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裏的千萬富翁（南方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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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院裏的千萬富翁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劉子超，實習記者 李敏 發自廣州 2009-06-01 16:40:33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何錦榮說，自己就和《追捕》裏的杜丘一樣，想盡辦法逃避治療。他先把藥吃下去，張開嘴給醫生檢查。等醫生走了，就到厠所摳嗓子眼吐掉。他甚至收買了一個送藥的護士，在檢查服藥時對他網開一面

昨日，廣州千萬富翁何錦榮狀告廣州市腦科醫院侵犯人身權一案，在荔灣區法院第四次開庭。雙方就醫院收治何錦榮是否合法、醫院是否篡改門診病歷等展開激烈爭論。

在何錦榮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自認爲身體和精神都很健康的他送進精神病院的，是他的妻子。
——《南方都市報》4月15日訊

綁架

相框裏穿著白襯衫和花裙子的年輕男女站在越秀公園的假山前，男人的手搭在女人的肩膀上，周圍是歡樂的人群。很多年過去了，照片已經有些泛黃，相框也蒙上了塵土，1985年夏日的陽光看上去溫吞而孤獨。

在另一張照片上，他們靠在一張嫩黃色的沙發上，微笑著面對鏡頭。房間明亮，沙發和地板上攤滿了毛絨玩具。

20年之後，照片中的男人何錦榮坐在相框下面的沙發上，他的婚姻面臨破裂。

時值深夜，房間裏一片安靜，唯一能聽到的聲音，來自鐘錶“滴滴答答”的走動。窗簾拉開了一半，從街上透進來的光綫給客廳的每一個物件都留下了陰影。

敲門聲是在2005年12月21日淩晨響起的，在寂靜中顯得格外急促。何錦榮走過去剛一開門，三個彪形大漢就闖了進來。

他還沒來得及弄清楚發生什麽，一記鐵拳就把他打得眼冒金星，鮮血順著鼻孔直往下流。

“他們說我‘走白粉’，”3年後，何錦榮回憶。他爬起來，想要反抗，但一把鐵索鎖住了他的脖子，接著右手和左脚被銬在了一起。他就這樣被抬下樓，毫無尊嚴地塞進了一輛白色麵包車。

“他們的動作非常專業，”何錦榮說，“我當時想，完了，我被黑社會綁架了。”

就在這時，借助引擎啓動時的光亮，他看見了坐在車後面的人——那是他的妻子和兒子。他突然感到一陣天旋地轉，但很快就明白過來：一定是陳燕芳在找人報復他。

噩夢

在廣州市腦科醫院的診療室裏，五六個醫護人員圍上來扒光了何錦榮的衣服，給他換上病人的服裝。他說自己沒病，但醫生不爲所動。“你越是說自己沒病，他們越是把你當病人看，”何錦榮說。

他徒勞地掙扎、求饒，像被判處死刑的犯人乞求寬恕。當他被“大字形”地綁在床上時，他突然清醒過來，意識到自己將要經歷什麽。

“我試著和醫生解釋。我和他們說，我和妻子正在鬧離婚。她把我送進精神病院，是爲了侵吞我的財産。”

但是沒人相信這個“瘋子”的言語。醫院的病情記錄單顯示，醫生認爲他的申辯是典型的被害妄想。很快，何錦榮被初診爲疑似偏執型精神病，留院觀察治療。

那晚，何錦榮感到了真正的恐懼。他被關在醫院11樓的重症監護室，同屋的5個人都是嚴重的病人，經常亂喊亂叫。束縛帶依然綁著他的手腕和脚腕。他盯著天花板，一夜未睡，生怕哪個病人會突然撲過來。第二天一早，廣播聲響了起來。何錦榮看到護士給他拿來了抑制神經的藥物——情景如同日本電影《追捕》。

何錦榮拒絕服藥，他堅持認爲自己沒病，激烈地反抗著。一個醫生走過來說：“要麽你自覺一點，要麽我們就强行注射了！”

