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價值”的傲慢與偏見（劉擎）

"特殊價值"的傲慢與偏見

劉擎

　　時下的輿論中，"普世價值"似乎正在貶值，而"特殊價值"不斷升值。所謂"價值"，是一個人或一個群體所真誠信奉的事物，是他們所珍視的重要的、有意義的和可貴的事物；至于信奉的價值是源自中國還是外國，幷不是其是非對錯的標準。批評者號稱，他們反感普世價值的理由之一，是某些西方人將其自身的價值强加給我們中國人；那麽，這種批判似乎針對的不是源自"西方"，而針對强權，是對傲慢與偏見的批判。

　　既然如此，如果"普世價值"可能被强權利用，那麽"特殊價值"就可以幸免嗎？實際上，"特殊價值論"也是西方頗爲流行的話語。這種話語主張，一切價值都是文化的産物，而所有文化都是特殊的，也是平等的。諸如此類的說法聽上去謙遜有禮，頗有寬容尊重的風範，却完全可能暗藏著西方中心主義的傲慢，因爲這裏隱含著雙重標準："我們"西方人才配得上享有那種價值標準，非西方的"他們"是配不上的。這種傾向，與因普世價值被西方首先提出而加以排斥是异曲同工的。

　　不久前辭世的波蘭裔思想家柯拉科夫斯基，對這種文化傲慢有一段令人深省的評論："一個歐洲人言稱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究竟是什麽意思呢？一般來說，他幷不是說，"如果他自己在報稅作假時敗露，就願意被剁手，或者，如果與婚外伴侶做愛被抓獲就願意被公開處以鞭刑（或對女人投以亂石）。在這種情形中，他們說這是《可蘭經》的律法，而我們必須尊重有別于我們自己的傳統。實質上是在說，如果那種情形發生在這兒是可怕的，而對于那些野蠻人就是理所當然的事。因此，這幷不是對我們所討論的其他文化傳統的尊重態度而是侮辱，而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說法最不適于表達這種尊重態度"。

　　柯拉科夫斯基表達了一個勇敢的洞見：尊重异己文化的恰當方式，不是說你特殊我也特殊，所以"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要講究是非對錯的原則。的確，有些原則具有文化的相對性，但不是所有的價值都是相對的。對西方霸權的抵制與反抗，也必須依據基本的普世價值。比如，美國軍人在關塔那摩監獄虐待囚犯，無可爭議地是錯的；而這一判斷離不開普世的人道價值標準，沒有這種標準，我們對所有的暴行都只能啞口無言。如果一方面用普世價值的原則來維護特殊價值，一方面又依據自己的標準指控各種霸權的傲慢與僞善，就將批判陷入了自相矛盾的邏輯。

　　關于特殊價值論，更有爭議的一個例子發生在英國殖民時期的印度。當地傳統中曾有"殉夫陪葬"（Sati）的風俗——在亡夫火葬的柴堆上將寡婦燒死陪葬。19世紀中葉英國殖民者意欲廢除這一傳統風俗，遭到地方首領代表的反對。時任英國駐印度總司令官的納皮爾爵士做如是回答："你們說燒死寡婦是你們的風俗。好吧，我們也有一個風俗：如果有男人把一個女人活活燒死，那麽我們就會在他們的脖子上拴上繩子，然後把他們吊起來。搭起你們的火葬柴堆吧！但在柴堆的旁邊，我的木匠會搭一個絞架。"

　　顯然，納皮爾爵士的"文化多元主義"背後有一種征服者的盛氣淩人。但這種解讀，即便正確，也沒有窮盡這個故事的全部意義。"殉夫陪葬"所體現的價值對嗎？可以因爲印度是一種特殊的异邦文化而不問這種凡俗的是非對錯嗎？况且，聽到地方首領們聲稱"這是我們的風俗"的時候，這個"我們"是否包括那些被送去陪葬的寡婦們？她們是否被不容分說地"被代表了"？

　　同樣，有些人主張"過濾敏感詞"是"我們的"特殊價值。不管他們內心是否真誠地熱愛"言論被審查"的體驗與意義，但請不要將自己的獨特愛好强加給沒有這種愛好的人。因爲基本的言論自由是言論責任的基礎，也是尋求真理的先决條件（否則連對普世與特殊的價值爭論、反思也不可能）。這是許多人珍視言論自由之價值的根本原因，它關係到普世的是非對錯標準，而不因其源自"西方"。而"一切都要與西方相左"，如同"一切都要以西方爲准"，都是依附盲從。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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