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世紀前《紐約時報》對李鴻章的采訪(NY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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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世紀前《紐約時報》對李鴻章的采訪

英文原文   以下爲中文翻譯,譯者未知。

離開在歐洲考察訪問的最後一站英國後,大清帝國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乘"聖-路易斯"號郵輪于當地時間1896年 8 月28日抵達美國紐約,開始對美國進行訪問。李鴻章在美國受到了美國總統克利夫蘭的接見,幷和美國一些要員及群衆見面,受到了"史無前例的禮遇"(《紐約時報》)。9月2日上午9時許,李鴻章在紐約華爾道夫飯店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美國記者:尊敬的閣下,您已經談了我們很多事情,您能否告訴我們,什麽是您認爲我們做得不好的事的呢?

●李鴻章:我不想批評美國,我對美國政府給予我的接待毫無怨言,這些都是我所期待的。只是一件事讓我吃驚或失望,那就是你們國家有形形色色的政黨存在,而我只對其中一部分有所瞭解。其他政黨會不會使國家出現混亂呢?你們的報紙能不能靠國家利益將各個政黨聯合起來呢?

●美國記者:那麽閣下,您在這個國家的所見所聞中什麽最使您最感興趣呢?

●李鴻章:我對我在美國見到的一切都很喜歡,所有事情都讓我高興。最使我感到驚訝的是20層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樓,我在中國和歐洲從沒見過這種高樓。這些樓看起來建得很牢固,能抗任何狂風吧?但中國不能建這麽高的樓房,因颱風會很快把它吹倒,而且高層建築若沒有你們這樣好的電梯配套也很不方便。

●美國記者:閣下,您贊成貴國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嗎?

●李鴻章:我們的習慣是送所有男孩上學。我們有很好的學校,但只得付得起學費的富家子弟才能上學,窮人家的孩子沒有機會上學。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你們這麽多的學校和學堂,我們計劃將來在國內建立更多的學校

●美國記者:閣下,您贊成婦女接受教育嗎?

●李鴻章(停頓一會兒):在我們清國,女孩在家中請女教師提供教育,所有有經濟能力的家庭都會雇請女家庭教師。我們現在還女子就讀的公立學校,也沒有更高一級的教育機構。這是由于我們的風俗習慣與你們(包括歐洲和美國)不同,也許我們應該學習你們的教育制度,幷將最適合我們國情的那種引入國內,這確是我們所需要的。

●記者:總督閣下,您期待對現存的排華法案進行任何修改嗎?

●李鴻章:我知道,你們又將進行選舉了,新政府必然會在施政上有些變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發表任何要求廢除《格利法》的言論,我只是期望美國新聞界能助清國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報紙在這個國家有很大的影響力,希望整個報界都能幫助清國僑民,呼籲廢除排華法案,或至少對《格利法》進行較大修改。

●美國記者:閣下,您能說明選擇經加拿大而非美國西部回國路綫的理由嗎?是不是您的同胞在我國西部一些地區沒有受到善待?

●李鴻章:我有兩個原因不願經過美國西部各州。

第一,當我在清國北方港口城市擔任高官時,聽到了很多加州清國僑民的抱怨。這些抱怨表明,清國人在那裏未能獲得美國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他們請求我幫助他們使他們的美國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認,幷享受作爲美國移民所應享有的權利。而你們的《格利法》不但不給予他們與其他國家移民同等的權利,還拒絕保障他們合法的權益,因此我不希望經過以這種方式對待我同胞的地方,也不打算接受當地華人代表遞交的要求保證他們在西部各州權益的請願信。

第二,當我還是一名優秀的水手時,就知道必須學會自己照顧自己。我比別人年紀要大好多歲,從溫哥華回國的航程要比從舊金山出發更短些。我現在才知道,清國"皇后號"船體寬闊舒適,在太平洋的所有港口都難以找到如此之好的遠洋客船。

排華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家都承認,競爭促使全世界的市場迸發活力,而競爭既適用于商品也適用于勞動力。我們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愛爾蘭裔移民欲獨霸加州勞工市場的影響,因爲清國人是他們很强的競爭對手,所以他們想排除華人。如果我們清國也抵制你們的産品,拒絕購買美國商品,取消你們的産品銷往清國的特許權,試問你們將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當成清國什麽高官,而要當成一名國際主義者,不要把我當成達官貴人,而要當作清國或世界其他國家一名普通公民。請讓我問問,你們把廉價的華人勞工逐出美國究竟能獲得什麽呢?廉價勞工意味著更便宜的商品,顧客以低廉價格就能買到高質量的商品。

你們不是很爲你們作爲美國人自豪嗎?你們的國家代表著世界上最高的現代文明,你們因你們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們的排華法案對華人來說是自由的嗎?這不是自由!因爲你們禁止使用廉價勞工生産的産品,不讓他們在農場幹活。你們專利局的統計數據表明,你們是世界上最有創造力的人,你們發明的東西比任何其他國家的總和都多。在這方面,你們走在了歐洲的前面。因爲你們不限制你們在製造業方面的發展,搞農業的人不限于搞農業,他們還將農業、商業和工業結合了起來。你們不象英國,他們只是世界的作坊。你們致力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事業。在工藝技術和産品質量方面,你們也領先于歐洲國家。但不幸的是,你們還競爭不過歐洲,因爲你們的産品比他們的貴。這都是因爲你們的勞動力太貴,以致生産的産品因價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與歐洲國家競爭。勞動力太貴,是因爲你們排除華工。這是你們的失誤。如果讓勞動力自由競爭,你們就能够獲得廉價的勞力。華人比愛爾蘭人和美國其他勞動階級都更勤儉,所以其他族裔的勞工仇視華人。

我相信美國報界能幫助華人一臂之力,一取消排華法案。

●美國記者:美國資本在清國投資有什麽出路嗎?

●李鴻章:只有將貨幣、勞動力和土地都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會産生財富。清國政府非常高興地歡迎任何資本到我國投資。我的好朋友格蘭特將軍曾對我說,你們必須要求歐美資本進入清國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企業,幫助清國人民開發利用本國豐富的自然資源。但這些企業的管理權應掌握在清國政府手中。我們歡迎你們來華投資,資金和技工由你們提供。但是,對于鐵路、電訊等事物,要由我們自己控制。我們必須保護國家主權,不允許任何人危及我們的神聖權力。我將牢記格蘭特將軍的遺訓,所有資本,無論是美國的還是歐洲的,都可以自由來華投資。

●美國記者:閣下,您贊成將美國的或歐洲的報紙介紹到貴國嗎?

●李鴻章:中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中國的編輯們不願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中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的報紙也沒有你們報紙這麽大的發行量。由于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爲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中央部委開展“花錢大競賽”(一笑)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7e11ad385c4b82d0

中央部委開展"花錢大競賽"

一笑

發言人: 伍凡 草庵居士  2/12/2008

伍凡:各位觀衆好,現在是獨立評論節目時間。07年過去了,新的一年開始了,我們也要對中共過去的一年進行一個總結評論。中共經濟改革三十年,一直叫喊著中國底子薄,沒有辦法建立正常的社保和醫療退休及教育福利制度。但就在2007年底前僅剩的兩個月中,根據大陸官方的報導,中央政府需要花掉3千億到4千億元人民幣,以完成年初財政部批准給他們的預算支出。因爲在之前的9個月多中,他們只花掉了總預算的6成多資金。今天我們就詳細討論一下這件事情。

草庵:三個月前,財政部警告說,如果他們不能如期按年初預算花掉這些錢,那麽在編制2008年的預算支出時,也許就不會再撥給他們那麽多錢了。目前, 2008年的預算編制已經開始。這是中國中央財政體系的一個老問題了。在國家審計署歷年的審計報告中,一些中央部委未能按時完成年初預算支出的案例屢見不鮮。

伍凡:但那些總是完不成年初預算的部委,可能在下個年度無法再從財政部要到更多錢了。財政部正開始以前所未有的努力試圖改變這個痼疾。在一個月前的一次內部會議上,財政部高官直言某些中央部委上報的撥款申請無异于"編天書"。中國社科院財貿所馬蔡琛博士說,一直以來,財政部的預算改革都更側重編制方面,對預算執行效果如此重視還是第一次,未來一段時間內預算改革將開始側重于預算執行。

草庵:截止到8月31日,氣象部門2007年預算執行進度僅爲54.59%,遠遠低于正常執行進度。而財政部要求三季度末各部門必須完成預算的75%。國家氣象局做了一個測算,按照此目標,氣象局各單位要在一個月內花掉11.73億元,才能完成三季度目標,到年底需要花掉25個億。這是一個死命令,氣象局在發給各下屬事業單位的通知中說,必須完成這些支出。

伍凡:不光是氣象局下達了死命令,衛生部也對下屬單位下達了相似的指令。在一份通知中說,2007年預算支出要在11月底基本執行完畢,否則有可能核减他們2008年的預算撥款申請數目。實際上,發出類似通知的還有林業局、環保總局、農業部、水利研究院等部門單位,如果按照財政部的數據計算,未來幾個月,中央部門至少要花掉3000多億元,才能如期完成預算。

草庵:幾乎所有部委在年底前都面臨這種資金十分充裕,著急花錢却花不出去的情况。但這不意味著沒有地方需要花錢,其實相當多需要用錢的地方却一直拿不到錢。大連市長海縣擔保公司至今負擔著從去年三四季度開始到現在共15個月份的貼息資金,這些錢原本是該中央財政支出的。這是勞動社會保障部、中國人民銀行和財政爲了鼓勵下崗職工再就業而安排的小額擔保貸款,利息由財政部補助,但財政預算中的這部份資金却遲遲在國庫裏沒有發出去

伍凡:根據內部人士說,因爲貸款設計與實際差距較大,貸款的審核工作難度加大,使得貼息資金無法按時支出。這一資金也因爲支出進度過緩而被審計署點名。在國家審計署2006年度的審計報告中,在49個被審計中央單位一半以上都因爲預算支出執行慢,擱置財政資金而被點名。

草庵:教育部所屬北京語言大學,2002年以留學生食堂改造項目基建貸款的名義申請幷獲得財政給予的貸款利息補助450萬元。至審計時,該項目仍在設計論證階段,尚未開工,也未貸款。上述財政撥款已擱置四年以上。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的一個總預算爲2億元的大型項目,"處置環境與核恐怖襲擊事件應急"已經進行了兩年,按照項目設計方案,財政部每年撥款5000萬元,但因爲項目涉及多個部門,組織多次招投標,去年的工作沒能完成。目前環保總局正在做去年的工作,而財政部也沒有撥付今年的5000萬,環保總局相關人士說,這一個項目就使得環保總局的財政支出進度慢了不少。

伍凡:"如果項目資金根本支不出去,財政爲什麽要給資金呢?"一個月前,財政部副部長朱志剛在加强中央部門預算執行管理專題會上說,科技,醫療衛生、環保等與老百姓密切相關的預算,執行情况最差。朱志剛認爲,支出進度慢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在執行中存在大的問題,二是預算多給了。一位財政學者認爲,確實不排除有些部門爲了多要財政資金,預算安排一些不具備可行性或沒有認真論證的項目,審批後,却發現項目根本無法執行。

草庵:"重分配、輕管理"的理財觀念和行爲,是導致執行進度緩慢的根本性原因,財政部官員認爲,對預算分配的重視程度和對爭取到項目資金用的功夫超過90%,而對如何使這部份資金發揮出效益用的功夫不足10%。據悉,2006年,財政部統計中央各部門年終結餘資金,竟然有574億元之多,其中項目支出結餘537億元,占全年項目支出預算的15.6%。"時間過去2/3,預算才執行了一半",

伍凡:從6月開始,中央各部門開始擬定部門的支出進度計劃,動員所有相關單位,儘快安排各項工作。農業部在兩個月時間內共發了七份文件,督促部署事業單位加快項目支出進度。目前,各部委三季度支出進度數據還沒有完全統計完,但農業部財務司相關人士對記者說,農業部進度大概在60%多,沒能達到財政部的要求。以上這位人士解釋,主要是因爲預算執行既要加快進度又要保證資金使用安全,兩者兼顧工作難度很大。

草庵:據悉,農業部2007年預算110多億,這意味著,四季度他們將花掉40個億的支出才能完成預算。這裏還不包括今後的追加支出。"壓力非常大,想快快不了",國家林業局發展計劃與資金管理司官員非常著急。三季度國家林業局也沒有完成目標進度,主要是因爲基建項目拖後腿。基建項目審批環節多,還要組織招投標,前面的一環沒完成,後面工作也無法進行。

伍凡:支出進度慢不僅影響財政資金的效率和效益,他留下的一個痼疾便是各部門逐年壯大的財政結餘資金。到2006年底,各部門財政撥款結餘資金比上一年度增加10%,有的部門結餘資金占當年財政撥款的近50%。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財政金融研究室研究員劉國艶說,支出偏慢跟結餘常年累積有關。今年還在做去年的項目,花去年的錢,必然會影響當年項目工作的開展。

草庵:朱志剛的講話也驗證了這一點,他說,支出進度慢的部門基本上都是往年項目支出年終結餘較多的部門。劉國艶認爲,大量結餘很大程度上跟超收收入有關。近年中國財政超收幅度大,爲了達到收支平衡的預算效果,有超收就有超支。各部門形成了年底追加支出,突擊花錢的情况。國家環保總局一直都是上半年用上一年的結餘資金,本年度的預算資金下半年才開始用。

伍凡:07年9月19日,財政部召開加强中央部門預算執行管理專題會,表明如果不完成目標進度, 2008年預算不再增加新的項目預算或者按照今年實際執行情况安排預算。朱志剛在此次會議上言辭犀利,針對某些部委預算編制和執行中存在的編天書、誇大項目規模等問題提出警告。

草庵:財政部的强硬讓很多部門開始緊張,在轉發財政部《關于加快預算執行進度的通知》時,很多部門自行規定了更快的支出進度目標。國家氣象局發出通知,如果不能完成目標明年預算將核减10%到20%。面對這樣的情况,各個部委開始著急,有些單位爲了加快進度,項目還沒有開始的情况下,先行進行了采購,突擊花錢。

伍凡:突擊花錢顯然不是最好的選擇。"這很容易造成大量財政資金的浪費,一個月要花 11個億,那只能攤派,或者提高支出標準、檔次"。解决支出進度,不是一個能用機械的指標來實現的。有部門如果到年底僅完成80%,其餘20%是因爲預算編制不科學或原來的項目方案有問題,這時就不能刻意追求預算進度完成100%,這是對預算執行過程中實事求是的調整,是對"納稅人"負責任的表現。

草庵:這個辦法容易導致項目的論證不充分,急于把錢花出去,造成突擊花錢,可能會造成一定的負作用。財政部一直希望能够更好地完成預算。早在6月份, 2008年的預算就開始編制了,這也是歷年來最早的一次。而在預算改革前,編制預算的時間只有4個月。在當時的預算編制部署會議上,財政部官員說,近兩年預算編制時間不斷提前,今年達到9個月,目的就是爲了讓各部門抓支出進度的同時,更好的編預算。

伍凡:過去幾年的情况是,有些單位到兩會要開了還沒有報預算,這勢必會影響到預算執行情况。財政部官員說,不排除有些單位在做預算的時候"編天書",這幾年仍存在多報,虛報預算的問題,"一些部門預算報的規模大得出奇,我們無法相信預算的真實性"。預算執行慢,跟中國預算編制的時間點也有關係,由于預算經過人大批准要等到兩會之後,層層下撥後,到基層單位執行的時候已經是4月份。這也是各部門反響最强烈的一個問題,很多部委認爲因爲一季度不能做項目支出,影響了全年的預算執行時間。

草庵:爲解决問題,財政部在8月份的人大常委會上提出,建議全國人大授權財政部按上年支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預撥1-3月項目支出資金。目前此事財政部與全國人大正在溝通中。教育部財政司正在細化一些重點項目的方案,希望能通過批准,提前獲得項目資金。

伍凡:要從根本上實現預算執行的順暢就要從根本上提高預算編制的質量。預算編制與執行哪個都不能放鬆。按照2008年中央部門預算編制指南,目前各部門一上預算已經上報,財政部表示今年對預算將格外嚴格,編制不够好的將退回重新修訂。中國預算改革已經進行了8年時間,還有如此多的問題和頑疾,應該值得思考。部門預算改革幷沒有結束,還要繼續,只是下一階段中央和財政部門需要下更大决心衝破一些利益格局,使財政預算具有可持續性、穩定性和透明性。

草庵:其實,中國政府問題很多,預算問題是個很重要的問題,一方面中國百姓沒有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預算過高,沒有監督,各方面還找出了很多理由。這就非常明顯地看出了中共制度的本質。沒有真正的監督和管制,政府就會成爲一個獨裁和浪費的政府,沒有責任的政府。中國百姓幾十年來創造的財富就會被這些公僕浪費和貪污掉。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就談到這裏,謝謝各位觀衆的收看,再見。

甘肅隴南衝擊市委機關案21人獲刑(南方報系)

http://www.infzm.com/content/35359

甘肅隴南衝擊市委機關案21人獲刑

作者: 綜合 2009-09-27 08:50:46 來源:南方周末網絡專稿

綜合中新網報道,迄今爲止隴南市規模最大的刑事案件--隴南"11•17"案件日前在康縣作出一審判决。

2008年11月17日,在隴南市武都區發生了衝擊市委機關、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群體性事件。《新京報》報道,引發事件的是醞釀中的隴南市行政中心由現在所在的武都區搬遷至成縣計劃。

2006年,隴南市提出東擴西進規劃,新的行政大樓將建在武都區東江鎮,幷拆遷完畢,居民也建起新房。農田被征後,東江鎮人失去了主要經濟來源。

之後,兩度傳出市政府要搬遷至成縣,一旦傳言成真,沒有了規劃中的行政大樓,東江鎮村民曾被告知的"上面住人,下面作商鋪出租"的小洋樓夢想將會破滅。

東江鎮居民于是兩次上訪,而政府兩度闢謠"不會搬遷"。2008年地震後,專家論證後上報搬遷方案,搬遷傳言再出,終造成群體事件。

2008年11月17日上午9時左右,東江鎮30多名拆遷戶集體到市委上訪,要求對隴南市行政中心搬遷後他們的住房、土地、今後的生活等問題如何安排做出答復,引來部分群衆圍觀,致使隴南市委大門一時擁堵。

18日零時左右,部分上訪人員衝擊市委機關,砸壞部分車輛和辦公設施,致使60多名人員受傷。截至淩晨2時,大部分群衆離去。

11月20日,隴南市官方召開發布會,通報了事件處置情况。對于行政中心是否搬遷,隴南市市委、市政府相關領導說是"國家尚未批准",幷再次强調對開發武都、建設武都的藍圖不變。

事後,共有21人被檢察機關以聚衆衝擊國家機關罪、放火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聚衆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提起公訴。

在審判過程中,公訴人在揭露和證實犯罪的基礎上,重點指出了犯罪行爲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和所造成的巨大財産損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21名被告人分別以聚衆衝擊國家機關罪、放火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聚衆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被處以 1年至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據悉,李某等11人因犯聚衆衝擊國家機關罪,被分別處1至4年不等有期徒刑;何某等6人因犯聚衆擾亂社會秩序罪,被分別處1到7年不等有期徒刑;哈某、田某因犯放火罪被分別處5年和10年有期徒刑;夏某因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處8年有期徒刑;鞏某因犯放火罪、聚衆衝擊國家機關罪,被處有期徒刑9年。

迄今,隴南市政府仍在武都區,是否搬遷沒有明確說法。

離政府最近的“野樓盤”倒了(南方報系)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zm/content/20090827/ArticelA01002FM.htm

離政府最近的"野樓盤"倒了


作者:陳新焱 王小喬  發自山東濟南  時間: 2009年08月27日 來源: 南方周末

  ■一片在區政府眼皮底下生長又死去的樓盤
  ■一批吸引衆多公務員團購的小産權房
  ■一群在土地資本化競爭中贏得勝利的農民
  ■一些因膨脹的規劃改變命運的家庭


  濟南城西部的"野樓盤",是目前中國將被拆除的最大的一片小産權房群。

  這些不被國家現行法律所承認的房子,曾經爲人口迅速膨脹房價不斷高漲的城市提供了一片獨特的生存空間,填補了中國史無前例的人口大搬遷帶來的巨大市場需求,最後無可奈何地被這個城市滾滾向前的車輪碾碎。

  小産權房,褒者認爲是城鄉二元土地制度與畸形房價下的農民創舉,應在承認現實的基礎上合理"幷軌";貶者認爲是利用制度差异違規建築的毒瘤,要毫不留情强制拆除。

  如何智慧地在追認現實與城市發展間求得平衡?如何改革國家工業化時期的土地流轉制度?如何創造性地解决這一中國城市化難題?隨著一個"格林小鎮"被强拆,成千上萬遍布中國各個城市的小産權房們正焦灼地等待著答案。

  即使就坐落在區政府眼皮底下,即使業主中有許多公務員,嶄新的"格林小鎮"還是沒能躲得過被拆除的命運。

  8月22日上午,40歲的鄒同安將家裏的每一個角落都拍了照———那將是他們再也無法回去的家。

  鄒是濟南市槐蔭區"格林小鎮"2棟2單元402房的業主。兩年前,他第二個入住這個尚未完工的小區。兩年後,帶著在這裏出生的女兒"小格林",他們一家最後離開。

  那一刻,格林小鎮25棟樓,大部分已夷爲平地,只剩下最後五棟,門和窗都被拆除,孤零零地瑟縮在小區最南面。

  在不遠處,濟南市槐蔭區政府大樓巍峨聳立,不動聲色地俯瞰著眼皮底下的一切。正是這棟大樓,曾經給了鄒同安極大的安全感,决心買房———那時候政府裏的許多公務員也在這裏買樓置業。

  而現在,那些公務員們早已撤出,散布在政府大樓周圍的挖土機,正轟鳴著向周圍推進。

  鐵臂曲伸,轟鳴一陣。經過了近年來社會對小産權房的大討論,經過了2007年差點被强拆後來又暫緩的驚嚇,由于一個"重大工程"從天而降,"小格林"的家和附近的400多棟房子一起,即將化爲廢墟,幷重新矗立起屬于別人的房子。

與公務員爲鄰

  "格林小鎮"蓋在一個叫大飲馬莊的村子的土地上,號稱"濟南西部第一樣板房"。

  按照現行的土地制度,村裏的土地只能用于自己居住和集體建設,不經國家征地,不能用作商品房開發。因此,這裏所有的房主都無法獲得國家正式頒發的房産證,只有一張和村委會簽的合同。

  2006年買房時,鄒同安很清楚這一點。

  那時候,已經有媒體開始曝光,稱這樣的房子爲"小産權房"。而在濟南,叫做"野樓盤"。但鄒同安夫妻倆還是在"格林小鎮"前動了心,他們回憶起看房時的情景,"設計是新西蘭風格的,落地飄窗,售樓處一看就與衆不同:真皮沙發,玻璃地板,簡直是太高檔了。"當然,吸引他們的還有價格———1320元/平方米,連市區房價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鄒同安1993年來到濟南,現在是一家連鎖酒店的工程部經理,妻子沒有工作,全家都靠著他每月1500元的收入生活。

  這樣的狀况在濟南屬于中下等,在最近的幾年間,濟南正經歷著中國各個城市都在發生的城市化,上百萬鄒同安這樣正努力打拼著的新移民涌入城市,懷揣著在這裏成家立業的夢想。

  十年裏,鄒同安搬過五次家,漲過兩次工資,對他們來說,市區越來越高的房價實在太過奢侈,但這裏沒有房産證又讓人覺得有些擔心。

  最後他們放下疑慮,是發現有許多政府的人也在這裏買房子。

  在漂亮的沙盤前,售樓小姐語帶傲慢:我們這只有一期的房子對外賣,其他的早被政府團購了——她們沒有說謊,記者遇見的鄰近小區一位業主,就是通過朋友擠進了省財政廳的團購隊伍,他交了8000元報名費,當時房子是1950元/平方米,到一年後交房時,小區二期的價格已漲到了2400元/平方米。礙于團購對象的面子,他才拿到了原來的價格。

  那些時候,在售樓處,業主們不時碰到前來看房的公務員,有區政府的,也有區政府下屬各個部門的。

  格林小區在建之時,業主們就發現質量監察部門盯得很緊,幾乎每天都能看到督工。這讓購房者滿心歡喜,"有政府的人住裏面果然不一樣"。

  有細心的業主還發現,這些樓房雖然遠看外觀上差不多,但內部却大有文章。

  按照規劃,每棟樓應該是七層,但其中有一棟却只有五層,"從外面數只有五層窗戶";小區的車庫都在地下,但有些樓却在地上一層。還有的樓,剛建好,一樓就被裝上了防盜門網,有些先行入住的業主想上樓看看,也不被允許。

  物業經理解釋說,這是按照各個團購單位的不同要求設計的。

  在附近的大金•紫光園小區,槐蔭區某司法所的工作人員們團購了一整棟樓。他們自己請了開發商,"批發定制"了這批房子。那個小區裏有許多不同的開發商,但都由村裏統一監督建設,幷要求外觀一致。

  鄒同安依然記得,當時格林小鎮打的宣傳口號是"打造西部第一樣板房",房子質量之好讓人交口稱贊——裝修時,有工人對業主說,"你這個墻太硬了,我在那些正規小區鑽個洞,墻就裂開了,你這怎麽鑽都鑽不動?"入住後,時間印證了這一說法,"住了兩年多,沒發現一點問題。"實際上,不只是在"格林小鎮", 周邊的幸福旺苑、七星花園、鑫城小區等小區的業主都發現,他們和許多政府公務員成爲了鄰居。而這些小區,無一例外,都是"小産權房"。

  在大金•紫光園買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朱紅清晰地記得第一次到這邊看房子的情景,"售樓處就設在槐蔭區政府門口不到100米的地方,一下公交,呼啦就圍上一大圈,都是發宣傳單的。"區政府的公務員們一下班,賣樓小姐也像圍攻朱紅一樣圍了上去。

  那是2006年,濟南的小産權房正如雨後春笋般地生長,沿著二環綫走一圈,便能發現大片大片的"野樓盤"。朱紅所在的小區,最近的樓距離區政府只有500米左右。站在區政府高高的大樓上,北面的"野樓盤"群一覽無餘。

  于是,買房的人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們就在政府邊上,不合法能建嗎?再說了,政府的人都買了,你還怕什麽?"聽起來,這比其他城市的小産權房更讓人覺得安全可靠。在那些地方,通常只能以價格來吸引人,幷以規模龐大來降低風險,看不見政府的影子。

  猶豫的人很快就掏錢落定了。

農民的勝利

  2007年4月13日,鄒同安拿到鑰匙收了樓。兩室一廳,不到90平方,房款共13.6萬元。四個月後,他在新房裏熱熱鬧鬧辦了婚禮。

  大飲馬莊的農民們,敏捷地抓住了新移民們正四處尋找便宜房子的巨大市場。他們和許多村子一起,在自村地裏蓋房子,從濟南城發展的罅隙裏啃出了一塊塊新社區。

  這是一場農民們的勝利,濟南城規劃的頻頻變動,爲他們提供了比別的城市更好的機會。

  在濟南,北有黃河南有千佛山,地理位置之限使得城市規劃成爲難題。在山東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李鐵崗的印象中,濟南的規劃左沖右突,試圖找到更好的出路, 這也造成規劃時常改變,一會向東,一會向西,一會中擴,一會又南移。"這裏建一塊,那裏建一塊,中間就留下了許多盲區"———小産權房通常就生長在這些城市規劃未到的市郊。

  沒有多少對手跟農民們競爭。由于市場發達限度的限制,知名的大地産商較少光顧這個山東的省會城市,而本地的地産商常常無力進行連片的大規模開發。

  結果就是,即便是在最繁華的市中心,低矮的棚戶區和高聳的大樓也常常比鄰而居。2000年前後,政府開始啓動棚戶改造工程。濟南市各區先後啓動舊村 (居)改造。此後不久,便有精明的開發商聞風而來,許多村子也開始動起宅基地或集體建設用地的腦筋。"格林小鎮"們,漸漸多了起來。這些房子一部分安置村民,另一部分對外出售。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5年8月,濟南市城鄉接合地區,除建成已交付使用的200多萬平方米外,僅在建項目就涉及96個村,有1000多棟樓,建築面積近600萬平方米,幾乎相當于濟南一年商品房建設面積的一半。

  濟南這幾年的城市化率始終維持在30%—40%的高位,政府的規劃跟不上,就被村民們自發占領,那些

  中國普通農民第一次在土地爭奪戰中搶得先機,開始以市場化的方式分享城市化的蛋糕。

  不止是濟南,同樣的故事正在許多大城市上演。據媒體報道,北京僅開盤的小産權房就約占全部市場樓盤的20%、商品房套數的30%。

  農民們的勝利很快引起了社會與中央的注意。

  那兩年,圍繞小産權房,發生了一場大爭論。到了2007年6月,建設部官員高調提示"小産權得不到法律保護"的風險,北京國土局也嚴明要"停建停售"。8月,著名的中國小産權房第一案——北京宋莊案,以買房者敗訴告終。

  這一次,濟南市政府終于找到了處理這一大片野樓盤的辦法,那就是——拆!

