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他們更富了，還是……（南方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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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他們更富了，還是……

韋黎兵
2009-12-23

"機會、財富，有的人唾手可得，有的人拼搏而得，有的人上下求索皆不得"

危機？我沒感覺到

"因爲資産價格迅速上漲，即便是2009年中國表現最差的出口型製造業業主，他們的財富增長速度也幷未降低。"

上海圖書館附近的高級會所雍福會是英國領事館的舊址，位于市中心却草木幽深、鬧中取靜，是上海灘的政商名流經常光顧的私密所在。

12月20日下午，任天進開著他的保時捷來到雍福會，南方周末記者要采訪他，他把地點約到了這裏。

任天進上世紀80年代大學畢業不幾年就去了美國，一呆就是20年，前幾年回國發展。他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公司，主要以他在香港的銳科公司在內地開展業務，從事五金製品的生産和出口。

談起即將過去的、籠罩在經濟危機陰影之中的2009年，任天進一臉輕鬆。

"情况幷沒有糟糕到要裁員的程度。"任天進說，雖然所有人都在叫喚利潤率大降，但從他這裏的情况看，包括小五金、汽車配件、安保設備、醫療消費品、縫紉設備等他所涉足的衆多領域，情况幷非如此。

任在製造業圈子摸爬滾打了二十多年，在江浙一帶有二十七八家以五金爲主的製造業合作夥伴，其中多數年銷售額在五六千萬到幾個億之間。

"他們的出口下降基本在20%左右，也有個別的不降反升，淨利潤率仍維持在銷售額的15%—20%左右。"任說。

當南方周末記者以製造業者常常挂在嘴邊的3%—5%的利潤率對他的判斷質疑時，任天進笑道："五年前工廠老闆什麽都不敢買，現在幾百萬的豪車豪宅隨便買，靠3%的利潤，就算把産值做到上億，他們買得起嗎？"

2009年，任有一個感覺特別强烈，就是中國五金製造的質量和水平已經天翻地覆，完全可與歐美一流的製造廠商媲美。

按任的判斷，2009年，雖然出口品價格有所降低，但一則爲整個産業鏈分解幷非製造企業完全承受，加之原料價總體降低，製造業工廠利潤率變化幷不大。

儘管利潤率變化不大，但出口金額兩位數的下降，任天進與他的合作夥伴的利潤總額還是少了許多。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因爲資産價格迅速上漲，即便是2009年中國表現最差的出口型製造業業主，他們的財富增長速度也幷未降低。

低調的任天進不願提及自己的不動産情况，但據瞭解他的朋友說，他在上海有六七套別墅和公寓，也投資了一些商鋪。

2009年，不同地段的上海房價漲幅50%-100%不等。任的朋友說，任在浦東聯洋地區的一幢別墅，2005年買進時還只有六七百萬，現在的市價已到了一千六七百萬，而任在虹橋每平米七八千買進的另一幢300平米的別墅，2009年年末的單價已上升到三四萬。

任天進在江浙一帶的幾十個工廠主合作夥伴們也都從房價的飛漲中受益。如果不是特別炒房，他們一般都有五六套別墅和高級公寓，買上海的房子肯定是必選。

與任天進不同的是，工廠主們擁有工業用地，它們的價格上漲幅度也同樣可觀。"5年前10萬一畝買的地，現在能賣到50萬一畝。"任天進說。

當然，房地産的高漲和泡沫，首先是讓房地産大佬們的財富暴增，而不是製造業主。

10月19日發布的胡潤房地産富豪榜上，上榜51位富豪總財富達到6099億元，比2008年上漲了37%，房地産富豪世茂濱江的許榮茂家族財富增長到300億元，萬達王健林財富達到290億元；黃偉、李萍夫婦、楊惠妍家族和朱孟依家族財富達到280億元。

