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會與“知識分子”（張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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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與"知識分子"

張輝

一， "士"的來龍去脉

士階層起源于春秋時代。其前身是西周最低級的貴族，本爲執干戈以衛社稷的武士，平日除習武外也兼管一些基層事務，所以也須習文。到了春秋時期，周天子大權旁落，諸侯力政，各霸一方，爭權奪勢，明爭暗鬥，對于各種人才的需求日益月滋。于是，一些偏重于文化工作的士，便由武士階層脫穎而出，以謀士的身份周游列國，游說于諸侯及其宰輔之間，推銷其奪權爭霸和安邦治國的所謂"君人南面之術"，一個新興的、靠知識和口才謀生而非靠祿田和奴隸養活的文士階層便應運而生，他們或者隸屬和效命于某個舊貴族，或者以待價而沽的方式爲新貴們出謀劃策。

到了戰國時期，諸侯爭霸愈演愈烈，新興的商人與自由民階層也卷了進去，對于謀士的需求也就越來越大。由于"適銷對路"，文士們的身價與地位也越來越高，終于形成"得士者得天下，失士者失天下"的空前態勢。這便進一步刺激了大批文士投身于"君人南面之術"的鑽研與競爭。

那時的士階層社會地位之高，登龍之捷，不但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就是在人類歷史上大約也絕無僅有，由此便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燦爛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代。諸子雖號稱"百家"，實則一家，所致力者無非都是融會爲一整套安邦治國的政治規範，也就是通常所謂的道統。

隨著時代的變遷，士的社會角色與社會地位也在不斷變化。如果說春秋戰國時期的士主要是待價而沽的自由人，那麽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士，便失去了擇良禽擇木而栖的自由，淪爲不得不從一而終的臣屬，諸子百家那種高屋建瓴、叱咤風雲、"從道不從君"的豪情壯志與旁徵博引、各樹一幟、"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創造能力，自然也就相應衰退。于是乎，投靠權勢，托庇豪門，以圖飛黃騰達或安身立命，便越來越成爲士大夫的主流。

二， 國人所謂的"知識分子"

中國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是鴉片戰爭後，在西方文明的影響下，伴隨著廢科舉、興新學而出現的，是在劇烈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從封建士大夫中脫胎而來的。他們或傳播新思想、新知識，或從事近代學術研究，或創辦近代企業，或致力于現代化建設。嚴複，梁啓超，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

今天我們在使用"知識分子"這個詞時，它的涵義早已遠遠超出中國古代的"士"，與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過一定程度的專門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從事專業技術工作幷具有相應職稱的腦力勞動者。在這裏，"知識分子"就是通常所理解的腦力勞動者。

在現代漢語中，通常把"知識分子"解釋爲"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教師、醫生等"。 照羅森塔爾和尤金主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知識分子"條目，知識分子是"由腦力勞動者所構成的社會階層。""工程師、技師及其他技術人員的代表、醫生、律師、藝術工作者、教師、科學工作者和大部分職員都屬于這一社會階層。"

這就是現在國人所謂的"知識分子"。凡是受過一定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從事腦力勞動人都是知識分子。那麽，國家公務員即通常所說的黨政幹部。由于中共實行幹部知識化、專業化，這些人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人現在已經具有大專以上的學歷，其中碩士、博士也不在少數。如果僅從他們的教育背景和掌握的專業知識水平來看，無疑同知識分子沒有什麽差別，而且許多人原來就是知識分子。

三， 知識分子在西方僅僅指我們所稱謂的—-公共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這一概念的主要來源是法國。1894年法國上尉德雷福斯遭受誣陷，引起了包括左拉、雨果等一批具有正義感與社會良知的人士的義憤。他們于1898年發表了一篇題爲《知識分子宣言》的文章。後來這批人被敵對者污蔑地稱之爲"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一詞在法國一開始是貶義的，但是同樣是指那些受過教育，具有批判意識和社會良知的一群人。因此，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就是指那些以獨立的身份，借助知識和精神的力量，對社會表現出强烈的公共關懷，體現出一種公共良知、有社會參與意識的一群文化人。它與一般的技術專家、技術官僚以及職業性學者是很不相同的。這叫做公共知識分子，也就是西方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由于社會分工，人們的社會功能日益細化，使得人與他人的關係趨向以職業關係爲主，科技的發展帶來了精細的社會分工。西方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和東方所謂的"知識分子"是不一樣的。在中國，群衆看見你認識幾個字就可以尊敬地稱呼你是個"知識分子"，但在西方，你就算是個大教授，也未必有人認可你是個知識分子。在西方的社會態度下，一個科學家或學者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除非他關注事關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的大問題，如戰爭、貧窮、可持續發展等；一個小說家或電影導演也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除非他寫作、導演的東西不純爲感官娛樂而或明或暗地觸及到較爲廣泛深入的社會問題。與此相關，知識分子有一個被認爲是基本界說的特殊涵義，即知識分子是一個社會及時代的批判者與代言人。不涉經世濟國之道，即便得了諾貝爾物理或化學獎依然不在知識分子之列。有精緻之知識者幷不必然成爲知識分子。相對論幷不使愛因斯坦成爲知識分子。對哲學的思考，對社會的評議，對法西斯的憤怒，對製造原子彈的熱衷，使愛因斯坦成爲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一詞發源于西方，盛傳于東方。現在看來，西方關于知識分子的社會態度，比東方要科學一些，"國是"和"民生"之于社會進步乃最一個重要的學問，亦因爲常與執政者或社會利益集團發生衝突，是最有爭議和最危險的學問。知識常有，知識"分子"不常有。因其知識與"國是"和"民生"相關而捲入社會爭議，知識者就成了"分子"。

