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公民教育？龍應臺的“傷心筆記”（龍應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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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公民教育？龍應台的"傷心筆記"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夏辰 實習生 陳晨 發自廣州 2009-06-24 15:01:57

南方周末：《親愛的安德烈》是一本親子相處的"教育手册"嗎？

龍應台：我覺得完全不是。它倒是可以叫做一個母親的"傷心筆記"。裏面是一個做母親的人，在挫敗中如何試著去跟一個成長中的兒子相處，如何去瞭解他這一代人。我邊做邊跌倒，邊跌倒邊做，是一個飽受挫折的過程。

我誠實地把我嘗試的過程寫出來，那個挫折、困惑、傷心的過程，不管是從父母還是子女的立場，有一點微小的參考價值。所以它不是一個教導手册，它比較是個"受傷筆記"。

龍應台艱難地决定離開10歲的菲利普、14歲的安德烈，離開歐洲到臺北市政府去工作；四年後，在馬英九高票連任之後，她又毅然地决定離開政府，無論如何也不再續任。"我知道，如果現在不退下來的話，我跟孩子就不可能再有親密共處的機會了，也許此生都不會再有。因爲孩子長大了，他們不會等你。"

龍應台决定創造一個可以跟孩子相處的空間，她到了香港，老二菲利普决定來香港和她生活，"共處了很甜蜜的兩年"。

菲利普那時已14歲，母子每天都有很多話：談學校、談政治、談價值觀。母子一起買菜，也一起上街。"雖然他很小，却像兩個世代的知識分子在交談。" 兩年後菲利普回到德國父親身邊，大兒子安德烈來到母親身邊。龍應台突然發現："小時候又親又摟愛得不得了的小天使，變成了一個冷冰冰的獨角怪獸。""那種困境，跟你說你愛一個人，但却不被他所愛，還挺像的。"

龍應台作出的挽救努力是約兒子寫專欄，以此捆綁住跟兒子的交流。兒子答應了，專欄居然在兩岸三地大受歡迎。三年後推出的結集也成爲兩岸三地的暢銷書。"原來文章那麽'厲害'的龍應台也可以被兒子修理得那麽慘，他得到一種'幸灾樂禍'的快感。"龍應台說。

遛狗的比跑百米的平庸？

南方周末：我發現反響最大的就是《給河馬刷牙》那篇，但那個議題幷沒有特別重的公共話題，相對來說是親子關係之間的話題。

龍應台：很有意思的是，通常我的書，大陸讀者反應最强的部分和海外讀者的不一樣。譬如《目送》的系列文章，大陸流傳最廣的是《不相信》，海外却是《目送》。這一回《給河馬刷牙》却是大陸與海外讀者一致最有感覺。

那天晚上我倆都睡不著，到陽臺上去看海，三更半夜，外面一片黑沉沉的大海，他在陽臺上開始抽烟，我們就像兩個室友一樣在陽臺上碰到了，開始談話，一直談到清晨三點鐘。
他突然說，他已經相信，他現在以及將來都會是一個"很平庸"的人，我會不會對他失望？我聽了心裏嚇一跳，心想，我20歲的時候會這樣說自己嗎？

1972年的時候我20歲，1972年的臺灣還是一個貧窮、落後、保守、邊緣的社會，我的家庭是從大陸過來的難民家庭，所以也是貧窮的，艱辛的，但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平庸。我們都覺得自己很聰明，要爲國家民族做大事。就是說，我們把自己看的很大很重。那麽安德烈感覺自己平庸的觀念從哪兒來的？

那晚開啓了這樣一個話題，所以第二天我就寫了《給河馬刷牙》，主要的意思是說到底什麽叫"平庸"。

舉個例子，你如果早上到一個學校的操場上去散步，有的人拉著一隻狗去遛，有的人在那兒練習跑100米，有的人練習跑5000米，那悠哉悠哉遛狗的人 碰到那個跑5000米的不會覺得自己平庸，因爲他根本在做不同的事情；跑5000米的那個人以他的速度跑，旁邊沖過一個跑百米的人，他也不會覺得自己平庸，因爲他的目標不一樣。平庸與否，其實完全要看你把目標設定在哪個軌道上。

