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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與哈維爾
--我們選擇什麽？我們承擔什麽？
作者不詳
昆德拉的名作《生命中不能隨之輕》裏有這麽一個細節：主人公托馬斯被要求在一份聲明上簽字，抗議蘇聯占領期間的捷克傀儡政府虐待政治犯。托馬斯當然是一個反對專制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他不願意在聲明上簽名。
要托馬斯簽名的編輯對他說：“重要的，是要指出，在這個國家仍有一幫人沒有被嚇住。大家都表明立場，把麥子與麥克，分辨清楚。”托馬斯則認爲，思想幷不能拯救生命。當初自己所發表的文章也許救了人，也許沒有。但是作爲一個醫生，自己確確實實是救過好幾條人命。
在“簽名”這一行爲上，另一位捷克的作家哈維爾則作出了迥然不同的選擇。哈維爾認爲，必須簽名，不管簽名能不能收到什麽實際的效果。他清醒地知道，政府幷不會把要求改善政治犯待遇的簽名看作一回事，簽名很難真正改善政治犯的實際待遇，但是他認爲，簽名有兩個意義：第一，簽名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在嚴酷的現實中自我承擔的勇氣，作爲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在每一個步驟和任何地方都全力投入 抗拒那種匿名的、非個人的、非人性力量的非理性發展趨勢”；其次，簽名能够讓那些在牢獄裏受難的人們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援，使他們意識到，自己不是孤獨的。 所以，哈維爾在許多份文件上簽名，幷且自己也出入于牢獄之間。他是《七七憲章》的重要組織者，他把簽名以及與簽名相關的一系列言行看作是"一種有本質意義和普遍意義的重要經驗。"
在《政治與良知》一文中，哈維爾寫道：“一個無權無勢的個人敢于爲真理而呐 喊，幷以自己個人的全部生命來支持自己的聲音，即使形式上被剝奪了選舉權，却有數以千計的匿名投票者，有令人震驚的更强大的力量。即使在今日世界， 特別是在飽受烈風煎熬的前哨中仍然可能用個人經驗和自然世界去對抗權力，揭穿它，就像《古拉格群島》的作者一樣。越來越明顯的，真理和道德能够爲政治提供 一個新的起步點，而且，即使在今天，也有其不容否定的政治力量。"他把"承擔"作爲知識分子的職責，他把"勇氣"作爲知識分子的品格，他在直面世界的黑暗和自身的黑暗中獲得道德上的自足。１９７９年哈維爾被捕，被判處四年半監禁，僅允許與妻子奧爾佳通信。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２日出獄前，他在信中這樣寫 道："使一個人不能不到處都看到道德敗壞現象的，甚至不是普遍的道德敗壞本身，而毋寧說是他自己喪失了自信和生命的意義感。引用我自己的話來說，' 世界墮落到我自己墮落的程度'。"如此徹底的道德自律，讓好死不如賴活著的中國人難以置信。
從８０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全面地接受著昆德拉。昆德拉在中國知識界刮起了一陣又一陣的旋風。從８０年代初到９０年代末，昆德拉熱一直長盛不衰。相反，我們對哈維爾却采取了不應有的疏離和冷淡，哈德爾的戲劇作品幾乎一部也沒有得到翻譯和出版。這不僅僅是昆德拉與哈維爾兩個不同的人生選擇造成的，在這一現象的背後，隱藏著中國知識界的某些秘密。
在我看來，昆德拉是“智者”，哈維是“聖人”。這種說法不一定準確，姑且用著吧。昆德拉是一個充滿智慧的人，他采取的是冷眼看人間的方式。他在觀看自己祖國的時候也是如此。昆德拉流亡到西歐之後，再反觀國內一切荒謬透頂的事件，因而具有了“距離的美感”。這種“距離的美感”使他的作品洋溢著壓抑不住的幽默和反諷。昆德拉的幽默是迷人的幽默，昆德拉的反諷是驚人的反諷，它們征服了無數長期按照一元化進行思維的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困惑中的青年人。昆德拉看透了歷史的風烟，歷史巳然如此，他得出的結論是：不參與才是真正的參與。因而他有一種很强烈的置身于事外的“游戲”的態度。而哈維爾是一個知行合一的“聖人”，他是貞德、揚胡斯、布魯諾和甘地這一譜系的人。對外，他用行動證明自己的理論，進行著“警戒地、深思地、專注地抗拒”；對內，他深入到心靈深處，發掘出靈魂裏崇高的因子，摒弃那些卑劣的因子。哈維爾堅持認爲，心靈比智慧更加重要，承擔比回避更加重要，參與比置身事外更加重要。哈維爾决不離開自己的祖國，他與自己的同胞共同承擔歷史的苦難。他覺得，只有承擔了歷史的苦難，才能擁 有對祖國的未來發言的權利。
簽名還是不簽名，這是一個選擇的問題。心靈還是智慧，這也是一個選擇的問題。昆德拉還是哈維爾，這更是一個選擇的問題。
對昆德拉趨之若鶩，而對哈維爾却有意地回避，昭示了中國當代知識分子人格層面裏存在的某些盲點。先秦以降，在中國的知識譜系中，一直异乎導常地關心智慧問題而又异乎尋常地忽略心靈。先秦諸子裏，除了莊子有一些生命哲學的成分以外，其他諸子幾乎都在討論智慧的問題──在一個暴力泛濫的社會裏，在一個沒有自由的社會裏，在一個壓抑個性的社會裏，如何動用智慧生存下來幷且很好地生存下來？這需要極爲發達的智慧。我們的民衆、我們的知識分子，把精力集中到玩弄智慧與智慧的較量上，而無暇對心靈進行耕耘──在赤裸裸的搏鬥中，“心靈”遠遠不是“智慧”的對手。“心靈”是非功利的，而“智慧”則是功利的。“智慧”像一架天平一樣，能够稱出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對我們本人有多大的好處和多大的壞處；而“心靈”則像一雙翅膀，不計較能否飛到目的地，飛翔的過程比要到達的地方更加重要。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裏，“智慧”是多和少的問題，“智慧”確確實實是過剩的；而“心靈”則是有和無的問題，“心靈”確確實實是匱乏的。智慧的發達與心靈的匱乏是成反比的，兩者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理想的人格模式是諸葛亮的模式。諸葛亮的智慧高度發達，而他的心靈却是一個黑洞。他去給周瑜哭喪純粹是政治行爲，是“猫哭耗子──假慈 ”。他的眼泪是由智慧驅動的，而不是從心靈深處汩汩流出來的。難怪魯迅先生評價《三國演義》裏的諸葛亮時說，智慧過多而近于妖，因爲諸葛亮超人智慧的背後沒有心靈來支撑。這種智慧畸形發展的傳統已經內化到我們的血液之中。于是，我們毫無反思地接受昆德拉，接受“生命中能够隨之輕”，接受對敵人和自己都有極大的殺傷力的反諷；同時，我們自覺地躲避哈維爾，躲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躲避直截了當的、“事前無法計算效果”的抗議。
昆德拉的泛濫與哈維的缺席，是一柄劍的兩面。我們選擇了什麽？我們承擔了什麽？本來很難回答的問題，如果從這一視角鍥入，則迎刃而解。
哈維爾在經歷了牢獄之灾、幷且把牢獄之灾當作家常便飯之後，曾經說過：“一個不能從自身汲取力量和不可能在自身內部發現其生命意義的人，將依賴于他周圍的環境，將在自身之外的某處爲自己尋找方位──在某種意識形態、團體組織或社會中去尋找，這樣，儘管他看上去在行動，但事實上他僅僅在等待，在依賴……真正的堅定不移
僅僅表現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嚴肅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製和對于世界獨特的而不是調停的觀點。當然，反過來也一樣：只有能够保持這樣一種持久的總體看法的人，才能真正地信仰────這種 信仰是作爲一種靈魂的狀態，作爲一種‘存在’而不是對來自外部某種東西盲目地認同。”這裏，哈維爾强調“靈魂自足”，這是人格獨立的起點。靈魂比智慧要重要。從自己的內心裏生髮出來的信仰，是堅不可摧的信仰。而中國知識分子缺乏的恰恰是這樣一種信仰。生存是他們的最高信仰，爲了生存可以放弃所有的原則和所有的承擔。因爲是爲了生存，所以無論作出多少違心的選擇都是不可以指責的，誰指責就是苛求、就是不“設身處地”。當我們對文革進行反思的時候，常常遇到這樣的阻礙：在那樣的情况，你還能要求人家做些什麽呢？對知識分子必須嚴格再嚴格。沒有具體實施整人和打人的行爲，幷不能够成爲知識分子逃避自身罪責時有力的辯護。沉默也是一種犯罪。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１９４５年曾經說過一段震耳聵聾的話：“罪責是全民性的，我們應該全民共懺悔。“哈維爾也說過相似的話。１９９０年，捷克“天鵝絨革命"成功後，哈維爾當選捷克總統。在就職的演說中，他說："我都已經變得習慣于極權主義體制，把它作爲一個人不可 改變的事實來接受，幷保持它的運行......沒有誰是它純粹的犧牲者，因爲我們一起創造了它。"在整體性的罪惡中，知識分子罪不可赦。我們從昆德拉那裏發現了與我們有强烈共鳴的"嘲諷"，却不敢像哈維爾一樣"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
９０年代以來，中國文化界對錢鐘書和餘秋雨給予極高的評價。錢鐘書的學術成就和余秋雨的文化意義自然是不容忽視的。但是，他們近似昆德拉而遠離哈維爾，他們是旁觀者而非參與者。他們對人生、對歷史、對苦難都有一種冷和游戲的態度， 他們智慧的眼睛看透了社會人生，行文的調子是偏冷的。他們的文字缺乏一種佛教所說的“大悲憫”的特質，也就是哈維爾所說的“對世界所懷的日益强烈的責任感 ”。他們的作品充滿了智慧，讓人感嘆“怎麽會如此想，怎麽寫得出這樣的句子來！”却很難讓人産生一種“大感動”。讀《圍城》、讀《黃金時代》，都很難讓我産生讀魯迅先生的一篇小散文────如《藤野先生》中寫看見先生照片的寥寥的幾句話────就能够産生的感動。原因顯然不在于文字功力的高下，而在于人格和精神的厚重與稀薄。魯迅先生在寫一篇小散文的時候，也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的心靈投入進去；而錢鐘書和王小波即使在寫長篇小說的時候，也是“元神出竅”的。
９０年代對錢鐘書、余秋雨以及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等人的推崇和對魯迅的遺忘，正是這個時代疾病的重要症候所在。這些行爲的潜臺詞是：我們選擇知行脫離，我們不承擔“社會良心”的角色。我們欣賞智慧，但是我們放逐心靈。９０年代大部分的中國知識分子選擇了“專家”這種職業化的身份，不再對社會發言，不再關注“沉默的大多數”的生存狀况，幷且把這種選擇當作進步。是不是真正的進步呢？放弃了承擔的中國知識分子，即使生産出“與國際接軌”的知識來，這樣的知識對于特定時空內的“中國”來說，是不是一種“有機”的知識呢？
哈維爾曾在一篇題爲《知識分子的責任》的演講中講到：“在我看來，知識分子是 這樣一個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說都致力于思索這個世界的事務和事物更廣泛的背景。當然，知識分子幷非做這種事的人，但他們是以專業態度來做的。他們的主要 職責是研究、閱讀、教授、寫作、出版、向公衆發表演說。通常────儘管幷非永遠────這導致他們對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廣闊的責任感。”責任感的喪失 意味著尊嚴的喪失，責任感的喪失意味著靈魂的缺席。沒有責任感也就沒有人格力量，沒有責任感也就沒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識分子”變成了一個被抽空的器皿。
我們選擇什麽、我們承擔什麽？我們還有沒有勇氣從昆德拉走向哈維爾？
一條吞掉自己的大蛇（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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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吞掉自己的大蛇
梁文道
一條吞掉自己的大蛇
梁文道
芬蘭的義務教育是一個奇跡。從西元兩千年開始，芬蘭總是在國際學生評量計畫裏頭名列前茅，更令人吃驚、豔羨甚至恐懼的，是他們的學生還在不斷進步，評分一 年比一年高。且不說其他專案，光看閱讀，根據統計，百分之四十一的芬蘭中學生最常幹的休閒活動是閱讀。這些孩子的閱讀能力又怎能不高呢？為什麼芬蘭的教育這麼厲害？
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謎題，所以每年都有專家學者絡繹不絕地從世界各地湧至芬蘭取經。然後他們發現，原來芬蘭的秘訣之一在於教師。芬蘭教師的社會地位之高，是其他地區難以想像的。據當地媒體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年輕人最嚮往的職業是中小學的老師，一般普通小學老師受敬重的程度尤勝於國家元首。而且他們的老師都像學者，幾乎全部擁有碩士以上的學歷，暑假的時候還要上大學繼續進修。如果一個老師幹了幾年就辭職，他多半是跑去念博士了。由於老師自己就是喜好學習並且擅長學習的人，所以他們才能教出世界上最優秀的學生。當然，也有不少老師後來進了企業，變身成為高薪人士。芬蘭的大公司最喜歡聘請教師，理由是能當老師的年輕人一定是這個國家最頂尖的人才。
如果一個總是對世界充滿好奇心，總是奮發學習的人，就是未來知識時代最需要的精英，那麼中國一定是個很有希望的國家，因為我們也有一大批好學之士。和注重基礎教師的芬蘭模式不同，中國模式強調學習型官僚。你現在去各大專院校的研究所點名，會發現登記冊裏沒有幾個中小學老師，倒是有不少在職官員，他們全都很踴躍地攻讀著碩士博士，頗有學政合一的古風。
芬蘭教育以國際視野聞名，小學開始學英語，中學再加一門第二外語。他們還把全球的資訊與知識自然地融入課程，例如在小學的數學課裏要孩子計算各國摩天大樓的高度，在初中社會科學的課堂上請孩子類比演出聯合國的工作情況，使他們懂得從不同國家的視角瞭解世界局勢。除此之外，他們的教育部有種特別補助，儘量讓年輕人有出國遊學的機會。當地一位官員解釋，其實在北歐，你已經找不到沒出過國的中學生了。相對地，在我們的中國模式底下，你則很難找到沒出過國的官員。 1999年，兩會代表開始關注中國幹部公費出國何以花了兩千億元人民幣，到了2007年，兩會代表持續關注幹部出國的總開支怎麼會漸漸跳到三千億元。財政部的數位顯示，2007年中國政府的教育經費大約是六千多億人民幣，占了GDP的百分之二點七。世界平均水準是百分之七，一般經濟欠發達國家也有百分之四點一。我手上一時沒有2007年中國公務員吃喝、公車和出國的開銷統計，但我知道在04年的時候，這筆錢的總數就已經達到了七千億元人民幤。如果把這個賬目也看成是種教育開支，那麼我們的學習風氣就算嬴不過芬蘭，至少也叫做各擅勝場。
四川和重慶最近都有教師醞釀罷教，因為他們不滿自己的薪水太低，不只低到一個喪失尊嚴的地步，甚至連糊口也很困難。本來依照《義務教育法》的規定，義務教師的平均工資水準應該不低於當地公務員，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些憤怒的教師一個月卻只有一千甚至幾百塊的收入，難道這就是四川和重慶公務員的薪資水準嗎？ 亦或這是學習型社會之中國模式的另一個例證呢？
老師不受重視，一般而言，就意味著孩子的教育不受重視，更意味著我們並不太擔心我們的未來。很奇怪，雖然大家都說中國實行一胎政策，人人都拿孩子當寶，但為什麼今年各個事件都顯示出了相反的訊息呢？先有一場專門震垮學校的地震，接著是一堆叫嬰兒患上腎結石的奶粉，莫非我們的希望不在下一代，而在我們自己的長生不老？我突然想起西洋傳說中的那條銜尾蛇(ouroboros)，他太過饑餓，不惜從尾端開始吞吃自己，嘴巴叨著尾巴，形成了一個圓圈，乃西方秘學的著名符號。這個符號有很多層意思，其中一層是：貪婪是種吞沒自己的可怕欲望。
魔王的力量（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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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王的力量
梁文道
自從有了自由行，就連書店都發了一筆小財。上二樓書店，收銀機旁最當眼的位置有時擺的竟然不是陶傑和蔡瀾，而是《紅都女皇》與《十二個春秋》，一些土生土長香港人不大感興趣，但自由行遊客特別好奇的禁書。相熟的書局老闆都說這類書的銷情不錯，在簡體字書刊大舉南下的今天，這情形是難得的逆流。看來香港在中港經濟關係上又能找到新定位了，那就是禁書零售貿易中心。
最近的暢銷禁書是終於譯成中文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大概是有史以來最具爆炸性的毛澤東傳記，內容比起當年紅極一時的《毛澤東私人醫生日記》還要激。這本新毛傳去年一面世，就引起了全球媒體的熱烈議論，有人評論道：“這本書的威力就像原子彈。”但老外的激昂反應到了我們這應該打點折扣，因為毛澤東雖然死了三十年，但他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留下的聲望在海外仍有餘威，所以當外國讀者看到這本把毛比作史大林與希特拉般的魔王傳時，難免就像發現了出土文物一般，既驚且喜。
但是對我們中國讀者而言，說毛澤東是魔王、暴君、獨裁者，老早就司空見慣了，不足為奇。然而，我們還是要佩服著名作家張戎（前作《鴻》）與歷史學家喬·哈利戴（Jon Halliday）用了十年的功夫，查考了無數的文檔，與採訪了包括美國前總統老布殊與新加坡的李光耀等數百位人士，去證明毛澤東果然是個十惡不赦的大壞蛋。
這本書的中文版厚達六百多頁，但是看起來很有快感，可以一口氣接連不斷地把它看完。因為裏面充滿了狡詐的詭計，忘恩負義的寡情，心狠手辣的殺人手段，彷佛人間一切可以想像的邪惡都集中在毛的身上了。而且他還和一般惡徒不同，毛澤東似乎沒有一個從小長大的過程，他彷佛從來就很罪過。在第一章《走出韶山》，毛澤東就像一個口不對心的年輕騙徒，嘴上說說種地人的勞苦，心底對他們卻沒有半點同情。到了最末一章《最後的日子》，毛臨死的傷感也不是因人民的痛苦而起，而是為了做不成世界的領袖。中間那些餓死了幾千萬人的大躍進，與反右文革的禍害，就更不消提了。
要支撐這麼獨特的魔鬼傳記（只有魔鬼才是生來邪惡，因此談不上有“成魔之道”），兩位元作者的確需要大量的佐證。但是他們引用的許多文獻是不可查證的秘檔和未經發表的文稿，訪問的許多物件是難以複尋的不具名證人（而且中文譯本還沒有印出分量可觀的注釋）。這正是一些知名學者如黎安友（Andrew Nathan）與史景遷（Jonathan Spence）質疑此書的理由。其中很富爭議性的一個例子是關於長征得以成功的原因，二位作者認為這是蔣介石故意放共產黨一馬，好讓流竄的紅軍威脅依然盤據各地的軍閥。這個說法明顯與學界現有的認識不同，但本書提供的與其說是確切的實據，倒不如說是依照零散材料的推想。
可是這又能怪誰呢？連長征到底走了多少裏路，當局至今都還不准人提出異議，這麼多的禁區，這麼多國家機密，是中國政府自己杜絕了為之嚴肅辯護的可能。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是本刺激的讀物，但我懷疑它對我們反省中國現狀能夠起到的用處。道理就像某些人批判文革一樣，說那是四人幫惹的禍。一場蔓延十年，幾乎毀了整個國家的運動怎可能只是四個人的責任呢？這本書雖然也譴責了江青，但同時也強調江青只不過是忠實執行毛主席心意的一條狗。當你把中國幾十年來的不幸都歸諸到一個人身上，那是否表示其他人乃至於一切社會政治體制都是可以原諒的呢？又是否這人死了之後，天下就會太平無事？
魔王的力量
梁文道
自從有了自由行，就連書店都發了一筆小財。上二樓書店，收銀機旁最當眼的位置有時擺的竟然不是陶傑和蔡瀾，而是《紅都女皇》與《十二個春秋》，一些土生土長香港人不大感興趣，但自由行遊客特別好奇的禁書。相熟的書局老闆都說這類書的銷情不錯，在簡體字書刊大舉南下的今天，這情形是難得的逆流。看來香港在中港經濟關係上又能找到新定位了，那就是禁書零售貿易中心。
最近的暢銷禁書是終於譯成中文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大概是有史以來最具爆炸性的毛澤東傳記，內容比起當年紅極一時的《毛澤東私人醫生日記》還要激。這本新毛傳去年一面世，就引起了全球媒體的熱烈議論，有人評論道：“這本書的威力就像原子彈。”但老外的激昂反應到了我們這應該打點折扣，因為毛澤東雖然死了三十年，但他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留下的聲望在海外仍有餘威，所以當外國讀者看到這本把毛比作史大林與希特拉般的魔王傳時，難免就像發現了出土文物一般，既驚且喜。
但是對我們中國讀者而言，說毛澤東是魔王、暴君、獨裁者，老早就司空見慣了，不足為奇。然而，我們還是要佩服著名作家張戎（前作《鴻》）與歷史學家喬·哈利戴（Jon Halliday）用了十年的功夫，查考了無數的文檔，與採訪了包括美國前總統老布殊與新加坡的李光耀等數百位人士，去證明毛澤東果然是個十惡不赦的大壞蛋。
這本書的中文版厚達六百多頁，但是看起來很有快感，可以一口氣接連不斷地把它看完。因為裏面充滿了狡詐的詭計，忘恩負義的寡情，心狠手辣的殺人手段，彷佛人間一切可以想像的邪惡都集中在毛的身上了。而且他還和一般惡徒不同，毛澤東似乎沒有一個從小長大的過程，他彷佛從來就很罪過。在第一章《走出韶山》，毛澤東就像一個口不對心的年輕騙徒，嘴上說說種地人的勞苦，心底對他們卻沒有半點同情。到了最末一章《最後的日子》，毛臨死的傷感也不是因人民的痛苦而起，而是為了做不成世界的領袖。中間那些餓死了幾千萬人的大躍進，與反右文革的禍害，就更不消提了。
要支撐這麼獨特的魔鬼傳記（只有魔鬼才是生來邪惡，因此談不上有“成魔之道”），兩位元作者的確需要大量的佐證。但是他們引用的許多文獻是不可查證的秘檔和未經發表的文稿，訪問的許多物件是難以複尋的不具名證人（而且中文譯本還沒有印出分量可觀的注釋）。這正是一些知名學者如黎安友（Andrew Nathan）與史景遷（Jonathan Spence）質疑此書的理由。其中很富爭議性的一個例子是關於長征得以成功的原因，二位作者認為這是蔣介石故意放共產黨一馬，好讓流竄的紅軍威脅依然盤據各地的軍閥。這個說法明顯與學界現有的認識不同，但本書提供的與其說是確切的實據，倒不如說是依照零散材料的推想。
可是這又能怪誰呢？連長征到底走了多少裏路，當局至今都還不准人提出異議，這麼多的禁區，這麼多國家機密，是中國政府自己杜絕了為之嚴肅辯護的可能。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是本刺激的讀物，但我懷疑它對我們反省中國現狀能夠起到的用處。道理就像某些人批判文革一樣，說那是四人幫惹的禍。一場蔓延十年，幾乎毀了整個國家的運動怎可能只是四個人的責任呢？這本書雖然也譴責了江青，但同時也強調江青只不過是忠實執行毛主席心意的一條狗。當你把中國幾十年來的不幸都歸諸到一個人身上，那是否表示其他人乃至於一切社會政治體制都是可以原諒的呢？又是否這人死了之後，天下就會太平無事？
《南風窗》采訪錄音整理（艾未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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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
2009年04月25日
唐山大地震的時候你在幹什麽？
那時我在火車上。走到石家莊，所有對面來的車都沖我們喊：別去了，地震了！他們不知道是唐山地震了，以爲是北京地震了。我想，我這是從新疆來的，已經開了70多個小時了，不去我去哪啊？我還是回來了。我從長安街走到中山公園，在公園的亭子裏睡了一覺。半夜一晃，有人就從亭子裏撲通掉進水池子裏去了。我在北京的地震棚住了幾個月。老下雨，那時連整塊的塑料布都是珍稀之物。
第一次去四川灾區是在什麽樣的情况下？爲什麽要去四川灾區？
512地震以後，我說過，是“蒙了”。我想全國人可能都是這樣，因爲這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巨大灾難。但是很快，因爲灾難的反應很多，它是一個系統打亂了另一個系統。我們所說的另外一個系統就是國家、應對灾難的這種可能性。關于那一段，我就不說了，因爲大家情感上都是差不多的。我當時沒有做救灾，因爲我覺得這個灾難太大了，政府來做秩序會比較好，效率也更高一些。關于地震的報道我看了很多，剛開始當然是悲痛和震驚，很快的，就轉化爲一種愛國主義教育，或者說宣傳的成分越來越大。當時，我是在一種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去了四川，我想親身體驗一下。進入到一個環境當中，從中看到一些，感悟到一些，或者說讓這個事實變得更具體，而不是只從網絡或者電視上得到。然後我們就去了。
我們拍了一些錄像和照片，除了北川以外的其他區域，我基本上都去了。因爲北川的道路當時已經不可能通過了。據說是不可能通過，後來我聽說還是可以過去。之後，我在自己博客裏寫過很多文章。最近在整理時，我才看到我曾經反復提到，對教育部門和其他行政部門在傷亡人數統計以及一些其他信息的公開問題上，我是很不滿的。不滿是基于社會面對如此大的灾難，又喚起了如此大的人道主義關注，不光是中國，也包括海外華人，無論是何種理由，面對這麽一個事件的後續處理上， 我認爲是非常不當的，缺少承擔責任，甚至是盡到政府的義務。
我在很多篇博客裏都問，爲什麽我們不可能有這個名單。當然這裏面也包含著衆多人的一個問題：當你看到灾區的一個個學校塌了，幾百個學生壓在下面，但是周圍許多的房子都沒塌，自然會想到這個學校的建築質量出了什麽問題。你看到許多學校塌了，有些學校沒有塌，有的學校塌的是教學樓，也有些學校塌的是宿舍樓，這是用一種邏輯沒法說清楚的。你沒法說，地震必須塌教學樓，因爲它跨度大，因爲有些教學樓沒有塌。所以說，這是一個無法含糊的問題，因爲畢竟這麽多生命失去 了，這些生命是孩子。這些孩子，對于他們的家庭來說真正是未來。對那些農村人來說，尤其只有一個子女的，那些從幼兒園到十八九歲，馬上要走入社會或者進入大學的孩子，他們的父母可能把過去十幾年的情感和力量、財富都供給了這個孩子，現在瞬間消失了。
這件事情問責是必須的。按道理說，灾難這種事情幷沒有誰有義務來“買單”。今天，我看新聞上，意大利的總理說，我們必須查豆腐渣工程，因爲有一個學校塌了。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政府的第一反應。當然，在沒有證據，沒有科學調研的前提下，這一切都說得太早了。但是調研是最起碼的，是對人民、對輿論、對所有社會最起碼的一個公正，也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在等待近一年也沒有得到這些信息的時候，我决定做一些個人的努力。因爲在大多數情况下，衆人對類似事情的態度都是，先是期待，因爲因得不到答案而鬱悶，然後放弃，然後埋怨。然後就是覺得沒有辦法，我們的世界只能這樣。這個時候，我想也許幷不一定是這樣，今天政府也是我們的一部分，我們也是政府的一部分；社會是我們的一部分，我們也是社會的一部分。每個人承擔的，覺悟也好，意識也好，所作出的行動也好，都在表達我們希望社會是什麽樣的。至少你個人所希望的社會，在你個人行爲當中是體現出來了。這件事是我不能容忍的，這件事這樣發生是我不能允許的，我覺得如果我們的社會有人這樣去做，有人去堅持，我們的社會會是一個比較健康的社會，事情會好辦很多。不會是大家都在看，看政府的笑話之類，是作爲旁觀者。這是社會的一個問題。當然這會牽扯到一個理想的問題，通常我們說爭取社會的民主，事實上爭取民主我們已經不大談了。十七大談的是，我們需要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實際上是一種折中的說法，未必要民主的社會，但是科學的社會也可以。那麽什麽是科學的社會呢，我覺得，事實基礎是第一步。因爲所有的科學都是建立在對“真”的訴求上，“真”則是建立在一個對事實基礎的認同上。所以我覺得，很好，我們未必要一個民主的社會，但是我們需要一個具有科學發展觀的社會。科學的社會主義， 只是十七大提出的一個最重要的思想，是“三個代表”以後最主要的一個思想。這個思想，我們順著它說過去，是可能的。但是事實、真相、監督、信息公開、透明化這些都是逃不開的。這是任何一個社會發展的基礎。這個基礎是來自于政府的執政理念，執政理念是來自倫理和道德的規範。那麽同樣它要來自于全民的意識，這個意識包括問責、監督，我覺得兩者都不可缺少。沒有監督的政府是不可能有自覺的意識的，在全世界都是這樣，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或者是中國。無論是什麽樣的政治意識形態，一個沒有監督的政府必然是腐敗的，必然是濫用權力的。這是我們做這件事的一個背景。
從做的方式來說。我們派了一個紀錄片組，先去摸了一下底。我們采訪了二三百個遇難者的父母，或者是他們的親戚，讓他們談了在什麽地方聽說地震，地震時他們是什麽狀態，他們是什麽時候知道自己的孩子遇難了，當時的反應是什麽，後來到學校以後的救助情况是什麽，包括提取DNA、掩埋，政府的安撫工作，包括現在的現狀。我們做的訪談比較詳細。同時我們去尋找這批遇難者的名字。這批資料回來以後，我們發現裏面問題太多了。60%以上的家屬在地震之後就再沒見過他們的孩子，很多人不知道孩子掩埋在哪里，掩埋的時候也沒有得到通知。甚至還有很多人認爲他們的孩子沒有死，是被送到了醫院，然後再沒回來。什麽樣的說法都 有。很多家長被取了血，做DNA鑒定，但是後來就沒有了音信，再去詢問就會受到冷遇。說人太多，我們沒辦法做等等。總之問題非常多。當我們做到七八百個人 名時，我們必須讓更多的人參與這個事情。
因爲這些孩子都是具體的死了，很多人都說，他們已經死了你們爲什麽還要找這些名字。我覺得這是我們對死亡的意識問題。確實，因爲一場灾難，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活著。那麽活著的人和死了的，是一種什麽樣的關係？什麽時候人是真正的死了，什麽時候是被活著的人所記憶。是不是只有有了真正的身份的時候，他才算死去。比如，他是誰，他是怎麽樣死的，他的年齡有多大。那麽活著的記憶，是不是只有當這些信息存在時才是可能的。而不是說只有一到一萬這樣的數字。我認爲這是一個起碼的倫理問題。我們開始意識到我們必須找到這些人，瞭解到我們失去了什麽。如果他們是我們的一部分的話，那麽我們要知道我們失去了什麽。然後才可 能知道他們是怎麽失去的，在哪里失去的，是由于什麽原因失去的。
我們就在網上貼了帖子說，我們要做一個公民調查。這個公民調查有幾個關鍵詞：一個是責任，一個是真相，也就是事實，還有權利。責任、事實、權利。責任事實上包含著個人的責任和作爲個人的群體——國家、政府的責任；事實包含著政府應該公布的事實和我們希望知道的相關信息；權利是每一個公民都有權利去問責政府，監督政府。這個問責和監督是保證社會穩定、和諧的一個可能。失去了監督和問責，可能會出更多更大的問題。這還是從有效性上來談，什麽樣的社會效率是高的，什麽樣的社會有可能向前發展。我們認爲這些基本的理念是保證這個社會可能向前發展的一個前提。在我們宣布了這個事情以後，迅速得到了回應，到現在可能有三四百個志願者願意加入，反應比較强烈。我們手頭上有70多所學校的名單，根據不同的毀壞程度，做了區域性劃分。
我們開始送出我們的志願者，負責不同區片的調查工作。想做這件事的志願者有三四百人，最終參與的有一百人左右，在那邊實際調查的有五六十人。主要調查的方式是走訪學校和受難者家屬。在這之前有個細節我沒有說，就是我們打了兩百多個電話給四川省的各級政府，從各地市政府、公安局、民政局、教育局到學校校長，還有各個縣級的部門，獲得了一個統一的回答：這是不可能的，因爲名單是國家機密，或者說不對個人公開。信息無法獲得，同時也沒有一個清楚的說法會在什麽時候公開。這導致我們更希望能在五一二之前獲得比較完整的信息。我們把志願者逐批送出，他們在四川不同地區進行調研工作。儘管遇到了很大很大的阻力，幾乎 80%的志願者都有被拘留和帶去問話的經驗，有的在三到四次。但是這些志願者們，從十多歲到八十多歲，他們的覺悟讓我感動，因爲他們是中國第一批對民權、 對公民責任有覺悟、有行動的人。志願者受到了非常不禮貌的待遇，有兩個被打。昨天還有一個去醫院做檢查。
對方把志願者帶去問話，主要想知道什麽？
對方，主要是警察。他們問的最多的是：第一，你們是什麽目的；第二，你們爲什麽要拿到這個名單？第三，你們後面是什麽樣的組織，誰資助了你們。等等。他們會輪番地問，五六個甚至十多個人來問，基本上是用對待犯人的方式。有的志願者必須雙臂抱頭面對著墻，有的被打，被搜身，被扣留所有調查的文件。接受訓話， 甚至半夜三更把你送到另外一個縣的路邊扔下，這一切都很戲劇化。昨天，在798開音像店的老羊被打傷了，去醫院做了鑒定，今晚他會把過程寫下來。他是一個懂得維權的人，被打過之後頭暈想嘔吐，我想那是腦震蕩的表現。
對方認爲這件事裏可能有一些陰謀？
不，我不認爲是這樣。他們想阻止這個調查是必然的。但是，我們去之前已經公布了我們的計劃和意圖，讓對方不要傷害我們的調查者。等于說是，打一個招呼，告訴他們我們要來了，你們應該瞭解我們所有的意圖。儘管這樣，還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四川省政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所做的事，用很簡單的詞來概括就是“維穩” ——維持穩定。維穩既不是一個政治理想，也不是法律概念，它是一個簡單的家長式的說法，就像家長說“聽話”、“不要鬧”，但是他也不說爲什麽不要鬧，也不問你到底是在鬧什麽。我想這是一種非常傳統的、習慣性的做法，這種做法顯然是要被這個時代淘汰的一種文化。因爲真正“維穩”是對問題的發現和疏導，而不是對問題的遮掩和打壓。那樣是不可能“維穩”的，只會形成表面的秩序，但是實際上仍然是豆腐渣工程，是一種社會的豆腐渣工程，表面上抹得很光，但實際上是敗絮其中。說塌就塌，一遇問題肯定出事，因爲整個結構都是沒有任何人會認同的。
在我們接觸的家長當中，幾乎所有人，百分之百的人怨聲載道。他們也遇到了各種問題，其中很多人有一次兩次甚至七八次進監獄的經驗。他們都失去了孩子，他們中有被扣押幾十天到幾個月的，都有挨打的經驗，被警察暴力對待。不止是因爲上訪，幾個人以上的見面就會有問題，幾個人在一起議論，或者說他們都需要心靈的安慰。你想，這些農民他們是沒有太大能力的，他們幷不是一個運動的組織者，或者說，唯一能把他們聯繫在一起的就是這場地震，就是他們都失去了孩子。他們的孩子都是在同一個樓中失去的，這棟樓粉碎性的坍塌了。看到這些他們會問，我們的孩子怎麽那麽倒黴啊，其他的樓都沒有塌。他們是不會相信的，也是不可想像的和理解的。很多人再沒見過他們的孩子，包括對尸體的處理方式，包括之後的很多很多問題，都是需要解答的。
灾難是什麽？它是不是按照日常的秩序來發生的，這個體系在處理日常的事務時已經出現了問題，那麽在處理這種非正常的秩序，實際上社會的經驗、應對能力、理念都會顯得更加匱乏。這也是這次地震深刻的一個教訓。付出了這麽多生命，是怎麽付出的，救助是不是有效，我們不能光說情感，情感是沒有用的，情感每個人都有。救助是不是有效，這是最重要的。很多人認爲，如果救助有效的話，死的人連一半都不會到。更多人認爲，如果沒有豆腐渣工程，沒有建築問題可能傷亡會縮小到很小，可能只是十分之一的人。
當然，人們都說，死去的人也沒法救活了，你這樣說不是往傷口上撒鹽嘛，或者揭傷疤麽，但是我們接觸的家長們都希望世界知道，他們希望有人來爲此承擔責任。 他們被無禮對待，被威脅和監禁。有些鎮子整個電話都被換了，這些電話都被竊聽。我們打了誰的電話誰當時就被捕，這個速度和效率是不可想像的。我們在公用電話打電話，也會有警察到旁邊等著。在成都，我們剛打完電話，警察就在樓下等著。我們想約人到公園，在車停下來我們在付費的時候，十個警察就圍上來，還沒等我們出出租車。效率真是不可想像的。電話都被監聽。但我是不怕的，因爲我們是公開的行動，我不希望別人對我們有神秘感。我們最神秘的可能是我們的倫理，而不是我們要做什麽。我們的倫理很簡單，生命是有價值的，我們要珍惜每一個生命，哪怕他已經死去了。我們對死去的生命不認同的話，實際是對生的不尊重，實際上是對我們自身價值的一種貶低。所以，這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也正是因爲有這樣的認同，才會有這麽多志願者，有的在學校裏，是學生還在上課，有些辭去公職說，今天我辭去了工作，我明天願意去。有些是孩子的母親。很多白領，從事IT業，各個行業的都說我們願意去。這是一個大的背景。
公布名單是否是孩子父母的意願？他們的生活會不會因此被外界打擾？
這是城裏人一種很文明的想法。對于農村的一對父母，他們失去了孩子他們就失去了未來，他們什麽都沒有了。他們最大的感激就是有人能提起自己的孩子。
有一個遇難學生楊小丸的母親，她告訴我說，孩子剛被掩埋，她就被通知去掉工資單上5塊錢的獨生子女費。太荒誕了，你他媽獨生子沒了你也是執行了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啊！這就是北川，要化25億建博物館的地方。她還說，我不想以我女兒的死來換政府的救濟，我只希望人們記住我的女兒楊小丸“她快樂地生活了7年”。
