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蛻變成自利型政治集團（何清漣）

中國政府蛻變成自利型政治集團

何清漣

我曾用”權力市場化”一詞概括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改革，如今這個詞彙已經成爲中國民衆心目中改革的同義詞。

我也一直在思考：應該用什麽詞彙來概括本世紀零年代以來的重大”改革成果”？一個詞彙逐漸在我頭腦中成型，即自利型政治集團的形成。

這一結論應該說比較形象準確，說明中國政府已經蛻變爲一個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團，至少有下列論據：

一、社會分配與社會福利向政府公務員嚴重傾斜

從2003年直至2008年，政府財政收入從占GDP總量的五分之一增至四分之一。這一龐大財政收入當中的58％用于供養黨政事業機關工作人員約7,000萬人。在工資增長速度遠遠落後于GDP增長速度的同時，自2001年以來給公職人員全國性加薪（不含地區性的加薪）的次數共計3次， 每增幅都不低于15%。

至今在中國享有制度保證的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群體主要覆蓋黨政事業機關工作人員。以醫療衛生資源爲例，就具有向幹部群體過度傾斜的特點，比如給藥的”分級制度”，就是對參加醫療保險的人群，按照他們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劃分等級，級別越高的，得到的醫療服務質量越高，藥品供應也越好。

據中國官方提供的數據，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爲了850萬以黨政幹部（高級）爲主的群體服務的。

數量龐大的底層勞動者群體的工資却增長緩慢，甚至未增長；構成社會保障體系的幾大社會福利如醫療、養老等保險幾乎與這一龐大的社會底層無緣。

二、巨額財富集中于少數權貴家庭

中國那有限度的反腐敗主要集中于中低級官員，政治高層似乎與腐敗絕緣。高幹子女的登龍術，雖然一直流傳于坊間及海外，但却無法得到權威資料證實，胡潤的富豪榜也從未將這類人列入。不過，現在有兩組資料足可證明這些紅色貴族如何在短短30年間，從”無産階級”成員迅速躋身于超級富豪之列。

一條資料說明中國財富集中的驚人程度。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的150萬個家庭（約占全國家庭總數的0.4%）占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這還只計算了存款、 股票等公開的金融資産，未計算灰色收入――而在發達國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財富。

另一條資料則說明財富集中在什麽人手中。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一份聯合調查報告的數據，截至2008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産（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産）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産20,450餘億元。而考證其資産來源，主要是依靠父輩的權力資本所獲。

三、政治權力的分配與社會地位的傳承呈自利化趨勢

在中國的政治市場上，權力這一”稀缺物品”的授受過程從來就是暗箱操作。現實表明，高官子弟在權力上具有優先繼承權。即使因能力或者其他原因未擔任要職，至少也享有全國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等政治榮銜。中國官場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使幹部子女在權力繼承上有明顯優勢，官方研究亦表明，幹部子女當幹部的機會比常人高2.1倍。

幹部子女對社會地位的傳承優勢還體現在就業問題上。北京大學”高等教育規模擴展與畢業生就業”課題組在調查中發現，家長們可以直接通過關係和權力决定子女的就業，家庭背景越好，畢業時的工作落實率和起薪額越高，這不僅說明不同階層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後的結果不均等，更重要的是說明中國的階層流動呈前現代社會的封閉性世襲狀態，這無异于阻塞了社會底層精英的上升渠道，既使統治精英集團的素質弱化，對于社會穩定亦有極大害處。

從本質上看，所謂”改革”就是利益與資源的再分配過程。鄧小平當年用來賦予改革合法性的”先富帶後富”許諾實現了一半，即通過權力市場化讓少數權貴與官僚集團先富起來，幷通過一系列政策與法律使政治精英蛻變爲一個個自利型政治集團。在這種既成事實下，今後撬動社會分配的杠杆 只有”權力”與”資本”。當局提倡的”不折騰”與”維持穩定”，其要義均在于保證自利型政治集團能够安享攫取到手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