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李慎之)

發現另一個中國
            ——《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序

李慎之

中國社會是一個什麽樣的社會?中國文化是什麽樣的文化?中國人的思想、心理是什麽樣的思想、心理?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然而對開放、改革以來又熱了二十年的研究中國文化、中國思想的學者來說,可能還不會離開所謂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框架太遠,認爲中國大體上是孔孟教化下的"以仁爲體,以禮爲用"的禮儀之邦,是"亞洲價值"的搖籃與基地。……這些當然都不是錯的,但是如果看了王學泰先生的這本書,可能會有一番新的思考。原來中國還有一個歷來被文人學士忽視的游民社會,他們的意識形態不但與官方的、正統的意識形態對立,而且還支配著半個中國,半部歷史,還時時冒出頭來一統天下。要如實地瞭解中國與中國社會,瞭解中國人的心理與思想,不看到這一些,不能認爲是完整的。

學泰把這樣的中國社會稱作隱性社會,以與大家熟悉的顯性社會相區別。我以爲能把這樣一個隱性社會發掘出來,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人們的注意和研究,努力使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消解,是有重大意義的事情,而且也是我們無可回避的責任。這項工作無异乎"發現另一個中國"。

雖然學泰用力甚勤,搜羅極廣,但正如任何一門學科開始建立時一樣,還只是開了一個頭,對中國游民社會的起源歷史,特徵與作用仍然有待進一步的發掘與發揮。當然,正是由于游民的性質,它所傳世的文獻,與歷朝的官書不一樣,是極其稀少的,所以研究的困難也是極大的。正如學泰所考證的那樣,雖然游民的歷史很悠久,活動很廣泛,但是主要只有《三國》、《水滸》、《說唐》這幾部書才能成爲箭垛子式的作品,各朝各代進行各種活動的游民都把自己的經歷、志趣、情懷往這幾部書上堆。其他如關于瓦崗寨、薛仁貴、劉知遠、趙匡胤……等的著作雖然也屬于類似的套路,價值却低得多。要瞭解游民,要研究他們,就非得像考古學家、人類學家那樣一磚一石、一點一滴去搜羅,去組織材料不可。這是一項艱難的工作,然而是大有意義的工作,因爲它蘊藏著中國兩三千年歷史所謂一治一亂的謎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還指向中國未來歷史走向的謎底。

近幾十年來,出土文物之多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代,與游民問題有關的,如1973年在南通的一個墓穴中發現了一部明朝成化年間刊印的《花關索出身傳四種》的唱本。其在文化上的價值(正統的文史學家或許會稱之爲"負面價值")實在幷不亞于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花關索出身傳》講的是,漢末劉關張聚義之初,關羽、張飛各自到對方家裏殺光了全家老小幾十口人,以杜絕自己的"回心",只是張飛還是手軟放走了關羽的已經懷孕的妻子胡金定,後來生下了小英雄關索。關索長大後到荊州找到關羽要認父歸宗,但是關羽不認,關索大怒便翻了臉威脅父親,如果不依他,他就要投奔曹操,起刀兵來捉拿關羽等五虎上將。這個故事大概很刺激了學泰,因爲這是完全違背中國人古往今來一體禀遵的"孝"的道德觀念的。過去歷來認爲孝道是上下各色人等一無例外都不敢公開聲言違背的,而游民意識之强烈竟能達到與正統意識完全對立的地步,也使我大吃一驚。但是後來與一些老同志說到此事才知道,就在剛剛過去的我們這場革命舉事之初,也曾有過許多完全可以與之相比的"大義滅親"的事例,目的也就是爲的"絕了回心"。讓小資産者變成無産者,然後强迫他們革命。這些使我懂得了與所謂儒家道德完全相反的思想與行爲,實際上就存在于我們身邊,我們這些拘拘小儒也迂腐得太可笑、太可憐了。

