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哈托將軍的英雄泪！—— 一個記者半世紀的觀察（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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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哈托將軍的英雄泪！—— 一個記者半世紀的觀察

陳加昌（新加坡記者）

印尼共和國第二任總統蘇哈托將軍在位32年，自1998年辭去總統職務將政權移交給文人副總統哈比比後不久，身體欠佳長年臥病，于昨天（27日）與世長辭，享年86歲。

蘇哈托從開國元勛第一任總統蘇卡諾（蘇加諾）1966年不名譽被逼下臺接過政權初期，東南亞地區是風雲激蕩險惡時刻，說是大動亂年代實不爲過，只有身曆這個嚴峻時期的人才能體驗到。

此時，印尼經過印共發動的"9•30"（1965年9月30日）政變，經蘇哈托率領他指揮的"戰略後備部隊"敉平（政變中有6名高級將領爲印共冷血殘酷殺害）。

蘇哈托將軍接過政權是翌年年初的事。印尼有1億人口和約1萬個分散在印尼海面的大小群島，此時的印尼經前總統蘇卡諾長達17年（1949-66）統治堆積下國內千瘡萬孔的弊病，一手製造的"內亂外患"，使到這個東南亞面積最大、人口第一的國家，嚴格說來實己徘徊在崩潰邊緣。

北京懷疑美國策動政變

蘇哈托可說是"時勢造英雄"，而蘇卡諾是"英雄造時勢"。蘇哈托接手後，首先急務便是結束前政府推動的"粉碎馬來西亞"軍政對抗的政策及與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恢復正常關係，作爲與鄰國交睦的首要外交工作，這是他突破區域外交孤立的第一步。

這個時候國內問題更是千頭萬緒，例如：灾後急需重建、國內經濟面臨破産、對外積欠天文數字貸款、利息無法償還、貨幣貶值、通貨膨脹、民不聊生外，治安上更有印共殘餘與因政變掀起的瘋狂 "排華浪潮"，造成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反共主流的陸軍，從一開始的政變就對中共曾插手于"9•30"事件有所懷疑是發生"排華"的主因。

這裏有一段"秘辛"。筆者于1978年某日在東京"大倉酒店"訪問蘇卡諾的日本籍太太蒂薇夫人，蒂薇夫人透露了一段話。她在印尼政變前後一直是蘇卡諾四位夫人中最受寵愛的妻妾，她對政變應該有所"感受"。她說，"9•30"政變前兩天，她應北京政府邀請與印尼官方代表團近百人到北京參加"十一"國慶慶典。"9•30"當天，印尼代表團接到雅加達發生事故的簡短電報，接著就沒有下文。

這位蘇卡諾的第三夫人說，中國總理周恩來這時也聞訊而 "大爲光火"，問印尼代表團團長的外交部次長耶泰伊："究竟是發生了什麽事，又是美國中情局幹的好事？"過後印尼外交部次長回國後向團內同人說，北京懷疑是美國中情局所爲，可是在國內，有人懷疑政變的背後主使者是中國。

蒂薇夫人說當時有這種看法的人認爲蘇卡諾此時的健康己經每况愈下，因爲一直有北京派來的醫療團照顧，而"9•30"事件的影子就脫不了印共，而印共涉及政變背後的影子就被人懷疑是中國了。其實，從政變到政變流産時的局面極爲混亂，一時有蘇卡諾的侍衛長溫東上校軟禁總統，後來又有解救總統脫險之說，實情撲朔迷離，迄今近半世紀仍舊是個謎。

蒂薇夫人對筆者說過的話，在她半年前出版的《蒂薇•蘇卡諾》自傳中，也有一段相似的重述。

建立國內新秩序，加入亞細安

話題扯回蘇哈托上臺後，領導國家身負艱钜重任，他面對堆積如山的國內外難題，一反前總統的作風，按部就班推行"發展與安定"國家的新秩序政策，鞏固政權清理內部，將軍隊、警察、情治系統集中在國內治安上。

上臺第二年（1967）東南亞五國（印尼、泰國、菲律浜、馬來西亞及新加坡）成立"亞細安"。五國此時對區域新發展，新氣象有所期待。雖然如此對印尼國土之大人口之衆，對其國內情勢還是不够明朗，對新領導人仍然有受到威脅的感覚而存有戒心。

當時北方印支半島美軍全面參與的越南戰爭繼續迅速升級，雖然令區內各國感到不安，但因地理上尚有一段距離，尤其是新馬人民對越戰多持"隔岸觀火"的態度，因此比較關心的仍是崛起的印尼新軍人政府權力變局，對本地區動向的影響。人們關心的是：新軍人政權是否繼續玩前任政權的"强人政治"，對鄰國是否在明裏或暗中進行强勢威權，走回老路做起新的"老大"來。蘇哈托有條件如此做，盡可如此做，鄰國也沒有能力和他爭執。不過，這些想法後來證明是多慮了。

在英文表達方面，蘇哈托與各國首長聚會會談時比較吃虧，但不因此失去心態的平衡，他能不卑不亢，入情入理（或透過通譯）與各方交談自如，遇有議題爭執出現，從未趾高氣揚，以溫文平易近人常帶笑顔的"儒將"風度待人，使到與會首長感到輕鬆自然，容易跟他建立互信合作關係。

