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輸出什麽（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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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輸出什麽

劉瑜

2009年07月03日

《亞洲周刊》約稿

08年3月，贊比亞的Chambishi銅礦爆發了一場騷亂。500多個贊比亞工人抗議惡劣的工作條件和低廉的工資水平，甚至有人放火燒了幾棟房子，還暴力襲擊了管理人員，管理人員戰戰兢兢躲在辦公室裏，直到警察把他們給解救出來。

這似乎是一個普通的勞資糾紛，但此事有一個不同尋常之處：那個銅礦是個中資公司，那些被襲的管理人員是中國人。

說到中國和贊比亞的關係，大多中國人首先想到的、恐怕也是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那條 著名的“坦贊公路”——革命年代中國人曾勒緊褲腰帶，捐助第三世界國家，幫助它們走向現代化。在一定意義上，坦贊鐵路象徵的不僅僅是中贊友誼，而且是中國和整個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兄弟情誼”。

但是30年河東，30年河西，這段記憶還未消失，“階級兄弟”眼中的我們却在悄悄起變化。上述騷亂幷非一次偶然事件，在此之前，贊比亞的反華情緒一直在滋長：06年已有一次銅礦騷亂，當年總統大選反對派領袖打的竟然是反華牌；07年胡錦濤訪非時，臨時取消了Chambishi一站，據說是爲了避免遭遇可能的抗議。事實上，在發展中國家，反華情緒不只是在贊比亞存在。尼日利亞07年曾出現綁架中國人事件；在南非和萊索托，人們抱怨廉價的中國製成品導致其産業結構“去工業化”；在利比里亞和加蓬，人們指責中國的木材需求導致當地森林的過度砍伐；在安哥拉和剛果，據說中國的貸款强化了當地的腐敗；在蘇丹和津巴布韋，無數人指責中國的武器銷售成爲流氓政權的權力支柱；最近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反華騷亂則是這種情緒的又一個標志性事件。

在一定程度上，被廣泛批評其實是“大國崛起”的標志。過去十年，中國在亞非拉國家的影響力直綫上升。這首先體現在經貿上關係上的大躍進。拿中非來說，2000年兩地貿易總額還只有100億美元，08年達到1068億美元，中國成爲僅次于美國的非洲第二大貿易夥伴。幷且，在中國政府“走出去”戰略的推動下，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也迅速增加，正如當年港商台商到中國來辦合資企業，中國現在很多企業跑到亞非拉國家去買廠買礦當老闆——這和之前中國人只能在海外開小餐館和雜貨鋪的形象迥然不同。到08年底，中方對非洲直接投資超過50億美元。經貿關係發展的後果就是政治影響力的提升。比如，很多本來和臺北建交的亞非拉國家現在紛紛轉而投奔中國：2005年塞內加爾“弃台投中”、2006年乍得、2007年哥斯達迪加、2008年馬拉維……今年3月南非拒絕給達賴喇嘛發簽證，再次顯示中國政府“不怒自威”的影響力。

中國爲什麽近十來年如此衷情于發展中國家？顯然的原因當然是經濟上的互補性：中國迅猛的經濟增長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而這些南部國家能源和原材料豐富。巴西的鐵、秘魯的銅、津巴布韋的鉑金、加蓬的木材等，都是中國發展之所需。但中國最迫切的需求，也是最令國際社會關注的一個因素，是石油。93年起中國石油自給自足的時代結束，此後中國就開始和産油國靠近。目前，中國大約一半石油依賴進口，其中三分之一來自于非洲。目前中國的頭號石油進口來源不是 沙特阿拉伯，不是俄羅斯，而是大多數中國人幾乎從不關注的安哥拉（博客注，最近沙特好像又反超了，不過總體不相上下）。除了購買石油，中國還到這些國家去直接買油田股份。比如中國花了23億美元購買了尼日利亞大陸架油田45％的股份；花18億美元在安哥拉購買馬拉松石油公司的股份；在蘇丹擁有其最大油企40%的股份——這項投資備受爭議，因爲很多人認爲蘇丹政府左手從中國投資者拿錢，右手拿這個錢去中國買武器，“石油換武器”成爲達爾富爾大屠殺的一個機制。當很多中國人因爲伊戰而對美國高喊“No Blood for Oil”時，很少有人想到，這塊牌子其實也可以反過來朝向自己。

中國向亞非拉靠近的另一個原因則恐怕是政治上的相容性：很多發展中國家政府集權，談判項目無需經過太多國內的民主協商，“辦事效率高”。和集權政府合作的這種優越性，與中海油05年收購美國UNOCAL石油公司失敗形成鮮明對比——當時美國衆議院出于“安全考慮”施壓，楞是把這個合作機會給攪黃了，最後UNOCAL以比中海油出資更低的價格賣給了Chevron。而且，對于某些聲譽太糟的集權國家，一些西方跨國公司對與其合作有所顧忌，這就形成了一定的市場空白點或者薄弱點，中國作爲一個後發展國家，難以與西方國家在一般條件下形成有力競爭，只能撿一些國際市場中的小魚小蝦吃，也屬情有可原。

