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的酷
這個社會的多數大腦，都以爲世界是單一的，由電視和電視觀衆構成的，他們甚至以爲超女、老鼠愛大米和刀郎是多元化的體現
文/顔峻
在北京談論音樂潮流，結果多半是只剩潮流而不見音樂。因爲這個超大城市的文藝青年太殘酷，他們不需要音樂也不需要跳舞，不需要藝術也不需要電影，不需要酒精也不需要性，他們的好奇心和多巴胺過量，善于製造和拋弃，渴望3P，習慣跳槽，隨身携帶著社交舞臺。正如麻辣龍蝦注定要終結魚頭火鍋，而鴨脖子帶來了百花齊放的端倪一樣，音樂場景也正在從一窩蜂向多元化過渡。10年前grunge幹掉重金屬，成爲最後的搖滾理想，很快憤怒被終結，清醒和Suede裏應外合的英式流行樂直接把一代人給國際化了，最時髦的人也開始聽house，成爲佯裝銳舞的紅男綠女；到2000年，地下娛樂爲techno賦予了革命和青春的形象，開心樂園的地下搖滾盛極一時；2003年SARS拿走了跳舞俱樂部的人氣；到了2005年，發燒的和潑凉水的都去忙該忙的事情了，搖滾樂終于健康發展，但誰也沒有想到的是，聲音藝術和實驗音樂居然成了地下時尚的新焦點，水陸觀音仿佛88號重現，立方藝術中心同樣在轟鳴的音流中聚攏了社交的笑臉。
如果說，在音樂工業和音樂生活發達的國家，潮流不但快速猛烈，而且也分不同領域和文化，那麽中國的音樂潮流就一直是單一的。因爲這個社會的多數大腦，都以爲世界是單一的，由電視和電視觀衆構成的，他們甚至以爲超女、老鼠愛大米和刀郎是多元化的體現。對這樣的人群來說，生活就是看著一個潮流過去，另一個潮流出來，此外一概歸爲另類，拿箱子一裝，扔到陽臺上就算是瞭解了。
在潮流前沿，沒有人敢去追逐或製造潮流。只有商人和土鱉以及土鱉商人，才熱中于宣布潮流，而媒體總是在用最弱智的表情，對最廉價的複製運動加以鼓吹。舉例來說，英式流行樂還有群衆基礎，新一代有著良好家庭背景的城市少年，的確和那樣的美感、氣質、情緒接了軌，他們常常顯得幼稚，但至少還在生活。2000年以後，英式潮流中又出現了trip-hop小分隊，坦率地說那只是證明了一些人的品位，而不是能力。毫無精神殺傷力的嘆息、電子嘆息和聰明伶俐的嘆息，滿足了一種經典的小資式空虛感——我很鬱悶，我不知道爲什麽鬱悶，我的鬱悶很乾淨很迷幻，我的鬱悶是與衆不同的——然後把音樂搞成簡化的精緻和廉價的拼凑。
在中國cheap hop無疾而終之後，我們完全可以說，對時尚的瘋狂渴求，只能是源于發展中國家窮苦孩子剛剛小康起來的心靈，那些處心積慮的憂傷，那些用力的慵懶，還有那些用英語寫出來的廢話，在簡化得只剩下架勢的音樂中發著芽，轉眼間就沒了——潮流的製造者，是直接在半空中蓋樓的，小場地演出太土，太髒，不去，資本可以把他們帶到體育館和音像批發市場，然後讓消費者打呵欠，但家養的企宣依然會連夜炮製革命性的宣言、報道和評論，這就是潮流的真相。
說唱金屬也是潮流，窮一點的孩子的潮流。對少數人來說那是表達社會態度的方式，對更少的人來說那是有關力量、歡樂和直覺的游戲，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它就是解决壓抑、獲得尊嚴的渠道。還有hip-hop，隱藏樂隊已經快把自己弄成相聲了；各種有公司罩著的樂手，每天得花一半時間拗造型，把自己打扮得像80年代借人家西裝拍照留念的；那個許久沒有露面的黑棒，在把街頭文化出賣給資本之後，想必是終于找到了真實的自我……可有的潮流是自發的，即使粗鄙，也携帶著青春的苦悶、投射著另一種生活另一個自我的願望，有的，就只是利潤催出來的泡影——前兩年陳琳出了張雜技團一樣的專輯，製作人拼了命給她塞了些清新啊飄逸啊電子啊吉他啊的玩意，除了襯出她的老和土，就只剩下嚇唬老百姓，讓他們掏錢。
老土沒有錯啊，但潮流的炮製者，那些穿著緊身褲的髮廊大工，以及他們的升級版——唱片公司經理，剛剛找到糖果和Baby Face的門，就决心要賣給大衆一些新概念，比如說摩登天空的chill out系列和西客站地下商場的時尚箱包。喜歡就做，萬事開頭難，在這個基本沒有音樂教育的國家，年輕人把自己想像成海報上的人，很正常，難聽也是可愛的。但是千萬別著急賣。說唱金屬的陳詞濫調不比別的領域少，但你得尊重孩子們的態度，而一旦孩子們背後站著黑手，那産品就只能當催吐劑了。有一個不錯的歌手，一個杰出的電子樂手，組成了龍寬九段打算掙點錢，然後在頒獎禮上說了幾句很酷的話，被老闆炒了魷魚，這件事從頭到尾都可以說明中國流行樂的土鱉本質——但凡還有一點乾貨的人，都不能見容于農業時代的思維和審美。而他們還在不斷往三裏屯立牌子，上面寫著："我是時尚的，快把錢包掏出來！"
潮流之所以讓資本家牽腸挂肚，是因爲消費者的錢包太小，裝不下腦子，而他們的腦殼裏剛塞了新電視。潮流就是不花錢的廣告，就是看不見的牧羊鞭子。根據利潤法則，他們沒有也不需要聽說過迷幻搖滾的復蘇、IDM的轉型、美國新怪的來龍去脉，萬一這些東西被更多人需要，自然會通過大量的贋品來通知他們上陣。而這些生長在土裏的音樂，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傳播交流，有整個生態的自足和生老病死，偶然碰上天時地利人和，陡然間就大了；更多的却不爲大衆所知，也不打算"好音樂就要讓好人聽到啊"，因爲缺乏資本的裝修，他們會顯得真實、有缺陷、不够精美也不容易理解，但人家不見得就該爲此哭泣。
土是自然的，潮流是人造的，用坎普的學問來看，潮流是高度城市化的結果，對人造的迷戀會導致新的風格和作品。但這種迷戀仍然是自發的，The Beatles當年的服裝是設計過的，但那也是窮孩子追求秩序感儀式感的結果，David Bowie的風格矯揉造作，因爲他就是那樣的人，幷且有能力把它發揮到極致……他們是聚光燈下的偶然。Jandek這樣的隱士，和他們沒有太大區別，只是碰巧沒有喜歡正常的旋律罷了，隨著人們對雕琢和人造物的懷疑加重，他居然開始走紅，只是在很小的獨立音樂圈罷了。這個土得像德州勞工階層受氣包一樣的人，和Miles Davis一樣，僅僅是因爲不喜歡隨大流，就創造了新品種的酷。而這個時候，百事可樂在歐洲推出了不含糖的新汽水，以爲搭上了環保健康的快車，沒想到，免費派放車的附近，沒喝完的瓶子，扔了一地。
那麽，爲什麽兩大可樂的中國版，都印滿了歌星球星和虛擬偶像？難道那些廉價的裝扮、蹩脚的冷眼是一種潮流？姑且這麽說吧，至少，這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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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孝與柏拉圖的愛（薛涌）
孔子的孝與柏拉圖的愛
薛涌
本篇的題目，叫"孔子的孝與柏拉圖的愛"。首先要作的，就是"破題"，講清楚我爲什麽要寫這個題目，以及寫這個題目有什麽意義。
中西文明的比較，自"五四"以來就是"顯學"。中西之間，從政治、經濟，到文學、藝術，乃至道德、倫理，幾乎無所不比。這種東西的分野固然過于簡單化，却很有效地塑造了現代中國人面對世界時的自我意識。可惜，雖然比得很熱鬧，但中西不同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給兩邊的人們各自留下了什麽心理和感情的印迹？對此似乎很少有人談起。這也是我要講的題目。
簡單地說來，中國自古是個"縱式社會"，人分上下，位有高低。政治、社會層面是如此，心理、感情層面也不例外。人與人之間，一般都是縱式的關係。橫向、平等的人際關係不能說沒有，但這種關係，不論是從政治上、社會上、還是文化上，都不受鼓勵。西方的社會幾乎從一開始就是個"橫式社會"，人與人是平等的。因此人生在世，必須學會和人平等相處。這當然不是說西方沒有等級。相反，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西方社會的等級似乎還更森嚴，如歐洲的中世紀等等。但是，你仔細分析就會察覺，人家那裏的許多縱式的等級結構，還是以橫式的文化價值爲根基的。舉個簡單的例子，締造了羅馬帝國的奧古斯都大帝，他不是自稱皇帝，而是princeps，意思是第一公民或公民的頭領。這個詞後來演化爲prince，也就是王或王子的意思。
有人甚至認爲這個字和現在的president即總統還有語源上的關係。可見，人家稱王、當皇帝，最初也是從作公民開始的。奧古斯都幷不僅要這個名字，行爲上也以公民作爲包裝。他征服世界後，用從外面（特別是奇富的埃及）掠奪的財富大興土木，自己吹噓把羅馬從一個磚砌成的城市變成了大理石的城市。但是，當他建設奧古斯都公共廣場時，因爲不能說服個別土地所有人賣出所需的地來，竟寧願把廣場的一角修成不對稱形。這比起我們現在的拆遷還是文明多了。其實後來等級森嚴的歐洲封建時代，也有所謂圓桌騎士，即大家不分高低，平時議事，圍著圓桌而作，以示平等。
有人也許會說，這樣比不公道。中國傳統的社會才更平等。比如科舉，誰都可以考，誰考過了就有當官的資格，不看身份。其實，這不過是國家把確立身份的權力從社會那裏搶到自己手中而已。在科舉中，通過什麽考試就有什麽身份。這從納稅到當官的資格上都能體現出來。只是這個等級不能由社會來規定，而是要由國家來規定。
不像歐洲，社會對人的身份的規定特別大，國家的權威反而小。也正是因爲如此，一些看似比中國等級森嚴的社會，在許多方面比中國更爲平等。
且以日本爲例。都說日本是個等級社會。但看看日本的草根社會，許多平等的因素在中國傳統中是很難找到的。比如從中世開始的所謂"一揆"，就是地方的武士或農民爲了同一目標的結盟。"一揆"的意思大致是"同心"、"一致"。在這樣的組織中，成員非常平等，盟約簽署時有嚴格的格式：中間畫一個大圓圈，大家圍繞圓圈簽字。看這樣的文書，你根本不知道誰是首領。後來江戶的幕府政權建立了嚴格的等級秩序。但"一揆"在農村還是根深蒂固，最後成爲老百姓"鬧事"的主要形式。比如一個村子冒死越級投訴，即"越訴"；這相當于現在的"上訪"，在當時屬于違法的，更不用說這種"越訴"常常伴有暴力行爲。村民知道官府要懲罰，就在訴狀上按"一揆"的文書樣式，大家圍著大圓圈簽字。官府于是找不出頭領，也只有法不制衆了。農村的這種平等精神和組織結構，在明治時期是自由民權運動的基礎，至今仍然被視爲是日本民主的草根資源。二戰後日本占了個便宜，因爲美軍占領，白揀了個民主。但是，看看現在的世界，被美軍占過的地方有幾個能發展出成熟的民主制度？看來，日本還是有"一揆"這樣的本土資源。
相比之下，中國這兩千多年，皇權不斷擴張，官僚機構的手越伸越長，民間的草根組織無從發展。我研究中日歷史時就深有感觸：研究中國史，比如清朝，中央檔案汗牛充棟，說明上面的官僚機構複雜，必須靠文件才能運轉。但到了縣以下，幾乎什麽檔案文書都沒有，說明那裏沒有什麽像樣的組織結構，根本不用文獻。再看江戶的日本，幕府的"中央"文獻也許趕不上我們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東西氣派；但村文書异常豐富，甚至農民的小本經營也有詳細的帳本。這說明人家一個小小的村子，機構複雜，非得有文件不能運轉。要知道，政治架構是必須有等級才能運轉的，連最民主的社會也是如此。但社會關係可以以平等的概念來規定。我們這裏的資源，都被吸進政治架構，從村子裏跑到中央的衙門中，最後導致草根社會敗落，社會被政治化。或者說，政治的等級，塑造了整個社會和人的生活。我們的心理現實和感情生活也就被等級化了。
孝和愛最大的不同也就在這裏。孝是描述和强調一種縱式人間的關係。愛是描述和强調一種橫式的人間關係。中國人重孝，西方人重愛，這從孔子和柏拉圖就開始了。這多少是適應兩種社會、政治制度的需要。一個被孝所規定的縱式社會，幷非沒有橫向的愛欲。只是這種愛欲被壓抑了，乃至有許多心理畸形。但是，一旦縱式社會的基本秩序動搖、失範，愛欲就會奔涌而出。形成愛的文化。
我們不妨談談2005年10月去世的百歲老人巴金。巴金的力量，當然和他晚年"講真話"的人格有關。但是，他一生事業的基礎，還是年輕時候寫的"家"、"春"、"秋"這幾本小說奠定的。這幾本小說，翻成英文會平淡無奇，看不出好在哪里，却塑造了幾代中國人的心靈。爲什麽？因爲這些小說寫的是愛與孝的衝突，以及愛如何被孝所壓抑、如何對孝進行一場無望的反抗。再往深說，這幷不僅僅是言情而已，而體現了中國人對建立一個以橫向的人際關係爲基礎的社會的渴望。這正是五四的精神。
這也不奇怪，五四時代的"家"、"春"、"秋"，在文革後期對年輕人格外有感召力。上個世紀70年代上初中時，聽一個比我大幾歲的女孩子說，她晚上偷著看巴金，通宵不睡，枕頭都被她哭得濕個透。文革結束後解禁，我還記得全家人到王府井新華書店排隊，買的就是"家"、"春"、"秋"這樣的書。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有個"反動"的"手抄本"，叫《第二次握手》。等後來公開出版之後一看，覺得實在荒唐：這麽一本幼稚的言情小說，怎麽會有政治意味？其實，說其 "反動"幷不是冤枉，言情鼓勵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橫向關係，以及對這種關係的忠誠。在那個夫妻都要互相揭發的時代，這種橫向的忠誠豈能讓政治權威容忍？這也難怪，從 50年代初的"紅豆"，到80年代初的"愛情是不能忘記的"等等，言情小說一直都被一些人所側目，覺得其中表達的東西不太安分。
如今的中國，在社會和文化層面好像已經開放得不得了了。人們似乎不需要巴金了。那些更幼稚的言情小說，也沒有幾個人能看得下去了。當你想怎麽愛就怎麽愛的時候，表現愛被縱式權威壓制的書當然也就無法引起人們的共鳴了。然而，在一個還沒有建立橫向的人際秩序的社會，在感情世界被縱式權威宰割了幾千年的文化中，人們真會一夜之間學會享受橫向的感情生活嗎？
應該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愛欲迸發的時代。我們的感情世界，有著30年前想也不敢想的自由空間。許多人正在利用這樣的自由，建立橫向的人際感情紐帶。但是，更有許多人，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自由，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去愛。還有許多人，根本不想去愛。所以，看看媒體上鋪天蓋地的美人，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的小蜜、小姐、三陪，我們會感到這是一個有欲有性而沒有愛的時代。欲或性，變成了消費，通過買賣、權力，參與雙方馬上進入了不平等的、也就是縱式的關係。即使現在的所謂"一夜情"，看上去是建立在橫式關係的基礎上，但實質上，這種"一夜情"强調的也是如何解脫對這樣的關係的責任，而不是對之始終不渝的忠誠。一句話，我們似乎已經喪失了我們時代的"家"、"春"、"秋"。我們守著這樣的自由空間，却發展不出我們的"伴侶文化"。
許多人現在還認爲，這些現象，是西方的影響所致。不錯，西方有"花花公子"，有發達的色情文化。但是，人家的伴侶文化更强，在社會上是絕對的主宰。從父母和孩子，到丈夫和妻子，或者情人之間，人際最主要的紐帶還是愛。比如美國，即使最自由的新英格蘭地區，比起現在的中國來還要"老派"得多，你很難看到那麽多性消費。人家的愛欲，是在橫向的社會關係中表達的。大家對用權力和金錢建立縱式的感情和欲望的關係非常鄙弃。所以相對而言，這樣的關係在人家的社會裏還是非常邊緣，很難像在目前的中國這樣喧賓奪主。
我講"孔子的孝與柏拉圖的愛"，多少有些文化反省的意味。中國趕上了一個大時代，正在創造前所未有的經濟奇迹。但是，我們能否創造文化奇迹？能否把經濟增長轉化成有質量的幸福？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們能否建立一個以橫向、平等的人際關係爲基礎的心理秩序和感情生活。而這種心理秩序與感情生活，也最終會成爲我們理想的政治、社會制度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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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
本篇的題目，叫"孔子的孝與柏拉圖的愛"。首先要作的，就是"破題"，講清楚我爲什麽要寫這個題目，以及寫這個題目有什麽意義。
中西文明的比較，自"五四"以來就是"顯學"。中西之間，從政治、經濟，到文學、藝術，乃至道德、倫理，幾乎無所不比。這種東西的分野固然過于簡單化，却很有效地塑造了現代中國人面對世界時的自我意識。可惜，雖然比得很熱鬧，但中西不同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給兩邊的人們各自留下了什麽心理和感情的印迹？對此似乎很少有人談起。這也是我要講的題目。
簡單地說來，中國自古是個"縱式社會"，人分上下，位有高低。政治、社會層面是如此，心理、感情層面也不例外。人與人之間，一般都是縱式的關係。橫向、平等的人際關係不能說沒有，但這種關係，不論是從政治上、社會上、還是文化上，都不受鼓勵。西方的社會幾乎從一開始就是個"橫式社會"，人與人是平等的。因此人生在世，必須學會和人平等相處。這當然不是說西方沒有等級。相反，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西方社會的等級似乎還更森嚴，如歐洲的中世紀等等。但是，你仔細分析就會察覺，人家那裏的許多縱式的等級結構，還是以橫式的文化價值爲根基的。舉個簡單的例子，締造了羅馬帝國的奧古斯都大帝，他不是自稱皇帝，而是princeps，意思是第一公民或公民的頭領。這個詞後來演化爲prince，也就是王或王子的意思。
有人甚至認爲這個字和現在的president即總統還有語源上的關係。可見，人家稱王、當皇帝，最初也是從作公民開始的。奧古斯都幷不僅要這個名字，行爲上也以公民作爲包裝。他征服世界後，用從外面（特別是奇富的埃及）掠奪的財富大興土木，自己吹噓把羅馬從一個磚砌成的城市變成了大理石的城市。但是，當他建設奧古斯都公共廣場時，因爲不能說服個別土地所有人賣出所需的地來，竟寧願把廣場的一角修成不對稱形。這比起我們現在的拆遷還是文明多了。其實後來等級森嚴的歐洲封建時代，也有所謂圓桌騎士，即大家不分高低，平時議事，圍著圓桌而作，以示平等。
有人也許會說，這樣比不公道。中國傳統的社會才更平等。比如科舉，誰都可以考，誰考過了就有當官的資格，不看身份。其實，這不過是國家把確立身份的權力從社會那裏搶到自己手中而已。在科舉中，通過什麽考試就有什麽身份。這從納稅到當官的資格上都能體現出來。只是這個等級不能由社會來規定，而是要由國家來規定。
不像歐洲，社會對人的身份的規定特別大，國家的權威反而小。也正是因爲如此，一些看似比中國等級森嚴的社會，在許多方面比中國更爲平等。
且以日本爲例。都說日本是個等級社會。但看看日本的草根社會，許多平等的因素在中國傳統中是很難找到的。比如從中世開始的所謂"一揆"，就是地方的武士或農民爲了同一目標的結盟。"一揆"的意思大致是"同心"、"一致"。在這樣的組織中，成員非常平等，盟約簽署時有嚴格的格式：中間畫一個大圓圈，大家圍繞圓圈簽字。看這樣的文書，你根本不知道誰是首領。後來江戶的幕府政權建立了嚴格的等級秩序。但"一揆"在農村還是根深蒂固，最後成爲老百姓"鬧事"的主要形式。比如一個村子冒死越級投訴，即"越訴"；這相當于現在的"上訪"，在當時屬于違法的，更不用說這種"越訴"常常伴有暴力行爲。村民知道官府要懲罰，就在訴狀上按"一揆"的文書樣式，大家圍著大圓圈簽字。官府于是找不出頭領，也只有法不制衆了。農村的這種平等精神和組織結構，在明治時期是自由民權運動的基礎，至今仍然被視爲是日本民主的草根資源。二戰後日本占了個便宜，因爲美軍占領，白揀了個民主。但是，看看現在的世界，被美軍占過的地方有幾個能發展出成熟的民主制度？看來，日本還是有"一揆"這樣的本土資源。
相比之下，中國這兩千多年，皇權不斷擴張，官僚機構的手越伸越長，民間的草根組織無從發展。我研究中日歷史時就深有感觸：研究中國史，比如清朝，中央檔案汗牛充棟，說明上面的官僚機構複雜，必須靠文件才能運轉。但到了縣以下，幾乎什麽檔案文書都沒有，說明那裏沒有什麽像樣的組織結構，根本不用文獻。再看江戶的日本，幕府的"中央"文獻也許趕不上我們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東西氣派；但村文書异常豐富，甚至農民的小本經營也有詳細的帳本。這說明人家一個小小的村子，機構複雜，非得有文件不能運轉。要知道，政治架構是必須有等級才能運轉的，連最民主的社會也是如此。但社會關係可以以平等的概念來規定。我們這裏的資源，都被吸進政治架構，從村子裏跑到中央的衙門中，最後導致草根社會敗落，社會被政治化。或者說，政治的等級，塑造了整個社會和人的生活。我們的心理現實和感情生活也就被等級化了。
孝和愛最大的不同也就在這裏。孝是描述和强調一種縱式人間的關係。愛是描述和强調一種橫式的人間關係。中國人重孝，西方人重愛，這從孔子和柏拉圖就開始了。這多少是適應兩種社會、政治制度的需要。一個被孝所規定的縱式社會，幷非沒有橫向的愛欲。只是這種愛欲被壓抑了，乃至有許多心理畸形。但是，一旦縱式社會的基本秩序動搖、失範，愛欲就會奔涌而出。形成愛的文化。
我們不妨談談2005年10月去世的百歲老人巴金。巴金的力量，當然和他晚年"講真話"的人格有關。但是，他一生事業的基礎，還是年輕時候寫的"家"、"春"、"秋"這幾本小說奠定的。這幾本小說，翻成英文會平淡無奇，看不出好在哪里，却塑造了幾代中國人的心靈。爲什麽？因爲這些小說寫的是愛與孝的衝突，以及愛如何被孝所壓抑、如何對孝進行一場無望的反抗。再往深說，這幷不僅僅是言情而已，而體現了中國人對建立一個以橫向的人際關係爲基礎的社會的渴望。這正是五四的精神。
這也不奇怪，五四時代的"家"、"春"、"秋"，在文革後期對年輕人格外有感召力。上個世紀70年代上初中時，聽一個比我大幾歲的女孩子說，她晚上偷著看巴金，通宵不睡，枕頭都被她哭得濕個透。文革結束後解禁，我還記得全家人到王府井新華書店排隊，買的就是"家"、"春"、"秋"這樣的書。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有個"反動"的"手抄本"，叫《第二次握手》。等後來公開出版之後一看，覺得實在荒唐：這麽一本幼稚的言情小說，怎麽會有政治意味？其實，說其 "反動"幷不是冤枉，言情鼓勵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橫向關係，以及對這種關係的忠誠。在那個夫妻都要互相揭發的時代，這種橫向的忠誠豈能讓政治權威容忍？這也難怪，從 50年代初的"紅豆"，到80年代初的"愛情是不能忘記的"等等，言情小說一直都被一些人所側目，覺得其中表達的東西不太安分。
如今的中國，在社會和文化層面好像已經開放得不得了了。人們似乎不需要巴金了。那些更幼稚的言情小說，也沒有幾個人能看得下去了。當你想怎麽愛就怎麽愛的時候，表現愛被縱式權威壓制的書當然也就無法引起人們的共鳴了。然而，在一個還沒有建立橫向的人際秩序的社會，在感情世界被縱式權威宰割了幾千年的文化中，人們真會一夜之間學會享受橫向的感情生活嗎？
應該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愛欲迸發的時代。我們的感情世界，有著30年前想也不敢想的自由空間。許多人正在利用這樣的自由，建立橫向的人際感情紐帶。但是，更有許多人，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自由，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去愛。還有許多人，根本不想去愛。所以，看看媒體上鋪天蓋地的美人，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的小蜜、小姐、三陪，我們會感到這是一個有欲有性而沒有愛的時代。欲或性，變成了消費，通過買賣、權力，參與雙方馬上進入了不平等的、也就是縱式的關係。即使現在的所謂"一夜情"，看上去是建立在橫式關係的基礎上，但實質上，這種"一夜情"强調的也是如何解脫對這樣的關係的責任，而不是對之始終不渝的忠誠。一句話，我們似乎已經喪失了我們時代的"家"、"春"、"秋"。我們守著這樣的自由空間，却發展不出我們的"伴侶文化"。
許多人現在還認爲，這些現象，是西方的影響所致。不錯，西方有"花花公子"，有發達的色情文化。但是，人家的伴侶文化更强，在社會上是絕對的主宰。從父母和孩子，到丈夫和妻子，或者情人之間，人際最主要的紐帶還是愛。比如美國，即使最自由的新英格蘭地區，比起現在的中國來還要"老派"得多，你很難看到那麽多性消費。人家的愛欲，是在橫向的社會關係中表達的。大家對用權力和金錢建立縱式的感情和欲望的關係非常鄙弃。所以相對而言，這樣的關係在人家的社會裏還是非常邊緣，很難像在目前的中國這樣喧賓奪主。
我講"孔子的孝與柏拉圖的愛"，多少有些文化反省的意味。中國趕上了一個大時代，正在創造前所未有的經濟奇迹。但是，我們能否創造文化奇迹？能否把經濟增長轉化成有質量的幸福？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們能否建立一個以橫向、平等的人際關係爲基礎的心理秩序和感情生活。而這種心理秩序與感情生活，也最終會成爲我們理想的政治、社會制度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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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北島）
父親
你召喚我成爲兒子，我追隨你成爲父親——《給父親》
文/北島
一
九歲那年春天，父親帶我去北海公園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帶解凍的寒意。沿湖邊徐行，離公園後門兩三百米處，父親放慢脚步，環顧游人，突然對我說；"這裏所有的人，一百年後都不在了，包括我們。"我楞住，抬頭看父親，他鏡片閃光，隱隱露出一絲嘲笑。我雖自幼起常思考死亡，還是無比震驚，很久都沒緩過勁兒來。
對父親最早的記憶來自一張老照片：背景是天壇祈年殿，父親開懷笑著，雙臂交迭，探身伏在漢白玉欄杆上。照片沿漢白玉欄杆剪裁，由于欄杆不感光，乍一看，還以爲衣袖從照片內框滑出來。這張照片攝于我出生以前。我喜歡這張照片，是因爲從未見父親這樣笑過，充滿青春的自信。我願意相信這是關于他的記憶的起點。
"1949年10月，我們給兒子取了小名'慶慶'。有了第一個兒子，我們倆都很忙。美利給兒子做小衣服，經常給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每天還喂幾次奶糕。我經常抱他在屋裏走來走去，拍他入睡，還變換各種角度給他照相。小家庭有了這個小寶貝，一切都有了生氣。"（摘自父親的筆記）
出生後不久，我們家從多福巷搬到府前街，離天安門城樓很近。每逢國慶，父親抱著我，和鄰居們擠在小院門口，觀看閱兵式和游行隊伍。最壯觀的還是放禮花。次日晨，在小院裏撿起未燃的禮花籽，排成長串兒，像點燃導火索，火花五顔六色，轉瞬即逝。
有軌電車叮叮噹當駛過長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親喜歡帶我坐電車，到了西單終點站再返回來。非高峰時間，車很空，扶手吊環在空中搖蕩。我喜歡站在司機身後，看他如何擺弄鍍鎳操縱杆。我和父親管它叫"叮噹車"。
過了長安街就是中山公園。父親在草地鋪上床單，讓我曬太陽。那兒幾乎每周末都放露天電影。讓我困惑的是：一放電影，宮墻綠瓦就消失了（被銀幕遮蔽），在我看來，電影和宮殿都是真實的。印象最深的是蘇聯動畫片《一朵小紅花》，具體情節都忘了，只記得女主角是個小姑娘，爲尋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紅花與怪獸（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結尾處，她一路呼喊"凱哥哥——"异常凄厲，一直深入我夢中。某周日晚，中山公園重放《一朵小紅花》。那天中午，我過度興奮，怎麽也不肯午睡，被父親關到門外。我光著脚哭喊，用力拍門，待母親抱我進去，我已睡著了。醒來時夜色朦朧，我們錯過了那電影。
二
"慶慶很不願意上托兒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總是特別高興，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難了。有個星期一早上，怎麽勸說也沒用，我們急著上班，只好騙他說去動物園。快到時他看出是受騙，便大聲哭叫，我緊緊抱住他，怕他跳車。到了托兒所門口，他在地上打滾，我只好硬把他抱進托兒所。他看見阿姨才安靜下來，含著眼泪說了聲'爸爸，再見！'"（摘自父親的筆記）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兒所流行的傳染病無一幸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來昏天黑地，徹夜不眠，父母輪流抱我。一位醫生說，只有氯黴素才有效。這藥是進口的，非常貴，父親用積攢的最後一兩黃金買下十幾顆。遵醫囑，每顆去掉膠囊，分成兩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藥面特別苦，一喝就吐。父親對我說，這藥特別貴，你要再吐，父母就沒錢再買了，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點點頭，咬牙流泪把藥咽下去。
我長大後，父母反復講這故事，好像那是什麽英雄業績。其實這類傳說是每個家庭傳統的一部分，具有强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後還有祖先們的意志——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立功立德立言。
"慶慶出麻疹，住在托兒所隔離室。我們去只能隔著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興，比劃著手勢跟我們交談。後來聽托兒所阿姨說，那天我們走後，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摘自父親的筆記）
弟弟剛好相反，他無比熱愛托兒所。每星期六父親接他，他扭頭不屑地說："我不去你們家。"
我年幼時父親很有耐心，總陪我玩，給我講故事。他在一個小本子的每頁紙上畫個小人，每個動作略有變化，連續翻小本子，那小人就會動起來，好像動畫片。弟弟妹妹逐漸取代了我，我有點兒失落有點兒吃醋，同時也有點兒驕傲——我長大了。
從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獨門獨戶。平時父母早出晚歸，在錢阿姨監督下，我們按時睡覺起床做功課，只有星期天例外。媽媽起得早，幫錢阿姨準備早飯，我們仨賴在父母床上，跟父親玩耍。有一陣，我們迷上語言游戲，比如按各自顔色偏好，管父親叫"紅爸爸""藍爸爸"和"綠爸爸"，再隨意互換，笑成一團。
三
父親確有不同的顔色。
與父親最早的衝突在我七歲左右，那時我們住保險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單元，每家各兩間，共用厨房厠所。夏天，俞叔叔被劃成右派，跳樓自殺。他的遺孀獨自帶兩個男孩，凄凄慘慘戚戚，也給我們的生活蒙上陰影。
在我記憶中，父母從那時開始吵架，幾乎與俞彪文事件同步，儘管二者幷無必然聯繫。而我堅定地站在母親一邊——她是弱者。父親發起脾氣喪心病狂，形同暴君。說來都是鶏毛蒜皮小事兒，也幷非都是父親的錯。比如他喜歡買書，有一次買來一部城磚般的《俄漢大詞典》，要說他正學俄文，本無可厚非，但我還是站在母親一邊，立場選擇往往是非理性的。
母親也會被激怒。有一次，父親把著臥室門叫喊，母親抄起花瓶扔過去，他閃身躲過，花瓶粉碎。作爲惟一的目擊者，我嚇得渾身發抖，但還是沖到父母中間，瞪著父親，充滿了敵意。這是他萬萬沒料到的，揚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親生病似乎總是和吵架連在一起。每當她臥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餅店買一塊奶油蛋捲，好像仙丹妙藥。走在半路，我打開紙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却從未動過一指頭。
一天晚上，父親認定我偷吃了五屜櫃裏的點心。我雖以前偷吃過，但那回純屬冤枉。我死不認賬，被罰跪幷挨了幾巴掌。最讓我傷心的是，母親居然站在父親一邊，儘管她暗中護著我，攔住鶏毛撣子的暴打。
紅爸爸藍爸爸綠爸爸，突然變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父母吵架越來越頻繁。我像受傷的小動物，神經綳緊，感官敏銳，隨時等待灾難的降臨。而我的預感幾乎每次都應驗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無力，不能保護母親。
父親的權力從家裏向外延伸。某日，我上床準備睡覺，發現父親表情陰鬱，抽著烟在屋裏踱步。他忽然沖出去，敲響隔壁鄭方龍叔叔的門，他嗓門越來越高，還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頭，爲他感到羞愧。他半夜回來，跟母親在臥室竊竊私語。我被噩夢魘住。在樓道碰見鄭叔叔，他縮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諦。我從父母的隻言片語拼凑出意義：鄭叔叔犯了嚴重錯誤，父親代表組織找他談話。多年後父親告訴我，若調令早幾個月，他肯定犯錯誤在先，正好與鄭叔叔對換角色。
"振開貪玩，學習成績平平，但語文寫作經常得到老師的稱贊。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測驗，我看他的成績册，數學是4.5分。我問振開，他說：'5分是滿分，我差一點，所以給4.5分。'他這麽解釋，似乎有些道理，但我還是不大相信。我去學校問了老師，才知道振開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間加了一個點，便成了4.5分。爲這事，我批評了他，他也認了錯。"（摘自父親的筆記）
父親的記憶肯定有誤。我怎麽可能輕易逃過那一劫？
四
從1960年夏天起，父親從民主促進會借調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在教務處工作。那是中共統戰的一部分，所有學員都來自各民主黨派上層。
社會主義學院位于紫竹院北側，由六層白色建築群組成。每逢周末，我帶弟弟妹妹去玩，乘無軌電車在紫竹院下車，再沿白石橋向北走五六百米。那是一片荒郊野外，蛙噪蟲鳴。
父親在他住處旁臨時借了個房間給我們。我們跟著沾統戰的光，那裏伙食好，周末放電影，設備先進，比如有專用乒乓球室。父親是國家三級乒乓球裁判（最低一級），主裁的都是業餘比賽，却保持一貫的專業精神：他一字一頓報分數"三比二，換發球"，幷交叉雙臂宣布交換場地。
父親很忙，往往在餐廳吃飯時才出現。我喜歡獨自閑逛，常常迷失在樓群的迷宮中。跟開電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幫他開電梯。他是轉業軍人，更讓我充滿敬意，總是纏著問他用過什麽槍。後聽說他在"文革"中自殺了。
有一天，父親神秘地告訴我，有個學員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損失達十萬元。那可是天文數字。父親又補了一句："沒什麽，他當天坐飛機回上海，又置辦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國有名的'紅色小開'……"他低聲說出那名字，好像是國家機密。
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一起唱《我們是共産主義接班人》，唱到結尾處，他倆總是故意走調，把我氣瘋了——這可是立場問題，更何况是在這樣的地方。我向父親告狀，他摸摸我的頭說："他們比你小，你該耐心點兒。"
"在那艱難的歲月裏，我們想盡辦法讓孩子吃得好些，怕營養不良影響他們的發育成長。學院在校內撥出一塊空地，分給職工們作自留地。我把給我的三分地種了綠豆和白薯，平時沒時間管，到秋天倒收穫不少。我和振開一起把綠豆、白薯裝進麻袋運回家裏，總算添了些口糧。"（摘自父親的筆記）
那是我頭一次幹體力活兒。頂著毒日頭，用鐵鍁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裝進麻袋。父親蹬平板三輪車，我坐在麻袋上，爲勞動的收穫驕傲，更爲與父親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陽臺過冬的白薯變質了，我坐在小板凳上啃爛白薯。父親剛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電唱機。收音機反復播放《春節序曲》，和爛白薯的味道一起潜入記憶深處。
五
1974年夏天，父親買來中華書局剛出的繁體字版《清史稿》，共48卷，書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邊地上。我發現他總在翻看同一卷，原來其中有我們祖上的記載。據家譜記載，趙家可上溯到安徽徽州一帶，後遷至浙江湖州。祖宅坐落在湖州衣裳街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趙炳言官至湖南巡撫、刑部右侍郎。三子趙景賢早年師從俞樾的父親俞鴻漸，鄉試與俞樾同榜考中舉人。按俞樾的說法，"自幼倜儻，雖翩翩公子，而有俠丈夫風，呼盧縱飲，意氣浩然"。後捐巨款買官封爲知府，幷未上任。
太平軍興起，趙景賢在湖州組織民團操練，幷用青銅包住西城門。1860年2月，李秀成大軍逼近湖州。趙景賢固守湖州兩年多，最終彈盡糧絕，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據《清史稿》記載："景賢冠帶見賊，曰：'速殺我，勿傷百姓。'賊首譚紹洸曰：'亦不殺汝。'拔刀自刎，爲所奪，執至蘇州，誘脅百端，皆不屈。羈之逾半載，李秀成必欲降之，致書相勸……秀成赴江北，戒紹洸勿殺。景賢計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飲酒。二年三月，紹洸聞太倉敗賊言景賢通官軍，將襲蘇州，召詰之，景賢謾駡，爲槍擊而殞。"
湖州城破，趙家死的死逃的逃。長子趙深彥在湖南聞此噩耗，立即飲毒酒自殺，年僅12歲。咸豐皇帝得悉趙景賢死訊，下詔稱其"勁節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規格予以撫恤，在湖州專立祠堂，幷關照國史館立傳。多年後，俞樾成了一代經學大師。一天，他正在蘇州曲園家中沉坐，有人求見，來者正是趙景賢的孫子趙鋐。他拿來祖父遺墨，包括湖州告急時讓人帶出的密信。俞樾展讀趙景賢的幾首五言律詩，長嘆不已，其中有李鴻章在奏摺中引用的名句："亂刃交揮處，危冠獨坐時。"
次子趙濱彥，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職而被封官，深得湖廣總督張之洞信任，主管廣東製造局；後張之洞調任兩江總督，他任上海製造局督辦及兩淮鹽運使和廣東按察使等職。由于國事紛亂與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辭職，在蘇州定居。數月後，武昌起義爆發了，在這場推翻大清帝國的革命的功臣中，有我的外公孫海霞。趙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脉橫生。俗話說，富不過三代，到我爺爺趙之騮那輩就敗落了，靠典賣字畫古董度日。輪到我父親，快到喝西北風的地步了。他四五歲時母親病故，12歲那年父親辭世，由舅舅收養。他不得不中輟學業，從15歲起靠抄寫文書糊口，還要撫養弟妹。父親寫得一筆好字。據在他手下工作過的徐福林先生回憶，當初進保險公司，父親見他字寫得差，讓他反復抄寫元代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的碑帖練字。
趕上兵荒馬亂，父親被卷在逃難的人流中，走遍大半個南方。在桂林時，有一天日本飛機俯衝掃射，他背靠樹幹，慌張中撑起雨傘擋子彈。那年頭命不值錢，周圍的人一個個倒下，他却奇迹般活下來。邊打工邊自學，他終于考進重慶中央信托局。1946年初，在調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與母親在重慶珊瑚壩機場邂逅。
北京解放前夕，父親利用職權，協助地下党的堂哥收集全城糧食儲備等情報。一天晚上，國民黨憲兵挨家挨戶搜查，由于頂撞憲兵隊長，他被抓去關了一夜。那時母親已懷上我。後來說起，他在昏暗的牢裏徹夜未眠，默默盼著一個孩子和新中國的誕生。
六
父親算得上半個文化人，是魯迅、茅盾、張恨水、艾蕪和茹志鵑的"粉絲"，可見讀書之雜；他訂閱各種雜志，從《紅旗》《收穫》《人民文學》到《電影藝術》《俄語學習》《曲藝》和《無綫電》，可見愛好之廣。
而他骨子裏却是個技術至上主義者。困難時期，他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四種變速電唱機，把《藍色的多瑙河》帶進我們陰鬱的生活。"文革"中他曾捲入派系鬥爭，後急流勇退，熱衷于組裝半導體收音機。
他買回一大堆電子零件，借助參考書，把紅紅綠綠的電綫焊在接綫板上。焊前先把電烙鐵戳在松香上，吱吱冒出濃烟。我半夜醒來，燈總是亮著，他歪斜的影子投在墻上。經過反復拆裝組合，噪音終于變成樣板戲的過門，全家都跟著松了口氣。
父親用三合板做成木匣，裝上小喇叭，再把鼠肚鶏腸般的綫路塞好，合上後蓋。他把第一個半成品給我。我當時住校，在去學校路上，書包裏的半導體正播放《紅色娘子軍》。由于焊接或天綫角度問題，時斷時續，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到學校沒來得及顯擺，已經散了架。
1975年夏天，我們家買來紅燈牌9吋黑白電視，這是全樓（除民進秘書長葛志成家外）的第一台，引起小小的轟動。每天晚飯後，鄰居們自帶小板凳涌進我家，歡聲笑語。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書。關鍵時刻出現信號干擾，父親連忙救場，轉動天綫，待畫面恢復正常，得，敵人已被擊斃。
爲照顧後排觀衆，又在電視前加上放大器，畫面難免變形。好在那年頭人不挑剔，有聲有影足矣。一個物質匱乏時代的好處是，欲望不多不少，就像自己的衣服那麽貼身。
父親的技術熱情尋找新的方向。從借來的轉盤式錄音機起步，在連夜排隊購得的單聲道答錄機歇脚，繼而向四個喇叭以至分箱式立體聲挺進—音響革命讓我們進入半聾的狀態。與此同時，父親又分出少許精力給彩電和攝像機，而電腦問世，才真的把他的魂兒攝走。他單指敲鍵，却及時地更新換代，一直走在消費者的最前列。他在晚年趕上新時代的末班車，還是有一種遺憾，他甚至對我說，如果再年輕20歲，他一定改行搞電腦。顯然他高估了自己，那可不是用電烙鐵就能焊接的世界。
七
解放後，父親先在人民銀行總行工作，1952年參與籌建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成了新中國保險業的創始人之一。1957年夏秋之交，他調到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後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那完全是虛職。民進真正的靈魂人物是黨支部書記。他剛上任時的書記叫王蘇生，待人誠懇熱情，書生氣十足，時常來家坐坐，談天說地。50年代末，王蘇生因"右傾"被降級調到哈爾濱，"文革"中自殺了。
他的繼任徐世信是個典型的笑面虎。不過得承認，他乒乓球打得真棒，抽殺凶猛，無人能抵擋其淩厲的攻勢。他級別不高，但實際上掌控這小小的王國，每個人對他都敬而遠之，謹言慎行。暑假徐世信約我們幾個孩子乒乓球比賽。他把殘兵敗將帶到會議室，說是隨便聊聊，但很快就發現他另有所圖—設法套出父親們在家的言行。我們年紀尚小，却深知其中厲害，裝傻充楞。我對父親不滿，還是抱怨了幾句，比如教育方式粗暴，回家盡看閑書。他馬上問是哪類閑書，我說電影雜志什麽的，讓他失望了。徐世信最後總結說，你們的父輩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爲幫助他們進行思想改造，需要你們的配合。他再三叮囑，這次會面一定要保密。今後發現有什麽問題，及時跟他聯繫。
會後徐世信把我單獨留下，說派出所來人調查，問起一支鋼筆手槍的下落。我這才想起，大約兩三個月前，爲嚇唬弟弟，我聲稱我的鋼筆是無聲手槍，隨手一揮，在弟弟床頭墻上留下彈洞（那兒本來就坑坑疤疤）。真把弟弟唬住了，我自是十分得意。沒想到這惡作劇鬧大了，說到派出所什麽的多半是騙人，但看來徐世信掌握各種信息渠道。他最後摸摸我的頭說，我相信你說的都是實情，又加上一句，你今天表現很好。我回家後做賊似的，不敢與父親對視。他問起時，我只提到跟徐世信打過乒乓球，輸了。
八
1999年秋天，父母來美國探親，我常開車陪他們出游。一天回家路上，父親無意間說起一件事，讓我大吃一驚。當時父母坐在後座，我正開車，試圖從後視鏡看到他的表情。晚飯後，母親先去睡了，我和父親隔著餐桌對坐，我提起路上的話茬，他似乎也在等這一刻，于是和盤托出。
謝冰心在民進中央挂名當宣傳部長，凡事不聞不問，父親身爲副部長，定期向她彙報工作。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却另有特殊使命，那就是"監視"謝冰心，設法套出心裏話。父親每隔兩三周登門拜訪，電話先約好，一般都在下午，飲茶清談。回家後給組織寫報告，記錄談話內容。
我好奇的是，作爲"臥底"，他能得到什麽重要情報呢？父親搖搖頭說，謝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麽單純，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爲營，滴水不漏。只有一次，她對父親說了大實話："我們這些人，一趕上風吹草動，就像蝸牛那樣先把觸角伸出來。"看來她知道父親的特殊身份，試圖通過他向組織帶話—別費這份兒心思了。
那是深秋之夜，夜凉如水，後院傳來陣陣蟲鳴，冰箱嗡嗡響。我勸父親把這一切寫出來，對自己也對歷史有個交代—這絕非個案，而是制度性的普遍現象。他點點頭，顯然有所顧慮，說再想想。這事就此擱置，再未提起。
70年代初我開始寫詩。父親從湖北幹校回京休假，說起謝冰心留在北京，仍住民族學院宿舍。父親回幹校後，我獨自登門拜訪。一個瘦小的老太太開門，問我找誰，我說我是趙濟年的兒子，特來求教。她先把我讓進客廳，沏上茶。她丈夫吳文藻打個招呼就出門了。謝冰心滿臉褶皺，但眼睛异常明亮。我坐定，取出詩稿，包括處女作《因爲我們還年輕》。此後她還專門寫了首和詩《我們還年輕》，副標題是"給一位年輕朋友"。或許由于詩歌與青春，她對我，一個"密探" 的兒子毫無戒心。也正由于此，與父親相反，多年後我把她捲進一個巨大的漩渦中。環環相扣，誰又能說清這世上的因果鏈條呢？
父親，你在天有靈，一定會體諒我這樣做。那天夜裏我們達成了默契，那就是說出真相，不管這真相是否會傷害我們自己。
九
父親說："人生就是個接送。"
1969年無疑是轉變之年。那年開春，我被分到北京六建公司當工人，接著弟弟去了中蒙邊界的建設兵團，母親去了河南信陽幹校，秋天妹妹由母親的同事帶到幹校，父親留守到最後，年底去了湖北沙洋的幹校。不到一年工夫，人去樓空，全家五口分五個地方，寫信都用複寫紙，一式四份。
"頭天晚上我們全家五個人，到新街口牛奶店要了牛奶和點心，算是給他送行。第二天，他離開家，我們都送到大門口。我還想再看他一眼，知道他在崇元觀上車，便在他走後不久，搭無軌電車趕到那裏，我看見他在等車，沒跟他打招呼，只是在遠處看他上車後才回家，我的眼眶濕潤了。"（摘自父親的筆記）
我在河北蔚縣工地開山放炮，在山洞建發電廠。那年夏天收到父親"珊珊病速歸"的電報，我請了假，從老鄉家買來新鮮鶏蛋，搭工地運貨的卡車趕回北京。珊珊連發高燒，診斷爲風濕性關節炎，我一到家燒就退了。
那一周像是偷來的。北京城空蕩蕩的，北海公園更是游人稀少。我們劃了船，照了相，在漪瀾堂吃午飯。父親喝了瓶啤酒，微醺地對女服務員說，這是我兒子女兒，你看我多福氣。
每年12天法定探親假讓我沉悶的生活有了奔頭。第二年我獨自從河南去湖北，那時父親從幹校下放到農村，住在老鄉家。
"我匆忙趕回住處，遠遠看見振開蹲在池塘邊給我洗衣服。第二天，我和振開在一家小飯館吃飯，我獨自把振開帶來的三個肉罐頭全都吃光了。振開看我這樣狼吞虎咽，覺得我可憐，他雖然沒說什麽，但我看得出來。"（摘自父親的筆記）
1971年深秋，父親獨自回京。那天晚上，我備了幾道小菜，爺倆邊喝邊聊。我提到"九一三事件"，越說越激動，父親隨聲附和。我們都醉了，隔著書桌昏睡過去。第二天早上，我醒來，發現父親呆望天花板，很久才開口，再三叮囑我不要出門亂說，免招殺身之禍。由于酒精的作用，父子第一次結成政治同謀。
1972年春節，全家在北京團聚。我把《你好，百花山》一詩的初稿拿給父親看。沒想到他責令我馬上燒掉，其中一句"綠色的陽光在縫隙裏流竄"把他嚇壞了。我看見他眼中的恐怖，只好照辦。决心再也不把自己的作品給他看。
十
1972年，父母先後從外地回到北京，母親隨父親一起調到沙河的幹校，在醫務室工作，珊珊留在湖北，在襄樊地區某軍工廠當技術員。
父親那年五十整，年富力强，每天都幹農活兒。周末父母回家休假，弟弟在北京泡病號，空蕩蕩的家頓時顯得擁擠了。我的朋友三教九流，穿梭如織，讓父親眼花繚亂，尤其像彭剛、薑世偉（芒克）這樣的"先鋒派"，就跟外星人差不多。除了史康成和劉羽等個別人例外，幾乎全吃過閉門羹。一提到父親，他們都條件反射般伸舌頭。
彭剛爲我臨了列維坦的油畫《湖》，釘在我床鋪上方。彭剛的列維坦與19世紀俄羅斯畫風無關，基調變成赭灰色，是典型的表現主義作品，跟他眼神一樣處于半瘋癲狀態。
家裏地方小，父親像籠中獅子踱步，每次經過那畫都斜掃一眼，甚至能感到他由于恐懼與憤怒所致的內心的顫栗，看來彭剛的列維坦深深傷害了他——現代派風格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一天晚上，父親終于爆發了，他咆哮著命令我把畫摘下，我不肯，他一把從墻上扯下來，撕成兩半。旁邊正好挂著我叔叔趙延年爲父親作的墨綫肖像畫，禮尚往來，我狠狠摔到地上，鏡框碎裂。
每次爭吵，往往以同樣的方式告終——他打開大門叫喊："這不是你的家，給我滾出去！"如果泡病號回不了工地，我就到史康成或劉羽家打地鋪，最後由母親出面調停，把我勸回家。
1975年夏和父親大吵後，一怒之下我和劉羽上了五臺山。十天后回家，珊珊從湖北回北京出差。我們兄妹倆感情最深，不願讓她爲家庭糾紛煩惱，我儘量瞞著。可在她逗留期間，我和父親再次衝突。待平息下來，夜已深，我和珊珊在厨房，相對無言。她沮喪地靠著墻，我依在水池上，水龍頭滴滴答答淌著水。
"人生就是個接送"，總有最後一次。那次爲珊珊送行，由于無軌電車太擠太慢，趕到北京站只剩十分鐘了。我們沖向站臺，好歹把行李塞進貨架，車厢哐當搖晃，緩緩移動。隔車窗招手，幾乎沒顧上說句話。誰想到竟成永別。
1976年7月27日晚，我在傳達室接到長途電話，得知珊珊因游泳救人失踪的消息，連夜騎車去電報大樓，打長途電話通知在遠郊的父親和弟弟。第二天淩晨山搖地動，唐山地震。父親和弟弟中午趕回家，人們都聚在院子裏，母親已處于半昏迷狀態。
我和父親决定立即動身去襄樊，先上樓取隨身衣物。我緊跟在父親後面，磕磕絆絆，幾乎連滾帶爬上四樓。他老泪縱橫，喃喃自語，我衝動地摟住他一起痛哭，幷保證今後再也不跟他吵架了。
去襄樊是地獄之旅，不堪回首。
兩年後，母親因長期抑鬱患心因性精神病，由我們輪流照看。"一個做母親的，從痛失女兒到精神瀕臨崩潰，再到戰勝病魔，那得多麽堅强、需要多大毅力啊。濟年總勸我女兒是爲救人而犧牲的，那是以一命救一命。爲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要頑强地活下去。"（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
十一
1979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重新開張，父親從民進調回去，主管國內業務部。他整天飛來飛去，開會調研，忙得不亦樂乎。1980年秋，我結婚搬了出去，與父親關係有了明顯改善。平時各忙各的，周末或逢年過節全家聚聚，吃飯打麻將東拉西扯。80年代是"連接兩個夜晚的白色走廊"，雖說陰影重重險象環生，但人們似乎充滿希望，直到進入一個更讓人迷失的夜晚。
1989年春我離開中國。兩年多後，父母帶田田去丹麥看我。母親的腿摔壞了，走路不便，我和父親輪流推輪椅。父親1990年退休，明顯見老了，身材抽縮，滿口假牙。大概互相看不慣，我跟父親還會鬧彆扭，但很少爭吵，相當于"冷戰"。有時出門散步，我故意推著母親疾走，把他遠遠甩在後面，回頭看他弱不禁風的身影，又心生憐憫，放慢速度。
父親在國外鬧了不少笑話，成爲親友的趣談。巴黎，一個星期天早上，父親獨自出門攝像。一個白人小夥子很熱情，比劃著要爲他拍攝，攝像機一到手撒腿就跑。父親緊追不捨，行人們跟著圍追堵截，那賊慌了神，一頭扎進自己家中。有人報警，警察隨即趕到，人贓俱在。最有意思的是，父親跟著去警察局作證，一個法文詞兒都不會，居然完成筆錄。原來那台攝像機一直沒關上，錄下全部過程，包括晃動的大地和賊的喘息。那年父親73歲。待我搬到加州定居，父母去住過兩次。美國鄉下生活實在太無聊，我又忙，只能偶爾陪他們出門散心。
自80年代起，我和父親的地位顛倒過來——他對我幾乎言聽計從，至少口是心非。我們從未真正平等過，有時我多想跟他成爲朋友，說說心裏話什麽的，但發現這不可能。
其實，幾乎每個中國男人心中都有個小暴君，且角色複雜：在社會上基本是衙役順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闊臉就變"，對手下對百姓心狠手毒，這在歷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顯，關鍵是轉換自如，無須過渡；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無平等可言。
直到我成爲父親，才意識到這暴君意識來自血液來自文化深處，根深蒂固，離經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難逃。回望父親的人生道路，我辨認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趨，交錯重合——這一發現讓我震驚。
1999年年底，盛傳世界末日來臨。我開車從舊金山回家，夜深，月亮又大又圓，金燦燦，果然有末日迹象。父親在後座自言自語："我怎麽活了這麽大歲數，人生總有個頭吧？"
十二
2001年12月2日晚，我搭乘美國聯航班機從舊金山抵達北京，享受特殊待遇——專人迎候，專車運送。
病榻中的父親一見我孩子般大哭，我坐床頭緊握他的手，不知如何安慰才好。急中生智，我取出爲他買的新款數碼相機，終于讓技術至上主義者平靜下來。但他左手已不聽使喚，根本玩不轉。
每天訪親會友，晚上回家，我在床頭陪他一會兒，把紅酒倒進玻璃杯，讓他用吸管嘬幾口，享受這人世間的那點兒醉意。他摘掉假牙後兩腮深陷，目光茫然。他告訴我，他問醫生火化疼不疼？他試圖用幽默的方式面對死亡。
父親離世前我獲准回去三次，每次一個月。由于强烈的生存意識，他過了一關又一關，最後半年他全面崩潰，只能靠藥物維持。第二次腦血栓廢掉了語言能力，對他這樣話多的人是最大磨難。他表達不出來，就用指頭在我手上寫，幷咿咿呀呀發出怪聲。我每天早上做好小菜，用保溫箱帶到304醫院，一勺勺喂他。我多想跟他說說話，但這會讓他情緒激動，因無法表達而更痛苦。每回看到那無助的眼神和僵硬的舌頭，我心如刀割。
2003年1月11日，星期六，我像往常那樣，上午十點左右來到304醫院病房。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國了。中午時分，我喂完飯，用電動剃鬚刀幫他把臉刮淨。我們都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他舌頭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幾個清晰的字："我愛你。"我衝動地摟住他："爸爸，我也愛你。"記憶所及，這是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這樣說話。
第二天早上，我本想在去機場的路上再見他一面，但時間來不及了。坐進機艙，擴音器播放空中小姐軟綿綿的聲音，馬上就要起飛了。我向北京城，向父親所在的方向，默默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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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召喚我成爲兒子，我追隨你成爲父親——《給父親》
文/北島
一
九歲那年春天，父親帶我去北海公園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帶解凍的寒意。沿湖邊徐行，離公園後門兩三百米處，父親放慢脚步，環顧游人，突然對我說；"這裏所有的人，一百年後都不在了，包括我們。"我楞住，抬頭看父親，他鏡片閃光，隱隱露出一絲嘲笑。我雖自幼起常思考死亡，還是無比震驚，很久都沒緩過勁兒來。
對父親最早的記憶來自一張老照片：背景是天壇祈年殿，父親開懷笑著，雙臂交迭，探身伏在漢白玉欄杆上。照片沿漢白玉欄杆剪裁，由于欄杆不感光，乍一看，還以爲衣袖從照片內框滑出來。這張照片攝于我出生以前。我喜歡這張照片，是因爲從未見父親這樣笑過，充滿青春的自信。我願意相信這是關于他的記憶的起點。
"1949年10月，我們給兒子取了小名'慶慶'。有了第一個兒子，我們倆都很忙。美利給兒子做小衣服，經常給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每天還喂幾次奶糕。我經常抱他在屋裏走來走去，拍他入睡，還變換各種角度給他照相。小家庭有了這個小寶貝，一切都有了生氣。"（摘自父親的筆記）
出生後不久，我們家從多福巷搬到府前街，離天安門城樓很近。每逢國慶，父親抱著我，和鄰居們擠在小院門口，觀看閱兵式和游行隊伍。最壯觀的還是放禮花。次日晨，在小院裏撿起未燃的禮花籽，排成長串兒，像點燃導火索，火花五顔六色，轉瞬即逝。
有軌電車叮叮噹當駛過長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親喜歡帶我坐電車，到了西單終點站再返回來。非高峰時間，車很空，扶手吊環在空中搖蕩。我喜歡站在司機身後，看他如何擺弄鍍鎳操縱杆。我和父親管它叫"叮噹車"。
過了長安街就是中山公園。父親在草地鋪上床單，讓我曬太陽。那兒幾乎每周末都放露天電影。讓我困惑的是：一放電影，宮墻綠瓦就消失了（被銀幕遮蔽），在我看來，電影和宮殿都是真實的。印象最深的是蘇聯動畫片《一朵小紅花》，具體情節都忘了，只記得女主角是個小姑娘，爲尋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紅花與怪獸（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結尾處，她一路呼喊"凱哥哥——"异常凄厲，一直深入我夢中。某周日晚，中山公園重放《一朵小紅花》。那天中午，我過度興奮，怎麽也不肯午睡，被父親關到門外。我光著脚哭喊，用力拍門，待母親抱我進去，我已睡著了。醒來時夜色朦朧，我們錯過了那電影。
二
"慶慶很不願意上托兒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總是特別高興，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難了。有個星期一早上，怎麽勸說也沒用，我們急著上班，只好騙他說去動物園。快到時他看出是受騙，便大聲哭叫，我緊緊抱住他，怕他跳車。到了托兒所門口，他在地上打滾，我只好硬把他抱進托兒所。他看見阿姨才安靜下來，含著眼泪說了聲'爸爸，再見！'"（摘自父親的筆記）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兒所流行的傳染病無一幸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來昏天黑地，徹夜不眠，父母輪流抱我。一位醫生說，只有氯黴素才有效。這藥是進口的，非常貴，父親用積攢的最後一兩黃金買下十幾顆。遵醫囑，每顆去掉膠囊，分成兩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藥面特別苦，一喝就吐。父親對我說，這藥特別貴，你要再吐，父母就沒錢再買了，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點點頭，咬牙流泪把藥咽下去。
我長大後，父母反復講這故事，好像那是什麽英雄業績。其實這類傳說是每個家庭傳統的一部分，具有强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後還有祖先們的意志——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立功立德立言。
"慶慶出麻疹，住在托兒所隔離室。我們去只能隔著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興，比劃著手勢跟我們交談。後來聽托兒所阿姨說，那天我們走後，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摘自父親的筆記）
弟弟剛好相反，他無比熱愛托兒所。每星期六父親接他，他扭頭不屑地說："我不去你們家。"
我年幼時父親很有耐心，總陪我玩，給我講故事。他在一個小本子的每頁紙上畫個小人，每個動作略有變化，連續翻小本子，那小人就會動起來，好像動畫片。弟弟妹妹逐漸取代了我，我有點兒失落有點兒吃醋，同時也有點兒驕傲——我長大了。
從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獨門獨戶。平時父母早出晚歸，在錢阿姨監督下，我們按時睡覺起床做功課，只有星期天例外。媽媽起得早，幫錢阿姨準備早飯，我們仨賴在父母床上，跟父親玩耍。有一陣，我們迷上語言游戲，比如按各自顔色偏好，管父親叫"紅爸爸""藍爸爸"和"綠爸爸"，再隨意互換，笑成一團。
三
父親確有不同的顔色。
與父親最早的衝突在我七歲左右，那時我們住保險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單元，每家各兩間，共用厨房厠所。夏天，俞叔叔被劃成右派，跳樓自殺。他的遺孀獨自帶兩個男孩，凄凄慘慘戚戚，也給我們的生活蒙上陰影。
在我記憶中，父母從那時開始吵架，幾乎與俞彪文事件同步，儘管二者幷無必然聯繫。而我堅定地站在母親一邊——她是弱者。父親發起脾氣喪心病狂，形同暴君。說來都是鶏毛蒜皮小事兒，也幷非都是父親的錯。比如他喜歡買書，有一次買來一部城磚般的《俄漢大詞典》，要說他正學俄文，本無可厚非，但我還是站在母親一邊，立場選擇往往是非理性的。
