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不在北京
陳永苗
《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是當代世界體系理論代表人物喬萬里•阿裏吉的遺作。阿裏吉認爲，我們通常理解的市場經濟是歐洲版本的，是一條市場與資本主義融爲一體的道路，主要手段是國際貿易和對外殖民，而東亞尤其是中國則是依靠內銷發展了以分工爲基礎的市場經濟。同樣是市場經濟，兩者特點不同，在工業革命前，歐洲的增長因循的是一條通往無限改善的進化軌迹，而中國的增長因循的是一條勞動密集和能源節約型的"內卷式"軌迹。
阿裏吉的闡述，過分拘泥于前全球化的歷史局限。他所描述"內卷式"軌迹，幾乎是資本主義初期的歷史，例如羊吃人的英國資本主義早期，例如棉花工業時代的美國，而看不到國內發展的局限。亞當•斯密不在北京，"內卷式"軌迹不是市場經濟的路徑。
印第安人在"內部殖民"統治下的生存境况，就能證明如此。在美國的"西進運動"的過程中，把1776年的13個殖民地變成了1912年的48個州。這種做法除了美國人自己之外，其他所有的人，把美國的做法，當作帝國主義。威廉.A.威廉斯的《現代美利堅帝國之根基》指出，美國一邊反殖民地（特殊的地方是爲了西半球的土地），一邊在采摘所有帝國的果實。從內部殖民來看，美國族群關係的歷史更多地涉及內部殖民成功地建立。阿裏吉所說的"內卷式"軌迹，也就是一個內部殖民，內部帝國化的過程。
內部殖民的空間消失了，就要外部殖民。幾乎所有的市場經濟國家，在國內完成內部殖民之後，都要走上他所描述的國際貿易和對外殖民的道路。韋伯捕捉到了本土政治與海外的歐洲擴張之間的歷史聯繫，他說，問題是：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掌控之下，自由和民主政治從長遠來看如何維持呢？現代自由的歷史源頭曾有一些獨特的、永遠不再會重複的前提。讓我們列舉其中最爲主要的：首先，海外擴張。但是聽任我們支配的新大陸，已經不在了。
韋伯根據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認爲達到一定的生産力水平之後，工業擴張就需要領土擴展。他斷言，唯有德國力量的擴張，才能確保德國在國內的永久生計和進步改善的可能性。
美國外部殖民出路在于商業值民，而不是侵略和擴張。美國作爲經濟上强勢地區，事實上是相對市場高端集中區，這種地區的發展無非是在地區間形成可投機的機會，幷有經濟的能力進行這種投機以强化市場中的高端影響力。尤其在二戰之後美國金融股票市場顯示出來的優勢。美國之外的殖民地也正是在這種原則之下人爲或者是地區性的形成了原材料區或者次級産業區。
與德國一樣，中國同樣的沒有外部殖民地可以利用，但是中國與美國一樣，是一個大國。是一個可以進行內部殖民的地方。我們能清楚的得到一個結論，隱形的殖民統治尤其在計劃經濟時代進行著：中心省"殖民"其周邊的兄弟省，中心城市"殖民"下級城鎮，城鎮又"殖民"鄉村區。這種格局，是政府主導下以政策爲手段强行完成的。最基礎的是"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城鄉二元結構，通過"剪刀差"的無形之手從農村裏抽血對城市供血。
這樣就在實際上形成了一種大魚吃小魚式的殖民結構，由于全球商業值民體系，美國和西方事實性殖民著中國，中國又以北京、上海、廣州等主要地區殖民其它地區，而同時又在其各自的地區之內進行城鄉二元化的殖民統治。
可以說這種內部殖民格局保證了能中國以一種和平的形式崛起，不激化中國與外國的對抗。但是缺陷异常明顯，形成了發達中心城市媲美美歐洲，而西部農村好像非洲部落。地區矛盾、城鄉矛盾、階級矛盾也在加速的擴大。從計劃經濟到今天市場經濟，把民生都歧視，而不惜犧牲農民，完全服務于一種參與國際競爭的戰略。農民被綁架捲入洋吃人的全球商業殖民地系。
原载于《上海國資》2009年11期
http://qzone.qq.com/blog/622007948-1259132519
科舉憲政制論略（蕭瀚）
科舉憲政制論略
——謹以此文祭奠科舉制廢除一百周年
蕭瀚
法律思想網首發
前言
從19世紀的下半葉開始，中國朝野就已經很清楚地知道中國必須進行政治改革，但是滿清貴族的短視和部分改革者的激越使得以戊戌變法爲主要標志的制度自改革走上絕路，前者促成了清室頽敗，後者促成了貌似破舊有力、實則開新無能的百年亂政。
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來看，從中國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來看，戊戌時代到辛亥時代唯一可能的憲政轉型，是君主立憲制的政體——但我們錯過了。以立廢（而不是漸廢）八股爲重要特徵，以一系列大刀闊斧斬斷文化根基的政治變革爲手段的戊戌新政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的定局，這不是簡單的帝黨後黨權力鬥爭論能够解釋的。以幾乎全盤套用美國式憲政爲意識形態的辛亥激進主義遺緒，也注定了它的必然敗局。兩次君主立憲的可能都斷送在激進主義思潮的裹挾之下，令人扼腕嘆息。而袁世凱試圖將自己從孤兒寡母手中奪來的政權變爲君主制，比清朝更缺乏道統和政統——其逼宮行徑和謀殺宋教仁的做法沒法讓人相信他對君主立憲的真誠，其敗更在必然。1917年6月，張勛、康有爲等策劃的丁巳復辟時僅12天，也因時移勢易，螳臂何以擋車？北洋軍閥時代雖有一定的民主憲政，但其不可避免的幼稚（雖然幼稚也已經很了不起了）以及國家的不統一無法令人滿意，于是北伐軍以党軍武力統一，公權力重集于一党即爲必然，于是這種更極端的、與分權制衡觀念完全反向的激進主義就向共産主義發展，其最後的勝利不能不說確實是歷史的選擇。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王國維先生就已經預見到中國未來將"以共和始以共産終"，這幷非一語成讖，而是表明著先知大哲的驚人洞察力和預見力。
今天，我們再次站在歷史的關頭，現政權遇到了與晚清政府某些類似的情形，假定政權自改革的動力相等，以戊戌變法之前的社會狀况進行比較，政治轉型的條件各有優劣：
1、晚清之內憂外患比現在更加深重，尤其外患導致的財政困難遠超過現在，重新抬頭的種族主義勢力嚴重威脅晚清政統的合法性，目前中國內憂雖然不免，但由于國際形勢尚好，因此革命的可能性比晚清小；
2、晚清時代是中國傳統的延續，有君主立憲之可能，而現在一點可能也沒有，平穩轉型需要其他的政治機制；
3、晚清時代的社會倫理比現在要穩定，不像現在這麽混亂；
4、晚清時代實行民主制度的可能性要小于現在，但是否存在質的差异不好說；
5、晚清的中央權力不如現在中央權力穩固有效。
在上述條件下，我們來探討中國當代政治和平轉型的可能性，就不可避免地要考慮歷史的語境和社會的語境，只有從歷史和現實中找到一把真實的鑰匙，我們才能安全地打開轉型之門，否則歷史未必就不會輪回。
抽象地說，這把鑰匙需要解决這樣的問題：能够保障政治改革有力的啓動和持續進行下去，幷且能够最終獲得憲政改革的果實，同時要能够儘快、盡力解决社會問題保障政府自改革不被社會拋弃。
制度轉型要達到的目標就是在避免社會動亂的同時保障基本人權，它必須同時解决兩個問題——國家主權從實質上統一，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必須受到有效監督，公權力的縱向和橫向均衡必須同步完成。
從技術角度看，這把鑰匙必須符合中國人的手感，雖然學習西方是完全必需的，但完全照搬西方任何一國模式可能都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危險的。
因此，政治轉型是中國的憲政轉型，這一點必須被强調，它將是而且必須是尊重甚至繼承歷史、符合現實需要，同時具有足够的穩定性以保證未來其他政治模式和平演化可能的一種新型憲政。
一、傳統中國：科舉制與大一統下的共和
從有信史記載的西周開始，中國在有直接證據可考的近3000年歷史中，統一是大勢，那麽這種統一從何而來？即使如西周，被史家們認爲幷非中央集權（集權未必專制，但專制肯定集權）的尊王共主時代，也有一個基本的統一體，這個統一體似乎是脆弱的（相對于後世的中央集權而言），但也持續了近300年，這托庇于周公的禮樂制度安排似是定論。東周之動蕩在于禮崩樂壞似乎也是定論，其後果則是戰國之後統一于武力的暴秦，但是單純的武力不可能控制如此龐大的疆域，于是秦王統一13年以後，漢代取而代之。漢家帝王雖然繼承了秦的中央集權外在模式，但是幷不以武力作爲主要政權合法性基礎，漢初統治者以黃老之學治國，與民休息，但是這種缺乏進取的治道立刻就面臨了疆域遼闊，如何保持統一的大難題，七國之亂就是對這個問題的直接詰問。于是周公道統的繼承者孔孟之學，經過董仲舒等公羊學家們做出適合中央集權模式的改造後，成爲漢代的主要意識形態。但是光有這套意識形態也幷不必然保證國家統一，還要有承載這一意識形態的具體制度，于是選拔符合這套意識形態的官吏來管理這個國家的郡縣就是保證統一的必然之舉，官員選拔制度的合理程度常常直接地影響政治穩定性，無論是隠性影響還是顯性影響。
以地方官薦舉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直接徵聘爲形式的察舉和征辟制度在漢代萌生，但被錄用的人還在少數。魏文帝曹丕時采納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實行九品中正制，比以前的察舉、征辟進一步，但這一選官制度後來被門閥大族壟斷後百弊叢生，無法從民間搜羅真正的人才，以至于"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隋代初年，其間政治與社會的變亂部分原因來自薦舉制缺乏具體可操作性標準，另外的原因是各級政府權力配置缺乏良好制度，後代各朝不能善終主要原因可能也在于政府內部橫向分權不合理所致，此將後論。
隋代是一個過渡性政權，但隋文帝是科舉制的創始人，開皇18年（598年）7月，隋文帝"詔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雖然科舉幷未成爲正式的常規制度，但從此，科舉二字正式進入中國歷史，隋雖然在政權尚未完全穩定的情况下，即以暴施政，其亡也在必然，但它爲唐代實行更加成熟的科舉制打下了基礎。自唐代以來，中國終于開始了一個維繫1300年的偉大傳統——科舉制度，這是中國貢獻給世界最偉大的制度發明，四大發明與它完全不能相比。這項制度在唐代已基本成熟，當時設常科和制科、武舉，試策取士，同時與薦舉幷行。科舉制在宋代進一步發揚光大，元代因爲實行森嚴的等級制度，所以其作用大受局限，但當時已經開始重視朱熹的《四書集注》，因此儒家思想幷未嚴重衰落。科舉制在明代達到極盛，但是其內容的僵化表明它已經開始走下坡路，到清代因爲科舉制本身在內容上的問題，同時還因爲內憂外患的大環境下，激切否認本土制度，以爲砸爛舊制度就能够産生新制度，終于導致了它的終結。
自唐以來的朝代更迭、歷史動蕩與各級政府的橫向分權始終未能合理解决相關，從唐宋元明清的歷史走向來看，中央權力不是那麽跋扈的時代，科舉制相對合理，所選拔的士人個人可發揮的餘地就大，而中央權力過度集中的時代，科舉制中的弊病就多，噤思之制莫如明清之八股取士。但是，從宋代以來的科舉多級考試對于中央權力的加强，對縱向權力劃分的進一步細化方面産生一定影響，從這一歷史的簡單梳理來看，各級政府的橫向權力分配關係與歷代科舉制實體內容的合理程度存在著一種榮損相應的關係，橫向權力配置較爲合理的時候，科舉制的內容就鮮活有生氣一些，而橫向權力配置不合理以至中央權力肆虐的時代，科舉制的內容就僵死，但是，有一點，科舉制在程序性規範的設計上則一直是不斷改進，以至到清代時，科舉制的程序性規範達到了幾于完美的地步，令人贊嘆。
唐以降，如果其他政治要素（例如，皇帝個人的素質）相類似，中國的疆域穩定性與科舉制的成熟程度之間呈現出一種正比關係，即使科舉制在內容上僵化，也因爲它剛性的程序性規範而有利于全國的內部穩定，不過這種關係常常因爲受到橫向分權不力以及邊患的影響而不容易察覺。
例如，唐代的科舉制雖然在程序性規範上不如宋明清三代，但它的內容幷不呆板，再加上各種其他好的因素，統治289年實在很正常，其王朝後期的藩鎮格局局面源于窮兵黷武的外交錯誤，究其源還是一個橫向分權問題，而不在縱向分權；北宋在政治、文化方面的輝煌成就有目共睹，而這與歷朝皇帝垂青科舉制關係極大，宋太宗甚至自己親自當主考官，可見其重視程度，雖然到北宋末年出現了混亂幷且開始衰弱，但南宋初年的科舉制依然興盛，因文治而造成的積弱如果沒有邊患也就不成其爲弱，同時兩宋的富庶也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這些都與科舉制直接相關，兩宋統治時間達到319年，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就。明代如此集權專制的朝代，居然統治了276年，這不能不說與它科舉制的極盛狀態相關。清承明制，在科舉制的程序性規範方面比明代還要嚴格細密，如果不是外强覬覦，清代是否就只能統治267年還得打個問號。
上述例子說明科舉制程序性規範的嚴格程度以及中央地方分級考試與國土統一、國內穩定之間存在一種正比關係。
之所以産生這樣的一種關係是因爲科舉制所承載的政治和文化功能所决定的。在政治上，由于科舉制主要以儒家的四書五經爲考試的基本內容，因此熟讀這些經典的參選者自然就被儒家思想所浸染，從而認同這個國家的基本政治模式，由于科舉制不以人的現行社會地位作爲考試資格起點，從而具有平等性（自然沒有達到男女平等），這種平等性所産生的政治合法性是極其穩定的，百姓對于來自這樣的一種統治不僅僅能够基本贊成，甚至心服口服。同時作爲一種文化的儒家思想其相對于西方宗教而言具有很大的開放性和柔和性，而不會在各個領域製造過多的衝突和矛盾，幷且長期的歷史積澱使得儒家文化所奉行的社會、政治倫理都得到廣泛的社會認同，于是它造就了傳統中國的大一統格局，這種格局由于歷史的悠久，已經很難被强行改變，因爲它不是版圖共同體，而是文化共同體。
如果只有大一統而沒有地方自治，那麽這種大一統就可能做到長期不穩定，限于古代交通、通訊等技術的有限性，中央權力即使力圖全面控制地方，在實際效果上也是做不到的，更何况古典時代的歷代中央政府奉行小政府觀念，縣行政機構的極端平民化也使得中央集權在事實上的不可能，因此即使地方治理得不好，也未必是因爲中央集權所致。關于這一點無論歷代史料還是研究性成果都已經表明，韋伯就曾經認爲"正式的皇家行政，事實上只限于市區和市轄區的行政。"（《儒教與道教》中文版，商務印書館95年版，頁145）地方上宗族勢力、鄉紳集團都構成了對過分干預地方自治的阻礙，卸任後或者丁憂期間的中央或者地方官員回到戶籍地往往成爲鄉紳中的重要成員，科舉制由此而具備了一種不僅選拔官員，同時組成社會階層制約官員濫權、實現社會自治的政治社會功能。
因此，從歷史看，如果將前現代的東西方兩個世界進行比較，中國在中央和地方分權領域可以說是解决得最好的國家，其智慧遠遠高于其他任何大國的模式——美國漢學家羅茲曼主編的《中國的現代化》一書對此有極高的評價，由于文化上的統一，官員選拔方面的基本公平，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存在著一種名爲集權，却同時兼具共和之實的政體就確立起來。當前，要大體解决中國治亂循環的頑疾雖然也需要吸收聯邦制的成果，但同時還需要科舉制身上特有的文化貫通功能。傳統中國由于政府橫向權力分配不合理導致了科舉制在一定程度上被浪費，無法完整地實現縱向權力合理分配給社會帶來的穩定功能。
二、作爲西方憲政基礎的直接選舉票决制
從中西方歷史看，立法、行政、司法三權鼎立是當今最好的一種橫向權力分配模式，中國的憲政轉型不可避免地要學習這種制度，但是怎麽學才是核心問題。
目前人們較爲熟悉的美國式直接票决制，其要解决的是民衆對政治的認同問題，而20世紀下半葉以來歷次美國總統大選的投票率常常不足50%却表明這種政治認同的嚴重不足。雖然美國總統大選是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幷用，即由選舉人團選舉的制度，但容易出現選舉僵局，從而導致數百人的選票就可能改變結果。或者一個或多數選舉人票的候選人却可能獲得少數選民票，而他按照勝者通吃原則應該獲勝，因此，所謂民主在這裏卡殼。這些問題直接導致所謂的民衆認同變得很虛幻。另外，票决製造成難以避免的黨派政治和投票的隨意性及其高成本。政治認同的不足將導致所謂人民主權觀念名存實亡，即使可以將選民不參與投票視爲對結果的默認，但是民衆的特徵是永遠關注自己切身和直接利益决定了這種默認的不穩定性；黨派政治是古今中西的政治家、思想家所詬病的政治現象，原因在于黨派政治的主要目的是同黨入選，難以實現政治爲公的統一目的，因此它造成執政者的政治行爲可能嚴重偏離國家公權力的目的，但是，直接票决制的模式决定了黨派政治是所有認同其政治架構者不得不付出的代價；直接票决製作爲民主的一種表現模式，其高成本也是一個巨大代價，這更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事情了。
以直接票决制選拔政治人物的弊病不僅僅在上述，它在議會、行政和司法三個領域都存在不可解决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在權力分配的合理程度，而在于産生這些機構主要組成成員的方式，現分述如下：
作爲立法機關的議會，在民主直接票决制國家，其議員必須經過直接選舉産生，幷且如英美模式則是根據地區的人口數定比例（雖然這種比例也是有其他限制方式的），以美國聯邦議會爲例，這種方式的潜在弊端是，人口的增長會導致衆議員人數的無限擴張，除非不斷地重新調整其比率，雖然參議員人數不變能够部分遏制衆議院擴張帶來的弊病，但是也會增加時間和金錢成本，同時比例的調整會直接影響衆議院的代表性强弱，選民基數越小，代表性就越强，選民基數越大，代表性就越弱，而除非戰爭或者突如其來的大規模灾難，現代社會的選民基數只會增大，以至到最後，議會人數將不可控制。如果對議會人數作限定性控制，則其正當性完全建立在一個功能主義的基礎上，其所謂的主權在民就要大打折扣，當一個衆議員代表了過多選民的時候，將出現代表虛假的問題，即一個議員能代表多少人存在一個邊界的問題。另外，議會人數過多還將導致議事不可能問題，衆所周知，在同一議事規則之下，參與討論的人數多少與討論效率成反比，人數越少，效率越高，人數越多，效率越低，曾經有人論證過，議會人數超過1000人就無法正常議事，但是只要以公民人數作爲議員人數的基準，就無法避免議會無謂擴張的問題，美國人口是中國的六分之一不到，中國如果也按照美國模式産生議員，那麽議會人數將達到3000人以上，這樣的議會怎麽開——除了表决之外，他們哪里還有時間事先瞭解議案？若以一年365天計算，每周除去兩個休息日，假定議會每天開會，那麽議事天數是260天，假定一個議員每年只提0.5個議案，以3000人而論，就是1500個議案，于是每天每個議員必須至少通過六項議案——議員已經根本不可能對每個議案深思熟慮之後再作投票表决。而議會人數如果與人口基數之間的距離過大，則所謂主權在民又從何說起？爲此，自議會而言，所謂主權在民云云在一個大國，要用直接方式來表達是不可能的。
作爲執行法律的行政權，無論在內閣制還是總統制下，都將隨著黨派政治而出現問題。在美國這樣的總統制國家，總統作爲行政首腦和國家元首雙重身份的權力，不僅僅限于執行法律，甚至常常是一些重要法律的立法建議者，而其黨派色彩尤其干擾這種權力的公共性質。其重要行政部門的重要官員任免就更易染上黨派色彩，任何制度都需要人去執行，基于黨派利益的執行法律與完全基于公共利益的執行法律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行政部門將利用法律賦予的自由裁量權制定符合本黨觀念的政策，同時由于任期制對行政長官任期的限制還將導致公共政策的短期行爲，以至于不可避免地出現前後政策撞車和缺乏長遠考慮的淺薄媚俗政策。同時，美國式的總統制還將導致總統憑藉權力——因爲其權力實在太大了——欺騙民衆，以實現背離國家利益的自我政治野心，雖然三權分立模式再加自由媒體在一定意義上制約了總統權力，但是種種迹象表明，總統欺騙人民的辦法幷沒有人們想像得那麽少（如情報門事件就是一個典型）。責任內閣制的典型模式，也因爲黨派政治而同樣存在上述問題，儘管在程度的嚴重性上可能稍弱于總統制。而俄羅斯、法國這些總統制與內閣制相結合的混合制模式，只要奉直選票决爲圭臬，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上述相類的問題，差別也只是程度。因此，行政權上的問題隨立法權而來，解决了議會産生方式的弊病，也就同時解决行政權的弊病。
在目前各憲政國家的司法權配置模式上，大陸法國家和英美法國家相比，總體而言，兩者的配置都有其自身的有效性與合理性，但在産生方式上美國式的任命制和選舉制幷行幷不是理想方式，相反德國的經過資格考試以後見習直到正式任命制度相對來說要好一些——但這依然不能說是一種現代科舉制，因爲這種選拔專家的考試方式，不可避免地忽視人文精神，雖然在西方的語境下已經是很優秀的制度了。
三、轉型必須同步解决兩類權力均衡問題
現在回到中國問題上來。
正如有論者指出"如果不引進聯邦制安排，不真正確立分權自治，就沒有制度框架適應民族的多樣性，也難以使國家的統一建立在各民族心悅誠服之上。"（王天成/《四論共和國》）這就是一個簡單但完全正確的中央與地方分權的理由，只是中國大一統了兩千多年，中央集權一直是主流，分裂是支流，因此中國使用聯邦制與美國實行聯邦制的直接理由剛好相反，即美國實行聯邦制的目的是加强中央的權力，而中國實行聯邦制的目的却是加强地方的權力，但兩者最終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即使得一片廣土衆民之地成爲一個真正的憲政共和主義國家。同時，由于中國的歷史文化以統一爲主流，因此，我們在使用聯邦制的時候，不必强調其名，但應當有其實。
要實現這個目的，就要對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進行有效合理的劃分和統一。無論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其存在的目的都是保障人權。因此縱向權力的劃分以此爲界，只要能够達到既保護了地方人權，又能够保護全國人權的權力劃分，分權就是成功的。
根據歷史的教訓和經驗，控制軍隊的權力應該歸屬中央政府，這樣才能實現國內的穩定和對外的强有力防務。
外交權應該由中央負責也是毫無疑問的，處理涉及省際的公共安全問題，以及經過地方申請的公安幫助等。
中央還需要管理省際貿易和國際貿易，目前普遍存在的省際貿易壁壘必須打破，這種壁壘包括專門就進入本地的外地商品設置最低限價以及徵收各種名目的稅收（往往被稱作費，而實際上就是稅）。
徵稅權應該分流，即中央議會通過法案徵收用于全國財政的稅收，而地方議會通過法案徵收用于本地財政的稅收。目前地稅國稅的分離普遍地被人稱爲財政聯邦主義，這是有道理的，但還遠遠不够。由于中國的人口、資源分布都極不均衡，各省地理位置的差异也直接影響其經濟發展，爲此，一方面需要各地方政府自身的因地制宜——這方面中央干涉得越少越好，同時還需要通過中央財政予以適當調劑，以促使各地方儘量同步發展，但是這種調劑不是平均主義的削平，而是救急性的臨時解决以及雖有長遠支持，也需要確定合適的比例，否則富裕省爲貧困省過多的付出也是一種不公平。
中央還有義務完成公共福利的工作，地方福利自然由地方政府完成，同時根據不同省份的差异，由中央議會决定是否特別資助具體的地方福利。
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如何達成均衡狀態，這需要大量實證研究，同時也需要具體的地方代表進行討論。因此，我們在考慮這種權力分合的制度設計時必須清楚其分其合的度，如果過于强調分，可能會導致分裂的危險；而過分地强調合，則可能回到集權狀態。這兩種後果都無法達到共和主義的目的，不能共和，則必生亂象，因此這是一個需要大量的調查和廣泛討論的問題——在縱向權力均衡這一原則確立之後，就不再有什麽理論問題，剩下的只是如何有效實踐的問題。
還有一個必須提及的問題，就是地方區域的大小，目前中國的行政區劃有直轄市、省、自治區，其下還有市、縣、鄉、自治州、自治縣、鄉的設置，這種設置層級過多導致政府官員的數量過大，不但人民負擔過重，而且導致政府服務無能，擾民有方，因此一個更有效的做法也許是將省進一步劃小，例如假定以10萬平方公里爲劃分單位，則可以到100個左右的省，在政府設置上基本就是中央和省兩級，再往下就由地方自治，或者地方政府根據人民的需要派出機構以服務這種自治。如此劃分的原因在于兩個，第一，省在政治上獨立性增大，同時疆域過于遼闊可能導致不穩定；第二，省疆域過大可能導致地方自治的難度，從而會引發省內治理的困難和成本過高。
在縱向分權過程中，還有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是民族問題，中國歷代以文化分夷夏，沒有什麽特別激烈的種族主義觀念，這種傳統不但不能拋弃還應該進一步改進，相信在明確中央與地方分權的基礎上，民族問題將不再成爲問題，目前出現的民族問題，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傳統破壞之後，新政權拋弃舊有的整合方式却又要保證原有的統一，從而依靠新的意識形態和武力强攏的結果。爲此，憲政而非全能主義是實現五族共和的基本保障，反之，分裂就會越來越成爲趨勢，以至于最後成爲事實。
至于縱向權力均衡所涉及的其他權力種類，本文不再討論，留待以後進行。接下來要談的是各級政府內部橫向權力和縱向權力的均衡。
各級政府內部的橫向權力均衡問題，容易被誤以爲一般的所謂分權制衡，實際上無論在地方還是在中央都不僅僅是分權問題，總其言之是一個權力均衡問題。所謂權力均衡，應該指各個國家機關所擁有的任何單獨權力，只要沒有其他權力的配合都無法侵害人民的權利，同時，各個國家機關所獲得的權力彼此之間存在一定的制約關係。以美國爲代表的三權分立模式是目前國際上比較成功的憲政模式，但是，其總統制下的行政權在20世紀不斷膨脹也是不爭的事實，政府行政欺騙人民的能力也一直在提高。因此三權分立模式是否足够解决權力制衡問題應該說存在一定疑問，尤其涉及到公權力監督問題上，很難依靠行政權解决這個問題，爲此，需要在一般性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構之外，單獨設立監察權，即獨立的針對一切官員的彈劾機構，同時在司法權內部還應該設置專門性的專項司法——例如憲法法院、監察法院等。
四、重要公職人員的産生：科舉制還是大民主政治？
雖然近三四百年以來的西方制度文明越來越排斥精英政治，而崇尚平民政治，精英政治幾乎已經成爲一個貶義詞，但是如果我們透過以美國爲代表的平民政治繁榮的表像，則可以發現這種平民政治的危險性。在這種政治模式下，最短視、最淺薄、代表局部利益的意見匯成社會壓倒性多數的主流，爲了獲得民衆支持的政客們除了諂媚于這些意見，否則得不到點人頭數的優勝票。以交易爲基礎的社會生活越來越呈現出各種難以消除的弊害：商業不斷刺激乃至製造消費欲望，急功近利、杯水主義大行其道，它號召人們及時行樂，它教導人類用物質强奸精神，用肉體踐踏靈魂，它將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和領域都置于交易之中，它使得這個世界的文化越來越趨向于庸俗，人們的精神世界也隨之越來越貧乏甚至崇尚虛無主義，而另一方面，在進化論這種淺薄的物質主義理論籠罩下，人類又狂妄地以爲自己達到了最偉大的文明高度，而永無休止甚至無耻地向地球、向其他的種群追逐利潤。
建立在對歷史和天地敬畏基礎之上的精英政治，只要同時接受民間的監督，它將關切民生却不爲物質主義所左右，避免平民政治的庸盲，幷且引導淺薄陋見者在物質需求方面，追求適切，在精神生活領域追求恬淡閑暇。中國作爲一個擁有5000年文明的衆民廣土之地，自春秋封建制終結之後（此處封建不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所謂的封建主義），漢以來的政治一直崇尚精英政治，雖然由于橫向分權問題一直未能解决，而無法達到其理想狀態，但與西方文明作同期比較，曾經一直遙遙領先于他們，絕不是偶然的，後來出現的科舉制正是中國精英政治的表現形式。
正如不抱偏見的中西方學者們所認識到的，中國古典科舉制所測試的對象，由于制度框架的嚴格和嚴密，在其成爲舉人、進士之前，至少已經背下了45萬字的四書五經經義全文，精通歷史（而這是絕大部分成功的政治家必須具備的素養），善于寫作、填詩賦詞。這絕對不是單純的職業考試，而是帶有明確人文素養要求的素質考試，即它隱含了爲官必須具備的基本人文素養的要求。歷代中國最杰出的人才幾乎都出于科舉本身就表明了這一制度的合理性，科舉制在選拔官員方面雖然不是盡善盡美的 （沒有一種制度是盡善盡美的），可是却比其他任何一種選拔官員的制度都要合理。
科舉制不但高于完全排斥平民，只看血緣、不看具體才能的貴族制，也高于假裝或者真實地完全聽憑全民，無賴、騙子照單全收的民主政治，斯瓦辛格是個好演員，甚至可能私德也不錯，可是他是否能够成爲一個優秀的州長，還需我們拭目以待，如果斯瓦辛格將來能够成爲一個不錯的政治家，原因恐怕未必在于其源于民選，而是因爲分權模式的合理。選官制度的模式幷不直接决定該制度是否有足够制約權力濫用的能力，關鍵在于一個政治制度能否做到公權力的合理劃分，以至于達到均衡，從而保障人權，與是否有足够的投票之間沒有必然關係。
從憲政的目的本身來看，民主只是一個工具。在不遵循權力均衡原則的權力不合理劃分或者乾脆就是集權條件下，也許我們能够更加一目了然地看清到底是科舉制高明還是全民參與的民主制高明。民主大選中經常出現的一種情况是，多數票獲得者幷沒有獲得憲法規定的絕對多數，以至需要重新投票，直到符合憲法規定的票數，選舉才算結束，真是對民主政治的最大嘲諷，這種被强行扭過來的阿羅悖論充分地表明全民參與的民主制的虛妄，可是沒有別的辦法，那就閉著眼投票，這次投張三沒中，下次投李四——上次他的票最多，這種民主制下的勢利眼充分地展示出選民對于選舉的不嚴肅態度——只要選舉還只是一項權利，那就不會有多少人真拿它當個東西。看一下下面這個例子，1932年，德國舉行總統大選時就發生了兩次投票，第一次3月13日和第二次4月10日的投票結果就有很大差別，第一次是興登堡 18651497票，希特勒11339446票，台爾曼4983341票，杜斯特堡2557729票，第二次是興登堡19359983票，希特勒13418547票，台爾曼3706759，杜斯特堡退出競選，幷且第二次投票比第一次投票的選民少了110萬人（【美】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這樣的選舉有什麽嚴肅性可言，在這種不可能真正嚴肅的投票中，所謂主權在民無非是另一種更美麗的欺騙而已。
中國古代的任命制中，科舉制是基礎性的選拔制度。在科舉制的選拔中，考試是針對所有參考的人，同一份試卷，封卷批閱，絕不會出現像上述民主制那麽大的隨意性，而且這種全民大選過程中，政治家爲了贏得權力的角逐常常充滿了肮髒的互相詆毀和攻訐——這是一種對社會風氣的敗壞，這是科舉制不會出現的問題。
與直接選舉相比，科舉制也不是依靠政治家在麥克風、電視鏡頭前的表演和空頭許諾來選擇官員。它最大限度地保證了政治家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道德的合一，而不提倡那種依靠大話上臺的媚俗政治。
科舉制也同樣能够做到同意的政治，只要科舉制本身的設計達到足够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是指符合政治需求本身的設置。基于科舉制的任命制與精英範圍內的票决選舉制，必將遠比動輒搞大選（無論是全民公决還是地方公决）要合理。
因此，受到合理制衡的精英政治必定優越于同樣分權的全民民主政治。西方缺乏科舉制度的歷史傳統，而在古典時代曾經有過公民民主傳統，因此他們今天的民主繼承的是他們以前遠隔了中世紀之前的傳統。我們有過1300年成熟的科舉制傳統，如果我們今天還要繼續一如既往地拋弃自己祖先的精金美玉而去邯鄲學步于別人，不但是可笑的，更可能因爲水土不服而重新製造悲劇——百年憲政史上那些激進主義思潮已經讓我們吃足了苦頭，今天依然要以此爲戒。
中國5000年政治文明史上確實存在著侵害個人基本權利的大量劣行，但這是公權力缺乏制度性有效制衡導致的，幷非人民不能投票表决導致的，我們需要對公權力的制衡和人民權利的保障，但是，全民參與的票决制民主絕非制衡公權力的必要條件，美國人引以爲傲的美國憲法恰恰不是民主選舉産生的，而是精英討論的結果；這部憲法的精髓是分權制衡，也不是什麽民主。如果從民主角度衡量，它還根本不合格：婦女沒有選舉權（到20世紀20年代才得到改變），一個印第安人只能算 3/4個白人。全民參與投票的民主不具有普世價值，只具有特別歷史傳統下的特殊價值。
任何一個大國，在受到制衡和監督的精英政治模式下，精英與人民是一種和諧的共同治理，而在全民民主政治模式中，民主往往演變爲一種表演，根本不存在真實的人民主權，所謂的代議制就會導致對人民授權的僭越，英國對華鴉片戰爭的議會投票、英國對北美徵收印花稅的議會投票、美國對伊拉克發動倒薩戰爭的議會投票都是最典型的諂媚政治的結果，也就是大民主政治的産物，同時還是政客們挾多數以蔽民的竊權行爲——他們可以從代議性質中擺脫自己的責任，總統推卸給議會，議會推卸給選民。而精英政治缺乏獲得多數以後爲所欲爲的正當性，精英集團的决策錯誤無法將責任推卸給人民，因此反而不容易出現這樣的問題。一句話，受到有效制衡和監督的精英政治比受到有效制衡和監督的全民參與的民主政治更有效率也更有正義，决策也必然更加謹慎。
潘維先生《法治與"民主迷信"》一書對民主是否符合中國的文化土壤和現實作了深入的剖析，但是，我認爲潘先生在上下文的語境中將民主等同于全民民主，這將導致一個誤會，似乎我們一點民主都不需要（但潘先生顯然沒有這個意思），雖然潘先生就民主應該受到限制作了解說，但幷未提出具體設想。
潘先生幷且對科舉制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作了高度的評價，幷且認爲它在今天的中國也能够起到有效作用，可謂獨具慧眼，對此，我深表贊同——雖然對于潘先生所謂的六大支柱的整體設計我只是有條件的贊成，或者說是不完全贊成。
下文將就此兩問題作進一步論述幷嘗試解决整個中國新憲政制度的框架問題。
各個國家機構在其具體的運行過程中應該視具體情形而確定是否實行民主原則，例如，中國議會的議事制度就應該按照民主方式設置，司法領域也應該有民主化的內容，例如引進陪審團制度，行政部門、監察等部門在某些重大問題的决策上應該實行民主投票制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都說明，民主作爲一定範圍內的共和手段，它是有價值的，但必須知道它的邊界所在。
在認爲全民投票的民主不適合中國本土歷史和現實條件的基礎上，我認爲，政府公務官員以及議員的産生均不必依靠民選産生，而依靠科舉制。至于現行的以及西方的公務員制度雖然也是按照考試産生公務員，但不屬于本文所謂的科舉制，本文論及的科舉制主要的顯性功能在于選拔政府重要公務人員，即享有高級職位的政治家意義上的官員，其中包括法官、監察官，而非一般政府事務職員，例如書記員。
爲此，科舉成爲一項特別的政府公權力，爲保證上述四權（立法、行政、司法和監察）之間的均衡狀態，科舉權的政治地位應該高于其他四權之上，但其所謂高僅僅是一種政治地位而非權力多寡，它展示的是人事産生過程中的母子關係，一旦各權政治家或者公務人員産生，四權與科舉權之間就不存在其他隸屬關係。
由于科舉考試完全是一種政治行爲，中央和地方需要設立專門獨立的科舉委員會，與議會建制在分級上相同，即中央和地方（省）科舉委員會。中央科舉委員會擁有無可質疑、不可動搖的最高科舉權，但是科舉委員會的權力只限于科舉執法及部分的科舉監察權，科舉司法由科舉法院負責，另外議會通過或者修訂的科舉法必須有科舉委員會的附署才能生效。科舉委員會的地位由憲法明確規定，屬于憲法性機構，但完全不與四權中的任何一權重合。
由于科舉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科舉委員會從某種程度上擔當著繼承道統、證明法統的重任，因此，科舉委員會的主席應當兼任國家主席，其職責相當于目前國家主席的地位，議會的議長由科舉委員會的專門部門提名，議會投票通過，沒有通過投票的，科舉委員會可以再提名人選，如此最終不得超過法定次數（例如三次），最後一次的投票失敗後，由國家主席直接任命，任何人不得有异議。總理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均由國家主席直接任命，其他任何人不得干涉。
科舉委員會的主席也是國家軍隊的總指揮，但是在沒有向議會提出議案的情况下，或者未獲得議會法定多數（例如2/3以上議員）的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動用軍隊。
當然，擔任各級科舉委員會的科舉權官員不必通過直接的科舉考試産生，而可以從通過其他類科舉考試中合格的最優秀人才中選拔候補，經過在科舉委員會中一定期間的見習，再經過考察任職科舉官員，只是在過渡性階段，可以作相應的變通處理，例如在最初階段暫時以現有的其他官員充任，聘請顧問專家研究科舉考試的內容和形式，隨之逐次正式展開。以內容而言，在産生議員、行政官員、法官、監察官的各類科舉考試中必須設置共同的科目，同時也要根據所選拔的文官性質確定其他的特科。由于科舉制承擔的社會和文化功能，所以共同科目的設置應當以此爲鵠的，例如歷史、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倫理學（均包括中國及世界的內容）等，可以分年進行，一年一門或者數門，其考試方式應當儘量避免過于僵化的出題方式，這需要專門研究，本文無法展開，另議。至于考試的法律程序也是更加複雜的一套制度安排，本文不涉及。爲了防止出現某些確實具有從政才能幷且希望成爲公共官員因爲不擅長考試而被淘汰，在科舉制的基礎上還應當同時幷行一套有嚴格程序保障的的薦舉制度。
五、科舉憲政制度的基本結構及其與社會的關係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對科舉憲政共和制的基本框架大致地作一個總結，圖示如下：
國家主席
軍隊
科舉委員會
立法（議會）
行政（國務院）
司法（法院）
監察（監察官）
在上述設計中，大致構想如下，國家主席代表中國主權，因此其在外交上享有權力，同時其在內政上，也有不少權力，例如對各個政府機構首腦的任命權，經過議會批准的宣戰權、大赦權等等，前文已述，國家主席是道統和法統的代表，雖然直接領導科舉委員會，但不掌握立法、行政、司法和監察的任何一項具體權力，目的在于防止直接權力過大從而犯錯而損害人民的共和感。國家主席不必經常性地換届，因此，其任期也是近乎終身制，一般應該確定在45——70歲之間比較合理，其産生應該是科舉委員會內部民主差額選舉，絕對多數票獲勝者出任國家主席，這需要一套專門的程序。另外，國家主席享有部分司法豁免權，不受監察官的彈劾，但是國家主席如果有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爲，科舉委員會副主席可以向憲法法院要求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由憲法法院决定是否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如果成立了特別調查委員會，則該委員會組成人員中應當包括各類政府官員和民間人士在內，由憲法法院院長擔任委員會主席，調查後公布結果，幷且據此决定是否重新選舉國家主席。科舉委員會的副主席，即提起彈劾國家主席申請的人不得參加新的國家主席候選人提名——必須儘量避免任何借法律搞權術鬥爭的可能。
至于科舉委員會的科舉權，前文已述，此處不贅。下面有必要簡單談談立法、行政、司法、監察四種官員的産生方式及任期等問題。
（一）議員
從中央到地方設置兩級議會，地方議會的基本設置及議員産生方式與中央議會相似。
中央議會實行兩院制，由參議院和衆議院組成，此兩院設置基本參考美國式的議會制度，但是議員人數實行定額制，衆議員人數應該是參議員人數的若干倍，參議員每省若干人，例如兩人或三人（這需要具體考察研究確定），衆議員每省若干人（根據參議員的人數按倍數確定），參議員和衆議員均由統一的科舉考試産生（考試的間隔期根據議員任期决定，符合資格的人數應該稍微高于所需人數，但不能太多，例如是所需人數的1.1～1.2倍），科舉考試的內容以及考試方式均由憲法規定。要成爲參議員必須先經過衆議員資格考試，其後作見習衆議員兩年後，根據自己的申請，經過特定部門的確認而成爲衆議員，再經過一定年限的衆議員工作後，才可以參加參議員資格考試，而後，在參議院做一年的助手後自然成爲參議員，參議員有任期限制，可以連任但不得超過兩届，衆議員的任期比參議員任期短，例如4年一換，不得連任，但是無論是參議員還是衆議員都不經過選民直接票决制産生。有資格而未能成爲議員的人，可以作爲候補議員，領取一定薪俸，他們主要作爲議員儲備存在，以防出現突然事件時無法補缺。省議會參照中央議會的方式産生，但是可以根據本地的具體情况做不違反憲法的變通。對議員的彈劾訴訟既可以由監察官提起，也可以由若干民間人士——例如100人以上聯名提出，由監察法院裁决。
另外地方議會的立法權不得超越憲法，由此産生的爭議由憲法法院解决。
（二）行政官
行政級別不必根據隨議會的方式，而是應當根據具體情况分級，地方行政的組織方式也按照中央行政機構的組織方式。中央行政權采用似內閣制，即由國務院總理領導的，由科舉委員會任命各下屬機構的長官組閣成立中央行政機構，各部對總理負責。總理本人則由國家主席直接任命，各部長官的人選必須通過相關的行政資格考試，幷且需有在行政官員身邊做助理的經歷，一般應該至少在3——5年，其後可以根據本人的申請，科舉委員會審定，决定是否委以官職。行政官員的考試應該區別于公務員考試，公務員經過一定年限有成就的工作後，其職位最高只能到達某個低級執行機構的副職，而各級正職行政官員都必須經過專門的階梯式行政資格考試，幷且有在高級行政官員身邊工作的經歷。獲得低階行政資格的行政官員，可以根據其政績提升到高一級的副職，對省部級、廳局級的正職行政長官應當實行長期任期制，例如不低于10年，但不高于30年，65歲前强制退休，退休後國家提供高薪養老金，被彈劾者除外，這種幾乎終身制的任期方式，其目的是防止行政官員制定政策的短期行爲，而鼓勵他們將一方任職作爲自己的終生事業看待。同時，由于政治屬于一種習得的智慧，因此其經驗價值遠高于書本知識以及其他閱歷的價值，過于頻繁地更替官員不但無助于政策的連續性，對于政治家掌握政治智慧本身而言也是不利的。對縣處級以下正職官員也設定最長任期年限，例如5年，可以有限連任，例如三届，由上級行政長官與同級科舉委員會根據特定程序及其本人的意願决定。但是，本地公民也有權向上級行政部門發表自己對這些公共事務的看法。對于行政官員，公民有權按照法定要求，向監察官提起彈劾訴訟的建議，監察官必須在一定期間內給予答復。