南方周末：如果你兒子真的平庸，你真的不會覺得失望嗎？

龍應台：我其實也誠實地在問自己，思考了之後我自己覺得，天呀，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平安而且快樂，不管杰不杰出，我都已經很感謝了，所謂的"成功"好像真的不重要。事實上，這種情形已經發生了，很多我臺北、香港的朋友，他們的兒子女兒都在哈佛、劍橋讀書，頂尖的優秀，我的兒子還在尋找人生的意義和方向，而且幷不以"杰出"作爲人生志向。以"不能輸在起跑點上"的邏輯來說，他已經差一大截了。但是那一次的"陽臺夜話"，我整理了自己的思緒，是的，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平庸"，重要的是他們在人生裏找到意義。

那篇文章大概就是碰觸到了東方社會裏那種對于競爭的集體焦慮，大概碰得很深，很多年輕人在那種競爭的壓力之下有很深的迷茫，所以華文世界的讀者對這一篇的反應很一致。

南方周末：20歲的時候你在上大學，有大的志向嗎？

龍應台：我們都是胡適之、羅家倫、傅斯年那個脉絡的五四青年下一代，小學生都知道"士不可以不弘毅"。我讀台南女中，像我們這種自以爲有思想的女生，十七歲時都是抱著尼采在街上走路的，就怕別人不知道我們深刻。到了大學，專讀西洋文化史文學史歐洲思想史什麽的。再加上國民黨所注重的傳 統儒家思想，就是"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那樣的價值觀，你自然覺得改變社會、民族復興的大任都在你身上。

1975年我離開臺灣到美國去留學的時候，走在美國的大學校園裏頭，天上深藍深藍的一片雲都沒有，陽光照在綠油油的草地上，一片無邊無際的草地。8 月，還沒有開學，美國18歲、20歲的人光著臂膀、穿著短褲、球鞋、騎著脚踏車在你面前悠來悠去，我最無法忘懷的就是：咦，怎麽他們每個人看著都那麽輕松，那麽沒負擔？從他們肢體的語言我就已經發現了，我們差別很大，他們身上沒有那個幾千年的國家重任。

你們知識分子就是這樣

南方周末：安德烈好像有些"玩世不恭"，你希望他有擔當嗎？

龍應台：那倒沒有。我蠻欣賞他的那種自我嘲諷的幽默感，他的幽默很黑色、很尖銳，很出人意表，很不屑于造作，真是"酷"得强烈。我對他沒有"鐵肩擔道義"的期待，也知道他不是那樣的"料"。

但安德烈幷不是"虛無"的。有一次，他回到家來，看見我一個人坐在書桌旁生氣，他說："你怎麽啦？"我就告訴他，臺灣出了一件事情，一個作者因爲文章"政治不正確"而受撻伐，這種撻伐完全是民主的倒退，尤其因爲他有公職，所以就把公職也丟了。我生氣，是因爲我正在寫書閉關，沒時間去"主持正義"，因此更覺得鬱悶。你知道安德烈的反應嗎？

他說："你們知識分子就是這樣，總有理由爲自己的不行動、不作爲找到藉口。這種事情不反抗，不挺身批判，那還有什麽事情值得反抗、值得出來的？"

南方周末：安德烈對公共生活還是挺在意的，比方有一年他就提到，香港的抗議游行多是老人和孩子，年輕人和大學生很少。

龍應台：對，有時候我會被他的那種玩世不恭的嘲諷態度所騙，當他用嘲諷的態度在談事情的時候，會給我一個印象：他就是覺得"甲蟲身上的紅點比烈士的鮮血還要美麗"的那種人，他也試圖給你這樣的印象。但是同時，比如說他對于香港游行的看法，其實他又非常地主張社會參與以及用行動去改造社會、去影響社會、去抵抗不公平的事情，也許他自己也在虛無感跟積極社會參與之間搖擺。

