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後的香港第三勢力
五、六十年代以香港為基地的海外華人第三勢力，不乏具孤臣孽子心態的反共人士，亦有許多崇尚民主自由的理想主義者。但在形勢比人強的環境裏，在急遽變化的時代中，他們只能扮演花果飄零的角色。第三勢力的悲劇結局，象徵了中國民主自由一直飽受風吹雨打的愁苦命運。
文/林博文
從一九四九年十月毛澤東宣布建國到一九五零年六月朝鮮戰爭（韓戰）爆發，亞太地區發生了空前巨變。在這歷史性變化的時刻，香港不僅成為大批神州避秦之士的避風港，亦變成反共又反蔣的海外華人「第三勢力」與美國中情局特工活躍之地。
八方風雨會香江！早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國軍在內戰中節節敗退之際，即有一批政治人物、國民黨高層人士、報人、資本家、國軍將領和一群「請纓無門、殺敵無力」的知識分子流亡香港。他們在蕞爾小島上眼看「金陵王氣黯然收」；他們在英國殖民地上暫時棲身，旁觀時代浪潮的滔天翻滾。在這批「高級難民」中，不乏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們也許已被時代所淘汰，但他們仍有一些「剩餘價值」，在海內外仍具號召力量；國民黨和共產黨競相爭取他們，連美國也在向他們招手。於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奇特的一次政治運動就在英國皇冠上的「東方之珠」開鑼了。
這次政治運動即是所謂「第三勢力」運動。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俗稱「舊政協」）及其後的國共和談中，青年黨、民社黨、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和一些小黨派在當時即被稱為第三勢力（其中包括作家章詒和的父親章伯鈞）。民社黨領袖張君勱（張嘉森、詩人徐志摩元配張幼儀之兄）在一九五二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國的第三勢力》（The Third Force in China）中指出：「第三勢力乃是因應中國政治與社會的需要和情況而產生……是一種新興的政治與社會運動。」中共席捲大陸後，一批第三勢力人士選擇了共產黨（包括章伯鈞、羅隆基等人），他們認為那是中國的希望。另一批第三勢力則既不願留在大陸充當中共的應聲蟲，亦拒絕追隨蔣介石偏安台灣；他們流落海外，在美國、日本、澳洲和中南美洲一帶都有他們的足跡，香港則是他們的大本營。
美國是幕後主導者
反共亦反蔣的第三勢力人士試圖在國共鬥爭的夾縫中另起爐灶，以延續和壯大中國政治傳統中最脆弱的一環——在野反對力量。香港第三勢力與當年重慶、南京時代不同的是，過去不敢公開反蔣的人，現在都現身亮相了。組成分子也更加複雜。最重要的是，香港第三勢力運動的興起與沒落，美國政府始終是幕後的主導者。換言之，海外第三勢力運動乃係當年美國對華政策的副產品；因此，第三勢力的命運即必須以華府的中國政策為依歸，以國務院和中情局主事者的意志為意志。這種「仰人鼻息」的政治運動，其結局當然也是可以逆料的。
朝鮮戰爭爆發後，海外第三勢力即以各種不同形式、面貌大肆活動，直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才煙消雲散，中情局和東京麥帥總部都曾出錢。這些組織包括自由民主大同盟、自由中國運動、自由中國抵抗運動大聯盟、中國民主反共聯盟、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民主中國座談會和自由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等。
曾任大陸政協副主席的程思遠（已故香港影星林黛之父）在回憶錄《政海秘辛》中說：「（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中美關係白皮書》，對國民黨政府採取袖手旁觀政策。一時組織『第三勢力』的呼聲，甚囂塵上。頗負時望的顧孟餘忽於八月十五日應李宗仁之邀，從香港來到廣州，住沙面陳伯莊家，就組織第三勢力問題，與美使館顧問何義均、立法院長童冠賢、總統府秘書長邱昌渭等反覆交換意見，並將可能採取的方案提供李宗仁考慮，結果李宗仁主張：由顧孟餘出面領導，而由他從旁予以支持，並指定我負責居中連繫。這樣，我就往返於港澳、廣州之間，為這個所謂『第三勢力』組織籌措經費、布置人事。」程思遠說他自己並不清楚「什麼是第三勢力」，乃問國府代總統李宗仁，李氏回答說：「事情是這樣的：一次，美使館公使銜代辦路易士．克拉克由何義均陪同來迎賓館問他，談到美國戰後的對外政策，在歐洲原以馬歇爾計劃為核心，在亞洲則以援助蔣介石為支柱。前者是成功的，而後者卻失敗了；因為蔣介石政府貪污無能，究竟扶不起來。說到這裏，克拉克喟然嘆曰：『中國只有共產黨的勢力和蔣介石的勢力，卻沒有一個介乎兩者之間的第三勢力，難道地大人多的中國沒有主張自由民主的中間分子麼？』克拉克的意思是十分明顯的，大有贊助第三勢力的味道。以後經過童冠賢、何義均、顧孟餘一系列的接觸，就為這個運動積極推動了起來了。」
顧孟餘為浙江上虞人，留學過德國，早年曾加入同盟會，一生亦學亦官。歷任北大教務長、廣東大學和中央大學校長、國民黨宣傳部長、鐵道部長、交通部長；一九四八年五月翁文灝組閣時，曾被任命為行政院副院長，但未上任。顧氏在香港第三勢力運動初期，表現得最積極、最活躍，同時也是最具聲望的人。顧孟餘在廣州與李宗仁長談三日，答允出面領導「自由民主同盟」（原為立法院「自由民主社」）；「鐵軍」名將張發奎和廣東省主席薛岳亦頗熱中，並建議把組織易名為「自由民主大同盟」。一九四九年九月初，大同盟於廣州秘密舉行第一次會議，選出顧孟餘為主席，童冠賢、程思遠、邱昌渭、黃宇人、甘家馨、李永懋、尹述賢等為幹事，並推童冠賢為書記、程思遠為副書記。李宗仁捐了二十萬港幣，另補助顧孟餘三萬港幣（一年後又給顧六千美元），大同盟中的幹事、組長每人五千港幣。程思遠說﹕「這些錢都（是）在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於離職時撥給李宗仁的一筆專款項內開支的。」
以桂系為主
以桂系為主的「自由民主大同盟」，一開始即出現問題。大同盟幹事兼組織組長尹述賢帶了五千港幣到香港籌設辦事處，自己卻先在九龍頂了一層樓當寓所而引起公憤，即被大同盟除名。與前北大代校長及前台大校長傅斯年同稱「中國兩大砲」的國民黨立法委員黃宇人（黃埔四期）在回憶錄《我的小故事》中說：「香港辦事處既未成立，顧孟餘在首次會議後，仍回香港，住處不公開，童冠賢時而澳門，時而香港，很少在廣州。同盟沒有固定的辦事處，又無定期的會議，盟員想找負責人，很難一見……於是，這個組織即陷於若有若無之狀。」
黃宇人力主大同盟必須和桂系撇清關係，與桂系分手，否則大同盟將無所作為。黃氏說：「我認為國民黨的失敗，主要由於自私和無知，而尤以無知為甚……現在李先生代理總統，就他個人來說，平易近人，沒有蔣先生那種自以為神聖的態度……但就這幾個月的事實表現，他對當前的危局毫無辦法，不但不能轉敗為勝，即想守住西南半壁亦不可能；桂系的人也多只顧爭權奪利，不顧政府的安危，大局必將每下愈況。我們如果對李先生尚存希望，無異是自掘墳墓。」
黃氏建議利用李宗仁所補助的經費在香港辦一所中學和一份雜誌，「一方面培育下一代的人，一方面潛心研究重建國家的各種基本問題」。然而，大同盟出版的刊物《大道》，出了三期之後即宣告停刊。
一九五零年一月十七日，美國國務院巡迴大使翟士普（Phillip Jessup，即《中美關係白皮書》總編纂）自台北飛抵香港，指示美國總領事館設法支持海外華人第三勢力組織。翟士普在港曾與第三勢力人士接觸，大同盟盟員、前清華大學教授張純明（後出任國府駐紐約總領事，曾英譯日文《蔣總統秘錄》）為顧孟餘草擬了一份英文說帖，當作和翟士普會談的參考。《大道》停刊後，黃宇人、程思遠、甘家馨和涂公遂等人籌辦了《獨立論壇》，於一九五零年四月一日發刊，不久又因內部分裂而停刊。第三勢力人士的唯一武器是筆桿，丁文淵、左舜生等人都辦有刊物，左氏的《自由陣線》由謝澄平主持，胡越（司馬長風）、許冠三、陳濯生擔任編輯，刊物停了又出。在謝澄平的提議下，他們邀約張國燾、董時進、程思遠、伍藻池、羅夢冊、黃如今等人在黃宇人寓所定期聚會，大家商議應該成立一個真正的第三勢力組織，幾經討論乃組成「民主中國」。
「民主中國」成立時，第三勢力陣營突傳出顧孟餘和張發奎已經以代表香港民主反共人士的身份，與美國有關方面接洽妥當，將獲大量美援，並在海外設立基地、組織政團、訓練軍隊，甚至成立流亡政府。除顧、張之外，列名的有李璜、童冠賢、張國燾、伍憲子、上官雲相、彭昭賢、宣鐵吾、徐擧明等人。左舜生原亦列名其中，但遭同屬青年黨的李璜反對。李說：「左舜生多話，不能守秘密，青年黨由他一人代表即可。」據黃宇人說，這個第三勢力的最高組織，乃是由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政治部主任授意下成立，由顧孟餘、童冠賢、何魯之、謝澄平與政治部主任接頭。其後，顧等四人與張國燾秘密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定名為Steering Committee，最初譯為指導委員會，後經顧孟餘改為調度委員會，其宗旨在於策動留港中國民主反共人士的聯合運動。
老將領張發奎對組織第三勢力熱心異常，在中國出生的美國傳教士之子、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香雅各（Dr. James McClure Henry）亦曾鼓吹張氏發展第三勢力。張氏原擬加入「自由民主大同盟」，但因童冠賢、黃宇人反對吸收軍人而作罷。程思遠說他曾在張發奎的香港藍塘道寓所參加一項座談會，李璜在會中透露，青年黨的老朋友趙友松（曾任吳佩孚秘書長、汪精衛政府教育部長）已在東京和麥克阿瑟將軍取得聯繫，麥帥希望香港民主反共人士團結起來，在華南舉事，牽制中共，東京盟總可予支持。後來張發奎派程思遠秘密走訪日本，麥帥總部卻賞以閉門羹。但美國方面仍繼續和張氏接觸，由哈德曼其人負責聯絡，並稱第三勢力可在菲律賓的一個小島作基地，島上有營房和基地設備，可容數千人，要張氏先派三百人去進行籌備工作，但沒有下文。後來，第三勢力曾派員到沖繩受訓。
美國人的老觀念認為除了張發奎之外，另一名廣東老將也有號召力，此公即是蔣介石的老長官許崇智。許氏已失勢多年，早已與政治脫節，受到美國人的慫恿即興致勃勃地召開座談會，但在張發奎的杯葛下，許氏到處碰壁，只好怏怏收山。
台灣當局向美方抗議
顧孟餘的「調度委員會」決定出版《中國之聲》雜誌，刊物面世不久，即傳出「調度委員會」高級成員伍憲子秘密潛赴台灣、被國民黨收買情事。第三勢力等人並不知道伍憲子赴台，而是美方人員質問張發奎：「伍憲子去台灣幹什麼？」黃宇人說，美方雖未要求第三勢力反蔣，但他們希望第三勢力獨立行事，勿與台灣有任何關係。伍憲子是康有為、梁啟超時代的老保皇黨，曾組織民憲黨（後與張君勱的國社黨合併為民社黨），二十年代主持過舊金山《世界日報》筆政多年。
張發奎、顧孟餘對伍憲子的「背叛」深惡痛絕，乃在《中國之聲》上撰文痛批蔣介石是個「毒瘤」，應該割去。伍憲子事件發生後，台灣當局曾向美方提出抗議，對華府支持第三勢力表示不滿。張發奎一直想把第三勢力發展成一個正式組織，不斷催促顧孟餘、童冠賢、張國燾、黃宇人、上官雲相、彭昭賢和李微塵等人起草組織法。正在起草之際，香港政府政治部突請顧孟餘去談話，問他是否在香港搞政治活動？是否常去張發奎住宅開會？顧皆否認。政治部的英國官員警告他說：「倘若你再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我們將把你驅逐出境。」從此，顧即與張發奎等人疏遠，張氏對黃宇人說：「顧孟餘早年在汪精衛的改組派中，即有『取消派』之名，因為有很多事由他去辦，都是大事變為小事，小事變為沒有。」
不久，顧孟餘移居日本，另創「自由民主戰鬥同盟」。但這批第三勢力領袖們脫不掉中國人「勇於內鬥」的惡習，顧排斥張發奎和張君勱，張國燾與甘家馨亦被逐出同盟。戰鬥同盟在香港招兵買馬，結果招到了一批台灣特務。顧孟餘首先退出同盟，並離日赴美，卜居北加州柏克萊，擔任國務院中國研究中心及加州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所顧問。哥倫比亞大學曾請其作口述歷史，但未應允。一九六九年七月，國府派農業專家張研田（曾任台大農學院院長）專程赴美迎接顧氏返台定居。蔣介石聘顧為總統府資政，顧於一九七三年六月病逝，終年八十五歲。中共創黨人之一的張國燾亦獲中情局外圍組織亞洲基金會之助撰寫回憶錄，稿酬六萬美元。張氏後移民加拿大，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凍斃於多倫多老人病院。
遠在美國潛心著述的張君勱一向關切香港第三勢力的發展，不時去函鼓勵他們必須團結一致，有組織才能有所作為，若再一盤散沙下去，殊無前途可言。於是，張發奎、黃宇人、左舜生等人決定出版《聯合評論》，並發行紐約航空版。據黃宇人回憶，《聯合評論》紐約航空版發行後，即成了美國華僑社會的輿論中心；台灣雖不准進口，仍有不少人想盡辦法以求一睹為快；中共亦將其列為內部參考材料；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常翻譯該刊社論。《聯合評論》出版六年（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四）後停刊。毫不氣餒的黃宇人又鼓起勇氣出版《民主論壇》，僅辦了兩年即於一九六七年關門。張發奎自辦了南亞書局和嘉華印刷廠，並曾一度與黃宇人合作成立興中出版社。美方支持的第三勢力，唯一有具體成果的是陳濯生、司馬長風、許冠三和徐東濱等人組成的友聯研究所和友聯出版社。這兩個機構所蒐集的中共資料以及對中國大陸的研究，在學界與政界頗受重視。
李璜批美亂撒美鈔
一九九一年以九十七歲高齡病逝台北的李璜在《學鈍室回憶錄》（下冊）中說：「美國人為反共而特別重視大陸逃出之文化界人士，（但）不善於扶助，而亂給鈔票；便因美金過量之故，而若干本有朝氣且認真工作之研究及出版社機構，分心鶩外，反而墮落下來，大可太息。」李璜最不齒的是第三勢力中的軍政界人物，他說：「此類人物，或曾任軍師長以至總司令；或曾任黨官多年，縣長、委員以至省主席與中央院長者；或為策士型，習於奔走串連，製造風雲；或為部屬型，以依傍為活，尚思擁戴其舊主復起。諸如此類，一時聚於港九，雖衣食無缺，甚至擁有資財，然而不甘寂寞，聚議紛紛。」李璜痛心地說：「美國人竟派遣兩三浮薄少年前來……亂散美鈔，或三五萬，或十萬八萬，並無整個（套）計劃，而姑以試試看的心情，令一些手中已無寸鐵之過時人物，為之入大陸覓情報，或打游擊；美鈔這樣花法，只有被騙而大鬧笑話。因是傳聞有劉震寰騙得六萬美元，聲言拿去廣東打游擊，而本人坐在九龍新界未動，於是有『在深圳打游擊』的笑話流傳。又有許崇智在石塘嘴開廳大宴群『雄』，酒酣耳熱，一面高談其反共大有辦法，一面命女招待為之撫腿……。此外尚有妄人蔡文治，聞曾任國防部第四廳副廳長（前軍調部第三廳廳長），大概係曾在美國學過軍事，乃得美國人信任，予以大量美金，在沖繩島美軍基地設立黨政軍機構，自稱海陸空軍總司令。」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二日辭世的前美國駐北京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是中情局駐港老特工，他在回憶錄中證實了李璜的說法。李潔明說：「這些人以『第三勢力』自居，聲稱他們在大陸具有可靠的情報網，正是中情局亟欲物色的堅實情報提供人。但是，誠如我第一次派駐香港工作期間所發現，滯居在大陸之外的這些第三勢力人物，大言皇皇，並沒有具體消息可以提供。我們發現，他們提供的中國狀況情報報告，其實只是在九龍的公寓裏拿內地流出的報章報道，略加編織改造而成。……不過，中情局一九五零年代被第三勢力人士蒙騙，除了花冤枉錢買到假情報之外，還有更糟的際遇。一九五一年，某位美國情報人員在某旅館大廳付錢給第三勢力線民，卻被香港安全部門探員看得一清二楚。中情局一再犯錯之後，香港特別組即禁止中情局在香港活動。」
五、六十年代以香港為基地的海外華人第三勢力，不乏具孤臣孽子心態的反共人士，亦有許多崇尚民主自由的理想主義者。但在「形勢比人強」的環境裏，在急遽變化的時代中，他們只能扮演花果飄零的角色。第三勢力的悲劇結局，象徵了中國民主自由一直飽受風吹雨打的愁苦命運。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4472350941/02ae2.cfm
【專題】翟田田涉恐事件（霧谷飛鴻）
按：翟田田涉恐事件至今沒有下文，一些媒體借力此案以批判美國言論自由之虛偽。然而鮮有報導詳細調查翟究竟說了什麼，而美國相關法律又有哪些規定。至於是否在獄中遭遇暴力，是否保釋出現阻滯等細節更無追究。只見曾號稱要代表13億中國人民起訴CNN和莎朗·斯通的大律師再次紅火起來。國內聲音紛亂，不如且聽一家之言。次專題收錄美政府官方網站博客霧谷飛鴻的三篇文章，以及牛博網一篇。而必須區分的是，翟被檢控只是涉案，最終結果陪審團說了算。
解讀翟田田案報道疑點（一）：言論自由與因言獲罪
2010年6月3日新華網轉發"三湘都市報"實習編輯陳子思編發的一篇題爲"留美博士因言獲罪湖南律師團赴美討說法"的文章，對翟田田一案作了比較詳盡的報道。在報道中以"因言獲罪不合理"爲小標題引用了兩位人士的說法："翟田田的辯護律師海明認爲，翟田田被控"恐怖威脅"幷不合理"；以及"中國人民大學跨國商事法律研究所所長錢衛清律師也表示，單純因爲口頭言語就定罪，有些不可思議，他認爲這是典型的'以言定罪'"。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權利法案》所規定的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表達等自由權利，人身和財産不受侵犯，保證公正的訴訟程序等權利是美國人民來之不易、因而最爲珍視的財富。但是，其前提是公平和公正，即不得以侵犯他人的利益和權利爲代價。言論自由也是這樣。
美國人所享有的言論自由是相當廣闊的。國家領導人和執政黨不但人們可以議論，還常常是廣播電視節目調侃的最佳對象。對于政界、商界和文娛體育各界知名人士，也稱之爲公衆人物，對他們評頭品足甚至散布不實傳言，不但司空見慣，甚至不構成誹謗。人們可以對上至國家憲法、下至州縣和地方各級政府的法律條款提議修訂或廢止。一般情况下，不會因爲你所使用的語言觸犯了某個權威而被報刊網絡等傳媒封殺。
但是，人們的言論有沒有界限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是社會公認的道德。雖然在非特指情况下使用污言穢語一般不觸犯法律，但是人們通常會鄙視這樣的行爲，習慣使用污言穢語的人很難爲一般老百姓所接受。
其次是在專業領域內，人們的言論不得違反專業的行爲規範。美國媒體近日廣泛報道了一件新聞：白宮記者團首席記者、來自赫斯特報系的海倫۰托馬斯女士5月27日在白宮舉行的猶太傳統日紀念招待會上，當有人問起她對前不久以色列攔截前往加沙的援助物資船隊造成人員傷亡事件的看法時，高齡89歲的海倫脫口而出：以色列猶太人應該"滾出巴勒斯坦"，回到他們在德國、波蘭和美國的家裏去。儘管她在白宮記者圈子裏對以色列持批評態度是有名的，海倫這次的出格言論還是引發了軒然大波，在巨大壓力下她不得不宣布退休，告別了報道過十位總統的白宮西厢記者生涯。
最後，就是不能使用法律明確禁止的言論。在美國，揚言威脅傷害他人、破壞他人或公共財産是違法行爲。很多地方還將使用"挑釁語言" （Fighting Words）列爲犯罪。在我們弗吉尼亞州，汽車牌照上選用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字母數字是不被允許的。白宮每天都會收到兩三萬份給奧巴馬的信件、傳真和電郵，一旦發現有威脅總統的內容，就會轉給特勤局處理。還有十幾個接綫生接聽打給總統的電話，每個接綫生桌上都有一個按鈕，如果是威脅性的來電，一按按鈕馬上就會接通特勤局的反恐專綫。
下面一個案例，說明對恐怖威脅的起訴和定罪，檢方無需以物證證明被告具有能力或有意實際執行所發出的威脅。
2006年11月8日，德克薩斯州史密斯縣泰勒市（Tyler, Texas）的約翰۰泰勒高中9年級學生上舞臺藝術課。由代課老師指導學生自行欣賞音樂。當幾個學生問T.T.（因爲是未成年人，所以在法庭文件上匿名）聽的是什麽時，T.T.說是自己創作的樂曲。幾位同學對此表示懷疑，隨後T.T.與幾位女同學發生了爭執。
T.T.後來的舉動産生了嚴重的後果：他對那些女同學說，他要向她們投射某種物品，把她們打倒，等醒過來她們就會發狂。儘管他沒有說明是什麽，那些年輕女孩都認爲他可能扔的是飛鏢，上面塗了某種化學藥劑。爲了增强威脅的效果，T.T.戴上塑膠手套，在兜裏摸索，同時嘴裏開始從10倒計數。
女孩子們嚇壞了，跑去校長辦公室求助。後來駐守學校的警官進行了簡短的調查，州檢察官提出起訴，指控T.T.犯下了兩項如果是成年人的話將被控以恐怖威脅的輕罪罪行。T.T.否認指控，由陪審團進行了審判，認定指控成立，法庭判處T.T.進德州青少年管教中心。T.T.不服上訴。
T.T. 在上訴時抗辯聲稱一審證據不足：不能證明他的行爲有意將女孩子置于立即遭受嚴重身體傷害的恐懼之中，而且凡是明理的人都不會因他的行爲而感到恐懼。
儘管涉及青少年的上訴案件通常按照民事程序處理，但是設在泰勒市的上訴法庭在本案審理中，對證據采用了更爲嚴格的刑事標準。上訴法庭認爲，有意傷害構成要素可以是行動，也可以是語言；而被告以通常理解的倒計數方式（女孩逃跑時他已經數到了7）已經構成了立即的威脅。最後，法庭維持原判。
綜上所述，認爲在美國不能單純因爲口頭言語定罪，或是認爲對口頭的恐怖威脅起訴不合理，是對美國的法律不够瞭解。一般老百姓有這種看法可能是缺乏法律知識，作爲律師則不應該犯這樣的低級錯誤。
解讀翟田田案報道疑點（二）：美國大陪審團制度
本文繼續解讀中文媒體報道翟田田一案中的疑點。今天的內容涉及的是美國大陪審團制度。
自從5月中下旬媒體開始報道翟田田涉嫌恐怖威脅一案以來，與紐約隔河相望的新澤西州霍普肯市史蒂文斯理工學院就成了一個關注熱點。在媒體報道中，特別是媒體引述海明律師——據說是翟田田的移民律師——的陳述當中，多次提到美國的大陪審團。
例如，新浪網6月3日轉載《華商報》記者徐娟于美國東部時間1日下午題爲《翟田田或錯過自辯機會》的報道，其中引述海明律師的話說，"在1日與翟田田通話時翟田田方才得知有大陪審團聽證會一事，此前沒有接到任何通知"。報道中還說，"按照美國法律，應在聽證會召開前3周通知當事人，當事人有權决定出席陳述證詞或放弃出席。但直至聽證會召開，翟田田都一無所知，海明稱翟在電話中非常氣憤。翟說，根本沒有人告知他大陪審團聽證，他以爲還需等待兩個月才開"。此外，報道中還提到"海明透露，根據美國法律……大陪審團程序只有重罪才會涉及"。
我們知道，在美國有陪審團制度。刑事案件和很多民事案件的被告有權選擇由陪審團審理。這裏所指的是被告已經被正式起訴之後的事情，所說的陪審團又叫 "小陪審團"（Petit Jury）或"庭審陪審團"（Trial Jury）。在這之前，刑事案件還有一道程序，就是由大陪審團（Grand Jury）來决定檢察官提出的指控是否成立，决定是否起訴，如果起訴的話有哪些罪名。
憲法第五修正案明文規定，聯邦法庭審理的死刑或重罪（一般認爲是可能判刑一年以上的）案件必須由大陪審團來决定是否起訴。州法庭審理的刑事案件，因爲聯邦憲法沒有規定，所以是否通過大陪審團來决定起訴，各州的做法不同。有的州還可以經由立法機構或所在地區的法庭决定是否設置大陪審團，或某個案件無須經過大陪審團，直接由檢察官提訴，法官或（小）陪審團審理。新澤西州與聯邦的制度相近，幾乎所有的刑事案件（包括輕罪）是否起訴都由大陪審團來决定。
大陪審團除了閉門聽取檢察官的陳述，檢查有關證據，傳喚檢察官提供的證人之外，還可以在檢察官和法庭的協助下進行相關的案情調查。除了極爲特殊的情况，它不傳召被告或被告提供的證人。即使被告要求出席陳述案情，大陪審團也可以不予接受。這是因爲憲法第五修正案賦予被告不自證其罪的權利，如果被告出席大陪審團作證，有可能帶來嚴重的司法程序問題，甚至可能造成大陪審團做出的决定無效。
大陪審團有可能裁决檢察官提出的證據不足以提起訴訟。因爲這樣，爲了防止不實罪名傳播，保護被告的權益，所以大陪審團的整個審議過程嚴格保密，只有檢察官及其傳召的證人出席。不像進入庭審階段，往往是原告、被告和證人，律師、親屬和朋友，有關和無關看熱鬧的旁聽者濟濟一堂，而大陪審團審議案情的時候，就連證人的律師都不得入內。正因爲如此，好萊塢電影出現的庭審場面都是"小"陪審團，很少有大陪審團出現在熒幕上。
新澤西州全部21個縣都設有大陪審團，每個大陪審團由23名合格的普通公民組成，任期18個星期。在任期內，每個星期至少有一天到庭審議案件，審議庭必須有12名以上的陪審員出席才合法。和小陪審團陪審員一樣，每工作一天有5美元的津貼（聯邦陪審員的日工資是40美元），有交通補貼，提供停車，晚上加班提供餐飲。如果自身工作是政府雇員，則原工資照拿。企業雇員則取决于公司的規定，但是法律保證公司不得因爲員工擔任陪審員而將其解雇、减少福利或加以歧視。
媒體在報道本案時多次提到因爲翟田田錯失大陪審團聽證的機會，因而"凶多吉少"，本文開頭提及的報道采用的標題也是《翟田田或錯過自辯機會》。根據上面的解釋，這種說法不能成立。大陪審團的設立，就是爲了給刑事犯罪嫌疑人增加一層保護。有的法律專家稱大陪審團既是法律之"劍"，又是法治之"盾"，就是這個意思。新澤西的大陪審團可能裁决州檢察官對翟田田的指控成立，也可能裁定不成立。如果是後者，就立馬還翟田田自由之身。即便是前者，翟田田也有權選擇陪審團進行審判，他不但可以傳召己方證人作證，而且有充分的機會在陪審團面前自辯。
讀者如果對美國的陪審團制度、新澤西州的刑事司法程序有興趣，可以擴展閱讀《美國參考》的電子期刊"美國陪審團面面觀"，以及美國聯邦和新澤西州的相關英文網站。
美國聯邦法庭網站：
http://www.uscourts.gov/Viewer.aspx?doc=/uscourts/FederalCourts/Jury/grandhandbook2007.pdf
新澤西州法庭網站：
http://www.judiciary.state.nj.us/index.html
新澤西州法律和公共安全部總檢察長辦公室刑事司法局網站：
http://www.state.nj.us/lps/dcj/sgj.htm
戴頓大學介紹大陪審團的網頁：
http://campus.udayton.edu/~grandjur/index.htm
翟田田自願離境回國；恐怖威脅罪名懸而未决
原新澤西州哈德遜縣霍勃肯市史蒂文斯理工學院中國籍博士研究生翟田田涉嫌恐怖威脅，不久前新澤西州移民法庭批准他自願離境的申請，翟田田于8月10日星期二乘飛機返回中國。
翟田田回國後于8月11日接受了《環球時報》的采訪。根據《人民日報》網站《人民網》英文版8月12日的報道，在接受采訪時他說 "在等待美國檢察官通知他開庭日期" 。他决心對（史蒂文斯理工）學院采取法律行動。他說，"我將不會對指控認罪。我將始終維護我的權利。"
報道說，翟田田拒絕接受美國檢察官提供的機會，將其罪名减輕爲"行爲不檢"以換取他的認罪。報道說，儘管該罪名不屬于刑事犯罪，但是仍然可能判處六個月監禁。由于翟田田拒絕接受該提議，檢察官將恢復以恐怖威脅罪名起訴。
報道又說，日前新澤西州移民法庭對翟田田自願離境的申請做出裁决，允許他8月30日之前在采取預防措施的情况下離開美國。
報道還說，關于本案的說法紛紜，有的說它是種族歧視的一個例子，幷且說明美國司法系統存在的缺陷；也有的說翟田田因爲他的煽動性言詞而罪有應得。
報道最後引用一位中國律師的話說，"許多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不知道他們的某些言行在當地是違法的。"
本案因爲被告爲外國留學生，而且涉及刑事和移民等不同的法庭，檢察當局與法庭在刑責認定和控辯協商上還留有很大空間，特別是檢方幷沒有公布詳細案情，所以對本案過多揣測于事無補，不如讓我們來看看美國法律如何定義恐怖威脅或犯罪威脅，參考發生過的類似案件，以增加對美國法治的瞭解。
在美國，恐怖威脅和犯罪威脅（Terrorist Threats and Criminal Treats）在很多時候難以區分。恐怖威脅幷不一定專指基地組織或其他恐怖團體的煽動言論或政治訛詐，它更多地指那些諸如家庭暴力、仇恨犯罪、爆炸縱火以及校園暴力等。而在911事件之後，法庭文書和報章文字更多地使用恐怖威脅一詞。如果細分的話，威脅要用刀扎人家的汽車輪胎，一般只會說這是犯罪威脅，但是威脅要放火燒人家的房子，說這是恐怖威脅不但準確，而且顯得比較與時俱進。
以暴力威脅恐嚇他人，或者其威脅造成公衆恐慌或不便，就是通常理解的恐怖威脅。下面我們以加州爲例，對恐怖威脅或犯罪威脅的法律定義加以說明。加州刑法第422節將犯罪威脅成立的諸要素定義爲：
被告有意識地威脅要實行可能導致死亡或嚴重傷害的罪行；以及
被告發出的威脅有具體意圖因而被視爲一種威脅；以及
該威脅是如此明確、無條件、立即和具體，表示其目的之嚴重和立即執行之前景；以及
該威脅確實給受害者帶來持續的擔心；以及
這種擔心是合理的。
聯邦法律對恐怖或犯罪威脅的刑罰有罰款（最高25萬美元，新澤西州7萬5千美元，最高的是德克薩斯州450萬美元）、監禁（最多5年，新澤西州3到5年，最長的是紐約州100年）、緩刑和施以電子監控，或向被告下達禁制令。
恐怖威脅和犯罪威脅涉及威脅的言詞或表達，這和美國人特別看重的保護言論和表達自由有關，所以它往往引起對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解釋，因而爲這類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也是可能的。
下面是一個案例：當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一個停車場服務員馬利奧∙賽裏托斯（Mario Cerritos）看到在停車場一輛汽車旁，未成年男子西爾維斯特（Sylvester）與一位女士發生爭吵和肢體衝突，塞裏托斯警告西爾維斯特說他將打電話報警，西爾維斯特回答說："如果你報警，我就要給你點顔色看看。" 塞裏托斯讓他的助手打電話，這時西爾維斯特上前說："如果你報警，我就殺了你，我要殺了這兒的所有人，全部，所有員工。"西爾維斯特在駕車離開停車場之前，又下車對另一位服務員雨果∙梅西亞（Hugo Mejia）說："我會回來報復你，我會殺了你。"這時塞裏托斯立即擋在他們之間。警察在不久後到場。
庭審時西爾維斯特拒絕作證。在場的女士則作證說，（在他們爭吵時）西爾維斯特只不過是抓了她的手，而沒有意圖傷害任何人。塞裏托斯作證說他擔心他的生命受到威脅，認爲該少年所說的就是他所要實行的。梅西亞則沒有作證。
少年法庭采信塞裏托斯的證詞，認定西爾維斯特犯了毆打罪和兩項犯罪威脅，但是對沒有與西爾維斯特發生面對面衝突的塞裏托斯助手的犯罪威脅不予采信。法庭判處西爾維斯特按照同樣條款和條件繼續執行（審判）之前發布的監視居住令，加判完成情緒控制和家庭暴力兩項教育課程。
西爾維斯特和法庭委派的律師對第二項針對梅西亞的犯罪威脅提出上訴，認爲梅西亞沒有作證證明（西爾維斯特的）威脅對他帶來持續的擔心，因而該項罪名的第四項要素不成立，要求取消對梅西亞的犯罪威脅罪。
2006年3月9日位于洛杉磯縣的加州第四上訴法庭裁定，因爲沒有梅西亞的證詞，所以將西爾維斯特對梅西亞的犯罪威脅减輕爲企圖犯罪威脅。但是那仍然是一項重罪罪名。
回到翟田田的案子。顯然本案的關鍵是他是否給學生服務中心（Howe Center Desk）打過一通電話。如果打過，他在電話中是否說過他"要燒掉學校的大樓"，還是翟田田本人說的"通過和學校打官司和通過媒體"來（燒）毀掉學校（的名聲）。既然檢方尚未公布證據，我們不宜猜測。而檢方以减輕罪名換取被告認罪的動議，則是美國司法實踐中的的常見做法。
至于一位讀者在留言中問道，如果翟田田的案子開庭，美國是否會允許他回美國應訴。爲此我咨詢了幾位移民律師，他們說儘管美國沒有爲此單列一項簽證類別，但是如果此案開庭，翟田田又要來美應訴的話，有變通的做法讓他取得簽證。但是他們一致認爲，根據經驗，本案十分可能就此"挂起來"（hang up / suspended）。所以本博主對此話題，也就此打住。
北美留學生翟田田案全面解析
翟田田案最近成了一樁小小的國際風波，國內外華文媒體也甚是關注，挺的倒的都不乏其人，加上不少別有用心的人推波助瀾火上澆油，事情越來越有複雜化的迹象。作爲對美國法律略曉一二的我覺得很有必要撥開該案相關報道的迷霧，信我能給各位關注此事的讀者們一個更全面的圖景。
事情最早由美國的華文媒體《僑報》在5月20日報道，可惜報道的時候顯然沒有意料到該事件經過發酵後的效應，所以記者很明顯沒有花多少工夫對受害者本人進行哪怕最基本的研究，甚至連翟田田的現就讀專業都搞錯了。通過Google可以很明顯的找到翟田田的情况，他就讀的博士專業是Enterprise Systems，碩士專業是Systems Engineering，本科專業是Civil Engineering，完全和物理學不相干。
然後就是各門戶網站報道中的"恐怖分子"一說。但稍微有點常識的都應該知道，terrorist不是一個指控，而是定罪或者認罪之後才可以使用的一個詞。在司法程序中的被告充其量也就是一個terrorist suspect。對比最近美國媒體有關抓捕的兩個新澤西恐怖嫌犯的報道就可以看出國內的媒體是完全沒有操守的，爲了製造恐慌吸引眼球引發爭議無所不用其極。而且新州政府指控翟田田的罪名分明是Terroristic Threat，雖然名字很像，但是這個詞有著非常準確的用意，基本上美國50州法典中的定義都差不多：
A terroristic threat is a crime generally involving a threat to commit violence communicated with the intent to terrorize another, to cause evacuation of a building, or to cause serious public inconvenience, in reckless disregard of the risk of causing such terror or inconvenience. It may mean an offense against property or involving danger to another person that may include but is not limited to recklessly endangering another person, harassment, stalking, ethnic intimidation, and criminal mischief.
This misdemeanor charge occurs when an individual communicates any type of threat that causes a person or group to be in fear of bodily harm, disrupts an assembly, public gathering or the use of a public building or indicates an attempt to interrupt or disrupt any type of public service such as telephones, water, sewage or electricity.
Terrorist threat charges can also occur with threats to the government or any school, public officer or emergency service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those directed as particular private individuals. Stalking, harassment and public misconduct and also result in terrorist threat charges.
