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梅，你怎麽還在做公益律師呀？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衛毅 發自北京 2009-04-22 10:47:39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 郭建梅（中坐穿黑夾克者）和北京大學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的同事們今年3月，來北京訪問的希拉里第六次接見了郭建梅
郭建梅走在冬日的鄉間小路上，羊群在她的身後，遠山迷蒙，寒氣襲人。“公益律師這條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畫面裏傳出郭建梅的聲音。這是一則電視廣告的片段。
事實上，郭建梅從1995年12月開始做公益律師，到現在算來是14年了。
廣告在審查時還遇到點小麻煩，因爲畫面上出現了農民工三根被綳帶包扎的受傷指頭，有關部門認爲這樣的畫面給人的刺激過于强烈。現實是，在郭建梅辦案的過程中，所見之情形不用說是三個指頭受傷，“胳膊腿掉了的都有。”
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在北京北四環東路的一處公寓裏。這是郭建梅1995年與同伴創建的NGO。辦公地點已經搬了好幾個地方。最初的辦公場所是中關村一處簡陋旅館的地下室。
北四環東路辦公室旁的一套房子正在裝修，敲擊的聲音不時傳出。這是新租下來的房間，加上原來租的房間，辦公面積一共是300多平米。這裏一年的租房費用10萬元，幷不算貴，北京一些大的律師事務所一年花掉的房屋租金達上百萬元。
郭建梅接拍這則廣告獲得的酬勞是100萬元人民幣。她沒給自己留一分錢，所有錢都捐給了中心。這筆錢能加快中心公益事業的拓展：從婦女擴展到其他弱勢群體，比如農民工、下崗工人、殘疾人等等。一個公益律師網絡將會被建立起來。
對于是否要接拍這個廣告，郭建梅一直非常猶豫。她不想讓自己所做的公益事業帶上商業的成分。她的丈夫——作家劉震雲——也勸她最好不要接拍。
最後還是接了。“這樣可以把公益律師推向大衆，讓大家知道，社會上還有這樣一個群體。”
郭建梅、劉震雲和女兒 圖/受訪者提供
一群孤苦無告的上訪者擠在郭建梅的辦公室，尋求法律救助 圖/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家
中心的辦公室挂著一個“家”字。午飯時間，他們在會議桌上鋪上報紙，幾盤簡單的熱菜端了上來。一種帶有葱香的面餅是大家喜歡的食物。中午飯每個人的標準是10塊錢。
整個中心一共是12個人，包括3個行政人員。郭建梅是中心主任，月薪6000多塊錢，這是中心最高的工資。其他律師的月薪是三五千塊錢，行政人員更 少，兩千多。適逢節日時，會有二三百塊錢的補貼。年底每人會有500塊錢的過年費。中心每個律師每年至少要辦15個案子。14年來，他們辦了兩千多個。
“如果憑著我現在的資源，做商業律師的話，收入會比現在高很多很多。”郭建梅分析自己之所以傾心傾力于這樣一項艱難的事業，童年的經歷是她心裏的種子。
1960年3月，郭建梅出生在河南滑縣。雙魚座，A型血。“這樣的人會很執著。”
在河南老家，她的奶奶43歲去賣饃的時候，餓死在路上。“她又冷又餓，就是不敢吃饃啊。”奶奶的死，讓她思考中國男權文化下婦女所處的位置。
兩歲時，她被從河南農村送到北京跟姥姥姥爺生活。3個人住在三裏河一間十多平米的工廠宿舍裏。姥姥從農村來到城市，白天保姆，晚上帶她順著路燈的光亮撿破爛。她記得姥姥的背影：邁著小脚，手裏拿著撿來的垃圾，後背挺得筆直。
姥爺是工人，下班後會給郭建梅帶回些爛桃子，“味道很香”。時至今日，爛桃子的味道都能喚起她對童年生活的回憶。
在院子裏，郭建梅從河南農村來，土氣，不會說普通話，想跟其他孩子玩，別人都不帶她。她還是喜歡跟著去。一次，她跟在後邊，別人把門一關，夾住了她的手，血順著門框流了下來。“你看，我手上這個地方高一點，就是當年被夾過的。”