母親也會被激怒。有一次，父親把著臥室門叫喊，母親抄起花瓶扔過去，他閃身躲過，花瓶粉碎。作爲惟一的目擊者，我嚇得渾身發抖，但還是沖到父母中間，瞪著父親，充滿了敵意。這是他萬萬沒料到的，揚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親生病似乎總是和吵架連在一起。每當她臥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餅店買一塊奶油蛋捲，好像仙丹妙藥。走在半路，我打開紙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却從未動過一指頭。
一天晚上，父親認定我偷吃了五屜櫃裏的點心。我雖以前偷吃過，但那回純屬冤枉。我死不認賬，被罰跪幷挨了幾巴掌。最讓我傷心的是，母親居然站在父親一邊，儘管她暗中護著我，攔住鶏毛撣子的暴打。
紅爸爸藍爸爸綠爸爸，突然變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父母吵架越來越頻繁。我像受傷的小動物，神經綳緊，感官敏銳，隨時等待灾難的降臨。而我的預感幾乎每次都應驗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無力，不能保護母親。
父親的權力從家裏向外延伸。某日，我上床準備睡覺，發現父親表情陰鬱，抽著烟在屋裏踱步。他忽然沖出去，敲響隔壁鄭方龍叔叔的門，他嗓門越來越高，還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頭，爲他感到羞愧。他半夜回來，跟母親在臥室竊竊私語。我被噩夢魘住。在樓道碰見鄭叔叔，他縮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諦。我從父母的隻言片語拼凑出意義：鄭叔叔犯了嚴重錯誤，父親代表組織找他談話。多年後父親告訴我，若調令早幾個月，他肯定犯錯誤在先，正好與鄭叔叔對換角色。
"振開貪玩，學習成績平平，但語文寫作經常得到老師的稱贊。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測驗，我看他的成績册，數學是4.5分。我問振開，他說：'5分是滿分，我差一點，所以給4.5分。'他這麽解釋，似乎有些道理，但我還是不大相信。我去學校問了老師，才知道振開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間加了一個點，便成了4.5分。爲這事，我批評了他，他也認了錯。"（摘自父親的筆記）
父親的記憶肯定有誤。我怎麽可能輕易逃過那一劫？
四
從1960年夏天起，父親從民主促進會借調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在教務處工作。那是中共統戰的一部分，所有學員都來自各民主黨派上層。
社會主義學院位于紫竹院北側，由六層白色建築群組成。每逢周末，我帶弟弟妹妹去玩，乘無軌電車在紫竹院下車，再沿白石橋向北走五六百米。那是一片荒郊野外，蛙噪蟲鳴。
父親在他住處旁臨時借了個房間給我們。我們跟著沾統戰的光，那裏伙食好，周末放電影，設備先進，比如有專用乒乓球室。父親是國家三級乒乓球裁判（最低一級），主裁的都是業餘比賽，却保持一貫的專業精神：他一字一頓報分數"三比二，換發球"，幷交叉雙臂宣布交換場地。
父親很忙，往往在餐廳吃飯時才出現。我喜歡獨自閑逛，常常迷失在樓群的迷宮中。跟開電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幫他開電梯。他是轉業軍人，更讓我充滿敬意，總是纏著問他用過什麽槍。後聽說他在"文革"中自殺了。
有一天，父親神秘地告訴我，有個學員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損失達十萬元。那可是天文數字。父親又補了一句："沒什麽，他當天坐飛機回上海，又置辦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國有名的'紅色小開'……"他低聲說出那名字，好像是國家機密。
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一起唱《我們是共産主義接班人》，唱到結尾處，他倆總是故意走調，把我氣瘋了——這可是立場問題，更何况是在這樣的地方。我向父親告狀，他摸摸我的頭說："他們比你小，你該耐心點兒。"
"在那艱難的歲月裏，我們想盡辦法讓孩子吃得好些，怕營養不良影響他們的發育成長。學院在校內撥出一塊空地，分給職工們作自留地。我把給我的三分地種了綠豆和白薯，平時沒時間管，到秋天倒收穫不少。我和振開一起把綠豆、白薯裝進麻袋運回家裏，總算添了些口糧。"（摘自父親的筆記）
那是我頭一次幹體力活兒。頂著毒日頭，用鐵鍁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裝進麻袋。父親蹬平板三輪車，我坐在麻袋上，爲勞動的收穫驕傲，更爲與父親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陽臺過冬的白薯變質了，我坐在小板凳上啃爛白薯。父親剛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電唱機。收音機反復播放《春節序曲》，和爛白薯的味道一起潜入記憶深處。
五
1974年夏天，父親買來中華書局剛出的繁體字版《清史稿》，共48卷，書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邊地上。我發現他總在翻看同一卷，原來其中有我們祖上的記載。據家譜記載，趙家可上溯到安徽徽州一帶，後遷至浙江湖州。祖宅坐落在湖州衣裳街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趙炳言官至湖南巡撫、刑部右侍郎。三子趙景賢早年師從俞樾的父親俞鴻漸，鄉試與俞樾同榜考中舉人。按俞樾的說法，"自幼倜儻，雖翩翩公子，而有俠丈夫風，呼盧縱飲，意氣浩然"。後捐巨款買官封爲知府，幷未上任。
太平軍興起，趙景賢在湖州組織民團操練，幷用青銅包住西城門。1860年2月，李秀成大軍逼近湖州。趙景賢固守湖州兩年多，最終彈盡糧絕，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據《清史稿》記載："景賢冠帶見賊，曰：'速殺我，勿傷百姓。'賊首譚紹洸曰：'亦不殺汝。'拔刀自刎，爲所奪，執至蘇州，誘脅百端，皆不屈。羈之逾半載，李秀成必欲降之，致書相勸……秀成赴江北，戒紹洸勿殺。景賢計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飲酒。二年三月，紹洸聞太倉敗賊言景賢通官軍，將襲蘇州，召詰之，景賢謾駡，爲槍擊而殞。"
湖州城破，趙家死的死逃的逃。長子趙深彥在湖南聞此噩耗，立即飲毒酒自殺，年僅12歲。咸豐皇帝得悉趙景賢死訊，下詔稱其"勁節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規格予以撫恤，在湖州專立祠堂，幷關照國史館立傳。多年後，俞樾成了一代經學大師。一天，他正在蘇州曲園家中沉坐，有人求見，來者正是趙景賢的孫子趙鋐。他拿來祖父遺墨，包括湖州告急時讓人帶出的密信。俞樾展讀趙景賢的幾首五言律詩，長嘆不已，其中有李鴻章在奏摺中引用的名句："亂刃交揮處，危冠獨坐時。"
次子趙濱彥，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職而被封官，深得湖廣總督張之洞信任，主管廣東製造局；後張之洞調任兩江總督，他任上海製造局督辦及兩淮鹽運使和廣東按察使等職。由于國事紛亂與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辭職，在蘇州定居。數月後，武昌起義爆發了，在這場推翻大清帝國的革命的功臣中，有我的外公孫海霞。趙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脉橫生。俗話說，富不過三代，到我爺爺趙之騮那輩就敗落了，靠典賣字畫古董度日。輪到我父親，快到喝西北風的地步了。他四五歲時母親病故，12歲那年父親辭世，由舅舅收養。他不得不中輟學業，從15歲起靠抄寫文書糊口，還要撫養弟妹。父親寫得一筆好字。據在他手下工作過的徐福林先生回憶，當初進保險公司，父親見他字寫得差，讓他反復抄寫元代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的碑帖練字。
趕上兵荒馬亂，父親被卷在逃難的人流中，走遍大半個南方。在桂林時，有一天日本飛機俯衝掃射，他背靠樹幹，慌張中撑起雨傘擋子彈。那年頭命不值錢，周圍的人一個個倒下，他却奇迹般活下來。邊打工邊自學，他終于考進重慶中央信托局。1946年初，在調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與母親在重慶珊瑚壩機場邂逅。
北京解放前夕，父親利用職權，協助地下党的堂哥收集全城糧食儲備等情報。一天晚上，國民黨憲兵挨家挨戶搜查，由于頂撞憲兵隊長，他被抓去關了一夜。那時母親已懷上我。後來說起，他在昏暗的牢裏徹夜未眠，默默盼著一個孩子和新中國的誕生。
六
父親算得上半個文化人，是魯迅、茅盾、張恨水、艾蕪和茹志鵑的"粉絲"，可見讀書之雜；他訂閱各種雜志，從《紅旗》《收穫》《人民文學》到《電影藝術》《俄語學習》《曲藝》和《無綫電》，可見愛好之廣。
而他骨子裏却是個技術至上主義者。困難時期，他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四種變速電唱機，把《藍色的多瑙河》帶進我們陰鬱的生活。"文革"中他曾捲入派系鬥爭，後急流勇退，熱衷于組裝半導體收音機。
他買回一大堆電子零件，借助參考書，把紅紅綠綠的電綫焊在接綫板上。焊前先把電烙鐵戳在松香上，吱吱冒出濃烟。我半夜醒來，燈總是亮著，他歪斜的影子投在墻上。經過反復拆裝組合，噪音終于變成樣板戲的過門，全家都跟著松了口氣。
父親用三合板做成木匣，裝上小喇叭，再把鼠肚鶏腸般的綫路塞好，合上後蓋。他把第一個半成品給我。我當時住校，在去學校路上，書包裏的半導體正播放《紅色娘子軍》。由于焊接或天綫角度問題，時斷時續，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到學校沒來得及顯擺，已經散了架。
1975年夏天，我們家買來紅燈牌9吋黑白電視，這是全樓（除民進秘書長葛志成家外）的第一台，引起小小的轟動。每天晚飯後，鄰居們自帶小板凳涌進我家，歡聲笑語。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書。關鍵時刻出現信號干擾，父親連忙救場，轉動天綫，待畫面恢復正常，得，敵人已被擊斃。
爲照顧後排觀衆，又在電視前加上放大器，畫面難免變形。好在那年頭人不挑剔，有聲有影足矣。一個物質匱乏時代的好處是，欲望不多不少，就像自己的衣服那麽貼身。
父親的技術熱情尋找新的方向。從借來的轉盤式錄音機起步，在連夜排隊購得的單聲道答錄機歇脚，繼而向四個喇叭以至分箱式立體聲挺進—音響革命讓我們進入半聾的狀態。與此同時，父親又分出少許精力給彩電和攝像機，而電腦問世，才真的把他的魂兒攝走。他單指敲鍵，却及時地更新換代，一直走在消費者的最前列。他在晚年趕上新時代的末班車，還是有一種遺憾，他甚至對我說，如果再年輕20歲，他一定改行搞電腦。顯然他高估了自己，那可不是用電烙鐵就能焊接的世界。
七
解放後，父親先在人民銀行總行工作，1952年參與籌建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成了新中國保險業的創始人之一。1957年夏秋之交，他調到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後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那完全是虛職。民進真正的靈魂人物是黨支部書記。他剛上任時的書記叫王蘇生，待人誠懇熱情，書生氣十足，時常來家坐坐，談天說地。50年代末，王蘇生因"右傾"被降級調到哈爾濱，"文革"中自殺了。
他的繼任徐世信是個典型的笑面虎。不過得承認，他乒乓球打得真棒，抽殺凶猛，無人能抵擋其淩厲的攻勢。他級別不高，但實際上掌控這小小的王國，每個人對他都敬而遠之，謹言慎行。暑假徐世信約我們幾個孩子乒乓球比賽。他把殘兵敗將帶到會議室，說是隨便聊聊，但很快就發現他另有所圖—設法套出父親們在家的言行。我們年紀尚小，却深知其中厲害，裝傻充楞。我對父親不滿，還是抱怨了幾句，比如教育方式粗暴，回家盡看閑書。他馬上問是哪類閑書，我說電影雜志什麽的，讓他失望了。徐世信最後總結說，你們的父輩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爲幫助他們進行思想改造，需要你們的配合。他再三叮囑，這次會面一定要保密。今後發現有什麽問題，及時跟他聯繫。
會後徐世信把我單獨留下，說派出所來人調查，問起一支鋼筆手槍的下落。我這才想起，大約兩三個月前，爲嚇唬弟弟，我聲稱我的鋼筆是無聲手槍，隨手一揮，在弟弟床頭墻上留下彈洞（那兒本來就坑坑疤疤）。真把弟弟唬住了，我自是十分得意。沒想到這惡作劇鬧大了，說到派出所什麽的多半是騙人，但看來徐世信掌握各種信息渠道。他最後摸摸我的頭說，我相信你說的都是實情，又加上一句，你今天表現很好。我回家後做賊似的，不敢與父親對視。他問起時，我只提到跟徐世信打過乒乓球，輸了。
八
1999年秋天，父母來美國探親，我常開車陪他們出游。一天回家路上，父親無意間說起一件事，讓我大吃一驚。當時父母坐在後座，我正開車，試圖從後視鏡看到他的表情。晚飯後，母親先去睡了，我和父親隔著餐桌對坐，我提起路上的話茬，他似乎也在等這一刻，于是和盤托出。
謝冰心在民進中央挂名當宣傳部長，凡事不聞不問，父親身爲副部長，定期向她彙報工作。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却另有特殊使命，那就是"監視"謝冰心，設法套出心裏話。父親每隔兩三周登門拜訪，電話先約好，一般都在下午，飲茶清談。回家後給組織寫報告，記錄談話內容。
我好奇的是，作爲"臥底"，他能得到什麽重要情報呢？父親搖搖頭說，謝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麽單純，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爲營，滴水不漏。只有一次，她對父親說了大實話："我們這些人，一趕上風吹草動，就像蝸牛那樣先把觸角伸出來。"看來她知道父親的特殊身份，試圖通過他向組織帶話—別費這份兒心思了。
那是深秋之夜，夜凉如水，後院傳來陣陣蟲鳴，冰箱嗡嗡響。我勸父親把這一切寫出來，對自己也對歷史有個交代—這絕非個案，而是制度性的普遍現象。他點點頭，顯然有所顧慮，說再想想。這事就此擱置，再未提起。
70年代初我開始寫詩。父親從湖北幹校回京休假，說起謝冰心留在北京，仍住民族學院宿舍。父親回幹校後，我獨自登門拜訪。一個瘦小的老太太開門，問我找誰，我說我是趙濟年的兒子，特來求教。她先把我讓進客廳，沏上茶。她丈夫吳文藻打個招呼就出門了。謝冰心滿臉褶皺，但眼睛异常明亮。我坐定，取出詩稿，包括處女作《因爲我們還年輕》。此後她還專門寫了首和詩《我們還年輕》，副標題是"給一位年輕朋友"。或許由于詩歌與青春，她對我，一個"密探" 的兒子毫無戒心。也正由于此，與父親相反，多年後我把她捲進一個巨大的漩渦中。環環相扣，誰又能說清這世上的因果鏈條呢？
父親，你在天有靈，一定會體諒我這樣做。那天夜裏我們達成了默契，那就是說出真相，不管這真相是否會傷害我們自己。
九
父親說："人生就是個接送。"
1969年無疑是轉變之年。那年開春，我被分到北京六建公司當工人，接著弟弟去了中蒙邊界的建設兵團，母親去了河南信陽幹校，秋天妹妹由母親的同事帶到幹校，父親留守到最後，年底去了湖北沙洋的幹校。不到一年工夫，人去樓空，全家五口分五個地方，寫信都用複寫紙，一式四份。
"頭天晚上我們全家五個人，到新街口牛奶店要了牛奶和點心，算是給他送行。第二天，他離開家，我們都送到大門口。我還想再看他一眼，知道他在崇元觀上車，便在他走後不久，搭無軌電車趕到那裏，我看見他在等車，沒跟他打招呼，只是在遠處看他上車後才回家，我的眼眶濕潤了。"（摘自父親的筆記）
我在河北蔚縣工地開山放炮，在山洞建發電廠。那年夏天收到父親"珊珊病速歸"的電報，我請了假，從老鄉家買來新鮮鶏蛋，搭工地運貨的卡車趕回北京。珊珊連發高燒，診斷爲風濕性關節炎，我一到家燒就退了。
那一周像是偷來的。北京城空蕩蕩的，北海公園更是游人稀少。我們劃了船，照了相，在漪瀾堂吃午飯。父親喝了瓶啤酒，微醺地對女服務員說，這是我兒子女兒，你看我多福氣。
每年12天法定探親假讓我沉悶的生活有了奔頭。第二年我獨自從河南去湖北，那時父親從幹校下放到農村，住在老鄉家。
"我匆忙趕回住處，遠遠看見振開蹲在池塘邊給我洗衣服。第二天，我和振開在一家小飯館吃飯，我獨自把振開帶來的三個肉罐頭全都吃光了。振開看我這樣狼吞虎咽，覺得我可憐，他雖然沒說什麽，但我看得出來。"（摘自父親的筆記）
1971年深秋，父親獨自回京。那天晚上，我備了幾道小菜，爺倆邊喝邊聊。我提到"九一三事件"，越說越激動，父親隨聲附和。我們都醉了，隔著書桌昏睡過去。第二天早上，我醒來，發現父親呆望天花板，很久才開口，再三叮囑我不要出門亂說，免招殺身之禍。由于酒精的作用，父子第一次結成政治同謀。
1972年春節，全家在北京團聚。我把《你好，百花山》一詩的初稿拿給父親看。沒想到他責令我馬上燒掉，其中一句"綠色的陽光在縫隙裏流竄"把他嚇壞了。我看見他眼中的恐怖，只好照辦。决心再也不把自己的作品給他看。
十
1972年，父母先後從外地回到北京，母親隨父親一起調到沙河的幹校，在醫務室工作，珊珊留在湖北，在襄樊地區某軍工廠當技術員。
父親那年五十整，年富力强，每天都幹農活兒。周末父母回家休假，弟弟在北京泡病號，空蕩蕩的家頓時顯得擁擠了。我的朋友三教九流，穿梭如織，讓父親眼花繚亂，尤其像彭剛、薑世偉（芒克）這樣的"先鋒派"，就跟外星人差不多。除了史康成和劉羽等個別人例外，幾乎全吃過閉門羹。一提到父親，他們都條件反射般伸舌頭。
彭剛爲我臨了列維坦的油畫《湖》，釘在我床鋪上方。彭剛的列維坦與19世紀俄羅斯畫風無關，基調變成赭灰色，是典型的表現主義作品，跟他眼神一樣處于半瘋癲狀態。
家裏地方小，父親像籠中獅子踱步，每次經過那畫都斜掃一眼，甚至能感到他由于恐懼與憤怒所致的內心的顫栗，看來彭剛的列維坦深深傷害了他——現代派風格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一天晚上，父親終于爆發了，他咆哮著命令我把畫摘下，我不肯，他一把從墻上扯下來，撕成兩半。旁邊正好挂著我叔叔趙延年爲父親作的墨綫肖像畫，禮尚往來，我狠狠摔到地上，鏡框碎裂。
每次爭吵，往往以同樣的方式告終——他打開大門叫喊："這不是你的家，給我滾出去！"如果泡病號回不了工地，我就到史康成或劉羽家打地鋪，最後由母親出面調停，把我勸回家。
1975年夏和父親大吵後，一怒之下我和劉羽上了五臺山。十天后回家，珊珊從湖北回北京出差。我們兄妹倆感情最深，不願讓她爲家庭糾紛煩惱，我儘量瞞著。可在她逗留期間，我和父親再次衝突。待平息下來，夜已深，我和珊珊在厨房，相對無言。她沮喪地靠著墻，我依在水池上，水龍頭滴滴答答淌著水。
"人生就是個接送"，總有最後一次。那次爲珊珊送行，由于無軌電車太擠太慢，趕到北京站只剩十分鐘了。我們沖向站臺，好歹把行李塞進貨架，車厢哐當搖晃，緩緩移動。隔車窗招手，幾乎沒顧上說句話。誰想到竟成永別。
1976年7月27日晚，我在傳達室接到長途電話，得知珊珊因游泳救人失踪的消息，連夜騎車去電報大樓，打長途電話通知在遠郊的父親和弟弟。第二天淩晨山搖地動，唐山地震。父親和弟弟中午趕回家，人們都聚在院子裏，母親已處于半昏迷狀態。
我和父親决定立即動身去襄樊，先上樓取隨身衣物。我緊跟在父親後面，磕磕絆絆，幾乎連滾帶爬上四樓。他老泪縱橫，喃喃自語，我衝動地摟住他一起痛哭，幷保證今後再也不跟他吵架了。
去襄樊是地獄之旅，不堪回首。
兩年後，母親因長期抑鬱患心因性精神病，由我們輪流照看。"一個做母親的，從痛失女兒到精神瀕臨崩潰，再到戰勝病魔，那得多麽堅强、需要多大毅力啊。濟年總勸我女兒是爲救人而犧牲的，那是以一命救一命。爲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要頑强地活下去。"（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
十一
1979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重新開張，父親從民進調回去，主管國內業務部。他整天飛來飛去，開會調研，忙得不亦樂乎。1980年秋，我結婚搬了出去，與父親關係有了明顯改善。平時各忙各的，周末或逢年過節全家聚聚，吃飯打麻將東拉西扯。80年代是"連接兩個夜晚的白色走廊"，雖說陰影重重險象環生，但人們似乎充滿希望，直到進入一個更讓人迷失的夜晚。
1989年春我離開中國。兩年多後，父母帶田田去丹麥看我。母親的腿摔壞了，走路不便，我和父親輪流推輪椅。父親1990年退休，明顯見老了，身材抽縮，滿口假牙。大概互相看不慣，我跟父親還會鬧彆扭，但很少爭吵，相當于"冷戰"。有時出門散步，我故意推著母親疾走，把他遠遠甩在後面，回頭看他弱不禁風的身影，又心生憐憫，放慢速度。
父親在國外鬧了不少笑話，成爲親友的趣談。巴黎，一個星期天早上，父親獨自出門攝像。一個白人小夥子很熱情，比劃著要爲他拍攝，攝像機一到手撒腿就跑。父親緊追不捨，行人們跟著圍追堵截，那賊慌了神，一頭扎進自己家中。有人報警，警察隨即趕到，人贓俱在。最有意思的是，父親跟著去警察局作證，一個法文詞兒都不會，居然完成筆錄。原來那台攝像機一直沒關上，錄下全部過程，包括晃動的大地和賊的喘息。那年父親73歲。待我搬到加州定居，父母去住過兩次。美國鄉下生活實在太無聊，我又忙，只能偶爾陪他們出門散心。
自80年代起，我和父親的地位顛倒過來——他對我幾乎言聽計從，至少口是心非。我們從未真正平等過，有時我多想跟他成爲朋友，說說心裏話什麽的，但發現這不可能。
其實，幾乎每個中國男人心中都有個小暴君，且角色複雜：在社會上基本是衙役順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闊臉就變"，對手下對百姓心狠手毒，這在歷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顯，關鍵是轉換自如，無須過渡；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無平等可言。
直到我成爲父親，才意識到這暴君意識來自血液來自文化深處，根深蒂固，離經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難逃。回望父親的人生道路，我辨認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趨，交錯重合——這一發現讓我震驚。
1999年年底，盛傳世界末日來臨。我開車從舊金山回家，夜深，月亮又大又圓，金燦燦，果然有末日迹象。父親在後座自言自語："我怎麽活了這麽大歲數，人生總有個頭吧？"
十二
2001年12月2日晚，我搭乘美國聯航班機從舊金山抵達北京，享受特殊待遇——專人迎候，專車運送。
病榻中的父親一見我孩子般大哭，我坐床頭緊握他的手，不知如何安慰才好。急中生智，我取出爲他買的新款數碼相機，終于讓技術至上主義者平靜下來。但他左手已不聽使喚，根本玩不轉。
每天訪親會友，晚上回家，我在床頭陪他一會兒，把紅酒倒進玻璃杯，讓他用吸管嘬幾口，享受這人世間的那點兒醉意。他摘掉假牙後兩腮深陷，目光茫然。他告訴我，他問醫生火化疼不疼？他試圖用幽默的方式面對死亡。
父親離世前我獲准回去三次，每次一個月。由于强烈的生存意識，他過了一關又一關，最後半年他全面崩潰，只能靠藥物維持。第二次腦血栓廢掉了語言能力，對他這樣話多的人是最大磨難。他表達不出來，就用指頭在我手上寫，幷咿咿呀呀發出怪聲。我每天早上做好小菜，用保溫箱帶到304醫院，一勺勺喂他。我多想跟他說說話，但這會讓他情緒激動，因無法表達而更痛苦。每回看到那無助的眼神和僵硬的舌頭，我心如刀割。
2003年1月11日，星期六，我像往常那樣，上午十點左右來到304醫院病房。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國了。中午時分，我喂完飯，用電動剃鬚刀幫他把臉刮淨。我們都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他舌頭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幾個清晰的字："我愛你。"我衝動地摟住他："爸爸，我也愛你。"記憶所及，這是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這樣說話。
第二天早上，我本想在去機場的路上再見他一面，但時間來不及了。坐進機艙，擴音器播放空中小姐軟綿綿的聲音，馬上就要起飛了。我向北京城，向父親所在的方向，默默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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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甫不幸言中（章立凡）
陳光甫不幸言中
章立凡
1949年3月20日，銀行巨子陳光甫自上海飛抵香港。儘管對這片土地有無盡的眷戀，但直至1976年在臺北辭世，他再也沒有回過大陸。
陳光甫，江蘇鎮江人，1909年畢業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回國後推動江蘇官錢局改組爲江蘇省銀行，辛亥革命後任該行監督、總經理。1915年脫離體制下海，創辦了一家資本僅七八萬元的微型民營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陳光甫引入現代經營管理方法和制度，吸收小額存款，陸續開辦了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儲金、養老儲蓄、禮券儲金等業務，幷拓展到工商業、農業貸款和外匯業務。三十年間，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成長爲行業巨艦，在全國擁有八十多個分支機構。陳氏被譽爲"中國的摩根"。此後，他歷任國民政府經濟部門要職，對"抗戰"時期金融貢獻甚大。
國共內戰後期，國民黨大勢已去，陳光甫出走香港觀望形勢。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葉劍英及故舊李濟深、資耀華等不斷邀其北上，陳氏于去留之間也再三權衡利弊。他在日記中，對中共當政後的政治、經濟政策做了種種分析推測，預料到"一邊倒"的前景：毛澤東來，恐怕不見得安定。有人說毛欠俄債太深，如東三省一百五十萬人所用軍火，通歸中共使用，則外交政策必徇俄人之政策。（《陳光甫日記》1948年12月6日）
陳光甫身爲銀行家，却沒有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成見。他認爲："社會主義在分配，而分配得法乃在生産。"要發展生産，只有兩個辦法："要叫人賺錢；逼迫做工。"他設想未來中國的發展藍圖，提出十二條政策要點：一、鼓勵投資，保護投資。香港繁盛，即是此法也。二、合理工價。三、鼓勵外國來華投資及其技術。四、外匯自由，不加管理。五、外人可在長江內河航行，借此我們向他學習管理法，亦可限制中國軍人跋扈，公務員猖狂，如此真真爲人民服務。六、政治方面，各省自治，自由發展生産，不受中央控制。七、行政多用外國人，减少官樣文章及不負責行爲。八、速辦學校，教育公務員而成文官（Civil Service），切不可交給黨治學校去辦。九、幣制獨立，換而言之，即是不用發行彌補數字。十、裁兵，以省下之錢做救濟難民工作。十一、大學由人民辦，小學中學爲强迫教育。十二、此外一切新花樣、新議論，嚴禁宣傳，嚴禁不負責任之演講，以免人心騷動。只要如此做法，五年內即有成效。（1948年12月 12日）
陳氏援引蘇聯"新經濟政策"成例，期待中共建政後仿行：中國要實行規規矩矩的社會主義，須看工業化之政策如何，均要長期試驗，取得民心，隨時改進，且要有民主精神，真乃一件不容易的事，故敢斷言共黨今日之作風，必仿行斯大林新經濟政策。（1948年12月27日）
他擔心"中國之命運落在革命家手中"，幷將中國革命家分爲：醉心革命者，一切無可理喻；報仇，如孫中山排滿……又如毛澤東三萬里長征，立志推翻蔣政權；熱心名利之徒，追隨時代，在左比在右容易得人歡迎。（1949年4月7日）
蘇聯1921年頒行的"新經濟政策"，是對建政初期戰時共産主義政策的調整，內容包括：廢除餘糧收集政策，實施實物稅；停止配給制度，允許商品買賣；放鬆貿易限制，鼓勵外資企業投資，將資金與技術引進俄國；停止以沒收的方式對資本主義改造，改以租借和租讓的方式，在一定範圍內允許個體私營經濟的存在。這一政策實行到1928年，被斯大林廢止。
陳光甫認爲"新經濟政策"須有政治制度爲保障，且憂慮"全盤蘇化"的前景，可謂不幸言中。1949年《共同綱領》中五種經濟成分幷存的政策，只實行了三年就開始變卦，隨著農業合作化和"對資改造"的開展，私有經濟在1956年被徹底消滅。"不斷革命家"的瞎折騰，兩度將經濟拖到崩潰邊緣。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或可視爲第二輪"新經濟政策"，實現了從"逼迫做工"到"叫人賺錢"的轉變；但斯大林主義體制架構未去，致社會分配嚴重不公。陳氏當年 "規規矩矩的社會主義"發展藍圖，至今仍爲可參照之歷史標杆。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33期
http://magazine.caing.com/2010-08-13/100170491.html
章立凡
1949年3月20日，銀行巨子陳光甫自上海飛抵香港。儘管對這片土地有無盡的眷戀，但直至1976年在臺北辭世，他再也沒有回過大陸。
陳光甫，江蘇鎮江人，1909年畢業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回國後推動江蘇官錢局改組爲江蘇省銀行，辛亥革命後任該行監督、總經理。1915年脫離體制下海，創辦了一家資本僅七八萬元的微型民營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陳光甫引入現代經營管理方法和制度，吸收小額存款，陸續開辦了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儲金、養老儲蓄、禮券儲金等業務，幷拓展到工商業、農業貸款和外匯業務。三十年間，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成長爲行業巨艦，在全國擁有八十多個分支機構。陳氏被譽爲"中國的摩根"。此後，他歷任國民政府經濟部門要職，對"抗戰"時期金融貢獻甚大。
國共內戰後期，國民黨大勢已去，陳光甫出走香港觀望形勢。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葉劍英及故舊李濟深、資耀華等不斷邀其北上，陳氏于去留之間也再三權衡利弊。他在日記中，對中共當政後的政治、經濟政策做了種種分析推測，預料到"一邊倒"的前景：毛澤東來，恐怕不見得安定。有人說毛欠俄債太深，如東三省一百五十萬人所用軍火，通歸中共使用，則外交政策必徇俄人之政策。（《陳光甫日記》1948年12月6日）
陳光甫身爲銀行家，却沒有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成見。他認爲："社會主義在分配，而分配得法乃在生産。"要發展生産，只有兩個辦法："要叫人賺錢；逼迫做工。"他設想未來中國的發展藍圖，提出十二條政策要點：一、鼓勵投資，保護投資。香港繁盛，即是此法也。二、合理工價。三、鼓勵外國來華投資及其技術。四、外匯自由，不加管理。五、外人可在長江內河航行，借此我們向他學習管理法，亦可限制中國軍人跋扈，公務員猖狂，如此真真爲人民服務。六、政治方面，各省自治，自由發展生産，不受中央控制。七、行政多用外國人，减少官樣文章及不負責行爲。八、速辦學校，教育公務員而成文官（Civil Service），切不可交給黨治學校去辦。九、幣制獨立，換而言之，即是不用發行彌補數字。十、裁兵，以省下之錢做救濟難民工作。十一、大學由人民辦，小學中學爲强迫教育。十二、此外一切新花樣、新議論，嚴禁宣傳，嚴禁不負責任之演講，以免人心騷動。只要如此做法，五年內即有成效。（1948年12月 12日）
陳氏援引蘇聯"新經濟政策"成例，期待中共建政後仿行：中國要實行規規矩矩的社會主義，須看工業化之政策如何，均要長期試驗，取得民心，隨時改進，且要有民主精神，真乃一件不容易的事，故敢斷言共黨今日之作風，必仿行斯大林新經濟政策。（1948年12月27日）
他擔心"中國之命運落在革命家手中"，幷將中國革命家分爲：醉心革命者，一切無可理喻；報仇，如孫中山排滿……又如毛澤東三萬里長征，立志推翻蔣政權；熱心名利之徒，追隨時代，在左比在右容易得人歡迎。（1949年4月7日）
蘇聯1921年頒行的"新經濟政策"，是對建政初期戰時共産主義政策的調整，內容包括：廢除餘糧收集政策，實施實物稅；停止配給制度，允許商品買賣；放鬆貿易限制，鼓勵外資企業投資，將資金與技術引進俄國；停止以沒收的方式對資本主義改造，改以租借和租讓的方式，在一定範圍內允許個體私營經濟的存在。這一政策實行到1928年，被斯大林廢止。
陳光甫認爲"新經濟政策"須有政治制度爲保障，且憂慮"全盤蘇化"的前景，可謂不幸言中。1949年《共同綱領》中五種經濟成分幷存的政策，只實行了三年就開始變卦，隨著農業合作化和"對資改造"的開展，私有經濟在1956年被徹底消滅。"不斷革命家"的瞎折騰，兩度將經濟拖到崩潰邊緣。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或可視爲第二輪"新經濟政策"，實現了從"逼迫做工"到"叫人賺錢"的轉變；但斯大林主義體制架構未去，致社會分配嚴重不公。陳氏當年 "規規矩矩的社會主義"發展藍圖，至今仍爲可參照之歷史標杆。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33期
http://magazine.caing.com/2010-08-13/100170491.html
媚俗（梁文道）
媚俗
梁文道
閱讀一個地方的報刊，我很喜歡留意常用的形容詞與副詞，尤其是那些和情緒相關的字眼。它們就像電郵和手機短信裏的表情符號，是一套數量限定的格式，用來表達這個地方最常見或者最受歡迎的情緒傾向。憑我多年翻閱大陸報刊的經驗，我發現"激動"和"動情"是出現頻率相當高的詞，一般用來形容某些被訪者說話時的語氣，或者被用來形容受訪者的心情。比如說："看到解放軍戰士進灾區的雄姿，我非常激動"；"聽見領導這番話，我很激動"。又或者，"老人動情地表示，社會對他的關心，他永遠難忘"；"大橋落成那天，他動情地說，這輩子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
我還發現，凡是"激動"和"動情"派得上用場的地方，必定是些很"正面"很"激動人心"的場合。它也許是天灾過後一位領導不辭勞苦地跑來現場親切地慰問灾民，也許是一位勞動模範堅守崗位矢志不渝地服務人民。總之它不會是負面的，不會是一個考試考壞了的學生很"動情"地表示，自己的一生完蛋了；更不會是一個盜匪被捕時說，"被警員踩在地上的那一刻，我覺得非常激動"；儘管他們在那一刹那還真的十分激動。
假如你聽說今天的中國人變得很無情很冷漠很犬儒，不願相信任何崇高的理念與價值，那麽你就真該多看點報紙多讀點新聞了。這些文字裏的中國人，是一群天真純良的好人，幷且十分浪漫，總是會爲一些正面的消息而激動，總是會爲一些好人好事而動情。
最近流行"反三俗"，可是我連那"三俗"裏的"庸俗""媚俗""低俗"都分得不大清楚。所以我拿起了米蘭•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因爲正是這部經典小說，把源自德文Kitsch的"媚俗"變成了文化界的關鍵詞。在解釋什麽叫做"媚俗"的時候，昆德拉舉出了當年捷克共産黨政府慶祝"五一"勞動節的例子：
"那個時代，人們表現都還積極或盡可能有積極的表現。……游行隊伍走近主席臺的那一刻，即使是最愁苦的人都馬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好像要證明那是他們應有的喜悅，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要表達他們應有的贊同。……五一節汲取的是對生命的絕對認同這一深深的源泉，游行隊伍中人們發出的心照不宣的口號，幷不是'共産黨萬歲'，而是'生命萬歲'。……恰恰是這愚蠢的同義反復（'生命萬歲'）驅動了游行隊伍中對共産主義思想仍舊完全無動于衷的人們。"
公平地講，昆德拉寫出來的"媚俗"典範幷不只是"冷戰"時代的捷克政府，還包括了一些自以爲是的人權鬥士。在他看來，"媚俗"無非就是一種情緒的專制。這種專制的重點不在于控制人民的行爲，也不在于控制每個人的思想，而在于控制他們的情緒。以正義和正確之名，它要求大家必須在恰當的場合表達出恰當的情緒，哪怕那些表達有點違心或矯揉造作。就像捷克"五一"節的游行和人權鬥士抗議赤東的進軍一樣，一定是和某些光明偉大的價值相關。面對著那麽了不起的東西（例如"生命的偉大"），你不"謳歌"不"動情"不"激動"，難道要冷笑要噁心不成？
有意思的是，昆德拉也提到了那種很低賤很下流的庸俗，只不過他把它當成"媚俗"必須拒絕的東西。他認爲西方人很難想像亞當和夏娃會在伊甸園做愛，更難想像他們會拉屎，因爲這都是些下賤的髒東西，很不符合大家關于樂園的審美理想。他說："對生命的絕對認同把糞便被否定、每個人都視糞便爲不存在的世界稱爲美學的理想，這一美學理想被稱之爲Kitsch。就其根本而言，媚俗是對糞便的絕對否定：無論是從字面意義還是引申意義講，媚俗是把人類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視野之外。"
那麽我們今天"反三俗"，反的究竟是那些和糞便相關，陰陽怪氣而且取媚大衆的"低俗"？還是排拒低俗永遠向上的"媚俗"呢？我不曉得，可是我隱隱覺得，"旗幟鮮明"地反對低俗和"萬衆一心"地被"感動中國"的英雄所感動，很有可能是同一回事；它是同一種的情緒導向。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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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閱讀一個地方的報刊，我很喜歡留意常用的形容詞與副詞，尤其是那些和情緒相關的字眼。它們就像電郵和手機短信裏的表情符號，是一套數量限定的格式，用來表達這個地方最常見或者最受歡迎的情緒傾向。憑我多年翻閱大陸報刊的經驗，我發現"激動"和"動情"是出現頻率相當高的詞，一般用來形容某些被訪者說話時的語氣，或者被用來形容受訪者的心情。比如說："看到解放軍戰士進灾區的雄姿，我非常激動"；"聽見領導這番話，我很激動"。又或者，"老人動情地表示，社會對他的關心，他永遠難忘"；"大橋落成那天，他動情地說，這輩子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
我還發現，凡是"激動"和"動情"派得上用場的地方，必定是些很"正面"很"激動人心"的場合。它也許是天灾過後一位領導不辭勞苦地跑來現場親切地慰問灾民，也許是一位勞動模範堅守崗位矢志不渝地服務人民。總之它不會是負面的，不會是一個考試考壞了的學生很"動情"地表示，自己的一生完蛋了；更不會是一個盜匪被捕時說，"被警員踩在地上的那一刻，我覺得非常激動"；儘管他們在那一刹那還真的十分激動。
假如你聽說今天的中國人變得很無情很冷漠很犬儒，不願相信任何崇高的理念與價值，那麽你就真該多看點報紙多讀點新聞了。這些文字裏的中國人，是一群天真純良的好人，幷且十分浪漫，總是會爲一些正面的消息而激動，總是會爲一些好人好事而動情。
最近流行"反三俗"，可是我連那"三俗"裏的"庸俗""媚俗""低俗"都分得不大清楚。所以我拿起了米蘭•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因爲正是這部經典小說，把源自德文Kitsch的"媚俗"變成了文化界的關鍵詞。在解釋什麽叫做"媚俗"的時候，昆德拉舉出了當年捷克共産黨政府慶祝"五一"勞動節的例子：
"那個時代，人們表現都還積極或盡可能有積極的表現。……游行隊伍走近主席臺的那一刻，即使是最愁苦的人都馬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好像要證明那是他們應有的喜悅，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要表達他們應有的贊同。……五一節汲取的是對生命的絕對認同這一深深的源泉，游行隊伍中人們發出的心照不宣的口號，幷不是'共産黨萬歲'，而是'生命萬歲'。……恰恰是這愚蠢的同義反復（'生命萬歲'）驅動了游行隊伍中對共産主義思想仍舊完全無動于衷的人們。"
公平地講，昆德拉寫出來的"媚俗"典範幷不只是"冷戰"時代的捷克政府，還包括了一些自以爲是的人權鬥士。在他看來，"媚俗"無非就是一種情緒的專制。這種專制的重點不在于控制人民的行爲，也不在于控制每個人的思想，而在于控制他們的情緒。以正義和正確之名，它要求大家必須在恰當的場合表達出恰當的情緒，哪怕那些表達有點違心或矯揉造作。就像捷克"五一"節的游行和人權鬥士抗議赤東的進軍一樣，一定是和某些光明偉大的價值相關。面對著那麽了不起的東西（例如"生命的偉大"），你不"謳歌"不"動情"不"激動"，難道要冷笑要噁心不成？
有意思的是，昆德拉也提到了那種很低賤很下流的庸俗，只不過他把它當成"媚俗"必須拒絕的東西。他認爲西方人很難想像亞當和夏娃會在伊甸園做愛，更難想像他們會拉屎，因爲這都是些下賤的髒東西，很不符合大家關于樂園的審美理想。他說："對生命的絕對認同把糞便被否定、每個人都視糞便爲不存在的世界稱爲美學的理想，這一美學理想被稱之爲Kitsch。就其根本而言，媚俗是對糞便的絕對否定：無論是從字面意義還是引申意義講，媚俗是把人類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視野之外。"
那麽我們今天"反三俗"，反的究竟是那些和糞便相關，陰陽怪氣而且取媚大衆的"低俗"？還是排拒低俗永遠向上的"媚俗"呢？我不曉得，可是我隱隱覺得，"旗幟鮮明"地反對低俗和"萬衆一心"地被"感動中國"的英雄所感動，很有可能是同一回事；它是同一種的情緒導向。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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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訪談：赳赳民國（陳丹青）
《新周刊》訪談：赳赳民國
陳丹青
在一次交談中，您提示說：民國范兒幷不像現在的影視劇那樣，但可以到民國電影中去找，請進一步說說。
陳：我喜歡看樣子。所謂"民國范兒"，先是一種"樣子"吧，和如今滿眼所見不一樣。今人要"看"民國，只能是照片和影像了。去年的電視劇《潜伏》，有點像的，但民國的真滋味還在民國老電影：《馬路天使》、《小城之春》、《神女》，《一江春水向東流》……那時的導演和演員不知道什麽"民國范兒"，他出來就是啊。
你們新周刊今年發了一幅難得的照片，是胡適在美做大使，幾個紳士婌女圍著他，各人的裝扮，姿態，室內的陳設，全是對的——單是這張照片，可寫一篇民國與共和國文化差异的大論文——可是拍攝那一刻，他們哪在乎民國不民國。現在各駐外使館，你見過嗎？
近年拍的所謂主旋律電影，那份肉麻，我寧可看五六十年代的《南征北戰》、《鶏毛信》、《董存瑞》，一股活氣：那才是貨真價實的革命電影。"革命范兒"，也早沒啦。你聽聽現在唱的老歌紅歌革命歌，別說裝腔，靡靡之音也不如，那是革命的自我調戲、自我作賤啊。
正宗的革命范兒，是民國之前的國民黨，當時俗稱革命黨。革命黨鬧革命，沒功夫弄文藝，所以民國文藝倒是民間生髮的，有感情，有豪氣，但是沒黨氣。聽過１９５３年前後電影《上甘嶺》裏的大合唱《祖國萬歲》嗎？至今還是歌頌共和國的壓軸曲：
"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邊住，聽慣了船工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
這種歌詞的寫法、愛國的愛法，其實是民國的。當時的詞曲作者與合唱演員，是民國人，歌聲裏那種情感，也是民國式的，此後這等樸素真摯的歌詞硬就是寫不出來——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氣，現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氣了。
我們想像中的民國范兒屬于一種誤讀？您曾經說，民國范兒到文革才結束，中共高層都有民國范兒。
陳：別以爲民國范兒屬于"反動派"，弄得裝扮蔣介石毛人鳳的演員們擠眉弄眼瞎琢磨，其實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高層站那兒，就是一群民國人。毛澤東1893年生，民國元年十九歲，1949年五十六歲。你把五十年代中南海照片和國民政府的黑白照片對比看，何應欽啊、李宗仁啊……黨氣雖有不同，"范兒"大致一類。國共仇寇兩度合作，原是同學同事關係，平時隔壁鄰居，白天在同一個辦公室上班，追同一個女子，一家兩代就有兩黨：邵力子傅作義陳布雷的兒女，都是中共的人。蔣經國在蘇聯還寫過公開信聲討他爹。毛周臨死惦記對岸的故人，那都是老上級老朋友啊。
兩黨作風徹底改變，是到文革了。部分原因是服裝的變化。蔣比毛早死一年，同期的照片，蔣宋夫婦穿中山裝和旗袍，大陸這邊，毛江二位忽然穿上解放軍綠軍裝，那是共産黨自己設計的，民國時期，共軍軍裝就是國軍軍裝嘛，只是樸素破舊一點，幾位大帥不戴美式大蓋帽而已。共軍是到搶占東北後才設計自己的軍裝樣式吧，這要考證，我不清楚。然而服裝和扮相是要命的事情。民國二十年代的熱血青年嚮往一套北閥軍裝，四十年代的時髦小子穿美式大衣，六十年代末，哪個紅衛兵小子穿一套黃裏泛白的解放軍舊軍裝，姑娘瞧見，就扛不住了。美國普普藝術和法國學生運動都把綠軍裝視爲紅色中國的符號，八十年代崔健單挑綠軍裝上臺喊搖滾，不是沒道理，照符號學觀點，那才是正宗共和國小子，一無所有。
你會說，服裝不能代替氣質，沒錯。國民黨元老不去說了，共産黨起事那撥人，都是有臉有譜的范兒：朱德是忠厚的軍閥氣，周恩來是輔佐的宰相氣，李大釗是典型的儒相，瞿秋白是刻骨的亡命書生氣，陳獨秀根本就是康梁那代大逆子，生得晚了，氣概一點不輸，猶有過之……二流的角色也是有聲有色：康生那張明末東廠臉，許世友簡直是明初的武夫相……擱在古代，這些臉譜可就進了三國水滸，說書唱戲作演義了。
如今的軍政舞臺，你排幾個像樣的臉譜給歷史看看。１９４９年第一届政協會議老照片，我從毛周身後的人縫裏仔細瞧，各省民主黨派那些老人的面相架勢，如虎如豹，都是真角色，滿以爲從此可以協商下去呢。後來一批批蔫了，但譬如章士釗，還給用著，還常活動：早先他是陳獨秀的辯護律師，又暗送經費給毛潤之，念老交情，文革初他還試圖協調毛劉關係，文革中期周恩來安排他密使香港和國民黨人員接茬……
文革後，民國"范兒"沉渣泛起了：很多民國老人都還活著呢。
依您總結，民國范兒是個什麽范兒？
陳：１９７９年我在北京的什麽演出場合遠遠看見當時的僑聯主席廖承志。遲到了，穿著肥大寬鬆的中山裝褲，一臉疲倦而寬厚的官相，被前呼後擁走過座位當中的通道，和人握手點頭，談笑風生，十足像個老爺。你想啊，雖然他在共和國做了三十年大官，但他爹是民國元老，他是第一代民國老革命的公子哥，大少爺，從小看慣兩黨大老，自是民國的氣度。前年讀到一篇他的下屬的回憶，果然說他一天到晚開玩笑，爲此還做檢討，檢討時仍舊開玩笑，說是臨死前再說一句，逗大家笑笑，然後跳進棺材去。
這就是民國范兒。如今的高官會是這般做人說話嗎？
可是老牌共産黨員有的是這范兒。單是特務系統，李克農喜歡養狗打獵，康生在延安穿美式皮夾克，還精于搜刮文玩（最近去世的漫畫家華君武也會打扮，叼個烟斗，皮大衣敞著，雪白的羊毛圍巾，他在延安時期的照片穿著破棉襖，可是一臉神色是上海灘前衛藝術家公子哥）。周恩來不必說了，重慶南京時期，七十年代中美建交時期，美國人見那范兒，就有認同感。周的父祖輩是被選派迎候南巡聖上的地方豪紳，所以這位"無産階級革命家"其實是晚清的世家子弟。如今外交官見外賓，全套西裝領帶，頭髮專門弄過，還是又土又呐，放不開。前時退休外交官吳建民指說駐外官員說話言語貧乏，其實很難怪的：二十年來，再高層的官員學者也是小科員一路看眼色混上來，談吐氣象，自是不濟。
但民國范兒幷不單指權貴，而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勁。民國前後出來舉事的傢伙，敢作敢爲，有豪情，有膽氣。成敗不論，忠奸另說，你譬如汪兆銘，詩詞了得，美少年，居然弄炸彈，搞暗殺（蔡元培也幹過同樣的事），捉住判死，清朝官員念他才俊，給他免了——清朝的范兒也是性情畢露啊——再譬如胡蘭成，浙江鄉村窮孩子，學歷背景全沒有，出來指點江山，有學問有文采。現在嵊縣胡村出來個窮小子，也就是打打工，寫寫手機短信吧……民初張國燾陳公博他們去廣州，年紀輕輕，滿腦子革命見解，廖仲凱，就是廖承志他爹，乾瘦老頭，直接帶著小夥子進國民政府面見孫中山，說是你們講講吧，什麽主張，他們就沖著國父大大咧咧說。民國的有志青年見了大人物，心裏臉上，沒遮攔。五四那天，張國燾爲首的學生隊伍準備前往天安門，校長蔡元培出面勸說，給小張跑上來一把檔開，領著隊伍就出校門了。
抗戰之際，群情滔滔，也是蔡元培出面申說政府萬難，結果學生竟然擁上去拖著打。蔡先生是怎樣的資格與人格？經此一事，身心倶傷。
清末民初，中國民間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遺傳，４９年後，遺傳錯位了。林昭，５７年陽謀初起，沒她的事，實在因爲看不過所謂右派同學被圍攻，忽然她就跳上桌面，大聲喝斷，和那些圍攻者激辯，還當場念古詩。你想想，一個蘇州的女子，二十幾歲，渾身是民國的剛烈，她的上代就有民國的烈士，而她後來果真拿命抵了自己這股氣。她在獄中也有柔弱愁慘之時，留有詩文，言辭凄然，情同秋瑾姑娘——共和國時期多少不安分的少年，包括部分紅衛兵，都以爲是在繼承先烈遺志，都有一腦們子被灌輸的革命記憶，誰也不會想到那是民國記憶，他們仿效崇敬的中共烈士，是民國范兒啊。
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見余光中夫婦，余夫人說，我們民國的女子是有烈性的。《色戒》那位烈女子的上代，也是烈士，和林昭一樣，一門之中，兩代人喋血成仁。
現在的七零後八零後總算擺脫這致命的記憶了。掐斷歷史是要動刀的。張志新喉管給切了，但你知道林昭的待遇嗎：她在單人囚禁時整天叫駡，獄卒專門製作一個頭套，封住她的嘴臉，吃飯時解開，飯後再給嚴嚴實實套上，睡覺時也戴著。指揮家陸洪恩當庭叫駡，直接把他的嘴撕了，去刑場路中再給擊落下腭，發不出聲。切喉管是醫學進步，幷不止張志新，１９７９年我看過官方報道，總共四十多人犯被切割，其中包括文革後執行死刑的人。
民國若是個時間定義，從1912年開始到1949年就結束了。若是個空間定義，它氣息未絕。您是如何定義民國的？
陳：民國那股氣，不是民國才有。清滅了，但是清朝上朔整個古代的那種士子氣，那股飽滿的民風，其實都在，都順到民國來了。民國是新朝，是古老國家的龐大轉型，民氣格外强旺，不然哪來那麽多前仆後繼的亂党和烈士。關于清末民初的叙述，解放後弄得只剩魯迅一個文本：在他的小說裏，那個時代暮氣沉沉，老朽不堪，可是你想想清末革命黨那份囂張、那份咄咄逼人，康、梁，還有徐錫麟、譚嗣同，舍我其誰，敢作敢當，是個腐朽時代的徵象麽？魯迅自己，說話之猛，詛咒之毒，又豈是孱弱的國民所能爲。他曾形容神州大地是"無聲的中國"，其實在他的時代，中國吵鬧得很哩。１９１５年胡適回國後，上下古今發議論，才二十六七歲，成名後每周擇一日，家門敞開，各色人等進去和他擺龍門陣。今之網友或許譏爲作秀，可今人哪來那股陽氣。現在二十六七歲的博士生留學生，也就整天纏繞論文格式，排列關鍵詞。
民國作爲國體，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與戰禍持續中斷的襤縷過程，然而唯其短暫，這才可觀。一個現代國家現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三十年間奠定的，豈可小看。單說民國的大學教育，今時休想望其項背，當年浙江的中小學教師是李叔同豐子愷葉聖陶，紹興鎮的中學校長，會是周樹人。近時讀出版業巨子張元濟往事，他好像是前清的舉人吧，49年新政權催其北上共與國事，老先生既疑且懼，幾度上書推却，用的是漢賦的辭令……民國是豐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規模轉換的國家景觀，回首前瞻，與傳統、與世界，兩不隔絕。只可惜民國的整體風範，民國的集體人格，才告確立，才有模樣，就中止了，改道了，無可挽回。
民國的前因，是在清代——清晚期，所謂白話文，所謂現代傳媒、現代教育、現代習俗、現代價值觀，包括初期工業、交通、郵政、商業等等，都出現了——民國的後果，則延伸到１９４９年之後。氣數斷絕，那要到文革了。毛澤東說：文革是共産黨對國民黨，無産階級對資産階級的繼續鬥爭。我小孩子聽著，嚇得出汗，我們不是戴著紅領巾天天升旗舉手要接班嗎，怎麽還沒鬥完，現在想想，他很清楚，４９年前認識他、瞭解他，與他平視平坐的許許多多老輩，都還活著哪。
我是到了九十年代回國一看，才回過神來：我小時候，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甚至部分八十年代，滿大街是民國人（十三届三中全會主席臺上，以鄧小平爲首的第二代領導人，包括彭真李先念楊尚昆等八老，哪個不是民國人?）很簡單，我輩的家長，民國青年，我輩的中小學老師，還是民國青年。爲什麽大家懷念八十年代恢復高考後的大學教育？原因固然很多，關鍵一條，那時各大學主要教授都是民國的文人。我上美院時，左翼老前輩如魯迅的學生江豐，爲聶耳填詞的許幸之，都還在食堂打飯吃，北京城裏，梁漱冥錢鐘書沈從文楊憲益，都好好活著呢。現在毛主席應該放心了：他的同代人都死了。
要說空間定義，除了殖民時期建築和古代建築，全國目前可看經看的樓宇殿堂，譬如清華、燕京(即今之北大)、北師大，南京的中央大學(即今之複名的東南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當然，還有中山陵，全是民國人設計的(部分是洋人設計)。這些年有錢了，中國的大學建築張牙舞爪，不倫不類，哪像是斯文之地。
再者，話語算不算空間？所謂白話文，現在公認最好的白話寫作是在民國，而民國上乘的白話文是清末舊白話，淵源上溯宋明。４９年後，尤其是７９年迄今的白話文，白是白了，然而無文，眼下你舉得出一位文體家麽？這是大題目，還得另說。
聽說您收藏有老照片，有名人如蔡元培的，也有普通的如上海棚屋女人的。能否給我們講講，看圖說話一下。
陳：我有一件原版照片，是蔡元培和眷屬站在那裏，穿著呢大衣，邊上站著魯迅要好的浙江老同鄉許壽裳，一副忠厚相，介于舊時鄉村讀書人和到外面做事後的現代草莽氣。我小時候家裏的浙江親戚就是那模樣，他倆是因爲德國日本留過學，自有一種沉穩豁達，不可言傳。
另一幅照片是美國記者１９４９年拍的上海蘇州河邊棚戶人家的中年婦女——上海沒有比住河邊棚戶更底層的人了，小學裏有錢孩子駡人，就說他家是棚戶區——可你瞧那女子，乾乾淨淨，頭髮用水油蓖過，梳得一絲不苟，很好看的髮髻，雙手正在衣襟扣那斜到腋窩的盤扣，給太陽照得眯眼，面容飽滿好看，甚至有點富泰，一點不賤、不自卑。現在瞧見農民工和城管隊動輒毆打的盲流，我就想起小時候鄰居窮人家規矩，平時出來頭髮梳梳好，衣服整齊，乾淨見人。真的，那位棚戶女子立即叫她扮演宋慶齡，雖不合格，也比《建國大業》裏的國母更對。不是演員不好，是沒見過民國婦人的起坐言談，即便裝扮都到位，還是沒感覺。我記得直到文革前，隨便哪個販夫走卒都是有模有樣，小職員之類，頭髮中間分條頭路，像周立波那樣梳得精光。文革開始人鬥人，全瘋了，那才叫斯文掃地，不顧顔面——從此中國人的模樣，江河日下，不可收拾了。
民國時代的商人、教授、文員、流氓、工農、女性，甚至兒童……各有范兒，山東出版的《老照片》提供了豐富的影像資料，大致是民初到三十年代，民國風最鮮明，四十到六十年代進入模糊期，形神扮相多有重合，文革到八十年代，民國氣完全消失，代之以共和國類型。我聽美國學者說，文化人類學家曾用人物影像作世界範圍各區域調查，以百年爲跨度，研究現代化過程中人的面相、精神和氣質，據說中國人的臉百年變异最巨大，最深刻，前後難以辨認銜接。可惜我無法找到這珍貴的資料。
再說風光，去年我得到一堆珍貴的舊版相册，一是英國人法國人二十年代前後拍攝的北國與江南，看得我心痛。那時的中國雖已內戰頻仍，然而只看景觀，真是富饒寧靜的古國，和今之歐洲沒有兩樣，即便貧瘠落後之地，屋舍儼然，仟陌縱橫，窮歸窮，然而乾淨、自爲，沒有敗壞，處處編織在中國自己的美學圖畫中。
另一組影像是日本戰時出版的系列戰爭攝影，記錄日軍攻占各省市的軍事景觀，我在每幅照片的背景中看見了當年中國各大省區和都市，各地風格迥异，錦綉河山，非常非常好看啊，和今日景觀全然不同。然而這組照片尤其令人沉痛而氣短，不說也罷。
如何看待民國留下的遺産？我想這既是生活方式的，也是文化的。
陳：共産黨就是一份龐大的民國遺産。你能想像我黨會在晚清，或者１９４９年後這才光榮誕生，發展壯大嗎？
人們總感嘆，看那些民國老照片，覺得民國人活得比現在人挺拔、時髦、有教養、有威儀——哪些東西是我們喪失掉的？
陳：民國人什麽罪都受過，戰爭、逃難、饑荒、淪陷、破産、虧……上海老輩說起，頂屈辱是過外白渡橋要給鎮守的日本兵鞠躬，搜身，吃耳刮子。我父母在抗戰逃難中親眼見過被轟炸後狼籍道旁的尸體……可是民國百姓從來不知道什麽城鄉戶口、待遇級別、糧票油票、五類分子……更沒有經歷過上級下級之間，同學同事之間，街坊鄰居之間，甚至家人與愛人之間的檢舉揭發，彼此防範，劃清界限，斷絕關係之類，即便老于世故的民國人，也不知道做人還有檢討、認罪、批鬥、下放等等等等花樣。我父親回憶，說是１９５０年潘漢年給全市職員做報告，長達七個鐘頭，叫做"放下包袱"，意思是你解放前幹過什麽，全部交代，重新做人——同期，周恩來在北京大學也做同樣的報告，也是一講七個鐘頭，要所有民國書生從實招來——這一套，民國人哪里領教過?那時人老實啊，于是全班加入三青團之類，據實寫出，簽了名，交上去，以爲可以效命新中國了，哪曉得從此不得好活，不得好死，牽連親友，禍延子孫……
那報告做了沒幾年，潘漢年同志自己也給銬起來，關進大牢了。
簡單說，民國人沒有大規模被侮辱與彼此侮辱、被監管與彼此監管的集體經驗。你看抗戰時期那些流亡西南的師生教授們，一路千辛萬苦，稍稍安定了，長衫西裝箱子裏取出來，穿穿好，拍出照片，斯斯文文，有尊嚴，有氣象，一點看不出怨恨愁慘。你從史料看，他們之間有派系，有恩怨，有各種難堪，但沒有長期被侮辱被貶損，因此戒懼而扭曲的集體心理。
《老照片》裏許多坦然自若的男子女子，不過是當年鄉鎮打工仔，同樣的角色擱在今天，面目卑賤萎縮。民國雖說還沒消滅階級，士農工商的關係絕對不像教科書說的那樣。有次我去天津參加什麽企業發放助學金給中學生的典禮，臺上領導輪番發言，肉麻誇張，好像都是活菩薩。只有位老教授說話平實，說他抗戰時家裏窮，全靠民間資助才讀完中學，你想，淪陷時期還有資本家設立慈善機構，不事聲張，很樸實：小孩子拿份成績單，說說家裏怎樣窮，不必填表申請，不必感謝黨，每學期自去領錢就是。
民國是離我們最近的一段"大歷史"，大師輩出、精英涌現，如何看待民國的杰出人物？我簡短列一個單子，想聽聽你對他們的言說，如章太炎、蔡元培、陳寅恪、梁漱溟、梅蘭芳、徐志摩、聞一多、魯迅、張愛玲、賽金花、梁啓超、張伯駒等。
陳：我家弄堂裏有位白面書生，蘭布中山裝，相貌清正，玉樹臨風，開口說話清清楚楚，終日和一幫野獸般的小混蛋周旋著，是靜安區一所民辦小學的老師，我上學時天天看見他。數年前他讀到我的哪本書——真是不好意思——寫了幾句評語，別人轉告我，才知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孫子，因爲出身不好，六十年代給塞在弄堂的民辦小學裏，可他一年到頭像個君子，好有教養。八九十年代他被起用了，是上海政協的咨議員吧。前幾年我去拜訪他，得到他寫的書。
我至今記得他斯斯文文站在弄堂口，又正派又禮貌，對一位調皮透頂沖出隊伍的小男孩說："聽見嗎？！回來！你給我回來好不好？"那小子理都不理他。
民國人對人對己，有禮貌，有規矩。文革批鬥老年人，再怎樣挨打挨唾沫，跪下去，拎起來，論到說話了，清清楚楚，凜然有自尊——他們不知道怎樣說假話，說軟話，他們還沒學會共和國的語言。包括被批鬥的延安時期老黨員，摁下去了，一頓暴打，好不容易給扯著頭髮抬起身，也不過是說：唉呀！小同志，你們不懂歷史啊！
于是劈頭蓋腦接著打。
章太炎、梁啓超、魯迅、蔡元培、陳寅恪、梁淑冥……我幷沒有合適的資格和語言評說他們。這類動物絕種了。我們的時代固然還有許多聰明有才之人，但所謂"人物"不是指聰明和才學。單說才學，也無奈。譬如張愛玲，不提小說，她的古文和英文，會把《海上花》全部理過，還用英文寫影評、寫小說《雷峰塔》和《易經》。這不過是她的小動作，及今也沒哪位中國作家弄得來：她上過北大復旦中文系嗎？她交過哪篇論文？
現在昏天黑地鬧什麽英文考試，想得到嗎，方志敏這樣的大烈士，你以爲就會謀反嗎？他在江西小地方上的是教會學校，十九歲前後就用英文寫小說，發表在地方刊物上：當年的地方刊物，居然有中國人書寫的英文小說！中共元老張聞天，還翻譯過尼采。又譬如老左派周楊，整人無數，可他參與翻譯的《安娜•卡列尼娜》，圓潤謹嚴，今天的譯本哪里比得，他也沒上過什麽外語學院，更不是教授博導，年紀輕輕就在上海灘支使黨羽，逼攻魯迅了。現在你拎個學生會小黨棍出來讓他動手翻譯翻譯？！
梅蘭芳也實在沒辦法：如今哪個中國大牌演員出訪美國，出訪俄羅斯，也弄不出他那時的動靜。從影像資料看，他與洋人交接不過是微微笑著，微微欠身，斯文得不得了。他的優越是因民國初起，古中國文藝第一次亮出國門，世界瞧著新奇，而他也果然金貴，藝術與生活，宛然一體。見過他北京四合院老照片嗎，如今哪位身價千萬的角兒有那樣的家。
賽金花，不知如何置評。這類女子在我們的時代根本沒有。自然，改革開放後嫁給洋人的女子多得很，挑頭幾位都有一本經：星星畫展女畫家李爽１９７８年前後和法國人相好，楞給關監獄兩年，驚動法國總統，和鄧小平講了，兼有一幫法國書生舉牌抗議，這邊才放人運到巴黎去——無論事因，古中國與异族間的交際與通婚，源遠流長，李爽這種事告訴賽金花德瓦西，人家根本不知怎麽反應啊。
我們談民國，只能談著名人物，太多平民故事被淹沒了，無從談起。去年讀龍應台先生《大江大海１９４９》，許多動人的小故事。內戰起來，中原數千名中學生由老師帶著，浩浩蕩蕩往南逃，每宿一地，就在檐下廊外就地上課。實在太苦太險，中途不少孩子失踪了，離開了，其中有位湖北女孩臨別送一册《古文觀止》給她相熟的男同學。此後這一册書居然成了逃難學生唯一的中文教科書，一路用到緬甸的法軍集中營，用到臺灣。可驚可敬啊：那位男同學五十年後回到湖北，找到書主，完璧歸趙，倆老頭老太捧著破書，拍了一張照。
他們算民國精英嗎。一本《古文觀止》，也不是爲了研究國學。
幾座有民國氣息的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臺北。您作何評價?
