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教育何爲？培養正義的守護者
——訪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徐顯明
記者：李勇
（按：這是2003年1刊發在《法制日報》的一篇訪談。記者即"十年砍柴"，被訪者乃從山東大學來中國政法大學任校長兩年的徐顯明教授。砍柴自己以爲這是本人以法制日報記者這個職務身份所寫的比較過得去的文章之一。後來敗網絡之賜，"十年砍柴"的聲音幾乎不通過自己的職務身份傳出了。在西豐縣公安來京抓法制日報記者、法大"楊帆門"導致蕭瀚兄辭職兩件新聞接踵而來之際，將舊文貼上。）
記者：法學教育在近年來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和矛盾，對于這些問題的認識，法學教育界內意見不盡相同。您認爲中國法學教育的矛盾和缺陷在哪里？法學人才培養的根本目的是什麽？
徐：法學教育全面恢復二十多年來了，但對法學教育的客體即法學的定義和表達還有待進一步反思，有些基本概念幷未形成共識。法學到底是什麽之學？首先是一種正義之學。無論東西方對法的理解都是公平正義。既然是正義之學，那麽價值觀的培養非常重要，即要培養學生價值判斷、選擇和消除價值衝突的能力。我們法律實踐中出現的很多問題都和司法者價值觀沒有最終確立有關。法學是治國之學，它一定有工具的價值，有技術的價值，所以，學法的人如何處理好法治的原則與法律的工具作用之間的關係至關重要。僅把法律當工具，其結果是法治的目標則求不能達。法學也是權利之學。立法是表達權利，執法是落實權利，守法是實現權利，司法是救濟權利。既然是權利之學，就應該教會學生如何去獲得權利，維護權利。如果是一個職業的法律工作者，就應以維護他人的權利爲天職，這種責任是否建立起來，是法學教育成敗的標尺。法學還是思維之學，是經驗之學。法律人必須有很强的推理、判斷能力。現代的醫學是循證科學，一切診斷都建立在可以掌握的證據之上，高明的一生在于他處理疑難病症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是建立在熟悉大量病例的基礎上。法學也是這樣。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研究法學的話，目前我們的法學教育存在四個基本矛盾和兩個根本性缺陷。
第一個矛盾是中國法學教育的低起點和法律職業高素質之間的矛盾。法官、檢察官、律師是法律的守護者，但目前低起點的教育，使人所形成的那種素質與職業 要求相差很大。實際上，法學教育在世界範圍內，從八十年代開始就進行改革了，法學教育改革是世界範圍內的改革，不僅僅是我們中國，而改革的方向是提高法學教育的起點。
第二個矛盾是法學教育到底是精英教育還是大衆教育？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學習法學？任何一所大學都可以辦法學院？現在中國法學院系有人說三百五十多，有人說到了四百，中國到底有多少個法律院系和法學專業，我看沒人說得清。法學教育從某種意義上說處于失控狀態，而這種狀態跟我們强調一種大衆教育是有關係的。
第三個矛盾就是法學教育到底是素質教育還是職業教育？這兩種教育追求的內容和方式是不同的，素質教育首先應交給學生法學專業的學習方法。學習方法比學習知識更重要，其次應當教會他們怎樣做人，學會做人和學會學習是素質教育裏最基本的問題，這兩個基本問題和職業教育不一樣，職業教育首先教給人的是職業的操守、職業的技巧，教會人們在職業上的共同感覺，也就是在職業上的共同尊嚴，還要教會職業態度以及如何履行職業責任義務，這和素質教育不一樣。
第四個矛盾是最基礎的，就是法學教育到底是科學教育還是人文教育，或者是二者的融合。每個大學設置的法學院都把它歸到文科中，但是法科的學生要不要具有科學的素養，要不要有科學的精神？具有人文素養的法科學生，首先要學會如何對待他的當事人，沒有學會對待當事人的法官就不配司法。而科學素養指向什麽？它應當指向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怎樣對待證據，因爲證據的獲取過程是一個科學的過程，獲得證據、判斷證據、使用證據都要求真、求實。法學教育如何克服人文教育和科學教育的脫節問題，對我們單一院校來說，問題顯得尤其重要。