（三）法官
法院的橫向分類應該包括一般性法院、憲法法院、監察法院、科舉法院、海事法院、軍事法院，縱向分類應該有最高法院、省高級法院和基層法院。
中央法官從地方法院的法官中經過特定資格要求之後的考核後産生，基層法官按照統一法官資格考試制度産生，具體而言，年滿18歲以上的公民可以參加初級法官資格考試，通過之後需有若干年（例如7年）以上的律師或者檢察官或法官助理職業經驗，其後可以申請擔任最基層法院的法官，由專門的法官任職委員會（屬于科舉委員會的一個特設分支機構）根據法律程序任命，若干年（例如5年）後初級法官可以參加中級法官資格考試，通過後可以直接申請中級法官職位，再經過若干年 （例如5年） 的中級法官職業，即獲得就任任何一級法院的法官資格，但不得自我申請，須由專門機構根據特別程序及法官本人意願任命。法官爲終身制職業，沒有特別的過錯，任何人不得免去其職位，對法官的彈劾，必須在議會進行，根據被彈劾法官的管轄權確定彈劾地議會。雖然在科舉考試時，對各級法官的要求不同，但是任何一級法官的司法權都是完全獨立的，在任何一起案件中其司法權都不受任何人干涉，除非按照程序由上級法院推翻其判决。
（四）監察官
監察官也由科舉委員會任命，産生方式與法官類似，其行爲對議會負責，他們在任期上也是終身制。監察官的職責是監察所有官員的行爲是否符合法律和他們的長官的合法命令，一旦發現官員有違法行爲，他們就可以按照法律的規定提起彈劾訴訟，其中對非法官的彈劾訴訟在監察法院進行，而彈劾法官的訴訟應當在議會進行。
對監察官的監督和制約可以由民間人士組成特定的機構來承擔，一般由律師組成，他們的經費來源主要通過社會募捐獲得，但所有募捐所獲必須公之于衆，幷且對一次募捐的數額應當有法定限額以及期間限定，即捐助過一定大筆數額的團體、企業等捐款額度有上限，幷且不得在一定期間過度捐助，目的是防止民間彈劾權被操縱。爲了保證民間彈劾的順利進行，不至于因爲經費的困擾而無法達到制約公權力的目的，法律應該規定年收入達到一定數額以上的律師每年或者每若干年必須服彈劾役若干天，服役者可以以金錢代役。另外，爲了保證監察官行動的獨立性，既防止受到來自政府的干擾，也要防止受到社會的干擾，因此，對于彈劾監察官必須設定非常嚴格的程序，以做到一般只要發動民間彈劾，就能够達到彈劾的目的——但這是一種理論設想，在具體制度設置上還需深入研究。
上述設想很容易被人誤以爲與孫中山的五權憲法類似，但這一制度方案與孫中山的五權憲法存在本質性的差异，五權憲法幷沒有賦予科舉權以很高的地位，相反由于議員、政治家是按照公民投票表决産生，從而使得單獨設立的考試院幷無實質性的獨立價值。在科舉憲政制度中，科舉制是政府機構所有人員的産生機制，因此，它的地位當然是最高的——雖然科舉委員會在結束任命之後，不得干涉其他各機構的工作。
由于科舉權所具有的公務員人事任免權，將必然導致精英內部的民主，完全避免了總理、議長等各機構的首腦的內部專制，他們無法對自己的下屬構成升遷上的實質性威脅，他們無法控制自己的下屬以要求他們完成非法任務，同時法律將規定這些公務人員在法律範圍內必須接受長官的命令（法官除外）。
人們可能會認爲這一制度設計會導致議會作用的下降，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樣的設置目的本身就不打算給立法、行政、司法任何一機構以過分的權力，以防止出現任何一權的擅權行爲，其目的在于防止出現像美國總統制這樣的超權力主宰者。
這一設計還有一層目的就是力圖改變晚清以來中國未能成功轉型，以至于政治領域一直徘徊在憲政與非憲政之間的狀態。前文已談及，晚清憲政轉型的唯一可能性是君主立憲制，但是現在這一類似晚清的條件已經不復存在，而完全照搬西方的憲政模式，一無可能，二無必要，但專權與分權之間的道路仍需打通。王國維先生在《殷周制度論》中早已借殷周制度轉型告誡我們："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故知周之制度、典禮，實皆爲道德而設。而制度、典禮之專及大夫、士以上者，亦未始不爲民而設也。周之制度、典禮，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親親、賢賢、男女有別四者之結體也。"（《觀堂集林.卷十.史林二》）他指出一條重要的道理，就是制度解决的表像問題是政治，而真正産生效果的將落實到人們的日常灑掃中。中國在傳統的禮治模式下要向法治狀態轉變，完全變爲法治國實在不可能也不必要（我們不能小看5000年的文化基因，中國人幷不完全適應一切由法來統治的生活，但政治必須由法來統治），從生活層次上講應當是一種禮法混雜，各取精華的狀態。我們不能對社會進行理性設計（這裏所謂的理性恰恰是不折不扣的非理性），但政治上的設計還是可能的甚至是需要的。
上述政府組織形式首先必須由一部憲法來規定，這部憲法應當將政府各項權力的範圍十分清楚地界定，除此之外，還需要一些輔助性的社會自生制度，例如貿易自由、教育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輿論的力量將對上述各項政府權力構成極大制約，科舉憲政共和制度完全避免了政黨政治及其弊害，同時也避免了直接票决制可能導致的媚俗政治。科舉憲政制度是一種精英政治，由于産生精英的方式是平等的，一定年齡歲以上的中國公民都有參加考試的權利，從而成爲一種隱形民主的精英政治，同時輔以監督政府行爲的信息公開制度（議會、行政以及司法、監察均須在事後公開其行爲的完整過程，除了涉及國家秘密的按照特定程序不予公開）以及自由的傳媒，使得自由的社會必將對這種精英政治構成實實在在的制約和監督，最終使得政府真正成爲保護人權的必要存在。
今天的制度轉型既要避免復古（也根本不可能），又要避免將西方民主憲政意識形態化而重蹈百年前覆轍——主要要防後者，百年中國吃的就是這種虧。中國文化被破壞得花果雕零，社會道德淪喪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在這種基礎上實行全民參與票决的民主必然導致政治决策完全被利益集團把持，這將給社會帶來灾難。好在中國文化中的一些基本氣質依然存留在每個人的身上，共和觀念尤其不缺，相反，人們往往天然地討厭黨爭（然而在大民主下就剛好相反，只能分裂不能合作），因此，如果我們能够避免使用全民民主的方式達到憲政共和，爲什麽非要走西方人的路呢？西方憲政分權理論在中國語境下不應該僅僅被解釋爲分權制衡，同時還應該有强烈的共和意味，讓分權制衡與共和水乳交融，難分彼此，是中國學者解决中國問題應當考慮的問題。本文設置的制度帶有强烈的半君主立憲痕迹，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中國喪失君主立憲變革可能之後的一種返本開新、繼往開來之努力。
結語
1904年，清政府在大勢所趨下詔定廢除科舉制，1905年9月2日，延續了1300年的科舉制被正式廢除，從此科舉制在百年思潮中幾乎完全成了一個貶義詞，祖先留給我們的這項寶貴遺産被淹沒在百年亂政的殘磚碎瓦之中，真是"吳宮花草埋幽徑，晋代衣冠作古丘"！
今天，當我們再次面對世紀轉型之際，怎不感慨萬千！新科舉憲政制度在文化和政治上的這種貫通整個民族傳統和現實觀念的目的在于上承傳統，下開未來。 1905年廢除科舉之後，中國文化之根發生了重大位移，即原有的科舉制使得整個中國文化和社會以儒學經典爲基本精神、思想、實踐根源，其隨科舉制暫時終結之後，中國文化和政治在100年間的表像是根基盡喪，于是出現了一個暫時的百年斷裂帶。但是，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史家、國學大師（例如王國維、章太炎、錢穆、陳寅恪等）都不約而同地明確認爲未來中國文化與政治的本土根基將是中國本國歷史，可謂高瞻遠矚，其背後依然隱藏了儒家思想——雖然儒家思想不再是中國政治和文化的直接根基，鑒于中國近3000年歷史的精神氣質即儒家思想的原因，中國文化的精神氣質依然應當以儒家精神爲主。
這種位移是時勢所然，絕非强扭，而且儒家思想是一種包容性、彈性都很强的政治、社會理論，尤其重要的是，儒家思想首先源于制度本身（即宗周禮樂文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完全可能如以前一樣通過融合异質文化中有益的制度文明而發展，任何一種大規模的文化轉型都需要長期的過程，儒家思想和文明可能也很難例外，輕言國學的死亡也許是缺乏遠見的。或許科舉憲政制度不但能够將异質文明中有價值的內容吸納進來，而且避免异質文明在中國水土不服的問題，同時科舉憲政共和制還將挽救國學中優良的文明成果不至于被湮滅，使得中國真正在自己的基礎上融入世界，又不至于被往死路上趕的西方文明拖入泥潭。
中國當代的制度轉型已經到達漸進式變革的瓶頸階段，法學家、政治學家們已經感到在任何一個領域的單騎突進式改革，不但無助于解决總體問題，即使其本領域問題也無法解决，甚至還會産生新的弊病。依愚見，社會墮落的速度與改革的速度正在賽跑，中國的漸進式變革壓力已經越來越重，以至于許多人對漸進變革的前景感到絕望。因此，如果我們不希望社會動蕩，那麽現政權就應當考慮進行實質性政治改革，這種改革當然不能再像原來康有爲、孫中山、毛澤東那樣鹵莽滅裂，而是要充分地研究改革方案與我們的社會、文化、歷史的體貼程度，同時對改革可能失敗的後果要作最嚴謹苛刻的估計，只有能够確保改革失敗也不至于釀成禍害的情况下才能够著手整體改革。否則，寧可在漸進中求變求穩，將未來留給上帝而不作把握性太小的整體變革嘗試。
路漫漫其修遠兮，中國的憲政之路不知將走向何方……
2004/2/18，淩晨0:24初稿于京西漭瀟瀟齋
2004/3/1，淩晨3:00二稿後又有零星修改
（版權聲明：未經本文作者的口頭授權或者法律思想網的書面授權，任何紙質媒體不得作任何形式的使用；網絡等其他媒體在轉載時必須保證本文的完整性，幷且注明"法律思想網首發"，同時必須保留本聲明及本文其他字符；違反上述聲明將被視爲侵權，作者及法律思想網都將視具體情况采取相應措施，包括在必要的時候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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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此文祭奠科舉制廢除一百周年
蕭瀚
法律思想網首發
前言
從19世紀的下半葉開始，中國朝野就已經很清楚地知道中國必須進行政治改革，但是滿清貴族的短視和部分改革者的激越使得以戊戌變法爲主要標志的制度自改革走上絕路，前者促成了清室頽敗，後者促成了貌似破舊有力、實則開新無能的百年亂政。
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來看，從中國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來看，戊戌時代到辛亥時代唯一可能的憲政轉型，是君主立憲制的政體——但我們錯過了。以立廢（而不是漸廢）八股爲重要特徵，以一系列大刀闊斧斬斷文化根基的政治變革爲手段的戊戌新政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的定局，這不是簡單的帝黨後黨權力鬥爭論能够解釋的。以幾乎全盤套用美國式憲政爲意識形態的辛亥激進主義遺緒，也注定了它的必然敗局。兩次君主立憲的可能都斷送在激進主義思潮的裹挾之下，令人扼腕嘆息。而袁世凱試圖將自己從孤兒寡母手中奪來的政權變爲君主制，比清朝更缺乏道統和政統——其逼宮行徑和謀殺宋教仁的做法沒法讓人相信他對君主立憲的真誠，其敗更在必然。1917年6月，張勛、康有爲等策劃的丁巳復辟時僅12天，也因時移勢易，螳臂何以擋車？北洋軍閥時代雖有一定的民主憲政，但其不可避免的幼稚（雖然幼稚也已經很了不起了）以及國家的不統一無法令人滿意，于是北伐軍以党軍武力統一，公權力重集于一党即爲必然，于是這種更極端的、與分權制衡觀念完全反向的激進主義就向共産主義發展，其最後的勝利不能不說確實是歷史的選擇。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王國維先生就已經預見到中國未來將"以共和始以共産終"，這幷非一語成讖，而是表明著先知大哲的驚人洞察力和預見力。
今天，我們再次站在歷史的關頭，現政權遇到了與晚清政府某些類似的情形，假定政權自改革的動力相等，以戊戌變法之前的社會狀况進行比較，政治轉型的條件各有優劣：
1、晚清之內憂外患比現在更加深重，尤其外患導致的財政困難遠超過現在，重新抬頭的種族主義勢力嚴重威脅晚清政統的合法性，目前中國內憂雖然不免，但由于國際形勢尚好，因此革命的可能性比晚清小；
2、晚清時代是中國傳統的延續，有君主立憲之可能，而現在一點可能也沒有，平穩轉型需要其他的政治機制；
3、晚清時代的社會倫理比現在要穩定，不像現在這麽混亂；
4、晚清時代實行民主制度的可能性要小于現在，但是否存在質的差异不好說；
5、晚清的中央權力不如現在中央權力穩固有效。
在上述條件下，我們來探討中國當代政治和平轉型的可能性，就不可避免地要考慮歷史的語境和社會的語境，只有從歷史和現實中找到一把真實的鑰匙，我們才能安全地打開轉型之門，否則歷史未必就不會輪回。
抽象地說，這把鑰匙需要解决這樣的問題：能够保障政治改革有力的啓動和持續進行下去，幷且能够最終獲得憲政改革的果實，同時要能够儘快、盡力解决社會問題保障政府自改革不被社會拋弃。
制度轉型要達到的目標就是在避免社會動亂的同時保障基本人權，它必須同時解决兩個問題——國家主權從實質上統一，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必須受到有效監督，公權力的縱向和橫向均衡必須同步完成。
從技術角度看，這把鑰匙必須符合中國人的手感，雖然學習西方是完全必需的，但完全照搬西方任何一國模式可能都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危險的。
因此，政治轉型是中國的憲政轉型，這一點必須被强調，它將是而且必須是尊重甚至繼承歷史、符合現實需要，同時具有足够的穩定性以保證未來其他政治模式和平演化可能的一種新型憲政。
一、傳統中國：科舉制與大一統下的共和
從有信史記載的西周開始，中國在有直接證據可考的近3000年歷史中，統一是大勢，那麽這種統一從何而來？即使如西周，被史家們認爲幷非中央集權（集權未必專制，但專制肯定集權）的尊王共主時代，也有一個基本的統一體，這個統一體似乎是脆弱的（相對于後世的中央集權而言），但也持續了近300年，這托庇于周公的禮樂制度安排似是定論。東周之動蕩在于禮崩樂壞似乎也是定論，其後果則是戰國之後統一于武力的暴秦，但是單純的武力不可能控制如此龐大的疆域，于是秦王統一13年以後，漢代取而代之。漢家帝王雖然繼承了秦的中央集權外在模式，但是幷不以武力作爲主要政權合法性基礎，漢初統治者以黃老之學治國，與民休息，但是這種缺乏進取的治道立刻就面臨了疆域遼闊，如何保持統一的大難題，七國之亂就是對這個問題的直接詰問。于是周公道統的繼承者孔孟之學，經過董仲舒等公羊學家們做出適合中央集權模式的改造後，成爲漢代的主要意識形態。但是光有這套意識形態也幷不必然保證國家統一，還要有承載這一意識形態的具體制度，于是選拔符合這套意識形態的官吏來管理這個國家的郡縣就是保證統一的必然之舉，官員選拔制度的合理程度常常直接地影響政治穩定性，無論是隠性影響還是顯性影響。
以地方官薦舉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直接徵聘爲形式的察舉和征辟制度在漢代萌生，但被錄用的人還在少數。魏文帝曹丕時采納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實行九品中正制，比以前的察舉、征辟進一步，但這一選官制度後來被門閥大族壟斷後百弊叢生，無法從民間搜羅真正的人才，以至于"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隋代初年，其間政治與社會的變亂部分原因來自薦舉制缺乏具體可操作性標準，另外的原因是各級政府權力配置缺乏良好制度，後代各朝不能善終主要原因可能也在于政府內部橫向分權不合理所致，此將後論。
隋代是一個過渡性政權，但隋文帝是科舉制的創始人，開皇18年（598年）7月，隋文帝"詔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雖然科舉幷未成爲正式的常規制度，但從此，科舉二字正式進入中國歷史，隋雖然在政權尚未完全穩定的情况下，即以暴施政，其亡也在必然，但它爲唐代實行更加成熟的科舉制打下了基礎。自唐代以來，中國終于開始了一個維繫1300年的偉大傳統——科舉制度，這是中國貢獻給世界最偉大的制度發明，四大發明與它完全不能相比。這項制度在唐代已基本成熟，當時設常科和制科、武舉，試策取士，同時與薦舉幷行。科舉制在宋代進一步發揚光大，元代因爲實行森嚴的等級制度，所以其作用大受局限，但當時已經開始重視朱熹的《四書集注》，因此儒家思想幷未嚴重衰落。科舉制在明代達到極盛，但是其內容的僵化表明它已經開始走下坡路，到清代因爲科舉制本身在內容上的問題，同時還因爲內憂外患的大環境下，激切否認本土制度，以爲砸爛舊制度就能够産生新制度，終于導致了它的終結。
自唐以來的朝代更迭、歷史動蕩與各級政府的橫向分權始終未能合理解决相關，從唐宋元明清的歷史走向來看，中央權力不是那麽跋扈的時代，科舉制相對合理，所選拔的士人個人可發揮的餘地就大，而中央權力過度集中的時代，科舉制中的弊病就多，噤思之制莫如明清之八股取士。但是，從宋代以來的科舉多級考試對于中央權力的加强，對縱向權力劃分的進一步細化方面産生一定影響，從這一歷史的簡單梳理來看，各級政府的橫向權力分配關係與歷代科舉制實體內容的合理程度存在著一種榮損相應的關係，橫向權力配置較爲合理的時候，科舉制的內容就鮮活有生氣一些，而橫向權力配置不合理以至中央權力肆虐的時代，科舉制的內容就僵死，但是，有一點，科舉制在程序性規範的設計上則一直是不斷改進，以至到清代時，科舉制的程序性規範達到了幾于完美的地步，令人贊嘆。
唐以降，如果其他政治要素（例如，皇帝個人的素質）相類似，中國的疆域穩定性與科舉制的成熟程度之間呈現出一種正比關係，即使科舉制在內容上僵化，也因爲它剛性的程序性規範而有利于全國的內部穩定，不過這種關係常常因爲受到橫向分權不力以及邊患的影響而不容易察覺。
例如，唐代的科舉制雖然在程序性規範上不如宋明清三代，但它的內容幷不呆板，再加上各種其他好的因素，統治289年實在很正常，其王朝後期的藩鎮格局局面源于窮兵黷武的外交錯誤，究其源還是一個橫向分權問題，而不在縱向分權；北宋在政治、文化方面的輝煌成就有目共睹，而這與歷朝皇帝垂青科舉制關係極大，宋太宗甚至自己親自當主考官，可見其重視程度，雖然到北宋末年出現了混亂幷且開始衰弱，但南宋初年的科舉制依然興盛，因文治而造成的積弱如果沒有邊患也就不成其爲弱，同時兩宋的富庶也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這些都與科舉制直接相關，兩宋統治時間達到319年，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就。明代如此集權專制的朝代，居然統治了276年，這不能不說與它科舉制的極盛狀態相關。清承明制，在科舉制的程序性規範方面比明代還要嚴格細密，如果不是外强覬覦，清代是否就只能統治267年還得打個問號。
上述例子說明科舉制程序性規範的嚴格程度以及中央地方分級考試與國土統一、國內穩定之間存在一種正比關係。
之所以産生這樣的一種關係是因爲科舉制所承載的政治和文化功能所决定的。在政治上，由于科舉制主要以儒家的四書五經爲考試的基本內容，因此熟讀這些經典的參選者自然就被儒家思想所浸染，從而認同這個國家的基本政治模式，由于科舉制不以人的現行社會地位作爲考試資格起點，從而具有平等性（自然沒有達到男女平等），這種平等性所産生的政治合法性是極其穩定的，百姓對于來自這樣的一種統治不僅僅能够基本贊成，甚至心服口服。同時作爲一種文化的儒家思想其相對于西方宗教而言具有很大的開放性和柔和性，而不會在各個領域製造過多的衝突和矛盾，幷且長期的歷史積澱使得儒家文化所奉行的社會、政治倫理都得到廣泛的社會認同，于是它造就了傳統中國的大一統格局，這種格局由于歷史的悠久，已經很難被强行改變，因爲它不是版圖共同體，而是文化共同體。
如果只有大一統而沒有地方自治，那麽這種大一統就可能做到長期不穩定，限于古代交通、通訊等技術的有限性，中央權力即使力圖全面控制地方，在實際效果上也是做不到的，更何况古典時代的歷代中央政府奉行小政府觀念，縣行政機構的極端平民化也使得中央集權在事實上的不可能，因此即使地方治理得不好，也未必是因爲中央集權所致。關于這一點無論歷代史料還是研究性成果都已經表明，韋伯就曾經認爲"正式的皇家行政，事實上只限于市區和市轄區的行政。"（《儒教與道教》中文版，商務印書館95年版，頁145）地方上宗族勢力、鄉紳集團都構成了對過分干預地方自治的阻礙，卸任後或者丁憂期間的中央或者地方官員回到戶籍地往往成爲鄉紳中的重要成員，科舉制由此而具備了一種不僅選拔官員，同時組成社會階層制約官員濫權、實現社會自治的政治社會功能。
因此，從歷史看，如果將前現代的東西方兩個世界進行比較，中國在中央和地方分權領域可以說是解决得最好的國家，其智慧遠遠高于其他任何大國的模式——美國漢學家羅茲曼主編的《中國的現代化》一書對此有極高的評價，由于文化上的統一，官員選拔方面的基本公平，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存在著一種名爲集權，却同時兼具共和之實的政體就確立起來。當前，要大體解决中國治亂循環的頑疾雖然也需要吸收聯邦制的成果，但同時還需要科舉制身上特有的文化貫通功能。傳統中國由于政府橫向權力分配不合理導致了科舉制在一定程度上被浪費，無法完整地實現縱向權力合理分配給社會帶來的穩定功能。
二、作爲西方憲政基礎的直接選舉票决制
從中西方歷史看，立法、行政、司法三權鼎立是當今最好的一種橫向權力分配模式，中國的憲政轉型不可避免地要學習這種制度，但是怎麽學才是核心問題。
目前人們較爲熟悉的美國式直接票决制，其要解决的是民衆對政治的認同問題，而20世紀下半葉以來歷次美國總統大選的投票率常常不足50%却表明這種政治認同的嚴重不足。雖然美國總統大選是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幷用，即由選舉人團選舉的制度，但容易出現選舉僵局，從而導致數百人的選票就可能改變結果。或者一個或多數選舉人票的候選人却可能獲得少數選民票，而他按照勝者通吃原則應該獲勝，因此，所謂民主在這裏卡殼。這些問題直接導致所謂的民衆認同變得很虛幻。另外，票决製造成難以避免的黨派政治和投票的隨意性及其高成本。政治認同的不足將導致所謂人民主權觀念名存實亡，即使可以將選民不參與投票視爲對結果的默認，但是民衆的特徵是永遠關注自己切身和直接利益决定了這種默認的不穩定性；黨派政治是古今中西的政治家、思想家所詬病的政治現象，原因在于黨派政治的主要目的是同黨入選，難以實現政治爲公的統一目的，因此它造成執政者的政治行爲可能嚴重偏離國家公權力的目的，但是，直接票决制的模式决定了黨派政治是所有認同其政治架構者不得不付出的代價；直接票决製作爲民主的一種表現模式，其高成本也是一個巨大代價，這更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事情了。
以直接票决制選拔政治人物的弊病不僅僅在上述，它在議會、行政和司法三個領域都存在不可解决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在權力分配的合理程度，而在于産生這些機構主要組成成員的方式，現分述如下：
作爲立法機關的議會，在民主直接票决制國家，其議員必須經過直接選舉産生，幷且如英美模式則是根據地區的人口數定比例（雖然這種比例也是有其他限制方式的），以美國聯邦議會爲例，這種方式的潜在弊端是，人口的增長會導致衆議員人數的無限擴張，除非不斷地重新調整其比率，雖然參議員人數不變能够部分遏制衆議院擴張帶來的弊病，但是也會增加時間和金錢成本，同時比例的調整會直接影響衆議院的代表性强弱，選民基數越小，代表性就越强，選民基數越大，代表性就越弱，而除非戰爭或者突如其來的大規模灾難，現代社會的選民基數只會增大，以至到最後，議會人數將不可控制。如果對議會人數作限定性控制，則其正當性完全建立在一個功能主義的基礎上，其所謂的主權在民就要大打折扣，當一個衆議員代表了過多選民的時候，將出現代表虛假的問題，即一個議員能代表多少人存在一個邊界的問題。另外，議會人數過多還將導致議事不可能問題，衆所周知，在同一議事規則之下，參與討論的人數多少與討論效率成反比，人數越少，效率越高，人數越多，效率越低，曾經有人論證過，議會人數超過1000人就無法正常議事，但是只要以公民人數作爲議員人數的基準，就無法避免議會無謂擴張的問題，美國人口是中國的六分之一不到，中國如果也按照美國模式産生議員，那麽議會人數將達到3000人以上，這樣的議會怎麽開——除了表决之外，他們哪里還有時間事先瞭解議案？若以一年365天計算，每周除去兩個休息日，假定議會每天開會，那麽議事天數是260天，假定一個議員每年只提0.5個議案，以3000人而論，就是1500個議案，于是每天每個議員必須至少通過六項議案——議員已經根本不可能對每個議案深思熟慮之後再作投票表决。而議會人數如果與人口基數之間的距離過大，則所謂主權在民又從何說起？爲此，自議會而言，所謂主權在民云云在一個大國，要用直接方式來表達是不可能的。
作爲執行法律的行政權，無論在內閣制還是總統制下，都將隨著黨派政治而出現問題。在美國這樣的總統制國家，總統作爲行政首腦和國家元首雙重身份的權力，不僅僅限于執行法律，甚至常常是一些重要法律的立法建議者，而其黨派色彩尤其干擾這種權力的公共性質。其重要行政部門的重要官員任免就更易染上黨派色彩，任何制度都需要人去執行，基于黨派利益的執行法律與完全基于公共利益的執行法律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行政部門將利用法律賦予的自由裁量權制定符合本黨觀念的政策，同時由于任期制對行政長官任期的限制還將導致公共政策的短期行爲，以至于不可避免地出現前後政策撞車和缺乏長遠考慮的淺薄媚俗政策。同時，美國式的總統制還將導致總統憑藉權力——因爲其權力實在太大了——欺騙民衆，以實現背離國家利益的自我政治野心，雖然三權分立模式再加自由媒體在一定意義上制約了總統權力，但是種種迹象表明，總統欺騙人民的辦法幷沒有人們想像得那麽少（如情報門事件就是一個典型）。責任內閣制的典型模式，也因爲黨派政治而同樣存在上述問題，儘管在程度的嚴重性上可能稍弱于總統制。而俄羅斯、法國這些總統制與內閣制相結合的混合制模式，只要奉直選票决爲圭臬，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上述相類的問題，差別也只是程度。因此，行政權上的問題隨立法權而來，解决了議會産生方式的弊病，也就同時解决行政權的弊病。
在目前各憲政國家的司法權配置模式上，大陸法國家和英美法國家相比，總體而言，兩者的配置都有其自身的有效性與合理性，但在産生方式上美國式的任命制和選舉制幷行幷不是理想方式，相反德國的經過資格考試以後見習直到正式任命制度相對來說要好一些——但這依然不能說是一種現代科舉制，因爲這種選拔專家的考試方式，不可避免地忽視人文精神，雖然在西方的語境下已經是很優秀的制度了。
三、轉型必須同步解决兩類權力均衡問題
現在回到中國問題上來。
正如有論者指出"如果不引進聯邦制安排，不真正確立分權自治，就沒有制度框架適應民族的多樣性，也難以使國家的統一建立在各民族心悅誠服之上。"（王天成/《四論共和國》）這就是一個簡單但完全正確的中央與地方分權的理由，只是中國大一統了兩千多年，中央集權一直是主流，分裂是支流，因此中國使用聯邦制與美國實行聯邦制的直接理由剛好相反，即美國實行聯邦制的目的是加强中央的權力，而中國實行聯邦制的目的却是加强地方的權力，但兩者最終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即使得一片廣土衆民之地成爲一個真正的憲政共和主義國家。同時，由于中國的歷史文化以統一爲主流，因此，我們在使用聯邦制的時候，不必强調其名，但應當有其實。
要實現這個目的，就要對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進行有效合理的劃分和統一。無論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其存在的目的都是保障人權。因此縱向權力的劃分以此爲界，只要能够達到既保護了地方人權，又能够保護全國人權的權力劃分，分權就是成功的。
根據歷史的教訓和經驗，控制軍隊的權力應該歸屬中央政府，這樣才能實現國內的穩定和對外的强有力防務。
外交權應該由中央負責也是毫無疑問的，處理涉及省際的公共安全問題，以及經過地方申請的公安幫助等。
中央還需要管理省際貿易和國際貿易，目前普遍存在的省際貿易壁壘必須打破，這種壁壘包括專門就進入本地的外地商品設置最低限價以及徵收各種名目的稅收（往往被稱作費，而實際上就是稅）。
徵稅權應該分流，即中央議會通過法案徵收用于全國財政的稅收，而地方議會通過法案徵收用于本地財政的稅收。目前地稅國稅的分離普遍地被人稱爲財政聯邦主義，這是有道理的，但還遠遠不够。由于中國的人口、資源分布都極不均衡，各省地理位置的差异也直接影響其經濟發展，爲此，一方面需要各地方政府自身的因地制宜——這方面中央干涉得越少越好，同時還需要通過中央財政予以適當調劑，以促使各地方儘量同步發展，但是這種調劑不是平均主義的削平，而是救急性的臨時解决以及雖有長遠支持，也需要確定合適的比例，否則富裕省爲貧困省過多的付出也是一種不公平。
中央還有義務完成公共福利的工作，地方福利自然由地方政府完成，同時根據不同省份的差异，由中央議會决定是否特別資助具體的地方福利。
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如何達成均衡狀態，這需要大量實證研究，同時也需要具體的地方代表進行討論。因此，我們在考慮這種權力分合的制度設計時必須清楚其分其合的度，如果過于强調分，可能會導致分裂的危險；而過分地强調合，則可能回到集權狀態。這兩種後果都無法達到共和主義的目的，不能共和，則必生亂象，因此這是一個需要大量的調查和廣泛討論的問題——在縱向權力均衡這一原則確立之後，就不再有什麽理論問題，剩下的只是如何有效實踐的問題。
還有一個必須提及的問題，就是地方區域的大小，目前中國的行政區劃有直轄市、省、自治區，其下還有市、縣、鄉、自治州、自治縣、鄉的設置，這種設置層級過多導致政府官員的數量過大，不但人民負擔過重，而且導致政府服務無能，擾民有方，因此一個更有效的做法也許是將省進一步劃小，例如假定以10萬平方公里爲劃分單位，則可以到100個左右的省，在政府設置上基本就是中央和省兩級，再往下就由地方自治，或者地方政府根據人民的需要派出機構以服務這種自治。如此劃分的原因在于兩個，第一，省在政治上獨立性增大，同時疆域過于遼闊可能導致不穩定；第二，省疆域過大可能導致地方自治的難度，從而會引發省內治理的困難和成本過高。
在縱向分權過程中，還有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是民族問題，中國歷代以文化分夷夏，沒有什麽特別激烈的種族主義觀念，這種傳統不但不能拋弃還應該進一步改進，相信在明確中央與地方分權的基礎上，民族問題將不再成爲問題，目前出現的民族問題，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傳統破壞之後，新政權拋弃舊有的整合方式却又要保證原有的統一，從而依靠新的意識形態和武力强攏的結果。爲此，憲政而非全能主義是實現五族共和的基本保障，反之，分裂就會越來越成爲趨勢，以至于最後成爲事實。
至于縱向權力均衡所涉及的其他權力種類，本文不再討論，留待以後進行。接下來要談的是各級政府內部橫向權力和縱向權力的均衡。
各級政府內部的橫向權力均衡問題，容易被誤以爲一般的所謂分權制衡，實際上無論在地方還是在中央都不僅僅是分權問題，總其言之是一個權力均衡問題。所謂權力均衡，應該指各個國家機關所擁有的任何單獨權力，只要沒有其他權力的配合都無法侵害人民的權利，同時，各個國家機關所獲得的權力彼此之間存在一定的制約關係。以美國爲代表的三權分立模式是目前國際上比較成功的憲政模式，但是，其總統制下的行政權在20世紀不斷膨脹也是不爭的事實，政府行政欺騙人民的能力也一直在提高。因此三權分立模式是否足够解决權力制衡問題應該說存在一定疑問，尤其涉及到公權力監督問題上，很難依靠行政權解决這個問題，爲此，需要在一般性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構之外，單獨設立監察權，即獨立的針對一切官員的彈劾機構，同時在司法權內部還應該設置專門性的專項司法——例如憲法法院、監察法院等。
四、重要公職人員的産生：科舉制還是大民主政治？
雖然近三四百年以來的西方制度文明越來越排斥精英政治，而崇尚平民政治，精英政治幾乎已經成爲一個貶義詞，但是如果我們透過以美國爲代表的平民政治繁榮的表像，則可以發現這種平民政治的危險性。在這種政治模式下，最短視、最淺薄、代表局部利益的意見匯成社會壓倒性多數的主流，爲了獲得民衆支持的政客們除了諂媚于這些意見，否則得不到點人頭數的優勝票。以交易爲基礎的社會生活越來越呈現出各種難以消除的弊害：商業不斷刺激乃至製造消費欲望，急功近利、杯水主義大行其道，它號召人們及時行樂，它教導人類用物質强奸精神，用肉體踐踏靈魂，它將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和領域都置于交易之中，它使得這個世界的文化越來越趨向于庸俗，人們的精神世界也隨之越來越貧乏甚至崇尚虛無主義，而另一方面，在進化論這種淺薄的物質主義理論籠罩下，人類又狂妄地以爲自己達到了最偉大的文明高度，而永無休止甚至無耻地向地球、向其他的種群追逐利潤。
建立在對歷史和天地敬畏基礎之上的精英政治，只要同時接受民間的監督，它將關切民生却不爲物質主義所左右，避免平民政治的庸盲，幷且引導淺薄陋見者在物質需求方面，追求適切，在精神生活領域追求恬淡閑暇。中國作爲一個擁有5000年文明的衆民廣土之地，自春秋封建制終結之後（此處封建不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所謂的封建主義），漢以來的政治一直崇尚精英政治，雖然由于橫向分權問題一直未能解决，而無法達到其理想狀態，但與西方文明作同期比較，曾經一直遙遙領先于他們，絕不是偶然的，後來出現的科舉制正是中國精英政治的表現形式。
正如不抱偏見的中西方學者們所認識到的，中國古典科舉制所測試的對象，由于制度框架的嚴格和嚴密，在其成爲舉人、進士之前，至少已經背下了45萬字的四書五經經義全文，精通歷史（而這是絕大部分成功的政治家必須具備的素養），善于寫作、填詩賦詞。這絕對不是單純的職業考試，而是帶有明確人文素養要求的素質考試，即它隱含了爲官必須具備的基本人文素養的要求。歷代中國最杰出的人才幾乎都出于科舉本身就表明了這一制度的合理性，科舉制在選拔官員方面雖然不是盡善盡美的 （沒有一種制度是盡善盡美的），可是却比其他任何一種選拔官員的制度都要合理。
科舉制不但高于完全排斥平民，只看血緣、不看具體才能的貴族制，也高于假裝或者真實地完全聽憑全民，無賴、騙子照單全收的民主政治，斯瓦辛格是個好演員，甚至可能私德也不錯，可是他是否能够成爲一個優秀的州長，還需我們拭目以待，如果斯瓦辛格將來能够成爲一個不錯的政治家，原因恐怕未必在于其源于民選，而是因爲分權模式的合理。選官制度的模式幷不直接决定該制度是否有足够制約權力濫用的能力，關鍵在于一個政治制度能否做到公權力的合理劃分，以至于達到均衡，從而保障人權，與是否有足够的投票之間沒有必然關係。
從憲政的目的本身來看，民主只是一個工具。在不遵循權力均衡原則的權力不合理劃分或者乾脆就是集權條件下，也許我們能够更加一目了然地看清到底是科舉制高明還是全民參與的民主制高明。民主大選中經常出現的一種情况是，多數票獲得者幷沒有獲得憲法規定的絕對多數，以至需要重新投票，直到符合憲法規定的票數，選舉才算結束，真是對民主政治的最大嘲諷，這種被强行扭過來的阿羅悖論充分地表明全民參與的民主制的虛妄，可是沒有別的辦法，那就閉著眼投票，這次投張三沒中，下次投李四——上次他的票最多，這種民主制下的勢利眼充分地展示出選民對于選舉的不嚴肅態度——只要選舉還只是一項權利，那就不會有多少人真拿它當個東西。看一下下面這個例子，1932年，德國舉行總統大選時就發生了兩次投票，第一次3月13日和第二次4月10日的投票結果就有很大差別，第一次是興登堡 18651497票，希特勒11339446票，台爾曼4983341票，杜斯特堡2557729票，第二次是興登堡19359983票，希特勒13418547票，台爾曼3706759，杜斯特堡退出競選，幷且第二次投票比第一次投票的選民少了110萬人（【美】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這樣的選舉有什麽嚴肅性可言，在這種不可能真正嚴肅的投票中，所謂主權在民無非是另一種更美麗的欺騙而已。
中國古代的任命制中，科舉制是基礎性的選拔制度。在科舉制的選拔中，考試是針對所有參考的人，同一份試卷，封卷批閱，絕不會出現像上述民主制那麽大的隨意性，而且這種全民大選過程中，政治家爲了贏得權力的角逐常常充滿了肮髒的互相詆毀和攻訐——這是一種對社會風氣的敗壞，這是科舉制不會出現的問題。
與直接選舉相比，科舉制也不是依靠政治家在麥克風、電視鏡頭前的表演和空頭許諾來選擇官員。它最大限度地保證了政治家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道德的合一，而不提倡那種依靠大話上臺的媚俗政治。
科舉制也同樣能够做到同意的政治，只要科舉制本身的設計達到足够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是指符合政治需求本身的設置。基于科舉制的任命制與精英範圍內的票决選舉制，必將遠比動輒搞大選（無論是全民公决還是地方公决）要合理。
因此，受到合理制衡的精英政治必定優越于同樣分權的全民民主政治。西方缺乏科舉制度的歷史傳統，而在古典時代曾經有過公民民主傳統，因此他們今天的民主繼承的是他們以前遠隔了中世紀之前的傳統。我們有過1300年成熟的科舉制傳統，如果我們今天還要繼續一如既往地拋弃自己祖先的精金美玉而去邯鄲學步于別人，不但是可笑的，更可能因爲水土不服而重新製造悲劇——百年憲政史上那些激進主義思潮已經讓我們吃足了苦頭，今天依然要以此爲戒。
中國5000年政治文明史上確實存在著侵害個人基本權利的大量劣行，但這是公權力缺乏制度性有效制衡導致的，幷非人民不能投票表决導致的，我們需要對公權力的制衡和人民權利的保障，但是，全民參與的票决制民主絕非制衡公權力的必要條件，美國人引以爲傲的美國憲法恰恰不是民主選舉産生的，而是精英討論的結果；這部憲法的精髓是分權制衡，也不是什麽民主。如果從民主角度衡量，它還根本不合格：婦女沒有選舉權（到20世紀20年代才得到改變），一個印第安人只能算 3/4個白人。全民參與投票的民主不具有普世價值，只具有特別歷史傳統下的特殊價值。
任何一個大國，在受到制衡和監督的精英政治模式下，精英與人民是一種和諧的共同治理，而在全民民主政治模式中，民主往往演變爲一種表演，根本不存在真實的人民主權，所謂的代議制就會導致對人民授權的僭越，英國對華鴉片戰爭的議會投票、英國對北美徵收印花稅的議會投票、美國對伊拉克發動倒薩戰爭的議會投票都是最典型的諂媚政治的結果，也就是大民主政治的産物，同時還是政客們挾多數以蔽民的竊權行爲——他們可以從代議性質中擺脫自己的責任，總統推卸給議會，議會推卸給選民。而精英政治缺乏獲得多數以後爲所欲爲的正當性，精英集團的决策錯誤無法將責任推卸給人民，因此反而不容易出現這樣的問題。一句話，受到有效制衡和監督的精英政治比受到有效制衡和監督的全民參與的民主政治更有效率也更有正義，决策也必然更加謹慎。
潘維先生《法治與"民主迷信"》一書對民主是否符合中國的文化土壤和現實作了深入的剖析，但是，我認爲潘先生在上下文的語境中將民主等同于全民民主，這將導致一個誤會，似乎我們一點民主都不需要（但潘先生顯然沒有這個意思），雖然潘先生就民主應該受到限制作了解說，但幷未提出具體設想。
潘先生幷且對科舉制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作了高度的評價，幷且認爲它在今天的中國也能够起到有效作用，可謂獨具慧眼，對此，我深表贊同——雖然對于潘先生所謂的六大支柱的整體設計我只是有條件的贊成，或者說是不完全贊成。
下文將就此兩問題作進一步論述幷嘗試解决整個中國新憲政制度的框架問題。
各個國家機構在其具體的運行過程中應該視具體情形而確定是否實行民主原則，例如，中國議會的議事制度就應該按照民主方式設置，司法領域也應該有民主化的內容，例如引進陪審團制度，行政部門、監察等部門在某些重大問題的决策上應該實行民主投票制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都說明，民主作爲一定範圍內的共和手段，它是有價值的，但必須知道它的邊界所在。
在認爲全民投票的民主不適合中國本土歷史和現實條件的基礎上，我認爲，政府公務官員以及議員的産生均不必依靠民選産生，而依靠科舉制。至于現行的以及西方的公務員制度雖然也是按照考試産生公務員，但不屬于本文所謂的科舉制，本文論及的科舉制主要的顯性功能在于選拔政府重要公務人員，即享有高級職位的政治家意義上的官員，其中包括法官、監察官，而非一般政府事務職員，例如書記員。
爲此，科舉成爲一項特別的政府公權力，爲保證上述四權（立法、行政、司法和監察）之間的均衡狀態，科舉權的政治地位應該高于其他四權之上，但其所謂高僅僅是一種政治地位而非權力多寡，它展示的是人事産生過程中的母子關係，一旦各權政治家或者公務人員産生，四權與科舉權之間就不存在其他隸屬關係。
由于科舉考試完全是一種政治行爲，中央和地方需要設立專門獨立的科舉委員會，與議會建制在分級上相同，即中央和地方（省）科舉委員會。中央科舉委員會擁有無可質疑、不可動搖的最高科舉權，但是科舉委員會的權力只限于科舉執法及部分的科舉監察權，科舉司法由科舉法院負責，另外議會通過或者修訂的科舉法必須有科舉委員會的附署才能生效。科舉委員會的地位由憲法明確規定，屬于憲法性機構，但完全不與四權中的任何一權重合。
由于科舉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科舉委員會從某種程度上擔當著繼承道統、證明法統的重任，因此，科舉委員會的主席應當兼任國家主席，其職責相當于目前國家主席的地位，議會的議長由科舉委員會的專門部門提名，議會投票通過，沒有通過投票的，科舉委員會可以再提名人選，如此最終不得超過法定次數（例如三次），最後一次的投票失敗後，由國家主席直接任命，任何人不得有异議。總理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均由國家主席直接任命，其他任何人不得干涉。