  此前幾年他們一直在爲此發愁,一些政府官員告訴記者,雖然知道這裏在蓋樓,但實在是管不了,有的是找不到開發商了,有的是你一罰款他就停工,你一走人他又開工。

  濟南大力整治,强拆"野樓盤"的新聞不時見諸報端。"拆違風暴"最强勁時,《齊魯晚報》的兩部熱綫幾乎被打爆,95%的電話都與"野樓盤"相關。

  政府的强力推行曾經短暫地發揮效應。記者曾聽到過一個戲劇化的故事:朱紅有一次打的時跟司機閑聊,發現司機原是附近一個樓盤的開發商,因爲"拆違風暴"被迫停工,投出去的四百多萬化爲泡影,只好出來開出租車了。

  但是,"强拆"幷沒有給濟南帶來多少改觀。2006年6月6日,當地黨報曾公開宣稱:濟南這一政策幷未取得預期效果。比如,天橋區的上百棟違法舊村改造樓盤連成一片,拆除進行時,還有村子在大張旗鼓施工。

天上掉下個西客站

  "小産權房"對每個城市都是一個頭痛的問題,因事涉穩定,各地不得不謹慎處之。然而,隨著一個國家級項目的到來,濟南有了强硬的"理由"。"格林小鎮"們的風暴真的來了。

  2007年10月11日,京滬高鐵正式動工。這座連通中國兩大經濟區域——京津冀和長三角——的高速鐵路,將五個終到站中的一個設在了濟南。

  四天之後,濟南市規劃局就在其網站上挂出了西客站片區控制性詳規圖,這幅規劃圖像一塊色彩鮮艶的調色板,讓格林小區的業主們陷入巨大的不安———格林小區正處于規劃圖中。

  17天之後,格林小鎮業主就接到售樓處的通知:房子要拆。一張黃色的海報貼到了小區裏。

  第二天,馬上就有業主代表上區政府談判,但沒得到滿意答復。

  2007年11月1日,槐蔭區政府門前的人越來越多。時任槐蔭區區長的朱玉臣(2009年3月因涉嫌受賄被雙規)向大家解釋,這裏所有的房子都是違法建築,現在利用建設高速鐵路的機會,要加快西部城市發展,在東起二環西路,西到京福高速,南到經十路,北到小清河,26平方公里,一片拆平。

  幸福旺苑的胡大爺當即質問:"你說這個房子是違章建築,這麽大片小區,就在你眼皮底下,爲什麽當初你不去制止?"朱緩緩吐了四個字:屢禁不止

  這樣的解釋沒辦法讓業主們接受,尤其是其中有一些樓盤後來已經通過各種方式,拿到了舊城改造的規劃許可——在業主們看來,那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政府的承認。

  讓業主們迷惑的是,整整26平方公里的規劃,實際上只有約6.5平方公里直接用于西客站建設(後來變更到55平方公里時,西客站站房用地也同時翻了兩倍多)。只有一兩個小區直接在西客站規劃之上,"剩下那些是用來蓋商業中心的"。

  一些業主們開始上訪。這些買房入住的外地人知識水平幷不低,不少人是大學畢業,在濟南打拼多年,有記者,有教師,也有醫生和生意人——當然,還有公務員,但他們一般都不參加他們的活動

  小區裏建起了自己的QQ群,還有自己的論壇——濟南西部小區業主聯盟。所有的話題都與房子相關。

  這些現代居民們顯然懂得,如何才能在法律框架內有理有力地維護自己的權益。

  而在記者接觸的多位業主中,幾乎每個人的電腦中都有一個文件夾,其中收集的,是政府發出的每一個文件,每一次接訪記錄以及現場錄像和照片。2007年 11月4日,壓力之下,各個小區門口貼出了落款爲槐蔭區京滬高鐵規劃區違法違章建設依法拆除工作指揮部的2號通告,"西客站片區拆遷各項前期工作暫緩進行。"

  一個月之後,鄒同安的女兒出生了。因爲是格林小鎮的第一個寶寶,鄰居們都叫她"小格林"。"格林小鎮"終于度過了一個溫馨祥和的春節。

膨脹的規劃

  鄒同安以爲,從此之後或許就太平了。2008年,大家幾乎沒再聽到有關拆遷的傳言。甚至有業主自己PS了張"民生報",題目就叫"小産權房轉正,小區業主同歡慶"——自從買房以來,這幾乎是他們共同而又唯一的夢想。

  這一年,小區二期尚在建設,沒有自來水,業主們就自己打井,還集資硬化了小區中間的馬路。

  而在鄒同安家,小格林一天天長大,人們將她當成小區的天使。

  但他們幷不知道,一場風暴即將來臨。2009年2月8日,伴隨著騰空燃放的焰火,京滬高鐵濟南西客站片區建設全面啓動。

  當時正在舉行的濟南市"兩會"上,京滬高鐵和西客站建設成爲關注熱點。2月13日下午,槐蔭區代表團負責人向參加分組審議的濟南市委副書記、市長張建國彙報建設情况。據當地媒體報道,聽完彙報後,張建國不無憂慮地說,現在東部有奧體中心、城區有泉城特色標志區、長清有大學城和園博園,而西客站片區只靠一個火車站,實在有點"單"。

  張言有所指。

  在濟南,流傳著一句話,"寧要曆下一張床,不要槐蔭一間房"——曆下是濟南最繁華的區,位于東部;而槐蔭,則是濟南行政面積最大最落後的一個區,位于西部。

  長期以來,濟南都是"孔雀東南飛"——在東部南部買房被當成地位的象徵;在西部北部買房,則是貧窮的表現。

  發展西部,正是濟南的打算。而西客站,這個位于濟南最落後的行政區劃內的國家級工程,如同上天掉下的一塊餡餅,刺激著各色人的神經。人們都相信,"火車一響,黃金萬兩"。

  有人連篇累牘地討論說,從以往的經驗來看,鐵路的開通,無論商用寫字樓、商業項目,還是純住宅項目,物業價格明顯提升不可置疑。火車站站點周邊的房地産增幅達15%—25%,有的甚至超過30%—50%……

  6月6日,張建國講完話後的三個多月,濟南市媒體刊登了一條重磅消息:西客站片區開發建設範圍將由原來的26平方公里增至55平方公里——這比原規劃翻了一倍還多,比改革開放前的兩個濟南城還大。"這就好比是原來有十間屋子,開始我們只打算收拾一間,而這次我們打算收拾兩間了。"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 西客站指揮部副指揮王迪生說,"從其他城市的情况來看,高鐵建成後都爲地區經濟帶來巨大發展,工程建設初期的規劃用地顯然已不够使用,與其到時候再建設, 不如現在一步到位。"濟南政府高調提出,要以西客站建設爲契機,將西部打造成"山東新門戶,泉城新商埠,城市新中心。"很快,政府人員開始對這些新增區域進行拍照錄像,禁止所有的改、擴、建行爲。

  原來宣傳了近一年的規劃,就此改變。新增的29平方公里共涉及槐蔭區12個村,恰是小産權房的集中帶——這意味著,更多的"格林小鎮"們將面臨被拆遷的命運。

被房子改變的人生

  最後的時刻終于到來。

  半個月前,八月中旬,住在小區內的50多戶人家接到電話,讓各自去開發格林小鎮的大飲馬莊村委會領錢。電話那頭的聲音說:"要拆房子了,帶身份證和購房合同來,早退有獎勵。"

  一位當地政府公務員告訴記者,那時候單位召集正科級以上的人開會,要求籤保證書,保證退房。據一位小區工作人員透露,一共有30多棟房子是被槐蔭區公務員們團購或者自己買下的。

  他們的房子基本都還沒來得及入住。拿了買房款加上10%的獎勵,大多數人都選擇了退出。據一位村幹部說,有的官員太太們因爲覺得補償太低跟村委會吵得厲害,還有一位公務員因爲不滿,將事情捅到了網上而被免職。而在格林小鎮,有早早退出的公務員得到了所在村的獎勵——退還買房款,加上30%獎勵,另外還送5000元搬家費

  拆遷同時開始,沒住人的房子最先倒下。僅僅三天,"格林小鎮"就只剩下已入住的5棟。

  看著一步步逼近的挖土機,沒有其他地方可住的業主們坐不住了。8月12日,小區五位業主代表到省信訪局上訪,省信訪局及市槐蔭區相關領導答復:已入住業主可安心居住,在沒下發正式文件前不會隨便拆除樓房。

  緊接著,村委會門口貼出了一張A4紙打印的"違章樓問題解答",其中,第二條列出了具體解决辦法:"根據購房者的實際付款情况進行全額退款,如果購房者在規定時間內簽訂退款協議的,政府將增加10%的獎勵(以實際的購房款數額爲准),如逾期未簽訂協議的,將視爲主動放弃。"爲了高效辦理,這張問答上還寫著,"當場簽訂協議後,憑身份證及複印件辦理銀行存摺,將購房款及獎勵一幷打到存摺上。"似乎是爲了讓業主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其倒數第三條特別强調:"對于此次的拆遷工程,只有唯一一個解决辦法,就是第二條規定的內容,對于所有購房者都一視同仁,不會再有其他解决方案。"詭异的是,這張貼在村委會門口的"違章樓問題解答"沒有任何落款,也沒有任何公章。貼出不久,就神秘消失了

  接下來的一周,小區每天都有不明身份的人半夜敲門,甚至砸窗。這個二期尚未完工的小區沒有自來水,業主們自己打的井也被封了。電,也斷了。人還住在裏面的時候,樓門就被卸了。

  8月18日,住在鄒同安樓上的張樹林,在小區門口被莫名其妙地打了一頓後,選擇了搬家

  許多人在隨後離開。每搬走一家,施工隊就馬上拆門拆窗。

  8月22日,鄒同安帶著"小格林"最後搬走。"就像做了一個夢,一下子就沒了。"當晚,來不及租房子的他們被單位老闆收留在賓館裏。那些裝修時打算"要用一輩子"的沙發,冰箱,床,櫃子,和小格林心愛的玩具,和他們家的木地板一起,雜亂地堆在酒店後面的一個棚子裏。

  他不知道該將這些傢具安放在哪里。買房花了近14萬,裝修3萬,按照此次補償標準,他拿到手的是15萬元。

  兩年過去了,拿著這15萬元,房子已經是一個遙遠難及的夢。現在,位于格林小鎮附近的商品樓盤均價5000元/平米,連其他小産權房的價格都已經翻了倍。

  更讓他難以接受的是,在"解除購房合同協議書"上,他們那溫暖的家被定義爲"未交付使用的舊村改造房"——"孩子都在裏面出生了,怎麽還沒有交付使用?"可是,他找不到法律條文爲自己聲張權利——"小産權房"的"産權"魔咒,第一次讓這些在城市中曾經擁有一套房子的人們體會到了命運的無常。

  (文中朱紅爲化名)

市、縣委書記和明清知府、縣權力之比較(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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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委書記和明清知府、縣權力之比較

十年砍柴

中國青年報等媒體曾總結縣委書記腐敗現象,原擔任過安徽阜陽市委書記的王某,在副省長的任上折戟沉沙,他治下的各縣縣委書記接連出事,故有媒體如此總結。今日已可以看到這一現象在市委書記這級官員身上同樣適用。近期先後有市委書記出事,原湖北省襄樊市市委書記孫楚寅被逮捕後,他經營多年的襄樊浮出了許多陳案,一位三年前跳樓自殺的少女高鶯鶯,尸體被武警和公安搶奪,强行火化,不能不讓人産生諸多聯想。湖南郴州市委書記李大倫,一位酷愛文學創作的官員,正在一個全國級的散文會議上慷慨陳詞時,被有關部門帶走,他在郴州的一些事也隨之曝光。

本來,縣委書記和市委書記只有級別之差,他們權力運行方式是相同的,因此"縣委書記現象"也罷,"市委書記現象"也罷,本質上是一回事,都源于他們自己的轄區內幾乎掌握了絕對的權力。

古代有一句民諺:"破家的縣令,滅門的府尹",說明縣令、知府這些"百里侯"權力之大,對草民具有極大的傷害能力,但和今日縣委書記、市委書記相比,知縣和知府只是小巫見大巫,他們掌握的資源、運用權力的自由度遠不如今日的書記。

一、名實不符帶來的混亂

安徽前幾年和最近發生的兩件有意思的趣事,頗具象徵意義。

幾年前曹操的老家亳州市(縣級市)的書記舉行閱兵式,將全縣穿制服的公務人員集中在一起,供他檢閱,此錯誤法無明文懲治,最後他因貪瀆被判刑。前不久壽縣縣委書記離任,當地官民在仿古的城墻前打出橫幅:"歡送英明領導李某某離開壽縣。"很顯然,亳州市委書記想體驗的不過只是一場"回避"、"肅靜"開道的爲官威風,壽縣的官吏也無非在恢復送"萬民傘"的傳統。但他們的作爲却爲什麽那樣扎眼呢?直給人"僭越"、"逾制"的感覺?除了我們對這類人的政治智慧表示懷疑外,我以爲最重要的原因,是今天我們這些執掌一方的縣委書記、市委書記,他們的名實發生混亂,因此他們的行爲很難有一種剛性的標準來界定,一切存于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之中。

比如,古代中國尤其是明清,以禮法治國,什麽樣的官員有什麽樣的規格,有明文規定,祭天、閱兵是天子的專利,父母官離任時老百姓送萬民傘,絕對不能用頌聖的語言。如果犯了規矩,那是大罪,所以所有的人都能遵循。

而今我們所處的國家政治上的定義是"人民當家作主",官員不論級別高低都是"人民的公僕",但實質上各級官員都掌握著遠邁前輩的權力。如此以公僕之名掩飾父母官之實,必然會帶來名實的混亂。縣委書記閱兵,本來是一種帝制時代地方官顯示威風的心理作祟,但可以解釋爲檢查一下本縣執法隊伍的精神風貌,以便更好地爲人民服務。"歡送英明領導"本來就是"萬民傘"的變種,照樣可以解釋爲官民之間的魚水深情。

通俗地說,古代的知府、知縣所穿的官服,所乘的轎子,都有正式法規進行規定,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但這一切對宣稱代表先進的執政黨來說,在表面上、口頭上必須作爲"封建落後"的制度和文化加以批判和擯弃,而在實質上、操作層面上,這類規矩又改頭換面頑强地生存下來,比如官員的安保規格用車標準副部以上的官員才能配備秘書等規定。對種種 "僭越"、"逾制"的行爲不能堂而皇之、援引法規進行懲處,因此地方官員各方面"超規格"屢見不鮮,而鄉鎮政府也敢照著天安門城樓蓋辦公樓,縣、市也能蓋一個帶華表和仿照金水橋的大廣場。

這些衝突根本原因是執政者的言行矛盾、表裏不一、名實不符。所有的官員,如何把握這些官場藝術而不自取其禍,完全靠政治智慧和爲官經驗,而沒有類似大誥的東西可以參照,相反,黨章規定每個黨員的權利都是平等的。從這個"逾制"的現象就可以一斑窺豹,如今的政治場上運行,潜規則的力量比任何一個朝代還要大,顯規則和潜規則之間的鴻溝也遠甚前代

二、官員選拔之對比

漢代的小吏的升遷路徑是很寬的,他們可以做到兩千石大員,自唐代有了科舉制以後,對縣級以上的官員,資格有了嚴格的規定。這樣有利有弊,弊端是仕進途徑太過于嚴格,一些有本事的基層小吏,由于科場失意,只能沉淪于底層,心生怨憤或者完全靠蒙蔽官員、敲詐百姓爲生存之道。但科舉制延續千年,對政權穩定利大于弊,這種嚴格的資格考試至少杜絕了地方政治權力掌握世家手中,避免官宦和富商子弟靠關係和金錢,隨意進入官場。以明清爲例,出任知縣的大多是新科進士,知府以及更大的官員,大多從知縣級別的官升遷上去的。很少一部分聲望很高而幸運的生員和舉人,可以通過"拔貢"、"大挑"的方式進入仕途,擔任縣令這樣的中低級官員,但程序异常嚴格。因此,除了現代憲政制度下的選舉,科舉應當是程序相當公正的官員選拔形式-----而民選爲主的憲政制度下,也是選票和考試相結合,地方主要首長是選舉,大多事務官是通過考試的"科舉"産生。科舉之路是很艱難的,舉人以上(包括舉人)的功名一律通過考試,很難恩蔭。它的好處是通過考試手段打破個人、家族對權力壟斷,除了皇帝以外,其他的職位都是開放的。"父子五進士、祖孫三尚書"之類的家族畢竟是异數。海外史學家何炳棣通過研究得出結論,明清社會階層構造具備相當的流動性,明代進士中出身三代平民之家者占總數一半明清550年間,三品以上能享有"蔭"的特權家族的子弟所占進士尚不足總數百分之六。因此我們看《紅樓夢》中因軍功起家的賈家,高層權力鬥爭固然加速其敗落,但幾代子孫,少有人通過科舉仕進,那麽這樣在政治地位上吃老本的大家族也必將慢性衰亡。

反觀我們今天,縣委書記、市委書記這類在政治結構中非常重要的職位,其標準說起來要求非常之高,政治素質、業務水平、個人品德都得出衆,但這些標準是虛的,可操作性不强,唯一的剛性標準:他必須是執政黨的一名黨員。因爲根據憲法那張紙上的定義,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爲領導的、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而執政黨是無産階級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所以擔任地方黨委要職的人,理論上講不需要什麽資格,誰都可以當。一旦沒有嚴格的准入資格之限制,誰能擔任那個職務,則名堂就更多了。如果是真正的選舉政治,州長、縣長亦沒有更多的資格限制,只需常居當地的成年人,選票來决定一切。但一旦不憑嚴格的考試取得資格,而選民的選票又不起作用,那麽通過非正常方式取得官職的"備選人員"基數大,門檻低,那麽出身世家、父母當過大官的子弟,或者手中有錢的人,取得市委書記、縣委書記這類職位的可能性,比明清時代的官宦子弟、富商子弟容易多了。過去的捐官,多是候補資格,而且被正途出身的看不起。如今沒有 "正途"、"別途"之分,大家都是上面提拔的。近些年來,對官員的學歷,組織部門有所要求,但我們知道,今日取得大學文憑的難度和古代科舉是不能相比的,尤其各種黨校的文憑也管用,即使此條途徑被堵死,在官學一家的今日,官員在職取得博士學位也不是難事。

有人會問:現在公務員考試不是也很嚴格麽?但公務員考試選拔的是科級以下的官吏,付處以上的不必通過統一考試,可以直接任命。試問,今日各在任的縣、市委書記,幾人是通過統一的公務員考試進入仕途?公務員考試反而給我的感覺是:做小吏資格要求很嚴,做縣處級以上的官員,則不需要很嚴的資格考試。

如此既不民選,又不考選的選官方式,類似魏晋時期的"察舉",靠大官推薦,出現了"舉孝廉,父別居;舉秀才,不知書"的可笑局面。這樣各地就容易産生大大小小的權力家族,比如原阜新市委書記王亞忱,執掌該市十餘年,影響無處不在,退休後還威風凜凜,他的女兒是市公安局副局長,兒子是市公安局刑偵隊隊長。
    
三、授權方式之對比

授權方式和官員選拔方式是一對孿生體,授權方式深深地影響著選官方式。

中國帝制結束之前,有兩種授權方式,這兩種授權方式的權力來源是一樣的:"受命于天","君權神授。"

在秦統一六國之前,是真正的"封建","封建"時期是分級授權方式。

周朝分封了許多諸侯,授權給他們,他們在自己的封地裏,又授權給各大夫。授權以後,諸侯只要盡到一定的義務,如歲貢、出兵勤王。(所以楚子貢包毛不入,其他諸侯就有理由討伐他,幽王烽火可以戲弄諸侯。)天子只維持諸侯之間的公共秩序,不要自行攻伐,而中央政府幾乎不管內政,因此在自己的封地裏,諸侯和大夫儼然一個小國王,他們自行徵稅,自行聘請官吏。許倬雲在《從歷史看組織》形容西周這種"分封衆建"的關係是總公司和分公司關係。但這種分級授權形式時間一長,就有一個弊端,會産生弱幹强枝的政權結構,分公司實力大了,不把總公司放在眼裏。周室衰微,諸侯爭霸。

秦以後,行郡縣制,影響至今,所以老毛說"千年猶行秦政制"。許倬雲說:"秦朝設郡縣,等于不設分公司,而是成立辦事處及其代理人,直接向中央負責,地方官的成績,都是直接向中央政府報告。"這種授權是直接授權,權力只有一個來源-----皇帝。知縣、知府、巡撫、總督,他們官職有高低,但彼此沒有隸屬關係,都是朝廷命官,都是皇帝授權。知縣聽命于知府,只是權力運行的程序而已,目的都是爲了替皇帝,替朝廷辦差,知縣的權力幷不是知府給的。因此,明清政府最低一層的首長---- 知縣都是朝廷任命幷考核的,清朝皇帝接見新任縣令,就是一種象徵意義上的諭示:你只對朕負責,你的官印是朕給的。因此,當時下級雖然也得奉迎上級,畢竟天下之大,朝廷對信息的掌握是有限的,得罪上司會十分麻煩,但畢竟自己的烏紗帽不是頂頭上司直接給的,頂頭上司只有參劾、保舉和協助吏部考核之權,知縣對知府、知府對巡撫的人身依賴關係幷不十分强烈。

如今的縣委書記、市委書記權力從何而來?如何授權?是分級授權還是直接授權?是,也不是。因爲整個政權的權力來源既非受命于天,也非來源于憲政體制下的選票,而是靠一切權力來源于人民,屬于人民這類政治口號式的自說自話。因此縣委書記、市委書記的權力來源、授權方式也是非驢非馬的混合形式。

按照憲法,中央和地方國家機構的權力是通過當地人民代表大會的形式,由公民授予的,但各級人代會又必須在執政黨的領導下開展工作。那麽實質上就是,任何一個行政轄區內,最高權力是由當地黨委的一把手掌握。-----中國現實的政治,就是不折不扣的一把手政治

那麽,黨委的一把手,也就是說縣委書記、市委書記,誰給他授權?從理論上說,根據黨章,他是由該縣、該市黨代會選舉産生的,由該行政轄區全體黨員授權給他,這看上去近似于一種民選形式,來源于選票。但實際操作中,都是上級組織部門考察,上級黨委開會,上級黨委一把手拍板决定的,可以說,真正的權力是上級黨委,說白了就是上級黨委的一把手授予的。這樣的授權方式又是比較尷尬的,因爲他用以下向上授權之名(黨代會選舉),行以上向下授權之實(上級的黨委任命)。按照權力和責任對等的原則,那麽縣委書記、市委書記在責任上同樣和權力來源那樣名實不符,名義上向選舉自己的全體黨員乃至轄區全體公民負責,實質上只要對給自己烏紗帽的某幾個人或某一個人負責。

民主集中制,在學理上就有某種難以解釋的矛盾,權力既然集中了,又何以體現民主?"與中央保持一致"更多的時候只能是一種口號式要求,在實際操作中很難兌現。因爲人家完全可以以子之矛,功子之盾,既然你說權力來自人民,那麽以本地的民意爲名和上級特別是中央討價還價又如何呢?你還不能理直氣壯地像帝制時代的朝廷那樣對所有的命官說:你們的權力都是皇帝給的,幹得不好,皇帝就可以收回你們的權力。

這種實質上的分級授權,其效能還不如郡縣制的直接授權。因爲中央只管省一級幹部,省管地市一級幹部,地市管縣一級幹部,縣管鄉鎮。縣委書記、市委書記只要將能直接影響他職位的某個人伺候好,就行了。其他更高級別的管理層,對他鞭長莫及。而今我國行政級別(此行政是廣義的行政,因爲各地黨委書記才是真正廣義上的行政首長)又是中國歷史上層級最多的,有中央、省、市、縣、鄉鎮五級,行政效能在中間環節稀釋、變形更加容易發生。

四、權力大小與監督機制之對比

分析了市、縣委書記和知府、知縣的授權方式,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今日之市、縣委書記的權力遠遠大于古代的知府、知縣。

地方首長手中的權力我以爲首推人事權。在上文已經分析過了,明清時期知府、知縣乃至更高的布政使或巡撫、總督,其在轄區內沒有自由的人事權。他們轄區的知縣,包括自己周圍入品的僚屬,如同知、通判或縣丞都是由朝廷任命的,他可以參劾、保舉而不能直接任命或罷免。而今的市、縣委書記對低一層次的官員,如市委書記對市委市政府各局、辦,各縣區正副職,縣委書記對鄉鎮及縣各局官員幾乎有絕對的任免權,甚至自己同層級的其他官員,包括各常委、政府的正副職、法院檢察院院長,雖然由上級組織部門考核,但該層級的黨委一把手個人的意見相當重要。再加上現在的官員職數,四套班子加起來,可能數十倍于明清時期,明清一個縣正八品以上的官員有幾個,今天一個縣付處級官員又有多少?

分析至此,我們就能知道爲什麽現在買官、賣官之風如此之盛。古代包括明清兩朝也有賣官鬻爵之事,但賣官之權,全國都集中于吏部。而今每個市委書記、縣委書記如果想賣官,都能做到,而且官員的職數遠遠多于古代。賣官既然操作起來更方便,可賣的總量更大,那爲什麽不賣呢?而且賣的是別人"寄存"在自己那裏的東西,得到的利益却屬于個人,多合算的買賣。

除了人事權,今天的市、縣委書記對社會活動尤其是經濟活動的干預力度也遠勝于古代知府、知縣。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長期是個農業社會,知府、知縣守牧一方,其守牧二字可看出其有無爲而治的一面,治民之術,我國傳統上是儒法、黃老兼用。《明史。職官志》載:"知府掌一府之政,宣風化,平獄訟,均賦役,以教養百姓。""知縣掌一縣之政。凡賦役,歲會實征,十年造黃册,以丁産爲差。賦有金谷、布帛及諸貨物之賦,役有力役、雇役、借請不時之役,皆視天時休咎,地利豐耗,人力貧富,調劑而均節之。歲歉則請于府若省蠲免之。凡養老、祀神、貢士、讀法、表善良、恤窮乏、稽保甲、嚴緝捕、聽獄訟。皆躬親厥職而勤慎焉。"

可見知府多是宏觀調控,知縣作爲親民之官,管理的事務很實,但有限。無非是賦稅徵收、勞役差派、訟獄治安以及一些公益事業。古代中國縣以下是鄉土自治,以宗族爲核心的民間自治力量很强大知府、知縣只要保境安民,替朝廷如數收稅就行了,至于老百姓自己怎樣生産、生活,沒必要太多過問。

現在的市委書記、縣委書記在其轄區,可謂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要管空氣。 "除了當地的駐軍他管不了,其他還有什麽事他不能管,不想管的?人事大權、行政事務、司法活動,乃至人代會這樣名義上的民意機構,都歸他的領導。由于現在的經濟水平遠非古代農業社會可比,國有企業的投資、運行,民營企業的存活、重大公共項目建設,都可以直接插手。從落馬的市委書記、縣委書記的案件分析,這些人除了賣官牟利,最常見的形式就是插手重大建設項目,官商勾結大謀私利。今日中國經濟繁華遠非古代可比,市、縣委書記手中的權力也遠非古代知府、知縣可比,那麽其以權謀私的空間自然比古代的同級官員大得多。

講到權力,自然不能不說監督和問責機制。從秦朝設御史大夫開始,兩千年帝制時代,除了皇權之外,其他的權力都有明確的監督機構給予監督-------至于監督的效果,因時代而有差异。明清兩代,對地方官的監督機制是比較完備的,明朝多太監弄權,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爲太監作爲皇帝的私人,游離于帝國文官監督體系之外,明朝監督分兩個序列,中央六部是給事中地方各省爲禦史道合稱"科道",清承明制。明朝十三行省共十三道監察禦史一百一十人,由都察院管理,查糾各地方官。其級別幷不高,正七品,和知縣一樣,但威權重,一旦外出則是代天子巡察各地,稱巡按(明朝禦史外出巡查,加總督、巡撫、經略、總理、巡視等名銜,清代總督、巡撫已成爲地方實職。)《明史。職官志》言:"而巡按則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按臨所至,必先審錄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辨之。"傳統戲曲裏面,那些新科進士,最牛氣的是點了"八府巡按",到各地後,地方府、縣官見到他們十分恭敬。所以《玉堂春》的王公子,才可能巡按山西時,救下了和自己有個N夜情的美眉蘇三。

當然,這種監察權僅僅是皇權的派生,如果皇帝昏庸,他們照樣不能很好地行使監察權,明熹宗魏忠賢當權時,被殘害的楊漣、左光鬥等官員大多是監察官。但帝制時代有一個好處,這江山的"産權"明晰,有非常明確的産權人,即皇帝,江山是自家的,不是特別昏庸的皇帝,誰也不會由得地方官胡折騰。儘管我們教科書上說明清兩代政治黑暗,但僅僅是晚期,大部分時間內朝廷對知府、知縣一級的官吏還是有著較嚴密的監督體系,地方政治不至于一敗塗地,否則兩個朝代的壽命加起來也不會有近600年。

由于明清兩代的監察權在中央,一個七品的禦史照樣敢查糾地方大員。今天比起明清兩代,似乎監督、問責機制更加健全,有黨委紀檢部門、政府監察部門、司法的檢察部門,還有所謂代表民意的人大監督。看起來四管齊下,但既不能真正啓動民意程序對市委書記、縣委書記進行彈劾、罷免,全國如此之大,中央又不能直接監督他們,他們所能接受的是同級和上一級的監督同級監督幾乎不可能,人大主任由書記兼任,紀委書記、檢察院長、監察局長又是自己的下屬,誰敢監督他?那麽上一級監督部門呢?最能對貪瀆市、縣委書記發生監督效能的也確實只能是上級監督部門,可正如上文分析那樣,市、縣委書記是分級授權,對他職位發生關鍵影響的是上一級的黨委一把手,兩人中間幷沒有設置隔離墻,下級黨委一把手一般說來是上級一把手信得過的,除非他在上級的黨委一把手心中失寵,或者上級一把手換人,或者由于說不明道不白的權力鬥爭,或者因爲有上級一把手也替他擋不住的外力-----比如更高級別的專案組介入,縣委書記、市委書記才可能出事。十年前泰安市委書記胡建學說過一句話很精闢,大意是官做到地廳級,幾乎就沒法監督了

現在的體制下,可能起點作用的是新聞監督,但本地新聞媒體也在當地黨委的領導之下,异地監督現在又被打壓,新聞監督的空間在當下更加狹窄。

明清兩代不許在家鄉五百里內做官之類的回避制度實行得不錯,全國的知縣、知府都由朝廷的吏部統一分派,一個知縣大多在離鄉很遠的外地做官,有三年大計這種吏部和都察院聯合舉行的考核方式,而且流官的調任、升遷也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避免了一個知府或知縣盤踞一地特別是和家鄉的各種勢力發生關係。而我們今天的市、縣既非真正的地方自治,由選票産生本地的行政首長,又不是明清那種官僚體制下普遍地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回避,因爲是分級授權,官位由上一級任命,大多只能在本省範圍內交流市委書記,本市範圍內交流縣委書記,無非是在鄰市、鄰縣做官。所以遼寧人王亞忱能在遼寧當許多年的市委書記,湖南人李大倫在湖南,湖北人孫楚寅在湖北任一個市的市委書記多年,能不在當地盤根錯節、只手遮天麽?

