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論政”：一個已中斷的傳統（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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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論政"：一個已中斷的傳統

傅國涌

一

1941年5月，《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獎章，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榮譽，張季鸞在社評《本社同人的聲明》中說：
"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爲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以本報爲例，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于雖按著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

同一年，中國新聞學會在成立宣言中也指出：

"我國報業之有與各國不同者，蓋大抵爲文人發表政見而設，......此種風氣，今猶遺存。"

從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首開"文人論政"之風算起，到1948年12月儲安平的《觀察》被國民黨查封，這一傳統至少綿延了七十五年。

如果說王韜每天在《循環日報》首欄撰寫的"論說"開了中國報刊"文人論政"的先河，那麽梁啓超以他"常帶感情"的筆鋒將這一傳統發揚光大，影響了不止一代人，從《時務報》到《清議報》、《新民叢報》，梁啓超成爲時代的驕子，他的言論已深深打入那一時代無數青年的心坎。辛亥前夜，于右任、宋教仁等發表在上海 "竪三民"上那些光焰萬丈的政論，辛亥之後，黃遠生、陳布雷等青年報人的文字都曾感動過萬千讀者。陳獨秀的《新青年》橫空出世，雖然"批評時政非其旨也 "，却引入新文化，另創了一片新天地，塑造了一代新型知識分子。深得西方自由主義精髓的胡適從"二十年不談政治"到操筆上陣，《每周評論》、《努力周報》、《新月》、《獨立評論》成爲他論政的平臺。新記《大公報》接續了英斂之時代"敢言"的傳統，而又輸入了全新的血液，鮮明地提出令人注目的"四不"方針，張季鸞、胡政之、王芸生等大公報人的名字將永遠在新聞史上發射出奪目的光華。徐鑄成從《大公報》走出，幾乎一夜之間就讓《文匯報》成爲報界的新星。和徐鑄成一樣出生在江蘇宜興的儲安平殫精竭慮把一本小小的《觀察》周刊推向了"文人論政"最後一個高峰，他堅定的自由主義品格使他成了20世紀40年代自由主義的化身，《觀察》絕響，餘音裊裊，至今不絕。多少歲月的塵埃終究都掩埋不了前輩的聲音和足迹。在這條世紀長路上，我們看到了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最後的笑容，他們的血滲透了這片多灾多難的大地。1918年，邵飄萍自辦《京報》，很快在林林總的日報叢中脫穎而出，"其奧秘就在它承續了晚近中國自由主義報刊'文人論政'的傳統，揮毫潑墨，指點江山；縱論時局，鋒芒逼人……"在這條世紀長路上，我們也看到了陳銘德、鄧季惺、成舍我他們的背影。《申報》、"新民"報系、"世界"報系永存在歷史的記憶中，一如它們曾記錄的一幕幕真實的歷史。走在這條路上，以其激揚文字縱橫論壇的，還有羅隆基、王造時、趙超構等大批知識分子。

從王韜到儲安平，構成了中國知識分子"文人論政"的傳統，在滾滾的歷史車輪下，這一鏈條終于斷了。20世紀50年代殷海光在臺灣《自由中國》半月刊上的政論，六、七十年代查良鏞在香港《明報》的社評，雖然都虎虎有生氣，畢竟只是本土之外的空谷餘音，一曲《廣陵散》早已隨風而去。

二

當年，張季鸞等都認爲我國報業與各國的不同首先在于"文人論政"這一點。就其源頭來看，這一傳統却無疑來自西方，王韜辦報之前有過在歐洲生活的經歷，他長期定居香港，耳聞目睹西方的言論自由，特別羡慕英國第一大報《泰晤士報》，由衷地贊嘆："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爲準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他渴望著有一天在自己的祖國也能自由辦報、自由論政，"清議所至，足以維持大局；主筆之事，位至卿相"，也就是 一篇社評足以動搖一届政府。"《循環日報》不僅在精神走勢上受到英國報刊的影響，而且在編排方式上也偏愛英國報刊的審美趣味。"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每天發表的論說，也是"自覺仿照英國報紙的體例"。