何錦榮繼續反抗，兩個護士就過來按住他的頭，把一根輸藥管順著鼻腔直插進去。這招終于讓何錦榮不堪忍受，他决定“配合”。

何錦榮說，自己就和《追捕》裏的杜丘一樣，想盡辦法逃避治療。他先把藥吃下去，張開嘴給醫生檢查。等醫生走了，就到厠所摳嗓子眼吐掉。他甚至收買了一個送藥的護士，在檢查服藥時對他網開一面。但何錦榮知道，只有出去才能真正脫離險境。

何錦榮的母親已經80多歲了，基本上每天都到醫院來和醫務科的人說理。老人屢次以跳樓和下跪相逼，但放人的請求始終遭到拒絕。醫院說，按照精神病院的出院規定，當多名監護人在治療意見上出現分歧時，醫院傾向于聽從第一監護人（妻子）的意見。

“我哥哥找了派出所、司法局，甚至托人找到市政府；我十幾個朋友來到醫院大鬧，”何錦榮說，“但是醫院仍然堅持第一監護人同意才放人。”

幾天後，他妻子提著水果和清遠鶏來到醫院。何錦榮本想借此機會，求妻子把自己放出去。沒想到話不投機，何錦榮再次怒不可遏。

“她帶著兩個律師來看我。談了幾句，就拿出一份財産委托書，讓我簽字。委托書上寫著，在我住院期間，公司的財産由她代爲處理。”何錦榮說，“我當時氣得抓起委托書，朝她臉上摔了過去。”
醫生護士紛紛行動，把“病情發作”的何錦榮按住，她則轉身恨恨地走了。何錦榮說，此後的探訪，他妻子都沒再進來，只是站在門外與醫生說話，而自己生意上的往來，也只能隔著鐵門簽字蓋章。

“無論如何我都不會放弃經濟大權，”何錦榮說，“除非把我殺了！”

雖然他的情緒越來越低落，但却始終抱著一絲逃出去的希望。他整天籌劃著，像準備越獄的囚徒——依靠妻子的憐憫顯然不可能了，他只有靠自己，但醫院對他的監管异常嚴厲。

何錦榮曾讓朋友帶來衣服，把自己“調包”出去，但探訪時護士的眼睛時刻都盯在他身上。他讓哥哥給他帶來運動跑鞋，打算趁“放風”的時候越墻逃跑，但“放風”的申請被駁回。他甚至想過讓外地的公安以“提堂”爲由把他“救”出來，但最終依然前功盡弃。

“我聽醫院的人講，只要給14萬，就可以在這裏包吃包住一輩子，”何錦榮說，“我當時怕極了，擔心自己要在這裏度過餘生了。”

何錦榮漸漸感到了絕望，仿佛和外面的生活斷掉了聯繫。白天鵝賓館的早茶、雲影花園的豪宅，那些從前的享受似乎已變成遙遠的往事。

“我不停地鼓勵自己，”何錦榮說，“這是一場保護財産和尊嚴的戰爭，我不能妥協，不能讓步。”
然而現實則令何錦榮難以啓齒。每周兩次，他和其他病人一起，被拉到公共浴室洗澡，在女護士的監督下脫光衣服。

“這是絕大的侮辱，”何錦榮說，“那些病人都無所謂，但我無法忍受。”

他拒絕再去洗澡，只在洗手間用冷水沖凉。很快，他開始發燒。在一片迷蒙當中，他夢見骨頭裏充滿了泡沫，泡沫中浮現出一個女人的微笑，繼而恐懼攝住了他。

何錦榮說，有不少人對他的遭遇表達了同情。一個離過婚的護士每天來找他聊天，把自家煲的湯帶給他喝。幾家媒體記者混進來，伸出獵奇的觸角。何錦榮一次次地向他們傾訴著經過，但每當人去屋空，他依然感到慌張。

“不管怎麽樣，我都會成爲別人嘲笑或者同情的對象，”何錦榮說，“所有的人都會這麽說：一個被妻兒送進精神病院的××富翁。”