最令她心痛的一幕發生在一個元宵節。大家提著各色燈籠走街串巷。她的姥爺買了一個粉紅色的畫著菊花的燈籠，對她說，小梅啊，跟著他們去走走吧。她就 提著燈籠跟在一群小孩的後面。有人發現她跟著，轉過身就把她的燈籠踢到地上燒著了。月亮底下，她的眼泪嘩嘩地流。“我當時覺得整個世界都毀滅了。”
“這些受傷的經歷，對孩子的成長也許不好，但這些確實影響了我的性格，特別要强，特別希望幫助弱勢群體。我跟劉震雲和我女兒在內，在街上遇到要飯的，都要給人擱上一塊錢。”
郭建梅跟劉震雲出去的時候，看著農民工扛著大包從面前走過。劉震雲會說，你看，這就是我兄弟。“當年我們如果沒有從農村考上大學，也許就是另一條路。”
8歲那年，姥姥把郭建梅送回了河南農村。上高中的時候，她覺得“郭建梅”這個名字太俗太女氣，還曾給自己改了名字：郭永攀。“永攀高峰的意思。”她在床圍子上寫著：我一定要考上北大清華。後面連著畫了10個感嘆號。
1979年的高考，郭建梅以河南安陽地區第一名的成績被北大法律系錄取。
考上北大在當地是件大新聞，郭建梅特別自豪。她記得很清楚，北大寄錄取通知書的信封比一般信封要大得多，她慢悠悠地騎著自行車，把信封很顯眼地拿在手上，希望別人能看到這是北大寄來的。
到了北大後，情形開始變化，郭建梅傻了眼。在班上，她是12個女生中最窮的兩個之一。別的同學家境好，又洋氣。看著別的女生戴著眼鏡念泰戈爾的詩歌，她甚是羡慕，自信心受到打擊。
她在北大一位同學的宿舍裏認識了劉震雲。劉震雲和她是河南老鄉，高她一届，讀的是中文系。第一次見面，劉震雲一開口就是托爾斯泰之類的，她感到有點暈。“當時就想走，聽不下去。”在她的印象裏，中文系的人比較浮躁，靠不住。
有一次，她看到劉震雲手上貼著膠布，問，這是怎麽回事。劉震雲開玩笑說，拉小提琴拉的。“後來發現根本不是。”那其實是劉震雲正患皮炎。她覺得這人怎麽瞎說話啊，心裏感到有陰影。“我當時的日記裏出現得最多的就是‘陰影’這個詞。”
劉震雲表現得很好。郭建梅大三過生日，家裏很窮的劉震雲給她買了兩朵8毛錢的塑料花，還有4個爛梨。“那個梨還有破洞呢，5毛錢一堆的那種，就這樣的梨，不知道省了多少天他才省出這些錢來。”
她覺得這些梨特別好吃。“覺得他真誠、善良。”劉震雲當時一年到頭穿著他媽媽給他做的布鞋，穿久了，上面還爛了個洞。平時，他拿著一個磕得坑坑窪窪的鋁飯盆去食堂。“我留心了一下，他每天都喝粥。當時學校有猪肉餡餅，1毛錢一個，特別香，我都沒見他吃過。”
在北大上學的時候，郭建梅的媽媽患了乳腺癌，到北京做手術。瘦弱的劉震雲背著她的媽媽上樓下樓。“有一次，我覺得他真的是背不動了，站在那裏，我在那裏扶著。”郭建梅回憶當時的情形。
她媽媽說，小梅啊，這個人真是好，你看他自己不捨得吃，一個肉包子都不嘗，都給我們吃，他自己去吃饅頭。
1985年，郭建梅大學畢業兩年後，她媽媽病危。她當時在司法部工作，很想幹出一番事業後再結婚。“我媽說，不行，小梅，你必須結婚，我看不到你的將來，但我想看著你結婚，你結婚我就放心了。”于是，郭建梅和劉震雲結婚了。
在河南，郭建梅的老家和劉震雲老家很近，就隔著五十多裏。劉震雲請來一輛吉普車，穿著借來的呢子衣服，把郭建梅接走了。3個月後，郭建梅的媽媽去世了。
成爲公益律師
劉震雲1982年大學畢業時，被分配到了《農民日報》。彼時，《農民日報》剛成立不久，這份工作在畢業的同學中被認爲是幷不理想的工作之一。
郭建梅正讀大四，去看望剛到工作單位的劉震雲。《農民日報》在朝陽區十裏堡一帶，如今那裏成了繁華的CBD。
當時那裏是郊區農民種菜的地方。“我到那一看，哎喲，那個火柴盒房，5個人住一個房間，上下鋪，髒得不行。這就是我們在北大想像的畢業以後的生活嗎？”
郭建梅大學同學畢業時互相題贈的留言帶有那個時代的特點。比如，“雖恨日月匆匆，却盼來日沙場”什麽的。現實是，分到單位，一杯茶，一張報紙，一天一天就這麽過去了。
這次看望劉震雲的經歷對郭建梅是一次打擊。“我當時簡直覺得像跌進冰窟一樣，全完了。人在年輕時跟成熟以後所瞭解的社會是完全不一樣的。”
