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望西南聯大傳統（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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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望西南聯大傳統

傅國涌

"聯合大學以其兼容幷包之精神，轉移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人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馮友蘭做過8年的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在起草這篇著名的西南聯大紀念碑文時，這位冷靜的哲學家內心一定涌動著一股激情，這番話就出自其中。强寇壓境，北大、清華、南開三大名校被迫南遷，合組西南聯大。如果從組建"長沙臨時大學"算起，轉眼已有70個年頭。新華社報道，幾天前，三校的現任校長齊聚南開大學，爲複製的西南聯大紀念碑揭幕。也許比立碑更重要的就是真正傳承西南聯大的學統，比熱鬧的紀念更重要的是默默發揚西南聯大獨立不阿的精神品格。

兼容幷包也好，學術自由也好，簡而言之，西南聯大的傳統首先就是對"學本位"的堅守。以學術爲本，以教學爲本，以教師爲本，以學生爲本，本來即是普世公認的大學原則，不獨西南聯大如此。令後人感到安慰和欣喜的是，即使在戰火綿延、民族危亡的年代，西南聯大仍始終堅持學術自由、教學自由、教授治校、學生自治，教授會代表的選舉一直沒有中斷，學校的重大事情都經過教授會議討論决定。曾經在西南聯大求學的學子，回首當年，對這所戰時大學更是心存感念，何兆武、 許淵沖、趙瑞蕻……他們的回憶都令人悠然神往。

當年，聞一多教授爲研究生王遙畢業論文初試一事，寫信給主持校務的常委梅貽琦和教務長潘光旦，將有關事項一一開列在信上，包括要"文書科辦通知"，"事務組届時照例預備茶點"，邀請哪些教授出席，等等。第二天，梅貽琦的批復只有兩個字："照辦"。這不過是平平常常的一件小事，校方尊重教授，"文書科"、"事務組"這些行政後勤人員爲教學、爲教授乃至爲學生服務，這一點在西南聯大和更早的清華、北大、南開都已形成慣例。正是在這種"學本位"的氛圍中，老師埋頭治學，學生一心求學，課堂內外彌滿了學術的空氣，物質上的極度貧乏與他們精神的富足構成巨大的反差。許多教授一生中最好的著作是那個時候寫的，許多學生把這段生活看作是一生的好時光。

可以說，那個存亡絕續的關頭，西南聯大所代表的大學，《大公報》代表的報業，商務印書館代表的出版業，就是中國的精神柱石，是民族文化不滅的象徵，它們輾轉流徙，在極爲艱苦的環境下，堅持"世界胸懷"和"中華情結"，創造幷留下了一個值得我們永遠追尋的傳統，這個傳統中，不畏强勢、傲然獨立也是它不可忽略的精神內核之一。

陳立夫做戰時教育部長，試圖統一大學的課程教材，西南聯大的教授拍案而起，校方和他們站在一起，1940年6月10日，經西南聯大教務會議通過，正式致函教育部，要求教育行政當局給學校更多的教學自由，對于統一大學課程教材和學生成績考核辦法等，他們逐條反駁，幷莊嚴指出："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縱不敢謂極有成績，亦可謂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這是西南聯大守護"學本位"傳統的一次經典性努力。

值得一提的還有教授們幷沒有把自己關在學術的象牙塔裏，兩耳不聞窗外事，在致力于專業研究和教學之餘，他們關懷國事，時刻牽挂著本民族的命運，這也是西南 聯大傳統中不可遺忘的一部分。抗戰勝利之際，包括朱自清、聞一多、張奚若、湯用彤、錢端升在內的十教授，聯名寫給國、共兩党領袖的那封公開信，僅僅是書生問政的一個普通例子，在"治亂間不容髮"的歷史關頭，這些知識分子不會選擇沉默，他們要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碑文中隽刻的"違千人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在這些史實中可以找到元氣淋漓的生動見證。即便時光遠去，站在今天遙望西南聯大傳統，我們也不能只剩下了遙望。

注：那封信的全文沒有電子文本，主要內容是，呼籲"一黨專政固須終止，兩黨分割亦難爲訓"，希望儘快成立"立憲政府"。還提出四條"當務之急"、應"立即施行"的意見： 一、"一人獨攬之風務須迅予糾正"；二、"今後用人應重德能，昏庸者、貪婪者、開倒車者均應擯弃"；三"軍人幹政，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皆爲禍亂之階"；四、懲處叛國奸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