陳：都拆了，評價什麽？上海是因爲要留著産業，上交利潤，兼以上海殖民化形制相對透徹完整，所以沒大動——１９９２年以後不客氣了，開始動手，面目全非——１９４９年後給糟蹋給冷落的好城市，就是說，民國年間已經相當規模實現西化現代化的中國城市，是天津、武漢、南京。現在老區老街老建築，留是留著一些，局部可看，談不上民國氣息了。你讀楊憲益那代人的回憶，大約可以想見吧。我有幸認識楊憲益的妹妹，看過老太太家過去的照片，多好的一座城。
臺北也沒有民國氣了，倒不因爲這邊，實在那是一座日據時代的早期現代城市，和英美法德人下過心血的上海天津，原不能比，國民政府過去後老想著反攻大陸，沒怎麽建設。真的弄起來，是九十年代後了，但你進入臺北的人家，可看耐看的空間，可就多了。臺北和民國人記憶中的民國，難比較。白先勇小說中的那些太太們初到臺北，想煞南京與上海。
說到民國的可愛之處，您會怎麽說？
陳：以我們的教育，民國的一切都是"舊社會"，這是大誤解。相對人人梳辮子的大清，民國才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國。胡蘭成的說法比較可喜而平實，他說：民國好比是"新做人家"，凡事初定，氣象清新。你看所有民國老照片，雖是黑白的，陳舊的，滄桑歲月，可是細看進去，一本正經的天真淳樸。抗戰時期知識婦女們笑嘻嘻扛著大刀，天真得可笑可憐，不過是拍張照。你看阮玲玉周旋那份嗲，那份柔弱，也屬憨態可掬，哭著哭著，又笑起來。民國男女的婚戀聚散，也是一絕，動不動登報發啓示。跑去延安的不少青年，動因是爲逃婚，你看延安時期黑白記錄片，一幫女青年排隊拉手團團轉，跳舞唱歌，也是質樸未鑿，一派天真，又像發嗲又發狠，那是天津南京女子大學帶過去的西洋集體舞……要不是後來知道延安整風整死人，要不是許多延安男女後來成了右派，發放東北西北，死得不明不白，那延安十三年真是天下最純真的生活、最浪漫的地方，西方左派看了吃不消，感動死了。這種純真浪漫，只在民國，迄今往後，中國再也不會有，也不可能有了。
對于民國時期的文藝，您的整體判斷是什麽？
陳：民國雖有檢查機關，但沒有中宣部、文化部、廣電部、文聯、畫院、美協、舞協、音協、劇協……他們管制媒體的方式，譬如雇些打手砸你的書店出版社，真是小兒科，也屬天真幼稚型。他來砸，說明你和他是分開的，現在用的著砸嗎？張道藩，徐悲鴻的留法同學，抗戰時期出任國民黨主管文藝工作的大官，略微相當于中宣部長吧，他晚歲追求徐悲鴻前妻蔣碧薇，寫情詩，其中有句："我身上一塊塊肉割下來，每一塊寫著我愛你！"肉麻嗎？是的，所以這等官員怎能是共産黨的對手。
前面說了，民國文藝多是民間生髮的——我母親唱過幾句《總理遺囑》給我聽，那種志氣的表達，好謙虛，像是哪位鄉村教師業餘寫出來——其中左翼的，或者說，偏左的文藝（即相當于今日"體制外"文藝），是最精彩的部分。它與1949以後的文藝有關係，但又沒關係，這是大話題，也得另說。
是否可以說，我們現在的認知系統，除了科技和物質在進步之外，其它方面一直在"退步"?這就涉指到一個重要的命題：我們爲什麽懷念民國？
陳：我不願說是退步。今天大陸做成的種種事，至少，論硬件，是民國一代想做的事情。國民政府不剿共、不抗戰，也得實現"四個現代化"。百年中國的一切折騰，都是爲强國。我們爲什麽懷念民國——雖然我不知道究竟多少人果然懷念民國——大概因爲中國總算比較地强了，闊氣了，忽然發現人的狀况不妙了，時代的滋味不妙了，回頭看看，居然亂世民國還有那麽多妙事，那麽多奇人，所以懷念吧？我不知道。顧念前朝，是歷代中國的士夫情結，如今的懷念民國，性質又似不同。你們爲什麽要做這一期"民國范兒"專題呢？
政治問題歸政治問題，我願有保留地肯定今天的中國。若說民國的一切都比今天好，那是荒謬的。那時的中國還是前現代國家，像樣的公路沒幾條。民國政治的幼稚和敗筆，不知有多少：國民政府曾經明令廢除中醫；吳佩孚時代，議會居然集體討論拆毀故宮，將紫禁城辟爲政府機關，所幸吳大帥電令制止，違者"格殺勿論"；49年後，拆毀故宮的設想幷未擱置，拖到六十年代不實行，只因國家太窮，又鬧文革，顧不上，不然天安門以北全是辦公樓了。所以我們時代的種種人禍，論前因，部分緣自民國時期泛濫無忌的文化激進主義。
民國離亂的一代，渴望富强。問題是途徑與代價。現在是談論代價的時候嗎？我們還在付代價，還不知要付多大的代價、付什麽代價呢。
現在頗多民國研究，如南京大學有《民國研究》雜志，北師大修訂了《民國史料叢刊》等，民間對民國研究的熱情更高。對于民國研究熱，您的意見是什麽。
陳：我感激民國研究學者。去年讀楊奎松先生寫的書，平實有據，非常好，我讀到歷史的理性。那是政治研究，不算文化研究，看你怎麽讀。在一切民國史料的縫隙裏，我隨處窺見那個時代的氣息和質感。
不慕今人慕古人。如果說真有"民國范兒"這樣一種生活禮儀或生活方式，"范兒"針對"失範"而言，我們現在的"失範"又是什麽？
陳：別說"民國范兒"，連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種種"范兒"，也都遺失乾淨了。不是嗎？如今但凡可觀而存有價值的類型，幾乎都"失範"了：我們真失得起啊。你想想，七八十年後的中國人會不會無限嚮往地說：啊！"改革開放范兒"太迷人了！真有意思啊——你舉得出哪一群當今人物，日後亮得出去，留得長久，居然成爲後人懷想追慕的"范兒"嗎？
從民國裏來，到民國裏去。那些出生于民國的人，也都是民國的遺老遺少了，但却回不到民國裏去。您怎麽看待他們。
陳：木心先生曾經笑說這一層，警句："遺老不够老，遺少不够遺！"如今哪有民國的遺老遺少啊：你去瞧瞧國共兩黨的兒孫輩。
不過我倒不以爲"回到民國"是一種價值。三十年來，中國被有限釋放的活力即便從未以民國爲指歸，但是民間各種自發的個人行爲個人價值，正在各層面破繭而出，呈現奇怪而驚人的姿態，成爲社會潜流，有如方興未艾的網絡。無數青苗：八零後、九零後，雖說還在念政治考試的經，但他（她）們和民國年間的孩子們理應等同，朝向未知的可能性。爲什麽我不願苛責年輕人？清末民初的孩子也曾被世人譏爲"一代不如一代"，然而一代送走一代，今天，中國到底不是清末民初烽火離亂的中國，也不是文革時期的中國了。
我有時瞧見簇新的青年一臉無辜站那裏，即便空白如紙，總算不見黨氣戾氣了。你知道嗎，最近看江蘇台爲男女生牽綫搭橋的電視專欄《非誠勿擾》，我非常感動。不爲男女情，而是看見了坦然率真的新青年，農民工組合尤其可愛。每位男女公開說出自己的好惡，言語得體，態度自然，雖有位黨校女官安插著（燙頭髮、抹口紅，頗有幾分性感），但是節目的氣象實在是真實的，人性的，如胡蘭成所說，有一股對人世的相信——民國的可愛，不就是這真切與相信嗎？
最近的歷史又是最遠的歷史，因爲歷史越近越難看得真切、辨得清楚。說了這麽多民國的話題，可我却疑心它是否真的那麽美好。
陳：有一位早期去延安，後來走掉的中共史家，名叫司馬璐。他的自傳詳細描述出離延安後的四十年代中晚期，期間他去了重慶、南京、上海，又辦報紙，又組黨。他說，他不知道在中國還有比那個階段更自由的感覺。當然，這傢伙是個叛徒，是反動派，雖然文革後的北京黨史專家據說經常越過海外向他請教當年的人物與故實。
自由是什麽？自由是指叫嚷自由、追尋自由的人。民國時期的共産黨人莫不公然宣稱民主和自由。如今我們大概真的自由了，不叫，不想叫，也不許叫——九十年代末李慎之先生冒險破這自由的題，人勸他慎重一點，他大聲說："由我來先說吧，我是黨員！"李先生是勇敢的，問題是，他本來是自由的：四十年代他有投奔异党的自由，也爲了自由而加入共産黨；過了整整五十年，因爲"我是黨員"，他才能重提當初共産黨挂在嘴上的自由：他晚年終于明白，不分資産階級無産階級，自由就是自由。這一層，他不如五十年前的司馬璐，尤不如有言在先的儲安平。儲安平1948年就說：在國民黨那裏，自由是多與少的問題，今後可就是有和無的問題了。
半個多世紀過去。民國的種種善，民國的禮義廉耻信，早被大規模玷污，大規模失傳了，民國的種種惡——貪污腐化、裙帶關係、橫徵暴斂、弱肉强食、喪盡天良——倒是進步神速，以至發揚光大：不是嗎，論惡，論惡的豐富性、離奇感、創造性，我們絕對有資格看不起民國人。
是的。中國是以這艱難的進步警告中國：中國的進步何其艱難，何以艱難——民國是否真的那麽美好？好問題。我非常希望你是對的，也希望我以上的意思全屬錯謬：爲了免于沮喪，人樂意肯定自己存活的年代；爲了免于虛妄，人會質疑傳說中的前朝。遺忘民國吧，它早已被唾弃了。不過，你所說的"美好"，或不美好，是指什麽呢?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８日寫在北京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5973
陳丹青
在一次交談中，您提示說：民國范兒幷不像現在的影視劇那樣，但可以到民國電影中去找，請進一步說說。
陳：我喜歡看樣子。所謂"民國范兒"，先是一種"樣子"吧，和如今滿眼所見不一樣。今人要"看"民國，只能是照片和影像了。去年的電視劇《潜伏》，有點像的，但民國的真滋味還在民國老電影：《馬路天使》、《小城之春》、《神女》，《一江春水向東流》……那時的導演和演員不知道什麽"民國范兒"，他出來就是啊。
你們新周刊今年發了一幅難得的照片，是胡適在美做大使，幾個紳士婌女圍著他，各人的裝扮，姿態，室內的陳設，全是對的——單是這張照片，可寫一篇民國與共和國文化差异的大論文——可是拍攝那一刻，他們哪在乎民國不民國。現在各駐外使館，你見過嗎？
近年拍的所謂主旋律電影，那份肉麻，我寧可看五六十年代的《南征北戰》、《鶏毛信》、《董存瑞》，一股活氣：那才是貨真價實的革命電影。"革命范兒"，也早沒啦。你聽聽現在唱的老歌紅歌革命歌，別說裝腔，靡靡之音也不如，那是革命的自我調戲、自我作賤啊。
正宗的革命范兒，是民國之前的國民黨，當時俗稱革命黨。革命黨鬧革命，沒功夫弄文藝，所以民國文藝倒是民間生髮的，有感情，有豪氣，但是沒黨氣。聽過１９５３年前後電影《上甘嶺》裏的大合唱《祖國萬歲》嗎？至今還是歌頌共和國的壓軸曲：
"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邊住，聽慣了船工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
這種歌詞的寫法、愛國的愛法，其實是民國的。當時的詞曲作者與合唱演員，是民國人，歌聲裏那種情感，也是民國式的，此後這等樸素真摯的歌詞硬就是寫不出來——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氣，現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氣了。
我們想像中的民國范兒屬于一種誤讀？您曾經說，民國范兒到文革才結束，中共高層都有民國范兒。
陳：別以爲民國范兒屬于"反動派"，弄得裝扮蔣介石毛人鳳的演員們擠眉弄眼瞎琢磨，其實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高層站那兒，就是一群民國人。毛澤東1893年生，民國元年十九歲，1949年五十六歲。你把五十年代中南海照片和國民政府的黑白照片對比看，何應欽啊、李宗仁啊……黨氣雖有不同，"范兒"大致一類。國共仇寇兩度合作，原是同學同事關係，平時隔壁鄰居，白天在同一個辦公室上班，追同一個女子，一家兩代就有兩黨：邵力子傅作義陳布雷的兒女，都是中共的人。蔣經國在蘇聯還寫過公開信聲討他爹。毛周臨死惦記對岸的故人，那都是老上級老朋友啊。
兩黨作風徹底改變，是到文革了。部分原因是服裝的變化。蔣比毛早死一年，同期的照片，蔣宋夫婦穿中山裝和旗袍，大陸這邊，毛江二位忽然穿上解放軍綠軍裝，那是共産黨自己設計的，民國時期，共軍軍裝就是國軍軍裝嘛，只是樸素破舊一點，幾位大帥不戴美式大蓋帽而已。共軍是到搶占東北後才設計自己的軍裝樣式吧，這要考證，我不清楚。然而服裝和扮相是要命的事情。民國二十年代的熱血青年嚮往一套北閥軍裝，四十年代的時髦小子穿美式大衣，六十年代末，哪個紅衛兵小子穿一套黃裏泛白的解放軍舊軍裝，姑娘瞧見，就扛不住了。美國普普藝術和法國學生運動都把綠軍裝視爲紅色中國的符號，八十年代崔健單挑綠軍裝上臺喊搖滾，不是沒道理，照符號學觀點，那才是正宗共和國小子，一無所有。
你會說，服裝不能代替氣質，沒錯。國民黨元老不去說了，共産黨起事那撥人，都是有臉有譜的范兒：朱德是忠厚的軍閥氣，周恩來是輔佐的宰相氣，李大釗是典型的儒相，瞿秋白是刻骨的亡命書生氣，陳獨秀根本就是康梁那代大逆子，生得晚了，氣概一點不輸，猶有過之……二流的角色也是有聲有色：康生那張明末東廠臉，許世友簡直是明初的武夫相……擱在古代，這些臉譜可就進了三國水滸，說書唱戲作演義了。
如今的軍政舞臺，你排幾個像樣的臉譜給歷史看看。１９４９年第一届政協會議老照片，我從毛周身後的人縫裏仔細瞧，各省民主黨派那些老人的面相架勢，如虎如豹，都是真角色，滿以爲從此可以協商下去呢。後來一批批蔫了，但譬如章士釗，還給用著，還常活動：早先他是陳獨秀的辯護律師，又暗送經費給毛潤之，念老交情，文革初他還試圖協調毛劉關係，文革中期周恩來安排他密使香港和國民黨人員接茬……
文革後，民國"范兒"沉渣泛起了：很多民國老人都還活著呢。
依您總結，民國范兒是個什麽范兒？
陳：１９７９年我在北京的什麽演出場合遠遠看見當時的僑聯主席廖承志。遲到了，穿著肥大寬鬆的中山裝褲，一臉疲倦而寬厚的官相，被前呼後擁走過座位當中的通道，和人握手點頭，談笑風生，十足像個老爺。你想啊，雖然他在共和國做了三十年大官，但他爹是民國元老，他是第一代民國老革命的公子哥，大少爺，從小看慣兩黨大老，自是民國的氣度。前年讀到一篇他的下屬的回憶，果然說他一天到晚開玩笑，爲此還做檢討，檢討時仍舊開玩笑，說是臨死前再說一句，逗大家笑笑，然後跳進棺材去。
這就是民國范兒。如今的高官會是這般做人說話嗎？
可是老牌共産黨員有的是這范兒。單是特務系統，李克農喜歡養狗打獵，康生在延安穿美式皮夾克，還精于搜刮文玩（最近去世的漫畫家華君武也會打扮，叼個烟斗，皮大衣敞著，雪白的羊毛圍巾，他在延安時期的照片穿著破棉襖，可是一臉神色是上海灘前衛藝術家公子哥）。周恩來不必說了，重慶南京時期，七十年代中美建交時期，美國人見那范兒，就有認同感。周的父祖輩是被選派迎候南巡聖上的地方豪紳，所以這位"無産階級革命家"其實是晚清的世家子弟。如今外交官見外賓，全套西裝領帶，頭髮專門弄過，還是又土又呐，放不開。前時退休外交官吳建民指說駐外官員說話言語貧乏，其實很難怪的：二十年來，再高層的官員學者也是小科員一路看眼色混上來，談吐氣象，自是不濟。
但民國范兒幷不單指權貴，而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勁。民國前後出來舉事的傢伙，敢作敢爲，有豪情，有膽氣。成敗不論，忠奸另說，你譬如汪兆銘，詩詞了得，美少年，居然弄炸彈，搞暗殺（蔡元培也幹過同樣的事），捉住判死，清朝官員念他才俊，給他免了——清朝的范兒也是性情畢露啊——再譬如胡蘭成，浙江鄉村窮孩子，學歷背景全沒有，出來指點江山，有學問有文采。現在嵊縣胡村出來個窮小子，也就是打打工，寫寫手機短信吧……民初張國燾陳公博他們去廣州，年紀輕輕，滿腦子革命見解，廖仲凱，就是廖承志他爹，乾瘦老頭，直接帶著小夥子進國民政府面見孫中山，說是你們講講吧，什麽主張，他們就沖著國父大大咧咧說。民國的有志青年見了大人物，心裏臉上，沒遮攔。五四那天，張國燾爲首的學生隊伍準備前往天安門，校長蔡元培出面勸說，給小張跑上來一把檔開，領著隊伍就出校門了。
抗戰之際，群情滔滔，也是蔡元培出面申說政府萬難，結果學生竟然擁上去拖著打。蔡先生是怎樣的資格與人格？經此一事，身心倶傷。
清末民初，中國民間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遺傳，４９年後，遺傳錯位了。林昭，５７年陽謀初起，沒她的事，實在因爲看不過所謂右派同學被圍攻，忽然她就跳上桌面，大聲喝斷，和那些圍攻者激辯，還當場念古詩。你想想，一個蘇州的女子，二十幾歲，渾身是民國的剛烈，她的上代就有民國的烈士，而她後來果真拿命抵了自己這股氣。她在獄中也有柔弱愁慘之時，留有詩文，言辭凄然，情同秋瑾姑娘——共和國時期多少不安分的少年，包括部分紅衛兵，都以爲是在繼承先烈遺志，都有一腦們子被灌輸的革命記憶，誰也不會想到那是民國記憶，他們仿效崇敬的中共烈士，是民國范兒啊。
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見余光中夫婦，余夫人說，我們民國的女子是有烈性的。《色戒》那位烈女子的上代，也是烈士，和林昭一樣，一門之中，兩代人喋血成仁。
現在的七零後八零後總算擺脫這致命的記憶了。掐斷歷史是要動刀的。張志新喉管給切了，但你知道林昭的待遇嗎：她在單人囚禁時整天叫駡，獄卒專門製作一個頭套，封住她的嘴臉，吃飯時解開，飯後再給嚴嚴實實套上，睡覺時也戴著。指揮家陸洪恩當庭叫駡，直接把他的嘴撕了，去刑場路中再給擊落下腭，發不出聲。切喉管是醫學進步，幷不止張志新，１９７９年我看過官方報道，總共四十多人犯被切割，其中包括文革後執行死刑的人。
民國若是個時間定義，從1912年開始到1949年就結束了。若是個空間定義，它氣息未絕。您是如何定義民國的？
陳：民國那股氣，不是民國才有。清滅了，但是清朝上朔整個古代的那種士子氣，那股飽滿的民風，其實都在，都順到民國來了。民國是新朝，是古老國家的龐大轉型，民氣格外强旺，不然哪來那麽多前仆後繼的亂党和烈士。關于清末民初的叙述，解放後弄得只剩魯迅一個文本：在他的小說裏，那個時代暮氣沉沉，老朽不堪，可是你想想清末革命黨那份囂張、那份咄咄逼人，康、梁，還有徐錫麟、譚嗣同，舍我其誰，敢作敢當，是個腐朽時代的徵象麽？魯迅自己，說話之猛，詛咒之毒，又豈是孱弱的國民所能爲。他曾形容神州大地是"無聲的中國"，其實在他的時代，中國吵鬧得很哩。１９１５年胡適回國後，上下古今發議論，才二十六七歲，成名後每周擇一日，家門敞開，各色人等進去和他擺龍門陣。今之網友或許譏爲作秀，可今人哪來那股陽氣。現在二十六七歲的博士生留學生，也就整天纏繞論文格式，排列關鍵詞。
民國作爲國體，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與戰禍持續中斷的襤縷過程，然而唯其短暫，這才可觀。一個現代國家現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三十年間奠定的，豈可小看。單說民國的大學教育，今時休想望其項背，當年浙江的中小學教師是李叔同豐子愷葉聖陶，紹興鎮的中學校長，會是周樹人。近時讀出版業巨子張元濟往事，他好像是前清的舉人吧，49年新政權催其北上共與國事，老先生既疑且懼，幾度上書推却，用的是漢賦的辭令……民國是豐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規模轉換的國家景觀，回首前瞻，與傳統、與世界，兩不隔絕。只可惜民國的整體風範，民國的集體人格，才告確立，才有模樣，就中止了，改道了，無可挽回。
民國的前因，是在清代——清晚期，所謂白話文，所謂現代傳媒、現代教育、現代習俗、現代價值觀，包括初期工業、交通、郵政、商業等等，都出現了——民國的後果，則延伸到１９４９年之後。氣數斷絕，那要到文革了。毛澤東說：文革是共産黨對國民黨，無産階級對資産階級的繼續鬥爭。我小孩子聽著，嚇得出汗，我們不是戴著紅領巾天天升旗舉手要接班嗎，怎麽還沒鬥完，現在想想，他很清楚，４９年前認識他、瞭解他，與他平視平坐的許許多多老輩，都還活著哪。
我是到了九十年代回國一看，才回過神來：我小時候，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甚至部分八十年代，滿大街是民國人（十三届三中全會主席臺上，以鄧小平爲首的第二代領導人，包括彭真李先念楊尚昆等八老，哪個不是民國人?）很簡單，我輩的家長，民國青年，我輩的中小學老師，還是民國青年。爲什麽大家懷念八十年代恢復高考後的大學教育？原因固然很多，關鍵一條，那時各大學主要教授都是民國的文人。我上美院時，左翼老前輩如魯迅的學生江豐，爲聶耳填詞的許幸之，都還在食堂打飯吃，北京城裏，梁漱冥錢鐘書沈從文楊憲益，都好好活著呢。現在毛主席應該放心了：他的同代人都死了。
要說空間定義，除了殖民時期建築和古代建築，全國目前可看經看的樓宇殿堂，譬如清華、燕京(即今之北大)、北師大，南京的中央大學(即今之複名的東南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當然，還有中山陵，全是民國人設計的(部分是洋人設計)。這些年有錢了，中國的大學建築張牙舞爪，不倫不類，哪像是斯文之地。
再者，話語算不算空間？所謂白話文，現在公認最好的白話寫作是在民國，而民國上乘的白話文是清末舊白話，淵源上溯宋明。４９年後，尤其是７９年迄今的白話文，白是白了，然而無文，眼下你舉得出一位文體家麽？這是大題目，還得另說。
聽說您收藏有老照片，有名人如蔡元培的，也有普通的如上海棚屋女人的。能否給我們講講，看圖說話一下。
陳：我有一件原版照片，是蔡元培和眷屬站在那裏，穿著呢大衣，邊上站著魯迅要好的浙江老同鄉許壽裳，一副忠厚相，介于舊時鄉村讀書人和到外面做事後的現代草莽氣。我小時候家裏的浙江親戚就是那模樣，他倆是因爲德國日本留過學，自有一種沉穩豁達，不可言傳。
另一幅照片是美國記者１９４９年拍的上海蘇州河邊棚戶人家的中年婦女——上海沒有比住河邊棚戶更底層的人了，小學裏有錢孩子駡人，就說他家是棚戶區——可你瞧那女子，乾乾淨淨，頭髮用水油蓖過，梳得一絲不苟，很好看的髮髻，雙手正在衣襟扣那斜到腋窩的盤扣，給太陽照得眯眼，面容飽滿好看，甚至有點富泰，一點不賤、不自卑。現在瞧見農民工和城管隊動輒毆打的盲流，我就想起小時候鄰居窮人家規矩，平時出來頭髮梳梳好，衣服整齊，乾淨見人。真的，那位棚戶女子立即叫她扮演宋慶齡，雖不合格，也比《建國大業》裏的國母更對。不是演員不好，是沒見過民國婦人的起坐言談，即便裝扮都到位，還是沒感覺。我記得直到文革前，隨便哪個販夫走卒都是有模有樣，小職員之類，頭髮中間分條頭路，像周立波那樣梳得精光。文革開始人鬥人，全瘋了，那才叫斯文掃地，不顧顔面——從此中國人的模樣，江河日下，不可收拾了。
民國時代的商人、教授、文員、流氓、工農、女性，甚至兒童……各有范兒，山東出版的《老照片》提供了豐富的影像資料，大致是民初到三十年代，民國風最鮮明，四十到六十年代進入模糊期，形神扮相多有重合，文革到八十年代，民國氣完全消失，代之以共和國類型。我聽美國學者說，文化人類學家曾用人物影像作世界範圍各區域調查，以百年爲跨度，研究現代化過程中人的面相、精神和氣質，據說中國人的臉百年變异最巨大，最深刻，前後難以辨認銜接。可惜我無法找到這珍貴的資料。
再說風光，去年我得到一堆珍貴的舊版相册，一是英國人法國人二十年代前後拍攝的北國與江南，看得我心痛。那時的中國雖已內戰頻仍，然而只看景觀，真是富饒寧靜的古國，和今之歐洲沒有兩樣，即便貧瘠落後之地，屋舍儼然，仟陌縱橫，窮歸窮，然而乾淨、自爲，沒有敗壞，處處編織在中國自己的美學圖畫中。
另一組影像是日本戰時出版的系列戰爭攝影，記錄日軍攻占各省市的軍事景觀，我在每幅照片的背景中看見了當年中國各大省區和都市，各地風格迥异，錦綉河山，非常非常好看啊，和今日景觀全然不同。然而這組照片尤其令人沉痛而氣短，不說也罷。
如何看待民國留下的遺産？我想這既是生活方式的，也是文化的。
陳：共産黨就是一份龐大的民國遺産。你能想像我黨會在晚清，或者１９４９年後這才光榮誕生，發展壯大嗎？
人們總感嘆，看那些民國老照片，覺得民國人活得比現在人挺拔、時髦、有教養、有威儀——哪些東西是我們喪失掉的？
陳：民國人什麽罪都受過，戰爭、逃難、饑荒、淪陷、破産、虧……上海老輩說起，頂屈辱是過外白渡橋要給鎮守的日本兵鞠躬，搜身，吃耳刮子。我父母在抗戰逃難中親眼見過被轟炸後狼籍道旁的尸體……可是民國百姓從來不知道什麽城鄉戶口、待遇級別、糧票油票、五類分子……更沒有經歷過上級下級之間，同學同事之間，街坊鄰居之間，甚至家人與愛人之間的檢舉揭發，彼此防範，劃清界限，斷絕關係之類，即便老于世故的民國人，也不知道做人還有檢討、認罪、批鬥、下放等等等等花樣。我父親回憶，說是１９５０年潘漢年給全市職員做報告，長達七個鐘頭，叫做"放下包袱"，意思是你解放前幹過什麽，全部交代，重新做人——同期，周恩來在北京大學也做同樣的報告，也是一講七個鐘頭，要所有民國書生從實招來——這一套，民國人哪里領教過?那時人老實啊，于是全班加入三青團之類，據實寫出，簽了名，交上去，以爲可以效命新中國了，哪曉得從此不得好活，不得好死，牽連親友，禍延子孫……
那報告做了沒幾年，潘漢年同志自己也給銬起來，關進大牢了。
簡單說，民國人沒有大規模被侮辱與彼此侮辱、被監管與彼此監管的集體經驗。你看抗戰時期那些流亡西南的師生教授們，一路千辛萬苦，稍稍安定了，長衫西裝箱子裏取出來，穿穿好，拍出照片，斯斯文文，有尊嚴，有氣象，一點看不出怨恨愁慘。你從史料看，他們之間有派系，有恩怨，有各種難堪，但沒有長期被侮辱被貶損，因此戒懼而扭曲的集體心理。
《老照片》裏許多坦然自若的男子女子，不過是當年鄉鎮打工仔，同樣的角色擱在今天，面目卑賤萎縮。民國雖說還沒消滅階級，士農工商的關係絕對不像教科書說的那樣。有次我去天津參加什麽企業發放助學金給中學生的典禮，臺上領導輪番發言，肉麻誇張，好像都是活菩薩。只有位老教授說話平實，說他抗戰時家裏窮，全靠民間資助才讀完中學，你想，淪陷時期還有資本家設立慈善機構，不事聲張，很樸實：小孩子拿份成績單，說說家裏怎樣窮，不必填表申請，不必感謝黨，每學期自去領錢就是。
民國是離我們最近的一段"大歷史"，大師輩出、精英涌現，如何看待民國的杰出人物？我簡短列一個單子，想聽聽你對他們的言說，如章太炎、蔡元培、陳寅恪、梁漱溟、梅蘭芳、徐志摩、聞一多、魯迅、張愛玲、賽金花、梁啓超、張伯駒等。
陳：我家弄堂裏有位白面書生，蘭布中山裝，相貌清正，玉樹臨風，開口說話清清楚楚，終日和一幫野獸般的小混蛋周旋著，是靜安區一所民辦小學的老師，我上學時天天看見他。數年前他讀到我的哪本書——真是不好意思——寫了幾句評語，別人轉告我，才知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孫子，因爲出身不好，六十年代給塞在弄堂的民辦小學裏，可他一年到頭像個君子，好有教養。八九十年代他被起用了，是上海政協的咨議員吧。前幾年我去拜訪他，得到他寫的書。
我至今記得他斯斯文文站在弄堂口，又正派又禮貌，對一位調皮透頂沖出隊伍的小男孩說："聽見嗎？！回來！你給我回來好不好？"那小子理都不理他。
民國人對人對己，有禮貌，有規矩。文革批鬥老年人，再怎樣挨打挨唾沫，跪下去，拎起來，論到說話了，清清楚楚，凜然有自尊——他們不知道怎樣說假話，說軟話，他們還沒學會共和國的語言。包括被批鬥的延安時期老黨員，摁下去了，一頓暴打，好不容易給扯著頭髮抬起身，也不過是說：唉呀！小同志，你們不懂歷史啊！
于是劈頭蓋腦接著打。
章太炎、梁啓超、魯迅、蔡元培、陳寅恪、梁淑冥……我幷沒有合適的資格和語言評說他們。這類動物絕種了。我們的時代固然還有許多聰明有才之人，但所謂"人物"不是指聰明和才學。單說才學，也無奈。譬如張愛玲，不提小說，她的古文和英文，會把《海上花》全部理過，還用英文寫影評、寫小說《雷峰塔》和《易經》。這不過是她的小動作，及今也沒哪位中國作家弄得來：她上過北大復旦中文系嗎？她交過哪篇論文？
現在昏天黑地鬧什麽英文考試，想得到嗎，方志敏這樣的大烈士，你以爲就會謀反嗎？他在江西小地方上的是教會學校，十九歲前後就用英文寫小說，發表在地方刊物上：當年的地方刊物，居然有中國人書寫的英文小說！中共元老張聞天，還翻譯過尼采。又譬如老左派周楊，整人無數，可他參與翻譯的《安娜•卡列尼娜》，圓潤謹嚴，今天的譯本哪里比得，他也沒上過什麽外語學院，更不是教授博導，年紀輕輕就在上海灘支使黨羽，逼攻魯迅了。現在你拎個學生會小黨棍出來讓他動手翻譯翻譯？！
梅蘭芳也實在沒辦法：如今哪個中國大牌演員出訪美國，出訪俄羅斯，也弄不出他那時的動靜。從影像資料看，他與洋人交接不過是微微笑著，微微欠身，斯文得不得了。他的優越是因民國初起，古中國文藝第一次亮出國門，世界瞧著新奇，而他也果然金貴，藝術與生活，宛然一體。見過他北京四合院老照片嗎，如今哪位身價千萬的角兒有那樣的家。
賽金花，不知如何置評。這類女子在我們的時代根本沒有。自然，改革開放後嫁給洋人的女子多得很，挑頭幾位都有一本經：星星畫展女畫家李爽１９７８年前後和法國人相好，楞給關監獄兩年，驚動法國總統，和鄧小平講了，兼有一幫法國書生舉牌抗議，這邊才放人運到巴黎去——無論事因，古中國與异族間的交際與通婚，源遠流長，李爽這種事告訴賽金花德瓦西，人家根本不知怎麽反應啊。
我們談民國，只能談著名人物，太多平民故事被淹沒了，無從談起。去年讀龍應台先生《大江大海１９４９》，許多動人的小故事。內戰起來，中原數千名中學生由老師帶著，浩浩蕩蕩往南逃，每宿一地，就在檐下廊外就地上課。實在太苦太險，中途不少孩子失踪了，離開了，其中有位湖北女孩臨別送一册《古文觀止》給她相熟的男同學。此後這一册書居然成了逃難學生唯一的中文教科書，一路用到緬甸的法軍集中營，用到臺灣。可驚可敬啊：那位男同學五十年後回到湖北，找到書主，完璧歸趙，倆老頭老太捧著破書，拍了一張照。
他們算民國精英嗎。一本《古文觀止》，也不是爲了研究國學。
幾座有民國氣息的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臺北。您作何評價?