懶得翻譯了，法律文書還是太繞口。不過幾個要點說下就明白了：
1. Terroristic的翻譯有恐怖主義的，恐怖行徑的，暴力行爲的，可惜我們只會選擇最危言聳聽的那一個。
2. 威脅內容指的很明確，主要就是針對建築物的，定義中兩次出現類似詞彙：building和property。
3. 學校是倍受保護的對象。今年4月10日德州休斯頓的一個中學生就因爲用手比劃成槍狀對老師喊了幾句"Pew Pew"就被學校停學被政府指控，翟田田這樣算什麽？美國人根本就是對這個極度敏感，虧翟田田在美國呆了這麽多年，跟法盲沒區別。有人沒事就上升到什麽民族什麽國家什麽國際地位什麽言論自由。好吧，這就是美國，一個年齡只有翟田田一半的美國公民的遭遇相信已經凸顯了美國的司法公正。
所以基本上terroristic threat和我們通常理解的恐怖行爲相差甚遠，所以英文媒體或者美國讀者的評論一般用的就是Arson：縱火罪。這跟所謂的威脅"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恐怖主義威脅的犯罪嫌疑人"毫無關係，我不知道這個指控裏面和國家安全有什麽關係？別人不知道就算了，作爲律師的海明分明就是故意煽動民族情緒，歪曲理解詞義達到其將事情擴大的目的。
接下來就是翟田田被捕傳出來的經過實在離奇的讓我不敢相信。
據說這個事情是翟田田花了100美元托一位獄友帶出一份親筆信給學校附近一個中餐館老闆才曝光的，但這裏面有很多疑點：
1. 翟田田關在hudson county jail。這是一個新澤西比較大的移民監獄（當然不光是關移民），因爲工作原因還是對這裏比較瞭解的。從裏面打新澤西當地區號201的電話是免費的，打紐約也不過是89美分一分鐘接通費1.75美元而已。一般爲了限制煲電話粥通話時間每個監獄都會控制，但我接過的移民監獄電話最短的沒有少于15分鐘的。我實在不理解有100美元在身的翟田田爲什麽要勞心費力的花大價錢托獄友傳遞鶏毛信，又要培養獄友感情又要寫信又要費筆墨還貴了無數倍，畢竟打電話是免費的。除非他這封信數百頁，他覺得打了15分鐘之後又排隊打電話划不來，否則我很難理解。
2. 翟田田被捕的時候據說是4月中旬，而5月初那個中餐館老闆娘聯繫過翟家一次被懷疑，而5月中旬才有一個同學打電話來告知確認消息，其中跨度長達一個月。上面打電話的疑問就不說了，翟田田100塊錢可以把全美國他認識的人都打個遍了，如果找了律師估計國內早就聯繫上了，因爲很多移民律師爲了方便辦公室都有國際長途包月。就算是翟田田最熱衷的筆談方式，寄個信哪怕回大陸也不難吧？我還收過德州移民監客戶USPS快件來的身份證戶口本呢。而且換了誰一個月和孩子失去聯繫都會著急，作爲一個能把孩子送去馬耳他讀高中，在美國私立大學最熱門專業（該校的engineering是出過諾貝爾獎得主的領先專業，意味著國際學生要去爭獎學金很激烈）讀了7年的家庭，找個懂英文的人幫忙打個越洋電話幷不難吧？可報道却顯得他們那麽後知後覺，真的讓我不知道說什麽好。而且那個老闆娘就算是把翟田田的親筆信快遞回國，DHL什麽的3~5天就到了。既然信中有翟家電話，我想翟田田不會忘了家裏地址吧？
3. 報道稱翟田田是打對方付費電話讓中領館得知事情曝光的（我真不知道怎麽不一開始就給中領館打，要花100美元找一個平頭百姓），但最讓我起疑的地方就在這裏。這種對方付費電話打過來的時候，你接起電話就會知道這個電話從哪里打來的（hudson county jail），而作爲大名鼎鼎的移民監紐約中領館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根本沒有理由去接。因爲中國的偷渡客太多，在不知道電話那頭是誰不知道打電話目的爲何的情况下接這個電話那可就是浪費中國納稅人的錢了，而如果貿然接了一個誰知道以後要接多少？對比《環球時報》最近有關朝鮮越境走私客被擊斃的新聞就可以看出，政府對于跨國犯罪行爲一向是不支持的，在無法區分來電人是偷渡客還是留學生的情况下，我估計不會隨便接電話。而且就我個人去紐約總領館辦事所瞭解的使館人員的服務態度來看，爲人民服務一詞不過是口頭禪而已。
接下來有關牢房生活的報道就更可笑了。
雖然美國的監獄基本是監獄官員說了算，而且大多數時候法院都支持監獄官員的决定，但監獄的伙食怎麽都是要監獄的營養學家同意的，最起碼的要求就是 nutritionally-sound。這意味著雖然口感不佳，但要餓到或者搞的翟田田營養不良還是比較難的，所謂的只吃"麵包清水"是絕對不可能的。全美國監獄伙食的平均水準是每天2.25美元，所有費用每天95元，而且全部是美國納稅人買單，文中所謂海明律師捐助100美元之類的文字簡直就是拿美國政府在爲養活的30萬移民囚徒每年花的10億美元開玩笑。其實這篇報道無非兩個目的，那就是翟家窮海明大義，然後要大家募捐而已。
至于醫療環境，我就舉一個例子就足够了。我曾經一個客人在偷渡前懷孕，在邊境被抓，楞是在監獄享受完備的待遇，最後出獄沒多久安全的生下了孩子。而在移民監，如果有未成年人和父母一起被抓的情况的話，出于人道主義考慮還會將家人安排住在一起。我當然不是說美國監獄怎麽美妙，移民監尤其因爲外包給私人公司而環境惡劣，但即使如此也不會出現報道中那樣拙劣的描述。真是，撒謊好歹也要下功夫的。更搞笑的是，翟田田和領事官員稱未受獄方不公對待的文章出現在 5月30日，而海明律師却在31日說翟田田處境堪憂，估計領事館也是受不了這樣炒作，在6月5日轉述翟田田的話逐條否定了海明有關飲食，拔牙，被毆有關的不實指控。
後面有關大陪審團的報道就完全是被海明這垃圾律師牽著走了。
大陪審團現在基本是一個有美國特色的司法程序了。這個陪審團本身存在的目的就是檢視公訴人提交的材料和證據來判定是否足够和必要起訴被告，避免刑事訴訟程序被公訴人綁架，是一項有利于被告的程序。在海明律師的報道中却成了一個玩幕後交易暗箱操作損人利己的程序，這且不是對一個經受數百年考驗的程序的嘲弄麽？
而且說翟田田不知道大陪審團恐怕也是不靠譜的事情。其實按照聯邦法規定，翟田田在被捕24小時內（也就是4月中旬）就有一個出庭的程序要走。法官將在這次出庭的時候給翟田田一份正式的指控書，告知翟田田他的相關憲法權利，通知預審出庭日期，在無力負擔律師費的情况下指派一位律師（翟田田就是這種情况），决定是取保候審還是羈押待審。難道美國政府會爲了翟田田這麽一個不起眼的人物亂搞司法程序麽？然後就是如果不是被告自願放弃大陪審團的權利，大陪審團就要進行。那麽既然大陪審團舉行了，就意味著翟田田沒有放弃這項權利，也就暗示翟田田知道這項權利（這也是上一庭告知的諸多憲法權利之一），那怎麽會不知道大陪審團開庭的事情呢？海明律師這徹頭徹尾就是利用國人對中國司法體制的認知和信息不對稱的優勢來損害美國司法系統的形象，以求塑造極端惡劣的環境，給自己一個堂吉呵德的幻想和實實在在的經濟收益。
至于什麽翟田田的證人出庭，什麽出庭的都是校方的人，什麽凶多吉少之類的，根本就是謊言。因爲大陪審團開庭的時候，被告本身就是禁止出席的，更不要談他的什麽證人了。大陪審團這個環節本身就是組成大陪審團的12位當地居民和公訴人直接的事情，連法官都不出庭，所以去的當然都是校方的人了，因爲他們是公訴人的證人麽。
在這篇報道裏面還出現了捐款事件的續篇，因爲翟父的反對，海明募捐不成，却拋出"捐款本不需要翟父同意，翟田田已經是成年人，自己得到翟田田委托得到授權"云云的理由，然後以"尊重翟父"的名義找臺階下。我想知道，翟田田授權你們處理刑事案了麽？你們的retain agreement有募捐凑律師費的條款麽？對于一個能負擔孩子美國私立高校讀7年的家庭我認爲對付一個律師費幷不會鬧的傾家蕩産的程度吧？人家本科一年 4,5萬，一個研究生學分1100美元的交了7年來著，家裏好歹也是也是二三十萬美元，這還不算住宿費生活費雜費等。雖然翟田田有在學校做助教，但估計他們家家底就在這裏擺著了，這"募捐"是便宜誰明眼人自然知道了。
我陰謀論的推測一下：這件事情可能翟家完全知情，爲了幫兒子贏案子，在海明安排下打算參照幾年前的賀梅案的套路先把事情隱瞞下來，背著自己的 public defender（也就是政府指派的那個律師，極有可能是老外）在5月中捅給僑報然後在網上鋪開醞釀民族情緒，製造一面倒的負面新聞試圖在大陪審團出庭前給即將出庭作證的校方證人施加壓力，以求扳回劣勢。因爲按照順序，現在完全沒有海明這個移民律師的出場鏡頭，翟田田如果被判刑的話那要做完牢才會將案件轉給移民法庭再開庭受理他的遞解遣返案，海明分明是做了超出自己本分的事情。
光是歪曲報道就先寫到這裏，海明律師這個還會找時間繼續分析。
附：
翟田田的個人情况 ：http://sse.stevens.edu/people/graduate-assistants/ （按字母排序，在最下方）
Terroristic Threat: http://definitions.uslegal.com/t/terroristic-threat/
http://www.criminaldefenselawyer.com/crime-penalties/federal/Terrorist-Threat.htm
那個不幸的休斯頓女孩：http://www.uslaw.com/library/Legal_Commentary/Terror_Tots_Girl_Suspended_Terroristic_Threat_Pointing_Finger_Teacher_.php?item=773643
有關關押監獄電話費的問題可以看這個報道：http://www.nj.com/hudson/index.ssf/2010/03/hudson_county_jail_detainees_t.html
美國監獄伙食：http://www.ehow.com/about_4567963_prison-food.html
移民監美國政府投入：www.immigrantsolidarity.org/Documents/detq&aflier.pdf
大陪審團的Wiki：http://en.wikipedia.org/wiki/Grand_jury
大陪審團以及其他刑事程序的介紹：http://www.law.cornell.edu/rules/frcrmp/Rule6.htm
http://blogs.america.gov/mgck/2010/06/09/%E5%9B%A0%E8%A8%80%E8%8E%B7%E7%BD%AA/
http://blogs.america.gov/mgck/2010/06/10/%E8%A7%A3%E8%AF%BB%E7%BF%9F%E7%94%B0%E7%94%B0%E6%A1%88%E6%8A%A5%E9%81%93%E7%96%91%E7%82%B9%EF%BC%88%E4%BA%8C%EF%BC%89%EF%BC%9A%E7%BE%8E%E5%9B%BD%E5%A4%A7%E9%99%AA%E5%AE%A1%E5%9B%A2%E5%88%B6%E5%BA%A6/
http://blogs.america.gov/mgck/2010/08/18/%E7%BF%9F%E7%94%B0%E7%94%B0%E8%87%AA%E6%84%BF%E7%A6%BB%E5%A2%83%E5%9B%9E%E5%9B%BD%E4%B9%8B%E6%88%91%E8%A7%81/
http://www.bullock.cn/blogs/victor/archives/113129.aspx
解讀翟田田案報道疑點（一）：言論自由與因言獲罪
2010年6月3日新華網轉發"三湘都市報"實習編輯陳子思編發的一篇題爲"留美博士因言獲罪湖南律師團赴美討說法"的文章，對翟田田一案作了比較詳盡的報道。在報道中以"因言獲罪不合理"爲小標題引用了兩位人士的說法："翟田田的辯護律師海明認爲，翟田田被控"恐怖威脅"幷不合理"；以及"中國人民大學跨國商事法律研究所所長錢衛清律師也表示，單純因爲口頭言語就定罪，有些不可思議，他認爲這是典型的'以言定罪'"。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權利法案》所規定的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表達等自由權利，人身和財産不受侵犯，保證公正的訴訟程序等權利是美國人民來之不易、因而最爲珍視的財富。但是，其前提是公平和公正，即不得以侵犯他人的利益和權利爲代價。言論自由也是這樣。
美國人所享有的言論自由是相當廣闊的。國家領導人和執政黨不但人們可以議論，還常常是廣播電視節目調侃的最佳對象。對于政界、商界和文娛體育各界知名人士，也稱之爲公衆人物，對他們評頭品足甚至散布不實傳言，不但司空見慣，甚至不構成誹謗。人們可以對上至國家憲法、下至州縣和地方各級政府的法律條款提議修訂或廢止。一般情况下，不會因爲你所使用的語言觸犯了某個權威而被報刊網絡等傳媒封殺。
但是，人們的言論有沒有界限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是社會公認的道德。雖然在非特指情况下使用污言穢語一般不觸犯法律，但是人們通常會鄙視這樣的行爲，習慣使用污言穢語的人很難爲一般老百姓所接受。
其次是在專業領域內，人們的言論不得違反專業的行爲規範。美國媒體近日廣泛報道了一件新聞：白宮記者團首席記者、來自赫斯特報系的海倫۰托馬斯女士5月27日在白宮舉行的猶太傳統日紀念招待會上，當有人問起她對前不久以色列攔截前往加沙的援助物資船隊造成人員傷亡事件的看法時，高齡89歲的海倫脫口而出：以色列猶太人應該"滾出巴勒斯坦"，回到他們在德國、波蘭和美國的家裏去。儘管她在白宮記者圈子裏對以色列持批評態度是有名的，海倫這次的出格言論還是引發了軒然大波，在巨大壓力下她不得不宣布退休，告別了報道過十位總統的白宮西厢記者生涯。
最後，就是不能使用法律明確禁止的言論。在美國，揚言威脅傷害他人、破壞他人或公共財産是違法行爲。很多地方還將使用"挑釁語言" （Fighting Words）列爲犯罪。在我們弗吉尼亞州，汽車牌照上選用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字母數字是不被允許的。白宮每天都會收到兩三萬份給奧巴馬的信件、傳真和電郵，一旦發現有威脅總統的內容，就會轉給特勤局處理。還有十幾個接綫生接聽打給總統的電話，每個接綫生桌上都有一個按鈕，如果是威脅性的來電，一按按鈕馬上就會接通特勤局的反恐專綫。
下面一個案例，說明對恐怖威脅的起訴和定罪，檢方無需以物證證明被告具有能力或有意實際執行所發出的威脅。
2006年11月8日，德克薩斯州史密斯縣泰勒市（Tyler, Texas）的約翰۰泰勒高中9年級學生上舞臺藝術課。由代課老師指導學生自行欣賞音樂。當幾個學生問T.T.（因爲是未成年人，所以在法庭文件上匿名）聽的是什麽時，T.T.說是自己創作的樂曲。幾位同學對此表示懷疑，隨後T.T.與幾位女同學發生了爭執。
T.T.後來的舉動産生了嚴重的後果：他對那些女同學說，他要向她們投射某種物品，把她們打倒，等醒過來她們就會發狂。儘管他沒有說明是什麽，那些年輕女孩都認爲他可能扔的是飛鏢，上面塗了某種化學藥劑。爲了增强威脅的效果，T.T.戴上塑膠手套，在兜裏摸索，同時嘴裏開始從10倒計數。
女孩子們嚇壞了，跑去校長辦公室求助。後來駐守學校的警官進行了簡短的調查，州檢察官提出起訴，指控T.T.犯下了兩項如果是成年人的話將被控以恐怖威脅的輕罪罪行。T.T.否認指控，由陪審團進行了審判，認定指控成立，法庭判處T.T.進德州青少年管教中心。T.T.不服上訴。
T.T. 在上訴時抗辯聲稱一審證據不足：不能證明他的行爲有意將女孩子置于立即遭受嚴重身體傷害的恐懼之中，而且凡是明理的人都不會因他的行爲而感到恐懼。
儘管涉及青少年的上訴案件通常按照民事程序處理，但是設在泰勒市的上訴法庭在本案審理中，對證據采用了更爲嚴格的刑事標準。上訴法庭認爲，有意傷害構成要素可以是行動，也可以是語言；而被告以通常理解的倒計數方式（女孩逃跑時他已經數到了7）已經構成了立即的威脅。最後，法庭維持原判。
綜上所述，認爲在美國不能單純因爲口頭言語定罪，或是認爲對口頭的恐怖威脅起訴不合理，是對美國的法律不够瞭解。一般老百姓有這種看法可能是缺乏法律知識，作爲律師則不應該犯這樣的低級錯誤。
解讀翟田田案報道疑點（二）：美國大陪審團制度
本文繼續解讀中文媒體報道翟田田一案中的疑點。今天的內容涉及的是美國大陪審團制度。
自從5月中下旬媒體開始報道翟田田涉嫌恐怖威脅一案以來，與紐約隔河相望的新澤西州霍普肯市史蒂文斯理工學院就成了一個關注熱點。在媒體報道中，特別是媒體引述海明律師——據說是翟田田的移民律師——的陳述當中，多次提到美國的大陪審團。
例如，新浪網6月3日轉載《華商報》記者徐娟于美國東部時間1日下午題爲《翟田田或錯過自辯機會》的報道，其中引述海明律師的話說，"在1日與翟田田通話時翟田田方才得知有大陪審團聽證會一事，此前沒有接到任何通知"。報道中還說，"按照美國法律，應在聽證會召開前3周通知當事人，當事人有權决定出席陳述證詞或放弃出席。但直至聽證會召開，翟田田都一無所知，海明稱翟在電話中非常氣憤。翟說，根本沒有人告知他大陪審團聽證，他以爲還需等待兩個月才開"。此外，報道中還提到"海明透露，根據美國法律……大陪審團程序只有重罪才會涉及"。
我們知道，在美國有陪審團制度。刑事案件和很多民事案件的被告有權選擇由陪審團審理。這裏所指的是被告已經被正式起訴之後的事情，所說的陪審團又叫 "小陪審團"（Petit Jury）或"庭審陪審團"（Trial Jury）。在這之前，刑事案件還有一道程序，就是由大陪審團（Grand Jury）來决定檢察官提出的指控是否成立，决定是否起訴，如果起訴的話有哪些罪名。
憲法第五修正案明文規定，聯邦法庭審理的死刑或重罪（一般認爲是可能判刑一年以上的）案件必須由大陪審團來决定是否起訴。州法庭審理的刑事案件，因爲聯邦憲法沒有規定，所以是否通過大陪審團來决定起訴，各州的做法不同。有的州還可以經由立法機構或所在地區的法庭决定是否設置大陪審團，或某個案件無須經過大陪審團，直接由檢察官提訴，法官或（小）陪審團審理。新澤西州與聯邦的制度相近，幾乎所有的刑事案件（包括輕罪）是否起訴都由大陪審團來决定。
大陪審團除了閉門聽取檢察官的陳述，檢查有關證據，傳喚檢察官提供的證人之外，還可以在檢察官和法庭的協助下進行相關的案情調查。除了極爲特殊的情况，它不傳召被告或被告提供的證人。即使被告要求出席陳述案情，大陪審團也可以不予接受。這是因爲憲法第五修正案賦予被告不自證其罪的權利，如果被告出席大陪審團作證，有可能帶來嚴重的司法程序問題，甚至可能造成大陪審團做出的决定無效。
大陪審團有可能裁决檢察官提出的證據不足以提起訴訟。因爲這樣，爲了防止不實罪名傳播，保護被告的權益，所以大陪審團的整個審議過程嚴格保密，只有檢察官及其傳召的證人出席。不像進入庭審階段，往往是原告、被告和證人，律師、親屬和朋友，有關和無關看熱鬧的旁聽者濟濟一堂，而大陪審團審議案情的時候，就連證人的律師都不得入內。正因爲如此，好萊塢電影出現的庭審場面都是"小"陪審團，很少有大陪審團出現在熒幕上。
新澤西州全部21個縣都設有大陪審團，每個大陪審團由23名合格的普通公民組成，任期18個星期。在任期內，每個星期至少有一天到庭審議案件，審議庭必須有12名以上的陪審員出席才合法。和小陪審團陪審員一樣，每工作一天有5美元的津貼（聯邦陪審員的日工資是40美元），有交通補貼，提供停車，晚上加班提供餐飲。如果自身工作是政府雇員，則原工資照拿。企業雇員則取决于公司的規定，但是法律保證公司不得因爲員工擔任陪審員而將其解雇、减少福利或加以歧視。
媒體在報道本案時多次提到因爲翟田田錯失大陪審團聽證的機會，因而"凶多吉少"，本文開頭提及的報道采用的標題也是《翟田田或錯過自辯機會》。根據上面的解釋，這種說法不能成立。大陪審團的設立，就是爲了給刑事犯罪嫌疑人增加一層保護。有的法律專家稱大陪審團既是法律之"劍"，又是法治之"盾"，就是這個意思。新澤西的大陪審團可能裁决州檢察官對翟田田的指控成立，也可能裁定不成立。如果是後者，就立馬還翟田田自由之身。即便是前者，翟田田也有權選擇陪審團進行審判，他不但可以傳召己方證人作證，而且有充分的機會在陪審團面前自辯。
讀者如果對美國的陪審團制度、新澤西州的刑事司法程序有興趣，可以擴展閱讀《美國參考》的電子期刊"美國陪審團面面觀"，以及美國聯邦和新澤西州的相關英文網站。
美國聯邦法庭網站：
http://www.uscourts.gov/Viewer.aspx?doc=/uscourts/FederalCourts/Jury/grandhandbook2007.pdf
新澤西州法庭網站：
http://www.judiciary.state.nj.us/index.html
新澤西州法律和公共安全部總檢察長辦公室刑事司法局網站：
http://www.state.nj.us/lps/dcj/sgj.htm
戴頓大學介紹大陪審團的網頁：
http://campus.udayton.edu/~grandjur/index.htm
翟田田自願離境回國；恐怖威脅罪名懸而未决
原新澤西州哈德遜縣霍勃肯市史蒂文斯理工學院中國籍博士研究生翟田田涉嫌恐怖威脅，不久前新澤西州移民法庭批准他自願離境的申請，翟田田于8月10日星期二乘飛機返回中國。
翟田田回國後于8月11日接受了《環球時報》的采訪。根據《人民日報》網站《人民網》英文版8月12日的報道，在接受采訪時他說 "在等待美國檢察官通知他開庭日期" 。他决心對（史蒂文斯理工）學院采取法律行動。他說，"我將不會對指控認罪。我將始終維護我的權利。"
報道說，翟田田拒絕接受美國檢察官提供的機會，將其罪名减輕爲"行爲不檢"以換取他的認罪。報道說，儘管該罪名不屬于刑事犯罪，但是仍然可能判處六個月監禁。由于翟田田拒絕接受該提議，檢察官將恢復以恐怖威脅罪名起訴。
報道又說，日前新澤西州移民法庭對翟田田自願離境的申請做出裁决，允許他8月30日之前在采取預防措施的情况下離開美國。
報道還說，關于本案的說法紛紜，有的說它是種族歧視的一個例子，幷且說明美國司法系統存在的缺陷；也有的說翟田田因爲他的煽動性言詞而罪有應得。
報道最後引用一位中國律師的話說，"許多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不知道他們的某些言行在當地是違法的。"
本案因爲被告爲外國留學生，而且涉及刑事和移民等不同的法庭，檢察當局與法庭在刑責認定和控辯協商上還留有很大空間，特別是檢方幷沒有公布詳細案情，所以對本案過多揣測于事無補，不如讓我們來看看美國法律如何定義恐怖威脅或犯罪威脅，參考發生過的類似案件，以增加對美國法治的瞭解。
在美國，恐怖威脅和犯罪威脅（Terrorist Threats and Criminal Treats）在很多時候難以區分。恐怖威脅幷不一定專指基地組織或其他恐怖團體的煽動言論或政治訛詐，它更多地指那些諸如家庭暴力、仇恨犯罪、爆炸縱火以及校園暴力等。而在911事件之後，法庭文書和報章文字更多地使用恐怖威脅一詞。如果細分的話，威脅要用刀扎人家的汽車輪胎，一般只會說這是犯罪威脅，但是威脅要放火燒人家的房子，說這是恐怖威脅不但準確，而且顯得比較與時俱進。
以暴力威脅恐嚇他人，或者其威脅造成公衆恐慌或不便，就是通常理解的恐怖威脅。下面我們以加州爲例，對恐怖威脅或犯罪威脅的法律定義加以說明。加州刑法第422節將犯罪威脅成立的諸要素定義爲：
被告有意識地威脅要實行可能導致死亡或嚴重傷害的罪行；以及
被告發出的威脅有具體意圖因而被視爲一種威脅；以及
該威脅是如此明確、無條件、立即和具體，表示其目的之嚴重和立即執行之前景；以及
該威脅確實給受害者帶來持續的擔心；以及
這種擔心是合理的。
聯邦法律對恐怖或犯罪威脅的刑罰有罰款（最高25萬美元，新澤西州7萬5千美元，最高的是德克薩斯州450萬美元）、監禁（最多5年，新澤西州3到5年，最長的是紐約州100年）、緩刑和施以電子監控，或向被告下達禁制令。
恐怖威脅和犯罪威脅涉及威脅的言詞或表達，這和美國人特別看重的保護言論和表達自由有關，所以它往往引起對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解釋，因而爲這類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也是可能的。
下面是一個案例：當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一個停車場服務員馬利奧∙賽裏托斯（Mario Cerritos）看到在停車場一輛汽車旁，未成年男子西爾維斯特（Sylvester）與一位女士發生爭吵和肢體衝突，塞裏托斯警告西爾維斯特說他將打電話報警，西爾維斯特回答說："如果你報警，我就要給你點顔色看看。" 塞裏托斯讓他的助手打電話，這時西爾維斯特上前說："如果你報警，我就殺了你，我要殺了這兒的所有人，全部，所有員工。"西爾維斯特在駕車離開停車場之前，又下車對另一位服務員雨果∙梅西亞（Hugo Mejia）說："我會回來報復你，我會殺了你。"這時塞裏托斯立即擋在他們之間。警察在不久後到場。
庭審時西爾維斯特拒絕作證。在場的女士則作證說，（在他們爭吵時）西爾維斯特只不過是抓了她的手，而沒有意圖傷害任何人。塞裏托斯作證說他擔心他的生命受到威脅，認爲該少年所說的就是他所要實行的。梅西亞則沒有作證。
少年法庭采信塞裏托斯的證詞，認定西爾維斯特犯了毆打罪和兩項犯罪威脅，但是對沒有與西爾維斯特發生面對面衝突的塞裏托斯助手的犯罪威脅不予采信。法庭判處西爾維斯特按照同樣條款和條件繼續執行（審判）之前發布的監視居住令，加判完成情緒控制和家庭暴力兩項教育課程。
西爾維斯特和法庭委派的律師對第二項針對梅西亞的犯罪威脅提出上訴，認爲梅西亞沒有作證證明（西爾維斯特的）威脅對他帶來持續的擔心，因而該項罪名的第四項要素不成立，要求取消對梅西亞的犯罪威脅罪。
2006年3月9日位于洛杉磯縣的加州第四上訴法庭裁定，因爲沒有梅西亞的證詞，所以將西爾維斯特對梅西亞的犯罪威脅减輕爲企圖犯罪威脅。但是那仍然是一項重罪罪名。
回到翟田田的案子。顯然本案的關鍵是他是否給學生服務中心（Howe Center Desk）打過一通電話。如果打過，他在電話中是否說過他"要燒掉學校的大樓"，還是翟田田本人說的"通過和學校打官司和通過媒體"來（燒）毀掉學校（的名聲）。既然檢方尚未公布證據，我們不宜猜測。而檢方以减輕罪名換取被告認罪的動議，則是美國司法實踐中的的常見做法。
至于一位讀者在留言中問道，如果翟田田的案子開庭，美國是否會允許他回美國應訴。爲此我咨詢了幾位移民律師，他們說儘管美國沒有爲此單列一項簽證類別，但是如果此案開庭，翟田田又要來美應訴的話，有變通的做法讓他取得簽證。但是他們一致認爲，根據經驗，本案十分可能就此"挂起來"（hang up / suspended）。所以本博主對此話題，也就此打住。
北美留學生翟田田案全面解析
翟田田案最近成了一樁小小的國際風波，國內外華文媒體也甚是關注，挺的倒的都不乏其人，加上不少別有用心的人推波助瀾火上澆油，事情越來越有複雜化的迹象。作爲對美國法律略曉一二的我覺得很有必要撥開該案相關報道的迷霧，信我能給各位關注此事的讀者們一個更全面的圖景。
事情最早由美國的華文媒體《僑報》在5月20日報道，可惜報道的時候顯然沒有意料到該事件經過發酵後的效應，所以記者很明顯沒有花多少工夫對受害者本人進行哪怕最基本的研究，甚至連翟田田的現就讀專業都搞錯了。通過Google可以很明顯的找到翟田田的情况，他就讀的博士專業是Enterprise Systems，碩士專業是Systems Engineering，本科專業是Civil Engineering，完全和物理學不相干。
然後就是各門戶網站報道中的"恐怖分子"一說。但稍微有點常識的都應該知道，terrorist不是一個指控，而是定罪或者認罪之後才可以使用的一個詞。在司法程序中的被告充其量也就是一個terrorist suspect。對比最近美國媒體有關抓捕的兩個新澤西恐怖嫌犯的報道就可以看出國內的媒體是完全沒有操守的，爲了製造恐慌吸引眼球引發爭議無所不用其極。而且新州政府指控翟田田的罪名分明是Terroristic Threat，雖然名字很像，但是這個詞有著非常準確的用意，基本上美國50州法典中的定義都差不多：
A terroristic threat is a crime generally involving a threat to commit violence communicated with the intent to terrorize another, to cause evacuation of a building, or to cause serious public inconvenience, in reckless disregard of the risk of causing such terror or inconvenience. It may mean an offense against property or involving danger to another person that may include but is not limited to recklessly endangering another person, harassment, stalking, ethnic intimidation, and criminal mischief.
This misdemeanor charge occurs when an individual communicates any type of threat that causes a person or group to be in fear of bodily harm, disrupts an assembly, public gathering or the use of a public building or indicates an attempt to interrupt or disrupt any type of public service such as telephones, water, sewage or electricity.
Terrorist threat charges can also occur with threats to the government or any school, public officer or emergency service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those directed as particular private individuals. Stalking, harassment and public misconduct and also result in terrorist threat charges.
懶得翻譯了，法律文書還是太繞口。不過幾個要點說下就明白了：
1. Terroristic的翻譯有恐怖主義的，恐怖行徑的，暴力行爲的，可惜我們只會選擇最危言聳聽的那一個。
2. 威脅內容指的很明確，主要就是針對建築物的，定義中兩次出現類似詞彙：building和property。
3. 學校是倍受保護的對象。今年4月10日德州休斯頓的一個中學生就因爲用手比劃成槍狀對老師喊了幾句"Pew Pew"就被學校停學被政府指控，翟田田這樣算什麽？美國人根本就是對這個極度敏感，虧翟田田在美國呆了這麽多年，跟法盲沒區別。有人沒事就上升到什麽民族什麽國家什麽國際地位什麽言論自由。好吧，這就是美國，一個年齡只有翟田田一半的美國公民的遭遇相信已經凸顯了美國的司法公正。
所以基本上terroristic threat和我們通常理解的恐怖行爲相差甚遠，所以英文媒體或者美國讀者的評論一般用的就是Arson：縱火罪。這跟所謂的威脅"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恐怖主義威脅的犯罪嫌疑人"毫無關係，我不知道這個指控裏面和國家安全有什麽關係？別人不知道就算了，作爲律師的海明分明就是故意煽動民族情緒，歪曲理解詞義達到其將事情擴大的目的。
接下來就是翟田田被捕傳出來的經過實在離奇的讓我不敢相信。
據說這個事情是翟田田花了100美元托一位獄友帶出一份親筆信給學校附近一個中餐館老闆才曝光的，但這裏面有很多疑點：
1. 翟田田關在hudson county jail。這是一個新澤西比較大的移民監獄（當然不光是關移民），因爲工作原因還是對這裏比較瞭解的。從裏面打新澤西當地區號201的電話是免費的，打紐約也不過是89美分一分鐘接通費1.75美元而已。一般爲了限制煲電話粥通話時間每個監獄都會控制，但我接過的移民監獄電話最短的沒有少于15分鐘的。我實在不理解有100美元在身的翟田田爲什麽要勞心費力的花大價錢托獄友傳遞鶏毛信，又要培養獄友感情又要寫信又要費筆墨還貴了無數倍，畢竟打電話是免費的。除非他這封信數百頁，他覺得打了15分鐘之後又排隊打電話划不來，否則我很難理解。
2. 翟田田被捕的時候據說是4月中旬，而5月初那個中餐館老闆娘聯繫過翟家一次被懷疑，而5月中旬才有一個同學打電話來告知確認消息，其中跨度長達一個月。上面打電話的疑問就不說了，翟田田100塊錢可以把全美國他認識的人都打個遍了，如果找了律師估計國內早就聯繫上了，因爲很多移民律師爲了方便辦公室都有國際長途包月。就算是翟田田最熱衷的筆談方式，寄個信哪怕回大陸也不難吧？我還收過德州移民監客戶USPS快件來的身份證戶口本呢。而且換了誰一個月和孩子失去聯繫都會著急，作爲一個能把孩子送去馬耳他讀高中，在美國私立大學最熱門專業（該校的engineering是出過諾貝爾獎得主的領先專業，意味著國際學生要去爭獎學金很激烈）讀了7年的家庭，找個懂英文的人幫忙打個越洋電話幷不難吧？可報道却顯得他們那麽後知後覺，真的讓我不知道說什麽好。而且那個老闆娘就算是把翟田田的親筆信快遞回國，DHL什麽的3~5天就到了。既然信中有翟家電話，我想翟田田不會忘了家裏地址吧？
3. 報道稱翟田田是打對方付費電話讓中領館得知事情曝光的（我真不知道怎麽不一開始就給中領館打，要花100美元找一個平頭百姓），但最讓我起疑的地方就在這裏。這種對方付費電話打過來的時候，你接起電話就會知道這個電話從哪里打來的（hudson county jail），而作爲大名鼎鼎的移民監紐約中領館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根本沒有理由去接。因爲中國的偷渡客太多，在不知道電話那頭是誰不知道打電話目的爲何的情况下接這個電話那可就是浪費中國納稅人的錢了，而如果貿然接了一個誰知道以後要接多少？對比《環球時報》最近有關朝鮮越境走私客被擊斃的新聞就可以看出，政府對于跨國犯罪行爲一向是不支持的，在無法區分來電人是偷渡客還是留學生的情况下，我估計不會隨便接電話。而且就我個人去紐約總領館辦事所瞭解的使館人員的服務態度來看，爲人民服務一詞不過是口頭禪而已。
接下來有關牢房生活的報道就更可笑了。
雖然美國的監獄基本是監獄官員說了算，而且大多數時候法院都支持監獄官員的决定，但監獄的伙食怎麽都是要監獄的營養學家同意的，最起碼的要求就是 nutritionally-sound。這意味著雖然口感不佳，但要餓到或者搞的翟田田營養不良還是比較難的，所謂的只吃"麵包清水"是絕對不可能的。全美國監獄伙食的平均水準是每天2.25美元，所有費用每天95元，而且全部是美國納稅人買單，文中所謂海明律師捐助100美元之類的文字簡直就是拿美國政府在爲養活的30萬移民囚徒每年花的10億美元開玩笑。其實這篇報道無非兩個目的，那就是翟家窮海明大義，然後要大家募捐而已。
至于醫療環境，我就舉一個例子就足够了。我曾經一個客人在偷渡前懷孕，在邊境被抓，楞是在監獄享受完備的待遇，最後出獄沒多久安全的生下了孩子。而在移民監，如果有未成年人和父母一起被抓的情况的話，出于人道主義考慮還會將家人安排住在一起。我當然不是說美國監獄怎麽美妙，移民監尤其因爲外包給私人公司而環境惡劣，但即使如此也不會出現報道中那樣拙劣的描述。真是，撒謊好歹也要下功夫的。更搞笑的是，翟田田和領事官員稱未受獄方不公對待的文章出現在 5月30日，而海明律師却在31日說翟田田處境堪憂，估計領事館也是受不了這樣炒作，在6月5日轉述翟田田的話逐條否定了海明有關飲食，拔牙，被毆有關的不實指控。
後面有關大陪審團的報道就完全是被海明這垃圾律師牽著走了。
大陪審團現在基本是一個有美國特色的司法程序了。這個陪審團本身存在的目的就是檢視公訴人提交的材料和證據來判定是否足够和必要起訴被告，避免刑事訴訟程序被公訴人綁架，是一項有利于被告的程序。在海明律師的報道中却成了一個玩幕後交易暗箱操作損人利己的程序，這且不是對一個經受數百年考驗的程序的嘲弄麽？
而且說翟田田不知道大陪審團恐怕也是不靠譜的事情。其實按照聯邦法規定，翟田田在被捕24小時內（也就是4月中旬）就有一個出庭的程序要走。法官將在這次出庭的時候給翟田田一份正式的指控書，告知翟田田他的相關憲法權利，通知預審出庭日期，在無力負擔律師費的情况下指派一位律師（翟田田就是這種情况），决定是取保候審還是羈押待審。難道美國政府會爲了翟田田這麽一個不起眼的人物亂搞司法程序麽？然後就是如果不是被告自願放弃大陪審團的權利，大陪審團就要進行。那麽既然大陪審團舉行了，就意味著翟田田沒有放弃這項權利，也就暗示翟田田知道這項權利（這也是上一庭告知的諸多憲法權利之一），那怎麽會不知道大陪審團開庭的事情呢？海明律師這徹頭徹尾就是利用國人對中國司法體制的認知和信息不對稱的優勢來損害美國司法系統的形象，以求塑造極端惡劣的環境，給自己一個堂吉呵德的幻想和實實在在的經濟收益。
至于什麽翟田田的證人出庭，什麽出庭的都是校方的人，什麽凶多吉少之類的，根本就是謊言。因爲大陪審團開庭的時候，被告本身就是禁止出席的，更不要談他的什麽證人了。大陪審團這個環節本身就是組成大陪審團的12位當地居民和公訴人直接的事情，連法官都不出庭，所以去的當然都是校方的人了，因爲他們是公訴人的證人麽。
在這篇報道裏面還出現了捐款事件的續篇，因爲翟父的反對，海明募捐不成，却拋出"捐款本不需要翟父同意，翟田田已經是成年人，自己得到翟田田委托得到授權"云云的理由，然後以"尊重翟父"的名義找臺階下。我想知道，翟田田授權你們處理刑事案了麽？你們的retain agreement有募捐凑律師費的條款麽？對于一個能負擔孩子美國私立高校讀7年的家庭我認爲對付一個律師費幷不會鬧的傾家蕩産的程度吧？人家本科一年 4,5萬，一個研究生學分1100美元的交了7年來著，家裏好歹也是也是二三十萬美元，這還不算住宿費生活費雜費等。雖然翟田田有在學校做助教，但估計他們家家底就在這裏擺著了，這"募捐"是便宜誰明眼人自然知道了。
我陰謀論的推測一下：這件事情可能翟家完全知情，爲了幫兒子贏案子，在海明安排下打算參照幾年前的賀梅案的套路先把事情隱瞞下來，背著自己的 public defender（也就是政府指派的那個律師，極有可能是老外）在5月中捅給僑報然後在網上鋪開醞釀民族情緒，製造一面倒的負面新聞試圖在大陪審團出庭前給即將出庭作證的校方證人施加壓力，以求扳回劣勢。因爲按照順序，現在完全沒有海明這個移民律師的出場鏡頭，翟田田如果被判刑的話那要做完牢才會將案件轉給移民法庭再開庭受理他的遞解遣返案，海明分明是做了超出自己本分的事情。
光是歪曲報道就先寫到這裏，海明律師這個還會找時間繼續分析。
附：
翟田田的個人情况 ：http://sse.stevens.edu/people/graduate-assistants/ （按字母排序，在最下方）
Terroristic Threat: http://definitions.uslegal.com/t/terroristic-threat/
http://www.criminaldefenselawyer.com/crime-penalties/federal/Terrorist-Threat.htm
那個不幸的休斯頓女孩：http://www.uslaw.com/library/Legal_Commentary/Terror_Tots_Girl_Suspended_Terroristic_Threat_Pointing_Finger_Teacher_.php?item=773643
有關關押監獄電話費的問題可以看這個報道：http://www.nj.com/hudson/index.ssf/2010/03/hudson_county_jail_detainees_t.html
美國監獄伙食：http://www.ehow.com/about_4567963_prison-food.html
移民監美國政府投入：www.immigrantsolidarity.org/Documents/detq&aflier.pdf
大陪審團的Wiki：http://en.wikipedia.org/wiki/Grand_jury
大陪審團以及其他刑事程序的介紹：http://www.law.cornell.edu/rules/frcrmp/Rule6.htm
http://blogs.america.gov/mgck/2010/06/09/%E5%9B%A0%E8%A8%80%E8%8E%B7%E7%BD%AA/
http://blogs.america.gov/mgck/2010/06/10/%E8%A7%A3%E8%AF%BB%E7%BF%9F%E7%94%B0%E7%94%B0%E6%A1%88%E6%8A%A5%E9%81%93%E7%96%91%E7%82%B9%EF%BC%88%E4%BA%8C%EF%BC%89%EF%BC%9A%E7%BE%8E%E5%9B%BD%E5%A4%A7%E9%99%AA%E5%AE%A1%E5%9B%A2%E5%88%B6%E5%BA%A6/
http://blogs.america.gov/mgck/2010/08/18/%E7%BF%9F%E7%94%B0%E7%94%B0%E8%87%AA%E6%84%BF%E7%A6%BB%E5%A2%83%E5%9B%9E%E5%9B%BD%E4%B9%8B%E6%88%91%E8%A7%81/
http://www.bullock.cn/blogs/victor/archives/113129.aspx
【專題】國進民退？（亞洲周刊）
按：此專題包括《國有企業是一把雙刃劍》、《中國經濟巨變 國企強勢全球最大》、《金融海嘯助推國進民退》、《國進民退是權貴資本主義（專訪陳志武）》《國進民也進是大趨勢（專訪崔之元）》等五篇文章，均來自《亞洲周刊》。
國有企業是一把雙刃劍
這雙刃劍頂住金融海嘯，但也可能淪為權貴資本工具。但劍鋒所至，也刺向中國政治敏感穴位。
文/邱立本
威權政府與市場經濟不可以並存。這是一些經濟學家長期以來的質疑，認為只有民主自由才能與市場經濟手牽手，心連心。但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卻打破了這種思維定見，展示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這也被稱為「指令資本主義」（Comand Capitalism），顯示中國強大的國有企業，在金融海嘯中，壞事變好事，危機成為轉機，強勢崛起，一躍而為金融、通訊、交通等領域的龍頭，在全球占鰲頭。
這主要是不少國企早已落實現代化管理改革，不再是人員浮腫的官僚機構，員工不再是懶散，上班喝茶聊天，看報紙，打毛線，而是重視競爭力，聘請最好的專業經理人來領導，每天都是以提高生產力為目的，也因此在全球化的格局中脫穎而出。
中國的巨大市場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規模經濟，讓中國的國企發揮了強大的優勢。中石油登上了全球最大企業的寶座，就因為它面對國內越來越廣大的需求，而這也是和中國的基礎建設息息相關。中國的公路建設，早已超越加拿大，估計明年勝過美國；而中國的汽車製造業，也在今年凌駕美國，生產量達一千二百萬輛。
但國企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劍走輕靈，挑起了一個漂亮的劍花，頂住了金融海嘯的洶湧波濤，但也可能在經濟自由化的天地中，揮劍自宮，逼退了民間資本的自主性，淪為權貴資本主義的工具，更加強了當前政治上的權力傲慢。
關鍵在於它要舞動怎樣的一套劍法。在一個全球化的氣場中，中國的國企也要進入一個具有普世價值的遊戲規則，刺破了那些意識形態的口實，不能再自欺欺人。在排行榜前列的國企，儘管擁有市場的壟斷性，但也要重視售後服務和商品的品質監管，像中移動在月租費的問題上，最近就出現官司，被用戶民事起訴，而最終要作出補償。
因此競爭力強的國企，必須揮動「現代性」的招式，在全球化的漫天劍雨中，掌握了創造利潤的規律，還要面對企業的社會責任的挑戰，而在環保的領域，更是不斷要面對民間維權的訴求。
國企在股市的天地中，更要公開自己的劍譜，不能視為武林秘笈而不透明，不面對股民的監督，而最終要在盈利的問題上一劍定江山，確保股價不斷上揚，不能靠教條口號或專制的權力來欺騙股民。
這也是另一種的民主，股民就是經濟上的選民，對國企的決策者作出監督。這也許是國企雙刃劍的另一招劍法，移形換位，輕飄飄地，迂迴地，刺向了中國政治敏感的穴位。如果經濟上可以有更多制約和民意的反饋，為什麼政治上不可以？如果在商業上要求更多的法治，為什麼在「幹群關係」上不可以？
這就是國企雙刃劍的特色。它刺向了相反的方向，也指向了中國政治與商業不斷改變彼此的未來。
中國經濟巨變 國企強勢全球最大
亞洲週刊二零零九年度「全球華商一千」揭曉，中國石油天然氣以三千多億美元市值，勇奪全球華商冠軍，同時也是全球市值最大的企業；第二名是中國工商銀行；第三名是中國移動。中國大陸企業囊括前十名。中國經濟出現巨變，以國企為主導，擊退金融海嘯，同時展現中國企業領先、經濟高速增長、「國進民進洋進」及混合經濟型企業的特色。
文/紀碩鳴、蕭偉基
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陰影下，亞洲週刊二零零九年度「全球華商一千」排行榜揭曉，顯示的不僅是中國企業的亮麗業績，還有中國經濟的巨變，展現國企強勢崛起，擊退金融海嘯。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以市值三千九百七十七億美元摘下全球華商桂冠，也是全世界市值最大的企業；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市值二千五百八十八億七千萬美元名列第二，同時是全球市值最大的銀行；中國移動有限公司以二千零九十三億二千五百萬美元成為華商第三大企業，並成為全球市值最大的電信公司。中國大陸企業更囊括了前十名。
同時，金融危機下的救市計劃，無意中讓中國經濟產生巨變。政府的救市措施，令大部分進入了市場經濟運作的企業有了崛起的機遇，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中國。在成就中國GDP「保八望九」目標的同時，中國經濟開始了新的探索，走出新的變化軌跡。中國經濟巨變是一種戰略轉變，突出表現為：中國企業全球領先；經濟穩定增長；國有企業主導；國進民進洋進；混合經濟型企業。
亞洲週刊每年一度推出「全球華商一千」排行榜，彰顯過去一年華商在世界經濟競技中的成績表。新一年「全球華商一千」，綜合世界華人集中居住區具影響的華人企業，包括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及印尼等地近萬家上市公司，以二零零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市值為統計數據排列。二零零九年全球企業難以倖免遭遇金融危機的災難性影響，這一特點同樣也在「全球華商一千」中反映出來。總體市值五萬四千六百七十二億美元；二零零八年度的總體營業額為二萬六千一百二十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一成五；總體純利二千零二十三億美元，卻比上年下跌百分之三十二點七；從地區看，除泰國上榜華商總體盈利增長逾三成七，其他地區華商純利都下降，其中香港和台灣華商純利都下降約六成五，企業經營效益受到嚴峻挑戰。不過，隨著今年全球經濟走出海嘯，對包括台港在內的全球華商，都有正面的效果。
今年虧損企業達九十二家，佔了近一成，比去年的五十五家虧損企業上升了七成八。「全球華商一千」反映出總體企業營業額上升，純利卻大幅下降的巨大反差，出現做得越多反而越賠的情況。事實上，虧損擴大正反映金融危機中企業掙扎求生存，生意越做越大，結果反而加大成本造成虧損，如中國大陸的航空業，在金融危機中的營業額都顯著提高，卻由於燃油等諸多成本因素造成巨虧。而部分石化業、金屬加工業等，由於原材料價格上升，儘管營業額增長，但盈利大幅下滑。
中國企業不僅是全球華商的旗艦，也是金融危機中的亮點，中國大陸上榜企業六百六十五家，比上一年增加了五成，排名第一；香港上榜企業一百三十九家排名第二；台灣上榜企業一百一十九家居第三。新加坡上榜華商二十八家，馬來西亞上榜華商二十五家，印尼上榜華商九家，菲律賓上榜華商八家，泰國上榜華商七家。由於中國大陸上榜企業猛增，兩岸三地的華商企業在「全球華商一千」中囊括了超過九成的份額。
擁有超過十七萬億的國有及國有大型企業資產的中國，行走在市場經濟的路徑上，在金融危機中構成了「國有」和「市場」結合的中國特點，成為世界上很獨特的經濟現象和經濟力量。去年金融危機蔓延全球，北京出重招拯救經濟，投入四萬億人民幣（約五千九百億美元）應對金融危機挑戰，拉動經濟的戰鬥力主要來自具國有背景的國資企業，力抗金融危機給中國造成的磨難功不可沒，使得中國率先走出金融危機的困境，得以實現今年「保八望九」的經濟增長目標。中國企業也在全球的經濟保衛戰中脫穎而出，登上全球最大、最賺錢企業的寶殿。巨變中的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也為全球華商應對金融危機提供了新的機遇。