很多的家長，他們發短信，我們收到的各種信件都說，我不希望拿到政府的賠償，我不希望去領救助。以我孩子的名義獲得的任何一種資金都是一種羞耻。我只是願意讓人們記住我的孩子，他活了多少年，或者，他是一個很好的孩子。我們不會不尊重他人的隱私。我曾經說過：無産階級是沒有隱私的。這還確實是這樣。他們已經什麽都沒有了，他們其實也不需要什麽，他們就是需要公正。他們希望問責。如果什麽人在這個問題上是有責任的，是要被追責的。我覺得，追責幷不是非要受到懲罰，我對這個沒興趣。我的意思是說，追責是社會倫理的一種體現，它會告訴大家什麽是可以的，什麽是不可以的。追責同樣是說，我們的社會不管付出多大代 價，即使我們活著的每一個人都要付出代價的話，我們都要承擔。因爲這是我們的責任，因爲由于我們的錯誤致使我們損失了這麽多，我們願意損失更多來挽回我們的錯誤。我覺得這是必要的，這是一個倫理問題，是一個人在任何一個政治理念下，任何社會條件下都應該擁有的一個權利。
家屬們對你做的事是什麽反映？
家屬們就是哭哭啼啼，感激我們，要我們主持公正。我們主持不了公正，我們只能問清楚名字和信息。
從開始收集工作到現在，政府有沒有相關的回應？或者說有沒有一些改變？
這個問題我不太能回答你。我能說的只是，直到昨天我的博客仍然在被大面積的删除，我說的“大面積”是指一次就删一兩百篇文章。這一兩百篇文章都是和四川地震遇難學生名單有關的信息，還有我們公民調查的日記。
大量删除我們志願者的日記，這些日記每一個字都是事實。這些志願者都是來自不同的地方，他們不帶情感地去記錄他們看到的事情。這些都是事實，對于將來想做這樣事情的人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範本。也是我們做這件事的一個理由。幷不是我們站在道德的高度，我們站在道德的最底綫。幷不是說我們去審核別人、審查別人，而是說我們去看我們自己的勇氣够不够，我們是不是能够面對我們自己的願望和理想。幷不是說這些事情都是可以輕鬆去談的，不是，他們都付出了代價。他們要翻山越嶺，他們要夜間在雨中行走，他們要受到別人的冷落或是誤解，甚至是毆打。他們付出時間，獲得的是幾個人的名字，這些名字還會被人從他們的筆記本上撕掉，被人用馬克筆塗改，認爲他們是間諜，是藏獨，或者是有什麽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我覺得這都是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爲我們的社會到目前就是這個水平。 你可以說，這個水平可以，我認同這個水平。你也可以說，不可能，這有點原始，我們是有可能改變它的。
工作打算持續到什麽程度？
我說過很多大話。我說過，持續到最後一個人名發現，持續到我還活著的那一天,只要我的意志還在，我就會做下去。我希望這是一個日常的工作，我希望問責是我們的日常行爲,對我們來說每天都是512。
對這些名單有沒有什麽打算？
現在已經很奢侈了。我們有很多打算，我希望通過這個名單，讓遇難者家屬感到來自社會真正的尊重，而不只是一些錢，不只是一些數字和寫在磚頭上的號碼。這種尊重也不僅僅是一座價值25個億的博物館，或者說灾難旅游的一部分。而是社會能够理解什麽是死亡,什麽是失去，理解生命和死亡的關係，包括應該怎樣活著。 問責成爲我們每個人生活的日常經驗，是成爲更積極、更富有生命力的社會的一部分。沒有這個條件，這個社會是不可能有所發展的。我們不能把責任都推在某一個人身上，或者某一個階層身上，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每一個都應該承擔。
除了四川地震這個巨大的灾難，更大的灾難可能是我們日常的悲劇，而更大的悲劇是“太陽一出來，就啥事都沒有了。”
是的，遺忘是回避倫理審判的技巧。作爲國家的遺忘、作爲社群的遺忘、作爲個人的遺忘，都是一種倫理淪落的選擇中的一種技巧。
不知道你看沒看過你父親的詩？有一篇叫做《他死在第二次》，這個給我觸動很大。不知道這首詩所表達的，和你現在做的事情有沒有內在的聯繫？
很吃驚你會說起這個問題。我完全沒有意識到我父親有這樣一首詩，直到你說起。啊，真是。 “等那青草覆蓋的泥土……在那些土堆上人們是從來不標出死者的名字的。即使標出，又有什麽用呢？”他是一個非常生命至上的一個人。他曾離開中國三年，去了巴黎。他說那時他離開是爲了回來。等我去美國時，我說，那是你們，我離開了就不回來！沒想到這麽堅定的想法後來也改變了。他們那輩人複雜性不强。我在新疆待了16年，北大荒待了一年。其中5年我父親在打掃厠所，多年待著沒事。他已經身份是右派了，我和他沒太多交流，因爲他60多歲，我才十幾歲。回國後我們交流也不多，他有一句話我記得特別清楚，他說，這是你的家，不要太客氣了。在十三條的四合院裏說的。可能我從美國回來之後有點傻。這句話對我震動很大，一直記得。我覺得，確實有時我們都太客氣了。
以前很討厭別人提起家庭和父親的關係，後來我也能理解。你自己什麽也沒有，人家當然要這樣聯繫。媒體這樣寫有時也是爲了好發，或者有一個立場。所有父親不好的基因，我都遺傳了。他比較個人主義、反權威、自由化，比較喜歡談公平、人性等等。（他會贊同你現在做的事情嗎？）不能想像，他從來沒有贊同過我做的任何事情。但他也沒有反對過我。我父母都沒有能直接地影響我。他自顧不暇，連我上幾年級都不知道，來了客人要問，他也不知道，挺丟臉的。我有時隨口跟他說一下，上三年級說是六年級，客人還會很奇怪，六年級人還這麽小？回北京後我們借住一個工人家裏，工人是他的FANS。他恢復名譽的時候，我已經出國了。他的地位我都沒享受過，還好沒有。
這首詩講的是，即使用崇高的理想也沒辦法來替代個人生命的價值。雖然人們一貫給犧牲找到理由，但是我們也看到，那些犧牲的人們我們有多少能記得他們的名字。如果他是在解放戰爭中死去的，那他有可能是死于國民黨，現在是我們最親密的朋友的槍下；如果是在越戰中死去的，那現在更不要談了。我非常認同艾青這一點，我覺得所有的這些在這次地震中的遇難者家屬，他們真正的打擊不僅僅來自于地震，而是來自于人們對他們的遺忘，或者是對他們不公正的待遇，這樣的痛苦遭遇會伴隨他們一生。
你對他的疑問“即使知道他們的名字，又有什麽用呢？”有沒有同樣的困惑？
這是一個問題。不過我不覺得他的意思就是不要這樣做，他所表達的是對一件事情的感傷。當然，我也有這種困惑。但是因爲我們談一個生命的價值，這些死去的孩子，跟它相關的就是他們的名字、年齡和他們曾經屬于誰、在哪里失去的、因爲什麽理由，這是生命完整的一個過程。實際上，對他們的忽視和遺忘是生者，是我們的死亡，是我們對這一價值的一次褻瀆。我覺得需要拯救的不是死者，而是生者的靈魂。當你發現你無法做出改變時也是很鬱悶的。當你發現一個明顯可以改善的方式一直沒有出現，這是很鬱悶的。但是同時因爲你這樣去做，從而去證明了一個生命是完整的。一個人的意識是决定于人類的意識狀態的，每個人的價值觀是我們今 天這個社會一個共同的世界觀。不管世界處于什麽樣的可能性下，個人的價值都是必需的。這就是用途了。當然，更多的用途是有可能引起另外一個生命的共鳴，或者我們的意志是可以共享的。這是交流的一個需要和動機，通過詩歌、文字或者博客，這就是我們能做的。
你對自己做的這件事有信心嗎？
不是有信心的問題，因爲如果你不做，你就否認了很多價值。你是否能承擔得了這種價值的缺失呢？你可以說，喔，我看到一個人受到別人攻擊我不管，看到一個人倒下我不扶，看到要出危險我不說，那已經簡單到這種程度了。這沒什麽好說的，不是可以商量的，或者說也不是因爲有了某種成果我們才可以去做。做，已經是結果，堅持你的所想，就已經是結果。
你博客上的那些言辭有時更像是流氓駡大街，是你主動選擇了這種表達方式，還是被動接受的？
首先，我也是在一種非常疲憊的狀態下。因爲交流的手段非常有限，甚至單方面的交流在某些情况下不可能産生什麽作用的時候，也會有對自我的放弃感，有很沮喪的感覺。這時候我的言辭可能會不體面，很大程度上我是表達一個態度。因爲觀點每個人都懂的，我不覺得誰在這種基本問題上、在觀點上有什麽優勢。我相信甚至連我們認爲的對立面，他們也懂得我們在做什麽，只是他的地位、他的身份不允許他按照我的這種方式來做。態度的表達很容易帶上情感和情緒，我畢竟不是要做一 個人的典範。我不想說我是有規矩的人，我只想說我是有態度的人，我是有意圖的人。
除了收集地震名單，我注意到你也參與了很多與公民利益有關的事件，這之間是一種什麽樣的關係？或者說，從最早做藝術、做建築，到現在關心政治，這之間有沒有內在的聯繫？
我在不同的地方說過，最早我做藝術是對權力的一種回避。我們生長在一個權力非常絕對的年代，沒有人敢碰。所有碰過權力的人全部都死了。可以說是大面積的傷亡，不要說是碰，你可以看到只是不留神的撞到都會出問題。政治是一塊巨大的、殘酷的、從山上滾下來的石頭，人們只是希望躲得越遠越好。從事藝術是一個理由，是一個可能性。後來去了美國，對另外一種社會的價值觀，個人和權利的關係，包括冷戰後所形成的世界關係，逐漸有了不同角度的認識，逐漸認識到維護個人的權利，維護個人情感的基礎是任何一個人或是社會所必須，否則這個社會是沒法存在的。
當然，這仍然要通過一定的社會條件來完成。以前我做了很多采訪，後來我認識到博客、互聯網的作用，我用了很大精力在互聯網上。我可能是，估計在世界範圍內發帖數量最多的人之一。3年內我發了3000多個貼，平均每天3篇。以前我是不會用這些的，每天都發這麽多帖，除非你是一個什麽都不幹的人。3年裏同時我 做了很多事情，做了幾十處建築，做了多個展覽，出版，策展，做了很多對別人的訪談和其他的活動，但是我還是真正地愛上了互聯網，它使我們變成了另一種人， 這種人有可能和他人産生更複雜的關係。這個關係可以是非常輕、非常虛幻、非物質化，但同時也能是堅實、有信任感、很默契。這是我喜歡的狀態，若即若離但是又任何時刻都存在的狀態。在這之前是不可能的。
今天又貼了幾篇博客？是你自己寫的嗎？
貼了2篇，以前被删除的，我重新貼回來。因爲有一個人數的統計。最後，我希望還是政府來做這件事。他們永遠都不知道是誰養著他們，他們想公布就公布不想公布就不公布？
你想過專門弄幾個博客嗎？
我特別想那樣，我都想把我所有的事情都辭掉，專門弄博客。搞一個辦公室裏面有200個人，天天在裏面發博客，建立一個博客國，我們可以用我們混亂的意識和我們酒後的狀態來瞬間繁衍所有的奇思亂想。
那你想沒想過專門架設一個國外服務器的博客？技術上幷不難實現。
很簡單，翻墻。但是我希望我的博客是，人家摔了一跤才知道你在那，而不是人家專門去找你。因爲博客最美的地方就是一個完全不瞭解你的人能進來，然後坐下看 一會兒。我不希望志同道合的博客，這對我來說沒有吸引力。我覺得翻墻找來的這些人可能已經過濾了一些人，比如他們是關心時政的呀……
你希望看熱鬧的人都進來？
反正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吧。就是你不明不白的也挨了一磚頭那種。不是戰士站在一起，像儀仗隊一樣前進，那樣我不喜歡。新浪這個雖然每天都在删除，但是對我已經很優待了，至少沒有給我封掉。有人問我爲什麽還沒被封，爲什麽敢說？那是因爲我吃了豹子的膽，豹子現在是國家保護動物，沒有人吃過，我在新疆時吃過。他們爲什麽沒抓我，可能我就是安全局所雇的，你們在這個問題上怎麽這麽天真？
你曾經說過，小時候已經對人性和現實有了認識，那時你所認識到的現實和人性是什麽？
我認識到的現實是一個永遠不能走到盡頭的隧道，可能是再不會天亮的夜晚。人性也可以是完全沒有善意、同情、憐憫、正義的人性。可能會長期這樣，也可能永久這樣。這是我童年的認識。
後來這些認識有沒有發生改變？
有。這是爲什麽我們應該把我們的周圍打掃乾淨；爲什麽我們應該告訴別人什麽地方有危險；爲什麽我們會說，哦，這陣風吹過來很舒服；爲什麽會說，今天冷了多穿衣服。我們是人類，是很脆弱的的一種東西，我們必須維護這種脆弱性，否則是不堪設想的。
這些認識是在美國生活的日子所帶來的改變嗎？
是的。美國是我第一次有機會生活在所謂“民主”的國度，或者說是西方標榜的一個民主的狀態。但是這個所謂西方標榜的，至少在我24歲到36歲這段時間中爲我能够修復我心理的一些問題提供了一個條件。那裏使我能够自由放任，不說胡作非爲吧，至少是沒有人會使我的尊嚴有所傷害。這對我來說是很重要。
美國那段時間的經歷，對你有什麽影響？表達方式或者價值觀？
價值觀方面多一些。因爲你是活在一個絕對個人化的真空裏。沒人理你，你也不必去理別人，那麽這個時候你就會想那還需要去做什麽？你可以不做什麽，但是這確實是一個你不得不去想的問題，因爲你正處在青春期，那種想做點什麽的年紀。我在那個時候，表面上看荒廢了很多年，什麽也不做，徹底地放弃，在美國成爲了一個非法移民。
在美國，我們燒燒國旗，游行示威是很正常的事情。海灣戰爭游行我也去參加過。大概是88年吧，有一次，警察想把我們的公園優化一下，變成一個漂亮的公園， 實際上那裏是流浪者和嬉皮士聚居的地方，我們不希望被優化，願意他們住那，雖然我不住那。我們就上街鬧，剛好我拍了照片，我把照片交給紐約民衆自由工會， 專門監督警察的。這些照片直接導致一個警察局局長的下臺，還處分了幾個警員。這個運動持續了一年多。
紐約我待了十年，太熟悉了，很無聊。後來連起床的理由也沒有了，美國夢對我也沒有吸引力。我什麽工作都做過，鋤草修房子帶孩子洗碗……任何活我都做。爲了下月生活費。我用了兩年時間在大西洋城賭博。我忽然發現，需要錢就去賭場提，那就像我的私人銀行一樣，一點不誇張。那時，我住的街區經常可以看見那麽長的一輛白色卡迪拉克，緩緩地停在我的門口，一個司機戴著白手套，拉開車門，我從地下室出來，上車。車緩緩地駛向賭場。他們開車來接我，總統套房，法國大餐爲我準備好。我業績很好的。那時我窮得沒什麽可輸，所以還蠻認真的。每個星期有50多個小時在桌面上，像上班一樣。我草這麽長時間還活著，還不是英雄？還非得中兩彈？我都不覺得那是贏，我每次去帶回三五千，搞得我很累。我這輩子去的最多的城市就是大西洋城。
有一天，我站在百老匯街頭，很奇怪我怎麽在這個城市生活了10年。我沒拿學位，也沒拿美國的身份，像個流浪人一樣，沒有家也沒有財産，到現在我也不會開車，該沒有的我還都沒有。還好，我沒有輕易地去依附于某種價值。我空手而去，也是空手而歸。
沒有依附于某種價值，那麽是不是就形成了自己的價值觀？
說老實話自己也沒有什麽。我覺得我們都沒有什麽，除非我們把我們的結構跟社會的結構放在一起，跟他人的情感放在一起，否則一個生命如果完全孤獨生存的話，就很難證明它的存在。
52年中，你自己思想發生轉折是在那幾個階段？
我去美國是24歲，回中國是36歲。開始比較積極地做事情應該是在48歲左右。每個本命年時，都是我的一個轉折點。05年的時候我48歲，在藝術方面我投入比較大一點，06年左右我很多時間是在做建築。大概是這麽一個過程。
我從小在新疆，住在一個連隊，一個偏僻的戈壁灘上。9歲的時候，我就想去放羊，因爲我已經感覺到社會很排斥，放羊是最孤獨的，也是最自由的，可以和羊群在一起。但是實際上我也沒法和羊群在一起，我們有400只羊，它們在前面走，掀起的塵土我自己都看不見自己。新疆的土是碱土，幹的時候就全都是揚起來的，有幾滴雨就變成爛泥。
到了美國，實際上我又到了一個荒漠。因爲我不懂英語，又不是移民，我所有在共産主義國家的經驗在那個社會是完全沒有用處的。所以我很尷尬的在那待了很多年。那也可以，畢竟那個社會生存比較自由，所以我也很容易地在那裏過著，實際上還是完全沒有意義和含義。我沒有目的，我也不希望拿到一個學位，我也不希望在美國拿到身份，我也不希望建立一個中産階級的價值觀，財富或者穩定的基礎。這些對我來說都沒有意義，因爲我是一個來自革命的年代。從那個年代一下子到了紐約之後，我再次發現自己是一個外人，或者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93年我回來時，中國已經開始改革開放了。從美國回來的時候，這點改革開放還不算什麽，中不中西不西的，整個亂七八糟。到我真正有能力去做一些什麽的時候，是在2000年左右。我蓋了這個工作室，莫名其妙地開始做了建築，我從來沒學過建築，我做了很多建築，做了60多個項目之後，又開始重新回到做藝術。現在人家說，唉，你怎麽這麽關心政治？其實我都是自然地進入的。可能是一個事件，我發表了一 些議論，然後這些議論又把我帶到了另外一個事件。
哪個事件是那個最初的觸發點？
最初是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文章，講鐘南山的電腦。是關于收容遣送制度的，因爲他丟了一個電腦，就說還是應該對這些人收容遣送。以我的美國經驗，當時一下子覺得這是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如果你們去看我最近的一個展覽，應該去看一下，如果你們去看了就會知道我爲什麽會成了今天這個樣子。中國如果有30萬留學生的話，我可能是唯一參加過反海灣戰爭示威游行的，我也是唯一在美國本地參加了很多反警察暴力的抗爭，還有維權的游行。無論是組織還是報道。我的照片在《紐約時報》、《紐約郵報》都用過。我針對的是系統和體制，維護的是個人的權利和價值。我在90年代末就已經意識到，個人和權利之間可能就是未來最重要的一個矛盾。
楊佳案你是什麽時候發現的？哪些細節最初打動了你？
楊佳案在媒體上出現的那一秒鐘，我就看到了。當天我寫的博客“一個孤僻的人”。觸動我的幾個細節是：他的名字、年齡、上海作案的北京人，出身和地域，再就是媒體最初的反映。談到了他的雙親，工薪家庭，生性孤僻。當時我很不舒服，因爲我覺得像這麽一個人基本是沒有可能再說清楚了。我在博客裏寫：“孤僻可能是因爲自己羞怯，或是因爲他不喜歡周圍的人。孤僻的人可以是一個合格公民，可以對社會和他人有用，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裏，他可以一直的孤僻下去，孤僻的了却一 生。”但是如果你去招惹他的話，他會使你死亡。
怎麽聯繫上楊佳的家人的？
直到最後我一直沒聯繫到他的家人。後來，我發現這個案情越來越離譜了。上海公安局的新聞發布會上，他們極力說，我們沒做錯任何事情。這個人就是這樣了。很顯然，這裏面有非常大的行政的干預和爲幾個打過他的警察的開脫。這是毫無疑問的。直到今天，經過一審二審高院復核，也一直沒有說出這句話來，楊佳在一審中，一句話沒說；二審中他說，我只想問你們打了我沒有？楊佳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品質極高，極爲聰明。他只問你這一句話，你們到底打了我沒有？他不想開脫，很輕鬆，沒有什麽要逃脫的責任。他說，你們殺了我吧，沒問題。但他這句話，到今天社會依然不敢面對。有人敢跟我來對質這個問題嗎？什麽樣的社會會用所有的權力來掩蓋很小的一個問題呢？這個很小的問題就是幾個不法警察對一個公民存在價值的蔑視。這個人騎一輛租來的自行車，被懷疑是偷的。他出示了證件，因爲背著包在後面，沒有下車，他們覺得失去了面子就給他抓到所裏，關到工作間裏收拾一番，半夜兩點叫他滾蛋。沒想到這個人是有點維權意識的。在所裏就打了 110，打了電話給他媽媽，說了兩百塊錢電話費，不依不饒。給警督打電話。這些事情都很清楚的指向，這個人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任何一個在中國生活的人都知道警察是會這樣做的。重要的不是警察做的，而是社會爲了掩蓋這麽小的問題付出了這麽大的代價。會不惜讓所有人對公檢法失望。關于楊佳案，我寫了將近70篇文章。有很多晚上我無法入睡，我覺得我必須寫出來，有點半瘋狀態。其實我還是在探討一個簡單的倫理，如何實現公平正義，這些和每一個人的生活有什麽樣的關系。現在公安私下說，草，這個事我們做砸了，我們把自己給饒進去了。我們本來是想保護奧運的，現在我們知道對不起了。對不起，我靠！這叫什麽社會啊，這連黑社會都不叫！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30年前會怎麽樣？30年後又會怎麽樣？
30年前幾乎沒有偷盜問題，警察也不會打人。除非是意識形態問題，不然我想楊佳不會死。如今的警察比任何一個時代都要腐敗。30年後，我們還有30年嗎？ 假如有，我也不知道，這和中國走向何處很有關係。我們有可能走向開放、富裕，但也可能走向巴西模式、墨西哥模式，出現所謂“賤民”。那時矛盾會更加激化。 現在中國在路口上，兩個方向都完全有可能。
你說過“漠視政治的藝術家是愚蠢的”，你欣賞哪些介入政治的藝術家？
我認爲，如果說藝術家應該算是人類神經比較敏感的一部分，或者說是眼光比較犀利的一部分的話，那他不可能不看到人類的痛苦和絕望之處。在這些問題上如果無 所表達的話，我很懷疑他的道德狀態。我完全不認爲藝術是一種美化生活、裝飾生活的需求，我認爲藝術必然是喚起人民良知和自我價值的審定、判斷的一種可能性。
你認爲像哈維爾一樣，由藝術家成爲總統，這會是一種理想方式嗎？
我相信所有做政治的人都會說，這樣做很幼稚。政治是一個很神秘的，不可觸及的範圍。但我相信在一個比較可以讓人生存的社會裏，每一個人都應該可以涉及政治。每個人都應該觸及不可觸及的領域。每一個都應該活得更加天真一些。我們不需要高深的政治和神秘的政治，我們不需要這些排除普通人情感和普通人判斷的政治。這是民主政治和極權政治的區別。比如說，在美國，做審判時需要陪審團，陪審團成員不能受到這個事件的影響，他不能受到任何偏見，他越無知越好。他不能够說，我已經對這個事件有了看法。爲什麽我們在决定一個人生死的時候，要用最基本的，最簡單的判斷？因爲我們相信世界的幸福就建立在這個最簡單的判斷上，沒有這個判斷就沒有公正可言。昨天瑞士的前主席來我這裏，一個人，大使陪著他，隨隨便便過來，一個人又走了。你會看到，爲什麽他們在那個社會裏那麽不重要。他說，我們完全不重要，我們有七個部長，輪流一個人做一年主席。他說下一届又要輪到我。爲什麽在有些社會了，政治家會變得如此重要？必須要全民來歡呼，要檢閱三軍，在另外一個國家政治家走著路上班，他們到一個有意思的市場去買菜。這也許就是社會制度不同吧。
但是在有一定權力的時候你的表達才是有力的，你的聲音也更容易被人聽到，如果說一旦擁有權力這種表達就會失去客觀或者獨立性的話，這之間是不是一種矛盾？比如，如果我希望更多人聽到，我就不得不借助我的身份。
會是一個矛盾。你會爲了表達而去獲得某種權力，而由于獲得了某種權力你的表達又已經發生了變形，這都是可能的。這是我們爲什麽需要獨立的人用最原始的價值觀進行拷問的原因。我們不但對個人，對政府也是一樣，我們不能允許一個體制說可能是這樣那樣，我們說沒有這樣那樣，必須是這樣。不在這個基礎上我不玩。這個游戲只能這樣玩。要不然，跟你玩的人在偷牌在作弊，在做各種手段，那你還玩什麽玩？
你自己怎麽解决這個身份的矛盾？
我的身份很簡單。沒有這樣做之前，你沒有名，你這樣做之後，因爲大部分人放弃了這個權利，放弃的人說你有名了。因爲他把他的權利交給了你。我想，如果你很想有名或者你覺得你沒有名，其實都可以，關鍵是你在做什麽。你現在沒有名你也可以這樣去做，這樣你的後代可能會變得有名。這個問題很難去談，關鍵是你用資源去做了什麽。這個資源在你這裏和在他人那裏有何不同。我覺得所謂一個人的聲望實際上是一個社會資源，同樣知識也是社會資源，它們共享的可能性和它們對社會的影響才是它們的價值所在。
你會不會因此討厭那些利用社會身份來講與基本常識相悖的東西的知識分子？
我覺得，通常我們稱之爲知識分子的這些人在中國是非常稀缺的。我甚至覺得幾乎是沒有的。這是件悲哀的事情，因爲知識是一種公共財富。在用更科學或者更富有倫理標準的方式來維護社會群體利益的時候，知識才有價值。我們看到什麽人在什麽時候運用了這種價值呢？你翻一翻我們的歷史。有幾個人曾經用他知識的身份維護過公衆的價值？我覺得他們也沒運用知識分子的身份，他們很諂媚，只是馬屁精。這些人挺多的，只是想混飯吃。因爲知識本身不是一個意識形態的範疇。它更是和理性、科學這樣的判斷聯繫在一起的。
有很多像你一樣做各種努力的人，很多選擇皈依宗教來獲得心靈上的支撑，我想知道你在痛苦和困惑的時候選擇什麽方式作爲支撑？你的信心來自何處？
在信仰問題上，我挺簡陋的。我的信仰是非常單薄的一頁紙，翻過來那邊就沒有東西了。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但是我有點擔心的是，在這邊我也沒有寫滿。這就是我現在真實的狀態。我覺得，在我們生存的這七八十年，或者五六十年，又或者有意識有精力考慮問題的這三四十年裏，實際上對自我的關注都很有限。因爲生命本身是一個非常神秘的過程。包括我們對現實的認識，包括對自我心理和情感的認識都會是比較茫然的，或者說都是處在一種迷惑的、很難達到和解的、真正認同的狀 態。我很難想像我會去依附另外一個系統，無論是宗教的、倫理的、或者是其他能告訴我怎樣去做的系統。
你覺得未來社會如果發生變革的話，不管是什麽樣的變革，什麽是最主要的推動力量？
全民的教育。這一塊在中國已經徹底塌方了。所以我們根本不用太多去談。我多次提到爲什麽我最信任80後，因爲我認爲他們是最徹底被教育所荒廢的一代。他們是被教育遺弃的一代，這使他們轉向了網絡。網絡是一個機會，雜草叢生，他們進入到荒原當中，有可能發現珍稀的奇花异草，也有可能死在荒原之中。但是我認爲至少他們是有可能的。
那未來後五十年你會變成一個公民教員嗎？
後五十年？我是王八？王八采訪錄？公民教員我做不了，我只是在做自我教育。如果我不做自我教育的話，我會失去興趣。我從我們做名單收集這件事開始，到政府的反應，到民衆的反應，到警察、到參與者的心理變化，那些志願者寫回來的報告，他們個人家庭裏發生的問題對我來說都比任何好萊塢大片好看，都會讓我傷感或者是激動或者憤怒或者感動，都可能。我們出去的過程，要翻過一座山，要過一條河，有時天會黑，有時會下雨下雪，我不認爲我們真的會走到哪里，但是你如果不讓我們去走、去感受又不可能，因爲我們生在這個世界上，有所有的權利讓我們去感受這一切。這是我大概能够想像的。我希望我的行爲和我的做法爲大家提供一個借鑒，大家可以認爲我這個人很無知、很不安分或者很無聊或者很想出名，也可以認爲這個人做這件事也許有意義，或者說我們會産生某種信任，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要去做。做和說是不一樣的。做事可以很清晰的，有清晰的意圖也有清晰的結果。
以後，我準備做一個公民發布會，把我未來要關注的10件事公布出去。我覺得任何一個維權的人，都是維護了別人利益的人。我現在是20歲，我開始了我的80後。
你最近看書嗎？有沒有看過《中國不高興》？
我從來不看書，我的書都屬于畫册翻一翻這種。《中國不高興》聽說了，但是沒有看，是不是和《中國可以說不》有些類似？雖然沒有看這本書，但是有一個問題， 中國在什麽程度上可以稱之爲一個“國”？先不要說國民。這是一個在中國始終是可被討論的問題。所以，我認爲談中國高興不高興都是爲時過早的事情。
《南風窗》
艾未未
2009年04月25日
唐山大地震的時候你在幹什麽？
那時我在火車上。走到石家莊，所有對面來的車都沖我們喊：別去了，地震了！他們不知道是唐山地震了，以爲是北京地震了。我想，我這是從新疆來的，已經開了70多個小時了，不去我去哪啊？我還是回來了。我從長安街走到中山公園，在公園的亭子裏睡了一覺。半夜一晃，有人就從亭子裏撲通掉進水池子裏去了。我在北京的地震棚住了幾個月。老下雨，那時連整塊的塑料布都是珍稀之物。
第一次去四川灾區是在什麽樣的情况下？爲什麽要去四川灾區？
512地震以後，我說過，是“蒙了”。我想全國人可能都是這樣，因爲這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巨大灾難。但是很快，因爲灾難的反應很多，它是一個系統打亂了另一個系統。我們所說的另外一個系統就是國家、應對灾難的這種可能性。關于那一段，我就不說了，因爲大家情感上都是差不多的。我當時沒有做救灾，因爲我覺得這個灾難太大了，政府來做秩序會比較好，效率也更高一些。關于地震的報道我看了很多，剛開始當然是悲痛和震驚，很快的，就轉化爲一種愛國主義教育，或者說宣傳的成分越來越大。當時，我是在一種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去了四川，我想親身體驗一下。進入到一個環境當中，從中看到一些，感悟到一些，或者說讓這個事實變得更具體，而不是只從網絡或者電視上得到。然後我們就去了。
我們拍了一些錄像和照片，除了北川以外的其他區域，我基本上都去了。因爲北川的道路當時已經不可能通過了。據說是不可能通過，後來我聽說還是可以過去。之後，我在自己博客裏寫過很多文章。最近在整理時，我才看到我曾經反復提到，對教育部門和其他行政部門在傷亡人數統計以及一些其他信息的公開問題上，我是很不滿的。不滿是基于社會面對如此大的灾難，又喚起了如此大的人道主義關注，不光是中國，也包括海外華人，無論是何種理由，面對這麽一個事件的後續處理上， 我認爲是非常不當的，缺少承擔責任，甚至是盡到政府的義務。
我在很多篇博客裏都問，爲什麽我們不可能有這個名單。當然這裏面也包含著衆多人的一個問題：當你看到灾區的一個個學校塌了，幾百個學生壓在下面，但是周圍許多的房子都沒塌，自然會想到這個學校的建築質量出了什麽問題。你看到許多學校塌了，有些學校沒有塌，有的學校塌的是教學樓，也有些學校塌的是宿舍樓，這是用一種邏輯沒法說清楚的。你沒法說，地震必須塌教學樓，因爲它跨度大，因爲有些教學樓沒有塌。所以說，這是一個無法含糊的問題，因爲畢竟這麽多生命失去 了，這些生命是孩子。這些孩子，對于他們的家庭來說真正是未來。對那些農村人來說，尤其只有一個子女的，那些從幼兒園到十八九歲，馬上要走入社會或者進入大學的孩子，他們的父母可能把過去十幾年的情感和力量、財富都供給了這個孩子，現在瞬間消失了。
這件事情問責是必須的。按道理說，灾難這種事情幷沒有誰有義務來“買單”。今天，我看新聞上，意大利的總理說，我們必須查豆腐渣工程，因爲有一個學校塌了。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政府的第一反應。當然，在沒有證據，沒有科學調研的前提下，這一切都說得太早了。但是調研是最起碼的，是對人民、對輿論、對所有社會最起碼的一個公正，也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在等待近一年也沒有得到這些信息的時候，我决定做一些個人的努力。因爲在大多數情况下，衆人對類似事情的態度都是，先是期待，因爲因得不到答案而鬱悶，然後放弃，然後埋怨。然後就是覺得沒有辦法，我們的世界只能這樣。這個時候，我想也許幷不一定是這樣，今天政府也是我們的一部分，我們也是政府的一部分；社會是我們的一部分，我們也是社會的一部分。每個人承擔的，覺悟也好，意識也好，所作出的行動也好，都在表達我們希望社會是什麽樣的。至少你個人所希望的社會，在你個人行爲當中是體現出來了。這件事是我不能容忍的，這件事這樣發生是我不能允許的，我覺得如果我們的社會有人這樣去做，有人去堅持，我們的社會會是一個比較健康的社會，事情會好辦很多。不會是大家都在看，看政府的笑話之類，是作爲旁觀者。這是社會的一個問題。當然這會牽扯到一個理想的問題，通常我們說爭取社會的民主，事實上爭取民主我們已經不大談了。十七大談的是，我們需要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實際上是一種折中的說法，未必要民主的社會，但是科學的社會也可以。那麽什麽是科學的社會呢，我覺得，事實基礎是第一步。因爲所有的科學都是建立在對“真”的訴求上，“真”則是建立在一個對事實基礎的認同上。所以我覺得，很好，我們未必要一個民主的社會，但是我們需要一個具有科學發展觀的社會。科學的社會主義， 只是十七大提出的一個最重要的思想，是“三個代表”以後最主要的一個思想。這個思想，我們順著它說過去，是可能的。但是事實、真相、監督、信息公開、透明化這些都是逃不開的。這是任何一個社會發展的基礎。這個基礎是來自于政府的執政理念，執政理念是來自倫理和道德的規範。那麽同樣它要來自于全民的意識，這個意識包括問責、監督，我覺得兩者都不可缺少。沒有監督的政府是不可能有自覺的意識的，在全世界都是這樣，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或者是中國。無論是什麽樣的政治意識形態，一個沒有監督的政府必然是腐敗的，必然是濫用權力的。這是我們做這件事的一個背景。
從做的方式來說。我們派了一個紀錄片組，先去摸了一下底。我們采訪了二三百個遇難者的父母，或者是他們的親戚，讓他們談了在什麽地方聽說地震，地震時他們是什麽狀態，他們是什麽時候知道自己的孩子遇難了，當時的反應是什麽，後來到學校以後的救助情况是什麽，包括提取DNA、掩埋，政府的安撫工作，包括現在的現狀。我們做的訪談比較詳細。同時我們去尋找這批遇難者的名字。這批資料回來以後，我們發現裏面問題太多了。60%以上的家屬在地震之後就再沒見過他們的孩子，很多人不知道孩子掩埋在哪里，掩埋的時候也沒有得到通知。甚至還有很多人認爲他們的孩子沒有死，是被送到了醫院，然後再沒回來。什麽樣的說法都 有。很多家長被取了血，做DNA鑒定，但是後來就沒有了音信，再去詢問就會受到冷遇。說人太多，我們沒辦法做等等。總之問題非常多。當我們做到七八百個人 名時，我們必須讓更多的人參與這個事情。
因爲這些孩子都是具體的死了，很多人都說，他們已經死了你們爲什麽還要找這些名字。我覺得這是我們對死亡的意識問題。確實，因爲一場灾難，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活著。那麽活著的人和死了的，是一種什麽樣的關係？什麽時候人是真正的死了，什麽時候是被活著的人所記憶。是不是只有有了真正的身份的時候，他才算死去。比如，他是誰，他是怎麽樣死的，他的年齡有多大。那麽活著的記憶，是不是只有當這些信息存在時才是可能的。而不是說只有一到一萬這樣的數字。我認爲這是一個起碼的倫理問題。我們開始意識到我們必須找到這些人，瞭解到我們失去了什麽。如果他們是我們的一部分的話，那麽我們要知道我們失去了什麽。然後才可 能知道他們是怎麽失去的，在哪里失去的，是由于什麽原因失去的。
我們就在網上貼了帖子說，我們要做一個公民調查。這個公民調查有幾個關鍵詞：一個是責任，一個是真相，也就是事實，還有權利。責任、事實、權利。責任事實上包含著個人的責任和作爲個人的群體——國家、政府的責任；事實包含著政府應該公布的事實和我們希望知道的相關信息；權利是每一個公民都有權利去問責政府，監督政府。這個問責和監督是保證社會穩定、和諧的一個可能。失去了監督和問責，可能會出更多更大的問題。這還是從有效性上來談，什麽樣的社會效率是高的，什麽樣的社會有可能向前發展。我們認爲這些基本的理念是保證這個社會可能向前發展的一個前提。在我們宣布了這個事情以後，迅速得到了回應，到現在可能有三四百個志願者願意加入，反應比較强烈。我們手頭上有70多所學校的名單，根據不同的毀壞程度，做了區域性劃分。
我們開始送出我們的志願者，負責不同區片的調查工作。想做這件事的志願者有三四百人，最終參與的有一百人左右，在那邊實際調查的有五六十人。主要調查的方式是走訪學校和受難者家屬。在這之前有個細節我沒有說，就是我們打了兩百多個電話給四川省的各級政府，從各地市政府、公安局、民政局、教育局到學校校長，還有各個縣級的部門，獲得了一個統一的回答：這是不可能的，因爲名單是國家機密，或者說不對個人公開。信息無法獲得，同時也沒有一個清楚的說法會在什麽時候公開。這導致我們更希望能在五一二之前獲得比較完整的信息。我們把志願者逐批送出，他們在四川不同地區進行調研工作。儘管遇到了很大很大的阻力，幾乎 80%的志願者都有被拘留和帶去問話的經驗，有的在三到四次。但是這些志願者們，從十多歲到八十多歲，他們的覺悟讓我感動，因爲他們是中國第一批對民權、 對公民責任有覺悟、有行動的人。志願者受到了非常不禮貌的待遇，有兩個被打。昨天還有一個去醫院做檢查。
對方把志願者帶去問話，主要想知道什麽？
對方，主要是警察。他們問的最多的是：第一，你們是什麽目的；第二，你們爲什麽要拿到這個名單？第三，你們後面是什麽樣的組織，誰資助了你們。等等。他們會輪番地問，五六個甚至十多個人來問，基本上是用對待犯人的方式。有的志願者必須雙臂抱頭面對著墻，有的被打，被搜身，被扣留所有調查的文件。接受訓話， 甚至半夜三更把你送到另外一個縣的路邊扔下，這一切都很戲劇化。昨天，在798開音像店的老羊被打傷了，去醫院做了鑒定，今晚他會把過程寫下來。他是一個懂得維權的人，被打過之後頭暈想嘔吐，我想那是腦震蕩的表現。
對方認爲這件事裏可能有一些陰謀？
不，我不認爲是這樣。他們想阻止這個調查是必然的。但是，我們去之前已經公布了我們的計劃和意圖，讓對方不要傷害我們的調查者。等于說是，打一個招呼，告訴他們我們要來了，你們應該瞭解我們所有的意圖。儘管這樣，還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四川省政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所做的事，用很簡單的詞來概括就是“維穩” ——維持穩定。維穩既不是一個政治理想，也不是法律概念，它是一個簡單的家長式的說法，就像家長說“聽話”、“不要鬧”，但是他也不說爲什麽不要鬧，也不問你到底是在鬧什麽。我想這是一種非常傳統的、習慣性的做法，這種做法顯然是要被這個時代淘汰的一種文化。因爲真正“維穩”是對問題的發現和疏導，而不是對問題的遮掩和打壓。那樣是不可能“維穩”的，只會形成表面的秩序，但是實際上仍然是豆腐渣工程，是一種社會的豆腐渣工程，表面上抹得很光，但實際上是敗絮其中。說塌就塌，一遇問題肯定出事，因爲整個結構都是沒有任何人會認同的。
在我們接觸的家長當中，幾乎所有人，百分之百的人怨聲載道。他們也遇到了各種問題，其中很多人有一次兩次甚至七八次進監獄的經驗。他們都失去了孩子，他們中有被扣押幾十天到幾個月的，都有挨打的經驗，被警察暴力對待。不止是因爲上訪，幾個人以上的見面就會有問題，幾個人在一起議論，或者說他們都需要心靈的安慰。你想，這些農民他們是沒有太大能力的，他們幷不是一個運動的組織者，或者說，唯一能把他們聯繫在一起的就是這場地震，就是他們都失去了孩子。他們的孩子都是在同一個樓中失去的，這棟樓粉碎性的坍塌了。看到這些他們會問，我們的孩子怎麽那麽倒黴啊，其他的樓都沒有塌。他們是不會相信的，也是不可想像的和理解的。很多人再沒見過他們的孩子，包括對尸體的處理方式，包括之後的很多很多問題，都是需要解答的。