和中國拓展關係的確給一些發展中國家帶來實惠。正如外資給中國經濟帶來活力，中資的涌入對于資本饑渴的非洲可以說是雪中送炭。比如07年中國宣布將向剛果投資90億美元，幫其修建基礎設施以換取其金屬礦物。這對于內戰剛結束百廢待興的剛果來說可以說是送上一顆救心丸。又比如爆發騷亂的贊比亞銅礦，雖然條件惡劣，畢竟解决了1萬個當地人的就業。與歐美貸款不同，中國式投資具有“一攬子”特色，即，除了買企業股份，中國還派工程隊去修路、造機場、學校、醫院——雖然這些都是爲了自身的投資便利，但對當地老百姓的好處顯而易見。07年中國投入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高達45億美元，超過8國集團的總和。事實上過去十年，非洲經歷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直到08年經濟危機，過去十年年均增長率5.4%），幾個與中國經濟聯繫緊密的國家增長尤其迅速（07年安哥拉年增長17.6%，蘇丹9.6%），這種成就未必都是中國的功勞，但其中肯定有一定的中國因素。

這大約也是爲什麽雖然反華情緒在滋長，大多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看法總體仍是正面的。比如08年PEW的一個調查報告中，當被問及“你認爲中國是夥伴還是敵人”時，78%的尼日利亞人、53%的南非人、45%的墨西哥人，40%的阿根廷人將中國視爲“夥伴”，這和只有13%的美國人，21%的法國人，17%的英國人，24%的西班牙人視中國爲“夥伴”形成對比（這幾個國家大部分人認爲中國“非敵非友”）。

既然如此，發展中國家的反華情緒爲什麽會日益滋長呢？批評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一是貿易結構問題，二是與無條件經濟合作問題，三是公司倫理問題。這些批評，有些有道理，有些則不完全合理。

從貿易結構上來說，由于中國大量進口初級産品，出口製成品，一些人批評中國阻礙了某些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固定了它們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邊緣地位，幷造成了大量失業。比如，有研究稱南非和萊索托紡織業被中國的廉價紡織品摧毀，南非3萬個工人、萊索托1.5萬個工人因爲中國“飓風”而失業。這種批評和六、七十年代興起的拉美批評西方的“依附理論”、“新殖民主義理論”不謀而合。中國90年代的教科書還熱衷于用這套理論批評西方，大約沒想到這麽快它就被用到了中國身上。

這種左翼批評只能說有一定道理。畢竟，非洲、拉美很多國家的要素禀賦决定了其比較 優勢就在于初級産品，與其拔苗助長發展工業，不如順應其比較優勢加入國際經濟體系。中國産品擠掉當地某些工人飯碗固然令人同情，但與其說這是因爲中國的“ 新殖民主義”野心，不如說是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後果之一。對于競爭力弱的國家來說，就算沒有中國，還有印度，就算沒有印度，還有孟加拉。畢竟受中國“飓風” 影響的，不僅僅是南非和萊索托工人，還有歐洲和美國工人，而中國的汽車業、農業、服務業也同樣面臨來自其它國家的挑戰。面對全球化，值得思考的不是它是否 帶來挑戰，而是挑戰與機遇是否對稱。

當然另一方面，在中國缺乏勞工保護、其他國家存在勞工保護的情况下，所謂的“全球競爭”又注定是不公平的：你的工人小時工資50美分，我的1美元，你的工人一周工作七天，我的五天，怎麽競爭呢？如果要和中國競爭，它們必須也降低勞工保護，這正是很多國家對中國怨聲載道之處：通過貿易中國輸出的不僅僅商品，同時也是一種缺乏倫理的生産模式。

“無條件經濟合作”是另一個飽受爭議的問題。中國在和他國經濟往來時，始終堅持“ 政治不干涉”原則：你的部隊正在殺人放火是吧，沒關係，我們接著做生意；你正在選舉舞弊是吧，沒關係，我們接著做生意；你剛貪污了幾百萬美元是吧，沒關系，我們接著做生意。總之，“政治是政治，經濟是經濟”，我無條件跟你做生意。而這是受到廣泛國際批評的一個焦點問題。雖然歷史上歐美國家亦是如此，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它們近年來却有“良心發現”之意。在與發展中國家經濟交往中，對“流氓政權”實行經濟制裁，對一般發展中國家發放“有條件貸款”，條件包括緊縮財政、抑制腐敗、政治透明等等，即，援助不僅僅是援助，而且是改造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模式的一個工具。