科舉委員會的主席也是國家軍隊的總指揮，但是在沒有向議會提出議案的情况下，或者未獲得議會法定多數（例如2/3以上議員）的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動用軍隊。
當然，擔任各級科舉委員會的科舉權官員不必通過直接的科舉考試産生，而可以從通過其他類科舉考試中合格的最優秀人才中選拔候補，經過在科舉委員會中一定期間的見習，再經過考察任職科舉官員，只是在過渡性階段，可以作相應的變通處理，例如在最初階段暫時以現有的其他官員充任，聘請顧問專家研究科舉考試的內容和形式，隨之逐次正式展開。以內容而言，在産生議員、行政官員、法官、監察官的各類科舉考試中必須設置共同的科目，同時也要根據所選拔的文官性質確定其他的特科。由于科舉制承擔的社會和文化功能，所以共同科目的設置應當以此爲鵠的，例如歷史、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倫理學（均包括中國及世界的內容）等，可以分年進行，一年一門或者數門，其考試方式應當儘量避免過于僵化的出題方式，這需要專門研究，本文無法展開，另議。至于考試的法律程序也是更加複雜的一套制度安排，本文不涉及。爲了防止出現某些確實具有從政才能幷且希望成爲公共官員因爲不擅長考試而被淘汰，在科舉制的基礎上還應當同時幷行一套有嚴格程序保障的的薦舉制度。
五、科舉憲政制度的基本結構及其與社會的關係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對科舉憲政共和制的基本框架大致地作一個總結，圖示如下：
國家主席
軍隊
科舉委員會
立法（議會）
行政（國務院）
司法（法院）
監察（監察官）
在上述設計中，大致構想如下，國家主席代表中國主權，因此其在外交上享有權力，同時其在內政上，也有不少權力，例如對各個政府機構首腦的任命權，經過議會批准的宣戰權、大赦權等等，前文已述，國家主席是道統和法統的代表，雖然直接領導科舉委員會，但不掌握立法、行政、司法和監察的任何一項具體權力，目的在于防止直接權力過大從而犯錯而損害人民的共和感。國家主席不必經常性地換届，因此，其任期也是近乎終身制，一般應該確定在45——70歲之間比較合理，其産生應該是科舉委員會內部民主差額選舉，絕對多數票獲勝者出任國家主席，這需要一套專門的程序。另外，國家主席享有部分司法豁免權，不受監察官的彈劾，但是國家主席如果有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爲，科舉委員會副主席可以向憲法法院要求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由憲法法院决定是否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如果成立了特別調查委員會，則該委員會組成人員中應當包括各類政府官員和民間人士在內，由憲法法院院長擔任委員會主席，調查後公布結果，幷且據此决定是否重新選舉國家主席。科舉委員會的副主席，即提起彈劾國家主席申請的人不得參加新的國家主席候選人提名——必須儘量避免任何借法律搞權術鬥爭的可能。
至于科舉委員會的科舉權，前文已述，此處不贅。下面有必要簡單談談立法、行政、司法、監察四種官員的産生方式及任期等問題。
（一）議員
從中央到地方設置兩級議會，地方議會的基本設置及議員産生方式與中央議會相似。
中央議會實行兩院制，由參議院和衆議院組成，此兩院設置基本參考美國式的議會制度，但是議員人數實行定額制，衆議員人數應該是參議員人數的若干倍，參議員每省若干人，例如兩人或三人（這需要具體考察研究確定），衆議員每省若干人（根據參議員的人數按倍數確定），參議員和衆議員均由統一的科舉考試産生（考試的間隔期根據議員任期决定，符合資格的人數應該稍微高于所需人數，但不能太多，例如是所需人數的1.1～1.2倍），科舉考試的內容以及考試方式均由憲法規定。要成爲參議員必須先經過衆議員資格考試，其後作見習衆議員兩年後，根據自己的申請，經過特定部門的確認而成爲衆議員，再經過一定年限的衆議員工作後，才可以參加參議員資格考試，而後，在參議院做一年的助手後自然成爲參議員，參議員有任期限制，可以連任但不得超過兩届，衆議員的任期比參議員任期短，例如4年一換，不得連任，但是無論是參議員還是衆議員都不經過選民直接票决制産生。有資格而未能成爲議員的人，可以作爲候補議員，領取一定薪俸，他們主要作爲議員儲備存在，以防出現突然事件時無法補缺。省議會參照中央議會的方式産生，但是可以根據本地的具體情况做不違反憲法的變通。對議員的彈劾訴訟既可以由監察官提起，也可以由若干民間人士——例如100人以上聯名提出，由監察法院裁决。
另外地方議會的立法權不得超越憲法，由此産生的爭議由憲法法院解决。
（二）行政官
行政級別不必根據隨議會的方式，而是應當根據具體情况分級，地方行政的組織方式也按照中央行政機構的組織方式。中央行政權采用似內閣制，即由國務院總理領導的，由科舉委員會任命各下屬機構的長官組閣成立中央行政機構，各部對總理負責。總理本人則由國家主席直接任命，各部長官的人選必須通過相關的行政資格考試，幷且需有在行政官員身邊做助理的經歷，一般應該至少在3——5年，其後可以根據本人的申請，科舉委員會審定，决定是否委以官職。行政官員的考試應該區別于公務員考試，公務員經過一定年限有成就的工作後，其職位最高只能到達某個低級執行機構的副職，而各級正職行政官員都必須經過專門的階梯式行政資格考試，幷且有在高級行政官員身邊工作的經歷。獲得低階行政資格的行政官員，可以根據其政績提升到高一級的副職，對省部級、廳局級的正職行政長官應當實行長期任期制，例如不低于10年，但不高于30年，65歲前强制退休，退休後國家提供高薪養老金，被彈劾者除外，這種幾乎終身制的任期方式，其目的是防止行政官員制定政策的短期行爲，而鼓勵他們將一方任職作爲自己的終生事業看待。同時，由于政治屬于一種習得的智慧，因此其經驗價值遠高于書本知識以及其他閱歷的價值，過于頻繁地更替官員不但無助于政策的連續性，對于政治家掌握政治智慧本身而言也是不利的。對縣處級以下正職官員也設定最長任期年限，例如5年，可以有限連任，例如三届，由上級行政長官與同級科舉委員會根據特定程序及其本人的意願决定。但是，本地公民也有權向上級行政部門發表自己對這些公共事務的看法。對于行政官員，公民有權按照法定要求，向監察官提起彈劾訴訟的建議，監察官必須在一定期間內給予答復。
（三）法官
法院的橫向分類應該包括一般性法院、憲法法院、監察法院、科舉法院、海事法院、軍事法院，縱向分類應該有最高法院、省高級法院和基層法院。
中央法官從地方法院的法官中經過特定資格要求之後的考核後産生，基層法官按照統一法官資格考試制度産生，具體而言，年滿18歲以上的公民可以參加初級法官資格考試，通過之後需有若干年（例如7年）以上的律師或者檢察官或法官助理職業經驗，其後可以申請擔任最基層法院的法官，由專門的法官任職委員會（屬于科舉委員會的一個特設分支機構）根據法律程序任命，若干年（例如5年）後初級法官可以參加中級法官資格考試，通過後可以直接申請中級法官職位，再經過若干年 （例如5年） 的中級法官職業，即獲得就任任何一級法院的法官資格，但不得自我申請，須由專門機構根據特別程序及法官本人意願任命。法官爲終身制職業，沒有特別的過錯，任何人不得免去其職位，對法官的彈劾，必須在議會進行，根據被彈劾法官的管轄權確定彈劾地議會。雖然在科舉考試時，對各級法官的要求不同，但是任何一級法官的司法權都是完全獨立的，在任何一起案件中其司法權都不受任何人干涉，除非按照程序由上級法院推翻其判决。
（四）監察官
監察官也由科舉委員會任命，産生方式與法官類似，其行爲對議會負責，他們在任期上也是終身制。監察官的職責是監察所有官員的行爲是否符合法律和他們的長官的合法命令，一旦發現官員有違法行爲，他們就可以按照法律的規定提起彈劾訴訟，其中對非法官的彈劾訴訟在監察法院進行，而彈劾法官的訴訟應當在議會進行。
對監察官的監督和制約可以由民間人士組成特定的機構來承擔，一般由律師組成，他們的經費來源主要通過社會募捐獲得，但所有募捐所獲必須公之于衆，幷且對一次募捐的數額應當有法定限額以及期間限定，即捐助過一定大筆數額的團體、企業等捐款額度有上限，幷且不得在一定期間過度捐助，目的是防止民間彈劾權被操縱。爲了保證民間彈劾的順利進行，不至于因爲經費的困擾而無法達到制約公權力的目的，法律應該規定年收入達到一定數額以上的律師每年或者每若干年必須服彈劾役若干天，服役者可以以金錢代役。另外，爲了保證監察官行動的獨立性，既防止受到來自政府的干擾，也要防止受到社會的干擾，因此，對于彈劾監察官必須設定非常嚴格的程序，以做到一般只要發動民間彈劾，就能够達到彈劾的目的——但這是一種理論設想，在具體制度設置上還需深入研究。
上述設想很容易被人誤以爲與孫中山的五權憲法類似，但這一制度方案與孫中山的五權憲法存在本質性的差异，五權憲法幷沒有賦予科舉權以很高的地位，相反由于議員、政治家是按照公民投票表决産生，從而使得單獨設立的考試院幷無實質性的獨立價值。在科舉憲政制度中，科舉制是政府機構所有人員的産生機制，因此，它的地位當然是最高的——雖然科舉委員會在結束任命之後，不得干涉其他各機構的工作。
由于科舉權所具有的公務員人事任免權，將必然導致精英內部的民主，完全避免了總理、議長等各機構的首腦的內部專制，他們無法對自己的下屬構成升遷上的實質性威脅，他們無法控制自己的下屬以要求他們完成非法任務，同時法律將規定這些公務人員在法律範圍內必須接受長官的命令（法官除外）。
人們可能會認爲這一制度設計會導致議會作用的下降，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樣的設置目的本身就不打算給立法、行政、司法任何一機構以過分的權力，以防止出現任何一權的擅權行爲，其目的在于防止出現像美國總統制這樣的超權力主宰者。
這一設計還有一層目的就是力圖改變晚清以來中國未能成功轉型，以至于政治領域一直徘徊在憲政與非憲政之間的狀態。前文已談及，晚清憲政轉型的唯一可能性是君主立憲制，但是現在這一類似晚清的條件已經不復存在，而完全照搬西方的憲政模式，一無可能，二無必要，但專權與分權之間的道路仍需打通。王國維先生在《殷周制度論》中早已借殷周制度轉型告誡我們："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故知周之制度、典禮，實皆爲道德而設。而制度、典禮之專及大夫、士以上者，亦未始不爲民而設也。周之制度、典禮，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親親、賢賢、男女有別四者之結體也。"（《觀堂集林.卷十.史林二》）他指出一條重要的道理，就是制度解决的表像問題是政治，而真正産生效果的將落實到人們的日常灑掃中。中國在傳統的禮治模式下要向法治狀態轉變，完全變爲法治國實在不可能也不必要（我們不能小看5000年的文化基因，中國人幷不完全適應一切由法來統治的生活，但政治必須由法來統治），從生活層次上講應當是一種禮法混雜，各取精華的狀態。我們不能對社會進行理性設計（這裏所謂的理性恰恰是不折不扣的非理性），但政治上的設計還是可能的甚至是需要的。
上述政府組織形式首先必須由一部憲法來規定，這部憲法應當將政府各項權力的範圍十分清楚地界定，除此之外，還需要一些輔助性的社會自生制度，例如貿易自由、教育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輿論的力量將對上述各項政府權力構成極大制約，科舉憲政共和制度完全避免了政黨政治及其弊害，同時也避免了直接票决制可能導致的媚俗政治。科舉憲政制度是一種精英政治，由于産生精英的方式是平等的，一定年齡歲以上的中國公民都有參加考試的權利，從而成爲一種隱形民主的精英政治，同時輔以監督政府行爲的信息公開制度（議會、行政以及司法、監察均須在事後公開其行爲的完整過程，除了涉及國家秘密的按照特定程序不予公開）以及自由的傳媒，使得自由的社會必將對這種精英政治構成實實在在的制約和監督，最終使得政府真正成爲保護人權的必要存在。
今天的制度轉型既要避免復古（也根本不可能），又要避免將西方民主憲政意識形態化而重蹈百年前覆轍——主要要防後者，百年中國吃的就是這種虧。中國文化被破壞得花果雕零，社會道德淪喪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在這種基礎上實行全民參與票决的民主必然導致政治决策完全被利益集團把持，這將給社會帶來灾難。好在中國文化中的一些基本氣質依然存留在每個人的身上，共和觀念尤其不缺，相反，人們往往天然地討厭黨爭（然而在大民主下就剛好相反，只能分裂不能合作），因此，如果我們能够避免使用全民民主的方式達到憲政共和，爲什麽非要走西方人的路呢？西方憲政分權理論在中國語境下不應該僅僅被解釋爲分權制衡，同時還應該有强烈的共和意味，讓分權制衡與共和水乳交融，難分彼此，是中國學者解决中國問題應當考慮的問題。本文設置的制度帶有强烈的半君主立憲痕迹，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中國喪失君主立憲變革可能之後的一種返本開新、繼往開來之努力。
結語
1904年，清政府在大勢所趨下詔定廢除科舉制，1905年9月2日，延續了1300年的科舉制被正式廢除，從此科舉制在百年思潮中幾乎完全成了一個貶義詞，祖先留給我們的這項寶貴遺産被淹沒在百年亂政的殘磚碎瓦之中，真是"吳宮花草埋幽徑，晋代衣冠作古丘"！
今天，當我們再次面對世紀轉型之際，怎不感慨萬千！新科舉憲政制度在文化和政治上的這種貫通整個民族傳統和現實觀念的目的在于上承傳統，下開未來。 1905年廢除科舉之後，中國文化之根發生了重大位移，即原有的科舉制使得整個中國文化和社會以儒學經典爲基本精神、思想、實踐根源，其隨科舉制暫時終結之後，中國文化和政治在100年間的表像是根基盡喪，于是出現了一個暫時的百年斷裂帶。但是，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史家、國學大師（例如王國維、章太炎、錢穆、陳寅恪等）都不約而同地明確認爲未來中國文化與政治的本土根基將是中國本國歷史，可謂高瞻遠矚，其背後依然隱藏了儒家思想——雖然儒家思想不再是中國政治和文化的直接根基，鑒于中國近3000年歷史的精神氣質即儒家思想的原因，中國文化的精神氣質依然應當以儒家精神爲主。
這種位移是時勢所然，絕非强扭，而且儒家思想是一種包容性、彈性都很强的政治、社會理論，尤其重要的是，儒家思想首先源于制度本身（即宗周禮樂文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完全可能如以前一樣通過融合异質文化中有益的制度文明而發展，任何一種大規模的文化轉型都需要長期的過程，儒家思想和文明可能也很難例外，輕言國學的死亡也許是缺乏遠見的。或許科舉憲政制度不但能够將异質文明中有價值的內容吸納進來，而且避免异質文明在中國水土不服的問題，同時科舉憲政共和制還將挽救國學中優良的文明成果不至于被湮滅，使得中國真正在自己的基礎上融入世界，又不至于被往死路上趕的西方文明拖入泥潭。
中國當代的制度轉型已經到達漸進式變革的瓶頸階段，法學家、政治學家們已經感到在任何一個領域的單騎突進式改革，不但無助于解决總體問題，即使其本領域問題也無法解决，甚至還會産生新的弊病。依愚見，社會墮落的速度與改革的速度正在賽跑，中國的漸進式變革壓力已經越來越重，以至于許多人對漸進變革的前景感到絕望。因此，如果我們不希望社會動蕩，那麽現政權就應當考慮進行實質性政治改革，這種改革當然不能再像原來康有爲、孫中山、毛澤東那樣鹵莽滅裂，而是要充分地研究改革方案與我們的社會、文化、歷史的體貼程度，同時對改革可能失敗的後果要作最嚴謹苛刻的估計，只有能够確保改革失敗也不至于釀成禍害的情况下才能够著手整體改革。否則，寧可在漸進中求變求穩，將未來留給上帝而不作把握性太小的整體變革嘗試。
路漫漫其修遠兮，中國的憲政之路不知將走向何方……
2004/2/18，淩晨0:24初稿于京西漭瀟瀟齋
2004/3/1，淩晨3:00二稿後又有零星修改
（版權聲明：未經本文作者的口頭授權或者法律思想網的書面授權，任何紙質媒體不得作任何形式的使用；網絡等其他媒體在轉載時必須保證本文的完整性，幷且注明"法律思想網首發"，同時必須保留本聲明及本文其他字符；違反上述聲明將被視爲侵權，作者及法律思想網都將視具體情况采取相應措施，包括在必要的時候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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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近義，還是反義（劉軍寧）
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近義，還是反義
劉軍寧
《公共論叢》第5期三聯書店1998年
自從間接民主在近代的確立導致了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之間的分野以來，這兩種民主的各自擁護者之間的紛爭就未曾中斷過。當間接民主成功時，有人會希望它更上一層樓：升入直接民主的殿堂；當間接民主自身令人不滿時，又有人希望以直接民主取而代之；當落實直接民主的企圖受到重大挫折時，人們才不得不重新面對間接民主的現實。由于直接民主的理想追求的是一種純粹的、全面的民主，只要在這個世界上尚有未被民主化的領域，對直接民主的追求就不會消失。或許是由于世界範圍內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推動了間接民主在許多地方的成功，直接民主在近年來又呈現出回潮的迹象。在國外，從海內外新左派的政治訴求到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的《綠寶書》(the Green Book)都可以聽到呼喚直接民主的呐喊。在國內，近年來，又有人試圖爲已經聲名狼藉的盧梭的直接民主政體學說恢復名譽。另一方面，新一波技術革命所帶來的新的通訊手段再次使許多人似乎又看到了直接民主的"海市蜃樓"。直接民主論者把這種電子時代的直接民主美稱爲：電子民主。本文則試圖對這兩種民主作一初步澄清。
民主：直接與間接之分野
所謂直接民主，指的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身份的重合，公民作爲國家的主人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務，而不通過中介和代表。直接參與、直接選舉和全民公决都具有直接民主的因素，但不够成體制上的直接民主，如通過全民公决來决定該國家的統一與獨立等。直接民主有兩個層次上的涵義：一種指的是在具體問題上以直接民主的方式來作出决定，但是整個國家的主導制度仍然可能是間接民主。在具體問題上的直接民主只不過是一個補充。直接民主的另一種涵義指的是整個國家在體制上的直接民主，例如雅典民主。這種體制上的直接民主的典型制度安排是，公民大會是最高的立法機關，每年開會約40次，每次一整天。法定人數是6000人，另有500人會議，由10個部落中各派出50人參加，負責日常的行政事務。嚴格意義上的直接民主僅指的是國家體制上的直接民主。時至今日，世界上已經沒有一個國家在體制上實行直接民主，即使是瑞士也不例外。不論瑞士、美國這樣的國家在地方事務，尤其是鄉鎮事務中公民投票制發揮了多大的作用，這兩個國家在國家體制仍然是屬間接民主。
間接民主指的是公民通過由自己的同意所選舉出來的代表來負責制定法律和管理公共事務。所以，間接民主常常又被稱爲代議制民主，即人民通過其代表來進行統治，而不是直接進行統治。在間接民主下，主人與主事是分離的，用約翰·穆勒的話說，人民應該是主人，但他們必須聘用比他們更能幹的僕人。由于人民幷不親自主事，所以間接民主要求有一整套的監督機構來對人民的代表及由此産生的政府進行監督和防範，以免僕人濫用權力變成主人。在本文中，間接民主即指代議民主。間接選舉幷不等同于間接民主，因爲間接選舉出來的代表未必真的有權參政議政。精英政治也未必是間接民主，因爲這些精英未必是通過自由公平的選舉産生的，他們的權力未必受到人民的監督。
在今天這個世界上，凡是被公認實現了民主的國家，都是間接民主的國家。所以，即使是作爲直接民主發源地的希臘今日也改行代議民主。直接民主最早産生于公元前4世紀的古希臘的雅典城邦。以代議形式存在的間接民主産生于17、18世紀的英國和美國。應當承認，間接民主從直接民主那裏吸收了不少的靈感，同時也對之作了實質性的改造。
對間接民主的批評
在主張用直接民主取代間接民主的理論中，對間接民主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三點：
1、間接民主不信賴大衆，實行的是精英政治。
在實行間接民主的國家，政府往往被少數政治精英所把持，而普通民衆則被排除在外。如一些流行的政治學、憲法學教科書中所指責的那樣，代議民主是統治階級爲了欺騙和壓迫人民，維持其統治的工具。用一位著名的革命家的話說，代議制度是"每隔幾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麽人在議會裏鎮壓人民、壓迫人民。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是少數人的民主。"
2、間接民主是一種初級的民主，是一種因直接民主一時不具備實現條件而采取的不得已的、凑合的權宜之計。
一旦條件具備，應放弃間接民主，改行直接民主。有一種觀點把民主看作一個過程，其始初階段是氏族社會末期的軍事民主制和奴隸社會的直接民主制，以代議制模式存在的間接民主制不過是民主發展過程中的初級階段。其高級階段是全體人民當家作主的直接民主。一旦達到全民民主的境界，民主就趨于消亡。與完備的直接民主相比，作爲初級階段，代議民主是殘缺不全的、貧乏的、少數人的民主，它的形式和內容相脫節，原則與實踐相矛盾。直接民主才是最高級、最完備的民主，其形式與內容相一致，原則與實踐相一致，比間接民主優越千百萬倍。
3、間接民主是僞民主，不自由。
間接民主主張主權可以代表，可以分割。但盧梭認爲，"正如主權是不能轉讓的，同理，主權也是不能代表的；主權在本質上是由公意所構成的，而意志又是絕對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個意志，或者是另一個意志，而絕不能有什麽中間的東西。因此人民的議員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們只不過是人民的辦事員罷了；他們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因此，只有直接民主才可能通過允許所有人參與統治，才能給所有的人帶來真正的自由。在盧梭看來，"英國人自以爲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期間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于零了。"
當今的一些新左派也認爲，作爲間接民主的代議民主是殖民時代的産物。由于人民無法親自參加統治，間接民主因此被視爲假民主。在溫和的直接民主論者看來，間接民主不過是在大國實現民主的一個必要變通；在極端的直接民主論者看來則是對直接民主思想"可耻而錯誤的背叛"。
爲何贊成直接民主
贊成直接民主的人主要基于以下三大理由：
1、在直接民主下，主權在民，人民親自參加統治。
按照盧梭的看法，"主權在本質是由公意構成的，而公意只有公民自己能够表達，通過代表表達是絕對不可能的。"參政就像花錢一樣，自己花，總比委托別人花放心。如盧梭所言，"不親自參加統治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自由人。"
2、新技術開闢了直接民主的無限可能性。
直接民主論者也承認，直接民主雖是至善的理想，但是長期以來缺乏實現的條件，因爲沒有能够裝得下所有公民的屋子或廣場。但是隨著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屋子裝不下"的問題可以得到解决了。交互電視、互聯網絡、計算機聲音識別系統、計算機投票系統的出現和完善爲基于電子技術之上的直接民主創造了條件，因此新的直接民主的時代正在到來，屋子可以裝得下了。
3、直接民主是最真實的、最純粹的和最高級的民主，因爲在直接民主下，人們可以直接統治自己，而不必借助中介或代表，這才是民主的本意。
用前面所引的那位革命家的話說：直接民主是"絕大多數的專政，它完全是靠廣大群衆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限制地、最廣泛地、最有力地吸引全體群衆參加政權來維持的。"
爲何反對直接民主？與直接民主論者相對應，間接民主論者也提出了相應的批評直接民主、擁護間接民主的理由。間接民主論者反對直接民主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依據：
1、直接民主不可行。
妨礙直接民主實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所面臨的規模難題。這種規模難題還與人的生物學構造有關，即一個人不能同時全神貫注地傾聽一個以上的人說話。因此，任何規模稍大集會的議程就取决于召集者來决定日程、指定發言人和調控會場。規模越大，召集主持人的特權就越大，普通與會者的聲音就越弱，發言權就越小，參政議政的機會就越少，有效的交流和辯論會就變得越來越困難。當主持人的權力可以支配决策的結果時，直接民主就死亡了。
直接民主論者認爲，在直接民主下通過直接的參與可以表達更多的真理，換句話說，民主越直接，表達出來的真理就越多。但是，正如法國思想家泰納 (Hippolyte AdopheTaine)所指出的，1000萬人的無知加起來不等于一點點有知。直接民主不僅不能表達出更多的真理，而且如著名的精英主義理論家米歇爾斯所發現的，大衆比寡衆更容易被操縱。直接民主要求盡可能多的人盡可能高度的參與，而參加的人越多，每個人的作用就越少，多數人比少數人易操縱。《聯邦党人文集》的開篇就已經指出："危險的野心多半爲熱心于人民權利的漂亮外衣所掩蓋，很少用熱心擁護政府堅定而有效率的嚴峻面孔作掩護。"所以，直接民主往往是政治野心家的"天堂"。
一切直接民主，一旦付諸實施，總要大打折扣。嚴格意義的直接民主只存在于空想家的大腦裏。即使是雅典的民主也不是絕對的直接民主，因爲在這種大會之下幷不是所有公民都參加的，而且其行政部門的管理仍由部落推舉出來的代表來完成。就算是照搬雅典的模式，把一個國家按每5萬人劃成一個個政治單元，實行直接民主，但是整個國家體制仍無法直接民主化。一旦由每個單元選派若干人來構成國家議事機關，那仍將是間接的代議民主，而非直接的民主。所以，直接民主在現代社會是行不通的。在當今，儘管電子通訊技術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即使在發達國家，這種電子技術仍然幷不是每個公民都可以加以利用的。
2、直接民主成本高、風險高，易導致對抗和易情緒化。
直接民主論主張把社會當作公民可以在"幹中學"而無需專門技能的實驗場所，這樣做的風險和代價都超出了社會的擔當能力。全民參政排斥分工，這樣難免會由于缺少專門知識而常常陷入知識危機之中。
直接民主由于常常訴諸全國性的表决和集會，其經濟成本、社會成本和政治成本都很高，尤其是容易造成社會的過度政治化，造成政治壓倒一切。連盧梭都承認，在實行直接民主的地方，經濟不能太發達，人民不能太富裕，人民不能有私心。直接民主是一種此贏彼輸的零和博弈，是一種加劇社會衝突的機制。直接民主易在社會中造成多數派和少數派的分裂，使少數派的立場、利益和權利受到壓制。因此，直接民主容易造成不安定、不寬容、不正義。從歷史上看，這樣的民主一旦付諸實踐，就難逃內亂外患之灾，或因落入專制者的魔掌而傾覆，或淪爲大國的附庸而瓦解。誠如《聯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五篇中所指出的，"在一切情况下，爲了保障自由協商和討論的益處，以及防止人們爲不適當目的而輕易地聯合起來，看來至少需要一定的數目；另一方面，爲了避免人數衆多的議會裏，不管是由什麽人組成，感情必定會奪取理智的至高權威。"在這種公民大會式的直接民主體制下，如果每個雅典公民都是蘇格拉底，雅典的公民大會仍然是一群烏合之衆。
這不是蘇格拉底的過失，而是直接民主在制度上的缺陷。因爲"組成的人數越多，實際上指導會議進行的人就越少。首先，一個議會無論由什麽人組成，其人數越多，衆所周知的是，感情就越是勝于理智。其次，人數越多，知識膚淺、能力薄弱的成員所占比例就越大。這時，少數人的雄辯和演說正好對這類人起到衆所周知的有力作用。在古代共和國裏，全體人民親自集會，那裏通常可看到一個演說家或一個手腕高明的政治家左右一切，好象獨掌大權一樣。根據同一原理，代表性的議會人數越多，它就越是具有人民集體集會中特有的那種優柔寡斷。無知將成爲詭詐的弄愚者，情感也將成爲詭辯和雄辯的奴隸。……政府的外貌可能變得更加民主，但是使它得以活動的精神將是更多的寡頭政治。機器會擴大，但是指導其運轉的原動力却將更少，而且往往更加奧妙。"(《聯邦党人文集》第五十八篇)。若此論成立，一旦議事機構超過千人以上，就形同虛設了，如果說它還有什麽功能的話，也許就是可以把一些人的聲音轉化成人民的聲音。
3、直接民主無程序、一刀切，不自由、生暴政。
直接民主要求全民對每一個問題都持明確的、或贊成或反對的立場，往往也是極端的立場。它無視問題的複雜性和含糊性，這種决策往往鼓勵人們訴諸一時的情緒，而不是理性的判斷。直接民主的决策方式是中國人最爲熟悉的那種一刀切的方式，而無視許多人在許多問題上幷無明確立場這一現實。頻繁的選舉和表决要求對許多問題找到一個一清二楚的答案，對問題的性質作出絕對的澄清。但是許多問題沒有一清二楚的答案，無法達到絕對的澄清。
由于直接民主的一刀切和一杆子到底，它排斥程序，排斥中間層次，因而缺少對信息和意見的過濾機制，爲意見表達中的操縱和情緒化提供了可乘之機。由于直接民主在程序上缺少過濾機制和糾錯機制，一旦一時衝動的公意高于公益時，就會最終葬送公益。
直接民主視參與爲義務，要求公民對國家的絕對的獻身，變相地剝奪了個人處理其私人事務的自由權，直接民主否定公與私的界限，直接民主要求公民以個人身份直接參政，這就排斥了市民社會和中介結構的利益聚合功能，把社會徹底原子化，讓個人直接面對國家。
直接民主排斥政黨政治，直接擁戴執政者本人，更不容納反對者和反對派，從而爲僭主大開方便之門。直接民主是一種集體主義的民主，個人的自由不受保護，任由集體的擺布，對中介結構和地方政府的排斥容易導致中央集權。另一方面，大凡鼓吹直接民主的人總是排斥程序，强調集中，反對代議。直接民主極容易淪爲極權民主，因爲直接民主的最高境界就是把人世間的一切事務民主化，它要求的不僅是政治的民主化，而且要求經濟的民主化、社會的民主化、道德的民主化，甚至以全球民主化的名義要求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機構"民主化"。這種沒有節制、沒有邊界的全面化、直接化的民主要求極易爲以人民和民主的名義篡權和專權的人鋪平道路。所以在間接民主政治沒有確立的地方，當政者往往高呼直接民主，痛斥代議民主。
4、直接民主是假民主。
直接民主是一種假民主，它永遠也無法實現它所許諾的東西。在直接民主之下，公民或人民常常是一個排他性的概念。在古希臘，婦女、奴隸被排除在人民和公民之外。在今天，人民常常也被認爲是一個有階級色彩的概念，一些屬于特定階級的人不應包括在人民之內。在直接民主之下，總有一些人，被排斥在民主的大門之外。直接民主許諾的是全體人民的自主統治，但是在實踐上，它又采行多數表决制，而每次表决都産生意見被否决的少數派，換句話說，直接民主許諾的是所有人的統治，實行起來却只是多數人的統治。人民的意志和統治與多數人的意志和統治是不相等的，只要是多數人的意志就不可能是全體人民的意志；只要是多數人的意志占上風，就必然有被壓制的少數人的意志；只要是多數人在統治，就有少數人失去了統治權。所以，所謂的直接民主，幷不是人民作主，而充其量只是多數人作主，直接民主假定一切都可以、而且必須由民衆作主，這是一個假命題。事實是，幷不是一切都可以由民衆作主，也沒有必要讓一切都由民衆作主。
古希臘的直接民主製錶明，它不容忍獨特性，雖然有大量的公民參加了立法和司法過程，但官職是通過抓鬮而不是選舉來輪換的。每個人之間在能力和專長上的差异完全被抹平了，這是一種政治平均主義和權力大鍋飯，其後果絕不會比經濟上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更好。正如顧准發現的，即便是直接民主，古希臘給人類留下的仍然是一大堆英雄，就像一部歷史不可能把每個人都寫進去一樣，任何一種政治體制同樣也都不可能確保每個人有同等的發言權，
爲何贊成間接民主?
間接民主論擁護代議制的間接民主主要基于以下的理由：1、間接民主切實可行，生和諧，易妥協，成本低，更理性。
間接民主與直接民主相比成功地解决了規模問題，其解决的手段除借助代議制外，還借助聯邦制、分權制衡、司法獨立和違憲審查制度。這樣，作爲間接民主的代議民主大大地擴展了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空間，成功地解决了民主在現代社會和大國所面臨的難題，由于間接民主允許通過代表來參與政治，于是政黨政治應運而生。
在伴隨間接民主的政黨政治中，只要得到多數黨內最大少數派(甚至是最大少數派中的少數)的支持，即可穩操勝券。在大型的民主社會中有裁定權的幾乎總是少數。少數派的力量隱藏在政黨內部妥協之中。反復的投票所造成的變動中的少數維持了政黨的穩定。間接民主在國家的層級上，不容易造成不變的多數和少數，因爲它不要求選民就每件事表態。
間接民主由于只把民主限制在特定的政治生活範圍中，避免了社會的徹底政治化，維持了公與私之間的界限，把參政當作公民可以自願運用的權利，從而避免了在决策問題上的一刀切。
2、間接民主依托市場社會，維護個人自由。
有史以來，沒有一個實行代議民主的國家不采行市場經濟。經濟自由、財産權、政治自由和參政權提供了堅固的依托。間接民主不排斥個人的自由，而且爲個人的自由提供了牢固的保障。由于在間接民主中，有一個龐大的、不受政府干預的、在民主管轄之外的私人領域，爲市民社會和包括政黨在內的民間組織的發育創造了充分的條件，從而很好地有效地克服了直接民主下政治民主與個人自由的尖銳對立，使得代議式的間接民主真正成爲自由的民主。
3、間接民主比直接民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國家體制上的間接民主可以允許在其內部有直接民主因素(如公民表决)的存在，而不會妨礙其在體制上的間接民主的性質。與此形態對照的是，直接民主由于過分强調其在"直接"與"民主"兩個方面的純粹性，反倒十分缺乏包容性，或者說，十分不寬容。直接民主之下不能有間接民主的存在。在直接民主之下一旦出現間接民主的要素，就必定要改變其在國家體制上的"直接民主"的性質。如果一個間接民主的國家在其基層政權中引入一些直接民主的要素，那麽這個國家仍然是間接民主的國家，反過來，一個直接民主國家如果其在基層政權上采行間接民主的原則，則很難想像這個國家在國家體制上仍然可以歸入直接民主類。可見，直接民主比間接民主要脆弱得多，而間接民主則顯然可以給人們提供更大的自由選擇空間。
4、間接民主通過程序化，既依歸民意，又能防止多數暴政。
間接民主是程序民主，通過引入糾錯機制，使得民主難以蛻變成專制和暴政。間接民主通過一級一級的代表機構和代議程序對民意進行一層層一道道過濾，從而可以有效地克服民意中的非理性的情緒，避免决策受大衆一時情緒的支配，一蹴而就，倉促行事。此外，爲了防止對少數的壓制，間接民主還通過法治、分權制衡、違憲審查和輿論監督來防止多數人的意志變成專橫的意志，從而有效地避免了民主淪爲多數人的專政。間接民主在認可多數决定的民主政治核心原則的同時，特別要對多數的權力加以控制。
若干結論：
1、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不是一個事物的兩個分支。直接民主是人民不間斷地參與行使權利，而間接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則是先賦予人民一定的權力，幷對這種權力加以限制和監督。直接民主的政體是一種不受限制的政體，直接民主的理想是一種沒有止境的理想。這種理想就像試圖找到最矮的山一樣，既可以永遠找下去，又不可能最終找到。間接民主是一種有限的政體，間接民主的理想是有止境的理想。它像尋找最高的山峰一樣，一旦登上了這個頂峰，就不再有向上攀登的餘地了。間接民主是因爲其"高"而有止境，直接民主因爲其"矮"而沒有止境。
2、直接民主不是間接民主的最高階段。傳統的民主過程論認爲，間接民主是剝削階級的民主，最高級的民主是全體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民主越直接，管轄的範圍越大，就越完美。這種說法無論如何不能成立。從歷史上看，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之間的相隔時段近2000年，我們怎能說2000多年前的民主是完美無缺的民主，而經過2000多年的鍛造與改進，却反而變成惡劣的統治形式呢？相反，間接民主不僅不是直接民主的低級階段，反而是對直接民主經過重大改進後新的、更爲合理的、更爲有效的，因而也就更爲先進的政體形式。所以，合理的結論是，間接民主是直接民主的高級階段。
3、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常常被當作是近義詞，事實上，它們之間更像是反義詞。直接民主論者要索取的不僅是更多的政治權力，而且是一種不受制約的、無限擴張的權力，一種全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一種與個人的自由根本對立的制度。而間接民主是一種自由民主，其目的是保障其公民的自由。間接民主與直接民主不同，是一種混合政體。現代代議民主是憲政、共和與民主的混合，從而有效地結合了不同政體的優勢，幷借助其它政體的優勢來克服純粹民主的弊端。直接民主强調政體的單一性和純潔性，民主越直接就越純正。間接民主論强調只有混合的政體才是優越的政體。間接民主的優勢在于它是混合民主的政體，直接民主壞就壞在它是純粹民主的政體。而間接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則是一種對權力的限制和監督的制度。
直接民主論者把民主看作是一個不證自明的終極目標，幷以此抽象的理想和目標來徹底改造現實社會，試圖把社會變成最矮的山峰。間接民主則把民主看作是一種手段，它僅僅服務于公民個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目標，這種民主爲人類的幸福和安寧而存在，而不是人們爲之而活著的目標。間接的代議民主是自由主義之內的民主，直接的民主是自由主義之外的民主。在現代社會，若間接民主沒有安身之處，民主也就壽終正寢了。
4、間接民主是一種多層次的、多次過濾的决策過程。間接民主正是靠程序上的過濾"裝置"才獲得了靠直接性不可能獲得的防範力和制約力。相比之下，直接民主則是一種最簡陋的、最粗糙的政治結構，它沒有功能分化，沒有過濾器和安全閥，與高度分工的現代社會格格不入。所以，基于直接民主之上的高度民主不是優越千百萬倍，而是危險千百萬倍。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的差別是兩種理想、兩種制度的差別，是極權民主與自由民主的差別，這種差別是本質的差別，而不是程度的差別。研究古代的直接民主也許不無益處，但要直接模仿這種直接民主，却是幼稚的和危險的。
5、直接民主不可行，不僅是由于受規模難題，更是因爲其本身所隱含的暴政傾向。亞裏士多德早在其《政治學》中就指出，純粹的直接民主制與暴君制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柏克更是從法國大革命中察覺到了直接民主的訴求與暴政的內在關聯。他在《法國大革命反思錄》中指出，法國大革命聲稱要追求的"是一種純粹的民主制，但我認爲它正在沿著一條筆直的道路迅速地變成一種灾難而又不光彩的寡頭政治。"《極權民主的起源》一書的作者塔爾蒙也從法國大革命中找到了直接民主的追求與極權民主的後果之間的邏輯聯繫。
顧准從俄國革命中發現，"列寧相信直接民主，他甚至有充分的勇氣，在布列斯特和約簽訂立了之後，解散了全部的軍隊，用赤衛隊代替常備軍。他說，'機關'不過是會計和打字員，可以由無特權的雇員組成；他說群衆的統計監督可以代替企業管理和政府閣部。列寧的計劃委員會是由技術專家組成的，它不是什麽經濟管理機構。實行的結果是蘇聯的軍隊是世界上最大的職業軍隊，它的官僚機構是中國以外最龐大的機構。以工廠蘇維埃和農村蘇維埃爲基層的直接民主制，列寧生前已被工廠的一長制所取代;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嬗變爲一切權力屬于黨，再變而爲一切權力屬于斯大林"。有鑒于此，只要不存在復活寡頭暴政與極權民主的理由，不論今日或以後的電子技術多麽發達都完全不構成復活直接民主的理由，其原因如《民主新論》的作者薩托利斷言的："電子操縱的'公民表决民主制'，雖然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但它很可能是灾難性的，而且十有八九是自殺性的。"
在近現代，人們這種幼稚和危險的嘗試未曾中斷過。在近代，法國革命家們追隨盧梭的狂想，試圖復活直接民主，後來又嘗試著回到公社時代。在本世紀初的俄國也有類似的嘗試。中國人對直接民主一直有特殊的青睞，直到今日仍然可以看到追求直接民主的努力所留下的遺迹。按顧准的看法，民警與民兵都是這類遺迹。因爲直接民主下不設常備軍，自己充當自己的警察，是爲人民警察。每個公民平時能生産，戰時能打仗，是爲民兵。此外，像人民公社、議行合一都反映了奔向直接民主的企求。
中國文革時期的"革委會"、公判會、大民主等政治怪現象固然算不上直接民主，但無疑是追求直接民主的産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努力非但未能帶來直接民主的任何優越性，却把劣根性和灾難後果暴露得一覽無遺。其實也不奇怪，任何一個只能在抽象世界存在的至善理想，一旦付諸實施，只能適得其反。中國的文革與西方的直接民主理論不僅不是文不對題，而恰恰是針對直接民主理論的命題作文，想想爲什麽當時要整天捧讀《法蘭西內戰》就不難明白其中的道理。就算文革的發動者無意于真的實現直接民主，但是直接民主爲發動帶來十年浩劫的文革提供了無可取代的藉口。要不然，那時晚間的政治學習的教材就是《聯邦党人文集》或穆勒的《論代議制政府》。中國的文革與《法蘭西內戰》之間的關係不僅不說明中國的文革與直接民主間的聯繫是獨特的和孤立的，而且恰恰是人類玩弄無比危險的至善政治理想的癖好的一部分。就算是中國的獨特經驗，無數無辜的性命和悲慘的遭遇所付出的代價，都是值得中國人乃至全人類所認真記取的，不然，千百萬人的"血費"不是白交了嗎?