不能排除今後還會在什麽地方發現《花關索出身傳》這樣的材料的可能性。它肯定可以大大增進我們對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認識。然而,守株待兔總不是積極的辦法,我看今後要深入廣泛地開展對中國游民文化的研究,除了注重文獻以外,恐怕還要注重活材料的采訪。我知道學泰最重視的是"游民意識",我相信這樣的意識還肯定地存在于我們的民族心理中。過去的學者沒有足够重視,因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現在學泰已經有了一部著作,有了一個相當完整的參考系,也就已經有了一個耳聰目明的優勢,再進行發掘與研究,應該可以容易許多了。

學泰起了一個新名詞叫做"游民知識分子",有無數無名作家都可以歸進這一類。只不知到現代才克享大名,而身世至今查不清的羅貫中、施耐庵、關漢卿這些人與之關涉到什麽程度。總之其中的品類是很不齊的,有的更多傾向于正統文人,也有充滿游民心態,恨不得像李逵劫法場那樣,掄起板斧排頭向圍觀的老百姓頭上砍去的。不知爲什麽,這個名詞使我想起現在已名滿天下的敝同鄉瞎子阿炳。從現在的電影上看,他已經是被套進了"革命加戀愛"的框框的進步人士了。但是六十多年前我做中學生的時候還能在無錫的崇安寺(相當于開封的相國寺和北京的隆福寺這樣的地方)經常見到他,穿著極其破爛的衣服(無錫人叫做"拖爿挂塊"),由一個爛眼邊的老婆陪同,拉著二胡說唱故事。我倒沒有聽他講過什麽"樸刀杆棒",聽到的全是通奸亂倫之類的新聞,形容入微,辭旨淫穢。因此,家裏大人是不讓聽的,怕孩子壞了心術。但是他則因爲聽衆多,當時物價又便宜,半天作場下來,不難得一醉飽。看了學泰的書,我幾乎認爲他就是一個游民知識分子。我總覺得這樣的人現在還有,倘能細心訪求,也許對研究古代的和現在的游民文化會大有裨益。

學泰把中國游民文化形成的上限定在宋代,因爲他認爲只有到了宋代,游民才大量産生。他當然要根據材料說話(即胡適所謂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而且他對唐文化與宋文化的差异,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認爲唐文化是貴族文化,而宋文化是平民文化。但是我總覺得,既然《禮記》首著"游民"之稱,《管子》又有"游食"之說,商鞅都慨嘆"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中國游民的出現,其來源是否還能追溯得更遠一些?陳勝吳廣、黃巾赤眉到底只是純粹的農民起義,還是也夾雜得有廣泛的游民成分?即以宋代以前的五代十國而論,其開國之君幾乎都是游民(簡直不妨稱之爲流氓或痞子)的渠魁,他們造就了一個被歐陽修稱之爲"天地閉,賢人隱"的時代。再往前一點的黃巢,殺人如麻,也是一個游民之雄。雖然這些人就個人而論,都是"其興也暴,其亡也忽",然而他們的社會基礎與心理背景依我猜想,都應該是"其來有自"。也許通過持續的研究,我們竟能開發出一部源遠流長的中國游民譜系來,那對認識和理解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的意義就更大了。

我爲什麽對游民問題這麽感興趣?大約十年以前,"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時候,有一股海外來的思潮,說以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爲代表的激進主義(我們稱做"極左思潮")即導源于1919年"打倒孔家店"的"五四運動"。但是我總覺得不會是如此。中國的老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幾個主流社會出身的知識分子能出頭造反,領導革命已經很不容易了,難道還有能量把這種激進主義思潮推進到遠遠佚出一般社會常態之外,推進到三十年、六十年之後嗎?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更不是一個做學問的人,僅僅根據常識推論,中國革命的主體本來是農民戰爭,但是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最後成功都要靠一批游民勇敢分子和游民知識分子爲其領袖。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會黨"的力量,這是人所共知的,而會黨不過是有組織的游民而已。當代的中國農民革命在其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鬥爭過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柢固的游民意識的侵蝕與影響呢?