2009年的上海，任天進根本感覺不到危機。幾天前，他在上海恒隆廣場——一所高檔百貨店看到，LV專賣店裏排著十來人的長隊，淮海路的高檔百貨店也仍然車水馬龍。

沒事的時候，任天進常與上海保時捷汽車俱樂部的車友們玩玩車，聊聊天——這是他的愛好之一，他的另一個愛好是收藏油畫——2009年油畫市場明顯不景氣，但只要有朋友帶畫來上海賣，他多半會去買一兩張自己喜歡的——這些油畫雖是平常貨色，價格也都多在10萬以上。

房子漲得比工資快多了

"肖果夫妻倆今年的現金收入有三四十萬，他家兩套房子的升值則高達百萬。肖果不覺得這有什麽好羡慕的，因爲他的同事和親戚中有這樣家境的幷不少。"

三十出頭的肖果，任職于東南沿海某省會城市一家國有壟斷企業，妻子任職于同城的一家國有金融機構。

肖果對2009年的收入還算滿意，算上公積金和幾千塊錢的購物卡，這一年到手的現金有20萬，妻子這一年的現金收入也有十多萬，夫妻倆加起來有三四十萬。

但這在他們各自的單位幷不算什麽，他們只是普通員工，肖果公司的中層領導年收入有四五十萬，妻子銀行的中層領導一年也有好幾十萬。

收入是肖果公司的一個秘密，旁人問起，大家一般都只說實際收入的三四分之一，頂多一半——社會上對壟斷國企的議論很多，單位領導一再提醒大家不能張揚。

肖果的日子變化不大。每天，他與妻子開著各自的轎車上班，然後再各自回家。周末和假期，他們會出去旅游，與朋友吃吃飯，或者回去看看父母。

肖果的妻子對生活質量比較講究，衣服非名牌不穿，東西非大商場不買，香水也喜歡用香奈兒。這是他們家花錢比較多的地方——困擾很多人的房貸他們不用擔心，他們前幾年買位置極佳的高檔公寓時幷沒有貸款。

這一年讓他們比較欣喜的是自家房子的不斷升值。肖果夫婦都是獨生子女，各自的父母也都在國有壟斷企業或事業單位，也都各有兩套房子。將來他們能從父母那裏繼承四幢房子，其中包括一幢山間別墅。

過去這一年，肖果所在城市的房價漲幅與上海差不多，他們未來即將全部擁有的四五套房子，僅在這一年漲幅就頗爲可觀：別墅總價漲了至少四五十萬，他們住的公寓房則漲了六十萬左右，再算上妻子父母兩套房子的漲價，他們家房産的市場價值又增加了一二百萬，總價值達到七八百萬。"我們只是比打工的好點。"肖果謙虛地說。在他看來，這沒有多少好羡慕的，他的同事和親戚中有這樣家境的幷不少。

肖果的一位親戚是級別較高的政府官員，爲官清廉。前幾年有點閑錢，除了單位當初福利分配的位于市中心金融區的130多平米的三室兩廳的房子外，他又買了一大一小兩套房子，一套是2006年買的，80多平米，是地鐵沿綫的江景房，用于出租，另一套是2003年買的，100多平米，是城市新區的景觀房，留給兒子做婚房。

這三套房買價只有100多萬，但在這幾年的房價大漲之後，現在的市值已有七八百萬。

終于在城裏買房了

"32歲的農民工楊剛華在2009年迎來了人生的一個轉折——他在打工的城市西安買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孩子也接到了西安上學，真正成了有家有業的西安人。"

楊剛華買的房子在西安古城東門外，49平米，總價20萬。6萬首付自己交，剩下14萬找銀行貸款。稍事裝修後，楊剛華終于如願住進了自己的房子。

西安的房價最近幾年一直在上漲，但漲得很慢，城區位置不偏的地方，房價從10年前的兩千多，漲到今天才均價5000左右，與一綫城市不可同日而語，這讓楊剛華這樣的打工者有希望在這裏安居樂業。

現在，楊剛華每個月要付房貸1060元，孩子中午在學校附近的"小餐桌"吃飯每個月要350元，家裏人吃飯每個月要兩三百，再加上其他零用錢，他一家三口每月的支出在2000元左右。