人類演化至今天，已淘汰了一切外在的危險競爭對手，只剩最後一個，也是最危險的對手，這就是人類自身。說到危險，不僅是因爲人類擁有原子彈、氫彈等大規模殺傷武器，而且還是因爲擁有"直接民主，人間天堂"這樣的"崇高理想"。史實一再證明，當"武器的批判"和"最高的理想"一旦結合起來，大難就臨頭了。
在間接民主之下，公民參與國家的管理受到鼓勵，這種參與是旨在鞏固和擴大公民的自由，而不是縮小和取消這種自由；是旨在通過參與來加强對國家與政府的監督，而不是爲操縱者盜用民意提供管道;旨在讓公民行使參政的權利，而不是像文革時期的政治學習那樣，把參政的權利變成强制性的義務；旨在調和與消彌社會衝突，而不是挑動與加劇這種衝突。在間接民主之下，任何有利于公民的自由、有利于監督政治權力的參與途徑都受到保障。間接民主幷不限制選舉權的擴大與參與，也不完全排斥直接選舉與全民公决，換句話說，在間接民主中，可以審慎地引入若干直接民主的成份，如直接選舉、直接參與和全民公决，但是，一旦以直接民主的體制取代間接民主的體制，那將是極大的倒退和自由的灾難。
世界上沒有一種政體是完美無缺的，說間接民主優越于直接民主，不等于說間接民主完美無缺。間接民主有缺陷也不意味著必須用直接民主"置換"間接民主，以克服後者的缺陷。所以，在今天，間接民主已確立的地方，增加一些直接民主成份也許無礙大體。但是在沒有間接民主的地方，或間接民主尚未牢固確立的地方，先立直接民主，則是本末倒置。所以，一方面，民主在世界範圍內越來越普遍，另一方面，民主的道路却越走越窄，可以說，在國家體制上的間接民主是唯一合理可行的選擇。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1503
劉軍寧
《公共論叢》第5期三聯書店1998年
自從間接民主在近代的確立導致了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之間的分野以來，這兩種民主的各自擁護者之間的紛爭就未曾中斷過。當間接民主成功時，有人會希望它更上一層樓：升入直接民主的殿堂；當間接民主自身令人不滿時，又有人希望以直接民主取而代之；當落實直接民主的企圖受到重大挫折時，人們才不得不重新面對間接民主的現實。由于直接民主的理想追求的是一種純粹的、全面的民主，只要在這個世界上尚有未被民主化的領域，對直接民主的追求就不會消失。或許是由于世界範圍內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推動了間接民主在許多地方的成功，直接民主在近年來又呈現出回潮的迹象。在國外，從海內外新左派的政治訴求到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的《綠寶書》(the Green Book)都可以聽到呼喚直接民主的呐喊。在國內，近年來，又有人試圖爲已經聲名狼藉的盧梭的直接民主政體學說恢復名譽。另一方面，新一波技術革命所帶來的新的通訊手段再次使許多人似乎又看到了直接民主的"海市蜃樓"。直接民主論者把這種電子時代的直接民主美稱爲：電子民主。本文則試圖對這兩種民主作一初步澄清。
民主：直接與間接之分野
所謂直接民主，指的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身份的重合，公民作爲國家的主人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務，而不通過中介和代表。直接參與、直接選舉和全民公决都具有直接民主的因素，但不够成體制上的直接民主，如通過全民公决來决定該國家的統一與獨立等。直接民主有兩個層次上的涵義：一種指的是在具體問題上以直接民主的方式來作出决定，但是整個國家的主導制度仍然可能是間接民主。在具體問題上的直接民主只不過是一個補充。直接民主的另一種涵義指的是整個國家在體制上的直接民主，例如雅典民主。這種體制上的直接民主的典型制度安排是，公民大會是最高的立法機關，每年開會約40次，每次一整天。法定人數是6000人，另有500人會議，由10個部落中各派出50人參加，負責日常的行政事務。嚴格意義上的直接民主僅指的是國家體制上的直接民主。時至今日，世界上已經沒有一個國家在體制上實行直接民主，即使是瑞士也不例外。不論瑞士、美國這樣的國家在地方事務，尤其是鄉鎮事務中公民投票制發揮了多大的作用，這兩個國家在國家體制仍然是屬間接民主。
間接民主指的是公民通過由自己的同意所選舉出來的代表來負責制定法律和管理公共事務。所以，間接民主常常又被稱爲代議制民主，即人民通過其代表來進行統治，而不是直接進行統治。在間接民主下，主人與主事是分離的，用約翰·穆勒的話說，人民應該是主人，但他們必須聘用比他們更能幹的僕人。由于人民幷不親自主事，所以間接民主要求有一整套的監督機構來對人民的代表及由此産生的政府進行監督和防範，以免僕人濫用權力變成主人。在本文中，間接民主即指代議民主。間接選舉幷不等同于間接民主，因爲間接選舉出來的代表未必真的有權參政議政。精英政治也未必是間接民主，因爲這些精英未必是通過自由公平的選舉産生的，他們的權力未必受到人民的監督。
在今天這個世界上，凡是被公認實現了民主的國家，都是間接民主的國家。所以，即使是作爲直接民主發源地的希臘今日也改行代議民主。直接民主最早産生于公元前4世紀的古希臘的雅典城邦。以代議形式存在的間接民主産生于17、18世紀的英國和美國。應當承認，間接民主從直接民主那裏吸收了不少的靈感，同時也對之作了實質性的改造。
對間接民主的批評
在主張用直接民主取代間接民主的理論中，對間接民主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三點：
1、間接民主不信賴大衆，實行的是精英政治。
在實行間接民主的國家，政府往往被少數政治精英所把持，而普通民衆則被排除在外。如一些流行的政治學、憲法學教科書中所指責的那樣，代議民主是統治階級爲了欺騙和壓迫人民，維持其統治的工具。用一位著名的革命家的話說，代議制度是"每隔幾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麽人在議會裏鎮壓人民、壓迫人民。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是少數人的民主。"
2、間接民主是一種初級的民主，是一種因直接民主一時不具備實現條件而采取的不得已的、凑合的權宜之計。
一旦條件具備，應放弃間接民主，改行直接民主。有一種觀點把民主看作一個過程，其始初階段是氏族社會末期的軍事民主制和奴隸社會的直接民主制，以代議制模式存在的間接民主制不過是民主發展過程中的初級階段。其高級階段是全體人民當家作主的直接民主。一旦達到全民民主的境界，民主就趨于消亡。與完備的直接民主相比，作爲初級階段，代議民主是殘缺不全的、貧乏的、少數人的民主，它的形式和內容相脫節，原則與實踐相矛盾。直接民主才是最高級、最完備的民主，其形式與內容相一致，原則與實踐相一致，比間接民主優越千百萬倍。
3、間接民主是僞民主，不自由。
間接民主主張主權可以代表，可以分割。但盧梭認爲，"正如主權是不能轉讓的，同理，主權也是不能代表的；主權在本質上是由公意所構成的，而意志又是絕對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個意志，或者是另一個意志，而絕不能有什麽中間的東西。因此人民的議員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們只不過是人民的辦事員罷了；他們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因此，只有直接民主才可能通過允許所有人參與統治，才能給所有的人帶來真正的自由。在盧梭看來，"英國人自以爲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期間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于零了。"
當今的一些新左派也認爲，作爲間接民主的代議民主是殖民時代的産物。由于人民無法親自參加統治，間接民主因此被視爲假民主。在溫和的直接民主論者看來，間接民主不過是在大國實現民主的一個必要變通；在極端的直接民主論者看來則是對直接民主思想"可耻而錯誤的背叛"。
爲何贊成直接民主
贊成直接民主的人主要基于以下三大理由：
1、在直接民主下，主權在民，人民親自參加統治。
按照盧梭的看法，"主權在本質是由公意構成的，而公意只有公民自己能够表達，通過代表表達是絕對不可能的。"參政就像花錢一樣，自己花，總比委托別人花放心。如盧梭所言，"不親自參加統治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自由人。"
2、新技術開闢了直接民主的無限可能性。
直接民主論者也承認，直接民主雖是至善的理想，但是長期以來缺乏實現的條件，因爲沒有能够裝得下所有公民的屋子或廣場。但是隨著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屋子裝不下"的問題可以得到解决了。交互電視、互聯網絡、計算機聲音識別系統、計算機投票系統的出現和完善爲基于電子技術之上的直接民主創造了條件，因此新的直接民主的時代正在到來，屋子可以裝得下了。
3、直接民主是最真實的、最純粹的和最高級的民主，因爲在直接民主下，人們可以直接統治自己，而不必借助中介或代表，這才是民主的本意。
用前面所引的那位革命家的話說：直接民主是"絕大多數的專政，它完全是靠廣大群衆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限制地、最廣泛地、最有力地吸引全體群衆參加政權來維持的。"
爲何反對直接民主？與直接民主論者相對應，間接民主論者也提出了相應的批評直接民主、擁護間接民主的理由。間接民主論者反對直接民主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依據：
1、直接民主不可行。
妨礙直接民主實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所面臨的規模難題。這種規模難題還與人的生物學構造有關，即一個人不能同時全神貫注地傾聽一個以上的人說話。因此，任何規模稍大集會的議程就取决于召集者來决定日程、指定發言人和調控會場。規模越大，召集主持人的特權就越大，普通與會者的聲音就越弱，發言權就越小，參政議政的機會就越少，有效的交流和辯論會就變得越來越困難。當主持人的權力可以支配决策的結果時，直接民主就死亡了。
直接民主論者認爲，在直接民主下通過直接的參與可以表達更多的真理，換句話說，民主越直接，表達出來的真理就越多。但是，正如法國思想家泰納 (Hippolyte AdopheTaine)所指出的，1000萬人的無知加起來不等于一點點有知。直接民主不僅不能表達出更多的真理，而且如著名的精英主義理論家米歇爾斯所發現的，大衆比寡衆更容易被操縱。直接民主要求盡可能多的人盡可能高度的參與，而參加的人越多，每個人的作用就越少，多數人比少數人易操縱。《聯邦党人文集》的開篇就已經指出："危險的野心多半爲熱心于人民權利的漂亮外衣所掩蓋，很少用熱心擁護政府堅定而有效率的嚴峻面孔作掩護。"所以，直接民主往往是政治野心家的"天堂"。
一切直接民主，一旦付諸實施，總要大打折扣。嚴格意義的直接民主只存在于空想家的大腦裏。即使是雅典的民主也不是絕對的直接民主，因爲在這種大會之下幷不是所有公民都參加的，而且其行政部門的管理仍由部落推舉出來的代表來完成。就算是照搬雅典的模式，把一個國家按每5萬人劃成一個個政治單元，實行直接民主，但是整個國家體制仍無法直接民主化。一旦由每個單元選派若干人來構成國家議事機關，那仍將是間接的代議民主，而非直接的民主。所以，直接民主在現代社會是行不通的。在當今，儘管電子通訊技術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即使在發達國家，這種電子技術仍然幷不是每個公民都可以加以利用的。
2、直接民主成本高、風險高，易導致對抗和易情緒化。
直接民主論主張把社會當作公民可以在"幹中學"而無需專門技能的實驗場所，這樣做的風險和代價都超出了社會的擔當能力。全民參政排斥分工，這樣難免會由于缺少專門知識而常常陷入知識危機之中。
直接民主由于常常訴諸全國性的表决和集會，其經濟成本、社會成本和政治成本都很高，尤其是容易造成社會的過度政治化，造成政治壓倒一切。連盧梭都承認，在實行直接民主的地方，經濟不能太發達，人民不能太富裕，人民不能有私心。直接民主是一種此贏彼輸的零和博弈，是一種加劇社會衝突的機制。直接民主易在社會中造成多數派和少數派的分裂，使少數派的立場、利益和權利受到壓制。因此，直接民主容易造成不安定、不寬容、不正義。從歷史上看，這樣的民主一旦付諸實踐，就難逃內亂外患之灾，或因落入專制者的魔掌而傾覆，或淪爲大國的附庸而瓦解。誠如《聯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五篇中所指出的，"在一切情况下，爲了保障自由協商和討論的益處，以及防止人們爲不適當目的而輕易地聯合起來，看來至少需要一定的數目；另一方面，爲了避免人數衆多的議會裏，不管是由什麽人組成，感情必定會奪取理智的至高權威。"在這種公民大會式的直接民主體制下，如果每個雅典公民都是蘇格拉底，雅典的公民大會仍然是一群烏合之衆。
這不是蘇格拉底的過失，而是直接民主在制度上的缺陷。因爲"組成的人數越多，實際上指導會議進行的人就越少。首先，一個議會無論由什麽人組成，其人數越多，衆所周知的是，感情就越是勝于理智。其次，人數越多，知識膚淺、能力薄弱的成員所占比例就越大。這時，少數人的雄辯和演說正好對這類人起到衆所周知的有力作用。在古代共和國裏，全體人民親自集會，那裏通常可看到一個演說家或一個手腕高明的政治家左右一切，好象獨掌大權一樣。根據同一原理，代表性的議會人數越多，它就越是具有人民集體集會中特有的那種優柔寡斷。無知將成爲詭詐的弄愚者，情感也將成爲詭辯和雄辯的奴隸。……政府的外貌可能變得更加民主，但是使它得以活動的精神將是更多的寡頭政治。機器會擴大，但是指導其運轉的原動力却將更少，而且往往更加奧妙。"(《聯邦党人文集》第五十八篇)。若此論成立，一旦議事機構超過千人以上，就形同虛設了，如果說它還有什麽功能的話，也許就是可以把一些人的聲音轉化成人民的聲音。
3、直接民主無程序、一刀切，不自由、生暴政。
直接民主要求全民對每一個問題都持明確的、或贊成或反對的立場，往往也是極端的立場。它無視問題的複雜性和含糊性，這種决策往往鼓勵人們訴諸一時的情緒，而不是理性的判斷。直接民主的决策方式是中國人最爲熟悉的那種一刀切的方式，而無視許多人在許多問題上幷無明確立場這一現實。頻繁的選舉和表决要求對許多問題找到一個一清二楚的答案，對問題的性質作出絕對的澄清。但是許多問題沒有一清二楚的答案，無法達到絕對的澄清。
由于直接民主的一刀切和一杆子到底，它排斥程序，排斥中間層次，因而缺少對信息和意見的過濾機制，爲意見表達中的操縱和情緒化提供了可乘之機。由于直接民主在程序上缺少過濾機制和糾錯機制，一旦一時衝動的公意高于公益時，就會最終葬送公益。
直接民主視參與爲義務，要求公民對國家的絕對的獻身，變相地剝奪了個人處理其私人事務的自由權，直接民主否定公與私的界限，直接民主要求公民以個人身份直接參政，這就排斥了市民社會和中介結構的利益聚合功能，把社會徹底原子化，讓個人直接面對國家。
直接民主排斥政黨政治，直接擁戴執政者本人，更不容納反對者和反對派，從而爲僭主大開方便之門。直接民主是一種集體主義的民主，個人的自由不受保護，任由集體的擺布，對中介結構和地方政府的排斥容易導致中央集權。另一方面，大凡鼓吹直接民主的人總是排斥程序，强調集中，反對代議。直接民主極容易淪爲極權民主，因爲直接民主的最高境界就是把人世間的一切事務民主化，它要求的不僅是政治的民主化，而且要求經濟的民主化、社會的民主化、道德的民主化，甚至以全球民主化的名義要求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機構"民主化"。這種沒有節制、沒有邊界的全面化、直接化的民主要求極易爲以人民和民主的名義篡權和專權的人鋪平道路。所以在間接民主政治沒有確立的地方，當政者往往高呼直接民主，痛斥代議民主。
4、直接民主是假民主。
直接民主是一種假民主，它永遠也無法實現它所許諾的東西。在直接民主之下，公民或人民常常是一個排他性的概念。在古希臘，婦女、奴隸被排除在人民和公民之外。在今天，人民常常也被認爲是一個有階級色彩的概念，一些屬于特定階級的人不應包括在人民之內。在直接民主之下，總有一些人，被排斥在民主的大門之外。直接民主許諾的是全體人民的自主統治，但是在實踐上，它又采行多數表决制，而每次表决都産生意見被否决的少數派，換句話說，直接民主許諾的是所有人的統治，實行起來却只是多數人的統治。人民的意志和統治與多數人的意志和統治是不相等的，只要是多數人的意志就不可能是全體人民的意志；只要是多數人的意志占上風，就必然有被壓制的少數人的意志；只要是多數人在統治，就有少數人失去了統治權。所以，所謂的直接民主，幷不是人民作主，而充其量只是多數人作主，直接民主假定一切都可以、而且必須由民衆作主，這是一個假命題。事實是，幷不是一切都可以由民衆作主，也沒有必要讓一切都由民衆作主。
古希臘的直接民主製錶明，它不容忍獨特性，雖然有大量的公民參加了立法和司法過程，但官職是通過抓鬮而不是選舉來輪換的。每個人之間在能力和專長上的差异完全被抹平了，這是一種政治平均主義和權力大鍋飯，其後果絕不會比經濟上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更好。正如顧准發現的，即便是直接民主，古希臘給人類留下的仍然是一大堆英雄，就像一部歷史不可能把每個人都寫進去一樣，任何一種政治體制同樣也都不可能確保每個人有同等的發言權，
爲何贊成間接民主?
間接民主論擁護代議制的間接民主主要基于以下的理由：1、間接民主切實可行，生和諧，易妥協，成本低，更理性。
間接民主與直接民主相比成功地解决了規模問題，其解决的手段除借助代議制外，還借助聯邦制、分權制衡、司法獨立和違憲審查制度。這樣，作爲間接民主的代議民主大大地擴展了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空間，成功地解决了民主在現代社會和大國所面臨的難題，由于間接民主允許通過代表來參與政治，于是政黨政治應運而生。
在伴隨間接民主的政黨政治中，只要得到多數黨內最大少數派(甚至是最大少數派中的少數)的支持，即可穩操勝券。在大型的民主社會中有裁定權的幾乎總是少數。少數派的力量隱藏在政黨內部妥協之中。反復的投票所造成的變動中的少數維持了政黨的穩定。間接民主在國家的層級上，不容易造成不變的多數和少數，因爲它不要求選民就每件事表態。
間接民主由于只把民主限制在特定的政治生活範圍中，避免了社會的徹底政治化，維持了公與私之間的界限，把參政當作公民可以自願運用的權利，從而避免了在决策問題上的一刀切。
2、間接民主依托市場社會，維護個人自由。
有史以來，沒有一個實行代議民主的國家不采行市場經濟。經濟自由、財産權、政治自由和參政權提供了堅固的依托。間接民主不排斥個人的自由，而且爲個人的自由提供了牢固的保障。由于在間接民主中，有一個龐大的、不受政府干預的、在民主管轄之外的私人領域，爲市民社會和包括政黨在內的民間組織的發育創造了充分的條件，從而很好地有效地克服了直接民主下政治民主與個人自由的尖銳對立，使得代議式的間接民主真正成爲自由的民主。
3、間接民主比直接民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國家體制上的間接民主可以允許在其內部有直接民主因素(如公民表决)的存在，而不會妨礙其在體制上的間接民主的性質。與此形態對照的是，直接民主由于過分强調其在"直接"與"民主"兩個方面的純粹性，反倒十分缺乏包容性，或者說，十分不寬容。直接民主之下不能有間接民主的存在。在直接民主之下一旦出現間接民主的要素，就必定要改變其在國家體制上的"直接民主"的性質。如果一個間接民主的國家在其基層政權中引入一些直接民主的要素，那麽這個國家仍然是間接民主的國家，反過來，一個直接民主國家如果其在基層政權上采行間接民主的原則，則很難想像這個國家在國家體制上仍然可以歸入直接民主類。可見，直接民主比間接民主要脆弱得多，而間接民主則顯然可以給人們提供更大的自由選擇空間。
4、間接民主通過程序化，既依歸民意，又能防止多數暴政。
間接民主是程序民主，通過引入糾錯機制，使得民主難以蛻變成專制和暴政。間接民主通過一級一級的代表機構和代議程序對民意進行一層層一道道過濾，從而可以有效地克服民意中的非理性的情緒，避免决策受大衆一時情緒的支配，一蹴而就，倉促行事。此外，爲了防止對少數的壓制，間接民主還通過法治、分權制衡、違憲審查和輿論監督來防止多數人的意志變成專橫的意志，從而有效地避免了民主淪爲多數人的專政。間接民主在認可多數决定的民主政治核心原則的同時，特別要對多數的權力加以控制。
若干結論：
1、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不是一個事物的兩個分支。直接民主是人民不間斷地參與行使權利，而間接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則是先賦予人民一定的權力，幷對這種權力加以限制和監督。直接民主的政體是一種不受限制的政體，直接民主的理想是一種沒有止境的理想。這種理想就像試圖找到最矮的山一樣，既可以永遠找下去，又不可能最終找到。間接民主是一種有限的政體，間接民主的理想是有止境的理想。它像尋找最高的山峰一樣，一旦登上了這個頂峰，就不再有向上攀登的餘地了。間接民主是因爲其"高"而有止境，直接民主因爲其"矮"而沒有止境。
2、直接民主不是間接民主的最高階段。傳統的民主過程論認爲，間接民主是剝削階級的民主，最高級的民主是全體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民主越直接，管轄的範圍越大，就越完美。這種說法無論如何不能成立。從歷史上看，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之間的相隔時段近2000年，我們怎能說2000多年前的民主是完美無缺的民主，而經過2000多年的鍛造與改進，却反而變成惡劣的統治形式呢？相反，間接民主不僅不是直接民主的低級階段，反而是對直接民主經過重大改進後新的、更爲合理的、更爲有效的，因而也就更爲先進的政體形式。所以，合理的結論是，間接民主是直接民主的高級階段。
3、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常常被當作是近義詞，事實上，它們之間更像是反義詞。直接民主論者要索取的不僅是更多的政治權力，而且是一種不受制約的、無限擴張的權力，一種全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一種與個人的自由根本對立的制度。而間接民主是一種自由民主，其目的是保障其公民的自由。間接民主與直接民主不同，是一種混合政體。現代代議民主是憲政、共和與民主的混合，從而有效地結合了不同政體的優勢，幷借助其它政體的優勢來克服純粹民主的弊端。直接民主强調政體的單一性和純潔性，民主越直接就越純正。間接民主論强調只有混合的政體才是優越的政體。間接民主的優勢在于它是混合民主的政體，直接民主壞就壞在它是純粹民主的政體。而間接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則是一種對權力的限制和監督的制度。
直接民主論者把民主看作是一個不證自明的終極目標，幷以此抽象的理想和目標來徹底改造現實社會，試圖把社會變成最矮的山峰。間接民主則把民主看作是一種手段，它僅僅服務于公民個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目標，這種民主爲人類的幸福和安寧而存在，而不是人們爲之而活著的目標。間接的代議民主是自由主義之內的民主，直接的民主是自由主義之外的民主。在現代社會，若間接民主沒有安身之處，民主也就壽終正寢了。
4、間接民主是一種多層次的、多次過濾的决策過程。間接民主正是靠程序上的過濾"裝置"才獲得了靠直接性不可能獲得的防範力和制約力。相比之下，直接民主則是一種最簡陋的、最粗糙的政治結構，它沒有功能分化，沒有過濾器和安全閥，與高度分工的現代社會格格不入。所以，基于直接民主之上的高度民主不是優越千百萬倍，而是危險千百萬倍。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的差別是兩種理想、兩種制度的差別，是極權民主與自由民主的差別，這種差別是本質的差別，而不是程度的差別。研究古代的直接民主也許不無益處，但要直接模仿這種直接民主，却是幼稚的和危險的。
5、直接民主不可行，不僅是由于受規模難題，更是因爲其本身所隱含的暴政傾向。亞裏士多德早在其《政治學》中就指出，純粹的直接民主制與暴君制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柏克更是從法國大革命中察覺到了直接民主的訴求與暴政的內在關聯。他在《法國大革命反思錄》中指出，法國大革命聲稱要追求的"是一種純粹的民主制，但我認爲它正在沿著一條筆直的道路迅速地變成一種灾難而又不光彩的寡頭政治。"《極權民主的起源》一書的作者塔爾蒙也從法國大革命中找到了直接民主的追求與極權民主的後果之間的邏輯聯繫。
顧准從俄國革命中發現，"列寧相信直接民主，他甚至有充分的勇氣，在布列斯特和約簽訂立了之後，解散了全部的軍隊，用赤衛隊代替常備軍。他說，'機關'不過是會計和打字員，可以由無特權的雇員組成；他說群衆的統計監督可以代替企業管理和政府閣部。列寧的計劃委員會是由技術專家組成的，它不是什麽經濟管理機構。實行的結果是蘇聯的軍隊是世界上最大的職業軍隊，它的官僚機構是中國以外最龐大的機構。以工廠蘇維埃和農村蘇維埃爲基層的直接民主制，列寧生前已被工廠的一長制所取代;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嬗變爲一切權力屬于黨，再變而爲一切權力屬于斯大林"。有鑒于此，只要不存在復活寡頭暴政與極權民主的理由，不論今日或以後的電子技術多麽發達都完全不構成復活直接民主的理由，其原因如《民主新論》的作者薩托利斷言的："電子操縱的'公民表决民主制'，雖然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但它很可能是灾難性的，而且十有八九是自殺性的。"
在近現代，人們這種幼稚和危險的嘗試未曾中斷過。在近代，法國革命家們追隨盧梭的狂想，試圖復活直接民主，後來又嘗試著回到公社時代。在本世紀初的俄國也有類似的嘗試。中國人對直接民主一直有特殊的青睞，直到今日仍然可以看到追求直接民主的努力所留下的遺迹。按顧准的看法，民警與民兵都是這類遺迹。因爲直接民主下不設常備軍，自己充當自己的警察，是爲人民警察。每個公民平時能生産，戰時能打仗，是爲民兵。此外，像人民公社、議行合一都反映了奔向直接民主的企求。
中國文革時期的"革委會"、公判會、大民主等政治怪現象固然算不上直接民主，但無疑是追求直接民主的産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努力非但未能帶來直接民主的任何優越性，却把劣根性和灾難後果暴露得一覽無遺。其實也不奇怪，任何一個只能在抽象世界存在的至善理想，一旦付諸實施，只能適得其反。中國的文革與西方的直接民主理論不僅不是文不對題，而恰恰是針對直接民主理論的命題作文，想想爲什麽當時要整天捧讀《法蘭西內戰》就不難明白其中的道理。就算文革的發動者無意于真的實現直接民主，但是直接民主爲發動帶來十年浩劫的文革提供了無可取代的藉口。要不然，那時晚間的政治學習的教材就是《聯邦党人文集》或穆勒的《論代議制政府》。中國的文革與《法蘭西內戰》之間的關係不僅不說明中國的文革與直接民主間的聯繫是獨特的和孤立的，而且恰恰是人類玩弄無比危險的至善政治理想的癖好的一部分。就算是中國的獨特經驗，無數無辜的性命和悲慘的遭遇所付出的代價，都是值得中國人乃至全人類所認真記取的，不然，千百萬人的"血費"不是白交了嗎?
人類演化至今天，已淘汰了一切外在的危險競爭對手，只剩最後一個，也是最危險的對手，這就是人類自身。說到危險，不僅是因爲人類擁有原子彈、氫彈等大規模殺傷武器，而且還是因爲擁有"直接民主，人間天堂"這樣的"崇高理想"。史實一再證明，當"武器的批判"和"最高的理想"一旦結合起來，大難就臨頭了。
在間接民主之下，公民參與國家的管理受到鼓勵，這種參與是旨在鞏固和擴大公民的自由，而不是縮小和取消這種自由；是旨在通過參與來加强對國家與政府的監督，而不是爲操縱者盜用民意提供管道;旨在讓公民行使參政的權利，而不是像文革時期的政治學習那樣，把參政的權利變成强制性的義務；旨在調和與消彌社會衝突，而不是挑動與加劇這種衝突。在間接民主之下，任何有利于公民的自由、有利于監督政治權力的參與途徑都受到保障。間接民主幷不限制選舉權的擴大與參與，也不完全排斥直接選舉與全民公决，換句話說，在間接民主中，可以審慎地引入若干直接民主的成份，如直接選舉、直接參與和全民公决，但是，一旦以直接民主的體制取代間接民主的體制，那將是極大的倒退和自由的灾難。
世界上沒有一種政體是完美無缺的，說間接民主優越于直接民主，不等于說間接民主完美無缺。間接民主有缺陷也不意味著必須用直接民主"置換"間接民主，以克服後者的缺陷。所以，在今天，間接民主已確立的地方，增加一些直接民主成份也許無礙大體。但是在沒有間接民主的地方，或間接民主尚未牢固確立的地方，先立直接民主，則是本末倒置。所以，一方面，民主在世界範圍內越來越普遍，另一方面，民主的道路却越走越窄，可以說，在國家體制上的間接民主是唯一合理可行的選擇。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1503
梁文道：盛世冷眼——訪問陳冠中
梁文道：盛世冷眼——訪問陳冠中
從前我一直都說不準陳冠中的形象。最早他是全華文世界第一個寫專書介紹新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冷門作者，後來創辦《號外》引領城市文化風潮，再後來他寫電影劇本、管理唱片公司……你實在不知道該用哪一套習見的角色去定位這個人。就像我的舊上司梁濃剛，一方面研究拉康，另一方面在電視臺任職高層。也許那一代香港文化人就是這樣，見多識廣，游歷豐富，但却不太張揚，無論幹了多少也許很值得稱道的功業，最後都總是好像甚麽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但自從陳冠中定居北京之後，我們對他的印象反而清晰了。原來他始終是個作家，一個銳利的作家。幾年前，他開始有系統地書寫香港，其自省之深足令不少他的同代人汗顔，開啓了香港集體反思的精神運動。現在，他以城市觀察者的身分，終于交出第一部談論中國大陸的小說。無論你喜不喜歡，贊同或不贊同《盛世》裏的未來願景，你都不能否認它的確看得人冷汗直流。誰也猜不到這麽多年之後，竟是一個香港人率先寫出中國版的《美麗新世界》。
我在北京和陳冠中聊他的新書，但不免還是要從香港說起，譬如說香港文化感性中那股獨特的"冷"。
梁： 梁文道
陳： 陳冠中
梁： 不知道爲甚麽香港的sensibility會這麽cool？
陳： Cool的確是最貼切的字，香港不喜歡sentimental，不喜歡濫情。
梁： 譬如說進念那種劇場，臺灣不會有，大陸也不會有。香港很多artist，做installation和行爲藝術做了這麽多年，但是從來沒有好像大陸這樣一做就沸沸揚揚，就讓人覺得厲害，覺得是世界第一。這到底是爲甚麽呢？
陳： 而且就算是很重的一個題材，也要做得輕一點，也要將那個主題說得小一點。我覺那真是某個階段的西方品味，譬如說五、六十年代歐洲那種存在主義的品味，或者是後來結構主義與美國的counter culture品味，是cool的，是冷調一些的，就是不喜歡說一些激情大主題，不喜歡激情到連自己也感動。起碼我自己就是，整天都想用最簡約的方式去說很多事情。
梁： 昨天在我一本書的朗讀會中，一位讀者就選了一篇我寫的東西來讀。但我自己其實不太喜歡那篇東西，因爲當時我的寫作策略是在西藏問題鬧得最激烈的時候，特地用很溫情的東西去說服一些憤青。我非常不喜歡這種方式，因爲它根本不像我，可是有些讀者却很喜歡，很奇怪。
陳： 大陸的官方論述也永遠是華麗的，帶感情的，句子和用字都很講究，就算是中央台的晚會，那些主持人出來說的話都是漂亮的。其實那都是套句，陳腔濫調。這可能是一個訓練。即便臺灣，比起香港也多了很多感情，香港是特意將感情元素削减了。
梁： 臺灣很强調一種很溫暖、很sweet的東西。譬如他們的唱片，那些印有歌詞的小書根本是放不進去CD盒，因爲它太厚了，每一頁都要有歌者在上面用手寫下自己在錄這首歌時的心情如何如何，我們香港人看了就會說，有沒有搞錯。
陳： 香港的作家多半也比較cool，由劉以鬯到西西皆如是。就算西西有點童真，有點樸素；或者後來的黃碧雲比較"激"，但就是沒有那種溫情。
梁： 所以在這兩者之間，香港才有了一個特別的文化的感性存在。這種感性很世故，乃至于我們的電影沒有很多溫情戲，寧願喜歡"笑爆咀"，苦中即時求樂。
陳： 我們在很小的時候已很害怕，不是怕，而是已經開始會去嘲諷"文藝腔"，去拒絕這種東西。起碼我自己成長、寫作的時候，就很害怕給人說是"文藝腔"。于是這個"文藝腔"的傳統就在香港被切斷了。我們又怕被人認爲是"扮嘢"，寧願"存真"也不要"扮嘢"，總之就是不想世界太浪漫，我們對浪漫本身就有疑問，香港人幷不浪漫。我們更不喜歡那些自怨自艾，然後覺得自己很悲慘的情感，譬如說臺灣的"悲情"和大陸的"百年國耻"。
梁： 所以當臺灣一份刊物叫我寫四九年的香港時，我才發現香港相當有趣，很多人從來沒有覺得自己很慘很失敗，我們在香港住了這麽久，你何時聽過香港人會這樣說？所以龍應台那本書，就只有臺灣人才寫得出來。你父母那一代從上海逃來香港，他們會不會常常這樣喊苦？沒有呀。我認識很多人都是由大陸下來，而且當年還真苦。但問題就是他們從來不講，也從來不會拿這些事來說，更不會將這件事變作一種cultural element。
陳：我父母那一代都好像沒有太强調那種苦。他們不會當自己是一個受害者，整天圍繞受害者這個主題，然後一直覺得自己的人生怎麽會這樣苦。我們很快就可以轉換心境。我記得小時候他們有講過香港是一個福地，說香港真的很好。他們都有一個比較的想法，起碼與在大陸的朋友和親戚的遭遇不同，他們都向前看，很樂觀，然後急急要"搵食"。
梁： 臺灣是外省人覺得自己很慘，流離失所；本省人也覺得自己很慘，受人壓迫。香港人就很少覺得自己慘，反而會覺得自己很幸運。話說回來，你是不是到了北京之後，才更加醒覺香港特別的地方？所以《我這一代香港人》和《什麽都沒有發生》都是你到了北京之後才動筆的，對嗎？
陳： 是，這都是到了北京之後才動筆的。但我覺得那個源頭是在七十年代尾，忽然之間自己有一個香港的意識出來了，譬如突然之間懷舊，那究竟要懷念甚麽呢？七十年代尾懷舊，是想起六十年代自己十多歲時成長的過程。其實那不是很多年後，就在懷念自己十多歲的日子。另外就是覺得香港是我們的家，所以要說說香港。那一種衝動是最重要的。
梁： 那就是辦《號外》的時候？
陳： 對，辦《號外》的時候。譬如說當年看Q仔(黎則奮)寫灣仔，我也覺得很震驚，他把灣仔說得這樣有趣。我就覺得，對啊，我們自己的地方也很有趣，那個震驚是很大的。但是，雖然有了這個意識，却沒有去整理它。真的事後回頭再看，就是來到了北京才去整理。我92年開始進來，才有一個大的比較去感到大陸與香港的反差，然後在97年前後開始寫《什麽都沒有發生》那本小說，連名字都是有比較之下才知道，原來自己長大的地方可能是？？用文學的語言來說，就叫做 "什麽都沒有發生"。
梁： 那是很cool的。
陳： 很cool，相比起臺灣和大陸的同齡人來計，如果沒有比較就不會想到這一點。這種東西現在想起很幸運，也很平淡。相對來說，我們的經歷是比較平淡。譬如說在大陸，我是屬于老三届的。
梁： 你辦《號外》的時候有一個很清晰的城市文化意識，對嗎？
陳：我自己覺得《號外》有兩個源頭，首先是因爲去了波士頓，看到當時美國的那個counter culture的"水尾"，就是越戰差不多完結，嬉皮士開始淡出，氣氛開始靜下來的時候。我記得75年我離開波士頓前，剛剛開了一些很新的Disco，一個享樂年代回來了。我心想，嘩，爲甚麽會這樣？我們前一陣子還在說要對抗越戰，還要與政府抗衡，怎麽現在忽然在跳舞？Counter culture是不跳舞的，起碼不跟音樂跳，除非你是拉丁人或者是非洲裔，我們當時眼中就只有白人是沒有Disco culture的。74年哈佛才有一個大型慶祝會慶祝越戰結束，跟著忽然之間就開party跳Disco了。那時候有一些地下報紙，特別是波士頓有The Real Paper，The Phoenix，紐約則有Village Voice。甚麽趣味的都有，很適合我們自己的趣味，從左翼政治到飲食和青年人的生活，包羅萬有，然後有很多年青一代才懂得欣賞的幽默，有自己的漫畫。我覺得這種事情我們應該做。
但香港其實是做過的，六十年代的《中國學生周報》、《年青人周報》，七十年代的《七○雙周刊》，其實都是這類型的東西。然後在七十年代中，忽然之間這種以整代人作爲對象的刊物全部"死掉"，《七○雙周刊》已結束，《中國學生周報》也結束了，《年青人周報》是碩果僅存，可能還有一兩份在喘著氣，但最後在76年辦《號外》之前就都沒有了。
但我覺得我懂得做，能够編一本這樣的東西，能做到美國的那種感覺。所以起初是很模仿西方的，因爲那時候比較崇拜英美。當年他們那些小報都叫做"tabloid"，所以我們就叫做《號外》，一開始做了五期雙周報，就像是地下報一樣。但因爲發行太困難，所以才改做雜志。
梁： 當時你們是否都很有意識要說香港的事情？
陳： 這反而是遲一些才出現的。我們起初是講英美，以大學和大學畢業生等年青人喜歡的題材爲主。我們對輸入新潮洋文化最有興趣，就是在別人未說起之前，我們先說，然後才說回自己的成長過程。我們說香港不是由開埠說起，而是從五、六十年代說起；鄧小宇的記憶可能去到五十年代，我的記憶可能去到六十年代中段的《中國學生周報》。再加上我們知道成長階段比我們稍爲大一點的人，例如唐書璇這一類。
這兩種東西吸引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很多是剛由外面回來的人。我們那一代出道了，讀完書回來了，很多在外國學過一些奇奇怪怪的事物，發覺我們的雜志會介紹這些小衆的東西，所以他們會聚過來一起做。譬如有次我們寫到一些關于同性戀的東西，可能我們的態度寫得比較好，立即有人來和我們接洽，表示想替我們寫文章和替我們做點事情，後來就開了一個專欄，叫"少數權利"，其中一個activist叫小明雄。還有一個做時裝的朋友剛從加拿大讀完書回來，說自己想替我們編一些時裝的內容。當時走過來的全部是同代人，大家集合起來，只不過因爲當時我們提供了一個平臺。
梁： 你們一整代的Baby Boomer留學回來了。
陳： 那是第一代的Baby Boomer回來，剛剛開始占有了一點位置。我們最早的廣告都是有一些boomer加入了一些公司，拿到一定位置，然後可以給我們一些廣告。在八十年代初，如果掌權的是個30歲左右，在外國讀design回來的，他就會將那些廣告先給我們，又或者找我們的雜志去寫一點東西。另外當時有一群人，到底是理工還是大一設計學院出來的，我都已經忘記了，反正都是學美術的，他們成立了一個"插圖社"，對設計很發燒。他們自動跑來找我們說："不如讓我們替你做封面。"我們有很多這樣的力量，而且全部都沒有收錢。
有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爲我們當時沒有鮮明旗幟，現在我才想到這事情。如果像是《七○雙周刊》這樣有一個鮮明的意識形態，也可以聚到一群人，但會是另外的一群。反正《號外》的旗幟不鮮明，就連創刊號都沒有發宣言就開始了。
梁： 爲甚麽會這樣？爲甚麽會沒有創刊詞？
陳： 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但我連雜志也不肯儲存，我覺得過了就算，沒有甚麽大事要說，我們喜歡做甚麽就做甚麽。
梁： 這真的"很香港"了。
陳： 沒錯，我們連宣言也不肯寫。因爲當時我在美國學新聞，有一個新聞記者的態度，但我不肯講一些很大的態度，譬如先講一下甚麽關懷呀，完全沒有，反而整天都當"知識分子"四個字是搞笑的，更不肯叫自己做知識分子，把它當成是取笑老一輩的字眼。
梁： 你現在這種對于《號外》的描述，是不是在你來到了北京之後，回想起才更加清晰？
陳： 是，現在就更加清晰一些，但是當初也的確知道，總之見到有趣的，就會把它放進去，見到新的東西也要放進去，時髦的更要放進去。我所謂的"時髦"是我自己心目中想做的事情。就好像發現一個人很有型，他叫榮念曾，爲何他穿的衣服這樣闊？那時候大家很流行穿窄衣，他就去穿闊衣，還穿一身黑色的闊衣，這樣很有型呀，原來他從紐約回來，我就决定一定要拉他過來，無論他做甚麽也要給他大篇幅。其實真是沒道理，我根本就不認識他所做的範疇！就是這樣，我們沒有甚麽胸懷大志，要做些甚麽大東西出來的宏願。
梁： 所以後來大家都說《號外》是華文世界第一個城市文化雜志，其實你們當時根本沒有去想這回事。
陳： 沒有。用"城市"這個字，只是覺得它很有趣。我們最初由Village Voice的原型開始，也參考了《中國學生周報》、《七○雙周刊》，但它們在消費文化那一面都是比較弱的。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美國又有一些新雜志出來了，例如講glamour的有Andy Warhol的 Interview，于是我們就學了一些Interview的做法。後來又有份叫New York的真正city magazine，全都是說紐約的有趣東西，我們一套上去，又發現香港也可以這樣做，于是我們的副題就叫做"城市雜志"。
雖然如此，但這個概念當時在商業上是不成立的，整件事沒可能成功，但是一直說要結束也沒有結束，起碼有五次决定要結束，但每次有人肯"夾錢"，又有人肯投資。好像林秀峰，後來是最大的投資者，但我們不認識他，是他主動打電話來說想投資在我們身上。然後這樣子又再捱下去，捱到廣告名人施養德進來，說要將雜志變得更大，更改版面，使設計變得愈來愈重要。其實之前我根本不知道甚麽叫設計，因爲Illustration Workshop，因爲施養德，我才知道這是設計。
儘管如此，但那時雜志的生意還是不行的，直至美國新聞界創作了Yuppy這個字。因爲有了Yuppy這個字，于是就有Yuppy産品；當Yuppy産品來到香港，香港的廣告公司便問香港的Yuppy媒體在哪里？而那時全部廣告公司都不知道甚麽叫Yuppy，只知道有一份很奇怪的雜志叫《號外》，那麽乾脆把《號外》當作Yuppy吧。自此之後就有很多廣告了。回看起來是有一點幸運，不然就捱不了那麽久了。
梁： 你也挺幸運的，在每一個地方也趕上有趣的時刻。在波士頓時，是某種文化運動的尾聲；然後在臺北呢，你度過了最有活力的時候，就是戒嚴前後。
陳： 做電影是戒嚴前，做《號外》就是戒嚴後。
梁： 後來你去臺北住，正好碰上了臺灣文化出版界和文化發展最鼎盛的時期，對吧？
陳： 是很鼎盛。94至00年我長住臺北做有綫電視，恰巧是李登輝當上了總統，但未經正式民選，民進黨跟國民黨吵得最厲害的時候。
臺灣發展得很快，94年雜志已做得很好，書也很蓬勃，甚麽都已經有人做了；有人研究最激進的性解放，很多人寫同志，地下的有《破周刊》，有高有低甚麽也有。臺灣在九十年代後的文化是十分完整的，引進外國的東西要比香港做得好，各種各樣新的思潮也有人談論，文化界的地位也比香港高，所以在94至00年間我寫得很少，因爲在臺灣甚麽也有人寫。舊日我能够寫東西，許多時是因爲沒甚麽人寫，我覺得我不寫，便沒人寫了。雖然我不是專家，也略知一二。
但我反而在臺北寫了一本書，是電視劇本，叫做《總統的故事》，後來皇冠把它當作影視小說出版。原本我們打算拍李登輝的故事，請了張大春寫十集，平路寫十集，希望從兩個完全不同的角度去寫，因我知道他倆的態度有點不同。結果二人都寫不出來，張大春沒時間寫劇本，寫了個《撒謊的信徒》，但那沒可能拍得出來，因爲它不只是談李登輝；平路一樣也寫不出來。原來在94至95年，寫李登輝是很難的，那怎辦？要拍了，于是我自己寫了十集出來，由賴建國當導演拍成電視劇，但後來决定不播了。就因爲這樣，我下了不少工夫，反而有助于我理解臺灣。要從日治時期開始探討臺灣人爲甚麽會視李登輝爲臺灣之子。也許太近了，所以張大春和平路寫不出來。我作爲外人反而比較好。