南方周末：一般的母子在家裏處理的基本都是私人話題，你是有意識的引導孩子往公共生活方向思考呢，還是孩子天然的有這種想法？

龍應台：天然和引導是一起的。譬如說在他們很小的時候，我愛給他們講故事。每晚他們兩個躺在床上，把燈關了以後，我給他們從《西游記》第一篇講到第一百篇，或者《三國演義》，或者德國童話。討論孫悟空爲什麽被裝上緊箍、武松爲什麽打人時，就已經開始了一種知性的對話了。講白雪公主跟七個小矮人，然後問，你覺得毒蘋果會不會特別紅，因此特別有吸引力？把野狼開腸破肚救小羊──狼有那麽可惡、羊有那麽可愛嗎？知性的思辨那時就已經開始了。

南方周末：所以實際上你先是帶著他們的？

龍應台：我們是這樣一路"思辨"過來的。你看這本書裏有個故事：菲利普十四歲讀香港的國際學校，有天從學校回來氣衝衝地說他的iPod被老師沒收了。別的家長會怎麽反應我不知道，但我接下來就說，你生什麽氣，你先把校規找出來，看看校規的白紙黑字是怎麽寫的，老師有沒有權利沒收你的東西，先瞭解你的權利義務再生氣不遲啊。他就把校規找出來，我們開始討論如果他要采取"抗議"行動的話，他要思慮些什麽。在這樣的過程裏，社會規範、個人的權利義務、處理及面對人際矛盾的方法，方方面面都碰觸到了。

菲利普跟我在香港相處的兩年中，他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上網，不是玩游戲，而是看新聞。于是就常有這麽一個鏡頭：我在厨房做午餐，他從他的房間裏對我大聲說："俄羅斯那個石油大王被普京逮捕了！""教宗選舉就要揭曉啦！""以色列又轟炸巴勒斯坦了。"

我還記得新教宗名字出現的那天，他跟我說他好失望，新當選的教宗是德國人。我問他爲什麽會失望，他說這表示天主教沒進步，到最後還是選一個中歐的白種人，爲什麽那個黑人主教沒選上呢？爲什麽不選那個拉丁美洲的主教呢？選上他們才表示你這傳統宗教有大魄力、大突破。

我們之間這些談話，延續的是小時候講童話的氣氛。

他們是這樣上語文課的嗎？

南方周末：孩子有這種意識是跟個人的家庭教育有關係呢，還是跟公共教育也有關係？

龍應台：家庭是一個面，可能公共教育更重要。我也觀察到他的學校教育，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安德烈10歲那年，有天他特別高興，說他們全班同學不用去上學，而是要去看戲，看《愛麗斯漫游仙境》。他看完回來說，同學們討論過了，這個戲不好看，因爲《愛麗斯漫游仙境》竟然把角色全換成同性戀。我說，難道你們是因爲他演同性戀而不高興嗎？他說不是，他們只是覺得表現得不好。我說，你們覺得演員表現得不好，那要不要表達意見？結果他們真的跟老師討論他們對這個戲的看法，老師就鼓勵這些孩子們給那個導演寫封信，表達他們的評論。導演立即給他們寫了回信，幷且邀請全班同學在某天下午到劇院見面。

這班10歲的孩子再次來到劇院，在劇院的一個房間裏坐下來的時候，導演、編劇、演員全在現場，跟這15個10歲的孩子仔細地討論這個劇。

所以這種知性討論的氣氛不只是發生在家庭裏，也發生在社會裏。

南方周末：這種情形是例外的，還是常規的、日常的？

龍應台：至少我所親身觀察到的這兩個孩子的成長過程裏，這種開放的、思辨的氣氛是日常的，而且他們小學的時候在課堂裏就常常要做口頭報告和演講。他們是一直演講過來的，演講不是去背東西，而是老師給一個題目，然後他們自己去搜集資料，研究，自己寫出一個報告當衆演講，這個訓練在他們的學校裏一直都有。我記得菲利普十二歲那年講過老子；高三那年，歷史課上還作過一場一小時的演講，題目是"台海兩岸關係"。