財富之路

一份報告顯示：2008年，中國內地個人持有可投資資産超過1000萬人民幣的高淨值人群，約30萬人，其中廣東4.6萬人，占全國15%。

何錦榮，就是這4.6萬人中的一個。

1955年，何錦榮出生在廣州番禺。父親是資本家，在文革中被下放到農村改造。因爲出身不好，何錦榮經常受到班裏同學的歧視。

那時候，學校裏大都是工農子弟，放學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學朝他扔石頭。班上搞“一對紅”互幫互助，但却沒有女生願意和他結成一對——因爲他的父親是“國民黨”、“反革命”。

1972年，何錦榮高中畢業。他悲觀地發現，進國有工廠的機會都給了出身好的同學，他只分到一個旅館清潔工的職位。何錦榮至今覺得，那是不公平待遇，雖然他正是靠這份工作賺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他每天收拾床位，打掃房間。日復一日。有時旅客在房間的痰盂裏方便，他還要負責把它們清理乾淨。

住在旅館裏的大都是生意人，他們的談吐見識讓何錦榮崇拜。有時，一些旅客會給何錦榮一點小錢，讓他跑腿買些東西，辦點事情。見他聰明伶俐，逢年過節還會送來一袋米、一尾魚。
“那是我經商的啓蒙，”何錦榮說，“也許和父親的基因有關，我覺得商人是一個時代最聰明的群體。”

一年後，當何錦榮再和那些進入國有工廠的同學交流時，他發現自己明顯比他們思維活躍很多。
當時已值文革後期，百廢待興的躁動最先在廣東沿海地區出現。在一位旅客的指導下，何錦榮開始做起服裝加工生意。他靠著旅館積累下來的人脉，從紡織品廠買來積存的布料，拿到小作坊加工，然後再把成衣賣給人民供銷社。

1974年，何錦榮的大哥偷渡香港。此後家裏每月就能收到一筆數目不少的錢。沒有人敢公開提及此事，因爲偷渡意味著叛逃，但家裏的生活却因爲源源不斷的港幣而悄然變化。在信裏，大哥向何錦榮描述香港的生活。在一張照片上，他看到大哥穿著牛仔褲，站在維多利亞灣前。

“我當時覺得那裏就是天堂。”何錦榮說。

1975和1976年，何錦榮兩次嘗試偷渡。他趁著漲潮爬上黃埔碼頭的貨輪，但命運之手却把他推了下來。他被一個同伴出賣，送到番禺的一個小島上勞教數月。

“那人曾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沒想到他會那樣對待我”，何錦榮說，“從此我對親密關係都很難信任。”

等何錦榮再次回到旅館，那些旅客告訴他，鄧小平主政的時代來了。他幷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麽，但是仿佛一夜之間，他感到自己的機會驟然增多。

和很多敏銳的投機商人一樣，他開始幹起倒買倒賣的生意。他從香港旅客手中低價收購牛仔褲和T恤衫，賣給大陸人；又從廣東、廣西的農村收購銀元，賣給香港古董商。

利用旅館絡繹不絕的資源，他從不同商賈手中買來電阻絲、鐵箍和支架——都是最低價，然後雇人組裝成電爐。何錦榮說，當時一個電爐可以賺兩塊錢，一天能賣十幾二十個，而他在旅館的月工資不過34.5元。

真正賺大錢是從1986年開始的。何錦榮聽從一位旅客的建議，投身化工業，代理紅棉牌油漆。兩年後，他决定離開旅館，專職經商。他的化工企業越做越大，同時開始涉足食品和儲運。繁忙的生意往來，使他經常提著裝有六七十萬現金的皮包奔走在路上。

當時實行的“雙軌制”幫了何錦榮的大忙。他可以利用人脉關係，以內部價買入，再以市場價賣出。

“這裏面難免有違法之嫌，但誰管得了那麽多呢？”何錦榮說，“那是一個無所畏懼的新時代。”