梁： 然後你又到了北京。
陳： 2000年，別人的時代已超越了我們的。我到大陸，是想做一點網站的東西，怎料人家網股也爆了，阿裏巴巴和QQ又已經開了，我還能做甚麽呢？另一方面，《時尚雜志》集團也在，同時還看著七九八一直旺。後來我乾脆甚麽都不做，寫東西算了。
梁： 所以香港人在2000年才來北京發展，想打一個龐大的事業是沒可能的。
陳： 現在的門檻更是太高。我們沒甚麽優勢，沒甚麽比人叻。舊時叻，是因爲整個社會走得前一點，你只要跟著自己社會的步伐，便會比人走得快一點點。內地在92年時和我們有很明顯的差距，我記得當時做唱片，根本不宣傳，只要找記者寫點東西，便賣到不得了，就是這樣容易。
梁： 你在《號外》時期寫的東西跟現在的不同，現在的你很critical，是從根本處去說香港的過去發生了甚麽事。這些想法醞釀了很久，還是來到北京才出現的？
陳： 那"衝動"是長時間的，但後來一邊寫一邊整理，有時是寫了一些才想出來的。我想把自己的經歷整理好，將從前有趣但含糊的地方寫出來，如此自己也會比較清楚一點。從前在香港，我寫過很多沒人看的東西，但你沒可能依靠寫些沒人理會的東西維生，所以轉了做一些比較有反應的工作，例如寫電影劇本，至少有錢收。結果我也走了不少不同的路，如今才决定純粹寫作。
梁： 2000年來北京的時候，你已打算要寫小說？
陳： 對，一直想寫小說，關于大陸的題材。但就是寫不出來。你青少年時期不在大陸生活，根本寫不到。每次我開始寫了一點東西，便會心虛，因我不太知道那些人是怎樣活的。直至08年有西藏事件、四川地震及奧運，我才看清楚要寫的是一個盛世。
梁： 中國一直變得很快，既有很多樂觀的期望，也有很多灰暗的東西。但究竟怎樣命名這種狀態？很難。它變得太快，很難捉住。
陳： 捉不住，定不到型。08年便可以了，特別是西藏和搶火炬的事發生後，你看到年青人變得很清楚了，開始了另一個新世界，他們有了態度。今年更不用說，西人也在說中國盛世。
梁： 上兩星期Newsweek的主筆Zakia寫了一篇東西，說金融風暴裏中國是唯一的贏家，今期的Time封面用了中文"五"這個字作背景，主題是"美國應該向中國學習的五件事"。近來我看參考消息，所有的外電翻譯都在說中國有多厲害。
陳： 2000年還在講中國可能會崩潰，經濟方面不行，現在都沒人說了。2000年香港及臺灣人肯定也覺得自己是先進的、發達的，中國是落後的。不知從何時起，中國變成領先的，我們不太行。
梁： 爲何你選擇以一個像科幻或幻想小說的形式去寫《盛世》？
陳： 我覺得自己想說的東西還不够清晰。若我把它推至2013年，那便可以更誇張一點，整個趨勢也會更清晰─那時中國會比現在更强、更富、更自信。所以《盛世》其實是關于現在的，這個故事是說現在的中國，我只是把時間推遲了一點。這個未來跟現在相差無幾，只不過我們用放大鏡把現在的事放大一點，我希望做到這件事，告訴其他人中國正走向一個更强、更富的盛世。
梁： 這就是這本書讓我最好奇的地方，你的選擇很奇怪。最初我看的時候，覺得它就像《美麗新世界》和《1984》。中國60年來沒一本反烏托邦的小說，我常常問一些大陸作家，我們有很多"反動"小說，但沒一本寫得像《古拉格群島》，而寫dystopia的更加沒有。我一看你這本書，便知道你是走這條路綫，但若真的是這樣，又有幾件事是不成立的。第一，那時間太近，近得不能構成一個很大的幻想元素。所以我猜這是個刻意的設計，因爲它的時間太近了，2013年一下子便過去了。這是刻意設計一個不長不短的時間，是一個以目前現實可以合理預測的推演結果。
另一方面，它的科幻程度很低，當中的人物都很實在，有些影射作用，這些人物即使不是任何一個具體人物，你也會覺得他們的形象很清晰，像你曾經在哪里見過這些人。譬如說方草地那種人，還有與他一起的張逗、小希，是有這麽一類人明顯經過六四。
陳： 這些人物當中是存在著一種真實性的，當然我也希望大家在讀的時候會enjoy，我希望它能够是本可讀的小說、好看的小說。因爲當年的反烏托邦小說像《我們》，其實是相當乾澀的。我借用了一點點政治小說、反烏托邦小說和推理小說的手法，它帶點懸疑，各個類別也有一點點。當中的人物那麽多，故事有那麽多條綫，可却沒甚麽結尾，有點像Zadie Smith的《白牙》（White Teeth）。我受了她影響，將人物和處境豐富化了，而非單純的將一個論點寫出來，儘量有多點聲音，一種混雜的聲音，讓各種人將自己的觀點說出來。那會比較能够說出中國的複雜性。其實我幷沒有特別的定論在裏頭，不是說我必定要說出某種感覺，說整個中國就是如此。
小說的包容量很大，可容許你說很多的東西，那是論文、評論所無法做到的。我在2005 年替臺灣《思想》雜志寫了一篇長文，評論當時的一本書《歧路中國》，我用了"縧樹兩歌"的比喻，講到若要說中國的好，你會說不完；要說中國的壞嗎，也會說不完。但現在的問題是，它比兩歌更複雜，不只是好與不好，那種心境的轉變是多樣化的。縧樹一張嘴可唱兩首歌，但原來兩首歌還是未够的，要同時唱幾首歌才行。是很難作評論的，所以我嘗試用小說。
我一邊寫一邊想人物角色。我2000年來了北京以後，特別是我的女友于奇的朋友圈子內，大概有一半都是公共知識分子，這是我身邊最熟悉、最大的一個圈子。近八、九年，我跟從前工作的傳媒、娛樂圈、電影圈及文化雜志那些朋友，反而來往少了。現在來往最多的是公共知識分子，我常常聽他們說話，那些事我沒地方插嘴，但我感覺到他們思考的範圍是甚麽。這一個小說，就是寫這個圈子的人。
梁： 其中一個最令人心痛的角色是韋國。因爲現在有很多這種年青人，覺得自己是精英，一方面很真誠地相信某些價值，覺得去中宣部工作是一件很浪漫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他又充滿了機心、計算；是兩種東西的結合。一方面是一個有一丁點理想，真的相信國家前進，另一方面是一種個人功利的極端計算，是兩者的結合。
陳： 這的確是我自己的感覺，大陸的年青精英，的確有這樣的一個傾向，因爲他們在這樣的一個體制之下，深知需要在某些時候說假話，在某些時間要做一些經營的事，然後才能爬上去，所以他們是內化了這套東西。同時他們又覺得自己生在一個很好的時候，亦很相信官方話語，大部分的官方話語，他們根本不太願意去挑戰，他們希望去相信自己是活在一個好的時代、一個有作爲的時代。上一輩再苦難，也不關他們的事了。我經歷過一次飯局，李慎之也在場，竟然當場跟一個年青作家吵架。年青作家覺得李慎之真的很多餘，還在說這樣的老話，常常抱怨，他說現在有甚麽問題呢？現在有多好等等。他就是這樣跟李慎之吵架，完全是沒大沒小的，旁邊的人看在眼裏，都呆了。李慎之又是很認真的人，竟然也真的跟那年青人吵。
梁： 有趣的是，這群年青人即使知道了一些被官方史學掩蓋了、扭曲了的歷史真相，也覺得不太要緊。
陳： 對，他們甚至覺得扭曲是正常的。同時他們在面對一個很大的競爭，他們亦很懂得去操作，很知道怎樣去得到較好的位置，例如入黨，現在是一件很盛的事。
其實入了黨是不是真的有幫助，不一定，他就當多買一個保險。但入黨後會要你檢討自己，所謂檢討自己，就是供出身邊的人，說他們做錯了甚麽，然後知道了這些是錯的，之後自己就不做。就是把身邊的人的反動、反黨行爲說出來，他們不覺得這種告密行爲是一回要事。可能他們覺得上行下效，你們都可以做，爲甚麽我們不能做？這變成了已接受的道德底綫。但同時我也碰到一些真的很精英、很厲害的才子，他們真的很精英主義，覺得精英應該掌握所有的控制權，還說中國傳統就是 "士"，簡直覺得人應該分等級。
梁： 新中國在建國的時候已經根深柢固地埋伏了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最喜歡說的口號是"落後就要捱打"，對吧？如果你這樣理解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你很容易在內部也是這樣理解，所以中國的市場競爭比其他地方更赤裸、更無情。因爲我們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太强。另外，我最喜歡的部分就是《盛世》的氣氛描寫，就是那種盛世的感覺，那一種自我中心的氣氛是很可怕的。例如我前日在一個沙龍介紹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有一個中科院年青人走來跟我說："全球暖化是一個西方發達國家的陰謀，用來箝制我們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梁老師你不要只說西方的觀點，也要留意一下我們這些中國的觀點。"我心想，這是甚麽中國觀點啊？全球暖化，你以爲人家是廿多年前想這些點子出來害我們中國嗎？陰謀論也要有一個懷疑的根據，人怎麽會這樣思考的啊？
陳： 這也是很常見的，他們說甚麽也被西方影響了。現在體制吸納了精英，精英也背靠大國。現在中國的學者也背靠大國，他們的思想開始改變得很厲害，他們知道自己背後有一個很大的力量在支持。
梁： 其實這個制度是令很多人得到滿足的制度。譬如一個中國學者，他已經厭倦了再去做一個二流國際地位的學者。他想做一個國際級的大師，可能出發點就是我們中國人想到自己的一套，是跟你們不一樣的，大家可以平起平坐，我甚至比你更厲害呢。這不只是一種向官方獻媚，而且包含了一種作爲一個學者的某種尊嚴的追求。而你所說的背靠大國，就是這個制度令一些像韋國的精英得益，他又能替國家得益。對學者來說也一樣，國家在他身上得到好處，他本身也得到好處。
陳： 大國的確是有分別的。如果我寫一個小說講今天的香港，反應肯定差得遠了，因爲大家現在都對中國有興趣。
梁： 你還做了一件很大膽的事，就是大膽預測了中國模式到底是甚麽。我看《盛世》看到後來很錯愕，想不到小說最後是像這樣子的演講，使我覺得你在用一個小說的形式去表達一個社會評論。而且這一個評論包含了某些預測，例如說在經濟上中國怎樣擺脫了令全世界進入"冰火期"的困境。
陳： 這的確是我自己覺得可能的一個現實。不過它多數也不會是這樣子發生的，因爲西方不一定發生冰火期，中國也未必能那麽完美地執行一套計劃。我只是覺得有這個迹象，例如日本跟中國的發展，是比我想像中快。我寫書的時候，東亞共同體是沒有人提及的，現在就突然有人提出來了，以前看來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未來甚至連農村問題也得到緩解，因爲經濟好了、收入多了，資源能轉付農村，所以消解了很多農村的矛盾。中國現在的資源、能力可以應付很多局面。如果這個亂是因爲全世界的經濟不景而引起，可能也不是一件大事，因爲中國人不會全怪到政府上頭，只會覺得禍是美國搞出來的，大家也只是駡美國。所以這樣的一個盛世我覺得真有可能會出現。中國可趁機會增强，就像這一次的金融風暴。
梁： 書中那神秘消失的一個月更妙，因爲是幻想小說的格局，讀者一定會以爲是政府下了藥，令大家失憶。誰知道原來是人民主動去忘記了那一個月。這個月的消失一方面很可信，另一方面又很令人寒心，就是因爲我們也看到了六四是如何從記憶中消失的。雖然其他事已做得這麽好了，可是這個政府有些本質性的東西沒有改變，基本上仍是一個專制。
陳： 你提得對，六四就是了。另外，由89年到92年南巡中間還經過一個寒冷期，可是已經沒有人記得，明明是這麽近的事。改革開放後，83年甚至還有過很厲害的嚴打。
梁： 對，那時候是打流氓。我記得我昨晚才聽一群娛樂界的人在說，現在的狗仔隊流行偷拍誰人車震。嘩，這些東西要是換作83年嚴打的時候是流氓罪呀，可能會死刑的，但也沒人記得了。
陳： 他們已經完全忘了這些事。但這些事隨時會再回來。這一次我書裏有場很强的嚴打，用作一個專政的比喻。我們害怕的專制獨裁就是對某一個階層的人可以隨時嚴打。其實中國自49年建國以來有很多次不同形式的嚴打，只是有一些我們不叫嚴打而已。甚至四清運動或是法輪功，也都是對某一階層的嚴打。嚴打是超越了法律程序，是人權沒保障的時候，是國家權力變得絕對、可以濫用的時候，一定會有很多冤案，有很多人枉死。但這些都是一定可以再發生的，其性質沒有變。所以我很强調把嚴打定義爲一個專政的標志。
梁： 你在書中寫到像何東生這樣的官員比較令人疑惑，一個高層的官員會不會是一個這樣的人呢？
陳： 我覺得如果寫一個貪官污吏就沒意思了。你捉一個這樣的人來說甚麽呢？我覺得我要寫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官員，而且基本上不是一個很差的官員。不見得他完全不曾貪污，因爲他也供小孩出國讀書，但他基本上仍然是想好好的幹一些事。就算他基本上是一個共産黨官員，他是在想共産黨的棋應該怎樣走，政權應該怎樣保證，然後同時令中國進步。
梁：但當初的問題你還未解决，就是爲甚麽你最後會用何東生演講的方法去結局呢？
陳： 其實這才是我最初要寫的東西。我最初就想好了，我要寫多聲道的當代中國，可以開很多不同的channel，但很難去開一個channel給中國的高層官員去逼他們說話啊。就算是在真實世界，他們也不會這樣說。他可以跟誰說？他帶到棺材去也沒機會說出來。那些政策連討論也不可以，又不能跟家人說。如果不用小說，又怎可能做得到呢？只可以用一個小說的方法，去令不同的聲道同時幷存在一個文體裏面，而且有些東西你是要强制他說，你不强制他就不會說了。所以我在小說中捉了何東生，跟他做了一個交易，如果他不說真相就會死，而他還要吃了藥，說多了。否則這個聲音永遠是缺席的，我們永遠不知道官員們在想甚麽。
梁： 除了嚴打，另一表現出專制的地方就是在水裏下藥，讓全國人民都有點high。
陳： 這個當然是隱喻，就是中國人人都很high，人人都有很多大計，要做一些很偉大的事，搞各種很大型的活動。尤其是我碰到的精英階層，他們有很多資源在手，會想更多的東西。
梁： 大家一high，老唱反調的自由派就消聲匿迹了，《南方周未》倒閉、萬聖書園關門。你想像的未來很可怕。
陳： 最糟的是有些人不是給政府打倒，是他們失去了市場，年青人態度改變，對西方的興趣降低，都認爲不用聽西方的話了。而自由派一定代表親西方嗎？其實也不一定。但他們有一些話語被認爲是西方話語，這是個硬傷，使人覺得你們一定是幫西方的。
梁： 但身爲一個香港人，寫大陸的東西經常會被人質疑你的資格。
陳： 對呀，香港人的確不够理解大陸，所以我一直不敢寫，直到我覺得自己對這個題材和這批人有足够的理解。但寫出來都要經過考驗，要給他們看看有沒有真實感，感覺方面是否正確。幸好我女友于奇一看便會知道哪些對，哪些錯。我的寫作一向是由她去看，然後我再作出修正。她的feedback很重要。那是一個文學上的真與假，而非歷史上有沒有發生，她能够判斷得到。這次我够膽去寫是因爲于奇在，她能够替我看稿子。但話說回來，大陸作家需要考慮的問題多很多，可能他們會選擇的寫作策略是魔幻，或寫迂回一些的東西，但不會這樣直接，例如他們不想在小說裏提到八九六四；但我們可以不用避忌。
梁： 你接下來會再寫甚麽？
陳： 我是想再寫小說的，或者多寫一本別的，但也是和大陸有關的東西。
梁： 繼續藉"盛世"去發揮？
陳： 會有關係，但不會是同樣的主題。現在正在構想中，但那不會是個續集，我不會再寫公共知識分子這個圈子了。這一年我其中一個重點是去一些三綫地級市看看，西北、西南、安徽、江蘇北部等等平時人們不會去的地方。
梁： 我覺得你還是可以寫香港的。就等于過去我們說上海的衰落，現在可能你目睹了第二個上海的衰落，那就是香港了。你曾經歷過她所謂的heyday，你曾參與其中的榮景……
陳： 我覺得你可以有足够想像去寫這個，你有這個情懷。我現在整個人都去了大陸，已無法扭回香港。寫一些以香港作背景的短篇小說可能還有機會，但若是用一個大故事去說香港，恐怕我寫不到了。
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6184&cid=10352200
從前我一直都說不準陳冠中的形象。最早他是全華文世界第一個寫專書介紹新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冷門作者，後來創辦《號外》引領城市文化風潮，再後來他寫電影劇本、管理唱片公司……你實在不知道該用哪一套習見的角色去定位這個人。就像我的舊上司梁濃剛，一方面研究拉康，另一方面在電視臺任職高層。也許那一代香港文化人就是這樣，見多識廣，游歷豐富，但却不太張揚，無論幹了多少也許很值得稱道的功業，最後都總是好像甚麽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但自從陳冠中定居北京之後，我們對他的印象反而清晰了。原來他始終是個作家，一個銳利的作家。幾年前，他開始有系統地書寫香港，其自省之深足令不少他的同代人汗顔，開啓了香港集體反思的精神運動。現在，他以城市觀察者的身分，終于交出第一部談論中國大陸的小說。無論你喜不喜歡，贊同或不贊同《盛世》裏的未來願景，你都不能否認它的確看得人冷汗直流。誰也猜不到這麽多年之後，竟是一個香港人率先寫出中國版的《美麗新世界》。
我在北京和陳冠中聊他的新書，但不免還是要從香港說起，譬如說香港文化感性中那股獨特的"冷"。
梁： 梁文道
陳： 陳冠中
梁： 不知道爲甚麽香港的sensibility會這麽cool？
陳： Cool的確是最貼切的字，香港不喜歡sentimental，不喜歡濫情。
梁： 譬如說進念那種劇場，臺灣不會有，大陸也不會有。香港很多artist，做installation和行爲藝術做了這麽多年，但是從來沒有好像大陸這樣一做就沸沸揚揚，就讓人覺得厲害，覺得是世界第一。這到底是爲甚麽呢？
陳： 而且就算是很重的一個題材，也要做得輕一點，也要將那個主題說得小一點。我覺那真是某個階段的西方品味，譬如說五、六十年代歐洲那種存在主義的品味，或者是後來結構主義與美國的counter culture品味，是cool的，是冷調一些的，就是不喜歡說一些激情大主題，不喜歡激情到連自己也感動。起碼我自己就是，整天都想用最簡約的方式去說很多事情。
梁： 昨天在我一本書的朗讀會中，一位讀者就選了一篇我寫的東西來讀。但我自己其實不太喜歡那篇東西，因爲當時我的寫作策略是在西藏問題鬧得最激烈的時候，特地用很溫情的東西去說服一些憤青。我非常不喜歡這種方式，因爲它根本不像我，可是有些讀者却很喜歡，很奇怪。
陳： 大陸的官方論述也永遠是華麗的，帶感情的，句子和用字都很講究，就算是中央台的晚會，那些主持人出來說的話都是漂亮的。其實那都是套句，陳腔濫調。這可能是一個訓練。即便臺灣，比起香港也多了很多感情，香港是特意將感情元素削减了。
梁： 臺灣很强調一種很溫暖、很sweet的東西。譬如他們的唱片，那些印有歌詞的小書根本是放不進去CD盒，因爲它太厚了，每一頁都要有歌者在上面用手寫下自己在錄這首歌時的心情如何如何，我們香港人看了就會說，有沒有搞錯。
陳： 香港的作家多半也比較cool，由劉以鬯到西西皆如是。就算西西有點童真，有點樸素；或者後來的黃碧雲比較"激"，但就是沒有那種溫情。
梁： 所以在這兩者之間，香港才有了一個特別的文化的感性存在。這種感性很世故，乃至于我們的電影沒有很多溫情戲，寧願喜歡"笑爆咀"，苦中即時求樂。
陳： 我們在很小的時候已很害怕，不是怕，而是已經開始會去嘲諷"文藝腔"，去拒絕這種東西。起碼我自己成長、寫作的時候，就很害怕給人說是"文藝腔"。于是這個"文藝腔"的傳統就在香港被切斷了。我們又怕被人認爲是"扮嘢"，寧願"存真"也不要"扮嘢"，總之就是不想世界太浪漫，我們對浪漫本身就有疑問，香港人幷不浪漫。我們更不喜歡那些自怨自艾，然後覺得自己很悲慘的情感，譬如說臺灣的"悲情"和大陸的"百年國耻"。
梁： 所以當臺灣一份刊物叫我寫四九年的香港時，我才發現香港相當有趣，很多人從來沒有覺得自己很慘很失敗，我們在香港住了這麽久，你何時聽過香港人會這樣說？所以龍應台那本書，就只有臺灣人才寫得出來。你父母那一代從上海逃來香港，他們會不會常常這樣喊苦？沒有呀。我認識很多人都是由大陸下來，而且當年還真苦。但問題就是他們從來不講，也從來不會拿這些事來說，更不會將這件事變作一種cultural element。
陳：我父母那一代都好像沒有太强調那種苦。他們不會當自己是一個受害者，整天圍繞受害者這個主題，然後一直覺得自己的人生怎麽會這樣苦。我們很快就可以轉換心境。我記得小時候他們有講過香港是一個福地，說香港真的很好。他們都有一個比較的想法，起碼與在大陸的朋友和親戚的遭遇不同，他們都向前看，很樂觀，然後急急要"搵食"。
梁： 臺灣是外省人覺得自己很慘，流離失所；本省人也覺得自己很慘，受人壓迫。香港人就很少覺得自己慘，反而會覺得自己很幸運。話說回來，你是不是到了北京之後，才更加醒覺香港特別的地方？所以《我這一代香港人》和《什麽都沒有發生》都是你到了北京之後才動筆的，對嗎？
陳： 是，這都是到了北京之後才動筆的。但我覺得那個源頭是在七十年代尾，忽然之間自己有一個香港的意識出來了，譬如突然之間懷舊，那究竟要懷念甚麽呢？七十年代尾懷舊，是想起六十年代自己十多歲時成長的過程。其實那不是很多年後，就在懷念自己十多歲的日子。另外就是覺得香港是我們的家，所以要說說香港。那一種衝動是最重要的。
梁： 那就是辦《號外》的時候？
陳： 對，辦《號外》的時候。譬如說當年看Q仔(黎則奮)寫灣仔，我也覺得很震驚，他把灣仔說得這樣有趣。我就覺得，對啊，我們自己的地方也很有趣，那個震驚是很大的。但是，雖然有了這個意識，却沒有去整理它。真的事後回頭再看，就是來到了北京才去整理。我92年開始進來，才有一個大的比較去感到大陸與香港的反差，然後在97年前後開始寫《什麽都沒有發生》那本小說，連名字都是有比較之下才知道，原來自己長大的地方可能是？？用文學的語言來說，就叫做 "什麽都沒有發生"。
梁： 那是很cool的。
陳： 很cool，相比起臺灣和大陸的同齡人來計，如果沒有比較就不會想到這一點。這種東西現在想起很幸運，也很平淡。相對來說，我們的經歷是比較平淡。譬如說在大陸，我是屬于老三届的。
梁： 你辦《號外》的時候有一個很清晰的城市文化意識，對嗎？
陳：我自己覺得《號外》有兩個源頭，首先是因爲去了波士頓，看到當時美國的那個counter culture的"水尾"，就是越戰差不多完結，嬉皮士開始淡出，氣氛開始靜下來的時候。我記得75年我離開波士頓前，剛剛開了一些很新的Disco，一個享樂年代回來了。我心想，嘩，爲甚麽會這樣？我們前一陣子還在說要對抗越戰，還要與政府抗衡，怎麽現在忽然在跳舞？Counter culture是不跳舞的，起碼不跟音樂跳，除非你是拉丁人或者是非洲裔，我們當時眼中就只有白人是沒有Disco culture的。74年哈佛才有一個大型慶祝會慶祝越戰結束，跟著忽然之間就開party跳Disco了。那時候有一些地下報紙，特別是波士頓有The Real Paper，The Phoenix，紐約則有Village Voice。甚麽趣味的都有，很適合我們自己的趣味，從左翼政治到飲食和青年人的生活，包羅萬有，然後有很多年青一代才懂得欣賞的幽默，有自己的漫畫。我覺得這種事情我們應該做。
但香港其實是做過的，六十年代的《中國學生周報》、《年青人周報》，七十年代的《七○雙周刊》，其實都是這類型的東西。然後在七十年代中，忽然之間這種以整代人作爲對象的刊物全部"死掉"，《七○雙周刊》已結束，《中國學生周報》也結束了，《年青人周報》是碩果僅存，可能還有一兩份在喘著氣，但最後在76年辦《號外》之前就都沒有了。
但我覺得我懂得做，能够編一本這樣的東西，能做到美國的那種感覺。所以起初是很模仿西方的，因爲那時候比較崇拜英美。當年他們那些小報都叫做"tabloid"，所以我們就叫做《號外》，一開始做了五期雙周報，就像是地下報一樣。但因爲發行太困難，所以才改做雜志。
梁： 當時你們是否都很有意識要說香港的事情？
陳： 這反而是遲一些才出現的。我們起初是講英美，以大學和大學畢業生等年青人喜歡的題材爲主。我們對輸入新潮洋文化最有興趣，就是在別人未說起之前，我們先說，然後才說回自己的成長過程。我們說香港不是由開埠說起，而是從五、六十年代說起；鄧小宇的記憶可能去到五十年代，我的記憶可能去到六十年代中段的《中國學生周報》。再加上我們知道成長階段比我們稍爲大一點的人，例如唐書璇這一類。
這兩種東西吸引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很多是剛由外面回來的人。我們那一代出道了，讀完書回來了，很多在外國學過一些奇奇怪怪的事物，發覺我們的雜志會介紹這些小衆的東西，所以他們會聚過來一起做。譬如有次我們寫到一些關于同性戀的東西，可能我們的態度寫得比較好，立即有人來和我們接洽，表示想替我們寫文章和替我們做點事情，後來就開了一個專欄，叫"少數權利"，其中一個activist叫小明雄。還有一個做時裝的朋友剛從加拿大讀完書回來，說自己想替我們編一些時裝的內容。當時走過來的全部是同代人，大家集合起來，只不過因爲當時我們提供了一個平臺。
梁： 你們一整代的Baby Boomer留學回來了。
陳： 那是第一代的Baby Boomer回來，剛剛開始占有了一點位置。我們最早的廣告都是有一些boomer加入了一些公司，拿到一定位置，然後可以給我們一些廣告。在八十年代初，如果掌權的是個30歲左右，在外國讀design回來的，他就會將那些廣告先給我們，又或者找我們的雜志去寫一點東西。另外當時有一群人，到底是理工還是大一設計學院出來的，我都已經忘記了，反正都是學美術的，他們成立了一個"插圖社"，對設計很發燒。他們自動跑來找我們說："不如讓我們替你做封面。"我們有很多這樣的力量，而且全部都沒有收錢。
有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爲我們當時沒有鮮明旗幟，現在我才想到這事情。如果像是《七○雙周刊》這樣有一個鮮明的意識形態，也可以聚到一群人，但會是另外的一群。反正《號外》的旗幟不鮮明，就連創刊號都沒有發宣言就開始了。
梁： 爲甚麽會這樣？爲甚麽會沒有創刊詞？
陳： 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但我連雜志也不肯儲存，我覺得過了就算，沒有甚麽大事要說，我們喜歡做甚麽就做甚麽。
梁： 這真的"很香港"了。
陳： 沒錯，我們連宣言也不肯寫。因爲當時我在美國學新聞，有一個新聞記者的態度，但我不肯講一些很大的態度，譬如先講一下甚麽關懷呀，完全沒有，反而整天都當"知識分子"四個字是搞笑的，更不肯叫自己做知識分子，把它當成是取笑老一輩的字眼。
梁： 你現在這種對于《號外》的描述，是不是在你來到了北京之後，回想起才更加清晰？
陳： 是，現在就更加清晰一些，但是當初也的確知道，總之見到有趣的，就會把它放進去，見到新的東西也要放進去，時髦的更要放進去。我所謂的"時髦"是我自己心目中想做的事情。就好像發現一個人很有型，他叫榮念曾，爲何他穿的衣服這樣闊？那時候大家很流行穿窄衣，他就去穿闊衣，還穿一身黑色的闊衣，這樣很有型呀，原來他從紐約回來，我就决定一定要拉他過來，無論他做甚麽也要給他大篇幅。其實真是沒道理，我根本就不認識他所做的範疇！就是這樣，我們沒有甚麽胸懷大志，要做些甚麽大東西出來的宏願。
梁： 所以後來大家都說《號外》是華文世界第一個城市文化雜志，其實你們當時根本沒有去想這回事。
陳： 沒有。用"城市"這個字，只是覺得它很有趣。我們最初由Village Voice的原型開始，也參考了《中國學生周報》、《七○雙周刊》，但它們在消費文化那一面都是比較弱的。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美國又有一些新雜志出來了，例如講glamour的有Andy Warhol的 Interview，于是我們就學了一些Interview的做法。後來又有份叫New York的真正city magazine，全都是說紐約的有趣東西，我們一套上去，又發現香港也可以這樣做，于是我們的副題就叫做"城市雜志"。
雖然如此，但這個概念當時在商業上是不成立的，整件事沒可能成功，但是一直說要結束也沒有結束，起碼有五次决定要結束，但每次有人肯"夾錢"，又有人肯投資。好像林秀峰，後來是最大的投資者，但我們不認識他，是他主動打電話來說想投資在我們身上。然後這樣子又再捱下去，捱到廣告名人施養德進來，說要將雜志變得更大，更改版面，使設計變得愈來愈重要。其實之前我根本不知道甚麽叫設計，因爲Illustration Workshop，因爲施養德，我才知道這是設計。
儘管如此，但那時雜志的生意還是不行的，直至美國新聞界創作了Yuppy這個字。因爲有了Yuppy這個字，于是就有Yuppy産品；當Yuppy産品來到香港，香港的廣告公司便問香港的Yuppy媒體在哪里？而那時全部廣告公司都不知道甚麽叫Yuppy，只知道有一份很奇怪的雜志叫《號外》，那麽乾脆把《號外》當作Yuppy吧。自此之後就有很多廣告了。回看起來是有一點幸運，不然就捱不了那麽久了。
梁： 你也挺幸運的，在每一個地方也趕上有趣的時刻。在波士頓時，是某種文化運動的尾聲；然後在臺北呢，你度過了最有活力的時候，就是戒嚴前後。
陳： 做電影是戒嚴前，做《號外》就是戒嚴後。
梁： 後來你去臺北住，正好碰上了臺灣文化出版界和文化發展最鼎盛的時期，對吧？
陳： 是很鼎盛。94至00年我長住臺北做有綫電視，恰巧是李登輝當上了總統，但未經正式民選，民進黨跟國民黨吵得最厲害的時候。
臺灣發展得很快，94年雜志已做得很好，書也很蓬勃，甚麽都已經有人做了；有人研究最激進的性解放，很多人寫同志，地下的有《破周刊》，有高有低甚麽也有。臺灣在九十年代後的文化是十分完整的，引進外國的東西要比香港做得好，各種各樣新的思潮也有人談論，文化界的地位也比香港高，所以在94至00年間我寫得很少，因爲在臺灣甚麽也有人寫。舊日我能够寫東西，許多時是因爲沒甚麽人寫，我覺得我不寫，便沒人寫了。雖然我不是專家，也略知一二。
但我反而在臺北寫了一本書，是電視劇本，叫做《總統的故事》，後來皇冠把它當作影視小說出版。原本我們打算拍李登輝的故事，請了張大春寫十集，平路寫十集，希望從兩個完全不同的角度去寫，因我知道他倆的態度有點不同。結果二人都寫不出來，張大春沒時間寫劇本，寫了個《撒謊的信徒》，但那沒可能拍得出來，因爲它不只是談李登輝；平路一樣也寫不出來。原來在94至95年，寫李登輝是很難的，那怎辦？要拍了，于是我自己寫了十集出來，由賴建國當導演拍成電視劇，但後來决定不播了。就因爲這樣，我下了不少工夫，反而有助于我理解臺灣。要從日治時期開始探討臺灣人爲甚麽會視李登輝爲臺灣之子。也許太近了，所以張大春和平路寫不出來。我作爲外人反而比較好。
梁： 然後你又到了北京。
陳： 2000年，別人的時代已超越了我們的。我到大陸，是想做一點網站的東西，怎料人家網股也爆了，阿裏巴巴和QQ又已經開了，我還能做甚麽呢？另一方面，《時尚雜志》集團也在，同時還看著七九八一直旺。後來我乾脆甚麽都不做，寫東西算了。
梁： 所以香港人在2000年才來北京發展，想打一個龐大的事業是沒可能的。
陳： 現在的門檻更是太高。我們沒甚麽優勢，沒甚麽比人叻。舊時叻，是因爲整個社會走得前一點，你只要跟著自己社會的步伐，便會比人走得快一點點。內地在92年時和我們有很明顯的差距，我記得當時做唱片，根本不宣傳，只要找記者寫點東西，便賣到不得了，就是這樣容易。
梁： 你在《號外》時期寫的東西跟現在的不同，現在的你很critical，是從根本處去說香港的過去發生了甚麽事。這些想法醞釀了很久，還是來到北京才出現的？
陳： 那"衝動"是長時間的，但後來一邊寫一邊整理，有時是寫了一些才想出來的。我想把自己的經歷整理好，將從前有趣但含糊的地方寫出來，如此自己也會比較清楚一點。從前在香港，我寫過很多沒人看的東西，但你沒可能依靠寫些沒人理會的東西維生，所以轉了做一些比較有反應的工作，例如寫電影劇本，至少有錢收。結果我也走了不少不同的路，如今才决定純粹寫作。
梁： 2000年來北京的時候，你已打算要寫小說？
陳： 對，一直想寫小說，關于大陸的題材。但就是寫不出來。你青少年時期不在大陸生活，根本寫不到。每次我開始寫了一點東西，便會心虛，因我不太知道那些人是怎樣活的。直至08年有西藏事件、四川地震及奧運，我才看清楚要寫的是一個盛世。
梁： 中國一直變得很快，既有很多樂觀的期望，也有很多灰暗的東西。但究竟怎樣命名這種狀態？很難。它變得太快，很難捉住。
陳： 捉不住，定不到型。08年便可以了，特別是西藏和搶火炬的事發生後，你看到年青人變得很清楚了，開始了另一個新世界，他們有了態度。今年更不用說，西人也在說中國盛世。
梁： 上兩星期Newsweek的主筆Zakia寫了一篇東西，說金融風暴裏中國是唯一的贏家，今期的Time封面用了中文"五"這個字作背景，主題是"美國應該向中國學習的五件事"。近來我看參考消息，所有的外電翻譯都在說中國有多厲害。
陳： 2000年還在講中國可能會崩潰，經濟方面不行，現在都沒人說了。2000年香港及臺灣人肯定也覺得自己是先進的、發達的，中國是落後的。不知從何時起，中國變成領先的，我們不太行。
梁： 爲何你選擇以一個像科幻或幻想小說的形式去寫《盛世》？
陳： 我覺得自己想說的東西還不够清晰。若我把它推至2013年，那便可以更誇張一點，整個趨勢也會更清晰─那時中國會比現在更强、更富、更自信。所以《盛世》其實是關于現在的，這個故事是說現在的中國，我只是把時間推遲了一點。這個未來跟現在相差無幾，只不過我們用放大鏡把現在的事放大一點，我希望做到這件事，告訴其他人中國正走向一個更强、更富的盛世。
梁： 這就是這本書讓我最好奇的地方，你的選擇很奇怪。最初我看的時候，覺得它就像《美麗新世界》和《1984》。中國60年來沒一本反烏托邦的小說，我常常問一些大陸作家，我們有很多"反動"小說，但沒一本寫得像《古拉格群島》，而寫dystopia的更加沒有。我一看你這本書，便知道你是走這條路綫，但若真的是這樣，又有幾件事是不成立的。第一，那時間太近，近得不能構成一個很大的幻想元素。所以我猜這是個刻意的設計，因爲它的時間太近了，2013年一下子便過去了。這是刻意設計一個不長不短的時間，是一個以目前現實可以合理預測的推演結果。
另一方面，它的科幻程度很低，當中的人物都很實在，有些影射作用，這些人物即使不是任何一個具體人物，你也會覺得他們的形象很清晰，像你曾經在哪里見過這些人。譬如說方草地那種人，還有與他一起的張逗、小希，是有這麽一類人明顯經過六四。
陳： 這些人物當中是存在著一種真實性的，當然我也希望大家在讀的時候會enjoy，我希望它能够是本可讀的小說、好看的小說。因爲當年的反烏托邦小說像《我們》，其實是相當乾澀的。我借用了一點點政治小說、反烏托邦小說和推理小說的手法，它帶點懸疑，各個類別也有一點點。當中的人物那麽多，故事有那麽多條綫，可却沒甚麽結尾，有點像Zadie Smith的《白牙》（White Teeth）。我受了她影響，將人物和處境豐富化了，而非單純的將一個論點寫出來，儘量有多點聲音，一種混雜的聲音，讓各種人將自己的觀點說出來。那會比較能够說出中國的複雜性。其實我幷沒有特別的定論在裏頭，不是說我必定要說出某種感覺，說整個中國就是如此。
小說的包容量很大，可容許你說很多的東西，那是論文、評論所無法做到的。我在2005 年替臺灣《思想》雜志寫了一篇長文，評論當時的一本書《歧路中國》，我用了"縧樹兩歌"的比喻，講到若要說中國的好，你會說不完；要說中國的壞嗎，也會說不完。但現在的問題是，它比兩歌更複雜，不只是好與不好，那種心境的轉變是多樣化的。縧樹一張嘴可唱兩首歌，但原來兩首歌還是未够的，要同時唱幾首歌才行。是很難作評論的，所以我嘗試用小說。
我一邊寫一邊想人物角色。我2000年來了北京以後，特別是我的女友于奇的朋友圈子內，大概有一半都是公共知識分子，這是我身邊最熟悉、最大的一個圈子。近八、九年，我跟從前工作的傳媒、娛樂圈、電影圈及文化雜志那些朋友，反而來往少了。現在來往最多的是公共知識分子，我常常聽他們說話，那些事我沒地方插嘴，但我感覺到他們思考的範圍是甚麽。這一個小說，就是寫這個圈子的人。
梁： 其中一個最令人心痛的角色是韋國。因爲現在有很多這種年青人，覺得自己是精英，一方面很真誠地相信某些價值，覺得去中宣部工作是一件很浪漫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他又充滿了機心、計算；是兩種東西的結合。一方面是一個有一丁點理想，真的相信國家前進，另一方面是一種個人功利的極端計算，是兩者的結合。
陳： 這的確是我自己的感覺，大陸的年青精英，的確有這樣的一個傾向，因爲他們在這樣的一個體制之下，深知需要在某些時候說假話，在某些時間要做一些經營的事，然後才能爬上去，所以他們是內化了這套東西。同時他們又覺得自己生在一個很好的時候，亦很相信官方話語，大部分的官方話語，他們根本不太願意去挑戰，他們希望去相信自己是活在一個好的時代、一個有作爲的時代。上一輩再苦難，也不關他們的事了。我經歷過一次飯局，李慎之也在場，竟然當場跟一個年青作家吵架。年青作家覺得李慎之真的很多餘，還在說這樣的老話，常常抱怨，他說現在有甚麽問題呢？現在有多好等等。他就是這樣跟李慎之吵架，完全是沒大沒小的，旁邊的人看在眼裏，都呆了。李慎之又是很認真的人，竟然也真的跟那年青人吵。
梁： 有趣的是，這群年青人即使知道了一些被官方史學掩蓋了、扭曲了的歷史真相，也覺得不太要緊。
陳： 對，他們甚至覺得扭曲是正常的。同時他們在面對一個很大的競爭，他們亦很懂得去操作，很知道怎樣去得到較好的位置，例如入黨，現在是一件很盛的事。
其實入了黨是不是真的有幫助，不一定，他就當多買一個保險。但入黨後會要你檢討自己，所謂檢討自己，就是供出身邊的人，說他們做錯了甚麽，然後知道了這些是錯的，之後自己就不做。就是把身邊的人的反動、反黨行爲說出來，他們不覺得這種告密行爲是一回要事。可能他們覺得上行下效，你們都可以做，爲甚麽我們不能做？這變成了已接受的道德底綫。但同時我也碰到一些真的很精英、很厲害的才子，他們真的很精英主義，覺得精英應該掌握所有的控制權，還說中國傳統就是 "士"，簡直覺得人應該分等級。
梁： 新中國在建國的時候已經根深柢固地埋伏了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最喜歡說的口號是"落後就要捱打"，對吧？如果你這樣理解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你很容易在內部也是這樣理解，所以中國的市場競爭比其他地方更赤裸、更無情。因爲我們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太强。另外，我最喜歡的部分就是《盛世》的氣氛描寫，就是那種盛世的感覺，那一種自我中心的氣氛是很可怕的。例如我前日在一個沙龍介紹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有一個中科院年青人走來跟我說："全球暖化是一個西方發達國家的陰謀，用來箝制我們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梁老師你不要只說西方的觀點，也要留意一下我們這些中國的觀點。"我心想，這是甚麽中國觀點啊？全球暖化，你以爲人家是廿多年前想這些點子出來害我們中國嗎？陰謀論也要有一個懷疑的根據，人怎麽會這樣思考的啊？
陳： 這也是很常見的，他們說甚麽也被西方影響了。現在體制吸納了精英，精英也背靠大國。現在中國的學者也背靠大國，他們的思想開始改變得很厲害，他們知道自己背後有一個很大的力量在支持。
梁： 其實這個制度是令很多人得到滿足的制度。譬如一個中國學者，他已經厭倦了再去做一個二流國際地位的學者。他想做一個國際級的大師，可能出發點就是我們中國人想到自己的一套，是跟你們不一樣的，大家可以平起平坐，我甚至比你更厲害呢。這不只是一種向官方獻媚，而且包含了一種作爲一個學者的某種尊嚴的追求。而你所說的背靠大國，就是這個制度令一些像韋國的精英得益，他又能替國家得益。對學者來說也一樣，國家在他身上得到好處，他本身也得到好處。
陳： 大國的確是有分別的。如果我寫一個小說講今天的香港，反應肯定差得遠了，因爲大家現在都對中國有興趣。
梁： 你還做了一件很大膽的事，就是大膽預測了中國模式到底是甚麽。我看《盛世》看到後來很錯愕，想不到小說最後是像這樣子的演講，使我覺得你在用一個小說的形式去表達一個社會評論。而且這一個評論包含了某些預測，例如說在經濟上中國怎樣擺脫了令全世界進入"冰火期"的困境。
陳： 這的確是我自己覺得可能的一個現實。不過它多數也不會是這樣子發生的，因爲西方不一定發生冰火期，中國也未必能那麽完美地執行一套計劃。我只是覺得有這個迹象，例如日本跟中國的發展，是比我想像中快。我寫書的時候，東亞共同體是沒有人提及的，現在就突然有人提出來了，以前看來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未來甚至連農村問題也得到緩解，因爲經濟好了、收入多了，資源能轉付農村，所以消解了很多農村的矛盾。中國現在的資源、能力可以應付很多局面。如果這個亂是因爲全世界的經濟不景而引起，可能也不是一件大事，因爲中國人不會全怪到政府上頭，只會覺得禍是美國搞出來的，大家也只是駡美國。所以這樣的一個盛世我覺得真有可能會出現。中國可趁機會增强，就像這一次的金融風暴。
梁： 書中那神秘消失的一個月更妙，因爲是幻想小說的格局，讀者一定會以爲是政府下了藥，令大家失憶。誰知道原來是人民主動去忘記了那一個月。這個月的消失一方面很可信，另一方面又很令人寒心，就是因爲我們也看到了六四是如何從記憶中消失的。雖然其他事已做得這麽好了，可是這個政府有些本質性的東西沒有改變，基本上仍是一個專制。
陳： 你提得對，六四就是了。另外，由89年到92年南巡中間還經過一個寒冷期，可是已經沒有人記得，明明是這麽近的事。改革開放後，83年甚至還有過很厲害的嚴打。
梁： 對，那時候是打流氓。我記得我昨晚才聽一群娛樂界的人在說，現在的狗仔隊流行偷拍誰人車震。嘩，這些東西要是換作83年嚴打的時候是流氓罪呀，可能會死刑的，但也沒人記得了。
陳： 他們已經完全忘了這些事。但這些事隨時會再回來。這一次我書裏有場很强的嚴打，用作一個專政的比喻。我們害怕的專制獨裁就是對某一個階層的人可以隨時嚴打。其實中國自49年建國以來有很多次不同形式的嚴打，只是有一些我們不叫嚴打而已。甚至四清運動或是法輪功，也都是對某一階層的嚴打。嚴打是超越了法律程序，是人權沒保障的時候，是國家權力變得絕對、可以濫用的時候，一定會有很多冤案，有很多人枉死。但這些都是一定可以再發生的，其性質沒有變。所以我很强調把嚴打定義爲一個專政的標志。
梁： 你在書中寫到像何東生這樣的官員比較令人疑惑，一個高層的官員會不會是一個這樣的人呢？
陳： 我覺得如果寫一個貪官污吏就沒意思了。你捉一個這樣的人來說甚麽呢？我覺得我要寫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官員，而且基本上不是一個很差的官員。不見得他完全不曾貪污，因爲他也供小孩出國讀書，但他基本上仍然是想好好的幹一些事。就算他基本上是一個共産黨官員，他是在想共産黨的棋應該怎樣走，政權應該怎樣保證，然後同時令中國進步。
梁：但當初的問題你還未解决，就是爲甚麽你最後會用何東生演講的方法去結局呢？
陳： 其實這才是我最初要寫的東西。我最初就想好了，我要寫多聲道的當代中國，可以開很多不同的channel，但很難去開一個channel給中國的高層官員去逼他們說話啊。就算是在真實世界，他們也不會這樣說。他可以跟誰說？他帶到棺材去也沒機會說出來。那些政策連討論也不可以，又不能跟家人說。如果不用小說，又怎可能做得到呢？只可以用一個小說的方法，去令不同的聲道同時幷存在一個文體裏面，而且有些東西你是要强制他說，你不强制他就不會說了。所以我在小說中捉了何東生，跟他做了一個交易，如果他不說真相就會死，而他還要吃了藥，說多了。否則這個聲音永遠是缺席的，我們永遠不知道官員們在想甚麽。
梁： 除了嚴打，另一表現出專制的地方就是在水裏下藥，讓全國人民都有點high。
陳： 這個當然是隱喻，就是中國人人都很high，人人都有很多大計，要做一些很偉大的事，搞各種很大型的活動。尤其是我碰到的精英階層，他們有很多資源在手，會想更多的東西。
梁： 大家一high，老唱反調的自由派就消聲匿迹了，《南方周未》倒閉、萬聖書園關門。你想像的未來很可怕。
陳： 最糟的是有些人不是給政府打倒，是他們失去了市場，年青人態度改變，對西方的興趣降低，都認爲不用聽西方的話了。而自由派一定代表親西方嗎？其實也不一定。但他們有一些話語被認爲是西方話語，這是個硬傷，使人覺得你們一定是幫西方的。