楊剛華現在西安東門外一家叫誠淨和的連鎖蒸餃店當厨師，每月可以掙兩千一二，他的妻子在賓館當服務員，每月可以掙八百多，夫妻兩人每月的收入加起來有3000，除去開銷，每月還能存下1000左右。

楊剛華對目前的生活還算滿意。陝西三原縣農村的楊剛華，1994年17歲從農村出來到城裏的餐館打工時，只能當個小工，每月只有60元的工資。2006進入誠淨和餐館時，他已經是個成熟的厨師，但一開始試用的工資只有1200元。

楊剛華炒菜、調菜味道還不錯，最關鍵的是人踏實肯幹，幾乎一年四季從不請假，與老闆相處融洽，老闆于是一路把工資給他調上來，直到現在的收入——當然，飯店裏的其他服務員幷沒有楊剛華工資這麽高，但試用期工資也從2006年的五六百逐步上漲到現在的800以上——老闆還找熟人幫楊剛華的兒子到附近的小學入了學。

楊剛華兄弟三個，在村裏過得都不錯。大哥也在城裏買了房子，另一個兄弟雖然沒在城裏買房，但也在老家蓋了一幢兩層的小樓，花了14萬，幷不比楊剛華花的錢少多少。

"老家的青壯勞動力基本都外出打工了。夫妻一起外出打工的，手緊點，一年也能存個兩萬。"楊剛華說。

楊剛華的老闆告訴他，進城來買房的人很多。給誠淨和供菜、供糧、供冷凍食品、供乾貨的小個體戶，都是農村出來的，最近幾年也都在西安買了房。"別小看賣菜的，他們一年存個五萬不是難事。"老闆說。

于是，西安出現了一個景象：農民工有可能買得起房子，但很多在中小企業就業、工資只有1000左右的大學生，却只能望房興嘆。

沒錢時，我什麽都幹

"幾個月的靜修和讀書，毛曉思考了很多。對于個人出路，他的結論是最好進入體制內吃財政飯。"

沒有女友，也沒有憧憬——二十七歲、農村出身、大學畢業四年的毛曉已經失業半年多。今年春天在沿海一個大城市再次失業之後，毛曉改變了四年來每次失業後都馬上重新找工作的習慣，毅然回到了內地家鄉的省會城市，因爲那裏生活成本要低些。

在省會郊區一所大學附近花150元月租租了一間農民房後，毛曉開始了他的新生活。"我要養病。"毛曉說，長期幹銷售把身體弄垮了，尤其是腸胃，因爲陪人喝酒和長期出差生活不規律，病情已經很嚴重，必須調養了。

因爲沒有多少積蓄，毛曉現在儘量省著錢花。他每天到大學食堂去蹭飯吃，除了餐費和房租，基本沒有其他開銷，每個月的支出只有450元。

沒事的時候，他就看看書，狀態實在不好，就去網吧消遣。幾個月的靜修和讀書，毛曉思考了很多。對于個人出路，他的結論是最好進入體制內吃財政飯。 "我們同學中混得好的，要麽是公務員，要麽在事業單位，要麽在壟斷國企。"毛曉畢業于內地一所普通大學，屬于同學中綜合素質比較高的。

當初之所以義無反顧地出去闖蕩，是因爲毛曉看到比自己早四五年出去闖蕩的校友，都混出了個樣子。"那時候我還相信自己的能力，認爲自己會成爲先富起來的少數人。"

但是，現實比他想像的殘酷得多。一開始，毛曉曾有過做教師的機會，但兩三個月下來，他覺得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于是離職。不久，在過關斬將之後，他進入一家大型國有企業，在市場和技術支持部門工作。

初來乍到，人格被踐踏的屈辱，常常讓這位奔走在大街上的年輕人接完一個電話後就抑制不住泪水。兩三個月之後，他有所適應。"我當時想，要學勾踐，熬過三個月試用期，我就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利。"