灾難是什麽？它是不是按照日常的秩序來發生的，這個體系在處理日常的事務時已經出現了問題，那麽在處理這種非正常的秩序，實際上社會的經驗、應對能力、理念都會顯得更加匱乏。這也是這次地震深刻的一個教訓。付出了這麽多生命，是怎麽付出的，救助是不是有效，我們不能光說情感，情感是沒有用的，情感每個人都有。救助是不是有效，這是最重要的。很多人認爲，如果救助有效的話，死的人連一半都不會到。更多人認爲，如果沒有豆腐渣工程，沒有建築問題可能傷亡會縮小到很小，可能只是十分之一的人。
當然，人們都說，死去的人也沒法救活了，你這樣說不是往傷口上撒鹽嘛，或者揭傷疤麽，但是我們接觸的家長們都希望世界知道，他們希望有人來爲此承擔責任。 他們被無禮對待，被威脅和監禁。有些鎮子整個電話都被換了，這些電話都被竊聽。我們打了誰的電話誰當時就被捕，這個速度和效率是不可想像的。我們在公用電話打電話，也會有警察到旁邊等著。在成都，我們剛打完電話，警察就在樓下等著。我們想約人到公園，在車停下來我們在付費的時候，十個警察就圍上來，還沒等我們出出租車。效率真是不可想像的。電話都被監聽。但我是不怕的，因爲我們是公開的行動，我不希望別人對我們有神秘感。我們最神秘的可能是我們的倫理，而不是我們要做什麽。我們的倫理很簡單，生命是有價值的，我們要珍惜每一個生命，哪怕他已經死去了。我們對死去的生命不認同的話，實際是對生的不尊重，實際上是對我們自身價值的一種貶低。所以，這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也正是因爲有這樣的認同，才會有這麽多志願者，有的在學校裏，是學生還在上課，有些辭去公職說，今天我辭去了工作，我明天願意去。有些是孩子的母親。很多白領，從事IT業，各個行業的都說我們願意去。這是一個大的背景。
公布名單是否是孩子父母的意願？他們的生活會不會因此被外界打擾？
這是城裏人一種很文明的想法。對于農村的一對父母，他們失去了孩子他們就失去了未來，他們什麽都沒有了。他們最大的感激就是有人能提起自己的孩子。
有一個遇難學生楊小丸的母親，她告訴我說，孩子剛被掩埋，她就被通知去掉工資單上5塊錢的獨生子女費。太荒誕了，你他媽獨生子沒了你也是執行了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啊！這就是北川，要化25億建博物館的地方。她還說，我不想以我女兒的死來換政府的救濟，我只希望人們記住我的女兒楊小丸“她快樂地生活了7年”。
很多的家長，他們發短信，我們收到的各種信件都說，我不希望拿到政府的賠償，我不希望去領救助。以我孩子的名義獲得的任何一種資金都是一種羞耻。我只是願意讓人們記住我的孩子，他活了多少年，或者，他是一個很好的孩子。我們不會不尊重他人的隱私。我曾經說過：無産階級是沒有隱私的。這還確實是這樣。他們已經什麽都沒有了，他們其實也不需要什麽，他們就是需要公正。他們希望問責。如果什麽人在這個問題上是有責任的，是要被追責的。我覺得，追責幷不是非要受到懲罰，我對這個沒興趣。我的意思是說，追責是社會倫理的一種體現，它會告訴大家什麽是可以的，什麽是不可以的。追責同樣是說，我們的社會不管付出多大代 價，即使我們活著的每一個人都要付出代價的話，我們都要承擔。因爲這是我們的責任，因爲由于我們的錯誤致使我們損失了這麽多，我們願意損失更多來挽回我們的錯誤。我覺得這是必要的，這是一個倫理問題，是一個人在任何一個政治理念下，任何社會條件下都應該擁有的一個權利。
家屬們對你做的事是什麽反映？
家屬們就是哭哭啼啼，感激我們，要我們主持公正。我們主持不了公正，我們只能問清楚名字和信息。
從開始收集工作到現在，政府有沒有相關的回應？或者說有沒有一些改變？
這個問題我不太能回答你。我能說的只是，直到昨天我的博客仍然在被大面積的删除，我說的“大面積”是指一次就删一兩百篇文章。這一兩百篇文章都是和四川地震遇難學生名單有關的信息，還有我們公民調查的日記。
大量删除我們志願者的日記，這些日記每一個字都是事實。這些志願者都是來自不同的地方，他們不帶情感地去記錄他們看到的事情。這些都是事實，對于將來想做這樣事情的人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範本。也是我們做這件事的一個理由。幷不是我們站在道德的高度，我們站在道德的最底綫。幷不是說我們去審核別人、審查別人，而是說我們去看我們自己的勇氣够不够，我們是不是能够面對我們自己的願望和理想。幷不是說這些事情都是可以輕鬆去談的，不是，他們都付出了代價。他們要翻山越嶺，他們要夜間在雨中行走，他們要受到別人的冷落或是誤解，甚至是毆打。他們付出時間，獲得的是幾個人的名字，這些名字還會被人從他們的筆記本上撕掉，被人用馬克筆塗改，認爲他們是間諜，是藏獨，或者是有什麽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我覺得這都是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爲我們的社會到目前就是這個水平。 你可以說，這個水平可以，我認同這個水平。你也可以說，不可能，這有點原始，我們是有可能改變它的。
工作打算持續到什麽程度？
我說過很多大話。我說過，持續到最後一個人名發現，持續到我還活著的那一天,只要我的意志還在，我就會做下去。我希望這是一個日常的工作，我希望問責是我們的日常行爲,對我們來說每天都是512。
對這些名單有沒有什麽打算？
現在已經很奢侈了。我們有很多打算，我希望通過這個名單，讓遇難者家屬感到來自社會真正的尊重，而不只是一些錢，不只是一些數字和寫在磚頭上的號碼。這種尊重也不僅僅是一座價值25個億的博物館，或者說灾難旅游的一部分。而是社會能够理解什麽是死亡,什麽是失去，理解生命和死亡的關係，包括應該怎樣活著。 問責成爲我們每個人生活的日常經驗，是成爲更積極、更富有生命力的社會的一部分。沒有這個條件，這個社會是不可能有所發展的。我們不能把責任都推在某一個人身上，或者某一個階層身上，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每一個都應該承擔。
除了四川地震這個巨大的灾難，更大的灾難可能是我們日常的悲劇，而更大的悲劇是“太陽一出來，就啥事都沒有了。”
是的，遺忘是回避倫理審判的技巧。作爲國家的遺忘、作爲社群的遺忘、作爲個人的遺忘，都是一種倫理淪落的選擇中的一種技巧。
不知道你看沒看過你父親的詩？有一篇叫做《他死在第二次》，這個給我觸動很大。不知道這首詩所表達的，和你現在做的事情有沒有內在的聯繫？
很吃驚你會說起這個問題。我完全沒有意識到我父親有這樣一首詩，直到你說起。啊，真是。 “等那青草覆蓋的泥土……在那些土堆上人們是從來不標出死者的名字的。即使標出，又有什麽用呢？”他是一個非常生命至上的一個人。他曾離開中國三年，去了巴黎。他說那時他離開是爲了回來。等我去美國時，我說，那是你們，我離開了就不回來！沒想到這麽堅定的想法後來也改變了。他們那輩人複雜性不强。我在新疆待了16年，北大荒待了一年。其中5年我父親在打掃厠所，多年待著沒事。他已經身份是右派了，我和他沒太多交流，因爲他60多歲，我才十幾歲。回國後我們交流也不多，他有一句話我記得特別清楚，他說，這是你的家，不要太客氣了。在十三條的四合院裏說的。可能我從美國回來之後有點傻。這句話對我震動很大，一直記得。我覺得，確實有時我們都太客氣了。
以前很討厭別人提起家庭和父親的關係，後來我也能理解。你自己什麽也沒有，人家當然要這樣聯繫。媒體這樣寫有時也是爲了好發，或者有一個立場。所有父親不好的基因，我都遺傳了。他比較個人主義、反權威、自由化，比較喜歡談公平、人性等等。（他會贊同你現在做的事情嗎？）不能想像，他從來沒有贊同過我做的任何事情。但他也沒有反對過我。我父母都沒有能直接地影響我。他自顧不暇，連我上幾年級都不知道，來了客人要問，他也不知道，挺丟臉的。我有時隨口跟他說一下，上三年級說是六年級，客人還會很奇怪，六年級人還這麽小？回北京後我們借住一個工人家裏，工人是他的FANS。他恢復名譽的時候，我已經出國了。他的地位我都沒享受過，還好沒有。
這首詩講的是，即使用崇高的理想也沒辦法來替代個人生命的價值。雖然人們一貫給犧牲找到理由，但是我們也看到，那些犧牲的人們我們有多少能記得他們的名字。如果他是在解放戰爭中死去的，那他有可能是死于國民黨，現在是我們最親密的朋友的槍下；如果是在越戰中死去的，那現在更不要談了。我非常認同艾青這一點，我覺得所有的這些在這次地震中的遇難者家屬，他們真正的打擊不僅僅來自于地震，而是來自于人們對他們的遺忘，或者是對他們不公正的待遇，這樣的痛苦遭遇會伴隨他們一生。
你對他的疑問“即使知道他們的名字，又有什麽用呢？”有沒有同樣的困惑？
這是一個問題。不過我不覺得他的意思就是不要這樣做，他所表達的是對一件事情的感傷。當然，我也有這種困惑。但是因爲我們談一個生命的價值，這些死去的孩子，跟它相關的就是他們的名字、年齡和他們曾經屬于誰、在哪里失去的、因爲什麽理由，這是生命完整的一個過程。實際上，對他們的忽視和遺忘是生者，是我們的死亡，是我們對這一價值的一次褻瀆。我覺得需要拯救的不是死者，而是生者的靈魂。當你發現你無法做出改變時也是很鬱悶的。當你發現一個明顯可以改善的方式一直沒有出現，這是很鬱悶的。但是同時因爲你這樣去做，從而去證明了一個生命是完整的。一個人的意識是决定于人類的意識狀態的，每個人的價值觀是我們今 天這個社會一個共同的世界觀。不管世界處于什麽樣的可能性下，個人的價值都是必需的。這就是用途了。當然，更多的用途是有可能引起另外一個生命的共鳴，或者我們的意志是可以共享的。這是交流的一個需要和動機，通過詩歌、文字或者博客，這就是我們能做的。
你對自己做的這件事有信心嗎？
不是有信心的問題，因爲如果你不做，你就否認了很多價值。你是否能承擔得了這種價值的缺失呢？你可以說，喔，我看到一個人受到別人攻擊我不管，看到一個人倒下我不扶，看到要出危險我不說，那已經簡單到這種程度了。這沒什麽好說的，不是可以商量的，或者說也不是因爲有了某種成果我們才可以去做。做，已經是結果，堅持你的所想，就已經是結果。
你博客上的那些言辭有時更像是流氓駡大街，是你主動選擇了這種表達方式，還是被動接受的？
首先，我也是在一種非常疲憊的狀態下。因爲交流的手段非常有限，甚至單方面的交流在某些情况下不可能産生什麽作用的時候，也會有對自我的放弃感，有很沮喪的感覺。這時候我的言辭可能會不體面，很大程度上我是表達一個態度。因爲觀點每個人都懂的，我不覺得誰在這種基本問題上、在觀點上有什麽優勢。我相信甚至連我們認爲的對立面，他們也懂得我們在做什麽，只是他的地位、他的身份不允許他按照我的這種方式來做。態度的表達很容易帶上情感和情緒，我畢竟不是要做一 個人的典範。我不想說我是有規矩的人，我只想說我是有態度的人，我是有意圖的人。
除了收集地震名單，我注意到你也參與了很多與公民利益有關的事件，這之間是一種什麽樣的關係？或者說，從最早做藝術、做建築，到現在關心政治，這之間有沒有內在的聯繫？
我在不同的地方說過，最早我做藝術是對權力的一種回避。我們生長在一個權力非常絕對的年代，沒有人敢碰。所有碰過權力的人全部都死了。可以說是大面積的傷亡，不要說是碰，你可以看到只是不留神的撞到都會出問題。政治是一塊巨大的、殘酷的、從山上滾下來的石頭，人們只是希望躲得越遠越好。從事藝術是一個理由，是一個可能性。後來去了美國，對另外一種社會的價值觀，個人和權利的關係，包括冷戰後所形成的世界關係，逐漸有了不同角度的認識，逐漸認識到維護個人的權利，維護個人情感的基礎是任何一個人或是社會所必須，否則這個社會是沒法存在的。
當然，這仍然要通過一定的社會條件來完成。以前我做了很多采訪，後來我認識到博客、互聯網的作用，我用了很大精力在互聯網上。我可能是，估計在世界範圍內發帖數量最多的人之一。3年內我發了3000多個貼，平均每天3篇。以前我是不會用這些的，每天都發這麽多帖，除非你是一個什麽都不幹的人。3年裏同時我 做了很多事情，做了幾十處建築，做了多個展覽，出版，策展，做了很多對別人的訪談和其他的活動，但是我還是真正地愛上了互聯網，它使我們變成了另一種人， 這種人有可能和他人産生更複雜的關係。這個關係可以是非常輕、非常虛幻、非物質化，但同時也能是堅實、有信任感、很默契。這是我喜歡的狀態，若即若離但是又任何時刻都存在的狀態。在這之前是不可能的。
今天又貼了幾篇博客？是你自己寫的嗎？
貼了2篇，以前被删除的，我重新貼回來。因爲有一個人數的統計。最後，我希望還是政府來做這件事。他們永遠都不知道是誰養著他們，他們想公布就公布不想公布就不公布？
你想過專門弄幾個博客嗎？
我特別想那樣，我都想把我所有的事情都辭掉，專門弄博客。搞一個辦公室裏面有200個人，天天在裏面發博客，建立一個博客國，我們可以用我們混亂的意識和我們酒後的狀態來瞬間繁衍所有的奇思亂想。
那你想沒想過專門架設一個國外服務器的博客？技術上幷不難實現。
很簡單，翻墻。但是我希望我的博客是，人家摔了一跤才知道你在那，而不是人家專門去找你。因爲博客最美的地方就是一個完全不瞭解你的人能進來，然後坐下看 一會兒。我不希望志同道合的博客，這對我來說沒有吸引力。我覺得翻墻找來的這些人可能已經過濾了一些人，比如他們是關心時政的呀……
你希望看熱鬧的人都進來？
反正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吧。就是你不明不白的也挨了一磚頭那種。不是戰士站在一起，像儀仗隊一樣前進，那樣我不喜歡。新浪這個雖然每天都在删除，但是對我已經很優待了，至少沒有給我封掉。有人問我爲什麽還沒被封，爲什麽敢說？那是因爲我吃了豹子的膽，豹子現在是國家保護動物，沒有人吃過，我在新疆時吃過。他們爲什麽沒抓我，可能我就是安全局所雇的，你們在這個問題上怎麽這麽天真？
你曾經說過，小時候已經對人性和現實有了認識，那時你所認識到的現實和人性是什麽？
我認識到的現實是一個永遠不能走到盡頭的隧道，可能是再不會天亮的夜晚。人性也可以是完全沒有善意、同情、憐憫、正義的人性。可能會長期這樣，也可能永久這樣。這是我童年的認識。
後來這些認識有沒有發生改變？
有。這是爲什麽我們應該把我們的周圍打掃乾淨；爲什麽我們應該告訴別人什麽地方有危險；爲什麽我們會說，哦，這陣風吹過來很舒服；爲什麽會說，今天冷了多穿衣服。我們是人類，是很脆弱的的一種東西，我們必須維護這種脆弱性，否則是不堪設想的。
這些認識是在美國生活的日子所帶來的改變嗎？
是的。美國是我第一次有機會生活在所謂“民主”的國度，或者說是西方標榜的一個民主的狀態。但是這個所謂西方標榜的，至少在我24歲到36歲這段時間中爲我能够修復我心理的一些問題提供了一個條件。那裏使我能够自由放任，不說胡作非爲吧，至少是沒有人會使我的尊嚴有所傷害。這對我來說是很重要。
美國那段時間的經歷，對你有什麽影響？表達方式或者價值觀？
價值觀方面多一些。因爲你是活在一個絕對個人化的真空裏。沒人理你，你也不必去理別人，那麽這個時候你就會想那還需要去做什麽？你可以不做什麽，但是這確實是一個你不得不去想的問題，因爲你正處在青春期，那種想做點什麽的年紀。我在那個時候，表面上看荒廢了很多年，什麽也不做，徹底地放弃，在美國成爲了一個非法移民。
在美國，我們燒燒國旗，游行示威是很正常的事情。海灣戰爭游行我也去參加過。大概是88年吧，有一次，警察想把我們的公園優化一下，變成一個漂亮的公園， 實際上那裏是流浪者和嬉皮士聚居的地方，我們不希望被優化，願意他們住那，雖然我不住那。我們就上街鬧，剛好我拍了照片，我把照片交給紐約民衆自由工會， 專門監督警察的。這些照片直接導致一個警察局局長的下臺，還處分了幾個警員。這個運動持續了一年多。
紐約我待了十年，太熟悉了，很無聊。後來連起床的理由也沒有了，美國夢對我也沒有吸引力。我什麽工作都做過，鋤草修房子帶孩子洗碗……任何活我都做。爲了下月生活費。我用了兩年時間在大西洋城賭博。我忽然發現，需要錢就去賭場提，那就像我的私人銀行一樣，一點不誇張。那時，我住的街區經常可以看見那麽長的一輛白色卡迪拉克，緩緩地停在我的門口，一個司機戴著白手套，拉開車門，我從地下室出來，上車。車緩緩地駛向賭場。他們開車來接我，總統套房，法國大餐爲我準備好。我業績很好的。那時我窮得沒什麽可輸，所以還蠻認真的。每個星期有50多個小時在桌面上，像上班一樣。我草這麽長時間還活著，還不是英雄？還非得中兩彈？我都不覺得那是贏，我每次去帶回三五千，搞得我很累。我這輩子去的最多的城市就是大西洋城。
有一天，我站在百老匯街頭，很奇怪我怎麽在這個城市生活了10年。我沒拿學位，也沒拿美國的身份，像個流浪人一樣，沒有家也沒有財産，到現在我也不會開車，該沒有的我還都沒有。還好，我沒有輕易地去依附于某種價值。我空手而去，也是空手而歸。
沒有依附于某種價值，那麽是不是就形成了自己的價值觀？
說老實話自己也沒有什麽。我覺得我們都沒有什麽，除非我們把我們的結構跟社會的結構放在一起，跟他人的情感放在一起，否則一個生命如果完全孤獨生存的話，就很難證明它的存在。
52年中，你自己思想發生轉折是在那幾個階段？
我去美國是24歲，回中國是36歲。開始比較積極地做事情應該是在48歲左右。每個本命年時，都是我的一個轉折點。05年的時候我48歲，在藝術方面我投入比較大一點，06年左右我很多時間是在做建築。大概是這麽一個過程。
我從小在新疆，住在一個連隊，一個偏僻的戈壁灘上。9歲的時候，我就想去放羊，因爲我已經感覺到社會很排斥，放羊是最孤獨的，也是最自由的，可以和羊群在一起。但是實際上我也沒法和羊群在一起，我們有400只羊，它們在前面走，掀起的塵土我自己都看不見自己。新疆的土是碱土，幹的時候就全都是揚起來的，有幾滴雨就變成爛泥。
到了美國，實際上我又到了一個荒漠。因爲我不懂英語，又不是移民，我所有在共産主義國家的經驗在那個社會是完全沒有用處的。所以我很尷尬的在那待了很多年。那也可以，畢竟那個社會生存比較自由，所以我也很容易地在那裏過著，實際上還是完全沒有意義和含義。我沒有目的，我也不希望拿到一個學位，我也不希望在美國拿到身份，我也不希望建立一個中産階級的價值觀，財富或者穩定的基礎。這些對我來說都沒有意義，因爲我是一個來自革命的年代。從那個年代一下子到了紐約之後，我再次發現自己是一個外人，或者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93年我回來時，中國已經開始改革開放了。從美國回來的時候，這點改革開放還不算什麽，中不中西不西的，整個亂七八糟。到我真正有能力去做一些什麽的時候，是在2000年左右。我蓋了這個工作室，莫名其妙地開始做了建築，我從來沒學過建築，我做了很多建築，做了60多個項目之後，又開始重新回到做藝術。現在人家說，唉，你怎麽這麽關心政治？其實我都是自然地進入的。可能是一個事件，我發表了一 些議論，然後這些議論又把我帶到了另外一個事件。
哪個事件是那個最初的觸發點？
最初是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文章，講鐘南山的電腦。是關于收容遣送制度的，因爲他丟了一個電腦，就說還是應該對這些人收容遣送。以我的美國經驗，當時一下子覺得這是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如果你們去看我最近的一個展覽，應該去看一下，如果你們去看了就會知道我爲什麽會成了今天這個樣子。中國如果有30萬留學生的話，我可能是唯一參加過反海灣戰爭示威游行的，我也是唯一在美國本地參加了很多反警察暴力的抗爭，還有維權的游行。無論是組織還是報道。我的照片在《紐約時報》、《紐約郵報》都用過。我針對的是系統和體制，維護的是個人的權利和價值。我在90年代末就已經意識到，個人和權利之間可能就是未來最重要的一個矛盾。
楊佳案你是什麽時候發現的？哪些細節最初打動了你？
楊佳案在媒體上出現的那一秒鐘，我就看到了。當天我寫的博客“一個孤僻的人”。觸動我的幾個細節是：他的名字、年齡、上海作案的北京人，出身和地域，再就是媒體最初的反映。談到了他的雙親，工薪家庭，生性孤僻。當時我很不舒服，因爲我覺得像這麽一個人基本是沒有可能再說清楚了。我在博客裏寫：“孤僻可能是因爲自己羞怯，或是因爲他不喜歡周圍的人。孤僻的人可以是一個合格公民，可以對社會和他人有用，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裏，他可以一直的孤僻下去，孤僻的了却一 生。”但是如果你去招惹他的話，他會使你死亡。
怎麽聯繫上楊佳的家人的？
直到最後我一直沒聯繫到他的家人。後來，我發現這個案情越來越離譜了。上海公安局的新聞發布會上，他們極力說，我們沒做錯任何事情。這個人就是這樣了。很顯然，這裏面有非常大的行政的干預和爲幾個打過他的警察的開脫。這是毫無疑問的。直到今天，經過一審二審高院復核，也一直沒有說出這句話來，楊佳在一審中，一句話沒說；二審中他說，我只想問你們打了我沒有？楊佳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品質極高，極爲聰明。他只問你這一句話，你們到底打了我沒有？他不想開脫，很輕鬆，沒有什麽要逃脫的責任。他說，你們殺了我吧，沒問題。但他這句話，到今天社會依然不敢面對。有人敢跟我來對質這個問題嗎？什麽樣的社會會用所有的權力來掩蓋很小的一個問題呢？這個很小的問題就是幾個不法警察對一個公民存在價值的蔑視。這個人騎一輛租來的自行車，被懷疑是偷的。他出示了證件，因爲背著包在後面，沒有下車，他們覺得失去了面子就給他抓到所裏，關到工作間裏收拾一番，半夜兩點叫他滾蛋。沒想到這個人是有點維權意識的。在所裏就打了 110，打了電話給他媽媽，說了兩百塊錢電話費，不依不饒。給警督打電話。這些事情都很清楚的指向，這個人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任何一個在中國生活的人都知道警察是會這樣做的。重要的不是警察做的，而是社會爲了掩蓋這麽小的問題付出了這麽大的代價。會不惜讓所有人對公檢法失望。關于楊佳案，我寫了將近70篇文章。有很多晚上我無法入睡，我覺得我必須寫出來，有點半瘋狀態。其實我還是在探討一個簡單的倫理，如何實現公平正義，這些和每一個人的生活有什麽樣的關系。現在公安私下說，草，這個事我們做砸了，我們把自己給饒進去了。我們本來是想保護奧運的，現在我們知道對不起了。對不起，我靠！這叫什麽社會啊，這連黑社會都不叫！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30年前會怎麽樣？30年後又會怎麽樣？
30年前幾乎沒有偷盜問題，警察也不會打人。除非是意識形態問題，不然我想楊佳不會死。如今的警察比任何一個時代都要腐敗。30年後，我們還有30年嗎？ 假如有，我也不知道，這和中國走向何處很有關係。我們有可能走向開放、富裕，但也可能走向巴西模式、墨西哥模式，出現所謂“賤民”。那時矛盾會更加激化。 現在中國在路口上，兩個方向都完全有可能。
你說過“漠視政治的藝術家是愚蠢的”，你欣賞哪些介入政治的藝術家？
我認爲，如果說藝術家應該算是人類神經比較敏感的一部分，或者說是眼光比較犀利的一部分的話，那他不可能不看到人類的痛苦和絕望之處。在這些問題上如果無 所表達的話，我很懷疑他的道德狀態。我完全不認爲藝術是一種美化生活、裝飾生活的需求，我認爲藝術必然是喚起人民良知和自我價值的審定、判斷的一種可能性。
你認爲像哈維爾一樣，由藝術家成爲總統，這會是一種理想方式嗎？
我相信所有做政治的人都會說，這樣做很幼稚。政治是一個很神秘的，不可觸及的範圍。但我相信在一個比較可以讓人生存的社會裏，每一個人都應該可以涉及政治。每個人都應該觸及不可觸及的領域。每一個都應該活得更加天真一些。我們不需要高深的政治和神秘的政治，我們不需要這些排除普通人情感和普通人判斷的政治。這是民主政治和極權政治的區別。比如說，在美國，做審判時需要陪審團，陪審團成員不能受到這個事件的影響，他不能受到任何偏見，他越無知越好。他不能够說，我已經對這個事件有了看法。爲什麽我們在决定一個人生死的時候，要用最基本的，最簡單的判斷？因爲我們相信世界的幸福就建立在這個最簡單的判斷上，沒有這個判斷就沒有公正可言。昨天瑞士的前主席來我這裏，一個人，大使陪著他，隨隨便便過來，一個人又走了。你會看到，爲什麽他們在那個社會裏那麽不重要。他說，我們完全不重要，我們有七個部長，輪流一個人做一年主席。他說下一届又要輪到我。爲什麽在有些社會了，政治家會變得如此重要？必須要全民來歡呼，要檢閱三軍，在另外一個國家政治家走著路上班，他們到一個有意思的市場去買菜。這也許就是社會制度不同吧。
但是在有一定權力的時候你的表達才是有力的，你的聲音也更容易被人聽到，如果說一旦擁有權力這種表達就會失去客觀或者獨立性的話，這之間是不是一種矛盾？比如，如果我希望更多人聽到，我就不得不借助我的身份。
會是一個矛盾。你會爲了表達而去獲得某種權力，而由于獲得了某種權力你的表達又已經發生了變形，這都是可能的。這是我們爲什麽需要獨立的人用最原始的價值觀進行拷問的原因。我們不但對個人，對政府也是一樣，我們不能允許一個體制說可能是這樣那樣，我們說沒有這樣那樣，必須是這樣。不在這個基礎上我不玩。這個游戲只能這樣玩。要不然，跟你玩的人在偷牌在作弊，在做各種手段，那你還玩什麽玩？
你自己怎麽解决這個身份的矛盾？
我的身份很簡單。沒有這樣做之前，你沒有名，你這樣做之後，因爲大部分人放弃了這個權利，放弃的人說你有名了。因爲他把他的權利交給了你。我想，如果你很想有名或者你覺得你沒有名，其實都可以，關鍵是你在做什麽。你現在沒有名你也可以這樣去做，這樣你的後代可能會變得有名。這個問題很難去談，關鍵是你用資源去做了什麽。這個資源在你這裏和在他人那裏有何不同。我覺得所謂一個人的聲望實際上是一個社會資源，同樣知識也是社會資源，它們共享的可能性和它們對社會的影響才是它們的價值所在。
你會不會因此討厭那些利用社會身份來講與基本常識相悖的東西的知識分子？
我覺得，通常我們稱之爲知識分子的這些人在中國是非常稀缺的。我甚至覺得幾乎是沒有的。這是件悲哀的事情，因爲知識是一種公共財富。在用更科學或者更富有倫理標準的方式來維護社會群體利益的時候，知識才有價值。我們看到什麽人在什麽時候運用了這種價值呢？你翻一翻我們的歷史。有幾個人曾經用他知識的身份維護過公衆的價值？我覺得他們也沒運用知識分子的身份，他們很諂媚，只是馬屁精。這些人挺多的，只是想混飯吃。因爲知識本身不是一個意識形態的範疇。它更是和理性、科學這樣的判斷聯繫在一起的。
有很多像你一樣做各種努力的人，很多選擇皈依宗教來獲得心靈上的支撑，我想知道你在痛苦和困惑的時候選擇什麽方式作爲支撑？你的信心來自何處？
在信仰問題上，我挺簡陋的。我的信仰是非常單薄的一頁紙，翻過來那邊就沒有東西了。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但是我有點擔心的是，在這邊我也沒有寫滿。這就是我現在真實的狀態。我覺得，在我們生存的這七八十年，或者五六十年，又或者有意識有精力考慮問題的這三四十年裏，實際上對自我的關注都很有限。因爲生命本身是一個非常神秘的過程。包括我們對現實的認識，包括對自我心理和情感的認識都會是比較茫然的，或者說都是處在一種迷惑的、很難達到和解的、真正認同的狀 態。我很難想像我會去依附另外一個系統，無論是宗教的、倫理的、或者是其他能告訴我怎樣去做的系統。
你覺得未來社會如果發生變革的話，不管是什麽樣的變革，什麽是最主要的推動力量？
全民的教育。這一塊在中國已經徹底塌方了。所以我們根本不用太多去談。我多次提到爲什麽我最信任80後，因爲我認爲他們是最徹底被教育所荒廢的一代。他們是被教育遺弃的一代，這使他們轉向了網絡。網絡是一個機會，雜草叢生，他們進入到荒原當中，有可能發現珍稀的奇花异草，也有可能死在荒原之中。但是我認爲至少他們是有可能的。
那未來後五十年你會變成一個公民教員嗎？
後五十年？我是王八？王八采訪錄？公民教員我做不了，我只是在做自我教育。如果我不做自我教育的話，我會失去興趣。我從我們做名單收集這件事開始，到政府的反應，到民衆的反應，到警察、到參與者的心理變化，那些志願者寫回來的報告，他們個人家庭裏發生的問題對我來說都比任何好萊塢大片好看，都會讓我傷感或者是激動或者憤怒或者感動，都可能。我們出去的過程，要翻過一座山，要過一條河，有時天會黑，有時會下雨下雪，我不認爲我們真的會走到哪里，但是你如果不讓我們去走、去感受又不可能，因爲我們生在這個世界上，有所有的權利讓我們去感受這一切。這是我大概能够想像的。我希望我的行爲和我的做法爲大家提供一個借鑒，大家可以認爲我這個人很無知、很不安分或者很無聊或者很想出名，也可以認爲這個人做這件事也許有意義，或者說我們會産生某種信任，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要去做。做和說是不一樣的。做事可以很清晰的，有清晰的意圖也有清晰的結果。
以後，我準備做一個公民發布會，把我未來要關注的10件事公布出去。我覺得任何一個維權的人，都是維護了別人利益的人。我現在是20歲，我開始了我的80後。
你最近看書嗎？有沒有看過《中國不高興》？
我從來不看書，我的書都屬于畫册翻一翻這種。《中國不高興》聽說了，但是沒有看，是不是和《中國可以說不》有些類似？雖然沒有看這本書，但是有一個問題， 中國在什麽程度上可以稱之爲一個“國”？先不要說國民。這是一個在中國始終是可被討論的問題。所以，我認爲談中國高興不高興都是爲時過早的事情。
《南風窗》
杰弗裏•羅伯遜訪談錄（南方報系）
杰弗裏•羅伯遜訪談錄
2009年04月23日13:02 南方人物周刊
杰弗裏•羅伯遜，英國王室法律顧問、聯合國塞拉利昂特別法庭法官。參與過起訴皮諾切特和海斯廷斯•卡穆祖•班達等著名暴君和獨裁者的案子，還在伊拉克培訓過審判薩達姆的當地法官。
律師有點像網球運動員，打比賽有時輸，有時贏，總在抱怨裁判不公，却掙了很多錢。但是當網球運動員需要很聰明，而當律師幷不一定要聰明，只要具備“常識”和“相對乾淨的手脚”
本刊記者 李宗陶 實習記者 王媛發自上海
杰弗裏•羅伯遜(Geoffrey Robertson QC)先生表現得像一位真正的英國紳士。兩個多小時裏，他沒理會身邊人的建議，一直站著講話。他儘量放慢語速，想讓面前坐成一個方陣的中國讀者，完全領會他帶著濃重澳大利亞口音的英語。這些人手中，捧著他剛被譯成中文的400頁的著作《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斷頭臺的人》——在序言中，北大法學院賀衛方教授稱之爲正本清源之作，重現了360年前那段頗有禁忌的歷史。
4月8日下午，書蟲們早早聚在季風書園，等候傳說中在法學界段位很高的作者。去年，羅伯遜先生是英國王室法律顧問、聯合國塞拉利昂特別法庭法官。他參與過起訴皮諾切特(智利前總統)和海斯廷斯•卡穆祖•班達(前馬拉維總統)這些著名暴君和獨裁者的案子，還在伊拉克培訓過審判薩達姆•侯賽因的當地法官。
談起那次經歷，他說：“美國人插手這件事，他們一定要薩達姆死，而聯合國法官主張廢除死刑。我當時自以爲聰明，提出可以把薩達姆終身監禁在芬蘭，但美國人說不行，那樣家人還可以去探望他，他也可以看電視，甚至看A片；我又說，可以像把拿破侖流放到聖赫倫那島那樣，把他關在福克納群島，那樣他只能跟企鵝講話。但美國人又說，那樣會開發出一個‘去福克納島看薩達姆’的旅游項目來。所以後來我們看到的是，第一位檢察長比較溫和，很快被換掉，第二任也因不够强硬被拉下來。薩達姆在2006年最後一天被處絞刑。他被處死之後，很快成爲烈士，他的墓地現在成了朝聖之地，這跟當年處死查理一世犯的是同樣的錯誤。”
羅伯遜先生還回顧了二戰後紐倫堡審判背後的政治角逐：“丘吉爾不希望審判戰犯，他想把上層75位戰犯槍斃了事，但杜魯門希望有公審，英美陷入僵局；這時，第三方斯大林非常樂意看到審判，只要最後把他們都殺了就行。”
世界一流媒體都有官司找到他
羅伯遜很以自己出生的日期驕傲：1946年9月30日，那是歷時一年多的紐倫堡審判的最後一天。他在悉尼的市郊長大，父親曾是“二戰”期間澳大利亞敢死隊的飛行員。
他强烈的正義感可能源自童年鄰居家那個好鬥的玩伴。“戰事”容易誘發正義與邪惡，而小孩子得以用自己的眼睛和頭腦辨識。羅伯遜5歲之前不會開口說話，後來一開口就有很濃郁的澳洲音。當年他在中央刑事法院接手第一個案子，爲一個澳洲人辯護，因爲口音很被法官嘲笑了一番。做了這麽多年，他上庭之前還是會緊張，因爲感覺別人命運的一部分就在自己手中握著。
香港大學陳婉瑩教授說，羅伯遜還是傳媒法領域的大師，他最重要的著作是與AndrewNicolQC合寫的1100頁的《媒體法》，已再版了5次；他在法律上的另一貢獻是使得“沉默權”得以合法，也就是說，被審判者有權“不自證有罪”。
翻看他的出庭記錄，會發現從《衛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OZ》雜志、《福布斯》雜志、《財富》雜志、《滾石》雜志、CBS“60分鐘”欄目到各地方媒體，都有官司找到他。
羅伯遜還爲印裔英國作家塞爾曼•拉什迪涉嫌言論煽動罪出庭辯護。1994年2月14日，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尼發布一項追殺令，懸賞300萬美金取拉什迪的性命，因爲其作品《撒旦詩篇》褻瀆了伊斯蘭教。1998年9月23日，爲了緩和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長期敵對，伊朗總理卡塔米在紐約宣布拉什迪事件“現已告一 段落”，拉什迪先生才從天天睡不好覺的恐懼中解脫出來。
羅伯遜曾在牙買加爲一個死刑犯辯護。他跟被告一起待在監獄的死囚區，深切感受到什麽叫做折磨。後來他在庭上提出死刑犯的刑期應折抵，因爲他們受到了不該有的折磨。這個觀點多年後在烏干達和美國的法庭上被接受。
查理一世彎下了腰
1999年，羅伯遜參加了一次討論會，這是好朋友米歇爾•科比大法官爲紀念查理一世審判案350周年而舉行的。米歇爾認爲從法律意義上講，審判查理一世是令人感到羞耻的事。“但直到我翻出老版的《國家審判》——這是我早年傻乎乎進行的教育投資之一，現在這些資料大部分都可以在網上免費閱讀，而且還一塵不染 ——我的看法有了改變。”
1640年代的英國，如果冒犯了國王，法官會被割掉耳鼻。在那樣一個時代裏，有個叫約翰•庫克的律師，與克倫威爾將軍、約翰•布拉德肖法官及圓顱黨人一道，突破重重阻力，將發動連年戰爭、給本國人民帶來深重灾難的國王——他甚至打算徵募外國軍隊同他的人民作戰——送上位于查令十字街的威斯敏思特大廳的審判席。
“你憑什麽審訊我？”查理一世拿著他帶銀尖的手杖問法官。薩達姆•侯賽因與米洛舍維奇問過同樣的問題。查理在庭上3次用手杖重擊庫克的肩膀，想阻止他宣讀起訴書，但庫克沒有停頓，一氣讀完。因爲用力過猛，國王手杖上的銀尖頭掉在地上，他勒令庫克爲他撿起，庫克沒有那樣做。衆目睽睽下，國王不得不彎下腰，自己撿起那枚小東西——他對著法庭，彎下了腰。國王最後被判絞刑。這次審判，使得英美法系出現了第一個審判暴君的案例，幷使“暴政罪”得以成立。幾個世紀後，這些罪行進一步被稱爲“戰爭罪”和“反人類罪”。
然而11年後，復辟的查理二世將庫克等人送上審判席，以叛國罪處以令人作嘔的酷刑：絞刑。他們在未咽氣時被砍下頭、割掉生殖器等器官、取出內臟。如果仍未死亡，他們還將忍受烈焰灼烤，幷被砍下頭顱、五馬分尸，殘肢與頭顱被懸挂在威斯敏斯特大廳的門楣上。
2008年，羅伯遜獲得了聯合國司法委員會授予的“卓越法理學家獎”，這在業內是很高的榮譽。在他看來，律師有點像網球運動員，打比賽有時輸，有時贏，總在抱怨裁判不公，却掙了很多錢。“但是當網球運動員需要很聰明，而當律師幷不一定要聰明，只要具備‘常識’和‘相對乾淨的手脚’。”在《弑君者》中，他也對約翰•庫克清教徒式的高尚品行和爲理想獻身的言行表達了充分的敬意。
羅伯遜曾在電視臺主持一檔談話節目，那天嘉賓有事沒來，臨時換上了著名女性主義作家、曾經的歌手凱西•樂蒂。他們一見鍾情，現在跟兩個兒子一起過著“王子公主般幸福的生活”。“她比我有趣得多。”羅伯遜說。凱西的個人主頁非常性情，她寫過不少書，其中一本叫《怎樣謀殺親夫》(How to kill your husband)。
這個過程很慢，但不必太悲觀
人物周刊：事實上，庫克律師只是將查理一世推上斷頭臺的一群人中的一個。您挑選他作爲主要研究對象，除了前言中交待的原因，是否也因爲他身上那種源于清教徒的人格光輝是當今法律界比較稀缺的品格？
羅伯遜：如果他不是基督徒，我也不會改變這一選擇的。他適合被寫作。他相信正義，幷且相信進入正義體系中的人應爲這些審判而審慎地工作。同時，作爲一個特別的“好人”，他以不同尋常的正直打動了我，他是一個道德意義上的好律師。我相信當今世界各國的律師仍能從他身上學習到很多。
人物周刊：對照參與誅殺暴君的其他人，庫克律師幾乎是全書惟一沒有缺點的人，而別人都有這樣或那樣的躲閃、見風使舵和私心。但當史料中出現貧農的兒子庫克通過他的從業，名下擁有城堡、農場等財産這一細節的時候，您有沒有一點詫异？
羅伯遜：在英國的歷次革命中，的確有很多人從政權的更迭中獲利。但庫克放弃了許多利益，到愛爾蘭去做一個法官，以推動當地公正地快速審判。他沒什麽錢，因爲我對他的女兒也做了一些研究，她沒有從父親那裏得到什麽遺産。他也不曾擁有真正意義上的城堡，那只是一個做慈善事業的修道院，他會給路過的人麵包和酒， 有時候是自己掏錢。在他行刑之後，他不多的財産也都被收繳了。
人物周刊：看完這本書，對照查理一世的審判和庫克們的結局，可能會讓讀者陷入某種悲觀：人類對憲政民主、公正、平等的追求看起來總免不了經歷“進一步，退兩步”的命運。您覺得呢？
羅伯遜：我想不必太過悲觀。那確實是個報復性的審判，有人在幕後操縱，弗蘭西斯•培根稱之爲“狂野的正義”。但我相信我們在進步，法律領域的情况正在好轉。
從“二戰”後的紐倫堡審判開始，法律界人士就在考慮建立全球性的司法組織。國際刑事法庭(ICC)的建立是10年前的事情，到現在已經有108個國家簽約加入；有5個主要國家沒有加入，美國沒有，中國也沒有。
君主赦免權，我們稱之爲End Game ——“最後的游戲”，正是在這個前提下，對皮諾切特、查爾斯•泰勒( 利比里亞前總統)、米洛舍維奇(前南聯盟總統)等人的審判才能進行。人們可能會說，這是經過選擇的正義，因爲還有那些應當受到懲罰的人沒有被檢舉。但我認爲，至少我們有了一個開始，有了一些好的趨勢，需要進一步的推動。
這個過程很慢，但不必太悲觀。很多國家都有各種普遍性的問題，譬如腐敗；海盜行爲也是一種國際性問題，看一看現在的索馬里，還有馬來西亞海岸，這些都需要利用國際組織的力量去應對。
人物周刊：一個國家的人民有沒有可能根據國際法，起訴另一個國家對他們發動戰爭幷帶來深重灾難的國家元首？
羅伯遜：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可以起訴。
人物周刊：比如說，現在伊拉克人民能否起訴布什？