家庭危機

何錦榮曾經有過一個戀人。他們感情很好，但是她的家庭傳統，覺得何錦榮賺錢的手段不够體面。最終，在他和一個香港人之間，女孩選擇了香港人。這給了何錦榮很大的打擊。

“女人都是虛榮的，”何錦榮說，“男人掙錢無非就是爲了滿足她們的虛榮。”

在失戀的日子裏，何錦榮認識了後來的妻子。她比他小6歲，對他格外照顧幷且專一。她的家裏恰巧能提供做服裝生意的場地，于是何錦榮務實地和她談起戀愛來。

共同創業的日子，是何錦榮夫婦最幸福的時光。雖然不時在小事上會有爭吵，但他們一起做生意，一起賺錢，在旁人眼中是令人羡慕的一對。

他們曾經遍游歐美。一張張照片記錄著他們在自由女神像、巴黎聖母院、尼亞加拉大瀑布前的快樂時光。1985年，他們在中國大酒店舉行了奢華的婚禮。同年冬天，他們有了兒子。

那時候，改革開放已讓廣東成爲淘金者的天堂，更讓商人成爲時代的寵兒。人們紛紛下海經商，“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財富變成衡量一切的標志。

時代大潮似乎也波及到了何錦榮的婚姻。隨著生意越做越好，何錦榮發現，身邊的女孩也越來越多。他幷不吝于逢場作戲或者一擲千金。在他看來，這無涉道德，不過是財富使人自然而然地轉變。

“生意場上的人，這些都是無法避免的。”何錦榮說。

他和朋友出入歡場，也去澳門豪賭。一次從賭場出來，一個朋友告訴何錦榮，他即將被妻子掃地出門，因爲他們離了婚，而房子寫在妻子的名下。這讓何錦榮心頭一震，他恍然感到“危險”原來無處不在。

“我必須牢牢掌握經濟大權，”何錦榮說，“這樣凡事才有主動性。”

如今，何錦榮承認，他對妻子的管束不無出于保護財産的目的。一次，他在東亞酒店大堂看到一個男子把手搭在妻子肩上。

“我奔過去就給了那個男人一拳，把他的牙都打掉了，”何錦榮說，“不知爲什麽，我腦子裏蹦出的都是‘出賣’、‘背叛’這樣的詞。”

此後，何錦榮開始限制他妻子和异性的交往，不時檢查她的手袋和衣服。 “不爲別的，”何錦榮說，“我擔心她會被別的男人利用，謀我的財産。”

何錦榮的事業依舊蒸蒸日上，可他的夫妻關係却漸漸變得緊張。他們總爲一點小事就摩擦出火藥味。一次又一次，他們從日常瑣事上把問題扯開扯遠，最後以何錦榮的暴力鎮壓爲結束。

1990年，他妻子向法院提出離婚。根據當年的訴訟狀，她認爲何錦榮多疑、暴躁、易怒，動輒對她拳打脚踢，幷對她進行經濟封鎖。她在訴訟狀上說，何錦榮對自己的行爲也表示過懺悔，但之後仍然一意孤行。

那一年，兒子5歲，他們最終像很多中國家庭一樣，因爲孩子而妥協。

可他們的婚姻却變得有些微妙。

一天，何錦榮在她的梳妝檯裏發現了一摞照片，那是陳雇用私人偵探，把他和別的女人在一起的照片拍了下來。他繼續翻檢，發現了她從報紙上剪下來的“禦夫術”廣告。那是一家公司的業務項目，教妻子如何把丈夫管得服服帖帖。

“我警告了她，”何錦榮說，“我告訴她不要搞小動作。”