今天我們雖說明清時政治上腐敗,但具體分析對地市、縣一級的行政首長的管理,今天又比明清兩朝做得好嗎?

結語:體制不改,必然會産生市、縣委書記"土司化"

現在我們如果往前走一步,能在憲政體制下,由選票來選拔市、縣一級的行政首長,自然就有民意機構對他們實行全天候監督,他們即使貪瀆,也很容易暴露在陽光下。要麽我們退一步,回到明清時代那種,府、縣主官都由中央委派、考核、調任,也能一定程度避免現在的市委書記、縣委書記權力失控的現象。問題是我們既不敢往前進,又不能往後退,正處在兩頭不靠的中間狀態。市、縣委書記只要搞定一兩個關鍵人物,貪瀆的風險就很小,這樣下去,一些市、縣委書記就很容易變成當地爲所欲爲的"土司"。制度不改革,僅僅靠"權爲民所用"這類道德說教是起不了真正作用的。而毛時代,搞一場接著一場政治運動,使官僚層處于動態之中,一定程度可能避免地方官"土司化",但社會成本太高。

從某種意義上講,"土司化"的流官比明清時代真正的土司還可能肆無忌憚。因爲土司是世襲的,爲子孫後代計,還不敢對治下臣民太嚴酷,會儘量避免殺鶏取卵的短期行爲。而掌握巨大權力的市、縣委書記,在監督失靈時,有人可能會把治下的每一寸土地都當成公共牧地,只求眼前收割,哪管日後荒蕪。

那麽出路在哪里?其實每個對世界潮流有所體察的人,都不難知曉答案,在此我就沒必要贅述了。

2006年7月20日于聽雨齋

窑工和蘇三的不幸與幸運(十年砍柴)


窑工和蘇三的不幸與幸運

十年砍柴

(遵照南方都市報編輯之囑,將《蘇三的詛咒》改寫,成了一篇可以見報的文章,鋒芒少了些,但我自以爲可能更理性一點。)

■媒體思想之十年砍柴專欄

洪洞在中國近古民間記憶中,幾乎成了一個符號,黑窑事件偏偏在洪洞縣爆出。人們不能不聯繫到發生在該地的兩個著名歷史故事——象徵司法黑暗的蘇三起解以及明初的大移民。這次大移民是華北地區許多家族一道歷史傷疤,他們的遷徙幷非自願,而是明朝政府哄騙加威逼使然。

明初華北大地遭受兵燹後,一片"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鶏鳴"的慘狀,只有山西因山河表裏,戰火荼毒不重,居民依然稠密。政府希望山西人遷居到十室九空的河北、山東、河南等地,這是一種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的明智國策。然而,中國人安土重遷,很難主動離開故土的。作爲政府該怎麽辦?如果擱在美國,他們墾殖西部時頒布法律,給去西部的居民優厚條件,包括擁有土地。但是在明洪武那個年代,這樣的移民方式不可能是主流,儘管明朝政府對從山西移民其他地方的人也在賦稅等方面給予優待,但更主要的方式是"哄騙"與"威逼"。

傳說當時朝廷擔心老百姓不願意去外地,就發布公告說:凡是某月某日自動到洪洞縣大槐樹下的百姓就不用移民了。老百姓那天成群結隊、扶老携幼來到大槐樹底下,誰知道早有官差在那裏等候,統統將他們押送到外地,省却了挨家挨戶動員的麻煩。朝廷用對待罪犯的方式對待這些移民,全部捆綁,路上要大小便時,就得勞煩官差鬆綁,"解手"一詞就源于此。

明初移民的傳說說明,在官府看來,自己對臣民有生殺予奪大權,用不著和他們談判、博弈,先哄騙,不就範的然後使用武力逼迫他們。

再說蘇三起解。一個幾乎要沉冤到底、推向刑場的美女,因爲當年在妓院結交了一個恩客,才從刀鋒底下活過來。蘇三的不幸是她被富商買到山西做妾,在舉目無親的异地被冤;幸運的是,當初在金陵結緣的王景隆考中進士,被任命爲禦史巡按山西,主持了死刑案復核。

蘇三的被救是一個奇迹,由一個個偶然事件串在一起,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她都不可能昭雪。如果不是她認識了王景隆;如果不是王景隆去趕考,如果王景隆沒有考中進士;如果考中進士沒能當上十三道禦史;如果當上禦史不是派往山西而是其他省巡察,她肯定是刀下冤魂。在普遍司法不公的社會,蘇三是奇迹,竇娥是常態。在這種制度下的人,被冤後想到的不是法律的公正,而是盼望貴人出現。因此蘇三被押解,"將身來到大街前",她所企盼的絕不是司法機構能秉公,而是唱道:"過往的君子聽我言。哪一位去往南京轉,與我那三郎把話傳。"

蘇三這個弱女子的命運,自然不載于王侯將相爲主角的正史,依靠話本小說和戲曲流傳;明初移民血泪史中,一個個草民的姓名、命運,正史也沒有詳細記載,只能在一個個家族中口口相傳,至今讓許多人來到洪洞尋根,在大槐樹底下唏噓不已。

明初移民和蘇三起解,是不同于官方正史的民間記憶。在皇權時代,對于官府,無可奈何的百姓,只能在話本、傳說、戲曲中寄托屬于自己的愛憎等情感。

"九也恨來十也恨,洪洞縣內無好人。"這是蘇三發出的千古一嘆。欣慰的是,如今多數人在引用這句話時特意聲明,此"洪洞縣裏"準確的含義是"洪洞縣衙"。這句注明幷非多此一舉,一個外地女子在當地遭遇司法不公,大多數居民不能對她的命運産生任何影響,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數,就想做"好人"也沒有機會。

而在建設法治國家的今天,洪洞縣黑磚窑裏的工人理由有著不同的期盼。雖然那些被限制人身自由、被傷害的工人,他們有著與明初移民和蘇三相同的不幸。黑窑事件絕不始于今日,也不獨存于洪洞縣一地。可基層政府的一些官員,冷漠之極,他們無視于眼皮底下的罪惡,甚至有人參與作惡,一如參與陷害蘇三的那些官吏。幾百年過去了,中國傳統政治那種可惡的基因竟然頑固地存活下來。但這些工人比蘇三幸運的是,儘管他們被奴役的狀態與蠻荒的遠古無异,但他們畢竟生活在資訊發達的21世紀,生活在互聯網時代。這一事件披露後,在民間尤其是網絡上引起排山倒海的憤怒,民間的憤怒引起上層關注,上層及時作出反應,用行政力量解救黑窑裏的工人,用司法手段懲治作惡者。

讓人有些傷心的是,蘇三和黑窑奴工被救最終經歷了相同的路徑:引起權力體系中高層人士的關注。這種糾錯是權力比拼中,高位勝低位,强勢勝弱勢的結果,而非制度如影相隨地保護他們。

儘管如此,窑工還是比蘇三幸運。蘇三的時代,民意很難通過正常的方式表達,罪惡容易成功地被隱藏,普通人做一個看客都不能,遑論是"好人"了。而互聯網時代,窑工的遭遇被媒體披露,成千上萬的普通人通過互聯網和其他媒體表達自己的憤怒,從而影響這一事件的處理。今日中國,已經超越只能用戲曲、傳說表達民間情緒的時代了。

在蘇三的背後,只有一個王景隆;黑窑奴工背後,站著無數個普普通通的中國人。

地主是個什麽樣子?(十年砍柴)


地主是個什麽樣子?

十年砍柴

(載《中國青年報》)

   "地主怎麽這樣仁義勤儉?對著長工怎樣這般窩囊?"一些人看了央視正在播出的連續劇《闖關東》後,在網上提出此疑問。

  李幼斌在《亮劍》中飾演了一個"另類"英雄-----有點痞子氣有些狡黠的李雲龍,此番他在《闖關東》中飾演的是一個"另類"地主朱開山。這個帶著全家從山東來到東北的農民,勤儉大度講義氣,他掙下了一份家業,恩威幷施對付偷懶的長工。

  痞子英雄和仁義地主,其實是生活中的常態。沒有一點天不怕地不怕的流氣和痞氣,是很難在行伍裏脫穎而出的;而地主如果太目光短淺太凶惡,是很難發家的。

  對70年代初或更早出生的人來說,沒有目睹過地主的樣子,而是由教科書或文藝作品告訴他們的地主是這樣的:劉文彩、黃世仁和那個在雷鋒叔叔手臂上砍下三刀的地主婆。

  這樣的地主,幷不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而是對一種政治概念的演繹。一旦被貼上"地主"的標簽,似乎就應該這樣凶惡,有如土匪就應該是座山雕那樣子。

  中國長期是一個小農經濟的國家,人多地少,經濟欠發達。在大部分地區特別是南方,地主多是省吃儉用買下幾畝水田的小康之家。像劉文彩這種占地極廣的地主當然也有,但很少,沒有非正常的方式積累財富,不可能占用太多的土地。劉文彩其實只是個管家,那些地是他當西康省主席的兄弟劉文輝擁有的,因爲劉文輝和平起義是民主人士,不好作爲地主的形象代言人出現。而劉文輝之所以能擁有大片土地,財富的來源顯然是他擁有的公權力。多數地主、富農必須勤勞節儉,必須與人爲善,也不可能對雇工太嚴酷,才可能維持那份家業。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1949年以前中國農村的土地大多是私有的,土地交易當然有憑藉權力强買强賣的現象,但多數土地買賣是基于雙方自願的交易。而由于人口繁殖過快,土地有限,一家要擴大土地占有量是艱難的,省吃儉用還要運氣好,別碰上天灾人禍。他們有了土地後,被雇傭的工人幷非喪失了自己人身權,地主不可能像山西黑磚窑老闆那樣能限制工人的自由。小農經濟的生産方式决定生産效果依賴于勞動者的自覺,對地裏幹農活的人不可能拿著鞭子讓他賣力,巧妙地偷懶使壞是很容易的。後來的人民公社以政權的力量都沒能解决農民出工不出力的問題,何况普通的地主?所以他們必須籠絡好長工,才可能使土地有更好的收益。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地主和富農都生活在熟人社會裏,熟人社會裏道德倫理的約束力是很大的,李逵上了梁山面對陌生人很殘暴,回到老家的村子就成了規規矩矩的李鐵牛,何况一家子長期生活在某個村子的地主?他們必須要有個好名聲,才能保證家業興旺。

  筆者小時候,當過長工的爺爺常給我講兩個故事。第一個故事說他給一個同族的地主抬轎子,這個地主知書達理,是民國政府的一個區長。只有過村莊時這個地主才坐上轎子顯示威儀,而在山路上他下轎步行以减輕轎夫負擔。土改時這個地主被槍斃了。第二個故事是爺爺租種另一個地主的田,秋收後地主來收租,我家太窮沒能力辦好飯菜,我爺爺又衝撞了他。地主一氣之下發話要退佃,可是退佃後沒有任何其他佃戶租種那塊田地,不想田地撂荒的他反而求我爺爺再接著租種。

  聽這兩個故事的時候,我還受著階級鬥爭的教育,以爲第一個地主是假仁假義欺騙爺爺,而第二個地主向佃農服軟我覺得多半是爺爺吹牛。爺爺故去已多年,現在我再回想這兩個故事才相信爺爺所說不虛。第一個地主他是我們宗族的佼佼者,他需要得到鄉人的尊重,他必須施仁義于鄉人。他後來被槍斃讓我爺爺很是不解,認爲錯殺了這樣一個好人,一輩子沒走出大山的爺爺不能理解,社會大變化時有些人需要殺人立威,與被殺者本人的品德口碑無關。第二個故事讓我明白再混賬的地主也要尊重民間習慣法。東家是不能隨便退佃的,除非佃戶有違約行爲,譬如沒有天灾而不能及時足額繳租。否則的話整個鄉土社會的秩序將會混亂不堪,因此長工一句頂撞而退佃不會被民間習慣法所容,哪個人不知趣接著租種將承受巨大的輿論壓力。

  其實,在中國傳統社會裏,一般老百姓最可能受到傷害的往往是官府和土匪。-----即暴政或被暴政製造的暴民之害,地主反而是維持社會秩序的良性力量。爲了政治宣傳的需要,多數如朱開山那樣的地主形象被屏蔽了,少數如黃世仁那樣的地主成了整個階級的形象代表。

  上世紀對中國人來說是個多灾多難的世紀,經歷那麽大的灾難,幷未産生《湯姆叔叔的小屋》、《戰爭與和平》這樣的小說,産生《亂世佳人》這樣的電影。分析地主的形象被標簽化,或能窺見某些原因。

方風雷 躲在幕後的銀行家(南方報系)

博主按:這是一個非典型的典型中國"成功"故事。里面具有或暗含著這些關鍵詞:前官員、國情、高層人脈、公章、叢林法則。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nfrwzk/200907310225.asp

方風雷 躲在幕後的銀行家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2009-07-31 15:34:14  作者:劉欣然
  
  方風雷的名字從來都是和大交易聯繫在一起的。但對于先行者來說,從不缺少非議

  7月7日下午,蒙牛乳業董事長牛根生與中糧集團董事長寧高寧雙雙出席中糧集團入股蒙牛的媒體溝通會,兩人談笑風生。另一個關鍵人物厚朴基金掌門人方風雷幷未到場。

  即便沒有出現,以方風雷爲標題報道整個收購事件的文章也多如牛毛。如果方風雷到場,相信整個媒體溝通會將會是另外一種局面。

  踏入投資銀行業15年,現在的方風雷當之無愧稱得上是行業標杆人物。

  在合資投行這塊人事最複雜、涉及利益之大最驚心動魄的領域裏,深諳中國國情幷且擁有强大政府高層人脉的方風雷奮力前行,不斷挑戰自我。

  方風雷自己從不僅僅以銀行家自居,抱負極大的他將視野放在了更高更宏觀的中國經濟發展層面上,幷從中尋找自己的發展方向。

  對公衆而言,幾乎從不接受采訪的方風雷像他所完成的案例那樣既高端又神秘,各種各樣的非議又總是和他如影隨形。

  方風雷幾乎從不公開反駁,他說,"我認爲我做的事情是對的,是對中國有利的","這些事是中國證監會和中國政府說了算的。"他堅信:"成功者是不受責備的。"

大交易

  收購蒙牛的案子中,中糧集團與厚樸基金共同組建一家新的公司,中糧集團持股70%,厚樸基金持股30%,分別向蒙牛認購新股、向老股東購買現有股份,總投資61億港元,這是迄今爲止中國食品行業最大一宗交易案。

  方風雷的缺席更像是刻意而爲,厚朴一位高管人士說:"方總現在深居簡出。"

  厚樸的這筆投資,是今年第三次驚動市場。一個月前,由厚樸基金牽頭的投資團一舉接下了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手中的135.09億股中國建設銀行H股股份。總價高達73億美元的此次交易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的一宗股票配售交易。

  今年1月底,厚樸從蘇格蘭皇家銀行手中接盤了中國銀行H股的部分股票,整個交易涉及資金6.5億美元。

  厚樸基金首期規模25億美元,自2007年成立以來,厚樸一直蓄勢待發,雖有零星投資,便到今年才有這些"大動作"。

  即便是在少數出席的公開場合,方風雷也以"private"爲由,對厚樸和自己做的交易避而不談。但人們仍然暗地裏揣測,這些交易有多少政府的意願。

  業內人士認爲,方風雷目前的難題是如何給這些股權找到"下家"賣出去。

  私募股權基金的資金使用期限是有時間限制的,一般是9個月,或者12個月,具體如何屬于商業機密。

  如此大批量的股票,不可能在二級市場上散買散賣,否則二級市場股價將會劇烈波動,在國外一般會有這種類似于"批發商"角色市場制度設計。我國證券市場前兩年也設置了大宗交易平臺,不過與國外相比還有很多限制。

  這個難題在方風雷目前的困局中只算是小事一樁。原來計劃100億規模的人民幣股權基金沒有募集到資金成立,是目前讓方風雷偏離自己預計軌道的最爲被動的事情。

"如果有人需要公章,就去找方風雷"

  方風雷的名字從來都是和大交易聯繫在一起的。

  1985年,33歲的方風雷已經是廳局級幹部了,他的職務是河南省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總經理

  方風雷1968年到內蒙古農村插隊,兩年後參軍入伍。1978年,當了一陣工人的方風雷考入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修中文,輔修經濟學。

  畢業後方風雷分到外經貿部工作,後來在參加考察團赴河南調研體制改革期間,被河南省領導看中,調到河南省經貿廳

  方風雷的能量在這個時期初露頭角,他銳意改革,將河南省最大的4家外貿公司捏合在一起,成立了中原國貿和中原集團,他本人也成爲外貿體制改革小組的成員。

  隨後方風雷參與我國第一個期貨交易所鄭州商品交易所的設計和籌備工作,事業第一次和金融業挂上了鈎。

  有說法是,正是此時方風雷得以結識王岐山。王岐山當時擔任北京農村改革政策研究所所長,到河南進行實地調研時遇到了方風雷。

  王岐山欣賞方風雷的才幹,深信其潜力,將他送到美國學習金融業。說法不可考,但確鑿無疑的是,這次出國學習成爲方風雷人生最重要的轉型。從此他告別了前程遠大的仕途,成爲一名"不以商人自居的銀行家"。

  回顧後來一直飽受爭議的生涯,方風雷對本刊記者說:"我是頂著做,出身紅,政治上能擔待,肩膀擔得起,否則一會兒愛國一會兒賣國的,換個人神經受不了。"

  從美國回來後,方風雷奔赴熱土海南,供職于海南銀泰科貿公司,該公司隸屬于建設銀行。王岐山當時擔任建設銀行行長。

  方風雷注意"高位蓄水",積累人脉,"跟隨高明的老師學習"的特點由此開始,貫穿整個職業生涯。

  1999年9月,志在必得的中海油赴美上市,結果在投資者對其海上石油專營權的詰問中功敗垂成。第二次上市時衛留成見到時任中銀國際總裁的方風雷的第一句話是:"我記得1999年上市失敗時你曾經給我發了封傳真,鼓勵我。"

  2004年方風雷受命解决海南證券危機,幷且由此引出高盛高華的成立,衛留成當時擔任海南省省長。

  另外方風雷和頂尖的經濟學家劉國光有著極爲親密的關係,因此在决策層的智囊團中建立了自己的另一個圈子,從而增加了手中的砝碼。

  方風雷的一位同事曾經說,"如果有誰需要公章,就去找方風雷。"

  很快,方風雷迎來了事業中最重要的一段經歷,從此開始了自己叱咤風雲的精彩人生。

中金歲月

  1992年冬天的時候,趁在特拉華州參加弟弟婚禮的機會,方風雷通過經濟學家劉國光,見到了時任世界銀行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林重庚。

  後來有人寫道,"兩個人相處得挺好,花了很多小時討論金融和經濟問題。有一次他們一起去游覽華盛頓國家動物園,站在大熊猫的面前,他們討論了中國成立一家投資銀行爲國有産業提供基礎金融服務的想法。"

  現在的中國爲了高達2萬億的巨額外匯儲備發愁,但90年代初的中國,仍然非常缺錢。深滬兩個證券交易所剛剛成立不久,水位尚淺,四大國有銀行幾乎是企業的全部資金來源。一些大型企業要想實現跳躍式發展,只有海外融資一條路。但國內缺少能够完成這一任務的自己的投資銀行。

  1993年年末,林重庚向國內遞交了一份"關于申請成立中外合資投資機構的報告"。很快,王岐山讓方風雷北上參與中金公司籌備工作。

  最初的時候,外方合作夥伴考慮高盛,但是高盛執意于獨資,于是摩根士丹利成爲最終的選擇。

  1995年6月25日,中金公司挂牌成立,王岐山擔任中金公司董事長,摩根方面派任總裁。

  摩根方面希望中金公司是自己在中國內地的一顆棋子,而王岐山更希望中金公司是一家獨立的公司,中金公司裏中方和外方的關係和鬥爭因此極爲複雜。摩根在3年時間裏先後換了5任總裁,最後放弃努力,不再往這一職位繼續派駐人員。

  方風雷雖然只是副總裁,但他在關鍵業務中的推動力,巨大的創造力和創業精神,以及對公司的控制力,使其成爲中金公司的實際管理人。這一點,正是王岐山將方風雷送入中金公司的意圖所在。

  儘管從來沒有投資銀行經驗,但是方風雷與那些華爾街來的投行精英們的工作作風明顯不同,也更適合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

  前華爾街日報駐中國記者麥健陸(James McGregor)在他的《同床异夢》一書中這樣寫道,摩根方面和"中金公司的海歸銀行家們曾一度看不起方風雷,認爲他就是一個對金融交易和資本市場一竅不通的鄉巴佬。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明白其實他是精通中國商業作風的大師,而他們自己對這種作風一無所知"。

  "這些銀行家們受到的是帶有西方商業特點的做事直截了當的培訓。而後他們發現自己跟著方風雷和潜在客戶坐在一 起,吞雲吐霧,吃喝玩樂一直到很晚。方風雷知道怎麽樣才能讓客戶袒露心聲,告訴他什麽是他們擔心的,什麽是他們喜歡的。他知道這些人在不同的職業階段需要做不同的事。客戶認同方風雷,信任方風雷。"

  1997年10月中國移動首次公開發行,在香港聯合交易所和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發行27.7億股,融資 42.2億美元。中金是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主經辦人、聯席保薦人。這是截至當時亞洲除日本之外的最大規模的IPO,"整個溝通過程可以寫一本書,但是方風雷在5個月時間裏溝通好了一切。"

  方風雷一戰成名。

  此後,2000年4月的中國石油,6月的中國聯通,10月的中國石化,2000年4月新浪網首次公開發行,中金公司都是當然的不二人選。"方風雷是這些交易中唯一真正的創造者。"

  方風雷將這些交易的外方承銷資格送給了高盛而非摩根,大失所望的摩根最後放弃了中金公司,成爲單純的財務投資者。

  離開中金之後,方風雷淨說摩根的好話,他說:"如果沒有中外雙方在中金創造的和諧氣氛,中方沒有抱著小弟弟的學習的心態,中金公司是不可能成功的。摩根在中金的參與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發展的是誰?

  對于先行者來說,從不缺少非議。當中國證券市場發展越來越壯大,越來越多的人投身其中,這種質疑的聲音越强。

  爲什麽要把效益好、規模大、壟斷性强的國企,比如中石油、中海油、中移動海外上市,使得中國國內投資者長時間不能分享到中國經濟成長的好處?中石油從2000年海外上市至2007年,公司累計分紅達3055億元人民幣,巴菲特一人就從中石油賺得近200億利潤。

  激烈者大駡:"寧與外賊,勿與家奴!"

  對這些方風雷心知肚明但鮮有反駁。

  2006年年底,在唯一的一次接受記者采訪中,方風雷問:"發展的究竟是誰?"

  "我14年前去日本,看到東芝、索尼、松下,感覺他們很高大,相比之下要達到他們那樣簡直不可想像,現在我認爲我們離他們不遠了。2005年銷售額最大的公司是東芝,盈利能力最强的公司是中石油。中移動比日本的NTT、AT&T規模大多了。中海油被評爲海外幷購最佳公司,最佳中國管理團隊。當初中海油上市時總資産10億-60億,後來經過4次融資,目前總資産400億。不國際化,中國企業能走到這一步嗎?"

  方風雷認爲,號召國企回歸,屬于降格以求,"發展更重要"。"中國石油的老總蔣潔敏說,我們更需要你們,我們要走向國際。中石油在香港倫敦紐約上市的這幾年,適應了國際監管水平。最好的企業都是在國際市場上殺出來的。"

  "全世界的主要投行投入到H股、紅籌股以及國內企業的國際上市等機制建設中來。他們也確實賺了點錢,爲什麽一定要認爲他們是壞人呢?這是解决問題的途徑。"

  "發展的是誰?""無非人家賺了點錢,大賬小賬要算明白。"

  采訪中方風雷不問自答,掏心掏肺,敏感問題暢所欲言,滔滔不絕。熟悉他的人對記者說:"方風雷就是這樣,總是能在最短的時間裏取得對方的信任。"

高盛高華風雲

  2000年方風雷離開中金公司,在香港中銀國際和工商東亞短暫停留之後,2004年再次震動市場。

  一次性掏出5億人民幣爲海南證券解决挪用保證金黑洞,繼摩根進入中國內地市場10年之後,高盛爲自己爭取到了第二張"門票"。

  2004年9月8日,中國證監會批准北京高華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組建,方風雷等6個自然人成立的3家公司向高盛貸款1億美元(當時合8億人民幣),持有高華證券75%股權。這是發改委首次批准中國個人借用國際商業貸款。

  隨後高盛集團與高華證券成立合資公司高盛高華,高盛持股33%,高華證券持股67%,合資公司由方風雷出任董事長。

  在高盛130多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成立過合資公司。高盛的理由是,金融機構裏文化的作用很强,不能合資。但這一次,高盛把自己在中國市場的未來押在方風雷及其强大的人脉關係上。

  方風雷說:"當時我不想貸高盛的錢,但是我們國家的政策一是不給私人貸款,二是貸款不能作爲資本金。民生和建行當時想給我貸款,可是這樣就違反貸款通則。"

  "有人說我搞高華是重複的事,我不管。我在國內隨便搞一個投行很輕鬆,但是沒有必要。如果搞高盛是爲了我自己,有這個必要嗎?當年搞中金我就不是這個想法。"

  晚于高盛高華成立的瑞銀證券爭取到中石油回歸A股等大單子,而高盛高華成立兩年多時間裏投行業務幾乎顆粒無收。2007年,業界盛傳方風雷受到外方極大壓力,被迫離開。

  對此方風雷的左膀右臂、高盛高華總裁章星說:"你去看看高盛在美國做的事情,它已經不在乎傳統投行業務了,更在意交易。"

  不辯解不等于不委屈,方風雷說:"這究竟是對中國有利還是沒利?對投資者有利沒利?有什麽不好的我就不明白。這是證監會說了算的,是中國政府說了算的。"

  "中國在利用外資的過程中也讓了一部分利,但是你想要什麽,讓的是什麽,大賬和小賬要算清楚。適當地限制外國資金進入,繼續對外開放,絕對是健康的,很多人不願意聽。"

  "我們這個公司是中國市場整個開放過程中的小小的一頁紙,但是我們要建立有效的成熟的資本市場,還要long long to go。"

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

  2007年中,厚樸基金完成25億美元募集,方風雷仍然擔任高盛高華董事長,但是亦逐漸淡出日常事務管理。英藍國際17、18層的高盛高華,方風雷已去得不多,隨後,方風雷把以繁體字篆刻的"厚樸"二字LOGO不顯眼地挂在了C區二層不大的辦公區,低調而質樸。

  在成立厚樸基金的同時,方風雷致力籌建百億規模人民幣股權基金,雖然發改委批了100億的額度,但是由于籌集不到資金,方風雷不得不單獨運作厚樸。

  業內人士說,國內大部分資金都集中在國企手裏,誰也不放心交給私人管理,"憑什麽把錢讓他們幾個賺啊?"而且,"給張三不給李四,說不清楚。""公對公什麽都好說。"

  渤海産業基金因爲同樣的原因,也沒有募集到構想資金規模。國內只有社保基金給鼎輝有投資。

  方風雷感慨:"我一開始就不想替老外打工,但沒人給我錢啊!"