羅伯遜：據我所知，如果根據美國法律，這是不可以起訴的。
西方實現程序正義用了好幾百年
人物周刊：我們已經知道，法律是建立在某種公理、原則之上的循環論證。查理一世之所以拒不回答法庭的提問，是源于他心目中的公理：君權神授、君主有赦免權。所以，問題的關鍵是不是：這些公理該由誰制定？
羅伯遜：其實在紐倫堡審判的時候，就已經建立了國際人權正義的理念。那次中國也有代表團參加。國際申明中的基本權利幷不只取决于西方或東方，或某一派宗教，是各方共同的約定。
人物周刊：誅暴君者在審判查理一世前也清洗了議會，後世因此詬病其爲“殘缺議會”。您怎樣看這種在實現正義過程中的政治手段？西方主要國家真正實現程序正義，用了多少時間？
羅伯遜：西方國家用了好幾百年來實現程序正義。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法律體系，如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每一個體系都必須程序公平。歐洲人權法院不停地調查來自各地的抱怨、投訴；英美法系是有陪審團的；法國有裁判官，叫做地方法官，有點像地方行政官。
理想的狀態是可以隨著時代變化作相應調整，因爲會出現一些新的犯罪類型，比如恐怖主義。一些案例必須時常進行復查，以便更好地對罪犯進行工作。最重要的是要作出對公平的承諾。
人物周刊：審判查理一世時，大部分人只能看到而聽不到庭上在說什麽，您在書中也用了一個詞——“秀”，幷在11章末尾提到了當時民衆還沒從驚愕中回過神來的反應，據說，有法官在判决書上簽完字很快驚呆了。所以，這個開創性的審判在當時是不是有些超前了？
羅伯遜：對查理一世這樣的君主的審判，此前從未在世界上出現過。許多國王的支持者都坐在那裏看。對于當時的歐洲人來說，就像美國人對于“9•11”那樣目 瞪口呆。但是我們無法理解的是，爲什麽公衆只站在那兒選擇旁觀，而幷沒有參與這個過程。當我們真的看見一個正義的審判發生在面前的時候，如何反應？對能否公正判决心存懷疑，對是否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心存懷疑，我想這些因素影響了公衆。震驚歸震驚，事情幷未因此有所改變，人們依舊過著自己的生活，正義依靠自身的動力前行。
人物周刊：書中提供的一些細節令人難忘：行刑之後，高臺近旁的普通人忙于販賣掉了腦袋的國王的頭髮和鮮血，而復辟後人們在大街上舉行各種慶典活動。這是不是意味著：在民智未開之前，對憲政民主的追求，只是少數人的事情？
羅伯遜：少數人永遠是改革的源頭，歷史上的革命運動總是由少數人發起、領導的，也許後來會變成多數人。但民主幷不是最高法院裏的决定。1640年代界定的民主跟今天也不同。
人們總是愚蠢地談論民主，仿佛只要是被選舉上來的人，就可以做任何事情。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臺，因爲媒體的作爲；布什雖然也曾得到過參、衆兩院對“關塔那摩虐囚事件”的支持，但他仍然受制于最高法院——這樣，權力的濫用才能被制止。所以我所認爲的真正的民主應由非經選舉産生的法官、記者，和經選舉産生的政客，這相互獨立的三方組成，以維護大多數人的最基本權利。
習慣性地摸摸車上有沒有炸彈
人物周刊：聽說您曾經當過記者。
羅伯遜：是的，我曾經是一個記者。最終選擇當律師，可能是想收入高一些吧。
人物周刊：在歷史寫作中，留下來的材料都是片斷，連接這些片斷的時候，合理的推演是無法避免的。您在寫作這本書時，是怎樣處理這個問題的？
羅伯遜：我很喜歡這個問題。我想每一個職業都有自己的特點。記者們寫歷史，也在搜集材料，會去尋求一些問題的答案，直到自己相信了它。但他們得到的總是不够多。很少有律師會成爲記者或歷史學家。歷史學家們總是陷于前人的研究，以至于他們有時很難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事物。我的便利就是可以憑藉律師的身份看到那些原始材料，幷跳出史學家的眼光。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很仔細地看了所有的原件，包括1649年和1660年兩次審判的所有法庭記錄，以及當時的一些新聞小册子、報紙。在對原始材料進行重新詮釋的時候，我沒有太多連接上的困難。而且我發現350多年過去了，法律幷沒有改變太多。
人物周刊：從克倫威爾將軍到蒙克將軍，似乎都說明了：憲政的努力，永遠離不開暴力機器——軍隊。如果有人因此嘲笑那些知識分子的演說或著作、法庭上莊嚴的辯論等等，您怎麽看？
羅伯遜：在前民主的時代，軍事力量確實是核心。今天在巴格達、斐濟、孟加拉這樣的地方，軍事力量也依然是權力的中心。但是你會發現，在一些民主憲政較爲發達，或者說在這條路上走得比較遠的國家，比如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軍事力量是在憲法之下的，它在政治上的權力會越來越小。英國也是花了很長時間才走到這一步。丘吉爾說過，相比較而言，民主政體是“最不壞”的。當一個國家變得自信的時候，軍事力量就會變得越來越不重要。
然而就全球範圍來看，民主也是可以被人爲操縱的。比如說在美國，五角大樓會對總統進行游說；在新加坡，李光耀領導人民行動党(P.A.P.)就是高度集權的，它嚴格控制媒體言論，是虛假的民主。我曾經代《華爾街日報》跟李光耀打過官司，他在新加坡也不停地起訴哪怕是給他非常溫和批評的人，因此還賺了不少錢。
人物周刊：那次您敗訴了？
羅伯遜：是的，敗訴了，每個被他起訴的人都輸了。李光耀說自己受到了精神上的損傷，幷且要求增加賠償，因爲在我進行法庭交叉詢問之後，他的精神損傷加重了。所以在那個國家言論比較昂貴。
人物周刊：李光耀從這場官司裏得了多少賠償？
羅伯遜：不是太多，我估計大概是20萬新加坡元。但他有個長長的賠償單子。
人物周刊：4年來，這本書在英國國內的反響如何？有沒有來自英國王室的反饋？您的同行，譬如米歇爾•科比大法官怎麽看？
羅伯遜：這本書引起很多辯論，特別是在澳大利亞——它還是英聯邦成員。現在民衆對女王還普遍有感情，這裏有一個傳統的維繫，但是對她的兒子就未必了。就像我在書中寫到的，1700年英國有一個《王位繼承法》，規定只有家族中的男性繼承人才能繼承王位，但是現在這一點也要開始改變了。科比是我的好朋友，關于這本書，我跟他有一個爭論，科比認爲對查理一世的審判是不公平的。但是我認爲在當時那是最公平的審判——我們不能用現在的標準要求1640年代的人。
人物周刊：在英國當律師，爲戀童癖辯護有可能收到郵寄來的大便，起訴恐怖分子有可能收到書信炸彈，爲拉什迪之類的人當律師，您收到過什麽？
羅伯遜：是的，有很多這樣的威脅。有一次在賽拉利昂，有30個士兵護衛我。有一次在斐濟，我是實施爆炸的印度人的辯護律師。律師這個行業，有所謂“計程車規則”，就是不能拒絕要求提供辯護的客戶，就像計程車司機不能拒載一樣。
我接過許多案子，各種情形都碰到過。有一次在莫桑比克，我跟我的助手走向一輛車，車子爆炸了，眼看著他失去了一條胳膊和一條腿。現在我坐上車，會習慣性地摸摸有沒有炸彈。
2009年04月23日13:02 南方人物周刊
杰弗裏•羅伯遜，英國王室法律顧問、聯合國塞拉利昂特別法庭法官。參與過起訴皮諾切特和海斯廷斯•卡穆祖•班達等著名暴君和獨裁者的案子，還在伊拉克培訓過審判薩達姆的當地法官。
律師有點像網球運動員，打比賽有時輸，有時贏，總在抱怨裁判不公，却掙了很多錢。但是當網球運動員需要很聰明，而當律師幷不一定要聰明，只要具備“常識”和“相對乾淨的手脚”
本刊記者 李宗陶 實習記者 王媛發自上海
杰弗裏•羅伯遜(Geoffrey Robertson QC)先生表現得像一位真正的英國紳士。兩個多小時裏，他沒理會身邊人的建議，一直站著講話。他儘量放慢語速，想讓面前坐成一個方陣的中國讀者，完全領會他帶著濃重澳大利亞口音的英語。這些人手中，捧著他剛被譯成中文的400頁的著作《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斷頭臺的人》——在序言中，北大法學院賀衛方教授稱之爲正本清源之作，重現了360年前那段頗有禁忌的歷史。
4月8日下午，書蟲們早早聚在季風書園，等候傳說中在法學界段位很高的作者。去年，羅伯遜先生是英國王室法律顧問、聯合國塞拉利昂特別法庭法官。他參與過起訴皮諾切特(智利前總統)和海斯廷斯•卡穆祖•班達(前馬拉維總統)這些著名暴君和獨裁者的案子，還在伊拉克培訓過審判薩達姆•侯賽因的當地法官。
談起那次經歷，他說：“美國人插手這件事，他們一定要薩達姆死，而聯合國法官主張廢除死刑。我當時自以爲聰明，提出可以把薩達姆終身監禁在芬蘭，但美國人說不行，那樣家人還可以去探望他，他也可以看電視，甚至看A片；我又說，可以像把拿破侖流放到聖赫倫那島那樣，把他關在福克納群島，那樣他只能跟企鵝講話。但美國人又說，那樣會開發出一個‘去福克納島看薩達姆’的旅游項目來。所以後來我們看到的是，第一位檢察長比較溫和，很快被換掉，第二任也因不够强硬被拉下來。薩達姆在2006年最後一天被處絞刑。他被處死之後，很快成爲烈士，他的墓地現在成了朝聖之地，這跟當年處死查理一世犯的是同樣的錯誤。”
羅伯遜先生還回顧了二戰後紐倫堡審判背後的政治角逐：“丘吉爾不希望審判戰犯，他想把上層75位戰犯槍斃了事，但杜魯門希望有公審，英美陷入僵局；這時，第三方斯大林非常樂意看到審判，只要最後把他們都殺了就行。”
世界一流媒體都有官司找到他
羅伯遜很以自己出生的日期驕傲：1946年9月30日，那是歷時一年多的紐倫堡審判的最後一天。他在悉尼的市郊長大，父親曾是“二戰”期間澳大利亞敢死隊的飛行員。
他强烈的正義感可能源自童年鄰居家那個好鬥的玩伴。“戰事”容易誘發正義與邪惡，而小孩子得以用自己的眼睛和頭腦辨識。羅伯遜5歲之前不會開口說話，後來一開口就有很濃郁的澳洲音。當年他在中央刑事法院接手第一個案子，爲一個澳洲人辯護，因爲口音很被法官嘲笑了一番。做了這麽多年，他上庭之前還是會緊張，因爲感覺別人命運的一部分就在自己手中握著。
香港大學陳婉瑩教授說，羅伯遜還是傳媒法領域的大師，他最重要的著作是與AndrewNicolQC合寫的1100頁的《媒體法》，已再版了5次；他在法律上的另一貢獻是使得“沉默權”得以合法，也就是說，被審判者有權“不自證有罪”。
翻看他的出庭記錄，會發現從《衛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OZ》雜志、《福布斯》雜志、《財富》雜志、《滾石》雜志、CBS“60分鐘”欄目到各地方媒體，都有官司找到他。
羅伯遜還爲印裔英國作家塞爾曼•拉什迪涉嫌言論煽動罪出庭辯護。1994年2月14日，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尼發布一項追殺令，懸賞300萬美金取拉什迪的性命，因爲其作品《撒旦詩篇》褻瀆了伊斯蘭教。1998年9月23日，爲了緩和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長期敵對，伊朗總理卡塔米在紐約宣布拉什迪事件“現已告一 段落”，拉什迪先生才從天天睡不好覺的恐懼中解脫出來。
羅伯遜曾在牙買加爲一個死刑犯辯護。他跟被告一起待在監獄的死囚區，深切感受到什麽叫做折磨。後來他在庭上提出死刑犯的刑期應折抵，因爲他們受到了不該有的折磨。這個觀點多年後在烏干達和美國的法庭上被接受。
查理一世彎下了腰
1999年，羅伯遜參加了一次討論會，這是好朋友米歇爾•科比大法官爲紀念查理一世審判案350周年而舉行的。米歇爾認爲從法律意義上講，審判查理一世是令人感到羞耻的事。“但直到我翻出老版的《國家審判》——這是我早年傻乎乎進行的教育投資之一，現在這些資料大部分都可以在網上免費閱讀，而且還一塵不染 ——我的看法有了改變。”
1640年代的英國，如果冒犯了國王，法官會被割掉耳鼻。在那樣一個時代裏，有個叫約翰•庫克的律師，與克倫威爾將軍、約翰•布拉德肖法官及圓顱黨人一道，突破重重阻力，將發動連年戰爭、給本國人民帶來深重灾難的國王——他甚至打算徵募外國軍隊同他的人民作戰——送上位于查令十字街的威斯敏思特大廳的審判席。
“你憑什麽審訊我？”查理一世拿著他帶銀尖的手杖問法官。薩達姆•侯賽因與米洛舍維奇問過同樣的問題。查理在庭上3次用手杖重擊庫克的肩膀，想阻止他宣讀起訴書，但庫克沒有停頓，一氣讀完。因爲用力過猛，國王手杖上的銀尖頭掉在地上，他勒令庫克爲他撿起，庫克沒有那樣做。衆目睽睽下，國王不得不彎下腰，自己撿起那枚小東西——他對著法庭，彎下了腰。國王最後被判絞刑。這次審判，使得英美法系出現了第一個審判暴君的案例，幷使“暴政罪”得以成立。幾個世紀後，這些罪行進一步被稱爲“戰爭罪”和“反人類罪”。
然而11年後，復辟的查理二世將庫克等人送上審判席，以叛國罪處以令人作嘔的酷刑：絞刑。他們在未咽氣時被砍下頭、割掉生殖器等器官、取出內臟。如果仍未死亡，他們還將忍受烈焰灼烤，幷被砍下頭顱、五馬分尸，殘肢與頭顱被懸挂在威斯敏斯特大廳的門楣上。
2008年，羅伯遜獲得了聯合國司法委員會授予的“卓越法理學家獎”，這在業內是很高的榮譽。在他看來，律師有點像網球運動員，打比賽有時輸，有時贏，總在抱怨裁判不公，却掙了很多錢。“但是當網球運動員需要很聰明，而當律師幷不一定要聰明，只要具備‘常識’和‘相對乾淨的手脚’。”在《弑君者》中，他也對約翰•庫克清教徒式的高尚品行和爲理想獻身的言行表達了充分的敬意。
羅伯遜曾在電視臺主持一檔談話節目，那天嘉賓有事沒來，臨時換上了著名女性主義作家、曾經的歌手凱西•樂蒂。他們一見鍾情，現在跟兩個兒子一起過著“王子公主般幸福的生活”。“她比我有趣得多。”羅伯遜說。凱西的個人主頁非常性情，她寫過不少書，其中一本叫《怎樣謀殺親夫》(How to kill your husband)。
這個過程很慢，但不必太悲觀
人物周刊：事實上，庫克律師只是將查理一世推上斷頭臺的一群人中的一個。您挑選他作爲主要研究對象，除了前言中交待的原因，是否也因爲他身上那種源于清教徒的人格光輝是當今法律界比較稀缺的品格？
羅伯遜：如果他不是基督徒，我也不會改變這一選擇的。他適合被寫作。他相信正義，幷且相信進入正義體系中的人應爲這些審判而審慎地工作。同時，作爲一個特別的“好人”，他以不同尋常的正直打動了我，他是一個道德意義上的好律師。我相信當今世界各國的律師仍能從他身上學習到很多。
人物周刊：對照參與誅殺暴君的其他人，庫克律師幾乎是全書惟一沒有缺點的人，而別人都有這樣或那樣的躲閃、見風使舵和私心。但當史料中出現貧農的兒子庫克通過他的從業，名下擁有城堡、農場等財産這一細節的時候，您有沒有一點詫异？
羅伯遜：在英國的歷次革命中，的確有很多人從政權的更迭中獲利。但庫克放弃了許多利益，到愛爾蘭去做一個法官，以推動當地公正地快速審判。他沒什麽錢，因爲我對他的女兒也做了一些研究，她沒有從父親那裏得到什麽遺産。他也不曾擁有真正意義上的城堡，那只是一個做慈善事業的修道院，他會給路過的人麵包和酒， 有時候是自己掏錢。在他行刑之後，他不多的財産也都被收繳了。
人物周刊：看完這本書，對照查理一世的審判和庫克們的結局，可能會讓讀者陷入某種悲觀：人類對憲政民主、公正、平等的追求看起來總免不了經歷“進一步，退兩步”的命運。您覺得呢？
羅伯遜：我想不必太過悲觀。那確實是個報復性的審判，有人在幕後操縱，弗蘭西斯•培根稱之爲“狂野的正義”。但我相信我們在進步，法律領域的情况正在好轉。
從“二戰”後的紐倫堡審判開始，法律界人士就在考慮建立全球性的司法組織。國際刑事法庭(ICC)的建立是10年前的事情，到現在已經有108個國家簽約加入；有5個主要國家沒有加入，美國沒有，中國也沒有。
君主赦免權，我們稱之爲End Game ——“最後的游戲”，正是在這個前提下，對皮諾切特、查爾斯•泰勒( 利比里亞前總統)、米洛舍維奇(前南聯盟總統)等人的審判才能進行。人們可能會說，這是經過選擇的正義，因爲還有那些應當受到懲罰的人沒有被檢舉。但我認爲，至少我們有了一個開始，有了一些好的趨勢，需要進一步的推動。
這個過程很慢，但不必太悲觀。很多國家都有各種普遍性的問題，譬如腐敗；海盜行爲也是一種國際性問題，看一看現在的索馬里，還有馬來西亞海岸，這些都需要利用國際組織的力量去應對。
人物周刊：一個國家的人民有沒有可能根據國際法，起訴另一個國家對他們發動戰爭幷帶來深重灾難的國家元首？
羅伯遜：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可以起訴。
人物周刊：比如說，現在伊拉克人民能否起訴布什？
羅伯遜：據我所知，如果根據美國法律，這是不可以起訴的。
西方實現程序正義用了好幾百年
人物周刊：我們已經知道，法律是建立在某種公理、原則之上的循環論證。查理一世之所以拒不回答法庭的提問，是源于他心目中的公理：君權神授、君主有赦免權。所以，問題的關鍵是不是：這些公理該由誰制定？
羅伯遜：其實在紐倫堡審判的時候，就已經建立了國際人權正義的理念。那次中國也有代表團參加。國際申明中的基本權利幷不只取决于西方或東方，或某一派宗教，是各方共同的約定。
人物周刊：誅暴君者在審判查理一世前也清洗了議會，後世因此詬病其爲“殘缺議會”。您怎樣看這種在實現正義過程中的政治手段？西方主要國家真正實現程序正義，用了多少時間？
羅伯遜：西方國家用了好幾百年來實現程序正義。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法律體系，如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每一個體系都必須程序公平。歐洲人權法院不停地調查來自各地的抱怨、投訴；英美法系是有陪審團的；法國有裁判官，叫做地方法官，有點像地方行政官。
理想的狀態是可以隨著時代變化作相應調整，因爲會出現一些新的犯罪類型，比如恐怖主義。一些案例必須時常進行復查，以便更好地對罪犯進行工作。最重要的是要作出對公平的承諾。
人物周刊：審判查理一世時，大部分人只能看到而聽不到庭上在說什麽，您在書中也用了一個詞——“秀”，幷在11章末尾提到了當時民衆還沒從驚愕中回過神來的反應，據說，有法官在判决書上簽完字很快驚呆了。所以，這個開創性的審判在當時是不是有些超前了？
羅伯遜：對查理一世這樣的君主的審判，此前從未在世界上出現過。許多國王的支持者都坐在那裏看。對于當時的歐洲人來說，就像美國人對于“9•11”那樣目 瞪口呆。但是我們無法理解的是，爲什麽公衆只站在那兒選擇旁觀，而幷沒有參與這個過程。當我們真的看見一個正義的審判發生在面前的時候，如何反應？對能否公正判决心存懷疑，對是否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心存懷疑，我想這些因素影響了公衆。震驚歸震驚，事情幷未因此有所改變，人們依舊過著自己的生活，正義依靠自身的動力前行。
人物周刊：書中提供的一些細節令人難忘：行刑之後，高臺近旁的普通人忙于販賣掉了腦袋的國王的頭髮和鮮血，而復辟後人們在大街上舉行各種慶典活動。這是不是意味著：在民智未開之前，對憲政民主的追求，只是少數人的事情？
羅伯遜：少數人永遠是改革的源頭，歷史上的革命運動總是由少數人發起、領導的，也許後來會變成多數人。但民主幷不是最高法院裏的决定。1640年代界定的民主跟今天也不同。
人們總是愚蠢地談論民主，仿佛只要是被選舉上來的人，就可以做任何事情。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臺，因爲媒體的作爲；布什雖然也曾得到過參、衆兩院對“關塔那摩虐囚事件”的支持，但他仍然受制于最高法院——這樣，權力的濫用才能被制止。所以我所認爲的真正的民主應由非經選舉産生的法官、記者，和經選舉産生的政客，這相互獨立的三方組成，以維護大多數人的最基本權利。
習慣性地摸摸車上有沒有炸彈
人物周刊：聽說您曾經當過記者。
羅伯遜：是的，我曾經是一個記者。最終選擇當律師，可能是想收入高一些吧。
人物周刊：在歷史寫作中，留下來的材料都是片斷，連接這些片斷的時候，合理的推演是無法避免的。您在寫作這本書時，是怎樣處理這個問題的？
羅伯遜：我很喜歡這個問題。我想每一個職業都有自己的特點。記者們寫歷史，也在搜集材料，會去尋求一些問題的答案，直到自己相信了它。但他們得到的總是不够多。很少有律師會成爲記者或歷史學家。歷史學家們總是陷于前人的研究，以至于他們有時很難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事物。我的便利就是可以憑藉律師的身份看到那些原始材料，幷跳出史學家的眼光。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很仔細地看了所有的原件，包括1649年和1660年兩次審判的所有法庭記錄，以及當時的一些新聞小册子、報紙。在對原始材料進行重新詮釋的時候，我沒有太多連接上的困難。而且我發現350多年過去了，法律幷沒有改變太多。
人物周刊：從克倫威爾將軍到蒙克將軍，似乎都說明了：憲政的努力，永遠離不開暴力機器——軍隊。如果有人因此嘲笑那些知識分子的演說或著作、法庭上莊嚴的辯論等等，您怎麽看？
羅伯遜：在前民主的時代，軍事力量確實是核心。今天在巴格達、斐濟、孟加拉這樣的地方，軍事力量也依然是權力的中心。但是你會發現，在一些民主憲政較爲發達，或者說在這條路上走得比較遠的國家，比如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軍事力量是在憲法之下的，它在政治上的權力會越來越小。英國也是花了很長時間才走到這一步。丘吉爾說過，相比較而言，民主政體是“最不壞”的。當一個國家變得自信的時候，軍事力量就會變得越來越不重要。
然而就全球範圍來看，民主也是可以被人爲操縱的。比如說在美國，五角大樓會對總統進行游說；在新加坡，李光耀領導人民行動党(P.A.P.)就是高度集權的，它嚴格控制媒體言論，是虛假的民主。我曾經代《華爾街日報》跟李光耀打過官司，他在新加坡也不停地起訴哪怕是給他非常溫和批評的人，因此還賺了不少錢。
人物周刊：那次您敗訴了？
羅伯遜：是的，敗訴了，每個被他起訴的人都輸了。李光耀說自己受到了精神上的損傷，幷且要求增加賠償，因爲在我進行法庭交叉詢問之後，他的精神損傷加重了。所以在那個國家言論比較昂貴。
人物周刊：李光耀從這場官司裏得了多少賠償？
羅伯遜：不是太多，我估計大概是20萬新加坡元。但他有個長長的賠償單子。
人物周刊：4年來，這本書在英國國內的反響如何？有沒有來自英國王室的反饋？您的同行，譬如米歇爾•科比大法官怎麽看？
羅伯遜：這本書引起很多辯論，特別是在澳大利亞——它還是英聯邦成員。現在民衆對女王還普遍有感情，這裏有一個傳統的維繫，但是對她的兒子就未必了。就像我在書中寫到的，1700年英國有一個《王位繼承法》，規定只有家族中的男性繼承人才能繼承王位，但是現在這一點也要開始改變了。科比是我的好朋友，關于這本書，我跟他有一個爭論，科比認爲對查理一世的審判是不公平的。但是我認爲在當時那是最公平的審判——我們不能用現在的標準要求1640年代的人。
人物周刊：在英國當律師，爲戀童癖辯護有可能收到郵寄來的大便，起訴恐怖分子有可能收到書信炸彈，爲拉什迪之類的人當律師，您收到過什麽？
羅伯遜：是的，有很多這樣的威脅。有一次在賽拉利昂，有30個士兵護衛我。有一次在斐濟，我是實施爆炸的印度人的辯護律師。律師這個行業，有所謂“計程車規則”，就是不能拒絕要求提供辯護的客戶，就像計程車司機不能拒載一樣。
我接過許多案子，各種情形都碰到過。有一次在莫桑比克，我跟我的助手走向一輛車，車子爆炸了，眼看著他失去了一條胳膊和一條腿。現在我坐上車，會習慣性地摸摸有沒有炸彈。
孟子和小科員（龍應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0cns4.html
孟子和小科員
龍應台
傲慢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正在籌劃一趟單車旅行，帶兩個孩子去走萊茵河岸。五天單騎，一天二十公里，大概可以沿河百里。正在研究地圖的時候，接到臺北馬英九市長的秘書來電，大意是說，因爲馬市長希望邀請龍教授回台出任臺北市首任文化局長，“請龍老師把履歷寄到臺北。”
我記得自己當時不假思索地答復：“要履歷？我又不跟你們求職，幹嘛要寄履歷給你們？需要認識我的話，去書店買我的書啊！”
沒幾天，接到馬市長自己的越洋電話。從電話的交談中，我知道，這個人，還真的讀過那些沒什麽意思的書了。
又過了幾個禮拜，接到市長貼身秘書的電話：市長將親自到法蘭克福來，晚上八點多到，“龍老師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談？”
我也記得自己當時三分玩笑、七分認真地答復：“只有‘王’來見‘士’，哪有‘士’去見‘王’的道理？歡迎市長來我家一談。”
于是市長風塵僕僕從臺北飛到羅馬，在羅馬密集而繁瑣的公務行程之後，隻身與秘書一人，擺脫了記者團，悄悄飛到法蘭克福機場，再從機場搭出租車，在德國的暗夜中尋找我離城二十裏路鄉下家。
是在進入了政府的公務系統之後，在長達近四年的公務生涯每天工作十六小時的高壓後，在受盡了政治的折磨和實務的歷練之後，回想到當初的“跨星際”接觸，我才認識到自己身上“知識分子的傲慢”是多麽的不食人間烟火，多麽的自視清高。
我不是個高傲的人；曾經有記者觀察到，在簽名售書的場合裏，當我坐著爲排隊的讀者簽名時，如果年長的讀者出現，我一定馬上從座位上站起來，爲他簽名。但是面對代表“權勢”的市長，却表現得如此傲慢，傲慢到不盡情理。于是在思索自己的思想和人格養成過程時，不禁自問：這種對權勢的“傲慢”，究竟其來何自？
立正
從記憶深處第一個浮上來的，竟然是孟子。十三歲的時候讀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雖然還不知道何謂富貴、威武和貧賤，也不懂“淫”、“ 屈”，和“移”，作爲動詞，裏頭有多少層次的意義，但是句子的斬釘截鐵，以及那斬釘截鐵的語言所釋出的一種簡單但絕對的力量，顯然讓年幼的我深深震動。高 中時，讀到《滕文公下二》的原文，才知道，孟子認爲權傾一時、讓王侯畏懼的强人都不是真正的“大丈夫”；真正頂天立地的君子品格，只有在富貴加以誘惑、威 武加以震嚇、貧賤加以壓迫的情况之下，才測試得出來。
有一天，在鄉下和幾個同學在“民衆服務社”打乒乓球。突然聽見很大聲的“立正”的命令。聲音那樣熟悉，原來是父親，穿著一身整齊的警官制服，帶著幾個警 察，向前來視察的分局長敬禮。我正要繼續打球，球才舉起，就看見父親嚇阻的眼神；立正在他身後的警員更是一個箭步過來，把我們幾個穿著拖鞋短褲的初中生連 推帶拉排成一列，挺身站直，讓我們舉起右手抵著額頭，做出軍警的敬禮姿勢。
不知爲什麽，我竟然覺得受到了此生未曾有的侮辱。晚上，十五歲的我拿出孟子《盡心篇》，走到父親面前，說，“你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我想對他大叫的是，“你爲什麽要我們立正敬禮？你爲什麽不知道‘說大人必藐之’？那個分局長是什麽咚咚，憑什麽要我跟他立正敬禮？”
父親正在一盞昏昏的燈下剪他的脚指甲，腿翹在一張竹凳上。他放下小剪刀，坐好，接過我的書，還真仔細地把古文吟哦了一遍，明白了我的抗議，把書還給我，說，“你把孟子最有名的那一章背來聽聽。”一眼瞄到弟弟正在一旁無所事事，說，“來，一起背。”
姊弟兩個，一高一矮，就立在那破舊的警察宿舍昏昏的燈光下，開始背《告子下》：
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背到這裏，我嚅嚅諾諾背不下去了，比我會讀書的弟弟一個人朗聲繼續：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怎麽“動心忍性”，如何“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我沒有印象；但是“說大人必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倒在我心裏深深印刻，不可磨滅。
在那一天，十五歲的我──不知道人世的艱辛，不知道生活的磨難，不知道自然法則的殘酷，不知道人性的脆弱和黑暗；十五歲的我心中暗暗發誓：長大以後做什麽都可以，但絕不做那必須向人立正敬禮的人，也不做那被別人立正敬禮的人。
等到後來讀到《公孫醜下》孟子引述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而對齊王表達“士”與“王”分庭抗禮的獨立位置時，我大概已經被孟子熏陶得差不多了。
獨立
沒想到自己在一九九九年真的去“做官”，進入了一個等級分明、令出必行的體系。我發現自己一方面做决策，發出指令，一方面努力在培養官員的獨立意識，也就 是說，當上位的决策者給出錯誤的指令時，做爲下屬的人，如何能够不盲從。下屬對于上司，如何保持一種獨立判斷的能力？如何保持直指上司錯誤的勇氣？在培養官員的獨立意識上，我不放過任何一個教育的機會。
有一天，一份蓋滿了章的公文一路旅行到了我桌上。蓋了那麽多章，表示下面一串官員全同意了。仔細讀，却看得我直皺眉頭。原來這是市長室下來的公文。某月某日某經濟園區落成，市長要去剪彩了。爲了剪彩的風光，市長室的官員請文化局責成下屬美術館配合剪彩時段，在該園區辦一個美術展，同時，請文化局安排開幕時現場表演節目。
不需多想，我在已經蓋了好多“擬辦”章的公文上，寫下推翻一切的局長批示：
1.美術館展覽屬藝術專業範圍，自有其嚴格規定之專業流程，不宜配合市長剪彩“演出”。
2.文化局對市民負責，非市長幕僚。安排表演活動目的在培養市民美學則可，在“配合”市長剪彩則不可。以上事宜由新聞處幕僚單位出面作業較妥。
龍
公文批好之後，再把科員、股長、專員、科長一路到主秘、副局長都請來局長室，拿著白紙黑字的批示跟同仁溝通觀念：文化局是臺北市的文化决策機構，獨立行使職權，對市民負責，它不是市長的幕僚或“化妝師”。文化官員應該有這樣的基本認識，從最微小處就不容許文化爲政治服務，不容許文化局淪爲市長的輔選活動局。官員本身有文化獨立的意識，就可以避免將來的掌權者公私不分，職權濫用。
“以後市長室再來這種指令，比照辦理。”
談完後，同仁一一離去，主秘却不走，面有難色，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有話要說。
他極坦誠地告訴我這孟子的學生：“局長，您的理念我完全瞭解，而且贊成，但是，能不能不要形諸文字，因爲公文複閱，回流的一路上每一個官員都會讀到，給市長室的人難堪，就是給市長難堪，不太好。官場還是有官場文化的。您還是讓我去用電話表達比較好，原批示可以擦掉。”
我默默看著這資深公務員大約足足兩分鐘之久，心中深深感動，他如此細緻而誠懇地衛護一個“誤闖”官場的人，怕她受傷害。思索片刻之後，我說，“明白你的細心，但是，如果不落文字，這一路上舊觀念的公務員不會認識到文化行政獨立的重要。有白紙黑字，才能讓公務員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吧，包括市長室的公務員。”
主秘無奈地拿著公文起身離去，“而且，”我說，“我有信心市長自己也會支持這個立場。”
我其實幷不知道市長會怎麽反應，但這是個很好的測試吧。當天晚上，跟市長通電話，我把這個批示原原本本道來。他靜靜聽完，輕鬆地說，“對啊，本來就應該這樣啊。這種觀念是要建立的，很好。”然後開始談別的公事。以後，文化局再也沒有接到過類似的指令。
教訓
不見得總是成功，但是我努力維持自己的獨立，也要求屬下官員培養獨立意識。三年後，有這麽一個下午，我在視察一個劇院工程時，看見工地上一排被拆卸一半的樓房露出一整面難看的墻壁；準備上油漆暫時遮醜的鷹架已經搭設完成。黃昏遲遲的陽光，剛好把鷹架那橫七竪八的竹影，淡淡地，錯錯落落地，斜斜灑在那頽廢斑 駁的墻上。
我被那刹那間發現的美，驚呆了。站著不動，好像聽見陽光在那墻上悠悠移動的聲音。
從美的震撼中回過神來，我交代隨行的高級官員：不要上油漆了。就請藝術家把陽光自然投射的鷹架的影子，淡淡地畫在墻上，就是最美的公共藝術了。
高級官員說，馬上辦。
過了兩個星期，我問專管公共藝術的承辦人，那面墻做好了嗎？
那是個講話嬌滴滴、十分靦靦的科員，大學畢業，管的事情龐大複雜。公共藝術牽涉到城市景觀和藝術的環境。臺灣任何一棟公共建築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須用在公共藝術上；當公共藝術被界定爲藝術家與公共空間，尤其是與市民大衆，之間的情感互動時，它的創作本身以及與市民對話的過程，就變成藝術作品的主體，處理起來非常繁複。
她說“還沒”。又過了兩周，仍是“還沒”。過了一個月，仍是“還沒”時，我準備發火了。把科長和科員請到面前，板著臉質問延宕原因。這個嬌滴滴、十分靦靦的科員，輕聲地說：
“局長，公共藝術，您不是說，‘公共’的意義就是，它必須來自藝術家的創作，而藝術家的創作還要經過一個和市民互動，得到市民響應、接受的過程。您不是說，過程比藝術品本身還重要。那一面墻，儘管只是劃上一點影子，其實都是公共藝術的範疇，就應該經過那整個藝術家創作和市民互動的流程。局長說畫什麽，就畫上去，可能違背了公共藝術的基本精神。我覺得不太妥。”
她靜靜地陳述。我靜靜地聽。
那面墻，沒有處理。
真的，除了孟子，小科員也給我上過課。
04-25-2007
孟子和小科員
龍應台
傲慢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正在籌劃一趟單車旅行，帶兩個孩子去走萊茵河岸。五天單騎，一天二十公里，大概可以沿河百里。正在研究地圖的時候，接到臺北馬英九市長的秘書來電，大意是說，因爲馬市長希望邀請龍教授回台出任臺北市首任文化局長，“請龍老師把履歷寄到臺北。”
我記得自己當時不假思索地答復：“要履歷？我又不跟你們求職，幹嘛要寄履歷給你們？需要認識我的話，去書店買我的書啊！”
沒幾天，接到馬市長自己的越洋電話。從電話的交談中，我知道，這個人，還真的讀過那些沒什麽意思的書了。
又過了幾個禮拜，接到市長貼身秘書的電話：市長將親自到法蘭克福來，晚上八點多到，“龍老師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談？”
我也記得自己當時三分玩笑、七分認真地答復：“只有‘王’來見‘士’，哪有‘士’去見‘王’的道理？歡迎市長來我家一談。”
于是市長風塵僕僕從臺北飛到羅馬，在羅馬密集而繁瑣的公務行程之後，隻身與秘書一人，擺脫了記者團，悄悄飛到法蘭克福機場，再從機場搭出租車，在德國的暗夜中尋找我離城二十裏路鄉下家。
是在進入了政府的公務系統之後，在長達近四年的公務生涯每天工作十六小時的高壓後，在受盡了政治的折磨和實務的歷練之後，回想到當初的“跨星際”接觸，我才認識到自己身上“知識分子的傲慢”是多麽的不食人間烟火，多麽的自視清高。
我不是個高傲的人；曾經有記者觀察到，在簽名售書的場合裏，當我坐著爲排隊的讀者簽名時，如果年長的讀者出現，我一定馬上從座位上站起來，爲他簽名。但是面對代表“權勢”的市長，却表現得如此傲慢，傲慢到不盡情理。于是在思索自己的思想和人格養成過程時，不禁自問：這種對權勢的“傲慢”，究竟其來何自？
立正
從記憶深處第一個浮上來的，竟然是孟子。十三歲的時候讀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雖然還不知道何謂富貴、威武和貧賤，也不懂“淫”、“ 屈”，和“移”，作爲動詞，裏頭有多少層次的意義，但是句子的斬釘截鐵，以及那斬釘截鐵的語言所釋出的一種簡單但絕對的力量，顯然讓年幼的我深深震動。高 中時，讀到《滕文公下二》的原文，才知道，孟子認爲權傾一時、讓王侯畏懼的强人都不是真正的“大丈夫”；真正頂天立地的君子品格，只有在富貴加以誘惑、威 武加以震嚇、貧賤加以壓迫的情况之下，才測試得出來。
有一天，在鄉下和幾個同學在“民衆服務社”打乒乓球。突然聽見很大聲的“立正”的命令。聲音那樣熟悉，原來是父親，穿著一身整齊的警官制服，帶著幾個警 察，向前來視察的分局長敬禮。我正要繼續打球，球才舉起，就看見父親嚇阻的眼神；立正在他身後的警員更是一個箭步過來，把我們幾個穿著拖鞋短褲的初中生連 推帶拉排成一列，挺身站直，讓我們舉起右手抵著額頭，做出軍警的敬禮姿勢。
不知爲什麽，我竟然覺得受到了此生未曾有的侮辱。晚上，十五歲的我拿出孟子《盡心篇》，走到父親面前，說，“你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我想對他大叫的是，“你爲什麽要我們立正敬禮？你爲什麽不知道‘說大人必藐之’？那個分局長是什麽咚咚，憑什麽要我跟他立正敬禮？”
父親正在一盞昏昏的燈下剪他的脚指甲，腿翹在一張竹凳上。他放下小剪刀，坐好，接過我的書，還真仔細地把古文吟哦了一遍，明白了我的抗議，把書還給我，說，“你把孟子最有名的那一章背來聽聽。”一眼瞄到弟弟正在一旁無所事事，說，“來，一起背。”
姊弟兩個，一高一矮，就立在那破舊的警察宿舍昏昏的燈光下，開始背《告子下》：
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背到這裏，我嚅嚅諾諾背不下去了，比我會讀書的弟弟一個人朗聲繼續：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怎麽“動心忍性”，如何“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我沒有印象；但是“說大人必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倒在我心裏深深印刻，不可磨滅。
在那一天，十五歲的我──不知道人世的艱辛，不知道生活的磨難，不知道自然法則的殘酷，不知道人性的脆弱和黑暗；十五歲的我心中暗暗發誓：長大以後做什麽都可以，但絕不做那必須向人立正敬禮的人，也不做那被別人立正敬禮的人。
等到後來讀到《公孫醜下》孟子引述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而對齊王表達“士”與“王”分庭抗禮的獨立位置時，我大概已經被孟子熏陶得差不多了。
獨立
沒想到自己在一九九九年真的去“做官”，進入了一個等級分明、令出必行的體系。我發現自己一方面做决策，發出指令，一方面努力在培養官員的獨立意識，也就 是說，當上位的决策者給出錯誤的指令時，做爲下屬的人，如何能够不盲從。下屬對于上司，如何保持一種獨立判斷的能力？如何保持直指上司錯誤的勇氣？在培養官員的獨立意識上，我不放過任何一個教育的機會。