但爲了息事寧人，何錦榮把一家冷凍行分給了妻子打理。

一度，何錦榮把希望寄托在了兒子身上。從幼兒園、小學到初中，兒子念的都是最好的貴族學校。初中畢業，何錦榮把他送到英國，進入一所寄宿制私立學校。

“一年預科，三年高中，四年下來費用超過兩百萬，”何錦榮說。但就在2005年，他收到學校來信，告訴他兒子在學校已經曠課半年。

那晚，何錦榮和妻子芳心平氣和地談到了兒子的前途。何錦榮决定讓兒子回國，但是陳燕芳堅决反對。在電話裏，何錦榮告訴兒子，現在找錢越來越難，他供不起他在英國這樣揮霍了。

對此，兒子顯得有些不屑一顧：“你對侄子可比對我好多了。”“那是因爲他們比你有出息，”何錦榮回答。

在被送進精神病院9天前，兒子回國了。何錦榮開車去機場接他。一路上，兒子不時抱怨父親把房子挂在他哥哥名下，對侄子比對他更好。他要求何錦榮給他買車，但遭到了拒絕。

當兒子最終問出那句“財産怎樣分配？”時，何錦榮强壓住怒火說：“是你的終歸會是你的。”

報復

據他妻子管理的冷凍行的員工馬文回憶，在何錦榮被送進精神病院的前一天，夫妻二人因爲財産和兒子留學的事情曾發生爭執。就在冷凍行的檔口，何錦榮突然掐著他妻子的腰，把她舉起來咆哮：“你信不信我把你丟下樓去？”

第二天晚上，一家三口在外面吃飯。飯桌上的氣氛滯重而沉悶。沒等飯吃完，兒子就撂下筷子走了。何錦榮和妻子鐵青著臉，開車回和平西路的家。

當她拿出鑰匙準備開門時，何錦榮突然從後面卡住了她的脖子，抓住她的頭髮，往鐵門上撞去。撞門聲甚至驚動了隔壁的鄰居。

“他瘋了，他想殺了我！”她說。

半小時後，神色慌張的她出現在華林街派出所，兒子也趕了過來。他們向警察陳述了何錦榮的暴力行爲。

“這是你們夫妻的事，我們不管，”警察說。

“他瘋了，他想置我于死地！”

“如果你覺得他瘋了，可以帶他去精神病院，”警察說，“我們管不了。”

現在，無法斷定是不是警察的這句話提醒了他妻子。當晚，她和他們的兒子來到腦科醫院，辦理了入院手續。她告訴醫生，何錦榮已經有20多年的精神病史，比一隻發怒的獅子還危險。

“到後來，我已經不敢再說妻子陷害我，”何錦榮說，“如果我堅持我的觀點，醫生就會懷疑我有病。”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單調而無奈。每天早上，何錦榮喝完稀粥，坐在床上看報紙。中午吃過飯和一個病友打一會兒乒乓球。晚上，那個離婚的護士會過來和他聊天。何錦榮說，他管她叫姐姐，因爲怕她有非分之想。

就在何錦榮感到麻木的那天，醫院通知他可以出院轉爲門診治療了。爲了征得第一監護人的同意，醫院給他妻子發出三封律師信，但均未得到回復。不過在何錦榮母親的强烈要求下，醫院還是同意讓何錦榮出院。

出院那天，妻子和兒子沒來接他。當城市的喧囂再次如潮水般涌向何錦榮耳際時，他流下了泪水。

但是故事還沒有結束。等何錦榮回到家，他發現門鎖已經換了。他給陳燕芳和兒子打電話，空洞的忙音仿佛一把把利刃扎在他耳朵上。

第二天，何錦榮找人把家門撬開，展現在眼前的是一副洗劫一空的景象：傢具、首飾、西裝、提包甚至幾十對皮鞋都不見了。這時，他接到了法院的電話，說他妻子已經起訴離婚，幷要求分割家産。

何錦榮感到怒火中燒，他决定對她進行報復。他申請了財産訴訟保全，這樣，公司的股權和房産在訴訟期間就不會被轉移。接著他注銷了冷凍行的營業執照，然後以虐待罪把妻子告上了法庭。
“我要懲罰她，”何錦榮說，“用法律的手段。”

