痛恨，政府控制的這些審批權，應該盡量減少，這樣不也是可以讓權力和腐敗所涉及的空間壓縮得更小嗎？

換句話說，一個壞人，一個不可信的人，一個不受控制的人，你要是怕他，最好的辦法是你離他越遠越好，讓他控制的你的資源越少越好，那是一個正常人都會想到的解決方案。我覺得很疑惑的是，這麼多人，還有很多憤青，這些都不能看到，還希望政府管制更多。他們是給權力增加了更多的資源，惡化了權力資本化和權貴資本主義的總體趨勢。

有一種說法，覺得期待權力退場並不現實，可以考慮把已經完成權力資本化的那一部分合法化，然後再在法律的範圍裏去找邊界，你怎麼看這種說法？

我知道這是很多支持改革的經濟學家的思路，我也可以理解，也蠻同情這種看法的。回到鄧小平最初時期來看，當時的中國，如果要允許市場發揮一些空間的話，意識形態的阻力太大，所以有一個辦法就是先去腐蝕一下這個權力，讓權力感受到好處，通過最初的改革，讓他們自己的子女、家人享受到市場化帶來的好處。這是把意識形態非常強硬的掌權者先腐蝕一下，讓他們多少願意接受改革開放的政策。當初可能是沒辦法的、必要的讓步。

但是在過去三十年裏，我覺得我們錯過了好多次機會——最初可以這樣做，但到一定的時候，應該要改變這個局面，要面對真正的現實。到一定時候，不能再以「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來作為基本方針，任何一個社會，到最後必須要把你做的事不僅僅名要正，言也要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八九年是一次機會，到WTO前後，又是一次機會。

我們錯過了什麼機會？今後又該如何？

一是私有制改革，二是推出對權力的民主憲政的制衡這麼一個架構，放開新聞媒體。但很遺憾的是幾次機會都錯過了。拖的時間越長，通過權力和資本的結合形成的互相支持的利益群體，慣性會更強，更難去打破這個結構。當然，政治家和做學問的人不一樣。政治家如果有膽識的話，是可以利用任何一次危機，做出他想做的改革的舉措。

中國現在那麼多聰明的政府顧問，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做了很多的調整。比如說，讓資本家入黨，對「社會主義」做很多不同的解釋。我個人是很反對這種把「白」說成「非黑」，把「黑」說成「非白」，這會使得整個社會的文化變化，大家都去玩這種遊戲，沒有了對和錯的標準。不把「黑」和「白」最後分清，這樣的慣例維繫的時間越長，對整個社會的傷害越大。


專訪：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
國進民也進是大趨勢

崔之元表示，國有企業的收購現象，不代表國進民退，中國的經濟實踐表明，「國進民也進」。現在的國企已經進入了市場化。

記者/紀碩鳴

過去一年，中國出現了不少具國有背景的大企業收購民營企業的股份，令不少經濟學家擔憂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現象，也有學者不認同這樣的擔憂。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馬建堂提供了國有和民營企業單位數、工業總產值、資產、利潤總額、稅金總額和就業人數作對比。資料顯示，非國有企業(國有及國有控股之外的企業)二零零五年佔所有企業數量的比重為百分之八十九點八九，去年提升至百分之九十五；產值比重由二零零五年的百分之六十六點七二上升至去年的百分之七十一點六六；資產比重由二零零五年的百分之五十一點九五升至去年的百分之五十六點六二；利潤總額比重由二零零五年的百分之五十五點九六升至去年的百分之七十點三四；就業人數比重由百分之七十二點八一升至去年的百分之七十九點七零。他的結論是：「總體來講，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結論，統計資料並不支持國進民退的趨勢。」

不僅統計數據，就是從理論和實踐上來講，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目前出現的國有企業收購或者控股民營，也不能簡單歸結為負面的國進民退。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表示，國有企業的收購現象，不代表國進民退，中國的經濟實踐表明，國進民也進，重慶一系列藏富於民的政策措施就是「國民同進」。以下是訪問的主要內容。

怎麼看實際出現的國企收購控股民企的現象？

假定有國有收購這個現象，我認為也不會回到以前的計劃經濟時代，這一輪基本上是市場行為。主要是金融危機後，在全世界出現一個通過國有企業來挽救金融危機的現象，這是全世界的現象。通用汽車已經百分之六十國有化了；AIG百分之六十九；花旗銀行百分之三十六。為什麼國有化，中國一些民營企業被收購，實際上與西方解決金融危機的邏輯是一樣的。

以國有化的方式解救金融危機才能見效嗎？

金融家索羅斯說，一個最好的辦法，把銀行金融機構國有化，至少部分國有化了。迅速剝離壞帳，把黑洞補上了，這樣才能讓經濟啟動。現在基本上是這樣做的。原來入股花旗銀行，政府只是優先股，沒有投票權的，現在百分之三十六，奧巴馬是有投票權的。這和美國聯儲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的主張是相似的，這是從金融危機的實際情況而產生的。美國銀行有建行的百分之十九的股份，實在不行就出售，美國銀行靠在建行的股份，把國有化躲開了。在實際情況下，美國這樣一個市場化的國家都需要國進民退。

主流的觀點總認為，私有企業是最有效的，是這樣嗎？

這是誤區。二零零一年諾貝爾獎得主喬治．阿克爾洛夫，他是柏克萊加州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他提出所有者掠奪理論。因為所有者的權益只能來自淨資產，但淨資產加負債是總資產，現在民企的特點是關連企業特別多，每個企業都是有限責任，已經和亞當．斯密設想的公司不一樣了，老板可以把負債轉移到其他關連公司，你轉移出去更多，你會賺的。現在出現很多情況是大股東掏空本企業。重慶很多被國有化的企業是被迫的，面對私營企業老板把他自己的企業掏空了。西南證券是這樣。原來的萬洲商業銀行也是這樣。

你覺得應該怎樣去看待進和退呢？

作為戰略，有的時候可以是以退為進，退不是退出，而是為了更好的進。蒙牛事件中的牛根生就是從國有出來，現在又與國有結合。蒙牛一定有戰略考慮，而不是簡單的他退就讓國進，最後的結果拭目以待。國進還是民進是靈活的，是時進時退；另外是有的地方退，有的地方進；是一盤棋。

有人指國進民退是倒退，有沒有擔憂的必要？

現在批評國進民退的人，整個思想沒變，或變的很少。西方都在變了，都在重新進行探討，但現在批評國進民退的人，還抱著西方傳統的思想。現在國有企業經過脫胎換骨，是進入了市場化的國有企業，他們對現有的國有企業的認知有局限；第二是對一些事實判斷不清，把國進民退簡單化。改革實際上是不可逆轉的。也不排除有人為利益集團說話。有的學者不了解情況，特別普遍的問題是指民營企業受歧視，他們貸款有困難。這些東西在九十年代有，但現在系統性歧視是不存在的。

二十三卷四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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