有一天，一份蓋滿了章的公文一路旅行到了我桌上。蓋了那麽多章，表示下面一串官員全同意了。仔細讀，却看得我直皺眉頭。原來這是市長室下來的公文。某月某日某經濟園區落成，市長要去剪彩了。爲了剪彩的風光，市長室的官員請文化局責成下屬美術館配合剪彩時段，在該園區辦一個美術展，同時，請文化局安排開幕時現場表演節目。
不需多想，我在已經蓋了好多“擬辦”章的公文上，寫下推翻一切的局長批示：
1.美術館展覽屬藝術專業範圍，自有其嚴格規定之專業流程，不宜配合市長剪彩“演出”。
2.文化局對市民負責，非市長幕僚。安排表演活動目的在培養市民美學則可，在“配合”市長剪彩則不可。以上事宜由新聞處幕僚單位出面作業較妥。
龍
公文批好之後，再把科員、股長、專員、科長一路到主秘、副局長都請來局長室，拿著白紙黑字的批示跟同仁溝通觀念：文化局是臺北市的文化决策機構，獨立行使職權，對市民負責，它不是市長的幕僚或“化妝師”。文化官員應該有這樣的基本認識，從最微小處就不容許文化爲政治服務，不容許文化局淪爲市長的輔選活動局。官員本身有文化獨立的意識，就可以避免將來的掌權者公私不分，職權濫用。
“以後市長室再來這種指令，比照辦理。”
談完後，同仁一一離去，主秘却不走，面有難色，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有話要說。
他極坦誠地告訴我這孟子的學生：“局長，您的理念我完全瞭解，而且贊成，但是，能不能不要形諸文字，因爲公文複閱，回流的一路上每一個官員都會讀到，給市長室的人難堪，就是給市長難堪，不太好。官場還是有官場文化的。您還是讓我去用電話表達比較好，原批示可以擦掉。”
我默默看著這資深公務員大約足足兩分鐘之久，心中深深感動，他如此細緻而誠懇地衛護一個“誤闖”官場的人，怕她受傷害。思索片刻之後，我說，“明白你的細心，但是，如果不落文字，這一路上舊觀念的公務員不會認識到文化行政獨立的重要。有白紙黑字，才能讓公務員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吧，包括市長室的公務員。”
主秘無奈地拿著公文起身離去，“而且，”我說，“我有信心市長自己也會支持這個立場。”
我其實幷不知道市長會怎麽反應，但這是個很好的測試吧。當天晚上，跟市長通電話，我把這個批示原原本本道來。他靜靜聽完，輕鬆地說，“對啊，本來就應該這樣啊。這種觀念是要建立的，很好。”然後開始談別的公事。以後，文化局再也沒有接到過類似的指令。
教訓
不見得總是成功，但是我努力維持自己的獨立，也要求屬下官員培養獨立意識。三年後，有這麽一個下午，我在視察一個劇院工程時，看見工地上一排被拆卸一半的樓房露出一整面難看的墻壁；準備上油漆暫時遮醜的鷹架已經搭設完成。黃昏遲遲的陽光，剛好把鷹架那橫七竪八的竹影，淡淡地，錯錯落落地，斜斜灑在那頽廢斑 駁的墻上。
我被那刹那間發現的美，驚呆了。站著不動，好像聽見陽光在那墻上悠悠移動的聲音。
從美的震撼中回過神來，我交代隨行的高級官員：不要上油漆了。就請藝術家把陽光自然投射的鷹架的影子，淡淡地畫在墻上，就是最美的公共藝術了。
高級官員說，馬上辦。
過了兩個星期，我問專管公共藝術的承辦人，那面墻做好了嗎？
那是個講話嬌滴滴、十分靦靦的科員，大學畢業，管的事情龐大複雜。公共藝術牽涉到城市景觀和藝術的環境。臺灣任何一棟公共建築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須用在公共藝術上；當公共藝術被界定爲藝術家與公共空間，尤其是與市民大衆，之間的情感互動時，它的創作本身以及與市民對話的過程，就變成藝術作品的主體，處理起來非常繁複。
她說“還沒”。又過了兩周，仍是“還沒”。過了一個月，仍是“還沒”時，我準備發火了。把科長和科員請到面前，板著臉質問延宕原因。這個嬌滴滴、十分靦靦的科員，輕聲地說：
“局長，公共藝術，您不是說，‘公共’的意義就是，它必須來自藝術家的創作，而藝術家的創作還要經過一個和市民互動，得到市民響應、接受的過程。您不是說，過程比藝術品本身還重要。那一面墻，儘管只是劃上一點影子，其實都是公共藝術的範疇，就應該經過那整個藝術家創作和市民互動的流程。局長說畫什麽，就畫上去，可能違背了公共藝術的基本精神。我覺得不太妥。”
她靜靜地陳述。我靜靜地聽。
那面墻，沒有處理。
真的，除了孟子，小科員也給我上過課。
04-25-2007
爲討好官員，中國人不遺餘力（纽约时报）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14392/33427
爲討好官員，中國人不遺餘力
譯者：commondata
作者：DAVID BARBOZA
翻譯：CommonData
《紐約時報》
2009年3月13日，北京
上周，一名衣著考究的中國男子步入路易斯•威登位于當地的一家旗艦店，爲一個特殊的人物——一名高級政府官員——尋找稱心的禮品。
“我告訴你，他在頂上（高層，譯者）”，這名男子對售貨員說到，他的保鏢就站在附近。“所以你感覺應該選哪種手提包最合適？”
上述購物活動是一個爲期兩周購物狂歡中的一部分。因爲每年三月，五千名來自全國各行省和地區的共産黨代表們便會聚集在首都，召開兩個年度會議：國家人民議會（人代會，NPC，譯者注）以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爲期兩周。他們的使命是評估國家的進步，幷辯論公共政策。
與此同時，代表們也試圖利用這個機會討好他們的上級——那些國家最頂級的領袖們。方法往往是奉上大量昂貴的禮品，比如古奇手包、愛馬仕圍巾、萬寶龍鋼筆以及價值三萬美元的鑲鑽瑞士表。
雖然三月份兩會期間銷量暴漲，但幾家奢侈品公司的高管們認爲，慷慨大方的政府官員們購置這類産品全年無休，這反映出中國的送禮文化，以及把商業决定建立在私人關係上的傳統。他們承認，一些政府官員，他們的親屬，甚至他們的情婦都擁有特別的賬戶，往往使用代號，比如No博士，或者K女士。
奢侈品生産商也會保留顧客們對于時尚品位的紀錄。比如，經理們表示，政府官員往往鍾情于杰尼亞套裝，以及薩爾瓦多•菲拉格慕皮鞋。他們不喜歡那些標志過于醒目的商品，唯恐送禮行爲太過招搖。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痴迷昂貴的手錶，因爲它很容易藏匿，而且可以隨時兌成現金。
禮品主要用來贈送，或者當作報酬，法律禁止這種行爲。不過，在中國，法律專家表示，賄賂法被有選擇的執行，而且很少調查黨員的遵守情况。
因此，向政府官員贈送禮品這類事情——贈送者中有其他的政府官員，但更爲普遍的是商人——如此尋常，以至于奢侈商品生産商已經越來越多的將其視爲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一家全球性咨詢機構“貝恩咨詢公司”認爲，中國現在已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奢侈品消費市場，其去年年銷售額高達七十六億美元。行內專家則估計，贈予政府官員的禮品在該國奢侈品銷售總額中大約占到接近一半（50%）的比例。
當較低級別的政府官員贈送禮品時，花的其實都是國家的錢，或由私人企業主代付。“政府官員們實際上幷不能真的買下它們——他們的收入極爲有限”，《奢侈品邪教》一書作者，亞洲奢侈品牌專家拉達•查達表示。“往往是其他什麽人買下（禮品）贈給他們”。
這就是爲什麽這個月党的幹部及其友人會在北京搜尋菲拉格慕、迪奧和卡地亞們的原因。同時他們也爲興高采烈的奢侈品公司提供了數周假日般暴增的銷量。
但在中國，這種行爲受到公開的譴責。當被問及是否發生過這種送禮事件時，中國的官員們會給予强烈的否認。
“這種發瘋的新聞你是從哪里聽來的”？黑龍江省從事媒體關係工作的官員，本届人大代表蔣洪波（音）表示。
來自新疆自治區的一名聯絡官員楊志（音）則表現得更爲憤怒。他說，“在這麽嚴肅的會議上，我却忙著送禮討好上級，你認爲這可能嗎？”
在公開場合，大的奢侈品公司對于中國的送禮行爲緘口不言。路易斯•威登本周拒絕發表評論，薩爾瓦多•菲拉格慕也是如此。許多其它的領先品牌都沒有回音。
當登喜路中國區總裁喬納森•瑟里加爾被問及對政府官員購買禮品之目的的看法時，總裁先生出言謹慎。“登喜路一直是廣受中國商人和政府官員喜愛的品牌”，他表示。
然而在私下裏，有關在中國怎樣從事送禮和受禮活動，大品牌公司的市場銷售經理以及售貨員們會提供一些引人入勝的細節。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堅决要求匿名，因爲他們不願觸怒自己的顧客，或危及銷售。
通常，他們表示，賬單是由一名商人的信用卡或是賬戶支付的。“當第一次來到中國時，我被迷惑了，因爲我總是看到兩個傢伙一齊來購物”，查達女士說。“但後來我發現，其中一個總是購物，而另外一個總是買單”。
據市場銷售經理們透露，在大多數情况下，一名私人企業家會與一名公務員配合，在奢侈品商店中設立一個賬戶，然後把它寄給官員、官員的家庭成員及其情婦，這個賬戶的代碼可以在任何店裏使用。比如，如果在路易斯•威登購物，他們只需給出代碼，然後將帳單記入這個賬戶名下就可以了。
無論買家是一名意在取悅上級的政府官員，還是試圖影響一名官員的生意人，他們都有一個幫助購買商品的中間人。
奢侈品商店中的售貨員們要快速學習哪些産品是顧客們的討好對象喜愛的。“珠寶是人們給政府官員送禮的首選”，北京Jimmy Choo 奢侈品商店一名售貨員表示。爲了保住工作，他拒絕透露姓名。
世界奢侈品協會中國辦公室首席執行官邁克爾•歐陽表示，政府官員們“去打高爾夫的時候才會穿上奢侈品牌”。
“工作時他們很謹慎”，他說。
隨著公衆對政府腐敗日益關注，一些人提出國家應爲所有政府官員的家庭資産建立登記册，希望以此杜絕親友賄賂。
但問題在于，中國的官員們似乎陷入歐洲奢侈品牌之中無法自拔。
一月份，中國西南部城市重慶的一名土地官員因爲接受回扣被判入獄十三年。政府從他那裏收繳了兩百雙奢侈鞋子，一百套高檔套裝，以及一輛豪華汽車。
接受判决時，這位名爲丁蒙（音）的官員對自己的高尚品位無怨無悔。
他甚至對檢察官貧乏的時尚品位品頭論足。“你是一位女士，但你穿的鞋子還沒我高檔”，這位男子諷刺道。“或許你該花二十五美元去買管鞋油”。
（陳陽（音）捐獻研究）
爲討好官員，中國人不遺餘力
譯者：commondata
作者：DAVID BARBOZA
翻譯：CommonData
《紐約時報》
2009年3月13日，北京
上周，一名衣著考究的中國男子步入路易斯•威登位于當地的一家旗艦店，爲一個特殊的人物——一名高級政府官員——尋找稱心的禮品。
“我告訴你，他在頂上（高層，譯者）”，這名男子對售貨員說到，他的保鏢就站在附近。“所以你感覺應該選哪種手提包最合適？”
上述購物活動是一個爲期兩周購物狂歡中的一部分。因爲每年三月，五千名來自全國各行省和地區的共産黨代表們便會聚集在首都，召開兩個年度會議：國家人民議會（人代會，NPC，譯者注）以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爲期兩周。他們的使命是評估國家的進步，幷辯論公共政策。
與此同時，代表們也試圖利用這個機會討好他們的上級——那些國家最頂級的領袖們。方法往往是奉上大量昂貴的禮品，比如古奇手包、愛馬仕圍巾、萬寶龍鋼筆以及價值三萬美元的鑲鑽瑞士表。
雖然三月份兩會期間銷量暴漲，但幾家奢侈品公司的高管們認爲，慷慨大方的政府官員們購置這類産品全年無休，這反映出中國的送禮文化，以及把商業决定建立在私人關係上的傳統。他們承認，一些政府官員，他們的親屬，甚至他們的情婦都擁有特別的賬戶，往往使用代號，比如No博士，或者K女士。
奢侈品生産商也會保留顧客們對于時尚品位的紀錄。比如，經理們表示，政府官員往往鍾情于杰尼亞套裝，以及薩爾瓦多•菲拉格慕皮鞋。他們不喜歡那些標志過于醒目的商品，唯恐送禮行爲太過招搖。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痴迷昂貴的手錶，因爲它很容易藏匿，而且可以隨時兌成現金。
禮品主要用來贈送，或者當作報酬，法律禁止這種行爲。不過，在中國，法律專家表示，賄賂法被有選擇的執行，而且很少調查黨員的遵守情况。
因此，向政府官員贈送禮品這類事情——贈送者中有其他的政府官員，但更爲普遍的是商人——如此尋常，以至于奢侈商品生産商已經越來越多的將其視爲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一家全球性咨詢機構“貝恩咨詢公司”認爲，中國現在已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奢侈品消費市場，其去年年銷售額高達七十六億美元。行內專家則估計，贈予政府官員的禮品在該國奢侈品銷售總額中大約占到接近一半（50%）的比例。
當較低級別的政府官員贈送禮品時，花的其實都是國家的錢，或由私人企業主代付。“政府官員們實際上幷不能真的買下它們——他們的收入極爲有限”，《奢侈品邪教》一書作者，亞洲奢侈品牌專家拉達•查達表示。“往往是其他什麽人買下（禮品）贈給他們”。
這就是爲什麽這個月党的幹部及其友人會在北京搜尋菲拉格慕、迪奧和卡地亞們的原因。同時他們也爲興高采烈的奢侈品公司提供了數周假日般暴增的銷量。
但在中國，這種行爲受到公開的譴責。當被問及是否發生過這種送禮事件時，中國的官員們會給予强烈的否認。
“這種發瘋的新聞你是從哪里聽來的”？黑龍江省從事媒體關係工作的官員，本届人大代表蔣洪波（音）表示。
來自新疆自治區的一名聯絡官員楊志（音）則表現得更爲憤怒。他說，“在這麽嚴肅的會議上，我却忙著送禮討好上級，你認爲這可能嗎？”
在公開場合，大的奢侈品公司對于中國的送禮行爲緘口不言。路易斯•威登本周拒絕發表評論，薩爾瓦多•菲拉格慕也是如此。許多其它的領先品牌都沒有回音。
當登喜路中國區總裁喬納森•瑟里加爾被問及對政府官員購買禮品之目的的看法時，總裁先生出言謹慎。“登喜路一直是廣受中國商人和政府官員喜愛的品牌”，他表示。
然而在私下裏，有關在中國怎樣從事送禮和受禮活動，大品牌公司的市場銷售經理以及售貨員們會提供一些引人入勝的細節。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堅决要求匿名，因爲他們不願觸怒自己的顧客，或危及銷售。
通常，他們表示，賬單是由一名商人的信用卡或是賬戶支付的。“當第一次來到中國時，我被迷惑了，因爲我總是看到兩個傢伙一齊來購物”，查達女士說。“但後來我發現，其中一個總是購物，而另外一個總是買單”。
據市場銷售經理們透露，在大多數情况下，一名私人企業家會與一名公務員配合，在奢侈品商店中設立一個賬戶，然後把它寄給官員、官員的家庭成員及其情婦，這個賬戶的代碼可以在任何店裏使用。比如，如果在路易斯•威登購物，他們只需給出代碼，然後將帳單記入這個賬戶名下就可以了。
無論買家是一名意在取悅上級的政府官員，還是試圖影響一名官員的生意人，他們都有一個幫助購買商品的中間人。
奢侈品商店中的售貨員們要快速學習哪些産品是顧客們的討好對象喜愛的。“珠寶是人們給政府官員送禮的首選”，北京Jimmy Choo 奢侈品商店一名售貨員表示。爲了保住工作，他拒絕透露姓名。
世界奢侈品協會中國辦公室首席執行官邁克爾•歐陽表示，政府官員們“去打高爾夫的時候才會穿上奢侈品牌”。
“工作時他們很謹慎”，他說。
隨著公衆對政府腐敗日益關注，一些人提出國家應爲所有政府官員的家庭資産建立登記册，希望以此杜絕親友賄賂。
但問題在于，中國的官員們似乎陷入歐洲奢侈品牌之中無法自拔。
一月份，中國西南部城市重慶的一名土地官員因爲接受回扣被判入獄十三年。政府從他那裏收繳了兩百雙奢侈鞋子，一百套高檔套裝，以及一輛豪華汽車。
接受判决時，這位名爲丁蒙（音）的官員對自己的高尚品位無怨無悔。
他甚至對檢察官貧乏的時尚品位品頭論足。“你是一位女士，但你穿的鞋子還沒我高檔”，這位男子諷刺道。“或許你該花二十五美元去買管鞋油”。
（陳陽（音）捐獻研究）
沒頭腦和不高興（王小峰）
http://www.wangxiaofeng.net/?p=2697
沒頭腦和不高興
王小峰
我用最快的速度看完《中國不高興》，速度之所以快，大概看了一半就明白他們的那一套思路，所以閱讀起來沒什麽障礙，多數時候我把那些文字當段子看，有時候感覺比郭德綱的相聲還搞笑。
這本書是中國左派精英的牢騷文集，作者之一的宋强當年也炮製過《中國可以說不》。可能有人看了《中國不高興》之後覺得他們比“右憤”還憤怒，我倒沒看出來，我看出了嬌嗔，像一個小女子在男人面前撒嬌。多年前，我看《中國可以說不》，覺得中國有這麽一群人挺有意思，至少還有點血性。不幸的是，人們總是 會變成這樣——當輿論把你架到某個位置上的時候，你幷沒有做好準備，于是只能爲了一種姿態去扮演某種角色了。由于沒有像演員那樣學過職業訓練，在之後的表演中演技差的問題就越來越明顯了。
當年攢《中國可以說不》，可能僅僅想發發牢騷，而且這種牢騷很安全，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本書把一些人推向了風口浪尖，他們觸到了國人的某些G點上了，之後呢？就是“中國可以說——不，官人我要——我要上”，一邊把他們樹成了墻，一邊發射過來的是子彈，瞬間他們扮演了遮羞布的角色。
《中國不高興》跟《說不》相比沒什麽進步，一來是左派的理論就那麽一點點，翻來覆去沒什麽花樣，也是，在這個體制下，左派與右派還真都沒什麽新花樣，右派搞破壞，左派搞建設。其實歷來當權者特別希望看到左右對峙，因爲這種矛盾可以消解很多矛盾，像大褲衩一樣擰著，才達到平衡狀態，都左了或都右了對當權者來說都是灾難。但是左派在充當炮灰的時候，總顯得有些底氣不足，我特別想看到他們能拿出一些鮮亮的觀點或理論，結果我失望了，他們像一群職業怨婦，發著挺低級的牢騷。
我相信這本書會受到愛國憤青的追捧，在這本書裏，他們高度謳歌了80後在2008年的行爲，參與過抵制家樂福、抗議法國政府、在SMN上點亮紅心……總之在2008年一直覺得有很多大事可以參與的80後，這本書是你們最好的毒物讀物。
但是它不會再像《中國可以說不》那樣風靡或引起全社會的爭論，時代真的變了，而他們寄予希望的80後，也極有可能成爲他們的背叛，這些左派的尷尬在于，他們幷沒有因爲新一代的成長與成熟而讓自己進步。記得有一次采訪黃紀蘇，他說出了左派們內心最大的痛：右派能看到希望，左派看不到。黃老師沒有直接說明白，左派看不到希望的原因他們所依賴的那張皮有時候讓人看不到希望。
左派有時候不正視現實問題，或者說當他們正視現實問題的時候就把自己擱進去了，會像草一樣不能自拔，畢竟很多現實問題他們也不願意看到，《中國不高興》和《中國可以說不》一樣在避實就虛空談一些所謂的問題，而他們能做到的不是面對現實，而是面對右派，這很討巧，我覺得應該有這樣的一種聲音存在，哪怕當段子聽呢。
中國真的不高興嗎？中國不過是表示遺憾或失望憤慨，其實級別越高越高興，我倒真沒看到中國不高興。對于低級的草民們，他們也分高興和不高興，高興的人知足常樂，不高興的人分兩種，一種是對現實的不滿，于是不高興，滿腹牢騷，一種是對別人說自己感到不高興，比如西方人一說我們，我們就不高興，一說自己不好就不高興。《中國不高興》屬于後一種，針對西方和內部的反對聲音而感到不高興，所以這本書還有個副標題——“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其實這種思維方式也挺落後的，20年前的冷戰思維方式而已。我倒覺得，這本書應該叫做《沒頭腦和不高興》。
左派與右派的特徵是什麽呢？打個形象的比方，大褲衩旁邊的那棟樓著火了，現在擱在那裏，挺難看的。在右派看來，要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該抓的都抓，幷且要把這棟樓拆掉；左派的方式是，拆了再蓋又麻煩又浪費資金，修一修還可以凑合用，至于將來的隱患不是他們關心的，到底誰該負責也不是他們關心的。再形象一點，右派只會意淫，左派喜歡幫人打手槍。
OK？
沒頭腦和不高興
王小峰
我用最快的速度看完《中國不高興》，速度之所以快，大概看了一半就明白他們的那一套思路，所以閱讀起來沒什麽障礙，多數時候我把那些文字當段子看，有時候感覺比郭德綱的相聲還搞笑。
這本書是中國左派精英的牢騷文集，作者之一的宋强當年也炮製過《中國可以說不》。可能有人看了《中國不高興》之後覺得他們比“右憤”還憤怒，我倒沒看出來，我看出了嬌嗔，像一個小女子在男人面前撒嬌。多年前，我看《中國可以說不》，覺得中國有這麽一群人挺有意思，至少還有點血性。不幸的是，人們總是 會變成這樣——當輿論把你架到某個位置上的時候，你幷沒有做好準備，于是只能爲了一種姿態去扮演某種角色了。由于沒有像演員那樣學過職業訓練，在之後的表演中演技差的問題就越來越明顯了。
當年攢《中國可以說不》，可能僅僅想發發牢騷，而且這種牢騷很安全，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本書把一些人推向了風口浪尖，他們觸到了國人的某些G點上了，之後呢？就是“中國可以說——不，官人我要——我要上”，一邊把他們樹成了墻，一邊發射過來的是子彈，瞬間他們扮演了遮羞布的角色。
《中國不高興》跟《說不》相比沒什麽進步，一來是左派的理論就那麽一點點，翻來覆去沒什麽花樣，也是，在這個體制下，左派與右派還真都沒什麽新花樣，右派搞破壞，左派搞建設。其實歷來當權者特別希望看到左右對峙，因爲這種矛盾可以消解很多矛盾，像大褲衩一樣擰著，才達到平衡狀態，都左了或都右了對當權者來說都是灾難。但是左派在充當炮灰的時候，總顯得有些底氣不足，我特別想看到他們能拿出一些鮮亮的觀點或理論，結果我失望了，他們像一群職業怨婦，發著挺低級的牢騷。
我相信這本書會受到愛國憤青的追捧，在這本書裏，他們高度謳歌了80後在2008年的行爲，參與過抵制家樂福、抗議法國政府、在SMN上點亮紅心……總之在2008年一直覺得有很多大事可以參與的80後，這本書是你們最好的毒物讀物。
但是它不會再像《中國可以說不》那樣風靡或引起全社會的爭論，時代真的變了，而他們寄予希望的80後，也極有可能成爲他們的背叛，這些左派的尷尬在于，他們幷沒有因爲新一代的成長與成熟而讓自己進步。記得有一次采訪黃紀蘇，他說出了左派們內心最大的痛：右派能看到希望，左派看不到。黃老師沒有直接說明白，左派看不到希望的原因他們所依賴的那張皮有時候讓人看不到希望。
左派有時候不正視現實問題，或者說當他們正視現實問題的時候就把自己擱進去了，會像草一樣不能自拔，畢竟很多現實問題他們也不願意看到，《中國不高興》和《中國可以說不》一樣在避實就虛空談一些所謂的問題，而他們能做到的不是面對現實，而是面對右派，這很討巧，我覺得應該有這樣的一種聲音存在，哪怕當段子聽呢。
中國真的不高興嗎？中國不過是表示遺憾或失望憤慨，其實級別越高越高興，我倒真沒看到中國不高興。對于低級的草民們，他們也分高興和不高興，高興的人知足常樂，不高興的人分兩種，一種是對現實的不滿，于是不高興，滿腹牢騷，一種是對別人說自己感到不高興，比如西方人一說我們，我們就不高興，一說自己不好就不高興。《中國不高興》屬于後一種，針對西方和內部的反對聲音而感到不高興，所以這本書還有個副標題——“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其實這種思維方式也挺落後的，20年前的冷戰思維方式而已。我倒覺得，這本書應該叫做《沒頭腦和不高興》。
左派與右派的特徵是什麽呢？打個形象的比方，大褲衩旁邊的那棟樓著火了，現在擱在那裏，挺難看的。在右派看來，要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該抓的都抓，幷且要把這棟樓拆掉；左派的方式是，拆了再蓋又麻煩又浪費資金，修一修還可以凑合用，至于將來的隱患不是他們關心的，到底誰該負責也不是他們關心的。再形象一點，右派只會意淫，左派喜歡幫人打手槍。
OK？
福利國家究竟是什麽？（薛涌）
福利國家究竟是什麽？
薛涌
在當今的全球經濟危機中，許多國家都在思考社會保障的缺失。比如美國沒有全民醫療保險制度，失業率一高，許多人就失去了雇主提供的醫療保險，承受高失業率的社會能力比歐洲國家要低。所以奧巴馬才大呼醫療改革不能再拖了。但是，在中國，却有一股拒斥福利國家的思潮。比如，不久前《南方都市報》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爲《福利國家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該文明確反對由政府免費提供醫療、教育等服務。稱所謂“免費”都是從納稅人那裏來的錢，高稅率過多地剝奪了富人的財産，“削弱人們對自己的行爲負責的精神，使人們患上一種不思進取的‘依賴症’，甚至沾染上某種懶漢習氣。比如在福利國家，一些不願工作的人靠多生孩子獲得政府‘免費’提供的福利，那裏的一些中國留學生亦‘東施效顰’。”最後的結論就是“讓市場和民間社會在提供醫療和教育等服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這套言論，不過是重複了幾十年的老調：福利國家幾乎是大鍋飯，專養懶漢，缺乏效率。用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條條解釋起來，也振振有辭。但是，大道理不管說得多好聽，總應該有些經驗事實來論證吧。我們不妨看看，福利國家的效率到底如何。
我們不妨先把福利國家作一個界定。象醫療保障、退休金、教育等等必要的福利，在大多數國家屬于“社會開支”，是通過國家的稅收、用非市場的手段經營的（美國的醫療制度除外）。“福利國家”一個最方便的界定，就是“社會開支”在一國ＧＤＰ中所占的比例，比例高的屬于福利國家，比例低的屬于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我不妨把各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比例排列如下：瑞典爲32%，法國29%，丹麥、德國28%以上，挪威、奧地利、比利時在26-27%左右，芬蘭、意大利在23-25%之間，瑞士、荷蘭、英國在23%上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都在18%左右，美國則不到17%。大致而言，歐洲發達國家屬于福利國家，美國不是。這大致也符合我們的常識。而據三月二日《華爾街日報》的報道，中國的“社會開支”2004年僅占ＧＤＰ的5%，2007年上升到 5.8%。一些自由市場派的經濟學家說中國經濟比美國更自由、更先進，如果按市場理論確實也不是一點根據沒有。
那麽，我們不妨看一下這些國家的經濟和社會成就。以美元爲單位比較一下人均ＧＤＰ，挪威是十萬以上，丹麥、瑞士六萬七，瑞典、芬蘭、荷蘭都五萬五上下，奧地利五萬二，澳大利亞五萬，比利時四萬九，法國四萬八，加拿大和美國都在四萬七的水平，德國是四萬六，英國四萬五，意大利四萬，日本三萬八。中國爲三千一。由此我們可以大致看出一個規律，福利越高的國家，人均ＧＤＰ越高，只有德國等幾個國家是例外。特別是把美國和歐洲的福利國家相比，這些福利國家，特別是北歐的國家，一般人均ＧＤＰ比美國高得多，挪威甚至比美國高出一倍還多。國際上其他一些相關研究也指出，北歐一些福利國家不管是總體經濟效率還是公司個體的經濟效率，都不在美國之下。
我們還可以看看一些社會指標。以上各國人口的平均壽命排名如下：日本82.07，法國80.87，瑞典80.63，澳大利亞、瑞士80.62，加拿大80.34，意大利79.94，挪威79.78，奧地利79.21，荷蘭79.10，德國78.95，比利時78.92，英國78.7，芬蘭 78.66，美國78.06，僅比丹麥（77.96）略高一點。中國則爲72.88.再看每千個新生兒的死亡數字：日本和瑞典爲3.2，挪威爲3.3，芬 蘭3.7，瑞士4.1，比利時、法國4.2，德國4.3，丹麥、奧地利、澳大利亞4.4，荷蘭4.7，英國、加拿大4.8，意大利5，美國則高達6.3。中國則23。生死是人的基本權益。從這種基本的社會價值上看，福利高的國家成就要大得多。“最自由”的美國基本上是發達國家中最落後的，而且落後的距離還相當大。
茅于軾先生概括說：市場經濟是“認錢不認人的”，但“市場經濟能把餅做大，它的分配原則是誰創造的財富多，誰就得到更多的分配。但這樣的分配原則，不能把餅均勻地分配給每一個人。”但是，如果以發達國家的這些數字看，最市場化的經濟，餅幾乎最小。而在社會價值上的差距則更大。不管是生還是死，在最市場化的美國你的權利都比在福利國家小得多。
當然，也許有人還會辯護說：美國再怎麽不如歐洲的福利國家，人家維護人的自由！可是，最近一系列的調查顯示，美國的社會流動比歐洲還小。比如，你如果是一個窮孩子，你在歐洲比在美國有大得多的機會通過個人努力而獲得成功。福利國家給你提供了更多的自由發展的機會。
許多主流經濟學家一向認爲，他們這些懂經濟學的人比較冷靜，憑數據、事實說話，不象有些講究社會公平的人那樣唱道德高掉，憑感情說話，結果說是爲窮人，實際傷害了窮人的利益。可是，在社會福利這個問題上，總應該看看事實吧。說什麽福利國家養了一群不願意工作而靠福利多生孩子的人，說出這種話來，就足以見這些人無知到了什麽地步！你查查世界幾個福利國家，都是出生率最低的。這種出生率如果長期持續下去，一個民族最終就會銷聲匿迹。在這樣的國家，你真辭職在家養孩子，即使從純經濟上核算也比出去工作對社會貢獻大。因爲你是在生産社會最稀缺的東西：未來一代的勞動力。再看看那些所謂“東施效顰”中國留學生，他們生上兩、三個孩子，在中國屬于超生，在發達國家則是人家求之不得，社會當然要慷慨解囊鼓勵了。這種對國外的真實情况視而不見的井底蛙談，算是什麽經濟理性？難道不是福利國家創造了更高的人均ＧＤＰ、更高的人均壽命、更低的嬰兒死亡率、更大的社會流動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福利國家不是我們的榜樣，那麽什麽國家才是我們的榜樣？
薛涌
在當今的全球經濟危機中，許多國家都在思考社會保障的缺失。比如美國沒有全民醫療保險制度，失業率一高，許多人就失去了雇主提供的醫療保險，承受高失業率的社會能力比歐洲國家要低。所以奧巴馬才大呼醫療改革不能再拖了。但是，在中國，却有一股拒斥福利國家的思潮。比如，不久前《南方都市報》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爲《福利國家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該文明確反對由政府免費提供醫療、教育等服務。稱所謂“免費”都是從納稅人那裏來的錢，高稅率過多地剝奪了富人的財産，“削弱人們對自己的行爲負責的精神，使人們患上一種不思進取的‘依賴症’，甚至沾染上某種懶漢習氣。比如在福利國家，一些不願工作的人靠多生孩子獲得政府‘免費’提供的福利，那裏的一些中國留學生亦‘東施效顰’。”最後的結論就是“讓市場和民間社會在提供醫療和教育等服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這套言論，不過是重複了幾十年的老調：福利國家幾乎是大鍋飯，專養懶漢，缺乏效率。用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條條解釋起來，也振振有辭。但是，大道理不管說得多好聽，總應該有些經驗事實來論證吧。我們不妨看看，福利國家的效率到底如何。
我們不妨先把福利國家作一個界定。象醫療保障、退休金、教育等等必要的福利，在大多數國家屬于“社會開支”，是通過國家的稅收、用非市場的手段經營的（美國的醫療制度除外）。“福利國家”一個最方便的界定，就是“社會開支”在一國ＧＤＰ中所占的比例，比例高的屬于福利國家，比例低的屬于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我不妨把各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比例排列如下：瑞典爲32%，法國29%，丹麥、德國28%以上，挪威、奧地利、比利時在26-27%左右，芬蘭、意大利在23-25%之間，瑞士、荷蘭、英國在23%上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都在18%左右，美國則不到17%。大致而言，歐洲發達國家屬于福利國家，美國不是。這大致也符合我們的常識。而據三月二日《華爾街日報》的報道，中國的“社會開支”2004年僅占ＧＤＰ的5%，2007年上升到 5.8%。一些自由市場派的經濟學家說中國經濟比美國更自由、更先進，如果按市場理論確實也不是一點根據沒有。
那麽，我們不妨看一下這些國家的經濟和社會成就。以美元爲單位比較一下人均ＧＤＰ，挪威是十萬以上，丹麥、瑞士六萬七，瑞典、芬蘭、荷蘭都五萬五上下，奧地利五萬二，澳大利亞五萬，比利時四萬九，法國四萬八，加拿大和美國都在四萬七的水平，德國是四萬六，英國四萬五，意大利四萬，日本三萬八。中國爲三千一。由此我們可以大致看出一個規律，福利越高的國家，人均ＧＤＰ越高，只有德國等幾個國家是例外。特別是把美國和歐洲的福利國家相比，這些福利國家，特別是北歐的國家，一般人均ＧＤＰ比美國高得多，挪威甚至比美國高出一倍還多。國際上其他一些相關研究也指出，北歐一些福利國家不管是總體經濟效率還是公司個體的經濟效率，都不在美國之下。
我們還可以看看一些社會指標。以上各國人口的平均壽命排名如下：日本82.07，法國80.87，瑞典80.63，澳大利亞、瑞士80.62，加拿大80.34，意大利79.94，挪威79.78，奧地利79.21，荷蘭79.10，德國78.95，比利時78.92，英國78.7，芬蘭 78.66，美國78.06，僅比丹麥（77.96）略高一點。中國則爲72.88.再看每千個新生兒的死亡數字：日本和瑞典爲3.2，挪威爲3.3，芬 蘭3.7，瑞士4.1，比利時、法國4.2，德國4.3，丹麥、奧地利、澳大利亞4.4，荷蘭4.7，英國、加拿大4.8，意大利5，美國則高達6.3。中國則23。生死是人的基本權益。從這種基本的社會價值上看，福利高的國家成就要大得多。“最自由”的美國基本上是發達國家中最落後的，而且落後的距離還相當大。
茅于軾先生概括說：市場經濟是“認錢不認人的”，但“市場經濟能把餅做大，它的分配原則是誰創造的財富多，誰就得到更多的分配。但這樣的分配原則，不能把餅均勻地分配給每一個人。”但是，如果以發達國家的這些數字看，最市場化的經濟，餅幾乎最小。而在社會價值上的差距則更大。不管是生還是死，在最市場化的美國你的權利都比在福利國家小得多。
當然，也許有人還會辯護說：美國再怎麽不如歐洲的福利國家，人家維護人的自由！可是，最近一系列的調查顯示，美國的社會流動比歐洲還小。比如，你如果是一個窮孩子，你在歐洲比在美國有大得多的機會通過個人努力而獲得成功。福利國家給你提供了更多的自由發展的機會。
許多主流經濟學家一向認爲，他們這些懂經濟學的人比較冷靜，憑數據、事實說話，不象有些講究社會公平的人那樣唱道德高掉，憑感情說話，結果說是爲窮人，實際傷害了窮人的利益。可是，在社會福利這個問題上，總應該看看事實吧。說什麽福利國家養了一群不願意工作而靠福利多生孩子的人，說出這種話來，就足以見這些人無知到了什麽地步！你查查世界幾個福利國家，都是出生率最低的。這種出生率如果長期持續下去，一個民族最終就會銷聲匿迹。在這樣的國家，你真辭職在家養孩子，即使從純經濟上核算也比出去工作對社會貢獻大。因爲你是在生産社會最稀缺的東西：未來一代的勞動力。再看看那些所謂“東施效顰”中國留學生，他們生上兩、三個孩子，在中國屬于超生，在發達國家則是人家求之不得，社會當然要慷慨解囊鼓勵了。這種對國外的真實情况視而不見的井底蛙談，算是什麽經濟理性？難道不是福利國家創造了更高的人均ＧＤＰ、更高的人均壽命、更低的嬰兒死亡率、更大的社會流動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福利國家不是我們的榜樣，那麽什麽國家才是我們的榜樣？
他手持菜刀殺到（和菜頭）
http://www.caobian.info/?p=5823
他手持菜刀殺到
和菜頭
二十多快三十年前，我還是個小孩子。父母是雲南土著，但是他們在昆明是第一代移民。第一代移民剛剛落戶時很艱苦，我們家只有十幾平米，而且是用媽媽的辦公室隔出來的。家裏沒有厨房，就只能在門口用磚頭和石棉瓦砌一個棚子。現在想起來，眼前都是父親橫打著雨傘炒菜的景象。媽媽的工作是負責信訪接待，處理那些涉及司法問題的來信和訪客。她的辦公室和我們的家就隔著一堵墻，中間是一個小窗子。平常她上班的時候，窗子是關起來的。等她下班以後，我就會從窗子裏來回兩邊爬，然後她在一邊喊：別把玻璃板踩碎了。
老實說，我當時很不喜歡那些來訪人員。不是因爲他們穿著破爛，或者是表情怪异，而是他們往往會耗費很長時間却不走。他們不走，媽媽就沒有辦法下班。媽媽不下班，我和妹妹就沒有晚飯吃。我有時候坐在窗邊聽隔壁的對話，覺得自己都聽懂了，根據XX號文件，去找XX廳XX部門，落實文件中第幾條，第幾款。但是，那些人似乎聽不懂，要反反復複絮絮叨叨說很多次，讓我覺得非常不耐煩。有時候我自己徑直走過去，叫他們趕快離開，我們家要開飯了，却被我媽媽趕出辦公室。
這些人不單是反反復複說，而且是反反復複來。我到今天都還能記得其中的好幾個名字，就像他們是童年時的親戚朋友一樣。比如說有一位老太太，隔三岔五就要來上訪，要求歸還她們家被抄沒的財産。她的口頭禪是：“阿姨，我的腦子有點腎衰弱。”有一天，我在家裏突然聽到隔壁傳來媽媽的呼救聲。然後人聲鼎沸， 四周的人都跑過來，擠進辦公室去。後來才知道，是一位多次上訪的人失去了耐心，拿出一把菜刀，試圖攻擊我媽。幸虧那時候媽媽還很年輕，身手敏捷，而且門口有警衛戰士，才幸免于難。經過這件事情之後，媽媽的單位裏終于同意增加一名人手。從此，媽媽才結束了一個人負責全部來信來訪工作的歷史。
因爲媽媽這份工作的緣故，我很小就見識了這個社會裏許多奇奇怪怪的事和奇奇怪怪的人。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媽媽時常會收到一個勞改犯的赦免申請。每次他都會手書十幾頁紙，以“向政府彙報”開頭，談他的永動水力發電機。說是請上級有關部門鑒定，讓他的計劃得以實施。如果因此可以利國利民，那麽懇請把他提前釋放。他的水力發電機說來也簡單，就是用水力發電，再用電力把水抽回水庫，如此循環不息，電能源源不止。又或者是有一位叔叔，他經常神色緊張地摸進辦公室，可憐巴巴地申告，要求有關部門幫助他。因爲他正在被美國特務用電波殘害，幷且在腦子裏安裝了什麽電子設備。但是，他跑遍了所有的部門，竟然沒有一個願意接待他。