梁： 但身爲一個香港人，寫大陸的東西經常會被人質疑你的資格。
陳： 對呀，香港人的確不够理解大陸，所以我一直不敢寫，直到我覺得自己對這個題材和這批人有足够的理解。但寫出來都要經過考驗，要給他們看看有沒有真實感，感覺方面是否正確。幸好我女友于奇一看便會知道哪些對，哪些錯。我的寫作一向是由她去看，然後我再作出修正。她的feedback很重要。那是一個文學上的真與假，而非歷史上有沒有發生，她能够判斷得到。這次我够膽去寫是因爲于奇在，她能够替我看稿子。但話說回來，大陸作家需要考慮的問題多很多，可能他們會選擇的寫作策略是魔幻，或寫迂回一些的東西，但不會這樣直接，例如他們不想在小說裏提到八九六四；但我們可以不用避忌。
梁： 你接下來會再寫甚麽？
陳： 我是想再寫小說的，或者多寫一本別的，但也是和大陸有關的東西。
梁： 繼續藉"盛世"去發揮？
陳： 會有關係，但不會是同樣的主題。現在正在構想中，但那不會是個續集，我不會再寫公共知識分子這個圈子了。這一年我其中一個重點是去一些三綫地級市看看，西北、西南、安徽、江蘇北部等等平時人們不會去的地方。
梁： 我覺得你還是可以寫香港的。就等于過去我們說上海的衰落，現在可能你目睹了第二個上海的衰落，那就是香港了。你曾經歷過她所謂的heyday，你曾參與其中的榮景……
陳： 我覺得你可以有足够想像去寫這個，你有這個情懷。我現在整個人都去了大陸，已無法扭回香港。寫一些以香港作背景的短篇小說可能還有機會，但若是用一個大故事去說香港，恐怕我寫不到了。
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6184&cid=10352200
大國崛起主義藝術（張曉舟）
大國崛起主義藝術
張曉舟
"一個幽靈，在歐洲徘徊" ……1847年，在布魯塞爾大廣場的天鵝咖啡館，卡爾•馬克思寫下《共産黨宣言》。現在，還有一個幽靈也在布魯塞爾徘徊，那是孔夫子他老人家。吾泱泱大國正滿世界開孔子學院。假如我也有幸參加"歐羅巴利亞"藝術節，我會跑到魯汶孔子學院去朗誦《共産黨宣言》，在天鵝咖啡館暢讀《論語》。真不知今昔何昔，當孔子和馬克思相擁而泣。
眼下中國正全面打入歐洲文化老巢，當上主賓國，輸出價值觀——但很難說清這個價值觀的核心是什麽，這只是一種抽象的籠統的"大國崛起主義"，就像是儒教混搭馬克思主義的後現代Remix舞曲。繼在法蘭克福書展充任主賓國之後，中國又充當了布魯塞爾"歐羅巴利亞"藝術節主賓國，這個已有40年歷史、一年一度的藝術節每年只集中舉辦一個國家的藝術節，今年的歐羅巴利亞藝術節等于是一個囊括50場展覽、500場演出的浩浩蕩蕩的中國藝術節。
面對這饕餮大餐，比利時的胃是否太小了？據說在延續數月的藝術節上，觀衆將有100萬人。前不久重慶有10萬人一起吃火鍋，請設想一下100萬歐洲人一起狂涮中國火鍋的情形吧，中國文化的滿漢全席在這兒了，從京劇昆曲到侗族大歌、刀郎木卡姆，從國畫、書法到園林、茶藝，從吳作人到蔡國强，從湯沐海到郭文景……但是我們知道，這只能算是中國正統文化的規定動作，却還不是當代中國的主流文化——所謂中國當代主流文化，無非是主旋律文化加上流行文化。可惜，歐洲人民看不到《建國大業》和英倫組合，看不到超女快男、趙本山小瀋陽……這才是當代中國主流文化的大好江山。但此次歐羅巴利亞藝術節上的節目，才代表了官方欽定的中國文化的自我認同標準，一份全球化座標中的中國文化版圖。它當然足以滿足歐洲人的東方文化想像和審美期待的，但上了年紀的歐洲人會發現，中國藝術節上已經很難找到他們曾經熟悉的那種紅色中國印迹，至今仍珍藏樣板戲黑膠唱片的退休外交官發現：紅色娘子軍的革命芭蕾已被形形色色的現代舞取代，然而他們不知道在國慶或勞動節的時候，中國人還是可以經常在電視晚會上接受革命傳統教育的。塞給西方人和塞給中國人的東西可不一樣，對外要隆重推出的是改革開放30年的"新新中國"，對內則得時刻夢回60年前的"新中國"，對外要跳現代舞，關起門來還是得玩革命芭蕾。此外，儘管中國領導人以及比利時皇室、政府高官參觀的一般都是"中國古代珍寶展"之類，但我發現我的那些前衛音樂朋友也竟然混迹于古代珍寶之中，他們是小河、李鐵橋、顔峻、巫娜、張薦、I Loop……看起來像一夥盜墓的。
據說沒請譚盾的原因僅僅因爲他是美籍人士……"中國藝術節"原來是"中國籍藝術節"——假如譚盾拿的是中國護照，那恐怕就沒有小河之流什麽事了。小河和李鐵橋都是意外地接到中演公司的電話，他們沒想到會參加一個如此官方的藝術節，這當然絕不意味著吾國的文化官知道他們的大名，而僅僅是因爲比利時主辦方希望邀請一些搞現代音樂的中國樂手。
假如不是因爲狹隘的國籍主義作怪，譚盾當然最合適與蔡國强、谷文達等一起，作爲"官方前衛藝術家"，成爲歐羅巴利亞藝術節 "大國崛起主義"的前衛代表。谷文達在布魯塞爾蓋了個巨大的茶宮，蔡國强在茶宮邊上狂放烟火，如果再在茶宮外演譚盾那個音樂劇《茶》豈不更妙。這幾位大佬這些高度符號化的玩意兒勝在能讓人一眼就看懂，既滿足了歐洲人的東方情調，又滿足了中國人的"大國崛起主義"。對譚盾的才華我有些不以爲然，對谷文達和蔡國强倒沒什麽疑問，不是說不能跟官方合作，但谷、蔡二位的"官方委約作品"很難說跟藝術（更不用說前衛藝術）有多大關係，那更多的只是一個徒有其表的藝術外殼。谷文達的茶宮、蔡國强的奧運烟火無損于其固有的前衛藝術家形象，但也不會有半點增色。別去指望官方委約的大國崛起主義藝術會有什麽前衛的顛覆性，或者哪怕一丁點另類思維，大國崛起主義藝術很容易淪爲巨大而空洞的文化符號，這就是爲什麽賈樟柯最終只能放弃深圳大運會開幕式總導演之職，顯然還是張藝謀或他的徒子徒孫更爲勝任。
然而，不管是上海世博會，還是廣州亞運會、深圳大運會，都紛紛找上賈樟柯。這究竟是什麽？賈沉鬱凝重的苦難叙事和歌舞升平的大國崛起主義分明是背道而馳的，幷且成就其盛名的《小武》、《站臺》、《任逍遙》壓根兒就沒在中國公映過。這只能說明政府官員可能和我們一樣是從盜版碟瞭解賈樟柯的；其次，他們可能幷不是喜歡賈樟柯——也就沒必要去多瞭解他和他的電影——而是喜歡國際名牌，比如威尼斯金獅獎什麽的。不管這其中有多麽吊詭，鐵板一塊的正統文化、主流文化仍然被撬動了，至少官方文化也在考慮如何"與國際接軌"——官方文化也開始需要穿國際名牌穿前衛的外衣了。
在世博會前的上海，人們看到了某些在奧運前的北京看不到的東西，一言以蔽之就是某種前衛氣象。一年前世博會主辦的電子藝術節便辦得相當新鮮前衛，尤其是由姚大鈞策劃，在浦東上海科技館河邊舉辦的聲音藝術及影像展演。那次展演不只是整體藝術水準令人欣賞，而且還提供了一個認識中國社會文化現狀的經典例子。
按照官方藝術節預先的宣傳：無需門票，歡迎參觀。然而開幕當天很多人却被警察攔在外頭，理由是"今晚領導要來，必須控制人數"。文藝青年們只好憤然離去。我僥幸混進場，發現場內還空著很多位，而最前面一字排開16張桌子和和16把椅子，桌子上擺著16瓶礦泉水。只是演了一個多鐘頭這16個位子還空著……我索性霸了領導的位子。可能怕我是來打前站的領導秘書，一開始竟沒人管，直到我得寸進尺地擰開礦泉水瓶，才驚動了工作人員過來趕人。我乾脆又掏出一包烟，一根一根給領導派烟。此時一位女工作人員沖過來怒喝："你能不能講點公德！"但爲了沒有來的領導趕走來了的普通觀衆，這講的又是什麽公德？最後，領導還是來了，這時已演了兩個鐘頭，但才看了半個鐘頭演出，他們又集體撤了。藝術節節目太豐富，領導忙于趕場——趕前衛藝術的場——確實很辛苦，然而前衛誠可貴，民主價更高，從前衛藝術節現場空空蕩蕩的領導貴賓席通往講公德的公民社會的路還有相當一段距離。
後來姚大鈞告訴我另一趣事。據說當晚譚盾一開始也被拒之門外，但有一個警察竟然認出這是前衛名人譚盾，于是立馬放人，譚大師遂帶著十來條槍閃亮進場。大概是因爲奧運之故，譚頻頻出現于媒體，所以警察也認得這位前衛明星。連警察都前衛了，當真是時代的進步。
鳥巢乃大國崛起的首席象徵，而艾未未參與了鳥巢設計，艾老這張老臉近年出現在媒體的頻率雖然也很密，但可惜還沒到讓警察認得的地步。艾未未還得向譚盾看齊才是。
前陣子艾未未在德國做了巨大的個人回顧展，與此同時，山東著名詩人王兆山也去了德國，他是作爲中國作家代表參加法蘭克福書展。艾未未或王兆山，都是中國童話。艾未未衝鋒，王兆山殿后，雙星輝映，才更看得清中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12b6e80100gzox.html
張曉舟
"一個幽靈，在歐洲徘徊" ……1847年，在布魯塞爾大廣場的天鵝咖啡館，卡爾•馬克思寫下《共産黨宣言》。現在，還有一個幽靈也在布魯塞爾徘徊，那是孔夫子他老人家。吾泱泱大國正滿世界開孔子學院。假如我也有幸參加"歐羅巴利亞"藝術節，我會跑到魯汶孔子學院去朗誦《共産黨宣言》，在天鵝咖啡館暢讀《論語》。真不知今昔何昔，當孔子和馬克思相擁而泣。
眼下中國正全面打入歐洲文化老巢，當上主賓國，輸出價值觀——但很難說清這個價值觀的核心是什麽，這只是一種抽象的籠統的"大國崛起主義"，就像是儒教混搭馬克思主義的後現代Remix舞曲。繼在法蘭克福書展充任主賓國之後，中國又充當了布魯塞爾"歐羅巴利亞"藝術節主賓國，這個已有40年歷史、一年一度的藝術節每年只集中舉辦一個國家的藝術節，今年的歐羅巴利亞藝術節等于是一個囊括50場展覽、500場演出的浩浩蕩蕩的中國藝術節。
面對這饕餮大餐，比利時的胃是否太小了？據說在延續數月的藝術節上，觀衆將有100萬人。前不久重慶有10萬人一起吃火鍋，請設想一下100萬歐洲人一起狂涮中國火鍋的情形吧，中國文化的滿漢全席在這兒了，從京劇昆曲到侗族大歌、刀郎木卡姆，從國畫、書法到園林、茶藝，從吳作人到蔡國强，從湯沐海到郭文景……但是我們知道，這只能算是中國正統文化的規定動作，却還不是當代中國的主流文化——所謂中國當代主流文化，無非是主旋律文化加上流行文化。可惜，歐洲人民看不到《建國大業》和英倫組合，看不到超女快男、趙本山小瀋陽……這才是當代中國主流文化的大好江山。但此次歐羅巴利亞藝術節上的節目，才代表了官方欽定的中國文化的自我認同標準，一份全球化座標中的中國文化版圖。它當然足以滿足歐洲人的東方文化想像和審美期待的，但上了年紀的歐洲人會發現，中國藝術節上已經很難找到他們曾經熟悉的那種紅色中國印迹，至今仍珍藏樣板戲黑膠唱片的退休外交官發現：紅色娘子軍的革命芭蕾已被形形色色的現代舞取代，然而他們不知道在國慶或勞動節的時候，中國人還是可以經常在電視晚會上接受革命傳統教育的。塞給西方人和塞給中國人的東西可不一樣，對外要隆重推出的是改革開放30年的"新新中國"，對內則得時刻夢回60年前的"新中國"，對外要跳現代舞，關起門來還是得玩革命芭蕾。此外，儘管中國領導人以及比利時皇室、政府高官參觀的一般都是"中國古代珍寶展"之類，但我發現我的那些前衛音樂朋友也竟然混迹于古代珍寶之中，他們是小河、李鐵橋、顔峻、巫娜、張薦、I Loop……看起來像一夥盜墓的。
據說沒請譚盾的原因僅僅因爲他是美籍人士……"中國藝術節"原來是"中國籍藝術節"——假如譚盾拿的是中國護照，那恐怕就沒有小河之流什麽事了。小河和李鐵橋都是意外地接到中演公司的電話，他們沒想到會參加一個如此官方的藝術節，這當然絕不意味著吾國的文化官知道他們的大名，而僅僅是因爲比利時主辦方希望邀請一些搞現代音樂的中國樂手。
假如不是因爲狹隘的國籍主義作怪，譚盾當然最合適與蔡國强、谷文達等一起，作爲"官方前衛藝術家"，成爲歐羅巴利亞藝術節 "大國崛起主義"的前衛代表。谷文達在布魯塞爾蓋了個巨大的茶宮，蔡國强在茶宮邊上狂放烟火，如果再在茶宮外演譚盾那個音樂劇《茶》豈不更妙。這幾位大佬這些高度符號化的玩意兒勝在能讓人一眼就看懂，既滿足了歐洲人的東方情調，又滿足了中國人的"大國崛起主義"。對譚盾的才華我有些不以爲然，對谷文達和蔡國强倒沒什麽疑問，不是說不能跟官方合作，但谷、蔡二位的"官方委約作品"很難說跟藝術（更不用說前衛藝術）有多大關係，那更多的只是一個徒有其表的藝術外殼。谷文達的茶宮、蔡國强的奧運烟火無損于其固有的前衛藝術家形象，但也不會有半點增色。別去指望官方委約的大國崛起主義藝術會有什麽前衛的顛覆性，或者哪怕一丁點另類思維，大國崛起主義藝術很容易淪爲巨大而空洞的文化符號，這就是爲什麽賈樟柯最終只能放弃深圳大運會開幕式總導演之職，顯然還是張藝謀或他的徒子徒孫更爲勝任。
然而，不管是上海世博會，還是廣州亞運會、深圳大運會，都紛紛找上賈樟柯。這究竟是什麽？賈沉鬱凝重的苦難叙事和歌舞升平的大國崛起主義分明是背道而馳的，幷且成就其盛名的《小武》、《站臺》、《任逍遙》壓根兒就沒在中國公映過。這只能說明政府官員可能和我們一樣是從盜版碟瞭解賈樟柯的；其次，他們可能幷不是喜歡賈樟柯——也就沒必要去多瞭解他和他的電影——而是喜歡國際名牌，比如威尼斯金獅獎什麽的。不管這其中有多麽吊詭，鐵板一塊的正統文化、主流文化仍然被撬動了，至少官方文化也在考慮如何"與國際接軌"——官方文化也開始需要穿國際名牌穿前衛的外衣了。
在世博會前的上海，人們看到了某些在奧運前的北京看不到的東西，一言以蔽之就是某種前衛氣象。一年前世博會主辦的電子藝術節便辦得相當新鮮前衛，尤其是由姚大鈞策劃，在浦東上海科技館河邊舉辦的聲音藝術及影像展演。那次展演不只是整體藝術水準令人欣賞，而且還提供了一個認識中國社會文化現狀的經典例子。
按照官方藝術節預先的宣傳：無需門票，歡迎參觀。然而開幕當天很多人却被警察攔在外頭，理由是"今晚領導要來，必須控制人數"。文藝青年們只好憤然離去。我僥幸混進場，發現場內還空著很多位，而最前面一字排開16張桌子和和16把椅子，桌子上擺著16瓶礦泉水。只是演了一個多鐘頭這16個位子還空著……我索性霸了領導的位子。可能怕我是來打前站的領導秘書，一開始竟沒人管，直到我得寸進尺地擰開礦泉水瓶，才驚動了工作人員過來趕人。我乾脆又掏出一包烟，一根一根給領導派烟。此時一位女工作人員沖過來怒喝："你能不能講點公德！"但爲了沒有來的領導趕走來了的普通觀衆，這講的又是什麽公德？最後，領導還是來了，這時已演了兩個鐘頭，但才看了半個鐘頭演出，他們又集體撤了。藝術節節目太豐富，領導忙于趕場——趕前衛藝術的場——確實很辛苦，然而前衛誠可貴，民主價更高，從前衛藝術節現場空空蕩蕩的領導貴賓席通往講公德的公民社會的路還有相當一段距離。
後來姚大鈞告訴我另一趣事。據說當晚譚盾一開始也被拒之門外，但有一個警察竟然認出這是前衛名人譚盾，于是立馬放人，譚大師遂帶著十來條槍閃亮進場。大概是因爲奧運之故，譚頻頻出現于媒體，所以警察也認得這位前衛明星。連警察都前衛了，當真是時代的進步。
鳥巢乃大國崛起的首席象徵，而艾未未參與了鳥巢設計，艾老這張老臉近年出現在媒體的頻率雖然也很密，但可惜還沒到讓警察認得的地步。艾未未還得向譚盾看齊才是。
前陣子艾未未在德國做了巨大的個人回顧展，與此同時，山東著名詩人王兆山也去了德國，他是作爲中國作家代表參加法蘭克福書展。艾未未或王兆山，都是中國童話。艾未未衝鋒，王兆山殿后，雙星輝映，才更看得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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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德性，才是轉型時代的定海神針（笑蜀）
惟有德性，才是轉型時代的定海神針
——《圖圖傳》讀後
笑蜀
讀完《圖圖傳》，掩卷沉思，心頭洋溢著的，是溫暖和感動。
不敢說圖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宗教領袖，但說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宗教領袖之一，那是一定不會錯的。他的偉大，當然主要是精神上的偉大，道德上的偉大。
這尤其體現于他主導的真相與和解進程。
南非的成功轉型，跟兩個人的名字有關，一個是曼德拉，一個是德克勒克。因爲這個緣故，他們兩人都榮膺了199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但是，他們之外，他們之上，還有一個人，那就是圖圖。德克勒克很重要，畢竟他是在任總統，整個國家機器在他手上；曼德拉也很重要，畢竟整個反對派都跟著他走。而圖圖有什麽？
圖圖只有他的教堂，只有他的手無寸鐵的信衆。他沒有一兵一卒，在那個仇恨和暴力火山般迸發的年代，那個血與火的年代，他拿什麽去搏擊風雲？憑什麽力挽狂瀾？
通常認爲南非轉型是和平轉型，其實未盡然。在德克勒克宣布取消黨禁，釋放曼德拉之後僅僅四年中，從南方到北方，從首都到鄉村，屠殺事件此起彼伏，至少14000人死于各種暴亂。
假如只有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很難想像，這樣的血雨腥風伊于胡底。德克勒克不具備給自己絞肉般的專政機器刹車的能力，事後證明，專政機器的幾乎所有嗜血行動根本就把他蒙在鼓裏。同樣，曼德拉也沒有遏制反對派暴力的能力，他甚至連自己的妻子都約束不了。如果南非政治舞臺上只有他們兩人，結局就只能是硬碰硬，就只能像許多國家的革命史那樣，以極端誘導極端，直到整個社會元氣喪盡。
南非沒有走上這樣的歧途，南非最終走出了仇恨和暴力互相刺激的惡性循環，主要就是因爲有了圖圖。就這個角度，說南非可以沒有德克勒克，可以沒有曼德拉，但不能沒有圖圖，那是一點都不過分的。
那麽，圖圖拿什麽去搏擊風雲？憑什麽力挽狂瀾？無它，惟有人性，惟有愛。
如果只承認物質的力量，圖圖不足道。甚至個頭都遠遠比不上德克勒克和曼德拉。圖圖身高1.60米，大概剛够到德克勒克和曼德拉的腰部。但事實上，不是小個子圖圖仰視德克勒克和曼德拉，而恰恰反過來，是身材魁梧的德克勒克和曼德拉常常不能不仰視圖圖。這是因爲，物質的力量多麽强大都有限。精神的，道德的力量之偉岸，却無可估量。
這種精神和道德上的偉岸，下面的故事足够證明。
那是1985年6月，圖圖前往出席幾個死于警察陷害的反對派青年的葬禮。葬禮結束，圖圖剛離開墓地，突然發現群衆正瘋狂圍毆一個據稱是警察臥底的男子，然後在他身上澆汽油，打算扔到熊熊燃燒的汽車上。圖圖馬上不顧一切地旋風般地沖進暴亂的人群，一邊含著熱泪向群衆求情，一邊用自己的身體開路把那男子救出來。面對群衆對自己的憤怒指責，圖圖毫無懼色地忠告："難道狗咬你一口，你也咬狗一口？我們爲什麽不能采用一種永遠都會感到驕傲的方式？"他還說，他理解他們的憤怒，但就是不能容許他們殺人。
而圖圖幷不存在親官方的問題，反倒在整個1980年代，因不斷冒犯種族隔離一直被南非官方視爲頭號公敵。但無論官方怎樣刻毒，他不以爲意，不以官方爲敵。他的敵人始終只是一種觀念，一種學說，那就是反人性的觀念和學說，那就是反人類的觀念和學說。
這也正是圖圖跟曼德拉領導的非國大的主要分歧。圖圖實際上是沒有敵人的，他認爲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他的兄弟和姊妹。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從英國回到南非，原以爲主要是爲了向黑人保證上帝是愛他們的，他們應該堅持自己的權利，結果却發現，"在很多方面，需要建立自信、自尊的恰好是白人，他們應該懂得，壓迫給壓迫者帶來的非人性化幷不比帶給被壓迫者更少。"正因爲如此，他對壓迫者幷不仇恨，而是以憐憫的眼光看待他們，用溫暖的人性，用愛去面對他們。這正是堅持以牙還牙的非國大難以接受的。
這就注定了南非轉型後圖圖跟非國大之間的巨大衝突。
非國大一直認爲，只要目標正義，那麽面對敵人的殘暴，手段上的極端可以不受責備。所以，非國大的武裝鬥爭，從來不乏"超限戰"意味。如果不站在黨派立場上，那些手段是很難端上桌面的。但是，真相與和解所要求的真相，是全面的真相，因爲只有全面的真相，才是客觀的，有公信力的，因而有道德感召力的。如果只是一方的真相，有選擇的真相，那種真相就是片面的、不公平的。在各自枕戈待旦的情况下，非要堅持有選擇的、片面的、不公平的真相，就等于是玩火，就隨時可能引爆全面內戰，而與和解的目的南轅北轍。
顯而易見，這是一個多麽艱巨的事業。甚至不妨說，這根本不是凡人能够操作的事業。把自己過去的陰暗，殘忍，在大庭廣衆之下一樁樁一件件說出來，爲此道歉，爲此懺悔，而這時自己其實幷沒有解除武裝啊。
非國大如此，政府就更是如此了。那些專政機器的操縱者，哪一個不是血債累累，跟成千上萬的受害者哪一個沒有血海深仇？就此而言，圖圖的真相與和解，簡直是與虎謀皮。
但是，圖圖仍然成功了。當然，圖圖幷不孤立，他不是以一己之力從事那個前無古人的事業。在他背後站著的，是整個良知的力量，整個人性的力量，整個人類的力量。這種力量足以令任何擁有强大物質力量的文明人不能不畏懼，不能不懾服。
有這樣的圖圖，是南非的幸運。而無論非國大還是德克勒克，無論他們有怎樣明顯的缺陷，他們到底都還屬于文明人，到底還是不能不跟圖圖合作共事，共同完成那個前無古人的事業，這同樣是南非的幸運。靠著這雙重的幸運，南非才能渡過轉型期的重重驚濤駭浪。運氣之好，令人嫉妒。
（《圖圖傳》，【南非】約翰@艾倫著，張繼礦、張曉佳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http://blog.ifeng.com/article/4022837.html
——《圖圖傳》讀後
笑蜀
讀完《圖圖傳》，掩卷沉思，心頭洋溢著的，是溫暖和感動。
不敢說圖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宗教領袖，但說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宗教領袖之一，那是一定不會錯的。他的偉大，當然主要是精神上的偉大，道德上的偉大。
這尤其體現于他主導的真相與和解進程。
南非的成功轉型，跟兩個人的名字有關，一個是曼德拉，一個是德克勒克。因爲這個緣故，他們兩人都榮膺了199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但是，他們之外，他們之上，還有一個人，那就是圖圖。德克勒克很重要，畢竟他是在任總統，整個國家機器在他手上；曼德拉也很重要，畢竟整個反對派都跟著他走。而圖圖有什麽？
圖圖只有他的教堂，只有他的手無寸鐵的信衆。他沒有一兵一卒，在那個仇恨和暴力火山般迸發的年代，那個血與火的年代，他拿什麽去搏擊風雲？憑什麽力挽狂瀾？
通常認爲南非轉型是和平轉型，其實未盡然。在德克勒克宣布取消黨禁，釋放曼德拉之後僅僅四年中，從南方到北方，從首都到鄉村，屠殺事件此起彼伏，至少14000人死于各種暴亂。
假如只有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很難想像，這樣的血雨腥風伊于胡底。德克勒克不具備給自己絞肉般的專政機器刹車的能力，事後證明，專政機器的幾乎所有嗜血行動根本就把他蒙在鼓裏。同樣，曼德拉也沒有遏制反對派暴力的能力，他甚至連自己的妻子都約束不了。如果南非政治舞臺上只有他們兩人，結局就只能是硬碰硬，就只能像許多國家的革命史那樣，以極端誘導極端，直到整個社會元氣喪盡。
南非沒有走上這樣的歧途，南非最終走出了仇恨和暴力互相刺激的惡性循環，主要就是因爲有了圖圖。就這個角度，說南非可以沒有德克勒克，可以沒有曼德拉，但不能沒有圖圖，那是一點都不過分的。
那麽，圖圖拿什麽去搏擊風雲？憑什麽力挽狂瀾？無它，惟有人性，惟有愛。
如果只承認物質的力量，圖圖不足道。甚至個頭都遠遠比不上德克勒克和曼德拉。圖圖身高1.60米，大概剛够到德克勒克和曼德拉的腰部。但事實上，不是小個子圖圖仰視德克勒克和曼德拉，而恰恰反過來，是身材魁梧的德克勒克和曼德拉常常不能不仰視圖圖。這是因爲，物質的力量多麽强大都有限。精神的，道德的力量之偉岸，却無可估量。
這種精神和道德上的偉岸，下面的故事足够證明。
那是1985年6月，圖圖前往出席幾個死于警察陷害的反對派青年的葬禮。葬禮結束，圖圖剛離開墓地，突然發現群衆正瘋狂圍毆一個據稱是警察臥底的男子，然後在他身上澆汽油，打算扔到熊熊燃燒的汽車上。圖圖馬上不顧一切地旋風般地沖進暴亂的人群，一邊含著熱泪向群衆求情，一邊用自己的身體開路把那男子救出來。面對群衆對自己的憤怒指責，圖圖毫無懼色地忠告："難道狗咬你一口，你也咬狗一口？我們爲什麽不能采用一種永遠都會感到驕傲的方式？"他還說，他理解他們的憤怒，但就是不能容許他們殺人。
而圖圖幷不存在親官方的問題，反倒在整個1980年代，因不斷冒犯種族隔離一直被南非官方視爲頭號公敵。但無論官方怎樣刻毒，他不以爲意，不以官方爲敵。他的敵人始終只是一種觀念，一種學說，那就是反人性的觀念和學說，那就是反人類的觀念和學說。
這也正是圖圖跟曼德拉領導的非國大的主要分歧。圖圖實際上是沒有敵人的，他認爲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他的兄弟和姊妹。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從英國回到南非，原以爲主要是爲了向黑人保證上帝是愛他們的，他們應該堅持自己的權利，結果却發現，"在很多方面，需要建立自信、自尊的恰好是白人，他們應該懂得，壓迫給壓迫者帶來的非人性化幷不比帶給被壓迫者更少。"正因爲如此，他對壓迫者幷不仇恨，而是以憐憫的眼光看待他們，用溫暖的人性，用愛去面對他們。這正是堅持以牙還牙的非國大難以接受的。
這就注定了南非轉型後圖圖跟非國大之間的巨大衝突。
非國大一直認爲，只要目標正義，那麽面對敵人的殘暴，手段上的極端可以不受責備。所以，非國大的武裝鬥爭，從來不乏"超限戰"意味。如果不站在黨派立場上，那些手段是很難端上桌面的。但是，真相與和解所要求的真相，是全面的真相，因爲只有全面的真相，才是客觀的，有公信力的，因而有道德感召力的。如果只是一方的真相，有選擇的真相，那種真相就是片面的、不公平的。在各自枕戈待旦的情况下，非要堅持有選擇的、片面的、不公平的真相，就等于是玩火，就隨時可能引爆全面內戰，而與和解的目的南轅北轍。
顯而易見，這是一個多麽艱巨的事業。甚至不妨說，這根本不是凡人能够操作的事業。把自己過去的陰暗，殘忍，在大庭廣衆之下一樁樁一件件說出來，爲此道歉，爲此懺悔，而這時自己其實幷沒有解除武裝啊。
非國大如此，政府就更是如此了。那些專政機器的操縱者，哪一個不是血債累累，跟成千上萬的受害者哪一個沒有血海深仇？就此而言，圖圖的真相與和解，簡直是與虎謀皮。
但是，圖圖仍然成功了。當然，圖圖幷不孤立，他不是以一己之力從事那個前無古人的事業。在他背後站著的，是整個良知的力量，整個人性的力量，整個人類的力量。這種力量足以令任何擁有强大物質力量的文明人不能不畏懼，不能不懾服。
有這樣的圖圖，是南非的幸運。而無論非國大還是德克勒克，無論他們有怎樣明顯的缺陷，他們到底都還屬于文明人，到底還是不能不跟圖圖合作共事，共同完成那個前無古人的事業，這同樣是南非的幸運。靠著這雙重的幸運，南非才能渡過轉型期的重重驚濤駭浪。運氣之好，令人嫉妒。
（《圖圖傳》，【南非】約翰@艾倫著，張繼礦、張曉佳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http://blog.ifeng.com/article/4022837.html
愛國學生害國：五四運動不為人知的細節（刘大生）
愛國學生害國：五四運動不為人知的細節
刘大生
五四運動有個特點：不說細節。有位學者仔細研究了其中細節，得出教科書上永遠看不到，卻更接近真實的五四。
一，五四事實
（一）愛國學生也害國
许德珩回憶說："隊伍到達趙家樓時，已是下午兩點多鐘。數百名軍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隊伍不得進去。我們於是變計，向軍警和和氣氣地講明來意說：'我們是愛國學生，來這裡是找曹總長談談國事，交換意見，要他愛中國。我們學生手無寸鐵，你們也是中國人，難道你們不愛中國嗎？'我們做了很多說服工作，果然有效，軍警讓我們進了胡同。"後來竟火燒趙家樓。東漢的大學生劉陶、北宋的大學生陳東、晚清的大學生康有為都領導過請願，都沒有幹過打人放火一類的事情。所以說，愛國學生也害國。
（二）賣國政府未賣國
都說五四請願是因政府賣國引起的，都說當時的政府是賣國政府。然而在事實上，五四時期的中國政府並沒有賣國。不僅如此，整個北洋政府其實都沒有賣過國。臺灣是清政府賣掉的，蒙古是蔣介石賣掉的，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大片國土是毛澤東扔掉的，日本應當向中國支付的巨額戰爭賠款是周恩來做人情拒絕掉的。 五四時期的政府不僅沒有賣國，而且很愛國，有兩個表現：一是愛國土，二是愛國民。 因為愛國土，而拒絕在不平等條約上簽字。這是鴉片戰爭以來的第一次。
敢在不平等條約面前拒絕簽字，是因為政府願意依靠民眾，至少是願意聽取民眾的呼聲。在是否簽署不平等條約的問題上與民眾合作，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
6月24日，北京政府通電各省："如保留實難辦到，只能簽字，……熟權利害，再四思維，如竟不簽字，則嗣後挽救惟難。"真是難得的政治透明度。
有一份資料這樣記載：6月28日，晚8點左右，徐世昌請請願代表進總統府對話。面對代表們的堅定和激情，徐世昌說："政府當然接……接受民意，不……不簽字就是了。你們好好回去安心讀書吧！"代表們立即說："大總統既然答應拒絕簽字，請立即擬好電文拍發出去。我們回去也好向同胞交待。""徐世昌萬分無奈，不得不令秘書當場擬好電文，拍往巴黎，令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王正廷拒絕簽署巴黎和約。"徐世昌總統在為難之中，與請願民眾零距離接觸，傾聽請願民眾的意見，痛下決心答應"不簽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三）反動軍警不反動
6月5日晚，"北大三院方面軍警的帳幕在半夜三更便悄悄地撤走了，當時拘禁在裡面的學生還不肯出來，因為他們一出來要減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緊張空氣。到了第二天，步兵統領衙門和員警所卻派人來道歉，他們才肯出來。還有拘禁在員警所和步兵衙門裡面的，他們請他們出來，而卻不肯，以後預備了汽車和爆竹送他們出獄，還是不肯。最後一個總務處長連連向他們作揖說：'各位先生已經成名了，趕快上車吧！'"世界上有這樣的反動軍警嗎？
再看發生在武漢的故事："聞文華于戳傷學生時，當場將四署巡警抓去二人，捆縛校內，經许家棚署長再四要求服禮，始行釋放。文華學生被捕二人，致激動學生公憤，全體將四署圍繞，勒令放回，许署長見勢趕緊釋放，一再賠禮，各生始散。"這樣的軍警反動嗎？
還是在武漢，"私立法政各生被捕至左旗營中，後旋由該七團三營營長賈萬興（河南人）出為接洽。略謂：諸位熱心愛國無不感佩，弊營兵士梭巡，原所以防奸人之滋事，奉令解散諸位之演講而已，實非敢擅於逮捕。今諸位既已至此，鄙人自當呈報團長，轉請督軍送諸位回校。於是乃一面諭令護兵優禮招待，一面置酒備飯自陪暢敘。各學員等亦將聯合會之宗旨及演講之要義，逐一詳告，飯後複令於樓上安置鋪盖，請事憩息。各學員又複逢人隨時演講，各軍士多被感動，均各摒息傾聽。"這樣的軍警是反動軍警嗎？
再看看山東，12月，濟南軍警打傷學生，教師宣佈將要罷教，"反動當局迫於形勢，不得不予肇事人員以處分，給學生損失以一定賠償。"快達到現在美國的水準了，也能叫反動當局？
再看天津："在端午節的下午，她們兩人（郭隆真、張若名）到監禁男代表的那邊，一同舉行娛樂和宴席。宴席前，一個代表提出要買酒，看守所長答復說這裡嚴禁任何人飲酒。他們發覺看守正在飲酒，就提出質問：'不许任何人飲酒，為何允许看守犯所規？'弄得這個所長沒辦法，不一會兒，送來了他們要買的酒。"這樣講道理、通人情的員警也能叫反動員警嗎？
（四）大學校長不負責
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5月8日向教育部遞交辭呈。教育部尚未來得及研究， 5月9日晨，他便離京出走。給北大師生留了個便條，說："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
"蔡先生去了以後，北京大學自然是第一個恐慌，為維持北京大學，北大學生不得不繼續鬧下去，而且不能不聯合旁的學校學生一同鬧下去，於是五四運動又重新緊張起來了。"
在蔡元培的影響下，大概11日，教育總長傅增湘未獲批准辭職離崗。13日，大學校長聯名遞交辭呈。醫專校長湯爾和、工專校長洪熔，未獲批准，在遞交辭呈的當天，即5月13日，正式離京赴津。
大學校長當然有權辭職，但是，辭呈尚未得到批准就急急忙忙離校出走，這不合法律原理，不合政治道德，古今中外未見先例。孔子、秦檜、朱熹都當過大學校長，他們幹過這種事情嗎？
未經批准就辭職，這是不負責任，這是擅離職守。這樣的大學校長能教出好學生來嗎？五四之後，中國的苦難愈加深重，從這裡也可以看到一部分原因。
（五）文學領袖少思想
五四時期，文學家佔領了政治舞臺，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等人在五四時期發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一些口號，什麼"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什麼"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什麼"打倒舊文化"，什麼"勞工神聖"，等等，沒有什麼思想，沒有多少理論深度。他們對世界歷史、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道路根本沒有做認真思考，僅僅從外國人那裡引進一些時髦的口號，就企圖指導中國的社會發展。
袁偉時說得好："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大都是人文學者，既對現代政治理論缺乏全面系統的瞭解，亦缺駕馭實際政治鬥爭的經驗。因此，在他們的'共同意見'中，把'民眾運動'的作用估計過高，不適當地貶低了政黨政治的作用。陳獨秀則走得更遠，把立憲、政黨、議員、法律一概否定。"
二、五四精神
（一）流氓政治
請看许德珩的回憶："'我們是愛國學生，來這裡找曹總長談談國事，交換意見，要他愛中國。我們學生手無寸鐵，你們也是中國人，難道你們不愛中國嗎？'我們做了很多工作，果然有效，軍警讓我們進了胡同。可是曹汝霖的住宅朱門禁閉，怎麼辦呢？我們還是用說服軍警的辦法，包圍他們。我們進一步用三四個人包圍一個軍警的方式，向他們說服，幾乎等於繳械。"
從羅章龍的回憶中也可以看出，他們的暴力行為是事前說好的。羅章龍說："我們事先已經約定，不要打死人，因為打死人就不好辦了；不准侵犯婦女；不准乘機搶掠財物，這些群眾都自覺做到了。"
（二）法律上耍無賴
梁敬錞回憶說："5月10日，许德珩等32人，全體同到地檢廳投案，檢察官開訊，先問何人主使，许答'良心趨使。'檢察官問何人動手毆人，何人縱火焚屋，學生同答'不知。'檢廳未能指出動手行兇之人，只得退庭，未予拘押。13日，各校學生，以全體3000人名義，具狀自行檢舉，承認公憤肇事，靜候法庭處分，檢廳無以應之。我經手之保釋工作，乃告段落。"
32人也好，3000人也好，沒有一個真正敢於負責人的人，假自首，真起哄，面對法律責任，其精神狀態不僅無賴，而且卑猥。
（三）法西斯傾向貫串始終
"在五四那天，曾經開了一個會，大家本來要推傅斯年做臨時主席，忽然有一個浙江籍的學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幹，自此以後，五四運動和傅斯年便不發生關係了。因為他是一個重感情的人，一拳被打萬念俱灰了。"為什麼要拳打傅斯年呢？無非是有不同意見嘛，有不同意見就動拳頭，與軍閥有何區別？如果說這就是法西斯，那當然還不夠格。但是，說這暴露了學生身上的法西斯基因，也是說得通的。
下面的栽贓陷害就離法西斯不遠了，據記載："當時章宗祥的病還沒有脫離危險期，時時有死耗之傳聞。剛巧北大有一位同學叫郭欽光，在這個時間死了，他本來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約因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當時大家怕章宗祥和我們打官司，所以定下一個策略（這個策略之最初主動者便是狄君武），硬說郭欽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傭人打死的。於是郭欽光遂成為五四運動中唯一烈士，受各處追悼會之無數鮮花美酒之弔祭，和挽章哀詞的追悼。在上海還有一位女士，當眾痛哭郭烈士。郭君那一天因為走路過多，身體過勞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確實的，這是我們應該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國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點滑稽。"
兩個月後發生在山東的《倡言報》事件，就完全屬於法西斯行徑了。有資料記載：山東《倡言報》唱反調，批評學生"狂熱"，7月21日上午9時，"濟南學、商、工、農及市民共約千餘人，在省議會召開各界聯合救國大會。會後，群眾齊奔《倡言報》館，將其主編、經理等一一縛住，背插亡命旗，上書'倡言報館賣國賊×××'，遊街示眾。此後，濟南戒嚴司令馬良捕殺了山東回民外交後援會馬雲亭等三人。"
他們不是提倡科學民主嗎？為什麼一聽到批評意見就暴跳如雷、大打出手？這不是民主，這是法西斯。
三、五四的教訓與憲政道路
如果五四是追求憲政的，中國當時就有可能實現憲政。當時的政府對民眾是很溫和的，是願意傾聽民眾意見的。軍隊中一些將領對民眾也是開明的，吳佩浮還發表通電，主張對學生要寬大處理。中外"反動勢力"根本就沒有鎮壓民主訴求的意向和行動。更重要的是，當時已經確立了言論、出版自由，遊行、示威自由，集會、結社以至組織政黨的自由，如果五四運動的領袖集團和骨幹力量真心誠意地要求實現民主憲政，是會取得極大成果的。
遺憾的是，五四運動的主力僅僅空喊民主口號，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民主訴求，比如改善民生，元首直選，改選國會，擴大選舉權範圍，公正選舉，裁減軍隊，軍隊國家化，保障司法獨立，行政公開，嚴格財政程式，等等，一個也沒有提出。不僅如此，他們的民主口號也僅僅裝在手電筒裡，只用來批判別人，不用來要求自己，在自己內部沒有任何民主表率行為。
更有甚者，他們歪曲事實，栽贓陷害，挑撥是非，煽動暴力，這樣，運動的發展就與他們高喊的民主口號南轅北轍，相去十萬八千里了。
帝國主義以及中國政府明明願意傾聽民眾的意見，陳獨秀卻根本否定巴黎和會和國內的南北和談，說"兩個和會都無用"，並於5月26日在《每週評論》第23號上發表文章（即《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號召"用強力""打倒"當時的軍閥政府。在五四運動的全過程中，中央政府一槍未發，一人未殺，你陳獨秀有什麼理由要"用強力"打倒政府？是的，人民有暴力革命的權利。但是，在政府願意妥協、願意改革的條件下，人民就自然失去了暴力革命的權利。陳獨秀是何等聰明之人，這樣的道理也不懂嗎？是假裝不懂還是利令智昏？
實現民主憲政的歷史進程沒有完結，面對未來，我們必須記取五四運動沉痛的歷史教訓。
第一，文學家不能領導政治運動。文學家的特點是想像力豐富，缺點是容易用想像代替事實。文學家參與群眾運動，可以活躍氣氛，激勵士氣，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文學家領導群眾運動則會用想像代替事實，制定出不合事實的目標、綱領以及計畫，導致運動失敗甚至完全走向反面。
當時明明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有辦報紙和組建政黨的自由，魯迅卻說當時的社會是"鐵屋子不透氣"。明明沒有王敬軒這個人，錢玄同、劉半農等人卻能捏造出一個王敬軒，並煞有介事地聲討批判反動文人王敬軒。你們說，這樣的文學家怎能領到群眾運動嗎？
第二，意圖推進民主憲政的人，自己必須首先按照民主憲政的規矩辦事，要求政府做到的，自己必須首先做到。比如，你要求政府不要以言治罪，那麼你自己首先要能寬容不同意見，不要一聽到批評就罵娘甚至動拳頭；你要求政府不要腐敗，你自己首先就不能搞腐敗；你要求政府依法辦事，你自己首先要依法辦事；你要求政府向民眾妥協，那你自己首先應當學會妥協；你要求政府不要搞冤假錯案，你自己首先要做到不搞冤假錯案，不冤枉任何人（包括政府）；你要求政府實行民主變革，那麼在你的小圈子裡，你就應當實行民主變革，不搞個人獨裁。也就是說，不能將民主憲政裝在手電筒裡，只照別人，不照自己。只有我們大家都放棄手電筒主義，社會才會進步，民主才能上軌道。
第三，遇到開明的、願意向民眾妥協的政府，應當盡力合作，不要拆臺。
你是有選擇的——評《竊聽風暴》（龍應台）
龍應台
1、列寧聽貝多芬
《竊聽風暴》(《別人的生活》)，今年度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真的很特別。一夜成名的導演，東諾士馬克，是個初出茅廬的人，只有三十三歲。得獎的作品，是個啼聲初試的作品，他的第一部劇情長片。而且，他不只是導演，劇本也出自他的手。從構思到完成，整整九年。
九年前，東諾士馬克還是個慕尼黑電影學院的學生，有一天在家中發呆，聽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突然想到列寧當年是怎麽談這個奏鳴曲的：
沒有比《熱情奏鳴曲》更美的音樂了，驚人、超尋常的音樂！它總讓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樣由衷地覺得自豪——怎麽人類可以創造出這樣奇迹似的樂曲。
一九四九年一月，美國的《時代》周刊報道了莫斯科紀念列寧逝世二十五周年的情景：
全共産世界都在紀念列寧逝世二十五周年。在莫斯科，面帶笑容的斯大林和其他共黨重要人物坐在莫斯科大劇院觀禮……如往年一樣，一整天都是歌頌列寧的演講致詞，還包括一個以列寧生平爲內容的廣播劇，長達一小時。廣播劇以列寧最崇拜的貝多芬《熱情奏鳴曲》作爲壓軸尾聲，幷配上列寧的話作爲旁白："沒有比《熱情奏鳴曲》更美的音樂了，驚人、超尋常的音樂！它總讓我像孩子一樣由衷地覺得自豪——怎麽人類可以創造出這樣奇迹似的樂曲。"廣播劇以最甜美的聲音結束："列寧，就是這樣一個人！"
四十五分鐘之後，美國電臺也開始發音，播放美國版的列寧生平。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也響了起來，列寧熱愛這個曲子的話，也被引用，但是，這一回是全文：
……讓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樣由衷地覺得自豪——怎麽人類可以創造出這樣奇迹似的樂曲。
但是我不能常聽這個樂曲，因爲，它會影響我，使我有一種衝動，想去贊美那些活在污穢地獄裏而仍舊能創造美的人，想去親撫他們的頭。可是這個時代，你不能去親撫人家的頭，除非你要讓你的手給咬斷。你得重擊人家的頭——毫不留情地重擊——雖然說，理論上我們是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們的任務真的很難搞。
東諾士馬克心裏已經有一個故事：一個共産東德的秘密警察如何監聽一個名作家的私生活。三年的時間，他藏身在維也納一個修道院裏寫劇本，但在動手寫作之前，他已經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采訪曾經做過秘密警察和綫民的東德人。
"我發現，"東諾士馬克說，"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內心情感上了鎖的人。他們變成只講究原則的人，感情元素整個被排除、被封存起來。而這其實就是列寧所表現的：他害怕他的感情會壞了他對原則的追求。"
有一個退休的秘密警察邀請東諾士馬克到家中晚餐。很愉快地，這個人告訴他東德秘密警察如何以最高效率搜集"潜在敵對勢力"的"氣味樣本"，只有一次失誤：有一個女人，被搜集"氣味"的時候，她剛好來月經。秘密警察把帶血味的"樣本"給狗去聞，"那狗被搞胡塗了"。
