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自由路——臺灣民主化和俄羅斯及東歐的民主轉型（張博樹）

漫漫自由路——臺灣民主化和俄羅斯及東歐的民主轉型

主講人：張博樹

2007年9月14日于北京萬聖書園

我個人不是研究這個題目的，但是我爲什麽對這兩個轉型感興趣呢，這裏面有一個心路歷程。我最近十幾年做一個題目，中國在過去的100年裏，轉型爲什麽付出那麽大的代價，爲什麽經歷那麽多坎坷？我國從1840年開始一個近現代轉型過程，從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整個過程可以說是中華民族擺脫專職統治而走向近現代民主的歷史，其過程波瀾壯闊，好幾代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甚至是生命，但是到今天仍然沒有完成這個使命。當然這個過程分幾個階段，其中民國這個階段就有幾個政府在不同時期主持這個事情，如北洋政府、南京國民黨政府。1949年以後，共産黨領導的政府也在搞這個事情，也想在中國推進民主，可是後來發生了變化，是個很複雜的問題，後來經過反右、文革、改革開放和89年的六四風波，一直到九十年代。

中國在近現代化的進程中做了很多摸索，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到今天爲止最根本的問題是國家建設民主憲政的門檻還沒有邁過去。我們都在爲這個而努力，尤其在座的律師界的朋友們，站在中國法制民主和公民維權建設的前沿上。大家有個共同的感覺，不管是公民維權的困難，還是新聞媒體的開放自由程度都還是不够的。有些話想說沒地方說，官員的腐敗愈演愈烈的趨勢，儘管政府和中央很想解决這個問題，但是推出的舉措似乎作用很小。問題在哪里呢？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糾其根源就在我國的體制上。那麽體制是怎麽一回事？又是怎麽形成的呢？用哲學的語言說，就是形成的過程和歷史的可理解性在哪里？我個人認爲僅僅反思過去還是不够的，除了對歷史反思，還要向前看，做個建設性的决定。考慮未來中國憲政民主的建設道路怎麽走下去，更多是操作層面的事情，這是我近一年思考中國未來憲政民主進程的可行性，及操作層面可以做什麽，有可能出現什麽問題，有什麽不利和有利的因素，作一個相對系統的思考。我寫了幾篇文章，其中《中國憲政改革的報告》從背景、目標、實施步驟及約束的幾個方面闡述。在網上有，大家可以看看。

憲政改革的話題是全世界共同關注的話題，換個角度講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建設符合現代文明法治的社會，應該是理性、和平、漸進的過程。在19世紀和20世紀，改朝換代的過程是采用暴力方式的，其中引發了很多問題。所以現在很多人認爲和平、理性、漸進的談判協商方式推進民主轉型更爲可取。我的考慮是中國這種現狀適用此方式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不管當權者或者是在野人士找到一種合適的方式推進民主進程，需要考察，我們從參考物中做個對比，故而集中在俄羅斯、東歐和臺灣地區。俄羅斯也就是前蘇聯，東歐國家原來和中國的社會制度和體制上曾經是一樣的，同樣的體制，在90年代初至今俄羅斯及東歐國家基本完成了憲政民主的轉型。這對我國的意義很大，他們怎麽完成這一歷程，值得我國借鑒和研究。