華商的機遇來自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擺脫金融危機的困境，也讓在國際舞台上的華商企業受益，在今年的「全球華商一千」可以看到，與中國經濟脈動的華商企業，能源資源、金融科技、電訊地產等類型企業活躍在國際舞台上，在危機中展露競爭力，不僅具企業規模，還形成盈利能力。在中國經濟的帶動下，全球華商在抗禦金融危機的過去一年，站穩了！也顯示出華商在國際經濟舞台上、在不少國家發展中舉足輕重的力量。值得關注的是，在中國，有國企背景的上市公司具全球強勢的實力，純民間資本的民營企業也正在成為全球華商不可忽略的中堅。
美國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下，全球經濟進入寒冷的冬天。面對金融海嘯衝擊，北京中央政府推出四萬億人民幣投入的財政刺激方案。總額約一萬八千億元投入稱為「鐵公基」的鐵路、公路、機場和城鄉電網等交通基礎建設，一萬億元用於地震災後重建，三千七百億元用於農村民生工程與農村基礎建設，餘者為生態環境、保障性安居工程、自主創新結構調整，以及醫療與衛生文化教育等建設。伴隨著國家四萬億投資落實，中國的投資率已大幅攀升到百分之三十三至四十，這已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繼一九九三年投資高峰後的又一個高峰。
一千大的前一百名中，中國的能源和資源企業就佔了超過二十家，差不多是四分之一。與國際石油公司利潤大跌七成的境遇相比，中國石油、石化企業上半年業績非常搶眼。香港理工大學金融管理學院俞偉峰教授表示，中國石油石化企業表現明顯超越國際同行，主要得益於成品油定價機制改革的「地利」與有效推進低成本戰略的「人和」。「中國四萬億救市，大量投資造成對資源、能源的需求，推高該類企業的股價。」俞偉峰認為，這樣的需求情況還會維持一段時間。
在各種主客觀因素的配合下，中國經濟產生巨變，其特色為：中國企業全球領先；經濟穩定增長；國有企業主導；國進民進洋進；混合經濟型企業。
中國企業全球領先 在「全球華商一千」排行榜前三名的三家中國企業，不僅成為華商的巨艦，取得亮麗的成績單，也分別是全球石化、金融、電訊行業的最大企業。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去年純利一百六十四億六千八百萬美元，倒退二成二，但仍然是全球華商中最賺錢的企業，並進入全球十大賺錢企業的排名榜。工商銀行去年純利一百五十九億四千萬美元，成為全球最賺錢的銀行。中移動去年純利一百六十二億三千二百萬美元，成全球電信業老大。儘管受到國際原油價格低迷、國內石油石化市場需求萎縮和產品銷售不暢的多重影響，中國石油依然以五百零三億的淨利潤成為今年上半年當之無愧的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盈利冠軍。中國企業在國際舞台進入上升期，全球金融危機成為新機遇。
經濟穩定增長 一年前，在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率領下，中國政府展開一場經濟保衛戰，提出GDP「保八」的目標，但當時引來的卻是國際上疑慮的目光。一年來，由於受益於投資持續高速增長、消費實際增幅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出口產品國際市場份額穩中有升、工業生產穩步回升等四方面因素支撐，中國經濟明顯復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余斌預計，今年第四季度中國GDP增速可能達到百分之十甚至更高水平。全年經濟增長將實現略高於百分之八的預期目標，將維持在八點五左右，而明年一季度可能更高。這個水平已經相當於去年二季度的水平。但重大時間段的差別是，二零零八年二季度是整個宏觀經濟在往下走，而今年的四季度中國的宏觀經濟走上升軌。可以毫不誇張的說，中國已經成功擊退金融風暴，中國經濟將重新進入發展的升軌。
國企取得近九成項目
國有企業主導 資料顯示，四萬億投資計劃中，絕大部分是政府推動的投資項目，包括相當大比例的基建項目和工業投資項目，近九成的項目被國有大中型企業擁有。政府推出「十大產業振興」計劃，先鞏固經濟核心產業，再佐以減輕民眾負擔政策，拉抬內需市場消費力。涵蓋鋼鐵、汽車、船舶、石化、紡織、輕工、有色金屬、裝備製造、電子資訊等行業。在這一輪的投資救市中，國有企業起了主導作用。這些企業也在救市中壯大。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說：「這一輪國家採取刺激政策，刺激政策的資金首先當然是給國企。」樊綱說，在國外，國家的錢要撥給民企，必須經過國會，由國會立法批准設立一個專案再審計，非常複雜。「而制度的設立需要時間，我們現在沒有這樣的制度。加上國企的規模比較大，在短期的經濟波動當中，政府的刺激計劃更多是會依靠國企的體制，也使得國企在這一輪的調整當中，在應對危機當中有更大的發展。」
國進民進洋進 伴隨著國企的崛起和投資，也出現了一股併購潮，山東鋼鐵吞併盈利約十八億元的日照鋼鐵，中糧集團與厚樸投資成立合資公司入股蒙牛乳業，國有煤炭大型企業「收編」山西私有中小煤礦，大型央企頻現房地產市場爭當「地王」等，自金融危機以來，中國航空、房地產、鋼鐵等多個領域的併購，被視為「國進民退」，並正成為熱議的經濟現象。「全球華商一千」排行榜資料顯示，前一百大中，就有八家民營企業上榜，數量接近台灣有十家的上榜企業，而且業績亮麗。排名第三十一的騰訊控股有限公司去年純利增長七成七，上市五年，股價暴漲二十多倍，今年更成為港股市場中少有的「百元股」，今年一季度淨利潤較去年同期增了百分之九十八點七七；第二是排名第三十二的中國民生銀行，去年純利增長了二成四，今年上半年淨利潤人民幣七十三點七四億元，同比增長二成二；第三家是萬科企業，雖然受金融危機影響，去年萬科純利下降一成六，但今年的半年報顯示，萬科銷售金額首次突破三百億，淨利潤二十五點二億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二成六及二成二。其他上榜民企都有良好的業績。
「全球華商一千」排行榜資料顯示，在中國國有企業大踏步前進之時，中國的民營企業沒有因此受挫，展示的是「國民同進」的一頁。事實上，改革開放中一直有誤區，以為「國」和「民」之間是零和遊戲，「國進」一定是以「民退」為基礎的，這種邏輯只是一種假設，是在市場不變的情況下的假設。從「全球華商一千」排名資料可以看到，市值、營業額都在不斷擴展，餅越做越大。金融危機給國企機會，同樣也沒有剝奪民營發展的機遇。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機中，美國銀行因為早前購入建行百分之十九的股份，這樣的戰略合作，令美國銀行在危機中得救，而並不需要美國政府出手相救。海外媒體報道，西班牙對外銀行（BBVA）青睞中信銀行，追加十一億歐元（約合十六億美元）投資，以提高在中信銀行的戰略持股，將所持中信銀行股份從之前的百分之十點七增至百分之十五。早年，花旗、匯豐等分別入股中國銀行業。德意志銀行對華夏銀行的持股比例提升，由此從戰略投資者「變身」為華夏銀行第一大股東。外資一度還鍾情中國電器業、機械工程等產業。中國經濟巨變，正上演「國進民進洋進」共同進的一幕，中國經濟的血脈中開始流淌「洋血」。
混合經濟型企業 「國民洋」共進的戰略，使中國企業有「雜交」的空間，在危機中尋找戰略合作者。中糧集團聯合厚樸成立的新公司成為蒙牛股份的最大股東，持股比例達二成，一度被人詬病。但排名第二百三十五位的中國蒙牛在經歷三聚氰胺污染危機和特侖蘇「OMP事件」後，去年虧損一億多美元，需要面對困境，走出困境。尋找戰略合作者不是為了「退」，而是為了更好的「進」，中糧承諾不參與具體經營，在乳業方面只靠蒙牛發展，不會再用別的方式。唯一改變的是，由牛根生一手創造出來的民營企業蒙牛乳業，轉變成為一家由國有企業相對控股的多種股權結構並存的公司。這樣共同攜手的多種成份合作的混合經濟型企業，在中國經濟巨變中越來越多了。
巨變中的中國，經濟向好成為趨勢，但仍將面對來自多方面的挑戰，北京的經濟學家們有擔心「國進民退」是中國最大的經濟隱患，但也有的專家認為，大陸房地產業能否保持穩定發展、消費需求增速下降、投資大幅度增長產生的金融風險、寬鬆的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壓力、美元貶值與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等因素，都會給中國經濟帶來挑戰。此外，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以及由此帶來的貿易保護主義與貿易摩擦也令人擔憂。
香港重地產台灣重科技
在「華商一千」中，香港和台灣的上榜華商結構，也反映出兩地的經濟結構。香港共有一百三十九家華商上榜，其中從事地產及相關業務的，至少三十家，約佔總數之二成二。而香港前十大華商中，更有八家的主要業務或盈利來源是房地產。香港華商的前三名是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和記黃埔有限公司，以及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在台灣，電子產業仍然扮演支柱角色，在上榜的一百一十九家台灣企業中，約有五十六家從事電子或資訊科技業，比重高達四成七。而台灣的前十大中，製造業就佔了八家，所經營的有電子業和石化業，充分顯示台灣製造業的強勁實力。台灣華商之冠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積電），也是台灣最賺錢華商，在華商一千排行榜的最賺錢企業中，排名第十，也是十大最賺錢華商中，唯一非中國大陸企業。瞄準中國及國際市場，重視技術創新，是台灣製造業持續發展的關鍵。
在東南亞方面，今年度「全球華商一千」共有七十七家華商上榜。上榜的東南亞大型華商可以分為三大領域，包括銀行與金融、地產，以及種植及相關業務。其中以種植油棕和提煉食用油為主的企業，共有八家上榜，這是有別於其他地區華商的一大特色，原因是馬來西亞和印尼是世界主要的油棕生產國。其中新加坡的華商冠軍豐益國際，是世界最大的糧食、食用油及農產品供應商、貿易商之一，主要市場在中國、印尼、馬來西亞、印度及歐洲。豐益國際透過整合資源，過去三年的平均純利增長高達百分之二百零一。而馬來西亞有五家從事種植相關行業的華商上榜，包括IOI集團、PBB集團、吉隆坡甲洞等。印尼華商冠軍金光農業資源，也是從事種植相關業務。
銀行及金融業也是東南亞華商的大宗，共有十六家上榜，且遍布五個國家，包括新加坡的大華銀行、華僑銀行、大東方控股；馬來西亞的大眾銀行、豐隆銀行；泰國的盤谷銀行、泰華農民銀行；印尼的Pan Indonesia Bank；菲律賓的首都銀行等。這反映了華人愛儲蓄的傳統。
東南亞華商重傳統產業
「有土斯有財」是華人的傳統觀念，也反映在東南亞上榜華商的經營業務上。今年共有十五家經營地產業的東南亞華商上榜，其中新加坡就佔了十一家，包括城市發展、華業集團、聯合工業、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置地、在中國經營房地產的仁恒置地等，顯示了房地產業在獅城的重要性。
綜觀東南亞華商，需要關注的是，較少從事資訊科技等高科技行業，在上榜華商中，只有新加坡的創業集團經營資訊科技工業。這種情況與以家族企業為主的東南亞華商一般相對較為保守與傳統有關，也與整個東南亞大環境有關，因經濟情況、科技實力及人才的限制，大部分東南亞國家不易發展高科技產業。然而，這也是國家要提升國力，以面對全球化競爭時，不可忽視的軟肋。
金融海嘯助推國進民退
中國宏觀經濟V型反轉，主因是四萬億投資絕大部分進入國企。而國企在煤礦、民航、房地產等領域高歌猛進，但也往往球員兼裁判，民企在市場准入、融資等方面障礙依舊。
文/張潔平
金融海嘯比人們想像的更快退潮。中國兩年四萬億元人民幣（約五千九百億美元）的投資計劃，以及四十五天內出台的十大產業振興計劃，在全國各個城鎮掘開了數不清的建築工地，政府投資大筆湧入，經濟數據迅速收復失地，猛藥已然見效。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日前宣稱，中國經濟實現了Ｖ型反轉。但深冬是否真的已過？宏觀經濟觀察者仍然不減憂色。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副部長魏加寧指出：經濟企穩向好的主因在於政府投入，而非外需與內需的增加；而這種好轉形勢能否持續，不是看政府的投資力度能否堅持，而是要看政府投資能夠帶動多少民間的投資。
由此，他指出二零一零年中國經濟需注意的兩大危險：一是「國進民退」，「民營經濟已經出現了危機，如果危機持續，中國經濟後面的危機就是早晚的事情」；二是泡沫經濟，迅速增長的貸款流入股市、樓市、票據市場，而非實體經濟，國企拿到貸款用不完轉存銀行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泡沫經濟使得搞實體經濟、搞自主創新的人覺得沒有意義，賺這點錢還不如炒房子、炒股來錢容易」。
這兩個危險指向一個共同的問題是：當海嘯裏最高的浪頭過去，國家是否應該考慮及時退場？否則，金融海嘯過去，國有化浪潮再起，會否為下一步的經濟改革與社會轉型埋下更大隱憂？
一邊是「國」字號企業的高歌猛進。中國國有企業一改十年前低效、笨重的形象，憑藉雄厚的資本與現代公司治理結構，頻頻展開跨國收購，併購觸角從歐美一直到拉美、非洲、伊拉克。
另一邊則是民營資本在全球經濟環境惡化與國有資本「抄底」的雙重壓力下，難以自保。正在全國各地發生的許多併購與重組案例加劇了觀察者的擔心：
零九年四月，山西省出台治理煤礦的紅頭文件，以行政命令要求完成煤炭行業大整合，「將山西省擁有企業主體的煤炭企業數量從現在的二千二百個變成一百個左右，並建立三個億噸級特大型煤炭企業集團，四個五千萬噸級的大型煤炭企業集團，而礦井數將由二千五百九十八個壓縮到一千個。」由於這一份新文件明確要求整合後的礦井單井生產規模不得低於每年九十萬噸以下，一大批山西原本鼓勵、吸引外來民營資本投資的，符合國務院文件要求並取得合法證件，規模在三十萬噸以上、三百萬噸以下的民營煤礦面臨被強制收購兼併的局面。
煤老板訴苦：「在山西投資煤礦的浙商可能有七成以上會傾家蕩產。」十一月，以溫州商人為主的山西中小煤礦企業主集體上書全國人大、政協等國家機關，反對「被國有化」，要求檢查山西治煤文件的合理性、合法性。同期在內蒙古出台的新政策方案，是本地的煤炭私營企業必須與國有煤炭集團或是國有控股合資煤炭企業進行整合，即被國有企業納入旗下。
此前，還有鋼鐵、民航業重組。民企山東日照鋼鐵被山東省政府主導的山東鋼鐵集團強行「重組」；寶鋼集團出資二十億控股寧波鋼鐵，後者由民營變身國有控股。民營的鷹聯航空被國有四川航空重組，東星航空則在抗議中航集團收購中被破產清算。
另一塊國有化席捲的場域是房地產。據著名的房地產研究機構克而瑞(中國)研究中心發布報告顯示，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各月成交總價排行前十名的地塊中有六成的高價地塊由國資背景企業獲得，特別是在土地市場較為冷清的一季度，國資背景企業幾乎包辦了所有高價土地。
國有化形成不公平競爭
在十一月的「搜狐企業家論壇」上，從民營企業轉變為國有控股的華遠集團的董事長任志強直言，國內的土地資源多數被壟斷在國有企業手中，尤其在東部和中部經濟發達城市，國有企業所佔房地產市場份額已超六成，而在前兩年，國有投資實際在房地產行業只佔百分之十一左右，如今的「國有化」趨勢對民營企業形成了不公平的競爭。
在短時期內集中出現的「國有化」現象，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中國企業史研究者吳曉波認為，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所處的不同產業鏈端，決定了金融危機下的受傷程度不同。「國有企業多數處於基礎產業，受到的衝擊有限；而多數民營企業則處在消費端，特別是外銷受到的衝擊最大；在這種不同的境遇下，對『國資』而言，確實也是低價擴張的機會，通過併購民企向產業鏈的上游端延伸，尋找更可觀的利潤。」
民營企業「棄卒保車」，國資背景企業低位「抄底」，在規範的市場規則下，這本也無可厚非。寶鋼控股寧波鋼鐵，中糧集團控股蒙牛乳業，都是類似的例子。但引起爭議的，恰恰在於大量因行政干預造成的不平等競爭與不對等交易。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夏業良指出：「在很多情況下，國有企業不是靠自己的經營能力取勝，而是長期依靠一種壟斷、強權的特殊地位，佔據優勢資源進行壟斷定價，對經營良好的民營企業進行強行兼併重組。」
杜雙華的日照鋼鐵被山東鋼鐵集團強行收購，就是一個典型「小魚吃大魚」的例子，前者比後者經營狀況更好，資產結構更優，但仍在行政指令和權力干預中被併購。
五六年前應山西政府邀請前來投資的溫州「煤老板」們，六證齊全，投資到位後，如今不由分說被集體擠出，政府用的方式很簡單，只要一筆抬高門檻，把要求礦井生產規模高於每年三十萬噸改為九十萬噸，就足以令幾千億投資瞬間擠出。
曾因煤礦生產安全屢遭質疑的山西「煤老板」們，在行政命令與國有資本面前，如今自己成了弱勢的「維權者」。
《中國企業家》上半年所做的一份針對企業中高層的問卷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二點七三的企業家認為近年來存在「國進民退」，半數企業家認為「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是新一輪「國進民退」的主要原因。另外，百分之八十六點三六的受訪者認為「十大產業振興計劃」更有利於國企，百分之七十六點一九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大陸的金融體制環境對國企更為有利。
如調查顯示，民營企業在市場准入、要素獲得等方面都存在實質障礙，它們還是不能進入一系列的領域，比如石化、金融等；中小企業、非公經濟很難得到國有銀行的貸款；經營用地困難，在新開闢的科技園區很難得到地塊也是新的問題。
而政府主導的四萬億投資與十大產業振興計劃，絕大部分資源又流入國有部門。中歐國際商學院教授許小年認為：「這些產業規劃都有扶持重點企業、增加行業集中度的傾向。而在整個經濟下行的時候，銀行放貸存在巨大的風險，又更傾向於把貸款投向政府項目、政府擔保的項目及國有企業。」因此「國」字企業在這一輪金融危機退潮後，反而高歌猛進，也不足為奇。
令人擔憂的是「國有化」浪潮若不能及時剎車，可能帶來不良後果。八月，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廣州的一場演講中說將中央企業稱為「共和國的長子」，引起了輿論爭議。有「大嘴」之稱的華遠集團董事長任志強忿忿不平地說：「我作為國企的人，聽完以後感覺很彆扭，典型是一種歧視。一個共和國裏公民都應該是平等的，沒有哪個公民說我是長子。所以我對這個說法比較反感。」「長子」加入競爭，就好像裁判入場踢球，在不對等競爭的條件下，市場規則、法治環境都會面臨破壞。吳曉波舉例稱，大銀行對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的貸款額從來沒有超過百分之二十，但民營企業卻貢獻了中國大約百分之六十五的GDP，百分之七十五的就業，以及政府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稅收。
國進民退領域繼續擴大
按中共十五大決議，國有企業應該收縮到關係國計民生等經濟命脈的重點領域、重點行業，而根據中國已故經濟學家董輔礽的觀點，國有經濟更應進一步退縮到公益領域。但據魏加寧指出：「在競爭性領域，還是存在著大量的國有企業與民爭利。比如酒店行業，國有資產在酒店行業佔百分之五十以上。」如今在金融海嘯背景下，國進民退進一步擴展到出版發行、加油站等低門檻大眾化領域，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十幾年來的市場化開始逆轉，經濟改革出現倒退？
專訪：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
國進民退是權貴資本主義
國進民退最糟糕在於「國企和民企在法律面前不平等」，破壞國家法治，侵害個人權利，制約內需，權力資本化和權貴資本主義趨勢惡化，而這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
記者/張潔平
關於「國進民退」現象，近年在中國提出最多警告的學者之一，是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這位經歷了中國鄉村童年、文革、「八十年代」，而後赴美留學有成的經濟學教授，講起話來仍不改湘音。媒體熟悉他的聲音，因為近年他持續關注轉型中國的宏觀經濟與制度建設議題，在私有產權改革、國家財政分配、金融創新等領域屢有重磅論述，被民間譽為二零零八年百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
作為一個私有產權的堅定支持者，陳志武的名言是：「很高的GDP或許能加強一個國家的『以官為本』，但不能實現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他相信一個好的制度對自由競爭、社會公平有保障，而所謂「國進民退」現象，在他看來，最糟糕的部分就在於那種「國企和民企在法律面前不平等」，對國家法治水平的破壞和對個人權利的侵害。他認為國進民退、國富民窮會使權貴資本主義趨勢惡化，但這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當國家來做資本家時，嚴格說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市場經濟。國家作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又掌握立法權、司法權、執法權和行政權的機構，而且它可以壟斷強制力，由它來賺錢、經營企業，所有老百姓都處於弱勢一方，在這樣條件下，任何經濟交易就不再是市場交易，更不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的交易」。以下是亞洲週刊對陳志武的專訪摘要：
全球性經濟危機出現在二零零八年，這一年剛好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週年。你認為金融危機的發生對中國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我有很悲觀的一面，也有很樂觀的一面。悲觀的一面是，零八年開始，除了言論空間被收緊之外，國家四萬億元（人民幣，約五千九百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十大產業振興政策，從花錢的結構來看，很明顯是強化了國家在經濟中的地位，強化了國有企業資本對於社會資源的支配權，也就是所謂的「國進民退」。任何一個社會，資本供應量不是無限多的，四萬億讓國有企業得到好處後，必然意味著民營經濟得到資金的機會和總量變小，強化國有經濟，民營經濟的空間被壓得更小，對於產業結構來說，也可能進一步惡化。基礎性和重化工業的空間被加大，服務業和個人消費品有關的行業空間被縮小。這是很遺憾的，經濟危機導致國有經濟所控制的資源被進一步強化，對過去三十年總體市場化的改革來說這是一個逆轉。
但也有樂觀的一面，物極必反，比較理智的人應該看到的是，這一次經濟危機使得全球對於中國產品的需求大大下滑，到現在也未能恢復。這應該給決策層敲響警鐘。過去靠國家投資建設拉動經濟，這種經濟增長模式走到頭了，但四萬億投資還是按慣性的思維做這件事。繼續由國家來花錢，在大的設施和固定資產投資，這樣是強化了舊有的模式，會沒辦法再做下去。
「國進民退」會帶來什麼結果？
國富民窮的現實無法改變。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可能從投資驅動的模式轉型到內需驅動，特別是民間消費帶動的增長。這種轉型現在不可能發生，因為民窮。國有企業很富有，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國銀行，他們每年向財政部上繳分紅，但財政部花的錢是老百姓可以花的嗎？
我舉過一個例子，過去十年，美國所有的家庭存款、儲蓄加在一起，累計是一點五萬億美元；但是它的土地、房產等資產升值的部分給美國家庭帶來的財富增長累計是三十五萬億美元。對美國人來講他們收入增長的來源不是工資，而是資產升值，佔到三十五比一。中國呢？大家覺得土地升值了，國有企業不管是收入還是股票價值都上升了，但對任何中國個人來說，這跟我們沒關係，因為你不擁有這些資產。他們分紅也好、增值也好，只不過是國家可以花的錢又增加了。
就我做過的調查，老百姓可以消費的錢佔整個GDP的比重是越來越低的，相對於國家的收入，民間反而越來越窮。如果這個趨勢不能逆轉，中國要靠內需改變經濟增長模式的願望也很難實現。這就是為什麼過去十幾年學者和官員談了那麼多模式轉型，即使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也改變不過來。這和整個基礎制度的設計分不開，包括政治制度、法制制度、新聞媒體的放開和資產所有權的安排。
可是很多國有企業在國際上表現很好，也有經濟學者覺得「國進」不一定是壞事，你怎麼看？
有個問題我一直不能理解。過去幾年我寫了這麼多文章，政府管制和國家對方方面面的資源、對土地、企業的壟斷，或者說國有制，這兩方面帶來的負面作用應該是很好理解的。一方面，老百姓痛恨腐敗，抱怨政府的腐敗程度越來越嚴重；另一方面，同樣這些人，又希望政府能多做點事，能多管，不容許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民營化。把這些願望放在一起看，自相矛盾的地方是那麼明顯。
按一般普通的邏輯，既然你說權力不受制約，腐敗非常盛行，那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權力所能夠碰到、涉及的資源盡量壓縮。這就是私有化、民營化所要做的，把政府手中控制的企業、資源、土地，通過私有化的方式，盡量給個人去擁有，而不是保留在政府與權力手中。他們手中掌握的資源少了，權力再失控，對整個社會帶來的危害也是有限的。既然這麼多的腐敗大家都很痛恨，政府控制的這些審批權，應該盡量減少，這樣不也是可以讓權力和腐敗所涉及的空間壓縮得更小嗎？
換句話說，一個壞人，一個不可信的人，一個不受控制的人，你要是怕他，最好的辦法是你離他越遠越好，讓他控制的你的資源越少越好，那是一個正常人都會想到的解決方案。我覺得很疑惑的是，這麼多人，還有很多憤青，這些都不能看到，還希望政府管制更多。他們是給權力增加了更多的資源，惡化了權力資本化和權貴資本主義的總體趨勢。
有一種說法，覺得期待權力退場並不現實，可以考慮把已經完成權力資本化的那一部分合法化，然後再在法律的範圍裏去找邊界，你怎麼看這種說法？
我知道這是很多支持改革的經濟學家的思路，我也可以理解，也蠻同情這種看法的。回到鄧小平最初時期來看，當時的中國，如果要允許市場發揮一些空間的話，意識形態的阻力太大，所以有一個辦法就是先去腐蝕一下這個權力，讓權力感受到好處，通過最初的改革，讓他們自己的子女、家人享受到市場化帶來的好處。這是把意識形態非常強硬的掌權者先腐蝕一下，讓他們多少願意接受改革開放的政策。當初可能是沒辦法的、必要的讓步。
但是在過去三十年裏，我覺得我們錯過了好多次機會——最初可以這樣做，但到一定的時候，應該要改變這個局面，要面對真正的現實。到一定時候，不能再以「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來作為基本方針，任何一個社會，到最後必須要把你做的事不僅僅名要正，言也要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八九年是一次機會，到WTO前後，又是一次機會。
我們錯過了什麼機會？今後又該如何？
一是私有制改革，二是推出對權力的民主憲政的制衡這麼一個架構，放開新聞媒體。但很遺憾的是幾次機會都錯過了。拖的時間越長，通過權力和資本的結合形成的互相支持的利益群體，慣性會更強，更難去打破這個結構。當然，政治家和做學問的人不一樣。政治家如果有膽識的話，是可以利用任何一次危機，做出他想做的改革的舉措。
中國現在那麼多聰明的政府顧問，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做了很多的調整。比如說，讓資本家入黨，對「社會主義」做很多不同的解釋。我個人是很反對這種把「白」說成「非黑」，把「黑」說成「非白」，這會使得整個社會的文化變化，大家都去玩這種遊戲，沒有了對和錯的標準。不把「黑」和「白」最後分清，這樣的慣例維繫的時間越長，對整個社會的傷害越大。
專訪：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
國進民也進是大趨勢
崔之元表示，國有企業的收購現象，不代表國進民退，中國的經濟實踐表明，「國進民也進」。現在的國企已經進入了市場化。
記者/紀碩鳴
過去一年，中國出現了不少具國有背景的大企業收購民營企業的股份，令不少經濟學家擔憂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現象，也有學者不認同這樣的擔憂。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馬建堂提供了國有和民營企業單位數、工業總產值、資產、利潤總額、稅金總額和就業人數作對比。資料顯示，非國有企業(國有及國有控股之外的企業)二零零五年佔所有企業數量的比重為百分之八十九點八九，去年提升至百分之九十五；產值比重由二零零五年的百分之六十六點七二上升至去年的百分之七十一點六六；資產比重由二零零五年的百分之五十一點九五升至去年的百分之五十六點六二；利潤總額比重由二零零五年的百分之五十五點九六升至去年的百分之七十點三四；就業人數比重由百分之七十二點八一升至去年的百分之七十九點七零。他的結論是：「總體來講，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結論，統計資料並不支持國進民退的趨勢。」
不僅統計數據，就是從理論和實踐上來講，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目前出現的國有企業收購或者控股民營，也不能簡單歸結為負面的國進民退。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表示，國有企業的收購現象，不代表國進民退，中國的經濟實踐表明，國進民也進，重慶一系列藏富於民的政策措施就是「國民同進」。以下是訪問的主要內容。
怎麼看實際出現的國企收購控股民企的現象？
假定有國有收購這個現象，我認為也不會回到以前的計劃經濟時代，這一輪基本上是市場行為。主要是金融危機後，在全世界出現一個通過國有企業來挽救金融危機的現象，這是全世界的現象。通用汽車已經百分之六十國有化了；AIG百分之六十九；花旗銀行百分之三十六。為什麼國有化，中國一些民營企業被收購，實際上與西方解決金融危機的邏輯是一樣的。
以國有化的方式解救金融危機才能見效嗎？
金融家索羅斯說，一個最好的辦法，把銀行金融機構國有化，至少部分國有化了。迅速剝離壞帳，把黑洞補上了，這樣才能讓經濟啟動。現在基本上是這樣做的。原來入股花旗銀行，政府只是優先股，沒有投票權的，現在百分之三十六，奧巴馬是有投票權的。這和美國聯儲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的主張是相似的，這是從金融危機的實際情況而產生的。美國銀行有建行的百分之十九的股份，實在不行就出售，美國銀行靠在建行的股份，把國有化躲開了。在實際情況下，美國這樣一個市場化的國家都需要國進民退。
主流的觀點總認為，私有企業是最有效的，是這樣嗎？
這是誤區。二零零一年諾貝爾獎得主喬治．阿克爾洛夫，他是柏克萊加州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他提出所有者掠奪理論。因為所有者的權益只能來自淨資產，但淨資產加負債是總資產，現在民企的特點是關連企業特別多，每個企業都是有限責任，已經和亞當．斯密設想的公司不一樣了，老板可以把負債轉移到其他關連公司，你轉移出去更多，你會賺的。現在出現很多情況是大股東掏空本企業。重慶很多被國有化的企業是被迫的，面對私營企業老板把他自己的企業掏空了。西南證券是這樣。原來的萬洲商業銀行也是這樣。
你覺得應該怎樣去看待進和退呢？
作為戰略，有的時候可以是以退為進，退不是退出，而是為了更好的進。蒙牛事件中的牛根生就是從國有出來，現在又與國有結合。蒙牛一定有戰略考慮，而不是簡單的他退就讓國進，最後的結果拭目以待。國進還是民進是靈活的，是時進時退；另外是有的地方退，有的地方進；是一盤棋。
有人指國進民退是倒退，有沒有擔憂的必要？
現在批評國進民退的人，整個思想沒變，或變的很少。西方都在變了，都在重新進行探討，但現在批評國進民退的人，還抱著西方傳統的思想。現在國有企業經過脫胎換骨，是進入了市場化的國有企業，他們對現有的國有企業的認知有局限；第二是對一些事實判斷不清，把國進民退簡單化。改革實際上是不可逆轉的。也不排除有人為利益集團說話。有的學者不了解情況，特別普遍的問題是指民營企業受歧視，他們貸款有困難。這些東西在九十年代有，但現在系統性歧視是不存在的。
二十三卷四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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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企業是一把雙刃劍
這雙刃劍頂住金融海嘯，但也可能淪為權貴資本工具。但劍鋒所至，也刺向中國政治敏感穴位。
文/邱立本
威權政府與市場經濟不可以並存。這是一些經濟學家長期以來的質疑，認為只有民主自由才能與市場經濟手牽手，心連心。但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卻打破了這種思維定見，展示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這也被稱為「指令資本主義」（Comand Capitalism），顯示中國強大的國有企業，在金融海嘯中，壞事變好事，危機成為轉機，強勢崛起，一躍而為金融、通訊、交通等領域的龍頭，在全球占鰲頭。
這主要是不少國企早已落實現代化管理改革，不再是人員浮腫的官僚機構，員工不再是懶散，上班喝茶聊天，看報紙，打毛線，而是重視競爭力，聘請最好的專業經理人來領導，每天都是以提高生產力為目的，也因此在全球化的格局中脫穎而出。
中國的巨大市場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規模經濟，讓中國的國企發揮了強大的優勢。中石油登上了全球最大企業的寶座，就因為它面對國內越來越廣大的需求，而這也是和中國的基礎建設息息相關。中國的公路建設，早已超越加拿大，估計明年勝過美國；而中國的汽車製造業，也在今年凌駕美國，生產量達一千二百萬輛。
但國企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劍走輕靈，挑起了一個漂亮的劍花，頂住了金融海嘯的洶湧波濤，但也可能在經濟自由化的天地中，揮劍自宮，逼退了民間資本的自主性，淪為權貴資本主義的工具，更加強了當前政治上的權力傲慢。
關鍵在於它要舞動怎樣的一套劍法。在一個全球化的氣場中，中國的國企也要進入一個具有普世價值的遊戲規則，刺破了那些意識形態的口實，不能再自欺欺人。在排行榜前列的國企，儘管擁有市場的壟斷性，但也要重視售後服務和商品的品質監管，像中移動在月租費的問題上，最近就出現官司，被用戶民事起訴，而最終要作出補償。
因此競爭力強的國企，必須揮動「現代性」的招式，在全球化的漫天劍雨中，掌握了創造利潤的規律，還要面對企業的社會責任的挑戰，而在環保的領域，更是不斷要面對民間維權的訴求。
國企在股市的天地中，更要公開自己的劍譜，不能視為武林秘笈而不透明，不面對股民的監督，而最終要在盈利的問題上一劍定江山，確保股價不斷上揚，不能靠教條口號或專制的權力來欺騙股民。
這也是另一種的民主，股民就是經濟上的選民，對國企的決策者作出監督。這也許是國企雙刃劍的另一招劍法，移形換位，輕飄飄地，迂迴地，刺向了中國政治敏感的穴位。如果經濟上可以有更多制約和民意的反饋，為什麼政治上不可以？如果在商業上要求更多的法治，為什麼在「幹群關係」上不可以？
這就是國企雙刃劍的特色。它刺向了相反的方向，也指向了中國政治與商業不斷改變彼此的未來。
中國經濟巨變 國企強勢全球最大
亞洲週刊二零零九年度「全球華商一千」揭曉，中國石油天然氣以三千多億美元市值，勇奪全球華商冠軍，同時也是全球市值最大的企業；第二名是中國工商銀行；第三名是中國移動。中國大陸企業囊括前十名。中國經濟出現巨變，以國企為主導，擊退金融海嘯，同時展現中國企業領先、經濟高速增長、「國進民進洋進」及混合經濟型企業的特色。
文/紀碩鳴、蕭偉基
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陰影下，亞洲週刊二零零九年度「全球華商一千」排行榜揭曉，顯示的不僅是中國企業的亮麗業績，還有中國經濟的巨變，展現國企強勢崛起，擊退金融海嘯。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以市值三千九百七十七億美元摘下全球華商桂冠，也是全世界市值最大的企業；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市值二千五百八十八億七千萬美元名列第二，同時是全球市值最大的銀行；中國移動有限公司以二千零九十三億二千五百萬美元成為華商第三大企業，並成為全球市值最大的電信公司。中國大陸企業更囊括了前十名。
同時，金融危機下的救市計劃，無意中讓中國經濟產生巨變。政府的救市措施，令大部分進入了市場經濟運作的企業有了崛起的機遇，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中國。在成就中國GDP「保八望九」目標的同時，中國經濟開始了新的探索，走出新的變化軌跡。中國經濟巨變是一種戰略轉變，突出表現為：中國企業全球領先；經濟穩定增長；國有企業主導；國進民進洋進；混合經濟型企業。
亞洲週刊每年一度推出「全球華商一千」排行榜，彰顯過去一年華商在世界經濟競技中的成績表。新一年「全球華商一千」，綜合世界華人集中居住區具影響的華人企業，包括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及印尼等地近萬家上市公司，以二零零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市值為統計數據排列。二零零九年全球企業難以倖免遭遇金融危機的災難性影響，這一特點同樣也在「全球華商一千」中反映出來。總體市值五萬四千六百七十二億美元；二零零八年度的總體營業額為二萬六千一百二十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一成五；總體純利二千零二十三億美元，卻比上年下跌百分之三十二點七；從地區看，除泰國上榜華商總體盈利增長逾三成七，其他地區華商純利都下降，其中香港和台灣華商純利都下降約六成五，企業經營效益受到嚴峻挑戰。不過，隨著今年全球經濟走出海嘯，對包括台港在內的全球華商，都有正面的效果。
今年虧損企業達九十二家，佔了近一成，比去年的五十五家虧損企業上升了七成八。「全球華商一千」反映出總體企業營業額上升，純利卻大幅下降的巨大反差，出現做得越多反而越賠的情況。事實上，虧損擴大正反映金融危機中企業掙扎求生存，生意越做越大，結果反而加大成本造成虧損，如中國大陸的航空業，在金融危機中的營業額都顯著提高，卻由於燃油等諸多成本因素造成巨虧。而部分石化業、金屬加工業等，由於原材料價格上升，儘管營業額增長，但盈利大幅下滑。
中國企業不僅是全球華商的旗艦，也是金融危機中的亮點，中國大陸上榜企業六百六十五家，比上一年增加了五成，排名第一；香港上榜企業一百三十九家排名第二；台灣上榜企業一百一十九家居第三。新加坡上榜華商二十八家，馬來西亞上榜華商二十五家，印尼上榜華商九家，菲律賓上榜華商八家，泰國上榜華商七家。由於中國大陸上榜企業猛增，兩岸三地的華商企業在「全球華商一千」中囊括了超過九成的份額。
擁有超過十七萬億的國有及國有大型企業資產的中國，行走在市場經濟的路徑上，在金融危機中構成了「國有」和「市場」結合的中國特點，成為世界上很獨特的經濟現象和經濟力量。去年金融危機蔓延全球，北京出重招拯救經濟，投入四萬億人民幣（約五千九百億美元）應對金融危機挑戰，拉動經濟的戰鬥力主要來自具國有背景的國資企業，力抗金融危機給中國造成的磨難功不可沒，使得中國率先走出金融危機的困境，得以實現今年「保八望九」的經濟增長目標。中國企業也在全球的經濟保衛戰中脫穎而出，登上全球最大、最賺錢企業的寶殿。巨變中的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也為全球華商應對金融危機提供了新的機遇。
華商的機遇來自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擺脫金融危機的困境，也讓在國際舞台上的華商企業受益，在今年的「全球華商一千」可以看到，與中國經濟脈動的華商企業，能源資源、金融科技、電訊地產等類型企業活躍在國際舞台上，在危機中展露競爭力，不僅具企業規模，還形成盈利能力。在中國經濟的帶動下，全球華商在抗禦金融危機的過去一年，站穩了！也顯示出華商在國際經濟舞台上、在不少國家發展中舉足輕重的力量。值得關注的是，在中國，有國企背景的上市公司具全球強勢的實力，純民間資本的民營企業也正在成為全球華商不可忽略的中堅。
美國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下，全球經濟進入寒冷的冬天。面對金融海嘯衝擊，北京中央政府推出四萬億人民幣投入的財政刺激方案。總額約一萬八千億元投入稱為「鐵公基」的鐵路、公路、機場和城鄉電網等交通基礎建設，一萬億元用於地震災後重建，三千七百億元用於農村民生工程與農村基礎建設，餘者為生態環境、保障性安居工程、自主創新結構調整，以及醫療與衛生文化教育等建設。伴隨著國家四萬億投資落實，中國的投資率已大幅攀升到百分之三十三至四十，這已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繼一九九三年投資高峰後的又一個高峰。
一千大的前一百名中，中國的能源和資源企業就佔了超過二十家，差不多是四分之一。與國際石油公司利潤大跌七成的境遇相比，中國石油、石化企業上半年業績非常搶眼。香港理工大學金融管理學院俞偉峰教授表示，中國石油石化企業表現明顯超越國際同行，主要得益於成品油定價機制改革的「地利」與有效推進低成本戰略的「人和」。「中國四萬億救市，大量投資造成對資源、能源的需求，推高該類企業的股價。」俞偉峰認為，這樣的需求情況還會維持一段時間。
在各種主客觀因素的配合下，中國經濟產生巨變，其特色為：中國企業全球領先；經濟穩定增長；國有企業主導；國進民進洋進；混合經濟型企業。
中國企業全球領先 在「全球華商一千」排行榜前三名的三家中國企業，不僅成為華商的巨艦，取得亮麗的成績單，也分別是全球石化、金融、電訊行業的最大企業。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去年純利一百六十四億六千八百萬美元，倒退二成二，但仍然是全球華商中最賺錢的企業，並進入全球十大賺錢企業的排名榜。工商銀行去年純利一百五十九億四千萬美元，成為全球最賺錢的銀行。中移動去年純利一百六十二億三千二百萬美元，成全球電信業老大。儘管受到國際原油價格低迷、國內石油石化市場需求萎縮和產品銷售不暢的多重影響，中國石油依然以五百零三億的淨利潤成為今年上半年當之無愧的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盈利冠軍。中國企業在國際舞台進入上升期，全球金融危機成為新機遇。
經濟穩定增長 一年前，在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率領下，中國政府展開一場經濟保衛戰，提出GDP「保八」的目標，但當時引來的卻是國際上疑慮的目光。一年來，由於受益於投資持續高速增長、消費實際增幅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出口產品國際市場份額穩中有升、工業生產穩步回升等四方面因素支撐，中國經濟明顯復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余斌預計，今年第四季度中國GDP增速可能達到百分之十甚至更高水平。全年經濟增長將實現略高於百分之八的預期目標，將維持在八點五左右，而明年一季度可能更高。這個水平已經相當於去年二季度的水平。但重大時間段的差別是，二零零八年二季度是整個宏觀經濟在往下走，而今年的四季度中國的宏觀經濟走上升軌。可以毫不誇張的說，中國已經成功擊退金融風暴，中國經濟將重新進入發展的升軌。
國企取得近九成項目
國有企業主導 資料顯示，四萬億投資計劃中，絕大部分是政府推動的投資項目，包括相當大比例的基建項目和工業投資項目，近九成的項目被國有大中型企業擁有。政府推出「十大產業振興」計劃，先鞏固經濟核心產業，再佐以減輕民眾負擔政策，拉抬內需市場消費力。涵蓋鋼鐵、汽車、船舶、石化、紡織、輕工、有色金屬、裝備製造、電子資訊等行業。在這一輪的投資救市中，國有企業起了主導作用。這些企業也在救市中壯大。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說：「這一輪國家採取刺激政策，刺激政策的資金首先當然是給國企。」樊綱說，在國外，國家的錢要撥給民企，必須經過國會，由國會立法批准設立一個專案再審計，非常複雜。「而制度的設立需要時間，我們現在沒有這樣的制度。加上國企的規模比較大，在短期的經濟波動當中，政府的刺激計劃更多是會依靠國企的體制，也使得國企在這一輪的調整當中，在應對危機當中有更大的發展。」
國進民進洋進 伴隨著國企的崛起和投資，也出現了一股併購潮，山東鋼鐵吞併盈利約十八億元的日照鋼鐵，中糧集團與厚樸投資成立合資公司入股蒙牛乳業，國有煤炭大型企業「收編」山西私有中小煤礦，大型央企頻現房地產市場爭當「地王」等，自金融危機以來，中國航空、房地產、鋼鐵等多個領域的併購，被視為「國進民退」，並正成為熱議的經濟現象。「全球華商一千」排行榜資料顯示，前一百大中，就有八家民營企業上榜，數量接近台灣有十家的上榜企業，而且業績亮麗。排名第三十一的騰訊控股有限公司去年純利增長七成七，上市五年，股價暴漲二十多倍，今年更成為港股市場中少有的「百元股」，今年一季度淨利潤較去年同期增了百分之九十八點七七；第二是排名第三十二的中國民生銀行，去年純利增長了二成四，今年上半年淨利潤人民幣七十三點七四億元，同比增長二成二；第三家是萬科企業，雖然受金融危機影響，去年萬科純利下降一成六，但今年的半年報顯示，萬科銷售金額首次突破三百億，淨利潤二十五點二億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二成六及二成二。其他上榜民企都有良好的業績。
「全球華商一千」排行榜資料顯示，在中國國有企業大踏步前進之時，中國的民營企業沒有因此受挫，展示的是「國民同進」的一頁。事實上，改革開放中一直有誤區，以為「國」和「民」之間是零和遊戲，「國進」一定是以「民退」為基礎的，這種邏輯只是一種假設，是在市場不變的情況下的假設。從「全球華商一千」排名資料可以看到，市值、營業額都在不斷擴展，餅越做越大。金融危機給國企機會，同樣也沒有剝奪民營發展的機遇。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機中，美國銀行因為早前購入建行百分之十九的股份，這樣的戰略合作，令美國銀行在危機中得救，而並不需要美國政府出手相救。海外媒體報道，西班牙對外銀行（BBVA）青睞中信銀行，追加十一億歐元（約合十六億美元）投資，以提高在中信銀行的戰略持股，將所持中信銀行股份從之前的百分之十點七增至百分之十五。早年，花旗、匯豐等分別入股中國銀行業。德意志銀行對華夏銀行的持股比例提升，由此從戰略投資者「變身」為華夏銀行第一大股東。外資一度還鍾情中國電器業、機械工程等產業。中國經濟巨變，正上演「國進民進洋進」共同進的一幕，中國經濟的血脈中開始流淌「洋血」。