講故事的前秘密警察說著說著就大笑起來。
東諾士馬克坐在一旁喝茶，心中戰栗不已：原來，"徹底的野蠻和文明，隔得那樣近"。
2、布萊希特看加利略
列寧爲了保持革命的純粹性而拋弃他最愛的《熱情奏鳴曲》，東諾士馬克就試圖用電影藝術來演繹：如果革命家真正聽了《熱情奏鳴曲》那樣的音樂，世界會不會不一樣？
地點是德國民主共和國的首都柏林，時間是"一九八四"——這絕不是個未經細思的年份。歐威爾的黑色預言，正籠罩柏林。秘密警察魏斯樂，是個奉公守法、愛党愛國的忠貞公務員。他善于偵訊，用精准的心理手段摧殘敵人意志，取得口供。他相信，國家的安全必須依靠像他這種忠誠共産黨員的無私付出。
領導交給他一個新的任務：二十四小時監聽名作家德瑞曼，找出他的"污點"。
德瑞曼是個典型"體制內"的作家。愛國，不反黨，享有盛名，與党的最高領導都有交情。所編的劇本演出時，總是冠蓋滿京華的待遇。文人朋友中，有憤懣的不合作者被禁止出境，他不作聲。有批判當局者被監視、被孤立、被"滅音"，他同情，但不行動。這樣被黨所愛，他也自信自己不在被國家監控的名單內。
他不知道的是，文化部長看上了他美麗的情人，舞臺劇演員克麗斯塔。部長將他置入全面監聽，期待找到污點，以遂私欲。克麗斯塔，在絕對的權力下，不敢不從。她先是屈服于部長的欲求，又在威脅之下出賣德瑞曼；文人和藝術家在國家機器的巨輪之下猶如螻蟻求生。
一個前輩導演的自殺帶來了德瑞曼的轉變。深受德瑞曼尊敬的舞臺導演，因爲"不聽話"而被剝奪了藝術生命，終于以死來表達抗議。向來選擇不挑戰當局而如魚得水的德瑞曼，在聽到消息的一刻，沉痛之餘，坐在鋼琴前，開始忘情地彈起熱情澎湃的《好人奏鳴曲》——一首以《熱情奏鳴曲》爲模板的新曲。
德瑞曼面臨抉擇：他繼續獨善其身，假裝看不見那個充滿壓迫的世界，還是準備犧牲所有既得的利益，起身以行動反抗。
他决定成爲行動者。冒著死罪，寫了一篇長文，揭露東德隱藏自殺人口統計數字的文章，透過地下管道，送到西德發表。
認真監聽著他的秘密警察魏斯樂，戴著耳機，當下就聽見了《好人奏鳴曲》，激動不能自已，流下了眼泪。
在此之前，他從德瑞曼的書房裏"借"了一本小書出來，躺在床上念，那是布萊希特的詩：
憶瑪麗亞
夏日晴空在我倆之上
深深凝視那朵雲
那樣純白，那樣高
當我再度凝視
它已消失
眼睛如冰冷玻璃，從來不流露任何情感迹象的秘密警察魏斯樂，在深夜的孤獨裏，讀詩。
從監聽，魏斯樂當然知悉德瑞曼的"叛國"計劃，忠貞的秘密警察面臨抉擇：他應該忠于他信守了一輩子的愛國愛黨那一套原則，還是他心中被"奏鳴曲"和詩意外敲醒的善惡直覺。
布萊希特的名字在這裏出現，也不會是未經細思的。他是東德共産黨供在神桌上的社會主義偉大作家。可是他的兩部盛名之作，《加利略》和《四川好人》，探討了同一個核心問題：在面對不公不義的强權時，個人的抉擇是抵抗還是妥協？在面對善與惡的拉鋸時，個人的抉擇是往善還是從惡？
在布萊希特的劇本裏，加利略面對教會的壓迫，選擇了不抵抗的妥協，但是用妥協所贏得的空間設法將自己相信的真理傳遞出去。所以他的學生認爲，他的妥協其實是一種真正的英勇。《四川好人》的道德，使得她無法生存；必須依靠一定程度的"惡"，才能保護她自己，讓她的善得以存活。布萊希特半生面對納粹的國家强權，輾轉流離；到了美國，又被邁卡錫反共主義逼迫著交代政治立場。個人面對不義的國家强權時，究竟要怎樣做自己的道德抉擇，究竟要如何找到安身立命的平衡點，一直是布萊希特作品裏最重要的問題。
在"一九八四"的歷史時空裏，作家德瑞曼和秘密警察魏斯樂所面臨的，是和加利略，和布萊希特，同一個問題。
3、穆荷演魏斯樂
東諾士馬克拿著寫好的劇本四處籌錢拍片時，一路碰壁。碰壁的理由都是一樣的：它不是喜劇，而且主題太嚴肅。
柏林圍墻倒塌之後的十五年間，以共産東德的生活爲題材的電影不是沒有，但得到市場青睞的幾乎全都是喜劇片，譬如膾炙人口的《再見列寧》，對于消失了的東德社會主義歲月用一種落日余溫的溫情、不傷筋骨的調侃，加上一點淡淡的懷舊情緒，組成了面對過去的主調。《竊聽風暴》在德國引起騷動，除了電影本身的藝術品質之外，一個很關鍵的原因是，這大概是兩德統一十六年來第一部不加糖加奶的，認真刻畫東德秘密警察恐怖統治的影片。
圍墻在一九六一年樹立起來，到一九八九年倒塌的二十八年光陰裏，秘密警察最大宗的業務就是防範人民逃亡。七萬五千人因爲企圖逃亡而被監禁，八百零九人因爲逃亡而喪生。大約七千五百名邊境警察"監守自逃"，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關進監牢。東德總共雇用了九萬名正式秘密警察和十七萬五千名秘密綫民去管控一千七百萬人民——相對之下，希特勒只用了三萬名秘密警察監控整個德國。十七萬五千名綫民，包括妻子監視丈夫，學生監視教授，兒女監視父母，情人相互監視。飾演魏斯樂入木三分的名演員穆荷自己，在兩德統一後去察看自己的"忠誠資料"，發現有長達六年的時間，每天向秘密警察報告他的言行舉止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
所以東德人幷不那麽願意去翻開自己的資料。在秘密警察的檔案裏，是的，有太多的"真相"，但是知道"真相"，究竟會帶來幸福還是更深的痛苦？大多的電影對東德陰暗的歷史輕輕帶過，是不是因爲，人們幷沒有那麽大的力量能承受痛苦？或者說，人們也沒有那麽大的力量去承受罪責？
曾經擔任過秘密警察的東德人也組織起來了，添了白髮的他們說，他們當初也不過是盡他們的"守土有責"，做的是一份榮譽的工作，幷沒有罪責可言。可是那因他們的"榮譽"工作而家破人亡的其他的人們，仍被記憶折磨。政治學上所謂"轉型正義"——在改朝換代、價值翻轉之後回頭來清理是非、分辨善惡、追究獎懲和責任，是二十一世紀的人類仍舊在困惑摸索的巨大課題。
東諾士馬克每天接到很多很多的來信，"有時候，"他說，"我不敢打開，因爲，裏面有太多痛苦。很多人想來跟我訴說，我只好說，我不是神父，沒法幫你告解。但是通過我的電影，人們似乎認識到一件事：你，是有選擇的。"
他指的是秘密警察魏斯樂。爲了不忍見德瑞曼以叛國坐牢，爲了忠實于他在聽《好人奏鳴曲》和讀布萊希特的詩時的感動，他選擇放弃仕途，付出代價：被降職到地下室去做拆信員。統一變天之後，他也翻不了身，仍舊在最卑微的底層艱辛求存，做一個遞送免費廣告的送報員。
而在"一九八四"的朝代裏呼風喚雨的那個文化部長，統一之後，搖身一變，又是一個新時代的大人物。東諾士馬克的電影用了很多當初東德的機關大樓實地拍攝，但是監獄博物館的館長却拒絕了他拍攝的請求。原因？館長說，因爲東諾士馬克的劇本不符合史實：整個東德歷史，像魏斯樂那樣"良心發現"的秘密警察，對不起，一個都沒有。
1980，在路上的美好年代（熊培雲）
1980，在路上的美好年代
熊培雲
擁擠的車站，混亂的碼頭，歲尾年關千里奔襲、穿越風雪的摩托車隊……說到中國農民候鳥一般從鄉村到城市，從异鄉到故鄉，你難免會想起這些奔忙于路上的種種場景。和"出埃及"一樣，"在路上"更是人類永恒的主題。沒有"在路上"，也就不會有希伯萊人的"出埃及記"以及我正在叙述的"出鄉村記"。沒有"在路上"，凱魯亞克的著名公路小說也不會流傳爲經典，更別說在其後催生出與"在路上"相關的一系列文化。
1980年代，伴隨著大批青年回城，越來越多的農民及其子弟也開始試圖進入他們夢寐以求的寬闊城市。
這是一個讓人謳歌的年代。在經過了一個漫長的冬天之後，萬物開始解凍復蘇，理性與心靈的花朵在朦朧的愛意裏競相綻放。
先說理性。
毫無疑問，此前中國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告別"兩個凡是"的教條主義與領袖崇拜便已經代表著某種政治理性的回歸。至于社會理性在什麽時候開始回歸，似乎沒有什麽可量度的標準與標志性事件。不過，找到一些與之相關的社會現象幷不難——當然，這同樣得益于政治上的解禁。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許多"政治禁書"、"被流放的知識"重新出現在人們的生活視野之中。儘管禁忌仍在，但不再知識越多越反動，書籍也不再和當代中國人的獨立精神一樣罕見與稀有。
至于那個書籍極度匱乏的反智年代裏的悲傷故事，王小波在《思維的樂趣》一文中略有記載：
"二十五年前，我到農村去插隊時，帶了幾本書，其中一本是奧維德的《變形記》，我們隊裏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帶的樣子。後來別隊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後我又在幾個不同的地方見到了它，它的樣子越來越糟。我相信這本書最後是被人看沒了的。現在我還忘不了那本書的慘狀。插隊的生活是艱苦的，吃不飽，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沒有書看，倘若可看的書很多的話，《變形記》也不會這樣悲慘地消失了。除此之外，還得不到思想的樂趣。我相信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經歷：傍晚時分，你坐在屋檐下，看著天慢慢地黑下去，心裏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剝奪了。當時我是個年輕人，但我害怕這樣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來，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餘生也晚。和王小波比，雖然我也曾經在鄉下生活了不少歲月，但我似乎要幸運得多。因爲正當我青春萌發，開始極度渴望知識與書籍的時候，正好趕上了流行于八十年代的讀書熱與文化熱。
1980年代的十年，文化熱是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尤其從1984年開始，有關哲學、政治與社會的討論大量增加，文化活動四處開花。一些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陸續在鄭州、上海、深圳、武漢等地舉行，許多名牌大學也都建立了關于文化、文化傳統、儒家以及中西文化對比的研究中心，各地紛紛組織面向公衆的傳統文化講習班，無數關于文化的文章充斥各類刊物，各種文化類書籍同樣擺滿了書店。那個年代還沒有哈裏•波特，但正如陳彥先生在《中國之覺醒——文革後中國思想演變歷程》一書中所描繪，1984到1988年間的中國，南南北北像是中了"文化"一詞的魔法，"文化這個詞與主題成了當時中國真正的時髦。"而1984-1986三年鑄就的黃金時代，"由于意識形態環境較爲寬鬆，文化熱可謂如日中天。"
和今天堆滿大小書店的各類考試學、成功學與鶏湯學書籍相比，八十年代人們的讀書生活顯得更有品質。此時，哲學、美學、小說、詩歌、科學等各類書籍紛紛涌現，歐美的各種經典書籍也被大量譯介到中國。諸如薩特的《存在與虛無》、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尼采的《查拉斯圖特拉如是說》、弗洛依德的《夢的解析》等等都成了無數才子佳人的枕邊書。1984年3月，首套"走向未來叢書"12種出版。第一批書僅用了4個小時便在成都售罄。3月底，出版社重印了三萬册，又在幾個月內全部賣光。其後的"五角叢書"，幾年間最高銷到了幾千萬册。
儘管仍然實行著嚴格的城鄉分治、一國兩策——九十年代初我離鄉上大學時甚至還必須從家裏寄上一袋大米給學校，但可以肯定的是，八十年代中國鄉村與城市的差距遠不如九十年代以後那麽明顯。那時候，即使是一個像我這樣生活在窮鄉僻壤裏的小學生，也經常有機會被母親帶到縣城的新華書店裏買課外書。母親識字不多，每次都會請教書店裏的讀書人我挑的書是否真的有助于學習。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有時還會讓隔天進城的村民將我要買而未買的書給捎回來。
當然，這個中間環節可能會出問題。比如，有一次我發現有本作文書前面少了幾頁，却又不好意思責備給我捎書的村民買了一本殘書，只好將就了。直到幾年後，我才在無意間知道這位村民因爲半路內急，撕了前面幾頁擦了屁股。這個細節在我看伊朗兒童電影《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時總會想起來——成人總是在不經意間毀壞兒童的世界。
拜賜于當年的讀書熱，我在中學的圖書室裏也沒少找到流行于那個年代的經典作品。讓我備感吃驚的是，2008年我重回母校時，發現由于近年來農民拖兒帶女大量外出，當地生源急劇减少，學校因此變得無比蕭條。而當年那間讓我垂涎欲滴的圖書室如今空無一書，像是遭了洗劫一樣，只剩下滿地的灰塵與幾塊斷裂的架板。據留守的教師們說，許多老師都去沿海"打工"去了。當年那位曾經住在圖書室邊上的有志青年，早已弃教下海，遠走他城，終于在2000年後做起了細節管理的生意，寫一本《細節决定成敗》的書，幾年間重印了幾十版。
時光悄然流逝。我已經記不清在這所學校讀過什麽書——歌德、舒婷、北島、彭斯、聶魯達、普呂多姆、藍波、雨果？值得慶幸的是，雖然身處鄉下，借著當時席捲全國的"文化熱"與"讀書熱"，我還是有機會讀到過幾本即將影響我一生的書籍，有機會親歷《巴爾扎克與中國小裁縫》裏文化相遇之奇境——只不過，那位最初影響我的外國才俊不是戴思杰筆下的巴爾扎克，而是英倫島上的雪萊。在我的書房裏，至今仍然保留著我在14歲那年買到的楊熙齡選譯的《雪萊抒情詩選》（1981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正如傅雷的譯者獻辭——"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爲羅曼•羅蘭的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錦上添花，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有緣閱讀它的人，楊熙齡寫在雪萊詩選後面的《譯者附言》同樣讓我一生受益：
"在'冰冷的爐邊'度過童年，却有著一顆熱烈地泛愛大衆的大心；在平庸的人們中間生長，却從大自然汲取了百靈光怪的幻想；受盡自私的人們的折磨，而厭惡自私，把自私弃絕，保持著靈魂泉源的澄澈；懷著溫柔的同情，又時時忿激的抗爭；思索著人間種種相，馳騁在自然科學、哲學、政治學的領域上，探索人類的前途，以普羅米修斯式的堅貞，忠于人類，以幽婉的小曲安慰自己在人世遭到失敗，以嘹亮的號角聲宣告人類新春的將到……"
我相信，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每個人在其年少時都可能有著某種兼濟天下的理想。我至今未忘當年讀到這段話時的激動，心想楊熙齡筆下的這位泰西詩神——帕西•比西•雪萊，不正是我的人生嚮導麽？回想起來，八十年代更像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詩歌加論文"的年代——在此之前，寫《未央歌》的鹿橋曾經用"詩歌加論文"來形容他在西南聯大時"有理性，亦有心靈"的美好生活。
愛詩歌，愛生活。因爲詩歌，許多人在清貧而跳躍的生活之中一厢情願地做起了精神貴族。若非如此，你就很難解釋爲什麽這樣一本薄薄的《雪萊抒情詩選》能够暢銷十年，足足賣出50萬册。此前，由于時代的原因，這本詩選從1964年排出清樣到1981年終于出版，足足走了17年時間。
也正是在這樣一個充滿詩意與想像的年代裏，才有了海子"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與"姐姐，今晚我不關心人類，我只想你"這樣溫暖人心的詩句，才有了《讓世界充滿愛》、《明天會更好》這樣共寫心靈史詩的流行音樂，才有了雄心勃勃、壯志滿懷的《年輕的朋友來相會》。
九十年代末的一個寂靜的夜晚，當我偶爾聽到電視裏播放《年輕的朋友來相會》這首老歌，想到當年高唱凱歌的年輕一代如今紛紛下崗，心中竟涌起一種莫名却又難以抗拒的傷感。然而即便如此前途茫茫，誰又能否認八十年代他們剛走出時代"黑屋子"時的意氣風發以及嚮往美好生活的無比赤誠。
在我梳理八十年代的記憶時，找到一些相關的影像志。它們從另一個側面見證了那個時候的人們雖然處在一種普遍的貧困中，但是整個社會已經或者正在發生悄悄的變化却是顯而易見的：
1980年8月30號，五届人大三次會議開幕，在外電報導中，這次會議不再像以前那樣，僅僅是壯觀的政治儀式，而是一次做出重大决策，解决實際問題的人民代表會議。這次會議第一次邀請外國記者參加，幷事先舉行了新聞發布會。駐京外國記者感嘆道，上一次召開人代會的時候，外國記者都被送到天津去旅行，人代會就像一次地下會議，甚至不許代表們告訴自己的家屬，只是告訴代表們要帶些錢和糧票。在這種氣氛之下，有人擔心自己怕是要遇到什麽麻煩了。這次會議也是充滿直率的、生動的言論的會議，第一次出現了人民代表毫不客氣的咨詢部長的場面。國外報道的結論是，中國正在謹慎的、逐步的成爲較爲開放的社會。（《電視往事》解說詞）
當然，我說八十年代是一個美好年代，幷非要武斷地贊美那個時代完美無缺，或者斷定它比現在這個時代好。畢竟，那個年代同時也是一個流行"清除精神污染"的年代，一個"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的年代，一個權力仍然不斷强調"我們中國人需要管"（成龍語）的年代，一個由對抗走向激烈的年代。詩人藍波說："生活在他處。"八十年代人們生活之"他處"，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保衛處"。
我只想在此强調，那個心靈與理性幷蒂綻放的年代，在其匆匆落幕、戛然而止之前，人們已經重拾生活的美好理想，緊隨自己命運的召喚，開始追求心中的世界與外面的世界，追求一個甘于平凡的理想的世界。無論是城裏人，還是鄉下人，剛剛從社會混亂與政治高壓中走出來的他們，已經看到了隧道外的一絲絲光亮，初嘗了長在新時代路邊的一枚枚禁果，像是懷著一種初戀的心情，試著一步步走向開放與自由。而這一切，也正是被圈定在城市之外的農民得以"盲流"進城的大前提。
再說心靈。
談到八十年代的心靈，上文提到的"詩歌熱"無疑可以算作其中一種表現。不過，在寫作本文時，我更願意回顧那些回蕩在八十年代的老歌。許多老氣橫秋、自詡高雅的人常常批評流行音樂之"低俗"，是"靡靡之音"，然而，對于生長在鄉村的孩子們來說，流行音樂首先代表的是公正，其次才是藝術。它首先是生活的音樂、平民的音樂，它像太陽的光輝一樣，眷顧大地上的每個孩子，不僅照耀都市，也照耀鄉村。與此同時，它又不像革命年代的歌曲一樣强行灌輸于人。畢竟，每個人因爲無力抗拒而獲得某種東西，那不是平等。
八十年代是中國重新上路的年代。就在這時，許多城裏人厭倦了在"單位樹"上屈膝俯仰、爬來爬去，索性跳下大樹，直立行走，開始接社會的地氣，漸漸由"單位人"變身爲"社會人"；而鄉下人也不再認命做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帝國稻草人"，他們想方設法，竭盡所能，將自己的孩子送出鄉村，爲的是洗去沾在祖祖輩輩脚上的泥巴——仿佛那是幾代人下等身份的標記。有闖勁的父母，甚至親自洗脚上岸，揭竿而起，搭房屋，辦工廠，搞推銷……但得造化，有的在後來甚至成了能够引領中國經濟的風雲人物。
對于剛剛從極端年代裏走出來的中國人而言，八十年代的"讀書熱"與"流行音樂熱"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它們或多或少都與"外面的世界"有關。即使是《鄉間小路》與《壟上行》這樣看似本土的鄉村歌謠，也是從臺灣吹來的新風。
"白天聽鄧小平，晚上聽鄧麗君"，有人將中國的八十年代簡化爲"雙鄧時代"。1980年代初的中國，鄧麗君與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齊名"，一個是"老鄧"，一個是"小鄧"。前者主導政治，是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後者引領生活，是中國人生活與審美回歸常態的標竿；前者讓中國走向開放，後者讓社會回歸多元。告別《紅燈記》裏"打不盡豺狼决不下戰場"的嗜血鬥志，中國迎來了鄧麗君式的溫婉甜美。"甜蜜蜜，你笑得甜甜蜜，好像花兒開在春風裏……"鄧麗君借著她的"甜蜜蜜"征服了新一代中國人的心。當人性重新舒展開來，任何橫加指責都已經無濟于事，都已經阻擋不住一個開放而多情的時代卷地而來。
曾經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說出一些當時流行的歌名與歌詞。不需要太細心，你都能發現，在那個年代許多老歌都帶著某種"在路上"的情調。同在藍天與星空之下，從故鄉與异鄉，從鄉村到城市，無論是歡欣還是愁苦，道路的另一端，總是延伸著那個剛剛開放的年代所特有的希望、自由與牽腸挂肚。
如齊秦的《大約在冬季》："輕輕的，我將離開你，請將眼角的泪拭去……"；《外面的世界》："在很久很久以前，你離開我，去遠空翱翔……"；李娜的《人在旅途》："從來不怨，命運之錯，不怕旅途多坎坷，向著那夢中的地方去，錯了我也不悔過……"；黃家駒的《海闊天空》："今天我寒夜裏看雪飄過，懷著冷却了的心窩飄遠方……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薑育恒的《驛動的心》："曾經以爲我的家，是一張張的票根，撕開後展開旅程，投入另外一個陌生……"；費玉清的《夢駝鈴》："攀登高峰望故鄉，黃沙萬里長。何處傳來駝鈴聲，聲聲敲心坎。盼望踏上思念路，飛縱千里山……"。最動人者當屬文章的《三百六十五裏路》："睡意朦朧的星辰，阻擋不了我行程，多年漂泊日夜餐風露宿，爲了理想我寧願忍受寂寞，飲盡那份孤獨……三百六十五裏路喲，從故鄉到异鄉。三百六十五裏路喲，從少年到白頭……"。
與遠行與相思有關的還有徐小鳳的《明月千里寄相思》，汪明荃《萬水千山總是情》，薑育恒的《再回首》，費翔的《故鄉的雲》、《海角天涯》以及那首讓所有年輕人眼熱心跳却又無比釋然的《溜溜的她》……除此之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潘安邦翻唱的蘇芮那首見證時代波折的《跟著感覺走》。時至今日，我仍能想起上中學時邊聽這首歌邊趕路時的情景。
"跟著感覺走，讓它帶著我，希望就在不遠處等著我。跟著感覺走，讓它帶著我，夢想的事哪里都會有……"
遺憾的是，正是這首曾經給年少的我帶來無盡輕盈、快樂與青春活力的歌曲，在一個特定的年代裏被認爲有罪與不合時宜。
"不要問我從哪里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爲什麽流浪，流浪遠方……"同樣，三毛寫的這首《橄欖樹》曾經讓無數年輕人動容。遠方是希望所在，只是由于經濟與政治等原因影響，那時中國人裏能出國旅行者非常少，而來自臺灣的三毛，以一種"萬水千山走遍"的隨性與堅毅，爲那些喜歡聽她講述流浪故事的人打開人生的視界。
1980年代的流行歌曲，許多都是情歌。面對"外面的世界"的忐忑不安，同樣在這些歌曲中表露無遺。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莫過于鄧麗君的那首《路邊的野花你不要采》：
"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話兒要交待，雖然已經是百花開，路邊的野花你不要采。"
若干年後，當我離開家庭，辭去第一份工作赴法留學時，平時最常聽的是一首法語歌——《Là-bas》。這個詞可譯爲"遠方"、"彼岸"或者"他處"。它是法國著名藝人Jean-Jacques Goldman在1987年翻唱的一首對唱歌曲，很有點中國版《走西口》的味道。其大意是：一位鄉下男子要外出打工，他的未婚妻拉著他的胳膊，勸他說你這個"實習死鬼"不要走啊，不要走，外面有太多風雨雷霆、艱難險阻，你不如留下來，我要你這"實習死鬼"轉正做我的"死鬼"，做"孩子他爹"，而且"On a tant d'amour à faire"（"我們還有好多愛要做呢"）。
儘管送行的場景頗爲相似，不過這首歌比"汪汪的泪水肚裏流"的《走西口》却要深刻得多。而最讓我感同身受的正是表現在Goldman蒼茫男音背後的那種自由自我：
"遠方一切都是新的，自由的大陸，尚待開發，沒有栅欄。而這裏，我們的夢偏狹無比，所以我要遠行……這裏一切已提前安排，我無力改變，這裏一切都取决于你的出生，而我生于貧寒……遠走他鄉需要雄心壯志，但在我這個年紀，改變一切還有可能。但有信念和力量，夢想就不會遙遠……在遠方我可能會失去你，但留在這裏我將失去我自己。"
這是一首贊美自由與開放的情歌。寫作本文時我更願視之爲對同樣生活在八十年代的中國人"出鄉村"的遙遠回聲。毫無疑問，從人類文明的進程來看，"出鄉村"在世界各國是最普遍不過的事實。區別只在于，在一個功能正常的國家，一個男人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妻子或者情人可能會阻攔他，因爲"On a tant d'amour à faire"，但是政府不會阻攔他。誰能想像，政府會像小情人一樣拉著外出謀生的男人的胳膊，說"不許走，你要對我負責！"？
當然，事實上這種事情幷沒少發生。如前文所述，在極端的年代，在國家壓倒社會、政權壓倒人權的國家，既無市場經濟，又無市場政治，人們用脚投票與用手投票的權利都被剝奪，不得不做"工用螺絲釘"和"農用稻草人"，隨便挪動自己的位置不被理解爲"背叛"，至少也是破壞生産工具了。
我念書的中學坐落在千米高山脚下。那時候外出，還沒有女生拉著我的胳膊淺吟低唱"路邊的野花不要采"，更不會有"On a tant d'amour à faire"。那時我的生活裏沒有花，所有野花也都是別人的。記得是在一個夏日的清晨，我帶著從學校食堂買的幾個饅頭和一本自己裝訂的詩集，坐車到一百公里以外的《九江日報》編輯部投稿。孤身一人，那是我第一次出遠門。大概正午時分，車子終于停靠在市中心的甘棠湖邊。就在下車的時候，猛然聽見從波光粼粼的湖的對岸傳來了齊秦的《外面的世界》：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擁有我，我擁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離開我，到遠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
我時常動情于生活中的一些細節，即使是這偶然的境遇也足以令人感恩。回想起來，這是一次多麽完美的旅程！遠處的歌聲，時代的心跳，仿佛要將八十年代第一次遠游的你置身于一場記錄現實的大型MTV之中。這些年，我輾轉于不同的异鄉，雖然漸漸忘記了故鄉的一些人和事，甚至連中學時有的同學與老師的名字也已淡忘。然而，十六歲那年第一次出遠門時的情景却歷歷在目，宛如昨時。生命的激情，夢想的催促，標刻時代的情歌，久違的怦然心動，都在那一刻交錯、纏繞。而你，這來自窮鄉僻壤的翩翩少年，于恍惚之間竟不知所以，願意將自己的一生交付給文字，以爲自己與這個世界的戀愛真的開始了。
每個人都在尋找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若干年後，我之所以沒有寫詩，同樣是因爲詩歌不足以表達我自己。如荷爾德林說，人類充滿勞績，應該詩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人類不能沒有詩意，不過詩意未必要通過詩歌來表達。更何况，我常常想的是，這個世界包括我的人生幷不缺少詩意的描述，而是缺少通向詩意的道路與方法。
沒有人能够復原1980年代。在這個新時代，政治漸漸讓位于生活，每個人都在爲自己的生活打拼，如張雨生所唱的那樣：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陽下低頭，流著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我的未來不是夢》）
時至今日，每當我聽到這首老歌的時候，總免不了想起當年初聽它時的情境與心境。恍惚之間，我甚至認爲張雨生的這首歌就是唱給我和我們——那些在炎炎烈日下陪著父母忙"雙搶"的鄉村少年聽的。他們雖是被"一國兩策"流放或者隔離的一群，但一樣有著自己與生俱來的理想與抱負，更受著大地山川、日月星辰的眷顧，讓他們雖然失去城中的蜜餞，却獲得鄉野的靈性。
關于毛片的記憶碎片（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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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毛片的記憶碎片
老六
用古龍的話講，青樓女子把自己弄成良家婦女的樣子才誘人，大家閨秀偶爾露出點兒放蕩的樣子也才動人。按照這種邏輯，這篇一看名字就注定出身不好的文章應該想辦法給它披一件文化的外衣才是。
好吧，我試試看。
先從商務印書館的《現代漢語詞典》說起。前段時間有人批評它，說若干次修訂後，像"克隆""斑竹"等一些走進新時代的詞兒仍沒有被收進去，還有，對"虎"這樣的珍稀動物居然還解釋成"肉可食用，骨可入藥"，實在是太不環保了。批評得很對。
《現代漢語詞典》沒收錄的詞多了，你永遠不要指望它會在"毛"這個字根下收入"毛片"這個詞兒，儘管它絕對是社會流行語。《現代漢語詞典》解釋欠妥的詞也多了，像對"下流""淫穢"等詞語的解釋便很不人道，如果真信了它的說法，你簡直就找不到還有什麽下三路的事兒是上流、不淫穢的了。這本詞典對人類的原罪感進行了最有說服力的解釋——只要你膽敢分泌荷爾蒙膽敢有性衝動膽敢作愛，你就是淫亂的，放蕩的，罪惡的，違反人類道德準則的。
還是讓我們用民間的眼光來看待"毛片"這個詞兒吧。這個詞語在八十年代的中國興起，沒見過什麽世面的老百姓有奶就是娘，將一切"下流""淫穢"的色情影視作品——畫面下限是女性乳房的長時間裸露及性愛意識的大量渲染，上限是赤裸裸的性交鏡頭，在這一範圍內的所有影視作品均被稱爲"毛片"。我就曾經受過三級片的騙，說是毛片，看破天了也不見一根毛，把窮哥們憋的那叫一個難受。也不能怪人家，因爲那時候還真沒有對毛片和三級片的準確定義和科學劃分。
九十年代後，人民見多識廣了，就把那類不暴露性器官的軟性色情（softcore）影視作品從中分出"三級片"一類另立門戶，與之相對，硬性毛片（hardcore）也有了"頂級片"、"高片"等稱呼。如今流行洋字碼，就有一些人仗著自己懂幾個英語單詞，將其稱爲"A片"——A者，adult是也。
我對方言的研究很不在行，不知道其他地方管這玩意兒叫什麽？我聽到過山東人說"毛片"這個詞兒，由五大三粗的山東人用瓮聲瓮氣的嗓子擠出來，顯得一點兒也不雄性。據說成都人稱其爲"歪錄像"，不知道這個名字只是適用于三級片還是毛片。
鑒于當時中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背景，初期的毛片主要以VHS錄像帶形式在民間傳播。
毛片由出國人員從國外帶來。當時能出趟國的人，就跟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一樣稀罕，回國後經常要在報刊上連載《旅美札記》、《旅歐見聞》之類的文章來讓別人眼紅（特立尼達和多巴哥這樣的國家就算了），而他們如何帶著毛片成功混過海關，再在一片黃色沙漠上布道的事迹，却從不在文中透露。由于片源的稀少，毛片絕對被居爲奇貨，如果你手中攥有一盤毛片，這個消息馬上就會在可以流傳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流傳，最後恐怕連動物園的黑猩猩都會跑來央求你借它開開眼。
與片源的珍貴一樣，播放設備也屬于稀罕物件。當時的錄相機價格約爲3500元（而那時一個大學生一月的生活費是50元），幷且在商場買不到，只能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附近的出國人員服務部靠一個很特權的批文提貨，或購買從南方運來的走私貨——我認識的有錢人中，至少有兩個當年幹過這營生，在福建海邊刀口舔血般拿到幾十件貨，再雇人一台台從南方背到北方，在火車上還經常被查抄，這些因素都使得錄相機既貴且少。
片源稀少，播放設備稀少，能看到毛片的機會簡直就是稀少的平方了。我從聽到毛片這個字眼到第一次看到毛片，中間隔了四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四年時間還不算長的，可憐我們宿舍老二，他一盼就是七年。這期間他刻苦鑽研《金瓶梅》的版本學，又收集了若干署名"霞飛"和"亦舒"的色情小說，但就是沒有看過一部毛片。
難怪他少白頭。
不知道現在喜歡看電影的人還能不能理解"過路片"這個概念，意思是不可能公映或很久以後才公映的影片在某影院臨時放一兩場，宛若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當時只要一聽說有"過路片"要放，那是千方百計也要去看的。美國的《霹靂舞》和香港的《霹靂情》，我都是高三時逃課看的"過路片"。
毛片更是以過路片的形式在我們這些無立錐之地的窮學生中流傳。
那是大一的下半學期，一次午飯後，一位大三的師兄說他手頭有盤毛片，只能在他手裏留半天，問去誰家能看，阿光提議去他家。他們議論這事兒的時候旁邊坐著幾個人，包括我。大概是不好意思把我丟下，或怕我懷恨告密，他們扭臉邀請了我，這使得我對他倆終生都充滿了感激，儘管人家覺得這根本算不了什麽。
如今我的腦海中幻化出這樣一幅場景：在俗套的馬斯卡尼《鄉村騎士》間奏曲的背景音樂下，九個青年男子騎著自行車奔馳在北京藍天白雲下的街道上，要多快有多快。其中惟一一個不戴眼鏡的人眼神最好，他警惕地四處掃視，一個膀大腰圓的人橫眉立目地守侯在另一個人身邊，單看那個被保護者兩條跟穿了條毛褲一樣的毛茸茸的小腿，就知道他是這幫人中小腿肌肉最發達的，他騎的也是一輛最好的車，以備有人盤問時一騎絕塵。
——他胸前的軍挎裏，硬硬的橫亘著一盤毛片，毛片用報紙包著，又用《中國革命史》跟《大學英語》兩本書夾著。
說起來這麽詩意，其實當局者迷，那天我就像做夢一樣騎了十幾公里趕到阿光家，什麽文學性的描述都是扯蛋，惟一的念頭是，我就要看上毛片啦！
"這時，燈一黑……"
這是十幾年前流行的那種花哨雜志裏"警笛聲聲"類報告文學的慣用手法，套用到這裏，用來描述我那次毛片處女觀摩。至于片子的內容，看過的人不用我復述，沒看過的人不宜我講述，就算了吧。
幸運的是，我的第一次毛片觀影經歷還不至于太丟面子。首先，那盤帶子的畫質非常好，幾乎是我有生以來看到的清晰度最高的毛錄像，如果你看過那年頭那種類似雪花一樣畫質的錄像帶，就會知道我能在自己的第一次時攤上那麽清楚的帶子簡直是一種值得流泪的幸福。其次，我表現得還算鎮定從容，連我自己都感到驚訝。
之所以那麽鎮定，是因爲一塊審片的都是平時經常探討社會、哲學等嚴肅問題的夥伴，剛研究完叔本華舍斯托夫，又在這裏肉帛相見，怎麽著也得端著點兒；再說，如果表現得太過面瓜，會讓別人看不起的，就跟一個女孩吹噓自己失身如何之早一樣，所以我就努力做出見多識廣的樣子，儘管內心緊張得不行，直想亮開嗓子嚎叫幾聲。
看到後來，重複的活塞運動再次開練時，我已經能讓自己站起身來（此時襠部已不那麽引人注意），走到書架旁觀賞起阿光家的藏書來。我看的是一本胡績偉的《民主論》，覺得很好，回學校就買了一本，珍藏至今。
我們屋老二就沒這麽輕鬆了。他性格內向，不屬于江湖上混的人，所以大家有看毛片的機會也不叫他。等他終于放下架子求我們給他安排一次的時候，已經是大四。苦盼七年，其心也誠焉，其性也足焉。
記得那是一盤縮錄的錄像帶，三個小時長的帶子錄了七八個小時的節目，全是真刀真槍的幹。我們這些老江湖看這些東西已經很稀鬆平常了，幷且爲了在老二面前顯示自己的優勢，故意說說笑笑打打鬧鬧，中間一度還有人囔囔沒意思要換成魂鬥羅，但老二端坐在離電視機最近的小馬扎上，七個小時內一動不動，一聲不吭。直到最後一段，大概是一截法國毛片，就像如今的年輕人格外推崇法國的藝術片一樣，法國人的毛片也顯得那麽卓爾不群。老二終于吐出一句："這個……挺好。"
他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嗓子已經完全啞了。
處女觀摩結束後，我忍住求師兄將那帶子重放一遍的欲望，萬分留戀地從阿光家出來，兩腿鬆軟地走出樓門，心還留在那春光乍瀉的活色生香中。我兩眼模糊而又漠然地朝四周看看，感覺周圍的一切竟是如此陌生，男男女女都變得那麽不真切，連太陽的顔色也和以前大不一般（此段仿嚴鋒《好玩》文）。
此時的我儘管還是童子身，但幸虧已約略知道男女間是怎麽回事，否則，我堅信毛片對我的刺激將是致命的，不可想像的。
第一次知道人類的性生活常識是上初中時，我看到一本叫《家庭百科》的書，定價0.14元，封面是那時的當紅影星陳沖，穿著一件鮮艶的毛衣，身傍花枝俏，胸前戴著"上海外國語學院"的校徽。書中大多是介紹如何去掉飯菜中的糊味兒之類的生活常識，但有一章是"夫妻性生活指南"，詳細講述了如何讓性生活和諧，以及避孕懷孕的知識，看得我血脉賁張醍醐灌頂。
可惜這一章一共才有七頁，其中具體的動作指南和場景描寫只有兩頁，讓人很不過癮。以現在的眼光看來，內容也是極保守的。但對于我來說就像天塌下來一樣，只覺得所住的幷非人間，那麽淫穢下流，那麽見不得人。
我認爲，如果一個年輕人知道人類的性活動是怎麽回事兒以後，能够克服心理動蕩依然尊重自己的父母，那就說明這人樹立了正常的性觀念。
從生到死只有一步
從死到生，却要走
很長很長的路
像我這樣品學兼優的學生，從小學到大學，成績都是呱呱叫。問題就出在這裏，爲了能够把自己從小學順利到達大學，我必須得把書上那些東西背得爛熟。至今我還記得《生理衛生》課中"如何防止青少年手淫、遺精"這道題的標準答案：一，穿寬鬆的內褲；二，樹立遠大理想，把精力都放在學業上；三，不要睡得太早；四，不接觸不良讀物。如果真的按這個程序來執行，恐怕我的小鶏鶏永遠都長不大。
一邊背誦著標準答案，一邊背叛著標準答案，這就是我們如履薄冰的青春期。
多麽凶險的成長。後怕之餘，也對誤人生理的《生理衛生》課恨之入骨。
如果我是無所不能的上帝，一定罰那個教材編寫者，讓他的腦子裏只能思考數理化，累死才能睡覺，說夢話都得用英語，幷且只能穿大褲衩，褲襠裏寬鬆得能跑六匹馬，看他跑不跑馬。
他娘的。
從那天以後，《鄉村騎士》間奏曲便屢次在我少年的心中響起。那時的北京，沒有交通堵塞，沒有盜版碟片，沒有桑拿小姐，沒有網吧酒吧，只有春季漫天的風沙，春夏之交街上激憤的人群，和一年四季暗潮涌動的毛片。
如今我經常像游魂一樣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逡巡，每當經過一個當年曾潜入看毛片的地段，便會涌起一陣熟悉的暖意，同時會驚訝這麽曲折的地方當年竟能執著地找到。
我們的父母們啊，在不被瞭解的另一面，在上班不在家的另一段，知道你們的家中有什麽在上演嗎？
——是未來的主人翁在黑暗中摸索出來的性成熟。
如今我所在的單位正在搞ISO質量認證工作，我對這一工作非常擁護。只要當年看過毛片的人，都知道制訂一個規範的質量標準是多麽重要。有多少次，辛辛苦苦情緒飽滿地趕到某人的家中，結果發現手中的錄像帶是NTSC制，而他家的錄相機只能看PAL制，或那盤錄像帶是縮錄的超長版本，而他家的錄相機也看不了，一腔醞釀好的邪火難以發泄，那個急啊，恨不得罰那孫子立馬脫衣服來一段現場秀。
因爲難得，所以珍惜。哥幾個都是把有限的時間投入到無限的毛片生涯中。有一天，老蔡一天內連趕三個場子，把同一部毛片連看三次。最後一遍結束後，老蔡臉色發綠地跟哥幾個倦鳥知歸，320路公共汽車到農業科學院一站時，大夥把他往車下推："你到站了，快下去快下去。"
"這是農科院啊。"
"是啊，你不是在農科院接受研究嗎？"
"研究？我有什麽值得研究的？"老蔡的臉上煥發出驕傲的羞怯。
"農科院大牲口研究所正在研究你，爲什麽能跟個大牲口似的性欲旺盛？"
高中時我們在熄燈後的床上暢談人生理想，有人胸無大志地說是痛痛快快打個噴嚏，有人色迷迷地說是被若干美女輪奸。這種淫賤的理想一說出口，頓時博得滿宿舍淫賤的笑聲，想得真美。
有機會看到毛片後，一幫小光棍全在性幻想方面未成曲調先有情，個個精力彌漫，沖勁十足，像什麽性虐待、人與獸啊，哪口最葷就愛哪口。如今，那幫孩子都已人到中年，却是能不依賴偉哥就不錯了，再提起當年的生龍活虎和冒險精神，真是性欲已成空，宛如揮手袖底風。
青春啊青春，一定要用最殘暴的手法給自己幹掉，因爲荷爾蒙旺盛的那段日子實在是太難熬了。
一個小兄弟跟我說，他最思春的時候，只要看到帶女字旁的漢字，都要産生性衝動。他是中文系的，難怪對文字敏感。而我呢？第一次出最遠的門去廣州，先找了家影院看《老娘够騷》。因爲我在北京的時候經常翻《羊城晚報》，最眼饞的就是中縫的影劇預告，《老娘够騷》這個名字讓我覺得廣州人簡直是生活在天堂。結果……那些愛給片子取個嘩衆取寵名字的片商，我操他們的大爺們！！！
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喜歡過杜可風。去他娘的《重慶森林》，去他娘的《墮落天使》，誰讓你該够騷時不够騷？
爲什麽春天加上青春期，我就克制不了自己？黃舒駿唱道。
後來跟一個哥們探討人生，他提出一個論調：古代爲什麽能出那麽多通天地之變曉古今之事的大學問家？是因爲他們很早就結婚，不用再爲性問題而苦惱壓抑，就把一門心思都用在治學上了。仔細想來，確有道理。
現代人性成熟得早了，結婚反倒晚了。整天憋得嗷嗷叫，這當口還能讀點兒正經書，簡直是在虎口奪食，太不容易了。
向晚婚時代的大學問家致敬，致敬，再致敬。
看毛片的另一種樂趣來自那種禁忌的快感。看毛片的罪惡感根深蒂固地植根于我們的心靈土壤，只要小鶏鶏一硬就覺得誰都對不起就該天誅地滅，就恨不得一盆凉水澆滅自己的欲火，但又管不住自己，欲火仍熊熊。用句文雅點兒的話是，天人交戰。
姜文初識啼聲的《末代皇后》中，婉容（潘虹飾）平靜地用白嫩的玉指按熄湯湯水水的紅燭。這個鏡頭擱到符號學解構學那裏，就是最直白的性壓抑。
後來我才知道，美國色情片的出口創匯遠遠高于好萊塢的那些所謂大片，這就說明全世界的人民都離不開毛片。偏偏我們所受的教育是毛片無异于洪水猛獸毒品毒藥，這簡直是讓中國人民跟全世界人民作對，讓中國人不符合人類標準，或曰反人類。
好像是第奧根尼說的，人與動物的區別就是，不渴而飲、四季性交。
一個人引人注目之後，關于他可以有很多定語，比如說那個殘害黑熊的人，你可以說他是一個心智發展不健全的人、一個沒有愛心的畜生、一個清華大學機電系的學生、一個積極要求入黨的人，或者就說是一個穿四十二碼鞋的人，都行，偏偏我們會把清華大學學生這一身份與殘害黑熊這件事兒聯繫在一起，不知是瞎了眼了犯了賤了還是別有用心。倘若那哥們是淮南煤礦師範學校的學生，恐怕這一身份就沒人提起。
毛片也是這樣。比如一個進行了性犯罪的人，他也可以有很多身份，如一個荷爾蒙分泌過量的人、一個性欲戰勝理智的人、一個蔑視人類道德法律準則的人、一個不知道他母親姐妹也是女人的人等等，偏偏我們會說他是一個看了毛片才控制不住自己的人，于是毛片就跟這哥們一塊被判了刑。
毛片啊，你替多少做了壞事又不敢擔當的人背著沉重的黑鍋？！
中國超超白金的流行歌手張薔在她獨步歌壇的八十年代出版了一盤又一盤口水歌，其中有一首叫《快樂的星期天》，以一個快樂無邪的小女孩口吻唱道，她和她的媽眯在星期天"逛逛百貨公司，又去看場電影，跑到公園遛遛，再去吃點兒東西"，于是"惹得我笑眯眯"。
瞧人家這禮拜天過的。
我跟睡在我上鋪的兄弟聽到這首歌的時候，議論說人家的那些周末活動真是人生的幾大美事，而我們的人生美事兒是什麽呢？過不成還不讓憧憬一下啊？想來想去，打麻將（打麻將的時候還要有足够的烟抽）、看毛片（看毛片的時候最好是圖像清晰沒人打擾）肯定是其中之二。
大學四年，觀摩毛片幾十次，都是集體活動。每次看到那些北京同學把一盤路過時間比較長的毛片揣到懷裏說要帶回家獨自享用，都讓我們爲自己不是北京人而自卑。
這世界上最不人道的事情是讓人民總得聽張俊以的歌，比這更不人道的事兒就是讓年輕人必須得扎堆看毛茸茸的片。