由于某種原因在學術界研究是不够的，出現了很多問題，主流學者從中主要是汲取教訓，用教訓來評價其變革，基本上是給否定了。"物價飛漲""葉利欽獨裁""寡頭興起"等等現象，給我們讀者直覺上造成了一種誤解，當然也就更談不上從俄羅斯及東歐國家的憲政改革中分析經驗。我們應該看到對中國有什麽正面積極的價值。還有一個是臺灣，他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啓示。我們和臺灣畢竟都是中國人，炎黃子孫，一般人也包括外國人認爲中國人搞民主比較難，說中華民族有專制傳統，說我們國民素質不成熟，中國到底能不能搞民主，很多人是有疑慮的，但是現在臺灣提供了一個例子，過去國民黨是專制的，從1987年解除《戒嚴令》至今20年的時間完成了憲政民主的轉型，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下面我們來分析前蘇聯和東歐國家，過去東歐包括的國家有南斯拉夫、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二戰結束時形成的區域性集團，蘇聯紅軍解放的地方形成社會主義國家。今天我們以俄羅斯爲主，討論一下。前蘇聯1917年建立，在制度背景上和我國有三十年的時間差，十月革命發生在1917年，中國共産主義革命發生在1949年，相差32年，相繼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但是有差別的，俄十月革命的共産黨人的準備活動是沒有經過長期、公開地武裝鬥爭，俄社會民主工黨在1903年成立，到1917年在這十幾年裏基本是地下鬥爭，列寧辦的《火星報》是在歐洲進行的，通過一些地下秘密組織開展活動。其中有一段時間這個黨派還合法化了。大家注意十月革命前的二月革命是資産階級性質革命，要求建立憲政民主制度，只隔半年時間，列寧從芬蘭回國後就奪取政權了。整個過程相對比較短暫，而我們國家就不一樣了，共産黨于1912年成立，1927年公開對抗國民黨，一直在激烈地衝突。中國共産黨施行農村包圍城市政策，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培養自己的幹部，培植社會組織結構，意識形態的認同，在民族認同的合法性上看，中國共産黨要比俄共産黨艱難。俄十月革命以後，布爾什維克對資産階級和知識分子采取了嚴厲的鎮壓和驅逐。1918年俄搞了一個立憲會議，其中一個社會革命党的代表多于布爾什維克黨代表，列寧由此而取消立憲會議，當時公民上街游行示威，政府就開槍鎮壓了。這是第一個方面。

那第二個方面呢，蘇聯的第一次改革時間是在1956年，赫魯曉夫繼任後發表報告揭露斯大林的罪行，這和中國文革後的1978、79年改革近似，兩國又是相差30年差距，對蘇聯是斯大利體制，對中國是毛澤東體制。我在做一個比較，赫魯曉夫後的繼任者是波列日涅夫，在1965年至1982年在他的領導期間，稱爲"停滯時期"。同中國做對比，是中國1989年以後的一段時期。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後，又進行改革，把蘇聯推向立憲改革的進程。這就是蘇聯的改革—反改革—再改革的歷史進程，從中可以看出和中國對比的地方。儘管中國和俄有三十年的差距，但其中也有很多插曲。作家巴托夫寫了一本《蘇聯內幕》的書中講到了一個歷史事件，60年代，中蘇論戰時期，兩方爭論誰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九評在人民日報全面登載，當時在蘇聯內部有改革派和保守派之爭，中國反而幫助改革派改善了被動的處境。

東歐的幾個國家可以分成兩組，一個是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這三個國家的共同點在歷史上從權利制衡的角度講都是民主政治。第二點呢，在二戰結束後本來建立的是議會民主制，到47年，因爲南斯拉夫和斯大林之間的矛盾問題激化，斯大利成立一個共産情報局，把所有的東歐國家都綁在了蘇聯的戰場上，强迫以上三個國家建立了一黨制。這三個國家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都産生了力主改革的党的高層領導人。比較著名的匈牙利事件伊姆雷總理，後來被槍斃。1968年布拉格之春，領導者布魯杰克也提出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産黨改革的共同綱領，包括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最後遭到以蘇聯爲首的反對，給鎮壓下去。在這幾個國家都産生了力主改革的領導人，在歷史上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最後一個特點是這三個國家的民間反對派力量一直比較活躍，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比如波蘭工會80年開始，匈牙利有個事件，有一個裴多菲俱樂部，當時匈牙利也有很多知識分子不滿當時蘇聯的政治體制，加入組織，反對蘇聯這套體制。另外幾個國家比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都是歷史上專制比較濃重的國家，而且都是農民國家，基本很快都走向個人獨裁。阿爾巴尼亞國家面積很小，只有200萬人，領導人反對修正主義，反對帝國主義，除了中國基本誰都反對。中蘇論戰後，中國在社會主義國家裏是比較孤立的，真正的盟友只有阿爾巴尼亞。當然中國是耗費了巨資來支持阿爾巴尼亞。89年到90年代初，匈牙利、捷克、波蘭三個國家率先完成了民主轉型。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被槍斃了，原因是他反對羅馬尼亞的民主改革，結果反戈，倉皇出逃時被民兵抓獲，三天后被槍斃了。另外一個就是東德和西德的統一，推倒柏林墻，場面很壯觀。