混合經濟型企業 「國民洋」共進的戰略，使中國企業有「雜交」的空間，在危機中尋找戰略合作者。中糧集團聯合厚樸成立的新公司成為蒙牛股份的最大股東，持股比例達二成，一度被人詬病。但排名第二百三十五位的中國蒙牛在經歷三聚氰胺污染危機和特侖蘇「OMP事件」後，去年虧損一億多美元，需要面對困境，走出困境。尋找戰略合作者不是為了「退」，而是為了更好的「進」，中糧承諾不參與具體經營，在乳業方面只靠蒙牛發展，不會再用別的方式。唯一改變的是，由牛根生一手創造出來的民營企業蒙牛乳業，轉變成為一家由國有企業相對控股的多種股權結構並存的公司。這樣共同攜手的多種成份合作的混合經濟型企業，在中國經濟巨變中越來越多了。
巨變中的中國，經濟向好成為趨勢，但仍將面對來自多方面的挑戰，北京的經濟學家們有擔心「國進民退」是中國最大的經濟隱患，但也有的專家認為，大陸房地產業能否保持穩定發展、消費需求增速下降、投資大幅度增長產生的金融風險、寬鬆的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壓力、美元貶值與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等因素，都會給中國經濟帶來挑戰。此外，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以及由此帶來的貿易保護主義與貿易摩擦也令人擔憂。
香港重地產台灣重科技
在「華商一千」中，香港和台灣的上榜華商結構，也反映出兩地的經濟結構。香港共有一百三十九家華商上榜，其中從事地產及相關業務的，至少三十家，約佔總數之二成二。而香港前十大華商中，更有八家的主要業務或盈利來源是房地產。香港華商的前三名是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和記黃埔有限公司，以及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在台灣，電子產業仍然扮演支柱角色，在上榜的一百一十九家台灣企業中，約有五十六家從事電子或資訊科技業，比重高達四成七。而台灣的前十大中，製造業就佔了八家，所經營的有電子業和石化業，充分顯示台灣製造業的強勁實力。台灣華商之冠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積電），也是台灣最賺錢華商，在華商一千排行榜的最賺錢企業中，排名第十，也是十大最賺錢華商中，唯一非中國大陸企業。瞄準中國及國際市場，重視技術創新，是台灣製造業持續發展的關鍵。
在東南亞方面，今年度「全球華商一千」共有七十七家華商上榜。上榜的東南亞大型華商可以分為三大領域，包括銀行與金融、地產，以及種植及相關業務。其中以種植油棕和提煉食用油為主的企業，共有八家上榜，這是有別於其他地區華商的一大特色，原因是馬來西亞和印尼是世界主要的油棕生產國。其中新加坡的華商冠軍豐益國際，是世界最大的糧食、食用油及農產品供應商、貿易商之一，主要市場在中國、印尼、馬來西亞、印度及歐洲。豐益國際透過整合資源，過去三年的平均純利增長高達百分之二百零一。而馬來西亞有五家從事種植相關行業的華商上榜，包括IOI集團、PBB集團、吉隆坡甲洞等。印尼華商冠軍金光農業資源，也是從事種植相關業務。
銀行及金融業也是東南亞華商的大宗，共有十六家上榜，且遍布五個國家，包括新加坡的大華銀行、華僑銀行、大東方控股；馬來西亞的大眾銀行、豐隆銀行；泰國的盤谷銀行、泰華農民銀行；印尼的Pan Indonesia Bank；菲律賓的首都銀行等。這反映了華人愛儲蓄的傳統。
東南亞華商重傳統產業
「有土斯有財」是華人的傳統觀念，也反映在東南亞上榜華商的經營業務上。今年共有十五家經營地產業的東南亞華商上榜，其中新加坡就佔了十一家，包括城市發展、華業集團、聯合工業、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置地、在中國經營房地產的仁恒置地等，顯示了房地產業在獅城的重要性。
綜觀東南亞華商，需要關注的是，較少從事資訊科技等高科技行業，在上榜華商中，只有新加坡的創業集團經營資訊科技工業。這種情況與以家族企業為主的東南亞華商一般相對較為保守與傳統有關，也與整個東南亞大環境有關，因經濟情況、科技實力及人才的限制，大部分東南亞國家不易發展高科技產業。然而，這也是國家要提升國力，以面對全球化競爭時，不可忽視的軟肋。
金融海嘯助推國進民退
中國宏觀經濟V型反轉，主因是四萬億投資絕大部分進入國企。而國企在煤礦、民航、房地產等領域高歌猛進，但也往往球員兼裁判，民企在市場准入、融資等方面障礙依舊。
文/張潔平
金融海嘯比人們想像的更快退潮。中國兩年四萬億元人民幣（約五千九百億美元）的投資計劃，以及四十五天內出台的十大產業振興計劃，在全國各個城鎮掘開了數不清的建築工地，政府投資大筆湧入，經濟數據迅速收復失地，猛藥已然見效。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日前宣稱，中國經濟實現了Ｖ型反轉。但深冬是否真的已過？宏觀經濟觀察者仍然不減憂色。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副部長魏加寧指出：經濟企穩向好的主因在於政府投入，而非外需與內需的增加；而這種好轉形勢能否持續，不是看政府的投資力度能否堅持，而是要看政府投資能夠帶動多少民間的投資。
由此，他指出二零一零年中國經濟需注意的兩大危險：一是「國進民退」，「民營經濟已經出現了危機，如果危機持續，中國經濟後面的危機就是早晚的事情」；二是泡沫經濟，迅速增長的貸款流入股市、樓市、票據市場，而非實體經濟，國企拿到貸款用不完轉存銀行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泡沫經濟使得搞實體經濟、搞自主創新的人覺得沒有意義，賺這點錢還不如炒房子、炒股來錢容易」。
這兩個危險指向一個共同的問題是：當海嘯裏最高的浪頭過去，國家是否應該考慮及時退場？否則，金融海嘯過去，國有化浪潮再起，會否為下一步的經濟改革與社會轉型埋下更大隱憂？
一邊是「國」字號企業的高歌猛進。中國國有企業一改十年前低效、笨重的形象，憑藉雄厚的資本與現代公司治理結構，頻頻展開跨國收購，併購觸角從歐美一直到拉美、非洲、伊拉克。
另一邊則是民營資本在全球經濟環境惡化與國有資本「抄底」的雙重壓力下，難以自保。正在全國各地發生的許多併購與重組案例加劇了觀察者的擔心：
零九年四月，山西省出台治理煤礦的紅頭文件，以行政命令要求完成煤炭行業大整合，「將山西省擁有企業主體的煤炭企業數量從現在的二千二百個變成一百個左右，並建立三個億噸級特大型煤炭企業集團，四個五千萬噸級的大型煤炭企業集團，而礦井數將由二千五百九十八個壓縮到一千個。」由於這一份新文件明確要求整合後的礦井單井生產規模不得低於每年九十萬噸以下，一大批山西原本鼓勵、吸引外來民營資本投資的，符合國務院文件要求並取得合法證件，規模在三十萬噸以上、三百萬噸以下的民營煤礦面臨被強制收購兼併的局面。
煤老板訴苦：「在山西投資煤礦的浙商可能有七成以上會傾家蕩產。」十一月，以溫州商人為主的山西中小煤礦企業主集體上書全國人大、政協等國家機關，反對「被國有化」，要求檢查山西治煤文件的合理性、合法性。同期在內蒙古出台的新政策方案，是本地的煤炭私營企業必須與國有煤炭集團或是國有控股合資煤炭企業進行整合，即被國有企業納入旗下。
此前，還有鋼鐵、民航業重組。民企山東日照鋼鐵被山東省政府主導的山東鋼鐵集團強行「重組」；寶鋼集團出資二十億控股寧波鋼鐵，後者由民營變身國有控股。民營的鷹聯航空被國有四川航空重組，東星航空則在抗議中航集團收購中被破產清算。
另一塊國有化席捲的場域是房地產。據著名的房地產研究機構克而瑞(中國)研究中心發布報告顯示，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各月成交總價排行前十名的地塊中有六成的高價地塊由國資背景企業獲得，特別是在土地市場較為冷清的一季度，國資背景企業幾乎包辦了所有高價土地。
國有化形成不公平競爭
在十一月的「搜狐企業家論壇」上，從民營企業轉變為國有控股的華遠集團的董事長任志強直言，國內的土地資源多數被壟斷在國有企業手中，尤其在東部和中部經濟發達城市，國有企業所佔房地產市場份額已超六成，而在前兩年，國有投資實際在房地產行業只佔百分之十一左右，如今的「國有化」趨勢對民營企業形成了不公平的競爭。
在短時期內集中出現的「國有化」現象，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中國企業史研究者吳曉波認為，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所處的不同產業鏈端，決定了金融危機下的受傷程度不同。「國有企業多數處於基礎產業，受到的衝擊有限；而多數民營企業則處在消費端，特別是外銷受到的衝擊最大；在這種不同的境遇下，對『國資』而言，確實也是低價擴張的機會，通過併購民企向產業鏈的上游端延伸，尋找更可觀的利潤。」
民營企業「棄卒保車」，國資背景企業低位「抄底」，在規範的市場規則下，這本也無可厚非。寶鋼控股寧波鋼鐵，中糧集團控股蒙牛乳業，都是類似的例子。但引起爭議的，恰恰在於大量因行政干預造成的不平等競爭與不對等交易。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夏業良指出：「在很多情況下，國有企業不是靠自己的經營能力取勝，而是長期依靠一種壟斷、強權的特殊地位，佔據優勢資源進行壟斷定價，對經營良好的民營企業進行強行兼併重組。」
杜雙華的日照鋼鐵被山東鋼鐵集團強行收購，就是一個典型「小魚吃大魚」的例子，前者比後者經營狀況更好，資產結構更優，但仍在行政指令和權力干預中被併購。
五六年前應山西政府邀請前來投資的溫州「煤老板」們，六證齊全，投資到位後，如今不由分說被集體擠出，政府用的方式很簡單，只要一筆抬高門檻，把要求礦井生產規模高於每年三十萬噸改為九十萬噸，就足以令幾千億投資瞬間擠出。
曾因煤礦生產安全屢遭質疑的山西「煤老板」們，在行政命令與國有資本面前，如今自己成了弱勢的「維權者」。
《中國企業家》上半年所做的一份針對企業中高層的問卷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二點七三的企業家認為近年來存在「國進民退」，半數企業家認為「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是新一輪「國進民退」的主要原因。另外，百分之八十六點三六的受訪者認為「十大產業振興計劃」更有利於國企，百分之七十六點一九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大陸的金融體制環境對國企更為有利。
如調查顯示，民營企業在市場准入、要素獲得等方面都存在實質障礙，它們還是不能進入一系列的領域，比如石化、金融等；中小企業、非公經濟很難得到國有銀行的貸款；經營用地困難，在新開闢的科技園區很難得到地塊也是新的問題。
而政府主導的四萬億投資與十大產業振興計劃，絕大部分資源又流入國有部門。中歐國際商學院教授許小年認為：「這些產業規劃都有扶持重點企業、增加行業集中度的傾向。而在整個經濟下行的時候，銀行放貸存在巨大的風險，又更傾向於把貸款投向政府項目、政府擔保的項目及國有企業。」因此「國」字企業在這一輪金融危機退潮後，反而高歌猛進，也不足為奇。
令人擔憂的是「國有化」浪潮若不能及時剎車，可能帶來不良後果。八月，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廣州的一場演講中說將中央企業稱為「共和國的長子」，引起了輿論爭議。有「大嘴」之稱的華遠集團董事長任志強忿忿不平地說：「我作為國企的人，聽完以後感覺很彆扭，典型是一種歧視。一個共和國裏公民都應該是平等的，沒有哪個公民說我是長子。所以我對這個說法比較反感。」「長子」加入競爭，就好像裁判入場踢球，在不對等競爭的條件下，市場規則、法治環境都會面臨破壞。吳曉波舉例稱，大銀行對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的貸款額從來沒有超過百分之二十，但民營企業卻貢獻了中國大約百分之六十五的GDP，百分之七十五的就業，以及政府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稅收。
國進民退領域繼續擴大
按中共十五大決議，國有企業應該收縮到關係國計民生等經濟命脈的重點領域、重點行業，而根據中國已故經濟學家董輔礽的觀點，國有經濟更應進一步退縮到公益領域。但據魏加寧指出：「在競爭性領域，還是存在著大量的國有企業與民爭利。比如酒店行業，國有資產在酒店行業佔百分之五十以上。」如今在金融海嘯背景下，國進民退進一步擴展到出版發行、加油站等低門檻大眾化領域，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十幾年來的市場化開始逆轉，經濟改革出現倒退？
專訪：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
國進民退是權貴資本主義
國進民退最糟糕在於「國企和民企在法律面前不平等」，破壞國家法治，侵害個人權利，制約內需，權力資本化和權貴資本主義趨勢惡化，而這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
記者/張潔平
關於「國進民退」現象，近年在中國提出最多警告的學者之一，是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這位經歷了中國鄉村童年、文革、「八十年代」，而後赴美留學有成的經濟學教授，講起話來仍不改湘音。媒體熟悉他的聲音，因為近年他持續關注轉型中國的宏觀經濟與制度建設議題，在私有產權改革、國家財政分配、金融創新等領域屢有重磅論述，被民間譽為二零零八年百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
作為一個私有產權的堅定支持者，陳志武的名言是：「很高的GDP或許能加強一個國家的『以官為本』，但不能實現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他相信一個好的制度對自由競爭、社會公平有保障，而所謂「國進民退」現象，在他看來，最糟糕的部分就在於那種「國企和民企在法律面前不平等」，對國家法治水平的破壞和對個人權利的侵害。他認為國進民退、國富民窮會使權貴資本主義趨勢惡化，但這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當國家來做資本家時，嚴格說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市場經濟。國家作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又掌握立法權、司法權、執法權和行政權的機構，而且它可以壟斷強制力，由它來賺錢、經營企業，所有老百姓都處於弱勢一方，在這樣條件下，任何經濟交易就不再是市場交易，更不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的交易」。以下是亞洲週刊對陳志武的專訪摘要：
全球性經濟危機出現在二零零八年，這一年剛好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週年。你認為金融危機的發生對中國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我有很悲觀的一面，也有很樂觀的一面。悲觀的一面是，零八年開始，除了言論空間被收緊之外，國家四萬億元（人民幣，約五千九百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十大產業振興政策，從花錢的結構來看，很明顯是強化了國家在經濟中的地位，強化了國有企業資本對於社會資源的支配權，也就是所謂的「國進民退」。任何一個社會，資本供應量不是無限多的，四萬億讓國有企業得到好處後，必然意味著民營經濟得到資金的機會和總量變小，強化國有經濟，民營經濟的空間被壓得更小，對於產業結構來說，也可能進一步惡化。基礎性和重化工業的空間被加大，服務業和個人消費品有關的行業空間被縮小。這是很遺憾的，經濟危機導致國有經濟所控制的資源被進一步強化，對過去三十年總體市場化的改革來說這是一個逆轉。
但也有樂觀的一面，物極必反，比較理智的人應該看到的是，這一次經濟危機使得全球對於中國產品的需求大大下滑，到現在也未能恢復。這應該給決策層敲響警鐘。過去靠國家投資建設拉動經濟，這種經濟增長模式走到頭了，但四萬億投資還是按慣性的思維做這件事。繼續由國家來花錢，在大的設施和固定資產投資，這樣是強化了舊有的模式，會沒辦法再做下去。
「國進民退」會帶來什麼結果？
國富民窮的現實無法改變。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可能從投資驅動的模式轉型到內需驅動，特別是民間消費帶動的增長。這種轉型現在不可能發生，因為民窮。國有企業很富有，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國銀行，他們每年向財政部上繳分紅，但財政部花的錢是老百姓可以花的嗎？
我舉過一個例子，過去十年，美國所有的家庭存款、儲蓄加在一起，累計是一點五萬億美元；但是它的土地、房產等資產升值的部分給美國家庭帶來的財富增長累計是三十五萬億美元。對美國人來講他們收入增長的來源不是工資，而是資產升值，佔到三十五比一。中國呢？大家覺得土地升值了，國有企業不管是收入還是股票價值都上升了，但對任何中國個人來說，這跟我們沒關係，因為你不擁有這些資產。他們分紅也好、增值也好，只不過是國家可以花的錢又增加了。
就我做過的調查，老百姓可以消費的錢佔整個GDP的比重是越來越低的，相對於國家的收入，民間反而越來越窮。如果這個趨勢不能逆轉，中國要靠內需改變經濟增長模式的願望也很難實現。這就是為什麼過去十幾年學者和官員談了那麼多模式轉型，即使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也改變不過來。這和整個基礎制度的設計分不開，包括政治制度、法制制度、新聞媒體的放開和資產所有權的安排。
可是很多國有企業在國際上表現很好，也有經濟學者覺得「國進」不一定是壞事，你怎麼看？
有個問題我一直不能理解。過去幾年我寫了這麼多文章，政府管制和國家對方方面面的資源、對土地、企業的壟斷，或者說國有制，這兩方面帶來的負面作用應該是很好理解的。一方面，老百姓痛恨腐敗，抱怨政府的腐敗程度越來越嚴重；另一方面，同樣這些人，又希望政府能多做點事，能多管，不容許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民營化。把這些願望放在一起看，自相矛盾的地方是那麼明顯。
按一般普通的邏輯，既然你說權力不受制約，腐敗非常盛行，那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權力所能夠碰到、涉及的資源盡量壓縮。這就是私有化、民營化所要做的，把政府手中控制的企業、資源、土地，通過私有化的方式，盡量給個人去擁有，而不是保留在政府與權力手中。他們手中掌握的資源少了，權力再失控，對整個社會帶來的危害也是有限的。既然這麼多的腐敗大家都很痛恨，政府控制的這些審批權，應該盡量減少，這樣不也是可以讓權力和腐敗所涉及的空間壓縮得更小嗎？
換句話說，一個壞人，一個不可信的人，一個不受控制的人，你要是怕他，最好的辦法是你離他越遠越好，讓他控制的你的資源越少越好，那是一個正常人都會想到的解決方案。我覺得很疑惑的是，這麼多人，還有很多憤青，這些都不能看到，還希望政府管制更多。他們是給權力增加了更多的資源，惡化了權力資本化和權貴資本主義的總體趨勢。
有一種說法，覺得期待權力退場並不現實，可以考慮把已經完成權力資本化的那一部分合法化，然後再在法律的範圍裏去找邊界，你怎麼看這種說法？
我知道這是很多支持改革的經濟學家的思路，我也可以理解，也蠻同情這種看法的。回到鄧小平最初時期來看，當時的中國，如果要允許市場發揮一些空間的話，意識形態的阻力太大，所以有一個辦法就是先去腐蝕一下這個權力，讓權力感受到好處，通過最初的改革，讓他們自己的子女、家人享受到市場化帶來的好處。這是把意識形態非常強硬的掌權者先腐蝕一下，讓他們多少願意接受改革開放的政策。當初可能是沒辦法的、必要的讓步。
但是在過去三十年裏，我覺得我們錯過了好多次機會——最初可以這樣做，但到一定的時候，應該要改變這個局面，要面對真正的現實。到一定時候，不能再以「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來作為基本方針，任何一個社會，到最後必須要把你做的事不僅僅名要正，言也要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八九年是一次機會，到WTO前後，又是一次機會。
我們錯過了什麼機會？今後又該如何？
一是私有制改革，二是推出對權力的民主憲政的制衡這麼一個架構，放開新聞媒體。但很遺憾的是幾次機會都錯過了。拖的時間越長，通過權力和資本的結合形成的互相支持的利益群體，慣性會更強，更難去打破這個結構。當然，政治家和做學問的人不一樣。政治家如果有膽識的話，是可以利用任何一次危機，做出他想做的改革的舉措。
中國現在那麼多聰明的政府顧問，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做了很多的調整。比如說，讓資本家入黨，對「社會主義」做很多不同的解釋。我個人是很反對這種把「白」說成「非黑」，把「黑」說成「非白」，這會使得整個社會的文化變化，大家都去玩這種遊戲，沒有了對和錯的標準。不把「黑」和「白」最後分清，這樣的慣例維繫的時間越長，對整個社會的傷害越大。
專訪：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
國進民也進是大趨勢
崔之元表示，國有企業的收購現象，不代表國進民退，中國的經濟實踐表明，「國進民也進」。現在的國企已經進入了市場化。
記者/紀碩鳴
過去一年，中國出現了不少具國有背景的大企業收購民營企業的股份，令不少經濟學家擔憂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現象，也有學者不認同這樣的擔憂。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馬建堂提供了國有和民營企業單位數、工業總產值、資產、利潤總額、稅金總額和就業人數作對比。資料顯示，非國有企業(國有及國有控股之外的企業)二零零五年佔所有企業數量的比重為百分之八十九點八九，去年提升至百分之九十五；產值比重由二零零五年的百分之六十六點七二上升至去年的百分之七十一點六六；資產比重由二零零五年的百分之五十一點九五升至去年的百分之五十六點六二；利潤總額比重由二零零五年的百分之五十五點九六升至去年的百分之七十點三四；就業人數比重由百分之七十二點八一升至去年的百分之七十九點七零。他的結論是：「總體來講，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結論，統計資料並不支持國進民退的趨勢。」
不僅統計數據，就是從理論和實踐上來講，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目前出現的國有企業收購或者控股民營，也不能簡單歸結為負面的國進民退。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表示，國有企業的收購現象，不代表國進民退，中國的經濟實踐表明，國進民也進，重慶一系列藏富於民的政策措施就是「國民同進」。以下是訪問的主要內容。
怎麼看實際出現的國企收購控股民企的現象？
假定有國有收購這個現象，我認為也不會回到以前的計劃經濟時代，這一輪基本上是市場行為。主要是金融危機後，在全世界出現一個通過國有企業來挽救金融危機的現象，這是全世界的現象。通用汽車已經百分之六十國有化了；AIG百分之六十九；花旗銀行百分之三十六。為什麼國有化，中國一些民營企業被收購，實際上與西方解決金融危機的邏輯是一樣的。
以國有化的方式解救金融危機才能見效嗎？
金融家索羅斯說，一個最好的辦法，把銀行金融機構國有化，至少部分國有化了。迅速剝離壞帳，把黑洞補上了，這樣才能讓經濟啟動。現在基本上是這樣做的。原來入股花旗銀行，政府只是優先股，沒有投票權的，現在百分之三十六，奧巴馬是有投票權的。這和美國聯儲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的主張是相似的，這是從金融危機的實際情況而產生的。美國銀行有建行的百分之十九的股份，實在不行就出售，美國銀行靠在建行的股份，把國有化躲開了。在實際情況下，美國這樣一個市場化的國家都需要國進民退。
主流的觀點總認為，私有企業是最有效的，是這樣嗎？
這是誤區。二零零一年諾貝爾獎得主喬治．阿克爾洛夫，他是柏克萊加州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他提出所有者掠奪理論。因為所有者的權益只能來自淨資產，但淨資產加負債是總資產，現在民企的特點是關連企業特別多，每個企業都是有限責任，已經和亞當．斯密設想的公司不一樣了，老板可以把負債轉移到其他關連公司，你轉移出去更多，你會賺的。現在出現很多情況是大股東掏空本企業。重慶很多被國有化的企業是被迫的，面對私營企業老板把他自己的企業掏空了。西南證券是這樣。原來的萬洲商業銀行也是這樣。
你覺得應該怎樣去看待進和退呢？
作為戰略，有的時候可以是以退為進，退不是退出，而是為了更好的進。蒙牛事件中的牛根生就是從國有出來，現在又與國有結合。蒙牛一定有戰略考慮，而不是簡單的他退就讓國進，最後的結果拭目以待。國進還是民進是靈活的，是時進時退；另外是有的地方退，有的地方進；是一盤棋。
有人指國進民退是倒退，有沒有擔憂的必要？
現在批評國進民退的人，整個思想沒變，或變的很少。西方都在變了，都在重新進行探討，但現在批評國進民退的人，還抱著西方傳統的思想。現在國有企業經過脫胎換骨，是進入了市場化的國有企業，他們對現有的國有企業的認知有局限；第二是對一些事實判斷不清，把國進民退簡單化。改革實際上是不可逆轉的。也不排除有人為利益集團說話。有的學者不了解情況，特別普遍的問題是指民營企業受歧視，他們貸款有困難。這些東西在九十年代有，但現在系統性歧視是不存在的。
二十三卷四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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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價值”的傲慢與偏見（劉擎）
"特殊價值"的傲慢與偏見
劉擎
時下的輿論中，"普世價值"似乎正在貶值，而"特殊價值"不斷升值。所謂"價值"，是一個人或一個群體所真誠信奉的事物，是他們所珍視的重要的、有意義的和可貴的事物；至于信奉的價值是源自中國還是外國，幷不是其是非對錯的標準。批評者號稱，他們反感普世價值的理由之一，是某些西方人將其自身的價值强加給我們中國人；那麽，這種批判似乎針對的不是源自"西方"，而針對强權，是對傲慢與偏見的批判。
既然如此，如果"普世價值"可能被强權利用，那麽"特殊價值"就可以幸免嗎？實際上，"特殊價值論"也是西方頗爲流行的話語。這種話語主張，一切價值都是文化的産物，而所有文化都是特殊的，也是平等的。諸如此類的說法聽上去謙遜有禮，頗有寬容尊重的風範，却完全可能暗藏著西方中心主義的傲慢，因爲這裏隱含著雙重標準："我們"西方人才配得上享有那種價值標準，非西方的"他們"是配不上的。這種傾向，與因普世價值被西方首先提出而加以排斥是异曲同工的。
不久前辭世的波蘭裔思想家柯拉科夫斯基，對這種文化傲慢有一段令人深省的評論："一個歐洲人言稱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究竟是什麽意思呢？一般來說，他幷不是說，"如果他自己在報稅作假時敗露，就願意被剁手，或者，如果與婚外伴侶做愛被抓獲就願意被公開處以鞭刑（或對女人投以亂石）。在這種情形中，他們說這是《可蘭經》的律法，而我們必須尊重有別于我們自己的傳統。實質上是在說，如果那種情形發生在這兒是可怕的，而對于那些野蠻人就是理所當然的事。因此，這幷不是對我們所討論的其他文化傳統的尊重態度而是侮辱，而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說法最不適于表達這種尊重態度"。
柯拉科夫斯基表達了一個勇敢的洞見：尊重异己文化的恰當方式，不是說你特殊我也特殊，所以"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要講究是非對錯的原則。的確，有些原則具有文化的相對性，但不是所有的價值都是相對的。對西方霸權的抵制與反抗，也必須依據基本的普世價值。比如，美國軍人在關塔那摩監獄虐待囚犯，無可爭議地是錯的；而這一判斷離不開普世的人道價值標準，沒有這種標準，我們對所有的暴行都只能啞口無言。如果一方面用普世價值的原則來維護特殊價值，一方面又依據自己的標準指控各種霸權的傲慢與僞善，就將批判陷入了自相矛盾的邏輯。
關于特殊價值論，更有爭議的一個例子發生在英國殖民時期的印度。當地傳統中曾有"殉夫陪葬"（Sati）的風俗——在亡夫火葬的柴堆上將寡婦燒死陪葬。19世紀中葉英國殖民者意欲廢除這一傳統風俗，遭到地方首領代表的反對。時任英國駐印度總司令官的納皮爾爵士做如是回答："你們說燒死寡婦是你們的風俗。好吧，我們也有一個風俗：如果有男人把一個女人活活燒死，那麽我們就會在他們的脖子上拴上繩子，然後把他們吊起來。搭起你們的火葬柴堆吧！但在柴堆的旁邊，我的木匠會搭一個絞架。"
顯然，納皮爾爵士的"文化多元主義"背後有一種征服者的盛氣淩人。但這種解讀，即便正確，也沒有窮盡這個故事的全部意義。"殉夫陪葬"所體現的價值對嗎？可以因爲印度是一種特殊的异邦文化而不問這種凡俗的是非對錯嗎？况且，聽到地方首領們聲稱"這是我們的風俗"的時候，這個"我們"是否包括那些被送去陪葬的寡婦們？她們是否被不容分說地"被代表了"？
同樣，有些人主張"過濾敏感詞"是"我們的"特殊價值。不管他們內心是否真誠地熱愛"言論被審查"的體驗與意義，但請不要將自己的獨特愛好强加給沒有這種愛好的人。因爲基本的言論自由是言論責任的基礎，也是尋求真理的先决條件（否則連對普世與特殊的價值爭論、反思也不可能）。這是許多人珍視言論自由之價值的根本原因，它關係到普世的是非對錯標準，而不因其源自"西方"。而"一切都要與西方相左"，如同"一切都要以西方爲准"，都是依附盲從。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19期
http://magazine.caing.com/2010-05-07/100142087.html
劉擎
時下的輿論中，"普世價值"似乎正在貶值，而"特殊價值"不斷升值。所謂"價值"，是一個人或一個群體所真誠信奉的事物，是他們所珍視的重要的、有意義的和可貴的事物；至于信奉的價值是源自中國還是外國，幷不是其是非對錯的標準。批評者號稱，他們反感普世價值的理由之一，是某些西方人將其自身的價值强加給我們中國人；那麽，這種批判似乎針對的不是源自"西方"，而針對强權，是對傲慢與偏見的批判。
既然如此，如果"普世價值"可能被强權利用，那麽"特殊價值"就可以幸免嗎？實際上，"特殊價值論"也是西方頗爲流行的話語。這種話語主張，一切價值都是文化的産物，而所有文化都是特殊的，也是平等的。諸如此類的說法聽上去謙遜有禮，頗有寬容尊重的風範，却完全可能暗藏著西方中心主義的傲慢，因爲這裏隱含著雙重標準："我們"西方人才配得上享有那種價值標準，非西方的"他們"是配不上的。這種傾向，與因普世價值被西方首先提出而加以排斥是异曲同工的。
不久前辭世的波蘭裔思想家柯拉科夫斯基，對這種文化傲慢有一段令人深省的評論："一個歐洲人言稱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究竟是什麽意思呢？一般來說，他幷不是說，"如果他自己在報稅作假時敗露，就願意被剁手，或者，如果與婚外伴侶做愛被抓獲就願意被公開處以鞭刑（或對女人投以亂石）。在這種情形中，他們說這是《可蘭經》的律法，而我們必須尊重有別于我們自己的傳統。實質上是在說，如果那種情形發生在這兒是可怕的，而對于那些野蠻人就是理所當然的事。因此，這幷不是對我們所討論的其他文化傳統的尊重態度而是侮辱，而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說法最不適于表達這種尊重態度"。
柯拉科夫斯基表達了一個勇敢的洞見：尊重异己文化的恰當方式，不是說你特殊我也特殊，所以"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要講究是非對錯的原則。的確，有些原則具有文化的相對性，但不是所有的價值都是相對的。對西方霸權的抵制與反抗，也必須依據基本的普世價值。比如，美國軍人在關塔那摩監獄虐待囚犯，無可爭議地是錯的；而這一判斷離不開普世的人道價值標準，沒有這種標準，我們對所有的暴行都只能啞口無言。如果一方面用普世價值的原則來維護特殊價值，一方面又依據自己的標準指控各種霸權的傲慢與僞善，就將批判陷入了自相矛盾的邏輯。
關于特殊價值論，更有爭議的一個例子發生在英國殖民時期的印度。當地傳統中曾有"殉夫陪葬"（Sati）的風俗——在亡夫火葬的柴堆上將寡婦燒死陪葬。19世紀中葉英國殖民者意欲廢除這一傳統風俗，遭到地方首領代表的反對。時任英國駐印度總司令官的納皮爾爵士做如是回答："你們說燒死寡婦是你們的風俗。好吧，我們也有一個風俗：如果有男人把一個女人活活燒死，那麽我們就會在他們的脖子上拴上繩子，然後把他們吊起來。搭起你們的火葬柴堆吧！但在柴堆的旁邊，我的木匠會搭一個絞架。"
顯然，納皮爾爵士的"文化多元主義"背後有一種征服者的盛氣淩人。但這種解讀，即便正確，也沒有窮盡這個故事的全部意義。"殉夫陪葬"所體現的價值對嗎？可以因爲印度是一種特殊的异邦文化而不問這種凡俗的是非對錯嗎？况且，聽到地方首領們聲稱"這是我們的風俗"的時候，這個"我們"是否包括那些被送去陪葬的寡婦們？她們是否被不容分說地"被代表了"？
同樣，有些人主張"過濾敏感詞"是"我們的"特殊價值。不管他們內心是否真誠地熱愛"言論被審查"的體驗與意義，但請不要將自己的獨特愛好强加給沒有這種愛好的人。因爲基本的言論自由是言論責任的基礎，也是尋求真理的先决條件（否則連對普世與特殊的價值爭論、反思也不可能）。這是許多人珍視言論自由之價值的根本原因，它關係到普世的是非對錯標準，而不因其源自"西方"。而"一切都要與西方相左"，如同"一切都要以西方爲准"，都是依附盲從。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19期
http://magazine.caing.com/2010-05-07/100142087.html
盆地的世界（梁文道）
盆地的世界
梁文道
還記得北京奧運會前夕，中外媒體有過一段非常緊張的時刻。透過"Anti-CNN"等網站的努力,許多人第一次看到外國媒體對中國的"負面報道"。大家平常在國內報刊上，總是讀到不少振奮人心的好消息，從馬德里到新德里，似乎全球媒體都注意到了中國的成就，都要爭說中國人的好話，怎麽到了要主辦奧運會的關鍵時刻，他們却翻臉不認人，紛紛指責中國這樣不對、那樣不行了呢？這個落差實在太大。不少人非常憤怒，頗感裏頭埋藏著什麽不可告人的陰謀。
這多少是個誤會。熟悉外媒的朋友都曉得，那些"負面報道"其實一向都有，儘管這段期間確實也多了一點；但是你絕不可把它理解爲有與無的區別，而該視之爲由少漸多的過程。所以大家當時該問的問題，不是"爲什麽老外突然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態度變化"，而是"爲什麽他們會增加了'負面報道'的篇幅"。問題不同，答案和反應也就不一樣，而這兩者的分別可不是不重要的。
世界是一種感覺，它的界限决定于你所知的範圍。假設你一直活在一個內陸的盆地，不只從來沒有離開過它，甚至不知四周群山之外更有其他天地，你肯定會被一個外來的陌生人的證言嚇著；原來這個世界上還有一種叫作沙漠的東西嗎？原來陸地的邊界是無垠的大水？再讓我們假設，你雖不曾遠游他鄉，却清楚瞭解山外有山，河的下游是海洋，那麽，你所知道的世界肯定會比這個盆地大上許多吧？你對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肯定也會有了不同的自覺與認知。
同樣地，我們也能用這個盆地隱喻看待互聯網時代的世界。理論上，互聯網講究信息自由，無遠弗界，沒有任何一個網民是孤島。可事實上，我們都曉得每一個人都會因應自己的喜好，形成一套自己的上網慣性；除了少數人有不斷衝浪、不斷闖入新世界的嗜好，大多數人都只會來來去去光顧幾種固定的網站和網絡服務，如同長年住在一個盆地裏面。然而，只要我們知道這是一塊盆地，知道盆地之外別有天地，那麽我們的世界觀就不至于會出太大的問題。
我們如何在互聯網的盆地裏得知世界的存在呢？主要就靠搜索了。目前全世界有幾個國家特別重視網絡搜尋的審查，其方式和嚴格程度决定了盆地居民世界觀的樣貌。舉個例子，同樣是審查，監控部分網頁的進入與過濾搜尋的結果，却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前者使你知道這個世上有些東西是存在的，只不過你不能具體掌握它們究竟是什麽，好比一個盆地居民從未見過大海但起碼知道什麽叫海；後者則乾脆不讓你知道哪些東西是出現過的，它們徹底消失在你的視域外，讓你連海都沒聽說過。
世界是一種感覺，因此它在客觀的信息之外，還涉及了更細膩的某些主觀感受。譬如說，長期使用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 這些網站的人，都不可能百無聊賴到老是泡在自己看不懂的外語裏頭；可是當他們在用自己的母語歡快交流時，會模糊地意識到這只是人類社會的語種之一，在我們的圈子之外還有很多不同的圈子，因爲偶爾會有些信息穿越了這些圈子的邊際。例如一條短片，你發現它是西班牙文的搞笑新聞，它既然得到世界各地網民的熱捧，于是你也不妨八卦一下，順便看看片子下方各種陌生語種的反饋與留言。看不懂不要緊，起碼這一刻你感覺到自己正與世界同樂；我們雖不能體會它的全部內容，可是我們又能神奇地與陌生人達致一刹那的交流。
當然啦，你也可以上"優酷"，中國版的Youtube。裏頭一樣有很多國外熱播的視頻，只不過它要靠一群有心的網絡"搬運工"轉接上載；你不曉得他們的搬運是否及時，也不曉得他們搬運的標準是什麽。更重要的是，你不能看到世界上其他人的反應，不能自己隨意瀏覽、發掘那些仍未被"搬運工"注意到的東西，不能感到那種普世跨國的分享快感。也就是說，就算你在"優酷"欣賞到了一條據說連外國人也十分喜歡的短片，可是背後那個模模糊糊但又確實存在的叫做 "世界"的感覺不見了。同樣的短片，同樣的信息，背後的雜音不同，世界也就不再一樣了。
我們不得不承認，就算"百度""優酷""開心網"與"新浪微博"的功能再强大，使用者的數量再多，始終還不是一個世界性的平臺。你可以關起門來在上面玩得不亦樂乎，甚或期盼它們有朝一日會成爲真正全球共享的工具；但是這一刻，你却失去了世界，那種知覺的背景，以及資訊流動的真正邊界。
如果一個大國，就像一個不知道自己有近視的大個子，人人都怕他，可他看不清其他人一目了然的角落與障礙，也看不見人家眼中的神色，爲什麽不能跑去配一副度數合宜的眼鏡，看看盆地外頭的世界呢？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14期
http://magazine.caing.com/2010-04-02/100131545.html
梁文道
還記得北京奧運會前夕，中外媒體有過一段非常緊張的時刻。透過"Anti-CNN"等網站的努力,許多人第一次看到外國媒體對中國的"負面報道"。大家平常在國內報刊上，總是讀到不少振奮人心的好消息，從馬德里到新德里，似乎全球媒體都注意到了中國的成就，都要爭說中國人的好話，怎麽到了要主辦奧運會的關鍵時刻，他們却翻臉不認人，紛紛指責中國這樣不對、那樣不行了呢？這個落差實在太大。不少人非常憤怒，頗感裏頭埋藏著什麽不可告人的陰謀。
這多少是個誤會。熟悉外媒的朋友都曉得，那些"負面報道"其實一向都有，儘管這段期間確實也多了一點；但是你絕不可把它理解爲有與無的區別，而該視之爲由少漸多的過程。所以大家當時該問的問題，不是"爲什麽老外突然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態度變化"，而是"爲什麽他們會增加了'負面報道'的篇幅"。問題不同，答案和反應也就不一樣，而這兩者的分別可不是不重要的。
世界是一種感覺，它的界限决定于你所知的範圍。假設你一直活在一個內陸的盆地，不只從來沒有離開過它，甚至不知四周群山之外更有其他天地，你肯定會被一個外來的陌生人的證言嚇著；原來這個世界上還有一種叫作沙漠的東西嗎？原來陸地的邊界是無垠的大水？再讓我們假設，你雖不曾遠游他鄉，却清楚瞭解山外有山，河的下游是海洋，那麽，你所知道的世界肯定會比這個盆地大上許多吧？你對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肯定也會有了不同的自覺與認知。
同樣地，我們也能用這個盆地隱喻看待互聯網時代的世界。理論上，互聯網講究信息自由，無遠弗界，沒有任何一個網民是孤島。可事實上，我們都曉得每一個人都會因應自己的喜好，形成一套自己的上網慣性；除了少數人有不斷衝浪、不斷闖入新世界的嗜好，大多數人都只會來來去去光顧幾種固定的網站和網絡服務，如同長年住在一個盆地裏面。然而，只要我們知道這是一塊盆地，知道盆地之外別有天地，那麽我們的世界觀就不至于會出太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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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一種感覺，因此它在客觀的信息之外，還涉及了更細膩的某些主觀感受。譬如說，長期使用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 這些網站的人，都不可能百無聊賴到老是泡在自己看不懂的外語裏頭；可是當他們在用自己的母語歡快交流時，會模糊地意識到這只是人類社會的語種之一，在我們的圈子之外還有很多不同的圈子，因爲偶爾會有些信息穿越了這些圈子的邊際。例如一條短片，你發現它是西班牙文的搞笑新聞，它既然得到世界各地網民的熱捧，于是你也不妨八卦一下，順便看看片子下方各種陌生語種的反饋與留言。看不懂不要緊，起碼這一刻你感覺到自己正與世界同樂；我們雖不能體會它的全部內容，可是我們又能神奇地與陌生人達致一刹那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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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得不承認，就算"百度""優酷""開心網"與"新浪微博"的功能再强大，使用者的數量再多，始終還不是一個世界性的平臺。你可以關起門來在上面玩得不亦樂乎，甚或期盼它們有朝一日會成爲真正全球共享的工具；但是這一刻，你却失去了世界，那種知覺的背景，以及資訊流動的真正邊界。
如果一個大國，就像一個不知道自己有近視的大個子，人人都怕他，可他看不清其他人一目了然的角落與障礙，也看不見人家眼中的神色，爲什麽不能跑去配一副度數合宜的眼鏡，看看盆地外頭的世界呢？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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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現代文明在中國的土地上生長
袁偉時：讓現代文明在中國的土地上生長
——答《鳳凰周刊》特約撰稿員武雲溥
儒學裂變與工商文明的抗爭
鳳凰周刊：您在《晚清大變局》中曾經講過，"經世致用"是源自儒學內部的一種思潮，鴉片戰爭之後，滿清統治階層基本就是用這一思潮來應付困境。
袁偉時：鴉片戰爭以後社會思潮變化是比較複雜的，然而主綫很清楚：一個是儒學裂變，另外一個是西方的思潮進入中國。 "經世致用"是儒學的一個優良傳統，以自然經濟爲基礎的傳統社會，碰到的問題在中國原有的知識框架裏面大致可以找到答案，它足以應對自如。但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面對的是嶄新的思想文化體系，兩個體系碰撞透出的信息是"中國不如外國"。這種情况下，必然面臨知識更新問題。有好多開明的官僚、士紳，用"經世致用"這種思維方法研究外國的思想、文化和制度，這對中國轉型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另外一面，"經世致用"的前提，是堅持中國文化的原有特質，尤其是"道"不能變。于是它也可能變成抵抗外來思想的堡壘，從而産生很多矛盾。
鳳凰周刊：當時的知識精英們對傳統文化的看法也有很多矛盾，有主張走得更遠一些的，也有很多堅持"中學爲體"的。
袁偉時：19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馮桂芬爲代表，提出"中體西用"的綱領，在當時來講是很先進的，但沒有成爲主流思想。問題在外國人即所謂"蠻夷"與華夏民族之間的關係定性。大部分人堅持認爲，華夏文明從根本上比蠻夷文明高尚、高明。
鳳凰周刊：就是堅持"天朝上國"的思維定勢。
袁偉時：這方面問題非常嚴重。一些著名學者，認爲"師夷長技"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廣東的梁廷楠是學界重鎮，他撰寫的《粵海關志》至今仍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他的《海國四說》和《夷氛聞記》也是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名著。他注意研究外國，不是頑固派。但他堅决認爲："今天下非無講求勝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師夷長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資其力，又師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學，失體孰甚！"（《夷氛聞記》）直截了當批評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的師夷長技，是對天朝的侮辱。這表明儒學要應對外來的挑戰，阻力非常大。不要講整個制度的改革，就連細微末節的改革都碰到重重障礙。鴉片戰爭之後，基本的問題是原有的制度、傳統的觀念，成爲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的主要障礙。有些人把外來侵略看作是主要障礙。外來侵略當然要反對，但唯一的辦法是先學習它，改革自己。日本的明治維新走的就是這條路。我們却走向另外一條荊棘密布的路。
鳳凰周刊：這種阻礙作用表現在哪里呢？
袁偉時：思想上的障礙主要是"天朝上國"不用向"蠻夷"學習，相應地頑固地堅持以三綱爲核心的宗法專制體系，極力阻礙中國人衝破網羅成爲可以自由、自主地施展才華的權利主體。從制度上來講，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抵抗商業化——市場經濟制度。什麽東西都是政治挂帥，什麽東西都講儀禮、體制——那些不是實質問題，只是一些很枝節的東西。現在看起來很好笑，當時朝野官紳却認爲是關乎國家體制的很大的事。
抵抗商業化，導致很多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有益的東西都被拒絕。比如，鴉片戰爭以後，外國的輪船進入到中國來，開始搞航運業。這時候中國的商人非常敏銳，馬上冀圖發展自己的航運業，官方就是不准。一直到20世紀，很多所謂外國的航運企業，大批資金是中國商人的，其實是假洋鬼子。最近三十年也有不少假外資、合資企業，一模一樣啊！李鴻章是中國航運業很重要的推動者，創辦了輪船招商局。但是19世紀60年代，商人們申請購買輪船發展航運的時候，他死活不批准，實際上限制乃至剝奪了公民的經濟自由。