  成立私募股權基金,本來是方風雷完善國內市場交易結構想法的延續,但是現在由于拿的是外資,外資進出國內市場不僅受管制,換匯也會增加成本,因此方風雷的厚樸基金更多的是在H股市場上運作,操作空間有限,而且偏離了之前的計劃。但這顯然不會是方風雷的終曲。

  仍然有人質疑方風雷以6.4港元的二級市場4成折價買下建設銀行股權,方風雷不替自己解釋。

  "我認爲自己做的是正確的事情,最終受益者是中國的金融市場。我的夢想是看著中國經濟起飛。"

  "我不管別人怎麽說我怎麽看我,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

如何在国际上更有效地打击热比娅与达赖喇嘛?(楊恒均)

如何在国际上更有效地打击热比娅与达赖喇嘛?

杨恒均

本文立足于中国政府和中国大陆民众(特别是关心时事的容易愤怒的青年人)的立场,尽量客观、公正地描述和分析国际上的达赖和热比娅现象。本文属于不伦不类的杨氏"学术论文"类别,此文目的是为了帮助年轻人认清国际形势,平和情绪。文章最后也会提出我认为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供有关人士参考。

他们为什么给热比娅、达赖签证?

热比娅刚刚离开澳洲,达赖又在台湾登陆。中国的网民们尚未完成对澳洲总理陆克文的讨伐,现在又要马不停蹄掉头向东。看到网友们像攻击风车的堂吉诃德,我心有不甘,也于心不忍。

我自问自答的第一个问题:陆克文为什么给热比娅签证?很简单,正如陆克文所说,他是澳洲的总理,他有权决定哪些人踏足澳洲大利亚,不用听他人的吩咐。但更深一层的原因是,给热比娅签证符合澳洲的价值观,澳洲大多数人支持热比娅入境。换句话说,如果陆克文不给热比娅签证,他会在今后执政和选举中不停地受到澳洲民众的质疑。

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禁止热比娅参加墨尔本电影节?难道为了让她一个人参加,结果造成中国那么好几位优秀的导演退出,就符合澳洲的利益?澳洲政府不后悔吗?

我的回答:澳洲政府也许后悔,举办电影节的单位也许更后悔,但他们好像没有选择。在热比娅不违反澳洲法律的情况下,禁止她参加,是违反澳洲宪法和价值观的。如果因为热比娅参加,而所有的人都退出来,那只是一个电影节失败了;如果因为多数人的"不高兴"而禁止某一个人参加,电影节成功了,但被破坏的是澳洲的宪法,以及保护少数人的权益不受侵害的民主原则。

看到这里,我知道你又愤怒了,并且有很多问题,稍安勿躁,看完再说。现在我把问题转到台湾。

下一个问题:马英九为什么不拒绝给达赖签证?大家都知道邀请达赖入台的是绿营的高雄市长陈菊,但她只有权邀请,签证是台湾"外交部"发出的,马英九是"总统"。 只有马英九有权力给达赖签证,只有他有权力拒绝达赖入台。

我的回答:马英九如果拒绝达赖入台,将会非常严重地加深他在八八风灾中陷入的政治危机。作为一名政治人物,作为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只有一条道可走:让达赖入台。

这时,一定有网友打断我,厉声喝问:你在胡说什么?看看民调,多少人反对达赖入台啊,马英九的政治危机是因为他在八八风灾中救灾不力,如果继续拂逆民意让达赖入台,他的危机会越陷越深。

我的回答:且慢,你看到的是什么地方的"民意"?大陆的?可你应该知道,这些民意再强烈,可没有选票。而把马英九选为"总统"的是台湾的选民,马英九只会看台湾选民的"民意"。

说到这里,我要插一句,自从马英九去年5月上台后,他的团队积极发展海峡两岸关系,也在国际上寻求美国理解和支持,做得相当不错,可以这样说,在国际问题和两岸关系上,马英九一年取得的成绩,超过了陈水扁八年执政,可喜可贺。

所以,大陆民众对台湾的马英九越来越喜欢,一些小愤青一说到马英九就心花怒放了,一心等着小马哥率领台湾民众投奔大陆的一天早日到来。可是,这次莫拉克飓风带来风灾,也带来马英九政府的政治危机,马英九在台湾的民调竟然落到20%左右,创下了台湾的历史记录。在做一个节目的时候,我惊讶的发现,大陆民众很不认同台湾的民调,认为应该对马英九宽容,应该给马英九的政府一个学习的机会,再说,他在两岸关系上非常棒……

好在马英九是生活在民主政体下的,他和我们的思维不太一样,他知道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就是民众给他的机会,这使得他猛然清醒过来,意识到是谁让他进入台湾"总统府"的——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大陆人,是台湾的选民,还有那些被他忽视了的台湾灾民。他也同时认识到,即便美国人民和中国大陆民众把他马英九视为历史英雄,只要台湾民众不高兴,两年后,他就得乖乖地搬出台湾"总统府",失掉"总统"这份工作。

这次给达赖签证,马英九没有选择,他如果拒绝,那么两年后的"总统"选举,他将再失一分。到时会有挑战者在台湾民众面前质疑他:请问,你为什么拒绝达赖到台湾来?难道基于人道和宗教考量你也要看别人的脸色?——马英九只有两个答案站得住脚:让他入台不符合台湾人拥抱的核心价值观,或者,台湾民众不高兴,不想让这个分裂分子到台湾来。问题在于,他有这两个答案在手吗?

为什么没有国家敢给拉登和赖昌星签证?

在你愤怒前,或者想删除我文章之前,我先澄清一件事,我绝对不会为那些给热比娅和达赖签证的国家和地区找理由,而是要知己知彼,才能找到对应之策。然后,我想提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为什么世界各国(和地区)都不敢给分裂俄国的车臣武装分子签证?更没有人敢邀请美国的敌人拉登来访自己的国家和地区,可是,却总有人一次又一次给热比娅与达赖签证?

为什么?是因为俄国和美国强大吗?也许有一定的理由,但无论从国际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上,以及和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利害关系上,中国都不能说不强大。再说,现在又不是动不动就用强大能够压得住人家的时代——难道为了一个签证要打仗不成?所以,我认为这理由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是俄国通缉了分裂分子,而拉登则更是在全球被下达了追杀令的!可是,无论是热比娅还是达赖,都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从法律上定罪,更没有被下达通缉令。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例如,如果热比娅策划了新疆屠杀,只要我们有证据,不但可以在国内(缺席)审判她,而且,可以立即通过国际组织发出全球通缉令,这种通缉令即便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抓捕她,也至少能够封杀她。一旦这样的情况出现,即便有少数国家对抗中国的全球通缉,但绝大多数国家会尊重中国法律与国际规则。

写到这里会有人打断我,不会吧,西方一些国家从来不尊重中国的法律。我的答案:不能一概而论,说话要有证据。过去十年,从国外被遣送回来的遭我们通缉的罪犯不在少数,大多是杀人犯和贪污腐败分子。西方国家的法律程序有些复杂,例如加拿大,当我们对赖昌星发出了通缉令这么多年,他还不肯遣返。可是,他也把赖昌星当成了通缉犯,拘留他多次把他送上了法庭。十年过去了,你看到哪个国家包括强大的美国敢给赖昌星签证,让他到美国、澳洲到处招摇撞骗啊?

赖昌星的事件不但给我们启示,也给我们挑战。例如,如果要通缉热比娅和达赖,必须要有法律认可的证据。我从电视上看到,我们宣传部门已经掌握了大量热比娅策划新疆暴乱的证据,而且广而告之了,弄成了价值观很强的宣传。可问题是这些如果是法律认可的证据,为什么不进入司法程序,为什么不向其他国家通报?为什么不依据这些证据而发出全球通缉令?如果我们走法律渠道,按照国际规则玩,请问,在新疆的血迹还没有擦干的时候,澳大利亚的陆克文敢说让一个中国通缉的在逃犯入境是他的权力?

可是,正因为我们对达赖和热比娅只是停留在宣传阶段的批评,停留在价值观层面的控诉,这就让我们这些年在国际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人家和你的价值观不同,人家认为任何批评评判甚至口头的"主张分裂"都是言论自由的范围,你要人家不给签证,不但限制了某人的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同时也严重干涉了他国内部事务。毕竟,中国在弱小的时候也曾经看人家的脸色办事,例如看苏联老大哥的脸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现在我们强大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国际之间的游戏规则的问题,目前国际上有一套通用的游戏规则,你可以遵守,可以不遵守。而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目前的国际规则是认同的。不遵守的国家如果强大到可以自己制定游戏规则,并有足够的吸引力让其他国家来和你一齐玩,那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还不遵守游戏规则,你要就是北朝鲜,要就是古巴,或者学习拉登,一辈子都躲在兔子洞里。

用法律来对付分裂分子

反对分裂中国的国际斗争中,我们最常使用的办法和武器有三种,一是经济武器,例如停止双方贸易,不再购买人家的产品等等,这种办法在某段时间或者小范围内或许有用,但如果把西方看作一个整体,则一点用处也没有。例如,法国总统接待了达赖,我们便不买他的空中巴士,不买空中巴士,又不能买北朝鲜的客机,于是只能买美国的波音。可大家难道忘记了,在历史上,即便在现在,美国政府对达赖的支持,始终是法国人望尘莫及的。其实,这种变态的以停止双边贸易作为"经济制裁"的方式对我们自己的损害并不比对被"制裁"国家要少。

第二种是政治手段(如高层沟通达成妥协、实行交换等),这种方法多用了不灵,本来以为是我们在玩弄他们,其实反而常常会被外国政客玩弄于股掌之间,成了冤大头。

第三种就是充满意识形态的宣传大战,告诉他们我们在这些事物上的立场,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这些都无可非议,特别是国内的人民听到后往往激动异常,啊,我们的道理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些国外的反华势力为啥还不能将心比心?说实话,这种方式方法不但不能引起人家"将心比心",反而引起别人反感,因为你有你的价值观,人家有人家的价值观,最糟糕的是,双方都认为对方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并不是一概否认上面三种方法,任何时候,适当使用三种方法都是必要的,可问题是,我们也很清楚,三种方法目前都失去了效果。那么,我的结论是什么?

我的结论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对付国际上的分裂分子,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法律武器,尽量与国际社会接轨,寻求国际共识,用法律武器打击分裂势力。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价值观已经与时俱进了,法律也相对进步,已经没有什么诸如"分裂分子"(言论方面),也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取而代之的是"恐怖罪 "等等(没有时间查法律条文,请谅解疏漏)。如果我们有证据证明热比娅是新疆暴乱的幕后策划人,直接向国际社会发出红色通缉令就可以了。根本不用啰啰嗦嗦折腾那么久。

我再提醒大家美国是如何对待拉登的。拉登这个人其实人品很不好,听说生活也很淫乱,加上以前曾经和美国CIA合作过(注意,达赖以前也是我们的领导人——人大副委员长),美国掌握了他不少的臭事,可是,迄今为止,美国的任何宣传机器没有在这些方面抹黑拉登,只是简单的用事实告诉全世界:拉登在美国鼓动和策划了恐怖袭击,他是美国的敌人,是美国的通缉犯!

所以,这个世界上不管你如何不服气,如何讨厌美国,甚至如何支持拉登(包括中东一些国家),却没有一个国家敢给拉登签证,把他保护起来,请他去演讲。

对于和我们政治制度不一样,与我们民众的思维方式有差异的国家来说,如果你不提供站得住脚的法律依据,你说得哪怕再耸人听闻,也没有用。相反,对于那些和你拥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民众来说,如果你判断一个人是用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以法律为准绳,那么,你反对的人,很可能正是人家支持的人。你越反对,人家越支持。这种事情已经在国际上发生了,发生在达赖身上,也可能发生在热比娅身上。达赖目前在国际社会上地位之高,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他,实在匪夷所思。其中很大一部分功劳应该归功于我们处理不当。

更不恰当的事情是:两个在国外吃香喝辣的"分裂分子",稍微抬一下腿,竟然牵动一个13亿大国的神经,能够让几亿人情绪躁动,愤怒不已,甚至被激怒得要与他国开战……

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热比娅和达赖永远无法分裂西藏和新疆,但他们两个人却在举手投足之间分裂了我们的团结、理智,甚至我们的人格品性?

華盛頓與洪秀全(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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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與洪秀全

傅國涌

1776年7月4日,由北美新大陸十三個殖民地代表組成的大陸會議通過了杰弗遜起草的《獨立宣言》,幷决定把軍權授予44歲的華盛頓,以便通過戰鬥實現獨立建國的夢想。其實那一刻,大陸會議幷無一兵一卒,所謂軍權充其量只是組織軍隊的權力。

華盛頓受命以後,歷經千辛萬苦,從無到有,創建了一支軍隊,經過8年苦戰,終于在1783年使這塊新大陸贏得了自由。這個時候戰功赫赫的華盛頓無疑是舉國上下最有威望的人,但他謝絕了黃袍加身的提議,功成身退,平靜地回到自己的莊園,過起獨立戰爭以前的生活。臨行前夕他只是利用他的巨大威望做了一件事,他親自解散了打贏這場獨立戰爭的軍隊。當他確知國會沒有錢可以遣散他的將士時,他所能做的就是以他在8年戎馬生涯中建立起的全部威望,站在將士們面前,告訴他們美國真的沒有錢,大家就此回家做個好公民。這些第一代美國公民無條件地服從了他們崇敬的統帥最後一個命令。

無論是兩百多年前的那一刻,還是今天,美國人幾乎都知道沒有華盛頓領導他們浴血奮戰,就沒有一個獨立、自由的美國。據林達夫婦在《總統是靠不住的》一書所說,在美國國會大厦裏至今仍懸挂著一張巨幅油畫,畫面上開國元勛濟濟一堂,那是美國的開國大典。油畫下面有個小小的說明,記載了華盛頓向國會交出軍權那簡單而動人的一幕,華盛頓說:

"現在,我已經完成了賦予我的使命,我將退出這個偉大的舞臺,幷且向尊嚴的國會告別。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奮戰已久。我謹在此交出委任幷辭去我所有的公職。"

議長答道:

"你在這塊新的土地上捍衛了自由的理念,爲受傷害和被壓迫的人們樹立了典範。你將帶著同胞們的祝福退出這個偉大的舞臺。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幷沒有隨著你的軍職一起消失,它將激勵子孫後代。"

這個儀式如此簡單,却如此莊嚴。它不僅感動了所有在場的人,也感動了世世代代的美國人。當華盛頓發表簡短講話時,每個人的眼中都飽含著泪水。兩百多年後,我每一次讀這一段文字都禁不住泪流滿面,我相信人類的心靈是相通的。我從中知道他們的目標只是爲了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而不是爲了中國式的"打天下、坐天下"。

儀式結束後,華盛頓沿著波托瑪克河,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自己久別的家園,重新開始以牛馬爲伍的田園生活。幾百年來,他家門前的河水依然靜靜地流淌著,仿佛還記著他兩度應召爲國服務,兩度沿著這條河流回家的身影。

四年以後(1787年),美國各州的代表才重新坐到一起,討論起草一部憲法。1789年(也就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那年),由華盛頓主持的制憲會議成功地制定了美國憲法。華盛頓衆望所歸,無所爭議地當選爲美國歷史上第一位總統,這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真正民選産生的國家元首。那時離獨立戰爭已六年,離獨立宣言發表已十三年了。

此後,華盛頓雖然勉强接受連任了一届總統,但他堅决拒絕第三次連任。1796年9月17日,他在當了8年總統以後,在國會發表了激動人心的告別演說:

"這個政府是我們自己選擇的,不曾受人影響,不曾受人威脅,是經過全盤研究和深思熟慮而建立的,它的原則和它的權力分配是完全自由的,它把安全和活力結合在一起,而且本身就含有修正其自身的規定。......我們政治制度的基礎是人民有權制定和變更其政府的憲法。可是憲法在經全民采取明確和正式的行動加以修改之前,任何人都對之負有神聖的履行義務。人民有權力和權利來建立政府,可這一觀念是以每人有義務服從所建立的政府爲前提的......"。

"我秉持正直的熱忱,獻身效勞國家已經四十五載,我希望因爲能力薄弱而犯的過失,會隨著我不久以後長眠地下而湮沒無聞。對于這件事也和其他事一樣,均須仰賴祖國的仁慈。由于受到强烈的愛國之情的激勵,……這種感情對于一個視祖國爲自己及歷代祖先的故土的人來說,是很自然的。……我懷著歡欣的期待心情,指望在我切盼實現的退休之後,能與同胞們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治下完善法律的溫暖……這是我一直衷心嚮往的目標,幷且我相信,這也是我們相互關懷、共同努力和赴湯蹈火的理想報酬。"

就像他當初率軍苦戰8年、贏得勝利之後解甲歸田一樣,他再次回到了自己的田園。在一個到處還是國王、君主、世襲制的世界,華盛頓毅然選擇放弃權力,開創了總統連任不超過兩届的憲法慣例,從而爲美國奠定了堅實的民主基礎,也爲全人類樹立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光輝典範。

這一年華盛頓只有64歲。1799年12月24日,華盛頓在自己的莊園安然去世。作爲美國國父,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其人格風範將成爲一切政治家永遠的楷模。



半個多世紀之後(1851年1月11日),在古老的中國大陸,37歲的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揭竿而起,自封天王,號稱"太平天國"。兩年後殺進南京,直到1864年南京城破之前服毒自殺,席捲大半個中國幾近十四年。

一百多年來,尤其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洪秀全在中國始終是一個神話。直到2000年潘旭瀾先生的《太平雜說》出版以後這個神話才開始破滅。

孫中山先生出生于1866年,離太平天國失敗僅僅兩年,餘波未息。他的家鄉(廣東香山)離洪秀全的家鄉(廣東花縣)也相去不遠,少時受到洪秀全故事的影響,在他幼小的心田裏埋下反清的種子絲毫也沒什麽奇怪。

洪秀全死後十年(1874年)出生于湖南的黃興也曾談起自己受到過太平天國的影響,"我革命的動機,是在少時閱讀太平天國雜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國自金田起義之後,起初他們的弟兄頗知共濟,故能席捲湖廣,開基金陵。不幸得很,後來因爲他們弟兄有了私心,互爭權勢,自相殘殺,以致功敗垂成。我讀史至此,不覺氣憤騰胸,爲之頓足三嘆。"(1912年5月,與李貽燕等的談話,《黃興集》211-212頁)

孫中山、黃興當年離太平天國覆滅不久,洪秀全毅然舉旗反清的故事無疑給他們提供了一個現成的榜樣。但洪秀全對他們的影響也僅限于反清這一點上。一個多世紀過去了,歷史的真相終于逐漸浮出水面。透過曾經的光環,撥開重重迷霧,回到現場,回到真實的歷史,我們才發現籠罩在神聖的面紗之下的是人間醜惡、荒淫、無耻、野蠻、殘酷、迷信的一幕幕,試看:

洪秀全造反之前有過相當漫長的準備階段,1844年5月他和唯一的同伴馮雲山到廣西山區宣傳他的拜上帝教,僅僅幾個月他就沒有耐心而離開了。三年後等到馮雲山歷經艱辛在當地站住了脚跟,他又跑去大張旗鼓地蠻幹,使得拜上帝會陷入險境,這個時候他却躲起來了。得知馮雲山等被捕的消息,他以找兩廣總督救人的借口倉皇逃離廣西。馮被其他信徒救出來後,他才于1849年重返紫荊山。這是1851年以前的那個洪秀全,如果不是馮雲山刻意造神,要把洪秀全造成一個人間神,作爲造反的旗號,以後的一切都將不可能發生。

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村起兵沒幾天,連一個縣城都沒有占到,立足未穩,就迫不及待地自封"天王";才打進小城永安,在强敵圍困之下就大封諸王,幷向全軍下詔,封官許願。洪秀全從廣西一路殺上來,凡攻占一地(特別是武漢這樣的大地方),沒有逃走的青壯年一律脅迫參軍,否則斬首。刑罰也極爲嚴酷,斬首之外有五馬分尸,最恐怖的是"點天燈"。一進南京一方面大興土木,營建極少數人荒淫無度的安樂窩,一方面把南京變成了一個大軍營,男女一概分成男行女行,夫妻不能同居(男女隔離制度整整實行了兩年),軍民不得有私有財産,廢止正常的商業,實行供給制等等。說是"天堂",其實是"墳墓",說是人間天國,不過是人間地獄。

洪秀全還沒有公開造反,就有妻妾十余人。永安突圍時,增加到36人,到占領武昌已有60人,建都南京以後,更是大肆選美,豪華壯麗的天王府裏美女如雲,據他兒子在供詞中說他有妻妾88人(也有說108人),還有宮女一千多人,專供他一人享樂,所以他只能用數字來編號,如第三十妻、第八十一妻等等。從此,只有四十歲的洪秀全再也足不出戶了,一切軍國大事都由楊秀清主持,楊要見他也得"請旨定時日"。因此才逐漸大權旁落,導致天京屠殺。直到1964年自殺之 前,他一共只出過有數的兩、三次天王府。其荒淫無耻的程度與列朝列代的帝王相比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潘旭瀾先生說通過現今的暴發戶可以窺見洪、楊當年的心思,此語不差。小農打天下、坐天下的目的,阿Q就明白說出來了,無非是"吳媽"、鋼絲床等,也就是女人、財帛、富貴榮華也。

洪秀全進南京時,凡清政府官員、滿族老百姓、知識者、商人、僧尼道士,不分男女老幼統統殺頭,許多人不堪淩辱被殺而舉家自殺,整個南京城一片血腥,光是旗人至少殺了二萬多人。作爲歷代古都的文物古迹被嚴重毀壞,諸子百家、歷代書籍都遭禁止、焚毀,比秦始皇還要徹底。這不僅是對生命的屠戮,也是對文化與文明的毀滅。

所謂"天京事變"也是一幕幕血腥的屠殺。這場影響太平天國命運至深的自相殘殺,起因于東王楊秀清覬覦"神器",逼洪秀全封他爲"萬歲"。洪密令北王韋昌輝連夜從前綫帶兵回京,血洗東王府,殺了東王部下將士兩萬多人,秦淮河的水都被染紅。翼王石達開是諸王中最有遠見、最能幹的一個,被曾國藩他們認爲最厲害的對手。他回京指責韋昌輝殺虐大重,韋"在洪密令或示意之下"又要殺石,石連夜縋城逃脫,一家老小全被殺光`。石達開興師問罪,洪秀全又下令殺了韋昌輝及親信二百人。從此,太平天國就開始由盛轉衰,朝末路走去。

1863年12月,在面臨覆滅時,洪秀全斷然否决了李秀成"讓城別走"的苦求,死也不願離開他的"小天堂"、安樂窩。幷痛斥、詛咒李秀成--"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的天兵多過于水。"南京被重重圍困,城中即將斷糧,他號召軍民以"甘露"(百草)爲食。城破之前他在絕望中服毒自盡, 有與太平天國共存亡。城破之後,一個二三十萬人口的歷代古都只剩下一萬人,幾乎是一座空城。

如果尊重史實而不是憑空妄言,洪秀全和太平天國代表的絕對不是什麽先進、進步的文明,而是愚昧、野蠻、迷信的代名詞,與"向西方探求真理"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他只是借了基督教的一些名詞裝神弄鬼,煽動、欺騙、愚弄貧苦大衆跟他造反,所謂"天朝田畝制度"據史學家說壓根就沒實行過。"天下一家,同享太平","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口號只是騙人的美麗謊言而已。說穿了,宗教在洪秀全心目中最多只是造反和控制臣民的工具,他根本沒有什麽宗教信仰,所以說太平天國是邪教倒是可以成立的。後期(1859年4月22日)來到南京的洪仁玕的確對西方文明有所瞭解,但一個迷信、狹隘、自私、昏庸、荒淫的洪秀全又怎麽可能實行他的《資政新篇》呢?何况那時離1864年的覆滅已爲時不遠。



如果說東西方文明有什麽差距,中國和西方先進國家的巨大差距首先就在這裏。18世紀美國就成功地完成了在泱泱大國建立民主制度的實踐,19世紀中葉中國發生的山呼海嘯一般的農民暴動,即使打著上帝的旗號,也只是數千年中國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的又一次惡性循環而已。洪秀全頭腦中除了權力、除了美女、除了無窮的享樂,還有什麽?他們追求的東西和阿Q在土穀祠中所想的又有什麽區別?

說洪秀全是近代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代表之一,最多只是一個已過去的神話。就算沒有楊韋內訌、石達開出走,就算北伐成功,洪秀全他們進北京坐了龍廷,太平天國也只不過成爲中國多少個朝代中的一個而已,在漫長的編年史上添一個洪家王朝而已。

洪楊在未得天下之前,就如此迷信、野蠻、無道、殘忍、反文化,比哪個王朝都不如。即使成功地建立起洪家王朝也只能是民族的灾難,文明的倒退。站在洪秀全他們對立面的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左宗棠等,雖然捍衛了那個專制獨裁、腐敗無能、搖搖欲墜的大清王朝,但他們也保護了綿延數千年的華夏文明。如果讓洪秀全一統天下,只會比滿清政府更糟,古老的文化將遭到毀滅性的灾難。而且由于同是漢人政權,推翻起來將更費勁。當然,還沒成氣候就妻妾成群的洪秀全注定了是不可能成大氣候的。

從陳勝、吳廣到朱元璋、洪秀全,一脉相承,農民揭竿而起的目的無非是求生存,求暫時做穩奴隸罷了,至多不過是個別領袖改朝換代的工具。在中國歷史的上空始終回蕩著"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和"彼可取而代之也"的聲音。漫漫幾千年的長夜,幾乎從來沒人對此提出疑問,沒人想過在改朝換代之外尋求新的出路。古老的農業文明到19世紀中葉之後,雖然已逐漸走到了它的盡頭,但是要真正步出周而復始的惡性循環又談何容易?鴉片戰爭後的中國也只能出現洪秀全,其實洪秀全就是陳勝、吳廣,是黃巢、李自成,他打著宗教旗號,創立了拜上帝教,東漢末年的張角就以太平道教開始他"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造反生涯,明教、白蓮教等也史不絕書。在中國這塊土壤上是不可能誕生華盛頓這樣史無前例的人物的,那屬于另一種文化、另一類文明。



但是,洪秀全之後的中國的確出現了一綫文明的曙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所代表的追求共和、民主的力量,就是中國前所未有的,他們手創了亞洲歷史上第一 個共和國,無論他們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陷與不足,僅這一點就足以永垂史册。周作人在孫中山去世後一天說,"中華民國"四個字便是孫中山一生事業"最大的證據和紀念"。更何况他們功成身退的人格風範,簡直可以直追華盛頓等美國的開國元勛。

20世紀初,蔡元培等在上海創立光復會時就提出了"功成身退"的響亮誓言。據胡漢民、汪精衛回憶,辛亥革命前後,黃興一再對人說:"難可自我發,功不必自我成"。

1912年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不到三個月,袁世凱逼清帝退位、宣誓效忠共和,孫中山實現諾言,平靜地辭去臨時大總統一職。不久,黃興堅辭南京留守,交出兵權,解甲歸田。

八十九年前的那一幕幕,至今仍是民族史上未完成的演出。孫、黃以他們前無古人、後尚無來者的選擇改寫了歷史,改寫了幾千年來中國人一旦抓住權力即死不放手的傳統惡習。辛亥革命元老譚人鳳在《石叟牌詞》中評點當時歷史人物,批評孫、黃此舉是"放弃責任,一讓總統,一辭留守,博功成身退之虛名,致令政變頻乖,擾攘至今,而不能底定,不得謂非一大恨事也。"但他也肯定孫、黃 "欲挽官僚竊權怙勢之積習,准身作則,專爲公家謀幸福,不爲一己便私圖","光明俊偉,敝屣尊榮,百折不撓,盡忠主義,求之世界人物,又豈多得者哉?"稱"孫、黃之手段雖劣,其胸襟氣概,固自高出尋常萬萬也"。

孫、黃功成身退、不圖權位的高風亮節,就像一束奇异的光投射在幾千年陰暗的政治史上。這是一個全新的起點,它標志著人類政治文明的光芒開始照到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不同的是,一、華盛頓交出軍權、拒絕第三次出任總統純粹出于自願,出于他內心對自由、文明的理解,而孫、黃讓位、辭職都是迫于巨大的政治壓力(當然儘管如此,孫、黃二位的選擇也是偉大的,足以彪炳千秋)。二是在中國這塊如此古老、如此根深蒂固的專制土地上,即使産生了孫中山、黃興這樣的偉大人物,他們能功成不居,但歷史的面貌幷不會因此改變,甚至有可能更糟糕。譚人鳳和當時不少人都認爲,多少仁人志士經過十幾年的奮鬥,"擲無數頭顱,流無量頸血"才推翻帝制、贏得共和。"總統可讓,留守可辭",但"獨裁之專制則斷不可使復活"。孫、黃辭職造成了軍閥混戰的亂局,是他們沒有負起善始善終的責任。