郭建梅的畢業論文寫得好，1983年北大畢業後，進入司法部研究室工作。之後，她任職于全國婦聯法律顧問處和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中國律師》雜志社。
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開始步入社會轉型時期，中國婦女權益的保護受到關注，《中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于1992年4月頒布。郭建梅曾參與了這部法律起草組的工作，幷與人合著了《婦女權益保障法指南》。1994年，中國法律援助制度開始建立，弱勢群體開始獲得法律援助。
1995年，在《中國律師》雜志工作的郭建梅去采訪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NGO論壇，那是她人生重要的轉折點。
她到懷柔雁栖湖畔采訪，本來只安排了一天的時間，但她被陌生的NGO議題迷住了，她在那裏待了十幾天。在論壇上，有國外人士問中國有沒有針對婦女的民間法律援助組織，沒人能回答，當時的中國真沒有。
在大會上，她第一次聽希拉里的演講。主題是：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婦女的權利就是人權）。那次大會，她覺得周圍的人都跟她一樣，“像找到了親人”。
她回去告訴劉震雲，NGO的工作太適合我了。劉震雲聽了之後說，只要你快樂就去做。郭建梅的哥哥是法官，勸她說，一般律師都不好當，別說公益律師了。大多數人都對她的選擇持反對意見。在那個年代，辭掉鐵飯碗還過于驚世駭俗。
參加完大會3個月後，郭建梅便辭去了《中國律師》雜志社主編助理的工作，與北大老師一起，組建了中心，做起了針對女性的民間法律援助與研究工作。她成了中國第一代公益律師。中心最早獲得的資金,是美國福特基金會捐助的3萬美金。
郭建梅辦的第一個案子就不順利。一位來自江蘇徐州的婦女，因爲兒子被當地公安人員打死，前往北京上訪，沒有討到結果，自己又被一輛旅游大巴撞成重 傷，全身多處骨折，一隻眼球被摘除。儘管交管局認定事故中她無過錯，但肇事車所屬的大型國企只賠償了她3萬元。這名婦女不服，向法院起訴，但很快敗訴。
她找到了郭建梅。
當時，那位婦女破衣爛衫，渾身散發著臭味，摘掉眼球後的眼窩因無錢治療而發炎，向外流著膿水。郭建梅帶她到法院上訴時，有人捏著鼻子把她們趕出了辦公室。法院的人還問郭建梅，你是找不來案子吧，給這樣的人代理，她能給你多少錢？
郭建梅寫了8000多字的代理詞，她覺得寫得很好，自己都感動了，勝訴的把握非常大。但結果是：敗訴。
去領判决書的時候，法官態度非常惡劣。“我永遠記著這個法官。他沒有把判决書遞到我手裏，嘩地就扔地上了，我都想上去抽他。”郭建梅爲此事流下了眼泪。
接下來，是更多的敗訴，一個接一個，似乎看不到什麽光亮。一年之後，中心的4名專職律師走了兩個。
讀大學時，郭建梅給人的印象是傳統的賢妻良母：老實、善良、文靜。她覺得自己現在性格變了，臉皮厚了，膽子大了。“就需要這樣的人，爲了這項工作，我把自己改變了，或者說，現實把我改變了。”
和郭建梅談話的時候，一位老婦背著厚厚的材料坐在對面。她已經上訪了12年，來此尋求法律援助。她住在京城的南邊，靠撿垃圾獲得生活來源。老婦講述 到，她的兒子12年前在河南的一處看守所中死去，看守所叫人把她兒子的尸體埋了。老婦去找兒子，通過埋尸體的人帶路，才找到兒子被埋的斷了兩根手指的尸體。
“中國這麽多弱勢群體，這麽多人上訪，不能光是堵，把人家給關起來啊，得解决問題啊，不能總是拿人的生命和尊嚴不當回事！”郭建梅越說越激動，她讓工作人員複印了一篇文章給這位老婦人——《不能讓“有道理”的上訪者沒有著落》。
NGO和律師
郭建梅來到辦公室的時候，已經是上午11點鐘。她早上6點鐘就起床了，爲的是小區業主的維權，8點鐘要到法院去申請立案。
她所住小區的開發商原來承諾24小時供應熱水幷有接送住戶的班車，現在全沒有了。到法院時，法院不給立案，她跟法官吵了起來。業主們請了一個律師，在那裏不說話。她氣憤地對這個律師說，你這樣的話，我們就沒必要請你了。這個律師說，我以後還得跟法院打交道呢。