尤其刺激我的是:1971年林彪在溫都爾罕墜機殞命以後,毛主席親自出來批判。毛主席過去一再講自己超過秦始皇百倍,這已經是人盡皆知的了。這一次他老人家却講到:"林彪說像我這樣的人,世界幾百年才出一個,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怎麽能這樣說呢?不是有陳勝、吳廣嗎?不是有洪秀全、楊秀清嗎?……"毛主席在中國歷史上,只肯定陳、吳、洪、楊,許爲同志,給我的印象極深,而且因此認爲極左思潮的來源只能到中國社會的深處去找根子,單把眼光盯住幾個知識分子,或者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的思想影響上都是遠遠不够的。

要研究游民問題,實際上不能不研究整個中國社會與全盤中國歷史,學泰在這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他辨明農民、流民與游民的區別。然而因爲游民實際上來自農民,而農民歷來在中國要占到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他就不能不接觸到在完成現代化以前中國社會變化一個不能逃避的問題,即人口增加與耕地不足的矛盾。這是中國歷史所以脫不了二三百年一治一亂的大循環的根本原因。雖然學泰力圖分清游民不是作爲人口的主體的農民,而是完全被社會拋弃的"脫序"農民,然而游民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也許竟不在聖人賢人以下,因爲按照五十年來流行的"農民戰爭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觀點看,作爲農民運動的先鋒與渠帥的恰恰正好是游民中的勇敢分子與領導人。他們當上了太祖高皇帝以後不是一樣要上"聖文神武"的尊號嗎?

學泰對所謂農民革命也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爲"革命的精義在于進步,因此只有經濟是否發展和社會是否進步才是衡量革命的尺度,幷非只有暴力流血才是檢驗革命的試金石"。因此他認爲中國歷史上最富革命性的幷不是如李自成、張獻忠那樣揭竿而起的造反者,而是江南一帶勤勞致富和追求發展的農民。這樣他就不但解釋了杜亞泉所說的"中國政治革命不成就"的原因,也指出了中國社會進步的動力所在。這些都是極其精闢的論點。

學泰還研究了中國農業社會中的城市與市民同西方農業社會中城市與市民的差別,認爲中國中古城市的存在與發展主要是由于存在著能够維持高消費的政治統治者,是以剝削和犧牲農村的穩定和發展爲代價的,因此,中國的"城裏人"與歐洲的自由城市的"靠工商業維持生存,享有特別的法律、行政和司法"的"市民"不能相提幷論。"這種城市的發展必將迅速地拖垮整個的社會,幷帶來經濟的崩潰"。因此,决不能"像某些歷史學家那樣一厢情願地認爲:它將使中國'緩慢地走進資本主義社會'"。

這些都是學泰的重要結論,有助于澄清近年來流行的"中國在明末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糊塗觀念。當然,這個問題還可以進行更廣泛深入的比較研究,從游民問題入手將可以大大地拓寬研究的視野。

學泰在本書中做了許多極有意思,也極有趣味的研究。游民是在主流社會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們所托命的空間稱做江湖。不過這個"江湖"與文人學士"處江湖則憂其君"的"江湖"是完全不同的,那裏風波險惡,一飽難求。他們朝不保夕,因此輕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發迹變泰"。"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是他們的美好願望;"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們的最高理想。他們沒有原則,"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則。他們與法制完全是對立的,更不用說法治了。他們一方面顯得很英雄豪邁,一方面也魚肉良善,全不覺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們醉心的是無法無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組織起來,忠義堂上交椅却不容有絲毫差池。其紀律不但嚴格而且殘酷,所謂"欺師滅祖,三刀六洞"。入盟都要發重誓:"五雷轟頂"、"萬刀砍殺"。他們的最高規則,也是最高的道德標準是"義氣",有時也叫"忠義"或"仁義"。既然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麽朋友靠得住靠不住,全要看够不够義氣了。代表義氣的尊神就是"義氣千秋"的關羽。這個本是游民出身的普通武將因爲被歷代游民知識分子把自己的理想不斷往他身上堆而地位越來越高,雖然也曾遭同是游民出身的趙匡胤與朱元璋兩度貶黜,還是最後在順治九年被皇上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後歷代加封,名號越來越顯赫,簡直可以淩駕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而上之。這在正統士大夫看來完全是荒唐無稽而不可理解的事情,學泰都一一令人信服地予地分析論證。