南方周末：他們學校裏有這種專門的課麽？比方說公民課、道德課這樣的課。

龍應台：我曾經仔細問過安德烈：你們德國的教育系統裏，公民教育是怎麽做的。我發現，他們的公民教育不僅只是在公民課裏，而是把公民教育滲透進入所有學科裏。

比如三年級的孩子開始學英文，五年級開始學法文，你會以爲這兩科應該是專學語文的，但是我發現在語文課本裏……比如說英文一個課文故事，講倫敦某個街上的一位史密斯老太太有一天突然在厨房裏暈倒了，她隔壁的鄰居怎麽打電話給消防局，然後消防局怎麽來救她，她的街坊鄰居爲她做了一些什麽事情，給她送湯送藥什麽的。三年級的孩子在學英語，但他在學英語的同時，學的是社區裏的守望相助。

另外一個例子：比如說他的德文課，德文課等于大陸中文課還是國語課？

南方周末：語文課。

龍應台：我記得安德烈17歲高二時，說他們在德文課上讀布萊希特的一個劇本《伽利略》。我很好奇，你們老師怎麽教這個劇本呢？而且討論的重點放在哪里？布萊希特的劇本寫的是伽利略發現了地球的原理，但是這個原理是教會所不容的。我們平常所學的是伽利略如何如何堅持他的理論，可是布萊希特寫這個劇本可不是這樣呈現的。

安德烈說，布萊希特有一個獨特的呈現，他寫的伽利略面臨兩個選擇，就是當教會不容許他的這種理論的時候，伽利略的兩個選擇是：第一，我跟你硬碰硬，爲了我的偉大的原則我被教會迫害而死；另外一個選擇，是我對你屈服來保存我自己，可是保存了我自己之後我還有更多的發現、更大的貢獻、更大的顛覆要做。劇本的結局是伽利略選擇了後者，而選擇後者的時候會被當時的很多人認爲你"變節"，你屈服了，但是他是爲了一個更大更重要的東西。

我問他，在你們同學課堂的討論裏，最核心的是什麽？他說，課堂討論到最後的核心就是個人跟群體之間的關係問題，面對教廷或國家這種巨大的機器，個人什麽時候要抗爭、要犧牲，什麽時候是可以妥協、可以退讓的。布萊希特寫伽利略是在影射納粹法西斯，他自己是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1947年在美國還被做過"忠誠調查"，所以對個人與國家機器之間的緊張關係，他非常關注。

我聽來驚心動魄，這群17歲孩子是這樣在上語文課嗎？個人面對國家機器如何自處，不正是公民教育最核心的題目嗎？

南方周末：大陸有一種課叫做德育課，現在叫思想品德課。

龍應台：他們有一個叫倫理課，或者宗教課，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如果你家庭基督教信仰比較濃厚，你可能選宗教課。有的家庭覺得不要受宗教影響，就去選倫理課。在倫理課裏頭討論的其實就是這些問題，價值和道德問題。

南方周末：比如說這些學生是穆斯林，那宗教課怎麽辦？

龍應台：有另外的課。而且連天主教跟基督教都不一樣，它都會有分流。

南方周末：實際上你是在有意識的傳達這種公共的議題？

龍應台：也不。主要是和他溝通。但是因爲在他的成長教育裏，公共議題或說公民意識裏的種種問題就是他學養的一部分，因此自然而然就成爲我們的談話內容之一了。有些不是公共的，譬如《獨立宣言》那一篇，就是很私人的，我在上海的很慘烈的經驗。

南方周末：我發現，安德烈和菲利普兩個人對階級都有些敏感？

龍應台：對。菲利普在香港生活兩年，特別强烈地感受到香港的階級意識，他很愛香港，却非常不喜歡這點，安德烈也是。兩個人都有一點反精英、反階級意識。我也問他們說，這種意識是你們個人的，還是代表相當多的你的朋友的？他們都說相當能代表他們跟他們的朋友。這種平等意識蠻强的。