陳：都拆了，評價什麽？上海是因爲要留著産業，上交利潤，兼以上海殖民化形制相對透徹完整，所以沒大動——１９９２年以後不客氣了，開始動手，面目全非——１９４９年後給糟蹋給冷落的好城市，就是說，民國年間已經相當規模實現西化現代化的中國城市，是天津、武漢、南京。現在老區老街老建築，留是留著一些，局部可看，談不上民國氣息了。你讀楊憲益那代人的回憶，大約可以想見吧。我有幸認識楊憲益的妹妹，看過老太太家過去的照片，多好的一座城。
臺北也沒有民國氣了，倒不因爲這邊，實在那是一座日據時代的早期現代城市，和英美法德人下過心血的上海天津，原不能比，國民政府過去後老想著反攻大陸，沒怎麽建設。真的弄起來，是九十年代後了，但你進入臺北的人家，可看耐看的空間，可就多了。臺北和民國人記憶中的民國，難比較。白先勇小說中的那些太太們初到臺北，想煞南京與上海。
說到民國的可愛之處，您會怎麽說？
陳：以我們的教育，民國的一切都是"舊社會"，這是大誤解。相對人人梳辮子的大清，民國才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國。胡蘭成的說法比較可喜而平實，他說：民國好比是"新做人家"，凡事初定，氣象清新。你看所有民國老照片，雖是黑白的，陳舊的，滄桑歲月，可是細看進去，一本正經的天真淳樸。抗戰時期知識婦女們笑嘻嘻扛著大刀，天真得可笑可憐，不過是拍張照。你看阮玲玉周旋那份嗲，那份柔弱，也屬憨態可掬，哭著哭著，又笑起來。民國男女的婚戀聚散，也是一絕，動不動登報發啓示。跑去延安的不少青年，動因是爲逃婚，你看延安時期黑白記錄片，一幫女青年排隊拉手團團轉，跳舞唱歌，也是質樸未鑿，一派天真，又像發嗲又發狠，那是天津南京女子大學帶過去的西洋集體舞……要不是後來知道延安整風整死人，要不是許多延安男女後來成了右派，發放東北西北，死得不明不白，那延安十三年真是天下最純真的生活、最浪漫的地方，西方左派看了吃不消，感動死了。這種純真浪漫，只在民國，迄今往後，中國再也不會有，也不可能有了。
對于民國時期的文藝，您的整體判斷是什麽？
陳：民國雖有檢查機關，但沒有中宣部、文化部、廣電部、文聯、畫院、美協、舞協、音協、劇協……他們管制媒體的方式，譬如雇些打手砸你的書店出版社，真是小兒科，也屬天真幼稚型。他來砸，說明你和他是分開的，現在用的著砸嗎？張道藩，徐悲鴻的留法同學，抗戰時期出任國民黨主管文藝工作的大官，略微相當于中宣部長吧，他晚歲追求徐悲鴻前妻蔣碧薇，寫情詩，其中有句："我身上一塊塊肉割下來，每一塊寫著我愛你！"肉麻嗎？是的，所以這等官員怎能是共産黨的對手。
前面說了，民國文藝多是民間生髮的——我母親唱過幾句《總理遺囑》給我聽，那種志氣的表達，好謙虛，像是哪位鄉村教師業餘寫出來——其中左翼的，或者說，偏左的文藝（即相當于今日"體制外"文藝），是最精彩的部分。它與1949以後的文藝有關係，但又沒關係，這是大話題，也得另說。
是否可以說，我們現在的認知系統，除了科技和物質在進步之外，其它方面一直在"退步"?這就涉指到一個重要的命題：我們爲什麽懷念民國？
陳：我不願說是退步。今天大陸做成的種種事，至少，論硬件，是民國一代想做的事情。國民政府不剿共、不抗戰，也得實現"四個現代化"。百年中國的一切折騰，都是爲强國。我們爲什麽懷念民國——雖然我不知道究竟多少人果然懷念民國——大概因爲中國總算比較地强了，闊氣了，忽然發現人的狀况不妙了，時代的滋味不妙了，回頭看看，居然亂世民國還有那麽多妙事，那麽多奇人，所以懷念吧？我不知道。顧念前朝，是歷代中國的士夫情結，如今的懷念民國，性質又似不同。你們爲什麽要做這一期"民國范兒"專題呢？
政治問題歸政治問題，我願有保留地肯定今天的中國。若說民國的一切都比今天好，那是荒謬的。那時的中國還是前現代國家，像樣的公路沒幾條。民國政治的幼稚和敗筆，不知有多少：國民政府曾經明令廢除中醫；吳佩孚時代，議會居然集體討論拆毀故宮，將紫禁城辟爲政府機關，所幸吳大帥電令制止，違者"格殺勿論"；49年後，拆毀故宮的設想幷未擱置，拖到六十年代不實行，只因國家太窮，又鬧文革，顧不上，不然天安門以北全是辦公樓了。所以我們時代的種種人禍，論前因，部分緣自民國時期泛濫無忌的文化激進主義。
民國離亂的一代，渴望富强。問題是途徑與代價。現在是談論代價的時候嗎？我們還在付代價，還不知要付多大的代價、付什麽代價呢。
現在頗多民國研究，如南京大學有《民國研究》雜志，北師大修訂了《民國史料叢刊》等，民間對民國研究的熱情更高。對于民國研究熱，您的意見是什麽。
陳：我感激民國研究學者。去年讀楊奎松先生寫的書，平實有據，非常好，我讀到歷史的理性。那是政治研究，不算文化研究，看你怎麽讀。在一切民國史料的縫隙裏，我隨處窺見那個時代的氣息和質感。
不慕今人慕古人。如果說真有"民國范兒"這樣一種生活禮儀或生活方式，"范兒"針對"失範"而言，我們現在的"失範"又是什麽？
陳：別說"民國范兒"，連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種種"范兒"，也都遺失乾淨了。不是嗎？如今但凡可觀而存有價值的類型，幾乎都"失範"了：我們真失得起啊。你想想，七八十年後的中國人會不會無限嚮往地說：啊！"改革開放范兒"太迷人了！真有意思啊——你舉得出哪一群當今人物，日後亮得出去，留得長久，居然成爲後人懷想追慕的"范兒"嗎？
從民國裏來，到民國裏去。那些出生于民國的人，也都是民國的遺老遺少了，但却回不到民國裏去。您怎麽看待他們。
陳：木心先生曾經笑說這一層，警句："遺老不够老，遺少不够遺！"如今哪有民國的遺老遺少啊：你去瞧瞧國共兩黨的兒孫輩。
不過我倒不以爲"回到民國"是一種價值。三十年來，中國被有限釋放的活力即便從未以民國爲指歸，但是民間各種自發的個人行爲個人價值，正在各層面破繭而出，呈現奇怪而驚人的姿態，成爲社會潜流，有如方興未艾的網絡。無數青苗：八零後、九零後，雖說還在念政治考試的經，但他（她）們和民國年間的孩子們理應等同，朝向未知的可能性。爲什麽我不願苛責年輕人？清末民初的孩子也曾被世人譏爲"一代不如一代"，然而一代送走一代，今天，中國到底不是清末民初烽火離亂的中國，也不是文革時期的中國了。
我有時瞧見簇新的青年一臉無辜站那裏，即便空白如紙，總算不見黨氣戾氣了。你知道嗎，最近看江蘇台爲男女生牽綫搭橋的電視專欄《非誠勿擾》，我非常感動。不爲男女情，而是看見了坦然率真的新青年，農民工組合尤其可愛。每位男女公開說出自己的好惡，言語得體，態度自然，雖有位黨校女官安插著（燙頭髮、抹口紅，頗有幾分性感），但是節目的氣象實在是真實的，人性的，如胡蘭成所說，有一股對人世的相信——民國的可愛，不就是這真切與相信嗎？
最近的歷史又是最遠的歷史，因爲歷史越近越難看得真切、辨得清楚。說了這麽多民國的話題，可我却疑心它是否真的那麽美好。
陳：有一位早期去延安，後來走掉的中共史家，名叫司馬璐。他的自傳詳細描述出離延安後的四十年代中晚期，期間他去了重慶、南京、上海，又辦報紙，又組黨。他說，他不知道在中國還有比那個階段更自由的感覺。當然，這傢伙是個叛徒，是反動派，雖然文革後的北京黨史專家據說經常越過海外向他請教當年的人物與故實。
自由是什麽？自由是指叫嚷自由、追尋自由的人。民國時期的共産黨人莫不公然宣稱民主和自由。如今我們大概真的自由了，不叫，不想叫，也不許叫——九十年代末李慎之先生冒險破這自由的題，人勸他慎重一點，他大聲說："由我來先說吧，我是黨員！"李先生是勇敢的，問題是，他本來是自由的：四十年代他有投奔异党的自由，也爲了自由而加入共産黨；過了整整五十年，因爲"我是黨員"，他才能重提當初共産黨挂在嘴上的自由：他晚年終于明白，不分資産階級無産階級，自由就是自由。這一層，他不如五十年前的司馬璐，尤不如有言在先的儲安平。儲安平1948年就說：在國民黨那裏，自由是多與少的問題，今後可就是有和無的問題了。
半個多世紀過去。民國的種種善，民國的禮義廉耻信，早被大規模玷污，大規模失傳了，民國的種種惡——貪污腐化、裙帶關係、橫徵暴斂、弱肉强食、喪盡天良——倒是進步神速，以至發揚光大：不是嗎，論惡，論惡的豐富性、離奇感、創造性，我們絕對有資格看不起民國人。
是的。中國是以這艱難的進步警告中國：中國的進步何其艱難，何以艱難——民國是否真的那麽美好？好問題。我非常希望你是對的，也希望我以上的意思全屬錯謬：爲了免于沮喪，人樂意肯定自己存活的年代；爲了免于虛妄，人會質疑傳說中的前朝。遺忘民國吧，它早已被唾弃了。不過，你所說的"美好"，或不美好，是指什麽呢?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８日寫在北京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5973
包辦婚姻的優越性（劉擎）
包辦婚姻的優越性
這是一次實驗，看看"理論創新"可以多麽離譜，而又可以顯得多麽振振有詞
劉擎
一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時代，會激發層出不窮的理論創新。富有創造力的理論家往往會挑戰你的直覺與常識。比如，你碰巧讀到這樣的新觀點：中國維繫千百年的"中央集權制"實際上是一種先進的、優越的政治制度。你之所以有抵觸情緒，可能恰恰是因爲人云亦云，迷信"民主的烏托邦"，盲目斷定"民主比集權進步"。類似的文章大多旁徵博引，有理論有事實，尤其在"方法論"上特別具有啓發，極大地激勵自己的理論創新。比如，我正準備提出一個反潮流的新論：包辦婚姻比自由戀愛更爲優越。
讓我們從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包辦婚姻作爲一種風俗（制度性實踐）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如果它完全是愚昧殘酷的，怎麽可能在一個偉大的文明傳統中維繫那麽久遠？由此，有必要重新審視包辦婚姻與自由戀愛的本質。
首先，將"婚姻"等同于"情感"是一種概念錯誤。任何婚姻都不只是兩個孤立男女之間的純粹情感或性愛關係，而是一種"制度安排"，具有經濟、社會（人口再生産）、文化甚至是政治的功能。將如此重要的制度安排托付給"自由的愛情"，這不只是非理性的，簡直是愚昧和瘋狂。包辦婚姻通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機制來完成，受到家族權威與社群輿論的保護和制約，因而具有高度的穩定性。
其次，讓我們來反思所謂"包辦婚姻不幸論"。流行的觀點認爲，包辦婚姻"壓抑人性"，這種穩定關係以犧牲當事人的幸福爲代價。但人類學和社會學有大量的研究表明（這裏需要收集和引證資料，最好有統計數據），兩者婚後的"幸福感指數"基本相近（在有些地區前者甚至更高）。因此，"包辦婚姻不幸論"沒有可靠的事實根據。作家、文藝家和媒體人大多持有"親自由主義"的立場，他們利用職權，在公共話語的傳播中往往有意無意地"選擇使用證據"——過度誇大包辦婚姻的弊端。按照喬姆斯基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被製造出來的共識"，簡單地說，就是"洗腦"的結果。
再次，對包辦婚姻的批判往往依據一個荒謬的前提預設：在婚姻安排中，父母與子女是"敵對的"。但這是一種反人類、反社會、反自然的觀點。雖然有少數父母將子女的婚姻作爲籌碼，來換取自身或家族的利益，但更爲普遍的情况是，父母對子女具有最强烈無私的愛與關懷，爲謀求子女的幸福而奉獻與犧牲。因此，在婚姻安排中，父母與子女的利益與目標完全是一致的，差別在于婚姻的對象是由父母包辦决定，還是由子女自由選擇。當兩者發生分歧的時候，究竟哪一種判斷更爲可靠？一般而言，自由戀愛中的男女往往受情緒左右，容易被衝昏頭腦；而父母有豐富的閱歷和經驗，更可能做出清晰、冷靜、正確的選擇。那些反抗父母意見而一意孤行（甚至私奔）的戀人們，大多以悲劇告終，後悔莫及地感嘆自己當初的任性。
最後，自由戀愛對于社會與道德的負面影響尤爲值得關注。自由戀愛發端于西方，是啓蒙時代宣揚個人主義和人性解放的結果。但是，兩百年來的歷史實踐表明，所謂"人性的解放"會走向"欲望的解放"甚至是"獸性的解放"。越來越自由隨意的親密，越來越放縱的（包括婚前與婚外的）性關係，瓦解了持久的忠誠、彼此的責任等美德，引發了普遍的價值混亂、道德墮落和性疾病的蔓延，也直接造成了居高不下的離婚率。中國文化是家族本位的集體主義文化，自由戀愛在個人主義爲本的西方都導致了社會危機，更不適合中國的國情。
由此我們得出結論：應當破除對自由戀愛的迷信，返回包辦婚姻的古老傳統，重新獲得對中國文化的自信力……
當然，這是一篇"戲仿"之作。這是一次實驗，看看"理論創新"可以多麽離譜，而又可以顯得多麽振振有詞。如果你覺得這個創新不够過癮，我們還可以嘗試更極端的題目（比如，論證"自殺比活著更有價值"）。創新的時代也是一個江湖騙子泛濫的時代。要免于被"理論"忽悠，我們不僅需要常識，而且要培養健全的思維品質，獲得清醒的辨識力。這是一種公民的品質。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35期
http://magazine.caing.com/2010-08-27/100174736.html
這是一次實驗，看看"理論創新"可以多麽離譜，而又可以顯得多麽振振有詞
劉擎
一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時代，會激發層出不窮的理論創新。富有創造力的理論家往往會挑戰你的直覺與常識。比如，你碰巧讀到這樣的新觀點：中國維繫千百年的"中央集權制"實際上是一種先進的、優越的政治制度。你之所以有抵觸情緒，可能恰恰是因爲人云亦云，迷信"民主的烏托邦"，盲目斷定"民主比集權進步"。類似的文章大多旁徵博引，有理論有事實，尤其在"方法論"上特別具有啓發，極大地激勵自己的理論創新。比如，我正準備提出一個反潮流的新論：包辦婚姻比自由戀愛更爲優越。
讓我們從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包辦婚姻作爲一種風俗（制度性實踐）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如果它完全是愚昧殘酷的，怎麽可能在一個偉大的文明傳統中維繫那麽久遠？由此，有必要重新審視包辦婚姻與自由戀愛的本質。
首先，將"婚姻"等同于"情感"是一種概念錯誤。任何婚姻都不只是兩個孤立男女之間的純粹情感或性愛關係，而是一種"制度安排"，具有經濟、社會（人口再生産）、文化甚至是政治的功能。將如此重要的制度安排托付給"自由的愛情"，這不只是非理性的，簡直是愚昧和瘋狂。包辦婚姻通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機制來完成，受到家族權威與社群輿論的保護和制約，因而具有高度的穩定性。
其次，讓我們來反思所謂"包辦婚姻不幸論"。流行的觀點認爲，包辦婚姻"壓抑人性"，這種穩定關係以犧牲當事人的幸福爲代價。但人類學和社會學有大量的研究表明（這裏需要收集和引證資料，最好有統計數據），兩者婚後的"幸福感指數"基本相近（在有些地區前者甚至更高）。因此，"包辦婚姻不幸論"沒有可靠的事實根據。作家、文藝家和媒體人大多持有"親自由主義"的立場，他們利用職權，在公共話語的傳播中往往有意無意地"選擇使用證據"——過度誇大包辦婚姻的弊端。按照喬姆斯基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被製造出來的共識"，簡單地說，就是"洗腦"的結果。
再次，對包辦婚姻的批判往往依據一個荒謬的前提預設：在婚姻安排中，父母與子女是"敵對的"。但這是一種反人類、反社會、反自然的觀點。雖然有少數父母將子女的婚姻作爲籌碼，來換取自身或家族的利益，但更爲普遍的情况是，父母對子女具有最强烈無私的愛與關懷，爲謀求子女的幸福而奉獻與犧牲。因此，在婚姻安排中，父母與子女的利益與目標完全是一致的，差別在于婚姻的對象是由父母包辦决定，還是由子女自由選擇。當兩者發生分歧的時候，究竟哪一種判斷更爲可靠？一般而言，自由戀愛中的男女往往受情緒左右，容易被衝昏頭腦；而父母有豐富的閱歷和經驗，更可能做出清晰、冷靜、正確的選擇。那些反抗父母意見而一意孤行（甚至私奔）的戀人們，大多以悲劇告終，後悔莫及地感嘆自己當初的任性。
最後，自由戀愛對于社會與道德的負面影響尤爲值得關注。自由戀愛發端于西方，是啓蒙時代宣揚個人主義和人性解放的結果。但是，兩百年來的歷史實踐表明，所謂"人性的解放"會走向"欲望的解放"甚至是"獸性的解放"。越來越自由隨意的親密，越來越放縱的（包括婚前與婚外的）性關係，瓦解了持久的忠誠、彼此的責任等美德，引發了普遍的價值混亂、道德墮落和性疾病的蔓延，也直接造成了居高不下的離婚率。中國文化是家族本位的集體主義文化，自由戀愛在個人主義爲本的西方都導致了社會危機，更不適合中國的國情。
由此我們得出結論：應當破除對自由戀愛的迷信，返回包辦婚姻的古老傳統，重新獲得對中國文化的自信力……
當然，這是一篇"戲仿"之作。這是一次實驗，看看"理論創新"可以多麽離譜，而又可以顯得多麽振振有詞。如果你覺得這個創新不够過癮，我們還可以嘗試更極端的題目（比如，論證"自殺比活著更有價值"）。創新的時代也是一個江湖騙子泛濫的時代。要免于被"理論"忽悠，我們不僅需要常識，而且要培養健全的思維品質，獲得清醒的辨識力。這是一種公民的品質。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35期
http://magazine.caing.com/2010-08-27/100174736.html
評中國九十年代的新左派（徐友漁）
評中國九十年代的新左派
——說崔之元 甘陽 汪輝
徐友漁
一、評制度創新與國情
二十世紀最後十年中國思想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發生在知識界的大爭論。先是出現了新左派思潮幷引起廣泛批評，然後是自由主義思潮正式露面幷引發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對峙。這場爭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興趣，二000年開年不久，已有好幾本相關資料彙編陸續出版。作爲當事人之一，我感到不少人對這場爭論的起因、過程、實質，以及雙方分歧究竟何在，幷沒有清楚、確切的瞭解。比如有人認爲，自由主義强調個人自由，而新左派强調社會公正；自由主義者爭取言論自由不過是提出了知識分子自身的要求，而新左派提倡經濟民主則是代表了工農大衆的利益。我認爲，這種混亂不確的認識只表明了某種話語策略的成功。我願在此闡明自己的看法，偏頗和成見在所難免，祈望各方指正。
（一）新左派思潮的出現背景
新左派思潮以甚麽機緣産生？爲何它與自由主義的論爭成了九十年代的重要景觀？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把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思想學術論爭格局及社會生活兩方面的變化作一說明與比較。
首先是爭論場地轉移。在八十年代，黨內高層思想路綫分歧與理論界、社會上的觀點對立是貫通一氣、互相呼應的。而在九十年代，由于有鄧小平"不爭論"的指示，黨內或官方意識形態對立很少張揚（當然也偶有發生，例如老左派的一系列"萬言書"與《交鋒》等作品的論爭），知識界內部的爭論顯得突出。
其次是爭論內容的更替。八十年代主要表現爲革新與保守的對立，黨內理論界表現爲教條的馬列主義與政治新思維之爭，黨外文化界表現爲中西文化大討論。而在九十年代，交鋒的基本陣綫是現代與後現代、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在九十年代，人們不再滿足于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思考和爭論，更關注制度安排，社會發展的方向和過程之類的現實問題。一批人文學者從哲學、歷史、文學、思想史轉入社會學或社會批判。有人說，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一個從哲學-美學到社會學的轉向。
在八十年代，革新派知識分子中的主導傾向是對五四新文化和啓蒙運動的繼承與宏揚，與五四時一樣，反專制、反封建是主要議題，批判自身傳統，瞭解和借鑒西方學理蔚然成風。而在九十年代，風向發生逆轉。八九年的六四風波之後，在批"全盤西化"（甚至具體到對電視系片《河殤》進行大批判）的指導方針之下，對西方學理的學習和借鑒變成了清理與批判，反專制、反封建的主題變成了反西方資本主義。與此同時，在八十年代後期傳入中國的後現代主義急劇滋生，以前人們接觸的是值得仰慕的西方主流文化，而現在開始流行暴露西方弊病，消解西方價值的非主流觀念。
反專制、反封建從中心話題變成了禁忌，有人被迫暫時沉默。而從另一些知識分子的心理層面上看，這已經不是可以繼續做下去的學問，而是直面現實的勇氣和耐性的問題。痛感的尖銳性與求變的迫切性經不住時間與日常生活的消磨，遲早會鬆馳下來。文化人求生和求新的本能驅使人轉換話語。中國的現實幷無根本變化，需要改變的是立場和視角。許多人自覺不自覺地把中國當成另一個中國--與八十年代不同的中國，與一九八九年不同的中國--來對待。這樣，美國的問題會成爲中國的問題，西方知識分子的思維套路會成爲中國知識分子的思考模式，尤其是，當代西方左派對西方和全球問題的診斷會成爲對中國問題的診斷。
在政治問題不得不暫時懸置起來的同時，中國的社會問題凸顯了。權力肆無忌憚地將自己匯換爲金錢，本土資本的運作寸步難行，除非投靠和寄生于權力，貧富差距急劇拉大，金錢（資本）作爲第二種惡，對許多人而言顯得比第一種惡更難于忍受。知識分子開始認真考慮中國的發展方向問題。
中國的問題從根本上說出在哪里，不同的知識分子給出了不同的診斷。
對于被稱爲（或自稱爲）自由主義派的人而言，他們始終沒有忘記政治問題。他們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强調法治，以此來制衡權力，規範市場經濟。他們的問題意識可以概括爲：新情况，老問題。
而與之對立的新左派基本上認爲中國的問題已經轉換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危害。中國的出路在于對抗世界經濟的現存格局，走一條任何現存文明形態都沒有走過的創新之路，而這麽做的啓發和激勵因素可以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一類毛澤東晚期的理論和實踐中得到。一九九九年爆發的民族主義狂熱，使敵視西方陣營的新左派思潮在氣勢和輿論上占壓倒優勢。
（二）所謂"制度創新"與國情
新左派的致命缺陷是脫離實際，爲了得到自己預先設定的結論，爲了施展自己剛剛學到的西方最新學理分析，將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歪曲、割裂，强行納入自己的理論框架。甘陽和崔之元在九十年代初指責中國知識界主流迷信西方經驗，是"制度拜物教"，認爲他們根據西方最新學理和從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發掘出的制度創新因素如果發揚光大，就可以對西方的現代性作出超越。但把他們的高論和中國的現實相比較，只能使人産生哭笑不得之感。
比如，甘陽認爲，中國鄉鎮企業具有的"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模式意味著，"華夏民族從農業社會轉入工業社會，或許可能創造不以徹底摧毀鄉土社會爲代價的歷史經驗。果如此，這不僅對華夏民族''生活世界''之歷史延續具有無可估量的意義，而且將是對人類文明史的莫大貢獻。""中國鄉鎮企業所提出的問題，毋寧應該看作：中國現代性對西方現代性的挑戰，幷正在形成對西方現代性的一種alternative。"（見《鄉土中國重建與中國文化前景》載《二十一世紀》1993年4月號第5頁）甘陽以"對鄉土中國的大量經驗研究"爲自我標榜，但中國的現實如何呢？
真正從事過田野調查，把結論建立在實證考察之上的農民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指出，中國鄉鎮企業的"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原則，關鍵是不允許農民改變身份。中國社會半個世紀最基本的事實，最重要的分野就是城鄉二元化，全部人口分成了"有城市戶口者"和"農民"兩個等級，他們在居住、求職、受教育、醫療、福利各方面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鄉鎮企業的大發展，是中國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無法自由流動的結果。"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决非最好的經濟組織形式，更非廣大農民的心願。和城市化相比，鄉鎮企業的形式使城鄉收入差距無法縮小，便勞動力的轉移處于不穩定、低效率狀態。千百萬農民不顧艱難險阻涌入城市，形成震動各方的民工潮，充分說明把農民束縛在鄉土上是多麽不合理和不得己。（參見秦輝《"離土不離鄉"：中國現代化的獨特模式？——也談"鄉土中國重建問題"》載《東方》1994年第1期）
指出鄉鎮企業發展的困難和實質幷不是想否定其成就，與以前那種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比，鄉鎮企業無疑帶給農民一定程度的機會和富裕。我們也知道，立即、徹底取消城市/農村身份差別，是不現實的。但從農民自身的利益和中國農村發展的前途看，取消身份制畢竟是無可回避的必要條件。前不久中央政府在使農村人口取得城市戶口方面鬆動了很小的一步，立即被各方人士歡呼爲中國改革戶籍制度有重大意義的舉措，可見人們對于甚麽是文明和進步，心中是有數的。不顧事實，把數億中國農民的無奈當成取代西方文明的生髮點，在美國校園中暢想自己如何洞見了落實文化中國的歷史機遇，真不知叫人說甚麽好。更有甚者，把與自己對立的一派知識分子說成是津津樂道于"不平等的自由"，是貴族派，標榜自己的"平民"立場，天下還有比這更滑稽的事情嗎？（見甘陽《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載《讀書》1991年1月號第85頁）。
崔之元也喜歡談鄉鎮企業，他是要說明，大躍進固然不好，失敗了，但其中也包含了相當的"合理因素"，鄉鎮企業就是大躍進的合理因素（見崔之元《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載《二十一世紀》1994年8月號第7頁）。但他對下列事實不作解釋：爲甚麽大躍進、人民公社使鄉鎮企業辦不下去，而只有在徹底否定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做法之後，鄉鎮企業才有突飛猛進？
崔之元急不擇路地爲人民公社評功擺好，把改革開放後農村實行的村民民主自治也歸功于人民公社："1958年後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體制，雖然不如今天的聯産承包責任制靈活，但也爲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礎：首先，土地的集體所有，爲鄉村的民主自治切切實實創造了有利的前提……其次，現在的聯産承包責任制是''雙層經營''，幷非簡單地分田單幹，鄉村公共建設、産前産後服務等''集體層''更趨重要，各家各戶在爲鄉村公共財政交納稅費時，必然同時要求政治參與監督，從而爲鄉村民主自治提供了物質利益動機（見崔之元《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第15頁）。
崔之元的以上議論只能使對中國現實有所瞭解的人目瞪口呆。在人民公社體制下，村民和村一級的集體連種甚麽莊稼、怎麽種的權力都沒有，村民們失去了自留地、果樹、甚至爐鍋碗瓢盆，他們吃飯去公共食堂，行動軍事化，常常在半夜打著燈籠搞大會戰，上級的命令不論多麽荒唐（比如種薯要挖地三尺，插秧株距3寸，砍光樹木去大煉鋼鐵）都得執行，不然會被捆綁、鬥爭、監禁，這是中國農民最沒有自主權的日子。在這段時間，任何違背農作常識和基本生存的命令他們都無法違抗，其結果是餓死三千萬以上的人。這居然是"爲村民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礎"！
崔之元想說明的是，公有或集體所有，是民主自治的前提。他的例證是"印度地方選舉常被大地主操縱"，多麽奇怪的邏輯！其前提是：民主自治的唯一阻礙是金錢勢力，其推理是：凡沒有金錢作祟的地方，就一定有民主自治。那麽，怎麽理解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呢？
崔之元似乎完全不懂得下列道理：只有當人們的生産資料和財産有保障，他們才可能有自由、民主、自治。
中國目前的鄉村民主，說到底是國家"給"的，當然也適應了分田到戶的形勢。崔之元企圖爲中國當前的鄉村民主提供一種物質利益驅動機制的解釋：村民爲公共財政納稅，必然要求政治參與監督。這完全是一種在西方歷史上起作用的機制，比如人們常說的美國公民的"納稅人意識"，又如英國近代中産階級抗爭皇權的口號："無代表，不納稅"。這些當然很好，但可惜中國的現實幷非如此。名目繁多的稅款、集資、攤派，地方政府和基層幹部的强征强收，這一切幷沒有使村民樹立"交了錢，我就是主人"的意識。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嚴禁濫收費亂攤派，而這種命令收效甚微，充分證明崔之元的解釋模式之荒唐可笑。
二、評中國的現代性與批判
（一.）中國已經進入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社會？
我們與汪輝的分歧，同樣涉及到對中國國情的認識。汪輝與崔之元和甘陽在立場、觀點方面相當一致，但論說的側重點不同。他沒有專門論說中國舊體制中有多少優秀事物，可以與西方最新冒出苗頭的優秀事物媲美，或可以形成超越西方文明的因子。他著力證明，中國進入九十年代之後，社會形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是一個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政府的職能變了，知識分子的功能、與政府的關係變了，知識分子的批判對象也應當變。
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社會作用是批判，在汪輝看來，中國知識界的主流在九十年代却表現出批判性的喪失，因爲他們幷不全力以赴地批判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他在發表于《天涯》1997年第5期上的文章"當代中國的思想狀况與現代性問題"中闡述了自己的觀點。當此文收入另一文集《田野來風》時，其名稱是"市場時代的降臨與思想的潰敗"，把主題表達得更直露了。
我們來看看汪輝是怎麽說的："在中國經濟改革已經導致市場社會的基本形成和三資企業占據國民生産總值一半以上的時候，我們也已經不能簡單地將中國社會的問題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在資本活動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歷史語境中，政府和其它國家機器的行爲和權力運作也已經與市場和資本活動密切相關，從而也不能簡單地從政治角度來分析。"（見《當代中國的思想狀况與現代性問題》載婥《天涯》1997年第5期第134-35頁）"在迅速變遷的歷史語境中，曾經是中國最具活力的思想資源的啓蒙主義日益處于一種暖昧不明的狀態，也逐漸喪失批判和診斷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的能力……中國的啓蒙主義面對的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化的社會；市場經濟已經日益成爲主要的經濟形態。"（同上，第141-42頁）汪輝認爲，新啓蒙思潮已經遭到了歷史性的衰落，因爲它把批判的視野局限于國家的內部社會政治事務，特別是國家行爲，而在他看來，應該及時地把對國家專制的批判轉向剖析市場條件下國家行爲的變化，因爲對中國問題的診斷必須同時也是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及其問題的診斷。（同上，第146頁）。
爭論的焦點和問題的實質十分清楚：第一，中國社會是否已經變成一個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第二，由于中國政府的職能與行爲發生了轉變，因此針對政治專制的批判必須及時地變成對于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分析？
我曾經指出，對于一個社會的性質和形態作出斷言，是不能信口開河的。說中國社會已經是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需要一系列指針和事實來證明的。汪輝在文章中除了"三資企業占據國民生産總值一半以上"這句文理不通的話之外，沒有提供任何論據來支持他的判斷。我引論了中國國家統計局編的《中國統治年鑒》關于 1997年（汪輝文章發表的那一年）的以下資料：關于投資，國有經濟占總投資的52.5%，聯營經濟占0.5%，外商投資占7.8%，港澳臺投資3.8%；關于就業人數，國有經濟占總數的15.9%，聯營經濟占0.1%，外資占0.4%，港澳臺投資占0.4%，農民占從業人數的71%（編者按：此處原文似有誤，未找到正確版本，調整後亦不准確。）。我還指出，時至今日，憲法條文中只說到對社會主義公有財産的保護，私有財産不可侵犯尚未在憲法中得到確認。（見徐友漁《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載《開放時代》1999年5 月第50－51頁）根據以上這些情况，我不知道汪輝有甚麽理由讓人相信中國社會已經是市場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
其實，汪輝的思想遠不止于下列主張：在九十年代，知識分子的批判矛頭應及時轉向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他實際上把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八十年代的啓蒙思潮，甚至近一百年來的啓蒙思潮，以及一切反封建、反專制，提倡學習西方，走現代化之路的主張都叫做"現代化的意識形態"，"現代化的目的論世界觀"（見《當代中國的思想狀况與現代性問題》第147－48頁）。他自己的觀點實際上可以叫做反現代性立場，雖然他很策略地把自己的看法形容成是不要單純地、教條地肯定現代性，而是把現代性看作一種悖論，一種充滿矛盾的結構。
正是這種反現代性立場，給汪輝提供了一個异乎于啓蒙派知識分子觀察和評判中國現代化歷程的獨特角度，他據此評論中國知識界在八十和九十年代的思想狀况，乃至馬克思、毛澤東的學說。在他看來，除了崔之元、甘陽的"制度創新"說，其它所有的主張，不論是官方的還是非官方的，不論是有影響的還是影響甚微的，都有致命的缺陷，因爲它們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認可現代性的預設。（同上，第135－146頁）
問題在于，汪輝從反現代性立場向近代和當代幾乎每一種社會思想立場發出質疑、挑戰和批判，難道不需要爲這種立場作出辯護，難道不需要說明他那同樣是得自于西方學理的觀點，在闡釋中國問題時具有合法性和適切性？但是，汪輝除了引述福柯（（Michel Foucault）、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阿明（Sanmir Amin）和華倫斯坦（Immannuel Wallerstein）等人的言論外，幷未證明他們的論述與中國歷史語境的相關性。
有人認爲，中國學者之間的論爭進行到底不可避免地會變成"代理人戰爭"：各方都竭力援引西方學理資源，將其用于解决中國問題，把自己擺在作爲西方某家某派在中國的代言人的位置上，反駁或捍衛西方某個人或某一派的觀點。我不否認"代理人戰爭"有一定的道理和意義，我不知道汪輝是否準備把隱蔽的"代理人戰爭" 變成公開的"代理人戰爭"（如果要那樣做，他就得像崔之元，把自己的學理來源--新進化論、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批判法學--交待得一清二楚），我認爲打" 代理人戰爭"對于中國的現代化幷不是很重要，我在下面將通過簡短的歷史考察與對比分析說明中國的反現代化思潮（包括汪輝的最新主張）是不正確的。
（二.） 現代性與批判精神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思想傾向是以現代化爲導向。但由于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始于列强侵略，因此對西方的疑慮和對現代性的疑慮是聯繫在一起的。我們可以同意汪輝的這種看法："對現代性的質疑和批判本身構成了中國現代性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徵"，"''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理論''……是晚清以降中國思想的主要特徵之一。"（同上，第136頁）這種特徵的主要內容是甚麽呢，是反對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傾向。誠如艾愷（Guy S.Alitto）所指出的："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幾乎永遠是反現代化思想家們思想中的構成部分。這相當自然，因爲不管左派或右派的批評在經濟思想的領域常有重叠的地方，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在中國關于社會主義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20世紀中所有重要的思想家與政治領袖--包括共産黨、國民黨、孫逸仙及其它小黨，以及較次要的人物如閻錫山、馮玉祥、胡漢民等等，都沒有例外地全部提倡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事實上，不管其意識形態的傾向如何，中國的人物幾乎無人提倡任其自爲的資本主義。"（見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思潮》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0頁）
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現代性主流話語，即對個人自由、私人財産、市場經濟、憲政體制（法治、權力制衡）的肯定，屬于資本主義，而各種牌號的社會主義是範圍和程度不等地對之持反對態度。而愈是激進、正統的社會主義，反對得愈全面、愈徹底。但事實證明，正是那種斯大林、毛澤東牌號的社會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灾難。經濟的無效率、人民的貧窮、個人迷信、個人專權、法制被踐踏、人身安全的喪失，這一系列慘痛經驗使中國人重新考慮歷來遭到否定的東西的價值，認識到它們的普遍意義。即使是力倡"四個堅持"的鄧小平，也主張要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中國當代的思想解放，如果剝去七十年代末倡導它時的意識形態外衣，實質上就是重新認識和認同被搞得臭不可聞的名爲"資本主義"，實爲人類文明中具有普世意義的東西。崔之元在"制度創新"名義下提倡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方向剛好相反。我不知道他的口號在美國是否有新意，在中國，却是閻錫山、胡漢民者流都可以接受的。
汪輝力圖表明，和那些只有簡單的、整體性思維的人不同，他看到了現代性的异質性。但他强調，具有正面價值的是對現代性的批判而不是肯定。他說："現代性的衝突結構恰恰是現代性迄今仍然具有某種活力的原因，但是，這種內在活力恰恰來自對現代性的批判和衝擊本身。"（見《關于現代性問題答問》載《天涯》 1999年第1期第23頁）對此，有一系列問題應作辯析。
第一，汪輝把發生在現代西方社會中的所有反抗運動都視爲反現代運動，這是一種混淆。事實上，許多重要的社會進步運動是爭取現代性的運動。現代性在西方社會幷未走到盡頭，它還是未竟之事業。讓我們以美國黑人爭取民權的運動來作分析。請問，當馬丁•路德•金作講演："我有一個夢"時，他授引的難道不是美國當初的立國理念？他是想真正實現這些理念，還是摧毀這些理念？當總統約翰•肯尼迪、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支持黑人進校，甚至不惜派軍隊保護黑人進校時，當約翰遜總統終于實現平等權利法案的立法時，你能說這幷不是西方現代國家（資本主義政權）在强行推行自己的價值？難道這幫大人先生是社會主義者，要與黑人聯手打倒資本主義？
第二，汪輝承認，現代性的反思和批評是從現代性自身中孕育出來的，但他不願意進一步承認，在已有和現有的各種結構中，只有現代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才是唯一爲批判自身提供條件的結構。馬克思可以在資本主義的心臟爲資本主義掘墓鍛造思想武器，哈維爾（Vaclav Havel）在後極權體制中談論後極極時代政治却要入獄。我們可愛的新左派朋友現在鼓足了勁批判現代性，批判資本主義，却從來不提，正是他們的批判對象爲他們提供了批判的條件（中國新左派的思想資源，也是從西方新左派那裏得來的）。
第三，難道我們不應該因此想一想，在中國應該爭取和創造這樣的條件？當然，我們可以同意，當某一天現代性在中國業己充分確立甚至過份成熟時，它的負面作用會暴露出來，需要我們警惕與批判。當然，新左派們可以自豪地宣稱，他們特別有遠見，正在未雨綢繆，但雨天未到你就打傘，不是太可笑了嗎？你總不能說："人家美國都有好多人在打傘"呀！中國在七十年代文革期間大批"資本主義法權"的鬧劇，難道不值得人們引以爲戒嗎？中國的反現代性和社會主義傳統是如此根深蒂固，令人憂慮的恐怕不是失之太弱，而是過份强大。
現代性，不論作爲觀念還是制度性安排，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受到批判。觀念上、文化上的批判往往是充滿活力、引人入勝、發人深思的，但其基本政治理念和制度安排，如人權、自由、民主、自由經濟、法治等等，却經受住了時代變遷和歷史發展的考驗。正是這些東西，構成了各種思潮（包括反現代化思潮）充分表演的平臺。中國九十年代的新左派如果把自己的角色定位爲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如果只想重複從尼采到海德格爾對西方現代性的批判，那是問題不大的。但他們現在的興趣是在制度安排方面，他們對于建造這樣一個平臺的努力發出挑剔與指責，但除了批判與解構，根本拿不出建造另一個更好的平臺的可行方案。也許，有人會辯解說，知識分子的使命只是批判。談到批判，令人想起這麽一則政治笑話。一個美國人和一個蘇聯人爭論誰的國家制度好、更民主。美國人說："我們可以喊打倒里根總統，你們能麽？"蘇聯人不假思索地回答："這怎麽不能，我們當然可以喊打倒里根總統。"
新左派宣稱中國思想界在市場經濟來臨時表現出潰敗，指責中國知識界不批判資本主義，我想，在北京大駡美帝國主義，在美國的大學講臺上大講資本主義不民主，這與在莫斯科高喊打倒里根總統有甚麽區別？這就是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
三、評新左派的學風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既令人矚目，又令人失望。許多人認爲，雖然雙方分歧嚴重，但既然討論的問題涉及到中國要不要現代化，要甚麽樣的現代化，以甚麽方式實現現代化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就希望爭論雙方能心平氣和，表現出學者風度和嚴謹的治學態度，使討論深入。
爭論的水準和氣氛不令人滿意，從根本上說與參與者的整體思想學術素養不高有關，這是有待包括本文筆者在內的人今後努力提高的。另外，也與新左派的學風有關，我在下面將用事實來說明這一點。當然，這决不能說明我本人或與我觀點一致的人就沒有學風問題。我希望所有的問題都被指出來，以利于當事人自省，求得提高學術爭論水平。
爭論中，自由主義者被反復指責爲只關心個人自由、知識分子的自由、富人的自由，而不關心弱者的權利、不要社會公正，甚至替腐敗辯護。例如，甘陽說："今日許多對自由主義的高談闊論主要談的是老闆的自由加知識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見甘陽《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載《讀書》1991年1 月號第85頁）俗說話，衆口鑠金，現在，一些即使是支持或同情自由主義的人，也覺得自由主義有不關注社會公正的缺陷。但是，我從未發現以上指責有文本根據，甘陽的攻擊既多又猛，但從未指出究竟是誰，有甚麽主張，其它新左派的抨擊也從無具體引證。相反，我却明確列出了自由主義者强烈主張社會公正的文本根據。（見徐友漁《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載《開放時代》1999年5－6 月號第47頁）這很簡單，因爲其中一些文章，就是備受新左派攻擊的朱學勤和我本人寫的。我現在倒想反過來問一下新左派朋友們：你們能引證多少文本或事例，說明在你們在把社會公正問題當棍子打自由主義之前，就研究和闡發過這個問題，爲社會公正大聲疾呼？
在我看來，學風問題是新左派的通病。爲了免蹈對方"只指控，不舉證"的覆轍，讓我對本文前面所說及的三人的學風問題舉例加以說明。
一、先說崔之元
崔之元的學風問題是卞悟在與之論爭時立刻就覺察到的，現只引證卞悟批評其學風問題之一例："崔先生在與美國人用英文合寫的文章中盛稱美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與農民結成'夥伴關係'幷百般'幫忙'，但在以漢語寫的批駁我的文章中却又說美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弃農民于不顧，即使偶有幫助也是非'常態'的'短期結果'，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參見卞悟《"制度創新"還是制度復舊？——再問崔之元先生》載《二十一世紀》1996年8月號第134 頁。崔之元論點矛盾的兩文，分別見《以俄爲鑒看中國》（與Roberto Mangabeira Unqer合寫）載《二十一世紀》1994年8 月號第19頁，《三論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答卞悟》載《二十一世紀》1996年4 月號第133 頁。）用英文寫的，美國人可能讀到的文章，就說美國政府好，而中文文章就說美國政府不好，論者質疑崔之元的寫作動機，那是自然的。退一步講，在同一場論戰中，也不能"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呀。
崔之元論及中國現代化方向這麽重大的問題，缺乏應有的嚴肅認真態度。文章胡征亂引，藉以嚇人，極盡東拉西扯之能事，論據與論點無關甚至矛盾，邏輯混亂，曲解事實之處俯拾皆是。你要與他認真論理麽，你就得像分身乏術的救火隊員，四外奔忙，累得精疲力盡。現僅從引起廣泛爭議的"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一文中舉幾個例子。
崔之元引證新進化論，力圖說明曾經被證明爲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在往後新的歷史條件下也可能復活，因此"自然選擇，適者生存"幷非是最終的。他過硬的證據是，在實驗室裏通過基因重組技術，造出了長牙齒的鶏。他以此說明，中國的大躍進、農業學大寨，也不能簡單否定，其中含有合理因素，應該繼承發揚。
但是，僅這麽一個論證，就犯了一系列的低級錯誤。第一，他把"遺傳信息"等同于"合理因素"，這是荒唐的。希特勒的遺傳信息在今日歐洲新納粹那裏顯現，這决不能證明法西斯主義的合理性；第二，他談的是自然選擇，怎麽能用實驗室的基因合成技術作例證？這只人工鶏既非在自然界長成，更沒有證明它在適應自然競爭條件方面有更强的生命力，這根本就是文不對題的論證；第三，他擔心別人這麽反駁：他說的是自然科學，怎麽能用于社會呢？他的響應是：達爾文的理論（自然科學）都受馬爾薩斯與亞當•斯密（社會科學）的影響，因此，新進化論這種自然科學成果也可應用于人類社會，難道崔之元真的這麽不懂形式邏輯嗎？第四，他引證吳思《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實驗》一書，想證明"'大寨經驗'中的合理因素——抓緊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陳永貴創造的'深刨法'——仍是中國今日發展農業的有力促進因素。"（見崔之元《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載《二十一世紀》1994年8 月號第6－7頁）如果一般地講抓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對農業有好處，那麽中國人用不著學大寨，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對川西平原農業的好處延續了幾千年，問題是大寨那種勞命傷財，不計成本地建設，那種"西水東調"的蠢事，是不是合理因素？文革後，中國人對此已有結論，吳思的書中也有說明（見吳思《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實驗》，花城出版社1993年，頁305 ，310 ，316 ），崔之元以這本書爲論據，但幷不具體說明引證的頁數，爲我所用地解釋書中的材料，是聰明，還是不誠實？
崔之元爲禍害中國的極左路綫招魂，講得最離譜的話是："今天，我們應把毛澤東所謂'文革七、八年再來一次'制度化爲定期的全國性直接普選，這才是'人民民主專政'或'無産階級專政'的本質。"（見崔之元《發揮文革中的合理因素》載《亞洲周刊》1996年5月26日頁47）毛澤東的原話是："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爲自己的階級本性所决定，非跳出來不可。"根據文革的經驗，這是要每七八年就大亂中國一次，停産關校，使法制蕩然無存，打倒自己的政敵，使知識分子受盡淩辱和摧殘，這有甚麽"合理因素"可言？
崔之元把毛的話壓縮成一句，其中只有兩個內涵，一是內容，即"文革"，一是時間，即"七八年一次"。文革指無法無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至于"七八年一次"，毫無新意，中國、西方的選舉，或四五年，或七八年，用不看聽毛的話才辦。所以，崔之元的所謂合理因素，就只能是大搞階級鬥爭、橫掃牛鬼蛇神了，這當然是"無産階級專政的本質"，要從這裏推衍發展出直接民主，真要有崔之元那樣的"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才行！這麽可怕的主張，這麽莫明奇妙的聯想，難道值得對之進行認真的學術探討？
二、再說甘陽
甘陽一直沒有停止過訓誡、辱駡中國知識分子，他的攻擊既包括立場、觀點，也包括智力水準與道德。請看他是怎麽說的："確切地說，自由主義或'英美自由主義'在今日中國基本已成爲反對民主的一種變相說法，似乎民主越少，自由就越多；大衆參與越低，個人就越有保障；積極自由越小，消極自由就越大。"（見甘陽《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載《二十一世紀》1997年2月號第5頁）
他認爲，中國版本的自由主義是："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惡的，反倒是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義的第一原則。"（見甘陽《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載《讀書》1991年1 月號第85頁）對于這麽嚴重的指控，以及其它一系列類似指控，甘陽提供了甚麽樣的文本依據呢，沒有，一點也沒有。正是根據以上虛構的罪名，甘陽對整個中國知識界作出了如下宣判："我把這種集體信仰稱爲'中國知識界的集體道德敗壞症'. 因爲這種信仰只能表明中國知識界幾乎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道義感和正義感。這種集體信仰同時還可以稱爲'中國知識界的集體知性低能症'"（同上）。面對這種刻毒的攻擊和侮辱，難道可以通過學術討論來辯解麽？
甘陽似乎對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渲猲不盡的怨毒心理，請聽了他的以下叫駡：
"而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中國人裏還有隨著西方媒體的旋律翩翩起舞者，作出種種醜態，唱起一種新的'凡是歌'，歌詞大意無非是：凡是西方說的就要照辦，凡是西方作的就要緊跟。他們以爲所有中國人都應該像他們一樣，努力作一個好奴才！"（見甘陽《自由主義與轟炸》載《明報》1995年5 月17日）。至于到底是甚麽人，說了些甚麽話，活該擔當如此可怕的罪名，甘陽照例是一字不提的。如此惡狠狠的訾駡，人們難于相信這是一個學者之所爲。
甘陽的另一拿手好戲是文過飾非，把功勞歸自己，把錯誤推給別人——不，推給整個中國知識界，把他一個人犯的錯誤說成是中國知識界的錯誤，搖身一變，聲色俱厲地教訓中國知識界。他曾唱過一場批判中國九十年代的極端保守主義的獨角戲，在這方面有充分表演。
大家知道，從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中國知識界開始認真地清理分梳政治哲學中的英國式經驗主義傳統和法國式理性主義傳統，撇開以前的意識形態偏見，重新認識伯克（Edmund Barke）、盧梭、法國大革命和中國的五四運動。這種重新認識在學理上和實際上都有重大意義，它是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深化和成熟的標志。
在這場重新認識、深化認識的過程中，有兩種傾向。一是分寸得宜，矯正以前的意識形態偏見，擺脫"革命至上"、"民主萬能"的束縛，但又不徹底否定革命與民主，與以前反其道而行之。這是主流，朱學勤的著作《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可視作代表。
另一傾向則是走到另一個極端，以爲從伯克和"自由"這個概念中發現了另一種萬應良藥，一味推崇英國模式和伯克，把中國近現代的全部不幸和罪惡都歸諸于法國革命和五四運動。這是支流，其代表幾乎只有甘陽一人。甘陽在幾年之後徹底改變立場，大批九十年代的保守主義（即他所謂的"以自由主義的名義貶斥民主"，大談"所謂'英國模式'與'法國模式'，或'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對立等等"，參見甘陽《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載《二十一世紀》 1997年2 月號第6頁）進而把"反民主的、貴族的自由主義"的駡名以及前面所引的種種罪名傾到中國知識界的頭上，標榜自己所謂"民主的、平民的自由主義"立場。
甘陽有一個躲避不了的任務：解釋、評價自己幾年前的言論。如果他認真清理，坦率地作自我批判，那當然是好事。但他很聰明地使了一個小伎倆，一方面淡淡地提了一句，說自己在"許多方面事實上已開90年代保守主義先聲"，另一方面把以前的觀點和作用總結爲："在中國大陸首先引入柏林關于'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區別等觀念，在知識界曾産生比較廣泛的影響……又在大陸思想界集中提出了自由主義與民主的張力問題，以圖概括蘇格蘭啓蒙運動和法國啓蒙運動的不同，英國革命與法國革命的分野等等"（同上）。這麽說有甚麽錯呢？但實際上，甘陽說的是，五四個性解放所嚮往的是積極自由而非消極自由，這種"全盤社會改造"和"以天下爲己任的强烈社會感"，導致了"從思想改造的'洗澡'到反右的'戴帽'到文革的'牛棚'以至今日之'倒挂' "（見甘陽《自由的理念：五•四傳統之闕失面》載《讀書》1989年第5 期第12－17頁）。他還說："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通常所謂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幷不是由法國革命奠定，而是以英美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爲主要基礎的……我們不能不深思：如果繼續被法國革命和共産革命的傳統領著走，能否走向自由民主？"（見甘陽《揚弃"民主與科學"，奠定"自由與秩序"》載《二十一世紀》 1991年2月號第8頁）如果要對那一時期的保守傾向進行清理，我不知道還有誰發過如此偏頗的言論。
甘陽的錯誤有三重，第一，不老實，作出自我反思的姿態，隱瞞極端和錯誤的言論；第二，誇大自己的影響，他說了一些錯話，自以爲中國知識界也跟著錯了，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第三，歪曲了九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思想狀况，其實，只要甘陽改弦更張，值得痛駡的人就基本沒有了，動輒就說"中國知識界"如何如何，純屬無的放矢。
三、最後說一說汪輝
汪輝發表了"當代中國的思想狀况與現代性問題"一文，引起了注意和評論。就我的閱讀範圍而言，支持和批評的意見都有，我的"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對汪文作了認真討論和正面批評，我一直期待汪輝的響應。但我們等到了甚麽樣的結果呢？
汪輝僅在他的《死火重溫》一書的"序"中掃蕩了所有的不同意見。這篇只有幾千字的小文還概論了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主要爭論，除掉大量的感情渲猲和自矜之詞，他用在嚴肅討論上的筆墨實在是太少了。
汪輝說："文章成爲'事件'，却沒有真正的論敵。因爲他們幷不把它當作文章來對待，而是看作某種象徵。"（見汪輝《死火重溫》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頁1-15，下同）。
這話頗令人吃驚，我無疑是汪輝的論敵，我認爲汪輝是個學者，寫了一篇值得注意、應該批評的文章，如此而已。"事件"和"象徵"是甚麽意思？政治家或精神領袖的宣言，明星的表演？我不知道誰會這麽認爲。
在我與汪輝商榷的文章中，我提出汪文的缺陷是其立論與中國的國情與現實不符，我舉出了一系列事實和數字來證明我的看法。汪輝對此避而不答，而寫出了下面一段妙文："談論自由的人如此容不得异見，號稱學者的人如此深文周納，這麽多名人碩儒習慣于道聽途說——一切一切也不是甚麽新鮮的事情。倘若要談論'國情" 和'現實'，則這一現象本身就是國情與現實之一。"我現在仍然要說，我用事實和數字反駁你汪輝的下列論點：中國已經變成了市場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你能否作出反批評？
汪輝沒有把一個字花在正面回答批評意見上，却花了大量筆墨描述其成文經過，剖白作文時的心態，和成文後自我感覺到的遭遇。他說，1993年一位外國學者冒著寒風，不怕路途之遙，尋了半天，終于找到他，約他寫稿，他終于感動了，把文章寫出來，登在那個進步知識分子的旗幟的刊物上。後來，北大著名教授錢理群剛從國外歸來，就跑到他家談了一整天，他由此知道文章引起了興趣。再後來，他當了《讀書》的主編，總是感到有人遞過猜忌的目光。他心中不滿，但怕一說出話來就要傷人，于是避到香港。再後來，文章在國內不止一家刊物，在國外以不止一種外文發表。汪輝感慨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反應和明槍暗劍："在許多名人的口耳相傳之間，這篇文章迅速地獲得了各種各樣的頭銜，再配之以若干流言，最後由聞人加以總結，儼然成爲'歷史'。論戰的方式不像是討論，而像是冷戰：南北呼應，內外有別。"
如果說我在立場、觀點、方法上反對這篇文章最力，那我敢于承認，但我不覺得文章會在思想學術界引起這麽大的風波。在九十年代，怎麽會呢？况且我們又不是王朔或餘秋雨。更重要的是，我認爲學術探討和學術爭鳴純然是一種公共事務，具有某種程度的客觀性——我指的是一切以文本爲准，寫作的心理過程與文章觀點對錯無關。你要捍衛自己的正確性麽，就得回答、駁倒批評意見。你不能大談自己寫作時動機的高潔和心情的壯懷激烈來證明文章的高明；不能直接間接地說文章出手前自己端了多大的架子，禁不住編者的懇求和讀著翹首以待才逸强應允發表，來說明文章的價值；更不能營造這樣一種氣氛：自己像魯迅一樣地經受飛短流長，在黑暗中與惡勢力抗爭，來證明文章經得起考驗——學術爭論中不能用哀兵必勝的策略。
總之，重要的是觀點和論證，而不是剖自心迹。成文過程中精神狀態的高尚幷不能證明論敵就是小人。
在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爭論已經開始之後，被視爲新左派的李陀發出了幷不及時的號召："讓爭論浮出海面"。不知是否爲了呼應這個題目，朱學勤在1998年底的文章中說："1998年中國思想學術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觀之一，是自由主義作爲一種學理立場浮出水面。" 汪輝在這篇序中將朱戲稱爲"上海名人"，然後是聲情幷茂的道德檄文："偉大的一九九八！滔滔洪水沒有喚起英雄對于灾難的思考，倒是激發起了爭先恐後浮出水面的激情，這位先生好水性啊！大海不宿死尸，龍門不點破額，豈不信乎？"一個比喻，爲甚麽朋友用得，論敵就用不得？一個比喻，何至于與九八年大洪灾聯在一起，在道義上置論敵于死地？手法高明嗎？我不知道，我只想起"技窮"二字。
我不想再評說論敵了，我只發出正式邀請：響應我在"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和本文第三、四節中的批評，讓我們在學術觀點上交鋒吧，你意下如何，汪輝君？
最後我想說，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所引起的關注，産生的影響，遠遠大于學術上的收穫，對于理解和解决實質問題所取得的進展。中國知識界不能滿足于自己有良好的問題意識，各派都不能把主要心思用在"克敵制勝"方面。更虛心的態度，更勤奮的學習與研究，方能孕育無愧于時代的思想成果。
——說崔之元 甘陽 汪輝
徐友漁
一、評制度創新與國情