現在歸納一下，蘇聯在85年後，轉型雖然經歷很多困難，但用和平、理性、漸進的詞彙來形容民主轉型還是很恰當的，基本上沒有爆發大規模地騷亂和大衝突，在東歐，匈牙利和波蘭是反對派和官方進行了幾次談判，民間在給些壓力促使當權者內部産生分化，其內部主張改革的人士引領潮流和民間形成縱向互動。捷克斯洛伐克共産黨則比較守舊，對改革抱有一種嚴厲的態度，但捷克反對派著名人士哈維爾和大學生們進行了不屈不饒的鬥爭，最後迫使當權者妥協。

俄羅斯情况比較複雜，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後，力主民主改革，還有葉利欽，俄共産黨發揮了很多的歷史主動性作用。所謂公開性，放開報刊的言論自由，公民對党和政府可以提出批評。允許公民自由結社，對國家發生的重大的公益性事件可以發表意見。1989年，對原來的議會即立法機構做了很大的調整，把原來的最高蘇維埃改成人民代表大會制，5月29日，新的人代會開幕。代表是經過自由競選選舉的，不再由內部商定。

六七十年代反對派著名人士進入人代會，包括最著名的薩爾福。第一次人代會開的非常成功，接著是對共産黨自身的改革，向多黨制過渡。葉利欽則走的更遠，更徹底。蘇聯是多民族國家，以前被强行幷入蘇聯版圖的紛紛提出獨立，特別是波羅的海的三個國家，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全民表决要退出蘇聯。90年後，蘇聯重新談判商量這個聯盟還要不要，這就叫奧加洛談判。

這個談判還是談出了一些結果的，可惜的是聯盟條約即將簽字時，1991年8月19日發生了一個事件，保守黨發生政變，戈爾巴喬夫被軟禁，成立了一個叫蘇聯緊急狀態委員會，宣布改革是錯誤的。3天后，政變流産。原因有兩點：一是政府部分官員不贊成成立緊急狀態委員會。二是蘇聯軍隊沒有給與支持。隨後烏克蘭提出退出蘇聯。1991年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總體來講俄羅斯還是在向前走的，努力完成立憲民主的轉型。當然還是有很多困難的，包括90年代經濟滑坡，那是計劃經濟下造成的一個積累。俄羅斯就是想建立一個新的國家體制，橫向權力建構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制衡；縱向解决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從現在看，也不能說所有的問題都解决了，比如說俄羅斯總統制，葉利欽從91年到99年做了十年總統，權力比較大。另外在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怎麽樣實現合理制衡還是有問題的。但總統起碼是民選的，媒體是可以公開批評總統和政府的，公民社會的建設和傳媒自由基本上還是好的。《讓歷史來審判》的作者寫了《普京總統的第二任期》就引用了大量的材料，說明媒體是怎麽樣批評普京的。大家感興趣的話，可以看看這本書。

俄羅斯的民營大資本産生影響以後，出現了一種現象，民營資本控制媒體，對國家産生了負面影響，這些媒體出現壟斷言論的趨勢，造成和官方同樣壟斷的效果，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引以爲鑒。

