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現代文明在中國的土地上生長

袁偉時：讓現代文明在中國的土地上生長
                         ——答《鳳凰周刊》特約撰稿員武雲溥

儒學裂變與工商文明的抗爭

鳳凰周刊：您在《晚清大變局》中曾經講過，"經世致用"是源自儒學內部的一種思潮，鴉片戰爭之後，滿清統治階層基本就是用這一思潮來應付困境。

袁偉時：鴉片戰爭以後社會思潮變化是比較複雜的，然而主綫很清楚：一個是儒學裂變，另外一個是西方的思潮進入中國。 "經世致用"是儒學的一個優良傳統，以自然經濟爲基礎的傳統社會，碰到的問題在中國原有的知識框架裏面大致可以找到答案，它足以應對自如。但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面對的是嶄新的思想文化體系，兩個體系碰撞透出的信息是"中國不如外國"。這種情况下，必然面臨知識更新問題。有好多開明的官僚、士紳，用"經世致用"這種思維方法研究外國的思想、文化和制度，這對中國轉型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另外一面，"經世致用"的前提，是堅持中國文化的原有特質，尤其是"道"不能變。于是它也可能變成抵抗外來思想的堡壘，從而産生很多矛盾。

鳳凰周刊：當時的知識精英們對傳統文化的看法也有很多矛盾，有主張走得更遠一些的，也有很多堅持"中學爲體"的。

袁偉時：19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馮桂芬爲代表，提出"中體西用"的綱領，在當時來講是很先進的，但沒有成爲主流思想。問題在外國人即所謂"蠻夷"與華夏民族之間的關係定性。大部分人堅持認爲，華夏文明從根本上比蠻夷文明高尚、高明。

鳳凰周刊：就是堅持"天朝上國"的思維定勢。

袁偉時：這方面問題非常嚴重。一些著名學者，認爲"師夷長技"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廣東的梁廷楠是學界重鎮，他撰寫的《粵海關志》至今仍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他的《海國四說》和《夷氛聞記》也是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名著。他注意研究外國，不是頑固派。但他堅决認爲："今天下非無講求勝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師夷長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資其力，又師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學，失體孰甚！"（《夷氛聞記》）直截了當批評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的師夷長技，是對天朝的侮辱。這表明儒學要應對外來的挑戰，阻力非常大。不要講整個制度的改革，就連細微末節的改革都碰到重重障礙。鴉片戰爭之後，基本的問題是原有的制度、傳統的觀念，成爲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的主要障礙。有些人把外來侵略看作是主要障礙。外來侵略當然要反對，但唯一的辦法是先學習它，改革自己。日本的明治維新走的就是這條路。我們却走向另外一條荊棘密布的路。

鳳凰周刊：這種阻礙作用表現在哪里呢？

袁偉時：思想上的障礙主要是"天朝上國"不用向"蠻夷"學習，相應地頑固地堅持以三綱爲核心的宗法專制體系，極力阻礙中國人衝破網羅成爲可以自由、自主地施展才華的權利主體。從制度上來講，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抵抗商業化——市場經濟制度。什麽東西都是政治挂帥，什麽東西都講儀禮、體制——那些不是實質問題，只是一些很枝節的東西。現在看起來很好笑，當時朝野官紳却認爲是關乎國家體制的很大的事。

抵抗商業化，導致很多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有益的東西都被拒絕。比如，鴉片戰爭以後，外國的輪船進入到中國來，開始搞航運業。這時候中國的商人非常敏銳，馬上冀圖發展自己的航運業，官方就是不准。一直到20世紀，很多所謂外國的航運企業，大批資金是中國商人的，其實是假洋鬼子。最近三十年也有不少假外資、合資企業，一模一樣啊！李鴻章是中國航運業很重要的推動者，創辦了輪船招商局。但是19世紀60年代，商人們申請購買輪船發展航運的時候，他死活不批准，實際上限制乃至剝奪了公民的經濟自由。

商業化代表新的工商文明，是摧毀舊制度的革命性的力量，可以推動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革。但它在中國不能順暢發展，不是中國商人不敏銳，也不缺經商的才華，問題在官方要壟斷經濟活動。一直到今天，這個問題還沒有徹底解决。發達國家，國有經濟占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一般都沒有超過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百分之五以下的比較多。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比重高一些，也不過百分之十左右。另一個基本情况，全世界的國有企業，大部分辦得不好，虧錢的很多。有些國家比如新加坡，國有企業辦得較好，但它只有710平方公里，364萬多人，面積相當于香港70%，人口約一半，這個城市國家本身就像一個大公司，不具普遍意義。