二十世紀最後十年中國思想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發生在知識界的大爭論。先是出現了新左派思潮幷引起廣泛批評，然後是自由主義思潮正式露面幷引發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對峙。這場爭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興趣，二000年開年不久，已有好幾本相關資料彙編陸續出版。作爲當事人之一，我感到不少人對這場爭論的起因、過程、實質，以及雙方分歧究竟何在，幷沒有清楚、確切的瞭解。比如有人認爲，自由主義强調個人自由，而新左派强調社會公正；自由主義者爭取言論自由不過是提出了知識分子自身的要求，而新左派提倡經濟民主則是代表了工農大衆的利益。我認爲，這種混亂不確的認識只表明了某種話語策略的成功。我願在此闡明自己的看法，偏頗和成見在所難免，祈望各方指正。
（一）新左派思潮的出現背景
新左派思潮以甚麽機緣産生？爲何它與自由主義的論爭成了九十年代的重要景觀？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把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思想學術論爭格局及社會生活兩方面的變化作一說明與比較。
首先是爭論場地轉移。在八十年代，黨內高層思想路綫分歧與理論界、社會上的觀點對立是貫通一氣、互相呼應的。而在九十年代，由于有鄧小平"不爭論"的指示，黨內或官方意識形態對立很少張揚（當然也偶有發生，例如老左派的一系列"萬言書"與《交鋒》等作品的論爭），知識界內部的爭論顯得突出。
其次是爭論內容的更替。八十年代主要表現爲革新與保守的對立，黨內理論界表現爲教條的馬列主義與政治新思維之爭，黨外文化界表現爲中西文化大討論。而在九十年代，交鋒的基本陣綫是現代與後現代、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在九十年代，人們不再滿足于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思考和爭論，更關注制度安排，社會發展的方向和過程之類的現實問題。一批人文學者從哲學、歷史、文學、思想史轉入社會學或社會批判。有人說，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一個從哲學-美學到社會學的轉向。
在八十年代，革新派知識分子中的主導傾向是對五四新文化和啓蒙運動的繼承與宏揚，與五四時一樣，反專制、反封建是主要議題，批判自身傳統，瞭解和借鑒西方學理蔚然成風。而在九十年代，風向發生逆轉。八九年的六四風波之後，在批"全盤西化"（甚至具體到對電視系片《河殤》進行大批判）的指導方針之下，對西方學理的學習和借鑒變成了清理與批判，反專制、反封建的主題變成了反西方資本主義。與此同時，在八十年代後期傳入中國的後現代主義急劇滋生，以前人們接觸的是值得仰慕的西方主流文化，而現在開始流行暴露西方弊病，消解西方價值的非主流觀念。
反專制、反封建從中心話題變成了禁忌，有人被迫暫時沉默。而從另一些知識分子的心理層面上看，這已經不是可以繼續做下去的學問，而是直面現實的勇氣和耐性的問題。痛感的尖銳性與求變的迫切性經不住時間與日常生活的消磨，遲早會鬆馳下來。文化人求生和求新的本能驅使人轉換話語。中國的現實幷無根本變化，需要改變的是立場和視角。許多人自覺不自覺地把中國當成另一個中國--與八十年代不同的中國，與一九八九年不同的中國--來對待。這樣，美國的問題會成爲中國的問題，西方知識分子的思維套路會成爲中國知識分子的思考模式，尤其是，當代西方左派對西方和全球問題的診斷會成爲對中國問題的診斷。
在政治問題不得不暫時懸置起來的同時，中國的社會問題凸顯了。權力肆無忌憚地將自己匯換爲金錢，本土資本的運作寸步難行，除非投靠和寄生于權力，貧富差距急劇拉大，金錢（資本）作爲第二種惡，對許多人而言顯得比第一種惡更難于忍受。知識分子開始認真考慮中國的發展方向問題。
中國的問題從根本上說出在哪里，不同的知識分子給出了不同的診斷。
對于被稱爲（或自稱爲）自由主義派的人而言，他們始終沒有忘記政治問題。他們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强調法治，以此來制衡權力，規範市場經濟。他們的問題意識可以概括爲：新情况，老問題。
而與之對立的新左派基本上認爲中國的問題已經轉換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危害。中國的出路在于對抗世界經濟的現存格局，走一條任何現存文明形態都沒有走過的創新之路，而這麽做的啓發和激勵因素可以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一類毛澤東晚期的理論和實踐中得到。一九九九年爆發的民族主義狂熱，使敵視西方陣營的新左派思潮在氣勢和輿論上占壓倒優勢。
（二）所謂"制度創新"與國情
新左派的致命缺陷是脫離實際，爲了得到自己預先設定的結論，爲了施展自己剛剛學到的西方最新學理分析，將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歪曲、割裂，强行納入自己的理論框架。甘陽和崔之元在九十年代初指責中國知識界主流迷信西方經驗，是"制度拜物教"，認爲他們根據西方最新學理和從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發掘出的制度創新因素如果發揚光大，就可以對西方的現代性作出超越。但把他們的高論和中國的現實相比較，只能使人産生哭笑不得之感。
比如，甘陽認爲，中國鄉鎮企業具有的"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模式意味著，"華夏民族從農業社會轉入工業社會，或許可能創造不以徹底摧毀鄉土社會爲代價的歷史經驗。果如此，這不僅對華夏民族''生活世界''之歷史延續具有無可估量的意義，而且將是對人類文明史的莫大貢獻。""中國鄉鎮企業所提出的問題，毋寧應該看作：中國現代性對西方現代性的挑戰，幷正在形成對西方現代性的一種alternative。"（見《鄉土中國重建與中國文化前景》載《二十一世紀》1993年4月號第5頁）甘陽以"對鄉土中國的大量經驗研究"爲自我標榜，但中國的現實如何呢？
真正從事過田野調查，把結論建立在實證考察之上的農民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指出，中國鄉鎮企業的"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原則，關鍵是不允許農民改變身份。中國社會半個世紀最基本的事實，最重要的分野就是城鄉二元化，全部人口分成了"有城市戶口者"和"農民"兩個等級，他們在居住、求職、受教育、醫療、福利各方面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鄉鎮企業的大發展，是中國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無法自由流動的結果。"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决非最好的經濟組織形式，更非廣大農民的心願。和城市化相比，鄉鎮企業的形式使城鄉收入差距無法縮小，便勞動力的轉移處于不穩定、低效率狀態。千百萬農民不顧艱難險阻涌入城市，形成震動各方的民工潮，充分說明把農民束縛在鄉土上是多麽不合理和不得己。（參見秦輝《"離土不離鄉"：中國現代化的獨特模式？——也談"鄉土中國重建問題"》載《東方》1994年第1期）
指出鄉鎮企業發展的困難和實質幷不是想否定其成就，與以前那種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比，鄉鎮企業無疑帶給農民一定程度的機會和富裕。我們也知道，立即、徹底取消城市/農村身份差別，是不現實的。但從農民自身的利益和中國農村發展的前途看，取消身份制畢竟是無可回避的必要條件。前不久中央政府在使農村人口取得城市戶口方面鬆動了很小的一步，立即被各方人士歡呼爲中國改革戶籍制度有重大意義的舉措，可見人們對于甚麽是文明和進步，心中是有數的。不顧事實，把數億中國農民的無奈當成取代西方文明的生髮點，在美國校園中暢想自己如何洞見了落實文化中國的歷史機遇，真不知叫人說甚麽好。更有甚者，把與自己對立的一派知識分子說成是津津樂道于"不平等的自由"，是貴族派，標榜自己的"平民"立場，天下還有比這更滑稽的事情嗎？（見甘陽《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載《讀書》1991年1月號第85頁）。
崔之元也喜歡談鄉鎮企業，他是要說明，大躍進固然不好，失敗了，但其中也包含了相當的"合理因素"，鄉鎮企業就是大躍進的合理因素（見崔之元《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載《二十一世紀》1994年8月號第7頁）。但他對下列事實不作解釋：爲甚麽大躍進、人民公社使鄉鎮企業辦不下去，而只有在徹底否定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做法之後，鄉鎮企業才有突飛猛進？
崔之元急不擇路地爲人民公社評功擺好，把改革開放後農村實行的村民民主自治也歸功于人民公社："1958年後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體制，雖然不如今天的聯産承包責任制靈活，但也爲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礎：首先，土地的集體所有，爲鄉村的民主自治切切實實創造了有利的前提……其次，現在的聯産承包責任制是''雙層經營''，幷非簡單地分田單幹，鄉村公共建設、産前産後服務等''集體層''更趨重要，各家各戶在爲鄉村公共財政交納稅費時，必然同時要求政治參與監督，從而爲鄉村民主自治提供了物質利益動機（見崔之元《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第15頁）。
崔之元的以上議論只能使對中國現實有所瞭解的人目瞪口呆。在人民公社體制下，村民和村一級的集體連種甚麽莊稼、怎麽種的權力都沒有，村民們失去了自留地、果樹、甚至爐鍋碗瓢盆，他們吃飯去公共食堂，行動軍事化，常常在半夜打著燈籠搞大會戰，上級的命令不論多麽荒唐（比如種薯要挖地三尺，插秧株距3寸，砍光樹木去大煉鋼鐵）都得執行，不然會被捆綁、鬥爭、監禁，這是中國農民最沒有自主權的日子。在這段時間，任何違背農作常識和基本生存的命令他們都無法違抗，其結果是餓死三千萬以上的人。這居然是"爲村民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礎"！
崔之元想說明的是，公有或集體所有，是民主自治的前提。他的例證是"印度地方選舉常被大地主操縱"，多麽奇怪的邏輯！其前提是：民主自治的唯一阻礙是金錢勢力，其推理是：凡沒有金錢作祟的地方，就一定有民主自治。那麽，怎麽理解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呢？
崔之元似乎完全不懂得下列道理：只有當人們的生産資料和財産有保障，他們才可能有自由、民主、自治。
中國目前的鄉村民主，說到底是國家"給"的，當然也適應了分田到戶的形勢。崔之元企圖爲中國當前的鄉村民主提供一種物質利益驅動機制的解釋：村民爲公共財政納稅，必然要求政治參與監督。這完全是一種在西方歷史上起作用的機制，比如人們常說的美國公民的"納稅人意識"，又如英國近代中産階級抗爭皇權的口號："無代表，不納稅"。這些當然很好，但可惜中國的現實幷非如此。名目繁多的稅款、集資、攤派，地方政府和基層幹部的强征强收，這一切幷沒有使村民樹立"交了錢，我就是主人"的意識。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嚴禁濫收費亂攤派，而這種命令收效甚微，充分證明崔之元的解釋模式之荒唐可笑。
二、評中國的現代性與批判
（一.）中國已經進入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社會？
我們與汪輝的分歧，同樣涉及到對中國國情的認識。汪輝與崔之元和甘陽在立場、觀點方面相當一致，但論說的側重點不同。他沒有專門論說中國舊體制中有多少優秀事物，可以與西方最新冒出苗頭的優秀事物媲美，或可以形成超越西方文明的因子。他著力證明，中國進入九十年代之後，社會形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是一個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政府的職能變了，知識分子的功能、與政府的關係變了，知識分子的批判對象也應當變。
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社會作用是批判，在汪輝看來，中國知識界的主流在九十年代却表現出批判性的喪失，因爲他們幷不全力以赴地批判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他在發表于《天涯》1997年第5期上的文章"當代中國的思想狀况與現代性問題"中闡述了自己的觀點。當此文收入另一文集《田野來風》時，其名稱是"市場時代的降臨與思想的潰敗"，把主題表達得更直露了。
我們來看看汪輝是怎麽說的："在中國經濟改革已經導致市場社會的基本形成和三資企業占據國民生産總值一半以上的時候，我們也已經不能簡單地將中國社會的問題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在資本活動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歷史語境中，政府和其它國家機器的行爲和權力運作也已經與市場和資本活動密切相關，從而也不能簡單地從政治角度來分析。"（見《當代中國的思想狀况與現代性問題》載婥《天涯》1997年第5期第134-35頁）"在迅速變遷的歷史語境中，曾經是中國最具活力的思想資源的啓蒙主義日益處于一種暖昧不明的狀態，也逐漸喪失批判和診斷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的能力……中國的啓蒙主義面對的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化的社會；市場經濟已經日益成爲主要的經濟形態。"（同上，第141-42頁）汪輝認爲，新啓蒙思潮已經遭到了歷史性的衰落，因爲它把批判的視野局限于國家的內部社會政治事務，特別是國家行爲，而在他看來，應該及時地把對國家專制的批判轉向剖析市場條件下國家行爲的變化，因爲對中國問題的診斷必須同時也是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及其問題的診斷。（同上，第146頁）。
爭論的焦點和問題的實質十分清楚：第一，中國社會是否已經變成一個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第二，由于中國政府的職能與行爲發生了轉變，因此針對政治專制的批判必須及時地變成對于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分析？
我曾經指出，對于一個社會的性質和形態作出斷言，是不能信口開河的。說中國社會已經是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需要一系列指針和事實來證明的。汪輝在文章中除了"三資企業占據國民生産總值一半以上"這句文理不通的話之外，沒有提供任何論據來支持他的判斷。我引論了中國國家統計局編的《中國統治年鑒》關于 1997年（汪輝文章發表的那一年）的以下資料：關于投資，國有經濟占總投資的52.5%，聯營經濟占0.5%，外商投資占7.8%，港澳臺投資3.8%；關于就業人數，國有經濟占總數的15.9%，聯營經濟占0.1%，外資占0.4%，港澳臺投資占0.4%，農民占從業人數的71%（編者按：此處原文似有誤，未找到正確版本，調整後亦不准確。）。我還指出，時至今日，憲法條文中只說到對社會主義公有財産的保護，私有財産不可侵犯尚未在憲法中得到確認。（見徐友漁《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載《開放時代》1999年5 月第50－51頁）根據以上這些情况，我不知道汪輝有甚麽理由讓人相信中國社會已經是市場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
其實，汪輝的思想遠不止于下列主張：在九十年代，知識分子的批判矛頭應及時轉向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他實際上把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八十年代的啓蒙思潮，甚至近一百年來的啓蒙思潮，以及一切反封建、反專制，提倡學習西方，走現代化之路的主張都叫做"現代化的意識形態"，"現代化的目的論世界觀"（見《當代中國的思想狀况與現代性問題》第147－48頁）。他自己的觀點實際上可以叫做反現代性立場，雖然他很策略地把自己的看法形容成是不要單純地、教條地肯定現代性，而是把現代性看作一種悖論，一種充滿矛盾的結構。
正是這種反現代性立場，給汪輝提供了一個异乎于啓蒙派知識分子觀察和評判中國現代化歷程的獨特角度，他據此評論中國知識界在八十和九十年代的思想狀况，乃至馬克思、毛澤東的學說。在他看來，除了崔之元、甘陽的"制度創新"說，其它所有的主張，不論是官方的還是非官方的，不論是有影響的還是影響甚微的，都有致命的缺陷，因爲它們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認可現代性的預設。（同上，第135－146頁）
問題在于，汪輝從反現代性立場向近代和當代幾乎每一種社會思想立場發出質疑、挑戰和批判，難道不需要爲這種立場作出辯護，難道不需要說明他那同樣是得自于西方學理的觀點，在闡釋中國問題時具有合法性和適切性？但是，汪輝除了引述福柯（（Michel Foucault）、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阿明（Sanmir Amin）和華倫斯坦（Immannuel Wallerstein）等人的言論外，幷未證明他們的論述與中國歷史語境的相關性。
有人認爲，中國學者之間的論爭進行到底不可避免地會變成"代理人戰爭"：各方都竭力援引西方學理資源，將其用于解决中國問題，把自己擺在作爲西方某家某派在中國的代言人的位置上，反駁或捍衛西方某個人或某一派的觀點。我不否認"代理人戰爭"有一定的道理和意義，我不知道汪輝是否準備把隱蔽的"代理人戰爭" 變成公開的"代理人戰爭"（如果要那樣做，他就得像崔之元，把自己的學理來源--新進化論、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批判法學--交待得一清二楚），我認爲打" 代理人戰爭"對于中國的現代化幷不是很重要，我在下面將通過簡短的歷史考察與對比分析說明中國的反現代化思潮（包括汪輝的最新主張）是不正確的。
（二.） 現代性與批判精神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思想傾向是以現代化爲導向。但由于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始于列强侵略，因此對西方的疑慮和對現代性的疑慮是聯繫在一起的。我們可以同意汪輝的這種看法："對現代性的質疑和批判本身構成了中國現代性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徵"，"''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理論''……是晚清以降中國思想的主要特徵之一。"（同上，第136頁）這種特徵的主要內容是甚麽呢，是反對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傾向。誠如艾愷（Guy S.Alitto）所指出的："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幾乎永遠是反現代化思想家們思想中的構成部分。這相當自然，因爲不管左派或右派的批評在經濟思想的領域常有重叠的地方，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在中國關于社會主義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20世紀中所有重要的思想家與政治領袖--包括共産黨、國民黨、孫逸仙及其它小黨，以及較次要的人物如閻錫山、馮玉祥、胡漢民等等，都沒有例外地全部提倡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事實上，不管其意識形態的傾向如何，中國的人物幾乎無人提倡任其自爲的資本主義。"（見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思潮》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0頁）
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現代性主流話語，即對個人自由、私人財産、市場經濟、憲政體制（法治、權力制衡）的肯定，屬于資本主義，而各種牌號的社會主義是範圍和程度不等地對之持反對態度。而愈是激進、正統的社會主義，反對得愈全面、愈徹底。但事實證明，正是那種斯大林、毛澤東牌號的社會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灾難。經濟的無效率、人民的貧窮、個人迷信、個人專權、法制被踐踏、人身安全的喪失，這一系列慘痛經驗使中國人重新考慮歷來遭到否定的東西的價值，認識到它們的普遍意義。即使是力倡"四個堅持"的鄧小平，也主張要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中國當代的思想解放，如果剝去七十年代末倡導它時的意識形態外衣，實質上就是重新認識和認同被搞得臭不可聞的名爲"資本主義"，實爲人類文明中具有普世意義的東西。崔之元在"制度創新"名義下提倡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方向剛好相反。我不知道他的口號在美國是否有新意，在中國，却是閻錫山、胡漢民者流都可以接受的。
汪輝力圖表明，和那些只有簡單的、整體性思維的人不同，他看到了現代性的异質性。但他强調，具有正面價值的是對現代性的批判而不是肯定。他說："現代性的衝突結構恰恰是現代性迄今仍然具有某種活力的原因，但是，這種內在活力恰恰來自對現代性的批判和衝擊本身。"（見《關于現代性問題答問》載《天涯》 1999年第1期第23頁）對此，有一系列問題應作辯析。
第一，汪輝把發生在現代西方社會中的所有反抗運動都視爲反現代運動，這是一種混淆。事實上，許多重要的社會進步運動是爭取現代性的運動。現代性在西方社會幷未走到盡頭，它還是未竟之事業。讓我們以美國黑人爭取民權的運動來作分析。請問，當馬丁•路德•金作講演："我有一個夢"時，他授引的難道不是美國當初的立國理念？他是想真正實現這些理念，還是摧毀這些理念？當總統約翰•肯尼迪、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支持黑人進校，甚至不惜派軍隊保護黑人進校時，當約翰遜總統終于實現平等權利法案的立法時，你能說這幷不是西方現代國家（資本主義政權）在强行推行自己的價值？難道這幫大人先生是社會主義者，要與黑人聯手打倒資本主義？
第二，汪輝承認，現代性的反思和批評是從現代性自身中孕育出來的，但他不願意進一步承認，在已有和現有的各種結構中，只有現代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才是唯一爲批判自身提供條件的結構。馬克思可以在資本主義的心臟爲資本主義掘墓鍛造思想武器，哈維爾（Vaclav Havel）在後極權體制中談論後極極時代政治却要入獄。我們可愛的新左派朋友現在鼓足了勁批判現代性，批判資本主義，却從來不提，正是他們的批判對象爲他們提供了批判的條件（中國新左派的思想資源，也是從西方新左派那裏得來的）。
第三，難道我們不應該因此想一想，在中國應該爭取和創造這樣的條件？當然，我們可以同意，當某一天現代性在中國業己充分確立甚至過份成熟時，它的負面作用會暴露出來，需要我們警惕與批判。當然，新左派們可以自豪地宣稱，他們特別有遠見，正在未雨綢繆，但雨天未到你就打傘，不是太可笑了嗎？你總不能說："人家美國都有好多人在打傘"呀！中國在七十年代文革期間大批"資本主義法權"的鬧劇，難道不值得人們引以爲戒嗎？中國的反現代性和社會主義傳統是如此根深蒂固，令人憂慮的恐怕不是失之太弱，而是過份强大。
現代性，不論作爲觀念還是制度性安排，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受到批判。觀念上、文化上的批判往往是充滿活力、引人入勝、發人深思的，但其基本政治理念和制度安排，如人權、自由、民主、自由經濟、法治等等，却經受住了時代變遷和歷史發展的考驗。正是這些東西，構成了各種思潮（包括反現代化思潮）充分表演的平臺。中國九十年代的新左派如果把自己的角色定位爲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如果只想重複從尼采到海德格爾對西方現代性的批判，那是問題不大的。但他們現在的興趣是在制度安排方面，他們對于建造這樣一個平臺的努力發出挑剔與指責，但除了批判與解構，根本拿不出建造另一個更好的平臺的可行方案。也許，有人會辯解說，知識分子的使命只是批判。談到批判，令人想起這麽一則政治笑話。一個美國人和一個蘇聯人爭論誰的國家制度好、更民主。美國人說："我們可以喊打倒里根總統，你們能麽？"蘇聯人不假思索地回答："這怎麽不能，我們當然可以喊打倒里根總統。"
新左派宣稱中國思想界在市場經濟來臨時表現出潰敗，指責中國知識界不批判資本主義，我想，在北京大駡美帝國主義，在美國的大學講臺上大講資本主義不民主，這與在莫斯科高喊打倒里根總統有甚麽區別？這就是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
三、評新左派的學風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既令人矚目，又令人失望。許多人認爲，雖然雙方分歧嚴重，但既然討論的問題涉及到中國要不要現代化，要甚麽樣的現代化，以甚麽方式實現現代化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就希望爭論雙方能心平氣和，表現出學者風度和嚴謹的治學態度，使討論深入。
爭論的水準和氣氛不令人滿意，從根本上說與參與者的整體思想學術素養不高有關，這是有待包括本文筆者在內的人今後努力提高的。另外，也與新左派的學風有關，我在下面將用事實來說明這一點。當然，這决不能說明我本人或與我觀點一致的人就沒有學風問題。我希望所有的問題都被指出來，以利于當事人自省，求得提高學術爭論水平。
爭論中，自由主義者被反復指責爲只關心個人自由、知識分子的自由、富人的自由，而不關心弱者的權利、不要社會公正，甚至替腐敗辯護。例如，甘陽說："今日許多對自由主義的高談闊論主要談的是老闆的自由加知識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見甘陽《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載《讀書》1991年1 月號第85頁）俗說話，衆口鑠金，現在，一些即使是支持或同情自由主義的人，也覺得自由主義有不關注社會公正的缺陷。但是，我從未發現以上指責有文本根據，甘陽的攻擊既多又猛，但從未指出究竟是誰，有甚麽主張，其它新左派的抨擊也從無具體引證。相反，我却明確列出了自由主義者强烈主張社會公正的文本根據。（見徐友漁《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載《開放時代》1999年5－6 月號第47頁）這很簡單，因爲其中一些文章，就是備受新左派攻擊的朱學勤和我本人寫的。我現在倒想反過來問一下新左派朋友們：你們能引證多少文本或事例，說明在你們在把社會公正問題當棍子打自由主義之前，就研究和闡發過這個問題，爲社會公正大聲疾呼？
在我看來，學風問題是新左派的通病。爲了免蹈對方"只指控，不舉證"的覆轍，讓我對本文前面所說及的三人的學風問題舉例加以說明。
一、先說崔之元
崔之元的學風問題是卞悟在與之論爭時立刻就覺察到的，現只引證卞悟批評其學風問題之一例："崔先生在與美國人用英文合寫的文章中盛稱美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與農民結成'夥伴關係'幷百般'幫忙'，但在以漢語寫的批駁我的文章中却又說美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弃農民于不顧，即使偶有幫助也是非'常態'的'短期結果'，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參見卞悟《"制度創新"還是制度復舊？——再問崔之元先生》載《二十一世紀》1996年8月號第134 頁。崔之元論點矛盾的兩文，分別見《以俄爲鑒看中國》（與Roberto Mangabeira Unqer合寫）載《二十一世紀》1994年8 月號第19頁，《三論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答卞悟》載《二十一世紀》1996年4 月號第133 頁。）用英文寫的，美國人可能讀到的文章，就說美國政府好，而中文文章就說美國政府不好，論者質疑崔之元的寫作動機，那是自然的。退一步講，在同一場論戰中，也不能"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呀。
崔之元論及中國現代化方向這麽重大的問題，缺乏應有的嚴肅認真態度。文章胡征亂引，藉以嚇人，極盡東拉西扯之能事，論據與論點無關甚至矛盾，邏輯混亂，曲解事實之處俯拾皆是。你要與他認真論理麽，你就得像分身乏術的救火隊員，四外奔忙，累得精疲力盡。現僅從引起廣泛爭議的"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一文中舉幾個例子。
崔之元引證新進化論，力圖說明曾經被證明爲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在往後新的歷史條件下也可能復活，因此"自然選擇，適者生存"幷非是最終的。他過硬的證據是，在實驗室裏通過基因重組技術，造出了長牙齒的鶏。他以此說明，中國的大躍進、農業學大寨，也不能簡單否定，其中含有合理因素，應該繼承發揚。
但是，僅這麽一個論證，就犯了一系列的低級錯誤。第一，他把"遺傳信息"等同于"合理因素"，這是荒唐的。希特勒的遺傳信息在今日歐洲新納粹那裏顯現，這决不能證明法西斯主義的合理性；第二，他談的是自然選擇，怎麽能用實驗室的基因合成技術作例證？這只人工鶏既非在自然界長成，更沒有證明它在適應自然競爭條件方面有更强的生命力，這根本就是文不對題的論證；第三，他擔心別人這麽反駁：他說的是自然科學，怎麽能用于社會呢？他的響應是：達爾文的理論（自然科學）都受馬爾薩斯與亞當•斯密（社會科學）的影響，因此，新進化論這種自然科學成果也可應用于人類社會，難道崔之元真的這麽不懂形式邏輯嗎？第四，他引證吳思《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實驗》一書，想證明"'大寨經驗'中的合理因素——抓緊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陳永貴創造的'深刨法'——仍是中國今日發展農業的有力促進因素。"（見崔之元《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載《二十一世紀》1994年8 月號第6－7頁）如果一般地講抓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對農業有好處，那麽中國人用不著學大寨，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對川西平原農業的好處延續了幾千年，問題是大寨那種勞命傷財，不計成本地建設，那種"西水東調"的蠢事，是不是合理因素？文革後，中國人對此已有結論，吳思的書中也有說明（見吳思《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實驗》，花城出版社1993年，頁305 ，310 ，316 ），崔之元以這本書爲論據，但幷不具體說明引證的頁數，爲我所用地解釋書中的材料，是聰明，還是不誠實？
崔之元爲禍害中國的極左路綫招魂，講得最離譜的話是："今天，我們應把毛澤東所謂'文革七、八年再來一次'制度化爲定期的全國性直接普選，這才是'人民民主專政'或'無産階級專政'的本質。"（見崔之元《發揮文革中的合理因素》載《亞洲周刊》1996年5月26日頁47）毛澤東的原話是："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爲自己的階級本性所决定，非跳出來不可。"根據文革的經驗，這是要每七八年就大亂中國一次，停産關校，使法制蕩然無存，打倒自己的政敵，使知識分子受盡淩辱和摧殘，這有甚麽"合理因素"可言？
崔之元把毛的話壓縮成一句，其中只有兩個內涵，一是內容，即"文革"，一是時間，即"七八年一次"。文革指無法無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至于"七八年一次"，毫無新意，中國、西方的選舉，或四五年，或七八年，用不看聽毛的話才辦。所以，崔之元的所謂合理因素，就只能是大搞階級鬥爭、橫掃牛鬼蛇神了，這當然是"無産階級專政的本質"，要從這裏推衍發展出直接民主，真要有崔之元那樣的"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才行！這麽可怕的主張，這麽莫明奇妙的聯想，難道值得對之進行認真的學術探討？
二、再說甘陽
甘陽一直沒有停止過訓誡、辱駡中國知識分子，他的攻擊既包括立場、觀點，也包括智力水準與道德。請看他是怎麽說的："確切地說，自由主義或'英美自由主義'在今日中國基本已成爲反對民主的一種變相說法，似乎民主越少，自由就越多；大衆參與越低，個人就越有保障；積極自由越小，消極自由就越大。"（見甘陽《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載《二十一世紀》1997年2月號第5頁）
他認爲，中國版本的自由主義是："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惡的，反倒是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義的第一原則。"（見甘陽《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載《讀書》1991年1 月號第85頁）對于這麽嚴重的指控，以及其它一系列類似指控，甘陽提供了甚麽樣的文本依據呢，沒有，一點也沒有。正是根據以上虛構的罪名，甘陽對整個中國知識界作出了如下宣判："我把這種集體信仰稱爲'中國知識界的集體道德敗壞症'. 因爲這種信仰只能表明中國知識界幾乎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道義感和正義感。這種集體信仰同時還可以稱爲'中國知識界的集體知性低能症'"（同上）。面對這種刻毒的攻擊和侮辱，難道可以通過學術討論來辯解麽？
甘陽似乎對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渲猲不盡的怨毒心理，請聽了他的以下叫駡：
"而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中國人裏還有隨著西方媒體的旋律翩翩起舞者，作出種種醜態，唱起一種新的'凡是歌'，歌詞大意無非是：凡是西方說的就要照辦，凡是西方作的就要緊跟。他們以爲所有中國人都應該像他們一樣，努力作一個好奴才！"（見甘陽《自由主義與轟炸》載《明報》1995年5 月17日）。至于到底是甚麽人，說了些甚麽話，活該擔當如此可怕的罪名，甘陽照例是一字不提的。如此惡狠狠的訾駡，人們難于相信這是一個學者之所爲。
甘陽的另一拿手好戲是文過飾非，把功勞歸自己，把錯誤推給別人——不，推給整個中國知識界，把他一個人犯的錯誤說成是中國知識界的錯誤，搖身一變，聲色俱厲地教訓中國知識界。他曾唱過一場批判中國九十年代的極端保守主義的獨角戲，在這方面有充分表演。
大家知道，從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中國知識界開始認真地清理分梳政治哲學中的英國式經驗主義傳統和法國式理性主義傳統，撇開以前的意識形態偏見，重新認識伯克（Edmund Barke）、盧梭、法國大革命和中國的五四運動。這種重新認識在學理上和實際上都有重大意義，它是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深化和成熟的標志。
在這場重新認識、深化認識的過程中，有兩種傾向。一是分寸得宜，矯正以前的意識形態偏見，擺脫"革命至上"、"民主萬能"的束縛，但又不徹底否定革命與民主，與以前反其道而行之。這是主流，朱學勤的著作《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可視作代表。
另一傾向則是走到另一個極端，以爲從伯克和"自由"這個概念中發現了另一種萬應良藥，一味推崇英國模式和伯克，把中國近現代的全部不幸和罪惡都歸諸于法國革命和五四運動。這是支流，其代表幾乎只有甘陽一人。甘陽在幾年之後徹底改變立場，大批九十年代的保守主義（即他所謂的"以自由主義的名義貶斥民主"，大談"所謂'英國模式'與'法國模式'，或'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對立等等"，參見甘陽《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載《二十一世紀》 1997年2 月號第6頁）進而把"反民主的、貴族的自由主義"的駡名以及前面所引的種種罪名傾到中國知識界的頭上，標榜自己所謂"民主的、平民的自由主義"立場。
甘陽有一個躲避不了的任務：解釋、評價自己幾年前的言論。如果他認真清理，坦率地作自我批判，那當然是好事。但他很聰明地使了一個小伎倆，一方面淡淡地提了一句，說自己在"許多方面事實上已開90年代保守主義先聲"，另一方面把以前的觀點和作用總結爲："在中國大陸首先引入柏林關于'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區別等觀念，在知識界曾産生比較廣泛的影響……又在大陸思想界集中提出了自由主義與民主的張力問題，以圖概括蘇格蘭啓蒙運動和法國啓蒙運動的不同，英國革命與法國革命的分野等等"（同上）。這麽說有甚麽錯呢？但實際上，甘陽說的是，五四個性解放所嚮往的是積極自由而非消極自由，這種"全盤社會改造"和"以天下爲己任的强烈社會感"，導致了"從思想改造的'洗澡'到反右的'戴帽'到文革的'牛棚'以至今日之'倒挂' "（見甘陽《自由的理念：五•四傳統之闕失面》載《讀書》1989年第5 期第12－17頁）。他還說："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通常所謂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幷不是由法國革命奠定，而是以英美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爲主要基礎的……我們不能不深思：如果繼續被法國革命和共産革命的傳統領著走，能否走向自由民主？"（見甘陽《揚弃"民主與科學"，奠定"自由與秩序"》載《二十一世紀》 1991年2月號第8頁）如果要對那一時期的保守傾向進行清理，我不知道還有誰發過如此偏頗的言論。
甘陽的錯誤有三重，第一，不老實，作出自我反思的姿態，隱瞞極端和錯誤的言論；第二，誇大自己的影響，他說了一些錯話，自以爲中國知識界也跟著錯了，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第三，歪曲了九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思想狀况，其實，只要甘陽改弦更張，值得痛駡的人就基本沒有了，動輒就說"中國知識界"如何如何，純屬無的放矢。
三、最後說一說汪輝
汪輝發表了"當代中國的思想狀况與現代性問題"一文，引起了注意和評論。就我的閱讀範圍而言，支持和批評的意見都有，我的"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對汪文作了認真討論和正面批評，我一直期待汪輝的響應。但我們等到了甚麽樣的結果呢？
汪輝僅在他的《死火重溫》一書的"序"中掃蕩了所有的不同意見。這篇只有幾千字的小文還概論了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主要爭論，除掉大量的感情渲猲和自矜之詞，他用在嚴肅討論上的筆墨實在是太少了。
汪輝說："文章成爲'事件'，却沒有真正的論敵。因爲他們幷不把它當作文章來對待，而是看作某種象徵。"（見汪輝《死火重溫》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頁1-15，下同）。
這話頗令人吃驚，我無疑是汪輝的論敵，我認爲汪輝是個學者，寫了一篇值得注意、應該批評的文章，如此而已。"事件"和"象徵"是甚麽意思？政治家或精神領袖的宣言，明星的表演？我不知道誰會這麽認爲。
在我與汪輝商榷的文章中，我提出汪文的缺陷是其立論與中國的國情與現實不符，我舉出了一系列事實和數字來證明我的看法。汪輝對此避而不答，而寫出了下面一段妙文："談論自由的人如此容不得异見，號稱學者的人如此深文周納，這麽多名人碩儒習慣于道聽途說——一切一切也不是甚麽新鮮的事情。倘若要談論'國情" 和'現實'，則這一現象本身就是國情與現實之一。"我現在仍然要說，我用事實和數字反駁你汪輝的下列論點：中國已經變成了市場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你能否作出反批評？
汪輝沒有把一個字花在正面回答批評意見上，却花了大量筆墨描述其成文經過，剖白作文時的心態，和成文後自我感覺到的遭遇。他說，1993年一位外國學者冒著寒風，不怕路途之遙，尋了半天，終于找到他，約他寫稿，他終于感動了，把文章寫出來，登在那個進步知識分子的旗幟的刊物上。後來，北大著名教授錢理群剛從國外歸來，就跑到他家談了一整天，他由此知道文章引起了興趣。再後來，他當了《讀書》的主編，總是感到有人遞過猜忌的目光。他心中不滿，但怕一說出話來就要傷人，于是避到香港。再後來，文章在國內不止一家刊物，在國外以不止一種外文發表。汪輝感慨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反應和明槍暗劍："在許多名人的口耳相傳之間，這篇文章迅速地獲得了各種各樣的頭銜，再配之以若干流言，最後由聞人加以總結，儼然成爲'歷史'。論戰的方式不像是討論，而像是冷戰：南北呼應，內外有別。"
如果說我在立場、觀點、方法上反對這篇文章最力，那我敢于承認，但我不覺得文章會在思想學術界引起這麽大的風波。在九十年代，怎麽會呢？况且我們又不是王朔或餘秋雨。更重要的是，我認爲學術探討和學術爭鳴純然是一種公共事務，具有某種程度的客觀性——我指的是一切以文本爲准，寫作的心理過程與文章觀點對錯無關。你要捍衛自己的正確性麽，就得回答、駁倒批評意見。你不能大談自己寫作時動機的高潔和心情的壯懷激烈來證明文章的高明；不能直接間接地說文章出手前自己端了多大的架子，禁不住編者的懇求和讀著翹首以待才逸强應允發表，來說明文章的價值；更不能營造這樣一種氣氛：自己像魯迅一樣地經受飛短流長，在黑暗中與惡勢力抗爭，來證明文章經得起考驗——學術爭論中不能用哀兵必勝的策略。
總之，重要的是觀點和論證，而不是剖自心迹。成文過程中精神狀態的高尚幷不能證明論敵就是小人。
在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爭論已經開始之後，被視爲新左派的李陀發出了幷不及時的號召："讓爭論浮出海面"。不知是否爲了呼應這個題目，朱學勤在1998年底的文章中說："1998年中國思想學術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觀之一，是自由主義作爲一種學理立場浮出水面。" 汪輝在這篇序中將朱戲稱爲"上海名人"，然後是聲情幷茂的道德檄文："偉大的一九九八！滔滔洪水沒有喚起英雄對于灾難的思考，倒是激發起了爭先恐後浮出水面的激情，這位先生好水性啊！大海不宿死尸，龍門不點破額，豈不信乎？"一個比喻，爲甚麽朋友用得，論敵就用不得？一個比喻，何至于與九八年大洪灾聯在一起，在道義上置論敵于死地？手法高明嗎？我不知道，我只想起"技窮"二字。
我不想再評說論敵了，我只發出正式邀請：響應我在"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和本文第三、四節中的批評，讓我們在學術觀點上交鋒吧，你意下如何，汪輝君？
最後我想說，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所引起的關注，産生的影響，遠遠大于學術上的收穫，對于理解和解决實質問題所取得的進展。中國知識界不能滿足于自己有良好的問題意識，各派都不能把主要心思用在"克敵制勝"方面。更虛心的態度，更勤奮的學習與研究，方能孕育無愧于時代的思想成果。
1958-1962——中國大饑荒（楊繼繩）
1958-1962——中國大饑荒
楊繼繩
主持人：這裏是第78期燕山大講堂。今天燕山大講堂之所以請來楊繼繩老師來講“中國大饑荒”這麽一個主題，是基于看清瞭解歷史，有助于我們更珍惜今天。掌聲歡迎楊老師。
楊繼繩：今天這個題目，其實可以不講，我已經有兩本書，一套書有80萬字，但這本書不讓國內未能允許出版看，在國內爲禁書，所以我不得不講。武漢市教育局發通知給中、小學，收繳黃色、反動書刊——《墓碑》。教育局發動學校，中、小學。我沒有想到這本書還能進入中小學，感到很奇怪，而且還是被歸爲黃色書籍。由于因爲是“黃色”書籍不讓看，所以我就得講講。
大饑荒到底死了多少人
首先我介紹一下幾年大饑荒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這個問題大家比較關心，也是有爭議的一個問題。
官方承認的有三個數字，第一，官方公布的數據，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可以算出是1600多萬，官方公布的數據，計算的結果應該是全面的。第二，80年代，各省公布了人口數據，根據各個省市的官方公布的數據，餓死2000多萬。第三，國家計生委和國家統計局下達的國家級課題，同西安交大的蔣正華計算結果，是1700多萬。國家計生委和統計局計算是很科學的。
1600多萬、1700多萬、2000多萬這三個數字是官方承認的。現在有一些網站像烏有之鄉說沒有餓死人，官方都承認有餓死的人，而且主要承認的是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老先生。
這些數字是怎麽算出來的？
大饑荒年代的人口損失分兩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少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主要是餓死的，當時沒有戰鬥、沒有地質灾害，都是餓死的。少出生人口是因爲饑餓，導致出生率降低。當時的婦女閉經、子宮下垂很多，所以出生率很低。
非正常死亡人口的計算方法：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當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當年平均人口
“當年死亡率”和“平均人口”是上年年底和下一年年底人口平均。死亡率、人口總數、出生率這些都是公布的。
“正常死亡率“是怎麽算的？前三年加起來平均，後三年加起來平均，把兩個平均數再平均一次，就是正常死亡率，沒有饑荒正常年景死亡率應該是10.47‰，但按當時的情况來看，這是非正常死亡人口。
少出生人口是怎麽算的？某年少出生人口數=（正常出生率－當年出生率）×當年平均人口
“平均人口”是上年年底和下年年底加在一起，除以2。出生率、死亡率都是按平均人口計算的。按照國家公布的數據算，前三年的平均加後三年的平均，再平均一次，爲35.10‰。
爲什麽要平均？主要是排除偶然因素。
1984年國家統計局公布了數據，在以前沒有公布，這個數據可以看出，1960年公布的死亡率是25.43‰，，爲多年最高，自然增長率是-4.57‰。
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萬。1960年人口是66207萬，1959年是67207萬，正好差一千萬。本應該是下一年人口比上一年人增加，可不但沒有增加，人口反而少了一千萬。所以公布了以後，引起了全世界的震驚。日本共同社發表新聞說：這是20世紀最重大的人口事件。
（圖說：1982年中國人口性別年齡構成）
如上圖所示，縱坐標爲年齡（0—90歲），橫坐標爲不同年齡的人數，80年代0歲有多少，一年一年地劃，劃到20歲那一年，是1960年，男女人口圖留下了缺口。按說這個曲綫是平劃的，是延續的，但缺了一個口，1960年缺得最多。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畫了一個圖：21歲—23歲這一帶人口缺了一大塊。
1949年是和平年代，沒有戰爭，出生率是逐年提高的，而死亡率應是逐年下降的，這個趨勢一直持續到1972年開始計劃生育。如果沒有大躍進，1957年—1964年人口趨勢是連續的，死亡率是一條略微向下的傾斜的曲綫，出生率是略微向上的曲綫。各年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分布在這兩條曲綫上。這是正常死亡率和出生率的預計。爲了排除偶然因素，我就以1958年的前三年和1962年的後三年來分析做。這是按國家統計局的一個官方數據。
這是按國家統計局的一個官方數據。
第二是各省公布的人口數據，1986年以後出版了一套書，叫《中國人口》，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此書是由教育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的領導下，組成專門編輯委員會組織編寫的。各省分册由各省組織有關人員編寫。除了西藏、臺灣以外，其它各省我都抄了下來，一個一個地計算，算出的結果是2098萬。
國家統計局算的結果是：1958—1962年間非正常死亡人數1619.92萬人，少出生3150萬人，人口總損失4770多萬人。
如果使用各省數據計算的結果是：1958-1962年間非正常死亡2098萬人，少出生3220萬人）。人口總損失了5318萬人。
官方數據，包括國家統計局和各省市數據有很多誤差。總人口增加數總人口增加數（當年底人口總數减去上年底人口總數）和自然人口增加數（出生人數减去死亡人數）應當是相等的，但實際不等，差別比較大，說明統計很粗糙，每年由各生産隊統計，會計、隊長一報，這個生産隊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總數多少，就算出來了。
大饑荒死亡數據如何被隱瞞
官方數據最大的缺陷就是隱瞞的死亡人口。總人口不會，但糧票、布票各種票證都是按總人口發的，死亡人口一般都會少報，少報有兩個好處，第一個是可以减少當地官員的政治責任，第二是可以“吃空額”，人死了以後不報，糧票還可以發下來，隱瞞死亡人口在那時是一個很强大的秘密機制。
我雖然講了很多例子，但統計社是怎麽隱瞞的？比如說河南信陽潢川縣傘陂寺公社黨委得知省委工作組即將到來的通知以後，立即召開大隊電話會議，說公社黨委向縣委報的死亡人數是500多人，然後分到各個隊，各隊去報，不能多，也不能少。當時發了一個緊急通知：各生産隊長、會計：公社分配我們大隊死亡人數 34人，大隊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數字不能多，不能少。一隊4人，二隊5人等這麽通知下來。傘陂公社第一次向上報的死亡人數523人，第二次報的是 3889人（後又改爲2907人），後來省委工作組調查結果是6668人。
河南唐邑縣統計死亡數字時上級規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統計時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就是儘量少說，死亡人口大量隱瞞。
國家統計局是1600多萬，各省算出的是2000多萬，國家統計局减少了死亡人口。
怎麽樣算出它的真相來？人口學家對中國統計局的數字進行分析修正：
1.1953年人口普查。他們認爲人口普查效果比較好。
2.1964年人口普查。在1953年普查的基礎上增加了三個項目，共九項。
3，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除了原有的人口數、性別、年齡等項目外，還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內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4.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對大約100萬人口中的約30萬名15至67歲的婦女進行了抽樣調查，即對1940年以來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顧性調查。這一調查是由計劃生育人員挨家挨戶進行訪問，可靠性較高。
美國普查局中國科科長班尼斯特（J．Bannister）修訂的數據計算結果，非正常死亡2987.1萬人，少出生3119.5萬人，人口减少總數爲6106.6萬人。
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Ansley．Coale）修訂的數據計算的結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萬人，少出生 3068.3萬人。人口總損失5549.3萬人。
用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所長卡諾（G．Calot）修訂的數據計算的結果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爲2850.9萬，四年少出生人口33197.85萬人。人口總損失6048.8萬人。
這是三個比較有名的人口學家算出的結果，一般三年是3000多萬左右。加上1958年底到1962年可能就更多了一些。
彭尼．凱恩：《1959－1961中國的大饑荒》一書中個紹了幾個數據，艾德爾認爲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萬，莫舍估計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100萬至3000萬之間。希爾估計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爲3000萬，同時有3300萬嬰兒沒有出生或延遲出生。
中國學者的計算最早是李成瑞老先生，他到歐洲開會，會議階段跟班尼斯特、科爾進行交談，他想，既然外國人能算，爲什麽中國人自己不算？自己算更好一些，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裏，李成瑞老先生回來以後就跟國家計生委主任陳慕華寫了一個報告，要建立一個國家課題，進行招標，招標結果是西安交大的蔣正華中標。蔣正華是學電機的，80年代初期很多人搞軟科學，他也是。但他沒有搞其它的，就是經濟方面的，後來在印度加爾各答學習一年人口統計，回來以後就搞人口所。人口所剛成立不久，蔣正華就中標了。算出結果，他很聰明，按國家統計局以前的1600萬稍微多一點，算1700萬。李成瑞、陳慕華很高興，說咱們中國算出的人口是最科學的，最正確的，而且跟國家統計局的比較接近。後來蔣正華的官位一直順通，一直到國家領導人，當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美國的一個教授叫丁抒，他算的結果最低數字是3500萬人。
上海大學金輝認爲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達到3471萬。
歷史地理學家曹樹基三年大饑荒中，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計約3245.8萬。
英國一個記者叫貝克爾寫了一本書，稱有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大饑荒年代，大約有4300萬人—4600萬人之間。還有一個數字是5000萬—6000萬。
這個數字怎麽來，當時有沒有調查，不清楚。1961年有三個人，一個是賈啓允（國家統計局局長），二是周伯萍（糧食部辦公廳主任），三是陳國棟（糧食部長）他們三個人就跟各個省打電話，統計死了多少人。搞了調查，統計以後，是幾千萬。他們寫了一個報告，給周恩來和毛澤東。周恩來看了以後，馬上說：立即銷毀。過了一個星期，周恩來不放心，就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銷毀了。這樣，周恩來才放心。這事後來是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講課，講到的。2003年我找到了周伯萍家裏去，問他到底有幾千萬，他不說。當時我說是不是兩千萬，他說就是這個數，他不願意多說。中央領導人參閱的資料是5000—6000萬，估計就是周伯萍這個數。周伯萍他們的統計是電話調查，也可能是正確的人口調查，在這裏說是想做一個參考。
另外一個人叫王維志，是人口所的研究員。他認爲三年非正常死亡是3300萬——3500萬人之間。他是莫斯科統計學院畢業的（50年代），在莫斯科學習人口統計，回來以後，就公安部三局搞人口統計工作，1961年、1962年跑到省裏去進行人口核查的調查，他的數字沒有向外國學者搞複雜的數據統計，他用他的經驗辦法，算出結果是3300—3500萬。
根據多方面估計，我覺得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600萬人，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數大約4000萬人。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人。
3600萬人是一個什麽概念？
這個數字相當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
這個數字相當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萬人。中國1960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灾荒死亡數字是1000萬人。
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人間慘劇，這個悲劇掩蓋了五十多年。當時，報紙、所有的官方文件都極力掩蓋。逃往香港的難民和海外僑民的國內親屬傳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體據此發出了零星報道。中國政府一概斥爲“惡毒攻擊”、“造謠誣衊”。中國政府邀請了一些“友好人士”來華訪問，希望借他們的筆“澄清事實真相”。對這些來華訪問的人士，中國政府精心安排了行程，包括訪問地點、接觸人員以及接待外賓的臺詞等等。外賓訪問時，與老百姓高度隔離，有的地方有意布置豐衣足食的假像。
英國記者格林（Felix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談中國的名著《無知的帷幕》（ACurtainofIgnorance）中說，1960年他走遍嚴格實施糧食配給的中國，却沒看見大量挨餓的事。
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受騙後再騙別人的外賓之一。這些外賓的文章又被新華社翻譯過來，成爲“出口轉內銷售”的産品，在《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上發表，作爲統一思想，壓制國內的不同看法的工具。直到50多年後的今天，還有人說我的《墓碑》是造謠。政府還將它列爲禁書。從香港是不讓帶過來的，帶過來就要沒收，所以我也只有這一本，我帶不進來。
這麽一個驚天慘案，被掩埋了50多年，到現在很多年輕人還不知道，不知道什麽叫挨餓。
人吃人的慘劇
在極度饑餓的狀態下，人體的各種機能活動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時間內，其本能的饑餓反射極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會不擇手段地去搜尋一切能吃的東西。這時，生存壓倒一切，動物性壓倒了人性。饑到極點的人們，爲了找到吃的，不考慮親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後果。據不完全統計，全國人吃人的記錄超過數千起，其中有吃自己親人的。
人吃人的案例：
甘肅省臨夏地區10個公社，41個生産隊，588人吃掉337具尸體，其中，僅紅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體125具、活人5名。小溝門生産隊8個作業隊，有6個隊發生吃人的情况。23戶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兒女、姐妹相互殘食。有的吃剛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個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讀qie）藏錦光生産隊，馬希順吃了病人的尸體，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員白一努先後吃了8個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讀qie）藏公社貧農社員馬阿卜都，餓得奄奄一息時，囑咐其女馬哈素非說：“我身上的肉沒有了，我死後可把我的心挖出來吃。”馬死後，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來煮了吃了。他的遺産就是一個心臟，其子女可以拿出來吃。社員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歲的女兒活活吃掉，馬死後又被其妻吃掉。紅台公社小溝門作業隊李尕六吃了自己的兩個死孩子。李尕六死後又被社員胡八吃了，胡八死後，又被肖正志吃了。（李磊（甘肅省婦聯主任）：《悠悠歲月》第149－150 頁）