民國以來的歷史就是這樣。但無論如何,孫、黃二位還是爲後世樹立了前無古人的人格典範,讓後人懂得有所敬畏,有所謙卑。華盛頓與洪秀全的巨大鴻溝,就是兩種不同文明的鴻溝。華盛頓代表了生氣勃勃、富有生命力的人類主流文明,洪秀全則是落後、專制的東方文明的象徵。古老的民族還遠沒有從洪秀全的神話中徹底走出來,眺望18世紀遙遠的新大陸,華盛頓所樹立的不朽豐碑,重溫20世紀初孫中山、黃興面對權力作出的毅然選擇,我爲民族命運而深深哀傷。逝者如斯夫,我爲這塊土地上曾産生過孫中山、黃興這樣的同胞而感到一綫安慰的同時,也爲人類曾經擁有華盛頓這樣的人子而感到靈魂的溫暖。我以爲,華盛頓的作爲超越了民族、宗教、國界和語言的局限,他不僅僅屬于美國,也屬于整個人類。

“文人論政”:一個已中斷的傳統(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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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論政":一個已中斷的傳統

傅國涌



1941年5月,《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獎章,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榮譽,張季鸞在社評《本社同人的聲明》中說:
"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爲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以本報爲例,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于雖按著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

同一年,中國新聞學會在成立宣言中也指出:

"我國報業之有與各國不同者,蓋大抵爲文人發表政見而設,......此種風氣,今猶遺存。"

從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首開"文人論政"之風算起,到1948年12月儲安平的《觀察》被國民黨查封,這一傳統至少綿延了七十五年。

如果說王韜每天在《循環日報》首欄撰寫的"論說"開了中國報刊"文人論政"的先河,那麽梁啓超以他"常帶感情"的筆鋒將這一傳統發揚光大,影響了不止一代人,從《時務報》到《清議報》、《新民叢報》,梁啓超成爲時代的驕子,他的言論已深深打入那一時代無數青年的心坎。辛亥前夜,于右任、宋教仁等發表在上海 "竪三民"上那些光焰萬丈的政論,辛亥之後,黃遠生、陳布雷等青年報人的文字都曾感動過萬千讀者。陳獨秀的《新青年》橫空出世,雖然"批評時政非其旨也 ",却引入新文化,另創了一片新天地,塑造了一代新型知識分子。深得西方自由主義精髓的胡適從"二十年不談政治"到操筆上陣,《每周評論》、《努力周報》、《新月》、《獨立評論》成爲他論政的平臺。新記《大公報》接續了英斂之時代"敢言"的傳統,而又輸入了全新的血液,鮮明地提出令人注目的"四不"方針,張季鸞、胡政之、王芸生等大公報人的名字將永遠在新聞史上發射出奪目的光華。徐鑄成從《大公報》走出,幾乎一夜之間就讓《文匯報》成爲報界的新星。和徐鑄成一樣出生在江蘇宜興的儲安平殫精竭慮把一本小小的《觀察》周刊推向了"文人論政"最後一個高峰,他堅定的自由主義品格使他成了20世紀40年代自由主義的化身,《觀察》絕響,餘音裊裊,至今不絕。多少歲月的塵埃終究都掩埋不了前輩的聲音和足迹。在這條世紀長路上,我們看到了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最後的笑容,他們的血滲透了這片多灾多難的大地。1918年,邵飄萍自辦《京報》,很快在林林總的日報叢中脫穎而出,"其奧秘就在它承續了晚近中國自由主義報刊'文人論政'的傳統,揮毫潑墨,指點江山;縱論時局,鋒芒逼人……"在這條世紀長路上,我們也看到了陳銘德、鄧季惺、成舍我他們的背影。《申報》、"新民"報系、"世界"報系永存在歷史的記憶中,一如它們曾記錄的一幕幕真實的歷史。走在這條路上,以其激揚文字縱橫論壇的,還有羅隆基、王造時、趙超構等大批知識分子。

從王韜到儲安平,構成了中國知識分子"文人論政"的傳統,在滾滾的歷史車輪下,這一鏈條終于斷了。20世紀50年代殷海光在臺灣《自由中國》半月刊上的政論,六、七十年代查良鏞在香港《明報》的社評,雖然都虎虎有生氣,畢竟只是本土之外的空谷餘音,一曲《廣陵散》早已隨風而去。



當年,張季鸞等都認爲我國報業與各國的不同首先在于"文人論政"這一點。就其源頭來看,這一傳統却無疑來自西方,王韜辦報之前有過在歐洲生活的經歷,他長期定居香港,耳聞目睹西方的言論自由,特別羡慕英國第一大報《泰晤士報》,由衷地贊嘆:"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爲準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他渴望著有一天在自己的祖國也能自由辦報、自由論政,"清議所至,足以維持大局;主筆之事,位至卿相",也就是 一篇社評足以動搖一届政府。"《循環日報》不僅在精神走勢上受到英國報刊的影響,而且在編排方式上也偏愛英國報刊的審美趣味。"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每天發表的論說,也是"自覺仿照英國報紙的體例"。

西方傳教士在中國辦的中文報刊對以後 "文人論政"傳統的形成也産生了深刻的影響。早在1840年9月,美國人在廣州辦的英文月刊《中國叢報》中說:"爲公衆服務的新聞記者,人民通常地理所當然地期望他們對于重要事件,像現在那些與公衆利益有關事件,不能保持沉默。""新聞記者在報道時,也要對公衆采取公正立場,負責把事件的整個真相原原本本地說出來。"這些觀點對一個幾千年來都只知有皇帝的民族來說遠不止是一股清風,可惜那年頭國人沉夢未醒,睜眼看世界的又有幾人,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這些英文期刊。即使魏源那時也只能想到"師夷長技以制夷"罷了。由英、美傳教士創辦、主編的《萬國公報》(原名《教會新報》,1874年9月起改名爲《萬國公報》),"一而再,再而三把他富民强國主張,明明白白說了又說,引起當時有志之士的普遍注意。" 發行量最高時達3.8萬多份,創下了傳教士在華報刊最高發行記錄。康有爲1882年第一次接觸就被它所吸引。他在萬木草堂把《萬國公報》 作爲弟子的自學材料,直接影響、啓迪了梁啓超等莘莘學子。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只是發揮了李提摩太在《萬國公報》的思想,梁啓超《變法通議》中的主張有些都可以在《萬國公報》中找到思想根源,風靡一時的《新民說》也濫觴于李提摩太《新政策》中的那個著名觀點。甚至開創新風氣的"時務文體""也不過是從他那 裏描摹過去的"。曹聚仁曾說,《萬國公報》主筆、王韜摯友林樂知的"見解、主張和文章風格,也可說是替梁啓超的《新民叢報》開了路。" 在探討"文人論政"的精神源頭時,我們不能忘記《萬國公報》和李提摩太、林樂知兩位傳播文明的傳教士。

還有不能忽略的一點是,"不名一文的窮書生"于右任在籌辦《神州日報》前,曾專門赴日本考察過兩大民間報紙:《朝日新聞》、《每日新聞》,這是一個以往常常被忽略的重要細節。曾爲《民立報》主筆、筆掃千軍的宋教仁在日本住過多年,邵飄萍兩度亡命日本,而且親身在《朝日新聞》工作過。接續《大公報》薪火、迅速發揚光大的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巨頭都曾留學日本,他們接辦《大公報》就是以《朝日新聞》爲榜樣的,日本版的西方新聞自由思想已化入他們的骨髓,與他們的生命融爲一體。成舍我、戈公振等遠渡重洋,實地考察西方報業,沒有出過國門的史量才、陳銘德、徐鑄成等也對肇始于西方的新聞自由思想堅信無疑。有著悠久歷史和廣泛影響的《申報》本來就是美國人辦的,史量才接手後,與西方新聞界交往頻繁,西方報界巨子的贊譽使他興奮不已。

在中國新聞業的少年期,如果僅僅受到了西方的影響,恐怕不會形成"文人論政"的特有傳統,它同時也深深植根于源遠流長的古老文化中,中國的士(或曰儒生、讀書人)一直有清議的傳統,"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臧否人物,議論時弊,以儒家的原則不斷地彈劾往往向法家傾斜的帝王,正如費正清已發現的,"中國有過一個强烈而確有感召力的傳統,每個儒生都有直言反對壞政府的道義責任。"這一傳統不因王朝的更迭而改變,無數人因此不惜殉身。明辯是非,敢言直諫,體現了中國古代讀書人身上的風骨,是他們"迂"、也是他們的可愛之處。以明代爲例,從方孝孺到東林、複社諸君子就史不絕書。塑造了百年自由主義新聞史基本面貌的"文人論政"起碼有著兩個截然不同的精神源頭,由此構成了這一絢爛多姿、不同于世界各國的獨特傳統,也正是在這些知識分子身上一脉傳承了本土文化的人格傳統,才使他們的"文人論政"散發著至今不衰的魅力。



遍觀百年新聞史,"文人論政"傳統的産生、存在至少需要三個條件:一是民間報刊的空間,二是經濟獨立,三是知識分子能保持人格獨立。從王韜時代到儲安平的《觀察》時代,從晚清到國民黨統治的結束,正是中國歷史大變動的時期,面臨著數千年未有的變局,內外交困的大清王朝威勢日頽,人心思變,經歷地動山搖的太平天國衝擊之後,雖有所謂的"同治中興",不過是最後的迴光返照罷了,歷史已走到非變不可的地步。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還只是不斷地呼籲變法,到了汪康年、梁啓超他們在上海辦《時務報》,變法維新已呼之欲出,終于迎來了曇花一現的"百日維新"。改良派、革命派無不利用報刊這一公共載體,這個獨一無二的平臺介入歷史。從天津到上海,各地租界的存在,爲專制中國提供了一點點脆弱的公共空間,爲民間報刊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1903年雖然發生了轟動中外的"蘇報案",但一個王朝也只能在小小的租界法庭和幾個一無所有的書生打官司,而不能隨心所欲。上海成爲中國近現代輿論的中心不是偶然的,"文人論政"的許多代表人物在上海這一方土地上發光發熱,就是因爲"國中之國"的租界在損害民族尊嚴的同時,也以它的"治外法權"保護了不少民間報刊,這是歷史的悖論。民國誕生,接著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大小軍閥在爭奪地盤、政權、金錢的同時,無暇顧及文化新聞界,給了知識分子批評的空間,儘管如此,邵飄萍、林白水等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蔣介石也算得上梟雄,以他縱橫捭闔的權謀、幾乎無往不勝的銀彈戰術擊敗了國民黨內外的各路對手,成爲國民黨新政權的主宰。他統治中國的二十多年中,民間報刊尚有一席之地,《大公報》代表了這個時代"文人論政"的最高水平,張季鸞、胡政之以及後起的王芸生等一起把這份民間報紙辦得有聲有色,讓世界注目。"新民"、"世界"幾個報系也都有過輝煌的一幕。异軍突起的《文匯報》是在抗日的大背景下,《觀察》周刊的成功完全取决于"文人論政"、不亢不卑的獨立品質。總之,民間報刊的生存是"文人論政"的第一個前提條件。

吳、張、胡續辦《大公報》之初標舉"四不"旗幟,就是痛感當時新聞媒介總是依附某個政治集團、黨派,靠津貼過日子,經濟上不能自立,《大公報》本身也有過一段與安福系扯不清的前車之鑒,經濟獨立成爲知識分子追求言論獨立的先决條件,因此而提出"不黨"、"不賣"。李純青曾說:"大公報經濟獨立,不接受政治津貼。……如果經濟不能獨立,向政治集團伸手要錢,它就必然要受到那個政治勢力的支配,不能自由發言。言論自由建築在經濟自由之上。"回顧《新民報》創辦的前十年,之所以沒有太大的起色,與它一直接受四川軍閥劉湘的經濟支持,還有國民黨內一些派系的援助有關,劉湘死後,臍帶斷了,再加上抗日大背景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機會,《新民報》得天時、地利、人和,迅速崛起于大後方,到1948年7月蔣介石下令查封南京《新民報》,"新民"報系已形成了五地八版,有著巨大的影響。沒有經濟獨立,沒有龐大的發行量和滾滾而來的廣告,史量才的《申報》也不可能在"九一八"後的中國,無視國民黨的高壓、利誘,不斷發表尖銳批評時局的文章。爲了恪守《文匯報》的民間立場,徐鑄成等拒絕了任何政治性的投資(如李濟深等)。國民黨當局曾先後三次試圖收買《文匯報》,第一次、第二次都被徐鑄成頂了回去,第三次也碰了張國淦(當過北洋政府高官,《文匯報》名義董事長)的壁。邵飄萍、林白水以身殉報,自然值得我們永久尊敬,但也不能諱言他們都曾接受北洋軍閥的津貼、饋贈,他們的死和他們拿了錢照樣批評軍閥不無關係。經濟不能獨立,報刊注定了不能長久,也就難以堅持"文人論政"的理想。只 有經濟獨立,才能不畏權勢,不受利誘,才能堂堂正正地捍衛正義,堅持自己的主張,這是"文人論政"的第二個前提條件。

1943年,36歲的徐鑄成已名滿新聞界,深受蔣介石身邊的陳布雷的賞識。陳力勸他加入國民黨,幷願意破例當介紹人,但徐鑄成一口謝絕了,他說自己"願抱獨身主義","參加一政治組織,等于女人决定選擇對象,此爲終身大事。"作者稱徐鑄成爲"奇异的政治'獨身主義'者",幷一再提及這個著名的"獨身主義"比喻,這幾乎成了自由主義報人守護"貞操"、潔身自好,保持獨立性的唯一選擇。他們的面前到處都是鋪滿鮮花的陷阱,如何堅持操守。這是一個大問題。張季鸞說的"四不"和"隨時準備失敗",史量才說的無背景,無非都是要堅守獨立人格的底綫,决不苟且。陳布雷曾在《商報》寫過生龍活虎般的評論,他後半生追隨蔣介石就頗讓自由主義報人失望。面對多少浮雲世變,百年新聞史上有著獨立人格、始終堅持獨立批判的知識分子可以說代代相續,他們的人格操守成全了他們的"文人論政"。



一曲《廣陵散》既終,在塵封的歷史中拾取碎片,吉光片羽之間,讓我們能重新領略先輩當年"文人論政"的精神風采。概而言之,我以爲中國獨有的"文人論政"傳統至少具備了五個特徵:

一、公正,客觀,理性。正如老大公報人、歷史學家唐振常說的,"文人論政"無非"以其所見,是其是,非其非","本人民的立場,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之間,容或有偏差或欠準確,要之亦可爲事實所糾正。"人的見解可能有局限,判斷可能不够准確,但一切都改變不了"文人論政"對公正、客觀、無私的追求。只有胸中不染塵埃,面對民生疾苦和時政得失,才能明辯是非,直抒胸臆,毫不轉彎抹角,有所愛,有所惡,而不考慮個人的得失,真正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以百年《大公報》爲例,早在1902年6月18日,即《大公報》創刊第二天,英斂之在《大公報出版弁言》中就提出了"本報但循泰西報紙公例,知無不言,以大公之心發折衷之論;獻可替否,揚正抑邪,非以挾私挾嫌爲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計。"(344—345頁)他的"折衷"幷不是無是非,無好惡,"折衷,既有客觀、公正、理性的涵義,又同時有超階級、超黨派,不依傍和屈從于任何社會勢力的氣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還包含著反對暴力和激進的溫和主義和漸進主義 (甚至有後來所謂'中間道路'的涵義)之深刻內容。""'折衷'只問是非曲直,而不管任何政治勢力的臉色如何",在這一意義上,"大公"和"折衷"是一致的,也就是一本無私的表示,二十四年後張季鸞、胡政之他們提出的"四不"與之可以說一脉相承。他們認爲,要保持"文人論政"的獨立性、純潔性,就必須"不求權,不求財,幷且不求名。"張季鸞坦言作爲職業報人"不求權不求財"容易,"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可是"一個報人若只求賣虛名,得喝彩,有時要犯嚴重錯 誤,甚至貽害國家。""往往誤了報人應盡之責"。他們在接辦《大公報》之初"决定寫評論不署名,也含有此意。" 幷一直奉行不悖。這和胡適所倡導的"用真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一體兩翼,共同鑄造了"文人論政"金石一般的品質。

二、論政而不從政,公開批評而不介入權力之爭。1946年9月1日,儲安平在《觀察》周刊創刊號發表《我們的志趣和態度》中提出:
"我們這個刊物第一個企圖,要對國事發表意見。意見在性質上無論是消極的批評或積極的建議,其動機則無不出于至誠。這個刊物確是一個發表政論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個政治鬥爭的刊物。……毋須諱言,我們這批朋友對于政治都是感興趣的。但是我們所感覺興趣的'政治 ',只是衆人之事——國家的進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權勢。同時,我們對于政治感覺興趣的方式,只是公開的陳述和公開的批評,而非權謀或煽動。"

這番話精當地概括了"文人論政"極爲重要的一個特點,這不僅是儲安平和《觀察》的宣言,它一直是具有獨立品格的知識分子堅守的信條,從新記《大公報》的" 四不"到《新民報》"超政治"的民間報立場,一部百年新聞史,就是一代代報人堅持"文人論政"、堅持對國事發表意見,以公開的批評參與社會,監督權力,也就是以"言論報國",儲安平曾不無驕傲地說:"一個從事言論的人,假如環境允許他秉其智慧,憑其良心,公平論政,他對國家所能有的貢獻,未必即在一個部長之下。"當多少部長、達官貴人成爲過眼烟雲之後,我們重溫這句話,不能不感到儲安平還是太謙虛了。部長、大臣多如過江之鯽,而儲安平永遠只有一個。傅斯年對胡適說的"與其入閣,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說白了,就是要保持知識分子"批評政府的民間獨立地位"。

因爲如此,張季鸞可以面對"肥缺",一個月即挂冠而去,不幹這個勞什子,繼續做他的窮記者去。王芸生可以多次拒絕做國民黨的官,司馬遷的"戴盆何能望天"成了他的"座右銘"。同樣的事情也曾發生在王造時等無數選擇了"文人論政"的知識分子身上,例子舉不勝舉。曾在新聞史上放射過光焰的陳布雷一入侯門深似海,在他們看來幷不足以取法,徐鑄成"獨身主義"的比喻也可看作對陳的婉轉批評。至于吳鼎昌以辦報爲進身之階,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三、富有責任感,勇于負責的精神。既不依傍權勢,也不依傍流俗,無私無畏,"不私"、"不盲",獨立思考,獨立作出判斷。而沒有對言論負責的精神就談不上什麽"文人論政"。爲此張季鸞早年曾兩次鋃鐺入獄,《大公報》多次遭到停刊等處罰。1948年7 月8日,南京《新民報》被查封,王芸生發表《由新民報停刊談出版法》社評進行抗議,還刊出了24位新聞界、文化界、法學界人士聯署的《反對政府違憲摧殘新聞自由,幷爲南京新民報被停刊抗議》,國民黨《中央日報》爲此連續發表文章,大駡他是新華社的"應聲蟲"。讓王芸生哭笑不得的是,"同一立場,兩面受攻,一面飛來紅帽子,……另一面又駡你是'幫閑',駡你是'法西斯幫凶'"。不過這也證明了一點,《大公報》的言論是獨立的、負責的,幷不依附于某一種政治力量,幷不因爲得罪哪一方而放弃自己言論的責任。

胡適之所以一再呼籲"用真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就是要倡導一種簽名負責的風氣,他在1929年說:

"我們深信,不負責任的秘密傳單或匿名文字都不是爭自由的正當方法。我們所爭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傳單的自由,乃是公開的,負責任的言論著述出版的自由。我們深信,爭自由的方法在于負責任的人說負責任的話。......我們用自己的真姓名發表自己良心上要說的話。有誰不贊成我們的主張,盡可以討論,盡可以批評,也盡可以提起法律上的控訴。但我們不受任何方面的非法干涉。"

從《努力周報》、《新月》到《獨立評論》,以他爲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不管觀點有多少分歧,但堂堂正正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堂堂正正地展開爭論,不隱瞞自己的立場,用真姓名,對自己的言論負責,面對社會、國家發生的重大問題說公道話,一本知識分子的專業造詣和人類的良知,不媚權,也不媚俗。傅斯年之所以一再發表直言批評孔、宋豪門的政論,就是本著一個國民、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其中幷無一己私利。像傅斯年這樣的人只要溫順、肯與權勢者同流合污,什麽樣的高官厚祿自然都不在話下。

有了這樣的責任感,他們才能拒絕一切利誘,拒絕一切威脅。徐鑄成和《文匯報》"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以一句"憑良心辦報"三次拒 絕國民黨的投資。1947年5月24日, 《文匯報》、《新民報》晚刊、《聯合日報》同時被封,儲安平在《觀察》發表評論:"當此一日查封三報,警備車的怪聲馳騁于這十裏洋場之日,我們仍舊不避危險,挺身發言,實亦因爲今日國家這僅有的一點正氣,都寄托在我們的肩上,雖然刀槍環繞,亦不能不冒死爲之;大義當前,我們實亦不暇顧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僅這番話就足以讓我們對逝去的"文人論政"肅然起敬。他還在《觀察》說過,"編者的根本原則是:生死之權操之于人,說話之權操之于我。刊物要封,聽命封,遇到大問題時,我們是無法躲避,無法退讓的。在這混亂的大時代,中國需要的就是無畏的言論,就是有决心肯爲言論犧牲生命的人物!"這是一種擔當、一種 責任,正是這些品質爲"文人論政"贏得了榮譽。

四、感人至深的愛國情懷。從王韜、梁啓超到王芸生、儲安平,他們身上都燃燒著愛國的熱情,無論風雲如何變幻,他們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從未改變過。抗日戰爭是這種愛國情懷的集中體現。胡政之說的"吃下砒霜,毒死老虎"至今擲地有聲。《新民報》西遷重慶;《大公報》輾轉于武漢、香港、桂林、重慶,付出巨大的犧牲;《文匯報》在上海"孤島"异軍突起;許多報紙憤然停刊,許多報人獻出生命,這些往事將永遠激動著中國新聞史。面對20世紀40年代犬牙交錯的國際大勢,傷害民族尊嚴的事件不斷發生,無論這一傷害來自遠鄰美國,還是近鄰蘇聯,也不論其立國的價值觀如何,他們幾乎都挺身而出,進行了公開的抗議。基于他們對國家、民族深摯的無條件的愛,1941年,王造時才會寫下致斯大林的公開信,抗議傷害民族感情的《蘇日中立條約》,爲此在1949年後吃盡苦頭;1946年,傅斯年、王芸生、趙超構等才會聯名發表《我們對雅爾塔秘密協定的抗議》;1947年, 王芸生不斷發表文章,反對美國的扶日政策。他們從來都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且正是這個時代的一個中國人"。

他們"對于國家的忠貞"幷不是做喜鵲,而是做烏鴉、做"不信東風喚不回"的啼鵑。1948年南京《新民報》淪陷在黑暗中,唇亡齒寒,《觀察》危在旦夕,儲安平依然發表《政府利刃,指向觀察》一文:

"在這樣一個血腥遍地的時代,被犧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燒毀了的房屋財産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幻滅了,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個的國家的浩劫裏,算得了什麽!朋友們,我們應當挺起胸膛來,面對現實,面對迫害,奮不顧身,爲國效忠,要是今天這個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個方式繼續努力,方式儘管不同,但我們對于國家的忠貞是永遠不變的!"

半個多世紀後,重讀這些文字,想望他們當年的風采,他們永遠不變的這種愛國赤忱是今天的人們很難想像的。他們的愛國情懷和我們今天無知、盲目的愛國主義截然不同,是對這片土地、文化和人民的深情。

五、筆鋒常帶感情,這也是"文人論政"不可忽略的一個特點。從梁啓超到張季鸞、王芸生、儲安平,無不如此。梁啓超"以飽帶感情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他的《新民說》、《少年中國說》等以其一瀉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鮮活潑的思想傾倒了幾代讀者。正是"筆鋒常帶感情",才使梁啓超的政論富有極大的感染力,影響了幾代人,胡適、魯迅、郭沫若、鄒韜奮、王芸生等都曾吮吸過他的乳汁,深受他的的啓迪。

徐鑄成談到張季鸞在武漢《大公報》發表的社評時說:"張先生的白話文,還有裹過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樸質沉痛,寫出了中國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喚醒了多少意志本來幷不堅定的人,使國家一時免于陷入'瓦解土崩'之局。他的一聲棒喝,應該說關係不小。"張季鸞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字字句句,樸質沉痛",就在于他不僅有見識,站得高,看得遠,看得深,同時也在于他的"筆鋒常帶感情"。俞頌華在評價王芸生文章爲世人所傳誦時也說:"他富于熱情,所說的話,常能打入讀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終能動人心弦,不致與無黨無派的民意脫節。"王芸生自己在《新聞記者怎樣立言》中說,"要熱情,才能使'筆端帶有感情',才能在筆下表現文字的生命和活力"。

"筆鋒常帶感情"首先來自立言者本身的誠懇,儲安平說過"政治上的看法,見仁見智,容各不同,但我們的態度是誠懇的,公平的。"張季鸞生前曾傳授給王芸生二十字秘訣:"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忠厚"也好,"鈍拙"也好,無非都是要體現一個"誠"字,誠意拳拳,有理想,有追求,才會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只有浸透著一個"誠"字,他們的文章才會字字句句打入人的心坎,畢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性是相通的,除非被既得利益、被狂熱的烏托邦蒙蔽了雙眼。

斯人已去,《廣陵散》嘎然而終,隨著時光的流失,一切都已化爲烏有,只有那些傾注了"文人論政"理想的文字、思想依然在歷史的斷裂處閃爍著不滅的光芒。

(原載《社會科學論壇》2003年第5期)

遙望西南聯大傳統(傅國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0bad.html

遙望西南聯大傳統

傅國涌

"聯合大學以其兼容幷包之精神,轉移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人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馮友蘭做過8年的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在起草這篇著名的西南聯大紀念碑文時,這位冷靜的哲學家內心一定涌動著一股激情,這番話就出自其中。强寇壓境,北大、清華、南開三大名校被迫南遷,合組西南聯大。如果從組建"長沙臨時大學"算起,轉眼已有70個年頭。新華社報道,幾天前,三校的現任校長齊聚南開大學,爲複製的西南聯大紀念碑揭幕。也許比立碑更重要的就是真正傳承西南聯大的學統,比熱鬧的紀念更重要的是默默發揚西南聯大獨立不阿的精神品格。

兼容幷包也好,學術自由也好,簡而言之,西南聯大的傳統首先就是對"學本位"的堅守。以學術爲本,以教學爲本,以教師爲本,以學生爲本,本來即是普世公認的大學原則,不獨西南聯大如此。令後人感到安慰和欣喜的是,即使在戰火綿延、民族危亡的年代,西南聯大仍始終堅持學術自由、教學自由、教授治校、學生自治,教授會代表的選舉一直沒有中斷,學校的重大事情都經過教授會議討論决定。曾經在西南聯大求學的學子,回首當年,對這所戰時大學更是心存感念,何兆武、 許淵沖、趙瑞蕻……他們的回憶都令人悠然神往。

當年,聞一多教授爲研究生王遙畢業論文初試一事,寫信給主持校務的常委梅貽琦和教務長潘光旦,將有關事項一一開列在信上,包括要"文書科辦通知","事務組届時照例預備茶點",邀請哪些教授出席,等等。第二天,梅貽琦的批復只有兩個字:"照辦"。這不過是平平常常的一件小事,校方尊重教授,"文書科"、"事務組"這些行政後勤人員爲教學、爲教授乃至爲學生服務,這一點在西南聯大和更早的清華、北大、南開都已形成慣例。正是在這種"學本位"的氛圍中,老師埋頭治學,學生一心求學,課堂內外彌滿了學術的空氣,物質上的極度貧乏與他們精神的富足構成巨大的反差。許多教授一生中最好的著作是那個時候寫的,許多學生把這段生活看作是一生的好時光。

可以說,那個存亡絕續的關頭,西南聯大所代表的大學,《大公報》代表的報業,商務印書館代表的出版業,就是中國的精神柱石,是民族文化不滅的象徵,它們輾轉流徙,在極爲艱苦的環境下,堅持"世界胸懷"和"中華情結",創造幷留下了一個值得我們永遠追尋的傳統,這個傳統中,不畏强勢、傲然獨立也是它不可忽略的精神內核之一。

陳立夫做戰時教育部長,試圖統一大學的課程教材,西南聯大的教授拍案而起,校方和他們站在一起,1940年6月10日,經西南聯大教務會議通過,正式致函教育部,要求教育行政當局給學校更多的教學自由,對于統一大學課程教材和學生成績考核辦法等,他們逐條反駁,幷莊嚴指出:"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縱不敢謂極有成績,亦可謂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這是西南聯大守護"學本位"傳統的一次經典性努力。