十來年前,我初聞大傳統與小傳統之說于臺灣李亦園院士。我同他說,中國大傳統的代表是孔夫子,小傳統的代表是關王爺,他也很贊同。但是讀了學泰的書,我自己却有些疑惑了。我們這個大傳統底有多大,小傳統又到底有多小呢?中國人今天得聞孔孟之教的真是鳳毛麟角,但是崇拜關公的却不知凡幾。倘到海外看,只要有華人處就不能沒有關公。我到過澳大利亞的悉尼。華工開采過的金礦早已廢弃無人了,唯一中國文化遺迹只有一座關帝廟。開放改革二十年來,中國人移居海外的越來越多,他們帶向世界的,我懷疑也是關公多于孔子。研究中國,瞭解中國人的社會與思想,如果不理睬游民文化這個還活著的傳統,能瞭解真正的中國嗎?

學泰分析《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認爲這兩部書是游民的經典,從社會理想、人際關係、組織形式,以及一部分禮俗而言,兩者都是他們模仿的對象。魯迅曾經說過"中國也還流行著《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但是這是因爲社會還有三國氣、水滸氣的緣故"。六十多年過去了,我們這個社會的三國氣和水滸氣是多了呢,還是少了呢?

風雨蒼黃五十年(李慎之)

風雨蒼黃五十年

李慎之

一樣是雄壯威武的閱兵,一樣是歡呼萬歲的群衆,一樣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團員,一樣是聲震大地的禮炮,一樣是五彩繽紛的焰火……。一切都那么相似,唯一的差別是五十年前我是在觀禮臺上親眼目睹,而五十年後我已只能從電視機的屏幕上感受盛况。我已經是年近大耄的老人而且身有廢疾,雖說還能站能走,但是要走那么長的路,站那么長的時間去觀禮,已經是無能爲力了。

最大的不同是心情,是腦子裏的思想,跟五十年前比,可以說是完全不一樣了。

一九四九年我是二十六歲,臨時受命去迎接據說是斯大林親自派來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的、以法捷耶夫爲首的蘇聯文化代表團(那是當時唯一的外國來的賀客)。在天津迎到了貴賓,住了一夜,十月一日上午才乘專車到北京,在前門車站迎接的居然有劉少奇、周恩來、宋慶齡這樣一些中國最高級的領導人。到貴賓下榻的北京飯店三加完歡迎的宴會以後,我本來應該回機關了,不料已經戒嚴,只得隨代表團到天安門觀禮。代表團的團長好象是上城樓了。其餘的人就由我們陪著在臨時搭的西觀禮台就坐。這樣就從三點鐘一直呆到十點鐘。雖然幾乎長達一整天,却是幷無絲毫倦意,整整七個小時都是在極端興奮中度過的。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的閱兵式,也沒有見過這樣的禮花,這樣幾十萬熱情的人群。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毛主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聲音,甚至他宣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名單中若干委員的名字的聲音。我不斷回憶從延安走到北京一路的經歷,回憶自小從啓蒙到覺悟到三加革命的一切。我竭力想把當年的種種感受用詩的語言表達出來。我也想起不久前政協會議通過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銘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來……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而熱泪盈眶。想到毛主席十一天以前在政協開幕辭裏講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驚嘆他說話總是那么簡潔,那么有力,那么響亮。但是,想來想去竟是"萬感填胸艱一字",只能自己腦子裏不斷重複"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達的"這樣一句話。這種感情,到九點多鐘廣場上從匈牙利三加國際青年聯歡節回來的中國青年代表團帶領著北京各大學學生涌向金水橋,向天安門城樓上高呼"毛主席萬歲"的時候達到頂點。