信陽人被吃也有很多，不是個別現象。江蘇宜興是很富饒的地方，這裏也發生了人吃人的情况。省委農村部孫海光在一份報告中就寫到了人吃人的情况。甘肅省通渭縣也有很多人吃人。
河南省息縣張陶公社溫圈子大隊社員張文儒于去年11月間到野外剜尸體當牛肉賣，每斤3角，被發現後遭毒打致死。貧農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間到墳地扒尸體，因與中農社員王振宇爭奪尸體，李世平父子將王振宇打死，幷將王的尸體抬回家煮吃，被幹部發現，用刀背對著李的頭部狠打，當即致死。陳登常，38歲，息縣項店公社人，中農成份。去年11月29日，將他病重的6歲親生女兒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將隊裏的兩歲男孩尸體吃掉，被捕後判20年，已死于獄中。（中央、省委聯合調查組）
安徽亳縣農業銀行離休幹部、中共黨員王體忠回憶：1960年春，他家鄉五馬公社泥店西南王樓村，有不少農民因饑餓而吃人肉。爲制止這種情况蔓延，大隊下决心抓典型示衆。該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剛把煮熟的人肉撈到盆裏，被幹部查獲，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會場裏，立即召開群衆大會對她進行批鬥。參加大會的人聞到香噴噴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個大膽的人說一聲“我嘗嘗”，伸手拿了一塊人肉大口吞食，接著衆人一哄而上，你搶我奪，亂成一團，轉眼間一盆人肉搶得精光。王體忠的妻子也搶了一塊，當時吃了感覺很香。批鬥大會無法開下去，只好宣布散會，不了了之。
我到信陽調查遇到過一個吃過人的人，問他好吃嗎？他說蠻好吃的，口感比較軟點。
除了餓死以外，很的農民被打死。打死有兩種情况，一個是小偷小摸。地裏的莊稼還沒有熟，就偷著吃，幹部看見，就打，然後被打死亡；在街上如果是拿一個東西在前面吃，後面馬上有人就搶走了，搶吃的比較多，這樣發生偷搶食品被打死的有很多。
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寫的《關于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光山縣和潢川兩縣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254人。
在反瞞産過程中，息縣全縣共打死、逼死群衆1065人，其中當場打死226人，打成重傷以後致死的360人，自殺的479人。基層幹部被打死29人，打殘46人。據防胡公社9個大隊統計，29個幹部打死群衆91人。大隊支書王心月親自打過150多人。副支書朱炳堂手拿皮帶見人就打，打過44人，打死人數未查清。大隊團支書王鳳才共打過36人，據群衆反映，他打死了16人，他自己只承認3人。(李振海、陶陌生、賀棣忠：《關于息縣情况的調查》1960年 10月9日。)
除了拳打、脚踢、凍、餓以外，還采取了冷水澆頭、拔頭髮、割耳朵、竹簽子穿手心、松針刷牙、點天燈、火炭塞嘴、火烙奶頭、拔陰毛、通陰道、活埋等數十種極爲殘忍的酷刑。
過去可以逃荒，但在那個時候不僅不可以逃荒，還不能求救。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個黨支部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3個黨員給河南省委寫了一封血書，請求省委救救農民。這封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扣壓，幷下令查處。爲了防止饑民外出走漏消息，各縣縣城四門持槍守衛，公路要道設崗把關，汽車站由警察把守，長途汽車要求黨員隊長駕駛，非黨員不能開。公社派民兵在村頭設卡，如發現有人外出，就奪走隨身携帶的東西，甚至剝下衣服，進行拷打。外流社員一律稱作“流竄犯”，强行收容關押勞改。信陽市設立了數百個收容站，先後共堵截外流人員19萬人，被强制收容後又不給飯吃，饑餓、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員大量死亡。光山縣白雀公社楊寨大隊，組織10名基幹民兵攔截逃荒群衆。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節，共毆打來往社員 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剝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縣設立收容所67處，把外逃者抓到裏面後審訊，搜查，毒打，强制勞動，不給飯吃。共收容外逃人員 9330人，在收容所裏毒打致死、致殘2195人。防止外人知道挨餓，群衆餓得走不動，連個拐棍也不讓拄，幹部調查時，要挺著胸膛走路，要裝成沒有挨餓的樣子。
百姓大批餓死，幹部却搞特殊化。公共食堂爲幹部們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開方便之門。群衆吃稀的，幹部吃幹的，群衆吃菜，幹部吃肉。
墊江縣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區在公共食堂無米下鍋，幹部們剋扣克扣口糧，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區的幾個幹部把小春剩餘的2000斤種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區任其揮霍。1959年中秋節前後，他們從副業隊提回幾十隻鴨子，專供幾個幹部吃。
長寧縣桃坪公社12名總支委員中，有貪污挪用行爲的有9人。全公社幹部中有貪污挪用、私分行爲的幹部占幹部總數的60％以上。大足縣土橋公社多吃多占的幹部占幹部總數的67．9％。小河大隊支部書記蔣某1961年爲父親祝壽，辦了20桌酒席，請了160人，碾盤大隊53名幹部1962年1到8月就多吃多占糧食1661斤。社員在死亡綫上掙扎的時候，幹部經常私下“打平夥”、“加餐運動”，還把糧食、糖拿到家中。群衆說：“社員餓得光骨頭，幹部吃得肥油油”、“社員面黃肌瘦，幹部肥頭大耳”。
安徽鳳陽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隊幹部幾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一天吃一兩，餓不死小隊長；一天吃一錢，餓不死管理員。”
這些都是從檔案材料館看到的，這些檔案裏大部分都是基層幹部怎麽貪污盜竊，沒有高級幹部的，後來我到四川調查，李井泉住在重慶潘家坪招待所的時候，幾乎每天吃了晚飯後先看電影，再打牌，或者先看戲再跳舞。看電影是專場，看戲是堂會。跳舞、打牌到淩晨再吃夜宵。
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到下面考察工作時，同蘭州飯店每天派專車送飯。這送的不是一般的飯。
1960年7月信陽地在鶏公山召開會議，開會是爲了掩蓋死人真相，肯定“大好形勢”，縮小信陽事件的影響。鶏公山在湖北和河南交界的地方，鶏公山是著名的避暑勝地，風景很好，在餓殍遍地的夏天，省、地、縣的官員們，一邊避暑，一邊爲自己開脫責任。面色紅潤的領導幹部們是面有菜色的農民用滑杆抬上山的。吃的有鶏鴨魚肉，每天睡够了午覺，吃飽了西瓜再開會。權力極其腐敗，當時幹部的權力那麽不受制衡，所以許多吃的時候，當然會腐敗，這也正常，這是制度造成的，幷不是品質的問題，品質再好，在那種情况下，也很難自製。
需要提到的幾個重大事件：
信陽事件。中國死了100多萬人。
通渭事件。餓死了三分之一。
山東省館陶事件，濟寧事件等，這些事件非常慘烈，有人向上告狀，中央處理了。
羅定事件。廣東羅定縣，總共死了17000多人。
信陽事件。非正常死亡人口100萬，占全地區總人口的八分之一。很多家庭死絕，一些村莊消失。沒有人埋尸。人吃人不是個別現象。信陽附近的糧倉就有糧食，就是不開倉放糧。
通渭事件。反瞞産私分。千人現場會，萬人鬥爭會。縣裏成立了“萬人整社團”，到各生産小隊和農民家裏搜糧食，挨門挨戶，翻箱倒櫃，普遍搜查，斤兩不留。打死、逼死多人。全縣死亡人口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共9萬人。
山東省館陶事件，濟寧事件。食堂停夥，社員四處覓食，不能遠出者就近拾凍地瓜、凍蘿蔔度日；能遠出者到河北邯鄲、曲周、大名等地逃荒要飯。有的賣兒賣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門求嫁。死亡大量發生。
山西壽陽事件。壽陽“挖糧集資”運動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全縣283個管理區中，有259個管理區發生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 435個生産隊中，有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集資，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49人之多。
廣西環江事件。1958年9月9日，廣西環江縣放出了水稻畝産13萬斤的“大衛星”。反瞞産私分，城關公社陳雙大隊的逼糧會上，逼死13人。人口大量死亡，1962年，全縣人口比只1954年减少了4萬多，占當時人口的四分這一。
遵義事件和金沙事件。貴州省湄潭縣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全縣共餓死12.451萬人。死亡人數占全縣總人口的20%强，占農業人口的22%。殺人而食者16起，吃死人的事件無法統計。
羅定事件。從1960年1月到8月20日止，廣東羅定縣占全縣一半左右的公社，約27萬人的地區，發生了極其嚴重的不正常的水腫、瘦弱死亡情况。據全縣1－8月統計，死亡達17000多人，占全縣總人口的2.62％。
一旦發生饑荒農民就會起義，揭竿而起，爲什麽大饑荒沒有發生動亂？雖沒有發生過大的暴亂，但小規模的還是有的。部分地區都有，搶糧食，劫火車等。刑事案件增加，當時的刑事案件都是因饑餓造成的。
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是因爲中國共産黨對社會控制極其嚴密。還因爲前幾年的肅反、反右，不僅消滅了反對者，也使更多的人恐懼，不敢反抗，導致社會沒有結社自由，一旦出現政治組織，很快就被撲滅。無組織的群衆難以對付有組織的政府和軍隊。而且，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共産黨控制的組織之中，他的一切言行都受到集體控制。
過去說“普天之下，莫非黃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帝王的一種理想，很多荒蠻之地他們的權力是達不到的，而現在政府掌握了現代化武器和現代交通、通訊工具，任何嘯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內。對任何邊遠地區的“根據地”，政府軍都可以借助現代交通，迅速到達。所以現在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澤東的井岡山。在現代極權制度下，民間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
各省饑荒程度不一樣，從1960年死亡率來看，四川爲53.97‰，河南39.60‰，貴州52.33‰，安徽68.58‰，山東23.60‰，甘肅 41.30‰，青海40.73‰，湖南29.42‰等。有些省一開始灾情就很重，由于揭露得較早，到1961年就開始好轉，如山東、河南等省。有的省的蓋子長期捂住，繼續推行大躍進的政策，餓死的人就多。如四川省，1958年就開始餓死人，一直到1962年還有餓死人的現象發生。這五年四川的死亡率（‰）爲：15.17；46.9；53.97；29.42；14.82。
爲什麽各地不一樣呢？哪里“三面紅旗”舉得高，哪里饑荒就重，。高指標、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個紅旗，也就是三個萬歲是不能反對；哪個省留下糧食最少，哪個省饑荒就重；哪個省問題揭露得早，餓死人總數就少；哪個省捂蓋子時間長，哪里死人就多。
也就是說，哪個省對毛澤東的向心力最强，哪個省餓死的人就多。像四川餓死1000多萬人，安徽餓死500—600萬人。
大饑荒的真正原因：幷非自然灾害
教科書、中央文件上寫的都是三年自然灾害，是不是這樣？我去了5次國家氣象局，翻了一些資料，找一些專家進行座談。天灾年年有，三年是正常年景。中國這三年是風調雨順？也不是。因爲中國這麽大，灾害還是很多的。今年就有很多的灾害。“三年是常年”，那什麽是“常年”呢？有幾個曲綫：國家氣象局對350 個站點40年的一個氣象資料進行分析，看這三年是不是偏離，正常年景是不是很大。有五條綫，我就說兩條。
第一條是：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就是40年平均的降水量，當年的降水跟40年平均降水量的差距、距離。這三年的降水量跟這條虛綫的差距，差距越大，自然灾害就越重，上面是水灾，下面是旱灾，這些年代，沒發生過餓死人的情况，比1983年厲害得多，但1959－1961這三年却餓死人了，這三年是常年，偏離比較小。
還有一個數字，植物生長季降水量距平時間變化曲綫：
生長季影響作物增長，但也不是偏最大的，最大的是50年代和80年代。
還有其它幾個指標，不屬于天灾。“天灾天年年有，這三年是常年”。
是蘇聯逼債嗎？
後來又說是蘇聯逼債，蘇聯撕毀合同。我通過查大量的資料，對這個歷史予以否定。
蘇聯1959年是撕毀了合同，但撕毀的是跟農業無關的合同，只是原子彈方面的合同。1960年7月16日，蘇聯撕毀了同中國簽訂的600個合同，撤走在華專家1390名，撕毀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時大饑荒已經發生了一年有餘。這就說明我們的大饑荒和蘇聯是沒有關係的。
說蘇聯逼債，教科書上講對蘇聯債務是怎麽還的。實際上蘇聯沒有逼債，是毛澤東爲了爭一口氣，要提前還債。周恩來在1964年的報告中說：“我們不僅還清了債務，還拿出了比這個時期償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既然能够用“比償還外債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小兄弟，說明償還外債幷沒有構成重大負擔，更說明償還外債不是造成大饑荒的原因。比償還外債花費更多的是支援社會主義小兄弟。
據記載，當年曾從加拿大進口一船糧食，已經運到太平洋了，中央一個命令，就改變航向，調頭駛向阿爾巴尼亞。我們就挨餓，阿爾巴尼亞的情况其實比我們還要好。
天灾也好，是蘇聯逼債也罷，這都是藉口，真正原因，是落後，制度的落後。
糧食在1949年建國以前不緊張，當時上海、天津一些沿海城市可進口糧食。1949年以後，沿海城市就不進口糧食了，所以就較緊張。後來城市人口增加，工業化糧食就非常緊張了，1953年就開始搞統購統銷。到1958年糧食却突然多了起來？爲什麽？當時放了很多“衛星”，蘇聯于1956年發了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中國人跟著高興，跟著慶祝歡呼，跟著自豪，而自己幹了什麽好事，有什麽成就，也叫發“衛星”，糧食單産叫發“衛星”，自己科研搞了一個小成就也叫發“衛星”。
6月11日，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産2394斤等。當時《人民日報》每天都要大標題放“衛星”。發“衛星”是幾萬斤的産量。偉大的科學家錢學森在 1958年6月16日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用太陽能的轉化理理論，論證糧食高産的科學性。說産幾萬斤糧食是很容易的，是應該的，是科學的。
以講實話著稱的副總理陳毅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爲《廣東番禺縣訪問記》的文章，說他親眼看見了廣東省番禺縣畝産100萬斤番薯、60萬斤甘蔗、5萬斤水稻的事實。
陳毅可能是被騙了，當時在場地上堆了一些東西，外面是一層水稻，下面都是糠。陳毅副總理看到的可能是這個景象。
糧食這麽多怎麽辦？毛澤東很著急。就提出“少種、高産、多收”的種植方針。所以就放開肚皮吃，甩開膀子幹”，1958年秋收後，大吃不到兩個月，不少地方年底就斷了糧。
中國科學院組織科學學研究糧食綜合利用。不久，這些科學家肚子也餓得不行，就把課題改爲研究代食品。向中央提出了大搞代食品的建議。說蟲子怎麽吃，青草怎麽吃，蟲子的營養價值比糧食還高得很，中央還發了文件，人民日報還登出來了。
1958年8月17日到30日召開的北戴河會議認爲，中國的農業和糧食問題已經基本解决，工作重心應當由農業轉到工業上去。所以就全國大煉鋼鐵，9 月，全國參加大煉鋼鐵的人數由8月份的幾百萬人增加到5000萬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爐60多萬座。10月，達6000多萬人，最高達9000萬人。加上其它戰綫直接或間接支援的，全國投入大煉鋼鐵的人數超過了一億。文化部也成立了煉鋼指揮部，著名戲劇家夏衍擔任煉鋼總指揮。外交部也在院裏築起了小土爐，燃起了熊熊烈火。連手無縛鶏之力的孫夫人宋慶齡，在她家的院子裏也搭起了煉鐵爐，秘書、司機、炊事員一齊上陣，孫夫人也親自動手，也在努力爲“1070”作貢獻。中央也搞了一個煉鋼爐，毛澤東的生活秘書當總指揮。煉鋼鐵使全國的經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樹被砍光，生態到現在還有影響，還沒恢復。
出現鋼鐵後，各地就建廠，搞工業化，工業落後的西部省——甘肅省，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建廠1000多個；3月到5月，建廠3500個；5月到 6月，全省廠礦數猛增到220000個。其中，省辦的2500多個，縣辦的15000多個，社辦的185000多個。全省出現了10多個萬廠縣，20多個千廠鄉，50多個百廠社。這些廠都是瞎搞，瞎折騰，浪費資源，糧食也不種了。
糧食是吹牛吹出來的，說吹牛不納稅，但在當時，吹牛是要納稅的，由農民納稅。糧食産量高，徵購的指標必然會提高。征糧食就是拿公糧，强制性徵收的。 1953年以後就是統購統銷，農民的餘糧得賣給國家，不能賣給食堂，吃飽以後沒有餘糧，剛秋收以後，所有的糧食估計得交給國家。種子、飼料、口糧都賣了。糧食徵購指標是從中央下到各省，各省交到各縣，糧食産量高，徵購就高了，1957年是25.3%，1958年是28.3%，1959年是35.7%，到 1957年就很緊張，就征多了，當時的情况的是超過25%農民就沒飯吃了，這些年很高。這麽高的指標要徵購，農民沒有糧食交怎麽辦呢？就會瞞産私分，本來是産一萬斤，農民就說是産5000斤。所以後來在全國就搞了一個“反瞞産私分”運動。這個運動非常殘酷。
案例：
1959年秋，四川省榮縣小春徵購任務沒有完成，10月2日，在長山區召開五級幹部反瞞會議，落實徵購任務。縣委第一書記徐某布置鬥爭會時說：“群衆真正起來打人，不要潑冷水。”長山區首先打人，縣委立即表揚，幷批評其他地區右傾。這個會上吊打了30多名社隊幹部，10多人致殘，捕了3個公社幹部。 10月25日，又在鐘鼓樓召開生産小隊長以上的會議，規模爲4000人。這個會有30多個分會場同時打人，會場嚴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會客。樂德公社 14個公社幹部中被吊打4人，撤職8人，受其它處分2人。該公社大小隊幹部被打的有142人，當場打死1人，打殘病死1人。會後，區、公社、生産隊又層層打人。“上級打下級，一級打一級，幹部打群衆。一些“敢打人”的幹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幹部受到批評。區、公社、生産隊普遍設“警察”、“監獄”、 “土勞改隊”，任意對下級幹部和群衆進行毆打、逮捕、勞教、處分，幷且普遍使用肉刑。據對長山、人和、劉家三個公社瞭解，就有7名小隊長以上幹部被打死。復興公社三大隊打死社員3人。1959年12月9日，豐都縣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區召開“反糧食瞞産”現場會，現場會上吊打7人，其中1人當場打死。會後，區、鄉先後召開現場會，當場打死173人，1179名幹部被撤職。
遼寧省鐵嶺泛河公社在查糧挖糧時宣布：“誰藏一粒糧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彈”，“誰藏一粒糧食，誰就是反革命”。有的在黨員幹部會上提出“沒有殺人的心，就購溝不出糧食”。公社黨委書記徐廣仁在楊威樓片召開生産隊支部書記會時，把繩子擺在桌子上，問大家：“你們認識這個東西不？有沒有糧食看著辦！”當場鬥爭藥王廟生産隊的支部書記崔鳳伍。在藥王廟召開的生産隊隊幹部會上，第一小隊隊長劉春林生病沒有來，徐廣仁讓人用手推車推到會上“辯論”。徐問劉： “生産隊大躍進了沒有？”劉只好答：“大躍進了。”又問：“人民公社優越不？”劉答：“優越。”緊接著問：“那你爲什麽不拿糧食？”購糧幹部安玉清逼社員李墨林回家拿來了70斤口糧，還要他再回去拿。李說這是逼人命，安就說李“破壞糧食運動”，送縣公安局押了15天。購糧幹部魏長久在藥王廟生産隊逼社員劉玉青拿糧，劉說沒有糧。魏就把劉綁起來讓其跪在地上，用脚踢。這樣的例子很多。
各個省打死人情况很多。這樣的情况，這樣的饑餓，中央政府當時采取什麽措施？1958年以後，因爲胡鬧，毛澤東當時看到了一些，1959年秋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都是反“左”的。毛澤東發現過後，就開始反左。1959年春，中共中央發三了個文件向農民讓步（社員可以養猪和家離，擴大自留地），按這個趨勢下去形勢會好轉。但1959年7月開會廬山會議，進一步糾左，進一步恢復正常的情况，在這個會議上，彭德懷寫了一封信，于7月14 日，批評大躍進，講的一些真話，7月23日毛澤東就出來講話，反左馬上變成了反右，使錯誤政策變本加厲，饑餓加劇。3600萬人當中的三分之二是廬山會議以後餓死的。
西方是議會政治，我們是會議政治
本來是反左，毛澤東一次的講話，風雲突變，再也沒有人說反左的話了。毛澤東身邊的高官們迅速改變態度，緊跟毛澤東。外國的政治是“議會政治”，中國政治是“會議政治”，“議會政治”是民主制度，而“會議政治”是專政制度。所以“會議政治”就是通過開會來貫徹最高領導的意圖，通過開會來圍攻與最高領導人不一致的看法，“會議政治”比皇權政治還要厲害。，皇權政治只是皇帝一個人講自己的看法，沒有那麽多的幫腔起哄，沒有“多數人專政”，皇帝要懲治一個人，如果錯了，很多人還會說情，。會議制度下，連求情的可能性都沒有了，彭德懷挨批評以後，劉少奇、周恩來以及所有的將軍沒有一個人爲彭德懷說好話，解放前，他們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沒有畏懼，在敵人嚴刑拷打中也沒有屈服，而在極權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後，有的變成了馴服的綿羊，有的變成了凶惡的鷹犬，更多人則是見風使舵，八面討好。極權制度就是這樣把昔日的英雄變成了奴才。
反右傾鬥爭使幾千萬人受到打擊。反右傾鬥爭是和保衛“三面紅旗”結合在一起的。將1959年春向農民讓步的三個文件打成右傾。繼續大躍進，堅持高指標。
執政者在糧食上沒有采取應急救助措施，反而繼續從農民口裏剝奪糧食，從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整個信陽地區爲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同時，繼續擴大食品出口。1959年出口糧食416萬噸，相當于1958 年的1.45倍。
一面大量的死人，一面糧食庫存不斷增加，1960年6月，全國糧食庫存爲301．48億斤，這301．48億斤糧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2．30億斤；天津1．15億斤；上海2．53億斤；安徽7．05億斤；四川41．61億斤。當時餓死很多農民，農民在糧庫旁邊看著糧食，一邊喊毛澤東主席救救我們，很多人餓死在糧庫旁邊，有搶糧的，但多數地方都是在等著政府放糧，但政府就是不放糧。皇權社會還開倉放糧，在共産黨執政下，餓死了這麽多人，還不放糧，可見其制度的僵化程度。庫存糧食在增加，而且還在出口糧食，1958年出口288.34萬噸，1959年出口415.75萬噸，還出口花生油、鮮蛋、活猪、凍猪肉，活牛、家禽、凍家禽、水産品，還有各種水果，這些看都看不見的東西，却在出口。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産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裏。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産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扣飯” 是各地公共食堂比較普遍的情况。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人手裏，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裏。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
在農村，所謂無産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進行“專政”。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這有很多例子，比如說四川省叙永縣長江公社六一管理區第6生産隊全隊70戶人家，就有64戶被扣過飯。
湖南寧鄉縣花明樓公社韶光大隊韶湖作業組70多歲的肖星階老人，1927年曾是鄉農民協會骨幹，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飯餓肚子，終至臥床不起，臨死時對兒孫說：“以後每到我死的這天，你們盛一碗白米飯放在門檻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來飽吃一頓”。
江蘇省六合縣瓜埠公社保江大隊副大隊長謝某自己經常多吃多占，誰對他的行爲流露出不滿的情緒，就對誰報實施複。社員卜金奎曾批評過謝某特殊化，謝某不讓蔔吃飯，還用棍子打卜，蔔氣得把碗和飯票摔在食堂地上，說：“我不活了，不給吃，反正也是死！”謝說：“死就死，死了少一個吃飯的！”蔔回家後就上吊死了。謝還說：“死了活該！”保江大隊勤勞小隊60歲的飼養員員張昌榮，雙眼失明，隊長郭某爲了讓自己的姐夫當飼養員，讓張下田勞動。張不下田就扣他全家的飯。張一到食堂打飯就挨打，一共挨打了10多次。張沒辦法，就偷了隊裏的東西，又挨了一頓毒打。張只好到瓜埠街上討飯。1959年大年三十晚上，張死在滁河岸邊的草溝裏。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某一個組織之中，喊同樣的口號，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各地的官員們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在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裏，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况，一旦出現政治灾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脫之地。著名女作家章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時，她父親章伯鈞對她說：“你一定要活下去，哪怕落草爲寇也要活下去！”章詒和悲哀地說：“哪有草啊！”在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裏，饑民連逃荒都沒有。
當時中國的社會是同構同體的金字塔的社會結構。在廣東省的一個生産隊和遠在千里之外的黑龍江省的某一個生産隊是一個相似形。廣東省的一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和黑龍江省的一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沒有多大差別。在這種社會結構裏，社會成員的個人自由完全消失。錯誤的政策在這種社會結構中會通行無阻，不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錯誤效應還會層層放大。
這是講具體的制度，人民公社、統購統銷、公共食堂等等。
從根本來說，還是制度問題。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講：
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饑饉史，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裏，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饑饉。不管我們觀察哪個國家，是埃塞俄比亞、索馬里最近的饑饉，還是其他獨裁政權下的饑饉；是蘇聯三十年代的饑饉，還是中國1958年至1961年大躍進失敗後的饑饉；或更早一些，愛爾蘭或印度在外族統治下的饑饉。在這個規律面前，我們找不到任何例外。雖然中國在經濟的許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國仍然出現過大範圍的饑饉（而印度却從未如此），這場饑饉實際上是世界史上有記錄的饑饉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間差不多餓死了三千萬人民，而導致這場饑饉的錯誤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續不變達三年之久。這些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評，因爲議會裏沒有反對黨，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多黨制下的選舉。事實上，恰恰是因爲缺少對執政黨的挑戰，才使得嚴重錯誤的政策雖然每年殺害了上千萬人，也仍然能够持續下去。
人類不能沒有信仰。只要你不對人們進行强制，不剝奪每一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各種信仰都可以存在。但是，如果把共産主義信仰變成了全民信奉的集體信仰，幷且用政權强制所有的人、動用全國資源實踐這個集體信仰，必定會帶來巨大的灾難。
諾貝經濟學獎獲得者哈耶克說：“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却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一直爲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
共産主義本來就是烏托邦，1516年，英國人托馬斯．莫爾出版了《關于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有益且有趣的金書》，這就是以後人們簡稱爲《烏托邦》的傳世之作。莫爾的這本小册子名傳千古，在這本小册子裏，描繪了一個理想的島國，在那裏廢除了私有制度，一切財産、甚至包括個人消費品都屬于全民所有。爲了杜絕私有觀念的産生，住宅也要每隔10年抽籤調換一次。金錢被取消，沒有金錢流通。那麽黃金幹什麽用呢？“糞桶和尿盆，都是金銀鑄成的”，“奴隸身上的鏈銬也是金的或銀的”。“可耻的罪犯都戴著金耳環，金戒指，金項圈，還有一項金冠”，“金銀變成了可耻的標記”。主要生産部門是農業和手工業，人人參加勞動。産品按需分配，設立公共食堂。但保留著奴隸。19世紀初期，歐文、聖西門、傅立葉使社會主義理想進一步發展。恩格斯說，說馬克思把社會主義理想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其實，馬克思全盤接受了從莫爾到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滅私有制，消滅商品經濟，消滅貨幣。連他的關于“用黃金修建厠所”的說法也是來自莫爾的《烏托邦》。他對這些核心內容幷沒有進行多少科學的分析。例如這些設想是否可行，實行以後會有什麽樣的後果等，他都沒有進行科學分析。但是馬克思和空想社會主義者還是不同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爲“理應如此”，馬克思認爲“必然如此”，是一個規律。馬克思用德國人特有的嚴密的邏輯把這一理想妝扮起來，使社會主義由賞心悅目之花變成了歷史必然之果。
世界上幾乎所有相信共産主義的國家都發生過大饑荒：蘇聯發生過兩次大饑荒。蒙古，柬埔寨，越南，朝鮮，都發生過大量餓死人的情况。
天堂之路是奴役之路、死亡之路
國家控制了一切資源，全社會變成了一架聽命于中央的大機器。個人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企業不能够通過改善經營得到發展。人的主觀能動性被扼殺，首創精神被壓抑。進取心和奮鬥精神被挫傷。智慧和才能被窒息。這樣，經濟機體就失去了向前發展的內在動力。它只能靠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從外部去激發熱情和施加壓力。
既然全社會成了執行最高當局的指令的大機器，就不能有“噪音”和“雜音”，全社會只能有一個聲音，就是最高當局的聲音。輿論必然一律，言論就沒有自由，民主就成了奢侈品。
既然每個人的勞動、生活、消費都受最高當局和他的委派者的支配，那麽從上到下，就是一層奴役一層。因此，每一個人都是兩面人：在上級面前是奴才，在下級面前是專制者。這就是專制制度的國民性。
大饑荒帶來的影響
中國在20世紀後半葉發生的大事，有這樣一個邏輯鏈條：沒有反右鬥爭，就沒有“三面紅旗”；沒有“三面紅旗”，就不會有大饑荒；沒有大饑荒，就沒有反右傾運動，就沒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極端，就沒有改革開放。共産主義信仰在這個歷史邏輯鏈條的演變中，信衆越來越少，信仰完全崩潰。
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却進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機。出現了共産主義信仰危機以後，執政者不敢對這個信仰提出質疑，不敢放下共産主義旗幟，這不僅是“由于這些觀念的影響力依然十分强大，他們也不得不根據自己已經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則進行統治。”如果放下了共産主義的旗幟，共産黨就失去了執政合法性。于是，就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把共産主義推向遙遠的未來而加以擱置。理想被擱置以後，維護中國共産黨的執政地位就成了最高目標，也就是把維護既得利益者集團的利益作爲最高目標，如果執政者把維護自己地位當成最高目標，沒有理想，這個政權還有希望嗎？
雖然以保衛執政者自我利益爲目標的制度沒有希望，但從這裏産生了中國的新希望：現代民主制度將在極權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然而，現代民主制度的建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足够的耐心、勇氣和智慧。希望在座的朋友們，用你們睿智的大腦、用承擔千斤道義的鐵肩、用飽含愛國熱情的巨筆，全力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及早地用現代民主制度告慰3800萬餓死的英靈！
就講這麽多，謝謝大家。
現場網友互動
主持人：感謝楊老師，現在是提問環節，每個提問的朋友請清楚簡短的表述你的問題，發表觀點的時間在2分鐘以內。
張耀杰：我來說幾句，我應該算是一個見證人，因爲我爺爺和大爺爺都是1959年春天餓死的，而且餓死時是被同村的不幹活的人鬥完不讓吃飯給餓死的，有人說農民多少值得同情，或者說農民多少道德高尚，同情是應該的，但道德高尚不是，最窮的人對最底層的人的道德不會更高尚，往往是鬥起人來底層的農民兄弟更狠一點。他們鬥的都是同村的甚至是親戚、最親的人，鬥自己的人是最狠的。我從小就見我村子裏喊口號鬥人，鬥我的大伯父，喊口號的人就是我大伯家的兒子，這就是我小時候所見到的農村現實生活。謝謝。
提問：楊老師您好，今天的講座聽完以後，心情比較沉重。結合今天的主題，是不是應該拿出更多的、更可靠的證據來讓否認這段歷史的人無話可說。
楊繼繩：我的書都是原始官方的資料，這些資料都是真實的，我不敢亂寫，依據檔案記錄寫，是可靠的。我也調查了，在信陽、四川都有調查，每一個數字，每一個事實都有根據。反對的人可能沒有看過這個書，所以才駡。
提問：所以我想跟楊老師請教一個問題，除了你做檔案調查以外，有關大饑荒死亡的數據還有沒有別的方式進行統計？就像現在的日本人否認南京大屠殺，我們拿不出具體的數據來一樣，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有沒有別的方式？這位兄弟說，他家裏死了幾個人，那可不可以把自己家庭，自己知道的事做一個計劃整理？
楊繼繩：這個很難做，死人在3000——4000萬之間，可能更多一點，但真正準確的數據不可能得到。一家一戶調查。政府不可能這樣做。
提問：這個確實有難度，但我們自己可以來做這樣的調查，在座的每個人是否問過自己的親人、朋友、家裏人餓死過人，我覺得可以做這樣的事，我問過我家裏的人，我的奶奶被餓死，我的舅舅吃泥給撑死。這就是實實在在的，就從身邊開始。如果每個人做這個事，是不是就是一個歷史的證據？
主持人：我非常贊成，每個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家史弄清楚。向長輩求證一下，作好記錄。大饑荒的歷史幷不遙遠，很多人都健在。
之所以有大饑荒的事出來，是因爲80年時有一個人口統計，80年代初期，統計出當時有大饑荒發生，死亡很多人。官方在80年代時，有一個確認的數據是1000萬。因爲沒有糧食，孩子不能生出來，這個情况您的書有談到。少年、青年這個階段死亡的人特別多。
楊繼繩：一年少1000萬。
提問：我覺得楊老師的書很有意義，我的年紀可能比楊老師小10歲，我經歷過這段歷史，死亡人數在三年灾荒時確實很多。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不是糾纏于死亡人數是1000萬、1700萬，還是3000萬的問題，這樣的事發生，要反思社會制度有什麽問題，這是楊老師最大的貢獻。他能够在官方不允許的情况下，以大無畏的精神的去做這樣的調查，讓人欽佩。
從他你的報告來看，他的數據比較細緻、科學，沒有誇大，而是采取了比較中間一點的表達東西。
但有幾點我想跟楊老師探討，你在探討社會制度時，您對馬克思主義發出了衝擊，指出他是烏托邦，馬克思主義構成有空想社會主義的來源，但也有其他方面的科學來源，楊老師的講法可能簡單了一點，能不能在這個方面，給其他人講的時候，把馬克思主義邏輯結構上有什麽問題給說出來。我認爲馬克思主義的邏輯性非常强。中國人的思維和外國人了思維很不一樣，特別是是在接受馬克思主義東西時，把它中國化了，中國化時，是不是要反思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與做學問的馬克思主義有沒有差距。這個要分開。
産生大饑荒出現人打人等種種醜惡的現象，我覺得您再找一些科學的字眼準確地表達，因爲有些事是領導負責的，有些是下面負責的。
提問：我爺爺最近剛剛去世了，他經歷過這段歷史。他給我說的一句話：鄭州會議救了他一命，如果沒有鄭州會議，他可能就餓死了。
我覺得現在糾纏于這些數字已經沒有意義了，這些事件不能單獨地拿出來，尤其是大饑荒和文革的關係，您現在研究大饑荒時，這種饑荒的發生已經是不可避免了？爲什麽會走到這一步？
網友回應：我也是大饑荒親歷者。一個是我經歷的。剛剛那位先生說，最好拿出自己看見的、經歷的事來說。1960年我小學畢業，我媽帶我到鄉下去，路邊親眼看了一個餓死的人，這個人很胖，但不是胖，而是在太陽下曬得浮腫。我媽就說了一句話：快走。這是一個事。
我經歷了很多苦難，我吃過猪食，因爲我餓得不行了，沒有辦法，猪欄裏有花生做的糠，我一開始還我來得及在火上烤著吃，但後來餓得不行了，就在猪圈裏直接吃，很香，而且那時候牙好。現在是“有飯沒牙吃”，以前是“有牙沒飯吃。”
春天出來摘油菜杆，直接吃，晚上餓得睡不著，我爸爸是一個老教師，部門給他配了三斤糠，那時候有東西吃是最美的，那時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吃飽飯，沒有太多的奢望。我一直到1980年還是在餓著，沒有很舒服的吃過飯。
第二，這位先生說馬克思主義沒有問題，這個社會制度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出了什麽問題，怎麽出的問題。追究死亡的數字，在我們這種體制下永遠是搞不清楚的，當政者就希望你搞不清，搞清了，也不讓你說清，目的不是要搞清，而是要掩蓋其罪惡。那麽這些事是怎麽來的，我在思考這些問題，我希望大家都要思考，爲什麽會産生那樣醜惡、痛苦的歷史，我認爲，中國近百年的灾難，是來自于俄羅斯，來自于列寧，希望東方邊境有一個弱小的而不是强大的鄰居，希望我們的國家永遠處于內亂之中，于是，所謂“一聲炮響”之後，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現場笑）。
提問：大饑荒的事發生農村，那城市是什麽樣的？
主持人：楊老師的書上有專門的章節寫到這事——“城市的饑荒”，有機會請看一下書。
提問：楊老師您好，您做這麽多的研究讓人欽佩，但你有沒有遇到過讓您很難忘的挫折或者說阻力？
楊繼繩：這本書出了以後，沒有什麽壓力，沒有人找我“喝茶”，因爲我講的歷史，沒有講現在。這本書被禁了，對我沒有打壓。
主持人：因爲時間的關係，互動環節就到此爲止。回看建國六十年，很慶幸我們現在處在一個進步的時代。謝謝各位在雨天來到燕山大講堂。下周見！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0090317628.html
楊繼繩
主持人：這裏是第78期燕山大講堂。今天燕山大講堂之所以請來楊繼繩老師來講“中國大饑荒”這麽一個主題，是基于看清瞭解歷史，有助于我們更珍惜今天。掌聲歡迎楊老師。
楊繼繩：今天這個題目，其實可以不講，我已經有兩本書，一套書有80萬字，但這本書不讓國內未能允許出版看，在國內爲禁書，所以我不得不講。武漢市教育局發通知給中、小學，收繳黃色、反動書刊——《墓碑》。教育局發動學校，中、小學。我沒有想到這本書還能進入中小學，感到很奇怪，而且還是被歸爲黃色書籍。由于因爲是“黃色”書籍不讓看，所以我就得講講。
大饑荒到底死了多少人
首先我介紹一下幾年大饑荒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這個問題大家比較關心，也是有爭議的一個問題。
官方承認的有三個數字，第一，官方公布的數據，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可以算出是1600多萬，官方公布的數據，計算的結果應該是全面的。第二，80年代，各省公布了人口數據，根據各個省市的官方公布的數據，餓死2000多萬。第三，國家計生委和國家統計局下達的國家級課題，同西安交大的蔣正華計算結果，是1700多萬。國家計生委和統計局計算是很科學的。
1600多萬、1700多萬、2000多萬這三個數字是官方承認的。現在有一些網站像烏有之鄉說沒有餓死人，官方都承認有餓死的人，而且主要承認的是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老先生。
這些數字是怎麽算出來的？
大饑荒年代的人口損失分兩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少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主要是餓死的，當時沒有戰鬥、沒有地質灾害，都是餓死的。少出生人口是因爲饑餓，導致出生率降低。當時的婦女閉經、子宮下垂很多，所以出生率很低。
非正常死亡人口的計算方法：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當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當年平均人口
“當年死亡率”和“平均人口”是上年年底和下一年年底人口平均。死亡率、人口總數、出生率這些都是公布的。
“正常死亡率“是怎麽算的？前三年加起來平均，後三年加起來平均，把兩個平均數再平均一次，就是正常死亡率，沒有饑荒正常年景死亡率應該是10.47‰，但按當時的情况來看，這是非正常死亡人口。
少出生人口是怎麽算的？某年少出生人口數=（正常出生率－當年出生率）×當年平均人口
“平均人口”是上年年底和下年年底加在一起，除以2。出生率、死亡率都是按平均人口計算的。按照國家公布的數據算，前三年的平均加後三年的平均，再平均一次，爲35.10‰。
爲什麽要平均？主要是排除偶然因素。
1984年國家統計局公布了數據，在以前沒有公布，這個數據可以看出，1960年公布的死亡率是25.43‰，，爲多年最高，自然增長率是-4.57‰。
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萬。1960年人口是66207萬，1959年是67207萬，正好差一千萬。本應該是下一年人口比上一年人增加，可不但沒有增加，人口反而少了一千萬。所以公布了以後，引起了全世界的震驚。日本共同社發表新聞說：這是20世紀最重大的人口事件。
（圖說：1982年中國人口性別年齡構成）如上圖所示，縱坐標爲年齡（0—90歲），橫坐標爲不同年齡的人數，80年代0歲有多少，一年一年地劃，劃到20歲那一年，是1960年，男女人口圖留下了缺口。按說這個曲綫是平劃的，是延續的，但缺了一個口，1960年缺得最多。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畫了一個圖：21歲—23歲這一帶人口缺了一大塊。
1949年是和平年代，沒有戰爭，出生率是逐年提高的，而死亡率應是逐年下降的，這個趨勢一直持續到1972年開始計劃生育。如果沒有大躍進，1957年—1964年人口趨勢是連續的，死亡率是一條略微向下的傾斜的曲綫，出生率是略微向上的曲綫。各年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分布在這兩條曲綫上。這是正常死亡率和出生率的預計。爲了排除偶然因素，我就以1958年的前三年和1962年的後三年來分析做。這是按國家統計局的一個官方數據。
這是按國家統計局的一個官方數據。
第二是各省公布的人口數據，1986年以後出版了一套書，叫《中國人口》，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此書是由教育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的領導下，組成專門編輯委員會組織編寫的。各省分册由各省組織有關人員編寫。除了西藏、臺灣以外，其它各省我都抄了下來，一個一個地計算，算出的結果是2098萬。
國家統計局算的結果是：1958—1962年間非正常死亡人數1619.92萬人，少出生3150萬人，人口總損失4770多萬人。
如果使用各省數據計算的結果是：1958-1962年間非正常死亡2098萬人，少出生3220萬人）。人口總損失了5318萬人。
官方數據，包括國家統計局和各省市數據有很多誤差。總人口增加數總人口增加數（當年底人口總數减去上年底人口總數）和自然人口增加數（出生人數减去死亡人數）應當是相等的，但實際不等，差別比較大，說明統計很粗糙，每年由各生産隊統計，會計、隊長一報，這個生産隊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總數多少，就算出來了。
大饑荒死亡數據如何被隱瞞
官方數據最大的缺陷就是隱瞞的死亡人口。總人口不會，但糧票、布票各種票證都是按總人口發的，死亡人口一般都會少報，少報有兩個好處，第一個是可以减少當地官員的政治責任，第二是可以“吃空額”，人死了以後不報，糧票還可以發下來，隱瞞死亡人口在那時是一個很强大的秘密機制。
我雖然講了很多例子，但統計社是怎麽隱瞞的？比如說河南信陽潢川縣傘陂寺公社黨委得知省委工作組即將到來的通知以後，立即召開大隊電話會議，說公社黨委向縣委報的死亡人數是500多人，然後分到各個隊，各隊去報，不能多，也不能少。當時發了一個緊急通知：各生産隊長、會計：公社分配我們大隊死亡人數 34人，大隊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數字不能多，不能少。一隊4人，二隊5人等這麽通知下來。傘陂公社第一次向上報的死亡人數523人，第二次報的是 3889人（後又改爲2907人），後來省委工作組調查結果是6668人。
河南唐邑縣統計死亡數字時上級規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統計時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就是儘量少說，死亡人口大量隱瞞。
國家統計局是1600多萬，各省算出的是2000多萬，國家統計局减少了死亡人口。
怎麽樣算出它的真相來？人口學家對中國統計局的數字進行分析修正：
1.1953年人口普查。他們認爲人口普查效果比較好。
2.1964年人口普查。在1953年普查的基礎上增加了三個項目，共九項。
3，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除了原有的人口數、性別、年齡等項目外，還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內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4.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對大約100萬人口中的約30萬名15至67歲的婦女進行了抽樣調查，即對1940年以來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顧性調查。這一調查是由計劃生育人員挨家挨戶進行訪問，可靠性較高。
美國普查局中國科科長班尼斯特（J．Bannister）修訂的數據計算結果，非正常死亡2987.1萬人，少出生3119.5萬人，人口减少總數爲6106.6萬人。
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Ansley．Coale）修訂的數據計算的結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萬人，少出生 3068.3萬人。人口總損失5549.3萬人。
用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所長卡諾（G．Calot）修訂的數據計算的結果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爲2850.9萬，四年少出生人口33197.85萬人。人口總損失6048.8萬人。
這是三個比較有名的人口學家算出的結果，一般三年是3000多萬左右。加上1958年底到1962年可能就更多了一些。
彭尼．凱恩：《1959－1961中國的大饑荒》一書中個紹了幾個數據，艾德爾認爲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萬，莫舍估計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100萬至3000萬之間。希爾估計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爲3000萬，同時有3300萬嬰兒沒有出生或延遲出生。
中國學者的計算最早是李成瑞老先生，他到歐洲開會，會議階段跟班尼斯特、科爾進行交談，他想，既然外國人能算，爲什麽中國人自己不算？自己算更好一些，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裏，李成瑞老先生回來以後就跟國家計生委主任陳慕華寫了一個報告，要建立一個國家課題，進行招標，招標結果是西安交大的蔣正華中標。蔣正華是學電機的，80年代初期很多人搞軟科學，他也是。但他沒有搞其它的，就是經濟方面的，後來在印度加爾各答學習一年人口統計，回來以後就搞人口所。人口所剛成立不久，蔣正華就中標了。算出結果，他很聰明，按國家統計局以前的1600萬稍微多一點，算1700萬。李成瑞、陳慕華很高興，說咱們中國算出的人口是最科學的，最正確的，而且跟國家統計局的比較接近。後來蔣正華的官位一直順通，一直到國家領導人，當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美國的一個教授叫丁抒，他算的結果最低數字是3500萬人。
上海大學金輝認爲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達到3471萬。
歷史地理學家曹樹基三年大饑荒中，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計約3245.8萬。
英國一個記者叫貝克爾寫了一本書，稱有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大饑荒年代，大約有4300萬人—4600萬人之間。還有一個數字是5000萬—6000萬。
這個數字怎麽來，當時有沒有調查，不清楚。1961年有三個人，一個是賈啓允（國家統計局局長），二是周伯萍（糧食部辦公廳主任），三是陳國棟（糧食部長）他們三個人就跟各個省打電話，統計死了多少人。搞了調查，統計以後，是幾千萬。他們寫了一個報告，給周恩來和毛澤東。周恩來看了以後，馬上說：立即銷毀。過了一個星期，周恩來不放心，就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銷毀了。這樣，周恩來才放心。這事後來是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講課，講到的。2003年我找到了周伯萍家裏去，問他到底有幾千萬，他不說。當時我說是不是兩千萬，他說就是這個數，他不願意多說。中央領導人參閱的資料是5000—6000萬，估計就是周伯萍這個數。周伯萍他們的統計是電話調查，也可能是正確的人口調查，在這裏說是想做一個參考。
另外一個人叫王維志，是人口所的研究員。他認爲三年非正常死亡是3300萬——3500萬人之間。他是莫斯科統計學院畢業的（50年代），在莫斯科學習人口統計，回來以後，就公安部三局搞人口統計工作，1961年、1962年跑到省裏去進行人口核查的調查，他的數字沒有向外國學者搞複雜的數據統計，他用他的經驗辦法，算出結果是3300—3500萬。
根據多方面估計，我覺得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600萬人，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數大約4000萬人。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人。
3600萬人是一個什麽概念？
這個數字相當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
這個數字相當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萬人。中國1960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灾荒死亡數字是1000萬人。
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人間慘劇，這個悲劇掩蓋了五十多年。當時，報紙、所有的官方文件都極力掩蓋。逃往香港的難民和海外僑民的國內親屬傳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體據此發出了零星報道。中國政府一概斥爲“惡毒攻擊”、“造謠誣衊”。中國政府邀請了一些“友好人士”來華訪問，希望借他們的筆“澄清事實真相”。對這些來華訪問的人士，中國政府精心安排了行程，包括訪問地點、接觸人員以及接待外賓的臺詞等等。外賓訪問時，與老百姓高度隔離，有的地方有意布置豐衣足食的假像。
英國記者格林（Felix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談中國的名著《無知的帷幕》（ACurtainofIgnorance）中說，1960年他走遍嚴格實施糧食配給的中國，却沒看見大量挨餓的事。
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受騙後再騙別人的外賓之一。這些外賓的文章又被新華社翻譯過來，成爲“出口轉內銷售”的産品，在《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上發表，作爲統一思想，壓制國內的不同看法的工具。直到50多年後的今天，還有人說我的《墓碑》是造謠。政府還將它列爲禁書。從香港是不讓帶過來的，帶過來就要沒收，所以我也只有這一本，我帶不進來。
這麽一個驚天慘案，被掩埋了50多年，到現在很多年輕人還不知道，不知道什麽叫挨餓。
人吃人的慘劇
在極度饑餓的狀態下，人體的各種機能活動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時間內，其本能的饑餓反射極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會不擇手段地去搜尋一切能吃的東西。這時，生存壓倒一切，動物性壓倒了人性。饑到極點的人們，爲了找到吃的，不考慮親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後果。據不完全統計，全國人吃人的記錄超過數千起，其中有吃自己親人的。
人吃人的案例：
甘肅省臨夏地區10個公社，41個生産隊，588人吃掉337具尸體，其中，僅紅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體125具、活人5名。小溝門生産隊8個作業隊，有6個隊發生吃人的情况。23戶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兒女、姐妹相互殘食。有的吃剛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個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讀qie）藏錦光生産隊，馬希順吃了病人的尸體，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員白一努先後吃了8個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讀qie）藏公社貧農社員馬阿卜都，餓得奄奄一息時，囑咐其女馬哈素非說：“我身上的肉沒有了，我死後可把我的心挖出來吃。”馬死後，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來煮了吃了。他的遺産就是一個心臟，其子女可以拿出來吃。社員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歲的女兒活活吃掉，馬死後又被其妻吃掉。紅台公社小溝門作業隊李尕六吃了自己的兩個死孩子。李尕六死後又被社員胡八吃了，胡八死後，又被肖正志吃了。（李磊（甘肅省婦聯主任）：《悠悠歲月》第149－150 頁）
信陽人被吃也有很多，不是個別現象。江蘇宜興是很富饒的地方，這裏也發生了人吃人的情况。省委農村部孫海光在一份報告中就寫到了人吃人的情况。甘肅省通渭縣也有很多人吃人。
河南省息縣張陶公社溫圈子大隊社員張文儒于去年11月間到野外剜尸體當牛肉賣，每斤3角，被發現後遭毒打致死。貧農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間到墳地扒尸體，因與中農社員王振宇爭奪尸體，李世平父子將王振宇打死，幷將王的尸體抬回家煮吃，被幹部發現，用刀背對著李的頭部狠打，當即致死。陳登常，38歲，息縣項店公社人，中農成份。去年11月29日，將他病重的6歲親生女兒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將隊裏的兩歲男孩尸體吃掉，被捕後判20年，已死于獄中。（中央、省委聯合調查組）
安徽亳縣農業銀行離休幹部、中共黨員王體忠回憶：1960年春，他家鄉五馬公社泥店西南王樓村，有不少農民因饑餓而吃人肉。爲制止這種情况蔓延，大隊下决心抓典型示衆。該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剛把煮熟的人肉撈到盆裏，被幹部查獲，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會場裏，立即召開群衆大會對她進行批鬥。參加大會的人聞到香噴噴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個大膽的人說一聲“我嘗嘗”，伸手拿了一塊人肉大口吞食，接著衆人一哄而上，你搶我奪，亂成一團，轉眼間一盆人肉搶得精光。王體忠的妻子也搶了一塊，當時吃了感覺很香。批鬥大會無法開下去，只好宣布散會，不了了之。