知識分子本應是獨立的"國是"和"民生"評論家，批評家。"國是"和"民生"難免涉及利益和意識形態，關于"國是"和"民生"的學問自然分成"左"、"中"、"右"。知識分子食人間烟火，幷不生活在真空裏，不可能絕對獨立。亦正因爲如此，知識分子中的"精華"努力以"天下"爲己任，以社會的"普遍"利益和"普遍"價值爲基本出發點。天下"者，所有人之天下也，非農人之天下，非工人之天下，亦非商人之天下。知識分子最可貴的精神是獨立和中立，不去做某個具體社會利益集團的喉舌，也不去作政府的喉舌。一旦成爲政府官員，知識分子的獨立地位就喪失了。

真正的知識分子是"士可殺，不可辱"。他們不倚"鐵飯碗"爲生，不貪財，不懼官，正所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如此，知識分子方成爲政府最重要的批評家，監督者，思想庫，和人才來源。高貴的知識分子與公正廉明的政府互爲因果。以歐洲之大，唯英倫三島能容馬克思，連鼓吹革命的馬克思都能包容，英國的成功就不難理解了。

俄羅斯的一位藝術家說過："任何一個尊重自己的知識分子應該是而且是在每一種意義上都是名副其實的流亡者。"東方學者薩伊德說："知識分子的本質就是流亡者、邊緣人、質疑和批判的角色。流亡不是一般意義的物理概念，而是一種面對存在而在心理時空建立起來的生存態度。"流亡意味著邊緣，邊緣意味著獨立和質疑。能够獨立思考才能拒絕附和從屬，永遠不讓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約定俗成的觀念帶著走。惟有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才能够用自己的心靈去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也惟有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才能探索到真正能使人類進步的真理。他們不知疲倦，執著探索，永不安居，永遠在路上。

四， 我們不要帶引號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也即西方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比國人所謂的"知識分子"更接近中國春秋的"士"。"士"是中華文明的國粹，其知識結構是熔文史哲經于一爐的人文知識；知識分子則是西方文明的精英，其知識結構是分門別類的社會知識、自然知識和實用知識。但是，現今國人所謂的"知識分子"的社會素質既沒有西方的知識分子高，也比不上中國春秋的"士"。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因而這樣的"士"，正與西方"知識分子"這一概念一脉相通的地方。

大致上講，中國古代的"士"與西方近代知識分子有二點基本差异：第一，中國的"士"不象西方知識分子那樣追求知識，而是以儒家思想爲核心，注重倫理道德，追求以內化的道德力量來約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之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王者師"，以儒學教化天下。第二，西方近代知識分子資本主義的産物，他們以"市民社會"爲其生存環境，可以依靠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在民間立足，從事自由職業，獨立謀生；中國古代的"士"則是現存體制的産物又造就幷維護了現存體制，幷且只有作爲統治者的一員或者後備軍才有存在的價值，"學而優則仕"正是這種依附性的典型表徵。

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缺少知識分子的精神和性格，這一點，只須將中國"知識分子"與有著相似命運遭遇的西方（例如俄羅斯）知識分子稍加比較，我們便不能不爲前者隨波逐流的軟弱根性深感羞愧。這是極易受各種幻念和臆想蠱惑的一群，一支信仰上永遠飄無不定所的游牧部落。他們不乏稍縱即逝的熱情，却沒有一以貫之的勇氣。偶爾想采取行動，却又却又怕承擔後果。他們把自己搞成一個高高在上的獨立的群體，脫離工人，脫離農民，脫離醫生，脫離一切具體的職業。表現得非常有人格，但缺少的往往也就是人格。