鳳凰周刊：中國的現狀又是怎樣的？

袁偉時：中國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國家統計局發布一大堆數據，證明中國現在沒有"國進民退"。但銀行的貸款大部分給了國有企業，投入和産出很不相稱。中國人創造的大量財富，投入到産出不高甚至虧本的國有企業裏面。而與此同時，民營企業雖然得到的支持很不充分，却依然以它本身頑强的生命力，占據整個經濟的相當大分量。政府應該盡職盡責，努力支持民營經濟，不要再上演虧本國企硬吞盈利私企的荒誕劇，讓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站在同一起跑綫上。抓住這個關鍵，才會有真正的經濟轉型，中國的發展才有堅實的基礎。

從維新到革命，失之交臂的憲政

鳳凰周刊：進步思潮遭到官方壓制是當時的情况，不過這些思潮也催生了社會變化，傳統的"重道輕藝"、"重農抑商"觀念都受到懷疑，發展工商業的想法逐漸由民間呼聲上升爲官方政策，比如洋務運動。這些變化的實質如何？

袁偉時：官方確實有些變革，比如辦工業，既辦軍用工業也辦民用工業，但還是官僚壟斷。有些企業明明是私商辦的，也要"官督商辦"。

鴉片戰爭後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領域都有所變革，但是都非常艱難。經濟領域的變革，主要是要接受市場經濟。對清政府來講這是非常困難的，它認爲財富應該掌握在官府的手上，不願意民間成爲經濟活動的主體。中國歷史上商人有多次發展海外貿易的衝動，官方竟然狠狠打壓：不准造大船，不准到海外去貿易，甚至船上帶糧食、鐵器都有數量限制，正常的商業變爲犯罪。把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逼上梁山做海盜，中國喪失掉轉型的强大動力。可是西方國家官商合夥，武裝起來，依靠商人進行商業冒險活動，成功發展起來了，推動現代社會成長。中國傳統文化與這些格格不入，經濟領域的這些束縛，鴉片戰爭以後繼續在發揮作用。

鳳凰周刊：甚至在後來百多年的時間裏一直在發揮作用，我們看到"國與民爭富"的話題在很多時期都有爭論。

袁偉時：對。在某些人眼中，私人經濟、私人工商業、私人大富豪，都是應該打擊的對象。

鴉片戰爭後不久，魏源就提出來，官辦企業辦一兩個就可以了，剩下大部分要交給商人去辦。19世紀60年代郭嵩燾則說，發展經濟，一定要靠私商，一定要處理好私商與政府的關係。到70年代，鄭觀應更大聲疾呼，不但要靠私人來發展經濟，而且官府的所有的輪船，也應該交給私人去經營。利益决定私商認真經營，提高産品的質量，否則他的身家性命就不保了。但在這個問題上清政府一直不清醒，抗拒，排斥。再加上傳統文化裏面還有各種奇奇怪怪的東西在起作用。比如修鐵路，就不能經過某些關口，說破壞了風水，給外敵入侵開路。特別是皇帝的陵墓附近，方圓百里都不能修鐵路，以免驚動先帝！

鳳凰周刊：這些觀念一直到什麽時候才有所改變呢？

袁偉時：甲午戰爭，中國人歷來看不起的小國日本，把中國打得一敗塗地以後，官方才轉而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到義和團事件以後，慈禧太后他們就轉過來了。到民國建立以後，袁世凱等人也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重視市場的完善。但是，到了國民黨統治時代，又逐步進入官辦企業壟斷時期，這個影響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完全消除。在經濟領域，不管辦什麽企業，總要官方批准，設置很多障礙，爲貪污腐敗留下了很大的空間。辦企業的難易是判斷國家和地區開放程度的溫度計，非常靈敏，非常準確。

鳳凰周刊：接下來談政治領域的變革思潮，中國知識階層提出了"維新"的口號，慢慢發展成"革命"。

袁偉時：對。在維新思潮起來以前，以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爲代表，提出很多很好的主張，其中包括要開國會，這就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了。馮桂芬、郭嵩燾他們也一再提出，要解决"君民阻隔"問題。先驅們一再批評學西方，沒有學到根本——根本在哪里？在他們的市場經濟，在他們的國會，在他們的民選的政府和地方自治，在他們的法治。這些我們都沒有學到手，官商之間，官民之間，關係就不正常了。