下面我來和大家探討一下臺灣問題：

臺灣作爲民主轉型一個案例對大陸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研究它的問題和俄羅斯和東歐有一點是不同的。東歐前提社會制度背景和中國是一樣的，而臺灣不一樣。1949年國民黨退守臺灣，建立一黨制度，和大陸不一樣的。簡言之就是戒嚴體制和行憲制度相結合的方式。孫中山先生開始建國理想和治國理念是三民主義國家，民權主義、民族主義、民生主義三個主義：民族主義就是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民權是使老百姓獲得公民的權利，民生就是解决老百姓生計問題。孫中山先生在世時還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方略，建國分三期，第一步是軍政，在軍隊的幫助下建立政權。第二步是訓政，國民黨教導老百姓怎麽行使自己的權利。第三步是憲政，目標是實現憲政的。而共産黨的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憲政實質上是資本主義民主那一套。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制度上有過兩個大的階段，第一個是北洋政府，1913—1929年，發生軍閥混戰，張勛復辟等歷史事件，1923年制定了一部憲法，1928年經過北伐戰爭建立南京國民政府，也開始制憲，到1936年提出"五五憲草"，後來日本侵略中國和內戰問題沒有召開制憲大會。在八年抗戰過程中，在大後方（雲南、廣西、重慶）有兩次大規模的憲政運動。國民黨制定《訓政時期約法》明確公布國民黨在訓政時期代表全體人民行使權利，實際上是國民黨以党治國的法律上的依據。抗戰勝利後，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有國民黨、共産黨和其他民主人士參加，擬定了一個憲草，强迫實行多黨制、議會政策。 1946年國共兩黨分道揚鑣，1947年國民政府召開制憲國民大會，1948年召開行憲國民大會，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其實質就是戡共産黨的亂，賦予總統一些臨時權力，直至李登輝當總統後才被廢除。

1949年國民黨退守臺灣後，和大陸對峙，情况很嚴峻，當時制定了一部《戒嚴法》，把憲法賦予人民的公民權利做了很多限定，言論、集會、結社都不自由了。但在形勢上還是多黨制，一個民主黨，一個青年党。這是五十年代臺灣的框架。臺灣的民主轉型就是在這樣一個框架下開始的，和大陸作對比，區別如下：第一，行憲框架表明臺灣承認憲政是建設國家的目標，認同西方的價值體系。第二，臺灣治國，黨政合一的模式只是在中央層面存在，在地方上國民黨對地方行政機構干預權是很小的，而且在國民黨制度的設計上有意的把兩個權力區分開，國內的學者把這個現象稱爲"弱勢獨裁"。第三，臺灣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態度還是認真地，開放地方選舉，按照現代民主社會一般原則來進行，做到自由競選。在五十年代上半頁時，村鎮級行政長官就是公民選舉産生的，54年縣市級行政長官基本實現公民選舉産生。另外在行憲框架的背景下，臺灣政府控制言論不是很嚴厲的，五十年代，有一個《自由中國》的刊物，真正的操作者是黎振先生，開始是以反共抗俄爲主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後來網絡自由派分子，嚴厲且苛刻的批評國民黨當局的一些做法，發表了大量的反動言論。辦至60年，因爲黎振先生要組建反對黨，被政府當局查封了。

臺灣民主化掌握幾個要點，總的原則是和平、理性、漸進的民主轉型的過程。其中有兩方面的努力，一個是民間力量，一個是官方。民間勢力是由臺灣自由知識分子、民營企業家及其他民主人士構成，他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個渠道是自由辦刊，有個重要刊物就是《美麗島》雜志，主要特點就是集合了當時著名的反對派人士達80多人。1979年爆發了美麗島事件，組織群衆集會，紀念世界人權日，遭到警察局的鎮壓，把美麗島辦刊的八個頭面人物抓起來，公開審判，由15人組成了律師團，有陳水扁、蘇貞昌、謝長廷等律師爲其辯護。當時由于媒體大量的客觀報道，導致此案引起了民衆的關注，從而扭轉局面。第二個渠道是利用地方自治，開放選舉，培養黨外力量的成長，逐漸形成了一個整體力量。1986年形成了正式的憲政制度，即現今的民進黨。當時反對派面對是國民黨强權，一是專制政府，二是外來政權。1971年中國大陸獲得聯合國席位，1979年中美建交，臺灣政府岌岌可危，反對派認爲政府無能。民進党作爲政府反對派，其成長過程、歷史、經驗對于大陸以後推進憲政民主事業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另外還有一個方面是不容忽視的，就是國民黨當權者蔣經國先生最終促成了臺灣民主轉型，做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綜上所述，臺灣和俄羅斯及其東歐國家的民主轉型大體是經歷了一個和平、理性、漸進的過程，值得我們國家參考和借鑒。謝謝大家。