學校沒有升旗儀式

南方周末：他們成長的德國小鎮是什麽樣的？

龍應台：叫克倫堡，在法蘭克福近郊。法蘭克福是金融中心，這小鎮裏住著很多銀行家、律師、醫師，是個有名的富人住的小鎮。我們家在的那條街，還算是"正常人"住的街。他們的學校是個公立學校，他們就會觀察到中上階層家庭的孩子們跟土耳其移民家庭的孩子之間的矛盾。他們對勢利的人比較反感。

南方周末：書裏也碰觸到很多關于國家認同和民族主義的議題。是他們自己産生的這個問題，還是……

龍應台：他們自己産生這個問題的。因爲在德國長大，這是一個很普遍的問題，大概跟其他大部分的國家裏長大的孩子都不一樣。

安德烈對這個議題就特別敏銳。他講到，在一場球賽之後，勝利的一方如果是美國人，他們會一面喝酒一面高興地大喊"美國第一"；但是如果是一群德國人在喊"德國第一"的話，就會舉座側目。他這一代德國人，對自己作爲德國人的這個身份一直是非常尷尬，不知如何處理。他們的成長過程裏，從來沒有對國旗致敬過也沒唱過國歌，學校裏沒有過升旗典禮。

南方周末：現在還是這樣嗎？

龍應台：還是，而且整個社會還是"逃避莊嚴"的。我去參加了安德烈的高中畢業典禮，他們高中畢業的重要性是超過大學畢業的，有點是少年的"成年禮"。但我也沒看到什麽很隆重的典禮儀式，我就非常驚訝。安德烈也觀察到了，他說："媽，難道你還沒有注意過嗎？德國人是永遠逃避這種莊嚴儀式的。"因爲納粹的整體美學，就是透過所謂的莊嚴的儀式來表達的。

南方周末：德國的這種現狀，大家都接受嗎？畢竟他們的國旗、國歌都已經不是納粹時代的了。

龍應台：對。有反彈。因爲這種壓抑時間太長了。所以到了他們這一代，很多年輕人開始覺得，"够了吧？"

南方周末：德國人淡化國族的意識是因爲有原罪，但在你跟他的溝通中，即使沒有這個前提，你也是希望有超越這個國族意識以外的另一層意識。

龍應台：我希望他超越國族意識。

從帶這兩個孩子的時間裏我觀察到三代德國人。第一代是安德烈的爺爺輩，他們在國家主義的熏陶下長大，成就了納粹的統治；然後是1968年的一代，起來對上一代批判，主張相反的東西：解放、自由，摒弃民族主義、逃避國家主義、拒絕權威等等，這代人成爲安德烈這個年齡層的老師們；于是安德烈這代人就在强烈反對權威、反對莊嚴儀式、不對國旗敬禮的文化中長大，等到安德烈這一代人長大了，成熟了，他們又開始反思跟檢討他們的老師輩，就是說，他們也不見得要照單全收你1968年代的那一套。

我自己在臺灣的那種威權政治下成長，經過了國家强烈塑造的那個過程，所以對國家和民族這東西是極其戒備的。歷史彙聚到一塊去了，在這一點上，我這個1950年代在臺灣成長的母親和1990年代德國的兒子之間，竟然有了對話的歷史基礎。

南方周末：你應該也處于他老師那個層級。

龍應台：某些層面確實是，但我覺得，我對于我的父母這一代人，可能比他們多一點理解和憐惜吧，不論是海峽的此岸或彼岸。

當你的國家被侵略的時候，要團結起來，抵禦外侮——但客觀地說，有一些所謂"外侮"，是政治野心家製造的，因爲這東西最容易拿來鞏固權力，它往往是統治術的一部分。所以對于國家主義、民族情緒什麽的，我的懷疑是相當深的。