西方傳教士在中國辦的中文報刊對以後 "文人論政"傳統的形成也産生了深刻的影響。早在1840年9月，美國人在廣州辦的英文月刊《中國叢報》中說："爲公衆服務的新聞記者，人民通常地理所當然地期望他們對于重要事件，像現在那些與公衆利益有關事件，不能保持沉默。""新聞記者在報道時，也要對公衆采取公正立場，負責把事件的整個真相原原本本地說出來。"這些觀點對一個幾千年來都只知有皇帝的民族來說遠不止是一股清風，可惜那年頭國人沉夢未醒，睜眼看世界的又有幾人，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這些英文期刊。即使魏源那時也只能想到"師夷長技以制夷"罷了。由英、美傳教士創辦、主編的《萬國公報》（原名《教會新報》，1874年9月起改名爲《萬國公報》），"一而再，再而三把他富民强國主張，明明白白說了又說，引起當時有志之士的普遍注意。" 發行量最高時達3.8萬多份，創下了傳教士在華報刊最高發行記錄。康有爲1882年第一次接觸就被它所吸引。他在萬木草堂把《萬國公報》 作爲弟子的自學材料，直接影響、啓迪了梁啓超等莘莘學子。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只是發揮了李提摩太在《萬國公報》的思想，梁啓超《變法通議》中的主張有些都可以在《萬國公報》中找到思想根源，風靡一時的《新民說》也濫觴于李提摩太《新政策》中的那個著名觀點。甚至開創新風氣的"時務文體""也不過是從他那 裏描摹過去的"。曹聚仁曾說，《萬國公報》主筆、王韜摯友林樂知的"見解、主張和文章風格，也可說是替梁啓超的《新民叢報》開了路。" 在探討"文人論政"的精神源頭時，我們不能忘記《萬國公報》和李提摩太、林樂知兩位傳播文明的傳教士。

還有不能忽略的一點是，"不名一文的窮書生"于右任在籌辦《神州日報》前，曾專門赴日本考察過兩大民間報紙：《朝日新聞》、《每日新聞》，這是一個以往常常被忽略的重要細節。曾爲《民立報》主筆、筆掃千軍的宋教仁在日本住過多年，邵飄萍兩度亡命日本，而且親身在《朝日新聞》工作過。接續《大公報》薪火、迅速發揚光大的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巨頭都曾留學日本，他們接辦《大公報》就是以《朝日新聞》爲榜樣的，日本版的西方新聞自由思想已化入他們的骨髓，與他們的生命融爲一體。成舍我、戈公振等遠渡重洋，實地考察西方報業，沒有出過國門的史量才、陳銘德、徐鑄成等也對肇始于西方的新聞自由思想堅信無疑。有著悠久歷史和廣泛影響的《申報》本來就是美國人辦的，史量才接手後，與西方新聞界交往頻繁，西方報界巨子的贊譽使他興奮不已。

在中國新聞業的少年期，如果僅僅受到了西方的影響，恐怕不會形成"文人論政"的特有傳統，它同時也深深植根于源遠流長的古老文化中，中國的士（或曰儒生、讀書人）一直有清議的傳統，"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臧否人物，議論時弊，以儒家的原則不斷地彈劾往往向法家傾斜的帝王，正如費正清已發現的，"中國有過一個强烈而確有感召力的傳統，每個儒生都有直言反對壞政府的道義責任。"這一傳統不因王朝的更迭而改變，無數人因此不惜殉身。明辯是非，敢言直諫，體現了中國古代讀書人身上的風骨，是他們"迂"、也是他們的可愛之處。以明代爲例，從方孝孺到東林、複社諸君子就史不絕書。塑造了百年自由主義新聞史基本面貌的"文人論政"起碼有著兩個截然不同的精神源頭，由此構成了這一絢爛多姿、不同于世界各國的獨特傳統，也正是在這些知識分子身上一脉傳承了本土文化的人格傳統，才使他們的"文人論政"散發著至今不衰的魅力。