義和團事件以後，慈禧太后仿佛變了一個人，她推動了中國各個領域的大改革。清政府最後十年的新政，進行了五個領域的大改革，這些改革都是革命性的。

成績最顯著的是教育改革。廢科舉，將中國教育推入現代教育軌道。

第二是經濟改革。從原來著重發展官辦企業，變成支持私人企業的發展；各級政府非常賣力招商；制定了不少法律，完善市場經濟制度。

第三個是司法領域的改革。廢除傳統的中華法系，引進大陸法系，確立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制定了民事刑事訴訟法、刑律和民律草案；改變行政、司法不分的傳統，組建了新式的法院和檢察院，推動司法獨立。

第四是外交體制改革。徹底拋弃"天朝上國"觀念，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組爲外務部，和异邦平等相處。

第五就是政治體制改革，預備立憲。官方從上到下在全國進行公民權利義務和憲政教育；這樣大規模的公民教育，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以縣爲基本單位，推行地方自治。各省成立咨議局，中央成立資政院，讓中國人和軍政大員逐步適應民主政治。

有些學者把這些改革稱爲"新政革命"。可惜，百年來不少當權的政治家不瞭解這些改革的深遠意義，有些非常重要的工作竟然中斷了。呵呵，公民教育，地方自治，是不是有點另類氣息了？

鳳凰周刊：爲什麽這些改革的成果沒有留存下來呢？

袁偉時：改革的失敗，主要是關鍵時刻不能當機立斷。1910年各省咨議局組成聯合會，領導了全國幾次要求實行憲政的請願，提出在1911年就實行憲政。迫于民間的壓力，清政府頒布聖旨，說中國人實行憲政的條件不够，還是要準備好才行——但是可以縮短預備立憲的時間，提前在宣統五年（1913 年）實行憲政。不過，宣統三年革命就爆發了，再也沒有宣統五年了。機會稍縱即逝，統治階層不能當機立斷，斷送了清王朝。

鳳凰周刊：就算革命沒有爆發，給清政府時間，您覺得它的憲政改革能成功嗎？

袁偉時：我估計會成功。因爲各方面已經按部就班做了大量的工作。民主在生長，公民社會在生長，全國和各省的議員很敢講話，言論自由，輿論監督的力量很强。清政府爲什麽會被推翻？很重要的一條是因爲它是少數民族政權，不論知識階層還是一般老百姓，都不太願意接受所謂异族的統治，對少數民族政權始終耿耿于懷。假如當時當機立斷，立即實行憲政的話，這個矛盾是可以化解的，至少是有很大可能化解。

啓蒙運動和長辮子的鬥爭

鳳凰周刊：一場戰爭的失敗，如何引發了社會思潮的風起雲涌？

袁偉時：歸根到底，是思想文化領域不斷進行啓蒙的成果。這種啓蒙工作從鴉片戰爭之前就開始做了，1833年德國傳教士郭實臘在廣州辦起了中國第一份現代雜志《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介紹世界各國的歷史和現狀；其中相當大一部分內容就講到外國有國之公會，是實行法治的，皇帝和庶民都要遵從法律，政府、議會都尊重國民"自主之理"、"自主之利"，自主就是自由。播下了新文化運動的種子。鴉片戰爭以後到甲午戰爭之前，這樣的啓蒙活動主要是由西方在華人士——大部分是傳教士——來完成的，其中影響特別大的是外國傳教士辦的《萬國公報》，還有他們辦的很多教會學校，發揮了很大作用。這個時期翻譯西方書籍的主力也是外國傳教士。

甲午戰爭失敗以後，中國知識階層相當一部分人已經瞭解現代文明的進程。他們站出來大聲疾呼，說中國再不變不行了。其中特別深刻的是嚴複，而在群衆中影響最大的是康、梁。再到辛亥革命後的新文化運動，很多知識分子在努力推動中國思想文化的變革。

鳳凰周刊：然而早期思想者對西方社會思潮的理解也存在不少問題，您如何看待康、梁等人的主張？

袁偉時：現在史學界很多人有個共識：戊戌變法所以會失敗，慈禧太后的專橫是一個方面的因素，但主要是因爲康有爲他們太魯莽了。他提出的很多措施是完全不必要的，比如，要改變服裝啦，要改變紀年啦，這些都是無關緊要的東西，可在傳統文化看來却是一個政權的命根子，康有爲偏要從這裏下手。另外他也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判斷不準確，居然挑動袁世凱出兵包圍頤和園，捉拿慈禧太后。慈禧當時是支持變法的。光緒和康有爲有些改革太幼稚了，他們好像惟恐反對力量不够强大，一下子將很多官員撤掉，一下子又想將很多隻懂傳統文化的知識階層的出路斷掉，製造了大量敵人。