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形成的那天起，就成了政治家們的附庸。作爲時代的最善感的神經，他們能够敏銳的感受到，却不准有效的反饋出來；作爲社會的闡釋者，他們却只能歌功頌德，不能搖旗呐喊；作爲歷史的先知者，他們却連做作出判斷的權利也被剝奪了，或者是自我放弃了。我們從縣鄉以上的各級政權都都折騰一幫子文聯作協一類的很多組織，幷且是用民衆的賦稅把他們養起來，養起來做什麽呢？無非是養一些刀筆小吏來給各級政權歌功頌德。

我所在的城市是山西最小的城市—侯馬，就近就在某政府部門看到一本書，叫《感動侯馬》，我看了下，就知道這書是怎麽感動侯馬的了。第一，這書送國家的出版法規來看，是一個地道的非法出版物；第二，書裏的每一篇文章都歌頌了一個當地政府的一個領導，文章裏寫的那些優秀事迹，在我來看，每一件都是這些人的本職工作，只是因爲他們做了，就成了優秀事迹，就可以感動侯馬了。很多被反復歌頌過的人，到後來都翻身落馬，高到党和國家領導人也不例外，那麽這其中，將來有多少人會翻身落馬呢？如果真的有人翻身落馬了，那我們的"知識分子"又顔面何存？

相比之下，"解放"前還稍微好一些，有魯迅，有胡適，有陳獨秀，有一大批。"解放"後呢？，我們有過能够代表我們時代的啓蒙思想家嗎？我們的"知識分子"又有多少爲了自我價值他人價值而進行無畏地抗爭的呢？作爲唯一能够爲中國傳播點先進理念的"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中究竟充當了什麽角色？這時，我們只能爲中國僅有的"李慎之們"和"劉小波們"歡呼了，同時也感嘆道："李慎之們"和"劉小波們"太少了。

因此，我們社會是很需要能够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如"李慎之們"和"劉小波們"，對這些廣大的"知識分子"進行啓蒙。

中國"知識分子"有什麽特性？我在寫這文章以前，在一個QQ群裏問了一下，有人說：愛說瞎話；有人說：只想說不想做，說錯了不想改，還想狡辯；有人說：沒有勇氣，軟骨頭，跟權勢走；有人說：有人說：一群口蜜腹劍的傢伙；有人說：知識分子爲虎作倀的時候，比虎還要狠。反正沒一句好聽的。我自己就出了兩本破書，叫做《世界論》和《人性論》，可是，如果現在被街頭巷尾的人評判爲一個"知識分子"，我將羞愧難當。

中國的"知識分子"，確實如網友所言，只想說，不想做，不想做工，不想做農，不想做醫生，不想做教師，不想做任何事情，就想做官，就想做官們養的狗。他們繼承了中國文化傳統上的"士"的缺點，沒有吸收西方知識分子的優點。

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士"的缺點就是滿腦子做官，除了做官，還是做官，做不了官也要做官的狗或狗腿子，除此之外，什麽都不願意去做。而西方知識分子的優點就是我該做什麽就做什麽，我該做工人就做工人，該做運動員就做運動員，該做教授就做教授，該做企業家就做企業家，然後我依然還要一個有良知和良心的人，然後才在這個做人的基礎上發出我的聲音，表現我的良知和良心，然後我才能成爲一個知識分子。

西方的知識分子在社會結構中幷不構成一個獨立的利益集體，西方的知識分子在工人、農民、企業家，醫生，議員的背後，他們真正做到了與工農相結合，與生活相結合，所以西方的知識分子知道自己是誰；相反，中國的"知識分子"則在工人、農民、企業家，醫生，議員的身前，正如毛某人所認識到的，他們不能工農和生活結合，因爲有了知識分子的光環，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說句題外話，毛某人也就是因爲對中國"知識分子"有這樣一個基本清醒的認識，所以才能在該用的時候把他們用個淋漓盡致，在該踢的時候把他們踢得滿地找牙。

中國"知識分子"和以前的"士"一樣，儘管也講求"弘毅"，講求"以天下爲己任"，但只是當處于順境時，才表現出儒家的積極進取精神，一旦處于逆境，則轉向老莊，退隱田園，即所謂"儒道互補"。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話可以有另外的一種理解，那就是：動亂的時候當逃兵，逃避責任，和平的時候出來治天下、當大官、享大福。陽光明媚，他們出來取暖，烈日暴虐，他們去樹陰下乘凉。