範亞峰：第一個問題，請簡單闡述一下建設性反對派的概念？

第二個問題，蘇東模式和臺灣模式哪一個對中國大陸民主轉型的影響更大？爲什麽？

張答：你的這兩個問題都很尖銳，對于建設性反對派，我們華人圈比較典型激進的就是海外媒體。要完善我們中國的政黨政治，采用極端方式我認爲此種方式不可取。我的基本理解是對于建設性反對派對轉型過程應本著和平、理性、漸進的態度。官方和民間要合作，協商，溝通，妥協，要有一個過程。民間的態度是反對現在的體制的，但不要用極端的，激烈的方式來對待。在維權的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問題上，呈現出非常複雜的情况。比如，在座的律師在公民維權裏就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非曲直非常清楚的事情到了政府那裏就是說不清，他認爲你給我提意見就是反對我。從政治思維邏輯上講，當然是非常陳舊的思維。政府把政府和人民看成內部矛盾，把敵我之分當作衡量各種各樣事物的標準。這也體現在我們執政者在各個層面上經常暴露出來的問題。當然這也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共産黨從1949年建國以來，一直用階級的方式來看待問題，後來逐漸形成現在的敵對勢力。在這樣一個邏輯下，對于建設性反對派會把所有事情都政治化、敵對化。我們從兩個意義來分析，一個前提是我們希望幷承認在未來的政治變革中，在執政者之中，能够産生一個能在憲政民主這個大的方面和民間反對人士能够有認同，扭轉過去陳舊的、專制的思維模式，願意向前推進。在地方出現也好，在中央出現則更好，就有可能接納建設反對派提出的方式，給官方施加壓力，在政府可以考慮的範圍內一步一步向前推進。當然這是個理想。假如這個前提做不到，那麽建設性反對派有沒有存在的可能呢？從這樣一層意義上我們的態度和海外一些人的態度是有區別的。我的主張是中國憲政民主轉型問題很複雜，很艱難，很漫長，我希望通過一些對話給執政者一些壓力，促使當權者在這個問題上逐步認識。

關于憲政轉型模式，像蘇東和臺灣，他們二者雖然有些區別，但總體來講，還都是理性的，上下結合的。現代學者用"維權主義"來定義臺灣的民主轉型。菲律賓就是典型在危機狀態下發生的，暴亂，馬克思倉皇出逃。韓國轉型和臺灣類似，一個是來自民間的壓力，一個是執政者自身發生變化，他的過程也是協商型，而不是危機壓迫型。從大的方面看，我們都希望中國未來的民主轉型是和平的理性的上下結合的模式。所以無論是蘇東模式還是臺灣模式都值得我們中國借鑒。其實俄羅斯和東歐還是有區別的，至于哪個對我們的影響更大，更有借鑒意義，我認爲俄羅斯對我國的參照的東西更多。臺灣和我們大陸同祖同根，原來也是黨制社會，但其面臨的複雜程度比起大陸就差遠了，李登輝也承認，他寫了一本書，談大陸未來的民主轉型面臨的挑戰。另外國民黨的執政理念和行憲框架爲他的民主轉型提供了制度空間，大陸到今天爲止仍然不具備。臺灣和俄羅斯對我們都有值得借鑒的地方，但我認爲俄羅斯則更多些，俄羅斯這個民族在歷史上是有傳統的，他幅員遼闊，多民族，情况複雜，社會主義政權70多年，從這些歷史背景看，俄羅斯對我國的參考價值更大。他在這樣的情况下還能相對的和平理性地實現民主轉型，是很了不起的。在某種意義上講，他比我們更艱難的是前蘇聯本來就是拼凑型的，那在他實現公開化後，他的各個共和國之間的矛盾凸現出來，這對他改革過程中施加了重大的壓力。葉利欽不得不對人代會裏面的保守派做出一些妥協，對地方實力派也做出一定的妥協，這就說明俄羅斯比我們今天面臨的更加複雜，而我國也存在新疆和西藏的問題。只要當政者和民間反對人士在適宜的條件下用合理的、理性的方式形成一種互動的局面，在今後的演變過程中，俄羅斯在過去近二十年積累的經驗和努力對我們還是有積極的借鑒意義的。目前對我們來講，最困難的事我們連最基本的方面都不具備，而且從民間角度來看，九十年代以來，知識分子也有所認識。十七大以後的狀况怎麽樣，大家都在觀望。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8/01/20080102010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