我認爲除以上四個矛盾之外，我們的法學教育還存在兩個根本性缺陷。
第一就是基本的司法倫理的缺陷。司法倫理不是教出來的，包括最高法院把職業操守寫出來，每個法官把這些背下來他們的職業倫理就提高了嗎？不是的，司法倫理一定是訓練出來的，這種訓練是在無數次義務衝突中完成的。那麽義務是怎樣衝突的？法官、檢察官、律師在案件處理中往往會碰見許多義務的衝突，一些義務對他自身來說是不利的。如果這個法律人首先選擇對他不利的義務履行，且這個心理的形成是比較穩定的。那麽在這種狀態下，他的司法倫理就基本形成了。如果在義務衝突中，法律人總是"趨利避害"，選擇對個人有利的義務履行，那他的司法倫理沒有形成。可以說對司法界存在的一些腐敗現象，我們的法學教育要負某種責任。因此說司法倫理是訓練出來的，不是讀出來的、背出來的。我們的法學教育，這種訓練幾乎是缺乏的。
第二則是對學生職業技巧訓練的缺乏。有一些學校正在嘗試進行診所式教學，這是一個變化。但像我們的本科生，十八、九歲入校後基本人生觀還沒有形成，讓他們像醫生一樣診斷案件，大家可以想像他開出來的藥方會怎樣？最科學、人文的東西在他身上都沒有形成。所以我懷疑，即使進行了診所式教學，學生的職業技巧訓練仍然是不充分的。
所以，我們的法學教育要獲得健康快速的發展，應當注意解决好這些矛盾，克服兩大缺陷。使我們的法學教育能培養出真正的正義守護者。
記者：記得兩年前訪問您時，您談到中國政法大學應該辦成多科性、研究型、開放性、特色性的大學。對照今天的政法大學，您認爲離這一目標還有多遠的距離？這幾年政法大學給外界感覺最大的變化就是多了許多學院，這是否可視作爲達到此目標的一種努力？她能否對得起法科最高學府的稱號？
徐：我要說一句，今天中國政法大學的地位離她應當達到的高度還有一定距離，甚至還不如80年代初中國政法大學剛剛挂牌時。中政大是鄧小平爲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直接關懷下成立的，小平同志親自題寫了校名。小平等領導人在反思"文革"中中國法制遭到嚴重破壞的教訓後，認識到法學教育的重要，因此，當時小平同志等人指示要把中國政法大學辦成中國法學教育與科學研究的中心。 (今年是小平誕辰一百周年，重溫他對中政大的殷切希望，我們更加感覺到所擔負的責任。注：此話徐校長當時文說未說，但希望保留這句)
經過兩年多的改革，中政大多科性的目標基本實現，人文社會科學多科布局已經完成了，當然一些學科還得進一步調整。目前全校有10個學院，包括法、文、 經、管、哲、史六大門類。在研究型方面變化最大，去年本科生招收2000人，研究生達到1500人，二者的比例進一步縮小。去年我校教師爭取全國社科基金 的項目全國第一，去年也是我校教師在全國權威性刊物發表論文最多的一年。大學辦學進一步開放，表現在和境外院校交流的層次提高，交流的範圍更廣。以前僅僅和境外大學的法學院交流，現在是整個大學交流，最明顯的說明是中政大校長出去訪問，過去是法學院長接待，現在是校長接待；過去僅僅是進行法學交流，現在拓寬到其他學科；過去多與一般院校交流，現在注重與名校交流；交流人員也從教師拓展到學生，2003年一次就有40名學生去牛津大學交流，我們正在實施的海外派遣計劃，爭取以後每年派出200名學生交流，國外留學生在我校有500人，需要指出的是，和一些院校外國留學生以學漢語爲主相比，這500留學生全部來我校學習專業。所謂特色性，就是無論如何發展必須堅持法學這一特色。中政大學科涵蓋了法學所有三級學科，是法學博士點最多的學校，現有包括軍事法在內的十個法學類博士點。十大學院中有中德法學院、中美法學院這樣的特色學院，六十多個研究所（中心）中有人權與人道主義法學研究所、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等特色研究機構。
記者：您曾說過法大要"以教師爲本位，以學生爲主體"。近兩年來院校之間的教師流動越來越方便、頻繁，各校之間人才競爭越來越激烈，許多中青年學者"擇良木而栖"。法大有何種留住英才、吸引英才的辦法？效果如何？據我所知，全國很多省市區考上法大的考生分數相當高，如何讓他們在學校幾年中覺得"學有所值"？使他們對法大有種精神上的歸依感？