亞細安成立40多年，今天順利成長到10個會員國和區域外多個"東西對話國"，蘇哈托從未以本地區"大哥"自居去干預組織的事務。或有影響亞細安的意圖。他不製造爭執議題，他沒有前總統難捉摸的暴燥脾氣，也沒有滔滔雄辯、煽動人心的口才，多年表現出的是遠視的政治眼光和智慧，說他是背後平衡的定力也不爲過。他是位"賢者長者"。

1980年代初，筆者曾以友人身分協助在泰柬邊境營寨的一位柬埔寨政要將一封親筆函送交蘇哈托總統。這封信是尋求亞細安五國首長（其他三函分別轉交，泰國除外）協助他領導的抗越及享桑林政權展開的救國運動。筆者由印尼的同事安排在雅加達高爾夫球場與蘇哈托晤面。這一天，蘇哈托總統和三位球伴（政治與安全統籌部長蘇多摩中將，國家石油公司總裁蘇多沃中將和華商钜子哈山）。筆者與另三位同業在蘇哈托一組的後頭。球打玩休息時，筆者將函件親手呈交給他，周圍只有三兩位便衣守衛，氣氛輕鬆。蘇哈托以溫文謙和興奮的態度接過信，說了一句；"我每個星期四下午會在這裏，你可以常來打球。"雖然是初次私下會面，蘇哈托給人留下的親和感是非常深刻的。

蘇哈托與李光耀的交往

內政方面，蘇哈托實行的是表面民主體制（政黨政治）背後却受到專制控制的"强人政治"。他的權力核心由一個軍人"專業集團"（Golka）一黨獨大負責運作。他限制華人參政，但與特定的華商往來甚密，這些華商也因此受到恩惠，共享國家經濟發展所得的成果，也因這樣召來國內外不少人對他和家族頗多雜聲和怨言。他一生褒多于貶，終于晚年黯然下臺。

至于早年與新加坡關係的改善，確實是往後區域安定的一個重要關鍵。它開始于1970年代初期，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當時）到印尼作三天的官式訪問。

這一年，周圍新局依然風雲嚴峻，餘雲（疑雲）滯留，李光耀總理在"形勢比人强"的情况下親自駕臨雅加達郊外的"英雄冢"向五年前（1968年）爲新加坡處死的兩名陸戰隊人員的墳前獻上花圈。

這兩名陸戰隊員是前政權蘇卡諾總統軍事對抗馬來西亞成立聯邦初期奉命潜入新加坡，在烏節路一所大厦放置炸彈後被捕，經新加坡法庭判處絞刑。是次爆炸中有多名無辜市民傷亡，大厦被炸毀一角。兩名陸戰隊員受刑前，新上任的蘇哈托總統親函李光耀總理，請求法外開恩特赦未遂。行刑後，蘇哈托總統派出專機來新將兩名陸戰員的尸體運送回國安葬，在印尼國內引起軍民一陣騷動，軍方以榮譽儀式將兩名陸戰隊員隆重安葬于"英雄冢"。事後，蘇哈托本人亦未有劇烈的反應，默然接受新加坡的决定和國際公法。

李光耀總理到達印尼第一工作便是彎下身段獻上花圈，神情嚴粛，他的膽識和擔當一時使到陷入穀底的兩國關係産生了外交新局效果，突顯李光耀處在惡劣情勢中"不入虎穴……"的大智大勇。以當時的環境，新加坡被認爲是被包圍在不同種族和宗教國之間的險峻區域中。

一分具權威的印尼報紙爲李光耀這一次的外交表現發表評論說："兩國（過去）再多次談商改善關係的努力都沒有這短短15分鐘來得有效"（指獻上花圈短短的一刻鐘）。

李光耀總理爲了承擔國家重任，忍辱負重苦心用盡，使15分鐘的瞬間換來化解兩國舊疑"一笑泯恩仇"，往後成了與蘇哈托"四隻眼睛"的"刎頸之交"，建立兩國間長久的諒解，互信合作及共同建造本區域長期安穩局面的良性基礎。

那時新加坡也面對與印尼極度重要和敏感的共同課題，那便是與中國建交的事，它涉及兩國切身相關的安全利益。

印尼有"9•30"事件背景，對中國當時內部的混亂和所謂的"革命輸出"之說仍然存有很大的戒心。而新加坡則因是華人主體結構，自獨主建國以來一直受到意識型態極爲尖銳的本區域諸國深慮將變成"第三中國"，此事于是又成了考驗新加坡高層的政治智慧。爲了令各國放心，避免各國疑慮，新加坡先和印尼有了 "默契"，再公開宣告國際，鄭重表明會在亞細安各國都承認中國之後：也就是印尼與中國複交之後才與中國談建交，堅守了新加坡這個立場和承諾。

新加坡獨立後出生的國人，可能未必清楚這段曲折外交，以及當年印尼和新加坡領袖們面對的挑戰。

李資政到蘇哈托病榻問候　　

李光耀資政不久前專程飛到雅加達蘇哈托的病榻向他作最後的探望和致敬。過後李資政說了很感傷的話。他提醒"人們不應抹殺他（蘇哈托）執政32年對印尼的經濟發展與國家建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而是應該肯定他的功績，幷給予他應有的榮耀和尊敬。"（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及文萊蘇丹波基亞也先後到印尼向他致敬和探望）。

蘇哈托去矣，在國內他留下的是"32年功名塵與土"，晚年是"悲劇"人物。對區域和平安定的貢獻，他留下的是軍人政治家偉人的胸襟與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