商業化代表新的工商文明，是摧毀舊制度的革命性的力量，可以推動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革。但它在中國不能順暢發展，不是中國商人不敏銳，也不缺經商的才華，問題在官方要壟斷經濟活動。一直到今天，這個問題還沒有徹底解决。發達國家，國有經濟占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一般都沒有超過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百分之五以下的比較多。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比重高一些，也不過百分之十左右。另一個基本情况，全世界的國有企業，大部分辦得不好，虧錢的很多。有些國家比如新加坡，國有企業辦得較好，但它只有710平方公里，364萬多人，面積相當于香港70%，人口約一半，這個城市國家本身就像一個大公司，不具普遍意義。
鳳凰周刊：中國的現狀又是怎樣的？
袁偉時：中國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國家統計局發布一大堆數據，證明中國現在沒有"國進民退"。但銀行的貸款大部分給了國有企業，投入和産出很不相稱。中國人創造的大量財富，投入到産出不高甚至虧本的國有企業裏面。而與此同時，民營企業雖然得到的支持很不充分，却依然以它本身頑强的生命力，占據整個經濟的相當大分量。政府應該盡職盡責，努力支持民營經濟，不要再上演虧本國企硬吞盈利私企的荒誕劇，讓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站在同一起跑綫上。抓住這個關鍵，才會有真正的經濟轉型，中國的發展才有堅實的基礎。
從維新到革命，失之交臂的憲政
鳳凰周刊：進步思潮遭到官方壓制是當時的情况，不過這些思潮也催生了社會變化，傳統的"重道輕藝"、"重農抑商"觀念都受到懷疑，發展工商業的想法逐漸由民間呼聲上升爲官方政策，比如洋務運動。這些變化的實質如何？
袁偉時：官方確實有些變革，比如辦工業，既辦軍用工業也辦民用工業，但還是官僚壟斷。有些企業明明是私商辦的，也要"官督商辦"。
鴉片戰爭後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領域都有所變革，但是都非常艱難。經濟領域的變革，主要是要接受市場經濟。對清政府來講這是非常困難的，它認爲財富應該掌握在官府的手上，不願意民間成爲經濟活動的主體。中國歷史上商人有多次發展海外貿易的衝動，官方竟然狠狠打壓：不准造大船，不准到海外去貿易，甚至船上帶糧食、鐵器都有數量限制，正常的商業變爲犯罪。把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逼上梁山做海盜，中國喪失掉轉型的强大動力。可是西方國家官商合夥，武裝起來，依靠商人進行商業冒險活動，成功發展起來了，推動現代社會成長。中國傳統文化與這些格格不入，經濟領域的這些束縛，鴉片戰爭以後繼續在發揮作用。
鳳凰周刊：甚至在後來百多年的時間裏一直在發揮作用，我們看到"國與民爭富"的話題在很多時期都有爭論。
袁偉時：對。在某些人眼中，私人經濟、私人工商業、私人大富豪，都是應該打擊的對象。
鴉片戰爭後不久，魏源就提出來，官辦企業辦一兩個就可以了，剩下大部分要交給商人去辦。19世紀60年代郭嵩燾則說，發展經濟，一定要靠私商，一定要處理好私商與政府的關係。到70年代，鄭觀應更大聲疾呼，不但要靠私人來發展經濟，而且官府的所有的輪船，也應該交給私人去經營。利益决定私商認真經營，提高産品的質量，否則他的身家性命就不保了。但在這個問題上清政府一直不清醒，抗拒，排斥。再加上傳統文化裏面還有各種奇奇怪怪的東西在起作用。比如修鐵路，就不能經過某些關口，說破壞了風水，給外敵入侵開路。特別是皇帝的陵墓附近，方圓百里都不能修鐵路，以免驚動先帝！
鳳凰周刊：這些觀念一直到什麽時候才有所改變呢？
袁偉時：甲午戰爭，中國人歷來看不起的小國日本，把中國打得一敗塗地以後，官方才轉而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到義和團事件以後，慈禧太后他們就轉過來了。到民國建立以後，袁世凱等人也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重視市場的完善。但是，到了國民黨統治時代，又逐步進入官辦企業壟斷時期，這個影響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完全消除。在經濟領域，不管辦什麽企業，總要官方批准，設置很多障礙，爲貪污腐敗留下了很大的空間。辦企業的難易是判斷國家和地區開放程度的溫度計，非常靈敏，非常準確。
鳳凰周刊：接下來談政治領域的變革思潮，中國知識階層提出了"維新"的口號，慢慢發展成"革命"。
袁偉時：對。在維新思潮起來以前，以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爲代表，提出很多很好的主張，其中包括要開國會，這就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了。馮桂芬、郭嵩燾他們也一再提出，要解决"君民阻隔"問題。先驅們一再批評學西方，沒有學到根本——根本在哪里？在他們的市場經濟，在他們的國會，在他們的民選的政府和地方自治，在他們的法治。這些我們都沒有學到手，官商之間，官民之間，關係就不正常了。
義和團事件以後，慈禧太后仿佛變了一個人，她推動了中國各個領域的大改革。清政府最後十年的新政，進行了五個領域的大改革，這些改革都是革命性的。
成績最顯著的是教育改革。廢科舉，將中國教育推入現代教育軌道。
第二是經濟改革。從原來著重發展官辦企業，變成支持私人企業的發展；各級政府非常賣力招商；制定了不少法律，完善市場經濟制度。
第三個是司法領域的改革。廢除傳統的中華法系，引進大陸法系，確立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制定了民事刑事訴訟法、刑律和民律草案；改變行政、司法不分的傳統，組建了新式的法院和檢察院，推動司法獨立。
第四是外交體制改革。徹底拋弃"天朝上國"觀念，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組爲外務部，和异邦平等相處。
第五就是政治體制改革，預備立憲。官方從上到下在全國進行公民權利義務和憲政教育；這樣大規模的公民教育，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以縣爲基本單位，推行地方自治。各省成立咨議局，中央成立資政院，讓中國人和軍政大員逐步適應民主政治。
有些學者把這些改革稱爲"新政革命"。可惜，百年來不少當權的政治家不瞭解這些改革的深遠意義，有些非常重要的工作竟然中斷了。呵呵，公民教育，地方自治，是不是有點另類氣息了？
鳳凰周刊：爲什麽這些改革的成果沒有留存下來呢？
袁偉時：改革的失敗，主要是關鍵時刻不能當機立斷。1910年各省咨議局組成聯合會，領導了全國幾次要求實行憲政的請願，提出在1911年就實行憲政。迫于民間的壓力，清政府頒布聖旨，說中國人實行憲政的條件不够，還是要準備好才行——但是可以縮短預備立憲的時間，提前在宣統五年（1913 年）實行憲政。不過，宣統三年革命就爆發了，再也沒有宣統五年了。機會稍縱即逝，統治階層不能當機立斷，斷送了清王朝。
鳳凰周刊：就算革命沒有爆發，給清政府時間，您覺得它的憲政改革能成功嗎？
袁偉時：我估計會成功。因爲各方面已經按部就班做了大量的工作。民主在生長，公民社會在生長，全國和各省的議員很敢講話，言論自由，輿論監督的力量很强。清政府爲什麽會被推翻？很重要的一條是因爲它是少數民族政權，不論知識階層還是一般老百姓，都不太願意接受所謂异族的統治，對少數民族政權始終耿耿于懷。假如當時當機立斷，立即實行憲政的話，這個矛盾是可以化解的，至少是有很大可能化解。
啓蒙運動和長辮子的鬥爭
鳳凰周刊：一場戰爭的失敗，如何引發了社會思潮的風起雲涌？
袁偉時：歸根到底，是思想文化領域不斷進行啓蒙的成果。這種啓蒙工作從鴉片戰爭之前就開始做了，1833年德國傳教士郭實臘在廣州辦起了中國第一份現代雜志《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介紹世界各國的歷史和現狀；其中相當大一部分內容就講到外國有國之公會，是實行法治的，皇帝和庶民都要遵從法律，政府、議會都尊重國民"自主之理"、"自主之利"，自主就是自由。播下了新文化運動的種子。鴉片戰爭以後到甲午戰爭之前，這樣的啓蒙活動主要是由西方在華人士——大部分是傳教士——來完成的，其中影響特別大的是外國傳教士辦的《萬國公報》，還有他們辦的很多教會學校，發揮了很大作用。這個時期翻譯西方書籍的主力也是外國傳教士。
甲午戰爭失敗以後，中國知識階層相當一部分人已經瞭解現代文明的進程。他們站出來大聲疾呼，說中國再不變不行了。其中特別深刻的是嚴複，而在群衆中影響最大的是康、梁。再到辛亥革命後的新文化運動，很多知識分子在努力推動中國思想文化的變革。
鳳凰周刊：然而早期思想者對西方社會思潮的理解也存在不少問題，您如何看待康、梁等人的主張？
袁偉時：現在史學界很多人有個共識：戊戌變法所以會失敗，慈禧太后的專橫是一個方面的因素，但主要是因爲康有爲他們太魯莽了。他提出的很多措施是完全不必要的，比如，要改變服裝啦，要改變紀年啦，這些都是無關緊要的東西，可在傳統文化看來却是一個政權的命根子，康有爲偏要從這裏下手。另外他也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判斷不準確，居然挑動袁世凱出兵包圍頤和園，捉拿慈禧太后。慈禧當時是支持變法的。光緒和康有爲有些改革太幼稚了，他們好像惟恐反對力量不够强大，一下子將很多官員撤掉，一下子又想將很多隻懂傳統文化的知識階層的出路斷掉，製造了大量敵人。
鳳凰周刊：類似剪辮子之類，其實是民衆生活方式的問題，爲什麽在晚清思想領域的鬥爭裏，總有些矛頭要指向辮子、小脚之類？
袁偉時：這些都是激進分子的幼稚病。他們學西方文化，學現代文明，在細枝末節問題上大做文章，到最後則變成利益驅動。現在那些提倡讀經、穿漢服什麽的，都很好笑。個別人是真誠的"國學"迷，但頗多搞讀經和辦私塾的，不是真正要發揚傳統文化，而是變成一個很大的産業。
鳳凰周刊：鴉片戰爭給民衆生活方式帶來的衝擊和改變，比如西式服飾、語言和生活習俗的傳入，使得剪辮子、穿洋裝、改禮節等新面貌，逐漸出現于古老的中國人身上。這其中既有民間的好奇和自發追崇，也有很大力量來自官方的宣揚推動。爲何當時的的統治階層會有這樣的考慮，要改變"祖宗定下的規矩"？是否這些平常小事，也成了改革的突破口？
袁偉時：這些改變是很自然的。中國人生活方式的轉型，主要是基于方便、實用、美觀，自己感覺到舒適，自然就接受了。比如你留長辮子很麻煩，但是你剪一個短頭髮，衛生，方便，美觀。要是穿長袍馬褂，夏天就很不舒服，穿T裇好凉快啊，自然就推廣了。公權力不應該干預公民的私事，而應該把改革的關鍵問題抓住。
可是，有些人就糊裏糊塗，甚至有一些自由派的朋友們，也拼命抨擊新文化運動。其實他們對新文化運動根本不瞭解。現代化的過程一定要伴隨思想變革，這個思想變革就是新文化運動。它要批判的是傳統文化中的宗法專制成分，普及現代文明中的人類共同價值觀念；"文化斷裂"云云與新文化運動風馬牛不相及。從1911到1949，特別是國民黨專制統治建立以前，文化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哪里有什麽斷裂？！沒有思想變革，中國大部分人想要的民主政治、公民自由、健全法治……是得不到的。思想變革是一切變革的先導和基礎，離開新文化運動，現代化不過是鏡花水月。
激進思潮與歷史的回頭路
鳳凰周刊：鴉片戰爭之後百年，西方傳入的民主政治思潮，逐漸成爲幾代中國進步人士追求的目標。有一種看法是，似乎只有民族危機來臨，專制政權的民主改革才會被迫邁開步子。您有何評價？
袁偉時：民族危機到來時，爲了尋求民衆的支持，統治階層往往向民衆讓步，開始民主改革。就好比清末的改革，就帶著"救亡"因素。但是我不同意將這個觀點絕對化。不能否定市場經濟發展和思想變革的作用。
市場經濟加現代文明知識普及，一定催生公民的權利意識，成爲制度變革的强大基礎。比如有個很奇怪的現象，民國一成立，那些軍政大員包括原大清帝國的高官，异口同聲都是民主，法治，軍人不得幹政，司法要獨立。儘管他們說的跟做的可能背道而馳，但在思想觀念上也認爲現代政治制度是對的，不遵守是理虧的。民國初年那些軍閥要執掌政權，都要想辦法利用國會。大家不是駡曹錕賄選嗎？另一方面說明他知道，想要當大總統，還是要收買選票——有了投票這個程序，統治才有合法性。
鳳凰周刊：爲何幾代人努力至今，仍然舉步維艱，有太多的常識需要普及？在您看來，是鴉片戰爭的炮聲依然沒有震醒中國人，還是阻礙民主進程的保守思潮仍然强大，幷且能够修補自身漏洞？
鳳凰周刊：當權者的專制是一個方面，但我們不要光指責這個方面，還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在我看來，許多民間進步人士和在野的政治家在某些事情上做得很魯莽，也會推遲民主政治的到來。
鳳凰周刊：比如剛才您提到康有爲就很魯莽，激起既得利益集團的猛烈反彈。
袁偉時：對。民國初年中國憲政爲什麽不能鞏固？很重要的一點是國民黨太幼稚，太極端，是當時激進主義的代表。
孫中山是國民黨主要領袖，他不顧客觀實際硬要發動二次革命，不但國民黨一蹶不振，而且把和平憲政的進程斷送了。
民國初年實際主持國民黨工作的宋教仁也是非常幼稚的。當時所以能够實現南北統一，很重要的是革命派的政治妥協，同意只要袁世凱支持共和，就讓他當大總統。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立即打電報給袁世凱，重申虛位以待，未來的大總統非你莫屬。1912年8月，孫中山、黃興到北京面見袁世凱，雙方達成默契：未來十年，讓袁世凱當大總統，孫中山他們則去發展實業，修20萬里鐵路。
可是以宋教仁爲代表的國民黨的另外一派人，非常年輕，沒有政治經驗，他們力圖通過選票，一下子把權力從袁世凱手上奪回來。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這個幼稚的想法從民國元年就開始出現了。
孫中山當臨時大總統，實行的是總統制。當時宋教仁曾經提出來要實行內閣制，孫中山堅决反對。但是袁世凱當選臨時大總統了，宋教仁他們在孫中山支持下，馬上變臉。沒有和袁世凱商量，就制定《臨時約法》，把總統制改成內閣制。無非是做好圈套讓袁世凱鑽：當虛位大總統，國家權力仍然在國民黨手上。後來更發展到打算不讓袁世凱當大總統。有人主張黎元洪來當，有人主張黃興來當。不管是黎還是黃，內閣總理都將是多數党領袖宋教仁——這就是要改變當時整個政治格局。國民黨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健全法治，讓民主政治走上正軌，而是一下子就想通過政體的轉變，把行政權奪回去。他們沒有考慮，實力最强的袁世凱和北洋集團會同意這樣的改變嗎？如果不同意，會帶來怎樣的後果？
中國的民主政治想要上軌道，要特別注意這種激進主義。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不少人批評激進主義。我說批判激進主義是對的，可惜找錯了對象：那些朋友以爲思想啓蒙、宣揚現代政治的進步觀念，就是激進主義。于是，起勁批評新文化運動。錯了！激進主義的代表是國民黨，是那些力圖立即奪取權力的革命派，他們才是不顧實際的魯莽的激進派。倘若按照清末憲政的路子，循序漸進，推進地方自治，健全法治和議會，民主憲政會從中國的土地上慢慢生長出來。但是年輕的革命黨人不顧實際，造成很大損失。結果是一再走回頭路，一次又一次從原點再出發。
鳳凰周刊：實際上一百多年來我們頻繁地走回頭路，您覺得這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有某種規律存在？
袁偉時：歸根到底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惰性。一言難盡，簡單地說，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多東西是瑰寶；所有物質的、非物質的文化遺産，都應該保護起來。至于哪些進博物館，哪些在現實生活中繼續生長，那是自然選擇過程。讓各種文化兼容幷包，自由交流，不要干預公民的創造和選擇，文化就健康成長了。
歷史的教訓是老百姓喜歡的，有些人總是搬弄"民族大義"之類的大棒加于打擊、壓制。褲脚多寬，袖子多長，扣子應該扣幾個，成了純潔與腐朽的分界綫！文明，文化，沒有國界。我們一再選擇錯誤的道路，說明現代文明在中國始終沒有真正植下根來。
現代文明是人類共同創造的。文明在自己的進程中總是不斷出現問題。這些問題應該怎麽解决，人們沒有現成的經驗，包括發達國家也在不斷摸索、改進。比如從19世紀乃至更早就不斷折磨人類的貧富差距問題，經濟危機問題，人類爲什麽會自相大規模殘殺？如此等等。年輕的中國知識階層一打開國門，就面對世界性的難題。可是，中國沒有世界性的大思想家來解釋這些問題，于是只能够變成那些極端思潮的擁躉。
鳳凰周刊：就好像您剛才講到的，中國沒有自己生長出現代文明，所以只能不斷從外面去學習，去"拿來"。
袁偉時：對，而且你學和拿的時候，又不是學人家的真道理，甚至走了岔路。要知道不論怎麽變，公民自由、法治、民主和保護財産所有權是不能變的，這是現代文明不能逾越的底綫。守住現代文明的底綫，局部錯誤是容易糾正的。比如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它的一大批企業國有化，但是它守住了基本底綫，看到國有企業效率很低，此路不通，慢慢就改回去了。再看美國，面對世界性難題，搞出一個羅斯福新政，提出得到毛澤東主席贊賞的四大自由，接受了社會主義的合理成分，就把人類文明推進到新的階段，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融合，最後以1991年蘇聯的瓦解吹響冷戰的終結號。也就是說，我們考慮歷史問題，還是要著眼世界文明發展的全局。
原載《鳳凰周刊》2010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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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鳳凰周刊》特約撰稿員武雲溥
儒學裂變與工商文明的抗爭
鳳凰周刊：您在《晚清大變局》中曾經講過，"經世致用"是源自儒學內部的一種思潮，鴉片戰爭之後，滿清統治階層基本就是用這一思潮來應付困境。
袁偉時：鴉片戰爭以後社會思潮變化是比較複雜的，然而主綫很清楚：一個是儒學裂變，另外一個是西方的思潮進入中國。 "經世致用"是儒學的一個優良傳統，以自然經濟爲基礎的傳統社會，碰到的問題在中國原有的知識框架裏面大致可以找到答案，它足以應對自如。但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面對的是嶄新的思想文化體系，兩個體系碰撞透出的信息是"中國不如外國"。這種情况下，必然面臨知識更新問題。有好多開明的官僚、士紳，用"經世致用"這種思維方法研究外國的思想、文化和制度，這對中國轉型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另外一面，"經世致用"的前提，是堅持中國文化的原有特質，尤其是"道"不能變。于是它也可能變成抵抗外來思想的堡壘，從而産生很多矛盾。
鳳凰周刊：當時的知識精英們對傳統文化的看法也有很多矛盾，有主張走得更遠一些的，也有很多堅持"中學爲體"的。
袁偉時：19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馮桂芬爲代表，提出"中體西用"的綱領，在當時來講是很先進的，但沒有成爲主流思想。問題在外國人即所謂"蠻夷"與華夏民族之間的關係定性。大部分人堅持認爲，華夏文明從根本上比蠻夷文明高尚、高明。
鳳凰周刊：就是堅持"天朝上國"的思維定勢。
袁偉時：這方面問題非常嚴重。一些著名學者，認爲"師夷長技"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廣東的梁廷楠是學界重鎮，他撰寫的《粵海關志》至今仍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他的《海國四說》和《夷氛聞記》也是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名著。他注意研究外國，不是頑固派。但他堅决認爲："今天下非無講求勝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師夷長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資其力，又師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學，失體孰甚！"（《夷氛聞記》）直截了當批評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的師夷長技，是對天朝的侮辱。這表明儒學要應對外來的挑戰，阻力非常大。不要講整個制度的改革，就連細微末節的改革都碰到重重障礙。鴉片戰爭之後，基本的問題是原有的制度、傳統的觀念，成爲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的主要障礙。有些人把外來侵略看作是主要障礙。外來侵略當然要反對，但唯一的辦法是先學習它，改革自己。日本的明治維新走的就是這條路。我們却走向另外一條荊棘密布的路。
鳳凰周刊：這種阻礙作用表現在哪里呢？
袁偉時：思想上的障礙主要是"天朝上國"不用向"蠻夷"學習，相應地頑固地堅持以三綱爲核心的宗法專制體系，極力阻礙中國人衝破網羅成爲可以自由、自主地施展才華的權利主體。從制度上來講，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抵抗商業化——市場經濟制度。什麽東西都是政治挂帥，什麽東西都講儀禮、體制——那些不是實質問題，只是一些很枝節的東西。現在看起來很好笑，當時朝野官紳却認爲是關乎國家體制的很大的事。
抵抗商業化，導致很多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有益的東西都被拒絕。比如，鴉片戰爭以後，外國的輪船進入到中國來，開始搞航運業。這時候中國的商人非常敏銳，馬上冀圖發展自己的航運業，官方就是不准。一直到20世紀，很多所謂外國的航運企業，大批資金是中國商人的，其實是假洋鬼子。最近三十年也有不少假外資、合資企業，一模一樣啊！李鴻章是中國航運業很重要的推動者，創辦了輪船招商局。但是19世紀60年代，商人們申請購買輪船發展航運的時候，他死活不批准，實際上限制乃至剝奪了公民的經濟自由。
商業化代表新的工商文明，是摧毀舊制度的革命性的力量，可以推動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革。但它在中國不能順暢發展，不是中國商人不敏銳，也不缺經商的才華，問題在官方要壟斷經濟活動。一直到今天，這個問題還沒有徹底解决。發達國家，國有經濟占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一般都沒有超過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百分之五以下的比較多。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比重高一些，也不過百分之十左右。另一個基本情况，全世界的國有企業，大部分辦得不好，虧錢的很多。有些國家比如新加坡，國有企業辦得較好，但它只有710平方公里，364萬多人，面積相當于香港70%，人口約一半，這個城市國家本身就像一個大公司，不具普遍意義。
鳳凰周刊：中國的現狀又是怎樣的？
袁偉時：中國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國家統計局發布一大堆數據，證明中國現在沒有"國進民退"。但銀行的貸款大部分給了國有企業，投入和産出很不相稱。中國人創造的大量財富，投入到産出不高甚至虧本的國有企業裏面。而與此同時，民營企業雖然得到的支持很不充分，却依然以它本身頑强的生命力，占據整個經濟的相當大分量。政府應該盡職盡責，努力支持民營經濟，不要再上演虧本國企硬吞盈利私企的荒誕劇，讓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站在同一起跑綫上。抓住這個關鍵，才會有真正的經濟轉型，中國的發展才有堅實的基礎。
從維新到革命，失之交臂的憲政
鳳凰周刊：進步思潮遭到官方壓制是當時的情况，不過這些思潮也催生了社會變化，傳統的"重道輕藝"、"重農抑商"觀念都受到懷疑，發展工商業的想法逐漸由民間呼聲上升爲官方政策，比如洋務運動。這些變化的實質如何？
袁偉時：官方確實有些變革，比如辦工業，既辦軍用工業也辦民用工業，但還是官僚壟斷。有些企業明明是私商辦的，也要"官督商辦"。
鴉片戰爭後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領域都有所變革，但是都非常艱難。經濟領域的變革，主要是要接受市場經濟。對清政府來講這是非常困難的，它認爲財富應該掌握在官府的手上，不願意民間成爲經濟活動的主體。中國歷史上商人有多次發展海外貿易的衝動，官方竟然狠狠打壓：不准造大船，不准到海外去貿易，甚至船上帶糧食、鐵器都有數量限制，正常的商業變爲犯罪。把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逼上梁山做海盜，中國喪失掉轉型的强大動力。可是西方國家官商合夥，武裝起來，依靠商人進行商業冒險活動，成功發展起來了，推動現代社會成長。中國傳統文化與這些格格不入，經濟領域的這些束縛，鴉片戰爭以後繼續在發揮作用。
鳳凰周刊：甚至在後來百多年的時間裏一直在發揮作用，我們看到"國與民爭富"的話題在很多時期都有爭論。
袁偉時：對。在某些人眼中，私人經濟、私人工商業、私人大富豪，都是應該打擊的對象。
鴉片戰爭後不久，魏源就提出來，官辦企業辦一兩個就可以了，剩下大部分要交給商人去辦。19世紀60年代郭嵩燾則說，發展經濟，一定要靠私商，一定要處理好私商與政府的關係。到70年代，鄭觀應更大聲疾呼，不但要靠私人來發展經濟，而且官府的所有的輪船，也應該交給私人去經營。利益决定私商認真經營，提高産品的質量，否則他的身家性命就不保了。但在這個問題上清政府一直不清醒，抗拒，排斥。再加上傳統文化裏面還有各種奇奇怪怪的東西在起作用。比如修鐵路，就不能經過某些關口，說破壞了風水，給外敵入侵開路。特別是皇帝的陵墓附近，方圓百里都不能修鐵路，以免驚動先帝！
鳳凰周刊：這些觀念一直到什麽時候才有所改變呢？
袁偉時：甲午戰爭，中國人歷來看不起的小國日本，把中國打得一敗塗地以後，官方才轉而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到義和團事件以後，慈禧太后他們就轉過來了。到民國建立以後，袁世凱等人也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重視市場的完善。但是，到了國民黨統治時代，又逐步進入官辦企業壟斷時期，這個影響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完全消除。在經濟領域，不管辦什麽企業，總要官方批准，設置很多障礙，爲貪污腐敗留下了很大的空間。辦企業的難易是判斷國家和地區開放程度的溫度計，非常靈敏，非常準確。
鳳凰周刊：接下來談政治領域的變革思潮，中國知識階層提出了"維新"的口號，慢慢發展成"革命"。
袁偉時：對。在維新思潮起來以前，以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爲代表，提出很多很好的主張，其中包括要開國會，這就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了。馮桂芬、郭嵩燾他們也一再提出，要解决"君民阻隔"問題。先驅們一再批評學西方，沒有學到根本——根本在哪里？在他們的市場經濟，在他們的國會，在他們的民選的政府和地方自治，在他們的法治。這些我們都沒有學到手，官商之間，官民之間，關係就不正常了。
義和團事件以後，慈禧太后仿佛變了一個人，她推動了中國各個領域的大改革。清政府最後十年的新政，進行了五個領域的大改革，這些改革都是革命性的。
成績最顯著的是教育改革。廢科舉，將中國教育推入現代教育軌道。
第二是經濟改革。從原來著重發展官辦企業，變成支持私人企業的發展；各級政府非常賣力招商；制定了不少法律，完善市場經濟制度。
第三個是司法領域的改革。廢除傳統的中華法系，引進大陸法系，確立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制定了民事刑事訴訟法、刑律和民律草案；改變行政、司法不分的傳統，組建了新式的法院和檢察院，推動司法獨立。
第四是外交體制改革。徹底拋弃"天朝上國"觀念，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組爲外務部，和异邦平等相處。
第五就是政治體制改革，預備立憲。官方從上到下在全國進行公民權利義務和憲政教育；這樣大規模的公民教育，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以縣爲基本單位，推行地方自治。各省成立咨議局，中央成立資政院，讓中國人和軍政大員逐步適應民主政治。
有些學者把這些改革稱爲"新政革命"。可惜，百年來不少當權的政治家不瞭解這些改革的深遠意義，有些非常重要的工作竟然中斷了。呵呵，公民教育，地方自治，是不是有點另類氣息了？
鳳凰周刊：爲什麽這些改革的成果沒有留存下來呢？
袁偉時：改革的失敗，主要是關鍵時刻不能當機立斷。1910年各省咨議局組成聯合會，領導了全國幾次要求實行憲政的請願，提出在1911年就實行憲政。迫于民間的壓力，清政府頒布聖旨，說中國人實行憲政的條件不够，還是要準備好才行——但是可以縮短預備立憲的時間，提前在宣統五年（1913 年）實行憲政。不過，宣統三年革命就爆發了，再也沒有宣統五年了。機會稍縱即逝，統治階層不能當機立斷，斷送了清王朝。
鳳凰周刊：就算革命沒有爆發，給清政府時間，您覺得它的憲政改革能成功嗎？
袁偉時：我估計會成功。因爲各方面已經按部就班做了大量的工作。民主在生長，公民社會在生長，全國和各省的議員很敢講話，言論自由，輿論監督的力量很强。清政府爲什麽會被推翻？很重要的一條是因爲它是少數民族政權，不論知識階層還是一般老百姓，都不太願意接受所謂异族的統治，對少數民族政權始終耿耿于懷。假如當時當機立斷，立即實行憲政的話，這個矛盾是可以化解的，至少是有很大可能化解。
啓蒙運動和長辮子的鬥爭
鳳凰周刊：一場戰爭的失敗，如何引發了社會思潮的風起雲涌？
袁偉時：歸根到底，是思想文化領域不斷進行啓蒙的成果。這種啓蒙工作從鴉片戰爭之前就開始做了，1833年德國傳教士郭實臘在廣州辦起了中國第一份現代雜志《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介紹世界各國的歷史和現狀；其中相當大一部分內容就講到外國有國之公會，是實行法治的，皇帝和庶民都要遵從法律，政府、議會都尊重國民"自主之理"、"自主之利"，自主就是自由。播下了新文化運動的種子。鴉片戰爭以後到甲午戰爭之前，這樣的啓蒙活動主要是由西方在華人士——大部分是傳教士——來完成的，其中影響特別大的是外國傳教士辦的《萬國公報》，還有他們辦的很多教會學校，發揮了很大作用。這個時期翻譯西方書籍的主力也是外國傳教士。
甲午戰爭失敗以後，中國知識階層相當一部分人已經瞭解現代文明的進程。他們站出來大聲疾呼，說中國再不變不行了。其中特別深刻的是嚴複，而在群衆中影響最大的是康、梁。再到辛亥革命後的新文化運動，很多知識分子在努力推動中國思想文化的變革。
鳳凰周刊：然而早期思想者對西方社會思潮的理解也存在不少問題，您如何看待康、梁等人的主張？
袁偉時：現在史學界很多人有個共識：戊戌變法所以會失敗，慈禧太后的專橫是一個方面的因素，但主要是因爲康有爲他們太魯莽了。他提出的很多措施是完全不必要的，比如，要改變服裝啦，要改變紀年啦，這些都是無關緊要的東西，可在傳統文化看來却是一個政權的命根子，康有爲偏要從這裏下手。另外他也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判斷不準確，居然挑動袁世凱出兵包圍頤和園，捉拿慈禧太后。慈禧當時是支持變法的。光緒和康有爲有些改革太幼稚了，他們好像惟恐反對力量不够强大，一下子將很多官員撤掉，一下子又想將很多隻懂傳統文化的知識階層的出路斷掉，製造了大量敵人。
鳳凰周刊：類似剪辮子之類，其實是民衆生活方式的問題，爲什麽在晚清思想領域的鬥爭裏，總有些矛頭要指向辮子、小脚之類？
袁偉時：這些都是激進分子的幼稚病。他們學西方文化，學現代文明，在細枝末節問題上大做文章，到最後則變成利益驅動。現在那些提倡讀經、穿漢服什麽的，都很好笑。個別人是真誠的"國學"迷，但頗多搞讀經和辦私塾的，不是真正要發揚傳統文化，而是變成一個很大的産業。
鳳凰周刊：鴉片戰爭給民衆生活方式帶來的衝擊和改變，比如西式服飾、語言和生活習俗的傳入，使得剪辮子、穿洋裝、改禮節等新面貌，逐漸出現于古老的中國人身上。這其中既有民間的好奇和自發追崇，也有很大力量來自官方的宣揚推動。爲何當時的的統治階層會有這樣的考慮，要改變"祖宗定下的規矩"？是否這些平常小事，也成了改革的突破口？
袁偉時：這些改變是很自然的。中國人生活方式的轉型，主要是基于方便、實用、美觀，自己感覺到舒適，自然就接受了。比如你留長辮子很麻煩，但是你剪一個短頭髮，衛生，方便，美觀。要是穿長袍馬褂，夏天就很不舒服，穿T裇好凉快啊，自然就推廣了。公權力不應該干預公民的私事，而應該把改革的關鍵問題抓住。
可是，有些人就糊裏糊塗，甚至有一些自由派的朋友們，也拼命抨擊新文化運動。其實他們對新文化運動根本不瞭解。現代化的過程一定要伴隨思想變革，這個思想變革就是新文化運動。它要批判的是傳統文化中的宗法專制成分，普及現代文明中的人類共同價值觀念；"文化斷裂"云云與新文化運動風馬牛不相及。從1911到1949，特別是國民黨專制統治建立以前，文化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哪里有什麽斷裂？！沒有思想變革，中國大部分人想要的民主政治、公民自由、健全法治……是得不到的。思想變革是一切變革的先導和基礎，離開新文化運動，現代化不過是鏡花水月。
激進思潮與歷史的回頭路
鳳凰周刊：鴉片戰爭之後百年，西方傳入的民主政治思潮，逐漸成爲幾代中國進步人士追求的目標。有一種看法是，似乎只有民族危機來臨，專制政權的民主改革才會被迫邁開步子。您有何評價？
袁偉時：民族危機到來時，爲了尋求民衆的支持，統治階層往往向民衆讓步，開始民主改革。就好比清末的改革，就帶著"救亡"因素。但是我不同意將這個觀點絕對化。不能否定市場經濟發展和思想變革的作用。
市場經濟加現代文明知識普及，一定催生公民的權利意識，成爲制度變革的强大基礎。比如有個很奇怪的現象，民國一成立，那些軍政大員包括原大清帝國的高官，异口同聲都是民主，法治，軍人不得幹政，司法要獨立。儘管他們說的跟做的可能背道而馳，但在思想觀念上也認爲現代政治制度是對的，不遵守是理虧的。民國初年那些軍閥要執掌政權，都要想辦法利用國會。大家不是駡曹錕賄選嗎？另一方面說明他知道，想要當大總統，還是要收買選票——有了投票這個程序，統治才有合法性。
鳳凰周刊：爲何幾代人努力至今，仍然舉步維艱，有太多的常識需要普及？在您看來，是鴉片戰爭的炮聲依然沒有震醒中國人，還是阻礙民主進程的保守思潮仍然强大，幷且能够修補自身漏洞？
鳳凰周刊：當權者的專制是一個方面，但我們不要光指責這個方面，還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在我看來，許多民間進步人士和在野的政治家在某些事情上做得很魯莽，也會推遲民主政治的到來。
鳳凰周刊：比如剛才您提到康有爲就很魯莽，激起既得利益集團的猛烈反彈。
袁偉時：對。民國初年中國憲政爲什麽不能鞏固？很重要的一點是國民黨太幼稚，太極端，是當時激進主義的代表。
孫中山是國民黨主要領袖，他不顧客觀實際硬要發動二次革命，不但國民黨一蹶不振，而且把和平憲政的進程斷送了。
民國初年實際主持國民黨工作的宋教仁也是非常幼稚的。當時所以能够實現南北統一，很重要的是革命派的政治妥協，同意只要袁世凱支持共和，就讓他當大總統。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立即打電報給袁世凱，重申虛位以待，未來的大總統非你莫屬。1912年8月，孫中山、黃興到北京面見袁世凱，雙方達成默契：未來十年，讓袁世凱當大總統，孫中山他們則去發展實業，修20萬里鐵路。
可是以宋教仁爲代表的國民黨的另外一派人，非常年輕，沒有政治經驗，他們力圖通過選票，一下子把權力從袁世凱手上奪回來。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這個幼稚的想法從民國元年就開始出現了。
孫中山當臨時大總統，實行的是總統制。當時宋教仁曾經提出來要實行內閣制，孫中山堅决反對。但是袁世凱當選臨時大總統了，宋教仁他們在孫中山支持下，馬上變臉。沒有和袁世凱商量，就制定《臨時約法》，把總統制改成內閣制。無非是做好圈套讓袁世凱鑽：當虛位大總統，國家權力仍然在國民黨手上。後來更發展到打算不讓袁世凱當大總統。有人主張黎元洪來當，有人主張黃興來當。不管是黎還是黃，內閣總理都將是多數党領袖宋教仁——這就是要改變當時整個政治格局。國民黨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健全法治，讓民主政治走上正軌，而是一下子就想通過政體的轉變，把行政權奪回去。他們沒有考慮，實力最强的袁世凱和北洋集團會同意這樣的改變嗎？如果不同意，會帶來怎樣的後果？
中國的民主政治想要上軌道，要特別注意這種激進主義。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不少人批評激進主義。我說批判激進主義是對的，可惜找錯了對象：那些朋友以爲思想啓蒙、宣揚現代政治的進步觀念，就是激進主義。于是，起勁批評新文化運動。錯了！激進主義的代表是國民黨，是那些力圖立即奪取權力的革命派，他們才是不顧實際的魯莽的激進派。倘若按照清末憲政的路子，循序漸進，推進地方自治，健全法治和議會，民主憲政會從中國的土地上慢慢生長出來。但是年輕的革命黨人不顧實際，造成很大損失。結果是一再走回頭路，一次又一次從原點再出發。
鳳凰周刊：實際上一百多年來我們頻繁地走回頭路，您覺得這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有某種規律存在？
袁偉時：歸根到底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惰性。一言難盡，簡單地說，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多東西是瑰寶；所有物質的、非物質的文化遺産，都應該保護起來。至于哪些進博物館，哪些在現實生活中繼續生長，那是自然選擇過程。讓各種文化兼容幷包，自由交流，不要干預公民的創造和選擇，文化就健康成長了。
歷史的教訓是老百姓喜歡的，有些人總是搬弄"民族大義"之類的大棒加于打擊、壓制。褲脚多寬，袖子多長，扣子應該扣幾個，成了純潔與腐朽的分界綫！文明，文化，沒有國界。我們一再選擇錯誤的道路，說明現代文明在中國始終沒有真正植下根來。
現代文明是人類共同創造的。文明在自己的進程中總是不斷出現問題。這些問題應該怎麽解决，人們沒有現成的經驗，包括發達國家也在不斷摸索、改進。比如從19世紀乃至更早就不斷折磨人類的貧富差距問題，經濟危機問題，人類爲什麽會自相大規模殘殺？如此等等。年輕的中國知識階層一打開國門，就面對世界性的難題。可是，中國沒有世界性的大思想家來解釋這些問題，于是只能够變成那些極端思潮的擁躉。
鳳凰周刊：就好像您剛才講到的，中國沒有自己生長出現代文明，所以只能不斷從外面去學習，去"拿來"。
袁偉時：對，而且你學和拿的時候，又不是學人家的真道理，甚至走了岔路。要知道不論怎麽變，公民自由、法治、民主和保護財産所有權是不能變的，這是現代文明不能逾越的底綫。守住現代文明的底綫，局部錯誤是容易糾正的。比如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它的一大批企業國有化，但是它守住了基本底綫，看到國有企業效率很低，此路不通，慢慢就改回去了。再看美國，面對世界性難題，搞出一個羅斯福新政，提出得到毛澤東主席贊賞的四大自由，接受了社會主義的合理成分，就把人類文明推進到新的階段，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融合，最後以1991年蘇聯的瓦解吹響冷戰的終結號。也就是說，我們考慮歷史問題，還是要著眼世界文明發展的全局。
原載《鳳凰周刊》2010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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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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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言網
斷言（Assertion）
斷言在廣告和現代宣傳中經常被使用。斷言是指被當作事實呈現出來的，熱情洋溢或者精力充沛地作出的聲明，儘管事實上可能幷不是真的。作出斷言的人通常暗示這種聲明無需解釋或者證實，而應該僅僅需要不加質疑地被接受。儘管戰爭時期宣傳中很少有使用斷言的例子，這種手段在現代廣告宣傳中很常見。任何時候，當商家在廣告中宣稱他們的産品是最好的而沒有提供任何證據的時候，他們就在使用斷言這種手段。理想的情形下，受衆會簡單地同意這些聲明而不去搜尋更多的信息或者進行論證。儘管斷言通常容易被看出來，這種手段却經常是一種危險的宣傳手段，因爲它們通常包括虛假和謊言。
挾衆宣傳（Bandwagon，又稱樂隊花車宣傳）
挾衆宣傳是一種在戰爭期間和和平時期都最慣常的手段，幷且在現代廣告宣傳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挾衆宣傳也是宣傳分析學院（Institute for Propaganda Analysis）在1938年鑒別出的其中主要宣傳手段之一。挾衆宣傳吸引接受者去跟從人群，去加入人群，因爲別人也這樣做。挾衆宣傳本質上是試圖說服接受者相信一方是正在勝利的一方，因爲更多的人已經加入了他們。他們想讓接受者相信既然那麽多人都已經加入了，勝利是不可避免的而失敗是不可能的。由于通常的人總是想和勝利者站在一頭，他/她會感覺不得不加入進來。但是，在現代宣傳中，挾衆宣傳又有了一個新的方式。接收者需要被宣傳說服，從而相信由于所有的其他人都在做這件事，如果他們不做，他們就會被排除在外。從效果上說，這是另外一種挾衆宣傳的反面，但通常可以收到同樣的結果。挾衆宣傳的接受者被裹挾著加入，因爲所有其他人都這樣做。當面對挾衆宣傳時，我們應該衡量加入的好處和壞處，而不受已經加入的人的數量的影響，幷且，如同面對大多數宣傳手段時一樣，我們應該尋求更多信息。
洗牌法（Card stacking）
洗牌法，或稱選擇性遺漏，也是宣傳分析學院鑒別出來的七種宣傳手段之一。這種手段是指僅僅展示那些對某種理念或者提議有利的信息而忽略那些與之抵觸的信息。洗牌法在幾乎所有形式的宣傳中都會使用，幷且在用來勸說大衆的時候非常有效。儘管大部分在洗牌法的運用中所展示的信息是真實的，這種方法的危險在于它忽略了重要的信息。對付洗牌法的最好的途徑就是收集更多的信息。
粉飾法（Glittering Generalities）
粉飾法是宣傳分析學院在1938年鑒別出的七種主要宣傳手段之一。這種方法在政治活動和政治宣傳中被經常運用。粉飾指的是對于個體接收者來說有著不同的積極含義的詞，而這些詞被連接到具有很高價值的概念上。當這些詞被運用的時候，會促使人們不假思索地接受，僅僅因爲那樣一個重要的概念被牽扯進來。例如，當一個人被要求爲了"捍衛民主"而做某件事情，他們很可能會同意。他們對于民主這個詞有很强的認同感，因爲這個詞被連接到一個他們所珍視的概念。被經常用做粉飾詞的包括榮譽，光榮，愛國，還有，尤其是在美國，自由。當遇到這些粉飾詞的時候，我們特別應該將那些所要表達的想法和這些詞分離開去，而考慮這些想法的實際價值。
兩害之輕（Lesser of Two Evils）
兩害之輕這種手段將一種想法或者提議展示爲最不令人厭惡的選擇而試圖使我們接受它。這種手段經常在戰爭時期使用，來說服人們接受犧牲的必要或者爲困難的决定製造理由。這種手段經常伴隨著對敵對國家或者政治團體的指責。一個想法或者提議經常被描繪爲唯一的選擇或者途徑。當遇到這種手段時，接受者應當將那些提議和那些被拿出來比較的提議分開，進行單獨考慮。
扣帽子（Name Calling）
扣帽子經常在政治和戰爭時期的場合被使用，但很少用于廣告。這是另一種宣傳分析學院鑒別出的七種主要手段之一。這種手段運用含有負面含義的貶損的語言或者詞彙來描繪敵人。這種宣傳手段試圖給一個目標貼上某種公衆所憎惡的標簽，從而在公衆中激起對該目標偏見。通常，扣帽子這種手段會以挖苦和譏諷的方式運用，經常在政治漫畫和文章中出現。當遇到運用扣帽子手段的宣傳時，我們應該試圖將我們因爲那些"帽子"所引起的情感和我們因爲那些實際的想法和建議所引起的情感分開。
指出敵人（Pinpointing the Enemy）
指出敵人這種手段在戰爭時期被極端地使用，在政治宣傳攻勢和辯論的時候也經常用。這種手段試圖將一個特定團體或者個人表現爲敵人，從而簡化一種複雜的情况。儘管還有其他因素牽扯在其中，這種手段敦促接受者簡單地用非此即彼的對和錯來看待一種情况。當遇到這種手段的時候，接受者應該試圖考慮所有和這種情况相關的其他因素。就像面對所有宣傳手段一樣，接受者應該試圖收集關于話題的更多信息。這類宣傳手段影響一個全面瞭解信息的人要困難得多。
平民百姓（Plain Folks）
平民百姓宣傳手段是另一種被宣傳分析學院鑒別總結出來的七種主要宣傳手段之一。宣傳者采用平民百姓手段來試圖使公衆相信他的觀點反應了那些普通人的觀點，而他們在爲普通人謀取福利。宣傳者會經常試圖用一些特別受衆的口吻，以及用一些慣用語和笑話。同樣，宣傳者，尤其是在演講的時候，會試圖通過不完美的發音，結巴，有限的詞彙量，等等，來增强這種印象。像這樣的錯誤會有助于加强一種誠懇和未經準備的印象。這種手段在和上面提到的粉飾法一起運用的時候最有效，來試圖說服公衆，宣傳者對于那些他們所珍視的觀點的態度和他們是一樣的，因而更加有說服力。當遇到這種手段的時候，接受者應當將宣傳者個人的品性和宣傳者所宣傳的那些想法和提議分別對待。
簡化（成見）法（Simplification (Stereotyping)）
簡化法和指出敵人法非常相像，在于這種手段經常將一種複雜的情况簡化成一種非此即彼的善和惡的選擇。這種手段在誘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聽衆時經常有用。當面對這種手段的時候，檢驗其他因素和想法或者提議的部分通常很有益處，而且，就像對待其他宣傳方式一樣，獲取更多信息必不可少。
證詞法（Testimonials）
證詞法是另一種被宣傳分析學院鑒別總結出的七種主要宣傳手段之一。證詞是指名言或者贊同的話，不管是否仍然和當下的情况密切相關，這些話試圖將一位名人或者德高望重者和一件産品或者項目聯繫在一起。證詞法和移花接木法非常緊密地連接在一起，試圖將一位令人接受的人和另外一個事物聯繫在一起。證詞法經常用于廣告和政治攻勢。當遇到這種手段的時候，接受者應當將事物或者提議與爲這些事物或者提議提供證詞的人或者組織區分開來，單獨考慮。
移花接木法（Transfer）
移花接木法是宣傳分析學院在1938年鑒別出來的七種主要宣傳手段的另外一種。移花接木法經常用于政治和戰爭時期。這種手段試圖使接受者用他們看待一個事物的方式同樣地看待另外一個事物，在思想中將兩者聯繫起來。儘管經常地被用來將負面感覺從一個事物上傳遞到另一個事物上，這種手段也可以被用于正面的方式。將一個事物聯繫到接受者尊重或者喜愛的另外一個事物，接受者就會産生積極的感覺。但是，在政治中，移花接木法經常被用來將指責或者負面感情從一個政治家身上轉嫁到另一個政治家，他的朋友們或者政黨成員身上，或者政黨本身。當面對這種手段進行的宣傳時，我們應該將我們要考慮的問題，提議或者想法的好處和壞處與其他事物或者提議的好壞區分開來看待。
參考閱讀：
The Science of Modern Propaganda. http://www.propaganda101.com/ Last Visited: August, 2001.