二十多年過去了，媽媽早已經退休。現在看到了關于長期上訪者存在精神疾病的新聞，想起了這些童年的往事。根據我個人的那些年裏的經歷，我也認爲長期上訪者中有相當數量的人存在精神疾病。不過，我覺得要補充一點：我不覺得他們一開始就有精神問題。在我的記憶裏，多次目睹過媽媽辦案的經歷：她首先要查閱大量的法律和政策條文，然後按照時間順序排列，找到它們時效。然後根據上訪人的筆錄或者來信，確定申訴的問題是否成立。一旦確定問題屬實，又要分析這個問題歸屬于哪幾個部門管理。此後，她要通過漫長的公文流程和親自協調，召開無數次調查會，最後讓有關部門形成統一意見，幷且成文。她做了三十多年信訪接待工 作，對法律法規的熟悉程度甚于任何一名律師。而她對法律法規的演變和沿革的熟悉程度，更是普通律師無法比擬的。再計算這三十多年她四處出差，跑到各地開協調會的里程數，也是一個大到驚人的數字。
我一直覺得媽媽是一名非常勤勉的信訪工作者，也因爲我看到她的勤勉，對于上訪却失去了信心。因爲我很清楚地知道，大概沒有多少人願意像她那樣工作。在她的一單案子中，有太多地方可以就此放弃。她不過是一個拿工資的公務員，何必東奔西跑，何必跨越多個司局級單位？她能够做到底，讓人欽佩，這也就意味著大多數人不會那麽去做。一單案子，可以在無盡的公文游戲中消耗掉無盡的時光。那麽，對于一個上訪者來說，在看不到頭的時光裏等待，如果沒有怒火的支持，沒有偏執的執著，那麽他早就會放弃。一個人連續上訪十年，二十年，會從沒有精神病變爲有精神病。如果公義始終不能降臨，那麽每個人都有成爲精神病的可能。
如果換一個角度看信訪，假使有媒體記者或者學人去翻閱各地的信訪檔案，會從這些申告中看到歷史上所有的扭曲和不公之處。因爲有不公，因爲有錯誤，所以才有上訪。信訪部門的工作，就是爲過往的錯誤擦屁股。而糾正一個錯誤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成本，是普通人根本承受不起的。如果一個普通人執意要屬于他的那一份公義，那麽他就必須做好漫長等待的準備。在這個問題上，同樣只有偏執狂才能成功。這樣的偏執，結果就是隨時間累積起來的無數摞信訪檔案，和檔案下一個個慢慢异化的精神世界。
有教授說長期上訪者中99%都有偏執型精神障礙，他也許說出了一個的事實，但這不等于是事情的真相。真相是要告訴公衆：他們究竟是天生偏執型精神障礙還是後天所得。如果是天生就有，何以解釋他們會專門聚集在信訪辦的門口？如果是後天所得，那麽，又何以如此？教授先生可以宣布一個疾病的名字，然後就把一群人的訴求和悲苦輕輕抹去。但是別忘了，會有人因此手持菜刀殺到。
他手持菜刀殺到
和菜頭
二十多快三十年前，我還是個小孩子。父母是雲南土著，但是他們在昆明是第一代移民。第一代移民剛剛落戶時很艱苦，我們家只有十幾平米，而且是用媽媽的辦公室隔出來的。家裏沒有厨房，就只能在門口用磚頭和石棉瓦砌一個棚子。現在想起來，眼前都是父親橫打著雨傘炒菜的景象。媽媽的工作是負責信訪接待，處理那些涉及司法問題的來信和訪客。她的辦公室和我們的家就隔著一堵墻，中間是一個小窗子。平常她上班的時候，窗子是關起來的。等她下班以後，我就會從窗子裏來回兩邊爬，然後她在一邊喊：別把玻璃板踩碎了。
老實說，我當時很不喜歡那些來訪人員。不是因爲他們穿著破爛，或者是表情怪异，而是他們往往會耗費很長時間却不走。他們不走，媽媽就沒有辦法下班。媽媽不下班，我和妹妹就沒有晚飯吃。我有時候坐在窗邊聽隔壁的對話，覺得自己都聽懂了，根據XX號文件，去找XX廳XX部門，落實文件中第幾條，第幾款。但是，那些人似乎聽不懂，要反反復複絮絮叨叨說很多次，讓我覺得非常不耐煩。有時候我自己徑直走過去，叫他們趕快離開，我們家要開飯了，却被我媽媽趕出辦公室。
這些人不單是反反復複說，而且是反反復複來。我到今天都還能記得其中的好幾個名字，就像他們是童年時的親戚朋友一樣。比如說有一位老太太，隔三岔五就要來上訪，要求歸還她們家被抄沒的財産。她的口頭禪是：“阿姨，我的腦子有點腎衰弱。”有一天，我在家裏突然聽到隔壁傳來媽媽的呼救聲。然後人聲鼎沸， 四周的人都跑過來，擠進辦公室去。後來才知道，是一位多次上訪的人失去了耐心，拿出一把菜刀，試圖攻擊我媽。幸虧那時候媽媽還很年輕，身手敏捷，而且門口有警衛戰士，才幸免于難。經過這件事情之後，媽媽的單位裏終于同意增加一名人手。從此，媽媽才結束了一個人負責全部來信來訪工作的歷史。
因爲媽媽這份工作的緣故，我很小就見識了這個社會裏許多奇奇怪怪的事和奇奇怪怪的人。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媽媽時常會收到一個勞改犯的赦免申請。每次他都會手書十幾頁紙，以“向政府彙報”開頭，談他的永動水力發電機。說是請上級有關部門鑒定，讓他的計劃得以實施。如果因此可以利國利民，那麽懇請把他提前釋放。他的水力發電機說來也簡單，就是用水力發電，再用電力把水抽回水庫，如此循環不息，電能源源不止。又或者是有一位叔叔，他經常神色緊張地摸進辦公室，可憐巴巴地申告，要求有關部門幫助他。因爲他正在被美國特務用電波殘害，幷且在腦子裏安裝了什麽電子設備。但是，他跑遍了所有的部門，竟然沒有一個願意接待他。
二十多年過去了，媽媽早已經退休。現在看到了關于長期上訪者存在精神疾病的新聞，想起了這些童年的往事。根據我個人的那些年裏的經歷，我也認爲長期上訪者中有相當數量的人存在精神疾病。不過，我覺得要補充一點：我不覺得他們一開始就有精神問題。在我的記憶裏，多次目睹過媽媽辦案的經歷：她首先要查閱大量的法律和政策條文，然後按照時間順序排列，找到它們時效。然後根據上訪人的筆錄或者來信，確定申訴的問題是否成立。一旦確定問題屬實，又要分析這個問題歸屬于哪幾個部門管理。此後，她要通過漫長的公文流程和親自協調，召開無數次調查會，最後讓有關部門形成統一意見，幷且成文。她做了三十多年信訪接待工 作，對法律法規的熟悉程度甚于任何一名律師。而她對法律法規的演變和沿革的熟悉程度，更是普通律師無法比擬的。再計算這三十多年她四處出差，跑到各地開協調會的里程數，也是一個大到驚人的數字。
我一直覺得媽媽是一名非常勤勉的信訪工作者，也因爲我看到她的勤勉，對于上訪却失去了信心。因爲我很清楚地知道，大概沒有多少人願意像她那樣工作。在她的一單案子中，有太多地方可以就此放弃。她不過是一個拿工資的公務員，何必東奔西跑，何必跨越多個司局級單位？她能够做到底，讓人欽佩，這也就意味著大多數人不會那麽去做。一單案子，可以在無盡的公文游戲中消耗掉無盡的時光。那麽，對于一個上訪者來說，在看不到頭的時光裏等待，如果沒有怒火的支持，沒有偏執的執著，那麽他早就會放弃。一個人連續上訪十年，二十年，會從沒有精神病變爲有精神病。如果公義始終不能降臨，那麽每個人都有成爲精神病的可能。
如果換一個角度看信訪，假使有媒體記者或者學人去翻閱各地的信訪檔案，會從這些申告中看到歷史上所有的扭曲和不公之處。因爲有不公，因爲有錯誤，所以才有上訪。信訪部門的工作，就是爲過往的錯誤擦屁股。而糾正一個錯誤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成本，是普通人根本承受不起的。如果一個普通人執意要屬于他的那一份公義，那麽他就必須做好漫長等待的準備。在這個問題上，同樣只有偏執狂才能成功。這樣的偏執，結果就是隨時間累積起來的無數摞信訪檔案，和檔案下一個個慢慢异化的精神世界。
有教授說長期上訪者中99%都有偏執型精神障礙，他也許說出了一個的事實，但這不等于是事情的真相。真相是要告訴公衆：他們究竟是天生偏執型精神障礙還是後天所得。如果是天生就有，何以解釋他們會專門聚集在信訪辦的門口？如果是後天所得，那麽，又何以如此？教授先生可以宣布一個疾病的名字，然後就把一群人的訴求和悲苦輕輕抹去。但是別忘了，會有人因此手持菜刀殺到。
大學兩地書——傅斯年、短信門（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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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骨于田橫之島”
——傅斯年與臺灣大學
傅國涌
[傅斯年（１８９６－１９５０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歷史學家。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求學期間恰逢新文化運動的浪潮高漲，他和羅家倫等同學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雜志，幷在《新青年》發表許多文章，名動一時。1919年5月4日， 他是北京學生游行總指揮。同年留學英國，在倫敦大學學習歷史、數學和實驗心理學，後到德國柏林大學學習哲學和歷史。回國後，先後擔任中山大學教授、代理文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西南聯大校務委員、代理北京學校長等，他主持安陽的考古發掘爲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古代中國和中國文化研究都具有里程碑意義。1949年1月起任臺灣大學校長。抗戰期間，他出任國民參政員，以炮轟炙手可熱的權勢豪門孔祥熙、宋子文，被譽爲“傅大炮”。]
1948年的最後一天，南京長江邊上，大江滾滾而去，傅斯年和胡適兩人一邊喝酒，一邊背誦著陶淵明的《擬古》詩第九首：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
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複何悔！
兩人禁不住潸然泪下。傅斯年和胡適的泪爲何而灑？我曾寫過一篇小文。屈萬里回憶，他曾聽說那時傅斯年身上經常帶著安眠藥，預備緊急關頭可以“隨時吞藥自殺”[1]，我覺得這是因爲他身體不好，夜難成寐，幷不是爲自殺而準備安眠藥。此時，前方戰場攻守之勢已易，國民黨政權已搖搖欲墜，蔣心中遷台之意早就萌生了。此前12月22日，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爲臺灣大學校長，實際上這個决定11月就已作出。當月，由他主持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也遷到了臺灣楊梅鎮。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臺灣大學校長，台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請他寫幾個字，他信筆寫下“歸骨于田橫之島”的短幅相贈，其中彌滿了凄愴之感，更想不到是竟一語成讖。屈萬里曾建議將這七個字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上。
假如沒有傅斯年，臺灣大學在那樣動蕩的時局中，想要在短時間中迅速崛起、發揚光大，奠定一個現代大學的基礎，確是難以想像的。
一
臺灣大學最初是日本殖民地時代建立的，所以台大將1945年光復之日算是校慶之期。到傅斯年接手時才迎來了第四次校慶。他之所以能把台大辦成孤島上的北大，這不僅取决于他的幹才，取决于他大刀闊斧的勇氣與銳氣，更主要是他的辦學理念，他完全繼承了北大的傳統，純粹爲辦大學而辦大學，在相當程度了保持了大學的獨立性和學術的尊嚴，比如拒絕三民主義進學校等。
臺灣大學的校門特別小，如同童話中積木搭的，如不是親眼所見，很難想像。
4月20日，傅斯年上任未久，就在《臺灣大學校刊》發表的《國立臺灣大學三十七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校長報告》中明確提出：“第一流的大學，不能徒然是一個教育機關，必須有他的重要學術貢獻，但是，也沒有一個第一流的大學，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他提議通過一年半時間，改進各種通習科目，“務使來校的學生，一進大門來，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們的普通課，教課之需要實習者，得到充分的實習機會，有富于教本參考書的閱覽室可用，有優良的助教改他們的卷子，國文和外國文的程度，一年之內頓然改觀。”[2] 同時他也表示，“不是我要把一個大學辦成一個專是教書的大學。一個專是教書的大學，不會把書教得很好，因爲學術水準低，自然不會把書教得深入淺出。所以在進行本校的教育建設上，也應該時時不忘學術的標準。”他說這些都是“卑之無甚高論”，“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會動蕩之下，不特‘高調’無從談起，即此‘低調’，若努力擔負起來，也是極其吃力的。……究竟大局與環境能允許我們做到幾成，總在未知之數”，但以他那種“雖千萬人，吾往亦”的精神力量，他只會一步一個脚印地往前做去。[3]
什麽是大學？近代意義上的大學在傅斯年心中是很清晰的，他說：“大學是個教授集團，不是一個衙門，照大學法，校長雖然權力甚大，然我爲學校之前途計，决不能有極權主義的作風。”[4]他深知，“一個大學必須大家要辦好，才能辦好，便可以辦的好，决不是校長要辦好的。我所謂大家這包括全校教職員、學生、工友在內。”[5]
當然，“大學的主體當然在教授，爲教育、爲學術的研究，這都是當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預太多了，流弊極大，可以弄到學術研究根本難得進行。”[6]所 以他原則上贊許大學的講座制度，認爲要保障教授的獨立性，教學的自由，如果大學教授與中學教員一樣，大學便不成其爲大學。五四時代，他在北大度過了人生中重要的六年，趕上了蔡元培主政的時光，風雲際會，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雜志，發表了大量鼓動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終于和師長陳獨秀、胡適他們一同造成時勢，開創了新時代，蔡元培先生“兼容幷包，思想自由”的觀念，以及“教授治校，學生自治”這 一套制度已經植根于他的生命深處。在他短暫的55年人生中，從進入北大讀書開始，幾乎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大學。他曾先後出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在受命擔任臺灣大學校長之前，他做過西南聯大校務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對辦大學幷不是個生手。他有著讓胡適佩服得不得了的行政能力，同爲“五四”時期北大學生領袖的羅家倫和他開玩笑說，蔡元培、胡適是北大的功臣，而他們是功狗。如今走進台大校園，還能找到被稱爲傅園的傅斯年墓。有學者說：“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雖非創校校長，但在常規及制度之設立上，恐無人能出其右。” [7]
他是“五四”之子，三十年來他的作爲表明他是當年五四理想最好的捍衛者，三十年後，當他在亂哄哄的孤島上受命主持小小的臺灣大學時，他心中的模本就是三十年前的北大，教授享有學術自由、教學自由，這是不言而喻的，作爲校長，他就是要保障教授的這些自由。所以他才會驕傲地對人說：“總之，台大仍是民主國家之自由傳統，與大陸情形不同，既未統制思想，亦無親美宣傳(對大陸之親蘇不同)，亦無‘大課’（大課是毛澤東主義）”。[8]
他認爲“大學的任務，本來是三項：一是教育的，二是學術研究的，三是事業建設的，三者有不可分性。”[9]有相輔相成的關係，“大學是學術機關，它的教育的作用，是從學術的立點出發，不是掉轉過來；它的學術的作用是從教育的立點出發。換句話說，大學是以學術爲中心，而用這中心發揮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爲中心，而從這中心發揮學術的力量。”[10]“我不是把教育看作第二義，教育當然是人生第一義，但是大學的教育，是從學術的立點出發的，所以大學的教育，與中學的教育不同，幷與職業教育不同，而且與專科學校的教育不同，而且應該與號稱大學或獨立學院的教育而以職業爲目的者不同。”[11]
他强烈反對把大學當作培養工具的搖籃，堅决擯弃大學的工具主義。抬頭看看今天籠罩在工具主義之下的大學，想想傅斯年當年身體力行的理想，不禁讓人黯然神傷。
同時，他倡導簡樸的學風。9月28日是他到台大的第二個學期，發布了這樣一個布告：
“本校學風，素稱儉樸，然亦偶有有錢人之子弟，習爲奢侈者。茲在學年開學之始，特行告知諸生，如有嬌養成性，習尚浮華者，務請不入本校之門；既入本校之 門，即須改行自新，須知國家辦此大學，費錢甚多，經費皆民脂民膏，豈容此輩濫竽其內，浪費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後如見有習尚浮華，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糾正， 或開除學籍。”[12]
對有錢人子弟，以台大爲跳板，一有機會就要出洋，他也深有警惕，認爲這是浪費教育資源，退學固然不能禁止，但在發給證件上學校可以有自己的規矩。10月12日發布的布告就是專門防止有錢人子弟“任意來去”的。[13]
什麽是大學精神？這是他耿耿于心，始終不曾忘懷的。“大學也必須有大學的樣子，包括精神與形式”，[14]“發揮大學精神”、“促進學術空氣”是他辦臺灣大學期間首先考慮的。他一直想寫一本闡述大學精神、他對大學見解的專書，因爲事務繁忙，終究沒有寫成。但在各種零散的演講、文章、書信、布告等文字中，我們可以大致上看出他的基本觀點。
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慶時，他發表演講說不許把大學作爲任何學術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問辦大學是爲什麽？我要說：辦大學爲的是學術，爲的是青年，爲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它的自尊性。這中間是專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學作爲人擠人的工具。”[15]“臺灣省既然回到祖國的懷抱，則臺灣大學應該以尋求真理爲目的，以人類尊嚴爲人格，以擴充知識、利用天然、增厚民生爲工作的目標。”[16]
在最根本的意義上說，大學精神就是傅斯年說的“專求真理”（或“尋求真理”）這四個字，這是第一位的，其餘的都是次要的。這和竺可楨當年爲浙江大學確立的“求是”校訓，和哈佛大學的校訓也都是相一致的。本著這一理想，傅斯年呼籲學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煉，一個社會品行好的人多，社會就會健全，反之就很危險。“這一個時代，真是邪說橫流的時代，各種宣傳每每以騙人爲目的，在宣傳者不過是想用宣傳達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個人養成說瞎話的習慣，可就不得了。人與人之間，因爲說瞎話不能放心，團體與團體之間，因爲說瞎話不能番木瓜心，社會上這個風氣厲害了，社會就不上軌道。”在大學裏這一觀念尤其重要，他倡導“知識的誠實”，如果沒有這樣的精神，學問不能進步，發明更談不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學問一切的根本，也是組織社會、組織國家一切的根本。”[17]
第二是力學，“在這個苦難的時候能有這樣一個環境，已經算很有福氣了！這個遭遇，這個環境，是萬萬不可辜負的。……這些年來，大學裏最壞的風氣，是把拿到大學畢業證書當作第一件重要的上上，其實在大學裏得到學問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證書乃是很次要的事。”重要是的是“由學術的培養達到人格的培養”，“須知人格不是一個空的名詞，乃是一個積累的東西。積累人格，需要學問和思想的成分很多。”[18]
第三是愛國，他認爲這是一種本能，是對民族文化、歷史的一種認同感。
第四是愛人，“愛國有時不够，還須愛人。愛國有時失于空洞，雖然幷不一定如此。至于愛人，却是步步著實，天天可行的。……克服自私心，克服自己的利害心， 便可走上愛人的大路。只要立志走上這個人道的大陸，無論一個人的資質怎麽樣，每人都有作到釋迦牟尼或耶蘇基督或林肯或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機會，至少分到他們的精神。”[19]
“這樣才可以使我們的大學成爲宇宙間的一個有意義的分子”。[20]
二
爲維護大學精神，傅斯年是一往無前，毫不退縮地站在前面，當時的臺灣風雨飄搖，一切都沒有上軌道，社會情緒激越，學生左傾嚴重，校園裏扭秧歌、撒傳單時有發生，一方面他篳路藍縷，致力于營造大學的學術氛圍。
另一方面還要抵擋來自政治的風浪，以及社會上的各種攻擊，他恪守的一條底綫就是大學的獨立與尊嚴。
據陳雪屏回憶當時他的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擔憂，“但他一方面心憂大局，同時銳志要把台大建設成一個够世界水準的學府，殫精竭慮，竟無一刻的輕鬆。”[21]勞累過度成爲他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
4月6日，傅斯年接到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的公文，指控14名學生“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等，要將他們拘捕，幷進校抓人。據包天笑日記，這一天臺北宣布戒嚴，“有幾處熱鬧區域，均斷絕交通”，一時風聲鶴唳， 人心惶惶。第二天，警備司令部的名單上又擴大到23人之多，對此，身爲大學校長的傅斯年無可奈何，爲了保護學生，他當時的態度很明確。4月7日，台大行政會議上作出由校長本人向國民黨當局接洽的决定（當時省主席爲陳誠），提出四點要求：
一、凡載在名單內之被捕學生，迅即移送法院審訊；二、凡不在名單內而被捕之學生，即予釋放；三、以後如不發生新事件，絕不再行拘捕學生；四、准許學校派人探視被捕學生。[22]
傅斯年不斷地要求當局“依法處理”，也就是從法律途徑上努力，他內心的痛苦旁人是無法體會的。當時國民黨殘餘政權尚未遷台，對學生的思想鉗制幷沒有像後來那樣嚴密，白色恐怖還沒有正式揭開帷幕，島上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學生運動也和大陸一樣此起彼伏，校園裏跳起了秧歌舞，有學生還專門寫下《爲什麽扭秧歌》的文章，一派天真爛漫。傅斯年却深知其中的險惡，他也曾協助國民黨當局將一千多名左傾學生遣返大陸，功過是非，後人自可評說。有人說他的“可愛之處”是，他與國民黨保持著良好的關係，經常向蔣介石要經費，上一次草山（後改名陽明山）必滿載而歸。所以他曾開玩笑說：“胡適比我偉大，但我比胡適能幹。”但他幷不跟著國民黨當局鉗制學生的思想，無論在怎樣的情况下，他始終都堅持校園內必須有自由的學風。“當時有位學生受累坐牢，即賴傅斯年營救得以伸冤。中研院史語所還保留了這位學生感謝傅斯年救命之恩的一封信。其他被捕學生有的說：‘當時傅斯年自北大帶來的自由學風，就算有特務進了校園，也起不了作用。’”[23]
自由學風，無論到時候都會令人嚮往。當年的台大學子都相信那是他們的校長從老北大帶來的，有兩個例子可以證明這種學風的可貴。一是傅斯年做校長那一年入學的台大學生可以不讀三民主義，也不要升旗，在此之前和傅斯年謝世、錢思亮繼任後，這都是不可想像的，算得上是空前絕後。二是台大政治系教授薩孟武一直放言無忌，批評國民黨的法統，播灑民主法治的種子，很多外系的學生都去他的課堂旁聽，影響越出了校園外，連他的口頭禪“因此他之故”也名聞遐邇，成了大家的口頭禪，對一代青年産生了深遠的影響。薩孟武的言論自然讓國民黨當局頭疼不已，因爲有傅斯年在，他就可以在台大繼續教下去，不用改變什麽，一旦傅斯年不在了，國民黨的黨團勢力滲入台大，也就一切都變了。
傅斯年挺身保護學生的故事，在台大更是一直傳爲美談。難怪在他身後很多年，有人這樣說，讀書人應該有一種骨氣，“這種骨氣，已不能在傅斯年以後的歷任台大校長身上找到了。”[24]
傅斯年和亦師亦友的胡適一貫主張表達意見要署真名實姓，表示負責任，因爲我們要爭取的不是匿名的自由，1949年5月初，在台大校園裏出現了匿名的油印傳單，以極醜的詞句攻擊訓導主任，他發出布告，“須知匿名之事，即不負責任之表示；而醜言攻擊，實非大學教育所能容。”“總之匿名傳單，惡詞攻擊之風氣，與良好之學校風習决不相容”。[25]
5月20日，他發布布告，臺灣已宣布戒嚴，即進入戰時狀態，要學生注意：所有壁報必須由登記團體蓋章才可張貼，其中文字如發生事故，由登記人負責。不得舉行非學術性、游藝性、交際性的集會，即使是這類集會事先也要經訓導處許可。但當國民黨當局變本加厲地踐踏大學獨立、學術自由的制度，肆意逮捕師生時，他終于忍無可忍，挺身而出，不准軍警隨意入校捕人。國民黨政府下令實行聯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純正”被判罪，其他人都要連坐。面對這樣極端反動摧殘思想和學術自由的制度，傅斯年憤慨地對國民黨當局聲明，台大師生由他一人擔保，發生問題，他負全部責任；從而迫使這個反動制度在台大無法推行。
他在國民黨統治下致力于維護大學獨立的原則，可以說已經竭盡所能。早在1932年，面對國民黨在大學推行黨化教育或所謂三民主義教育，他就尖銳地指出：“ 教育如無相當的獨立，是辦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國家，當無過于普魯士……當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專橫，免一個大學校長的職，竟是大難……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規，行政官是不能率然變更的。”[26]
7月11日，葉青在《民族報》發表公開信，攻擊傅斯年主持下的台大“優待共産黨”，一是台大教授李齊[雨]野突然離開，未經系主任、院長同意，只是留信一封，說是請假，傳聞先到香港，後到大陸。另一副教授張則是辦好了請假手續，送家眷去廣州，校方仍發薪水。二是法學院院長薩孟武“參共親共”、“臺灣大學中有些院長和系主任還是共党分子或親共分子，他們把持院系，排拒异己，正是把他們底院系變成共産黨細菌的溫床”。
面對這些不顧事實、羅織的大帽子。7月14日，傅斯年挺身而出在同一報紙發表《傅斯年校長的聲明》，一一予以駁斥，幷斷然表示“學校不兼警察任務”、“但是我不兼辦警察，更不兼辦特工”，這一聲明義正詞嚴，55年後依然有著金石般的迴響，這是他對大學精神的捍衛。他與葉青的衝突主要就是因爲如此，葉青信中一句話露出了馬脚，“對于從共區逃出來的學者專家，應該儘量羅致”。傅斯年讀出了其弦外之音，但他說：“我請教員，當然要依據標準，依據專業之精神，尤其是因臺灣大學各院系之需要而定，我若把臺灣大學作爲‘招賢納士’之處，那真對不起國家了。招賢納士與辦學不能合爲一事，國家要如此，可以另設機關，學校若如此，必糟無疑。”他最後表示：“反共須有反共的立場，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階級而把事情辦壞了的，我不能引爲同志，我的‘反共反蘇’的徽號，本是共産黨送我的，我也受之無愧，我因爲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産黨的方法反對共産黨，因爲若先向共産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只有替共産黨擴張勢力耳。”[27]
在7月20日發表的《兩件有關臺灣大學的事》中，他繼續說：“我不能一面辦大學，一面‘招賢納士’。‘招賢納士’在國家有其必要，若是一個人去辦，徒是培植自己的勢力耳。這是我所絕對不取的。一個大學，兼辦‘招賢納士’，必致弄得不成樣子，所以這半年以來，我對于請教授，大有來者拒之，不來者寤寐求之之勢，這是我爲忠于職守應盡的責任，凡資格相合，而爲台大目前所需要者，則教育部長之介紹信與自我之介紹信同等效力；如其不然，同等無效。”[28]
葉青又在《民族報》上發表了一個聲明。使得傅斯年于20日再次發表聲明反駁：“我與共産黨之不能相容，因爲我根本看不起共産黨那一套作風（即方法）。反對共産黨可以反對其目的，也可以反對其方法，蘇共在列寧時代與斯太林時代，方法愈演愈凶，目的又截然大變。大體上我幷不反對列寧之目的而反對其方法，因爲他的目的還有不少人道主義，而其方法則是馬嘉維利主義。至于斯太林，則目的全是帝國主義，而其方法則是越變越利害的馬嘉維利主義。自由主義的方法，絕不能毫無憑據，指人爲共産黨亦絕不能不重視在法律內的學術自由。”[29]
如他後來給遠在法國的李書華信中所說：“弟到此辦此一大學，真正上當，大概說來：（1）辦一新大學容易，改革一個舊大學難。（2）弟在北大任內，多是老朋友，吵架固多，辦事也有甚愉快處，此地是‘接受別人雜牌隊伍’。（3）基于政治情形，此地請人大不易也。簡直請誰誰不來。”比如他請竺可楨、陳寅恪等都沒有成功。[30]這封信寫于1950年10月18日，其中一段被全集删節了，他重申“總之，台大仍是民主國家之自由傳統，與大陸情形不同，既未統制思想， 亦無親美宣傳(對大陸之親蘇不同)，亦無‘大課’（大課是毛澤東主義）”[31]
當然，小到新生入學、蓋學生宿舍、學校醫院、接濟大陸來台學生的“救濟金”、解决困難學生“申請工讀”等問題，作爲校長，傅斯年也無時不牽挂在心。在他手裏，臺灣大學成爲第一流的大學，不是偶然的。在他逝世前不久，他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談到臺灣大學時寫道：“這一年半大學有驚人的進步……學校在一切環境下。尚能維持其應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大學的自由傳統）。雖然不是沒有麻煩。”[32]在孤島當時的朝不保夕的大環境下，這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難怪有人這樣評價：“傅斯年先生長台大兩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學術獨立和尊嚴，擴大了研究空氣……許多不學無術的黨棍子，想混進台大，許多翻雲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兩年來明槍暗箭，栽贓誣陷，就地打滾，集無耻之大成的各種手段，都對傅先生施用過，而傅先生英勇堅定，絕不爲所動，貫徹自己的主張，且與這些醜惡勢力對壘作戰。” [33]與那些巴結專制統治者唯恐不及的學術官僚相比，真有雲泥之別。
平靜的北大，32630只手機嗡嗡響起
來自: 譯言 發布時間:2009年05月22日
譯者：tnr206
來源：http://orientation.blog.hexun.com/33030956_h.html
紐約時報北京5月21日訊：4月30日，32630名同學的手機響起：在平靜的北大——中國的頂尖高等學府裏，校方通過短信警告，由于種種複雜情况，同學們要在“青年節”這段敏感時期尤爲“注意言行”。
或許沒有人會犯糊塗。設立青年節是爲了紀念1919年的學生運動——對“帝國主義侵略”以及國家妥協無能的抗議。70年後，歷史重演。
如果在今天，一個同學要組織抗議活動爭取“民主”？
“人們會認爲這是瘋了，”一名受訪的北大歷史專業同學說。“大家都清楚這個話題的‘界綫’。可以去想像，也許還可以探討廿年前的事件。但地球人都知道，做出石破天驚、影響公衆的舉措是不可能的。”
大多數學生似乎也接受現實。廿年來，當局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學生和教師應固守書齋、遠離街道。今天的學生把它描述成歷史開的一次小差，不可能梅開二度。
但更複雜的問題是，他們對“德先生”是否仍然感冒。
根據對北大師生乃至海內外專家的采訪，今天的學生的整體形象會是：不抗議，不主動——經濟情况也迥异，不似廿年前爲學運火上澆油的局面；對國家所取得的成就自豪、圍攏在党的周圍，但很少受意識形態驅使。
他們感到不安的是，當局的腐敗和言論控制。他們渴望學習西方，特別是美國。儘管當局試圖淡化歷史，有些該知道的都會被知道。受訪的8名北大學生中，七位都表示曾在宿舍成功下載、觀看了禁片《天安門》。
“有一個思維定勢認爲，學生對德先生不再感興趣。我不同意，”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程麗在接受采訪時說。“即使退一萬步講，他們也對黨有著複雜的看法、情結。”
北大經濟學院教授夏業良說，許多學生在理論上支持民主，但不希望冒險搭上自己的未來爲之“戰鬥”。大家開玩笑說，如果“民主運動”如火如荼高漲起來，那也不妨加入權當一試。夏教授認爲，“大部分學生對政治幷不感冒。他們會說，‘知道民主是一個好東西，但和我們有啥關係呢？’他們認爲找工作、出國等現實問題才是第一位的。”
連黨的喉舌《人民日報》都曾感嘆現在的校園“普遍缺乏理想主義”。“很多大學生顯然非常功利，”《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雜志本月在一次學生民調後擔憂地指出，“一切都基于‘是否是對我自個兒有好處’。”
事實上，今天的學生更不能接受折騰。據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鼎新2001年的一本相關著作，大學生們認爲，他們的未來，面對的是百分之二十八的通貨膨脹率、猖獗的腐敗和黯淡的就業前景，許多人在當局的經濟改革大浪中迷失方向。
今天，即使批評黨的統治的學生也會爲國家的巨大進步感到欣慰。“有時候我們不認同某些政策，”大四物理專業同學王永利說，“但另一方面，現在我們對我們的國家和政府感到自豪，因爲更多的人過上更好的日子。”
党注重這樣的形象建設，同時誓言“民主化治理”，力求借此化解對德先生的狂熱。
中國官方以“不符合國情”爲由反對西方“多党制民主”，同時認可党管之下的公共協商、公衆監管和民主選舉。當局承諾，隨著經濟不斷發展、社會更加穩定，國家將一步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一些中國問題專家指出，如果當前的經濟危機影響到他們的未來，學生的不滿可能會增長。現在，中國高校招生量是廿年前的九倍，畢業生們在優勢崗位上的競爭异常激烈。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報道，去年四個畢業生中就有一個面臨失業。
但廿年來，党的領導人已經認識到，他們忽視了這些年輕人是他們的潜在危險來源。政府現正努力减輕失業恐慌、增設培訓項目、鼓勵畢業生到農村地區工作。“如果你擔心的話，那麽我比你更擔心，”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去年12月對學生們說。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政治學教授謝淑麗說，當局擴招同時也不斷加强大學生的政治理論教育，大學生成爲黨的新生力量中增長最快的部分。2007年，百分之八强的大學生是黨員，相比之下，廿年前只有不到百分之一。在北大這樣的精英機構，比例還要高得多。
其中有些學生響應党的路綫——西方式的民主不適合中國。“我國人口衆多，教育問題更任重道遠，”北大生態學專業學生宋超說，“考慮到這一點，中國人需要適當被管。現在我國的第一要務是發展。”
也有人希望加快改革黨的步伐。“當然，如果能够成爲這樣的民主社會，我們也樂見這麽著，”另一名歷史專業有志好青年說。“但是手段不能過于激進，否則社會動蕩了怎麽辦？”
《人民論壇》的調查總結說，大多數學生爭取入黨，幷不是一個思想證明，而是找工作時的一張牌。在北京大學，許多學生說，（如果沒有翹課的話）都會在可笑的强制性政治課上小憩。一名大四同學說，“即使老師自己，也清楚自己講的內容都是垃圾。”
大多數學生不會實名公開這些看法，因爲當局控制，校園公開演講幾近不可能。有些教授說，當局或派一些學生到課堂上記錄任何不河蟹的講授內容幷上報。在本文的采訪中，大多數學生選擇匿名發表意見，爲了避免自己檔案中可能出現的不良記錄。
五年前，由于當局教育主管者稱其幷不總是反映“正確（河蟹）的觀點”，校方關閉了“一塌糊塗”BBS——一個擁有30萬注册用戶、充滿活力的信息樞紐。同學們說，他們在嚴格監管的新站北大未名上發表言論更須謹慎，因爲自己的身份很容易被獲知。
調查顯示，五分之四的大學生仍主要從重重監管下的中國媒體獲取新聞資訊。但是在這個數字時代——近7萬中國學生在美國留學，大約163,000名外國學生在中國大學讀書——隔離的墻壁千瘡百孔，很容易一枝紅杏翻出來。
一位大四同學對某些西方媒體的“執著”表示不悅：“他們總是問這些事兒，我們只是保持沉默，”她說。“這不是因爲我們不想談論，而是因爲我們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
“我覺得不知道我們自己的歷史是一種耻辱，”她說，“所以一去圖書館，我就讀這些不和諧——一切都是外國記者的叙述。”
對公開辯論的馬勒隔離甚至可以將政治上的爭論化作校園裏的八卦傳聞。兩位北大教授作爲去年12月的不河蟹文件的首批簽署者，...