徐：這幾年中政大最大的變化是開展了有效的人才戰略。人才戰略的實施帶來成效是，一是辦學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二是一種新的激勵機制正在形成，三是師資隊伍得到了優化，一大批法學新人成長起來，一批學科帶頭人來到了中國政法大學。我一直强調，尊重教師要成爲校部機關的職業化行爲，校領導爲院系服務，院系領導和校部領導一起爲教師服務，而校、院系管理者和所有的教師一起爲學生服務。我們的改革就是要讓教師和學生有越來越多的話語權，衡量改革的方向是否正確關鍵一點就是看改革是不是有利于學生，中政大這兩年改革得到最多實惠的是學生。可以說我們這兩年的改革都是依照"以教師爲本位，以學生爲主體"進行的。
經過改革，原來校部37個處級單位减少到19個，校部機關297名工作人員减少爲192人，全校原來1200人左右的管理、教輔人員變成900人，而與此變化相反的是，教師從原來的400餘人變成600余人，教師中有博士學位的有原來的49人增加到現在的147人。你所說的人才競爭越來越激烈一點沒錯，這種人才大戰可能還要持續若干年。中國政法大學這兩年吸引了一大批高水平專家，我隨便舉一些剛調到我校工作的學者：政治學研究領域的叢日雲、蔡拓；社會學研究領域的樂國安；歷史學研究領域的郭世佑、楊玉聖；法學研究領域的王人博、張楚、崔永東、張淩、許傳璽、許浩明、莫世健；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楊帆。還有研究人大制度的蔡定劍先生辭掉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務，也調入我校。中政大之所以能吸引如此多的英才，不外乎三個原因。首先是辦學目標有吸引力，我們要辦成法學上國際知名的高水平大學；二是辦學的價值觀與理念契合一些專家的期望；三是對我們感興趣的人才，有超常規的熱情，超常規的機制，超常規的舉措。
對報考中國政法大學的考生，我們的承諾是走進中國法學教育最高學府，享受全國最好的法學教育。這不僅僅是廣告語，這是我們的辦學理念，我們要讓學生受到"物有所值"的教育。不僅要教學育人、管理育人、服務育人，還要科研育人、環境育人。所謂環境育人就是要營造一種健康向上的校園文化，使教師又充分的尊嚴，學生有充分的自豪感，職員有充分的成就感。
記者：您認爲一個大學校長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麽？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高等學校自然應當走在民族創新的前列。你認爲大學除了創新外，還應該堅持一些什麽？據我所知，法學是一門略顯保守的學問，您所推崇的耶魯大學法學院就以保守著稱。
徐：校長作爲一個學校的主要管理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各種衝突、矛盾中做出判斷、選擇，而不能僅僅把學校管理理解爲一個工程，這太膚淺了，大學管理就是做價值判斷。比如說辦學方向有一個三角關係，即政府、大學自身和市場，三者相互作用但各有自己的價值取向。是完全由政府主導還是按照人才市場不斷調整自己的辦學方向？或者說學校自己通過清醒的分析，做出科學的判斷？哪一種力量做主導都是有風險的。大學管理同樣要處理好自由與秩序、公平與效率、生存與發展之間的關係。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具體到一個大學沒有創新精神是不行的，但在創新的同時，我們還要有守成的能力，如何守護優秀的傳統，守護最基本的準則。法學教育尤其要重視守成。回顧新中國55年的的法制建設歷程，其中一大教訓是我們太不重視守護優秀的傳統了。我國1954年的憲法就是一部好的憲法，當時通過時舉國歡騰，1956年董必武作了加强法制建設的報告，可以說50年代中期我國法制建設的方向是正確的，可惜這些正確的東西沒能守護下來，讓"大躍進"和"文 革"打斷了。
成功的法學教育應當教育學生珍惜傳統，守護社會正義。有些東西無論如何改革都是不能丟掉的。如大學對學術自由的追求，法律人守護公平正義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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