南方周末：你會容忍孩子們的"不正確"嗎？要是他們有一種不正確。

龍應台：我們常爭執啊。他們也常批評我呢。譬如說有一次，我跟菲利普在看臺灣的電視新聞，我邊看邊駡，說怎麽這麽差的新聞編輯，這麽偏頗，簡直不堪忍受。他冷冷地說，去改造他呀，別只駡不做。他覺得我的行動力不够。然後我們就會談到知識分子和行動者之間的界綫，他們不見得同意我的看法。安德烈就會覺得我身上還有太多知識分子的"身段"。

再譬如說，對于生活態度，《親愛的安德烈》裏，我們的差异特別突出。安德烈覺得我缺乏生活美學。我也承認。

菲利普對"左"很有看法。所謂"左"，指的是西方的"左"，不是大陸的"左"。他十六歲的時候，在法蘭克福一個有名的左派報紙作實習生，那時好像還很欣賞歐洲的左派思潮。現在他十九歲了，他會告訴你，德國的左派完蛋了，走極端，而且毫無新意，空洞的意識型態領軍，連綠黨都相當地空中樓閣，他覺得很" 幼稚"。他會跟你說，很多的現實不是你用那種極左的浪漫主義可以解决的。

這哪里輪得到我不容忍啊？他們都有自己的看法，有時候比我還要懂得多。我所希望的是：第一，他們能思考、是獨立地思考；第二，有寬容的精神——在這兩個基礎上，他們無論做什麽選擇，我都能够接受。

如果他是同性戀

南方周末：你對他們沒有限制、沒有戒律嗎？

龍應台：我在家的時候，他不會帶女孩子到家裏來過夜。

南方周末：這個是你提出來的，還是不成文的？

龍應台：沒提過，他的自律吧。而且，媽媽在，女朋友來也放不開吧。我還會擔心我的孩子嗑藥，但是這種東西不是靠規定、戒律可以解决的。

南方周末：你會問嗎？

龍應台：會。曾經我看到他早上起來都很疲倦，我會直接問："你有沒有嗑藥呀？"他還算蠻"同情"我的，耐著脾氣說："我告訴你我沒有，而且請你相信我沒有。"那你還能做什麽呢？

南方周末：那男女方面呢？會有要求嗎？

龍應台：他不跟我談，我也覺得這完全是他個人的選擇，我覺得我一點權利都沒有。他是一個成年的男子，成年的男子選擇他的愛情完全是自己的事。在我的心目中完全沒有"媳婦"這個詞。將來我們也不太可能兩代人住在一起，也不可能跟所謂的"媳婦"相處。

南方周末：大部分父母跟孩子之間，有些特定的議題是肯定出現的。一個是父母規定孩子不能怎麽樣，就是"戒"；還有一個，就是規定孩子"要怎麽樣"，比如幫助他設計道路，選擇職業，選擇專業。這樣的課題你們發生過嗎？

龍應台：他們小一點的時候，會有"律"，譬如幾歲幾歲之前，晚上9點以前上床；幾歲幾歲之前，半夜十二點之前要回到家等等。也有要求，譬如小時候帶他去上游泳課、鋼琴課，不准他不去。但一旦超過十七八歲，"律"都變成"自律"，都看他自己。他抽烟我很不喜歡，但我無可奈何。只能像一個正常的成人一樣，你對我要有禮貌，你不在室內抽烟，我們在同一室內的時候不抽烟等等，就是普通的成人戒律而非母子戒律了。

南方周末：你會幫他解决一些問題嗎？

龍應台：當他來跟我求助的時候，我就給他幫助。否則會自討沒趣啊。

南方周末：當初他選擇專業，是他的選擇嗎？

龍應台：都是他的選擇，但他會跟我討論。我給的意見的核心，還是你對什麽有興趣就去。我不强調說你選什麽東西比較容易找到工作，而是你最好去追求你有强烈興趣的所在。

南方周末：安德烈對什麽有興趣呢？

龍應台：他本來學經濟，後來不喜歡，改讀社科院的國際關係和政治學。他有興趣的議題，譬如說聯合國要怎麽處理南北貧富不均的問題，或者是說在全球化的新秩序裏，世界銀行對于非洲的這些貧窮的國家是怎麽做政策的，什麽政策會影響到這些國家的將來發展。