鳳凰周刊：類似剪辮子之類，其實是民衆生活方式的問題，爲什麽在晚清思想領域的鬥爭裏，總有些矛頭要指向辮子、小脚之類？

袁偉時：這些都是激進分子的幼稚病。他們學西方文化，學現代文明，在細枝末節問題上大做文章，到最後則變成利益驅動。現在那些提倡讀經、穿漢服什麽的，都很好笑。個別人是真誠的"國學"迷，但頗多搞讀經和辦私塾的，不是真正要發揚傳統文化，而是變成一個很大的産業。

鳳凰周刊：鴉片戰爭給民衆生活方式帶來的衝擊和改變，比如西式服飾、語言和生活習俗的傳入，使得剪辮子、穿洋裝、改禮節等新面貌，逐漸出現于古老的中國人身上。這其中既有民間的好奇和自發追崇，也有很大力量來自官方的宣揚推動。爲何當時的的統治階層會有這樣的考慮，要改變"祖宗定下的規矩"？是否這些平常小事，也成了改革的突破口？

袁偉時：這些改變是很自然的。中國人生活方式的轉型，主要是基于方便、實用、美觀，自己感覺到舒適，自然就接受了。比如你留長辮子很麻煩，但是你剪一個短頭髮，衛生，方便，美觀。要是穿長袍馬褂，夏天就很不舒服，穿T裇好凉快啊，自然就推廣了。公權力不應該干預公民的私事，而應該把改革的關鍵問題抓住。

可是，有些人就糊裏糊塗，甚至有一些自由派的朋友們，也拼命抨擊新文化運動。其實他們對新文化運動根本不瞭解。現代化的過程一定要伴隨思想變革，這個思想變革就是新文化運動。它要批判的是傳統文化中的宗法專制成分，普及現代文明中的人類共同價值觀念；"文化斷裂"云云與新文化運動風馬牛不相及。從1911到1949，特別是國民黨專制統治建立以前，文化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哪里有什麽斷裂？！沒有思想變革，中國大部分人想要的民主政治、公民自由、健全法治……是得不到的。思想變革是一切變革的先導和基礎，離開新文化運動，現代化不過是鏡花水月。

激進思潮與歷史的回頭路

鳳凰周刊：鴉片戰爭之後百年，西方傳入的民主政治思潮，逐漸成爲幾代中國進步人士追求的目標。有一種看法是，似乎只有民族危機來臨，專制政權的民主改革才會被迫邁開步子。您有何評價？

袁偉時：民族危機到來時，爲了尋求民衆的支持，統治階層往往向民衆讓步，開始民主改革。就好比清末的改革，就帶著"救亡"因素。但是我不同意將這個觀點絕對化。不能否定市場經濟發展和思想變革的作用。

市場經濟加現代文明知識普及，一定催生公民的權利意識，成爲制度變革的强大基礎。比如有個很奇怪的現象，民國一成立，那些軍政大員包括原大清帝國的高官，异口同聲都是民主，法治，軍人不得幹政，司法要獨立。儘管他們說的跟做的可能背道而馳，但在思想觀念上也認爲現代政治制度是對的，不遵守是理虧的。民國初年那些軍閥要執掌政權，都要想辦法利用國會。大家不是駡曹錕賄選嗎？另一方面說明他知道，想要當大總統，還是要收買選票——有了投票這個程序，統治才有合法性。

鳳凰周刊：爲何幾代人努力至今，仍然舉步維艱，有太多的常識需要普及？在您看來，是鴉片戰爭的炮聲依然沒有震醒中國人，還是阻礙民主進程的保守思潮仍然强大，幷且能够修補自身漏洞？

鳳凰周刊：當權者的專制是一個方面，但我們不要光指責這個方面，還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在我看來，許多民間進步人士和在野的政治家在某些事情上做得很魯莽，也會推遲民主政治的到來。

鳳凰周刊：比如剛才您提到康有爲就很魯莽，激起既得利益集團的猛烈反彈。

袁偉時：對。民國初年中國憲政爲什麽不能鞏固？很重要的一點是國民黨太幼稚，太極端，是當時激進主義的代表。

孫中山是國民黨主要領袖，他不顧客觀實際硬要發動二次革命，不但國民黨一蹶不振，而且把和平憲政的進程斷送了。

民國初年實際主持國民黨工作的宋教仁也是非常幼稚的。當時所以能够實現南北統一，很重要的是革命派的政治妥協，同意只要袁世凱支持共和，就讓他當大總統。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立即打電報給袁世凱，重申虛位以待，未來的大總統非你莫屬。1912年8月，孫中山、黃興到北京面見袁世凱，雙方達成默契：未來十年，讓袁世凱當大總統，孫中山他們則去發展實業，修20萬里鐵路。