我到信陽調查遇到過一個吃過人的人，問他好吃嗎？他說蠻好吃的，口感比較軟點。
除了餓死以外，很的農民被打死。打死有兩種情况，一個是小偷小摸。地裏的莊稼還沒有熟，就偷著吃，幹部看見，就打，然後被打死亡；在街上如果是拿一個東西在前面吃，後面馬上有人就搶走了，搶吃的比較多，這樣發生偷搶食品被打死的有很多。
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寫的《關于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光山縣和潢川兩縣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254人。
在反瞞産過程中，息縣全縣共打死、逼死群衆1065人，其中當場打死226人，打成重傷以後致死的360人，自殺的479人。基層幹部被打死29人，打殘46人。據防胡公社9個大隊統計，29個幹部打死群衆91人。大隊支書王心月親自打過150多人。副支書朱炳堂手拿皮帶見人就打，打過44人，打死人數未查清。大隊團支書王鳳才共打過36人，據群衆反映，他打死了16人，他自己只承認3人。(李振海、陶陌生、賀棣忠：《關于息縣情况的調查》1960年 10月9日。)
除了拳打、脚踢、凍、餓以外，還采取了冷水澆頭、拔頭髮、割耳朵、竹簽子穿手心、松針刷牙、點天燈、火炭塞嘴、火烙奶頭、拔陰毛、通陰道、活埋等數十種極爲殘忍的酷刑。
過去可以逃荒，但在那個時候不僅不可以逃荒，還不能求救。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個黨支部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3個黨員給河南省委寫了一封血書，請求省委救救農民。這封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扣壓，幷下令查處。爲了防止饑民外出走漏消息，各縣縣城四門持槍守衛，公路要道設崗把關，汽車站由警察把守，長途汽車要求黨員隊長駕駛，非黨員不能開。公社派民兵在村頭設卡，如發現有人外出，就奪走隨身携帶的東西，甚至剝下衣服，進行拷打。外流社員一律稱作“流竄犯”，强行收容關押勞改。信陽市設立了數百個收容站，先後共堵截外流人員19萬人，被强制收容後又不給飯吃，饑餓、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員大量死亡。光山縣白雀公社楊寨大隊，組織10名基幹民兵攔截逃荒群衆。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節，共毆打來往社員 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剝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縣設立收容所67處，把外逃者抓到裏面後審訊，搜查，毒打，强制勞動，不給飯吃。共收容外逃人員 9330人，在收容所裏毒打致死、致殘2195人。防止外人知道挨餓，群衆餓得走不動，連個拐棍也不讓拄，幹部調查時，要挺著胸膛走路，要裝成沒有挨餓的樣子。
百姓大批餓死，幹部却搞特殊化。公共食堂爲幹部們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開方便之門。群衆吃稀的，幹部吃幹的，群衆吃菜，幹部吃肉。
墊江縣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區在公共食堂無米下鍋，幹部們剋扣克扣口糧，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區的幾個幹部把小春剩餘的2000斤種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區任其揮霍。1959年中秋節前後，他們從副業隊提回幾十隻鴨子，專供幾個幹部吃。
長寧縣桃坪公社12名總支委員中，有貪污挪用行爲的有9人。全公社幹部中有貪污挪用、私分行爲的幹部占幹部總數的60％以上。大足縣土橋公社多吃多占的幹部占幹部總數的67．9％。小河大隊支部書記蔣某1961年爲父親祝壽，辦了20桌酒席，請了160人，碾盤大隊53名幹部1962年1到8月就多吃多占糧食1661斤。社員在死亡綫上掙扎的時候，幹部經常私下“打平夥”、“加餐運動”，還把糧食、糖拿到家中。群衆說：“社員餓得光骨頭，幹部吃得肥油油”、“社員面黃肌瘦，幹部肥頭大耳”。
安徽鳳陽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隊幹部幾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一天吃一兩，餓不死小隊長；一天吃一錢，餓不死管理員。”
這些都是從檔案材料館看到的，這些檔案裏大部分都是基層幹部怎麽貪污盜竊，沒有高級幹部的，後來我到四川調查，李井泉住在重慶潘家坪招待所的時候，幾乎每天吃了晚飯後先看電影，再打牌，或者先看戲再跳舞。看電影是專場，看戲是堂會。跳舞、打牌到淩晨再吃夜宵。
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到下面考察工作時，同蘭州飯店每天派專車送飯。這送的不是一般的飯。
1960年7月信陽地在鶏公山召開會議，開會是爲了掩蓋死人真相，肯定“大好形勢”，縮小信陽事件的影響。鶏公山在湖北和河南交界的地方，鶏公山是著名的避暑勝地，風景很好，在餓殍遍地的夏天，省、地、縣的官員們，一邊避暑，一邊爲自己開脫責任。面色紅潤的領導幹部們是面有菜色的農民用滑杆抬上山的。吃的有鶏鴨魚肉，每天睡够了午覺，吃飽了西瓜再開會。權力極其腐敗，當時幹部的權力那麽不受制衡，所以許多吃的時候，當然會腐敗，這也正常，這是制度造成的，幷不是品質的問題，品質再好，在那種情况下，也很難自製。
需要提到的幾個重大事件：
信陽事件。中國死了100多萬人。
通渭事件。餓死了三分之一。
山東省館陶事件，濟寧事件等，這些事件非常慘烈，有人向上告狀，中央處理了。
羅定事件。廣東羅定縣，總共死了17000多人。
信陽事件。非正常死亡人口100萬，占全地區總人口的八分之一。很多家庭死絕，一些村莊消失。沒有人埋尸。人吃人不是個別現象。信陽附近的糧倉就有糧食，就是不開倉放糧。
通渭事件。反瞞産私分。千人現場會，萬人鬥爭會。縣裏成立了“萬人整社團”，到各生産小隊和農民家裏搜糧食，挨門挨戶，翻箱倒櫃，普遍搜查，斤兩不留。打死、逼死多人。全縣死亡人口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共9萬人。
山東省館陶事件，濟寧事件。食堂停夥，社員四處覓食，不能遠出者就近拾凍地瓜、凍蘿蔔度日；能遠出者到河北邯鄲、曲周、大名等地逃荒要飯。有的賣兒賣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門求嫁。死亡大量發生。
山西壽陽事件。壽陽“挖糧集資”運動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全縣283個管理區中，有259個管理區發生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 435個生産隊中，有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集資，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49人之多。
廣西環江事件。1958年9月9日，廣西環江縣放出了水稻畝産13萬斤的“大衛星”。反瞞産私分，城關公社陳雙大隊的逼糧會上，逼死13人。人口大量死亡，1962年，全縣人口比只1954年减少了4萬多，占當時人口的四分這一。
遵義事件和金沙事件。貴州省湄潭縣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全縣共餓死12.451萬人。死亡人數占全縣總人口的20%强，占農業人口的22%。殺人而食者16起，吃死人的事件無法統計。
羅定事件。從1960年1月到8月20日止，廣東羅定縣占全縣一半左右的公社，約27萬人的地區，發生了極其嚴重的不正常的水腫、瘦弱死亡情况。據全縣1－8月統計，死亡達17000多人，占全縣總人口的2.62％。
一旦發生饑荒農民就會起義，揭竿而起，爲什麽大饑荒沒有發生動亂？雖沒有發生過大的暴亂，但小規模的還是有的。部分地區都有，搶糧食，劫火車等。刑事案件增加，當時的刑事案件都是因饑餓造成的。
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是因爲中國共産黨對社會控制極其嚴密。還因爲前幾年的肅反、反右，不僅消滅了反對者，也使更多的人恐懼，不敢反抗，導致社會沒有結社自由，一旦出現政治組織，很快就被撲滅。無組織的群衆難以對付有組織的政府和軍隊。而且，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共産黨控制的組織之中，他的一切言行都受到集體控制。
過去說“普天之下，莫非黃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帝王的一種理想，很多荒蠻之地他們的權力是達不到的，而現在政府掌握了現代化武器和現代交通、通訊工具，任何嘯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內。對任何邊遠地區的“根據地”，政府軍都可以借助現代交通，迅速到達。所以現在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澤東的井岡山。在現代極權制度下，民間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
各省饑荒程度不一樣，從1960年死亡率來看，四川爲53.97‰，河南39.60‰，貴州52.33‰，安徽68.58‰，山東23.60‰，甘肅 41.30‰，青海40.73‰，湖南29.42‰等。有些省一開始灾情就很重，由于揭露得較早，到1961年就開始好轉，如山東、河南等省。有的省的蓋子長期捂住，繼續推行大躍進的政策，餓死的人就多。如四川省，1958年就開始餓死人，一直到1962年還有餓死人的現象發生。這五年四川的死亡率（‰）爲：15.17；46.9；53.97；29.42；14.82。
爲什麽各地不一樣呢？哪里“三面紅旗”舉得高，哪里饑荒就重，。高指標、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個紅旗，也就是三個萬歲是不能反對；哪個省留下糧食最少，哪個省饑荒就重；哪個省問題揭露得早，餓死人總數就少；哪個省捂蓋子時間長，哪里死人就多。
也就是說，哪個省對毛澤東的向心力最强，哪個省餓死的人就多。像四川餓死1000多萬人，安徽餓死500—600萬人。
大饑荒的真正原因：幷非自然灾害
教科書、中央文件上寫的都是三年自然灾害，是不是這樣？我去了5次國家氣象局，翻了一些資料，找一些專家進行座談。天灾年年有，三年是正常年景。中國這三年是風調雨順？也不是。因爲中國這麽大，灾害還是很多的。今年就有很多的灾害。“三年是常年”，那什麽是“常年”呢？有幾個曲綫：國家氣象局對350 個站點40年的一個氣象資料進行分析，看這三年是不是偏離，正常年景是不是很大。有五條綫，我就說兩條。
第一條是：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就是40年平均的降水量，當年的降水跟40年平均降水量的差距、距離。這三年的降水量跟這條虛綫的差距，差距越大，自然灾害就越重，上面是水灾，下面是旱灾，這些年代，沒發生過餓死人的情况，比1983年厲害得多，但1959－1961這三年却餓死人了，這三年是常年，偏離比較小。
還有一個數字，植物生長季降水量距平時間變化曲綫：
生長季影響作物增長，但也不是偏最大的，最大的是50年代和80年代。
還有其它幾個指標，不屬于天灾。“天灾天年年有，這三年是常年”。
是蘇聯逼債嗎？
後來又說是蘇聯逼債，蘇聯撕毀合同。我通過查大量的資料，對這個歷史予以否定。
蘇聯1959年是撕毀了合同，但撕毀的是跟農業無關的合同，只是原子彈方面的合同。1960年7月16日，蘇聯撕毀了同中國簽訂的600個合同，撤走在華專家1390名，撕毀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時大饑荒已經發生了一年有餘。這就說明我們的大饑荒和蘇聯是沒有關係的。
說蘇聯逼債，教科書上講對蘇聯債務是怎麽還的。實際上蘇聯沒有逼債，是毛澤東爲了爭一口氣，要提前還債。周恩來在1964年的報告中說：“我們不僅還清了債務，還拿出了比這個時期償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既然能够用“比償還外債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小兄弟，說明償還外債幷沒有構成重大負擔，更說明償還外債不是造成大饑荒的原因。比償還外債花費更多的是支援社會主義小兄弟。
據記載，當年曾從加拿大進口一船糧食，已經運到太平洋了，中央一個命令，就改變航向，調頭駛向阿爾巴尼亞。我們就挨餓，阿爾巴尼亞的情况其實比我們還要好。
天灾也好，是蘇聯逼債也罷，這都是藉口，真正原因，是落後，制度的落後。
糧食在1949年建國以前不緊張，當時上海、天津一些沿海城市可進口糧食。1949年以後，沿海城市就不進口糧食了，所以就較緊張。後來城市人口增加，工業化糧食就非常緊張了，1953年就開始搞統購統銷。到1958年糧食却突然多了起來？爲什麽？當時放了很多“衛星”，蘇聯于1956年發了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中國人跟著高興，跟著慶祝歡呼，跟著自豪，而自己幹了什麽好事，有什麽成就，也叫發“衛星”，糧食單産叫發“衛星”，自己科研搞了一個小成就也叫發“衛星”。
6月11日，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産2394斤等。當時《人民日報》每天都要大標題放“衛星”。發“衛星”是幾萬斤的産量。偉大的科學家錢學森在 1958年6月16日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用太陽能的轉化理理論，論證糧食高産的科學性。說産幾萬斤糧食是很容易的，是應該的，是科學的。
以講實話著稱的副總理陳毅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爲《廣東番禺縣訪問記》的文章，說他親眼看見了廣東省番禺縣畝産100萬斤番薯、60萬斤甘蔗、5萬斤水稻的事實。
陳毅可能是被騙了，當時在場地上堆了一些東西，外面是一層水稻，下面都是糠。陳毅副總理看到的可能是這個景象。
糧食這麽多怎麽辦？毛澤東很著急。就提出“少種、高産、多收”的種植方針。所以就放開肚皮吃，甩開膀子幹”，1958年秋收後，大吃不到兩個月，不少地方年底就斷了糧。
中國科學院組織科學學研究糧食綜合利用。不久，這些科學家肚子也餓得不行，就把課題改爲研究代食品。向中央提出了大搞代食品的建議。說蟲子怎麽吃，青草怎麽吃，蟲子的營養價值比糧食還高得很，中央還發了文件，人民日報還登出來了。
1958年8月17日到30日召開的北戴河會議認爲，中國的農業和糧食問題已經基本解决，工作重心應當由農業轉到工業上去。所以就全國大煉鋼鐵，9 月，全國參加大煉鋼鐵的人數由8月份的幾百萬人增加到5000萬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爐60多萬座。10月，達6000多萬人，最高達9000萬人。加上其它戰綫直接或間接支援的，全國投入大煉鋼鐵的人數超過了一億。文化部也成立了煉鋼指揮部，著名戲劇家夏衍擔任煉鋼總指揮。外交部也在院裏築起了小土爐，燃起了熊熊烈火。連手無縛鶏之力的孫夫人宋慶齡，在她家的院子裏也搭起了煉鐵爐，秘書、司機、炊事員一齊上陣，孫夫人也親自動手，也在努力爲“1070”作貢獻。中央也搞了一個煉鋼爐，毛澤東的生活秘書當總指揮。煉鋼鐵使全國的經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樹被砍光，生態到現在還有影響，還沒恢復。
出現鋼鐵後，各地就建廠，搞工業化，工業落後的西部省——甘肅省，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建廠1000多個；3月到5月，建廠3500個；5月到 6月，全省廠礦數猛增到220000個。其中，省辦的2500多個，縣辦的15000多個，社辦的185000多個。全省出現了10多個萬廠縣，20多個千廠鄉，50多個百廠社。這些廠都是瞎搞，瞎折騰，浪費資源，糧食也不種了。
糧食是吹牛吹出來的，說吹牛不納稅，但在當時，吹牛是要納稅的，由農民納稅。糧食産量高，徵購的指標必然會提高。征糧食就是拿公糧，强制性徵收的。 1953年以後就是統購統銷，農民的餘糧得賣給國家，不能賣給食堂，吃飽以後沒有餘糧，剛秋收以後，所有的糧食估計得交給國家。種子、飼料、口糧都賣了。糧食徵購指標是從中央下到各省，各省交到各縣，糧食産量高，徵購就高了，1957年是25.3%，1958年是28.3%，1959年是35.7%，到 1957年就很緊張，就征多了，當時的情况的是超過25%農民就沒飯吃了，這些年很高。這麽高的指標要徵購，農民沒有糧食交怎麽辦呢？就會瞞産私分，本來是産一萬斤，農民就說是産5000斤。所以後來在全國就搞了一個“反瞞産私分”運動。這個運動非常殘酷。
案例：
1959年秋，四川省榮縣小春徵購任務沒有完成，10月2日，在長山區召開五級幹部反瞞會議，落實徵購任務。縣委第一書記徐某布置鬥爭會時說：“群衆真正起來打人，不要潑冷水。”長山區首先打人，縣委立即表揚，幷批評其他地區右傾。這個會上吊打了30多名社隊幹部，10多人致殘，捕了3個公社幹部。 10月25日，又在鐘鼓樓召開生産小隊長以上的會議，規模爲4000人。這個會有30多個分會場同時打人，會場嚴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會客。樂德公社 14個公社幹部中被吊打4人，撤職8人，受其它處分2人。該公社大小隊幹部被打的有142人，當場打死1人，打殘病死1人。會後，區、公社、生産隊又層層打人。“上級打下級，一級打一級，幹部打群衆。一些“敢打人”的幹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幹部受到批評。區、公社、生産隊普遍設“警察”、“監獄”、 “土勞改隊”，任意對下級幹部和群衆進行毆打、逮捕、勞教、處分，幷且普遍使用肉刑。據對長山、人和、劉家三個公社瞭解，就有7名小隊長以上幹部被打死。復興公社三大隊打死社員3人。1959年12月9日，豐都縣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區召開“反糧食瞞産”現場會，現場會上吊打7人，其中1人當場打死。會後，區、鄉先後召開現場會，當場打死173人，1179名幹部被撤職。
遼寧省鐵嶺泛河公社在查糧挖糧時宣布：“誰藏一粒糧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彈”，“誰藏一粒糧食，誰就是反革命”。有的在黨員幹部會上提出“沒有殺人的心，就購溝不出糧食”。公社黨委書記徐廣仁在楊威樓片召開生産隊支部書記會時，把繩子擺在桌子上，問大家：“你們認識這個東西不？有沒有糧食看著辦！”當場鬥爭藥王廟生産隊的支部書記崔鳳伍。在藥王廟召開的生産隊隊幹部會上，第一小隊隊長劉春林生病沒有來，徐廣仁讓人用手推車推到會上“辯論”。徐問劉： “生産隊大躍進了沒有？”劉只好答：“大躍進了。”又問：“人民公社優越不？”劉答：“優越。”緊接著問：“那你爲什麽不拿糧食？”購糧幹部安玉清逼社員李墨林回家拿來了70斤口糧，還要他再回去拿。李說這是逼人命，安就說李“破壞糧食運動”，送縣公安局押了15天。購糧幹部魏長久在藥王廟生産隊逼社員劉玉青拿糧，劉說沒有糧。魏就把劉綁起來讓其跪在地上，用脚踢。這樣的例子很多。
各個省打死人情况很多。這樣的情况，這樣的饑餓，中央政府當時采取什麽措施？1958年以後，因爲胡鬧，毛澤東當時看到了一些，1959年秋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都是反“左”的。毛澤東發現過後，就開始反左。1959年春，中共中央發三了個文件向農民讓步（社員可以養猪和家離，擴大自留地），按這個趨勢下去形勢會好轉。但1959年7月開會廬山會議，進一步糾左，進一步恢復正常的情况，在這個會議上，彭德懷寫了一封信，于7月14 日，批評大躍進，講的一些真話，7月23日毛澤東就出來講話，反左馬上變成了反右，使錯誤政策變本加厲，饑餓加劇。3600萬人當中的三分之二是廬山會議以後餓死的。
西方是議會政治，我們是會議政治
本來是反左，毛澤東一次的講話，風雲突變，再也沒有人說反左的話了。毛澤東身邊的高官們迅速改變態度，緊跟毛澤東。外國的政治是“議會政治”，中國政治是“會議政治”，“議會政治”是民主制度，而“會議政治”是專政制度。所以“會議政治”就是通過開會來貫徹最高領導的意圖，通過開會來圍攻與最高領導人不一致的看法，“會議政治”比皇權政治還要厲害。，皇權政治只是皇帝一個人講自己的看法，沒有那麽多的幫腔起哄，沒有“多數人專政”，皇帝要懲治一個人，如果錯了，很多人還會說情，。會議制度下，連求情的可能性都沒有了，彭德懷挨批評以後，劉少奇、周恩來以及所有的將軍沒有一個人爲彭德懷說好話，解放前，他們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沒有畏懼，在敵人嚴刑拷打中也沒有屈服，而在極權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後，有的變成了馴服的綿羊，有的變成了凶惡的鷹犬，更多人則是見風使舵，八面討好。極權制度就是這樣把昔日的英雄變成了奴才。
反右傾鬥爭使幾千萬人受到打擊。反右傾鬥爭是和保衛“三面紅旗”結合在一起的。將1959年春向農民讓步的三個文件打成右傾。繼續大躍進，堅持高指標。
執政者在糧食上沒有采取應急救助措施，反而繼續從農民口裏剝奪糧食，從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整個信陽地區爲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同時，繼續擴大食品出口。1959年出口糧食416萬噸，相當于1958 年的1.45倍。
一面大量的死人，一面糧食庫存不斷增加，1960年6月，全國糧食庫存爲301．48億斤，這301．48億斤糧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2．30億斤；天津1．15億斤；上海2．53億斤；安徽7．05億斤；四川41．61億斤。當時餓死很多農民，農民在糧庫旁邊看著糧食，一邊喊毛澤東主席救救我們，很多人餓死在糧庫旁邊，有搶糧的，但多數地方都是在等著政府放糧，但政府就是不放糧。皇權社會還開倉放糧，在共産黨執政下，餓死了這麽多人，還不放糧，可見其制度的僵化程度。庫存糧食在增加，而且還在出口糧食，1958年出口288.34萬噸，1959年出口415.75萬噸，還出口花生油、鮮蛋、活猪、凍猪肉，活牛、家禽、凍家禽、水産品，還有各種水果，這些看都看不見的東西，却在出口。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産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裏。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産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扣飯” 是各地公共食堂比較普遍的情况。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人手裏，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裏。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
在農村，所謂無産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進行“專政”。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這有很多例子，比如說四川省叙永縣長江公社六一管理區第6生産隊全隊70戶人家，就有64戶被扣過飯。
湖南寧鄉縣花明樓公社韶光大隊韶湖作業組70多歲的肖星階老人，1927年曾是鄉農民協會骨幹，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飯餓肚子，終至臥床不起，臨死時對兒孫說：“以後每到我死的這天，你們盛一碗白米飯放在門檻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來飽吃一頓”。
江蘇省六合縣瓜埠公社保江大隊副大隊長謝某自己經常多吃多占，誰對他的行爲流露出不滿的情緒，就對誰報實施複。社員卜金奎曾批評過謝某特殊化，謝某不讓蔔吃飯，還用棍子打卜，蔔氣得把碗和飯票摔在食堂地上，說：“我不活了，不給吃，反正也是死！”謝說：“死就死，死了少一個吃飯的！”蔔回家後就上吊死了。謝還說：“死了活該！”保江大隊勤勞小隊60歲的飼養員員張昌榮，雙眼失明，隊長郭某爲了讓自己的姐夫當飼養員，讓張下田勞動。張不下田就扣他全家的飯。張一到食堂打飯就挨打，一共挨打了10多次。張沒辦法，就偷了隊裏的東西，又挨了一頓毒打。張只好到瓜埠街上討飯。1959年大年三十晚上，張死在滁河岸邊的草溝裏。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某一個組織之中，喊同樣的口號，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各地的官員們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在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裏，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况，一旦出現政治灾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脫之地。著名女作家章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時，她父親章伯鈞對她說：“你一定要活下去，哪怕落草爲寇也要活下去！”章詒和悲哀地說：“哪有草啊！”在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裏，饑民連逃荒都沒有。
當時中國的社會是同構同體的金字塔的社會結構。在廣東省的一個生産隊和遠在千里之外的黑龍江省的某一個生産隊是一個相似形。廣東省的一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和黑龍江省的一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沒有多大差別。在這種社會結構裏，社會成員的個人自由完全消失。錯誤的政策在這種社會結構中會通行無阻，不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錯誤效應還會層層放大。
這是講具體的制度，人民公社、統購統銷、公共食堂等等。
從根本來說，還是制度問題。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講：
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饑饉史，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裏，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饑饉。不管我們觀察哪個國家，是埃塞俄比亞、索馬里最近的饑饉，還是其他獨裁政權下的饑饉；是蘇聯三十年代的饑饉，還是中國1958年至1961年大躍進失敗後的饑饉；或更早一些，愛爾蘭或印度在外族統治下的饑饉。在這個規律面前，我們找不到任何例外。雖然中國在經濟的許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國仍然出現過大範圍的饑饉（而印度却從未如此），這場饑饉實際上是世界史上有記錄的饑饉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間差不多餓死了三千萬人民，而導致這場饑饉的錯誤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續不變達三年之久。這些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評，因爲議會裏沒有反對黨，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多黨制下的選舉。事實上，恰恰是因爲缺少對執政黨的挑戰，才使得嚴重錯誤的政策雖然每年殺害了上千萬人，也仍然能够持續下去。
人類不能沒有信仰。只要你不對人們進行强制，不剝奪每一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各種信仰都可以存在。但是，如果把共産主義信仰變成了全民信奉的集體信仰，幷且用政權强制所有的人、動用全國資源實踐這個集體信仰，必定會帶來巨大的灾難。
諾貝經濟學獎獲得者哈耶克說：“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却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一直爲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
共産主義本來就是烏托邦，1516年，英國人托馬斯．莫爾出版了《關于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有益且有趣的金書》，這就是以後人們簡稱爲《烏托邦》的傳世之作。莫爾的這本小册子名傳千古，在這本小册子裏，描繪了一個理想的島國，在那裏廢除了私有制度，一切財産、甚至包括個人消費品都屬于全民所有。爲了杜絕私有觀念的産生，住宅也要每隔10年抽籤調換一次。金錢被取消，沒有金錢流通。那麽黃金幹什麽用呢？“糞桶和尿盆，都是金銀鑄成的”，“奴隸身上的鏈銬也是金的或銀的”。“可耻的罪犯都戴著金耳環，金戒指，金項圈，還有一項金冠”，“金銀變成了可耻的標記”。主要生産部門是農業和手工業，人人參加勞動。産品按需分配，設立公共食堂。但保留著奴隸。19世紀初期，歐文、聖西門、傅立葉使社會主義理想進一步發展。恩格斯說，說馬克思把社會主義理想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其實，馬克思全盤接受了從莫爾到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滅私有制，消滅商品經濟，消滅貨幣。連他的關于“用黃金修建厠所”的說法也是來自莫爾的《烏托邦》。他對這些核心內容幷沒有進行多少科學的分析。例如這些設想是否可行，實行以後會有什麽樣的後果等，他都沒有進行科學分析。但是馬克思和空想社會主義者還是不同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爲“理應如此”，馬克思認爲“必然如此”，是一個規律。馬克思用德國人特有的嚴密的邏輯把這一理想妝扮起來，使社會主義由賞心悅目之花變成了歷史必然之果。
世界上幾乎所有相信共産主義的國家都發生過大饑荒：蘇聯發生過兩次大饑荒。蒙古，柬埔寨，越南，朝鮮，都發生過大量餓死人的情况。
天堂之路是奴役之路、死亡之路
國家控制了一切資源，全社會變成了一架聽命于中央的大機器。個人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企業不能够通過改善經營得到發展。人的主觀能動性被扼殺，首創精神被壓抑。進取心和奮鬥精神被挫傷。智慧和才能被窒息。這樣，經濟機體就失去了向前發展的內在動力。它只能靠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從外部去激發熱情和施加壓力。
既然全社會成了執行最高當局的指令的大機器，就不能有“噪音”和“雜音”，全社會只能有一個聲音，就是最高當局的聲音。輿論必然一律，言論就沒有自由，民主就成了奢侈品。
既然每個人的勞動、生活、消費都受最高當局和他的委派者的支配，那麽從上到下，就是一層奴役一層。因此，每一個人都是兩面人：在上級面前是奴才，在下級面前是專制者。這就是專制制度的國民性。
大饑荒帶來的影響
中國在20世紀後半葉發生的大事，有這樣一個邏輯鏈條：沒有反右鬥爭，就沒有“三面紅旗”；沒有“三面紅旗”，就不會有大饑荒；沒有大饑荒，就沒有反右傾運動，就沒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極端，就沒有改革開放。共産主義信仰在這個歷史邏輯鏈條的演變中，信衆越來越少，信仰完全崩潰。
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却進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機。出現了共産主義信仰危機以後，執政者不敢對這個信仰提出質疑，不敢放下共産主義旗幟，這不僅是“由于這些觀念的影響力依然十分强大，他們也不得不根據自己已經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則進行統治。”如果放下了共産主義的旗幟，共産黨就失去了執政合法性。于是，就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把共産主義推向遙遠的未來而加以擱置。理想被擱置以後，維護中國共産黨的執政地位就成了最高目標，也就是把維護既得利益者集團的利益作爲最高目標，如果執政者把維護自己地位當成最高目標，沒有理想，這個政權還有希望嗎？
雖然以保衛執政者自我利益爲目標的制度沒有希望，但從這裏産生了中國的新希望：現代民主制度將在極權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然而，現代民主制度的建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足够的耐心、勇氣和智慧。希望在座的朋友們，用你們睿智的大腦、用承擔千斤道義的鐵肩、用飽含愛國熱情的巨筆，全力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及早地用現代民主制度告慰3800萬餓死的英靈！
就講這麽多，謝謝大家。
現場網友互動
主持人：感謝楊老師，現在是提問環節，每個提問的朋友請清楚簡短的表述你的問題，發表觀點的時間在2分鐘以內。
張耀杰：我來說幾句，我應該算是一個見證人，因爲我爺爺和大爺爺都是1959年春天餓死的，而且餓死時是被同村的不幹活的人鬥完不讓吃飯給餓死的，有人說農民多少值得同情，或者說農民多少道德高尚，同情是應該的，但道德高尚不是，最窮的人對最底層的人的道德不會更高尚，往往是鬥起人來底層的農民兄弟更狠一點。他們鬥的都是同村的甚至是親戚、最親的人，鬥自己的人是最狠的。我從小就見我村子裏喊口號鬥人，鬥我的大伯父，喊口號的人就是我大伯家的兒子，這就是我小時候所見到的農村現實生活。謝謝。
提問：楊老師您好，今天的講座聽完以後，心情比較沉重。結合今天的主題，是不是應該拿出更多的、更可靠的證據來讓否認這段歷史的人無話可說。
楊繼繩：我的書都是原始官方的資料，這些資料都是真實的，我不敢亂寫，依據檔案記錄寫，是可靠的。我也調查了，在信陽、四川都有調查，每一個數字，每一個事實都有根據。反對的人可能沒有看過這個書，所以才駡。
提問：所以我想跟楊老師請教一個問題，除了你做檔案調查以外，有關大饑荒死亡的數據還有沒有別的方式進行統計？就像現在的日本人否認南京大屠殺，我們拿不出具體的數據來一樣，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有沒有別的方式？這位兄弟說，他家裏死了幾個人，那可不可以把自己家庭，自己知道的事做一個計劃整理？
楊繼繩：這個很難做，死人在3000——4000萬之間，可能更多一點，但真正準確的數據不可能得到。一家一戶調查。政府不可能這樣做。
提問：這個確實有難度，但我們自己可以來做這樣的調查，在座的每個人是否問過自己的親人、朋友、家裏人餓死過人，我覺得可以做這樣的事，我問過我家裏的人，我的奶奶被餓死，我的舅舅吃泥給撑死。這就是實實在在的，就從身邊開始。如果每個人做這個事，是不是就是一個歷史的證據？
主持人：我非常贊成，每個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家史弄清楚。向長輩求證一下，作好記錄。大饑荒的歷史幷不遙遠，很多人都健在。
之所以有大饑荒的事出來，是因爲80年時有一個人口統計，80年代初期，統計出當時有大饑荒發生，死亡很多人。官方在80年代時，有一個確認的數據是1000萬。因爲沒有糧食，孩子不能生出來，這個情况您的書有談到。少年、青年這個階段死亡的人特別多。
楊繼繩：一年少1000萬。
提問：我覺得楊老師的書很有意義，我的年紀可能比楊老師小10歲，我經歷過這段歷史，死亡人數在三年灾荒時確實很多。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不是糾纏于死亡人數是1000萬、1700萬，還是3000萬的問題，這樣的事發生，要反思社會制度有什麽問題，這是楊老師最大的貢獻。他能够在官方不允許的情况下，以大無畏的精神的去做這樣的調查，讓人欽佩。
從他你的報告來看，他的數據比較細緻、科學，沒有誇大，而是采取了比較中間一點的表達東西。
但有幾點我想跟楊老師探討，你在探討社會制度時，您對馬克思主義發出了衝擊，指出他是烏托邦，馬克思主義構成有空想社會主義的來源，但也有其他方面的科學來源，楊老師的講法可能簡單了一點，能不能在這個方面，給其他人講的時候，把馬克思主義邏輯結構上有什麽問題給說出來。我認爲馬克思主義的邏輯性非常强。中國人的思維和外國人了思維很不一樣，特別是是在接受馬克思主義東西時，把它中國化了，中國化時，是不是要反思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與做學問的馬克思主義有沒有差距。這個要分開。
産生大饑荒出現人打人等種種醜惡的現象，我覺得您再找一些科學的字眼準確地表達，因爲有些事是領導負責的，有些是下面負責的。
提問：我爺爺最近剛剛去世了，他經歷過這段歷史。他給我說的一句話：鄭州會議救了他一命，如果沒有鄭州會議，他可能就餓死了。
我覺得現在糾纏于這些數字已經沒有意義了，這些事件不能單獨地拿出來，尤其是大饑荒和文革的關係，您現在研究大饑荒時，這種饑荒的發生已經是不可避免了？爲什麽會走到這一步？
網友回應：我也是大饑荒親歷者。一個是我經歷的。剛剛那位先生說，最好拿出自己看見的、經歷的事來說。1960年我小學畢業，我媽帶我到鄉下去，路邊親眼看了一個餓死的人，這個人很胖，但不是胖，而是在太陽下曬得浮腫。我媽就說了一句話：快走。這是一個事。
我經歷了很多苦難，我吃過猪食，因爲我餓得不行了，沒有辦法，猪欄裏有花生做的糠，我一開始還我來得及在火上烤著吃，但後來餓得不行了，就在猪圈裏直接吃，很香，而且那時候牙好。現在是“有飯沒牙吃”，以前是“有牙沒飯吃。”
春天出來摘油菜杆，直接吃，晚上餓得睡不著，我爸爸是一個老教師，部門給他配了三斤糠，那時候有東西吃是最美的，那時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吃飽飯，沒有太多的奢望。我一直到1980年還是在餓著，沒有很舒服的吃過飯。
第二，這位先生說馬克思主義沒有問題，這個社會制度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出了什麽問題，怎麽出的問題。追究死亡的數字，在我們這種體制下永遠是搞不清楚的，當政者就希望你搞不清，搞清了，也不讓你說清，目的不是要搞清，而是要掩蓋其罪惡。那麽這些事是怎麽來的，我在思考這些問題，我希望大家都要思考，爲什麽會産生那樣醜惡、痛苦的歷史，我認爲，中國近百年的灾難，是來自于俄羅斯，來自于列寧，希望東方邊境有一個弱小的而不是强大的鄰居，希望我們的國家永遠處于內亂之中，于是，所謂“一聲炮響”之後，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現場笑）。
提問：大饑荒的事發生農村，那城市是什麽樣的？
主持人：楊老師的書上有專門的章節寫到這事——“城市的饑荒”，有機會請看一下書。
提問：楊老師您好，您做這麽多的研究讓人欽佩，但你有沒有遇到過讓您很難忘的挫折或者說阻力？
楊繼繩：這本書出了以後，沒有什麽壓力，沒有人找我“喝茶”，因爲我講的歷史，沒有講現在。這本書被禁了，對我沒有打壓。
主持人：因爲時間的關係，互動環節就到此爲止。回看建國六十年，很慶幸我們現在處在一個進步的時代。謝謝各位在雨天來到燕山大講堂。下周見！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0090317628.html
英特納雄耐爾（王昭陽）
英特納雄耐爾
"柏林恢復了穩定嗎？你們這群侏儒！真的不知道？你們的"穩定"建在沙灘上"
文/王昭陽
一
他的兩個女兒，兩個兒子，以及前妻，都先他而死——被毒殺，處决，流放失踪，或精神失常而病歿。已近六十歲的老先生，與和他生活了三十年的妻子，在花草繁盛的墨西哥城柯亞坎區，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幾年。他仍舊思路敏捷，文筆犀利。在孤獨而漫長的深夜，他懷疑自己；一個支撑了他大半生的信念，慢慢開始動搖，他甚至考慮過自我了斷。
很多人來看望這位傳奇老人。即便淪落至此，他還是擁有無數崇拜者。當然也有人痛恨他，不遠萬里派來刺客，有一回竟然用機槍掃射臥室。
雖然歷史被數度篡改，但誰都不會忘記那張獨特的臉——列昂•托洛茨基，原名列夫•迖維多維奇•布朗斯坦，生于烏克蘭一個猶太商人家庭。被逮捕流放後，他冒用一位警官的姓名，拋下妻兒，從一個偏遠的流放地漏夜逃亡。假名字就一直沿用下來。他是"十月革命"的策劃者、組織者；蘇聯紅軍締造者；列寧的摯友；在最瘋狂、最暴虐的革命初期，乘坐鐵甲列車穿梭于歐亞大平原，一邊讀法文小說，一邊指揮血腥厮殺……
柯亞坎區在墨西哥城南端，林蔭葱葱，院墻高深。僻靜的街上，偶爾見到一兩位方頭大耳、穿著大花短褲的美國游客。他們旁若無人的談笑提醒了我：現在不是三十年代，而是一個世紀的末尾。
六十多年前，被開除蘇共黨籍和蘇聯國籍的托洛茨基，連續遭到幾個歐洲國家入境拒絕，却意外獲得墨西哥接納。邀請者包括墨西哥總統，還有著名藝術家、弗裏達的丈夫迪耶哥•裏維拉。那時，墨西哥仍停留在今天我們無法辨認的時代。藝術家地位之尊貴，超越老闆大亨甚至國王總統。裏維拉最新的構想，是由全球藝術家組成的共産主義大公社，革命元老托洛茨基住到家裏，正好做公關策劃和形象顧問。那段美妙的合作延續了不到一年。托洛茨基夫婦收拾起不多的家當，搬到距離迪耶哥和弗裏達家四個街區的另一棟小房子裏。據說有過一些無端的政治分歧。更嚴重的問題是，在疲憊傷感的老托洛茨基和年方二十八歲的弗裏達之間，出現了某些不便張揚的微妙感情。
這裏是他夫妻倆最後的家。機槍掃射事件之後，四面加固了水泥和鐵板，乍一看去，像一座奇形怪狀的大碉堡。窄小的園子內，一座清素的墓碑，四面擺著鮮花。墓碑上邊，一面紅旗在風中飄動。
墓中長眠的老革命者，最後死于一把猝不及防的冰鎬。從照片上看，老人頭上裹著紗布，被一群醫生、警察圍在中間，手執一卷報紙，怒斥由斯大林同志派來的不速之客。彌留三天之後撒手而去。
故居的臥室和書房狹長，展品只寥寥幾件。我仔細辨識蓋了郵戳的明信片上優美細膩的鋼筆字迹，認出"親愛的""全世界勞動者"等俄文。還有一排照片，兩位老人，頭髮花白，坐在野外，攥著一束熱帶花草，旁邊蹲著他們心愛的小兔子。
二
托洛茨基是相當精確的預言家，特別在他永遠喪失家園和祖國之後。
他曾經估算出希特勒德國進攻波蘭的大致時間段，誤差只有幾個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之後，他預言希特勒大約將于1941年下半年突襲蘇聯。他亦最早提出歐洲合衆國的構想，主張廢除國界，組建一個聯邦式的整體。惟一沒有兌現的，是爲之奮鬥一生的理想：他所念念不忘的世界勞工階級大革命。
托洛茨基恃才傲物，爲人自負狂妄。鐵心支持他的多數是天真加上偏激，文人氣重。短短幾年，以他在蘇共黨內的雄厚資歷，竟弄到四面楚歌，孤家寡人。他和列寧共同用革命暴力塑造了一個新的體制。在那個體制的頂峰，只容得下一個人，其餘的或者匍匐，或者被消滅。這恐怕是托洛茨基未能預見到的。
20年代末，斯大林逐走他時，似乎幷非决意致他于死地。以後恨他到偏執妄想、夜不能寐的程度，在相當程度上，應該與兩人的個性有關。托洛茨基見過世面，通曉歐美，文筆優美而且有力，攻人短處時毫不留情。要他從此退隱江湖，不問政治，實在强其所難。斯大林亦是曠世雄才，自尊極强，然而個性綿密內斂。若論口才和文化視野，比起托洛茨基，不是一般的遜色。據內幕人說，到了三十年代中期，托洛茨基每寫一篇文章，在編輯部墨迹未乾，抄件早經特工管道送上斯大林同志的書桌。然後，工作人員便隔門聽到陣陣咆哮，伴隨椅子掀翻、茶杯摔碎的聲音。
1937年，大肅反。罪名多多少少圍繞著"托匪"、"托派間諜"這麽幾個標簽。當初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周圍早已沉默的七八位老同志不算，十萬、上百萬的普通百姓、軍人、藝術家，背著莫名的罪過服刑，受死。沒有遺言，沒有墓碑，了無痕迹。
也幷非沒有原則性的分歧。其一是階級專政：既然是無産階級革命，則應該由所有工人，以民主的方式，實行整個階級的專政。如果由斯大林委派來的政委們專政，革命豈非白折騰一場。其二是連續革命：蘇聯人應當誘發最先進的西方國家一道革命，實行國際性的社會主義。關上大門自己鬧軍事共産，終歸沒有前途。
聽說托洛茨基要撰寫一部名爲《斯大林》的長篇專著，克里姆林宮裏那位傳主便下達了格殺令。
三
我到歐洲漂游數年，有一回，我驚异地發現，精心擬定的行程，竟然與革命前托洛茨基某次逃亡的路綫大體重合。比照傳記中發黃的地圖，我逐站核實，唏噓良久。
可以核對的事實是，不論在維也納或是柏林、日內瓦，托洛茨基獲得了當地社會民主黨的慷慨資助。第二國際的互助機制，那時尚未瓦解。恩格斯于 1895年去世，老馬、老恩留下這座大廟，在歐洲剩下兩位掌門人。一位名叫伯恩斯坦，早年被德國政府驅趕至瑞士，後來去英國與老病的恩格斯爲伴，樂不思蜀；另一位名叫考茨基，留在老馬的故鄉，做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老大。西歐大陸連續幾十年未發生戰爭，經濟繁榮，各國的工資水準持續上升，包括最底層的工人。德國實行過一段新權威主義，後來俾斯麥退休，選舉逐漸放開。社會民主黨在帝國議會中的席位，由百分之十幾上升到三十幾。在一百年前，社會民主黨在西歐和中歐，經過馬克思之後幾十年的緩慢博弈，正在開始進入社會主流。
在維也納的那段日子裏，托洛茨基認識了一位出身背景和觀念理想都與他極其相似的波蘭猶太女子，名叫羅莎•盧森堡。比托洛茨基年長八歲，一樣地心高氣傲，聰敏絕頂—德國社會民主黨裏崛起的咄咄逼人的新星。
托洛茨基與羅莎關係奇特，既互不相讓又惺惺相惜。羅莎遇害後，托洛茨基曾給予深情的贊詞。也許正因爲他們是最天才、最具人格力量的革命者，歷史將他們的姓名和思想緊緊拴在一起。最後兩人遇難的方式，也奇特的類似—頭顱骨被敲碎—懲罰那顆不安分的腦袋。
四
那一連串小國家，各有引人肅然起敬之處，亦各有必須防範之處。搭上火車，三四個小時就能穿越一條新的國界，接近一段截然不同的歷史。我不明白，那些小國家的人民，爲何不愛互訪，特別是老年人。也許是幾十年的積怨，血腥的記憶，或者乾脆就是沒頭沒腦的勢利和輕蔑。過了很久，我才知道，在過去一百年裏，他們各自的邊界，不是堅固的城墻，而是起伏的潮汐，翻滾的泡沫，游弋不定的波浪。在一百年前，作爲獨立國家，其中的大多數幷不存在。
慢慢還發現有些不便隨意觸碰的話題。比如，托洛茨基的名字。某些久遠的，隱忍的，深入骨髓的憎恨，開始冒出污黃色的氣泡。不是完全針對倒塌了的蘇聯帝國，或是消散了的紅色意識形態。更多的，主要的，是針對托洛茨基和羅莎共同的種族。
不止一個人悄悄地告訴我，歐洲二十世紀的戰爭與革命，千萬人無辜死亡的大灾難，總歸與"他們"有關。不論以金融大亨的面目，或是赤色激進分子，"他們"總是要破壞和瓦解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因爲"他們"最習慣的生存方式，是悄悄寄生于另一個國家的隱形民族。
我不太相信這些話。無論如何，托洛茨基、羅莎和考茨基不可能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同屬于一個巨大的國際陰謀。
1914年8月，大戰爆發。德國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投票支持戰爭，法國、英國的左派党或工人党也做了相似的决定。這意味著，各國的工人大衆總體而言支持祖國和政府。這也意味著，歐洲工人階級爲了老闆和將軍們，開始了自相殘殺。馬克思的幻想和希望，在這一天已經破滅和死亡。
羅莎生于1871年，與巴黎那個短命的公社同齡；與那一首響徹全球但無疾而終的歌曲同齡。她追隨列寧和托洛茨基，宣布與社會民主黨决裂，成立了另一個黨，取名"英特納雄奈爾"，這個詞的意思是：無産者的國際主義。
這是羅莎和托洛茨基共同的精神底綫。法西斯主義者對所謂"猶太國際陰謀"的解釋失之于膚淺。不能否認，作爲個人，他們真誠而無私。在無意識中，他們承負著那個古老流浪民族的神秘心靈和悲劇命運，雖然他們自己不能承認。
後來德國戰敗，亦爆發革命，但情况完全沒有朝著托洛茨基所希望的方向發展。羅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她不樂觀，但是，爲了不背弃同志和同伴，她賠上了自己的性命。比托洛茨基先走了二十年。
在柏林梯爾公園西南角，羅莎的尸體被士兵拋入運河。在她的紀念雕刻旁，有人用手抄寫了她最後一篇文章的結尾。這個女人的口才和雄辯，不遜于托洛茨基：
柏林恢復了穩定嗎？你們這群侏儒！真的不知道？你們的"穩定"建在沙灘上。明天，槍炮聲再度響起；你們將嚇得面無人色。一聲嘹亮的號角，向世界宣告革命的來臨：這是我，過去，現在，將來，直到永遠。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25期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153497&time=2010-06-18&cl=115&page=all
"柏林恢復了穩定嗎？你們這群侏儒！真的不知道？你們的"穩定"建在沙灘上"
文/王昭陽
一
他的兩個女兒，兩個兒子，以及前妻，都先他而死——被毒殺，處决，流放失踪，或精神失常而病歿。已近六十歲的老先生，與和他生活了三十年的妻子，在花草繁盛的墨西哥城柯亞坎區，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幾年。他仍舊思路敏捷，文筆犀利。在孤獨而漫長的深夜，他懷疑自己；一個支撑了他大半生的信念，慢慢開始動搖，他甚至考慮過自我了斷。
很多人來看望這位傳奇老人。即便淪落至此，他還是擁有無數崇拜者。當然也有人痛恨他，不遠萬里派來刺客，有一回竟然用機槍掃射臥室。
雖然歷史被數度篡改，但誰都不會忘記那張獨特的臉——列昂•托洛茨基，原名列夫•迖維多維奇•布朗斯坦，生于烏克蘭一個猶太商人家庭。被逮捕流放後，他冒用一位警官的姓名，拋下妻兒，從一個偏遠的流放地漏夜逃亡。假名字就一直沿用下來。他是"十月革命"的策劃者、組織者；蘇聯紅軍締造者；列寧的摯友；在最瘋狂、最暴虐的革命初期，乘坐鐵甲列車穿梭于歐亞大平原，一邊讀法文小說，一邊指揮血腥厮殺……
柯亞坎區在墨西哥城南端，林蔭葱葱，院墻高深。僻靜的街上，偶爾見到一兩位方頭大耳、穿著大花短褲的美國游客。他們旁若無人的談笑提醒了我：現在不是三十年代，而是一個世紀的末尾。
六十多年前，被開除蘇共黨籍和蘇聯國籍的托洛茨基，連續遭到幾個歐洲國家入境拒絕，却意外獲得墨西哥接納。邀請者包括墨西哥總統，還有著名藝術家、弗裏達的丈夫迪耶哥•裏維拉。那時，墨西哥仍停留在今天我們無法辨認的時代。藝術家地位之尊貴，超越老闆大亨甚至國王總統。裏維拉最新的構想，是由全球藝術家組成的共産主義大公社，革命元老托洛茨基住到家裏，正好做公關策劃和形象顧問。那段美妙的合作延續了不到一年。托洛茨基夫婦收拾起不多的家當，搬到距離迪耶哥和弗裏達家四個街區的另一棟小房子裏。據說有過一些無端的政治分歧。更嚴重的問題是，在疲憊傷感的老托洛茨基和年方二十八歲的弗裏達之間，出現了某些不便張揚的微妙感情。
這裏是他夫妻倆最後的家。機槍掃射事件之後，四面加固了水泥和鐵板，乍一看去，像一座奇形怪狀的大碉堡。窄小的園子內，一座清素的墓碑，四面擺著鮮花。墓碑上邊，一面紅旗在風中飄動。
墓中長眠的老革命者，最後死于一把猝不及防的冰鎬。從照片上看，老人頭上裹著紗布，被一群醫生、警察圍在中間，手執一卷報紙，怒斥由斯大林同志派來的不速之客。彌留三天之後撒手而去。
故居的臥室和書房狹長，展品只寥寥幾件。我仔細辨識蓋了郵戳的明信片上優美細膩的鋼筆字迹，認出"親愛的""全世界勞動者"等俄文。還有一排照片，兩位老人，頭髮花白，坐在野外，攥著一束熱帶花草，旁邊蹲著他們心愛的小兔子。
二
托洛茨基是相當精確的預言家，特別在他永遠喪失家園和祖國之後。
他曾經估算出希特勒德國進攻波蘭的大致時間段，誤差只有幾個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之後，他預言希特勒大約將于1941年下半年突襲蘇聯。他亦最早提出歐洲合衆國的構想，主張廢除國界，組建一個聯邦式的整體。惟一沒有兌現的，是爲之奮鬥一生的理想：他所念念不忘的世界勞工階級大革命。
托洛茨基恃才傲物，爲人自負狂妄。鐵心支持他的多數是天真加上偏激，文人氣重。短短幾年，以他在蘇共黨內的雄厚資歷，竟弄到四面楚歌，孤家寡人。他和列寧共同用革命暴力塑造了一個新的體制。在那個體制的頂峰，只容得下一個人，其餘的或者匍匐，或者被消滅。這恐怕是托洛茨基未能預見到的。
20年代末，斯大林逐走他時，似乎幷非决意致他于死地。以後恨他到偏執妄想、夜不能寐的程度，在相當程度上，應該與兩人的個性有關。托洛茨基見過世面，通曉歐美，文筆優美而且有力，攻人短處時毫不留情。要他從此退隱江湖，不問政治，實在强其所難。斯大林亦是曠世雄才，自尊極强，然而個性綿密內斂。若論口才和文化視野，比起托洛茨基，不是一般的遜色。據內幕人說，到了三十年代中期，托洛茨基每寫一篇文章，在編輯部墨迹未乾，抄件早經特工管道送上斯大林同志的書桌。然後，工作人員便隔門聽到陣陣咆哮，伴隨椅子掀翻、茶杯摔碎的聲音。
1937年，大肅反。罪名多多少少圍繞著"托匪"、"托派間諜"這麽幾個標簽。當初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周圍早已沉默的七八位老同志不算，十萬、上百萬的普通百姓、軍人、藝術家，背著莫名的罪過服刑，受死。沒有遺言，沒有墓碑，了無痕迹。
也幷非沒有原則性的分歧。其一是階級專政：既然是無産階級革命，則應該由所有工人，以民主的方式，實行整個階級的專政。如果由斯大林委派來的政委們專政，革命豈非白折騰一場。其二是連續革命：蘇聯人應當誘發最先進的西方國家一道革命，實行國際性的社會主義。關上大門自己鬧軍事共産，終歸沒有前途。
聽說托洛茨基要撰寫一部名爲《斯大林》的長篇專著，克里姆林宮裏那位傳主便下達了格殺令。
三
我到歐洲漂游數年，有一回，我驚异地發現，精心擬定的行程，竟然與革命前托洛茨基某次逃亡的路綫大體重合。比照傳記中發黃的地圖，我逐站核實，唏噓良久。
可以核對的事實是，不論在維也納或是柏林、日內瓦，托洛茨基獲得了當地社會民主黨的慷慨資助。第二國際的互助機制，那時尚未瓦解。恩格斯于 1895年去世，老馬、老恩留下這座大廟，在歐洲剩下兩位掌門人。一位名叫伯恩斯坦，早年被德國政府驅趕至瑞士，後來去英國與老病的恩格斯爲伴，樂不思蜀；另一位名叫考茨基，留在老馬的故鄉，做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老大。西歐大陸連續幾十年未發生戰爭，經濟繁榮，各國的工資水準持續上升，包括最底層的工人。德國實行過一段新權威主義，後來俾斯麥退休，選舉逐漸放開。社會民主黨在帝國議會中的席位，由百分之十幾上升到三十幾。在一百年前，社會民主黨在西歐和中歐，經過馬克思之後幾十年的緩慢博弈，正在開始進入社會主流。
在維也納的那段日子裏，托洛茨基認識了一位出身背景和觀念理想都與他極其相似的波蘭猶太女子，名叫羅莎•盧森堡。比托洛茨基年長八歲，一樣地心高氣傲，聰敏絕頂—德國社會民主黨裏崛起的咄咄逼人的新星。
托洛茨基與羅莎關係奇特，既互不相讓又惺惺相惜。羅莎遇害後，托洛茨基曾給予深情的贊詞。也許正因爲他們是最天才、最具人格力量的革命者，歷史將他們的姓名和思想緊緊拴在一起。最後兩人遇難的方式，也奇特的類似—頭顱骨被敲碎—懲罰那顆不安分的腦袋。
四
那一連串小國家，各有引人肅然起敬之處，亦各有必須防範之處。搭上火車，三四個小時就能穿越一條新的國界，接近一段截然不同的歷史。我不明白，那些小國家的人民，爲何不愛互訪，特別是老年人。也許是幾十年的積怨，血腥的記憶，或者乾脆就是沒頭沒腦的勢利和輕蔑。過了很久，我才知道，在過去一百年裏，他們各自的邊界，不是堅固的城墻，而是起伏的潮汐，翻滾的泡沫，游弋不定的波浪。在一百年前，作爲獨立國家，其中的大多數幷不存在。
慢慢還發現有些不便隨意觸碰的話題。比如，托洛茨基的名字。某些久遠的，隱忍的，深入骨髓的憎恨，開始冒出污黃色的氣泡。不是完全針對倒塌了的蘇聯帝國，或是消散了的紅色意識形態。更多的，主要的，是針對托洛茨基和羅莎共同的種族。
不止一個人悄悄地告訴我，歐洲二十世紀的戰爭與革命，千萬人無辜死亡的大灾難，總歸與"他們"有關。不論以金融大亨的面目，或是赤色激進分子，"他們"總是要破壞和瓦解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因爲"他們"最習慣的生存方式，是悄悄寄生于另一個國家的隱形民族。
我不太相信這些話。無論如何，托洛茨基、羅莎和考茨基不可能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同屬于一個巨大的國際陰謀。
1914年8月，大戰爆發。德國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投票支持戰爭，法國、英國的左派党或工人党也做了相似的决定。這意味著，各國的工人大衆總體而言支持祖國和政府。這也意味著，歐洲工人階級爲了老闆和將軍們，開始了自相殘殺。馬克思的幻想和希望，在這一天已經破滅和死亡。
羅莎生于1871年，與巴黎那個短命的公社同齡；與那一首響徹全球但無疾而終的歌曲同齡。她追隨列寧和托洛茨基，宣布與社會民主黨决裂，成立了另一個黨，取名"英特納雄奈爾"，這個詞的意思是：無産者的國際主義。
這是羅莎和托洛茨基共同的精神底綫。法西斯主義者對所謂"猶太國際陰謀"的解釋失之于膚淺。不能否認，作爲個人，他們真誠而無私。在無意識中，他們承負著那個古老流浪民族的神秘心靈和悲劇命運，雖然他們自己不能承認。
後來德國戰敗，亦爆發革命，但情况完全沒有朝著托洛茨基所希望的方向發展。羅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她不樂觀，但是，爲了不背弃同志和同伴，她賠上了自己的性命。比托洛茨基先走了二十年。
在柏林梯爾公園西南角，羅莎的尸體被士兵拋入運河。在她的紀念雕刻旁，有人用手抄寫了她最後一篇文章的結尾。這個女人的口才和雄辯，不遜于托洛茨基：
柏林恢復了穩定嗎？你們這群侏儒！真的不知道？你們的"穩定"建在沙灘上。明天，槍炮聲再度響起；你們將嚇得面無人色。一聲嘹亮的號角，向世界宣告革命的來臨：這是我，過去，現在，將來，直到永遠。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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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兔子（北島）
養兔子
北島
一
一天，樓下來了個挑擔的農民，頭戴破草帽，高一聲低一聲吆喝，招來不少孩子圍觀。我隨父親路過，凑近一看，擔子兩頭的多層竹屜裏，竟是一簇簇剛孵出來的小鶏，黃燦燦毛茸茸的，讓人心癢癢。在我糾纏下，父親上樓取來紙箱，買下六七隻。回家，他用剪刀在紙箱上戳些小洞透氣，便成了臨時鶏窩。
那纖聲細語讓人牽腸挂肚。我放學回家沖向紙箱，先看後摸，再用雙手捧起其中一隻。小鶏用爪子勾住手指，瑟瑟發抖，陣陣哀鳴。不禁讓我有一絲快感。
從50年代末起，糧食日漸緊張，只能把白菜幫剁碎當鶏食。鶏嗉子鼓脹起來，轉瞬化作灰綠色稀屎，召來無數蒼蠅。轉眼成明日黃花—禿頂脫毛，渾身髒兮兮，脚趾尖利。我們身後的成人世界早有打算：母鶏下蛋、公鶏食肉。可離那目標尚遠，它們因一場瘟病相繼死去。
相比之下，養蠶要單純得多—總不能指望吐絲紡紗織布吧？首先成本低，一隻空鞋盒，幾片桑葉鋪墊足矣。蠶寶寶小得像米蟲。所謂"蠶食"，肉眼難以察覺，只留下點點黑糞。就身體比例而言，蠶寶寶的成長速度和食量都是驚人的。桑葉緊缺，方圓數裏的桑樹幾乎全禿了，只剩下梢頭幾片孤葉。我暈高。"春蠶到死絲方盡"，可我的春蠶還沒吐絲就死了—也好，我怕蛾子，否則那破繭而出的是我的噩夢。
養金魚最容易—耐餓，十天半個月不喂食沒事兒。惟一的麻煩是定時換水，那倒也是樂趣：把魚缸搬到水池中，用笊籬一條條撈出，放進碗裏，看它們大口喘息，懷著孩子天生的惡意。
金魚的生活是完全透明的。讓我納悶，是金魚裝飾我們的生活，還是我們裝飾它們的生活？
二
我正發育的身體被大饑荒喚醒，惶惶不可終日。人們都在談吃，談的是存活之道。連毛主席也發表指示："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幹，閑時吃稀，不忙不閑，半幹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學校减少課時，停掉體育課，老師勸大家節省體能，少動多躺，晚飯後就上床睡覺。親友做客自備糧票，飯後結算。相關的發明應運而生：用各種容器養小球藻；把淘米水積存下來，每月可多得兩三斤沉澱物—與其說是米粉，不如說是沙塵雜質之類。樓下沐家實行黃豆均分制，按顆計算。小京和他哥各分1500顆，哥兒倆用彈球賭黃豆，我們圍觀，這生存之戰實在驚心動魄
官園有個露天農貿市場，其實就是黑市。那裏物價貴得嚇人：一棵白菜五塊，一條魚二十，一隻母鶏三十多，却成了周末全家出游的去處。父親偶爾買只减價的瘟鶏，回家磨刀霍霍，被追殺的瘟鶏滿屋狂飛，一地鶏毛。瘟鶏終于進了鍋，燉湯紅燒，最後連鶏肋都被啃得玲瓏剔透。
某個冬日下午，父親帶我和弟弟來到官園農貿市場，沿一排排攤位轉悠。只見幾隻小灰兔蜷在一起取暖，嘴唇翕動，紅眼閃亮，讓人愛不釋手。我倆向父親苦苦哀求。他躊躇著，跟握烟袋的小販對著抽烟，討價還價，最後花二十塊買下一公一母。
到了家，兩隻兔子從書包放出來，東聞聞西嗅嗅。我們跟著連蹦帶跳，比兔子還歡。