她對記者說，今天穿得太隨便，不好拍照。“今天出門太匆忙了，頭髮亂七八糟，這衣服好多年了，跟飛行員似的，你看看，這雙鞋，上面都有一個破洞了。”她的鞋子側面靠鞋跟處果然開了一個口子。
頭一天，她倒是穿得挺整齊。那天早上，正在北京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美國駐華大使館接見了郭建梅。這是郭建梅第六次跟希拉里見面。
希拉里當天一共接見了20位中國的民間人士，都是在NGO方面做得出色的女性。希拉里做過婦女兒童法律中心的主任，也曾是公益律師。2007年3 月，希拉里在華盛頓肯尼迪中心向郭建梅頒發了“2007全球女性領導者獎”，當年全世界有8人獲此榮譽。希拉里曾來過郭建梅的中心訪問。美國前國務卿奧爾 布賴特也來過。中心的墻上，挂著她們的照片和題詞。
在郭建梅看來，中國NGO的發展，經費倒不是最大的問題，而是NGO所處的社會環境。“如果現在申請成立一家商業律師事務所的話，會比較順利。如果 想申請成立公益律師事務所，希望很渺茫。我們的律師網絡裏就有一些很不錯的律師，很願意做公益案子，但社會的激勵機制在哪里？保障在哪里？辦案中的艱難， 不被理解，不被支持，你希望推動某部法律的完善和進步，遇到的却是銅墻鐵壁。”
經過這些年的發展，NGO的理念逐漸走進中國人的視野，中國的NGO數量在增多，一些問題也開始呈現。
“有些NGO就負責人一支筆簽字，很不透明，容易出問題。”
一個組織需要一個良好的制度。“在NGO裏，如果制度不完善的話，腐敗的現象就可能會出現。我們這有很好的制度，我們的每一筆經費都要經5個人審查。”郭建梅一直在呼籲對NGO治理整頓。她想寫一本書，裏面會對NGO的自律和公信力等諸多問題進行探討。
對中國來說，NGO的規模和影響力還很不够，公益律師的發展更不够。中國目前的律師有13萬，對應于13億人口，1萬人才有一個律師。中國需要法律援助的，大部分都是弱勢群體，都在下層。“一個普普通通的離婚案都需要上萬塊錢，普通的老百姓根本請不起律師。”
美國總統奧巴馬、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和她的夫人切麗年輕時都做過公益律師，國外很多律師在做商業律師之前都做過公益律師，“在中國不是這樣，一些人看來，誰做這些都是傻子，腦子進水了。”
中國的現狀是，律師掙錢越多越說明這個律師成功。有城市的律師協會選會長、副會長，律師事務所推薦的大都是年收入非常高的律師。
社會對公益律師存在偏見，認爲這些公益律師沒能力，沒有案源，掙不來錢，要靠游說靠化緣得到一些錢。“讓更多的人受益，推動法制往前邁一步，這是公益律師成功的標準，和商業律師不一樣。”
抑鬱症的困惑
中心成立5周年的時候，郭建梅感到身心俱疲。她上臺講話，才說了幾句就流眼泪，怎麽也控制不住，沒辦法把話講下去。當時有一張合影，她尷尬地坐在中間，直到現在她都不敢去看那張照片。
那段時間，她經常哭，對劉震雲說，不想再繼續幹這件事了。“其實我很少跟劉震雲說這些事情，我不想把工作的煩惱帶回家裏。”她突然特別恨這個社會不可救藥，自己和這個社會格格不入，好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
“你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救助這個社會，結果被人家一脚踢了出來。憑什麽這樣做啊？我有這樣的義務？別人說我精神病，說我炒作，說我想出名，這麽多屎盆子往我身上扣。我們一方面沉浸在自己的精神海洋裏頭，自得其樂，另一方面，我們又和現實相衝突，這是蠻擰的一件事情。”
看著郭建梅心情不好，劉震雲對女兒說，帶著你媽媽去散散心，回來就好了。一家人去了千島湖。從上海坐船去時，郭建梅就開始流眼泪。女兒在沙灘上弄了個沙雕，想讓媽媽去看，跑過來把郭建梅擋在臉上的帽子拿開，看見她的眼泪在嘩嘩地流。女兒特別不理解，這是爲什麽呢？