Lee, Alfred McLung; Lee, Elizabeth Bryan. Propaganda Analysis. http://carmen.artsci.washington.edu/ (subdirectory). Last Visited: August, 2001.
Dorje, Carl. Propaganda Techniques. http://serendipity.magnet.ch/more/propagan.html Last Visited: August, 2001.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81055/67359?from_com
譯言網
斷言（Assertion）
斷言在廣告和現代宣傳中經常被使用。斷言是指被當作事實呈現出來的，熱情洋溢或者精力充沛地作出的聲明，儘管事實上可能幷不是真的。作出斷言的人通常暗示這種聲明無需解釋或者證實，而應該僅僅需要不加質疑地被接受。儘管戰爭時期宣傳中很少有使用斷言的例子，這種手段在現代廣告宣傳中很常見。任何時候，當商家在廣告中宣稱他們的産品是最好的而沒有提供任何證據的時候，他們就在使用斷言這種手段。理想的情形下，受衆會簡單地同意這些聲明而不去搜尋更多的信息或者進行論證。儘管斷言通常容易被看出來，這種手段却經常是一種危險的宣傳手段，因爲它們通常包括虛假和謊言。
挾衆宣傳（Bandwagon，又稱樂隊花車宣傳）
挾衆宣傳是一種在戰爭期間和和平時期都最慣常的手段，幷且在現代廣告宣傳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挾衆宣傳也是宣傳分析學院（Institute for Propaganda Analysis）在1938年鑒別出的其中主要宣傳手段之一。挾衆宣傳吸引接受者去跟從人群，去加入人群，因爲別人也這樣做。挾衆宣傳本質上是試圖說服接受者相信一方是正在勝利的一方，因爲更多的人已經加入了他們。他們想讓接受者相信既然那麽多人都已經加入了，勝利是不可避免的而失敗是不可能的。由于通常的人總是想和勝利者站在一頭，他/她會感覺不得不加入進來。但是，在現代宣傳中，挾衆宣傳又有了一個新的方式。接收者需要被宣傳說服，從而相信由于所有的其他人都在做這件事，如果他們不做，他們就會被排除在外。從效果上說，這是另外一種挾衆宣傳的反面，但通常可以收到同樣的結果。挾衆宣傳的接受者被裹挾著加入，因爲所有其他人都這樣做。當面對挾衆宣傳時，我們應該衡量加入的好處和壞處，而不受已經加入的人的數量的影響，幷且，如同面對大多數宣傳手段時一樣，我們應該尋求更多信息。
洗牌法（Card stacking）
洗牌法，或稱選擇性遺漏，也是宣傳分析學院鑒別出來的七種宣傳手段之一。這種手段是指僅僅展示那些對某種理念或者提議有利的信息而忽略那些與之抵觸的信息。洗牌法在幾乎所有形式的宣傳中都會使用，幷且在用來勸說大衆的時候非常有效。儘管大部分在洗牌法的運用中所展示的信息是真實的，這種方法的危險在于它忽略了重要的信息。對付洗牌法的最好的途徑就是收集更多的信息。
粉飾法（Glittering Generalities）
粉飾法是宣傳分析學院在1938年鑒別出的七種主要宣傳手段之一。這種方法在政治活動和政治宣傳中被經常運用。粉飾指的是對于個體接收者來說有著不同的積極含義的詞，而這些詞被連接到具有很高價值的概念上。當這些詞被運用的時候，會促使人們不假思索地接受，僅僅因爲那樣一個重要的概念被牽扯進來。例如，當一個人被要求爲了"捍衛民主"而做某件事情，他們很可能會同意。他們對于民主這個詞有很强的認同感，因爲這個詞被連接到一個他們所珍視的概念。被經常用做粉飾詞的包括榮譽，光榮，愛國，還有，尤其是在美國，自由。當遇到這些粉飾詞的時候，我們特別應該將那些所要表達的想法和這些詞分離開去，而考慮這些想法的實際價值。
兩害之輕（Lesser of Two Evils）
兩害之輕這種手段將一種想法或者提議展示爲最不令人厭惡的選擇而試圖使我們接受它。這種手段經常在戰爭時期使用，來說服人們接受犧牲的必要或者爲困難的决定製造理由。這種手段經常伴隨著對敵對國家或者政治團體的指責。一個想法或者提議經常被描繪爲唯一的選擇或者途徑。當遇到這種手段時，接受者應當將那些提議和那些被拿出來比較的提議分開，進行單獨考慮。
扣帽子（Name Calling）
扣帽子經常在政治和戰爭時期的場合被使用，但很少用于廣告。這是另一種宣傳分析學院鑒別出的七種主要手段之一。這種手段運用含有負面含義的貶損的語言或者詞彙來描繪敵人。這種宣傳手段試圖給一個目標貼上某種公衆所憎惡的標簽，從而在公衆中激起對該目標偏見。通常，扣帽子這種手段會以挖苦和譏諷的方式運用，經常在政治漫畫和文章中出現。當遇到運用扣帽子手段的宣傳時，我們應該試圖將我們因爲那些"帽子"所引起的情感和我們因爲那些實際的想法和建議所引起的情感分開。
指出敵人（Pinpointing the Enemy）
指出敵人這種手段在戰爭時期被極端地使用，在政治宣傳攻勢和辯論的時候也經常用。這種手段試圖將一個特定團體或者個人表現爲敵人，從而簡化一種複雜的情况。儘管還有其他因素牽扯在其中，這種手段敦促接受者簡單地用非此即彼的對和錯來看待一種情况。當遇到這種手段的時候，接受者應該試圖考慮所有和這種情况相關的其他因素。就像面對所有宣傳手段一樣，接受者應該試圖收集關于話題的更多信息。這類宣傳手段影響一個全面瞭解信息的人要困難得多。
平民百姓（Plain Folks）
平民百姓宣傳手段是另一種被宣傳分析學院鑒別總結出來的七種主要宣傳手段之一。宣傳者采用平民百姓手段來試圖使公衆相信他的觀點反應了那些普通人的觀點，而他們在爲普通人謀取福利。宣傳者會經常試圖用一些特別受衆的口吻，以及用一些慣用語和笑話。同樣，宣傳者，尤其是在演講的時候，會試圖通過不完美的發音，結巴，有限的詞彙量，等等，來增强這種印象。像這樣的錯誤會有助于加强一種誠懇和未經準備的印象。這種手段在和上面提到的粉飾法一起運用的時候最有效，來試圖說服公衆，宣傳者對于那些他們所珍視的觀點的態度和他們是一樣的，因而更加有說服力。當遇到這種手段的時候，接受者應當將宣傳者個人的品性和宣傳者所宣傳的那些想法和提議分別對待。
簡化（成見）法（Simplification (Stereotyping)）
簡化法和指出敵人法非常相像，在于這種手段經常將一種複雜的情况簡化成一種非此即彼的善和惡的選擇。這種手段在誘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聽衆時經常有用。當面對這種手段的時候，檢驗其他因素和想法或者提議的部分通常很有益處，而且，就像對待其他宣傳方式一樣，獲取更多信息必不可少。
證詞法（Testimonials）
證詞法是另一種被宣傳分析學院鑒別總結出的七種主要宣傳手段之一。證詞是指名言或者贊同的話，不管是否仍然和當下的情况密切相關，這些話試圖將一位名人或者德高望重者和一件産品或者項目聯繫在一起。證詞法和移花接木法非常緊密地連接在一起，試圖將一位令人接受的人和另外一個事物聯繫在一起。證詞法經常用于廣告和政治攻勢。當遇到這種手段的時候，接受者應當將事物或者提議與爲這些事物或者提議提供證詞的人或者組織區分開來，單獨考慮。
移花接木法（Transfer）
移花接木法是宣傳分析學院在1938年鑒別出來的七種主要宣傳手段的另外一種。移花接木法經常用于政治和戰爭時期。這種手段試圖使接受者用他們看待一個事物的方式同樣地看待另外一個事物，在思想中將兩者聯繫起來。儘管經常地被用來將負面感覺從一個事物上傳遞到另一個事物上，這種手段也可以被用于正面的方式。將一個事物聯繫到接受者尊重或者喜愛的另外一個事物，接受者就會産生積極的感覺。但是，在政治中，移花接木法經常被用來將指責或者負面感情從一個政治家身上轉嫁到另一個政治家，他的朋友們或者政黨成員身上，或者政黨本身。當面對這種手段進行的宣傳時，我們應該將我們要考慮的問題，提議或者想法的好處和壞處與其他事物或者提議的好壞區分開來看待。
參考閱讀：
The Science of Modern Propaganda. http://www.propaganda101.com/ Last Visited: August, 2001.
Lee, Alfred McLung; Lee, Elizabeth Bryan. Propaganda Analysis. http://carmen.artsci.washington.edu/ (subdirectory). Last Visited: August, 2001.
Dorje, Carl. Propaganda Techniques. http://serendipity.magnet.ch/more/propagan.html Last Visited: August,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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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極左經歷（吳思）
我的極左經歷
儘管高層權力鬥爭風雲變幻，最終决定一種社會理想成敗的，還是它在社會基層的可行性。極左派在"文革"中推行的農村政策是：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大寨模式可行，極左派的理想就可行。大寨模式行不通，極左派早晚要退出歷史舞臺。
"文革"末期，我在學大寨的最前沿，在極左翼，向更左的方向衝鋒，親身體會到極左派前進的艱難。極左派名聲不好，他們的視角很少被顧及。不過，我在左翼受挫的經歷，對我理解晚年毛澤東的失敗和中國極左勢力的衰落大有幫助：我的焦頭爛額之處，也是他們舉步維艱之地。
文/吳思
一、義務勞動受挫
下鄉插隊之前，我在中學當了幾年團支部書記，按照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中的教導，多次組織過"共産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到農村後，我接任第三生産隊的團小組長兼青年突擊隊隊長，又把"共産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搬到了農村。
我們村口的南山上有一片荒坡，第一次義務勞動就是在荒坡上刨坑栽樹，建一座"共産主義青年梨園"。１９７６年４月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收工之後，我們青年突擊隊四十來人義務勞動兩個小時，種上六七十棵梨樹。這是我們村歷史上頭一回搞義務勞動，大家很好奇，連在校學生也跑來參加。效率高，幹勁大，挑水爬坡都是一路小跑，義務勞動大獲成功。
初戰告捷，按照當時的俗套，我作《流汗歌》一首，發在黑板報上。詩寫得很矯情，把符合正確路綫的一分情緒誇張地感受爲五分，表達爲十分，努力自我感動幷感動別人。
在勝利的鼓舞下，我又有了更宏大的設想：將不計報酬的義務勞動，從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兩天三天，最後取代有報酬的勞動。在我們生産隊，然後在我們村，率先實現共産主義的勞動分配形式。這種設想的理論基礎是：按勞分配是一種"資産階級法權"——給多少報酬出多少力，以人們的私心爲基礎，助長雇傭勞動思想。不計報酬的義務勞動才是真正的共産主義萌芽。我的計劃比大寨還要左。大寨當時的勞動報酬形式是"一心爲公勞動，自報公議工分"，被後人譏爲"大概工"，但勞動報酬與勞動態度和勞動成果多少有一些關係，因此就殘留了雇傭勞動的痕迹。我打算消滅這點痕迹。
一周後，我組織了第二次義務勞動，人數稍减，但幹勁也不小，補栽了三十多棵梨樹，給上次栽的樹澆了水。公社廣播站很快就在大喇叭裏表揚了我們青年突擊隊，還提到我的名字。
第三四次義務勞動，分別給蘋果園和梨園澆水。衆人的新鮮勁漸漸消退，參加者越來越少，有事請假的越來越多。列寧在《偉大的創舉》裏提出過一個設想：共産黨在取得政權之後，如何判斷入黨積極分子的動機是否純正？他建議把"共産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作爲一面篩子。經受住半年以上考驗的，才能吸收入黨。黨員經受不住考驗的，還可以清除出黨。這個想法當然不錯，可是，把這面篩子用到我們生産隊，恐怕過不了多久，篩子上邊就剩不下幾個人了——說不定只剩我一個。進一步說，我這個剩下的孤家寡人，動機是否純正仍然成問題：我能經受住較大的考驗，到底是因爲我熱愛勞動或熱愛人民呢，還是因爲我有更大的野心？
一天晚上，我召開團小組會，討論義務勞動中出現的問題。我猜想，大家的新鮮勁過去了，再往下走，必須調動蘊藏在青年心中的更深刻的精神力量，啓發大家的覺悟，讀書學習，思考人生的意義，樹立人生榜樣，等等。沒想到，這個會成了對我的批評會。幾位團員在會上聯合指責我，說大夥熱情衰退的主要原因就在我身上。我利用了大夥，幹活是大夥出力，出名却是我個人的。大家不願意繼續被我利用，成爲我撈取個人榮譽的工具。
這種指責是有道理的。畢竟公社大喇叭只點了我一個人的名字，其他人的面目模糊爲一個集體。從結果看來，我迅速得到提拔重用，這種說法也可以得到支持。但利用大家撈取個人榮譽確實不是我的初衷，至少我沒有意識到這種動機。我意識到的就是前邊描繪的宏圖大略。至于我想在實現宏圖大略的過程中撈取什麽私利，這一點不妨討論，我也有興趣加深自我認識，但我肯定不認那筆小賬。我的抱負或野心沒那麽小，不在乎大喇叭表揚之類的蝸角虛名或蠅頭小利。穩定軍心，穩住陣脚，哄著大家死心塌地跟我走，更符合我的長遠利益。
問題在于，我不在乎，人家却覺得虧了。而且是精神物質雙雙虧損。我剛來，根基尚淺，會上沒有一個人替我說話。
按照黨團生活會的規矩，我必須先作自我批評。我很想在自我批評之後發動反擊，說他們試圖逃避義務勞動，用對我的指責掩蓋自己的懶惰和自私，掩護自己臨陣脫逃。但是爭吵起來，公開决裂，以後的義務勞動就更難組織了。這種仗只能由別人替我打前鋒，我本人出面屬于赤膊上陣。于是，我更加廣泛深入地徵求了大家的意見，做了自我批評，深挖了個人名利思想，重新部署了黑板報小組的宣傳工作，請大家今後對我多多批評監督。原定議題取消，下一次義務勞動也沒有安排。
幾天以後，我被任命爲生産隊副指導員，進入生産隊領導班子，團內職務由別人接任。我的極左宏圖也不了了之。
我感覺松了一口氣。當時有一句話流傳頗廣，據說還是毛主席說的："在命運的迎頭痛擊下頭破血流但仍不回頭"，我把這句話抄在日記本上自我激勵。這次及時的提升，免去了我預感到的一連串頭破血流的失敗。
當然，這種分析已經是事後諸葛亮了，那時我幷未深想。現在深究起來，我感覺松了口氣，就是因爲我朦朧地感覺到，"共産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這棵幼芽在我們團小組內難以存活，更長不大。這還沒涉及什麽大東西呢，無非是一兩個星期拿出兩個小時，還有公社大喇叭裏的那點榮譽分配，同志們已經擺出一副决裂的架勢。這點東西尚且不能承擔，一旦人數擴充到整個生産隊，時間擴大到每周三五個工作日，關係到半數以上物質利益的分配，那時，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中寄以厚望的"勞動群衆本身自由的自覺的紀律"，又如何擔當得起？我們心裏究竟存在多少支撑這種自覺紀律的"偉大的英雄主義"？
列寧指望那種奮不顧身的英雄主義能够戰勝小資産階級的利己主義，在革命精神基礎上建立的勞動組織能够創造更高的勞動生産率，因而取代資本主義。但在我發動的實戰中，不過幾個回合，英雄主義就敗于利己主義，青年突擊隊也面臨散夥的危險。當然，將來我可能更老練，根基更穩固，大權在握，手下有人打前鋒，還可以動用强制手段，讓反對者不敢說一個不字。不過，在那種情况下，維繫義務勞動的還能算"自由的自覺的紀律"嗎？
二、向自留地讓步
我第一次和貧下中農打架是在１９７６年５月上旬。生産隊的麥子正在澆灌漿水，社員自留地的土豆還在旱著。誰澆誰不澆、早澆或晚澆，與收成關係甚大。當時隊裏的三級揚程水泵老出毛病，我敢拆敢修，又是生産隊副指導員，便由我負責帶著一幫社員日夜輪班澆麥。
我主張先集體、後個人，集體的麥子不澆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在"無産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看來，自留地是資産階級法權在所有制領域的殘餘，在此基礎上，小生産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産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産階級，必須時時加以限制。我信奉這套理論。
開頭幾天，有一些社員向隊委會提意見，抱怨自留地澆不上水。指導員和隊長向我轉達了意見，我用幾句大話將他們頂了回去。但形勢一天比一天嚴峻。渠道常被扒開，社員偷偷截水澆自留地。有一回，麥田裏的社員很久等不來水，順著渠道巡上來，發現有人扒水又不敢制止，就找到我，說斷水了，讓我查查原因。我順著水渠往下走，看見大隊書記的嬸子在扒水澆自留地，就上去訓了她一頓，堵上口子。她駡我禍害貧下中農，我駡她給貧下中農丟臉，偷大夥的東西。這種事情時常發生，澆麥進展緩慢。
爲了打退小生産的進攻，我發動了輿論攻勢。我借助團支部的力量，召集本隊團員和青年積極分子開會，討論用水中的兩條路綫問題，還在黑板報上發表小評論：《危險的口子》，再通過大隊的大喇叭廣播出去。
這種從報紙上學來的招數不太管用，夜裏總有扒口子的人。我在明處，扒口子的人在暗處，再說我也不可能一天２４小時不間斷地巡渠。負責澆麥子的社員怕得罪人，既不巡渠，斷水了也不報告，我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再往後，澆不上水的社員愈發急了。一天下午，我在巡渠時看見一位年近四十的正牌貧農扒水澆自留地。我過去制止，他先說好話，不管用，便駡我不顧貧下中農的死活："你們知青有飯吃，就往死裏整我們貧下中農！你乾脆一鐵鍁劈死我得了！"說著還伸過頭來。我看說空話沒用，便自己動手堵水渠，我堵一鍬，他扒一鍬，你來我往，演變爲推推搡搡，我脚下一滑，一個趔趄跪在一塊尖石上，當時膝蓋就腫起來了。那漢子怕事，立刻住手，倉皇退走。我又一次得勝，一瘸一拐地回去了。
我摔瘸了的故事很快就傳開了。于是，大隊書記出面，召集貧下中農協會開會，衆人紛紛發言，痛斥那位扒水的貧農：你爹咋死的？忘啦？——他父親看見日本鬼子進村，心裏害怕，拼命往家跑，日本人讓他站住，他照跑不誤，結果讓日本兵一槍打死了。——那會兒你咋不敢鬧？現在，人家北京知青到咱山溝來，受這麽大罪，還不是爲了咱們好？你倒敢鬧啦？如此這般。那貧農點頭哈腰，態度誠懇，連聲認錯。大隊書記給我撑直了腰，做足了面子之後，當場任命我爲貧協小組副組長。
我當時多少有些疑惑，貧下中農協會這麽有威信？憶苦思甜這麽管用？我們打起來他都不讓步，一提他父親的死因立刻就覺悟了？後來，處理過幾次類似衝突之後，我才明白他真正怕什麽。按照村裏的常規，兩人動起手來，一旦有人受傷，就可以讓對方賠一筆醫藥費和誤工補助，外帶探視賠禮必須携帶的點心匣子。看不出傷來，尚且要裝病開藥訛他一筆，像我這樣膝蓋腫得老高，換了普通社員，至少要扒他一兩個月的工分。我是知青，如果回家休養，再加上路費，那費用就更沒譜了。
事情鬧大以後，一直不愛管事的指導員也召開隊委會，專門研究用水問題。我說了自己的觀點，主張先集體後個人。隊長幷不和我正面爭論，他說我的主張是對的，但毛主席讓我們關心群衆生活，貧下中農的吃菜問題也應該重視。再說，分給社員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地分給人家了，就不能不讓人家種，不能不讓人家澆水。他建議白天集體澆麥子，夜裏社員澆自留地，誰先誰後，由抓鬮决定。隊委會七個成員，六個同意他的意見，我只好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
話說回來，我不服從又能怎麽樣？腿脚靈便時尚且把不住水，現在瘸了，我更不能不識抬舉，與所有人爲敵。
後來，我當了生産隊的一把手，有權一個人說了算了，再遇到類似的情况，照樣被迫讓步。假如不讓步，迫使人家執行我的命令，就等于逼著人向我辭職。我們生産隊方圓五六裏，溝壑縱橫，數千棵幹鮮果樹，大大小小數百塊糧田，哪面坡上的哪棵樹果子該摘了，需要幾個工，哪塊田該鋤了，需要幾個工，這些知識我不懂，沒有多年經驗的積累也休想掌握。隊長一撂挑子，我就抓瞎了。就算我本事大，什麽都懂，我也只能帶一撥人幹活，其他生産小組，老人婦女和各種專業隊，如果沒有幹部招呼著，衆人能在地頭一坐一整天，根本就別指望出活兒。我本想讓社員多爲集體做貢獻，如果幹部撂挑子了，大家全在地頭坐著，豈非求益反損？
三、自留地變遷史
自留地一直是農民與極左勢力較勁的邊界。
從１９５５年年底開始，毛澤東掀起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大量初級社轉爲高級社，農民的土地歸了集體，但保留了一段小尾巴：高級社抽出５％的土地分給社員種植蔬菜。這就是自留地。
１９５８年８月，毛澤東在河南新鄉七裏營視察，說"人民公社好"。８月２９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决議》，决議寫道："一般說，自留地可能在幷社中變爲集體經營。"小尾巴于是歸了大堆。一些主張保留自留地的幹部，例如河南省委書記潘複生、楊玨和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集團。
１９５８年秋收之後，主要農産品供應全面緊張，毛澤東開始糾左。１９５９年７月廬山會議之前，中共中央已决定恢復自留地。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糾左中止，極左派得勢，直接導致了三年大饑荒，數千萬農民餓死。大饑荒末期，李先念看到河南省信陽地區光山縣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的慘狀，評論說："如果把自留地堅持下來，小自由多一點，即使是反革命破壞，人也要少死好多。"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３日，在大饑荒籠罩全國的危急時刻，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第五條說："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自留地、自留畜、自由市場，再加上生産隊內部實行的小包工，這就是"文革"中被稱爲"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的"三自一包"。
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７日，中共中央通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農業六十條），第四十條說："自留地一般占生産隊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五到七，歸社員家庭使用，長期不變。"至此，自留地制度基本穩定下來，直到大包乾在二十年後將所有集體耕地都變成"自留地"。事實上，萬里在安徽農村搞大包乾的時候，四川就在農村擴大自留地。一是內部瓦解，一是外部蠶食，兩條路殊途同歸。
１９６４年，毛澤東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１９６３年遭遇洪水，自留地全被沖毀，陳永貴乘機取消了大寨的自留地。
１９７０年，山西省昔陽縣宣布建成大寨縣。這一年，昔陽全縣取消了自留地。
１９７５年９月，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華國鋒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作了《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爲普及大寨縣而奮鬥》的報告。我就是在鋪天蓋地的"普及大寨縣"的口號中下鄉插隊的。
在這場歷時二十多年的較量中，我一入場就站在農民的對立面。我很想砍掉自留地，如果有這種力量的話，我絕不會手軟。因爲，我在理論上相信自留地是惡的根芽，可能導致成千上萬革命先烈的鮮血白流。很久之後我才知道，自留地本身就是數千萬農民的非正常死亡換來的，取消自留地意味著數千萬農民白白餓死，却沒有換來一種有助于减輕饑餓的制度。對照這面歷史的鏡子，我才看清楚自己那副無知者無畏的嘴臉。
我對自留地在理論上的厭惡很快就得到了生活經驗的充實。每天我都切身感到自留地如何與集體爭水、爭肥、爭勞力、爭人心，我完全理解大寨取消自留地的動機：迫使每個社員把全部身家性命押在集體上，斷絕所有後路，造成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的格局——要麽愛集體，要麽沒飯吃。這是資源和人心爭奪戰逐步升級的必然走向。在這個意義上，極左派"割資本主義尾巴"、"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之類的邏輯幷不荒謬可笑。針尖大的洞，碗口大的風。千里之堤，潰于蟻穴。不堵住漏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日子很不好過。
問題在于，我心有餘而力不足。不依托高層發動的全局性攻勢，我不僅無力消滅自留地，就連卡自留地半個月的水也卡不住。
四、社員激勵機制的缺口
農民對集體大田和自留地的親疏是可以計算的。
剛插隊的時候，我對農民普遍偷懶的現象很不理解。按照當時的意識形態信條，工人農民愛國家愛集體愛社會主義，不應該偷奸耍滑。我問一位貧農爲什麽不好好幹活，他反問道："有我多少？"這話我聽見了，但沒有往心裏去。十幾年之後，我才領悟了這句話的深意。
我們第三生産隊有５７戶人家。假設每戶人口勞力相等，在集體的大田裏，我刨５７鎬，才爲自家刨了１鎬。反過來說，我偷懶少刨５７鎬，自家才損失１鎬。這種體制極其有效地激勵偷懶，同樣有效地懲罰勞動。自留地則不然。那裏的每一鎬都是爲自家刨的，真所謂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對我們生産隊的社員來說，自留地對勞動積極性的激勵效率是生産隊的５７倍。結果，自留地和庭院僅占總耕地面積的７％左右，但社員像綉花一樣精心伺候，每年收穫的烟葉糧食和蔬菜，價值將近家庭總收入的三至五成，能與生産隊９０％多的耕地分庭抗禮。
我們生産隊的激勵效率只有自留地的１／５７，這還算好的。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興起的時候，規模動輒萬人，連生産隊和大隊的幹部都不用對勞動成果負責，結果鬧出了一場大饑荒。饑荒迫使極左派撤退，在"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爲基礎"一綫構築防禦工事，同時伺機反撲。大寨大隊和昔陽全縣取消"三自一包"，實行大隊核算，又把前沿推進到以生産大隊爲基本核算單位的中綫陣地。大寨大隊８０戶人家，從物質刺激的角度看，其激勵效率只有自留地的１／８０，還不如我們生産隊。
總之，如果把自留地比作社員的親兒子，集體大田就是５０竿子甚至８０竿子打不著的遠親，其疏遠程度如同陌路。
大寨模式在激勵機制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缺口，農村基層幹部如何彌補呢？常用的辦法有三種。
第一種，以身作則，道德感召。
普通社員刨５７鎬，我刨８７鎬，１０７鎬。我讓你們占我便宜，你們好意思嗎？有不好意思的，自然會多刨幾鎬。大寨的陳永貴，大寨大隊的幾個党支委，尤其是賈進財，都是這麽幹活的。這種感召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那麽可靠——它不僅依賴幹部行爲的感召力，還要依賴衆人良心的敏感程度。
我和附近公社的一位先進知青聊過這種作用最佳狀態。他講了一個故事。他們公社有一個村，隊長幹活拼命，爲了集體不顧家，結果和老婆打架，老婆喝農藥自殺了，丟下四個孩子。他們隊裏的社員特別感動，不用招呼就出工，幹活全不惜力，誰偷懶大家就駡他沒良心。收工後大夥還輪著去隊長家帶孩子，替他種自留地，幫他家打的柴禾堆了一房高。我們兩人唏噓之下，笑嘆自己沒有老婆，想感動大家不知還要等多久。
第二種，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也有兩個層次。所謂提高階級覺悟，無非是讓衆人認清自身利益與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的一致之處。這種以物質利益爲基礎的教育，說到底，避不開１鎬與５７鎬的關係問題。算得越透徹，偷懶越有理。假如人家偷懶而我不偷懶，一位社員反問我：那不是讓人家剝削了嗎？這是第一個層次。在這個層次上我們算不贏偷懶的社員。
第二個層次，倡導"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産主義風格"，創造共産主義新人。毛澤東試圖培育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公而忘私、大公無私的共産主義新人，"對工作極端地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極端地熱忱"。
在蜜蜂和螞蟻的社會中，這種個體確實存在，但一個社會性昆蟲群體其實只是一個繁殖單位，近似于人類的一個家庭，而不是血緣關係親疏遠近不同的一個生産隊或一個村莊。工蜂工蟻與本群體姐妹的基因重合率達到７５％，而人類的父母與兒女之間、兄弟姐妹之間的基因重合率不過５０％。螞蟻蜜蜂的獻身精神是有生物學基礎的，正如人類對家庭和親人的關愛也是有生物學基礎的。擁有這種利他精神的物種可以在進化中獲得競爭優勢，從而保住甚至擴大自己的基因分布區域。極左派鼓吹以社會階級爲基礎的獻身精神，而社會階級幷不是遺傳繁殖的基本單位。極左派的這種企圖，簡直就是要創造一個連"造物主"也不知如何設計的新物種。
當然，毛主席說了，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人類確實有一種精神力量，問題在于，在激勵機制的缺口中，這種精神力量頂得了多少鎬？頂三五鎬還是５７鎬甚至８０鎬？在我們生産隊，平均而論，這種不在乎回報的純精神力量，似乎連三五鎬——缺口的７％——也頂不上。極左派堅决反對一切利用人類利己之心的政策，說那是調動私心，因此狠批物質刺激，禁止各種承包制度，迫使基層幹部集中力量創造共産主義新人。如此極端的政策，固然符合兩種激勵機制的競爭逐步升級、走向破釜沉舟的邏輯，但也意味著關閉９３％的能量，依靠７％的能量推動農業生産。結果，産品嚴重匱乏不說，在我的感覺裏，那７％的精神力量也被折騰得筋疲力盡，歷盡摧殘之後，剩下的還不足３％。
第三種，政治壓力。
所謂政治壓力，對我來說，主要體現在大庭廣衆之下訓人。大家幹活的時候，如果有人站著聊天，半天不動彈，我就吆喝一嗓子："動彈啦動彈啦，要聊回家聊去！"再嚴重點，就在出工前不點名地警告一番。"有人思想成問題啊。我數了，一上午鍘草不到二百下！一分鐘還鍘不了一刀！給誰幹呢？給你自己幹呢！你偷懶，不是剝削大夥嘛！再不自覺，咱們就拉出來說說！" 如果有誰反抗，頂嘴帶髒字，我就狠狠扣他的工分。我對社員如此凶悍，以至我們隊的小孩哭，當母親的會拿我來嚇唬孩子："哭，哭，再哭吳思來啦！"
當然，作爲平衡，也要經常表揚勞動態度好的社員。
保持政治壓力，我認爲是填補缺口的主要手段。以我們生産隊而論，那５６鎬的缺口，假如以身作則和道德感召的力量可以補上６鎬，思想教育可以補上４鎬，政治壓力就可以補上１６鎬甚至２０鎬。于是２６鎬至３０鎬有了著落，剩下的２６鎬到３０鎬則難以彌補，體現爲怠工造成的淨損失。
這種估計，用來解釋大寨，肯定低估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幹部帶頭作用的力量。大寨的社員很少怠工。但用這個比例解釋我們生産隊，解釋全國的情况，未免過分樂觀。大包乾之後，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留在家裏的人，勞動質量明顯提高，勞動時間却大大縮短，由此可見，公社體制下怠工的淨損失不止一半。
八億農民怠工，中國受不了，全世界都受不了。極左派解决不了這個問題，沒有能力彌補激勵機制的缺口，就守不住集體經濟的陣地，更別提繼續前進了。
五、幹部激勵機制的缺口
算到這會兒，一個新缺口出現了：那些以身作則、進行思想教育、維持政治壓力的幹部，他們的動力來自何方？普通社員激勵機制的缺口靠他們勉强補上了一半，但在這一半的背後，補缺者自身的激勵機制，也是千瘡百孔，隨時有瓦解的危險。
我當生産隊指導員的第一年，平均每兩個月，生産隊長向我辭職一次。其他五位隊幹部也穿插其間。撂挑子的原因很多，爲了省事，仍舊以水渠爲例。
有一天，大隊書記的堂兄忽然將通過他房後的水渠拆毀，幾十畝麥田的封凍水沒法澆了。他說水渠滲水，把他家的房基洇了，要求隊裏挖地三尺，用水泥澆築這段水渠。我們去他家看了，一絲水痕也沒有，爲了這種莫名其妙的擔心，就要斷水半個月，大量耗費貴如麵粉的水泥？生産隊長認定大隊書記支持他堂兄刁難自己，立刻找到我，宣布辭職。
這位生産隊長年近五十，是個心高氣傲的人，農活很好，自留地和庭院收拾得妥帖至極。他看前任隊長一而再，再而三地撂挑子，什麽事也扛不住，多次耽誤隊裏的農活，心裏有氣。所以，我請他出山，一探口風就覺得有戲，按常規三顧茅廬之後，他就接手上任了。沒想到剛上任就遇到了這種挑戰。
拆水渠的漢子大約三十六七歲，精靈鬼怪，好講三國，是我們生産隊的人尖子。新隊長也是人尖子，便有了幾分競爭關係。新隊長不肯受他的氣，所以一遇挑戰便派人去硬修斷渠，那漢子乾脆往斷渠上一躺：要動傢伙就往我身上招呼。派去修渠的石匠自然不肯爲了隊裏的事打架，就找了隊長，隊長又氣哼哼地找到我，說這是受大隊書記的指使，沒法幹了，宣布辭職。其實他誇大了挑戰的來頭。大隊書記私下跟我說過不少新隊長的好話，請他出山當隊長也是大隊書記的建議。
我上門問那鬧事的漢子，爲什麽早不鬧晚不鬧，隊長剛上任就鬧，是不是對人家有意見。漢子說，早就想鬧，看前任隊長溜肩膀，怕嚇著他，就忍到現在。新隊長不是本事大嗎，怎麽也這副德行。現在想來，這話其實也是鬥氣。莊稼急用水的時候他不敢斷，怕激起衆怒。莊稼不用水的時候，我們又不怕他斷。澆可有可無的越冬水之時，最是打劫的好機會。結果，僵持數日，經過四五次往返談判，鬧事的漢子放弃挖地三尺的要求，只要用細水泥把他屋後這段水渠抹上一層，就容許過水了。
此事解决了，隊長的心却凉了，死活不肯再幹。于是，我又拿出對付前任隊長的老辦法，吃過晚飯就到他家做"思想工作"。其實也沒什麽可說的，翻來覆去就那麽幾句話："大夥的事，都不幹誰幹呢？你也不幹我也不幹，秋後大夥喝西北風？"然後就端過他家的烟笸籮卷大炮，喝他家的茶，有一搭沒一搭地閑扯幾句，每天熬他到半夜，按照常規，熬到第五六天，再堅决的人也會答應繼續幹。遇到特別頑固的情况，我還會拉上其他隊委會成員，甚至拉上大隊書記，一起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起去熬他，輪流去熬他。
按照左派的革命邏輯，幹部幹部就是先幹一步，除了責任義務和指揮別人的榮耀，當幹部幾乎沒有物質方面的好處，全憑革命精神的支撑。在那５７鎬裏，他們只有１鎬，但他們却要晚上開會，處理瑣事，白天操心安排農活，帶頭多幹，督著別人多幹，不時還要幹點堵人財路的事，得罪幾個路子多的能人。這就意味著，他們付出了兩到三鎬，所得只有１鎬。他們讓普通社員搭了便車。
當然，幹部偶然也能在招工招生等好處出現時優先一把，但那不是主要因素。如果特權多、待遇好，就像大公司高薪雇傭管理人員一樣，也可以構成强大的激勵體系，但這條路與"文革"的理想背道而馳。當時正在抓"黨內資産階級"、"新生的資産階級分子"，主要罪狀就是利用特權搞腐敗。衆目睽睽之下，那時的特權收益比現在少得多，在幹部比普通社員多付出的１０鎬中，平均起來，特權未必能抵償兩三鎬，缺口依然存在。
地主和資本家都有足够的動力監督雇工的勞動，正如雇工也想方設法逃避監督一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雙方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構成均衡，維持著經濟的運行。但是，地主資本家監督管理的動力來自剩餘索取權，監督帶來的收益完全歸他們自己，虧損也要由自己承擔。這種物質利益的獎懲機制是有效的，但被視爲資本主義道路。在大寨模式中，幹部監督管理的收益全歸大衆，他本人的收益主要來自精神和社會地位方面的榮耀。那麽，幹部的社會地位、當幹部的精神愉悅和指揮別人的榮耀能不能補償那些額外付出呢？這就因人而异了。
前任隊長，開頭覺得還能補償，幹得時間長了，榮耀和地位帶來的愉悅淡化了，就覺得難以補償了。幹得越久，與怠工和占小便宜的社員的衝突就越多，對人性和自己的服務對象就越失望。最後，原來還有幾分的同情心和責任感消磨殆盡，輕蔑和憤懣越來越重。隊幹部找我撂挑子的時候，往往會撂下一句狠話："這幫東西，餓死他們也不屈！"
新任隊長，支撑了大半年後，榮耀感同樣淡化了，對前任隊長缺少擔當的義憤消失了，兒子又進公社農機修配廠當了工人，繼續當幹部的利益相對下降，于是，遇到一點小麻煩就辭職了。最後我請出一位有殘疾的中年人接替他當了隊長。如果我繼續熬他，未必不能再使他撑半年，但我失去了熬他的興趣。
和那些辭職的幹部一樣，我對人們的一般看法越來越壞，溫情越來越少。開始，我希望自己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生活得彼此分不開，想他們之所想，急他們之所急，努力去熱愛人民。當幹部不過一年，有一天，偶然和其他公社的先進知青聊天，說到社員偷懶的現象，我咬牙切齒地冒出一句："一群牲口，恨不得拿鞭子抽！"話一出口，心裏一驚。我這是怎麽了？本想熱愛人民，怎麽反倒滋生恨意？本想當人民的勤務員，怎麽心裏成了奴隸主？我隱約感到有什麽地方出了毛病。
六、反向改造世界觀
這又扯出了我心裏的一個漏洞。隊委會激勵機制上的缺口，由我這個一把手負責填補。我凑凑合合地補到６０分及格的水平，但我心裏的缺口誰來補呢？
按照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中的要求，"對工作極端地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極端地熱忱"，這個漏洞似乎可以自我填補。就好像餓了要吃，渴了要喝一樣，熱愛人民就去爲他們服務，從而得到自我滿足。但在我的感覺中，這種純情感的東西，在與工農大衆的衝突中會逐漸冷却，缺口越來越大。靠愛和情感補不上。
我們村流傳著一首順口溜："大隊幹部摟，小隊幹部偷，社員縫個大兜兜。"描述了衆人踴躍占集體便宜的場面。如此描述有些過分。我的印象是，在正常年景，五分之一偷，五分之三摟，五分之一不偷也不摟。每到偷竊收益最高的季節，隊委會就推出我當一個月的護秋員。我是外來的楞頭青，敢得罪人。幾個月護秋員幹下來，每天想賊防賊，練出了一雙賊眼。我每隔三五天抓一個賊，創造了我們村看秋歷史的最佳戰績。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在這種檢驗和調整之中，我的世界觀悄然轉變。多年之後，我接觸到西方經濟學對人的基本假定：人們理性自利地追求利益最大化。這個說法讓我眼前一亮，好像揭去了看秋練出的賊眼的最後一片蒙子。
現在回首往事，我才意識到自己的世界觀確實得到了改造，只不過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截然相反。在貧下中農的教育下，我的眼睛和眼中的世界徹底改變了，從醉眼陶然的一片粉紅，變得越來越像老鼠，善于在黑暗中發現利益和危險——賊眼賊亮。
回顧對農民感情的變化，我還有一個驚奇的發現：當年的憤恨現在又變成了贊賞。過去，教條把工農大衆描繪成精神最乾淨、關心集體、大公無私的聖人集團，抬高了我的期望值，一旦失望就滋生恨意。現在，高調的意識形態轉變爲人類理性自利的假設，期望值已經降低，對理想社會的憧憬也變成了對利益制衡體制的信仰。此時心態平和，把千方百計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爲視爲當然，發現一點自我約束也知道珍惜。再看農民與管他們的人鬥智鬥勇，包括當年與我鬥法，妙手連發，不禁欣賞起他們的反抗策略。由此看來，現實主義培養同情和溫情，理想主義反倒助長仇恨。
順便提一下，我對工人階級的感覺比對農民更糟糕。１９７４年，我曾在當時最革命的石油戰綫當過一個月的翻砂工，發現工人們每天只幹三四個小時的活兒。我多幹了，就有熱心的師傅勸我注意群衆影響：你這樣幹可能提高定額，連累大家，群衆會對你有意見。後來我在大港油田幹活兒，以中上等速度幹兩個小時，師傅就過來制止我們，說一天的定額已經完成。我大惑不解：號稱最先進的領導階級爲什麽也偷懶怠工？多年之後，我看到劉少奇在安源煤礦組織罷工的經歷，工人得勢之後，每天只幹半天活，整得公司承受不了。李立三在路口攔截工人，不許他們早下班，工人就駡他是資本家的走狗，還動手打他，氣得他大哭而去。劉少奇爲此苦惱很久，還請教了來訪的美國共産黨領導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跳出教條之後，我才鬧明白一個淺顯的道理：工人農民和地主資本家一樣，每個階級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種互相衝突的追求構成均勢，社會因此正常運行。確實有自覺精神這種東西，但僅靠某個階級的覺悟和自律是不够的。任何一家獨大的格局都會損害全局幷最終傷及自身。這種來自生活經驗的認識就是我轉而信仰利益制衡體制的根據。