沒有獨立的思想，焉能有創新的知識？對官僚體制的依附導致士子們整體的思想貧乏，到處是模仿官話的"官樣文章"。"國是"和"民生"討論有兩千五百年歷史，精華與時俱减，劣等詮釋却汗牛充棟，士子們趨之若鶩，爛熟于心，以博取學銜和官銜。二十世紀初科舉一廢，入仕之途驟然中斷，士子們便惶惶然如喪家之犬。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正值西人勢旺，便轉而投靠西人的"主義"。當"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又轉而投靠新的各類官版"主義"。"官版"主義衰落之際，又要重回西人的主義。批判的精神向來不入我國知識界的主流。

學銜與官銜之爭讓"知識分子"傍大官，官僚化。近日市場裏的金錢之爭又使知識分子傍大款，商品化。知識之商品化尚非大問題，但"知識分子"成爲商品，出賣自己，出賣學銜，出賣良心，以金錢而非知識爲目的，就是大問題了。而今博士、碩士均有價，不僅官宦，富有的商人和企業家們也經常弄個高學銜"玩玩"。

中國的"知識分子"正是因爲繼承了中國文化傳統上的"士"的缺點，沒有吸收西方知識分子的優點，所以，他們即不善于做好自己的具體工作，不善于創造性地勞動，不善于拿那些諾貝爾獎，但同時，因爲滿俯經綸和牢騷也缺少了良知和良心。他們屈服于種種世俗的利誘和壓力，沉湎于自家那點可憐的安逸和滿足；還有的更是趨炎附勢，蠅營狗苟，爲謀私利不擇手段，甚至助紂爲虐，有奶便是娘，昧著良心做事。有鑒于此，我們才有必要大聲疾呼："知識分子"千萬要自愛，切莫沉淪，更不應墮落。世俗生活無疑是必需的，知識分子不是苦行僧，然而，作爲一個知識分子必須努力超越平庸的層次的局限，切實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使自己真正成爲"社會的良心"。 任重而道遠，我輩不可懈怠。

五， 帶引號的"知識分子"向知識分子回歸

中國歷來是崇文的社會，雖然經歷了焚書坑儒、黨錮、清流、文字獄等事件，但"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一直是文人長期保持發展壯大勢頭的動力。說白了，當官或者當官之狗，就是動力。這樣的文人，在當時，獲得了最廣泛的尊敬。

新的社會形態的建立，科技的發展，導致"文人"的分工明顯。大部分讀書人選擇了也只能選擇各類專科知識，如法律、醫學、經濟學等。市場經濟條件下，誰也不能避免受到經濟浪潮的衝擊，所有的"知識分子"不得不選擇自己的行業，現在，現在作"文人"，和作其他事幷沒有本質的區別，如此情况下，文化産業實際上成了社會大生産各行業中的一業。這樣，從根本上，也從實際上否定了"知識分子"立言載道的傳統。

一個人從大學畢業，又讀研究生，讀了碩士又讀博士，從學歷上說似乎應該算是"知識分子"無疑了，但這些"知識分子"是不是知識分子還要另當別論。要稱得上知識分子，就不僅應具有相應的知識，也不僅是從事相應的職業，而且應該具有一種特殊的精神氣質，這種精神氣質用中國古人的話說叫做"士志于道"，用西方人的話說叫做"社會的良心"。

作爲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努力成爲人類理性的代表，自覺地站在社會公共利益的立場上，追求科學真理，維護社會正義。他應該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先行者和啓蒙者，應該具有自主的思維能力和深刻的批判意識，不畏强權，不媚流俗，勇于向一切愚昧、落後以及不公正、不合理的東西挑戰。中國的"士"，就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以及"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的傳統，而西方知識分子同樣不乏普羅米修斯式的殉道者；18世紀的啓蒙思想家們毅然宣告一切宗教的和世俗的存在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重新接受審判，曾是何等的豪氣。可以說，社會發展中的每一個重大進步，都與大批知識分子的投入及其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分不開的。而在今天，在當代社會的發展中，同樣需要有這樣的知識分子能够很好地繼承這樣一種獨特的精神傳統，爲推動社會向公民社會進步而發揮積極的作用。

六，"知識分子"向人回歸，向公民社會回歸

什麽是人，人就是你、我、他。現在大家將一個企業喻稱爲法人，企業的本性是利潤，由此而引之，人的本性就在利益之中，簡言之，人的本性就是人的利益性，人因利益而生，也因利益而死。由人組成的家庭，企業，團體，政黨，政府，國家，這一切都是另一類的人，叫做法人。爲什麽叫做法人呢？就是說，家庭、企業、團體、政黨、政府、國家等等，這一切和個人在法律上是是平等的，幷且最終都從屬于個人，服務于個人。黨，政府和國家是依照公民個人之間的約定組成的，在約定的範圍內可以行使自己的職責，但最終是從屬于個人的，是爲公民個人服務的，所以，過去倡導的那些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國家，這些觀念從根本是是錯誤的，是違背人性的要求的。