南方周末：大陸的父母實際上處理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戒律的問題，一個是未來選擇的問題。

龍應台：那你是否要問我如果安德烈有一天跑來跟我說，"媽，我是個同性戀"……

南方周末：你接受嗎？

龍應台：接受，而且我會盡我的力量去幫助他。所謂幫助，就是說，如果他是同性戀的話，那麽他選擇朋友的範圍就會相對較小，他也會比較孤獨，比較難找到自己理想的伴侶，所以我就會比較挂心。可以給他的幫助，也不過就是理解他，支持他。

南方周末：你會處理另外一個問題嗎？他們要生活在華人或者亞洲這樣的範圍之內呢，還是到西歐的環境裏去生活？會擔心這樣的選擇嗎？

龍應台：不會，他們已經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裏，他的工作可能在香港，也可能在莫斯科或者巴塞羅那或東京、上海、北京。我想，我們是這世界的"末代父母"了，我們這一代還對自己的父母牽腸挂肚，覺得照顧的責任很重，下一代對我們不會這樣了，世界的結構已變。

南方周末：《親愛的安德烈》裏也談到一些亞洲價值和歐洲價值的碰撞。

龍應台：亞洲跟歐洲價值的衝突其實很小，還是"同"比"异"要多得多。書裏討論到比較大的他們注意到的差异，反而是在東方社會裏，父母對于兒女的態度、上一輩對年輕人的態度，是比較從上而下的，在西方則相對是一個比較平等的態度。

菲利普做了一個觀察：當他見到我的朋友的時候，我的朋友明明知道他講中文，還是會看著我問我"他"幾歲了，"他"讀什麽學校，用"他"來稱呼，而不直接地對著他說"你幾歲了"，基本上還是把他當作小輩小孩子來看，這個比較明顯。其他的價值衝突其實很小。

南方周末：大陸的父母會操心孩子的藝術修養，所謂的素質教育在這方面進行教育投入，你會嗎？

龍應台：我也做過呀，兩個小孩都上過鋼琴課，學了沒有幾年就一點興趣都沒有了，那你也强迫不來，我就放弃了。

南方周末：最初的設計你是有的。

龍應台：是有的，然後他們就反抗了，也就不了了之了。那還有什麽？對呀，我在臺灣還常常覺得奇怪，我的朋友們的孩子真的是那麽優秀，又會彈鋼琴，又會拉小提琴，又會吹長笛，又會畫畫，然後還上哈佛……那我還是離他們遠點算了。對，這樣比較起來是相當地不優秀。

你是什麽意思？

南方周末：《親愛的安德烈》出書之後，臺灣讀者怎麽反應？

龍應台：非常熱烈。我猜想，很多熟悉我作品的讀者，讀到這本書大概覺得特別安慰，就是說，原來文章那麽"厲害"的龍應台也可以被兒子修理得那麽慘，他得到一種"幸灾樂禍"的快感。

在臺灣從南到北，大大小小的讀書會選這本書來做討論；很多中學老師把這本書作爲學生的必讀課外書，然後進行討論；我還發現，它進入了好些高中的考試卷成爲考題。考題好像是針對裏面的公共議題，尤其是價值觀的辯論：對于道德的態度；對于階級的看法；對于理想與身體力行的實踐上的落差等等。也出現了很多的評論。有的是專家寫的，有很多在個人博客上出現。最有意思的是，很多人買來當禮物，送給自己的兒女，或者兒女買來送給父母。

這本書還有一些經驗是我其他的書所沒有的。書剛出來的時候，很多記者做專訪，印象深刻的有兩個香港記者，年齡大概都在30歲上下，其中一個記者，一邊訪問，一邊自己眼泪就流下來了。