突出的業績，讓毛曉如期轉正，工資也增加到兩千多。

但是，上級仍然把他"當奴隸使喚和榨取，不停的加班，領導一個電話，不管是星期六還是星期天，他都得立刻趕去，任何時候都不給你絲毫說話的機會"。

在這個"把女人當男人使，把男人當牲口使"的環境，新招的業務員能跨過試用期的不超過10%，幾乎每天晚上十點之前都無法下班，而好不容易做出的業績，却常常是被領導和老業務員計入自己名下。按規定，兩年下來毛曉的業績提成應有8萬元，但最後兌現的只有一萬多。

殘酷的環境幾乎使得多數業務員心理變態。"大家當面都是朋友，但背後都在算計。其實只是爲了生存。"

長期扮演勾踐，毛曉終于感動了"夫差"，最終，在數十人的競爭中，毛曉被提升爲經理。不久他就意識到，前任經理這麽殘酷，不是因爲人壞，而是制度使然——總部只給很少的業務經費，底下要想做業務，就必須自籌經費。

毛曉很快還發現，他們這些合同一年一簽的所謂公司"員工"，跟那些有編制的同事大不相同，不僅收入比不上他們，沒有公積金，最重要的是，"他們工作輕鬆，可以有自己的時間，過得還像個人"。

雖然與毛曉一同進公司的幾個重點院校畢業生滿懷希望地想轉爲集團在編員工，但最終他們要麽被開，要麽熬不住自己走了，"事實證明，這是幻想。"兩年後，毛曉也離開了這家他工作時間最長的公司。

2007年，在一家國內知名的軟件公司，毛曉找到了第三份工作，依然是銷售，但進了公司才知道，實際上是給領導跑腿打下手，轉正工資只有兩千多，在這裏也學不到什麽東西，半年後，毛曉再次離開。

再找工作，毛曉寧做鶏頭不做鳳尾的感受强烈，對總是受人驅使和壓迫耿耿于懷，于是去一家提供企業信息化服務的"國有校企"應聘，成爲該校企一家分公司的人事部兼業務部經理。

有機會獨當一面，毛曉立即將自己以前工作中的經驗學以致用，建議老闆把工作分解成多個環節，專門招收大學剛畢業的學生，讓他們幹低級簡單的工作，有眉目的自己再接過來做，學生們臨近試用期結束立即找各種正當理由辭退，以節省成本。

很快毛曉明白，這個所謂的分公司，不過是分公司老闆個人的銷售外包公司，而這個有著名校和高科技雙重光環的公司，其信息化産品不過是一個本科生的畢業設計水平，而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其實是兼任大學教授的公司股東們，利用本校的上學機會，與地方官員建立的關係網和利益網。

不過公司把毛曉的工資提高到了3000。

不幸的是，不到一年後，金融危機來襲，出口製造業危機加深，公司業務量銳减，總部决定重組裁員，毛曉被裁後，老闆欠他的2萬元獎金也沒了著落，他不得已通過勞動仲裁討要，但只要回了幾千塊錢。

痛定思痛，毛曉對自己的人生之路再次反思，他發現輕鬆賺錢的都是壟斷國有企業，于是决心向壟斷性國企包括他們的外圍靠攏。

2008年底，他進入了一家大型煤炭企業領導私下開設的煤礦設備貿易公司，職位仍是銷售，主戰場是山西。

三四個月後，在毛曉還沒有談成一筆買賣的時候，山西煤炭整合開始了。老闆把毛曉叫來，告訴他有機會再合作——毛曉又失業了。

"其實我幹過的工作有十來個，上面告訴你的是主要的。失業沒錢的時候，我什麽都幹過。"12月17日晚，毛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在大學同學中不是最差的，大約有一半多的同學還不如我。"

現在，毛曉在全力以赴報考公務員。他發現，有的地方政府部門在狂斂報名費，一次公務員考試，報名費收入就能達幾十萬甚至幾百萬，招聘流程和考試過程中也有很多讓人想不明白的地方。最近一次公務員面試中，毛曉和另一位編外民辦老師以小組前兩名的成績被淘汰。"《蝸居》中的海藻海萍，比我們這些農村出來的大學生還好些，他們的父母在事業單位，他們還能啃老，我們行嗎？"毛曉感嘆。

（應被訪者要求，肖果和毛曉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