值得一提的還有教授們幷沒有把自己關在學術的象牙塔裏,兩耳不聞窗外事,在致力于專業研究和教學之餘,他們關懷國事,時刻牽挂著本民族的命運,這也是西南 聯大傳統中不可遺忘的一部分。抗戰勝利之際,包括朱自清、聞一多、張奚若、湯用彤、錢端升在內的十教授,聯名寫給國、共兩党領袖的那封公開信,僅僅是書生問政的一個普通例子,在"治亂間不容髮"的歷史關頭,這些知識分子不會選擇沉默,他們要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碑文中隽刻的"違千人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在這些史實中可以找到元氣淋漓的生動見證。即便時光遠去,站在今天遙望西南聯大傳統,我們也不能只剩下了遙望。

注:那封信的全文沒有電子文本,主要內容是,呼籲"一黨專政固須終止,兩黨分割亦難爲訓",希望儘快成立"立憲政府"。還提出四條"當務之急"、應"立即施行"的意見: 一、"一人獨攬之風務須迅予糾正";二、"今後用人應重德能,昏庸者、貪婪者、開倒車者均應擯弃";三"軍人幹政,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皆爲禍亂之階";四、懲處叛國奸逆。

流亡遇上本土:僑居藏族的政治、演出與正統性(葉蓓)

博主按:本文以較嚴謹的學術論文形式寫作,為求精簡、客觀作了適度節略,刪去英文原文、譯者信息及譯者主觀表述。作者"美籍臺灣人,嫁給流亡印度藏人"的身份并不先驗的具備客觀性。此文的一些詞匯和視角有這樣的傾向——站在所謂"新來者"立場審視僑居藏人。

文中所揭示的問題,有許多是根本性或具有共性的。譬如少數人群、弱勢群體的困境,藏族之于中國,僑居藏人之于美國都是少數族群,然而具體到這個群體內部,便又有分化,"新來者"正是僑居藏人的少數人群。又譬如文化傳承與想象,在漢人中一些學者認為(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僑民比大陸繼承了更多傳統文化,而原因之一就是"身在異鄉為異客",作為少數人群需要一個紐帶來連接;另一個原因是想象往往會將事務美好化,類似的事情自然也會發生在藏人身上。而其中產生的種種誤解和矛盾,都逃不過一個基本規律——任何民族或人群無法足夠理性、客觀看待事物的人總占據多數,藏人也并不會因其文化和宗教等顯得更好或更糟。


【原文標題】Exile meets homeland: politics, performance, and authenticity in the Tibetan diaspora
【原文作者】Emily T Yeh(葉蓓,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地理系)
【登載媒體】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07, volume 25, pages 648 - 667

【摘要】

藏族常常被想像成正統﹑純粹,和毫無地區差异的。但事實上,藏族身份的形成是多樣化的,幷且深受國家區位以及跨國軌迹的影響。本文將探討生活在美國的三個不同藏族群體交往中發生的摩擦。他們幾乎在同一個時期來到美國,但他們與家鄉存在著不同的聯繫。人數上占主導地位的一個群體是那些1959年逃亡或者出生在南亞的流亡者;第二群是在上世紀80年代離開西藏前往印度和尼泊爾的藏人;第三群是那些直接從西藏來到美國的藏人。長期流亡藏人宣稱的文化權威源于在西藏境外保存傳統的信念,而本土藏人的文化權威却是基于其對家鄉這一實際地方的具體認知。藏族僑民團體間對于"正統"的爭議,從語言運用和具體反應等日常活動,到傳統文化表演,都有待研究。本文用"慣習"(habitus)作爲分析方法,探討民族身份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體現的,以及對日常行爲的政治劃分 是如何造成分裂與斷層的。

"油水不可交溶
藏漢不可交溶
我們信仰佛教
你們將其破壞
我們吃牦牛
你們吃狗肉
我們吃糌粑
你們吃蟲子"
——《紅色匪幫》,加州藏族藝術家德瓊

【正文】

一個僑民的故事

2004年2月,一個地方的藏族協會的理事會收到一封用紅色大寫字母寫的匿名信,舉報其中一個會員把關于在美藏人的文件傳真給中國政府,幷且憑這些間諜活動得到數十萬美元的收入。被告發的是一個35歲左右的藏人,筆者將稱他爲丹增。他出生在中國西藏自治區的一個村莊,在80年代末參加了爭取西藏獨立示威後逃亡到印度。到達蘭薩拉(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不久後,他獲抽籤選中參加"藏人定居美國計劃"。他在美國積極加入到當地藏族社區,也經常電話聯繫仍在西藏的家人和朋友,瞭解最新的音樂潮流和老家村莊的經濟變化。

儘管丹增已歸化爲美國公民,但出于難以揮去的對家人的擔憂,他還沒有回過西藏;他的家人們確實也因爲他的活動而受苦,他的一個兄弟就坐了六年牢。當筆者在西藏見到他年邁的母親時,雖然她很想見到分別十多年的兒子,但仍然懇求道:"請你告訴他別要回來,至少要等多幾年"。這個家庭的經歷既是一個悲劇,也是一個跨國西藏運動要喚起世人注意的政治壓迫的典型案例。丹增作爲政治難民 的事實以及他對改善西藏狀况的努力表明他應該是西藏運動的一個模範,被社區當作典型來進行宣傳。那麽爲什麽恰恰相反,他(不止一次地)被懷疑及指控爲中國間諜?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地社區中,丹增是爲數不多的在西藏本土而不是在印度或尼泊爾渡過大部分人生的藏人。至少對于一部分從印度來的藏 人來說,他來自西藏、在當地組織非常活躍、有時拒絕把他的相片放在社區網站上,這些事實已經足够"證明",他是一個間諜。更廣泛地來說,他與家鄉的緊密聯系,以及他身上所銘刻的那種家鄉的印記都使得他成爲一個被嘲笑與懷疑的對象。

移民的故事具有超越其自身獨特性的理論性力量。丹增的故事提醒我們注意一些由移民的原籍和路綫的不同而在藏族僑區引起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矛盾。與其它跨國移民群體一樣,在美國的藏人也"形成幷維繫著千絲萬縷的社會關係,這些關係聯結著他們的原居地社群和移居地社群"。然而移居美國藏人的構成現况是這樣:對大部分藏人來說,"原居地社群"最直接指向的地方是南亞而不是西藏。根據他們的原居地社群和體現的西藏經歷,在美國的藏族移民可以分爲三組:第一組,也是最大的一組由1959年離開西藏或者出生在南亞的難民社區難民組成,爲方便起見,我把他們稱爲"流亡藏人";第二組是人數較少的一組,我稱他們爲"新來者",他們在西藏出生和長大,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前往印度或尼泊爾;第三組是人數最少的一組,是那些直接從西藏來到美國的藏族人,我把他們稱爲"本土藏人"。

本文將探討關于日常生活中以及舞臺表演 的"藏族文化"正統性的衝突,這些衝突撕破了藏族僑區看似天衣無縫的和諧幻像。雖同爲"藏族",但經由不同的國家地區遷居而來的藏人群體,都在運用不同的策略來爭取讓自己成爲權威的藏族發言人。本土藏人倚仗的是他們對家鄉的具體認知和經驗。相反的,流亡藏人尋求把"正統藏族"重新定位,由地理上的傳統家園轉移到其它區域,尤其是達蘭薩拉。在美國,流亡藏人在數量上居主導地位,這種不著邊際的地理定位也正是他們的觀點所在。但是他們的權威受到了本土藏人的挑戰。因而正統性地理中心的重新定位這一課題是不牢靠的,需要進行大量的日常文化工作。

僑居、身份與慣習

對于把藏族僑區和跨越國境宣揚爲解放、抵制和反抗的象徵,地理批評家主張重新審視藏族僑區,爲"缺乏理據"的——一個引自霍爾的詞彙。也就是說,僑區狀况可能真的具有顛覆性或進攻性,但不是非得如此。此外,僑民身份和僑民群體一直是多樣化及具爭議性的。由加州藏族流行歌手德瓊創作的《紅色中國匪幫》的歌詞是其中一個很好的例證,除了流露出(對漢族的)蔑視以及對藏族身份的自豪感外,這首歌直截了當地附和了西方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怪异、吃狗肉以及共産黨异類。在南亞長大的藏人經常把對中國人的妖魔化擴大至在西藏長大的藏人,懷疑他們已經被中國洗腦。

認識到僑區狀况在政治上不一定總是進步的,對西藏運動至關重要,因爲流亡藏人的抗爭方法跟冷戰以及中國特色與共産主義的結合息息相關。中央情報局從1956年到1972年間對四水六崗藏人抵抗軍隊的秘密援助,完全是出于遏制共産主義的冷戰策略。這些地緣政治上的瓜葛造就了政治上的臨時夥伴;以憎惡中國幷稱之爲"紅色中國"、"野蠻的中國共産黨 政府"而聞名的前共和黨參議員杰西•赫爾姆斯,是美國政府中最早和最强烈的西藏運動支持者之一。一個啼笑皆非的插曲是,上世紀七十年代,達蘭薩拉藏族表演藝術學院的演出常常被華盛頓、麥迪遜和伯克利的觀衆喝倒彩,他們在意識形態上支持中國共産黨,儘管不甚瞭解。藏族群體內部的黨派政治鬥爭在世界地緣政治的大氣候中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分裂。

當然,藏人群體一直爲各種各樣的身份特徵所切割。儘管如此,長途貿易和朝聖等活動使藏族文化具有了特徵相對的連貫性,包括共同的歷史、共同的書面語言、血緣聯繫、神話和宗教,還有比如藏族吃糌粑(青稞粉)的民俗概念。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初期,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因爲英國和中國的侵略而逃亡到印度再前往蒙古,尤其是1951年西藏幷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把藏族群體想像成一個國家,幷且認爲藏人應該有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的信念强烈地凸顯了出來。

在二十世紀以前,藏人對自身的認識主要是宗派和區域的隸屬關係。因此,bod-pa,也就是現在的"藏人 (Tibetan)"這個詞,僅僅指生活在西藏中部的非游牧民。甚至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時候,西藏流亡政府還在致力鍛造一個全民族的藏族特性,來取代地區性和宗派性的身份認同。直至現在流亡藏人群體內仍涌動著地區派系的暗潮,例如三十年代的"康巴人的康區"運動和起源于康區的四水六崗抵抗運動。但這些曆史大體上被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運動的跨國建國計劃隱瞞了。如今的流亡藏人堅稱:"在超過二千年的時間裏,西藏一直是一個主權國家"。正如Renan評論道的那樣:"忘記……或者錯誤地理解歷史,是編造一個國家的必要因素。"

無論是五十年代還是在今天(包括流亡聚居地和西藏),民族特徵組成的基準除了區域隸屬之外,在社會關係上還包括:性別、年齡、階級與社會地位(貴族與平民)、宗教和派系從屬,以及教徒與僧侶的區別。但是這些都與本文所專注討論的民族特徵不同:從不同的居住地經由不同的路綫前往美國僑居,和由此形成的對家園的認定。後者是僑居過程的自身産物,由此構成了新的爭論與認同的基准。但這一基準幷不是獨立于其它民族特徵之外的,特別是我將在下面討論的區域性特徵。雖然這些差异性相對來說比較新,幷且不像其它特徵那樣有一個正式的名稱,但它們却滲透到日常活動中幷尋求認同。

日常活動的重要性,以及所謂的"正統"藏族身份形成和表現于個體的方式,說明"慣習"是一個有效的分析框架。布爾迪厄强調,慣習是一系列"持久的習性",一種歷史的沉澱,它作用于機體又由其表現出來:"慣習是歷史的産物,産生個體和集體的實踐活動……它確保既往經驗的有效存在,這些既往經驗以感知、思維和行爲圖式儲存在每個人身上,與各種形式規則和明確的規範相比,能更加可靠地保證實踐活動的一致性和它們歷時而不變的特性。"慣習作用于場所與自身之間;個體透過這種方式表現出它栖身過的場所的痕迹。凱西將這些痕迹描述爲"持久地潜藏幷自我沉降于個體裏,且由此成爲其自我生髮的形成要素"。

"慣習"的概念顯著影響了當代人文地理學中對文化和社會的認識,然而在對僑居和跨國現象的地理學研究中,它相對而言被忽略了。然而,凱莉和露西斯寫道"菲律賓移民的慣習不僅形成于地理學的鄰近空間中,還通過他們與原居地的跨國關聯",這一觀察有助于理解藏族移民的思維。藏族移民設想所有藏人應該具有共同的獨特性和易于辯認的特徵,但他們有通過不同民族區域的跨國關聯而形成的不同的持久習性。當慣習的變更與相似和易辨的預期相遇時,就産生了本文所要探討的摩擦。

沉積在個體裏的習性包括:特定語言的使用,和一種語言中特定詞彙的運用,自然而然的腔調、勢態和"品味",對特定風格的好惡,比如衣著、飲食,還有舞臺表演中的"正宗"歌舞。慣習是持久的,但不是永恒不變的。作爲過往判斷的沉積,慣習具有慣性,受制于當前的外部影響。另一方面,在保持有限的延續性的同時,慣習與社會環境也會辯證的對抗。這種情况發生在"習性遇到與之形成過 程中完全不同的條件(包括場域)時",比如一個急速變化著的社會。它描述了美國僑居藏人的狀態,其中包括來自西藏的藏人、流亡藏人和那些兼具兩處體驗的藏人,他們離開了他們的社交場所和沉積慣習的地方,幷遭遇彼此。因此,我不去爭論本文所描述的群體斷裂會以何種形式永久固定下來,而寧願試著去捕捉當前這一對峙與妥協的瞬間。

在對僑居藏人作一番簡要概述後,筆者會追踪"新來者"的經歷,比如從印度來美國的丹增。接下來,會轉而介紹正統之爭的兩個關鍵場所:語言選擇和舞臺"文化"表演,包括對某些表演形式的具體反應爲欣賞或厭惡。重要的是,各方不僅僅性情、癖好和欣賞方式有所不同,而且都認爲自己才是唯一的藏人正統。之後,筆者將審視建立文化權威的不同策略,最後會討論在看似無足輕重的品味裏所含的政治利害關係。

這裏出現的多點民族志,借由參與觀察法和一系列對藏人的半結構訪談來實現,被采訪者居住在西藏拉薩、加利福尼亞州北部和科羅拉多州丹佛地區。我的參與觀察法,指的是出 席(藏人的)野餐、會議、聚會、討論、表演和到私人家裏拜訪。此方式建立的基礎,是發掘這一群體視之爲理所當然之處需要廣泛的互動和對社會情境的熟悉。訪談,隨性的對話及互動主要以藏語進行,其次以漢語。

藏族僑區概况

在 1959年的拉薩暴動失敗後,約8萬名藏人隨14世達賴喇嘛往南亞流亡。一些人住在加德滿都、德裏、馬蘇裏和達蘭薩拉等城鎮,其他人定居在西方援助組織幫助流亡政府建立的農業和手工業定居區裏。在1959至1961的出走高峰年份之後,西藏邊境事實上被封鎖了。中國的政治孤立意味著西藏境內的藏人和(境外流亡的)難民團體之間有二十多年是幾近隔絕的。

只有到了毛澤東去世後,改革開始之際,以及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1980年到西藏的實地考察之後,才使得限制稍微有所放鬆。上世紀八十年代早期,難民被允許到西藏探親,如果他們申請"華僑"護照的話(許多人拒絕這麽做)。在1985到 1988年間,一些藏人獲得許可去印度朝聖和探親,許多人就在那兒呆了下來。同時,家長們開始將他們的孩子送到印度的學校以接受藏族教育。

然而,1987到1989年間拉薩支持獨立的示威致使政府實施戒嚴。合法前往印度再度變得困難,但接踵而來的政治鎮壓却在藏人中掀起了又一波逃往印度的浪潮。近年來,中國政府對尼泊爾施壓要求逮捕和强制遣返經由尼泊爾入印度的藏人,又使情形隨之變得日益困難,但據估計,每年仍有二到三千名藏人繼續非法前往印度。這第二波抵達印度的藏人成員常常被稱爲"新來者",據估計在2002年僑居藏人的15萬總人口中占到了超過10%的比例。

僑居藏人的兩大進程令人感興趣,第一,1985年後這第二波來自西藏的難民的到來;第二,在《1990年移民法》通過後,藏人自南亞大舉遷至美國。根據該法案第134章,藏人定居美國計劃(下簡稱TUSRP),居住于南亞的1000名藏人被授予了(美國的)永久居留權。這些人是依照各類別配額被選中的,包括給來自西藏的"新來者"的100個名額。1996年開始采取抽籤的辦法,已被分配到18個州定居點的抽中者,可以將他們的家人帶到美國。

他們開始往家裏匯款以及參與者中許多是藏族中的精英這兩個因素産生了一個次生效應,即移民社會資本的積聚。這一效應同樣誘使和便利了藏人通過非TUSRP渠道從尼泊爾和印度向外移民。當前估計有1萬藏人生活在北美,已遠遠超過TUSRP的初始預想。在經濟意義上,對匯款的需求相當迫切;而在象徵意義上,"西方"已經成了在南亞的流亡團體眼中"香格里拉"的代名詞,與中國一詞截然相反。

漸漸地,美國也成爲了來自西藏的藏人的直接目的地。他們數量很少,零星地散布在各個藏人群體裏,除却一些大型社區(比如,紐約或舊金山)。儘管有少數人出自農村,只受過基礎教育,但他們跨國移民的主要方式是通過在中國受高等教育而得來的出國渠道,而城市的藏人更容易享有這種機會。西藏對外發展項目數量雖少却在日益增多,有些人是這些項目的幹部或員工,他們到美國探訪、培訓或留學。一些在他們西藏的工作單位受到政治上的懷疑的人也在其中。在美國的長期流亡者、"新來者",以及本土藏人間對于正統的爭議政見,産生于接收來自印度的"新來者"的早期,接下來我會談到這個。

"新來者":從印度到美國

實際上,所有有組織的西藏境外藏人團體活動的焦點都集中在:聲稱受到中國的政治管控,爲那些仍在西藏的藏人利益代言和抗爭。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西藏邊境政策首次被放寬時,新來者受到了熱情的歡迎。政治犯和宗教領袖一直都受到毫無保留的歡迎,比如近年逃離西藏的十七世噶瑪巴。然而,這不是可供許多普通藏人參考的例子。新來者的第一目的地通常是達蘭薩拉,因爲那裏是達賴喇嘛的居住地,實際上,他們對于流亡團體來說至關重要,因爲他們是西藏局勢最新消息的來源。 但是,當流亡者,尤其是年輕一代,發現當他們真正面對新來者,面對其不熟悉的——因而是"漢族"的,習慣、癖好和衣著,純正和未墮落的同胞印象隨即轉變成這樣一種想法,即新來者在中國統治下的教化中被洗腦了。流亡藏人的"藏族身份"被塑造得與中國水火不容,引致了對與其不同的新來者的"漢族"外表和舉止的鄙視和懷疑,認爲他們是不純正的藏族。

甚至比被認爲洗腦了更糟,一些新來者被懷疑是中國政府的間諜,一種語言運用的政治(後面會詳細討 論)以及幾名據說爲中國從事間諜活動的新來者在1995年和1998年被逮捕等事件强化了這一現象。結果便是,許多的新來者反映,他們覺得像是印度流亡藏人的局外人。即使那些因政治困境離開的人,有時也感覺他們不完全被信任,因爲他們的叙述不符合所期待的關于中國壓迫的故事的常規。一名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藏人曾組建了關注文化保留的非政府組織,曾參加2004年印度的世界社會論壇,他告訴我:"當我看到那兒(在印度)的所有藏人,我覺得他們是我的兄弟姐妹,但是(因爲他是被嚴密監視的),我不理他們幷裝作什麽都不知道。"藏人擔心回去後産生不良影響的這種"裝作"證實了長期以來流亡者的擔心,也滋長了對新來者的猜疑。

對新來者那生疏具體的風格化的其他主要反應表現爲輕蔑和尷尬。這些態度帶有一種很强的階層因素和城市人的居高臨下態度,主要針對有農村背景的新來者;他們會被瞧不起,多過被從政治方面的猜測來對待(儘管有時這兩種反應是混合的)。年輕流亡藏人經常用"kacha",也就是印度語"土氣"來描述新來者(sarjor),這是因爲他們不時尚的衣著、髮型和音樂品位。幾十年來在南亞居住已使藏人群體在(服裝)樣式上發生了變化,不論是藏族女子穿披肩和旁蔗普服,還是藏族男子從背後看來有著寶萊塢風尚的油光水滑的頭髮。但是,流亡社團視自己爲藏族文化的維護者和保存者(特別是在達蘭薩拉),阻止這些完全公認的影響。同所有樣式一樣,那些被視爲kacha的樣式,也隨著時間在變化,在西藏的人們也流行戴太陽眼鏡,穿聚酯材質的長褲和薄 底橄欖綠軍鞋(與流亡青年喜愛美國時尚的牛仔體恤和名牌運動鞋相反)。一位八十年代後期從尼泊爾來的流亡者說:"最重要的一點在于你的褲子在脚踝處是收窄還是張開;只有sarjor的褲子是張開的。"據說這些sarjor還可通過以下幾點來辨認:他們的紅潤膚色;他們穿多件又厚又長的內衣的癖好;以及有些人說的,他們太不經常洗澡了。

一個對新來者的重要和相關印象是他們是"不禮貌的"和缺乏教養的,以及他們是"挑釁的"和好鬥的。新來者就讀的比爾學校,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是出了名的頻繁鬥毆場所。與之類似,在流亡政府的三大格魯派寺院,新來者被教師和其他學生描述爲"不遵守寺院規章,就像是野蠻和無法無天的"。對流亡藏人來說,長期以來,習慣于其有同情心和溫和的正面公衆印象,非暴力已被內化爲正統的藏民族性。在近期的一次采訪中,被問及藏族文化的喪失時,達賴喇嘛自己以這樣的回答表述了正統問題:

"有明顯的迹象表明藏族傳統和道德信念的退化。近年來印度藏人社區中發生了一些謀殺案。這些案件都發生在來自西藏的新來者之間。這表明了忍耐和自律精神的倒退。而在西藏境內,有賭博,還有賣淫。"

暴力于是被認爲是本土藏人被中國化而不再是正統藏人的證據。這種說法掩蓋了在長期的歷史裏,社會上和文化上認可的榮譽與復仇的準則,以及頌揚武器與格鬥在西 藏某些地方被看作是男子氣概的表現。筆者幷不是說新來者所有的行爲都肯定是來自于在1959年前已經形成的習慣,但如果認爲流亡藏人現在所聲稱的正統藏族特色的事物都真正保存了單一純正的藏族文化的話,那也同樣是荒謬的。

由于流亡藏人將自己看作難民、印度政府的臨時客人,一些新來者的舉止也被視爲是可悲的。老難民認爲,部分新來者的不良舉止會使印度人遷怒于整個藏人群體,帶來與其不相符的壞名聲。這種觀點由于南亞流亡團體的資源稀缺而被放大了,因從西藏持續不斷到來的新來者加重了他們的負擔。因而,儘管sarjor在字面意義上意味著新來者,很多被打上這個標簽的sajor都將這個詞理解成一種侮辱。

在美國,新來者與其他藏人的交往有一個比起南亞更公平的環境,在南亞他們更多地是被結構性地嵌入和附庸于更大的藏人群體。在美國,幾乎每個人都在努力維持生計,藏人群體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影響力隨之减弱。在訪談中,幾位曾經的新來者直陳,他們在美國與那些長期流亡者一樣成功,至少幷不差于他們。然而,sarjor這個詞仍然時常被用于貶損他人。最近剛移民到美國的一位流亡者提起在奧克蘭市中心爲一個停車位與人吵架時,駡道:"那個人真是個sarjor"。在另一例裏,在丹佛一個慵懶的周六下午,當一位藏人對另兩位打籃球的藏人開玩笑,"嗨,你們兩個sarjor,籃球打得不錯啊",這一句話幾乎挑起了一場互毆,這又一次表明這個詞蘊含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在某個特定地方居住的時間長度。

實際上,sarjor一詞在美國不只是被用來指像丹增一樣在八十年代到印度的藏人,也指那些直接從西藏移民到美國的藏人。這表明,這個詞有了更多種含義。如上所述,那些直接從西藏到美國的移民者通常爲城市人和受過良好教育者,因而不被視作"土氣"或粗野。但是他們的越是城市化却越是被認爲"漢化"。有些事情本是區區小事,比如戴眼鏡,因爲這在中國比在南亞藏人間更爲普遍,所以被認爲是"漢族的"而不是藏族的形格。這些藏人受到更多政治上的懷疑,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的語言運用,語言運用正是關于正統的爭論最情緒化的一個環節。

語言政治

語言——方言、用辭以及語調和相應手勢——是一種能力的具體體現,這種能力轉而又塑造了社會關係。布爾迪厄寫道:

"行動者相互間的遭遇將諸如語言能力和文化能力等習性體系串聯起來;而透過這些慣習,又把所有的客觀結構串聯起來,有些結構僅當被包含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期所需的某項能力之時才有效。比如,起源于不同類型需求的各種雙語能力或發音方法"。

一點也不奇怪的是,對印度的"新來者"——甚至是對那些從西藏來到美國的藏族人不信任的一個關鍵因素是他們講漢語這樣一個事實,而漢語被認爲是"敵人的語言 "。很多在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歲月裏逃到印度的西藏人向我叙述了到達蘭薩拉後無法讀寫藏語而遇到的挫折,因爲此前學校幷沒有教他們藏語。

藏語本身的某些特點也在相當程度上加深了語言上的緊張關係。正統的書面藏語采用的是一種非常保守的拼字法,但許多藏語方言口語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方言口語不但和書面語不同,而且相互之間也不一致。藏族土語非常不標準,區域間口語的差异大到了難以相互理解的地步。即便是在小範圍的地理區域內,方言的差异也很顯著。在流亡地區,學校教授的是拉薩方言的一種版本,這種方言已成爲這一僑區共同的、標準化的語言。其結果是,僑區裏幾乎沒有年輕的藏人能够講或聽懂其它地域的方言。反過來,在西藏,地區方言繼續通行,但未能形成一種跨地區的標準化藏語,反而是普通話充當了通用語的角色。語言上的差別使維繫著藏人的民族背景在其彼此之間發生了相异的變化。

因此,許多來自西藏東部的康巴及安多地區的新來者說起自己地區的藏語方言非常流利,但說起已成爲僑區標準的拉薩方言來却有很大的困難。另外,他們中的許多人至少都會講一點漢語。的確,幾名從雲南建塘來的藏民回憶說,當他們在去印度的路上第一次來到拉薩時,他們可以借助漢語來和其他藏人交流,儘管他們的普通話也不算好。但到了印度,當他們想如法炮製時,却因講漢語而遭到了責 駡。另一名從昌都來的男子記得:"當我剛剛到達印度時,我不斷的(向其他藏人)解釋說,我有時看下中文報紙幷不能說明我就不懂(藏人的)政治。我老是不得不解釋說,人們要看一本書或是一個人說的是什麽內容,而不能只看它(他)用的是什麽語言。"由于僑區的人口來源地成分不斷變化,這類誤解被加劇了。在1991年只有約5%的南亞藏人來自安多,但是1959年前安多藏人已占到當地藏族人口的27%。幷且,來自安多的離藏人員比例一直在增加。事實上,安多方言和"標準"的拉薩方言差的最遠,意味著安多藏人格外可能遇到語言上的麻煩,這有時候會被當作正統與否的問題,甚至上升到民族忠誠度的問題。

例如,2001年冬季的一天,筆者和一位剛從安多來到美國的年輕女子(數年前曾和她在青海省共事)一起走過加州伯克利市的一條繁忙的街道。途中碰到了一個老人,他是印度一所藏人高中的前任校長。筆者介紹這兩人認識,幷參與了如下的對話:

老人(拉薩方言):"你從安多來的?你是來美國上學嗎?"
女子(聽不懂):(沒回答)
老人(拉薩方言):"我是說,你是來美國上學嗎?"
女子(漢語;對筆者):"他在說什麽?"
筆者(漢語):"他問你是不是到美國來學習的。"
女子(安多方言;對老人):"不,我是來看望男朋友的。"
老人(拉薩方言;聽不懂她的答復):"真讓人感到羞耻。當我看到藏人不會說藏語時,我都感到非常難過。"
筆者(拉薩方言;抗議):"但她說的(也)是藏語啊!"