我曾經長期感到不能理解"毛主席萬歲"這樣的口號,但是這個時候我似乎理解了,接受了,我自己也想跟著喊了。

我自以爲决然無法用文字表達的感情結果還是有人表達出來了,他就是胡風。"十一"以後大約一個多月,《人民日報》就連續幾期整版的篇幅發表了他歌頌人民共和國的長詩,雖然我已完全記不得它的內容,但是却清楚地記得它的題目:《時間開始了》,甚至記得這五個字的毛筆字的模樣。

時間開始了!我怎么就想不出這樣的文字來呢?時間開始了!我完全瞭解胡風的思想和心理。决不止胡風和我兩個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門廣場的每一個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國從此徹底告別過去,告別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舊社會,告別落後、貧窮愚昧……而走上了一條全新的路。——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路,新民主主義的路,而後面還有更神聖的事業呢,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以後還要建設毛主席說的"無比美妙的共産主義"。世界上只有蘇聯現在走在這條道路上,我們有蘇聯作樣板,我們有毛主席的領導,我們一定可以不久就趕上蘇聯,與它幷駕齊驅,然後再把全世界,——甚么美國、歐洲、印度、非洲……都帶上由社會主義而共産主義的光明大道上去。

時間開始了!我歷來是不怎么贊賞胡風的才氣的,但是這一句話是神來之筆,怎么偏偏是他能想得出這樣的絕妙好詞來!

我絕對想像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風也絕對想像不到的是,不到六年以後,他竟被毛主席御筆欽點爲"國民黨反革命小集團"的頭子,從此鋃鐺入獄,沉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紀。一直到一九八八年,也就是胡風去世三年之後,這個案子才得到最後的昭雪平反。

我當時絕對想像不到的還有,八年以後,從來沒有成份問題,也與歷史問題無緣,而且一貫被評爲"模範"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反右派運動定爲"資産階級右派分子"。而"右派分子",照毛主席的說法,"實際上就是反革命",稱右派分子不過稍示客氣而已。

"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這條殘酷的真理居然應驗到了我身上!然而這還僅僅是開始。除了一九四九年的開國大典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的國慶。十年大慶,二十年大慶,我都在勞改中。三十年大慶,我記得沒有舉行。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慶,那時距"六四"不過四個月,五月十九日下的戒嚴令還沒有解除。北京的外國人幾乎走光了。旅館的空房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國慶那天白天是不敢有甚么活動了,晚上則我以犯嚴重錯誤之身還有幸應邀三加在天安門舉行的聯歡晚會。凡出席的人都先要到機關集中,然後再坐小巴去會場,一路上要穿過許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門,那天晚上才發現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燈火黯然,而且行人絕迹。每隔幾十米就有一小堆六七個人坐著打撲克。人家告訴我,這都是"公安"的便衣。只有進入勞動人民文化宮轉到天安門廣場,才可能看到耀眼的燈光和盛裝的男男女女。在觀禮臺上倒是見到了許多老同志、老戰友,大家也沒有多少話可說,只是默默地觀賞烟火,廣場上的歌舞實際上是看不清的。四十年來,真是風狂雨暴、蒼黃反復,不知有幾個人曾經預見到。

現在是又十年過去了。國家似乎又繁榮了。就爲準備這次國慶,據說就花掉了起碼是上千億的錢,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華。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這種壯觀的場面的國家應該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許只有金正日領導下的朝鮮才有這樣的勁頭。但是它國小民窮,因此這兩天報上登的外國反應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國慶盛典、世界第一"。

觀看慶典的群衆肯定是高興的,這樣的大場面,人生那得幾回逢?就是練隊練了幾個月,到正日子還要從淩晨站起一直站到中午的學生也一定是高興的。小孩子、青年人最可貴的就是永遠不敗的興頭,不管多苦、多累、等得多久,多單調,只要一踏上天安門,就是一輩子的幸福了。