此後，經濟學教授夏業良被迫辭去兩個研究機構的職務；另一名知名法學教授被下放到西部的一個不起眼的高校。但是，就像即將到來的周年紀念一樣，學生們幷不關心海外的沸沸揚揚的關于老鶴的“流放”/“流亡”消息。
一名支持賀教授的大學生在北大BBS上匿名寫道：“總有一天，老鶴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自由遷徙、展翅翱翔。”
“歸骨于田橫之島”
——傅斯年與臺灣大學
傅國涌
[傅斯年（１８９６－１９５０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歷史學家。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求學期間恰逢新文化運動的浪潮高漲，他和羅家倫等同學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雜志，幷在《新青年》發表許多文章，名動一時。1919年5月4日， 他是北京學生游行總指揮。同年留學英國，在倫敦大學學習歷史、數學和實驗心理學，後到德國柏林大學學習哲學和歷史。回國後，先後擔任中山大學教授、代理文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西南聯大校務委員、代理北京學校長等，他主持安陽的考古發掘爲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古代中國和中國文化研究都具有里程碑意義。1949年1月起任臺灣大學校長。抗戰期間，他出任國民參政員，以炮轟炙手可熱的權勢豪門孔祥熙、宋子文，被譽爲“傅大炮”。]
1948年的最後一天，南京長江邊上，大江滾滾而去，傅斯年和胡適兩人一邊喝酒，一邊背誦著陶淵明的《擬古》詩第九首：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
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複何悔！
兩人禁不住潸然泪下。傅斯年和胡適的泪爲何而灑？我曾寫過一篇小文。屈萬里回憶，他曾聽說那時傅斯年身上經常帶著安眠藥，預備緊急關頭可以“隨時吞藥自殺”[1]，我覺得這是因爲他身體不好，夜難成寐，幷不是爲自殺而準備安眠藥。此時，前方戰場攻守之勢已易，國民黨政權已搖搖欲墜，蔣心中遷台之意早就萌生了。此前12月22日，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爲臺灣大學校長，實際上這個决定11月就已作出。當月，由他主持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也遷到了臺灣楊梅鎮。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臺灣大學校長，台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請他寫幾個字，他信筆寫下“歸骨于田橫之島”的短幅相贈，其中彌滿了凄愴之感，更想不到是竟一語成讖。屈萬里曾建議將這七個字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上。
假如沒有傅斯年，臺灣大學在那樣動蕩的時局中，想要在短時間中迅速崛起、發揚光大，奠定一個現代大學的基礎，確是難以想像的。
一
臺灣大學最初是日本殖民地時代建立的，所以台大將1945年光復之日算是校慶之期。到傅斯年接手時才迎來了第四次校慶。他之所以能把台大辦成孤島上的北大，這不僅取决于他的幹才，取决于他大刀闊斧的勇氣與銳氣，更主要是他的辦學理念，他完全繼承了北大的傳統，純粹爲辦大學而辦大學，在相當程度了保持了大學的獨立性和學術的尊嚴，比如拒絕三民主義進學校等。
臺灣大學的校門特別小，如同童話中積木搭的，如不是親眼所見，很難想像。
4月20日，傅斯年上任未久，就在《臺灣大學校刊》發表的《國立臺灣大學三十七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校長報告》中明確提出：“第一流的大學，不能徒然是一個教育機關，必須有他的重要學術貢獻，但是，也沒有一個第一流的大學，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他提議通過一年半時間，改進各種通習科目，“務使來校的學生，一進大門來，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們的普通課，教課之需要實習者，得到充分的實習機會，有富于教本參考書的閱覽室可用，有優良的助教改他們的卷子，國文和外國文的程度，一年之內頓然改觀。”[2] 同時他也表示，“不是我要把一個大學辦成一個專是教書的大學。一個專是教書的大學，不會把書教得很好，因爲學術水準低，自然不會把書教得深入淺出。所以在進行本校的教育建設上，也應該時時不忘學術的標準。”他說這些都是“卑之無甚高論”，“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會動蕩之下，不特‘高調’無從談起，即此‘低調’，若努力擔負起來，也是極其吃力的。……究竟大局與環境能允許我們做到幾成，總在未知之數”，但以他那種“雖千萬人，吾往亦”的精神力量，他只會一步一個脚印地往前做去。[3]
什麽是大學？近代意義上的大學在傅斯年心中是很清晰的，他說：“大學是個教授集團，不是一個衙門，照大學法，校長雖然權力甚大，然我爲學校之前途計，决不能有極權主義的作風。”[4]他深知，“一個大學必須大家要辦好，才能辦好，便可以辦的好，决不是校長要辦好的。我所謂大家這包括全校教職員、學生、工友在內。”[5]
當然，“大學的主體當然在教授，爲教育、爲學術的研究，這都是當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預太多了，流弊極大，可以弄到學術研究根本難得進行。”[6]所 以他原則上贊許大學的講座制度，認爲要保障教授的獨立性，教學的自由，如果大學教授與中學教員一樣，大學便不成其爲大學。五四時代，他在北大度過了人生中重要的六年，趕上了蔡元培主政的時光，風雲際會，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雜志，發表了大量鼓動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終于和師長陳獨秀、胡適他們一同造成時勢，開創了新時代，蔡元培先生“兼容幷包，思想自由”的觀念，以及“教授治校，學生自治”這 一套制度已經植根于他的生命深處。在他短暫的55年人生中，從進入北大讀書開始，幾乎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大學。他曾先後出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在受命擔任臺灣大學校長之前，他做過西南聯大校務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對辦大學幷不是個生手。他有著讓胡適佩服得不得了的行政能力，同爲“五四”時期北大學生領袖的羅家倫和他開玩笑說，蔡元培、胡適是北大的功臣，而他們是功狗。如今走進台大校園，還能找到被稱爲傅園的傅斯年墓。有學者說：“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雖非創校校長，但在常規及制度之設立上，恐無人能出其右。” [7]
他是“五四”之子，三十年來他的作爲表明他是當年五四理想最好的捍衛者，三十年後，當他在亂哄哄的孤島上受命主持小小的臺灣大學時，他心中的模本就是三十年前的北大，教授享有學術自由、教學自由，這是不言而喻的，作爲校長，他就是要保障教授的這些自由。所以他才會驕傲地對人說：“總之，台大仍是民主國家之自由傳統，與大陸情形不同，既未統制思想，亦無親美宣傳(對大陸之親蘇不同)，亦無‘大課’（大課是毛澤東主義）”。[8]
他認爲“大學的任務，本來是三項：一是教育的，二是學術研究的，三是事業建設的，三者有不可分性。”[9]有相輔相成的關係，“大學是學術機關，它的教育的作用，是從學術的立點出發，不是掉轉過來；它的學術的作用是從教育的立點出發。換句話說，大學是以學術爲中心，而用這中心發揮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爲中心，而從這中心發揮學術的力量。”[10]“我不是把教育看作第二義，教育當然是人生第一義，但是大學的教育，是從學術的立點出發的，所以大學的教育，與中學的教育不同，幷與職業教育不同，而且與專科學校的教育不同，而且應該與號稱大學或獨立學院的教育而以職業爲目的者不同。”[11]
他强烈反對把大學當作培養工具的搖籃，堅决擯弃大學的工具主義。抬頭看看今天籠罩在工具主義之下的大學，想想傅斯年當年身體力行的理想，不禁讓人黯然神傷。
同時，他倡導簡樸的學風。9月28日是他到台大的第二個學期，發布了這樣一個布告：
“本校學風，素稱儉樸，然亦偶有有錢人之子弟，習爲奢侈者。茲在學年開學之始，特行告知諸生，如有嬌養成性，習尚浮華者，務請不入本校之門；既入本校之 門，即須改行自新，須知國家辦此大學，費錢甚多，經費皆民脂民膏，豈容此輩濫竽其內，浪費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後如見有習尚浮華，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糾正， 或開除學籍。”[12]
對有錢人子弟，以台大爲跳板，一有機會就要出洋，他也深有警惕，認爲這是浪費教育資源，退學固然不能禁止，但在發給證件上學校可以有自己的規矩。10月12日發布的布告就是專門防止有錢人子弟“任意來去”的。[13]
什麽是大學精神？這是他耿耿于心，始終不曾忘懷的。“大學也必須有大學的樣子，包括精神與形式”，[14]“發揮大學精神”、“促進學術空氣”是他辦臺灣大學期間首先考慮的。他一直想寫一本闡述大學精神、他對大學見解的專書，因爲事務繁忙，終究沒有寫成。但在各種零散的演講、文章、書信、布告等文字中，我們可以大致上看出他的基本觀點。
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慶時，他發表演講說不許把大學作爲任何學術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問辦大學是爲什麽？我要說：辦大學爲的是學術，爲的是青年，爲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它的自尊性。這中間是專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學作爲人擠人的工具。”[15]“臺灣省既然回到祖國的懷抱，則臺灣大學應該以尋求真理爲目的，以人類尊嚴爲人格，以擴充知識、利用天然、增厚民生爲工作的目標。”[16]
在最根本的意義上說，大學精神就是傅斯年說的“專求真理”（或“尋求真理”）這四個字，這是第一位的，其餘的都是次要的。這和竺可楨當年爲浙江大學確立的“求是”校訓，和哈佛大學的校訓也都是相一致的。本著這一理想，傅斯年呼籲學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煉，一個社會品行好的人多，社會就會健全，反之就很危險。“這一個時代，真是邪說橫流的時代，各種宣傳每每以騙人爲目的，在宣傳者不過是想用宣傳達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個人養成說瞎話的習慣，可就不得了。人與人之間，因爲說瞎話不能放心，團體與團體之間，因爲說瞎話不能番木瓜心，社會上這個風氣厲害了，社會就不上軌道。”在大學裏這一觀念尤其重要，他倡導“知識的誠實”，如果沒有這樣的精神，學問不能進步，發明更談不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學問一切的根本，也是組織社會、組織國家一切的根本。”[17]
第二是力學，“在這個苦難的時候能有這樣一個環境，已經算很有福氣了！這個遭遇，這個環境，是萬萬不可辜負的。……這些年來，大學裏最壞的風氣，是把拿到大學畢業證書當作第一件重要的上上，其實在大學裏得到學問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證書乃是很次要的事。”重要是的是“由學術的培養達到人格的培養”，“須知人格不是一個空的名詞，乃是一個積累的東西。積累人格，需要學問和思想的成分很多。”[18]
第三是愛國，他認爲這是一種本能，是對民族文化、歷史的一種認同感。
第四是愛人，“愛國有時不够，還須愛人。愛國有時失于空洞，雖然幷不一定如此。至于愛人，却是步步著實，天天可行的。……克服自私心，克服自己的利害心， 便可走上愛人的大路。只要立志走上這個人道的大陸，無論一個人的資質怎麽樣，每人都有作到釋迦牟尼或耶蘇基督或林肯或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機會，至少分到他們的精神。”[19]
“這樣才可以使我們的大學成爲宇宙間的一個有意義的分子”。[20]
二
爲維護大學精神，傅斯年是一往無前，毫不退縮地站在前面，當時的臺灣風雨飄搖，一切都沒有上軌道，社會情緒激越，學生左傾嚴重，校園裏扭秧歌、撒傳單時有發生，一方面他篳路藍縷，致力于營造大學的學術氛圍。
另一方面還要抵擋來自政治的風浪，以及社會上的各種攻擊，他恪守的一條底綫就是大學的獨立與尊嚴。
據陳雪屏回憶當時他的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擔憂，“但他一方面心憂大局，同時銳志要把台大建設成一個够世界水準的學府，殫精竭慮，竟無一刻的輕鬆。”[21]勞累過度成爲他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
4月6日，傅斯年接到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的公文，指控14名學生“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等，要將他們拘捕，幷進校抓人。據包天笑日記，這一天臺北宣布戒嚴，“有幾處熱鬧區域，均斷絕交通”，一時風聲鶴唳， 人心惶惶。第二天，警備司令部的名單上又擴大到23人之多，對此，身爲大學校長的傅斯年無可奈何，爲了保護學生，他當時的態度很明確。4月7日，台大行政會議上作出由校長本人向國民黨當局接洽的决定（當時省主席爲陳誠），提出四點要求：
一、凡載在名單內之被捕學生，迅即移送法院審訊；二、凡不在名單內而被捕之學生，即予釋放；三、以後如不發生新事件，絕不再行拘捕學生；四、准許學校派人探視被捕學生。[22]
傅斯年不斷地要求當局“依法處理”，也就是從法律途徑上努力，他內心的痛苦旁人是無法體會的。當時國民黨殘餘政權尚未遷台，對學生的思想鉗制幷沒有像後來那樣嚴密，白色恐怖還沒有正式揭開帷幕，島上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學生運動也和大陸一樣此起彼伏，校園裏跳起了秧歌舞，有學生還專門寫下《爲什麽扭秧歌》的文章，一派天真爛漫。傅斯年却深知其中的險惡，他也曾協助國民黨當局將一千多名左傾學生遣返大陸，功過是非，後人自可評說。有人說他的“可愛之處”是，他與國民黨保持著良好的關係，經常向蔣介石要經費，上一次草山（後改名陽明山）必滿載而歸。所以他曾開玩笑說：“胡適比我偉大，但我比胡適能幹。”但他幷不跟著國民黨當局鉗制學生的思想，無論在怎樣的情况下，他始終都堅持校園內必須有自由的學風。“當時有位學生受累坐牢，即賴傅斯年營救得以伸冤。中研院史語所還保留了這位學生感謝傅斯年救命之恩的一封信。其他被捕學生有的說：‘當時傅斯年自北大帶來的自由學風，就算有特務進了校園，也起不了作用。’”[23]
自由學風，無論到時候都會令人嚮往。當年的台大學子都相信那是他們的校長從老北大帶來的，有兩個例子可以證明這種學風的可貴。一是傅斯年做校長那一年入學的台大學生可以不讀三民主義，也不要升旗，在此之前和傅斯年謝世、錢思亮繼任後，這都是不可想像的，算得上是空前絕後。二是台大政治系教授薩孟武一直放言無忌，批評國民黨的法統，播灑民主法治的種子，很多外系的學生都去他的課堂旁聽，影響越出了校園外，連他的口頭禪“因此他之故”也名聞遐邇，成了大家的口頭禪，對一代青年産生了深遠的影響。薩孟武的言論自然讓國民黨當局頭疼不已，因爲有傅斯年在，他就可以在台大繼續教下去，不用改變什麽，一旦傅斯年不在了，國民黨的黨團勢力滲入台大，也就一切都變了。
傅斯年挺身保護學生的故事，在台大更是一直傳爲美談。難怪在他身後很多年，有人這樣說，讀書人應該有一種骨氣，“這種骨氣，已不能在傅斯年以後的歷任台大校長身上找到了。”[24]
傅斯年和亦師亦友的胡適一貫主張表達意見要署真名實姓，表示負責任，因爲我們要爭取的不是匿名的自由，1949年5月初，在台大校園裏出現了匿名的油印傳單，以極醜的詞句攻擊訓導主任，他發出布告，“須知匿名之事，即不負責任之表示；而醜言攻擊，實非大學教育所能容。”“總之匿名傳單，惡詞攻擊之風氣，與良好之學校風習决不相容”。[25]
5月20日，他發布布告，臺灣已宣布戒嚴，即進入戰時狀態，要學生注意：所有壁報必須由登記團體蓋章才可張貼，其中文字如發生事故，由登記人負責。不得舉行非學術性、游藝性、交際性的集會，即使是這類集會事先也要經訓導處許可。但當國民黨當局變本加厲地踐踏大學獨立、學術自由的制度，肆意逮捕師生時，他終于忍無可忍，挺身而出，不准軍警隨意入校捕人。國民黨政府下令實行聯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純正”被判罪，其他人都要連坐。面對這樣極端反動摧殘思想和學術自由的制度，傅斯年憤慨地對國民黨當局聲明，台大師生由他一人擔保，發生問題，他負全部責任；從而迫使這個反動制度在台大無法推行。
他在國民黨統治下致力于維護大學獨立的原則，可以說已經竭盡所能。早在1932年，面對國民黨在大學推行黨化教育或所謂三民主義教育，他就尖銳地指出：“ 教育如無相當的獨立，是辦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國家，當無過于普魯士……當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專橫，免一個大學校長的職，竟是大難……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規，行政官是不能率然變更的。”[26]
7月11日，葉青在《民族報》發表公開信，攻擊傅斯年主持下的台大“優待共産黨”，一是台大教授李齊[雨]野突然離開，未經系主任、院長同意，只是留信一封，說是請假，傳聞先到香港，後到大陸。另一副教授張則是辦好了請假手續，送家眷去廣州，校方仍發薪水。二是法學院院長薩孟武“參共親共”、“臺灣大學中有些院長和系主任還是共党分子或親共分子，他們把持院系，排拒异己，正是把他們底院系變成共産黨細菌的溫床”。
面對這些不顧事實、羅織的大帽子。7月14日，傅斯年挺身而出在同一報紙發表《傅斯年校長的聲明》，一一予以駁斥，幷斷然表示“學校不兼警察任務”、“但是我不兼辦警察，更不兼辦特工”，這一聲明義正詞嚴，55年後依然有著金石般的迴響，這是他對大學精神的捍衛。他與葉青的衝突主要就是因爲如此，葉青信中一句話露出了馬脚，“對于從共區逃出來的學者專家，應該儘量羅致”。傅斯年讀出了其弦外之音，但他說：“我請教員，當然要依據標準，依據專業之精神，尤其是因臺灣大學各院系之需要而定，我若把臺灣大學作爲‘招賢納士’之處，那真對不起國家了。招賢納士與辦學不能合爲一事，國家要如此，可以另設機關，學校若如此，必糟無疑。”他最後表示：“反共須有反共的立場，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階級而把事情辦壞了的，我不能引爲同志，我的‘反共反蘇’的徽號，本是共産黨送我的，我也受之無愧，我因爲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産黨的方法反對共産黨，因爲若先向共産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只有替共産黨擴張勢力耳。”[27]
在7月20日發表的《兩件有關臺灣大學的事》中，他繼續說：“我不能一面辦大學，一面‘招賢納士’。‘招賢納士’在國家有其必要，若是一個人去辦，徒是培植自己的勢力耳。這是我所絕對不取的。一個大學，兼辦‘招賢納士’，必致弄得不成樣子，所以這半年以來，我對于請教授，大有來者拒之，不來者寤寐求之之勢，這是我爲忠于職守應盡的責任，凡資格相合，而爲台大目前所需要者，則教育部長之介紹信與自我之介紹信同等效力；如其不然，同等無效。”[28]
葉青又在《民族報》上發表了一個聲明。使得傅斯年于20日再次發表聲明反駁：“我與共産黨之不能相容，因爲我根本看不起共産黨那一套作風（即方法）。反對共産黨可以反對其目的，也可以反對其方法，蘇共在列寧時代與斯太林時代，方法愈演愈凶，目的又截然大變。大體上我幷不反對列寧之目的而反對其方法，因爲他的目的還有不少人道主義，而其方法則是馬嘉維利主義。至于斯太林，則目的全是帝國主義，而其方法則是越變越利害的馬嘉維利主義。自由主義的方法，絕不能毫無憑據，指人爲共産黨亦絕不能不重視在法律內的學術自由。”[29]
如他後來給遠在法國的李書華信中所說：“弟到此辦此一大學，真正上當，大概說來：（1）辦一新大學容易，改革一個舊大學難。（2）弟在北大任內，多是老朋友，吵架固多，辦事也有甚愉快處，此地是‘接受別人雜牌隊伍’。（3）基于政治情形，此地請人大不易也。簡直請誰誰不來。”比如他請竺可楨、陳寅恪等都沒有成功。[30]這封信寫于1950年10月18日，其中一段被全集删節了，他重申“總之，台大仍是民主國家之自由傳統，與大陸情形不同，既未統制思想， 亦無親美宣傳(對大陸之親蘇不同)，亦無‘大課’（大課是毛澤東主義）”[31]
當然，小到新生入學、蓋學生宿舍、學校醫院、接濟大陸來台學生的“救濟金”、解决困難學生“申請工讀”等問題，作爲校長，傅斯年也無時不牽挂在心。在他手裏，臺灣大學成爲第一流的大學，不是偶然的。在他逝世前不久，他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談到臺灣大學時寫道：“這一年半大學有驚人的進步……學校在一切環境下。尚能維持其應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大學的自由傳統）。雖然不是沒有麻煩。”[32]在孤島當時的朝不保夕的大環境下，這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難怪有人這樣評價：“傅斯年先生長台大兩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學術獨立和尊嚴，擴大了研究空氣……許多不學無術的黨棍子，想混進台大，許多翻雲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兩年來明槍暗箭，栽贓誣陷，就地打滾，集無耻之大成的各種手段，都對傅先生施用過，而傅先生英勇堅定，絕不爲所動，貫徹自己的主張，且與這些醜惡勢力對壘作戰。” [33]與那些巴結專制統治者唯恐不及的學術官僚相比，真有雲泥之別。
平靜的北大，32630只手機嗡嗡響起
來自: 譯言 發布時間:2009年05月22日
譯者：tnr206
來源：http://orientation.blog.hexun.com/33030956_h.html
紐約時報北京5月21日訊：4月30日，32630名同學的手機響起：在平靜的北大——中國的頂尖高等學府裏，校方通過短信警告，由于種種複雜情况，同學們要在“青年節”這段敏感時期尤爲“注意言行”。
或許沒有人會犯糊塗。設立青年節是爲了紀念1919年的學生運動——對“帝國主義侵略”以及國家妥協無能的抗議。70年後，歷史重演。
如果在今天，一個同學要組織抗議活動爭取“民主”？
“人們會認爲這是瘋了，”一名受訪的北大歷史專業同學說。“大家都清楚這個話題的‘界綫’。可以去想像，也許還可以探討廿年前的事件。但地球人都知道，做出石破天驚、影響公衆的舉措是不可能的。”
大多數學生似乎也接受現實。廿年來，當局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學生和教師應固守書齋、遠離街道。今天的學生把它描述成歷史開的一次小差，不可能梅開二度。
但更複雜的問題是，他們對“德先生”是否仍然感冒。
根據對北大師生乃至海內外專家的采訪，今天的學生的整體形象會是：不抗議，不主動——經濟情况也迥异，不似廿年前爲學運火上澆油的局面；對國家所取得的成就自豪、圍攏在党的周圍，但很少受意識形態驅使。
他們感到不安的是，當局的腐敗和言論控制。他們渴望學習西方，特別是美國。儘管當局試圖淡化歷史，有些該知道的都會被知道。受訪的8名北大學生中，七位都表示曾在宿舍成功下載、觀看了禁片《天安門》。
“有一個思維定勢認爲，學生對德先生不再感興趣。我不同意，”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程麗在接受采訪時說。“即使退一萬步講，他們也對黨有著複雜的看法、情結。”
北大經濟學院教授夏業良說，許多學生在理論上支持民主，但不希望冒險搭上自己的未來爲之“戰鬥”。大家開玩笑說，如果“民主運動”如火如荼高漲起來，那也不妨加入權當一試。夏教授認爲，“大部分學生對政治幷不感冒。他們會說，‘知道民主是一個好東西，但和我們有啥關係呢？’他們認爲找工作、出國等現實問題才是第一位的。”
連黨的喉舌《人民日報》都曾感嘆現在的校園“普遍缺乏理想主義”。“很多大學生顯然非常功利，”《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雜志本月在一次學生民調後擔憂地指出，“一切都基于‘是否是對我自個兒有好處’。”
事實上，今天的學生更不能接受折騰。據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鼎新2001年的一本相關著作，大學生們認爲，他們的未來，面對的是百分之二十八的通貨膨脹率、猖獗的腐敗和黯淡的就業前景，許多人在當局的經濟改革大浪中迷失方向。
今天，即使批評黨的統治的學生也會爲國家的巨大進步感到欣慰。“有時候我們不認同某些政策，”大四物理專業同學王永利說，“但另一方面，現在我們對我們的國家和政府感到自豪，因爲更多的人過上更好的日子。”
党注重這樣的形象建設，同時誓言“民主化治理”，力求借此化解對德先生的狂熱。
中國官方以“不符合國情”爲由反對西方“多党制民主”，同時認可党管之下的公共協商、公衆監管和民主選舉。當局承諾，隨著經濟不斷發展、社會更加穩定，國家將一步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一些中國問題專家指出，如果當前的經濟危機影響到他們的未來，學生的不滿可能會增長。現在，中國高校招生量是廿年前的九倍，畢業生們在優勢崗位上的競爭异常激烈。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報道，去年四個畢業生中就有一個面臨失業。
但廿年來，党的領導人已經認識到，他們忽視了這些年輕人是他們的潜在危險來源。政府現正努力减輕失業恐慌、增設培訓項目、鼓勵畢業生到農村地區工作。“如果你擔心的話，那麽我比你更擔心，”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去年12月對學生們說。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政治學教授謝淑麗說，當局擴招同時也不斷加强大學生的政治理論教育，大學生成爲黨的新生力量中增長最快的部分。2007年，百分之八强的大學生是黨員，相比之下，廿年前只有不到百分之一。在北大這樣的精英機構，比例還要高得多。
其中有些學生響應党的路綫——西方式的民主不適合中國。“我國人口衆多，教育問題更任重道遠，”北大生態學專業學生宋超說，“考慮到這一點，中國人需要適當被管。現在我國的第一要務是發展。”
也有人希望加快改革黨的步伐。“當然，如果能够成爲這樣的民主社會，我們也樂見這麽著，”另一名歷史專業有志好青年說。“但是手段不能過于激進，否則社會動蕩了怎麽辦？”
《人民論壇》的調查總結說，大多數學生爭取入黨，幷不是一個思想證明，而是找工作時的一張牌。在北京大學，許多學生說，（如果沒有翹課的話）都會在可笑的强制性政治課上小憩。一名大四同學說，“即使老師自己，也清楚自己講的內容都是垃圾。”
大多數學生不會實名公開這些看法，因爲當局控制，校園公開演講幾近不可能。有些教授說，當局或派一些學生到課堂上記錄任何不河蟹的講授內容幷上報。在本文的采訪中，大多數學生選擇匿名發表意見，爲了避免自己檔案中可能出現的不良記錄。
五年前，由于當局教育主管者稱其幷不總是反映“正確（河蟹）的觀點”，校方關閉了“一塌糊塗”BBS——一個擁有30萬注册用戶、充滿活力的信息樞紐。同學們說，他們在嚴格監管的新站北大未名上發表言論更須謹慎，因爲自己的身份很容易被獲知。
調查顯示，五分之四的大學生仍主要從重重監管下的中國媒體獲取新聞資訊。但是在這個數字時代——近7萬中國學生在美國留學，大約163,000名外國學生在中國大學讀書——隔離的墻壁千瘡百孔，很容易一枝紅杏翻出來。
一位大四同學對某些西方媒體的“執著”表示不悅：“他們總是問這些事兒，我們只是保持沉默，”她說。“這不是因爲我們不想談論，而是因爲我們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
“我覺得不知道我們自己的歷史是一種耻辱，”她說，“所以一去圖書館，我就讀這些不和諧——一切都是外國記者的叙述。”
對公開辯論的馬勒隔離甚至可以將政治上的爭論化作校園裏的八卦傳聞。兩位北大教授作爲去年12月的不河蟹文件的首批簽署者，...