長期流亡者的語言情結不僅包括認爲使用漢語是不可接受的,也包括——尤其是在年輕一代中——那種與印地語及英語進行語碼轉換的傾向。事實上,很多南亞的年輕藏人印地語和尼泊爾語說得和藏語一樣好,甚至比藏語更好;在美國,幾乎所有藏人英語都說得比藏語好。然而,雖然把印地語和英語單詞混入藏語句子中被看做是新潮和時尚的,使用漢語詞彙却被認爲是不可接受的。對他們來說,一個講漢語的藏人不是真正的藏人,其政治觀點也是不能信任的。

反過來,那些在印度有過"新來者"境遇的藏人都有在西藏生活的親身經歷,從而與中華文化有過更近的接觸。雖然當中的許多人是由于政治原因而離開西藏,但他們幷不認爲藏人使用漢語就與政治觀點存在必然聯繫。在長期流亡的藏人和從西藏直接過來的藏人之間還有一個更大的語言差距,就是後者裏邊有許多人都是在中國完成大學學業的,因此,人們可能會發現他們講漢語就像講藏語(或至少像講藏語拉薩方言)一樣方便。比起印度那些新來者更甚的是,他們很可能會講流利的漢語,欣賞漢語的電視和音樂;還有著不同的習慣、手勢,以及食物和衣著品味——對于來自南亞的流亡藏人來說,這些都標志著他們是"非藏人"。

他們還使用外來的漢語詞彙。事實上,對于大多數拉薩的藏人在說藏語時通常沒法不大量借用漢語的狀况,流亡藏人知識分子及西方的藏學學者都表示失望。這種借用不但包括"電視"和"傳真"等相對較新的詞語,這些詞語有著相應的藏語詞彙却未被廣泛采用;而且還包括一些常用詞語,如數字和星期幾。西藏的藏人完全認識到幷在擔心著這樣一個事實,藏語識字率很低,一些年輕人——尤其是那些得到高分可以在中國其它地區學校學習的藏人,不太會說純正的藏語。如今,西藏的一些藏人私下裏表達了對他們自己的語言是——用他們的話說——"那樣無用"的失望之情。在政務和商務都是用普通話進行溝通的情况下,幾乎沒有什麽動力能激勵學生學習藏文。

然而,與此同時,許多"本土"藏人質疑流亡藏人知識分子更習慣于講英語的現象。從他們的角度來看,藏族僑民是真正能够選擇是否要使用藏語的,但僑民在這方面幷沒有做得比那些生活在西藏的藏人更好。因此,他們指出僑居批評家們的虛僞,這些人也沒法說不經(英語)語碼轉換的藏語。事實上, 除了在西藏某些偏遠地區、寺院環境裏和長者中間,當代世界中幾乎沒有空間留給未廣泛使用外來語或未與其它語言進行語碼轉換的藏語。一位拉薩的歷史學家談到他在一次國際會議上遭遇藏人學者的批評時,尖刻地對筆者說道:

"(西藏)外邊的藏人說我們是ra-ma-lug(字面意思是"既不是山羊也不是綿羊",即雜種或混合物,暗示他們不是"真正的"藏人)。那麽,我願意和他們來場比賽一試高下——我倒要比比看誰能說更多沒有混入其他語言的藏語!我們(本土藏人)肯定能贏下這場比賽。然後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究竟是誰更ra-ma-lug了?!"

這位學者對藏文的精通使他不滿流亡者對于語言上的無能的指責,與他不同的是,一個來自安多的藏人婦女移民到美國前在北京待過多年,她認爲自己無法讀寫藏文是"中國政府的勝利"。她向筆者闡明,她希望西藏獨立,自己是藏傳佛教教徒(nangpa,字面意思是"會員")。然而,她也認爲海外藏人不應該不顧一切地反對中文、中國人或中華文化本 身。更重要的是,她希望得到其他在美國的藏人更多地同情和理解,她沒法抹去在中國所受的十七年教育,但這一點都改變不了她的西藏心。

在當代西藏的現實生活中,"本土"藏人也形成了自己的語言情結,幷把這些情結隨他們一起帶到了美國,從而引發了大量的摩擦。除了語言選擇、地區方言和實際詞彙 的使用外,形形色色的語言情結裏還包括述辭方式這樣更微妙的問題。即使都在說同一種拉薩方言,在語調的變化和標記詞的插入上也會有細微的差异。正如布爾迪厄所寫的那樣,"身體素性直接向運動官能闡明了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各種舉止形式……走姿、坐姿、擺頭、面部表情和器物使用等,總是與語氣、講話風格以及……某種特定的主觀經驗有關。"階級慣習以及貴族和非貴族之間講話方式的區別,時至今日仍在僑居社區裏强烈地存在著。于是,講話方式和一些動作——如輕擺頭部表示同意或反對,或者用手勢表示尷尬——可以用來區分中國境內的藏人和南亞的藏人。因此,對于一部分人而言是用辭相對"純正"和正統的藏人,對于另一部分人而言却仍能聽出或是感覺出其中的"中國味"。

搬上舞臺的"文化演出"

慣習在正統之爭中漸具重大影響的另一領域便是人類學家迪赫所稱的"正確價值觀"——特定類型的歌舞,包括與其相隨的形體風格、聲調、姿勢,以及對這些表演的欣賞(或不欣賞)。迪赫描述了她曾目睹的一次演出,從拉薩到達蘭薩拉朝聖的一群婦女某天在一個廣場集合,唱熱愛西藏的歌曲——其中一些歌曲如果她們在西藏本土演唱有可能會因此入獄。儘管流亡藏人不熟悉她們歌裏"高音調顫音"和"揮舞手臂的動作",但却熟悉那些歌詞。然而,沒有一位達蘭薩拉居民加入她們或觀看她們的演出。相反,演出結束後,一群年長的流亡藏人婦女,"滑稽地模仿她們唱歌來互相取樂",幷對著那些來自西藏的藏人"高聲大笑"。

在美國,"傳統文化"的舞臺演出充斥著不同慣習相互衝突的紛紛擾擾。在藏曆新年、達賴喇嘛生日、3月10日(起義日)等日子,較大的藏人團體會組織集會、示威和聚會等活動。另外也有一些地區性的大型活動,比如自1995年起每年夏季舉辦的"西海岸藏人集會"。這些集會通常都有舉辦舞臺演出(大多由年輕的藏人表演),節目包括:源于西藏不同地區的傳統歌舞、"文化競賽"(對表演進行打分和排座次),以及更多的不拘形式的即興表演和才藝展示。這些即興表演和才藝展示的典型特徵就是:唱印度語和尼泊爾語流行歌曲的相當多,唱英語歌的越來越多,唱藏語歌的很少,而唱漢語歌的一個都沒有(儘管現在中國有一些爲大衆喜愛的藏族歌手用漢語演唱西藏題材的歌曲)。唱印度語或尼泊爾語歌曲,和看印度電影一樣,都是美國僑居藏人再尋常不過的活動;但是唱漢語歌仍被認爲是匪夷所思的。而且,似乎沒有人介意才藝展示時唱藏語歌的人只占很少的比例。

傳統藏族歌舞越是照本宣科,激起的反應就越是强烈。2002年,與來自拉薩的卓嘎一起,筆者就出席了這樣一場"文化表演",在舊金山灣區舉行的藏青會成立一周年慶典上。卓嘎對我說過很多次,她不喜歡與其他藏人交往,因爲他們在背後議論她可能是個間諜。當我們在觀看一個五花八門的藏族地方服飾表演時,卓嘎轉過來,用漢語小聲地說:"看他們多可笑,太滑稽了"。幾分鐘後,她又轉過來,用藏語說了好幾次:"snying-rje"——意思是"可憐的東西"。接著她又換回漢語說,"可憐的東西——他們完全不瞭解藏族文化,他們只知道 皮毛"。這意味著,不管他們多麽努力地跳舞和展示服飾,他們也不會成爲她那樣的正統藏人,她可是在西藏長大的。

筆者要花些篇幅討論的另一個例子是2002年在舊金山灣區某公園舉辦的一次野餐會。有個來自拉薩的官方藏族歌舞團應邀到加州參加一個文化展覽和交流項目。然而,展覽由于受到抗議很快就中止了,這個團也就無法按計劃在展覽上演出。數天后,北加州西藏協會(該團體沒有正式參與抗議,但是其許多成員通過其他團體,比如自由西藏學生運動, 參加了抗議行動)邀請拉薩藏人們爲當地社區表演。他們同意了,在一個晴朗無雲的周六下午,兩個團體聚在一起野餐。拉薩歌舞團演唱了一些歌曲,之後加州當地的藏人樂隊也表演了節目。

在表演的大多數時間裏,筆者與一些新來者(在西藏出生和長大,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前往印度或尼泊爾,然後移民美國者)和幾個從拉薩直接來加州的藏人坐在一起聆聽。他們顯得極爲高興,頻頻鼓掌,幷評論道,"今天就像在羅布林卡一樣(達賴喇嘛在拉薩的夏宮,在那兒常舉行夏日野餐)";"就像是在雪頓節上(每年八月在拉薩舉辦的一個酸奶節)";"就像是在一次囊瑪上(拉薩流行的一種藏式卡拉OK)";甚至"就像是帶那些從未到過拉薩的人去了一次拉薩!"一個剛獲准在美國政治避難的婦女對我驚呼這是她自兩年前到美國以來最開心的一天,因爲"就像回到了拉薩"一樣。

筆者沉浸在朋友們對拉薩的喜悅懷鄉之情中,當聽到藏族歌手演唱時,他們對拉薩的記憶如開了閘的洪水一般涌現。本以爲每位在場者都很享受,但當筆者四處走動時,才意識到幷非如此。一對通過TUSRP來美國的母女相互抱怨道,演出者唱歌的方式非常奇怪,非常的"不藏族",他們的音調太高,而且他們的笑容和手勢都太完美和太戲劇化。接著,女兒說她受够了,幷建議:"我們去看一場印度語電影吧"。後來當筆者詢問其他長期流亡藏人的反應時,一些人說他們"不知道該笑還是該哭,該高興還是該悲傷"。儘管很高興看到藏人演出,但他們强烈感到,這些受過培訓的藏人無一處不是"非常中國式的",從張嘴和微笑,到在歌裏加重某些音節,再到對鼻音的運用。見到一直渴望見到的家鄉人而可能産生的快樂,却因他們看到和聽到的四不象演出消失殆盡了。實際上,有幾個人說,只是出于禮貌和 善意,他們才抑制住自己,沒有去嘲笑表演者。

在此筆者想强調的不只是舞臺表演者的身體風格和聲音,還有觀衆對這些各種表演的反應。他們有時對不同歌舞風格的骨子裏的反應,他們對表演者是否是正統藏人的看法,和伴隨的欣賞、嫌惡,或施捨的笑聲,也是由慣習作爲一種構建中的結構所决定的,這種結構"産生了與那些處境相符的所有想法、所有感知,以及所有行爲,無它"。換言之,跨國移民身份的差异性不僅在于重複特定的手勢、態度和舉止,還在于對具體實踐的反應。在下一部分裏,筆者會更詳細的揭示不同路綫藏人所宣稱的權威的來源。

代表家鄉的權威與主體形成

卓嘎對流亡藏族青年表演傳統西藏歌曲的反應——驚叫"可憐的東西!"和"他們完全不瞭解西藏文化"——暗示著她(認爲自己)比他們更具有權威來判定什麽是或不是真正的、正統的西藏風格。她評價道,對那些很可能連某個地區在哪個方位都搞不清楚的表演者來說,舞蹈的地方風格毫無意義。她所宣稱的文化權威是基于其個人在家鄉這個具體地方的體驗,尤其是她對家鄉在地理實體上和具體空間上的認知。另一位來自安多的女士王沫(音譯)在北京居住多年後,最近來到了舊金山, 她在參加了上述的野餐會後亦有相似的反應。目睹了流亡藏人對拉薩表演者的冷漠接待後,她對于在加州所碰到的大多數藏人評論如下:"我認爲這裏的這些藏人……不是真正、純正的藏人。他們已經變了。我覺得將來藏人之間會有很多麻煩。這些人根本不知道真正的西藏是什麽樣的。他們應該親自到西藏去,那樣他們就會明白了。"西藏,在她看來,最好是通過具體的、活生生的體驗來瞭解。

與之相反,流亡藏人所宣稱的對西藏的權威,既不是建立在具體地方的 體驗上,也不是建立在地理實體的認知上,而是有著一種强烈的時間意識。的確,除了最基本的地域劃分,僑居藏族青年幾乎沒有任何具體的地理知識;斯特倫提到,他"碰到的流亡藏人,幾乎沒人懂西藏的地圖或能用東南西北來指出一個地方的……"相反,他們與西藏本土的關係僅僅是建立在傳統之上,以及宣稱他們保留了在被毀滅之前存在于西藏的正統藏族文化,幷將它移植到了達蘭薩拉,"在終將返回家園之前,(達蘭薩拉)是一個臨時的家,維持著一種歷史文化的純正的形式 "。流亡是"保存文明純正形式的一段重要時期,因爲這種文明自身在它原來的家鄉遭到了毀滅"。

結果,所有被看作是正統藏族的東西,全都來源于老藏人對1959年前的回憶。儘管西藏流亡政府近年很小心地澄清,它幷不反對"發展",以及西藏本身隨著時間推移發生的轉變,但在潜意識裏,1959 年以前的時刻仍是與所有當代的變化相比較的一個標尺。把對過去的些許懷舊渴望,傾注在被理想化却已失去了的山水的浪漫描繪上,這可能會讓兩類新來者都感到不快。因爲他們體驗過西藏變化的錯綜複雜,這讓他們覺得,"舊來者"希望把西藏封存在過去,幷拒絕承認大多數生活在西藏的藏人的現代性。

對于1959年逃跑幷且在流亡中度過成年生涯的藏人、和生長在南亞的年輕藏人來說,最基本的身份就是難民。流亡青年通過他們父母的回憶瞭解到的,是一個被理想化的1959年前的西藏,幷把它當成自己的。然而,他們對西藏故土的眷戀之情幷未因半個世紀以來生活在西藏的真相而複雜化。實際上,他們緊緊抓住"神話式歷史"不放。"神話式歷史"是瑪爾基在關于盧旺達胡圖族難民的研究中發明的詞,指的是從根本意義上對過去的重新盤點和闡釋。在這個神話式歷史中,在被中國所占領之前,西藏是一個文化獨特、完全獨立、(領土)版圖明確的單一民族國家。西藏外的藏人們有責任保存在中國境內已不復存在的西藏文化和傳統,其終極目標是帶著這些保存完好的文化回歸家鄉。

這個神話式歷史不止是作爲關于西藏的一系列"事實"而建立起來的,也是通過情感建立起來的。神話式歷史及其伴隨的身體習性是經多次反復形成的,比如在學校唱西藏國歌,以及慶祝達賴喇嘛生日的儀式和集會、民主日、西藏人民起義日等。西藏人民起義日包括 唱"起來",歌詞有:"起來!/殺人成性的敵人,雙手沾滿鮮血/宗教的敵人,紅色漢人/我們要把他們趕出西藏/起來,起來,愛西藏的人民!"在練唱這首歌的時候,藏語學校的孩子們被告誡道,"不許笑!表情嚴肅點[字面意思是'擺個黑臉']!"孩子們學到的不僅是歌詞,還有與之相符的情感,神話式歷史以及藏 民族性的定位亦隨之銘刻在了他們的身心;一位流亡藏人回憶他上小學的時候:"許多大人在唱'起來'的時候哭了,于是我也覺得悲傷,儘管我那時很小,還不完全懂得歌詞的意思。"憶及在西藏紀念日和在博達納聖地的節日上,由學生領唱的歌曲,他陳述道:

"事實上,這些歌大多非常嚴肅。在公衆集會前,我們花了數月時間學練這些歌。我記得有學生因爲不够認真而受到處罰。一些愛國歌曲要求我們滿臉嚴肅,舉起我們的拳頭,對我們的'敵人'做出憤怒的手勢。剛開始時做那些手勢對我來說挺困難的,不是因爲我沒意識到藏人的困境,而是因爲很難把兩者關聯起來。但是,經過一遍一遍的重複後,我做得越來越好了。 而且,在公衆集會的時候,當我發現許多老藏人變得悲傷幷且流泪時,我也悲傷起來幷開始掉眼泪了。"

筆者幷不是說本土藏人或新來者不認同或不會被愛國歌曲的歌詞打動。但是流亡群體的機制讓(流亡)藏人形成了在特定情况下所産生的特定反應。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這種現象:對許多流亡者來說,家鄉變得更像是一個道德上的目的地而不是一個地形上的實體。而慣習的內在和外在特性,使得遭遇到不符合事先預期的"藏民族性"的其他藏人變得是那樣的更爲煩惱。

儘管在流亡地出生的年輕藏人也有(所謂)關于家鄉的具體體驗,但他們從未親眼見過家鄉;他們遭遇到的另一個困難便是,來自西藏 的藏人看起來"太中國味"了。(他們的)反應之一便是,對想像中地理故鄉的某替代物的出現,尤其是在來自達蘭薩拉的年輕藏人精英間。常被指作"小拉薩"的達蘭薩拉已成爲藏人僑居的地理中心。作爲達賴喇嘛的居住地,它是西藏境外的藏人主要朝聖地。雖然它被看作是流亡藏人終將重返家園之前藏文化的一個"臨時栖息地",但一些藏人已開始注意到,它比拉薩更像是藏族的象徵性地理中心,以及正統西藏文化的所在地。來自達蘭薩拉,而不是拉薩,成了純正藏民族性的標志; 與達蘭薩拉,而不是拉薩,在地理上的接近程度,成了衡量一個藏人民族性强弱的標準。在此思路下,一些議論由是應運而生,比如說,在尼泊爾,藏人如果住得"過于靠近"西藏邊境,就是缺乏對"西藏事業"(獨立)的决心和意志。在此框架下,當代的西藏(而不是理想化了的舊西藏或是嚮往的未來西藏)是不可能成爲正統所在地的。

來自西藏的藏人當然不同意以上說法。儘管他們承認他們與大多數在美國遇到的藏人明顯不同,但不等于他們比其他人更不像藏人, 他們也不同意達蘭薩拉是藏文化的真正中心。與流亡者的西藏神話式歷史不同,藏民族性在中國境內,與(設想的)漢民族特之間存在著辯證關係。一方面,藏人通常受困于諸如落後、肮髒、懶惰和野蠻等負面印象。另一方面,城市裏受到良好教育的藏人有時會被稱贊說他們不象藏族,却促使他們對藏民族性有了更强的認同感。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藏民族性的認同可能根源于他們內心對于自身潜在的不正統的恐懼。在青海西寧長大的卓瑪說:

"小時候,我沒有想過藏人和漢人之間有什麽不同。我也不覺得身爲一個藏人有什麽了不起,因爲我們只是另一個民族而已。但是其他人想讓我不一樣。在城裏,當我和朋友們一起出 去,我穿得像一個城裏女孩,沒有人相信我是藏人。就算我告訴他們了,他們也總問我'你父母親中哪一位是漢人,你父親還是你母親?'……他們恭喜我不像一個藏人……每當一個農村藏人上了公共汽車,人們捏住鼻子走開,還用粗魯的話來議論。有一次,我帶從鄉下來的表姐去西寧的一家醫院。所有的醫生都不理她,互相推脫讓其他人來檢查這個髒髒的藏人……(那時)我開始意識到:好吧,我就是藏人。我和你們漢人完全不同。後來,在我上完初中後,我决定回去到另一個學校學幾年藏語。我義務在一個牧區教了一年書……現在,我爲自己是藏人自豪……我覺得,對我們來說,保持藏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國的城市中長大和受教育的年輕藏族精英們常常會首先表明自己(藏族)身份,然後通過一種自相矛盾的過程來展現他們自己的藏民族性。在此過程中,他們把藏族人誤識爲單一群體,再加上他們自己對漢族的誤識,使他們産生了要成爲"真正的"藏族、融入幷體現"藏族"這一族群的願望。與此同時,他們的身份也是在國家宣傳的背景之下成形的。中國政府積極宣傳它自己的歷史版本,而根據這個版本,西藏自十一世紀起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政府還試圖通過調整語言類別,以及推廣"漢藏一家"之類主題的流行歌曲以建立藏人的歸屬感。

藏族主體在中國境內形成的過程和背景與流亡者的經歷完全相反,不斷復述西藏的神話式歷史是後者確立和表現身份的主要途徑。這些差异之後被帶到了美國,帶進了關于藏民族性的文化政治之中。本土藏人則反駁其它人對于他們接觸中國文化的批評。其中有一個人就批評一些流亡藏人將藏文化錯誤地實物化,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把藏文化當作一件物品,可以把它放在臺上、扎起來和拿著到處走"。這類藏人對正統性的宣稱是基于一種所在地的權威——他們畢竟是真正來自西藏的。他們知道西藏(現在)是什麽樣的;而在他們看來,長期流亡藏人對西藏的印象停留在1959年,却還裝作如今依然正確的樣子。對于他們(本土藏人)來說,藏人說漢語,跟藏人說英語或看印度電影一樣,沒什麽不能兼容的。即使有些本土藏人由衷地擔心他們自身的藏民族性被外界影響給稀釋了,或者更廣泛地,即使他們擔心中國境內的年輕一代藏人,他們也會覺得這與流亡藏人在風格與語言上顯然受到了印度和西方的影響沒有任何區別(兩者同樣值得擔憂)。

政治與國家區位

爲什麽這些有關文化正統性的觀點如此有爭議?部分原因是,僑民如何保持自身獨特的文化特徵這一問題在美國面臨新挑戰,儘管準確說來,事實上TUSRP的一個主要前提就是幫助藏人"保存西藏文化和特徵"的。與在南亞不同,藏人在(美國的)學校裏不能唱西藏國歌,而且,工作安排缺乏彈性使抗議規模大爲减小,參加的人數也更少。身著肥大的褲子、寬大的運動毛絨衫、戴金鏈、梳運動型玉米辮的叛逆期少年們,現身于藏青會組織的旨在宏揚西藏文化的一些活動中。在這種情形下,遭遇到其他看似异族的藏人和"中國人",被放大成了個可怕的問題——對已經很令人煩惱的文化保存問題的又一項挑戰——儘管可能幷非如此。另一個原因是,在僑居藏人中,文化身份和政治身份被看作是相輔相成的。因此,一個看上去在文化上"异類"的藏人,在政治上亦會被視爲"异類",比如:(這個人)贊同 中國政府聲稱的對西藏的"解放",而不是與之相反的——西藏被占領和殖民。另一方面,只有那些大聲宣稱渴望獨立的人被視爲正統藏人,換句話說,還未無可救藥地被中國"洗腦"。

之後來美國的印度新來者的立場,介于長期流亡和來自西藏的藏人之間,這印證了正統之戰的劇烈程度,因爲新來者同樣也在爲民族而鬥爭。與"本土"藏人一樣,新來者會宣稱(自身)是一種源于家鄉的具象化知識的權威。然而,他們這群人很少說流利漢語或具漢人風格。同時,許多人仍然是中國音樂和電影的愛好者,而這可能導致同他人的矛盾。住在奧克蘭的達瓦在拉薩附近長大,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逃到印度。他正好也喜歡看中國肥皂劇,這個愛好引起了來自印度的同屋的不滿,兩人因此産生了爭端。達瓦在談話中爲自己辯護道,他的親戚在參與主張西藏獨立的集會中喪命,而他自己在翻越冰山要隘去印度時經受了嚴酷體驗。他建議,衡量一個人政治主張的應該是內容,而不是語種。同他一樣,許多曾經的新來者都有各自的個人遭遇和投身于西藏鬥爭,他們嘗試借公衆對他們的說法來"證明"自己的正統。其他人主要是展示他們示威時的照片,或與達賴喇嘛的合影,或是爲擁護西藏獨立運動的團體工作時的照片,但 是正如丹增的案例所示,這些辦法幷不總是奏效的。

關于正統和身份的判定很容易由說話者的民族區位和國民身份識別出。中國政府努力爲藏人的中國公民身份正名,培養藏人自身的"中國人"概念。許多本土藏人事實上的確在用(中國人)這個詞,不論他們對文化特徵、政治壓迫或未來自治的觀點如何。令筆者驚訝的是,那位曾向筆者抱怨過許多流亡藏人的藏語能力水平的藏族學者,也聲稱他很高興中國最終贏得了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因爲"人總是爲其國家的强大感到高興的"。同時,他也决心投身保存藏語和藏文化的項目,幷視自己爲正統藏人——他幷不將這兩類立場看作是相互背道而馳的。實際上,許多政治上持异見的知識分子和尋求政治庇護者,都是在接受了中國系統教育的城市藏人中産生的(比如用中文寫作的詩人唯色),而這表明,藏人自我認同爲"中國人",也不一定會在政治上表現出對中國的完全忠誠(也許僅僅是對當前政治局勢的務實性承認)。然而,流亡人士所堅持的,更確切的說,正是這種從其他一些標記上解讀出 政治利益的能力。

因此,一位來自中國的藏人被確定有這些特徵的話,就會立即引起懷疑。這延伸到了他或她所持有的護照類型。當首批流亡藏人中的一些人歸化爲美國公民時,由于美國官方不承認西藏是一個國家,他們發現"出生地"一欄沒有列"西藏"。接下來他們作了漫長的抗爭,最後官方妥協爲藏人可以填自己出生的城鎮,但不許在後面加上"西藏"或"中國"。鑒于這一問題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許多流亡者在遇到以中國公民身份持中國護照到美國的藏人時總不免要"觸景生情"。這種情形導致了誤解隔閡的産生以及對話機會的喪失。一位原籍拉薩從北京過來的藏族學者,想起幾年前一次到美國的學術訪問。這是他第一次到美國,遇見其他藏人他很興奮,直到他們問他"諸如'你持有中國護照麽?'這樣一些奇怪的問題,他們以爲我可能會拿什麽護照?接著他們就顯得對我小心翼翼,我就沒再花那麽多時間和他們在一塊了。"從西藏直接到美國是不可能不持有中國護照的,只要他是"中國人"。但是對于流亡藏人來說,與中國的這項關聯有時幷不被理解成是一種實際需要,而被看作是一種投降,一種對西藏神話歷史的拋弃,從而進一步證明了,重新確立正統中心所在地而不是在家鄉的實際位置,顯然是正確的,至少暫時是這樣。

與那些終生從事政治抗議的流亡藏人不同,本土藏人常常聲稱他們對政治不感興趣。他們有意識地缺乏"政治"上的興趣,幷將參加抗議、集會和會議的活動置于次要地位,這不僅僅是出于他們與其他藏人相遇時産生的摩擦,更重要的是因爲,他們擔心這會對他們在西藏的親屬和自己可能回國的計劃産生不良影響。實際上,本土藏人對于西藏政治地位的政治觀點差別很大,儘管許多人寄希望于政策能允許公平的經濟發展,同時不完全丟失藏語言和文化。不管怎樣,大多數藏人到美國的原因與那些TUSRP期盼者相似,他們都將它視爲一種過更好生活的途徑。但是,因爲美國移民的結構和路綫化的文化政治,他們受到挑戰,得用一種他人不必采用的方式來"證明"他們的藏民族性。

結論

折射出西方對藏族的看法,以及殘存的對華冷戰思維的多層次想像和願望,使得對藏族僑居政治的分析顯得格外重要。需要强調的是,這裏給出的論述幷非試圖否定藏人爲爭取人權、結束政教壓制及其他政治訴求所作的努力,而是出于這樣一種擔憂:對藏族的美好想像壓過了真憑實據,讓西方産生了有些盲目的支持和狂熱。現時這種形式的支持所起的作用不但是有限的,而且"對西藏議題政治前景造成的損害可能不亞于起到的幫助"。對藏族僑居的理解缺乏理據,就需要有對日常的社會關系和情境慣例進行的分析作爲(理論)基礎,而這可以揭示出僑居政治事業在解放潜能方面存在的局限性。

對于何謂恰當的"藏族"舉止,以及何謂正統藏族與否的爭論,反映出聯結西藏本土和美國的不同跨國路徑之間,有著不同的主體形成過程。流亡藏人的身份是借由西藏的神話式歷史,以及對過去的道德化解讀而建立起來的。流亡藏人視己爲西藏境內已遭毀滅的傳統的維護者,他們訴諸的是一種世俗的權威,以此來確認自己是正統的藏族;成爲藏族也就是成爲持這 種觀點的社團的一分子,即流亡的經歷是爲了最終能光復家園。但與此同時,(其認定的)正統所在地也移到了當代西藏以外的地方。反過來,直接從中國過來的藏 人(數量上明顯處于弱勢)將其藏民族性定位于一種具體的權威之上,即他們居住于(西藏)本土的經歷。因此,儘管藏人被想像成不分地域都是不變而純粹的,藏族身份的形成却存在著差异,幷且深受國家和語言區位的影響。在新的美國社區裏,藏人將什麽視爲藏族的,又爲何將其視爲藏族的?這個問題促使我們審視作爲道德上目的地的西藏,以及作爲一類文化身份的藏族之間存在的複雜關係,還有這些關係活動和角逐所在的那些空間。

家鄉因而對于循不同路徑的藏人而言,代表的可能是很不一樣的東西;同時西藏的意識涵義也不是唯一重要的事物。更爲重要的是藏民族性的種種外在體現——語言、方言、語碼轉換、語法模式,以及服飾、姿勢和品味的種種細節等。簡而言之,不同地方的藏人居住和往來于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這些地方在他們身上留下的印記,也就是所謂的慣習,或者說是一系列"持久的習性"。然而,這些習性經常是出人意料的;各個藏族群體却都以爲藏族特色能通過與自己的相似以至相同的程度輕易地辨認出來。正是對服飾風格、音樂品味和語言運用等方方面面具體的不熟悉之處的本能反應,使得流亡藏人對于本土藏人的明顯异族特徵感到失望。這進而有導致了流亡和本土之間建立聯系的機遇的喪失。

司法報道三篇(南方報系)

博主按:《南方周末》的三篇報道,分別從三個層面窺視了臺灣、香港和大陸的司法狀況,雖然并不能直接比照,但還是展現了不同維度,現放在一起,做個參考。以下分別是《臺灣司法變形記:"沒有更獨立,也沒有更不獨立"》、《他給香港法治留下什麽》、《反腐學者:赦免貪官"原罪",換取財産公示》。臺灣一文展示了后蔣經國時代,臺灣在短短二三十年間司法獨立邁出的腳步,以及從獨裁走向民主后所遺留的現實阻力;香港一文講述了作為香港司法界最高代表——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卸任,并對其作了簡單回顧和展望;大陸反腐文則既應景又超前的討論了"寬恕",這個在東歐民主化進程中,在哈維爾的故事中曾展現的民眾情緒,從來沒有徹底的清算,但對于現今中國,這樣的討論是否過早?畢竟,"97%的官員反對財產申報"。

臺灣司法變形記:"沒有更獨立,也沒有更不獨立"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劉斌 發自北京 2009-09-17 00:20:19 來源:南方周末

"政治對司法的影響,究竟在臺灣有著怎樣的流變?這背後又是怎樣的角力?"