慶典的標語和彩車所展示的,電視上與報紙上所宣揚的,這五十年是從勝利走向勝利,整個歷史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歷史。

許多最重要的情都被掩蓋了,埋藏了。五十年前,爲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國建立後的大政方針。毛澤東寫了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其中很重要的一段說:"'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正是這樣。"最初讀到的時候,心頭不免一震。但是馬上就想,這不過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氣魄表達馬列主義的一條原理而已。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我才看到意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提出的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致一黨專政,而一党專政必然導致個人專政(獨裁)。"後若干年,再回想在西柏坡的時候,聽到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要敢于勝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掃龍庭坐天下";又再過若干年,聽到毛主席說"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才憬悟到,其中有一個貫通的東西,有一個規律,那就是阿克頓勛爵所說的"權力導致腐敗,而絕對的權力絕對地導致腐敗"。而那是我在開國的時候不但理解不了,而且想像不到的。

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明確宣告不能"施仁政"以後,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土改、鎮反、三反、五反、肅反……幾乎沒有間歇過。這些,按馬列主義理論來講,還算是針對階級敵人的,但是一九五五年四月的潘漢年案和五月的胡風案(還未提至今沒見人說得清楚的同年二月的高饒案)就已經反到自己的營壘裏來了。偏偏就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發生了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揭發斯大林的事件,隨之發生了柏林事件波茲南事件,沖激波擴大,在下半年又發生了波蘭、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毛澤東覺得大勢不好,又運籌帷幄,定計設局,"引蛇出洞",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公開宣布"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今後必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在下半年就發動反右派運動,無端端地打從人民內部"挖"出了五十五萬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的右派分子。然後,乘反右勝利的東風又在一九五八年發動了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與提前進入共産主義的人民公社運動,三年之內餓死了幾千萬人,爲大煉鋼鐵而剃光了不知多少個山頭,中間又爲給大躍進鼓勁而在一九五九年發動了"反右傾運動",反到了開國元勛、建軍元帥張聞天、彭德懷這樣的人頭上。以後又因爲傷害的人實在太多,經濟實在太困難,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不得不出來爲毛打圓場,彌補一下錯誤,搞了一個三年調整時期,元氣才稍有恢復。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反戈一擊,從一九六六年開始了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時間長達十年,當時八億人囗中受牽累而遭殃者竟上了億。鬥爭的矛頭越來越轉向內部,從劉少奇直到林彪,最後,刀鋒甚至直逼現在已被某些人譏爲"愚忠"的周恩來的頭上,只是因爲周毛先後謝世,鬥爭才沒有來得及展開。

因此到一九七六年爲止,共和國幾近三十年的歷史都可以說是腥風血雨的歷史。毛主席一生的轉折點就是勝利、建國,而是作爲新中國的建國大綱和建國方略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從一九四零年開始就宣傳了十年的"新民主主義"從來就沒有實行過,毛主席後來說社會主義從建國就開始了。當然物質建設總是有進步的,幾千年前埃及的法老還造了金字塔,秦始皇還築了萬里長城呢,何况人類的技術發展已到了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也已經搞了一百多年。

由一九七九年開始的鄧小平時代靠著前三十年在毛澤東的高壓統治下積聚起來的反彈力總算把這種高壓衝開了一個缺囗,冤假錯案平反了,經濟活躍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論也確實自由了許多……。但是每一個有公民權利覺悟的人,只能認爲體制實質上幷沒有變化,意識形態幷沒有變化,還是毛的體制,還是毛的意識形態。中國人在被"解放"幾十年以後不但歷史上傳統的精神奴役的創傷遠未治愈,而且繼續處在被奴役的狀態中。

鄧小平衝破毛獨裁而確立開放改革的路綫確實立下了歷史性的功績,然而他在十年前調動部隊鎮壓學生却是無可饒恕的罪行,我還清楚地記得"六四"剛過,四十年來一直是中國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發來電報說:"鎮壓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稱爲人民政府的;開槍射殺赤手空拳的學生的軍隊是不能稱爲人民軍隊的。"