然而，審判結果却令何錦榮大失所望。“我敗訴了，”何錦榮說，“法院認定她送我去精神病院，是正常的就醫行爲。”

一度，這令何錦榮感到難以理解。一個正常人被送進精神病院，强行治療一個月，這難道算是正常的就醫行爲嗎？他百思不得其解，到最後甚至對自己的精神狀况也産生了懷疑。爲此，他甚至跑到重慶精神病醫院做了檢查。

檢查結果再次燃起了何錦榮心中復仇的火焰。很快，他以侵害名譽權爲由，把廣州市腦科醫院送上法庭，要求對方賠禮道歉，幷賠償精神損失費100萬元。

一石激起千層浪，何錦榮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目光。他因此結識了很多有相同經歷的朋友，“他們都在看著我，”何錦榮目光炯炯地說。

時過境遷

如今，3年多過去了，何錦榮訴腦科醫院一案仍然處于審理狀態，這令何錦榮始料未及。

“法院在用拖延時間的辦法暗示我們撤訴，”何錦榮憤憤地說。他認爲，“他們不想開啓精神病院敗訴的先河，因爲這樣一來，一波起訴精神病院的浪潮在所難免。”

現在，除了法院偶爾打來電話，何錦榮已經很少再去想這個案子。他甚至對她也不再怨恨，現在，她的身份已經成了他的前妻。20多年的婚姻在財富面前化爲一攤泡影，留下的不過是幾張泛黃的照片。

只是對兒子，何錦榮還感到心痛。出事之後的兩年裏，他給兒子打了無數次電話，那個盡職盡責的“小秘書”也不厭其煩地接待了他無數次。他寫了幾十封電子郵件，皆如石沉大海。

後來，何錦榮調出了兒子的手機通話記錄，給聯繫最多的一個號碼打了過去——那是兒子的女朋友。他約她出來吃飯，讓她轉告兒子，他可以不計前嫌。

“不管怎麽說，我都是他的父親。”

不久，何錦榮打聽到兒子去了美院學習國畫。他托人找到那個老師，想讓他幫忙安排一次會面，但兒子好像聽到了什麽風聲，從此再也沒有出現在課堂上。

不過何錦榮始終相信一條聽起來有些殘酷的邏輯：兒子最終會來找他，“當他需要錢的時候”。

終于，2008年3月的一個下午，兒子來到了何錦榮的辦公室。他看上去樸素了很多，仿佛從豪華的外殼中分娩了出來，完全沒有了以前富家子的神氣。他說，他現在跟著母親做一些冷凍行的生意，每月只有不到1萬塊錢的收入。

那天下午，陽光明媚，他們坐在擺著功夫茶的圓桌前談了一下午，如同兩個精明的商人，談論生意上的往來。何錦榮說，他最終答應把二沙島的房産過戶給兒子。

那晚，兒子急著要回去，他們沒有一起吃飯。看著兒子匆匆離去的背影，何錦榮突然問道：“你那時爲什麽和你母親一起把我送進精神病院？”

兒子沉默了片刻，苦笑了一聲：“當時你不給我經濟上的承諾，我不能再背叛我媽了。”

時過境遷，何錦榮說自己已經不再是野心勃勃的商人。他停下了其他生意，只保留一家儲運公司，維持日常開銷。他想找個信賴的人，平平安安地過日子——可這是一件多麽困難的事情！

現在，何錦榮的未婚妻是他公司的會計林靖（化名）。1995年，林靖就來到何錦榮的公司。那時候他們很少講話，直到出事後，聊天的次數才漸漸多起來。何錦榮發現，他和林靖是同一天生日，她也離了婚，女兒跟丈夫去了大洋彼岸。

林靖長得幷不漂亮，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問何錦榮爲什麽選擇林靖，他都笑而不答。如今，時過境遷，當我們再次問起這個問題，何錦榮終于不再諱言。

“在我出事的時候，是她替我管好了錢，沒被前妻拿走，”何錦榮說，“我相信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