三

遍觀百年新聞史，"文人論政"傳統的産生、存在至少需要三個條件：一是民間報刊的空間，二是經濟獨立，三是知識分子能保持人格獨立。從王韜時代到儲安平的《觀察》時代，從晚清到國民黨統治的結束，正是中國歷史大變動的時期，面臨著數千年未有的變局，內外交困的大清王朝威勢日頽，人心思變，經歷地動山搖的太平天國衝擊之後，雖有所謂的"同治中興"，不過是最後的迴光返照罷了，歷史已走到非變不可的地步。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還只是不斷地呼籲變法，到了汪康年、梁啓超他們在上海辦《時務報》，變法維新已呼之欲出，終于迎來了曇花一現的"百日維新"。改良派、革命派無不利用報刊這一公共載體，這個獨一無二的平臺介入歷史。從天津到上海，各地租界的存在，爲專制中國提供了一點點脆弱的公共空間，爲民間報刊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1903年雖然發生了轟動中外的"蘇報案"，但一個王朝也只能在小小的租界法庭和幾個一無所有的書生打官司，而不能隨心所欲。上海成爲中國近現代輿論的中心不是偶然的，"文人論政"的許多代表人物在上海這一方土地上發光發熱，就是因爲"國中之國"的租界在損害民族尊嚴的同時，也以它的"治外法權"保護了不少民間報刊，這是歷史的悖論。民國誕生，接著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大小軍閥在爭奪地盤、政權、金錢的同時，無暇顧及文化新聞界，給了知識分子批評的空間，儘管如此，邵飄萍、林白水等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蔣介石也算得上梟雄，以他縱橫捭闔的權謀、幾乎無往不勝的銀彈戰術擊敗了國民黨內外的各路對手，成爲國民黨新政權的主宰。他統治中國的二十多年中，民間報刊尚有一席之地，《大公報》代表了這個時代"文人論政"的最高水平，張季鸞、胡政之以及後起的王芸生等一起把這份民間報紙辦得有聲有色，讓世界注目。"新民"、"世界"幾個報系也都有過輝煌的一幕。异軍突起的《文匯報》是在抗日的大背景下，《觀察》周刊的成功完全取决于"文人論政"、不亢不卑的獨立品質。總之，民間報刊的生存是"文人論政"的第一個前提條件。

吳、張、胡續辦《大公報》之初標舉"四不"旗幟，就是痛感當時新聞媒介總是依附某個政治集團、黨派，靠津貼過日子，經濟上不能自立，《大公報》本身也有過一段與安福系扯不清的前車之鑒，經濟獨立成爲知識分子追求言論獨立的先决條件，因此而提出"不黨"、"不賣"。李純青曾說："大公報經濟獨立，不接受政治津貼。……如果經濟不能獨立，向政治集團伸手要錢，它就必然要受到那個政治勢力的支配，不能自由發言。言論自由建築在經濟自由之上。"回顧《新民報》創辦的前十年，之所以沒有太大的起色，與它一直接受四川軍閥劉湘的經濟支持，還有國民黨內一些派系的援助有關，劉湘死後，臍帶斷了，再加上抗日大背景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機會，《新民報》得天時、地利、人和，迅速崛起于大後方，到1948年7月蔣介石下令查封南京《新民報》，"新民"報系已形成了五地八版，有著巨大的影響。沒有經濟獨立，沒有龐大的發行量和滾滾而來的廣告，史量才的《申報》也不可能在"九一八"後的中國，無視國民黨的高壓、利誘，不斷發表尖銳批評時局的文章。爲了恪守《文匯報》的民間立場，徐鑄成等拒絕了任何政治性的投資（如李濟深等）。國民黨當局曾先後三次試圖收買《文匯報》，第一次、第二次都被徐鑄成頂了回去，第三次也碰了張國淦（當過北洋政府高官，《文匯報》名義董事長）的壁。邵飄萍、林白水以身殉報，自然值得我們永久尊敬，但也不能諱言他們都曾接受北洋軍閥的津貼、饋贈，他們的死和他們拿了錢照樣批評軍閥不無關係。經濟不能獨立，報刊注定了不能長久，也就難以堅持"文人論政"的理想。只 有經濟獨立，才能不畏權勢，不受利誘，才能堂堂正正地捍衛正義，堅持自己的主張，這是"文人論政"的第二個前提條件。