郭建梅覺得自己撑不住了，得往後退了。冰心的女兒吳青女士是中心的專家，她“教訓”郭建梅，做這個事情是你自己的選擇，要麽就不做了，趕緊回去做你的商業律師。你的心態出問題了，你的精神支柱出問題了。
“劉震雲開始也不理解，爲什麽幹這麽點事情就得這個病了？你看我當初被退了這麽多稿子都沒抑鬱。”
郭建梅家裏有兩個箱子，裏面裝的全都是劉震雲當初沒發表被退回來的稿件。“他當初寫了好多年東西都還沒被認可，急得不行的時候，他寫，我給他扇扇 子。”她記得，1987年時，兩口子的存款只有1100塊錢。爲了給剛出生的孩子照相，花了300多塊錢買了相機，又花了600多塊錢買了電視，家底就沒了。
一位國外專家告訴郭建梅，在美國，公益律師需要經常接受心理咨詢，過多地接觸社會陰暗面而不懂得排遣的話，就容易出問題。
郭建梅去看了醫生，診斷結果是：中度抑鬱症和重度焦慮症。
有得過抑鬱症的朋友告訴她，得了這個病，臉皮得厚，不要悶在心裏不說，不要害怕別人知道自己得了這個病，得鍛煉，一定要吃藥。
郭建梅吃了大半年的藥，病好了許多。她做了這麽多年公益律師，劉震雲給她的支持很多。“他給了我一個很安穩的後方，那是一個港灣，不至于我失業了，沒有錢沒地方住。”
一直走下去
有一次聚會，郭建梅和劉震雲都在。別人問劉震雲，覺得你老婆怎麽樣？劉震雲很認真地說，我覺得她特別偉大。“之前我從來沒聽他在別人面前這樣說過我，”郭建梅說，她特別感動。
郭建梅有時回到家後抱怨，現在特別的累。劉震雲就對她說，那是你自己的選擇，就不應該叫苦。劉震雲每天早上都堅持跑步，下雪天也跑。前段時間，在劉 震雲的帶領下，郭建梅也去跑跑步。“最近劉震雲和我下棋，你說下什麽棋？軍棋。他已經贏了我5盤了，聽起來像小孩的游戲，但我們倆享受著其中的樂趣。”
郭建梅還是學生時，喜歡畫畫，現在她覺得愛好都被限制住了。“等我老了給自己弄個畫室，畫點畫，學學古箏什麽的。”
劉震雲的愛好有點不一樣。他的愛好是到村子裏走，跟村民聊天，手裏拎著個小本記錄。劉震雲的成名作《塔鋪》寫的是他家鄉的一個地方，他帶著郭建梅和女兒去那裏轉過好幾次。
“我就喜歡到田野裏看看風景，倒不想非要跟人聊天。我在辦公室天天接待這樣的人，平常都聊得够多的了。”郭建梅說。
郭建梅喜歡春天。在她看來，如果哪個季節給人留下過美好的回憶，這個季節來臨時，就會想起過去。“剛進大學的時候，大家在春天裏騎著自行車出去玩。 唱著‘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還有‘澎湖灣’、鄧麗君等等。那種感覺那麽好，春天的風吹過來的時候，就覺得回到了那個年代，心情特別複雜，又溫暖又傷 感。好像才進大學，怎麽忽然一下就快50了？”
前段時間，中心開了一個公益律師的研討會，一個律師突發心肌梗塞，去世了，才36歲。那段日子，郭建梅另外兩個朋友也是突然去世，一個51歲，一個34歲。這讓郭建梅非常感慨。
“有的人說，活著的時候拼啊掙啊的挺厲害，但到八寶山看幾個葬禮就全明白了。在這個世上，什麽是值得你追求的？我自己也沒想明白。我覺得自己像一列 火車呼地就沖出去了，還沒顧得上想爲什麽。有的人趨名，有的人趨利，我這樣的是趨理想、趨信仰的。我有時候想想，人一輩子都不可能成熟。那個律師在會上出 事的時候，我正好特別累，身體感覺很不好，就去做了一整套檢查。那段時間我一直在想，要怎麽對待自己的生命？怎麽樣才不枉費一生？我不想做商業律師，不想 做家庭婦女，我就想做現在的事，這樣才快樂。”
郭建梅坐在中心的會議桌前說著話，已經是傍晚6點多了，還有工作人員沒走。她說，你看，我們這些人轟都轟不走，每天都加班，這幫人就這樣。
去年，她參加了北大法律系同學畢業25周年聚會。在她同學中，有當了大官的，賺了大錢的，成了大教授的。有同學問，建梅啊，你怎麽還在做這個呀？
她現在不怕別人說了，愛怎麽說怎麽說。“我會一直這樣幹下去，除非走不動了。”走了十幾年，她用一句話形容這個過程：我們拉著一輛沉重的車，頂著風，上了一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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