可是以宋教仁爲代表的國民黨的另外一派人，非常年輕，沒有政治經驗，他們力圖通過選票，一下子把權力從袁世凱手上奪回來。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這個幼稚的想法從民國元年就開始出現了。

孫中山當臨時大總統，實行的是總統制。當時宋教仁曾經提出來要實行內閣制，孫中山堅决反對。但是袁世凱當選臨時大總統了，宋教仁他們在孫中山支持下，馬上變臉。沒有和袁世凱商量，就制定《臨時約法》，把總統制改成內閣制。無非是做好圈套讓袁世凱鑽：當虛位大總統，國家權力仍然在國民黨手上。後來更發展到打算不讓袁世凱當大總統。有人主張黎元洪來當，有人主張黃興來當。不管是黎還是黃，內閣總理都將是多數党領袖宋教仁——這就是要改變當時整個政治格局。國民黨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健全法治，讓民主政治走上正軌，而是一下子就想通過政體的轉變，把行政權奪回去。他們沒有考慮，實力最强的袁世凱和北洋集團會同意這樣的改變嗎？如果不同意，會帶來怎樣的後果？

中國的民主政治想要上軌道，要特別注意這種激進主義。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不少人批評激進主義。我說批判激進主義是對的，可惜找錯了對象：那些朋友以爲思想啓蒙、宣揚現代政治的進步觀念，就是激進主義。于是，起勁批評新文化運動。錯了！激進主義的代表是國民黨，是那些力圖立即奪取權力的革命派，他們才是不顧實際的魯莽的激進派。倘若按照清末憲政的路子，循序漸進，推進地方自治，健全法治和議會，民主憲政會從中國的土地上慢慢生長出來。但是年輕的革命黨人不顧實際，造成很大損失。結果是一再走回頭路，一次又一次從原點再出發。

鳳凰周刊：實際上一百多年來我們頻繁地走回頭路，您覺得這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有某種規律存在？

袁偉時：歸根到底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惰性。一言難盡，簡單地說，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多東西是瑰寶；所有物質的、非物質的文化遺産，都應該保護起來。至于哪些進博物館，哪些在現實生活中繼續生長，那是自然選擇過程。讓各種文化兼容幷包，自由交流，不要干預公民的創造和選擇，文化就健康成長了。

歷史的教訓是老百姓喜歡的，有些人總是搬弄"民族大義"之類的大棒加于打擊、壓制。褲脚多寬，袖子多長，扣子應該扣幾個，成了純潔與腐朽的分界綫！文明，文化，沒有國界。我們一再選擇錯誤的道路，說明現代文明在中國始終沒有真正植下根來。

現代文明是人類共同創造的。文明在自己的進程中總是不斷出現問題。這些問題應該怎麽解决，人們沒有現成的經驗，包括發達國家也在不斷摸索、改進。比如從19世紀乃至更早就不斷折磨人類的貧富差距問題，經濟危機問題，人類爲什麽會自相大規模殘殺？如此等等。年輕的中國知識階層一打開國門，就面對世界性的難題。可是，中國沒有世界性的大思想家來解釋這些問題，于是只能够變成那些極端思潮的擁躉。

鳳凰周刊：就好像您剛才講到的，中國沒有自己生長出現代文明，所以只能不斷從外面去學習，去"拿來"。

袁偉時：對，而且你學和拿的時候，又不是學人家的真道理，甚至走了岔路。要知道不論怎麽變，公民自由、法治、民主和保護財産所有權是不能變的，這是現代文明不能逾越的底綫。守住現代文明的底綫，局部錯誤是容易糾正的。比如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它的一大批企業國有化，但是它守住了基本底綫，看到國有企業效率很低，此路不通，慢慢就改回去了。再看美國，面對世界性難題，搞出一個羅斯福新政，提出得到毛澤東主席贊賞的四大自由，接受了社會主義的合理成分，就把人類文明推進到新的階段，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融合，最後以1991年蘇聯的瓦解吹響冷戰的終結號。也就是說，我們考慮歷史問題，還是要著眼世界文明發展的全局。

原載《鳳凰周刊》2010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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