遍及世界的譴責者還不能理解中國人民更深沉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殺了弄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時還壓殺了剛剛開始破土而出的中國人民覺悟的嫩芽。歷來有"以天下爲己任"的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從此幾乎銷聲匿迹了。

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表示過要改革政治體制的意圖,也提出過一些很好的意見。但是"六四"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就完全停擺了。當局雖然有時也還說幾句政治改革的話,如要實行"法治"之類,但是既然領導一切的党可以高踞在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獨立,這樣的話也就無非是空話而已。這就是爲甚么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以後,經濟改革雖然大大紅火了一陣又歸于蹭蹬不進的原因,更是民氣消沉、人心萎靡的原因。

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三十年的極權專制,本來是中國脫胎換骨,弃舊圖新的最重要的契機,也是權力者重建自己的統治的合法性(或曰正當性)的唯一基礎,可是在"六四"以後,竟然中斷了這一歷史進程。十年來當然也出版了不少有關反右、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的書,然而大多成了遺聞秩事,缺乏理解的深度,談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談不上全民的啓蒙。

難道是中國無人嗎?不見得。這主要是領導上禁止人們知道,禁止人們思考造成的當局一不開放檔案,二不許進行研究。它的代價是全民失去記憶,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我們這一代是昨天的事,在今天的青年已懵然不曉,視爲天方夜譚。掩蓋歷史,僞造歷史,隨著這次五十周年的大慶的到來而登峰造極。五十年間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難統統不見了。這些大耻辱、大灾難的罪魁禍首明明是毛澤東,但是一切罪過却都輕輕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幫頭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認不諱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幾十年間月月講,天天讀的都是毛主席的書、毛主席的指示,現在要把他一床錦被遮過,遮得了嗎?別忘了:"莫爲無人輕一物,他時須慮石能言。"

積重難返,二十年前要糾正毛澤東的錯誤有何等困難?然而在這方面出過大力,立過大功,而且按照中國憲法曾擔任過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胡耀邦、趙紫陽,連名字都在五十年的歷史上不見了,甚至也當過兩年"英明領導"的華國鋒也不見了。歷史剩下的只有謊言,然而,據說我們一切的一切都要遵從的原則是"實事求是"。

我們的導師恩格斯說:"一個民族想要登上科學的高峰……是一天也不能離開理論的研究的。"而我們居然生活在謊言中。沒有理論的指導,我們又怎么能進行改革呢?

日本對中國發動了那么殘酷的戰爭,犯了那么大的罪,然而拒不忤悔,還要賴帳,裝得沒事人一樣,它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中國人的譴責。照說中國人對自己折騰自己的錯誤應該更加自知懺悔了,却幷不。難道東亞民族都沒有懺悔的傳統和品格嗎?

這次國慶還有一個極度誇飾之處,就是各種宣傳機器都開足馬力誇張中國的國力,甚至誇張中國的國際影響。《尚書》上說:"滿招損,謙受益。"在中國成爲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以後,中國的民族主義本來已經得到滿足,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極端民族主義而放任它發展,實實在在是十分危險的。

今年不但是"十一"五十周年,也是"六四"十周年。爲當局計,其實大可乘這個日子大赦天下,幷且撫恤受難者,這樣不但可以收拾全國人心,給中國的進一步改革建立新的基礎,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中國的國際聲望,使中國的改革有更好的外部條件。然而他們竟視若無睹,輕輕放過。另外,就在今年春夏之交發生的法輪功聚衆與打砸美國使館兩件事已足以證明黨和政府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照中國傳統的說法,"天之示警,亦已至矣",然而我們的領導人却置國計民生于不顧,是事與願違。