我們都是人，但因爲有黨、政府和國家的存在，我們同時都有一個另類的身份，就是公民。 公民原本就是人，人的本性是利益的，所以自由是包含在人的本性之中的，所以，公民應該是享有自由的。同時，因爲現在的社會結構下，人的本性是分裂的，是分裂成爲我和爲他兩個方面，所以人性中的自由也必然演化成了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當公民的權利和義務能够基本均衡的時候，這個社會就是公正的，而要營造一個公正的社會，就必須建立一套完備科學符合人性的社會制度。誰來建立這樣的社會制度呢？不是帝王將相，而是這個社會的公民。

但是，中國只有"人民"，沒有公民。我們的國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的法院是"人民法院"，我們的檢察院是"人民檢察院"，我們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更有甚者，我們的教育是"黨的教育事業"。人民是誰？我不知道，黨也不知道，政府也不知道。某黨自己都說，人民的含義是階段性的，今天小資産階級在人民的行列，明天就不在了，所以，國家主席劉少奇今天還是中國人民的國家主席，明天就成了中國人民的叛徒和敵人了。從這個事情上，我死心認定自己是一個公民，而不是什麽"人民"之一員。就算做人民再光榮，我也不做，叫別人去做吧，別人可以號稱人民，也可以號稱代表人民，我對之不屑。

但是，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在"人民"之列，是决策層利用的對象，而且自己經常找著被利用，以被利用爲榮耀，殊不知這也是通往"被奴役之路"。顧炎武認爲，士大夫無耻，謂之國耻。湯恩比指出，在一定意義上說，文明發展的動力，希望就寄托在敢于和耐于孤獨者的身上。我國知識界的進步在于削弱官本位和金本位意識，把"分子"看得比"位子"和"票子"重要。否則，這支隊伍幷不值得世人的敬重，將繼續被高壓或收買，幷被分而治之。

于是，我想强調的是我們需要什麽樣的知識分子，顯然與我們當前的民衆生活，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息息相關，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有人如此評說魯迅："魯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什麽是知識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識；其次，他是'分子'，有獨立性。否則，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這是一種知識分子最起碼的人格要求。

于是，在我看來，我們需要這樣的知識分子，這樣的知識分子必須具備三點原則性問題：其一，他能够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公民，而不是總把自己看成是高高在上的所謂"知識分子"；其二，他能够爭取自己做爲一個公民應該有的權利，幷對社會盡到自己應該勁到的義務；其三，他要具備中國傳統文化之"士"的精神，也就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其中的"君"，我們大可轉化爲關注當今之"公民"。

有的人說，現代社會是分工越來越細，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等等各門學科都越來越專業化，我們不該對其他領域指手畫脚：政治的事自由官員解决，經濟的事自有經濟學家探討，技術的事就有科學家解决吧，我們是外行，只關注我們自己所學的專業就行了。有道理嗎？沒有道理！因爲，在社會的各種領域之中，還有一個共同的東西，所有的專業化知識都聯繫著人們一些共同的基本的東西，這個東西是什麽？就是人的利益和價值，就是社會進步一類的東西。

西方近代知識分子基本上是脫離中古宗教的"俗世"人物。他們儘管多少都有宗教背景，但是他們批評社會則不必根據宗教信仰或神學理論。相反地，他們的憑藉往往只是個人的"理性"或"知識良心"。另一方面，西方中古的"道"寄托在基督教。這是上帝所啓示的"道"；其代理人是教會僧侶與神學家——和世俗政治權威幷立的精神權威。因此，近代西方知識分子不肯自承源于這個宗教傳統，因爲他們已不復遵守"凱撒之事歸之凱撒，上帝之事歸之上帝"的原則，他們要管的正是凱撒的事。

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也需要脫離中國的宗教，那就是借"人民"之口而實行的思想專制。目前，擺在中國的"知識分子"首先就是要學會怎樣去做一個公民，然後，大聲疾呼，再告訴大家怎樣做一個公民，等我們大家都不做"人民"，都學會做一個公民，那公民社會就距離我們不遠了。

如果我們都怕，怕到怕做一個人，怕到怕做一個公民，怕到連話也不敢說，那我們都活該被人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