父親找來一個舊木箱和幾塊破木板，吱吱嘎嘎拉鋸，丁丁當當敲打，終于把舊木箱改成現代化的兔舍：斜屋頂，木板從中隔成兩層，有木梯勾連，鐵絲網罩住木箱裸面，右下角開一小門，帶挂鈎。兔子在樓下玩耍就餐如厠，樓上安寢。兔舍就安置在陽臺上。
兔子胃口極大，好像永遠也吃不够，無論什麽，都一律轉化成黑豆般的糞便。我和弟弟只好背著口袋出門，先在大院裏，繼而向外延伸，從後海沿岸到紫竹院公園。在田野實踐中，我們意外發現除了雜草，多數野菜人類均可食用，有的甚至是美味。看來人和兔子差不多，處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綫上。
爲了改變我家兔子和他家母鶏的生存狀况，我和樓下的龐邦殿—比我小一兩歲的男孩兒，决定大幹一場。我們用鐵絲做成勾耙，從一號樓的垃圾箱動手，一直搜遍八號樓的垃圾箱。太陽緊追著我們屁股，越過頭頂，再翻到大樓後面。從八個垃圾箱中，我們總共撿到146個白菜頭，戰果輝煌。所謂白菜頭，是北京人吃大白菜必先切除的根部，我們打算用來喂兔子。
在八號樓門口的昏暗燈光下，我們平分著白菜頭，每人共得73個，裝滿兩個水泥袋，無比興奮，面如母鶏般通紅，步如兔子般敏捷。
晚上9點我回到家，直奔厨房，把白菜頭浸泡在水池裏，一邊刷洗一邊跟父母講述經過。他們却用异樣的眼神看著我。他們認爲，在地球的食物鏈中還是有高低之分。不由分說，他們接替我的工作，把洗淨的白菜頭放進鍋裏，用清水煮爛，再對半切開，蘸著醬油，啃咬較嫩的中心部分，咂巴咂巴，大贊美味。我早就餓壞了，于是也加入這白菜頭大餐。陽臺上兔籠咚咚作響。
三
饑餓感正在啃噬我們的生活。浮腫變得越來越普遍。大家見面時的問候語從"吃了沒有"轉爲"浮腫了沒有"，然後撩開褲角，用手指測試各自的浮腫程度。母親的小腿肚可按進一枚硬幣，不掉下來，被評爲三級，那是最嚴重的浮腫。衆人嘖嘖稱奇，有如最高榮譽。
母兔懷孕了。生殖對我來說還是個謎。它日漸笨拙，除了進餐，基本都臥在樓上，從身上揪下一撮撮兔毛築窩。
一天傍晚，我發現兔籠有异動，用手電筒一照，五隻兔崽正圍著母兔拱動。它們雙眼緊閉，渾身無毛，像無尾小耗子。我和弟弟妹妹打開小門，把兔崽一隻只抱出來，放在手中輕輕撫摸。沒想到這下可闖了禍，再把它們放回兔籠，母兔竟然追咬驅趕它們。後來才知道，母兔是通過氣味辨認孩子的，一旦身有异味，便六親不認。
采取應急措施：把小兔崽抱進室內，放在墊好棉花的鞋盒裏，用吸管喂養。除了米湯，還找出少許奶粉，那可是稀有金貴之物。兔崽們閉著眼，貪婪吮吸著米湯和牛奶，讓我們如釋重負。
一夜沒睡踏實。第二天早上，打開鞋盒，五隻兔崽全都死了，它們渾身僵硬，四肢蜷起。我們爲自己的過錯而哭。母兔却若無其事，吃喝不誤。誰能懂得兔子的感情生活呢？
它們胃口越來越大，而附近草地越來越少。我和弟弟越走越遠，出了城門，深入田野，經常被鄉下孩子驅趕。爲了兔子，我們正耗盡口糧轉化而成的有限能量。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綫上，我們和兔子不是比誰跑得快，而是比誰跑得遠。
在此關鍵時刻，表姐來家做客。她是北師大物理系二年級學生，家在廣州，住校。聽完父母抱怨，她建議把兔子寄養在她那兒—在她們宿舍樓前有大片草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樓下有一樓梯間，平時關上，課間休息時正好放牧。
那是兔子的天堂。
我和弟弟正學游泳，先到北師大游泳池瞎撲騰，然後頭頂半濕的游泳褲去看望兔子。它們歡蹦亂跳，咬咬凉鞋以示親熱。放牧兔子估摸和放牧羊群差不多，由于大自然循環有序，讓人心曠神怡。它們有時潜行如風，溜進繁茂的野草深處；有時警覺而立，收攏前腿，觀望四周的動靜。
可好景不長，有人告狀，校方出面干涉，宣稱宿舍養動物影響公共環境。享有三四個月的溫飽與自由之後，兔子又搬回到家裏的兔籠中。
四
謠傳與饑荒一樣無所不在。同學們圍著教室火爐一邊烤窩頭，一邊大談國際局勢。一個流行說法是，蘇聯老大哥逼著咱中國還債，朝鮮戰爭借的軍火債，什麽都要，除了鶏鴨魚肉，還有糧食水果，據說蘋果是一個個篩選出來的。我開始爲我家兔子擔心，記得電影裏俄國人戴的都是兔皮帽子。我似乎看到一火車兔子穿越西伯利亞的悲壯情景。
母兔肚子又大了。我們在兔籠二樓鋪上乾草和舊棉絮，耐心等待著那一時刻。小兔崽終于生下來了，一共六隻，這回自然不敢再碰，我們全力以赴爲母兔找食。可正值春天，青草野菜剛破土而出。趁父母不注意，把最後幾棵冬儲白菜表層發蔫的菜葉掰下來剁碎，再摻上點兒我們自己喝的藕粉。
對八口之家來說，這兔籠太小了。我和弟弟找來磚頭，把陽臺的鐵欄杆底部圈起來，讓它們有更大的活動空間。兔崽們蜷縮在母腹周圍吃奶，公兔巡視，幸好北京城裏很少有鷹。
翌日晨，我們大驚失色：竟然少了三隻兔崽！這才發現，在"磚墻"上出現一道縫隙。沖下樓去，在龔家小菜園找到尸體。懊喪之餘，我們加固了"磚墻"。可第二天早上又少了一隻，落在龔家窗臺上的花盆裏。我們快瘋了：這盲目的自殺行爲不可理喻，它們還沒睜眼看看這個世界呢。只好把它們全都關進兔籠。
春去秋來，幸存的兔崽長大了，要養活這四口之家更難了。摟草喂兔子，跑斷了脚—我和弟弟走遍四九城，走遍城郊野地，一暑假都在爲兔子的生存而鬥爭。這是最後的鬥爭。冬天就要到了，怎麽辦？就是把冬儲白菜全都喂兔子恐怕也不够。再說，逼債的俄國人正等著戴兔皮帽子呢。
父親——我家最高行政長官作出决定：殺兔果腹，以解後顧之憂。我估摸從買兔子那一刻他就盤算好了——從野兔到家兔，正是我們祖先狩獵剩餘的保存方式。
我和弟弟激烈反對，哭喊著抗議，甚至宣布絕食。但人微言輕，專制正如食物鏈的排列順序，是不可逆轉的。
那是個星期天。我和弟弟一早出門，各奔東西，臨走前沒去陽臺與兔子訣別。我順後海河沿，上銀錠橋，穿烟袋斜街，經鐘鼓樓，迷失在縱橫如織的胡同網中。其實兔子眺望時站立的姿勢很像人。我恍惚了，滿街似乎都是站立的兔子。
天色暗下來，我和弟弟前後脚回家。一切都靜悄悄的，看來大屠殺早已結束。最高行政長官躺在床上看書。母親悄悄提醒我們說，飯菜在鍋裏，她幷沒提到兔子，這是不言而喻的。儘管饑腸轆轆，我們堅决不進厨房。
我爬上床，用被子蒙住頭，哭了。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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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島
一
一天，樓下來了個挑擔的農民，頭戴破草帽，高一聲低一聲吆喝，招來不少孩子圍觀。我隨父親路過，凑近一看，擔子兩頭的多層竹屜裏，竟是一簇簇剛孵出來的小鶏，黃燦燦毛茸茸的，讓人心癢癢。在我糾纏下，父親上樓取來紙箱，買下六七隻。回家，他用剪刀在紙箱上戳些小洞透氣，便成了臨時鶏窩。
那纖聲細語讓人牽腸挂肚。我放學回家沖向紙箱，先看後摸，再用雙手捧起其中一隻。小鶏用爪子勾住手指，瑟瑟發抖，陣陣哀鳴。不禁讓我有一絲快感。
從50年代末起，糧食日漸緊張，只能把白菜幫剁碎當鶏食。鶏嗉子鼓脹起來，轉瞬化作灰綠色稀屎，召來無數蒼蠅。轉眼成明日黃花—禿頂脫毛，渾身髒兮兮，脚趾尖利。我們身後的成人世界早有打算：母鶏下蛋、公鶏食肉。可離那目標尚遠，它們因一場瘟病相繼死去。
相比之下，養蠶要單純得多—總不能指望吐絲紡紗織布吧？首先成本低，一隻空鞋盒，幾片桑葉鋪墊足矣。蠶寶寶小得像米蟲。所謂"蠶食"，肉眼難以察覺，只留下點點黑糞。就身體比例而言，蠶寶寶的成長速度和食量都是驚人的。桑葉緊缺，方圓數裏的桑樹幾乎全禿了，只剩下梢頭幾片孤葉。我暈高。"春蠶到死絲方盡"，可我的春蠶還沒吐絲就死了—也好，我怕蛾子，否則那破繭而出的是我的噩夢。
養金魚最容易—耐餓，十天半個月不喂食沒事兒。惟一的麻煩是定時換水，那倒也是樂趣：把魚缸搬到水池中，用笊籬一條條撈出，放進碗裏，看它們大口喘息，懷著孩子天生的惡意。
金魚的生活是完全透明的。讓我納悶，是金魚裝飾我們的生活，還是我們裝飾它們的生活？
二
我正發育的身體被大饑荒喚醒，惶惶不可終日。人們都在談吃，談的是存活之道。連毛主席也發表指示："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幹，閑時吃稀，不忙不閑，半幹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學校减少課時，停掉體育課，老師勸大家節省體能，少動多躺，晚飯後就上床睡覺。親友做客自備糧票，飯後結算。相關的發明應運而生：用各種容器養小球藻；把淘米水積存下來，每月可多得兩三斤沉澱物—與其說是米粉，不如說是沙塵雜質之類。樓下沐家實行黃豆均分制，按顆計算。小京和他哥各分1500顆，哥兒倆用彈球賭黃豆，我們圍觀，這生存之戰實在驚心動魄
官園有個露天農貿市場，其實就是黑市。那裏物價貴得嚇人：一棵白菜五塊，一條魚二十，一隻母鶏三十多，却成了周末全家出游的去處。父親偶爾買只减價的瘟鶏，回家磨刀霍霍，被追殺的瘟鶏滿屋狂飛，一地鶏毛。瘟鶏終于進了鍋，燉湯紅燒，最後連鶏肋都被啃得玲瓏剔透。
某個冬日下午，父親帶我和弟弟來到官園農貿市場，沿一排排攤位轉悠。只見幾隻小灰兔蜷在一起取暖，嘴唇翕動，紅眼閃亮，讓人愛不釋手。我倆向父親苦苦哀求。他躊躇著，跟握烟袋的小販對著抽烟，討價還價，最後花二十塊買下一公一母。
到了家，兩隻兔子從書包放出來，東聞聞西嗅嗅。我們跟著連蹦帶跳，比兔子還歡。
父親找來一個舊木箱和幾塊破木板，吱吱嘎嘎拉鋸，丁丁當當敲打，終于把舊木箱改成現代化的兔舍：斜屋頂，木板從中隔成兩層，有木梯勾連，鐵絲網罩住木箱裸面，右下角開一小門，帶挂鈎。兔子在樓下玩耍就餐如厠，樓上安寢。兔舍就安置在陽臺上。
兔子胃口極大，好像永遠也吃不够，無論什麽，都一律轉化成黑豆般的糞便。我和弟弟只好背著口袋出門，先在大院裏，繼而向外延伸，從後海沿岸到紫竹院公園。在田野實踐中，我們意外發現除了雜草，多數野菜人類均可食用，有的甚至是美味。看來人和兔子差不多，處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綫上。
爲了改變我家兔子和他家母鶏的生存狀况，我和樓下的龐邦殿—比我小一兩歲的男孩兒，决定大幹一場。我們用鐵絲做成勾耙，從一號樓的垃圾箱動手，一直搜遍八號樓的垃圾箱。太陽緊追著我們屁股，越過頭頂，再翻到大樓後面。從八個垃圾箱中，我們總共撿到146個白菜頭，戰果輝煌。所謂白菜頭，是北京人吃大白菜必先切除的根部，我們打算用來喂兔子。
在八號樓門口的昏暗燈光下，我們平分著白菜頭，每人共得73個，裝滿兩個水泥袋，無比興奮，面如母鶏般通紅，步如兔子般敏捷。
晚上9點我回到家，直奔厨房，把白菜頭浸泡在水池裏，一邊刷洗一邊跟父母講述經過。他們却用异樣的眼神看著我。他們認爲，在地球的食物鏈中還是有高低之分。不由分說，他們接替我的工作，把洗淨的白菜頭放進鍋裏，用清水煮爛，再對半切開，蘸著醬油，啃咬較嫩的中心部分，咂巴咂巴，大贊美味。我早就餓壞了，于是也加入這白菜頭大餐。陽臺上兔籠咚咚作響。
三
饑餓感正在啃噬我們的生活。浮腫變得越來越普遍。大家見面時的問候語從"吃了沒有"轉爲"浮腫了沒有"，然後撩開褲角，用手指測試各自的浮腫程度。母親的小腿肚可按進一枚硬幣，不掉下來，被評爲三級，那是最嚴重的浮腫。衆人嘖嘖稱奇，有如最高榮譽。
母兔懷孕了。生殖對我來說還是個謎。它日漸笨拙，除了進餐，基本都臥在樓上，從身上揪下一撮撮兔毛築窩。
一天傍晚，我發現兔籠有异動，用手電筒一照，五隻兔崽正圍著母兔拱動。它們雙眼緊閉，渾身無毛，像無尾小耗子。我和弟弟妹妹打開小門，把兔崽一隻只抱出來，放在手中輕輕撫摸。沒想到這下可闖了禍，再把它們放回兔籠，母兔竟然追咬驅趕它們。後來才知道，母兔是通過氣味辨認孩子的，一旦身有异味，便六親不認。
采取應急措施：把小兔崽抱進室內，放在墊好棉花的鞋盒裏，用吸管喂養。除了米湯，還找出少許奶粉，那可是稀有金貴之物。兔崽們閉著眼，貪婪吮吸著米湯和牛奶，讓我們如釋重負。
一夜沒睡踏實。第二天早上，打開鞋盒，五隻兔崽全都死了，它們渾身僵硬，四肢蜷起。我們爲自己的過錯而哭。母兔却若無其事，吃喝不誤。誰能懂得兔子的感情生活呢？
它們胃口越來越大，而附近草地越來越少。我和弟弟越走越遠，出了城門，深入田野，經常被鄉下孩子驅趕。爲了兔子，我們正耗盡口糧轉化而成的有限能量。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綫上，我們和兔子不是比誰跑得快，而是比誰跑得遠。
在此關鍵時刻，表姐來家做客。她是北師大物理系二年級學生，家在廣州，住校。聽完父母抱怨，她建議把兔子寄養在她那兒—在她們宿舍樓前有大片草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樓下有一樓梯間，平時關上，課間休息時正好放牧。
那是兔子的天堂。
我和弟弟正學游泳，先到北師大游泳池瞎撲騰，然後頭頂半濕的游泳褲去看望兔子。它們歡蹦亂跳，咬咬凉鞋以示親熱。放牧兔子估摸和放牧羊群差不多，由于大自然循環有序，讓人心曠神怡。它們有時潜行如風，溜進繁茂的野草深處；有時警覺而立，收攏前腿，觀望四周的動靜。
可好景不長，有人告狀，校方出面干涉，宣稱宿舍養動物影響公共環境。享有三四個月的溫飽與自由之後，兔子又搬回到家裏的兔籠中。
四
謠傳與饑荒一樣無所不在。同學們圍著教室火爐一邊烤窩頭，一邊大談國際局勢。一個流行說法是，蘇聯老大哥逼著咱中國還債，朝鮮戰爭借的軍火債，什麽都要，除了鶏鴨魚肉，還有糧食水果，據說蘋果是一個個篩選出來的。我開始爲我家兔子擔心，記得電影裏俄國人戴的都是兔皮帽子。我似乎看到一火車兔子穿越西伯利亞的悲壯情景。
母兔肚子又大了。我們在兔籠二樓鋪上乾草和舊棉絮，耐心等待著那一時刻。小兔崽終于生下來了，一共六隻，這回自然不敢再碰，我們全力以赴爲母兔找食。可正值春天，青草野菜剛破土而出。趁父母不注意，把最後幾棵冬儲白菜表層發蔫的菜葉掰下來剁碎，再摻上點兒我們自己喝的藕粉。
對八口之家來說，這兔籠太小了。我和弟弟找來磚頭，把陽臺的鐵欄杆底部圈起來，讓它們有更大的活動空間。兔崽們蜷縮在母腹周圍吃奶，公兔巡視，幸好北京城裏很少有鷹。
翌日晨，我們大驚失色：竟然少了三隻兔崽！這才發現，在"磚墻"上出現一道縫隙。沖下樓去，在龔家小菜園找到尸體。懊喪之餘，我們加固了"磚墻"。可第二天早上又少了一隻，落在龔家窗臺上的花盆裏。我們快瘋了：這盲目的自殺行爲不可理喻，它們還沒睜眼看看這個世界呢。只好把它們全都關進兔籠。
春去秋來，幸存的兔崽長大了，要養活這四口之家更難了。摟草喂兔子，跑斷了脚—我和弟弟走遍四九城，走遍城郊野地，一暑假都在爲兔子的生存而鬥爭。這是最後的鬥爭。冬天就要到了，怎麽辦？就是把冬儲白菜全都喂兔子恐怕也不够。再說，逼債的俄國人正等著戴兔皮帽子呢。
父親——我家最高行政長官作出决定：殺兔果腹，以解後顧之憂。我估摸從買兔子那一刻他就盤算好了——從野兔到家兔，正是我們祖先狩獵剩餘的保存方式。
我和弟弟激烈反對，哭喊著抗議，甚至宣布絕食。但人微言輕，專制正如食物鏈的排列順序，是不可逆轉的。
那是個星期天。我和弟弟一早出門，各奔東西，臨走前沒去陽臺與兔子訣別。我順後海河沿，上銀錠橋，穿烟袋斜街，經鐘鼓樓，迷失在縱橫如織的胡同網中。其實兔子眺望時站立的姿勢很像人。我恍惚了，滿街似乎都是站立的兔子。
天色暗下來，我和弟弟前後脚回家。一切都靜悄悄的，看來大屠殺早已結束。最高行政長官躺在床上看書。母親悄悄提醒我們說，飯菜在鍋裏，她幷沒提到兔子，這是不言而喻的。儘管饑腸轆轆，我們堅决不進厨房。
我爬上床，用被子蒙住頭，哭了。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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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革命觀（吳鈎）
胡適的革命觀
文/吳鈎
作爲一名信奉改良主義的知識分子，胡適先生對"革命"的態度其實是很難以一詞"否定"或"反對"來概括的．有些論者認爲"胡適一輩子反對革命"，大概乃是缺乏"同情的理解"所致．如果檢閱一下胡適早年在"漸進與革命"之爭中的意見，不難看出胡對"革命"至少幷無多少惡感。
一九二二年，胡適因有感于"好人籠著手，惡人背著走"的時局，聯同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等十六名學者，在五月十四日的《努力周報》上刊發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篇名文，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標。文章發表後，引發一場關于"漸進與革命"的論爭，《努力周報》稍後刊出一組有關《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的討論意見和胡適的答問，其中有王振鈞、鄭振夏等人向胡適討教："還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面建築 '好政府'呢？"胡適這麽回答："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幷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他。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可見胡適儘管青睞漸進、改良，但他也不是一概否定和排斥"革命手段"。想來胡適年輕時的政治思想也有相對激進的一面。
當然，胡適這種對待"革命"的模棱兩可的態度，是立場堅定的革命者所不以爲然的。當時，共産黨方面的周恩來和國民黨要員邵力子都曾撰文質疑胡適"溫和"的政治主張。周恩來以"飛飛"署名發表了《評胡適的'努力'》，指出胡適"以爲在世界帝國資本主義和軍閥的支配之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實現其政治主張，這不是做夢麽"？即使"胡先生確有迫得不得不上革命道上的那一天"，"然而繞了這些道兒，迷惑了民衆多時，這是何等的不經濟！"邵力子也詰問胡適："國民對于現在的北京政府應否革命？"希望胡適諸君"自己起來革命或贊助革命"。
胡適不徹底的"革命"立場，大抵與他對"革命"一詞的理解有關。胡1930年在《新月》雜志發表了《我們走那條路》——這篇文章不妨視作是胡適對于"漸進與革命"之爭的表態性文字——在這篇文章中，胡適談到他對"革命"的看法和態度。胡適將"革命"解釋爲歷史演化的一種形式："變化急進了，便叫革命；變化漸進，而歷史上的持續不呈露中斷的現狀，便叫做演進。"若干年後，顧准在反思"革命"的札記上說到"人間世的基調是進化，革命則是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决。"與胡適當年的看法可謂不謀而合、所見略同。不同的是，顧准早年作爲一名革命理想主義者，不諱言"我贊美革命風暴"，而胡適基于經驗主義的立場，自然不會對革命風暴的歷史圖景産生審美的激情。不過，他對革命也給了肯定的評價："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力，而歷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因爲這方法上的不同，在結果也有兩種不同：第一，無意的自然演變是很遲慢的，是很不經濟的，而自覺的人功促進往往可以縮短改革的時間。第二，自然演進的結果往往留下許多久已失其功用的舊制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革命往往能多鏟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于不自覺的演進。"如果同意胡適對于"革命"涵義的理解，那麽關于胡適"反對革命"的斷語就未免下得有些輕率了。
胡適進而認爲："革命的根本方法在于用人功促進一種變化，而所謂'人功'有和平與暴力的不同。"胡適幷非寬泛地否定革命，他所明確反對的乃是"暴力的革命"，因爲胡適相信"武力鬥爭的風氣既開，而人民的能力不够收拾已紛亂的局勢，于是一亂再亂，能發不能收，能破壞不能建設，能擾亂而不能安寧"，"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敗的人只圖準備武力再來革命，打勝的人也只能時時準備武力防止別人用武力來革命"。胡適說的是大白話，不是高深道理，他的認識只是來自對時局的觀察和歷史的經驗。胡適在這裏也有意無意抹去了"武力鬥爭"雙方中"革命"與"反革命"的形而上區別，大有"各打五十大板"之意，顯然是那個風雲年代的主流意識形態所不能認同的。
胡適批判革命的暴力因素，同時他對革命思潮的"一攬子解决"傾向也是持保留態度的。"暴力"與他堅持的"和平漸進"理念相悖，"一攬子解决"不合他信奉的 "點滴改良"主張。胡適坦言："我們是不承認有什麽根本解决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裏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和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我們因爲不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如果將胡適的見解與魯迅在《林克多〈蘇聯見聞錄〉序》中的觀點相比較——魯迅相信，蘇聯"有了許多極平常的事實，那就是將'宗教，家庭，財産，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裏涌現而出，幾萬萬的群衆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大致可以體味到二十世紀初兩位思想大家發生分歧的關鍵所在，這也不妨視爲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左翼激進知識分子的一處精神分野。正是站在主張和平漸進、點滴改良的自由主義立場上，胡適幾乎與不同時期的革命對象都保持著貌合神離的"合作"關係，北洋政府統治時期，他倡議"南北和談"，參加"善後會議"；國民黨党治時期又自許爲"政府的諍友，國家的諍臣"，難免爲此一時彼一時的革命者所詬病。
四十年代末，胡適還寫了一篇討論自由主義的長文，從自由主義學理的角度闡述了自由主義者拒絕"暴力革命"和"徹底革命"的道理："有許多沒有忍耐心的年輕人也許聽了不滿意，他們要'徹底改革'，不要那一點一滴的立法，他們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進。我很誠懇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歷史，很清楚地指示我們，凡主張徹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不走上絕對專制的路，這是很自然的，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權可以鏟除一切反對黨，消滅一切阻力，也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治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用最殘酷的方法做到他們認爲根本改革的目的。他們不承認他們的見解會有錯誤，他們也不能承認反對他們的人也會有值得考慮的理由，所以他們絕對不能容忍异己，也絕對不能容許自由的思想與言論。所以我很坦白地說，自由主義爲了尊重自由與容忍，當然反對暴力革命，與暴力革命必然引起來的暴力專制政治。"然而，對于一個革命風暴正在風起雲涌的大時代而言，胡適的保守立場，無疑是"逆潮流而動"了，最終不可避免地被革命洪潮吞沒。胡適斷言的關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來的暴力專制政治"的"革命悖論"，要留到自由主義烟消雲散的另一個時代，才由飽經滄桑的顧准老人接過來，苦苦思索其破解之道：娜拉出走後，要怎麽辦？當顧准在思考這個問題時，實際上他已經接過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精神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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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鈎
作爲一名信奉改良主義的知識分子，胡適先生對"革命"的態度其實是很難以一詞"否定"或"反對"來概括的．有些論者認爲"胡適一輩子反對革命"，大概乃是缺乏"同情的理解"所致．如果檢閱一下胡適早年在"漸進與革命"之爭中的意見，不難看出胡對"革命"至少幷無多少惡感。
一九二二年，胡適因有感于"好人籠著手，惡人背著走"的時局，聯同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等十六名學者，在五月十四日的《努力周報》上刊發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篇名文，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標。文章發表後，引發一場關于"漸進與革命"的論爭，《努力周報》稍後刊出一組有關《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的討論意見和胡適的答問，其中有王振鈞、鄭振夏等人向胡適討教："還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面建築 '好政府'呢？"胡適這麽回答："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幷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他。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可見胡適儘管青睞漸進、改良，但他也不是一概否定和排斥"革命手段"。想來胡適年輕時的政治思想也有相對激進的一面。
當然，胡適這種對待"革命"的模棱兩可的態度，是立場堅定的革命者所不以爲然的。當時，共産黨方面的周恩來和國民黨要員邵力子都曾撰文質疑胡適"溫和"的政治主張。周恩來以"飛飛"署名發表了《評胡適的'努力'》，指出胡適"以爲在世界帝國資本主義和軍閥的支配之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實現其政治主張，這不是做夢麽"？即使"胡先生確有迫得不得不上革命道上的那一天"，"然而繞了這些道兒，迷惑了民衆多時，這是何等的不經濟！"邵力子也詰問胡適："國民對于現在的北京政府應否革命？"希望胡適諸君"自己起來革命或贊助革命"。
胡適不徹底的"革命"立場，大抵與他對"革命"一詞的理解有關。胡1930年在《新月》雜志發表了《我們走那條路》——這篇文章不妨視作是胡適對于"漸進與革命"之爭的表態性文字——在這篇文章中，胡適談到他對"革命"的看法和態度。胡適將"革命"解釋爲歷史演化的一種形式："變化急進了，便叫革命；變化漸進，而歷史上的持續不呈露中斷的現狀，便叫做演進。"若干年後，顧准在反思"革命"的札記上說到"人間世的基調是進化，革命則是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决。"與胡適當年的看法可謂不謀而合、所見略同。不同的是，顧准早年作爲一名革命理想主義者，不諱言"我贊美革命風暴"，而胡適基于經驗主義的立場，自然不會對革命風暴的歷史圖景産生審美的激情。不過，他對革命也給了肯定的評價："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力，而歷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因爲這方法上的不同，在結果也有兩種不同：第一，無意的自然演變是很遲慢的，是很不經濟的，而自覺的人功促進往往可以縮短改革的時間。第二，自然演進的結果往往留下許多久已失其功用的舊制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革命往往能多鏟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于不自覺的演進。"如果同意胡適對于"革命"涵義的理解，那麽關于胡適"反對革命"的斷語就未免下得有些輕率了。
胡適進而認爲："革命的根本方法在于用人功促進一種變化，而所謂'人功'有和平與暴力的不同。"胡適幷非寬泛地否定革命，他所明確反對的乃是"暴力的革命"，因爲胡適相信"武力鬥爭的風氣既開，而人民的能力不够收拾已紛亂的局勢，于是一亂再亂，能發不能收，能破壞不能建設，能擾亂而不能安寧"，"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敗的人只圖準備武力再來革命，打勝的人也只能時時準備武力防止別人用武力來革命"。胡適說的是大白話，不是高深道理，他的認識只是來自對時局的觀察和歷史的經驗。胡適在這裏也有意無意抹去了"武力鬥爭"雙方中"革命"與"反革命"的形而上區別，大有"各打五十大板"之意，顯然是那個風雲年代的主流意識形態所不能認同的。
胡適批判革命的暴力因素，同時他對革命思潮的"一攬子解决"傾向也是持保留態度的。"暴力"與他堅持的"和平漸進"理念相悖，"一攬子解决"不合他信奉的 "點滴改良"主張。胡適坦言："我們是不承認有什麽根本解决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裏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和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我們因爲不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如果將胡適的見解與魯迅在《林克多〈蘇聯見聞錄〉序》中的觀點相比較——魯迅相信，蘇聯"有了許多極平常的事實，那就是將'宗教，家庭，財産，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裏涌現而出，幾萬萬的群衆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大致可以體味到二十世紀初兩位思想大家發生分歧的關鍵所在，這也不妨視爲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左翼激進知識分子的一處精神分野。正是站在主張和平漸進、點滴改良的自由主義立場上，胡適幾乎與不同時期的革命對象都保持著貌合神離的"合作"關係，北洋政府統治時期，他倡議"南北和談"，參加"善後會議"；國民黨党治時期又自許爲"政府的諍友，國家的諍臣"，難免爲此一時彼一時的革命者所詬病。
四十年代末，胡適還寫了一篇討論自由主義的長文，從自由主義學理的角度闡述了自由主義者拒絕"暴力革命"和"徹底革命"的道理："有許多沒有忍耐心的年輕人也許聽了不滿意，他們要'徹底改革'，不要那一點一滴的立法，他們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進。我很誠懇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歷史，很清楚地指示我們，凡主張徹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不走上絕對專制的路，這是很自然的，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權可以鏟除一切反對黨，消滅一切阻力，也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治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用最殘酷的方法做到他們認爲根本改革的目的。他們不承認他們的見解會有錯誤，他們也不能承認反對他們的人也會有值得考慮的理由，所以他們絕對不能容忍异己，也絕對不能容許自由的思想與言論。所以我很坦白地說，自由主義爲了尊重自由與容忍，當然反對暴力革命，與暴力革命必然引起來的暴力專制政治。"然而，對于一個革命風暴正在風起雲涌的大時代而言，胡適的保守立場，無疑是"逆潮流而動"了，最終不可避免地被革命洪潮吞沒。胡適斷言的關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來的暴力專制政治"的"革命悖論"，要留到自由主義烟消雲散的另一個時代，才由飽經滄桑的顧准老人接過來，苦苦思索其破解之道：娜拉出走後，要怎麽辦？當顧准在思考這個問題時，實際上他已經接過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精神火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6f644d0100kw74.html
紐約1983-1993：艾未未“那些爛事兒”（南方報系）
紐約1983-1993：艾未未"那些爛事兒"
南方周末記者 萬靜 實習生 崔迪
"不記得是讓誰幫我拍的。這應該是去大西洋賭城之前。畫像是謀生手段之一，跟藝術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沒被抓過。但經常有藝術家被扔到一輛警車上，他們不能打人，但可以拷人，罪名是非法經營。你沒有執照，收錢是不行的。"
"咱們老說這些爛事兒有意思嗎？這都是那麽遠的事兒，咱們現在的事兒一點不提?" ——艾未未
24歲的艾未未來到紐約，生活隨心所欲，有時一天吃五頓飯，有時只吃一頓。實在很無聊的時候，艾未未會對著鏡子舉著相機自拍，有時裸著，有時穿著，拍完的照片他也"不敢看"。
他給別人拍的照片則是"不想看"。這些照片一放就是20年，直到今年被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從一萬多張照片裏整理出246張，組成艾未未自傳性的攝影展《紐約1983-1993》。
艾未未曾建議采訪他的記者去看他這個攝影展："去看了就會知道我爲什麽會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我覺得到一個地方，最重要的是獲得它的極大值。對我來說，美國這個社會能獲得的極大值，幷不是所謂的美國夢，即由于你個人某種努力變得更有錢，更有社會地位。"對艾未未來說，極大值就是更能有自己的空間，可以過得更荒誕一些，更無聊一些。
艾未未那些無聊時期近乎"老照片"的攝影展，意外獲得廣東美術館和中山大學共同設立的沙飛攝影獎青睞，與紀實攝影家張新民一起，成爲今年的攝影創作獎得主。
"爲什麽是艾未未？"不少人質疑。評委之一的顧錚反問："爲什麽不是艾未未？""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把所有中國留學生的照片加在一起都沒有我的照片豐富。"艾未未調侃地說。
5月18日，艾未未的這部分照片，將與沙飛攝影獎其他獲獎者及提名者的作品一起，在廣東美術館附近的嶺南匯展覽館展出。
年底艾未未在德國還將有個展，"在希特勒爲自己蓋的第一座樓裏，我想做兩三件新的作品，其中一件作品，我希望對這次地震做一個非常個人化的表達"。
十年以後也沒有畢加索回來
1981年，艾未未放弃了"在北京電影學院珍貴的機會"，跟隨女友去了美國。對大部分人來說，艾未未一個剛從新疆來的小孩，語言不通，更別說英語，又沒有錢，去美國幹什麽？"我回家去了。"艾未未總是這樣回答，"實際幷不是我多麽嚮往美國，而是這裏我實在呆不下去了。"
艾未未在去機場的路上告訴母親："十年以後你們能再見到一個畢加索回來。"
去紐約前，艾未未在"沉悶古老"的費城呆了半年，瘋狂學英語；然後去陽光燦爛的加州晃了一年半。加州依舊讓他感到非常無聊，"好像所有人的大腦都被太陽蒸發了"。
1983年，艾未未去紐約的帕森斯設計學校學習。一年後，他的藝術史課程沒通過，有說是因爲逃課太多。學校停止發放獎學金。艾未未索性拍拍屁股直接走人，也不再去定期注册居留證，成爲紐約街頭"非法居住者"的一員。
艾未未在第七街的破舊公寓，是中國人在紐約屈指可數的幾個著名的落脚點之一。他基本上有求必應，認識的不認識的，總能過來住下一陣。住過他那裏的，有等待成名的藝術青年，還有一些到紐約碰運氣的留學生。還總有人趁艾未未不在家，偷挂個越洋電話回國。
艾未未在紐約跟小偷打成一片，哪個中國人東西被偷，艾未未知道能從哪里找回來。
1986年，弟弟艾丹也投奔過來。那時國內正在"嚴打"。他沒想到哥哥會那麽全能，在紐約幾乎什麽工作都做過：打掃屋子、鋤草、帶小孩，還當過建築工、電工、搬運工。在第七街的公寓，艾未未的壁橱裏除了幻燈機、打字機，還堆過電鑽、電鋸、電焊槍之類的工具。
兩兄弟曾花了整整一天時間，在紐約街頭貼了一千多份自己的小廣告。電話亭裏、商店的玻璃門上、地鐵車站裏、公園的樹幹上，到處都是："我們有專業的技術，熱情周到的服務，高效率低消耗，你只需付人人都出得起的錢，就能將舊房變成新房。"
跟其他落魄畫家一樣，艾未未也在紐約街頭給人畫過像。畫像的以年輕的戀人爲多。往往他們先凑過來斜著腦袋看上一會，然後男的便會開口問女的有沒興趣，女的總是回"你說呢？"在去大西洋賭城"提款"前，這是他謀生手段之一。
跟艾未未一起在街頭畫畫的朋友，有的被警察抓過，拷起來扔到一輛警車裏。罪名是沒有執照，非法經營。"跟中國的城管幹的事情差不多。不過美國的警察不能打人。"
便衣會在畫家收錢的時候沖上來抓現行，甚至還會有便衣坐在那兒讓畫家畫，畫完了再討價還價，然後付錢的同時抓人。如果是免費給人畫，他們就奈何不了你。
艾未未沒被抓過，被抓也沒什麽大不了的。警察24小時內就得放人，給你一個出庭的罰單，讓某個時間去法院出庭。法院也頂多罰款一二十美元。
1987年起，艾未未花了兩年時間，變成了大西洋城的賭博高手："只要我需要錢的時候，只需要在那兒花一天一夜的時間，能够賺3000到5000美元。"
那時候只要艾未未打電話給大西洋城，他們都會派車到紐約來接他。他住在最破的地下室，在第七街上，一輛超長的凱迪拉克緩緩停下，一個黑人帶著白手套把車門給他打開，艾未未從地下室鑽出來跳進去，駛向大西洋城，"街上的人都想這個傢伙一定是販毒的。"艾未未計算了一下，紐約到大西洋城有兩個小時的路程，"兩年當中，我屁股離地在一尺高的地面上，至少滑翔200次。"
像個慣偷，順手抄了幾件東西
艾未未漸漸成爲連接中美的重要"留學生"，誰到紐約都必定得找艾未未。
一次艾未未給國內來的一幫學者當導游時，帶著他們去逛紐約紅燈區，弄得學者們"亂低頭亂紅臉"。艾未未還經常篡改翻譯的內容，一邊談的是嚴肅話題，只要另一邊是女人，艾未未就會把話翻譯成調情。
陳凱歌也在艾未未的公寓進出過。他是艾未未在北京電影學院的同班同學，已經拍出電影《黃土地》和《孩子王》，那時他正在紐約大學當訪問學者。畫面上陳凱歌留著絡腮胡，溫和地看著鏡頭微笑。
1986年的譚盾看著仍然像個剛出道的小年輕，襯衫最上面幾粒扣子沒扣，一臉緊張地跟後來成爲指揮家的胡咏言一起排練小提琴，接下來他們要去紐約街頭賣藝掙錢。那時被稱爲"四大才子"之一的譚盾已經從中央音樂學院研究生院畢業，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念音樂藝術博士。
譚盾當時住在紐約的中國城，經常跟後來的美籍華人指揮家胡咏言混在一起。胡咏言在艾未未那裏賴住。三人沒事幹就老在一起呆著。譚盾被其他兩人嘲笑爲"小資"。
"那時候一起聊的內容都跟女人有關。"有一次艾未未帶著這兩人去42街看一場色情表演。那地方中間有點像亭子，一兩個裸體女人在裏面擺著姿勢。周圍是一圈小屋，進屋投點錢，小窗戶就打開，可以從裏面往外看那些女人。再給些錢，還可以摸。
三人的生活"像叫花子一樣"。譚盾跟胡咏言在街頭拉小提琴。他們琴盒裏的錢，有一半是艾未未扔進去的。"我一扔，別人看到就不好意思不扔。"艾未未是他們的托兒。"他們也不還給我。完了後大家再一起喝喝啤酒，吃個晚飯。"
鏡頭裏還有顧長衛、馮小剛、姜文、劉小東、何多苓……他們有的只穿內衣，有的睡眼惺忪，有的神情呆滯，完全不是你熟悉的名人。"這裏涉及的人，大多幷不知道有這些照片存在。"艾未未在展覽自序中說。他也沒清醒意識到自己是在拍照，"就像個慣偷，順手抄了幾件東西而已。"
顧錚覺得，艾未未能够很自然地拍下那些朋友，就是因爲他們跟艾未未是同類。艾未未本身也是這同類的一部分。"自己的日常和自己的同類，看到了，拍下來了。"
艾未未幷不願意講紐約的這些"爛事兒"："咱們老說這些爛事兒有意思嗎？這都是那麽遠的那些事兒，咱們現在的事兒一點不提？"上個月，他接受了近50家國外主流媒體的采訪，內容幾乎都關乎他的公民調查。
這讓他自覺那些紐約舊事"和現實脫離得太遠了"，更像是"幻覺"，"顯得故弄玄虛似的"。
被威脅是很上癮的事情
在艾未未拍攝的所有紐約照片裏，只有關于游行、暴亂的部分，是他有意識要去拍的。
受父親艾青牽連，艾未未很小的時候"已經是一個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人"。9歲的艾未未在"文革"期間跟著父親一起，被流放新疆接受"再教育"，艾青每天打掃40個厠所，打掃了5年。這反而讓艾未未從小看待世界就有一種特殊的視角。"所有主流之外的都是我的，儘管不多。"
到紐約一年後，艾未未成爲紐約街頭"非法居住者"。
"沒人理你，你也不必去理別人，這時你就會想，那還需要去做什麽？因爲你正處在青春期，那種想做點什麽的年紀。"艾未未曾這樣對媒體說。
艾未未很能"折騰"，他幾乎參加了紐約所有的民衆抗議性游行：抗議海灣戰爭，抗議警察暴力，支持同性戀，支持當地無家可歸的人，支持流浪者的權利……他跟示威者一起，當街把所有的垃圾堆起來，把美國的國旗燒掉，跟警察對抗。
他參加游行，抗議美國政府，很快又發現這種游行毫無意義。"所謂的正義，實際上對于權力來說，他們幾乎是不屑一顧的。"抗議海灣戰爭那次，參加游行的不過1000人，周邊圍著的警察却有2000，"連路邊看我們游行的人都已經看不到我們了"。
抗議紐約政府將下東區"優化"成高檔社區那次，游行一直持續到晚上，然後就打起來了。有的示威者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這樣的場景被艾未未拍下，連同其他人的照片，一起作爲警察施暴的證據，寄給美國媒體和美國民權協會。之後參與施暴的警察被撤職，局長也被處理。只是最終居住的區域還是被"優化"了。
也不是次次都能抓住警察施暴的證據。警察也一般只會選擇沒什麽人拍照時下手。有一次維權游行，艾未未他們從東村走到格林威治村，那個地方他們幷不熟悉。艾未未就被警察逼到死角，相機被砸，人也被一下摔得很遠。
其他時候，他還被警察拿著攝影機威脅過。鏡頭逼上來，幾乎要抵著他的臉。便衣也會走過來，看著艾未未，笑一笑，推一下，或撞一下。
"被威脅是很上癮的事情。當權力都會鍾情于你，你感覺到你被重視。"艾未未半開玩笑。他甚至覺得這對他而言是個很有益的"訓練"，"讓我在那個時期理解了權力結構、政府和普通個人權利之間的關係。儘管它是標榜著自由、民主的社會，實際上權力處處是一樣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
1994年，父親艾青生病。艾未未回到中國，他已經在紐約呆膩了。今天的艾未未，自覺每日的生活如紐約時一樣單調、無聊和茫然。"每天天亮了，天黑了。很無奈的一種等待。"
其實他每天都忙得不可開交，有時甚至從早上8點忙到夜裏1點。上午要接待媒體，下午要做展覽設計，晚上要寫博客以及處理志願者們傳回來的信息。但他還是覺得"非常的無力，無助"。
接受南方周末采訪前，他剛聽說有個女人上訪時被打傷，送到醫院，醫院說她沒錢，要斷掉治療。"你第一個反應是，我是不是應該幫這個人？然後又一想，這樣幫的話，要有多少人要幫？"他輕聲說，"實際上每天都是非常無力的。"
綁赴刑場的青春（野夫）
綁赴刑場的青春
文/野夫
一
死刑——這兩個字，在鍵盤上敲打的時候，手就突然開始顫抖。十指似乎如溺水者的慌亂，在虛空中掙扎。我在人世間講述時代的故事，却一直不自覺又仿佛在刻意地回避著這兩個透著血腥的字眼；仿佛要到血已冷却的陰間，才適合此類殘酷的講述。
問題是四九鼎革以來，這一詞彙以接近糧食的頻率，緊貼我們的生活。每一次死刑的發生，在民間都類似饑餓年代的一道盛宴——我可以在暗夜聽見那些歡呼和鼓噪。我們的紅色時代也許太缺少白色的鹽分，以至于我們的官民都變得如此嗜血。我們不得不依賴鹹腥的血，來飲鴆止渴般地維繫這早已衰朽的社會。
近來，關于死刑的存廢問題，又突然變成了大衆的熱門話題。我們的人民一般不怎麽關心十八大，以及未來的國家領導，但是却會熱衷于討論殺人。因爲死亡幷不發生在他們身邊，他們無須直面汩汩冒血的彈洞；他們的袖管不曾沾染上血痕，便覺得今生不會發生噩夢。無論主殺主赦，多數人幷無與具體生死者面對探討的經驗。也因此這些形而上的爭論，會顯得無關乎個人的痛癢。
二十年前，與我同床共枕的人，有六個被綁赴刑場。他們的故事我爛熟于胸，每個人臨刑前的掙扎，至今猶歷歷在目。去年我與法學家賀衛方先生出游，我曾經邊開車邊向他討教這一問題——他是主張廢除死刑的學者。他說沒有任何一種調研數據支持——死刑可以恐嚇犯罪，廢除死刑將要增加犯罪率。
他是我敬重的同輩學人，于是我在漫游的路上，開始首次給人講述下面這個故事。
二
武漢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在漢口寶豐路的背街裏面。這是一個令湖北所有的刑事犯聞之色變的地方，只要聽說是送到"一所"，就知道最好的結果可能將是無期徒刑了。江湖行話稱這裏是——死、緩、無的碼頭，不死也要脫一層皮。政治犯也送這裏，只是因爲這裏重要且看守嚴密，所以武漢很多大學生也在這裏受過教育。
看守所的概念很多守法公民一直不懂，簡單地說，就是等待開庭判决的嫌疑犯被羈押的地方，簡稱"號子"。蹲號子的人犯比勞改隊的犯人要苦十倍，因爲除開放風一刻鐘之外，吃喝拉撒以及繁重的手工勞動，都得在狹小的房間裏進行。號子是不能接見親友的，也不能寫信看書和抽烟等。準確地說，就是一個密閉的罐頭，所有人在這裏渴望死亡和早日判刑。人的尊嚴和權利意識，不需要到監獄，先在這裏就把你摧毀掉。全國普遍發生的各種躲猫猫死亡事件，一般也都是發生在號子裏。
我住的六號監舍，正對著值班室，是重中之重的犯人呆的地方，于是我得以近距離接觸不少死囚。我們號子的面積大約是三米寬四米深，一張通鋪占半間房，上面要肉挨肉睡六個人。另外一半面積是勞動洗漱吃飯和排便的地方，沒有任何隔離。厠所是蹲坑，却不是沖水式的，而是在上方半尺高的地方，安裝了一個冷水龍頭。號子裏的全部用水，都得在這個便槽裏解决。因此洗衣洗碗洗臉洗澡和沖厠所，大家都要在蹲坑裏解决——這裏被犯人們每天擦洗得像六星級飯店一樣乾淨。
六個人都是重刑犯的話，誰來掌握號子的話語權呢？誰又來乾洗厠所的苦力呢？江湖當然有一套規矩，這個另文專述。在一般的看守所，死囚多有做牢頭的。但是在一所，因爲死囚太多，大家司空見慣，也就要憑另外的本事了。90年代的初冬，我們號子剛剛送走了一名死刑犯，大家正在盼望來一個新犯人洗厠所；這時，鐵門被哐當打開了。
三
推進門來的是一個英俊的小夥，唇上沒有鬍子，還有一抹茸茸的胎毛。面相很端正，低眉順眼的透著清純和質樸。穿著單薄的衣衫，裏面却又套著一件夢特嬌的毛衣。他無需開口，這些老犯人基本就能看出——他來自農村，年紀不到二十；肯定不是街頭混混，人很老實。那他爲何會來到恐怖的一所呢？小偷小摸坑蒙拐騙都來不了這裏，那他一定是殺人了。
新來者一般都要接受老犯人的訊問，他很知道規矩地蹲在厠所邊，不敢正眼看床上坐著的五個前輩。詢之，他一一囁嚅著回答。他叫羅小毛【姑隱其名】，剛剛十八歲半，老家是郊區黃陂縣某村的；因爲殺人罪被捕。老犯人笑道，你這逼樣還能殺人麽？爲什麽殺人啊，殺死了嗎？殺的誰啊？他吞吞吐吐地說，因爲打架，他打我，肯定殺死了。追問對方是誰，爲什麽要打你，他却忽然哭了起來，哭得十分傷心。大家看他確實太小，就沒爲難他了。
羅小毛確是窮人家的孩子，看起來很懂事。由于轉來一所之前，已經在分局的號子裏呆過幾個月，所以完全不需要指點，就知道自己去做衛生。常常做著做著自己就忘記了自己是殺人犯，獨自用黃陂腔哼起小調來。大家便笑，他頓時臉紅，打住不語。我們的手工活是糊火柴盒，每人每天必須完成3500個，一般要到天黑才能收工。白天幹活大家多是談笑風生，或者互相講述犯罪經歷以及江湖故事——行話叫"混點"，也就是打發時間。到了收工之後睡覺前，才往往是各自陷入自身命運思考的時候。我經常發現這時的羅小毛，會獨自悄悄對著鐵窗流泪。
閑來犯人們喜歡互相分析案情，預言各自的結局；這些多年混迹江湖的人，幾乎勝過法學專家。只要拿著某人的起訴書一看，便能判斷大抵的刑期或死活。由于羅小毛的起訴書沒來，而他自己又始終回避詳述他的案情，所以大家無法猜測他的下場。有時故意逗他，說殺人償命，他肯定是要判死刑的，否則不會送到一所來。他開始還很自信自己罪不至死，說著說著，忽然孩子般哭泣起來，大家看他可憐，便不忍再玩笑了。
看著這個十八歲就要面對生死，而漸趨沉默和成熟的孩子，我禁不住開始自忖——他真的會被處死嗎？我和他一樣在焦渴地等著他的起訴書的到來，因爲在那裏，他的案情才會在我們這裏真相大白。他一定有什麽難言之隱，使得他不肯坦言自己的案情。
四
元旦之前，他被帶出去了。這是法院來人的提審，我們知道他的起訴書到了。有經驗的犯人說，羅小毛肯定完了。我問爲什麽，他們說這個時間發起訴，一般是爲春節"殺年猪"準備的——我國一直有一個很殘忍的制度，那就是在重大節假日之前，要槍斃一批人以示懲戒。【此惡習不知近年是否有所改變】。
果然，羅小毛一送回號子，就撲倒在床板上抽泣起來。大家也不催他起來完成勞動份額，見慣了這些生離死別的場面，也沒有人勸慰。一個老犯從他兜裏抽出起訴書閱讀，看罷臉色陡變，給大家傳閱——原來他殺死的是他的堂兄，且殺了三十幾刀，其中九刀致命，堂兄當場斃命，也就是說其兄斷氣之後，他至少還補了幾刀。
一個如此溫和的小孩，得有多大的仇恨，才能這樣殺紅眼而不知住手啊。他們兄弟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麽呢？要怎樣辯護才能免其一死呢？
大家等他哭累止住了，才喊他起來吃飯。然後講各種黃段子逗他，他終于破涕爲笑。這時有人出主意說——根據你的起訴書，你可能腦袋要飄了。野哥是前警察，你最好詳細講講你的案情，請他幫你分析一下，看怎樣才能保住腦袋。
他求救似的看著我，我問他家裏給請律師了嗎，他搖頭說，他沒有媽媽，父親也沒錢，再說他殺的是堂兄，家裏肯定是不會請的。法院說了，由法院指派一個。
我又問，你願意詳細給我們講講你的案情嗎？因爲細節决定死生，我們雖然救不了你，但是也許可以幫你分析利弊，教你如何在法庭上自己辯護，以便爭取一綫生機。
他低頭沉吟很久，他知道我們是真誠想幫他的，但是他實在太難以啓齒了。猶豫半晌，最後還是囁嚅著叙述起來，眼泪不時地從他稚嫩的臉上淌下……
五
羅小毛幼年喪母，他初中畢業便被送到漢口的堂兄那裏打工。堂兄是武漢長大的"街痞子"，那時正好開了一個做香腸的加工廠，需要大批切肉的夥計。十五歲的羅小毛，就這樣成了一個每天在血淋淋的車間玩刀弄叉的刀客。
說到這裏，羅小毛還頓住叮囑我們——各位大哥要是活著出去，千萬不要吃市場上買的香腸啊，那都是死猪肉做的。我們每天有專人去各個養猪場收購死猪，因爲這樣的猪肉便宜，我們的利潤就大得多。
專門做死猪香腸的堂兄當然發財很快，廠子裏的事務基本不管，長期在外面吃喝嫖賭。堂嫂獨自打理著這一切，每天累得死去活來。羅小毛因爲寄宿在堂兄家，因此常常看見嫂子一個人偷偷抹泪。
他算自己家裏人，包吃包住之外，堂兄只給他一點零花錢。嫂子見他辛苦可憐，總是暗中給他買一點衣服鞋襪，儘量讓他比別的工人好吃好喝一點。就是這一點叔嫂恩情，便讓這個鄉下孤兒感到了一些珍稀的母愛。
有犯人插話問——你嫂子漂亮嗎？因爲其表情有些猥褻，羅小毛這個平時老實巴交的孩子，突然生氣地翻臉不講了。扔下手中的火柴盒，跑到窗邊哭泣起來。我把那犯人臭駡一頓，然後過去哄他半天，這才又重新回來低低地講述。
但是，我已經能猜出他殺人背後的隱情了。問題是細節是怎樣的呢？是叔嫂合謀，還是兄弟决鬥？是蓄謀已久，還是一時起興？因爲這决定他的生死，我不得不鼓勵他繼續這對他而言肯定殘酷的回憶。
六
嫂子確實漂亮，比他也就大十來歲。因爲娘家貧困，于是嫁給了這個屠夫出身的暴發戶男人。堂兄對他談不上好，也談不上多壞，反正就當個長工在用。但是嫂子對他，却是內心生疼的。看見他衣服髒了，就幫他洗；破了就幫他買。逢年過節給他塞一點私房錢，讓他回去看看父親弟妹。平民人家的溫情，也就是這麽一點簡單樸素的愛惜。但是放在他這樣一個童蒙未開的苦孩子身上，那就是天高海深了。
堂兄越來越少回家，那時正是這個國家黃業初盛的時代；有錢的男人有了嫖賭的去處，家裏放著嬌妻也當著敗柳了。夫妻爲此不免口角，而堂兄又是粗魯之人，一言不合即老拳相向。嫂子嬌弱之軀，常常被打得像熊猫一樣滿身青紫。當弟弟的他，連勸架的膽量也沒有。對嫂子的憐憫和尊重，也只能在堂兄走後，去幫忙送一方擦泪的手帕。
漸漸嫂子的萬千柔情，再也不寄放在自家男人身上了。男人回不回家，她也無心過問。轉而對這個未及弱冠的小叔子，多了無限的疼愛。某個酷熱夏夜，嫂子浴後喊他幫忙擦擦後背，懵懂的他第一次看見女人圓潤的身體，驚慌失措而又手忙脚亂。嫂子因擦拭而舒適的呻吟，令他魂飛魄散，身體也開始走樣。但這畢竟是嫂子，未經人事的他何敢有半絲邪念。嫂子見他呆若木鶏，一時情不自禁，便多了幾分少婦的鼓勵。那一夜的死去活來，竟然從此埋下了他們一生的悲劇。
此後的嫂子煥然如新，青春嬌艶複歸于臉上，再也不似從前的苦情滿面了。而他，從最初的犯罪感到暗懷的愧疚心，再到理直氣壯的初戀情懷，完全變了一個人樣。嫂子也從最初的偷情，慢慢走向戀愛感覺。雖然年齡相去十來歲，但十七歲的他和二十幾歲的嫂子，放在紅塵世界，那實在也可謂金童玉女，叫人看不出一點不諧。
他們相愛得如火如荼，甚至白天，他在滿眼死猪血肉模糊的車間，只要聽到嫂子的聲音，就會衝動反應。他像一個戀母的孩子一樣迷上了嫂子的一切，每天下班之後都要搶著幫嫂子家務，貪婪而又痴情地揮霍著他剛剛開始，却又要很快結束的青春時光。
七
堂兄幷未覺察這一切，依舊是偶爾醉歸，時不時打駡一頓老婆再揚長而去。嫂子因爲心有所屬，對丈夫的薄幸已不在意。而他却因爲情懷初開，在爲嫂子撫傷擦藥之際，多了更多憐惜和憤恨。然而堂兄畢竟是哥哥，是把他從鄉下弄到城裏來給一碗飽飯的恩人。他對嫂子縱有萬般迷情，說出來終歸是不倫之戀。而嫂子，雖然身心都迷戀這個健美淳真的小叔，但自知出墻春色，豈能久貪。因此，他們相愛是相愛，却從未探討今生歸宿。更談不上密謀弑夫，性命相搏地換一種活法。
問題是一個少年心中，開始因爲愛而糾結起了仇恨，這種恨又因爲對堂兄的天生畏懼而無處發泄，他漸漸變得更加沉默寡言。但凡堂兄回家，他便儘量回避，他怕他自己的目光泄露出隱秘。
人世間許多事，真正是蘭因絮果，在劫難逃的。一天中午，他的堂兄醉醺醺回來，似乎突然對老婆動了欲望。早已厭惡了的嫂子自然拒絕，這似乎極端惹惱了丈夫，頓時暴打開始。嫂子極力掙脫從房間跑出來，向人多的車間跑來；丈夫一路追打，嫂子的哭聲喊聲響徹工棚。正在切肉的羅小毛忍耐著，不敢看一眼纏打著的他們，刀在他手上發抖，寒光刺傷著他的泪眼。
就在這時，實在經不起拳脚的嫂子，本能而絕望地喊了一聲——小毛救我啊。就是這一聲要命的呼喊，像死亡的衝鋒號一樣吹響了。他壓抑已久的憤恨終于聽到了宿命的召喚，叛逆的鼓角連同青春的狂怒，頓時使他惡向膽邊生。他持刀沖向堂兄的背後高喊一聲——你放手！堂兄看著他乖眉順眼的長大，何曾把已經變成男人的他看在眼裏。回頭駡一句你滾一邊去，繼續對他心愛的嫂子痛下辣手。
面對這個威猛的男人，他顫抖著在背後揚起了利刃。他知道這一刀下去，他和堂兄一世的恩怨都了啦。如果他不能制止住堂兄，那他和嫂子的命也都休矣。那一刻，完全是不由自主，刀鋒沿著命運的軌迹必不可免地在空中飛向了堂兄的頸項，鮮血——他每天都熟悉的紅和腥，刹那間噴薄而出。堂兄回身奪刀，生死恩仇一念間，他像《新龍門客棧》那個耍刀解羊的小夥計一樣，一頓亂揮像一個電鋸。可憐一世凶橫的堂兄轉眼倒地不起，他那一刻完全瘋了，繼續騎在堂兄身上猛砍，直到他嫂子反應過來，拼命抱住了他。
八
嫂子一看丈夫已然沒有呼吸，知道大禍降臨。她一邊喊看傻了的員工叫救護車，打110，一邊拖著羅小毛進屋，趕緊換下他一身血衣，塞給他一把錢要他逃命，這裏由她來擔著。神智還沒完全清醒的他，從未出過遠門，哪里有可逃之路。只好像夢蟲蟲一樣出門搭車，向老家的農村走去。剛到家見到父親，警察就進門了。
之後分局，再市局，簡單的案情沒有任何麻煩，直接就送檢察院起訴了。我看起訴書，其中完全沒有提到他和嫂子的"奸情"，當然也沒有認定他們預謀。顯然老實巴交的他早已坦白的殺人動因，幷沒有得到嫂子的承認。
嫂子在起訴書上被起訴的原因，是包庇罪，因爲資助他逃亡。我分析她之所以堅决不承認和小叔子的私情，是擔心讓小叔子擔上奸情殺人的罪名——這個性質要比一時激憤殺人嚴重。另外，當然還有女人的名譽問題，她如果承認了，就意味著她要承擔害死人家兩弟兄的惡名。就算不判她罪，那她也無法面對羅家的仇恨和今後的生活。
開庭在即，十八歲剛過不久就犯案的羅小毛，在法律上已經不屬于未成年。到底是認定有愛情對他有利，還是不認定奸情對他有利？這個問題對我們這些老犯人，也都成了個大難題。如果因爲愛，一個年輕人出于衝動而殺人，可能放在有陪審員制度的國家，可以獲得一些寬恕。但是在我國，自古奸情殺人都是重罪，更不要說是和嫂子的不倫之戀了。
當年的起訴書有個不成文的規律，凡是行文用了兩個"特別"詞彙的——比如情節特別嚴重，手段特別毒辣——那就是必死無疑的了。羅小毛的起訴書已經赫然兩個特別，大家都心知肚明，他年輕的生命朝夕難保了。
九
問題是他還深愛著他的嫂子。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嫂子也已被捕，且現在更因爲包庇他，而要被送上審判台。他哭著祈求來送起訴書的人，他願意承擔全部罪名，願意爲嫂子去死，希望他們不要判他的嫂子。
在我看來，他的主要罪過在于亂刀殺人，如果僅僅是一刀斃命，他肯定還有生機——因爲不存在殺死的故意，更沒有謀殺的情節。假設放在今天，最高法來終審生死，那他也可能活命。但是在那個八九之後的湖北，近乎中世紀的黑暗年代裏，羅小毛這樣毫無背景的草根青年，多半要命如草芥了。
終于一審開庭了，下午押回的他面如紙色，進門就鑽進被窩哭泣。老犯人都同情他的遭遇，任他不吃不喝地埋進自己的絕望裏——這是誰也無法勸解的絕望啊。
次日起床，大家小心翼翼地詢問昨天開庭的情况——我們都知道這是他唯一可以見到嫂子的機會了。半年的生死茫茫，我們也想知道他嫂子究竟怎樣面對與他的法庭重逢。
他還沒有開口，就低頭抽泣起來，然後像一個委屈的孩子，斷斷續續地哽咽著說——我對不起嫂子啊，她一見我就哭。之後他用了很長時間，才慢慢講清楚他和他嫂子的庭上苦痛。嫂子在號子裏拆了幾件毛衣，給他編織了一條毛褲，托法警給他穿上了。嫂子在法庭上依舊堅持，他們沒有奸情，他只是心痛她而去勸架，出于年幼激憤動手的。動手之後丈夫要奪刀，他完全不是丈夫的對手，爲了自救而亂刀殺人的。
其實，所有的法官我相信他們都會在內心認定，這一對叔嫂之間肯定是有愛情的。羅小毛的律師也試圖從這個角度，站在人性的立場辯護，以便打動法官，儘量給一個死緩。因爲羅小毛此前的供述已經交代了全部細節，這是他這個年齡的孩子，絕對編造不出來的兩性畫面。但是不懂法律的他，完全不理解他嫂子爲什麽要拒絕承認。真正對他打擊的是這個，他被善良嫂子的謊言驚得一時瞠目結舌，他覺得嫂子背叛了他們的愛。
對他而言，死不足畏，但是如果懷疑他的愛，否定他和嫂子的真情，那才是對他最大的懲罰。沒有機會串供的他們，在庭上自說自話；一個說有愛，一個說沒有愛，場面一時極端殘酷，彼此內心的情愛使得他們互相不敢看對方一眼。
不知法官是故意，還是別有深意，最後問了他一個致命的問題——你說你們有愛情，發生過關係，那你有什麽證據呢？事關隱私，事關愛人，在他看來更事關他的生死，十八歲的他柔腸寸斷，艱難選擇，最後還是愚蠢而膽怯地低語——嫂子的那裏有一顆痣。
他一說完，公訴人和法官們露出了下作的笑，而他的嫂子則頓時面色慘淡，泪如雨下，幾乎暈厥在審判臺上。對這些法官來說，判决早已成竹在胸，根本是無需鑒定他的指證的。因爲在從不考量人性的法庭，這個只是他們茶餘飯後的一個猥褻笑話而已。
他們在分別帶走之時，他看見了他嫂子的泪眼，眼中含有一絲幽怨，更有無限的憐惜。他突然後悔他庭上的辯白，他不該說出他和嫂子的隱秘歡樂和悲傷。但是，他已經沒有機會再見他的嫂子了，從此幽冥長阻，他們只能隔著忘川相望夢魂了。
十
我們知道，羅小毛和我們在一起的日子已經不多了，春節就在眼前。
根據當時武漢公檢法【各地大同小异】的惡習，他會在春節前被帶出去開二庭宣判——我們稱之爲"捲鋪蓋"。也就是說，獄警再來提他的時候，開門就會說把被子帶著，意思是要換到死囚號子去了。所謂二庭，就是直接宣讀判决死刑。讀完之後，犯人幷非馬上就殺，而是要轉移到更加嚴密的單人囚室羈押。從這時開始，犯人就更加不是人了。死囚會被戴上脚鐐，然後平躺著將四肢鎖在一個硬板床上。每天有專門的輕刑犯來幫你吃喝拉撒，等待你的上訴期結束。
上訴期是十天，如果十天后你不上訴，那就可以擇日執行了。如果你上訴，那就要等省高院的終審判决。只要終審沒有下來，你就得一直被釘在這個床板上。有的人案情複雜，終審時間很長，也有偶爾改判死緩的；那整個這個階段，你就得飽受困臥之苦了。這個刑具在普通人看來不就是終日睡覺嗎？但所有過來人皆知道，三天之內就會讓你生不如死。
沒有誰知道，等待終審判决犯人的這種煎熬。在警方看來，是防止死囚自殺，但其中的不人道，實在殘忍難言。我不知道今天的看守所，還是不是保留著這樣的惡法。因爲在今天終審權收歸最高法之後，回復的時間會更加漫長。假設還這樣虐待，我相信必有冤屈的人，也願意放弃生機而選擇速死。
羅小毛似乎還是不相信他會判死刑，時而高興時而悲傷。而我們都已經看見了他的結局，看見他有時還在幻想服刑之後去向嫂子道歉，我們都感到惻然。那時的號子不許犯人有任何娛樂，無聊的犯人便自己找樂，他們稱之爲"死亡演習"。我也覺得這種殘酷的臨終關懷，未必是一件壞事，因此也參與他們的游戲。
具體方式就是叫可能處死的犯人，模擬已經在刑場一樣跪在床上。大家排隊在後面，聽口令舉槍，然後射擊。犯人倒下裝死，大家再上前用被單覆蓋，然後圍坐在他身邊，給他一本正經地三鞠躬，開追悼會。悼詞會像模像樣地回憶誇張他戰鬥的一生，追溯他爲何奮鬥致死的事迹。總之，一切按央視的規格整，類似遺體告別和鮮花之類。也要口頭朗讀某某領導雖然沒來，但是也獻上了花圈等等。
通常這樣的游戲能够沖淡臨刑者的死亡恐懼，使得即將到來的槍斃，變得不那麽突然。很多犯人躺著躺著，常常被貌似悲傷的悼詞弄得哈哈大笑；我們稱之爲詐尸了，那還得重新槍斃一次。
羅小毛雖然不相信末日在即，但還是樂意配合大家的游戲——黑色的床單終于覆蓋在他稚嫩的胎毛未盡的臉上。這次的悼詞由我主持，我儘量輕鬆但音調沉重地按羅京的路數哀悼——羅小毛同志是党的好兒女，是祖國的優秀花朵。其短暫的一生，始終戰鬥在我國的死猪前綫。其人出身貧困，心地善良，勤勞勇敢，在追求愛情的路上誤入歧途……
我們煞有其事的追悼剛剛開始，被單下的羅小毛已經開始抽泣；他的身體哭得抽搐著，我們忽然都變得嚴肅起來——五個奇形怪狀的各類重犯，在那一刻內心真的莊重和充滿了悲憐。我們掀開被單，看見他好看的大眼一直睜著，像兩個泉眼一樣地汩汩淌水。
他在那一刻，可能才真正看見了死亡的模樣；看見了幕天席地的黑，是怎樣壓迫在他單薄的身上。他似乎那時才意識到，他將再也見不到他的老父和弟妹，再也見不到唯一疼她愛他給他的那個嫂子了。
十一
未幾，鐵門一聲響——羅小毛，卷被子。
正在說笑的他，驟然臉色煞白，一時手足無措。我們幫他卷好被子，他夾著走到門邊，慌慌張張，忽然想起了什麽似的轉身，對我們深深地一鞠躬，然後出門遠去……
一個十八歲半的孩子，就這樣走進了他的長夜。二十年過去了，我依舊常常想起他清純的笑，偶爾的發惱，對著鐵窗的默默偷泣。
國家用以血洗血的法律，想要建立的秩序，最終培養的人民，却越來越走向以暴易暴的品質。我不知道那些冷血的判官們，會不會偶然還能看見，那些懸浮在空中的不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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