1943年，36歲的徐鑄成已名滿新聞界，深受蔣介石身邊的陳布雷的賞識。陳力勸他加入國民黨，幷願意破例當介紹人，但徐鑄成一口謝絕了，他說自己"願抱獨身主義"，"參加一政治組織，等于女人决定選擇對象，此爲終身大事。"作者稱徐鑄成爲"奇异的政治'獨身主義'者"，幷一再提及這個著名的"獨身主義"比喻，這幾乎成了自由主義報人守護"貞操"、潔身自好，保持獨立性的唯一選擇。他們的面前到處都是鋪滿鮮花的陷阱，如何堅持操守。這是一個大問題。張季鸞說的"四不"和"隨時準備失敗"，史量才說的無背景，無非都是要堅守獨立人格的底綫，决不苟且。陳布雷曾在《商報》寫過生龍活虎般的評論，他後半生追隨蔣介石就頗讓自由主義報人失望。面對多少浮雲世變，百年新聞史上有著獨立人格、始終堅持獨立批判的知識分子可以說代代相續，他們的人格操守成全了他們的"文人論政"。

四

一曲《廣陵散》既終，在塵封的歷史中拾取碎片，吉光片羽之間，讓我們能重新領略先輩當年"文人論政"的精神風采。概而言之，我以爲中國獨有的"文人論政"傳統至少具備了五個特徵：

一、公正，客觀，理性。正如老大公報人、歷史學家唐振常說的，"文人論政"無非"以其所見，是其是，非其非"，"本人民的立場，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之間，容或有偏差或欠準確，要之亦可爲事實所糾正。"人的見解可能有局限，判斷可能不够准確，但一切都改變不了"文人論政"對公正、客觀、無私的追求。只有胸中不染塵埃，面對民生疾苦和時政得失，才能明辯是非，直抒胸臆，毫不轉彎抹角，有所愛，有所惡，而不考慮個人的得失，真正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以百年《大公報》爲例，早在1902年6月18日，即《大公報》創刊第二天，英斂之在《大公報出版弁言》中就提出了"本報但循泰西報紙公例，知無不言，以大公之心發折衷之論；獻可替否，揚正抑邪，非以挾私挾嫌爲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計。"（344—345頁）他的"折衷"幷不是無是非，無好惡，"折衷，既有客觀、公正、理性的涵義，又同時有超階級、超黨派，不依傍和屈從于任何社會勢力的氣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還包含著反對暴力和激進的溫和主義和漸進主義 （甚至有後來所謂'中間道路'的涵義）之深刻內容。""'折衷'只問是非曲直，而不管任何政治勢力的臉色如何"，在這一意義上，"大公"和"折衷"是一致的，也就是一本無私的表示，二十四年後張季鸞、胡政之他們提出的"四不"與之可以說一脉相承。他們認爲，要保持"文人論政"的獨立性、純潔性，就必須"不求權，不求財，幷且不求名。"張季鸞坦言作爲職業報人"不求權不求財"容易，"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可是"一個報人若只求賣虛名，得喝彩，有時要犯嚴重錯 誤，甚至貽害國家。""往往誤了報人應盡之責"。他們在接辦《大公報》之初"决定寫評論不署名，也含有此意。" 幷一直奉行不悖。這和胡適所倡導的"用真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一體兩翼，共同鑄造了"文人論政"金石一般的品質。

二、論政而不從政，公開批評而不介入權力之爭。1946年9月1日，儲安平在《觀察》周刊創刊號發表《我們的志趣和態度》中提出：
"我們這個刊物第一個企圖，要對國事發表意見。意見在性質上無論是消極的批評或積極的建議，其動機則無不出于至誠。這個刊物確是一個發表政論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個政治鬥爭的刊物。……毋須諱言，我們這批朋友對于政治都是感興趣的。但是我們所感覺興趣的'政治 '，只是衆人之事——國家的進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權勢。同時，我們對于政治感覺興趣的方式，只是公開的陳述和公開的批評，而非權謀或煽動。"

這番話精當地概括了"文人論政"極爲重要的一個特點，這不僅是儲安平和《觀察》的宣言，它一直是具有獨立品格的知識分子堅守的信條，從新記《大公報》的" 四不"到《新民報》"超政治"的民間報立場，一部百年新聞史，就是一代代報人堅持"文人論政"、堅持對國事發表意見，以公開的批評參與社會，監督權力，也就是以"言論報國"，儲安平曾不無驕傲地說："一個從事言論的人，假如環境允許他秉其智慧，憑其良心，公平論政，他對國家所能有的貢獻，未必即在一個部長之下。"當多少部長、達官貴人成爲過眼烟雲之後，我們重溫這句話，不能不感到儲安平還是太謙虛了。部長、大臣多如過江之鯽，而儲安平永遠只有一個。傅斯年對胡適說的"與其入閣，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說白了，就是要保持知識分子"批評政府的民間獨立地位"。