後來看《白頭神探》中的某一集，白頭翁Leslie Nielsen興致勃勃地借回家幾盤毛片，準備跟嬌妻（他老婆真是個粉雕玉琢般的美人）歡渡周末。這段情節令我眼界大開，才知道夫妻生活也可以有這種過法。結果好事多磨，他的如意算盤被同事攪了，被叫去執行任務，那些毛片春心寂寞地攤在床上。我比白頭翁更恨那個同事。
那人由棒球明星辛普森客串。後來這小子犯了案子，進了局子，這個消息把我樂壞了："我早就看出那孫子不是個東西！"
應該說現如今社會對毛片的寬容度大多了，儘管一些小區的墻上還有"不觀看淫穢錄像"等居民守則，而當時，絕對是一種比地下黨都要隱秘的行爲，一旦被局外人發覺，即使人家不說，你自己就有身敗名裂的感覺。而如果被組織上抓住，那就比說你是陽痿都丟人。
若干年前，南方某地方有綫台的播出人員插錯洞，將自己正在欣賞的毛片變成公衆信號播出，一時沸反盈天。後來王朔在他的小說《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中套用了這一情節。
吉人自有天相，與毛同行的十幾年間，我從來就沒有被抓過現形，但却經歷過一次很蹊蹺的毛片事件，險過剃頭。
那次我跟小强去他家觀摩毛片，也就放了一個多小時，屏幕上突然變成了《米老鼠和唐老鴨》（後來才知道，那盤帶子本來錄的是迪斯尼動畫，又被其主人刷新成更人文主義的毛片，但長度的不一致導致沒有覆蓋完全），把我們倆急得直跺脚。
"看你丫借的這是什麽東西，不會這麽短吧？"小强一邊著急地調著錄相機，一邊氣急敗壞地埋怨我。
我正想辯解幾句，只聽身後傳來一個威嚴的聲音："你們在看動畫片啊？"
原來是小强的爸爸突然回家，悄無聲息地站在了我們身後……
等我努力鎮靜地寒暄幾句後，老强進了洗手間。這時我跟小强再也綳不住，一下子對著錄相機跪了下來，渾身癱軟，感激涕零——錄相機爺爺啊，你真是個智能家電！
那盤毛片短得真好，短得恰倒好處，就像女孩的裙子。
我們宿舍的老五與一個女孩相識于1989年4月27日那次漫長的街上行走，兩人後來相愛。
那天，老五去看一部過路毛片《紅樓夢》，而這部片子我早已看過，就耗在宿舍發呆。突然，他女友的室友急促地敲門，說她病了，讓老五快去救人。找個理由把老五的失踪搪塞過去，只好讓我來承擔這個重任了。趕到他們宿舍，只見伊捂著小腹臉色蠟黃，估計是女孩子的某種病，也不好意思多問。
那時的我瘦不瘦，有肌肉，一把力氣還够用，加之她也不像幾年後那麽豐腴，所以背起就跑，將其從五樓扛到樓下，又用自行車推到校醫院。
大夫說，如果再晚到一會兒，就會糟天下之大糕。
等老五面皮潮紅地回來，驚悉此訊，懊天下之大惱，用無比痛悔的口氣說："我再也不看毛片了！！！"又給我買了一包KENT烟作爲酬謝，我當之無愧地接了。
臺灣人說男人都是一根筋，從腦袋直通褲襠。根據這一解釋，男人所發的跟褲襠裏那根筋有關的毒誓，絕對不可全信，全不可信。沒過多久，老五就又跟毛片搭鼓上了。
但看毛片的男人就不是好人嗎？我奉勸年輕的姑娘們千萬不要這麽想。畢業時，老五兩人想盡辦法分到一起。一年後，她身患惡疾，有雙目失明的危險。老五趕在她做手術之前，與她結了婚。到哪里找那麽好的人，配得上你隨時失明的青春？
好人好報，她的手術很成功，眼睛保下來了。這幾年日子過下來，他們有了個大胖兒子，過上了體面的生活，甚至在城邊的風景區還擁有了一套別墅。
寫到這裏，該是一個很瓊瑤的故事了。但去年與老五在一塊喝酒，他遺憾地說自己這輩子只談過一次戀愛，就跟一個女人好過，實在是太乏味了，太沒勁了……
兩個人守住一段感情還算容易，一個人要守住一段感情，基本上，這個，很難。
那幾年間我通過各種渠道看過的毛片不下幾十盤，有的一盤上還滿滿地錄了好幾部，但令人驚奇的是，這些毛片居然沒有一部是重樣的，簡直太神奇了。
這至少說明兩點：一，當時熱衷于從國外帶毛片回來的人絕不是少數，熱衷于在黃色沙漠上布道的人絕不是少數，而民間傳播毛片的渠道也是非常廣泛的；二，跟這個大量複製的數碼時代不用，當時能擁有兩台錄相機搞對錄的條件實在是太難得了。我畢業後認識了一個人，他家有十幾盤毛片，全是縮錄的，每盤均長達八九個小時，把我羡慕的。他們兄弟倆屬于先富起來的那幫人，一家一台錄相機，更難得的是，他們兄弟倆能够坦蕩蕩地交流毛片。
哥幾個一塊看毛片時，往往會有人邊看邊囔囔沒意思，這有兩種可能：一，他是個僞君子，既想當嫖客又不想得性病；二，毛片看多了，確實沒意思。
看過的毛片很多，但能記住的不多，這說明毛片這種東西儘管我們離不開，但也不能是視聽享受的全部。
好了，這種類似覺後禪一樣的道理就說到這兒。我現在還有印象的毛片，一部是西方的毛科幻片，一部是香港的《武則天》。片中表現武則天的和尚情人薛懷義的性具，用了極誇張的手法，讓你覺得他那東西真不應該叫"小和尚"而直接叫"大和尚"得了，看得我們居然有了一些喜劇的感覺。
後來這種東西就看多了，專家稱之爲"後現代"。
我一直對毛片演員心存敬意，那些男演員太讓我們自慚形穢，不提也罷，而那些女毛星，很多從模樣到演技到敬業精神都挺棒的，不比那些好萊塢巨星遜色。我曾經見過一部毛片中的演員長相酷似我的偶像米歇爾•菲佛(Michelle Pfeiffer)，讓人感念不已。其實米歇爾•菲佛也不過是超市收銀員出身，她沒必要歧視人家。
一個人，有醜陋權，有肥胖權，也應該有演毛片權。你看不起人家，你自取其辱（龍應台語）。
關于毛片，我有這麽幾個疑問，求教方家。
在改革開放以前，那些能看到毛片的中國人管這東西叫什麽？由于我認識的人都是苦出身，八十年代以前別說讓他們看毛片，就連一毛不拔的外國片子都看不上，所以對那些紅色貴族圈子裏的語言很感興趣，望有識之士指點。——以我對那類人語言天賦的匱乏和道貌岸然的作風的瞭解，他們大概就叫一個"那種片子"了事，但願不是這樣。
還是得感謝改革開放，老百姓也能够享受到下流淫穢的東西，漢語裏也多了"毛片"這個名詞。
另一個疑問是，爲什麽女同胞對毛片全都表現得那麽抗拒？見幾個女性說看毛片的觀感，都是忍不住要嘔吐的感覺。女性小說中也多有這樣的字句。
偏偏跟我說這些話的女孩幷不是那種假惺惺的人，這就值得探討一番了。
我看過一個社會學家對美國社會的分析，說美國的色情産業全是以男性爲主體，毛片中的女性不過是男人的玩物，長此以往，女性就淪爲性活動中的泄欲工具，所以美國才有女性被强奸其他男人却無動于衷的社會問題。
我一度認爲這種說法解釋了爲什麽女性不愛看毛片，但仔細一想，按這種邏輯，那些怯懦的旁觀者全是毛片看多了的人，而見義勇爲的人全是不看毛片的人。這真是混蛋話，儘管這種口徑很符合我黨的宣傳政策。我更傾向于認爲，喜歡看毛片的人才有足够的雄性路見不平血氣方剛挺身而出，而不敢看毛片的人以及看過毛片假裝沒看過或不喜歡看的人才是那種虛僞到明哲保身的人。
我曾利用有限的出國機會考察過外國的毛片市場，終于知道了一個成熟的毛片産業是那麽百花齊放，能够滿足任何消費群體的性癖好，而國內流傳的毛片，品種較爲單調，基本上都是那種以男性爲消費對象的片子，難怪女性不喜歡。
隨著時代的進步，多元化的格局也開始在我國的地下毛片市場初露崢嶸，我便看到了幾張專供男同性戀享受的毛DVD，甚至還有一盤毛MTV。
倘若這篇文章的讀者中有搞盜版買賣的，强烈建議你們爲中國的女性觀衆引進一些能够滿足他們需求的毛片。
毛片看多了，不由得你不厭倦。外國人太過憨厚機械，毛片拍了幾十年千萬部，還是那些老俗套，讓我們這種"文似看山不喜平"的藝術青年無比氣悶。
如果要推選最合適的毛片導演，我想肯定是古代的中國人，看那些艶情詩，幾乎就是現成的毛片分鏡頭脚本。再說具體點兒，我會推薦李漁和蔡東藩。瞧李漁的文章，從普通級的《無聲戲》到三級的《十二樓》到頂級的《肉蒲團》全都要得，《肉蒲團》更是個中翹楚，動人情處未曾描。
更難得的是，李漁還曾率領一干姬妾在西湖開辦類似性講座一樣的大型PARTY，給年輕人傳道授業解惑，如果當時有DV的話，現成就是一部毛片。我曾看過一個跟他同時代的文人的筆記，說到這段故事，對李漁極盡鄙夷之能事，說以後再也不跟這種低級趣味的人打交道，再也不參加這樣的沙龍了。
一個人的日記是當不得真的，特別是當他知道以後要給人看的話，或者他寫日記就是爲了以後給人看的話，肯定就有了作秀的成分，所以咱們那些英雄人物日記的真實性絕對值得推敲。我不認爲這人有他自己說的這麽純真。再說，不研究床第之事也不見得就多光彩多能成大事，我不認爲他比人家李漁更有出息——至少他的名字我就記不起來。
蔡東藩本人不寫色情文學，但他的歷朝演義也有零星的毛事兒，更難得的是，他喜歡在書中自我加注。我認爲那些注非常具體地傳達了拍攝毛片的竅門，不信你去看看。如果毛片能按他的指點去拍，肯定會讓外國人看得一楞一楞的，直竪毛茸茸的大拇指："東方文明，wonderful！"
DVD技術普及後，毛片迎來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高清晰度畫面，海量儲存，豐富的菜單內容，有的還采用了多角度多機位多綫程傳輸，使得你不必老是看那種單調的體力勞動，有的甚至還可以調出中文字幕。
在我看到的毛DVD中，最漂亮的是VIVID公司的出品，這可能是美國最大的成人影片公司，現在由一位退役女毛星擔任CEO。他們的産品全是明媚陽光下的俊男美女在不辭辛苦地勞作著，女演員個頂個都可以當好萊塢明星的，片中的性觀念和動作也很健康明朗。很多人DVD機上的那個多角度鍵都是看VIVID 公司的毛片才初次派上用場的。他們的DVD菜單也很出色，出了特牛逼的正片外，還有毛片奧斯卡的頒獎現場和獲獎片斷，以及預告片、精選、演員檔案、毛游戲等，讓你能非常形象地感受到DVD絕對是一種革命性的視聽産品。
但VIVID公司影片的最大特點是雷同，相比之下，Larry Flynt公司出品的毛片具有極高的藝術性，有的地方類似維美派導演楊凡的手法，却又該出手時就出手。這家公司的老闆正是《性書大亨》(The People vs. Larry Flynt)中Woody Harrelson演的那個Larry Flynt，他在這部影片中的一段慷慨陳辭幾乎可以成爲毛片愛好者的禱告詞。是啊，强權政治下那番顛沛流離民不聊生的情景沒人譴責，賞心悅目的鮮活肉體反倒犯了忌，真他娘的操蛋。
說點披著文化外衣的事兒。Larry Flynt關于色情産業的幾場官司打下來，導致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出臺。在幾本國內翻譯過來的大衆傳播學著作中，全都沒有提到這個案例，是不是給修訂掉了？不知道。
看多了萬變不離其宗的毛片，就會覺得有情節的三級片比毛片更有趣。香港地區的三級片，已經有人進行了全面研究，有興趣的人可以看一下歡樂宋在本版的那個帖子，這裏主要探討一下洋三級片。由于盜版販子都致力于發展頂級片，所以國內的洋三級片市場一片雕零，對其研究更是少得可憐，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只能道其大概，貽笑方家。
可能是人都有貪多的習性吧，單獨成片的三級片在我看來都不是很好看，相反，那些系列成套的三級片却讓人感到很解氣。
在我看過的三級片中，最牛逼的應該是沙曼•京(Zalman King_的《紅鞋日記》(Red Shoe Diaries)系列，對都市女子的性感受有著很微妙深刻的描募，除第一集是部正常長度的片子外，其餘十八部均是二十分鐘左右的短劇，看著一點都不累。第一集中的大衛•杜楚尼(David Duchovny)到後來的各集中僅成了串場人物，大概是他研究起X檔案後失去性能力了吧。
除了常見的《艾曼紐》、《O娘》系列外，我更喜歡現代都市背景下的三級片，如Peter Diamond導演的"權力、醜聞、欲望"系列，目前國內能找到《Body of Love》、《Lawful Entry》、《Erotic Possessions》、《On the Other Side》、《Perfect Man, The》、《Sweet Revenge》（又名《Fifteen Minutes of Fame》、《True Vengeance》等，原諒我用英文名，因爲碟商翻譯過來的名字無非是什麽《欲海嬌娃》、《狂野邊緣》什麽的，實在難以分辨。此外，VCD時代還看過一套美國法庭三級片，每集審理一個跟性愛有關的案子，也挺好看。
1974年，第一集《艾曼紐》(Emmanuelle)拍竣，成爲軟性色情片的翹楚，其後又陸續拍了N多集，甚至還有了黑人演的艾曼紐，最新的一集叫《Emmanuelle 2001: Emmanuelle's Sensual Pleasures》，但我沒看過。當年的導演Just Jaeckin憑此片大發利市，後來成立了一個以他名字爲名的電影公司，專門拍攝這類東東。最近有一套該公司出品的三級片在盜版業流傳，名爲《浪漫維納斯》，共七張，拍得非常棒，有這種愛好的朋友不妨去找找看。
去年香港搞了一個法國情色電影展，將《艾曼紐》列爲開幕片，其中有《羅曼史》《操我》等等，都還可以理解，莫名其妙的是主辦方居然把侯麥的《克拉之膝》也收入其中，真是居心叵測。
啊呸！侯麥也配？
有一年我參加書畫家協會的理事會，央求某著名書法家寫了個條幅，上書三個大字"毛家灣"，送給一個朋友。
他高興壞了，因爲我們倆都對林彪感興趣，交流過不少心得。
"你丫別臭美了。"我對他的誤會感到很沮喪，"我讓人家寫這三個字，是看您這個家裏全是毛東西。你看，毛小說，毛畫報，毛錄像帶，毛VCD，毛LD，毛DVD，還有毛撲克……"
他也對我的一番好意不買賬："那還是你留著自己用吧，這麽好的字。"
我擺擺手，沉痛地說："不行了。我得了一種病。"
他無限同情又幸灾樂禍地看著我。
"毛冷症。"
"？"
"就是毛片冷漠症。我他娘這段時間對毛片特沒感覺，想起來都煩，根本看不下去。"以我倆多年的交情，他知道我不是裝孫子。
他點點頭，深有同感。因爲他也不比我好到那兒去。
一種可怕的"毛冷症"已經開始在我們這些昔日的毛林戰將中蔓延，當年那些一聽說明天有一部毛片過路就興奮得一夜不睡、去看毛片時都一路勃起的輕狂少年都到哪里去了？
這一點也不奇怪。用法蘭克福實證學派的做法，我可以舉出兩個例子。一，據說古巴比倫王國就毀于色情，人們的縱欲過度導致體質下降精子質量下降生育能力下降，最終導致了一個文明古國的湮沒；二，有科學家指出，現代人性興奮的敏感度、頻率和持久性均比古人有明顯下降，原因也不外是太多地接觸色情産品。古代人收藏心上人的一縷頭髮就能讓自己達到高潮，而現代人呢？——即使見到令你動心的身影，你依然帶著冷漠的表情。
有一種說法是，一對男女在相識的第一年裏每做一次愛就往一個缸子裏放一粒黑豆，從第二年開始，每做一次愛就從那個缸子裏拿出一粒黑豆，一輩子也取不完。
興奮的衰减與厭倦的不可抑制真是太可怕了，所以還是儘量悠著點兒。
請大家接受我這句具有警世意義的勸誡，也算是這篇文字的一點兒積極意義吧——
色字頭上一把刀
不要見招就拆招
關于毛片的記憶碎片
老六
用古龍的話講，青樓女子把自己弄成良家婦女的樣子才誘人，大家閨秀偶爾露出點兒放蕩的樣子也才動人。按照這種邏輯，這篇一看名字就注定出身不好的文章應該想辦法給它披一件文化的外衣才是。
好吧，我試試看。
先從商務印書館的《現代漢語詞典》說起。前段時間有人批評它，說若干次修訂後，像"克隆""斑竹"等一些走進新時代的詞兒仍沒有被收進去，還有，對"虎"這樣的珍稀動物居然還解釋成"肉可食用，骨可入藥"，實在是太不環保了。批評得很對。
《現代漢語詞典》沒收錄的詞多了，你永遠不要指望它會在"毛"這個字根下收入"毛片"這個詞兒，儘管它絕對是社會流行語。《現代漢語詞典》解釋欠妥的詞也多了，像對"下流""淫穢"等詞語的解釋便很不人道，如果真信了它的說法，你簡直就找不到還有什麽下三路的事兒是上流、不淫穢的了。這本詞典對人類的原罪感進行了最有說服力的解釋——只要你膽敢分泌荷爾蒙膽敢有性衝動膽敢作愛，你就是淫亂的，放蕩的，罪惡的，違反人類道德準則的。
還是讓我們用民間的眼光來看待"毛片"這個詞兒吧。這個詞語在八十年代的中國興起，沒見過什麽世面的老百姓有奶就是娘，將一切"下流""淫穢"的色情影視作品——畫面下限是女性乳房的長時間裸露及性愛意識的大量渲染，上限是赤裸裸的性交鏡頭，在這一範圍內的所有影視作品均被稱爲"毛片"。我就曾經受過三級片的騙，說是毛片，看破天了也不見一根毛，把窮哥們憋的那叫一個難受。也不能怪人家，因爲那時候還真沒有對毛片和三級片的準確定義和科學劃分。
九十年代後，人民見多識廣了，就把那類不暴露性器官的軟性色情（softcore）影視作品從中分出"三級片"一類另立門戶，與之相對，硬性毛片（hardcore）也有了"頂級片"、"高片"等稱呼。如今流行洋字碼，就有一些人仗著自己懂幾個英語單詞，將其稱爲"A片"——A者，adult是也。
我對方言的研究很不在行，不知道其他地方管這玩意兒叫什麽？我聽到過山東人說"毛片"這個詞兒，由五大三粗的山東人用瓮聲瓮氣的嗓子擠出來，顯得一點兒也不雄性。據說成都人稱其爲"歪錄像"，不知道這個名字只是適用于三級片還是毛片。
鑒于當時中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背景，初期的毛片主要以VHS錄像帶形式在民間傳播。
毛片由出國人員從國外帶來。當時能出趟國的人，就跟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一樣稀罕，回國後經常要在報刊上連載《旅美札記》、《旅歐見聞》之類的文章來讓別人眼紅（特立尼達和多巴哥這樣的國家就算了），而他們如何帶著毛片成功混過海關，再在一片黃色沙漠上布道的事迹，却從不在文中透露。由于片源的稀少，毛片絕對被居爲奇貨，如果你手中攥有一盤毛片，這個消息馬上就會在可以流傳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流傳，最後恐怕連動物園的黑猩猩都會跑來央求你借它開開眼。
與片源的珍貴一樣，播放設備也屬于稀罕物件。當時的錄相機價格約爲3500元（而那時一個大學生一月的生活費是50元），幷且在商場買不到，只能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附近的出國人員服務部靠一個很特權的批文提貨，或購買從南方運來的走私貨——我認識的有錢人中，至少有兩個當年幹過這營生，在福建海邊刀口舔血般拿到幾十件貨，再雇人一台台從南方背到北方，在火車上還經常被查抄，這些因素都使得錄相機既貴且少。
片源稀少，播放設備稀少，能看到毛片的機會簡直就是稀少的平方了。我從聽到毛片這個字眼到第一次看到毛片，中間隔了四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四年時間還不算長的，可憐我們宿舍老二，他一盼就是七年。這期間他刻苦鑽研《金瓶梅》的版本學，又收集了若干署名"霞飛"和"亦舒"的色情小說，但就是沒有看過一部毛片。
難怪他少白頭。
不知道現在喜歡看電影的人還能不能理解"過路片"這個概念，意思是不可能公映或很久以後才公映的影片在某影院臨時放一兩場，宛若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當時只要一聽說有"過路片"要放，那是千方百計也要去看的。美國的《霹靂舞》和香港的《霹靂情》，我都是高三時逃課看的"過路片"。
毛片更是以過路片的形式在我們這些無立錐之地的窮學生中流傳。
那是大一的下半學期，一次午飯後，一位大三的師兄說他手頭有盤毛片，只能在他手裏留半天，問去誰家能看，阿光提議去他家。他們議論這事兒的時候旁邊坐著幾個人，包括我。大概是不好意思把我丟下，或怕我懷恨告密，他們扭臉邀請了我，這使得我對他倆終生都充滿了感激，儘管人家覺得這根本算不了什麽。
如今我的腦海中幻化出這樣一幅場景：在俗套的馬斯卡尼《鄉村騎士》間奏曲的背景音樂下，九個青年男子騎著自行車奔馳在北京藍天白雲下的街道上，要多快有多快。其中惟一一個不戴眼鏡的人眼神最好，他警惕地四處掃視，一個膀大腰圓的人橫眉立目地守侯在另一個人身邊，單看那個被保護者兩條跟穿了條毛褲一樣的毛茸茸的小腿，就知道他是這幫人中小腿肌肉最發達的，他騎的也是一輛最好的車，以備有人盤問時一騎絕塵。
——他胸前的軍挎裏，硬硬的橫亘著一盤毛片，毛片用報紙包著，又用《中國革命史》跟《大學英語》兩本書夾著。
說起來這麽詩意，其實當局者迷，那天我就像做夢一樣騎了十幾公里趕到阿光家，什麽文學性的描述都是扯蛋，惟一的念頭是，我就要看上毛片啦！
"這時，燈一黑……"
這是十幾年前流行的那種花哨雜志裏"警笛聲聲"類報告文學的慣用手法，套用到這裏，用來描述我那次毛片處女觀摩。至于片子的內容，看過的人不用我復述，沒看過的人不宜我講述，就算了吧。
幸運的是，我的第一次毛片觀影經歷還不至于太丟面子。首先，那盤帶子的畫質非常好，幾乎是我有生以來看到的清晰度最高的毛錄像，如果你看過那年頭那種類似雪花一樣畫質的錄像帶，就會知道我能在自己的第一次時攤上那麽清楚的帶子簡直是一種值得流泪的幸福。其次，我表現得還算鎮定從容，連我自己都感到驚訝。
之所以那麽鎮定，是因爲一塊審片的都是平時經常探討社會、哲學等嚴肅問題的夥伴，剛研究完叔本華舍斯托夫，又在這裏肉帛相見，怎麽著也得端著點兒；再說，如果表現得太過面瓜，會讓別人看不起的，就跟一個女孩吹噓自己失身如何之早一樣，所以我就努力做出見多識廣的樣子，儘管內心緊張得不行，直想亮開嗓子嚎叫幾聲。
看到後來，重複的活塞運動再次開練時，我已經能讓自己站起身來（此時襠部已不那麽引人注意），走到書架旁觀賞起阿光家的藏書來。我看的是一本胡績偉的《民主論》，覺得很好，回學校就買了一本，珍藏至今。
我們屋老二就沒這麽輕鬆了。他性格內向，不屬于江湖上混的人，所以大家有看毛片的機會也不叫他。等他終于放下架子求我們給他安排一次的時候，已經是大四。苦盼七年，其心也誠焉，其性也足焉。
記得那是一盤縮錄的錄像帶，三個小時長的帶子錄了七八個小時的節目，全是真刀真槍的幹。我們這些老江湖看這些東西已經很稀鬆平常了，幷且爲了在老二面前顯示自己的優勢，故意說說笑笑打打鬧鬧，中間一度還有人囔囔沒意思要換成魂鬥羅，但老二端坐在離電視機最近的小馬扎上，七個小時內一動不動，一聲不吭。直到最後一段，大概是一截法國毛片，就像如今的年輕人格外推崇法國的藝術片一樣，法國人的毛片也顯得那麽卓爾不群。老二終于吐出一句："這個……挺好。"
他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嗓子已經完全啞了。
處女觀摩結束後，我忍住求師兄將那帶子重放一遍的欲望，萬分留戀地從阿光家出來，兩腿鬆軟地走出樓門，心還留在那春光乍瀉的活色生香中。我兩眼模糊而又漠然地朝四周看看，感覺周圍的一切竟是如此陌生，男男女女都變得那麽不真切，連太陽的顔色也和以前大不一般（此段仿嚴鋒《好玩》文）。
此時的我儘管還是童子身，但幸虧已約略知道男女間是怎麽回事，否則，我堅信毛片對我的刺激將是致命的，不可想像的。
第一次知道人類的性生活常識是上初中時，我看到一本叫《家庭百科》的書，定價0.14元，封面是那時的當紅影星陳沖，穿著一件鮮艶的毛衣，身傍花枝俏，胸前戴著"上海外國語學院"的校徽。書中大多是介紹如何去掉飯菜中的糊味兒之類的生活常識，但有一章是"夫妻性生活指南"，詳細講述了如何讓性生活和諧，以及避孕懷孕的知識，看得我血脉賁張醍醐灌頂。
可惜這一章一共才有七頁，其中具體的動作指南和場景描寫只有兩頁，讓人很不過癮。以現在的眼光看來，內容也是極保守的。但對于我來說就像天塌下來一樣，只覺得所住的幷非人間，那麽淫穢下流，那麽見不得人。
我認爲，如果一個年輕人知道人類的性活動是怎麽回事兒以後，能够克服心理動蕩依然尊重自己的父母，那就說明這人樹立了正常的性觀念。
從生到死只有一步
從死到生，却要走
很長很長的路
像我這樣品學兼優的學生，從小學到大學，成績都是呱呱叫。問題就出在這裏，爲了能够把自己從小學順利到達大學，我必須得把書上那些東西背得爛熟。至今我還記得《生理衛生》課中"如何防止青少年手淫、遺精"這道題的標準答案：一，穿寬鬆的內褲；二，樹立遠大理想，把精力都放在學業上；三，不要睡得太早；四，不接觸不良讀物。如果真的按這個程序來執行，恐怕我的小鶏鶏永遠都長不大。
一邊背誦著標準答案，一邊背叛著標準答案，這就是我們如履薄冰的青春期。
多麽凶險的成長。後怕之餘，也對誤人生理的《生理衛生》課恨之入骨。
如果我是無所不能的上帝，一定罰那個教材編寫者，讓他的腦子裏只能思考數理化，累死才能睡覺，說夢話都得用英語，幷且只能穿大褲衩，褲襠裏寬鬆得能跑六匹馬，看他跑不跑馬。
他娘的。
從那天以後，《鄉村騎士》間奏曲便屢次在我少年的心中響起。那時的北京，沒有交通堵塞，沒有盜版碟片，沒有桑拿小姐，沒有網吧酒吧，只有春季漫天的風沙，春夏之交街上激憤的人群，和一年四季暗潮涌動的毛片。
如今我經常像游魂一樣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逡巡，每當經過一個當年曾潜入看毛片的地段，便會涌起一陣熟悉的暖意，同時會驚訝這麽曲折的地方當年竟能執著地找到。
我們的父母們啊，在不被瞭解的另一面，在上班不在家的另一段，知道你們的家中有什麽在上演嗎？
——是未來的主人翁在黑暗中摸索出來的性成熟。
如今我所在的單位正在搞ISO質量認證工作，我對這一工作非常擁護。只要當年看過毛片的人，都知道制訂一個規範的質量標準是多麽重要。有多少次，辛辛苦苦情緒飽滿地趕到某人的家中，結果發現手中的錄像帶是NTSC制，而他家的錄相機只能看PAL制，或那盤錄像帶是縮錄的超長版本，而他家的錄相機也看不了，一腔醞釀好的邪火難以發泄，那個急啊，恨不得罰那孫子立馬脫衣服來一段現場秀。
因爲難得，所以珍惜。哥幾個都是把有限的時間投入到無限的毛片生涯中。有一天，老蔡一天內連趕三個場子，把同一部毛片連看三次。最後一遍結束後，老蔡臉色發綠地跟哥幾個倦鳥知歸，320路公共汽車到農業科學院一站時，大夥把他往車下推："你到站了，快下去快下去。"
"這是農科院啊。"
"是啊，你不是在農科院接受研究嗎？"
"研究？我有什麽值得研究的？"老蔡的臉上煥發出驕傲的羞怯。
"農科院大牲口研究所正在研究你，爲什麽能跟個大牲口似的性欲旺盛？"
高中時我們在熄燈後的床上暢談人生理想，有人胸無大志地說是痛痛快快打個噴嚏，有人色迷迷地說是被若干美女輪奸。這種淫賤的理想一說出口，頓時博得滿宿舍淫賤的笑聲，想得真美。
有機會看到毛片後，一幫小光棍全在性幻想方面未成曲調先有情，個個精力彌漫，沖勁十足，像什麽性虐待、人與獸啊，哪口最葷就愛哪口。如今，那幫孩子都已人到中年，却是能不依賴偉哥就不錯了，再提起當年的生龍活虎和冒險精神，真是性欲已成空，宛如揮手袖底風。
青春啊青春，一定要用最殘暴的手法給自己幹掉，因爲荷爾蒙旺盛的那段日子實在是太難熬了。
一個小兄弟跟我說，他最思春的時候，只要看到帶女字旁的漢字，都要産生性衝動。他是中文系的，難怪對文字敏感。而我呢？第一次出最遠的門去廣州，先找了家影院看《老娘够騷》。因爲我在北京的時候經常翻《羊城晚報》，最眼饞的就是中縫的影劇預告，《老娘够騷》這個名字讓我覺得廣州人簡直是生活在天堂。結果……那些愛給片子取個嘩衆取寵名字的片商，我操他們的大爺們！！！
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喜歡過杜可風。去他娘的《重慶森林》，去他娘的《墮落天使》，誰讓你該够騷時不够騷？
爲什麽春天加上青春期，我就克制不了自己？黃舒駿唱道。
後來跟一個哥們探討人生，他提出一個論調：古代爲什麽能出那麽多通天地之變曉古今之事的大學問家？是因爲他們很早就結婚，不用再爲性問題而苦惱壓抑，就把一門心思都用在治學上了。仔細想來，確有道理。
現代人性成熟得早了，結婚反倒晚了。整天憋得嗷嗷叫，這當口還能讀點兒正經書，簡直是在虎口奪食，太不容易了。
向晚婚時代的大學問家致敬，致敬，再致敬。
看毛片的另一種樂趣來自那種禁忌的快感。看毛片的罪惡感根深蒂固地植根于我們的心靈土壤，只要小鶏鶏一硬就覺得誰都對不起就該天誅地滅，就恨不得一盆凉水澆滅自己的欲火，但又管不住自己，欲火仍熊熊。用句文雅點兒的話是，天人交戰。
姜文初識啼聲的《末代皇后》中，婉容（潘虹飾）平靜地用白嫩的玉指按熄湯湯水水的紅燭。這個鏡頭擱到符號學解構學那裏，就是最直白的性壓抑。
後來我才知道，美國色情片的出口創匯遠遠高于好萊塢的那些所謂大片，這就說明全世界的人民都離不開毛片。偏偏我們所受的教育是毛片無异于洪水猛獸毒品毒藥，這簡直是讓中國人民跟全世界人民作對，讓中國人不符合人類標準，或曰反人類。
好像是第奧根尼說的，人與動物的區別就是，不渴而飲、四季性交。
一個人引人注目之後，關于他可以有很多定語，比如說那個殘害黑熊的人，你可以說他是一個心智發展不健全的人、一個沒有愛心的畜生、一個清華大學機電系的學生、一個積極要求入黨的人，或者就說是一個穿四十二碼鞋的人，都行，偏偏我們會把清華大學學生這一身份與殘害黑熊這件事兒聯繫在一起，不知是瞎了眼了犯了賤了還是別有用心。倘若那哥們是淮南煤礦師範學校的學生，恐怕這一身份就沒人提起。
毛片也是這樣。比如一個進行了性犯罪的人，他也可以有很多身份，如一個荷爾蒙分泌過量的人、一個性欲戰勝理智的人、一個蔑視人類道德法律準則的人、一個不知道他母親姐妹也是女人的人等等，偏偏我們會說他是一個看了毛片才控制不住自己的人，于是毛片就跟這哥們一塊被判了刑。
毛片啊，你替多少做了壞事又不敢擔當的人背著沉重的黑鍋？！
中國超超白金的流行歌手張薔在她獨步歌壇的八十年代出版了一盤又一盤口水歌，其中有一首叫《快樂的星期天》，以一個快樂無邪的小女孩口吻唱道，她和她的媽眯在星期天"逛逛百貨公司，又去看場電影，跑到公園遛遛，再去吃點兒東西"，于是"惹得我笑眯眯"。
瞧人家這禮拜天過的。
我跟睡在我上鋪的兄弟聽到這首歌的時候，議論說人家的那些周末活動真是人生的幾大美事，而我們的人生美事兒是什麽呢？過不成還不讓憧憬一下啊？想來想去，打麻將（打麻將的時候還要有足够的烟抽）、看毛片（看毛片的時候最好是圖像清晰沒人打擾）肯定是其中之二。
大學四年，觀摩毛片幾十次，都是集體活動。每次看到那些北京同學把一盤路過時間比較長的毛片揣到懷裏說要帶回家獨自享用，都讓我們爲自己不是北京人而自卑。
這世界上最不人道的事情是讓人民總得聽張俊以的歌，比這更不人道的事兒就是讓年輕人必須得扎堆看毛茸茸的片。
後來看《白頭神探》中的某一集，白頭翁Leslie Nielsen興致勃勃地借回家幾盤毛片，準備跟嬌妻（他老婆真是個粉雕玉琢般的美人）歡渡周末。這段情節令我眼界大開，才知道夫妻生活也可以有這種過法。結果好事多磨，他的如意算盤被同事攪了，被叫去執行任務，那些毛片春心寂寞地攤在床上。我比白頭翁更恨那個同事。
那人由棒球明星辛普森客串。後來這小子犯了案子，進了局子，這個消息把我樂壞了："我早就看出那孫子不是個東西！"
應該說現如今社會對毛片的寬容度大多了，儘管一些小區的墻上還有"不觀看淫穢錄像"等居民守則，而當時，絕對是一種比地下黨都要隱秘的行爲，一旦被局外人發覺，即使人家不說，你自己就有身敗名裂的感覺。而如果被組織上抓住，那就比說你是陽痿都丟人。
若干年前，南方某地方有綫台的播出人員插錯洞，將自己正在欣賞的毛片變成公衆信號播出，一時沸反盈天。後來王朔在他的小說《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中套用了這一情節。
吉人自有天相，與毛同行的十幾年間，我從來就沒有被抓過現形，但却經歷過一次很蹊蹺的毛片事件，險過剃頭。
那次我跟小强去他家觀摩毛片，也就放了一個多小時，屏幕上突然變成了《米老鼠和唐老鴨》（後來才知道，那盤帶子本來錄的是迪斯尼動畫，又被其主人刷新成更人文主義的毛片，但長度的不一致導致沒有覆蓋完全），把我們倆急得直跺脚。
"看你丫借的這是什麽東西，不會這麽短吧？"小强一邊著急地調著錄相機，一邊氣急敗壞地埋怨我。
我正想辯解幾句，只聽身後傳來一個威嚴的聲音："你們在看動畫片啊？"
原來是小强的爸爸突然回家，悄無聲息地站在了我們身後……
等我努力鎮靜地寒暄幾句後，老强進了洗手間。這時我跟小强再也綳不住，一下子對著錄相機跪了下來，渾身癱軟，感激涕零——錄相機爺爺啊，你真是個智能家電！
那盤毛片短得真好，短得恰倒好處，就像女孩的裙子。
我們宿舍的老五與一個女孩相識于1989年4月27日那次漫長的街上行走，兩人後來相愛。
那天，老五去看一部過路毛片《紅樓夢》，而這部片子我早已看過，就耗在宿舍發呆。突然，他女友的室友急促地敲門，說她病了，讓老五快去救人。找個理由把老五的失踪搪塞過去，只好讓我來承擔這個重任了。趕到他們宿舍，只見伊捂著小腹臉色蠟黃，估計是女孩子的某種病，也不好意思多問。
那時的我瘦不瘦，有肌肉，一把力氣還够用，加之她也不像幾年後那麽豐腴，所以背起就跑，將其從五樓扛到樓下，又用自行車推到校醫院。
大夫說，如果再晚到一會兒，就會糟天下之大糕。
等老五面皮潮紅地回來，驚悉此訊，懊天下之大惱，用無比痛悔的口氣說："我再也不看毛片了！！！"又給我買了一包KENT烟作爲酬謝，我當之無愧地接了。
臺灣人說男人都是一根筋，從腦袋直通褲襠。根據這一解釋，男人所發的跟褲襠裏那根筋有關的毒誓，絕對不可全信，全不可信。沒過多久，老五就又跟毛片搭鼓上了。
但看毛片的男人就不是好人嗎？我奉勸年輕的姑娘們千萬不要這麽想。畢業時，老五兩人想盡辦法分到一起。一年後，她身患惡疾，有雙目失明的危險。老五趕在她做手術之前，與她結了婚。到哪里找那麽好的人，配得上你隨時失明的青春？
好人好報，她的手術很成功，眼睛保下來了。這幾年日子過下來，他們有了個大胖兒子，過上了體面的生活，甚至在城邊的風景區還擁有了一套別墅。
寫到這裏，該是一個很瓊瑤的故事了。但去年與老五在一塊喝酒，他遺憾地說自己這輩子只談過一次戀愛，就跟一個女人好過，實在是太乏味了，太沒勁了……
兩個人守住一段感情還算容易，一個人要守住一段感情，基本上，這個，很難。
那幾年間我通過各種渠道看過的毛片不下幾十盤，有的一盤上還滿滿地錄了好幾部，但令人驚奇的是，這些毛片居然沒有一部是重樣的，簡直太神奇了。
這至少說明兩點：一，當時熱衷于從國外帶毛片回來的人絕不是少數，熱衷于在黃色沙漠上布道的人絕不是少數，而民間傳播毛片的渠道也是非常廣泛的；二，跟這個大量複製的數碼時代不用，當時能擁有兩台錄相機搞對錄的條件實在是太難得了。我畢業後認識了一個人，他家有十幾盤毛片，全是縮錄的，每盤均長達八九個小時，把我羡慕的。他們兄弟倆屬于先富起來的那幫人，一家一台錄相機，更難得的是，他們兄弟倆能够坦蕩蕩地交流毛片。
哥幾個一塊看毛片時，往往會有人邊看邊囔囔沒意思，這有兩種可能：一，他是個僞君子，既想當嫖客又不想得性病；二，毛片看多了，確實沒意思。
看過的毛片很多，但能記住的不多，這說明毛片這種東西儘管我們離不開，但也不能是視聽享受的全部。
好了，這種類似覺後禪一樣的道理就說到這兒。我現在還有印象的毛片，一部是西方的毛科幻片，一部是香港的《武則天》。片中表現武則天的和尚情人薛懷義的性具，用了極誇張的手法，讓你覺得他那東西真不應該叫"小和尚"而直接叫"大和尚"得了，看得我們居然有了一些喜劇的感覺。
後來這種東西就看多了，專家稱之爲"後現代"。
我一直對毛片演員心存敬意，那些男演員太讓我們自慚形穢，不提也罷，而那些女毛星，很多從模樣到演技到敬業精神都挺棒的，不比那些好萊塢巨星遜色。我曾經見過一部毛片中的演員長相酷似我的偶像米歇爾•菲佛(Michelle Pfeiffer)，讓人感念不已。其實米歇爾•菲佛也不過是超市收銀員出身，她沒必要歧視人家。
一個人，有醜陋權，有肥胖權，也應該有演毛片權。你看不起人家，你自取其辱（龍應台語）。
關于毛片，我有這麽幾個疑問，求教方家。
在改革開放以前，那些能看到毛片的中國人管這東西叫什麽？由于我認識的人都是苦出身，八十年代以前別說讓他們看毛片，就連一毛不拔的外國片子都看不上，所以對那些紅色貴族圈子裏的語言很感興趣，望有識之士指點。——以我對那類人語言天賦的匱乏和道貌岸然的作風的瞭解，他們大概就叫一個"那種片子"了事，但願不是這樣。
還是得感謝改革開放，老百姓也能够享受到下流淫穢的東西，漢語裏也多了"毛片"這個名詞。
另一個疑問是，爲什麽女同胞對毛片全都表現得那麽抗拒？見幾個女性說看毛片的觀感，都是忍不住要嘔吐的感覺。女性小說中也多有這樣的字句。
偏偏跟我說這些話的女孩幷不是那種假惺惺的人，這就值得探討一番了。
我看過一個社會學家對美國社會的分析，說美國的色情産業全是以男性爲主體，毛片中的女性不過是男人的玩物，長此以往，女性就淪爲性活動中的泄欲工具，所以美國才有女性被强奸其他男人却無動于衷的社會問題。
我一度認爲這種說法解釋了爲什麽女性不愛看毛片，但仔細一想，按這種邏輯，那些怯懦的旁觀者全是毛片看多了的人，而見義勇爲的人全是不看毛片的人。這真是混蛋話，儘管這種口徑很符合我黨的宣傳政策。我更傾向于認爲，喜歡看毛片的人才有足够的雄性路見不平血氣方剛挺身而出，而不敢看毛片的人以及看過毛片假裝沒看過或不喜歡看的人才是那種虛僞到明哲保身的人。
我曾利用有限的出國機會考察過外國的毛片市場，終于知道了一個成熟的毛片産業是那麽百花齊放，能够滿足任何消費群體的性癖好，而國內流傳的毛片，品種較爲單調，基本上都是那種以男性爲消費對象的片子，難怪女性不喜歡。
隨著時代的進步，多元化的格局也開始在我國的地下毛片市場初露崢嶸，我便看到了幾張專供男同性戀享受的毛DVD，甚至還有一盤毛MTV。
倘若這篇文章的讀者中有搞盜版買賣的，强烈建議你們爲中國的女性觀衆引進一些能够滿足他們需求的毛片。
毛片看多了，不由得你不厭倦。外國人太過憨厚機械，毛片拍了幾十年千萬部，還是那些老俗套，讓我們這種"文似看山不喜平"的藝術青年無比氣悶。
如果要推選最合適的毛片導演，我想肯定是古代的中國人，看那些艶情詩，幾乎就是現成的毛片分鏡頭脚本。再說具體點兒，我會推薦李漁和蔡東藩。瞧李漁的文章，從普通級的《無聲戲》到三級的《十二樓》到頂級的《肉蒲團》全都要得，《肉蒲團》更是個中翹楚，動人情處未曾描。
更難得的是，李漁還曾率領一干姬妾在西湖開辦類似性講座一樣的大型PARTY，給年輕人傳道授業解惑，如果當時有DV的話，現成就是一部毛片。我曾看過一個跟他同時代的文人的筆記，說到這段故事，對李漁極盡鄙夷之能事，說以後再也不跟這種低級趣味的人打交道，再也不參加這樣的沙龍了。
一個人的日記是當不得真的，特別是當他知道以後要給人看的話，或者他寫日記就是爲了以後給人看的話，肯定就有了作秀的成分，所以咱們那些英雄人物日記的真實性絕對值得推敲。我不認爲這人有他自己說的這麽純真。再說，不研究床第之事也不見得就多光彩多能成大事，我不認爲他比人家李漁更有出息——至少他的名字我就記不起來。
蔡東藩本人不寫色情文學，但他的歷朝演義也有零星的毛事兒，更難得的是，他喜歡在書中自我加注。我認爲那些注非常具體地傳達了拍攝毛片的竅門，不信你去看看。如果毛片能按他的指點去拍，肯定會讓外國人看得一楞一楞的，直竪毛茸茸的大拇指："東方文明，wonderful！"
DVD技術普及後，毛片迎來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高清晰度畫面，海量儲存，豐富的菜單內容，有的還采用了多角度多機位多綫程傳輸，使得你不必老是看那種單調的體力勞動，有的甚至還可以調出中文字幕。
在我看到的毛DVD中，最漂亮的是VIVID公司的出品，這可能是美國最大的成人影片公司，現在由一位退役女毛星擔任CEO。他們的産品全是明媚陽光下的俊男美女在不辭辛苦地勞作著，女演員個頂個都可以當好萊塢明星的，片中的性觀念和動作也很健康明朗。很多人DVD機上的那個多角度鍵都是看VIVID 公司的毛片才初次派上用場的。他們的DVD菜單也很出色，出了特牛逼的正片外，還有毛片奧斯卡的頒獎現場和獲獎片斷，以及預告片、精選、演員檔案、毛游戲等，讓你能非常形象地感受到DVD絕對是一種革命性的視聽産品。
但VIVID公司影片的最大特點是雷同，相比之下，Larry Flynt公司出品的毛片具有極高的藝術性，有的地方類似維美派導演楊凡的手法，却又該出手時就出手。這家公司的老闆正是《性書大亨》(The People vs. Larry Flynt)中Woody Harrelson演的那個Larry Flynt，他在這部影片中的一段慷慨陳辭幾乎可以成爲毛片愛好者的禱告詞。是啊，强權政治下那番顛沛流離民不聊生的情景沒人譴責，賞心悅目的鮮活肉體反倒犯了忌，真他娘的操蛋。
說點披著文化外衣的事兒。Larry Flynt關于色情産業的幾場官司打下來，導致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出臺。在幾本國內翻譯過來的大衆傳播學著作中，全都沒有提到這個案例，是不是給修訂掉了？不知道。
看多了萬變不離其宗的毛片，就會覺得有情節的三級片比毛片更有趣。香港地區的三級片，已經有人進行了全面研究，有興趣的人可以看一下歡樂宋在本版的那個帖子，這裏主要探討一下洋三級片。由于盜版販子都致力于發展頂級片，所以國內的洋三級片市場一片雕零，對其研究更是少得可憐，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只能道其大概，貽笑方家。
可能是人都有貪多的習性吧，單獨成片的三級片在我看來都不是很好看，相反，那些系列成套的三級片却讓人感到很解氣。
在我看過的三級片中，最牛逼的應該是沙曼•京(Zalman King_的《紅鞋日記》(Red Shoe Diaries)系列，對都市女子的性感受有著很微妙深刻的描募，除第一集是部正常長度的片子外，其餘十八部均是二十分鐘左右的短劇，看著一點都不累。第一集中的大衛•杜楚尼(David Duchovny)到後來的各集中僅成了串場人物，大概是他研究起X檔案後失去性能力了吧。
除了常見的《艾曼紐》、《O娘》系列外，我更喜歡現代都市背景下的三級片，如Peter Diamond導演的"權力、醜聞、欲望"系列，目前國內能找到《Body of Love》、《Lawful Entry》、《Erotic Possessions》、《On the Other Side》、《Perfect Man, The》、《Sweet Revenge》（又名《Fifteen Minutes of Fame》、《True Vengeance》等，原諒我用英文名，因爲碟商翻譯過來的名字無非是什麽《欲海嬌娃》、《狂野邊緣》什麽的，實在難以分辨。此外，VCD時代還看過一套美國法庭三級片，每集審理一個跟性愛有關的案子，也挺好看。
1974年，第一集《艾曼紐》(Emmanuelle)拍竣，成爲軟性色情片的翹楚，其後又陸續拍了N多集，甚至還有了黑人演的艾曼紐，最新的一集叫《Emmanuelle 2001: Emmanuelle's Sensual Pleasures》，但我沒看過。當年的導演Just Jaeckin憑此片大發利市，後來成立了一個以他名字爲名的電影公司，專門拍攝這類東東。最近有一套該公司出品的三級片在盜版業流傳，名爲《浪漫維納斯》，共七張，拍得非常棒，有這種愛好的朋友不妨去找找看。
去年香港搞了一個法國情色電影展，將《艾曼紐》列爲開幕片，其中有《羅曼史》《操我》等等，都還可以理解，莫名其妙的是主辦方居然把侯麥的《克拉之膝》也收入其中，真是居心叵測。
啊呸！侯麥也配？
有一年我參加書畫家協會的理事會，央求某著名書法家寫了個條幅，上書三個大字"毛家灣"，送給一個朋友。
他高興壞了，因爲我們倆都對林彪感興趣，交流過不少心得。
"你丫別臭美了。"我對他的誤會感到很沮喪，"我讓人家寫這三個字，是看您這個家裏全是毛東西。你看，毛小說，毛畫報，毛錄像帶，毛VCD，毛LD，毛DVD，還有毛撲克……"
他也對我的一番好意不買賬："那還是你留著自己用吧，這麽好的字。"
我擺擺手，沉痛地說："不行了。我得了一種病。"
他無限同情又幸灾樂禍地看著我。
"毛冷症。"
"？"
"就是毛片冷漠症。我他娘這段時間對毛片特沒感覺，想起來都煩，根本看不下去。"以我倆多年的交情，他知道我不是裝孫子。
他點點頭，深有同感。因爲他也不比我好到那兒去。
一種可怕的"毛冷症"已經開始在我們這些昔日的毛林戰將中蔓延，當年那些一聽說明天有一部毛片過路就興奮得一夜不睡、去看毛片時都一路勃起的輕狂少年都到哪里去了？
這一點也不奇怪。用法蘭克福實證學派的做法，我可以舉出兩個例子。一，據說古巴比倫王國就毀于色情，人們的縱欲過度導致體質下降精子質量下降生育能力下降，最終導致了一個文明古國的湮沒；二，有科學家指出，現代人性興奮的敏感度、頻率和持久性均比古人有明顯下降，原因也不外是太多地接觸色情産品。古代人收藏心上人的一縷頭髮就能讓自己達到高潮，而現代人呢？——即使見到令你動心的身影，你依然帶著冷漠的表情。
有一種說法是，一對男女在相識的第一年裏每做一次愛就往一個缸子裏放一粒黑豆，從第二年開始，每做一次愛就從那個缸子裏拿出一粒黑豆，一輩子也取不完。
興奮的衰减與厭倦的不可抑制真是太可怕了，所以還是儘量悠著點兒。
請大家接受我這句具有警世意義的勸誡，也算是這篇文字的一點兒積極意義吧——
色字頭上一把刀
不要見招就拆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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