南方周末：感動什麽呢？

龍應台：我後來知道，她想到了她跟自己父母的關係，身爲一個30歲的成年人，她愛她的父母，想要接近父母，可是她找不到可以親近、可以接觸的語言。她說她看這本書時受到很大的震動，心想也許可以試試貼近父母的心，只是她那個手不知道怎麽伸出去。所以在采訪當中，就有一點悲從中來的感覺。

另外一個記者是男的。他看完書又買了一本，然後悄悄放在爸爸枕頭上，一句話都沒說。這個成年的兒子是想對自己的父親說些什麽，來打破那堵看不見的中間的冰墻。過了一陣，他爸爸見到他——他爸爸讀了那本書，勃然大怒。

南方周末：怒？

龍應台：對，就是覺得被冒犯了，說，"你是什麽意思？你想要跟我說什麽？你是在指控我嗎？"可見親子中間的那種……你愛一個人，但是你無法接觸他的那種痛苦是蠻真實的。

南方周末：中國人在處理人與人的關係的時候，曾經是有樣本的，有某種規定的，但是現在沒有規定，也沒有什麽手段和辦法，又沒有任何人去做這種指導。

龍應台：對，而且，你已經不能再用《傅雷家書》的模式了。

南方周末：愛也不知道如何去完成表達。

龍應台：不知道怎麽完成，不知道怎麽去表達那最幽微的情感……我覺得真是一個很大的痛苦，你愛的人，在同一個房間裏頭，每天見面，但是你們沒有語言，手伸出去接觸不到。蠻難的。

南方周末：本來這個書裏有兩個主題，一個是親情的問題，一個是公共的問題。相對來說，對于這本書的讀者來說，公共問題不是最重要的。

龍應台：那不是最重要的。從讀者的響應來看，最重要的反而是那個溝通的方法和語言，那個認識到"愛不等于喜歡"，因此同在一個屋檐下的人也得重新學習如何相處這種新的認知，我發現這成爲"安德烈"的核心意義。

很多美國跟加拿大的讀者寫信來，希望得到"安德烈"的英文版，因爲我們的通信是用英文的。我深深感受到那些寫信給我的人的挫折，因爲他們的兒女都是不讀中文的，會講，不會讀，所以他們就迫切地希望有這本書作爲一個叩門的試探。可是，因爲我們的通信是私人的，用的是很隨便的、邋遢的英語，還不能給讀者。

南方周末：大陸讀者的響應呢？我們這一輩人跟父母不知道該怎麽交流，找不到手段去交流，也沒有過去那種儀式化的東西。

龍應台：缺一個現代化的模板吧？你說《傅雷家書》，在那個時代有意義，但是現在看起來就太"上對下"了。

南方周末：對。是訓詞。

龍應台：而且是單向的。

南方周末：東方人原來"家"的概念很强烈，現在可能跟這個時代轉換有關係，發現不會處理家的關係了。

龍應台：因爲家和個人原來的那個秩序全變了，原來的框拿掉了以後，你不知道自己新的位子在哪里。家，甚至國的位子都變了，"個人"這東西在家和國的結構裏，位子更有了本質性的移動，但是既沒新的框，也還沒找到厘清彼此之間的清晰的綫。

南方周末：你認爲《親愛的安德烈》是一本親子相處的"教育手册"嗎？

龍應台：我覺得完全不是。它倒是可以叫做一個母親的"傷心筆記"呢。裏頭是一個做母親的人，在挫敗中如何試著去跟一個成長中的兒子相處，如何去瞭解他這一代人，接觸他，試探他。我邊做邊跌倒，邊跌倒邊做，是一個飽受挫折的過程。

我只是誠實地把我嘗試的過程寫出來，那個挫折、困惑、傷心的過程，也許可以對讀者，不管是從父母還是子女的立場，有一點微小的參考價值。所以它不是一個教導手册，它比較地是個"受傷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