因爲如此，張季鸞可以面對"肥缺"，一個月即挂冠而去，不幹這個勞什子，繼續做他的窮記者去。王芸生可以多次拒絕做國民黨的官，司馬遷的"戴盆何能望天"成了他的"座右銘"。同樣的事情也曾發生在王造時等無數選擇了"文人論政"的知識分子身上，例子舉不勝舉。曾在新聞史上放射過光焰的陳布雷一入侯門深似海，在他們看來幷不足以取法，徐鑄成"獨身主義"的比喻也可看作對陳的婉轉批評。至于吳鼎昌以辦報爲進身之階，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三、富有責任感，勇于負責的精神。既不依傍權勢，也不依傍流俗，無私無畏，"不私"、"不盲"，獨立思考，獨立作出判斷。而沒有對言論負責的精神就談不上什麽"文人論政"。爲此張季鸞早年曾兩次鋃鐺入獄，《大公報》多次遭到停刊等處罰。1948年7 月8日，南京《新民報》被查封，王芸生發表《由新民報停刊談出版法》社評進行抗議，還刊出了24位新聞界、文化界、法學界人士聯署的《反對政府違憲摧殘新聞自由，幷爲南京新民報被停刊抗議》，國民黨《中央日報》爲此連續發表文章，大駡他是新華社的"應聲蟲"。讓王芸生哭笑不得的是，"同一立場，兩面受攻，一面飛來紅帽子，……另一面又駡你是'幫閑'，駡你是'法西斯幫凶'"。不過這也證明了一點，《大公報》的言論是獨立的、負責的，幷不依附于某一種政治力量，幷不因爲得罪哪一方而放弃自己言論的責任。

胡適之所以一再呼籲"用真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就是要倡導一種簽名負責的風氣，他在1929年說：

"我們深信，不負責任的秘密傳單或匿名文字都不是爭自由的正當方法。我們所爭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傳單的自由，乃是公開的，負責任的言論著述出版的自由。我們深信，爭自由的方法在于負責任的人說負責任的話。......我們用自己的真姓名發表自己良心上要說的話。有誰不贊成我們的主張，盡可以討論，盡可以批評，也盡可以提起法律上的控訴。但我們不受任何方面的非法干涉。"

從《努力周報》、《新月》到《獨立評論》，以他爲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不管觀點有多少分歧，但堂堂正正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堂堂正正地展開爭論，不隱瞞自己的立場，用真姓名，對自己的言論負責，面對社會、國家發生的重大問題說公道話，一本知識分子的專業造詣和人類的良知，不媚權，也不媚俗。傅斯年之所以一再發表直言批評孔、宋豪門的政論，就是本著一個國民、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其中幷無一己私利。像傅斯年這樣的人只要溫順、肯與權勢者同流合污，什麽樣的高官厚祿自然都不在話下。

有了這樣的責任感，他們才能拒絕一切利誘，拒絕一切威脅。徐鑄成和《文匯報》"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以一句"憑良心辦報"三次拒 絕國民黨的投資。1947年5月24日， 《文匯報》、《新民報》晚刊、《聯合日報》同時被封，儲安平在《觀察》發表評論："當此一日查封三報，警備車的怪聲馳騁于這十裏洋場之日，我們仍舊不避危險，挺身發言，實亦因爲今日國家這僅有的一點正氣，都寄托在我們的肩上，雖然刀槍環繞，亦不能不冒死爲之；大義當前，我們實亦不暇顧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僅這番話就足以讓我們對逝去的"文人論政"肅然起敬。他還在《觀察》說過，"編者的根本原則是：生死之權操之于人，說話之權操之于我。刊物要封，聽命封，遇到大問題時，我們是無法躲避，無法退讓的。在這混亂的大時代，中國需要的就是無畏的言論，就是有决心肯爲言論犧牲生命的人物！"這是一種擔當、一種 責任，正是這些品質爲"文人論政"贏得了榮譽。