今年還是"五四"的八十周年,然而?坐郊|"提出的科學和民主的囗號,還有"個性解放"的目標幷沒有達到。今年上半年發生的"法輪功事件"既說明了科學精神在中國還遠未養成,也說明了民主也沒有在中國出現。處理法輪功的手段用的完全是毛主義的老一套。我完全不信法輪功的那一套,但是我堅决反對對法輪功的鎮壓。我知道同我想法一樣的人是很多的。然而在各種各樣的輿論工具中都聽不到他們的聲音,僅這一點,就可以說明民主和法治在中國是怎么一回事了。

不論現實多么令人沮喪,我還是抱著十年前由千家駒老人提出的"和平演變(或曰和平進化)"的願望。理由十分簡單,不是和平演變,那就只有暴力演變或者暴力革命了。我這樣的人已經三加過一次革命而且嘗到勝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經歷使我不得不認同三千年前伯夷、叔齊的話:"以暴易暴,未知其可"。全人類的歷史都證明了人類的進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戰爭或革命很少能帶來真正的進步。

因此,世人稱贊的鄧小平的"漸進主義",我是贊成的。甚至在他進行"六四"鎮壓,我在明確表示反對因而獲罪之後,也還常常在心裏爲他辯解。他畢竟是老經驗,也許有他的理由,"以中國人囗之衆,素質之低,問題之多……萬一亂起來,怎么辦呢?"

但是,漸進的要義是要進不要停。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船到中流,在水中打轉轉是可怕的。

鄧小平的遺訓是"穩定壓倒一切"。中國確確實實需要穩定,但是,套毛澤東的一句話:以堅持改革求穩定,則穩定存;以停滯倒退求穩定,則穩定亡。

從"六四"到現在已經十年過去了。江澤民入承大寶,正位核心也已經整整十年了。雖然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幷無尺寸之功,但是僅僅因爲"人會老"這條自然規律,他的龍庭已經坐穩了,中國已經沒有可以向他挑戰的力量了。如果他是一個"明白人",現在是他可以以大手筆爲中國,爲歷史,也爲他自己建功立業的時候了。

既然鄧小平能以三七開的評價對毛澤東明揚實批,給中國人大大出了一囗冤氣,理順了相當一部分政治經濟關係,爲中國的改革事業開了一個好頭。爲甚么你不能學他的榜樣,在鄧小平因爲歷史局限而不得不止步的地方重新起步呢?

既然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可以完全違反他自定的四項基本原則而說"資本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從而使中國經濟打開了一個新局面;爲甚么你不能說"資本主義可以搞議會民主,社會主義也可以搞議會民主",給中國的政治改革打開一個新局面呢?

"六四"已經過去十年,鄧小平也已死了兩年。中國進一步改革的條件不但已經成熟,而且已經"爛熟"了。不實行民主,人民深惡痛絕的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

我注意到江澤民現在也喜歡引用孫中山的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問題在于要看清甚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場經濟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權是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鄧小平已經走出了决定性的兩步,再走一兩步,改革的大業應該可以基本完成了。以後的路當然還長,但是那是又一代人的任務了,是全新的任務了。

不要害怕會失掉甚么。人民從來不會固守僵死的教條而只珍視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膽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鄧小平、毛澤東和共産黨。

有一個中國人自己立下的榜樣,蔣經國就是在國民黨□斷政權六十年之後開放報禁與黨禁的。十年過去了,國民黨垮了嗎?沒有。當然,國民黨要千秋萬代是不可能的,變化是辯證法的鐵則,對于一個革命政黨來說,能完成和平交班,向憲政政府交班,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結局了。毛澤東早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裏已經預告了共産黨的滅亡。在全世界現代化的浪潮沖激下,中國要開放報禁、黨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擋的。能够吃准火候,抓住時機,順乎大勢,與時推移,就是中國傳統中所說的"聖之時者也"。

毛澤東的名言是"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紀了,在這世紀末的時候,在這月黑風高已有凉意的秋夜裏,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守著孤燈,寫下自己一生的歡樂與痛苦,希望與失望……最後寫下一點對歷史的卑微的祈求,會不會像五十年前胡風的《時間開始了》那樣,最後歸于空幻的夢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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