隨著世界觀的悄然轉變，我的浪漫情懷越來越淡，理性和算計深入骨髓，本來依靠理想和信念填補的缺口也進一步擴大。幹部當到第二年，我隱隱約約地意識到，自身力量補不上那二三十鎬的大缺口。我對農業學大寨運動的前途深感悲觀。極左派描繪的共産主義理想越來越顯得渺茫。我開始懷疑繼續死撑下去的意義。
在真實的心理活動中，這個變化過程體現爲拉鋸般的衝突。革命熱情逐漸冷却讓我深感恐懼，便調動起全部力量與之對抗，精心呵護心中的每一顆火種，鼓起腮幫子吹出火苗。這時我寫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幾句詩： "火紅的黨旗呼啦啦地飄！我們是黨旗上的鐮刀！我們的熱血在黨旗上燃燒！"我迫切需要用熱情的大話給自己加熱。
總之，靠精神力量或世界觀改造補不上缺口。那麽，靠行政升遷如何？
如果像國營企業那樣，出色的管理者可以得到行政體系內部的升遷，這當然是有效的激勵。不過，農村幹部能够進入幹部系列的概率極低。大寨出了一個政治局委員，一個中央委員，這種概率，在全國上百萬個村莊裏，連二十萬分之一也沒有。建築工人的年度死亡率是十萬分之八，這種死亡風險幾乎不在職業選擇的考慮範圍之內，而成爲中央委員的概率還不到這種不值考慮的概率的６％。對農民來說，成爲公社幹部的機會也小到了不值考慮的程度。一旦升官的概率低到一定濃度，激勵就不再普遍有效。反過來，撂挑子，爭取更多的閑暇，才是獲得福利最大化的策略。這也是農村基層幹部的實際選擇。
結論：幹部激勵機制的缺口，靠行政升遷的路也補不上。
不過，這條路可以列入我的考量。我是知青，又是先進典型，從大隊領導升到公社領導再升到縣委領導的概率遠高于常人。我當時確實也如此預測自己的歸宿。問題在于，追求升官的個人前程，還能算共産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嗎？我想走這條路，到底是爲了對革命做更大的貢獻呢，還是爲了個人的名利地位呢？我糊弄自己說，地位越高，對社會的貢獻越大，這是爲了革命。但我懷疑自己是自欺欺人，而且可疑程度超過六成。
如果沒有升官，如果我和農民一樣需要養家糊口，大概用不了幾年，我的肚子就會告訴我什麽是真理。如果我因爲學大寨積極而很快升官，恐怕我會繼續與農民作對，加大向小生産進攻的力度，在更大的範圍內割資本主義尾巴。
順便插一句，我的升遷完全是由上級領導决定的。甚至在入黨之前，公社副書記和大隊書記就找我談話，內定我爲生産隊指導員兼大隊黨支部副書記，連群衆意見都不必徵求。繼續聽黨的話，繼續與農民作對，對我的升遷有益無害。
如果我在明白是非之後升了官呢？我會爲了自己的前程昧著良心推行極左路綫嗎？我會像安徽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那樣默許大包乾嗎？我不知道。官場也是改造世界觀的好地方。
七、臨陣脫逃
以極左的標準衡量，我的插隊經歷就是一連串的失敗。青年突擊隊的義務勞動首先受挫，以共産主義義務勞動替代雇傭勞動的夢想破滅。限制自留地或曰資産階級法權的努力以退讓告終。建立堅强的領導班子的企圖也一再失敗。屢戰屢敗之後，我失去了發動進攻的銳氣，和多數基層幹部一樣轉入守勢。
每年深秋，種完冬小麥後，縣裏都要開二十多天的三級幹部會，簡稱"三幹會"。先在公社開，再轉到縣裏開，整黨整風，建班子。我連續參加了兩年，每年的重點都是解决幹部撂挑子問題。在全國範圍內，幹部激勵不足的問題普遍存在，年底便是幹部撂挑子的高峰。我們聽大量鼓動報告，接受上級給我們打氣，學習先進典型，互相批評幷自我批評，聽革命前輩訓我們沒出息，聽公社書記跟我們說好話，說大話，再集中解决幾個讓人灰心喪氣的難題。最後人人過關地表個態，承諾再幹一年。那麽，經過多年的篩選沉澱，什麽人留在幹部隊伍裏？
我們聽過一個生産隊長的報告，題目是《當隊長有癮搞管理沒够》。許多有管理偏好的人，當領導感覺輕鬆愉快的人，組成了生産隊幹部的群體。他們有個人特色的選擇偏好降低了當幹部的成本，提高了當幹部的收益。只是這種人比例很小，經過長期沉澱積聚起來，也未必能補上激勵缺口的兩三成。
各級領導竭盡全力，只能勉强維持這種均衡。這是學大寨運動維持不垮的最後一道防綫。這道防綫漏洞百出，但最高司令部一輪又一輪地動員發令，幹部隊伍像環環相扣的戰陣和各級督戰隊一樣挺在那裏，經受著八億農民海潮一般撲向自留地的正面沖刷，經受著農民和農村幹部大面積怠工在內部和背後的淘洗。
僵持之中，恢復高考了。
我曾經在公社大喇叭裏放出大話："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遠扎根在貧下中農的心裏。"這句大話悄悄給升官的前程留了一條路，却完全堵住了進工廠和上大學的路。
一位和我同樣肩負重任的知青朋友勸我："我試著扎根了，但我發現貧下中農的心裏是一片沙漠，你扎根其中也無法成活。"他考上了清華。可是我的大話餘音繚繞，報名高考無异自打耳光。我咬緊牙關，不理父母的請求，不報名，不復習，默默抵制了那年高考。夥伴們在考場中答卷的時候，我正爬在樹上打核桃。秋色西來，天高雲淡，我胸中激蕩著自我犧牲的悲壯感。
１９７８年，社會大變動的各種迹象越來越顯著，大隊書記和公社負責知青工作的副書記先後找我談話，表示支持我參加高考。我表面上顯得不太情願，答應考慮考慮，暗自却高興有這個就坡下驢的機會。我自欺欺人地想：上大學也是爲革命，本事大了可以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一所我認爲最具理想主義和革命精神的學校。考分到達村裏的時候，正是護秋的季節。人們大呼小叫地找到我，說我的考分特別高。我半信半疑去大隊廣播室看了成績通知單，果然遠遠高于錄取綫。我心中一陣狂喜，却故作鎮靜，不緊不慢地踱回宿舍，提了鐮刀，按照往常巡山的路綫出了村。走到荒僻處，終于按捺不住，一口氣跑上十幾層樓高的山梁，毫不氣喘，興猶未盡，又蹦了幾個高。平靜下來後，我爲自己的反應大吃一驚。我怎麽這樣？不是上不上大學無所謂嗎？我那麽想離開農村嗎？我還以爲自己對農業學大寨的偉大事業戀戀不捨呢。由此我也得到了一條經驗：人們往往幷不瞭解自己。
新鮮勁過去之後，我心底的羞愧露頭了，而且數年揮之不去。我食言了。我怕苦了。我臨陣脫逃了。同時我又感到大爲輕鬆，真切體會到什麽叫"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我不必在一場預感到失敗的戰爭中苦苦支撑下去。
八、如今了然識所在
多年之後研讀明史，我注意到明朝初年和共和國初期似乎有某些相近之處。朱元璋搞的不是國有化，準確地說是官有化，剝奪各個社會集團的權利，尤其是大地主大商人的權利，將盡可能多的資源集中在自己手裏，同時嚴厲約束各級官員，鼓吹道德教化。
順著這條軌迹上串下連，我獲得了另外一種眼光和感覺。我感覺自己當年很像朱元璋手下的酷吏。我們爲了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與各個社會集團對抗，儘量把所有的資源集中在官家手裏，努力清除反對我們崇高理想的人們。我以爲這就是社會主義，這樣就能建成共産主義，正如朱元璋以爲這樣可以建立合乎王道的萬代基業。
資本主義，如果視爲奪取皇家貴族和官僚集團手中的權力，由資産階級集體控制政權，那麽，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就是從資産階級手中奪取權力，將政權置于無産階級集體控制之下。可是這兩種權力轉移幷未在中國發生。我參與的事業，一方面是鏟除資本主義萌芽，另一方面是控制驅使農民群衆，而不是被農民群衆控制和驅使。這種體制，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是否可以稱之爲"官家主義"？（參見拙作：《置疑"權貴資本主義"》，《鳳凰周刊》２００５年第１３期）
因主張和信條不同，所謂"官家主義"又分爲多種類型。儒家信條在西方資本主義的衝擊下敗陣之後，以趕超西方爲目標的各種主張登上了歷史舞臺。我插隊的時候只熟悉其中的兩種主張。一種是：官僚集團直接承擔資産階級的使命，管理生産，計劃經濟，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物質刺激，利潤挂帥，把全國辦成一家大公司，這條路綫被毛澤東斥爲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另一種是：抓革命促生産，鬥私批修，創造共産主義新人和新世界，順便完成四個現代化，幷一勞永逸地解决資本主義時代的其他問題。這種遠遠超出資産階級物質利益眼界的追求，就是毛澤東的理想。後人把這種理想稱爲空想社會主義，空想固然不錯，社會主義却大成問題。這裏根本就沒有農民之類的社會集團說話的份兒。
從上述角度看去，左派右派之類的標簽，都是超越歷史階段錯用的分類符號。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官民之分，即打天下坐江山的暴力集團及其官僚代理人集團，與農業工商業生産集團的區分，才是更加符合時代特徵的一級分類。只有生産集團控制了暴力集團及其官僚代理人之後，左翼右翼之類與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相關的標簽，才能上升爲一級政治分類。在這套分類體系中，我爲强化極權、削弱農民勢力而衝鋒陷陣。可是，任何集團的勢力太大，和皇家貴族勢力太大或資本家勢力太大一樣，都是一種社會失衡，都將造成社會灾難。
在新的歷史坐標系中，當年的困惑和迷茫消失了。如今了然識所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國歷史可以說是官家主義的歷史。毛澤東時代，用自己的理想塑造社會人心的全方位努力登上了中國歷史的最高峰，幷且憑藉强權打造了工業化基礎。"文革"之後，從農村到城市，處處民進官退，不時出現"小政府，大社會"的說法，新的均衡似在形成。迄今爲止，對這種新均衡的意識形態描繪和理解尚未定型，就連我在此使用的"官家主義"也是正在形成之中的概念，我們仍處于下一個均衡類型重建之前的探索和動蕩之中。
我希望在中國建立所有社會集團共同當家作主的社會，大家靠投票立法定規，我以爲那才是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社會——每個社會集團及其成員都有平等的政治權利，誰也不能憑藉暴力專別人的政。資産階級固然財大氣粗，但工人可以依靠工會與之抗衡；農民固然是一盤散沙，但可以憑藉農會分擔集體行動的成本，爲本階級爭取更多的利益。爲了保護喪失了勞動能力的弱者，消除拼命謀生的土壤，這個社會還應該設立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體系。
倘若我夢想落空，中國出現了原始資本主義社會，立法定規全由資本家說了算，禁止組建工會，禁止罷工，憑藉暴力專工農大衆的政，那時候，即使我衰老不堪，我也要再當一回左派。這不是出于什麽階級感情，而是出于對利益制衡的信仰，出于對公道的信仰。公道自在人心。
告密體系及其社會創傷——東德的秘密警察與綫人（康慨）
告密體系及其社會創傷
——東德的秘密警察與綫人
冷戰時期，東德最有名的特務頭子是綽號"隱形人"馬爾庫斯-沃爾夫（Markus Wolf），德國猶太人，他任前東德安全部（Stasi）副部長達34年，其領導的駐外情報機構與前蘇聯的克格勃齊名，對內恐嚇、監控、迫害本國居民，監禁記者、作家和持不同政見者。德國統一後，他畏罪逃亡蘇聯，在蘇聯解體前夕，他回到德國，提出通過幫助德國政府解開冷戰中的一些謎團以換取赦免，但未能如願。最終他兩次站在審判臺上接受正義的審判，被判有罪。
文/康慨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墻倒塌。八天后，東德國家安全部（MfS）更名爲國家安全辦公室（AfNS），但這沒能使它活得更久。12月8日，莫德羅總理下令解散了AfNS，自此，世界上最著名的秘密警察組織之一終于走到了盡頭。
MfS有一個更廣爲人知的名稱：斯塔西（Stasi，德語"國安"一詞的縮寫）。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它構建起了一張由幾十萬綫人組成的大網，將幾乎所有的東德公民罩在網中。身邊有形或無形的監視者、監聽者和告密者———無論他們是出于有據可查的事實，抑或只是來自傳言、懷疑或想像，皆成爲東德人日日夜夜置身其中的現實。斯塔西及其似乎無處不在的秘密綫人，就這樣定義著東德人的日常生活，成爲每個人言行起居中朝夕相處，必不可少，有機而且動態的組成部分。
經由思想控制、經濟控制和行政控制，以及龐大的秘密警察組織及其掌握的密織的綫人網絡，民主德國打造出了一個嚴密布控的社會，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裏，對內（對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種頗爲安全與穩定的社會幻象。這種穩定的程度不僅大大强于其東部大家庭的兄弟們，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甚至超過了在1960-70年代經歷了巨烈動蕩的資本主義同胞、西鄰的近敵聯邦德國。然而，我們之所以稱之爲幻象，是因爲這種穩定幷無堅實的內在基礎。穩定之得以保持，端在內部的高壓和外部兩大强力集團難分伯仲的對抗所造成的平衡。一旦對抗失衡，內壓立刻决口，整個體系頃刻間瓦解，國家瞬間不復存在。
二十年過去了，斯塔西對東德人造成的社會創傷、心理陰影和情感痛苦仍舊難以平復。
最强大最有效
東德似乎幷不公開鼓勵檢舉揭發，亦不大力宣揚告密文化，而是通過廣泛、細密、有效的組織工作，滲透到社會的每一肌體，從上至下，層層布控，有效預防，對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權穩定的言行實行全面監督。德國人爲共同目標而不惜冷對個體的哲學淵源，做事務求條理分明、執行程序嚴謹高效，甚至刻板至教條主義的行事作風，均爲斯塔西發展成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效的秘密警察組織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自1950年創設以來，斯塔西的雇員始終在穩定增長。1974年，該組織已有全職員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則達到91000人。這些人的親友往往知道其身份。真正的"地下工作者"是數以十萬計的、散布于社會各個行業、各個角落的非正式雇員，即人們通常所說的"告密者"（本文將在大多數情况下使用"綫人"，來代替感情色彩强烈的"告密者"一詞）。
1995年，根據已不完整的官方記錄（斯塔西在解散前已開始檔案銷毀行動），1989年時的斯塔西有非正式雇員17.4萬名，約占當時東德18-60周歲公民的2.5%。約翰•科勒（John O. Koehler）在所著《斯塔西：東德秘密警察秘史》（2000）一書中認爲，其總人數可能接近50萬（另據一位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計，若將臨時綫人也計算在內，則綫人總數可能高達200萬人），平均每166位東德公民，便有一位斯塔西警探"照看"，東德因此成爲世界上秘密警察密度最高的國家。蘇聯克格勃有4.8萬雇員，監控全國2.8億人，平均每人負責5830位國民。若計入非正式雇員，則斯塔西每人監控66人。如果連臨時雇員也包括在內，那麽每6.5個東德公民中，便有一人爲秘密警察工作。
東德所有的大企業中，均派駐有全職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樓亦指派一人，充任監視者，直接向管片民警報告。每有住戶的親戚朋友在此過夜，斯塔西都會得到報告。賓館房間的墻壁通常開有秘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針孔照相機或攝影機進行秘密拍攝。若有敵對嫌疑人進入監控名單，斯塔西便會在其家中布設設備，秘密監聽。大學和醫院亦被廣泛滲透。
斯塔西的座右銘是"黨的盾與劍"（Schild und Schwert der Partei），這句話在電影《竊聽風暴》中曾兩次被提及。綫人的工作亦圍繞著這一目標展開，但因工作性質的不同，又有細分。據芭芭拉•米勒（Barbara Miller）的《統一後德國之罪疚與順從的叙述：斯塔西綫人及其社會影響》（Narratives of Guilt and Compliance in Unified Germany: Stasi Informers and their Impact on Society，Routledge，2000）一書所述，人數最衆，分布最廣的是非正式雇員（IMS），即民間綫人。1979年的一份斯塔西綱領指出，IMS"在全面確保國內安全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其工作是預防性的，爲"應對新的安全需求而進行早期的輔助偵察與落實"，特別是要弄清"誰是誰"的問題。
斯塔西極爲看重IMS，其各個時期的正式文件亦不斷强調這一點。"非正式雇員是與階級敵人秘密活動作戰的最重要因素"（1958）；"非正式雇員是國家安全部所開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絕對核心"（1968）；"我們的政治工作所期望達成的政治與社會影響，有賴與非正式雇員進行高質量與有效的配合，他們是同敵人作戰時的主要武器"（1979）。
沒有英雄
兩德統一最初的歡欣之後，原來的東德人很快發現，曾經憧憬的美好生活幷未到來，社會主義體制下的生活和職業保障却一去不返。失業率猛增，東部人不得不接受再教育，學習謀生技能，嘗試適應曾經嚮往如今突然而至的自由，學會自己做决定。相對于國家替你决定一切的舊體制，統一後的自由反而令許多人不知所措。傲慢的西部人施于他們的歧視和怠慢，相較于舊體制的壓制，似乎更加不堪。現在，他們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個人或集體的理想與自尊，過往的人生變得一錢不值。在東部，自憐和戀舊的情緒高漲，已經不復存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竟然在某種程度上又成了已逝的天堂。今年春天，BBC播出了一套系列紀錄片，講述東歐人對社會主義大家庭時代的回憶，好壞兼有。一位女士說，較之現在，東德時代的婦女更爲獨立，在婚姻和工作中有更多的選擇，"我們感到安全及被照料。"她面對鏡頭說。
然而，國家不僅照料其公民，亦監控他們，而這種監控的深度和廣度，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政府可能都難望其項背。統一後斯塔西秘密檔案的逐漸公開，對許多東部德國人的心理是一個巨大的衝擊，逼使某些人重新審視那個失樂園。"這些文件不僅有助于前東德人得知幷瞭解自己的歷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們對過去重新定義。"芭芭拉•米勒女士寫道。
檔案的某些部分足以令人震驚，例如，1987年的記錄顯示，當時東德作協的19位最高委員中，竟有多達12人是斯塔西的綫人。也正是由于這一點，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曾深受秘密警察之苦、1987年從羅馬尼亞移民西德的赫塔•米勒，堅决反對在沒有甄別清算前東德作家歷史污點的情况下，實行兩德作家組織的合幷，幷爲此于1997年宣布退出德國筆會中心。
在德國東部地區，赫塔•米勒幷不是很受歡迎的人。1999年，柏林墻倒塌十周年的時候，她告訴RFE電臺羅馬尼亞語-摩爾多瓦語部的米爾恰•約爾古萊斯庫，儘管已經統一多年，但在社會和文化層面上，兩個德國之間的鴻溝仍然存在，德國東部更近于東歐而非本國西部。"在東部德國，有些人不請我去朗讀作品，"她說，因爲他們不想以直接了當的批判回望過去。但也有人請她。"可以說，在德國西部，大多數人只是對我的書抱有理論上或文獻上的興趣，而東部人會通過我的書面對自己的過去和人生。有些人爲此覺得不快。許多次在德國東部，我朗讀完，首先就會聽到聽衆提問：'可羅馬尼亞的情况當然比我們這兒惡劣。我告訴他們：'這要看你怎麽看待那些事。'"她說，許多東部人不願意相信的是，從整體上講，羅馬尼亞和東德之間的不同沒有他們願意相信的那麽大，可聽衆不喜歡這種看法。
隨著秘密檔案的公開，綫人們不斷曝光幷受到譴責的同時，公衆也發現，自己每次都會落入相同的、極爲複雜的道德困境。"斯塔西的綫人們始終是（東德）國家機構中一個極爲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如果沒有大多數東德人的沉默作爲配合，這一體系斷然不會如此有效運轉。"芭芭拉•米勒就此寫道，"作爲機會主義的盲從者，個人之所以與集體保持一致，是因爲他們在這種物質安全、社會安定的平庸圖景中安于渾渾噩噩，其中之個人，則堅定不疑地服從于那種對簡單及相對和諧之生活的欲望。"
我認爲，當集體耻辱感逐漸增强到一個臨界點，這個集體就將面臨極大的風險——完全的自我否認。這意味著他們必須承認自己的一生是背德的、有罪的、附從的、心甘情願被愚弄的，因而也是毫無意義的。出于本能，集體會避免讓自身落入這種深淵。通常情况下，他們會找到救贖者。兩個月前，翁貝托•艾柯援引一例指出，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權勒令全國1200位大學教授宣誓效忠，僅有12人拒絕，幷爲此失去工作。其餘皆爲保住教職而屈從。"也許這1188人是對的，"艾柯說，"但那12個人挽救了其大學、乃至我們國家的榮譽。這就是爲什麽你必須說不，即便這樣做毫無益處。因爲有朝一日，你可以說，你說過不。"
十二君子僅僅是大學教授集體的百分之一，在全體意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們事後足以爲集體耻感提供一個排遣的通道，雖不至完全脫罪，亦可讓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種平衡。如果一個集體找不到可引爲代表的英雄，幫他們卸去頸上的重軛，讓他們有理由說出："我們也曾反抗過，"那麽這個集體終將不能自如地面對過去。
東德却沒有英雄。
羞耻與失憶
1993年初，前東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裏絲塔•沃爾夫（Christa Wolf）被指認曾在1959至1961年間爲斯塔西充任非正式雇員，代號"瑪格麗特"。沃爾夫女士的反應具有典型性：她最初完全否認，半年多之後，檔案將不可辯駁的證據呈現于前，她又改口，說已將這段往事完全忘却，幷辯稱從未對同胞造成實質性的傷害。
在身份曝光之前，前綫人大多保持沉默，直至白紙黑字的證據出現。然而對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們真的有可能失憶嗎？芭芭拉•米勒在前述專著中，對上述情况做了分析：
傳統的記憶複製理論認爲，人的記憶是對過往事件的精確複製，但心理學家近年來的研究表明，自我記憶的機理往往與此相反。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社會心理學教授邁克爾•羅斯發現，個體會使用"絕對自信的理論來構建其個人歷史"。也就是說，人們趨向于用當前對自我的理解來"推斷"他們過去的行爲。除非有明確的信息讓我們相信自己的態度和行爲已經發生了變化，不然我們便很可能有意誇大過去與現在的相似性，幷以此重構記憶。
"謝天謝地，我好像很早以前就忘記了。"沃爾夫女士寫道，"如果我還記得那件事，我怎麽能活過那麽多年，怎麽還能繼續寫作，我還能相信誰？"
事發時，她立刻遭到了潮水般的猛烈攻擊。然而輿論最初的歇斯底里過後，不斷出現的檔案逐漸還原出更爲客觀的歷史：沃爾夫與斯塔西的合作只是"最低限度的"，幷且只持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不僅如此，自從年輕時的政治幼稚之後，她日益轉向政權的對立面（她被稱爲"忠誠的异見者"，在批評政府的同時仍然保持社會主義信念），幷爲此與丈夫一起，遭受了斯塔西長達20年的不間斷監視，寫于1979年、但直到1990年才得以出版的半自傳體小說《餘留之物》（Was bleibt），記述了那段監控之下的生活。
該書甫一面世，即遭指責。評論界指其僞善，以東德時期的既得利益者之身，又圖謀于新時代。三年後斯塔西秘檔曝光，輿論衆口一辭，大有將她打入地獄之勢。這正是面對歷史時的亂局與困境，無論是集體還是個人，皆難以脫逃，亦難以承擔。
斯塔西死去二十年了，時間似乎漫長，却又像彈指一揮間。它的幽靈仍然糾纏著許多人，也許每夜都來，徘徊于枕邊，讓他們至死不能釋懷。
來源:南都閱讀周刊
城市土地私有産權是何時消失的？（章立凡）
城市土地私有産權是何時消失的？
章立凡
歷史上的革命與改革，往往意味著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土地産權最容易在這類節點上發生變化。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宣布"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財産不予沒收。"這是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土改，實施過程帶有强烈的暴力革命特色，多數地區都超越了法律和政策。其後，又在合作化的名義下，將農民分到手的土地重新集中。
到了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土地高度集中，農民被套牢在土地上，却未能解放生産力。"一大二公"的結果是"規模而不經濟"，播下"共同富裕"的龍種，收穫却是"均貧"，"窮折騰"造成了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這是官方史學家最不樂提及却又無法掩蓋的事實。
但在50-60年代，城鎮中的土地所有制與農村不同，國有土地與私有土地同時幷存。私有土地與私有住房相關聯，業主持有人民政府頒發的《土地房産所有證》，有的還持有單獨的《土地所有權證》。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同時，對城市中部分房主的私有房屋，曾采用國家經租、公私合營等方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與資本家擁有的生産資料不同，大部分私房系公民的生活資料，房屋及其土地的所有權也均未實行法律上的轉移。
作爲革命承諾之一的農村土改，實施的依據是《土地改革法》，而城市土地私有産權被收歸國有，則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在1966年開始的"文革"中，僅僅以"革命的名義"，就將全國城鎮私房連同下面的土地全部收繳，房主們被迫交出權證。"文革"後落實私房政策，大多只發還房産不發還土地，形成了房屋、土地所有權分離的怪像。將非法剝奪的房子還給本主，在"文革"剛結束的年代已是一項"德政"，心有餘悸的房主們只有默認。
1982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規定"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這是以往三個憲法文本中從未出現過的。城市"土改"的既成事實壯嚴地寫入了憲法，沒有給公民的財産損失以任何補償。當時處于改革開放初期，公衆權利意識淡薄，對"私有"二字心存疑懼，無人敢于提出异議。此外，還有一項"文革戰果"被保留下來，即公私合營企業未經任何法律手續轉爲國營企業。上述兩項剝奪如果放到今天實行，勢必引發社會動蕩。
進入90年代，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土地財政"成爲地方主要財源，政府日益"無限公司化"。由于城市土地已收歸國有，上面的房屋不過是"附著物"，可以"依法拆遷"；即便購買了新建的商品房，所持有的也只是《房屋所有權證》和《國有土地使用證》。國有土地産權從所有制上應屬全民所有，可是主人翁在自己領土上購房居住，須另外攤繳高額土地出讓金給公僕政府，一點國民優惠都沒有。根據憲法，依法徵用土地的前提是"國家爲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既然事關"公共利益"，面對越來越瘋漲的房價，越來越奢華的僕人是否應該讓利給主人？
在利益的驅動下，某些地方政府一紙拆遷公告，便足以將一片城區變成一堆瓦礫。很多地方動用行政權力和黑惡勢力進行暴力拆遷，導致群體事件頻發，社會衝突日益激化。從2007年3月重慶楊武、吳蘋夫婦的"最牛釘子戶"事件，到2009年6月上海張龍其、潘蓉夫婦向强拆隊投擲燃燒瓶事件，乃至同年11月成都女業主唐福珍自焚事件，都是公民保衛合法財産的抗爭，形式一次比一次慘烈，爲全國民衆所矚目。有學者朋友說"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搶錢與反搶錢的鬥爭"，雖語帶調侃，却點評到位。
財産權是一項基本人權，但不受中國歷代統治者尊重。全國人大2004年將保護私有財産寫入憲法，2007年又頒布《物權法》，很大程度上保護了改革開放後的"先富"階層，但不追溯保護部分公民過去被侵害的權益，也很難保護全體公民的長遠權益。房屋與土地産權分離的後遺症日益凸顯，迫使人們思考：抵觸上位法的《拆遷條例》爲何橫行無忌？憲法能否保障《物權法》的有效性？
中國人傳統的"國民性"中有"仇富"基因，外加"氣人有笑人無"的劣根性，即便當了"自了漢"式的順民，也難免幻想來一場翻天覆地的"財富再分配"，痛痛快快當一回暴民，可是很少想到要成爲公民，幷共同建立一個公民社會。
當別人的生産資料被剝奪，你不說話；當別人的生活資料被剝奪，你不敢說話；當別人的房子被拆掉，你袖手旁觀；當"煤老闆"的産權被收吃掉，你圍觀叫好；當"國進民退"大潮高漲，你爲大國崛起自豪；當你自己淪爲房奴或無房戶，才開始駡娘……。
身爲納稅人，你的最大恐懼來自于：無限膨脹不受制約的權力，正在掏空所有人的錢包。
2010年1月19日 風雨讀書樓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5期（發表時略有删節）
中國問題及其複雜性
中國問題及其複雜性
訪談者：劉蘇裏 被訪談者：汪丁丁
汪丁丁，北京人，1953年生于瀋陽，祖籍浙江淳安。1969年赴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1981年獲首都師範大學（原北京師範學院）數學系理學學士學位。1984年獲中國科學院系統科學研究所"數學與系統科學"理學碩士學位。1985年赴美國東西方文化研究中心訪問研究，1986年轉入夏威夷大學經濟系博士班，1990年獲美國夏威夷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同年轉任美國東西方文化中心"東亞經濟發展－文化與制度變遷"項目研究員。1991年任教于香港大學經濟系。1996年赴德國杜依斯堡Gerhard-Mercator大學任客座研究員。1997年3月返回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現爲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浙江大學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席，東北財經大學行爲與社會科學跨學科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席。教學及研究領域包括：經濟學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礎、行爲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與社會選擇理論、演化社會理論－演化認識論與演化道德哲學。專業研究領域包括：制度經濟學，博弈論基礎，微觀經濟理論，資本理論，資源經濟學，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等等。出版有近二十種著述。
有些知識人你很難給他作學科定位，汪丁丁教授便是其一。非要做個概括，我只能說他是制度學家，或未來三四十年回頭看，我們這個時代少有的思想家。平時，大家印象中，汪教授知識淵博，從宇宙大爆炸、腦神經學、認知心理學，到他看家的經濟學，到政治哲學、教育學、法學，總之，他無所不通。他自稱"很懶"，文字多是"被逼出來的"，但每一年，以各種名目（論文集、隨筆、對話集、講義，甚至博客紙質版，等等）出版的著述，少則一二種，多時三四種，誰能說他懶呢？多數這些文字，有兩個明顯特點，一是"隨筆"爲主，一是多數不易讀懂。汪丁丁給學界另一個很深的印象，是他從不寫成體系的專著，估計是被問急了，他像是破例似的寫了篇長文，回答爲何不寫專著。我當然知道那不是他能力的問題，也非沒有整塊時間，——他大部分時間窩在家裏，讀書、思考。還有，——是我個人對他的印象：寫的不如想的，說的不如寫的，儘管他當了十幾二十年教授。丁丁說，他屬"軟心腸"學者一類，凡事想的複雜，曲折，跟哈耶克類似；他認爲，凡簡單，必激進，——這讓我想起美國一倫理學家，她在一册研究意識形態的著作中說道，凡能蠱惑（動員）人群的意識形態，必淺薄而激進，跟哲學完全是兩碼事兒。
汪丁丁思考之複雜，如果你不是跟著他的叙述走，如果你不瞭解他要幹什麽，確實難以進入他的思想（問題）世界，你甚至還以爲他是個好玩知識游戲的大兒童呢！在我視野內，國外的學者，他最像羅伯特·西蒙，他在人工智能、决策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學科，都有非凡建樹，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國內的，能想到的，大概只有2002年去世的金克木先生了，雖然金先生只個別篇幅談過數學、物理學和天文學。丁丁原本學的是數學，後改行學經濟學，但我以爲，由于他超群的智商和勤奮，以及杰出的洞察力和悟性，他早已不是尋常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他對制度演進的研究，上天入地，碧落黃泉，從地球形成，到個體情感，乃至人的信仰，無所不涉，無有不及，是我們這個時代少有的文藝復興式的知識人。然而僅此，也只是丁丁的一面。他另一面，在此次訪談中，他自己多有叙述，更細的故事，讀者自己看好了。
汪丁丁教授自己說，——跟我的感覺完全一樣，2003年他徹底回國，是他學術思想生涯重要的轉捩。可體會到的標志，是他有關中國問題複雜性知識思考，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切身體驗，對一個思想家而言，這很重要，特別重要。在中國問題研究獲得現實感受情境下，他的思考和表達，不僅有了放矢之的，且有了使之"本土化"的難得機遇，用他自己話說，各種觀念"逐漸有了鄉土中國的味道"。從這句表達中，我嗅到了他持續思考的情感基礎，——一個時代的思想家，如果他的思考，缺少一份對鄉土的情感，很難有什麽血肉般的果實；同時，他也很難持一種批判立場基礎上，有使命感的建設姿態。這句話，是我們走進汪丁丁思想世界的門徑，也正是在這裏，我們獲得了理解汪丁丁開發無數思考研究工具的鑰匙。
"中國問題"、"中國問題的複雜性"，是此篇訪談的主題。儘管丁丁認爲自己還沒找到滿意的表述，但我以爲，他已經在敲這兩個問題的大門了。有請汪丁丁教授！
劉蘇裏：丁丁，一口氣出兩本文集（《串接的叙事》、《盤旋的思想》），在你此前的寫作經歷中，還不多見。
汪丁丁：應該是沒有，因爲2004年7月以後我寫的文章沒有出過文集，最近幾年只出過課程講義，都是學生們根據課堂錄音整理的。此外，我和朋友們對話的錄音稿，出過兩本書（《制度經濟學三人談》和《經濟學三人談》）。這兩本文集也是被中國社會現實問題逼出來的，是我從04年以後的文章中挑選八十多篇編輯而成的。2004年以來，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我稱之爲"迅速官僚化"的過程。我除了教書，主要的課餘時間用于思考中國社會現實問題。中國問題的複雜性也非常具有挑戰性，這樣，我就寫了許多文章。
劉蘇裏：在《串接的叙事》，你是按照自由－秩序－知識順序談的，很有意思。等會兒我或許還會就這一順序問你問題。就你剛才說的，我可以這樣理解吧：八十多篇文字，是"中國問題"給逼出來的。
汪丁丁：今天中國問題變得特別複雜，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走到這樣一個十字路口，在這裏，我們許多人開始詢問中國社會在未來半個世紀到底選擇什麽樣的路徑。例如，很多知識分子對市場經濟的路徑喪失了信心。2003年以來中國問題的複雜性，還表現爲所謂"宏觀調控"的加强，其實是官僚機構對市場經濟的直接干預。有很多政策失誤都是2003年以後發生的，所以，我們經濟學家也不得不反思這些政策的合理性。這樣的研究工作，我們叫做"政策基礎"研究，就是關于公共政策的理論基礎的研究。
劉蘇裏：順著剛才這個話題我有個問題：兩本集子都是圍繞"中國問題"這四個字展開的——關于中國問題的思考是在展開過程中一點點建立起對它的認識的麽？還是"中國問題"逼著你不說不行了，才有了現在這些文字？
汪丁丁：我在北大的工作是1997年開始的，但那時我的許多思想都只是海外的，中國問題對你不會有特別深切的觸動。比如"食品危機"，回到那邊就沒有這個問題了。等到我真正陷入到中國問題裏時，出門就會面對發展的狀况，污染的狀况，官僚機構的擴張等等問題。
有的人把世界看成是簡單的，有的人傾向于把世界看成複雜的，就是如我這樣，或如哈耶克這樣的人。世界上有兩種人，哈耶克說，一種人是頭腦模糊的，亂七八糟的想法，什麽事情都想得很複雜；還有一種人是頭腦簡單的。借用威廉·詹姆士的術語，就是一種哲學家是硬心腸的；還有一種是軟心腸的哲學家。軟心腸的哲學家總是把問題看得複雜，因爲他軟心腸嘛，看誰都是帶著情感的，捨不得割裂。我是不想建構體系的，但是你有真實生命的體驗之後，這個真實的生命體驗和以前積累的書本知識互相衝擊，融合到一定的程度，你就會感受一種要表達的衝動，你不滿意現在你看到的所有表達，你就想借著某一題目發揮你獨特的聲音，或者你稱之爲一種使命感。這時候有可能産生思想體系的"要素"（康德《邏輯學》的術語）。你要想造體系當然不能重複以前的體系，任何不同于以前的體系，它本質的地方其實是一些新的要素組成的。例如，趙汀陽用"産品"這個概念，也可以接受，其實是一些要素。在這些要素之後，才可能有"原理"，這是康德《邏輯學》的體系結構。牛頓和開普勒的體系，當時就出現了新的要素，他們叫"靈感"。但是靈感不是你光看書就能看出來的，你看一輩子書不一定有這種靈感，這種靈感除了書本知識之外，主要來自于實踐。就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情景中，賦予你獨特的這種體驗，這種體驗碰到你腦海裏的那堆知識，能够出現一兩個要素。如果你足够幸運，可以體驗到一段特別豐厚的歷史過程，你能一下出現一個體系，這才真正是體系。體系不是生造出來的。所以，開普勒表達了這樣的看法：在我下筆之前，悠悠千載已逝，在我下筆之後，或許又是百年孤獨。
劉蘇裏：兩本集子中你反反復複說中國問題複雜。借這個機會，能不能把"中國問題"和中國問題複雜性用大白話表述一下？
汪丁丁：1988年我寫過一篇很長的講義，後來收入三聯書店的我那兩本文集《直面現象》和《走向邊緣》。在這篇講義裏，我已經指出中國現象複雜性的根本原因，是因爲它是一個轉型期社會。它同時有三重的轉型：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轉型。這三大轉型期恰好重合在一起了，這就使得當前我們社會轉型的各種層面（文化、政治、經濟）的波動發生在同一段時期內，所以顯得變化莫測，大家都迷失了，大家都開始尋求可以指導人生實踐的理論。我再說一遍，三重轉型期的看法，是一種外在觀察者的看法。當時我在地球儀上找，同時發生這樣三種轉型的國家，中國之外，一個都沒有。北韓是唯一與中國相似的地區，但是到現在那裏仍沒有發生可信的政治轉型。
劉蘇裏：此前轉型社會的特徵應該都是這樣吧？包括俄羅斯的轉型也是在文化政治經濟上，起碼政治經濟這兩塊一定是。
汪丁丁：但它不是東亞的儒家文化，實際上越南也不是。東亞是一個很獨特的文化體系，難怪趙汀陽要在這裏做文章，確實和俄羅斯、南亞不太一樣。但是在東亞大的文化傳統裏發生政治經濟轉型的，不光是文化轉型，而且在前中央計劃經濟轉到市場裏面，最像的是北朝鮮。越南是南亞國家，越南儒家文化的要素不够强烈。所以實際上中國轉型是獨一無二的現象，當然，從外部觀察，就是看著地球儀找不到其它例子，這就很膚淺了。
劉蘇裏：那時你還沒有對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切身的感受呢！
汪丁丁：對。但是表面上，我已經知道中國問題複雜的原因是什麽。剛回國時，參與上世紀90年代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論戰，我兩方面的文章都仔細讀過。然後，我寫過幾篇文章，比較客觀，比較折中，因爲沒有捲入。