在西方看來，中國的“無條件合作”無疑顛覆了其改造窮國腐敗、專制政治的努力。比如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告訴安哥拉政府，只有當它停止濫用石油收入才會重新得到貸款時，中國却甩手20億 美元告訴安哥拉，你不需進行任何政治改革就可以得到貸款。這就像那些寵小孩的老人，父母剛開始訓練孩子不要過度吃糖，老人却一把一把地給孩子塞糖。這種“濫發糖”行爲的極致，在很多人看來，體現在中國和蘇丹、津巴布韋這兩個“流氓政權”的關係上。中國不但是它們最重要的經濟夥伴，也是它們的主要軍火供應商。據說達爾富爾20萬平民的死亡，中國製造的輕型武器功不可沒。這也是08年北京奧運被一些西方人稱爲“屠殺奧運”的原因。

對這個批評，我只能說是有保留地贊同。贊同是因爲經濟不可能僅僅是經濟，它一定有其政治後果。中國對蘇丹、津巴布韋的經濟支撑和武器銷售的確成了獨裁者們爲非作歹的一個基石。但是另一方面，我懷疑很多人高估了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力。 正如不能說中國國共內戰是因爲美國對蔣介石的軍售和經濟援助一樣，將蘇丹內戰、津巴布韋危機歸咎于中國政府，似乎有避重就輕之嫌。

更重要的是，“無條件經濟合作”也未必一定是壞事。一個有目共睹的現象是，西方的“有條件合作”開展多年却收效甚微。就經濟制裁來說，史上最長的兩次經濟制裁（伊拉克和古巴），不但沒有推翻獨裁政權，反而加深了兩國人民的痛苦，基本上相當于拿獨裁者的錯誤來懲罰老百姓。就有條件貸款來說，從80年代執行到現在，鮮有成功，很多亞非拉國家不但沒有實現政治轉型，反而走向了政治崩潰。中國的“無條件合作”不妨是一種嘗試，它的最大受益者也許是獨裁者，但是經濟滲透效應也許可以把其中一些好處帶給老百姓，比如緩解就業、發展基礎設施。既然直接命令發展中國家政治改革鮮有成功，帶動其經濟發展，讓政治改革從經濟發展中生長出來，也是一種思路。

對中國最有力的批評集中于公司倫理問題。如果說貿易只是間接降低發展中國家勞工標準的話，直接投資則往往把中國式的血汗工廠直接搬到了他國。Chambishi中資銅礦工人月工資45美元，05年4月的爆炸導致46人喪生；剛果礦工抱怨他們在危險的地下80英尺處重體力勞動10個小時，中國老闆只給他們一天3美元；納米比亞某中資公司工人小時工資是35美分，而國家的最低工資標準是1美元；加蓬出口中國的木材70%來自于非法砍伐……總之，在中國資本涌向世界時，它也將中國低工資、低環保、低人權的企業治理模式帶到了世界各個角落。在那些本來就低工資低環保的國家，中國的投資則可能造成了雪上加霜。

一些中國投資者似乎認爲，如果一個國家比中國還窮，那麽它的“投資環境”一定比中國更寬鬆，却沒想到幷不是所有地方的民工都像中國民工那樣溫順，幷不是所有的政府都向中國那樣對外企鞍前馬後。很多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超過經濟發展，工會、環保組織非常發達。這既是中國誤解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地方，也是很多發展中國家“誤會”中國的地方——他們以爲中國人專門跑到非洲來欺負非洲人，所以稱之爲“新殖民主義者”，殊不知這些投資者對中國工人是“一視同仁”地欺負，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問題不在于國家之間的“殖民主義”，而在于很多中國投資者習慣了“無拘無束”的投資環境，因此“錯把杭州當汴州”了。

當然一個巴掌拍不響。中資血汗工廠的出現，與當地缺乏市場規範、或者規範執行不嚴有關。事實上有研究表明，當本地政府熱心于保護本國民衆和環境時，中資企業往往也能配合。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當中國投資者在歐美國家辦企業時，往往也能做到遵紀守法。正如在中國的台商港商等是否尊重中國工人本質上取决于中國政府是否尊重中國工人，中國投資者是否尊重贊比亞工人本質上也取决于其政府是否有决心保護自己的工人。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走出去”戰略除了經濟收益，也有一些意外收穫。中國的蘇丹政策受到廣泛國際批評之後，中國政府也開始調整政策，努力勸說蘇丹政府接受維和部隊；在和一些“流氓政權”打交道之後，中國也開始權衡其中的政治成本和經濟風險；中國資方在他國接觸過工會、環保組織之後漸漸意識到經商還有社會責任問題。雖然學習過程很緩慢，但有學者認爲，中國政府和企業其實正在慢慢改變。一個國家的投資者無需和本國的勞工和環保組織對話、却往往要和他國的勞工和環保組織協商，雖然這有點反諷，但“曲綫救國”也是“救國”。從這個意義上說，“走出去”之後影響也許是雙向的：在中國向他國輸出低人權、低工資、低環保的發展模式時，中國政府和企業也在被動地學習他國的人權、勞工保護和環保意識。無論中國政府是否承認，在一個政治和經濟相互滲透的世界裏，“政治是政治，經濟是經濟”的觀念，不僅不對，而且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