四、感人至深的愛國情懷。從王韜、梁啓超到王芸生、儲安平，他們身上都燃燒著愛國的熱情，無論風雲如何變幻，他們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從未改變過。抗日戰爭是這種愛國情懷的集中體現。胡政之說的"吃下砒霜，毒死老虎"至今擲地有聲。《新民報》西遷重慶；《大公報》輾轉于武漢、香港、桂林、重慶，付出巨大的犧牲；《文匯報》在上海"孤島"异軍突起；許多報紙憤然停刊，許多報人獻出生命，這些往事將永遠激動著中國新聞史。面對20世紀40年代犬牙交錯的國際大勢，傷害民族尊嚴的事件不斷發生，無論這一傷害來自遠鄰美國，還是近鄰蘇聯，也不論其立國的價值觀如何，他們幾乎都挺身而出，進行了公開的抗議。基于他們對國家、民族深摯的無條件的愛，1941年，王造時才會寫下致斯大林的公開信，抗議傷害民族感情的《蘇日中立條約》，爲此在１９４９年後吃盡苦頭；1946年，傅斯年、王芸生、趙超構等才會聯名發表《我們對雅爾塔秘密協定的抗議》；1947年， 王芸生不斷發表文章，反對美國的扶日政策。他們從來都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且正是這個時代的一個中國人"。

他們"對于國家的忠貞"幷不是做喜鵲，而是做烏鴉、做"不信東風喚不回"的啼鵑。1948年南京《新民報》淪陷在黑暗中，唇亡齒寒，《觀察》危在旦夕，儲安平依然發表《政府利刃，指向觀察》一文：

"在這樣一個血腥遍地的時代，被犧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燒毀了的房屋財産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幻滅了，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個的國家的浩劫裏，算得了什麽！朋友們，我們應當挺起胸膛來，面對現實，面對迫害，奮不顧身，爲國效忠，要是今天這個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個方式繼續努力，方式儘管不同，但我們對于國家的忠貞是永遠不變的！"

半個多世紀後，重讀這些文字，想望他們當年的風采，他們永遠不變的這種愛國赤忱是今天的人們很難想像的。他們的愛國情懷和我們今天無知、盲目的愛國主義截然不同，是對這片土地、文化和人民的深情。

五、筆鋒常帶感情，這也是"文人論政"不可忽略的一個特點。從梁啓超到張季鸞、王芸生、儲安平，無不如此。梁啓超"以飽帶感情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他的《新民說》、《少年中國說》等以其一瀉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鮮活潑的思想傾倒了幾代讀者。正是"筆鋒常帶感情"，才使梁啓超的政論富有極大的感染力，影響了幾代人，胡適、魯迅、郭沫若、鄒韜奮、王芸生等都曾吮吸過他的乳汁，深受他的的啓迪。

徐鑄成談到張季鸞在武漢《大公報》發表的社評時說："張先生的白話文，還有裹過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樸質沉痛，寫出了中國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喚醒了多少意志本來幷不堅定的人，使國家一時免于陷入'瓦解土崩'之局。他的一聲棒喝，應該說關係不小。"張季鸞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字字句句，樸質沉痛"，就在于他不僅有見識，站得高，看得遠，看得深，同時也在于他的"筆鋒常帶感情"。俞頌華在評價王芸生文章爲世人所傳誦時也說："他富于熱情，所說的話，常能打入讀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終能動人心弦，不致與無黨無派的民意脫節。"王芸生自己在《新聞記者怎樣立言》中說，"要熱情，才能使'筆端帶有感情'，才能在筆下表現文字的生命和活力"。

"筆鋒常帶感情"首先來自立言者本身的誠懇，儲安平說過"政治上的看法，見仁見智，容各不同，但我們的態度是誠懇的，公平的。"張季鸞生前曾傳授給王芸生二十字秘訣："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忠厚"也好，"鈍拙"也好，無非都是要體現一個"誠"字，誠意拳拳，有理想，有追求，才會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只有浸透著一個"誠"字，他們的文章才會字字句句打入人的心坎，畢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性是相通的，除非被既得利益、被狂熱的烏托邦蒙蔽了雙眼。

斯人已去，《廣陵散》嘎然而終，隨著時光的流失，一切都已化爲烏有，只有那些傾注了"文人論政"理想的文字、思想依然在歷史的斷裂處閃爍著不滅的光芒。

（原載《社會科學論壇》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