劉蘇裏：對，我看過那幾篇東西，冷眼觀察。
汪丁丁：當時我已經注意到國內知識分子已經可以概括中國現象的複雜性了。它的複雜性劉小楓最早在98年那本書裏說過（《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汪輝後來也解釋過，傳統和現代，本土和西方，但是概括的都不太好，所以還得重新表達。實際上接著他們上世紀末辯論的話語，更簡單的表述就是你到大街上找任何一個人，哪怕是清道夫，隨便一個問題提出來，你只要把它放在我們討論問題的桌上，你就會發現這個問題之所以具有複雜性，是因爲它帶著兩重性。一重是我們學西方市場經濟時産生的，它們也面臨這樣的問題。比如失業，哈耶克早就說過，你要不要自由？你要自由就要承受失業問題，奴隸沒有自由，但奴隸可以很幸福，因爲沒有失業問題。所以自由和幸福，哈耶克說它們不是一回事。這種第一重的困境，你就別抱怨，因爲你當時"投票"（我說的投票是理論上的）要走市場經濟路綫，你就得承受這個風險。這個西方人也承受了。
第二重問題比較複雜，就是它來自西方，但和我們本土的文化、傳統發生著糾葛。它主要沉澱在中國人的情感結構裏面。這個情感結構除了個人以外，還有族群的，變化起來緩慢。但我們在轉型期社會裏生活，十年裏面可發生劇烈的變化，可我們的情感方式是以"代"爲變化單位，所謂代溝是情感的溝，情感方式不一樣了，適應不了生活的迅速變化。中國的問題，後來我發現所有我們討論的問題都同時涉及這兩方面的事情。上世紀末那場爭論打得一頭霧水，新左派和自由派說的話，我認爲沒有對上話，都不够深入，一場混戰，沒什麽理論價值，對中國社會的認識水平，遠遠不及前幾次中國知識分子關于中國社會基本問題的論戰。30年代中國社會基本性質的問題論戰，托派、共産黨和國民黨也都參加了。民初還有一次，制憲運動的時候，楊度還寫了《君憲論》，到底中國應當實行什麽樣的制度，是君主立憲嗎？是無政府主義嗎？還是別的什麽主義？
劉蘇裏：那次辯論涉及面極廣，各個政治派系都被捲進去了。
汪丁丁：中國社會只要到了一個重大的十字路口，知識分子就會有很强烈的自覺，就是先要探討清楚，或者至少要先爭論一場當前社會的基本性質。89年以後，政治上，已經把你發言的權利拿走了。在這種殘疾狀態，用汪輝的話描述，就是"戴著脚鐐跳舞"的時候，你怎麽討論根本問題？沒有政治自覺，無法爲這個社會開一份診斷書。
劉蘇裏：上個世紀90年代末那場辯論，帶有很大的情緒化，很多參與者與其說是面對問題的爭論，不如說是面對立場甚至話語權的爭論。所以那場爭論沒法跟頭三次，特別是頭兩次比。大概是在這個背景下，你認爲辯論雙方各自的表述有很多問題，你想重新做表述。
汪丁丁：但我得承認，我還沒有想清楚，幷不是說我滿意上世紀90年代的那些討論。想到現在，中國社會基本問題，大致上可以梳理出這樣的一個陳述，雖然我很不滿意：當代中國人怎麽樣來調節已經非常西化的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與他們深層情感方式之間的或許很尖銳的衝突？深層情感方式是中國的，是什麽樣的？雖然我還沒有辦法定量描述，但是，任何一個中國人走在街上，他能很容易地判斷另外一個陌生人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這就是深層情感方式的差异。人首先是哺乳動物的一種。哺乳動物有這種直覺，立即就知道你是它的同類，這叫做"同情心"，這種直覺是在生命演化的哺乳動物時期發生的，而在爬行動物時期還沒有發生。這種情感方式不是輕易能够改變的，移民海外不能讓你變成外國人。但是定量刻畫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這不是一個很科學的詞），我認爲，李澤厚說得比較可以接受，叫做"深層心理積澱"。但是我希望用現代科學的語言，用腦科學和行爲經濟學的語言，所以我就用了"情感方式"。這個情感方式我剛才也解釋過，它不是在一代人的時間裏面就可以轉變的，甚至不是兩代人，它越深層，它的轉變所需的時間就越長，尤其是漢語是母語的人。我觀察我女兒那一代人，三歲去海外，她的情感方式，因爲三歲以前還在中國，所以情感方式仍然是中國的，但表達方式是西方的，深層情感方式難以被表達出來，長期這樣生活，就容易發生心理障礙。
劉蘇裏：我明白你的意思，但如果到目前爲止你這麽來表述中國問題，我想所有面臨現代化或者西方化衝擊的社會和族群恐怕都有這樣一個問題。日本難道沒有這樣問題嗎？
汪丁丁：那不是情感方式，凡是後來發生的改變往往都是理性思維的方式，就是行爲規範，道德判斷，這都是可以是西方化了，因爲他的知識結構和生活方式都改變了。
劉蘇裏：我以爲，所有人群都面臨同樣的問題，那爲什麽它只是中國人的問題呢？
汪丁丁：對，所以我說中國社會基本問題，我這個表述還不好，不令人滿意。
劉蘇裏：土耳其問題有土耳其問題的複雜，伊朗問題有伊朗問題的複雜。
汪丁丁：當然都有。中國問題的複雜性，非要鑽進來，琢磨中國社會基本問題的時候，你馬上就發現我這個表述是有問題的了。因爲這種衝突在後發國家，只要引進市場經濟，引進西方生活方式，幾乎各國都遇到了。好萊塢電影《出埃及記》描寫的那種"文化衝擊"問題，在東亞也出現了，日本是60年代，韓國是70年代。高自殺率和高離婚率就是生活方式與情感方式的衝突造成的嘛，非西方各國都有。
劉蘇裏：所以你說中國問題的複雜性，恐怕還要再……
汪丁丁：但是你要想想我爲什麽要用這麽簡單的一句話來表述中國社會基本問題，我雖然很不滿意這一表述。我的概括，有它的學術合法性。宋明理學家們，比如張衡渠，他有"爲生民立命"這樣的表述。這就是他表述的"中國問題"，他認爲中國社會基本問題就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的問題。因爲當時的人普遍感覺沒有安身立命之所，換句話說，沒有一個能讓人心安定下來的處所，這就是他那個時代的問題。你也可以說所有的後發國家、民族，埃及也好，一直到亞洲都面臨著這個問題，但它還是有它的學術合法性。你真要用一句話概括的話，你的表述就變成抽象的了，于是各國都適用，于是不能令人滿意。
劉蘇裏：從你的作品中，我"總結"了你的中國問題複雜性論述，不知對不對。它有三個向度，因此它的複雜幾乎是唯一的了。一是中國傳統積澱下來的問題，——可能更接近于李澤厚說的"深層心理積澱"和你的"情感方式"。如果沒有其它世界，這些問題就不是問題。我相信很多人群，都存在這個向度的問題。
接下來你剛才說的那個問題我也是贊成的，就是工具理性主義統治西方三百年，到了需要徹底檢討的時候，而我們又恰好，你發現沒有，我們大踏步向西方學習的時候，學來的（是不是、像不像先不說）恰好是西方人嚴重質疑的東西，跟利瑪竇們來中國傳教，介紹給我們的數學和西方近代科學都是落後的東西一樣。這問題也不是我們特有的，雖然比日本要特別一些。
汪丁丁：我想日本也一樣。
劉蘇裏：還有一個向度就是以往的六十年，中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這樣一個意識形態，通過各種渠道融進整個政治、經濟和文化體制當中，——這裏面也有工具理性的因素，但經過我們這只變壓器，或攪伴機，"嗚嗚"攪了一通變成我們自己的東西，——這個東西甚至也不是我們特有的。問題的關鍵是，當三個向度的問題相撞之後，又産生了一重問題。這才是中國問題特殊而複雜的方面吧？所以，我不是很贊成你剛才舉例說的失業問題，就是說美國的失業問題就是我們的失業問題，不是這樣的。
汪丁丁：從第一重轉型的視角看就是這樣的。
劉蘇裏：表面都是一樣的失業問題，但是我們的失業問題已經是"相撞"之後的失業問題，不是美國的失業問題。
汪丁丁：對，還有體制轉換，就是第二重和第三重轉型的視角，你說的是政治經濟體系轉換中間發生的。
劉蘇裏：我剛才說的那三個向度的問題相撞之後還産生了一重問題，才是嚴重複雜的中國問題的本質吧？
汪丁丁：這就是我說的三重轉型期，意思就是文化傳統的轉型，政治傳統的轉型和經濟的轉型。
劉蘇裏：你在所有文章中反復表達中國問題的複雜性，我感受特別深。有幾處在我看來已經探得很深了，就像針灸師，試著找一個新穴位時，一下子扎到很疼的地方-就是那個你要找的穴位。我很希望，在這個集子最後一篇文章寫就又快一年時，你對中國問題及其複雜性有一新的表述。
汪丁丁：我接受你這個再表述，你那三個向度的表述至少比我剛才那個太簡單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的衝突更獨特一些，更能刻畫中國問題的複雜性。
劉蘇裏：我很看重你的思考，因爲你圍繞概念和制度本身的演變反反復複在說一件事情，尤其你對那三個向度碰撞之後産生的問題的敏感程度，非一般知識人所能比擬。
在《盤旋的思想》，你的叙述倒個個兒，變成知識－秩序－自由。還有第三個集子吧，肯定是"秩序"打頭的，我猜順序應該是秩序－知識－自由，還是回到了自由。
汪丁丁：你說得對。這是我的思路，通常，如果要寫秩序，按照斯密的觀點，秩序是隱秘而不可求的，人類理性很渺小，只能靠很渺小的認知能力，一點點地發現這個大自然的隱秘秩序，或者"神的先定和諧"的秩序。所以只要秩序是打頭的詞，第二個詞就應當是認知或者知識，然後在認知的基礎上回到自由。但這個自由絕不是西方人現在解釋的自由，它是5000年前印度人關于自由的定義，也就是說，你必須首先洞察宇宙的真諦，然後才能成爲有自由的人。《奧義書》裏這樣說過，這是印度吠陀學派的智者最講求的一點，首先要認知，知識不足，就得不到自由。這一思路，後來在西方，被稱爲"通過知識獲得解放"。
劉蘇裏：是波普說的吧。你兩本集子寫作的風格、思考的特點都已將這一認知路徑展現得非常充分了。
我想問的一個問題是，你是什麽時候開始建立起把"中國問題"放在"自由、秩序、知識"這個思考框架裏的？
汪丁丁：在我爲浙江大學經濟學院主編《新政治經濟學評論》的時候，每一期，我必須寫一篇文章，往往很長的一篇文章。而且，這些文章都是探討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問題的，必須直面現象。
劉蘇裏：還是我第一個問題的問題結構：是一開始被擠壓著，必須完成一些任務；還是事先做了一個設計，比如幾十篇文字，考慮一個結構，然後按照這個結構一路寫下來？
汪丁丁：那肯定不是我是思維方式，那是造一個系統。第一，我是悲觀主義者，所以我不相信人類能够建構系統；第二，我是軟心腸的思想者，我把每一個問題都看得很複雜，我對一切問題都很敏感。第三，我還有深刻的神秘感，我覺得真正有價值的思想産生于特定的人生體驗，你必須等著那個特定的體驗來打動你，可是這種體驗必須一點一點地給你。你說我先造出幾十個提綱再寫，……
劉蘇裏：不一定要造出幾十個提綱，我想知道，開始寫的時候就已經有"知識"、"秩序"、"自由"這三個概念了麽？
汪丁丁：這三個概念其實已經分別出現在04年以前我那些文章裏了。
劉蘇裏：把它們按著順序邏輯到一起去，是什麽時候？
汪丁丁：你想《新政治經濟學評論》，不能寫文學吧，必須針對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問題來討論。這樣一來就逐漸有幾篇長文章，其中有一篇涉及到秩序的本質。我記得叫"知識、秩序、悟性淺說"。大致就把這個思路整理清楚了。
劉蘇裏：那是哪年的事？
汪丁丁：應該是兩、三年前了。
劉蘇裏：我知道了，幾年前你就有了自覺，在自由、秩序、知識這一框架內展開中國問題的叙述。
汪丁丁：對。關鍵是我剛才提到的神秘主義的信念要求有這樣一個假設，就是隨著重要事件體驗的積累，讓你逐漸找到一些要素，能自然形成一個體系，這是一種信念。成千上萬的科學家每天在世界上發表各自的文章，他們怎麽就能相信面對的是同一個世界呢？他們研究的是同一套科學原理的不同應用，後現代主義理論家認爲這是一種本質主義，即相信世界有同一本質，所以大家就繼續往前走。我現在取消本質主義，我用神秘主義來替代它。亞當·斯密就是神秘主義者，因爲他相信"神的先定和諧"，這是一種自然秩序，人類理性太渺小，不可能知道，只能發現一丁點兒，叫作"管窺"。我也有斯密的這一信念。
劉蘇裏：我能不能這麽理解：因爲你的文章是被"中國問題"逼出來的，"中國問題"本身呈現了自由、秩序、知識三個要素？
汪丁丁：這樣的要素，表達出來就是這三個語詞。我覺得這可能不是最後、最好的表達，但至少現在我是滿意的。
劉蘇裏：你有一個表述我非常感興趣，我想很多人也會很感興趣聽您展開說一說：在《串接的叙事》自序中，你說："獲取自由的觀念已經逐漸有了中國鄉土的味道"。這種鄉土中國的味道是一開始很自覺意識到的，還是慢慢體悟出、最後才"聞"到的？
汪丁丁：一開始當然是個口號，我剛回國第一次捲入中國知識界的時候是97年左右。那時候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的編委會，鄧正來，你記得老鄧在94、95年提出"本土的……"，他那時就有這個提法，還有其他的朋友，劉東、甘陽，80年代文化熱的時候已經觸及到這個問題。劉小楓在《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裏面其實也觸及到這個問題了。其實許多知識分子，至少我讀他們的論著，就概括出來這麽一句話，這句話肯定是正確的，就是任何一個抽象的原則應當有本土的表達。當然這句話這麽"表達"也是我最近找到的。不管怎麽樣，你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就有口號式的承認，就是：所有的知識應當有本土的表達。
劉蘇裏：我覺得你這個說法很好，但到今天爲止，也還就是一個口號吧。
汪丁丁：因爲我們還沒完成這個表達。中國的自由，實際上這裏有兩個問題：首先有相當一部分對中國本土文化有極强情感的知識分子，他們不承認存在著超越各種特殊文化的普世價值。對于普世價值，對于我們倆通常所持的政治態度來說，"自由"是第一位的，其次是"民主"，第三還有"效率"，追求效率就是减少浪費，也是一種普世價值。當然還有第四重要的，例如，正義。這些都是普世價值。我們姑且用"普世價值"這個詞來表述。有很多學者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認爲不能够讓普世價值淩駕于特殊文化之上，這個問題值得討論，這裏我們先不討論。如果有這些普世價值的話，就回到你剛才的問題，自由、民主、人權、效率、公義或者正義這些普世價值觀必須本土化，必須有本土的語言。用日常生活的語言表達出來之後，它們才成爲中國的，否則它們就僅僅停在口號和字面上。這其實才是"五四"的任務，但到現在仍然沒有解决。"五四"就是喊了一個口號，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可貴之處是真要建這個制度，沒時間探討這個問題的根本層面，救亡和啓蒙，救亡更緊迫，就是要革命，把新制度引進來，照搬也好，全盤西化也好。當時，政黨之間，像國共衝突，無非是你要搬來什麽樣的西方制度，共産主義蘇俄的，還是英美的。孫中山大約1906年就說了而且他論證過，中國的事情絕不是"知易行難"，而是"知難行易"。這也涉及中國文化的特點。不論如何，咱們現在的問題是普世價值幷沒有本土化，先別說做，我們其實"不知"，這是知行合一的"不知"觀。如果一個概念，沒有本土的表達，那就是不知。所以我引了杜威關于民主和道德的看法，民主和道德必須成爲老百姓茶餘酒後的話題，必須是融入了人民生活習慣的常識。不這樣，我們其實不能有本土的自由，那不過是口號而已。所以百年以來，立憲派知識分子盡可以把"自由"和"民主"這樣的美好語詞寫在憲法裏，那也沒用，因爲人民"不知"。
劉蘇裏：我們要在這個地方出發，不斷要理清自由的本土表達，或者本土化的自由等等這些說法和它的實際價值，我覺得大部分我能理解你想說什麽。特別讀了你的書，我深爲贊成的你絕大部分的看法和表達。但是多數人，我可以肯定的講，看你的東西是非常困難，直到今天讀這兩個集子也非常困難。你自己也說過：如果你要不知道我的問題從哪出發，是看不懂我寫的東西的。但搞不好，你的一些說法可能會引起一些誤解，這不是大家斷章取義，是你在某一篇就是這麽說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一塊理清。比如說我們說"right"的概念，當被翻譯成漢語的"權利"的時候已經是西化的名詞，因爲在我們漢語當中有"權"有"利"，沒有"權利"這個說法。我想起幾年前吳思一直在努力做的一件事，他傾向認爲"right"就相當于"份兒"。
汪丁丁："份兒"也是利，但這是口語。
劉蘇裏：如果非常必要，我相信用俚語都可以，比如"份兒"，中國人骨子裏有"份兒"這個概念，而且有堅决捍衛的意識。在這個意義上講，你是否也認爲"自由"要有本土化的表達？因爲我完全不能想像有美國人的自由，有中國人的自由，這樣的實質性區分。
汪丁丁：有我一份裏面的"份兒"，有一部分是正當性的考慮，"權利"本身是西方的語詞，很難翻譯成中文。但你說從人的本性出發，我們不考慮翻譯問題，就說"自由"吧，你看看，一隻哺乳動物，只要基本溫飽解决後，它要追求的東西，按照重要性排序，通常就是我們理解的"自由"。這是哺乳動物的一個特點，人類也不例外。這樣表述的自由，它是普世的，你否定不了它的普遍性，因爲它是哺乳動物在基本溫飽階段之後通有的欲求。
劉蘇裏：那個普世的東西在本土怎麽表達，或者說怎麽"落"下來？
汪丁丁：這是表達的問題。我寫過一篇很長的文章叫"民主要素的文化表達"，民主也是一個外來的詞，日本人翻譯的。到中國語境裏什麽是民主？例如，錢穆早就說過，中國人比西方人還民主，還自由。但是他沒有表達清楚，他只是這樣感覺罷了。對于一個人的"感覺"，我們是無法簡單地贊同或反對的。所以，我2004年以來，在教室和文章裏常常引用懷特海的命題："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達，在任何表達之前先有對重要性的感受。"
我覺得我們可以觀察各種文化裏人們的民主、效率、正義等觀念的要素，在他們本土文化中的表達。也就是說，把世界上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麽，他想要實現的全部欲望，按照他感覺的重要性，排出來，按照數學的辦法排序，最重要的、第二重要的、第三重要的，……把這些欲求加以排序，在"社會選擇理論"裏面，我們稱爲"價值排序"。然後，我們把這些問卷收集上來，把人們認爲"最重要"的那些欲望彙集起來，看看究竟是哪些東西，我敢肯定，統計顯著地，那正是"自由"。還有很多人的排序，最重要的是"正義"，但被人類各文化的成員們排列爲"最重要"的那幾樣東西，一定就是我們說的普世價值：自由、民主、效率、正義，……這就是我說的"普世"的定義，一種可操作的定義。
劉蘇裏：或許叫"普群主義"更好。我的意思是說這是一個所有人群的普遍欲求，不分地域、種族。
汪丁丁：吳思的"份兒"讓我很受啓發，不僅僅是字面翻譯的問題。例如，當你參加"維權"運動時，或許，這是你骨子裏的一種衝動，這是一種情感。因爲我把你的"份兒"拿走了一點，你當時就會熱血沸騰，這是一種"動物衝動"。動物性的衝動，這表明它屬于人類的深層情感，也表明了它的普遍性。
劉蘇裏："權利"被拿走了，多數中國人開始就沒什麽反應，後來也反應不强烈。拿走"份兒"可能就不一樣了。
汪丁丁：吳思的"份兒"讓我很受啓發，不僅僅是字面翻譯的問題。例如，當你參加"維權"運動時，或許，這是你骨子裏的一種衝動，這是一種情感。因爲我把你的"份兒"拿走了一點，你當時就會熱血沸騰，這是一種"動物衝動"。動物性的衝動，這表明它屬于人類的深層情感，也表明了它的普遍性。
劉蘇裏："權利"被拿走了，多數中國人開始就沒什麽反應，後來也反應不强烈。拿走"份兒"可能就不一樣了。
汪丁丁：這就說明"權利"觀念沒有本土化。
劉蘇裏：只有"本土化"了之後，人們才能深刻理解，代代相傳，最後融在血液裏。這時不需要教化他有什麽權利，什麽自由等等，你侵害了，他便會有本能反應。
汪丁丁：你說得完全正確，到你描述的那個狀態的時候，毛澤東要鼓動農民革命，就用不著成立"農民運動講習所"，因爲農民自己就起來造反了，就是說維權意識早已融入他的骨子裏了，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你還能侵犯他的權利嗎？不可能。這就是真正本土化的權利。
劉蘇裏：是不是，比如我們把"自由"變成"本土化"的表達，最後才能落到實處，才能激發出中國人深層情感中，像西方人那種的如果你不給他自由，明天就要上街造你反的那種激情？換句話說，中國人至今還不能完全理解從西方翻譯過來的"自由"的含義麽？
汪丁丁：咱們現在說的大多數中國人，如果把他們的一切欲望按重要性排序，那麽，例如，被多數人排在第一位的欲求，我們姑且叫它"本土化的自由"。在工商時代之前，我們說在"小農傳統"的社會裏，你只要不碰他的"老婆、孩子、熱炕頭"這套權利，不碰他這的家庭，他就能忍，但如果你碰了他的家庭，例如，你讓他喪失土地，那就引發"農民起義"。沒進入工商社會的時候，別管你社會轉型幾百年，都不會發生我們今天討論的自由問題。最近100多年，外强入侵或是內亂，太多的干擾，我們從傳統農業時代向著工商時代發展却總是進入不了工商時代，從皇上被推翻到現在，一百年了。
劉蘇裏：上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有一些，但跟今天比起來，要簡單得很多。
汪丁丁：這一次是真正起來了市場經濟，真正進入工商時代了。
歷史，還需要持續一段時間才可能有所積澱，比如有三代人，五、六十年的時間持續在這同樣的方向前進，不要轉向。中國以前的悲劇，是有很多次轉向，一代人轉向，另一代人又轉向，老是來回摸索，到處找出路，這當然是一個有著五千年傳統的民族很難避免的現象，這也表明了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裏面常見的過激心態。這也恰好是"複雜自由主義"者的任務，我們要批評各種各樣的激進主義，因爲要激進，你就不能複雜。中國20世紀的一百年，就是激進，沒有"演變"只有"革命"。不管怎麽樣，社會演化在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衝突的解决方面，需要五十年時間，在一個不變的方向上，逐漸積累深層的情感，比如說，現在我們提倡"維權"運動，如果我們堅持下去，現在參與維權的農民，他的兒子長大後繼續維權，等到兒子的兒子長大了，就不會有維權問題了，那時，勞動者就是從"自在的"到"自爲的"了。因爲幾十年的維權，讓權利成爲"天生"的，成爲"人權"的一部分了，是他的生命權了，他活著就得有這個權。幾十年堅持不懈，就變成"自然狀態"，是"自然法"的一部分了，就會沉澱成"深層心理結構"。那時，你如果要碰我的奶酪，那可就不是碰奶酪的問題了，你碰我的深層心理結構了，我熱血沸騰，我就跟你幹仗，于是，誰也不敢碰他的份兒。只有那時，普世的"自由"、"民主"、"正義"觀念，才算是本土化了。美國民間有槍，多少任美國總統都討論過廢除民間槍支議題，誰敢廢除？不管是右翼還是左翼，都不敢取締民間槍支。爲什麽？因爲那是一種本土化的權利，共和黨和民主黨人都承認，他們理論家也都寫過文章，說民間持有槍支是正義的最原始表達。如果政府不主持正義，我就拿著槍跟政府拼命了。雖然，統計數據表明，每年槍支傷害案的三分之二都發生在親友之間，代價很高，但美國人還是堅持民間持有槍支的權利，不可取締的權利。
劉蘇裏：比較起你剛才說的那個原始的正義，"親友傷害"這個代價小得多。
汪丁丁：當然，那是情感。原始的正義是要靠民間的槍支，這就是這個民族的特點。咱們有一些原始的情感是不能碰的，幾千年一個方向走下來的，就碰不了，比如對教育，對父母，這個就很難碰。你經過五十年沉澱下來的一些政治權利，也碰不了了，這個時候你才能說，這個觀念本土化了，我們就缺這樣五十年方向不變的改革。
劉蘇裏：你是說觀念的改變？
汪丁丁：運動，社會運動。就是在憲法規定了工人、農民或者資本家某一項財産權利，或者某一項生命權利之後，維持五十年時間，在兩三代人生活中間，逐漸從口號轉變成爲生活中的實際好處，又把實際的好處當作天然的權利沉澱在深層心理結構裏面，變成我們情感的一部分。
劉蘇裏：口號就不說了，因爲口號可以喊100年，沒有用。但是關于公民權利意識，或者自由的觀念，在你看來變成運動，使觀念落實到具體生活各種情景當中，這個需要50年以上，是這個意思嗎？
汪丁丁：是。
劉蘇裏：你是在這個意義上强調本土化的？吳思想把"Right"變成"份兒"，我猜幷不是簡單的翻譯。
汪丁丁：它不是一個翻譯的問題，它（份兒）必須得連接著中國人深層情感的敏感性。如果"份兒"和"權利"之間，即便一個翻譯家，比如權威人士吳思，說它們之間對應，人民也不一定承認它們對應。即便官方公布說，我們從今天開始就把"權利"這個詞廢止，只用"份兒"表達"Right"，這是法定的，那也還是沒有用，因爲這種對應關係幷不是深層情感的，它只有文字的意義。
劉蘇裏："份兒"比"權利"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落到實處，所以，或許不需要五十年。
汪丁丁：還是不行。比如說孫志剛事件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事件，他死了，一些最基本人權獲得了維護。爲什麽這類社會事件很重要呢，因爲，流動人口露宿街頭的權利，如果堅持兩代人，權利方向不變，最後就逐漸會變成一種被認爲很自然的生活方式。要是有人再來取締它，就要傷害大衆的情感了。如果這一類權利，我們已經維持了三代人的時間，那麽，孫志剛事件就不會再發生。可以說基本穩定，成爲一套制度了。制度是有情感方式做基礎的。
劉蘇裏：你這個說法非常關鍵。制度要有情感作基礎，三代成風，五十年成固定模式。那反向的制度建構也是一樣的呀。
汪丁丁：反向也有可能，但反向的演變，涉及制度學派一個很重要的命題，即有些制度，它們因爲內在的矛盾，從而是不可持續的。比如"社會主義"制度，在它的制度安排裏面就不是邏輯自洽的，它必定耗盡一切可利用的資源，所以不可持續。一個典型，就是"公共食堂"。朱德，是很純樸的軍人，他對公共食堂大唱贊歌，可是，他贊美得再好也沒用，我們能連續三代人吃公共食堂嗎？三十年也吃不了，三年都堅持不下來。所以，有些制度是不可維持的。我們說如果一個制度是可維持的話，如果它能維持三代人，就能成爲基本穩定的幷且是不可逆的，制度就沿著這個不可逆的方向演化。但是我們中國社會過去一、二百年裏沒有遇到持續一個制度方向三代人而不改變的機會。另一方面，邏輯自洽的制度本身也是很難找到的，它很可能必須是創新的結果，同時，它要有中國人的情感方式作爲制度基礎。情感的基礎，需要50年。這兩方面的要求凑在一起的情况，在中國過去一、二百年裏沒發生過。
劉蘇裏：某種制度安排，比如言論自由寫在憲法裏，但它所有的具體政策都指向鉗制你的言論，一搞幾十年，這東西像是也制度化了。
汪丁丁：是，也就是不給你言論自由。
劉蘇裏：使得言論鉗制下的草民最後不會說話，除互相吵架，就是鬼話胡話連篇，三代成風。
汪丁丁：是，言論不自由的制度有相當强的延續性，但是它不能邏輯自洽。爲什麽呢？就是小波寫的那篇文章《花剌子模信使問題》，當你拒絕聽取負面消息的時候，最後壞消息就沒人告訴你了，你聽見的只是好消息，自己就把自己耽誤了。所以言論不自由，新聞不自由，其實是對統治者最大的傷害，是最不理性的。但是咱們的新聞不自由，不是因爲統治者不理性，他可能也想言論自由，但是我們中國官僚政治的包袱太沉重，兩千年，現在有很多現象，都是官僚機器生長得太大的結果。
劉蘇裏：我們姑且認爲是官僚制度導致的結果，但它鉗制的力度是不是一點點在减弱？
汪丁丁：很難說在减弱，如果按照官僚政治本身的規律，它是越來越强化，一直到亡黨亡國。我寫過這樣一篇文章——"假如你不想亡黨亡國"。
劉蘇裏：或者說，它幷不是不想控制，而是控制力在减弱。
汪丁丁：魯迅寫《狂人日記》是什麽意思？因爲喚不醒世人，積重難返。
劉蘇裏：你剛才說五十年時間能結出正面的果實，那麽我們過去六十年難道不也結出負面的果實？
汪丁丁：是的，但你知道代價是什麽？代價就是亡黨亡國。因爲負面消息沒人告訴你。
劉蘇裏：我好像還沒看到亡黨亡國的迹象。
汪丁丁：王朝的覆滅過程可以拖得很長。如果收成特別好，它就不會覆滅，一直碰到灾年，而且連著幾年碰到灾年，才會有成功的農民起義。以前如此，現在也如此。經濟很好，爲什麽要覆滅？壞消息你可以不告訴我，因爲我不必知道，我情况很好嘛。但經濟不好的時候，或者長期蕭條的時候，壞消息就非常有價值，你要聽不見壞消息，你就完蛋，因爲沒有壞消息你就無法調整自己的心態和政策。
劉蘇裏：我相信他們有內部消息渠道，1960年到1962年所謂的"自然灾害"，他們不是不知道。
汪丁丁：但那時候有毛澤東這樣的卡裏斯瑪型領導人，他有能力在出事之後進行政策調整。官僚機器的社會功能，韋伯說過，就是要取代卡裏斯瑪人物的治理。幷且，希克斯說過，這是一種自掘墳墓的體制，任何中央集權國家，官僚化到一定程度以後，首先，沒有任何領導人有如此强大的卡裏斯馬魅力能够擺脫官僚機器的沉重負擔；其次，財政收入的一切來源最終會在官僚化的重負之下完全枯竭。官僚機器只能自己把自己壓垮，因爲財政枯竭，因爲官僚化就是壓制創造性，而民間的創造性消失後，你又要收稅來維持龐大的官僚體制，如果經濟狀况不好，蕭條足够長時間後，你就沒有稅收了，但官僚機器又不會自動精簡，沒有官僚願意讓自己失業，所以他們一定要收稅，于是就把老百姓逼反了。
現代社會還有一種可能，例如，軍事力量很强大，因爲武器很發達，少數人就可以武力統治全體人。但還是需要有邏輯自洽的制度，否則，維持到最後，這樣的制度還是會垮臺。因爲任何社會總會遇到致命灾難，比如小行星撞地球這樣的灾難。如果官僚化到很僵硬的程度，灾難來了，沒有人可能知道，但別的社會可能知道，人家都躲起來了，藏幾十個人在地底下，小行星撞地球之後，幾十年後，從地下走出來，還是可能繁衍種群的。可是，你這個社會預先沒有聽到任何壞消息，你就不會做這種準備，于是你的社會比其它社會更早滅亡。
劉蘇裏：他們會知道的，幷且藏起來的人更多。
劉蘇裏：他們會知道的，幷且藏起來的人更多。
汪丁丁：不會，因爲官僚機器的特徵是"努力最小化"，既然沒有壞消息，它絕不支付相應的努力。所以哈耶克論證，讓一個社會能够應付最大範圍的不確定性的體制，只有"自由社會"，也就是鼓勵一切人在一切可能方向上生活的社會，因爲這時，社會能够最大限度地分攤風險。
劉蘇裏：你剛才的表述，包括所有的著述，都是基于此前人類經驗所提供的條件和要素，做出的判斷、結論，或是猜想。而你說的"官僚體制"，今天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情况（特徵），甚至無法用"官僚體制"概括。
汪丁丁：如果有新的技術也不……
劉蘇裏：這點我們得承認，是物種都有變异，制度不也會變异嗎？
汪丁丁：當然有變异，一天到晚都會有變异。但關鍵還是我剛才介紹的那些基本原理。就是說，制度學家從歷史經驗概括出來的至今仍是正確的那些基本原理。例如，"不確定性"原理。人類社會每一個族群都面臨著無窮多的可能灾難的打擊，你事先不可能知道這些灾難性打擊從何處來，小行星只是其中一種，還有糧食的，微生物的，病毒的，核武器的打擊等等，這些打擊的方向，在打擊出現之前你不可能知道。那麽，你如何承受這些打擊而不滅種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全體社會成員都在同一個方向上生活。主流社會的危害就是……
劉蘇裏：鶏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裏嘛。
汪丁丁：對，不要在一棵樹上吊死。怎麽樣分散風險呢？就是鼓勵一切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中探討他們生活，這就是哈耶克描述的"偉大社會"。這是"自由"的人類學含義。你說自由是什麽？自由對西方人來說，這就是他們理解的自由。所以在他們的社會裏，孩子想要某種生活方式，家長就不能管。因爲家長若干預，就觸及孩子的深層情感了。在這一意義上說，自由是孩子們骨子裏就有的東西。中國是農業社會，兩千年就在同一個方向上討生活。我們不遇到西方模式，也不會有大的危機，或者我們兩千年以來沒有遇到過灾難性打擊或者我們的傳統生活有辦法對付這類打擊。不論如何，我們的生活現在已經多元化了。可是多元化的價值觀，這也是"自由"的要素之一，它還沒有扎根，沒有本土化，沒有成爲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說，制度學家總結的這些基本原理不會變化，不管技術進步還是不進步，或者不論官僚主義衍生出了什麽樣的新的形式。關于信息的基本原理是，如果一個體制傾向于拒絕壞消息從而只接收好消息——這是官僚體制的本質特徵之一，那它一定會滅亡。因爲客觀上說，壞消息肯定是存在的，灾難是一定要降臨的。你要掩耳盜鈴，非裝作不知道，那你只是運氣好才活到今天，其實你早就該滅亡的。第二項基本原理，這是官僚體制的第二個致命特徵：因爲官僚化扼殺每一個人的創造性，久而久之，經濟的活力，財政的來源就都消失了。希克斯早就說過（《經濟史理論》），任何中央集權社會的瓦解，直接原因就是財政枯竭。它不可能不枯竭嘛。
劉蘇裏：我們現在是官僚體制嗎？
汪丁丁：從03年到現在。
劉蘇裏：現在持續7年了，其財富汲取能力越來越强。
汪丁丁：你現在看的只是很短的時間，蘇聯的官僚體制維持了74年才倒。羅馬後期也延續了至少幾十年，哪里有一代人就垮了的？
劉蘇裏：你想像不到這種融資能力有多大？
汪丁丁：它不可能持續，因爲它的成本越來越高。
劉蘇裏：但攫取能力越來越强。比如爲了維穩，只要需要，就能"融"到這些錢。
汪丁丁：不可能，因爲你攫取的前提得有財政收入，我們不能光製造赤字。
劉蘇裏：不一定是財政收入，攫取有各種方式。
汪丁丁：沒有，攫取只有一種方式，就是經濟上的來源。但是經濟活力逐漸被扼殺，財政來源就必定枯竭。這是基本原理。不管你發多少鈔票，最後總要有人給他買單。
你想像的那種情况，如果你問100個經濟學家，我認爲有55個以上都不會同意你的想像。大家异口同聲會說，現在的政策是不可持續的，因爲這是我們的學科訓練，我們都知道基本原理，于是我們知道這是不可能發生的。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是"沒有免費午餐"。你剛才想像的那種官僚主義，居然可以免費吃飯，這怎麽可能，這跟三年公共食堂一樣不可能。他攫取的是誰呢？老百姓有一個最低生活水平……
劉蘇裏：現在不說我是否贊成你們的推導。我們有一個判斷，有一種特殊情况是現在的學者們沒有注意到的。
汪丁丁：集權嘛，不可能，維持不下去。
劉蘇裏：不是集權，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沒出現過的一種制度，因此你此前考察各種經驗，或者理論模型都不適用對它的定性。
汪丁丁：沒有，實際上以前的制度，每一個都有新鮮之處，納粹，以前出現過嗎？沒有。可是，我們仍然認爲"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劉蘇裏：或許有的。
汪丁丁：沒有，歷史不重複，歷史如果重複的話，第二次就是鬧劇。
劉蘇裏：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關于轉型，你幾乎所有的思考是圍繞這個問題進行的，甚至你對轉型本身也不止一般性的描述，還有理論的論證，比如轉型前的穩態社會等等。我似乎明白了一些你關于轉型的思考不同于很多人。我想問的是，你怎麽就這麽確定中國是處在轉型期，而把很多問題歸結到它是轉型所帶來的問題，而不是另一種"穩態"所帶來的問題？
汪丁丁：任何對于現象的確認——"轉型"首先是一種"現象"，如果沒有統計數據支持的話，你就沒法確認。轉型期，可確認的是社會變化的速度。從經濟上看幷且從我們社會生活的體驗推測，確實，在過去幾百年裏，雖然幾百年前的生活我們沒有親身體驗過，但總有一些統計數據告訴我們，幾百年前經濟生活是緩慢變化的，相對于現在而言，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處在一個經濟生活急劇變化的時期。
劉蘇裏：急劇變化就是轉型嗎？譬如開車，可快可慢，每小時20公里和120公里，不都是在開車嗎？
汪丁丁：在經濟上，是的。
劉蘇裏：經濟就因爲速度的不同……？
汪丁丁：我先說經濟轉型吧。有數據描述的，其實只是經濟轉型。經濟生活如果從每年增長2%，到每年增長12%，連續十年以上的時候，就會發生一些不僅僅是速度能描述的變化，它一定有結構上的變化，比如工商業的發展，甚至影響政治生活的變化。爲什麽呢？因爲權利結構和權力結構發生了變化，時間長了會反映到政治上面，也會導致政治結構的變化。至于怎麽樣刻畫政治的轉型，我承認，這是一個問題。政治的轉型，我們沒有統計指標來刻畫它。
最近大概20年內，西方的學術界研究出來一些指數，比如"透明國際"研製的"政治自由度"的指數。2005年以來，我看到的一些論文，他們用這些指數推算人類過去兩千年各種社會的政治自由度，幷且與對應的經濟指標一起研究。當然過去兩千年的經濟指標，我們有了很多數據，再配上我們現在研製出來的政治指標，于是有了2009年的這篇文章——"政治自由度和經濟發展的水平"，綜述了以前發表的這方面的論文，總的結論就是：政治自由度與人均收入水平之間有一個長期對應的關係。這一關係大概已經能够追溯到一千多年前了。這就是統計的意義。真正研究社會科學的時候，我們發現只憑個人感覺是不够的，你必須要有統計指標。當然，統計數據很難找到，這裏需要創造性。比如說，五萬年前的一個人，他維持自己一天的生命，需要投入的勞動時間是多少呢？他需要工作多長時間才能養活他自己一天？這是需要推算的。
劉蘇裏：好象是兩小時。
汪丁丁：很多人推算過，其實不多，甚至很少。這取决于那個人的欲望，而那時候人們的欲望不多，也不很大，所以很容易滿足。在尋找數據和有價值的統計指標時，你需要找一些恒常不變的生活方式及其需求。這些需求，例如"吃"和"住"就是恒常不變的。至于吃的是什麽，另當別論。最近有一篇文章，作者仔細研究了人類照明的需要。太陽下山以後，你就要有夜間照明吧，這可是從火的使用以來（150多萬年）貫穿著人類全部歷史的需求。所以，照明成本，這是一個最長期的經濟指標。每晚照明需要占用的勞動時間是多少？從幾分鐘到幾秒鐘，甚至七天。在很艱難的時候，維持一晚上的照明，可能要勞動七天時間。
這就是經濟史研究，我們現在正在從經濟史研究的方法拓展到政治史研究，才可能回答你這個問題——怎樣界定"政治轉型"。否則的話，我們說的轉型期就只是一種主觀感受。比如說，客觀而言，目前的政治轉型還不够激烈。1911年，皇上被推翻了。後來，袁世凱複帝又失敗了，所以說，帝制或許永遠不會回來了，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相信帝制不會再恢復了。那麽，從1911年到今天，這段時期算不算政治轉型？我們說，可能有比"廢除帝制"更激烈的變化，于是你還可以懷疑：難道有沒有皇帝，就刻畫了政治體制的不同了嗎？最終我要回答你這樣的問題，我需要統計指標，需要一套政治統計指標，例如"政治自由度"。有沒有皇帝，說實在的，錢穆說，有皇帝的時候，中國人比西方人還自由，雖然西方人沒有皇帝了。
劉蘇裏：後來發現只是沒有稱爲皇帝的那種制度形態，皇帝的陰魂還是不散。
汪丁丁：沒有皇帝却有可能更獨裁。過去，中國的皇帝不管縣以下的事。所以，好多事情都需要度量，需要數據和統計指標。這就是"社會科學"不同于"人文"的地方。社會科學家知道人文學者的批評，但他們還要勉力而爲，就是要找一套指標，哪怕是近似的，甚至是不靠譜的指標。
劉蘇裏：你這個轉型叙述，實際上指的還是可進行數據統計的經濟轉型。
汪丁丁：對。"文化轉型"，那就只能說說而已。文化轉型的統計指標怎麽定義呢？我沒有辦法。于是，你可以說，宋明就開始文化轉型了，你也可以說100年前才開始。所以，對社會科學家而言，文化轉型也需要找指標來測度，但是這個指標研究就更難了。
劉蘇裏：基于經濟統計指標分析，似乎僅僅是工具化使用"轉型"這個詞？
汪丁丁：當然，在我們的學術共同體裏大家已經達成共識了。比如每天的生活費用折算成勞動時間，這是200年以來，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傳統，大部分經濟學家達成了共識。我們認爲這可以視爲日常生活的成本之一，這是一個日常成本的測度。你也可以估算一七七幾年的時候一個木匠的勞動工資折合成日常生活麵包是多少，這是很細緻的工作。經濟史學家，要把洋葱的價格折成時間，蠟燭，衣服和鞋等等。
劉蘇裏：這些研究都有了，是嗎？
汪丁丁：都有，長期的經濟史研究。我最近把這些文章整理成教材，正在使用。比如我的朋友陳志武，耶魯大學的金融學家，現在要到我們北大中心來。他打算研究中國人的財産歷史。西方人普遍地有"遺囑"，古代也有。所以，你可以收集大量的遺囑，從那些遺囑裏面就可以推測家庭財産狀况，有多少是給兒子的，有多少是給媳婦的。中國人也有這類數據，陳志武想收集這些數據，這是金融史研究的進展。
總之，文化的度量，我們現在沒有。我說的三重轉型，真正能刻畫的，讓人信服的，只是我剛才說的經濟轉型。這是幾乎可以確信的。我理解你的問題，我們有可能自認爲是"政治轉型"其實根本不是政治轉型，轉了一圈又回去了。
劉蘇裏：我的意思是，對"轉型"一詞的使用、定性，要謹慎小心。把所有不同現象和性質的事物，一股腦放在"轉型"筐裏叙述，給了它們存在的合法性基礎，這在我看來可能非常可疑。就跟把所有事物放在"現代化"框架下叙述一樣。結果是，政治的道義、德性基礎給抽掉了，非常危險。
汪丁丁：我理解你的意思。這在中國是普遍現象，大衆媒體和普通讀者都太忙，沒有時間體會"轉型"的究竟是什麽。另一方面，中國正處于"轉型期"，所以任何錯誤都被允許，任何營私舞弊和違法亂紀的行爲，也都應被允許。也就是說，借了轉型之名，無數的惡，橫行天下。
劉蘇裏：謝謝丁丁，非常感謝！今天一些問題讓你爲難了，——我是有意如此。你知道我非常喜歡讀你的書，幷認同你的多數結論。再次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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