2009年9月11日,前"總統"陳水扁被判無期徒刑,很多人把它看作臺灣司法的勝利。

毫無疑問,相比較60年前的臺灣,這是勝利。從蔣介石,到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還有現在的馬英九,臺灣的司法在廢墟上一步步搭建。從公開審判"美麗島"案犯,到"司法改革紅衛兵"謝啓大等推動司法獨立,一直到臺灣廢除刑法第100條,及至民進党人陳水扁當上"總統",臺灣的司法一直蹣跚向前。" 臺灣司法的自主性與民主化是同步發展的。"臺灣時事評論員江岷欽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但是,"掌握權力的人永遠都想把自己的權力變得更大"。堅持了一輩子司法原則的"釘子"檢察官李子春,却只能在花蓮18年默默地做著公訴檢察官。

政治對司法的影響,究竟在臺灣有著怎樣的流變?這背後又是怎樣的角力?

90%被"官說"

1984年,"釘子"檢察官李子春進入蔣經國時代的司法界。一個盜采砂石的案件,讓他感覺"政治的影響力無處不在"。

那時臺灣正大搞建設,砂石是很重要的資産,利潤高昂。在李子春任職的雲林,砂石生意基本上被黑道、民意代表以及官員把持。逐漸地,李子春也意識到情况很嚴重。

一個天還沒亮的早上,李子春找了兩副手銬,直接把涉及盜取砂石的老闆帶回來審問。不過,"官說"立即就到了,都是有頭有臉的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員打招呼,要求李子春"放一馬"。

李子春直接與上級"首長"吵起來。"他們不希望我辦,我堅持要辦,最後還是辦了。"只不過,其中一個案子一審判有罪,二審就判無罪。當時的司法系統是,兩三次"官說"你不成功,他就放弃你這個人。"你這邊官說不成功,他就官說別的地方,他們相信90%的人可以影響到。"他說。

不聽招呼的李子春後來被調到了南投。再後來,他又去台中、桃園、花蓮任職,其中大多數是"被調動"。

與李子春有類似境遇的,還有桃園地檢署的檢察官高新武。當時桃園"雛妓"現象嚴重,一些原住民小女孩被賣做妓女,但是幕後却涉及警察和高官。一次高新武收到一個"雛妓"的求救信,就動用外地警察連夜把女孩找出來,還把案犯帶了回來。不過,等他第二天再來上班時犯人已經被"官說"給放掉了。

在當時的司法環境下,如此多的"官說"本不足爲怪。"當時政治干預司法毋庸置疑,鋪天蓋地。"臺灣資深時事評論員江岷欽對本報記者說。

到了蔣經國時代,民主化已經有了萌芽迹象。蔣經國在晚年允許民進黨組黨,開放黨禁報禁,"最典型的就是美麗島大審判,他允許施明德、黃信介、呂秀蓮等,可以公開接受審判,這也讓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因爲擔任辯護律師而名聲大噪"。江岷欽認爲,在這個事件上,蔣經國擯弃了蔣介石對异議分子處以重刑的態度,"至少在這樣一個司法樣板上做出了最大讓步"。

"上上級事件"


到了上世紀90年代前後,臺灣解嚴,民主改革運動風起雲涌,臺灣司法正式邁出獨立的第一步。1989年發生的"吳蘇案",即是標志性事件。

當時"司法院"第四廳廳長叫吳天惠,他的夫人蘇岡是律師。他們夫婦二人常常合作攬案子。每次蘇岡攬案子就跟人家講:我先生是"司法院"廳長。吳天惠很多時候也打電話跟法官和檢察官說:我是"司法院"第四廳的吳廳長,承辦這個案子的蘇律師是我太太,我想幫她請個假。

剛好當時新竹有一個變更土地性質的案子,當事人涉嫌違法,他的辯護律師就是蘇岡。蘇岡爲了侵吞從當事人騙來70萬里的40萬,送給那個檢察官30 萬,希望他不上訴,但遭到直接拒絕。蘇岡一氣之下說:我倒不相信還有不收錢的檢察官。"這下把這個檢察官惹毛了,他回來就告訴了當時在新竹地檢署的老大哥高新武檢察官。"謝啓大當時正在新竹地方法院任職,對當時的情形記得很清楚。

高檢察官聽到這個事情很生氣,就向檢察長說,"我要辦他們"。檢察長很害怕,但是還沒等案件被移轉其他聽話的檢察官手上,"高新武就去臺北抓人了",那天正好是1月11日"司法節"。被帶回來的吳天惠夫婦當然不承認犯罪,但筆錄一做就立案了。

謝啓大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雖然那時臺灣的司法被控制的情况不算嚴重,但是老百姓覺得臺灣司法"只拍蒼蠅,不打老虎","這次沒想到,在新竹的幾個檢察官主動把司法界的貪官抓了,所以在臺灣引起很大轟動"。"吳蘇案"第一次說明檢察官是可以"憑良心辦案的"。

但在辦完這個案子之後,高新武很清楚,他在檢察系統已經不可能有獨立辦案的空間了,但他已經把司法改革的種子撒下,便沒有遺憾地辭職了。辭職前他對謝啓大說,"現在就要培養司法人員敢于對政治說不,否則將來誰上臺就聽誰的,司法豈不成了政治迫害的工具了嗎?"

下一個敢于對政治說不的就是李子春。初掌政權的李登輝很喜歡打高爾夫球,所以臺灣各地興起建高爾夫球場熱潮。在桃園建的一個高爾夫球場就出現了違法的事。在那個案子中,李子春發現"法務部長"肖天贊涉及"官說",就幫助偵辦案件的檢察官把這件事調查清楚,令肖天贊被迫辭職。

在江岷欽看來,"李登輝主政時期的司法比蔣經國更進一步,他廢除了刑法第100條,臺灣從此也不再有政治犯"。

不過,謝啓大覺得那時李登輝是逐漸想干預司法的。當李登輝政權穩固後,就有了"上上級風波"。上世紀90年代中期,台中有一個財團大佬楊天生的兒子楊文欣想選省議會副主席,李登輝以党主席的名義勸退了他。但是楊文欣臨時變卦,最後還是選上了。此事讓李登輝很生氣,他通過司法部門的上層告訴檢察長找理由收押楊天生。這個檢察長如實轉告檢察官,"上上級打電話了,你看著辦吧"。

這個檢察官,就是現在正在偵辦陳水扁的特偵組檢察官吳文忠,當年他跟隨謝啓大和高新武做實習法官。"吳文忠把這個事情公布于媒體表示拒絕,幷說到底要不要收押是我們檢察官視案情的需要,不是上級告訴我們這個案子不准結。"謝啓大對本報記者說,這個案子說明司法界的新生代已經成長,他們敢于對政治說" 不"。

正是涌現出的一批批敢于"憑良心辦案"的檢察官,讓臺灣司法正式走入獨立進程,即便這進程充滿挑戰。

以輕明重

司法獨立遭遇的最大挑戰,即是臺灣行政權力掌管者對本身權力的極盡維護。

在"第一高爾夫球場案"中,因爲要求檢察長出庭作證來對抗"法務部長",李子春主動要求調到花蓮地檢署。"我去花蓮之後再也沒離開,因爲很簡單,再也沒人敢要我。"李子春說。

在花蓮李子春退休。這期間,"被安排"當公訴檢察官的李子春無法辦案。直到2003年,李子春因傳喚"總統"陳水扁再次走入公衆視野。

那年花蓮縣長補選,民進党候選人游盈隆對花蓮地區的原住民酋長承諾"特別津貼",因爲酋長對自己部落選民的投票意向影響巨大,所以就産生了通過政策"賄選"的嫌疑。

李子春後來查了很多學術上的資料,發覺這個做法叫做"政策買票"。李子春覺得很奇怪,"候選人用自己口袋裏的錢是賄選,從國家口袋裏拿錢爲什麽不算呢?"當時他就决定將陳水扁傳來作證,此事一下子成爲媒體追逐熱點。

"這叫以輕明重。"李子春認爲,"小警察貪污要關,總統貪污當然要關。""不過,事實上,這個案子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所有人都覺得我的起訴是合法的。"李子春說。

相對獨立


"在陳水扁執政時期,臺灣民主化運動相對成熟,尤以2006年百萬紅衫軍上街頭游行爲標志。"臺灣時事評論員江岷欽覺得,這說明臺灣走入了一個民主相對成熟的階段。

但是,與相對成熟的民主制度相伴的,未必是相對獨立的司法體系。司法官個人的政治傾向、重要司法職位的人事安排,都似乎仍在左右臺灣的司法。

國民黨在臺灣經營五十多年,大部分的行政系統都是國民黨的人,所以陳水扁任內大批換人,希望營造自己的私人勢力,以逐漸控制司法。馬英九上臺一年多,他對司法的態度基本上是不干涉。"但他也有問題,他應該把陳水扁時代對司法系統有計劃、有問題的人事布局糾正過來,例如檢察總長和調查局的相關人員。 "謝啓大認爲。

此外,陳水扁弊案中上演的各種劇情,更讓人無法分辨臺灣司法的真實面目。先有"親綠"檢察官陳瑞仁起訴吳淑珍,又有偏綠的檢察官周占春無保釋放被羈押的陳水扁。

謝啓大後來聽說陳瑞仁查辦吳淑珍的內情。辦案時,陳瑞仁越查覺得越有問題,但是他不吭氣,只管搜集證據。"總統府"副秘書長馬永成跟陳水扁說起此事,陳水扁說"沒問題,讓他查。他是親我們的人,絕對沒事"。後來馬永成再次提醒陳水扁說,"不對哦,我看他越查越不對,最好小心一點"。等陳水扁反應過來的時候,陳瑞仁檢察官已經起訴了。但是,因爲此事好幾個"司法首長"被調整,陳瑞仁檢察官也因此離開了偵查的工作。

謝啓大認爲,"檢察官的政治立場雖然不同,但是在面對人民的利益方面是不分的。"

做了17年法制新聞的臺灣《中國時報》社會組主任王健聖覺得,法官都是一個平凡的"國民",他們個人的認知有藍綠之分,在某些方面會影響對被審判者的觀感,這會出現量刑的差別。"這不是政治干預司法,這是他們每個人對政治的認知干預到了司法。"

"即便他們有不同的政治傾向,但現在沒人告訴他怎麽判。"臺灣《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張景爲說,早年的司法官常常頂著上層的壓力,他們自己的法律見解和價值判斷是被壓抑的。"如今社會的開放和民主的自由,讓司法官更能伸張自己的意志,不受外界的壓力。"

"臺灣無論哪個政治人物涉案,都認爲受到政治迫害。陳水扁案子中也是一樣,民進党雖然承認陳水扁涉案,但是一再懷疑司法的程序和正義。"社科院臺灣研究所研究員王建民認爲,從陳水扁案總體上看顯示了臺灣司法的公正與獨立,但這也是相對的。"比如對陳水扁夫婦判的是重刑,但對其子女判决顯然偏輕。"" 司法獨立在民主社會裏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王建民說。

"從大的層面說臺灣司法是更獨立了,從人性角度講是更不獨立了。"李子春說,把所有因素加起來,它沒有更獨立,也沒有更不獨立。


他給香港法治留下什麽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趙蕾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吳木鑾 發自香港 2009-09-16 21:07:14 來源:南方周末

"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辭職了。他爲何能獲得港人一邊倒的贊譽?他爲香港法治留下了什麽?"

""香港是不是香港,就看是不是按法律辦事情",香港民衆關心誰來繼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就是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關心香港的未來。"


9月2日,香港終審法院所在地——炮臺裏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門前,首席法官李國能發表了辭職聲明。一年之後,他就要離開在此工作了13年的大樓,結束職業生涯中最榮耀的篇章。

幾個月前,香港特首曾蔭權剛剛宣布,終審法院將于2012年遷往現立法會所在大樓辦公。這座糅合了東方風格的新古典主義建築物,是香港回歸前最高法院所在地,歷經世紀滄桑,在港人心中有特別的地位。

遷址是李國能一直以來的心願。現在看來,李國能無緣工作于這座心儀的大樓。事實上,依法律規定,他完全可以做到。香港區域法院法官或以上職級的法官,包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退休年齡爲65歲,可延續不超過兩次,每次續期三年,換言之,最多可當到71歲。李國能生于1948年,明年才62歲。

李國能强調,想退休,完全幷非受任何政治壓力,只是今後幾年終審法院以及高等法院都有多位法官踏入退休年齡,由新首席法官來决定繼任安排,更符合司法機構的長遠利益。

另外,他也希望有足够的時間,重拾個人愛好,享受平靜閑逸的生活。

他做首席大法官這些年

這一消息却令香港社會難以平靜。

香港市民吳先生說,很少看到首席法官出現在公衆視野中,但他每次出現,都很有威嚴感,讓人信任和感到安心。聽到李國能突然請辭,很感意外。

這些天,請辭消息充斥報章雜志頭條。業界和評論界開始翻揀評點過去12年來終審法院的經典判决。在這些評點中,李國能獲得了幾乎一邊倒的贊譽。

最爲矚目的是1999年的"吳嘉玲案",該案最終引起全國人大釋法。終審法院判决依普通法理,裁定香港永久性居民所生子女,不論婚生或非婚生都享有居港權,得到社會福利界及法律界推崇。在全國人大釋法作出不同處理後,李國能强調這是憲制安排的一部分,香港人要接受。此間作爲得體,也讓外界看到了首席法官爲維護司法獨立之努力。

在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看來,李國能另一大貢獻,是爲終審法院樹立了開明形象。在處理極具爭議的案件時,他能在社會整體利益與人權利益之間取得合理平衡,幷往往彰顯基本人權的重要地位。

例如在多宗案件中,他强調言論與集會自由的重要,幷指出任何對基本權利的限制,必須有法律的依據。法律限制必須是明確的,而限制必須適度,不能矯枉過正。他也指出示威游行作爲表達意見的方法,在香港已習以爲常,在公路示威游行,無可避免會對公路造成一定阻塞,這是民主自由社會所需付出的代價,不能因此便構成阻街罪。

陳文敏撰寫"終審法院和首席法官"一文,列數李國能如何在各式案件的判决中,不折不扣地貫徹平等、公平的法治精神:

肛交罪對同性戀者不公平;新界村代表選舉拒絕讓居于村內多年的非原居民享有投票及選舉權不公平;紀律部隊內部紀律聆訊不容許有律師代表,有違公平審訊的原則……

他稱,以上這些案例,訂下開明和尊重人權的法理原則,也爲司法界贏得市民與國際社會的尊重。

"因爲他個人的啓迪和領導能力,自1997年開始,司法機構一直能够吸引法律精英加入行列。"在衆多贊美李國能的聲明中,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的這一評價,令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王永平深有同感。

王永平說,回歸前,司法機構的一個最嚴峻挑戰是,能否有足够的本地法律精英願意放弃全世界差不多最優厚的私人執業待遇,加入法官行列。作爲首席法官,李國能22.7萬港元的月薪最近又被媒體翻了出來。這個數字可能是律師做一單官司的收入,也僅僅與行政機關的副局職薪水相當。

李國能任首席法官後,親身游說不少業界精英加入司法機構,成功令以本地人爲骨幹的司法制度得以開展及持續。另一方面,他也極力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外籍法官參加法院的審判,保持了回歸前香港司法文化舉世罕見的開放性和相當高的人員素質。

李國能對司法底綫的堅守更爲業界稱道。近年來,香港法院受理的司法復核案大爲增加。他不只一次公開表示,法庭不能就政治、社會及經濟問題提供萬應良方,只可經由政治過程,才可覓得合適的折衷方案;政府和立法機關有責任使政治過程恰當地發揮有利于社會的功用。

誰來繼任引猜測

作爲司法機構掌舵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作爲左右著民衆對法治的信心。有外國領事說,他們關心李國能請辭,但更關心李的繼任者。

爲確保司法獨立,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須經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由行政長官征得立法會同意後任命,幷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這一遴選程序,被認爲是行政、立法和法律界三方制衡的機制,能保障選拔出不懼不偏、無袒無憎,在專業才幹、職業操守、個人涵養上均有卓越表現的人擔任法官。

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提名是最關鍵的一步。該委員會由九名委員組成,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律政司司長是當然委員。另外七名由行政長官委任,其中法官兩名,大律師及律師各一名,另外三名爲行政長官認爲與法律執業完全無關的社會賢達。比如,港大校長徐立之、中大校董會主席鄭維健就在此列。在委任大律師和律師成員之前,行政長官必須分別咨詢大律師公會執委會和律師會理事會。委員會的人員組成,由專門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法例》規定,不能隨意變更。

該法例還規定,只要超過兩名出席的委員反對,推薦建議便不能通過。1995年,李國能就是在該委員會的提名中,獲得全票通過,從140多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順利進入立法會的確認程序。

除了基本法規定的,終審法院法官必須由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外,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發展出一套更細緻的遴選標準:比如,誠實正直、獨立自主,有作爲律師的杰出表現,有領導才能,能爲司法機關定出明確取向,能得到司法機構和法律界人士的尊敬和信任,透過和終審法院和法律制度的發展成長,取得香港本地和國際間的尊崇。

因爲標準的細緻和需要徵詢人員範圍過廣,從工作啓動到最終表决確定提名人,推薦委員會的工作需要數月時間。

司法人員的選任事關香港社會的基石,推薦委員會委員入職前均須進行宗教式的宣誓,法例對他們參與的遴選工作也有嚴格的保密要求。不過,推薦委員會的組成和議事規則,也受到不透明的批評,立法會曾發表研究報告建議,對遴選的資料應作適當的公開,改七票通過爲九票全部通過,律政司長不應擔任委員,等等。

在接下來一年的遴選中,有關遴選程序會否有細微調整,仍有待觀察。從實際的選情看,目前業界認爲,很難找出像當年李國能那樣衆望所歸的人選。香港各界期待下任首席法官能像李國能一樣,以維護香港的司法獨立爲己任。

李國能請辭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引起各方推測背後原因和繼任人選,也引發了對遴選程序等法治和司法獨立問題的討論。終審法院在回歸前是中英鬥爭角力的戰場之一,其激烈程度不亞于政改、新機場等爭論,表明司法獨立對香港的重大意義。"香港是不是香港,就看是不是按法律辦事情。"市民吳先生說,香港民衆關心誰當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就是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關心香港的未來。


反腐學者:赦免貪官"原罪",換取財産公示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趙淩 發自北京 2009-09-16 20:49:46 來源:南方周末

"是"雷人"構想,還是政治智慧? "

"官員財産申報制呼籲20年但難有突破。"

" 爲了破除官員的心理抵觸又避免社會動蕩,有部分學者大膽提出,只有來一場對官員現有腐敗問題的"大赦",才可能換取行官員財産申報公示制度的出臺。法學家何家弘甚至說,中國人民必須犧牲一次,寬恕一回。"

" 反對的聲音同樣激烈:赦免原罪?被掠奪的公有財産就這麽算了?這種建議客觀上保護了既得利益集團的非法所得,你問問工人農民會不會答應?!"

" 中國人到底該尋找怎樣的智慧與决心,才可能實施財産公示這一重要反腐制度?"

"你問問工人農民會不會答應?!"


官員財産申報制度爲何在中國難以出臺?時斷時續的討論在過去的兩個月內被數個新聞事件再度點燃。新華社主辦的《瞭望》周刊7月刊文,預言四中全會"或對官員財産申報作制度安排",僅此一句引發海內外媒體猜度無數,亦因暗合當下社會情緒,這一呼籲了20年的制度能否有突破性進展成爲四中全會前最大懸念。

9月初,重慶"打黑"風暴披露該市司法局局長文强坐擁8座房産在內的上億資産,震撼人心的貪腐紀錄突破了中國公衆長久以來對官員財産申報制"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理解和忍耐。現實及網絡輿論紛紛質問:財産申報還在等什麽?

此前有媒體提供兩組數據,一是網絡調查九成民衆支持對官員財産進行公示,二是一位全國人大代表所做的抽樣調查,97%的官員對申報持反對意見。受訪的多位北京反腐學者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要想讓這個已在世界上九十多個國家適用的制度在中國出臺,現在要等的,一是政治决心,二是政治妥協。

面對經年積累的腐敗現實,這些中國反腐研究者分析認爲,一方面是官員階層不可能主動支持這個"自我揭發"的制度;另一方面,即便强制推行,一旦官員財産如實昭然天下,其可以想見的負面結果,將會給社會帶來巨大震蕩。

1993年韓國總統金泳三以身作則,在腐敗積重難返的韓國閃電推行官員財産公示制度。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反腐風暴中,數千名官員受到懲處,包括國會議員、法院院長、部門長官、空軍和海軍總長等高官顯要,一度造成政局恐慌。清華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說,中國如果經歷這樣的反腐力度,政治和社會能不能繼續保持穩定的局面,是個很現實的問題。

正是基于既要破除官員的心理抵觸又要避免社會動蕩的現實考慮,有部分學者大膽提出,只有來一場對官員現有腐敗問題的"大赦",才能換取官員財産申報公示制度的出臺。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何家弘日前就建議,中央能否確定一個時間點,比如明年1月1日,只要從此不再有新的貪污受賄行爲,以往的貪污受賄行爲就不再查辦。如果有新的貪腐,則一幷查辦過去罪行。與此同時,嚴格推行官員財産公開申報制度,允許公民在網上查閱。"因爲已有緩查政策,所以在申報時不問官員財産來源,只要申報,就視爲合法財産。"

這一建議遭遇了可想而知的民意炮轟。有網友對此留言:"赦免原罪?被掠奪的公有財産就這麽算了?你的建議客觀上保護了既得利益集團的非法所得,你問問工人農民會不會答應?!"

7月接受南方周末采訪的何家弘說,去年他在《法制日報》發表了"大赦天下貪官"的雜文,當時便引來汹涌民憤。儘管被一些網友斥責爲"狗屁理論",但他依然堅持己見,特別是在最高檢挂職兩年瞭解更多國情之後。他認爲,財産申報制度在中國遇到了一個巨大死結,那就是官員的不明財産量太大,涉及面太廣,除非高層下决心把這些官員都抓起來。

"反腐敗惟一的出路一定是搞大赦,把以前的腐敗統統赦免。"何家弘說,政府和媒體可以把道理給老百姓講清楚,爲了建立長久有效的反腐制度,中國人民必須犧牲一次,寬恕一回。

赦免有沒有合法性


赦免,同樣是官方反腐研究人士王明高提供給中央的决策建議。

王明高是湖南省委組織部的一名處長,同時擔任"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重大對策研究"課題組組長。在他剛剛完成的反腐專著《科學制度反腐》中,他提出"政治上立法,法律上赦免,經濟上退贓"的特別方略,以化解建立官員家庭財産公示制度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

課題組的大體構想是,先制定中國反腐敗法,然後在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全面推行家庭財産申報制度和金融實名制度。在制度推行之前,先動員和勒令有過腐敗行爲的國家公職人員在規定期限內將不法收入存入國家特定的"陽光賬號",這些收繳的資金將一律上繳國庫。王明高認爲,這樣做可以避免韓國式的"資金外逃",也爲少數因一念之差偶爾失足的腐敗分子尋得一條戴罪立功的退路。

與此同時,王主張在法律上實行赦免制度:對在實施反腐敗法之前的規定時期內退還不法收入的,不論幹部職級,不論問題大小,一律免除黨紀、政紀處分,不追究法律責任,原政治、經濟、生活待遇不變;對沒有按期退還不法收入的,政治上,一律開除公職,幷存檔備案,永不叙用;經濟上,沒收全部非法所得,幷處以高額罰金;法律上,按刑法的最高標準處罰。

這個退贓建議十年前王明高就向外界公開過,當時即陷入爭議。有人乾脆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稱其爲"餿主意"。文章說,不管腐敗行爲如何惡劣、不管違法情節如何嚴重,更不論社會公益承受怎樣的損失,只要貪贓受賄者將贓款按時存進"賬號",就可以把自己漂白,搖身一變成爲廉潔幹部——這不是在反腐敗而是在保護腐敗。

還有一些反駁意見批判這些"赦免"理論違背法治理念,直接挑戰現行法律,"在中國邁向法治社會的過程中,專家們却津津樂道于這麽一個有違法治精神的政策構想,實在十分不合時宜"。

儘管外界對"赦免"充滿合法性質疑,但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法律人士却表現出極大包容。

重慶律師韓德雲建議在官員財産申報制度正式實施前給官員3年過渡期,如官員主動糾正幷上繳全部灰色收入,可豁免其紀律處分,幷視情况由行政監察部門建議司法機關减輕、免除相關刑事責任。他認爲"特赦"的說法幷不準確,因爲中國官員從來沒有申報公開財産的法定義務,沒有構成犯罪,無從談"特赦"。這位全國人大代表已連續四年提交了官員財産申報儘快立法的議案,幷因今年"兩會"提出"給官員三年豁免期"而備受爭議。

一些人批判韓德雲留給腐敗官員三年時間讓他們轉移資産洗白罪責,韓德雲解釋,3年豁免期是一種不得已的策略。畢竟這個制度衝擊力太大,立法者和執法者同時也是財産申報者,所以必須對現狀有所妥協。

在韓德雲看來,任何好的改革得以推行,都應該是政治妥協的結果。"老百姓、精英階層和既得利益集團,都必須學會妥協,相互較勁,解决不了社會矛盾。"

中國刑法學會會長、著名刑法學教授趙秉志同樣態度鮮明地支持"赦免"。他說,所謂赦免不是說對官員已經查實的犯罪一筆勾銷,而是指對沒有發現的問題不再去查、去究。"不能說你如實申報上去,我把你全部查一遍,然後定罪,這是引蛇出洞,沒有現實可行性。"

趙秉志認爲,兩害相權取其輕,一個制度的建立,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赦免時機到了嗎?


河北行政學院前黨委書記劉日也正處在被駡的漩渦當中。這位退休幹部因兩個月前在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上發表《"新後備幹部""新提拔幹部"應率先公示財産》,瞬間成爲爭議人物。

劉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看到中組部23號文件得知,全國省部級和市、縣兩級黨政領導和後備幹部將于今年進行集中調整,由此便萌發了在"兩新"幹部中試驗財産公示的想法,認爲這是一個最好不過的時機。然而,這個同樣充滿妥協意味的建議,一經報道便廣遭誤解與批駁。有人說他專揀軟柿子捏,搞一黨兩制,選擇性執法,對現任幹部網開一面。

這位當年被樹爲典型的前河北無極縣縣委書記幷不生氣,他理解公衆對腐敗的零度忍耐,但熟悉政情的他明白,最重要的是先讓制度動起來。劉日也贊同"赦免",他認爲,爲了順利推行官員財産公示,只要官員如實申報家庭財産、主動上繳非法所得,可由全國人大制定一次性寬大政策。

2004年,河北政法委曾出臺文件要求豁免民營企業家的"原罪"。這個小小的文件引發了始料未及的社會論爭,企業家、社會公衆、經濟學家和法律學者紛紛投入其中,最終事情沒了下文。

最高人民檢察院一位處級幹部說,赦免"官員"是比民企老闆更大更敏感的政治問題。他認爲,"赦免"的提法是建立在目前官員腐敗普遍的假定之上,但這只是一種推測,沒有實證依據。他個人相信,多數幹部還是廉潔的。

何家弘教授在挂職最高檢期間曾去各地調研,他發現無論是沿海還是西部城市,幾乎各個部門都涉及腐敗,包括所謂的"清水衙門",也因爲這些考察讓他深知在中國建立官員財産公示制度何其艱難。一位中央黨校的教授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紀委曾對某省部分處級官員做過一次摸底調查,結果發現,人均資産之巨令人瞠目。

1977年的香港特赦被大陸反腐學者時常提及。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嚴懲警察腐敗,三年間兩百多名警員入獄,最終導致1977年香港警員上街游行衝擊廉署。在此壓力下,港督當夜頒布特赦令,要求廉署對1977年10月1日前的貪污行爲停止追究。

在很多反腐制度研究者眼中,這段香港"特赦"的典故被認爲是港督爲了讓廉署這個重要機構生存下去,做出的一次艱難但正確的讓步。

"歷史的一頁必須儘快翻過去,否則這個制度將永遠無法建立。"任建明說。

在20年波折不斷的官員財産申報制度面臨破冰之際,赦還是不赦,越來越成爲一個全民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