此後，經濟學教授夏業良被迫辭去兩個研究機構的職務；另一名知名法學教授被下放到西部的一個不起眼的高校。但是，就像即將到來的周年紀念一樣，學生們幷不關心海外的沸沸揚揚的關于老鶴的“流放”/“流亡”消息。
一名支持賀教授的大學生在北大BBS上匿名寫道：“總有一天，老鶴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自由遷徙、展翅翱翔。”
戰爭引發的人性思考（崔衛平 ）
http://www.cuiweiping.net/blogs/cuiweiping/archives/133731.aspx
戰爭引發的人性思考
崔衛平
一
《南京！南京！》采用了一個日本士兵角川的視角。他身爲1937年底入侵南京的日本軍隊一員，目睹大屠殺的殘酷之後感到難以承受，最後放走了兩名被俘的中國人，拔槍自殺。這被解釋爲他人性的表現。“我們能不能把日本人當人來看？”導演陸川這樣問道。如此處理引發爭議是非常自然的，它不同于此前影片中對于日本軍人的處理。
但是影片本身做得缺少說服力。在入侵軍那樣一種瘋狂高漲（也有恐懼）的氣氛之中，一個士兵如何做到冷眼旁觀？他種種錯愕、困惑的表情來自何處？他不會是剛從軍校出來便來到了南京，他自己此前做過什麽？相對于一個人從環境中抽離，更加困難的，是他如何從自己拔出，是他自己改弦更張。 轉折的起點，更應該從角川這個人自身內部去找。而恰恰影片的筆墨又不在這裏，只是提到一筆他是教會學校出來的，以及他與一個日本妓女之間的微弱關係。顯然陸川處理這樣的難題力不從心，然而這樣的輕忽却是灾難性的。
當年的日本侵略軍許多行爲，可以說超出了一般所說的戰爭範圍：戰爭幷不需要虐殺俘虜，完全無視國際公約那樣去做，應該說是源于某種意識形態（將中國人視作低等民族）。同樣稱之爲“强奸”的行爲，也已經超出了一般“强奸”的性質，令人髮指的種種做法表明，根本不把中國婦女當人對待。 在這個意義上，侵華日軍在中國大地上所犯下的，與當年納粹對待猶太人的行爲更加相似，即屬于“種族歧視”與“反人類罪”，而不是一般的戰爭罪行。這樣才可 能解釋日本士兵的種種不可思議的變態行爲。
也許角川是一個例外，不排除這樣的個人存在。然而其轉變的論證過程，也就變得更加複雜艱難。他愛上帝也好，愛一個日本妓女也好，不等于他同樣也能够愛上和同情中國人，能一視同仁地對中國人采取平等、尊重的態度。這裏不應該采取一厢情願的立場。
二
這個話題值得拓展。“人性”是一個永恒的話題，我們除了要認識這個世界，還要認識我們自身。而在戰爭這種人類活動的極端形式當中，人性也面臨非同尋常的壓力與考驗、呈現錯綜複雜多重面貌。然而在這些問題上的認知，在漫長的歷史當中，始終存在著一些現成的模式，有時這些模式則成了不可逾越的禁區。不僅是中國，世界上許多民族也是如此。
比如一定要表現戰爭是偉大的，氣勢宏偉的，是爲了正義和通往正義的；戰爭的年代同時也是英雄輩出的年代，面臨艱苦條件和死亡，英雄們一定是激情飽滿、慷慨激昂，勇猛無畏，决不後退，他們身上不僅沒有一般人性的弱點，而且最好也沒有對于家庭的眷戀、小兒女之類的情感，這些都被視爲幹擾性的；對于一般人來說，戰爭是一個鍛煉人和成長的機會，在戰爭中人性正好可以得到淬煉與升華，同時戰爭的敵對方也一定是凶殘無比、毫無人性的。
爲什麽會産生這些看法？簡單地說有這樣兩點：一，戰爭的確是一場面臨巨大危機的時刻，在面對生死存亡，需要動員一切可能動員的力量；第二，能够書寫戰爭歷史的，往往是戰爭的勝利者，那些舞文弄墨的人們只能仰仗勝利者的鼻息，就像卡爾•波普爾曾經說過的歷史書寫者那樣。對于勝利者來 說，當然希望能够給自己的行爲多一些合法性，多一些漂亮的說辭。
類似的模式開始鬆動和遇到挑戰，僅僅是上個世紀的事情。兩次世界範圍之內的大戰，將從未有過的戰爭造成的悲慘景象帶到人們面前； 更爲寬鬆的言論環境，使得人們對于戰爭以及戰爭中人性的認識，有了更多不同聲音。許多藝術作品（小說、電影、戲劇、繪畫）都涉及了有關重新反思的話題，出現了難以計數的大量作品，其中許多堪稱經典。縱觀起來，在不同的階段上，反思的方向、側重點都有所不同。
美國作家海明威是開風氣之先的重要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身爲記者的他加入了美國紅十字會戰場服務隊，曾被炮彈炸傷落下了多處傷痕。他發表于1926年 的小說《太陽照常升起》，幷沒有涉及戰場戰鬥的狀况，所描寫的是從戰爭中走出來的年輕人身心創傷，精神上的迷茫困惑。他們不再相信那些“救世”的神話，同時又無法在唯利是圖的社會中安下身來，陷入了心灰意冷、無所適從。主人公巴恩斯如作者也是一名美國記者，戰爭使他喪失了性能力，無法與相愛的人結合。海明 威因而被命名爲“迷惘的一代”。1929年他發表的《永別了，武器》，主人公亨利的遭遇荒謬痛苦——被誤認爲間諜跳河逃跑，與心上人結合不久對方難産而死、嬰兒窒息身亡，只剩他一人孤單地留在世界上承受悲苦，他對戰爭的厭煩、厭倦達到極點。
如此悲慘的結局，與戰爭所需要的勝利、高亢的氣氛判然有別。之所以發展到這一步，在于海明威將戰爭的基石稍稍移動：第一，對戰爭目標的懷疑，發現它幷非如戰爭的鼓動者所說的那樣高尚和富有意義；第二，承受戰爭的主體，不再是民族、集體這樣一些集合名詞，而是個人本身：戰爭的重負最終要落實到個人身上，是個人爲之付出的身心創傷和代價，幷且這些創傷要伴隨終生。
然而，海明威後來又創作了一部以西班牙內戰爲背景的長篇小說《喪鐘爲誰而鳴》（1940），塑造了一個負有責任感與犧牲精神的人物喬頓，志願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爲正義的事業而捐軀令他感到光榮自豪。
三
如果說海明威思考的對象主要是戰爭本身的合理性與否，以及它對個人所産生的影響，那麽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涌現出來的另一批作家、藝術家，則更多地直接面對人性本身——世界的噩夢變成了人自身的惡夢，對世界的不可信任變成了對于人自己的深刻懷疑，英雄主義的神話進一步剝落。
法國作家薩特當過八個月德軍的俘虜，他筆下一再出現俘虜題材。小說《墻》（1939） 描寫了西班牙戰爭中幾位被捕者第二天要被處死，在最後那個晚上，除了那位西班牙人民軍成員感到可以慷慨赴死之外，其餘人都體驗了從未有過的巨大恐懼，小說 形容最年輕的那一位：“恐懼與灾難使他面無人色，使他整個面容都扭曲了。三天以前，他還是一個利落的小夥子，但是現在他却像個老怪物。”比恐懼更加令人窒息的，是孤獨，是在死亡面前體會到的單個生命孤獨無援，是那種與這個世界已經變得毫無關係的、被連根拔起、漂浮和疼痛的感覺。伴隨著呻吟和哭泣的聲音，人們在討論明天行刑時到底是射擊一次還是兩次，這中間要不要再裝子彈、再瞄準，想像的痛苦比實際的痛苦還要難以忍受。
類似極端的處境在薩特的戲劇《死無葬身之地》（1946） 中再次出現，這回是被俘的法國地下抵抗運動成員，除了面對死亡，他們還要面對比死亡更加可怕的酷刑，這是一次深刻的靈魂的拷問，人性的拷問。那是每一個人 自己必須設法對付的。于是，來自每個人自身人性的壓力就成了最爲突出的問題，甚至勝過來自敵人方面的：“我不知道過一會兒我能不能認識自己”，說這句話的 索比埃在審訊時跳樓自殺。年長的人們擔心最爲年輕的弗朗索瓦是否承受得了酷刑，擔心這位孩子無法承受所感到的恐懼和痛苦，他們自己動手將弗朗索瓦掐死，提前讓他解脫。如果這樣的行爲是“肮髒的”，那麽他們早已經不是“乾淨”的了——被捕之前他們接到命令要攻下一個小村莊， 累及這個村莊最終被血洗，三百個人無辜死亡。這樣的命令是必須和正確的嗎？人們苦苦思索著，懷疑自身的行爲是否正當。
在薩特這裏，戰爭中的英雄們不僅精神上的發條松了，而且幾乎整個斷掉了鏈子：在生命最終的時刻，即便是勇敢與怯懦、平靜與瑟縮之間的區別，也變得意義不大，甚至這個世界上的那些被珍視的價值都意義不大，人們只是眼睜睜地看著生命變得無用徒勞：“我承擔了一切痛苦；必須讓他們把我消滅，連同一切痛苦都消滅！” 換個角度來看，也可以說是薩特將他的哲學觀點（“個人是無用的熱情”及“選擇”）拿到戰爭條件下中加以放大，但無論如何，是符合情境的。
當薩特如此近距離地觀察和描繪這些赴死者最後的悲慘痛苦，他把海明威的那個命題進一步推進了——戰爭的承受者不僅是個人，而且是孤獨的個人；因爲死亡是每個人必須自己面對的，別人無法替代；被死亡分隔開來的個體，沒有人能够幫助他。因此，在人們所說戰爭宏大目標的另一端，蹲伏著的是個人的孤立無援及其痛苦恐懼。薩特的這些表述被認爲是消極的、灰暗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 他對于個人及其處境的關懷，則表現得更加具體和貼身，不帶任何虛張的成分。
重新定義戰士或者革命者身上的人性，與薩特同期的作家加繆提供了另一種變奏。《正義者》這部戲劇取材于1905年在莫斯科組織的一次暗殺行動，用炸彈炸死皇叔塞爾日大公，主人公卡裏亞耶夫先是愉快地接受了刺殺任務，但是在行刺的最後一刻突然猶豫不前，因爲他看見了坐在大公身旁的一對孩子，是大公的侄兒侄女：“那兩張嚴肅的小臉，而我手中，就是這可怕的重物（指炸彈）。是要往他們身上投啊”。“正義”與“愛”發生尖銳衝突，他沒有做成。“人不能僅僅靠正義活著”，還要有做人的“清白”，“不能爲一種不復存在的正義，再增添活生生的非正義”。與薩特一樣，這也是一種“撤退”的立場；不同的是，在加繆這裏，所籲求的是一種倫理道德的聲音，即使是從事正義的事業，也要避免沾滿無辜他人的血。
四
對于戰爭的反思，還涉及到追究戰爭的根源。對此，不同的人們有不同的回答，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或歷史學家會提供他們研究的答案，而文藝家也會從自己的專業角度，貢獻出自己的角度和成果。二戰所造成的殘暴血腥局面， 令許多人陷入了這樣的沉思：爲什麽在文明建立延續了這麽久的地方，甚至在以自己的文明驕傲的地方，還會發生這樣可怕的事情？人們爲什麽在瞬間倒退到完全是野蠻的狀態？
英國作家威廉•戈爾丁的《蠅王》，幷不是一部直接描寫戰爭的小說，却被公認爲是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典之作。戈爾丁作爲當年英國皇家海軍之一員，目睹了戰爭中帶來的種種破壞，他反復思考的結論是，不應該僅僅從外部來解釋這些灾難，更爲深刻的原因來自人自身或人性內部，正是人自身內部被激發的黑暗，人自身的人性惡，才有可能導致那樣恐怖的現實。作爲戰爭過來人他寫道：“經歷過那些歲月的人，如果還不瞭解‘惡’出于人，猶如蜜産于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腦子出了毛病。”
該小說虛構了在一場未來的世界大戰中，一群英國本土的孩子被疏散到一 個小島上，惟一的成年人飛行員死了，這些從八九歲至十四五歲不等的男孩必須在小島上學習生存。他們先是模仿成年人搭建窩棚和厠所、開會舉手發言、在海灘上始終燃起一堆火作爲救援信號等等。但是在蠻荒的環境中，孩子們身上人性惡也在慢慢發作，越來越多的人不願意遵守規則，更寧願將打獵而來的野猪血塗在臉上。同時他們當中流傳著一種恐懼，稱不知名的野獸就在附近。通過隱喻的手法（一隻爬滿蒼蠅的猪頭），小說道出了人們恐懼的不是別的，正是他們自己心中的惡的力量，讓這種惡徹底發作，會將他們帶向不知何方。小說1954年發表之後好評如潮，作者因該書獲得1983年諾貝爾文學獎。如今英美許多中學、大學將該書列爲年輕學生的必讀書。
在某種程度上，這部小說奠定和代表了戰後人們思考有關問題的基本思路 ——那就是戰爭與人性惡相聯繫，而不是與人性的善相聯繫。這不是說戰爭中沒有人性善的現象，而是說——如果想要說明戰爭這種可怕的東西爲什麽能够發生，如果是想爲戰爭準備承擔責任而不是推卸責任，那麽人性惡的解釋則更爲沉著和合理。相反，假如敵對雙方都以不同的方式“救贖”了，就像《南京，南京》中一樣， 那麽誰爲戰爭造成的破壞和帶來的灾難負責呢？
我終于有機會向一本小書尤其是其作者致敬和表達感謝了，那就是1981年出版的《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作者陳焜先生，該書不僅介紹了西方二十世紀現代派文學現象（黑色幽默、荒誕派戲劇），給我這樣年輕大學生打開眼界，而且有力地描述了其美學形態：“現代派美學境界不是英雄主義的，也不是散文氣息的，而是夢魘氣息的”，帶來新的美學感受。這樣一種美學形態和感受，其總體背景便是兩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夢魘般的現實，是與戰爭所帶來的痛苦現實相匹配的。陳先生反復運用黑格爾所發掘的狄德羅的那本小書（《拉摩的侄 子》）蘊含的思想能量，他指出，對于人性惡的認識，是與現代社會同步的、是人們對于自身認識的進展；堅持這種認識，是對于人自己的一種批判、警醒的態度， 而不是一味地遷就自身。那樣一種“人性善”的浪漫主義式的田園抒情，尤其是在經過戰爭之後，已經變得索然寡味。這與阿爾多諾所說的——奧斯威辛之後，寫詩就是野蠻的，都是同樣的視野。
五
上世紀60年代越戰之後，美國出現了一批關于越戰的影片——《獵鹿人》（1977）、《現代啓示錄》（1979）《野戰排》（1986）、《生于七月四日》（1989） 等，被視作一批著名的反戰影片。“反戰”的主題與我們這裏討論的戰爭與人性有重合的成分，但幷不完全等同。這批影片中有一個共同特點在于，它們貫穿著對于“體制”的批判，即對于戰爭的發動者的批判。也就是說，經歷了街頭舉行的大規模群衆反戰運動之後，在這批影片中，美國政府、五角大樓、戰爭機器成了矛頭所指。戰爭對于年輕人身心戕害也是這批影片中經常出現的，他們遇到了各種各樣非人的折磨：《生于七月四日》的主人公誤傷好友、負傷中彈導致下身癱瘓；《獵鹿人》中被俘的士兵們在輪盤賭面前感到的極度恐懼、精神崩潰；《野戰排》中滿身血污的“戰友們”互相之間扣動了扳機。比起“人性惡”來，這批作品主要處理“人性的傷痛”，借此表達對于戰爭的譴責。這與他們的老前輩海明威倒是一脉相承的。
其中，《現代啓示錄》與我們的話題更爲接近。這部影片根據英國作家約瑟夫•康拉德出版于1902年 的一部小說《黑暗的心》而改編，主人公的名字却繼續保留（庫爾茲），表明影片願意繼承康拉德對于人性的思考——稱之爲“文明”其實非常脆弱，像一層薄薄的外衣，在它底下，涌動著更爲根本和强大的人性黑暗。小說與電影中的兩位庫爾茲都來自文明社會，小說中介紹庫爾茲的出場：“他母親是半個法國人，父親是半個英國人，整個歐洲都對庫爾茲先生的形成做出過貢獻。”電影中的庫爾茲則家中三代西點軍校出身，本人是這個學校的高才生，“獲無數勛章和嘉許”。
可以傲世的文明教育背景，幷不能保證庫爾茲們繼續成爲一個“文明人 ”，他們最終都淪落到了叢林當中，在那里弄出一個小社會，發明一套自己的行事作風，殘忍和獨斷，公然對抗和挑釁“文明社會”。比起小說來，擁有現代性思考背景的影片《現代啓示錄》，揭示出正是所謂“現代理性”，最終通往了極度野蠻：武器中所包含的“理性”含量也好，現代通訊所帶來的信息“理性”也好，包括士兵所受過的嚴格的“理性”訓練，所有這些“理性”堆積起來的上方，是那個叫做“瘋狂”的頂點。而這個立意，在另一部美國影片《金甲部隊》中得到進一步的體現。其中有一個魔鬼教官，滿腦子嚴格計算出來的戰爭生存規律，企圖將它們灌輸到新兵頭腦和行爲中去，最終導致士兵的瘋狂。那些抵達戰場的人們發現，他們面對的超級槍手，原來是一個單薄的越南女孩子，這正是絕大的諷刺。
我自己十分喜歡的一部與戰爭有關的影片，那是德國導演赫爾佐格拍攝于1967年 的《生命的訊息》，這是納粹之後的德國人如何看待自己發動戰爭的過去。影片描寫一群駐扎在希臘小島上的德國士兵，遠離正面戰場，在悠閑生活的落差中，却感到了巨大的精神壓力。負傷的主人公甚至與一位醫院護士談起了戀愛，但是他頭腦中的戰爭景象與眼前格格不入，强烈的反差讓他的頭腦陷入了瘋狂，他居然在山坡上、小河邊，一次次燃起了用軍火庫的炸藥自製的焰火，耀眼的焰火釋放了他自戰爭以來的內心不安、傷痛、黑暗，它們如此難以消化、難以承受，每時每刻都在毒化他的心靈頭腦。“焰火”是一個非凡的道具，內心的黑暗轉化爲如此明亮的意象，其中或許也有自我拯救的含義。
韓國導演金基德有一部影片叫做《海岸綫》，也是一部不錯的反思影片。其中的戰爭更多是假像性質的，針對北韓隨時可能的登陸。主人公康被訓練成標準合格的殺人工具，臉上塗上了油漆，有點像在《蠅王》中所發生的。當他一感到眼前有活物存在，便摳動了扳機，打死了正在談戀愛的男青年，他因此獲得一個禮拜的假期，上級爲此嘉獎他。然而，殺死無辜的後果最終由這位康士兵來承擔了，他從此而變得坐臥不寧，心靈煎熬，女朋友離他而去，他一步步陷 入瘋狂不能自拔。
該部影片還有力地揭示了：越是標榜崇高的目標、華麗的理由，也越是容易在其中藏垢納污。這支守駐海岸綫的部隊其上下級之間的關係幾乎是淩辱性的，對于士兵的訓練是侮辱性的。被打死男青年的女友眼看男友死在不明槍口下瘋了之後，士兵們騙她到偏僻處，將她的肚子弄大，一共有六人參與這樁犯罪。爲了掩蓋醜聞，部隊裏不懂婦科的軍醫被命令在沒有麻藥的情况下，就地實施流産手術，而這支守衛部隊幾乎所有人，都加入了在臨時搭起手術臺旁充當“掩護 ”。
迄今我們很少看到經歷納粹“反人類罪行”所 迫害的猶太人所拍攝的有關影片，可以數得出來的是兩位猶太裔導演的《辛德勒名單》（斯皮爾伯格）與《鋼琴師》（波蘭斯基）。值得推薦幾位幸存者作家的名字，在他們的作品中，始終堅持一個立場和保持一個姿態，那就是以亡靈作爲準則、以亡靈的名義說話，見證苦難，而遠非借機歪曲。他們是——威塞爾，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翻譯成中文的作品有小說《夜》、隨筆集《一個猶太人的記憶》；凱爾泰斯，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中文翻譯作品若干；詩人保羅•策蘭，他的一系列“見證詩歌”，有力地提升了人類的道德品格和詩歌的藝術水準。
見經濟觀察報2009年5月8日
戰爭引發的人性思考
崔衛平
一
《南京！南京！》采用了一個日本士兵角川的視角。他身爲1937年底入侵南京的日本軍隊一員，目睹大屠殺的殘酷之後感到難以承受，最後放走了兩名被俘的中國人，拔槍自殺。這被解釋爲他人性的表現。“我們能不能把日本人當人來看？”導演陸川這樣問道。如此處理引發爭議是非常自然的，它不同于此前影片中對于日本軍人的處理。
但是影片本身做得缺少說服力。在入侵軍那樣一種瘋狂高漲（也有恐懼）的氣氛之中，一個士兵如何做到冷眼旁觀？他種種錯愕、困惑的表情來自何處？他不會是剛從軍校出來便來到了南京，他自己此前做過什麽？相對于一個人從環境中抽離，更加困難的，是他如何從自己拔出，是他自己改弦更張。 轉折的起點，更應該從角川這個人自身內部去找。而恰恰影片的筆墨又不在這裏，只是提到一筆他是教會學校出來的，以及他與一個日本妓女之間的微弱關係。顯然陸川處理這樣的難題力不從心，然而這樣的輕忽却是灾難性的。
當年的日本侵略軍許多行爲，可以說超出了一般所說的戰爭範圍：戰爭幷不需要虐殺俘虜，完全無視國際公約那樣去做，應該說是源于某種意識形態（將中國人視作低等民族）。同樣稱之爲“强奸”的行爲，也已經超出了一般“强奸”的性質，令人髮指的種種做法表明，根本不把中國婦女當人對待。 在這個意義上，侵華日軍在中國大地上所犯下的，與當年納粹對待猶太人的行爲更加相似，即屬于“種族歧視”與“反人類罪”，而不是一般的戰爭罪行。這樣才可 能解釋日本士兵的種種不可思議的變態行爲。
也許角川是一個例外，不排除這樣的個人存在。然而其轉變的論證過程，也就變得更加複雜艱難。他愛上帝也好，愛一個日本妓女也好，不等于他同樣也能够愛上和同情中國人，能一視同仁地對中國人采取平等、尊重的態度。這裏不應該采取一厢情願的立場。
二
這個話題值得拓展。“人性”是一個永恒的話題，我們除了要認識這個世界，還要認識我們自身。而在戰爭這種人類活動的極端形式當中，人性也面臨非同尋常的壓力與考驗、呈現錯綜複雜多重面貌。然而在這些問題上的認知，在漫長的歷史當中，始終存在著一些現成的模式，有時這些模式則成了不可逾越的禁區。不僅是中國，世界上許多民族也是如此。
比如一定要表現戰爭是偉大的，氣勢宏偉的，是爲了正義和通往正義的；戰爭的年代同時也是英雄輩出的年代，面臨艱苦條件和死亡，英雄們一定是激情飽滿、慷慨激昂，勇猛無畏，决不後退，他們身上不僅沒有一般人性的弱點，而且最好也沒有對于家庭的眷戀、小兒女之類的情感，這些都被視爲幹擾性的；對于一般人來說，戰爭是一個鍛煉人和成長的機會，在戰爭中人性正好可以得到淬煉與升華，同時戰爭的敵對方也一定是凶殘無比、毫無人性的。
爲什麽會産生這些看法？簡單地說有這樣兩點：一，戰爭的確是一場面臨巨大危機的時刻，在面對生死存亡，需要動員一切可能動員的力量；第二，能够書寫戰爭歷史的，往往是戰爭的勝利者，那些舞文弄墨的人們只能仰仗勝利者的鼻息，就像卡爾•波普爾曾經說過的歷史書寫者那樣。對于勝利者來 說，當然希望能够給自己的行爲多一些合法性，多一些漂亮的說辭。
類似的模式開始鬆動和遇到挑戰，僅僅是上個世紀的事情。兩次世界範圍之內的大戰，將從未有過的戰爭造成的悲慘景象帶到人們面前； 更爲寬鬆的言論環境，使得人們對于戰爭以及戰爭中人性的認識，有了更多不同聲音。許多藝術作品（小說、電影、戲劇、繪畫）都涉及了有關重新反思的話題，出現了難以計數的大量作品，其中許多堪稱經典。縱觀起來，在不同的階段上，反思的方向、側重點都有所不同。
美國作家海明威是開風氣之先的重要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身爲記者的他加入了美國紅十字會戰場服務隊，曾被炮彈炸傷落下了多處傷痕。他發表于1926年 的小說《太陽照常升起》，幷沒有涉及戰場戰鬥的狀况，所描寫的是從戰爭中走出來的年輕人身心創傷，精神上的迷茫困惑。他們不再相信那些“救世”的神話，同時又無法在唯利是圖的社會中安下身來，陷入了心灰意冷、無所適從。主人公巴恩斯如作者也是一名美國記者，戰爭使他喪失了性能力，無法與相愛的人結合。海明 威因而被命名爲“迷惘的一代”。1929年他發表的《永別了，武器》，主人公亨利的遭遇荒謬痛苦——被誤認爲間諜跳河逃跑，與心上人結合不久對方難産而死、嬰兒窒息身亡，只剩他一人孤單地留在世界上承受悲苦，他對戰爭的厭煩、厭倦達到極點。
如此悲慘的結局，與戰爭所需要的勝利、高亢的氣氛判然有別。之所以發展到這一步，在于海明威將戰爭的基石稍稍移動：第一，對戰爭目標的懷疑，發現它幷非如戰爭的鼓動者所說的那樣高尚和富有意義；第二，承受戰爭的主體，不再是民族、集體這樣一些集合名詞，而是個人本身：戰爭的重負最終要落實到個人身上，是個人爲之付出的身心創傷和代價，幷且這些創傷要伴隨終生。
然而，海明威後來又創作了一部以西班牙內戰爲背景的長篇小說《喪鐘爲誰而鳴》（1940），塑造了一個負有責任感與犧牲精神的人物喬頓，志願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爲正義的事業而捐軀令他感到光榮自豪。
三
如果說海明威思考的對象主要是戰爭本身的合理性與否，以及它對個人所産生的影響，那麽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涌現出來的另一批作家、藝術家，則更多地直接面對人性本身——世界的噩夢變成了人自身的惡夢，對世界的不可信任變成了對于人自己的深刻懷疑，英雄主義的神話進一步剝落。
法國作家薩特當過八個月德軍的俘虜，他筆下一再出現俘虜題材。小說《墻》（1939） 描寫了西班牙戰爭中幾位被捕者第二天要被處死，在最後那個晚上，除了那位西班牙人民軍成員感到可以慷慨赴死之外，其餘人都體驗了從未有過的巨大恐懼，小說 形容最年輕的那一位：“恐懼與灾難使他面無人色，使他整個面容都扭曲了。三天以前，他還是一個利落的小夥子，但是現在他却像個老怪物。”比恐懼更加令人窒息的，是孤獨，是在死亡面前體會到的單個生命孤獨無援，是那種與這個世界已經變得毫無關係的、被連根拔起、漂浮和疼痛的感覺。伴隨著呻吟和哭泣的聲音，人們在討論明天行刑時到底是射擊一次還是兩次，這中間要不要再裝子彈、再瞄準，想像的痛苦比實際的痛苦還要難以忍受。
類似極端的處境在薩特的戲劇《死無葬身之地》（1946） 中再次出現，這回是被俘的法國地下抵抗運動成員，除了面對死亡，他們還要面對比死亡更加可怕的酷刑，這是一次深刻的靈魂的拷問，人性的拷問。那是每一個人 自己必須設法對付的。于是，來自每個人自身人性的壓力就成了最爲突出的問題，甚至勝過來自敵人方面的：“我不知道過一會兒我能不能認識自己”，說這句話的 索比埃在審訊時跳樓自殺。年長的人們擔心最爲年輕的弗朗索瓦是否承受得了酷刑，擔心這位孩子無法承受所感到的恐懼和痛苦，他們自己動手將弗朗索瓦掐死，提前讓他解脫。如果這樣的行爲是“肮髒的”，那麽他們早已經不是“乾淨”的了——被捕之前他們接到命令要攻下一個小村莊， 累及這個村莊最終被血洗，三百個人無辜死亡。這樣的命令是必須和正確的嗎？人們苦苦思索著，懷疑自身的行爲是否正當。
在薩特這裏，戰爭中的英雄們不僅精神上的發條松了，而且幾乎整個斷掉了鏈子：在生命最終的時刻，即便是勇敢與怯懦、平靜與瑟縮之間的區別，也變得意義不大，甚至這個世界上的那些被珍視的價值都意義不大，人們只是眼睜睜地看著生命變得無用徒勞：“我承擔了一切痛苦；必須讓他們把我消滅，連同一切痛苦都消滅！” 換個角度來看，也可以說是薩特將他的哲學觀點（“個人是無用的熱情”及“選擇”）拿到戰爭條件下中加以放大，但無論如何，是符合情境的。
當薩特如此近距離地觀察和描繪這些赴死者最後的悲慘痛苦，他把海明威的那個命題進一步推進了——戰爭的承受者不僅是個人，而且是孤獨的個人；因爲死亡是每個人必須自己面對的，別人無法替代；被死亡分隔開來的個體，沒有人能够幫助他。因此，在人們所說戰爭宏大目標的另一端，蹲伏著的是個人的孤立無援及其痛苦恐懼。薩特的這些表述被認爲是消極的、灰暗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 他對于個人及其處境的關懷，則表現得更加具體和貼身，不帶任何虛張的成分。
重新定義戰士或者革命者身上的人性，與薩特同期的作家加繆提供了另一種變奏。《正義者》這部戲劇取材于1905年在莫斯科組織的一次暗殺行動，用炸彈炸死皇叔塞爾日大公，主人公卡裏亞耶夫先是愉快地接受了刺殺任務，但是在行刺的最後一刻突然猶豫不前，因爲他看見了坐在大公身旁的一對孩子，是大公的侄兒侄女：“那兩張嚴肅的小臉，而我手中，就是這可怕的重物（指炸彈）。是要往他們身上投啊”。“正義”與“愛”發生尖銳衝突，他沒有做成。“人不能僅僅靠正義活著”，還要有做人的“清白”，“不能爲一種不復存在的正義，再增添活生生的非正義”。與薩特一樣，這也是一種“撤退”的立場；不同的是，在加繆這裏，所籲求的是一種倫理道德的聲音，即使是從事正義的事業，也要避免沾滿無辜他人的血。
四
對于戰爭的反思，還涉及到追究戰爭的根源。對此，不同的人們有不同的回答，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或歷史學家會提供他們研究的答案，而文藝家也會從自己的專業角度，貢獻出自己的角度和成果。二戰所造成的殘暴血腥局面， 令許多人陷入了這樣的沉思：爲什麽在文明建立延續了這麽久的地方，甚至在以自己的文明驕傲的地方，還會發生這樣可怕的事情？人們爲什麽在瞬間倒退到完全是野蠻的狀態？
英國作家威廉•戈爾丁的《蠅王》，幷不是一部直接描寫戰爭的小說，却被公認爲是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典之作。戈爾丁作爲當年英國皇家海軍之一員，目睹了戰爭中帶來的種種破壞，他反復思考的結論是，不應該僅僅從外部來解釋這些灾難，更爲深刻的原因來自人自身或人性內部，正是人自身內部被激發的黑暗，人自身的人性惡，才有可能導致那樣恐怖的現實。作爲戰爭過來人他寫道：“經歷過那些歲月的人，如果還不瞭解‘惡’出于人，猶如蜜産于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腦子出了毛病。”
該小說虛構了在一場未來的世界大戰中，一群英國本土的孩子被疏散到一 個小島上，惟一的成年人飛行員死了，這些從八九歲至十四五歲不等的男孩必須在小島上學習生存。他們先是模仿成年人搭建窩棚和厠所、開會舉手發言、在海灘上始終燃起一堆火作爲救援信號等等。但是在蠻荒的環境中，孩子們身上人性惡也在慢慢發作，越來越多的人不願意遵守規則，更寧願將打獵而來的野猪血塗在臉上。同時他們當中流傳著一種恐懼，稱不知名的野獸就在附近。通過隱喻的手法（一隻爬滿蒼蠅的猪頭），小說道出了人們恐懼的不是別的，正是他們自己心中的惡的力量，讓這種惡徹底發作，會將他們帶向不知何方。小說1954年發表之後好評如潮，作者因該書獲得1983年諾貝爾文學獎。如今英美許多中學、大學將該書列爲年輕學生的必讀書。
在某種程度上，這部小說奠定和代表了戰後人們思考有關問題的基本思路 ——那就是戰爭與人性惡相聯繫，而不是與人性的善相聯繫。這不是說戰爭中沒有人性善的現象，而是說——如果想要說明戰爭這種可怕的東西爲什麽能够發生，如果是想爲戰爭準備承擔責任而不是推卸責任，那麽人性惡的解釋則更爲沉著和合理。相反，假如敵對雙方都以不同的方式“救贖”了，就像《南京，南京》中一樣， 那麽誰爲戰爭造成的破壞和帶來的灾難負責呢？
我終于有機會向一本小書尤其是其作者致敬和表達感謝了，那就是1981年出版的《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作者陳焜先生，該書不僅介紹了西方二十世紀現代派文學現象（黑色幽默、荒誕派戲劇），給我這樣年輕大學生打開眼界，而且有力地描述了其美學形態：“現代派美學境界不是英雄主義的，也不是散文氣息的，而是夢魘氣息的”，帶來新的美學感受。這樣一種美學形態和感受，其總體背景便是兩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夢魘般的現實，是與戰爭所帶來的痛苦現實相匹配的。陳先生反復運用黑格爾所發掘的狄德羅的那本小書（《拉摩的侄 子》）蘊含的思想能量，他指出，對于人性惡的認識，是與現代社會同步的、是人們對于自身認識的進展；堅持這種認識，是對于人自己的一種批判、警醒的態度， 而不是一味地遷就自身。那樣一種“人性善”的浪漫主義式的田園抒情，尤其是在經過戰爭之後，已經變得索然寡味。這與阿爾多諾所說的——奧斯威辛之後，寫詩就是野蠻的，都是同樣的視野。
五
上世紀60年代越戰之後，美國出現了一批關于越戰的影片——《獵鹿人》（1977）、《現代啓示錄》（1979）《野戰排》（1986）、《生于七月四日》（1989） 等，被視作一批著名的反戰影片。“反戰”的主題與我們這裏討論的戰爭與人性有重合的成分，但幷不完全等同。這批影片中有一個共同特點在于，它們貫穿著對于“體制”的批判，即對于戰爭的發動者的批判。也就是說，經歷了街頭舉行的大規模群衆反戰運動之後，在這批影片中，美國政府、五角大樓、戰爭機器成了矛頭所指。戰爭對于年輕人身心戕害也是這批影片中經常出現的，他們遇到了各種各樣非人的折磨：《生于七月四日》的主人公誤傷好友、負傷中彈導致下身癱瘓；《獵鹿人》中被俘的士兵們在輪盤賭面前感到的極度恐懼、精神崩潰；《野戰排》中滿身血污的“戰友們”互相之間扣動了扳機。比起“人性惡”來，這批作品主要處理“人性的傷痛”，借此表達對于戰爭的譴責。這與他們的老前輩海明威倒是一脉相承的。
其中，《現代啓示錄》與我們的話題更爲接近。這部影片根據英國作家約瑟夫•康拉德出版于1902年 的一部小說《黑暗的心》而改編，主人公的名字却繼續保留（庫爾茲），表明影片願意繼承康拉德對于人性的思考——稱之爲“文明”其實非常脆弱，像一層薄薄的外衣，在它底下，涌動著更爲根本和强大的人性黑暗。小說與電影中的兩位庫爾茲都來自文明社會，小說中介紹庫爾茲的出場：“他母親是半個法國人，父親是半個英國人，整個歐洲都對庫爾茲先生的形成做出過貢獻。”電影中的庫爾茲則家中三代西點軍校出身，本人是這個學校的高才生，“獲無數勛章和嘉許”。
可以傲世的文明教育背景，幷不能保證庫爾茲們繼續成爲一個“文明人 ”，他們最終都淪落到了叢林當中，在那里弄出一個小社會，發明一套自己的行事作風，殘忍和獨斷，公然對抗和挑釁“文明社會”。比起小說來，擁有現代性思考背景的影片《現代啓示錄》，揭示出正是所謂“現代理性”，最終通往了極度野蠻：武器中所包含的“理性”含量也好，現代通訊所帶來的信息“理性”也好，包括士兵所受過的嚴格的“理性”訓練，所有這些“理性”堆積起來的上方，是那個叫做“瘋狂”的頂點。而這個立意，在另一部美國影片《金甲部隊》中得到進一步的體現。其中有一個魔鬼教官，滿腦子嚴格計算出來的戰爭生存規律，企圖將它們灌輸到新兵頭腦和行爲中去，最終導致士兵的瘋狂。那些抵達戰場的人們發現，他們面對的超級槍手，原來是一個單薄的越南女孩子，這正是絕大的諷刺。
我自己十分喜歡的一部與戰爭有關的影片，那是德國導演赫爾佐格拍攝于1967年 的《生命的訊息》，這是納粹之後的德國人如何看待自己發動戰爭的過去。影片描寫一群駐扎在希臘小島上的德國士兵，遠離正面戰場，在悠閑生活的落差中，却感到了巨大的精神壓力。負傷的主人公甚至與一位醫院護士談起了戀愛，但是他頭腦中的戰爭景象與眼前格格不入，强烈的反差讓他的頭腦陷入了瘋狂，他居然在山坡上、小河邊，一次次燃起了用軍火庫的炸藥自製的焰火，耀眼的焰火釋放了他自戰爭以來的內心不安、傷痛、黑暗，它們如此難以消化、難以承受，每時每刻都在毒化他的心靈頭腦。“焰火”是一個非凡的道具，內心的黑暗轉化爲如此明亮的意象，其中或許也有自我拯救的含義。
韓國導演金基德有一部影片叫做《海岸綫》，也是一部不錯的反思影片。其中的戰爭更多是假像性質的，針對北韓隨時可能的登陸。主人公康被訓練成標準合格的殺人工具，臉上塗上了油漆，有點像在《蠅王》中所發生的。當他一感到眼前有活物存在，便摳動了扳機，打死了正在談戀愛的男青年，他因此獲得一個禮拜的假期，上級爲此嘉獎他。然而，殺死無辜的後果最終由這位康士兵來承擔了，他從此而變得坐臥不寧，心靈煎熬，女朋友離他而去，他一步步陷 入瘋狂不能自拔。
該部影片還有力地揭示了：越是標榜崇高的目標、華麗的理由，也越是容易在其中藏垢納污。這支守駐海岸綫的部隊其上下級之間的關係幾乎是淩辱性的，對于士兵的訓練是侮辱性的。被打死男青年的女友眼看男友死在不明槍口下瘋了之後，士兵們騙她到偏僻處，將她的肚子弄大，一共有六人參與這樁犯罪。爲了掩蓋醜聞，部隊裏不懂婦科的軍醫被命令在沒有麻藥的情况下，就地實施流産手術，而這支守衛部隊幾乎所有人，都加入了在臨時搭起手術臺旁充當“掩護 ”。
迄今我們很少看到經歷納粹“反人類罪行”所 迫害的猶太人所拍攝的有關影片，可以數得出來的是兩位猶太裔導演的《辛德勒名單》（斯皮爾伯格）與《鋼琴師》（波蘭斯基）。值得推薦幾位幸存者作家的名字，在他們的作品中，始終堅持一個立場和保持一個姿態，那就是以亡靈作爲準則、以亡靈的名義說話，見證苦難，而遠非借機歪曲。他們是——威塞爾，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翻譯成中文的作品有小說《夜》、隨筆集《一個猶太人的記憶》；凱爾泰斯，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中文翻譯作品若干；詩人保羅•策蘭，他的一系列“見證詩歌”，有力地提升了人類的道德品格和詩歌的藝術水準。
見經濟觀察報2009年5月8日
紐約1983-1993：艾未未“那些爛事兒”（南方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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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1983-1993：艾未未“那些爛事兒”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萬靜 實習生 崔迪 發自北京 2009-05-06 15:17:44
“不記得是讓誰幫我拍的。這應該是去大西洋賭城之前。畫像是謀生手段之一，跟藝術一點關係都沒有。 " “我沒被抓過。但經常有藝術家被扔到一輛警車上，他們不能打人，但可以拷人，罪名是非法經營。你沒有執照，收錢是不行的。” " “咱們老說這些爛事兒有意思嗎？這都是那麽遠的事兒，咱們現在的事兒一點不提?”"" ——艾未未"
24歲的艾未未來到紐約，生活隨心所欲，有時一天吃五頓飯，有時只吃一頓。實在很無聊的時候，艾未未會對著鏡子舉著相機自拍，有時裸著，有時穿著，拍完的照片他也“不敢看”。
他給別人拍的照片則是“不想看”。這些照片一放就是20年，直到今年被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從一萬多張照片裏整理出246張，組成艾未未自傳性的攝影展《紐約1983-1993》。
艾未未曾建議采訪他的記者去看他這個攝影展：“去看了就會知道我爲什麽會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我覺得到一個地方，最重要的是獲得它的極大值。對我來說，美國這個社會能獲得的極大值，幷不是所謂的美國夢，即由于你個人某種努力變得更有錢，更有社會地位。”對艾未未來說，極大值就是更能有自己的空間，可以過得更荒誕一些，更無聊一些。
艾未未那些無聊時期近乎“老照片”的攝影展，意外獲得廣東美術館和中山大學共同設立的沙飛攝影獎青睞，與紀實攝影家張新民一起，成爲今年的攝影創作獎得主。
“爲什麽是艾未未？”不少人質疑。評委之一的顧錚反問：“爲什麽不是艾未未？”“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把所有中國留學生的照片加在一起都沒有我的照片豐富。”艾未未調侃地說。
5月18日，艾未未的這部分照片，將與沙飛攝影獎其他獲獎者及提名者的作品一起，在廣東美術館附近的嶺南匯展覽館展出。
年底艾未未在德國還將有個展，“在希特勒爲自己蓋的第一座樓裏，我想做兩三件新的作品，其中一件作品，我希望對這次地震做一個非常個人化的表達”。
1988流血的抗議者，湯普金斯廣場公園暴亂 圖/艾未未
1988 華盛頓廣場公園的抗議活動 圖/艾未未
十年以後也沒有畢加索回來
1981年，艾未未放弃了“在北京電影學院珍貴的機會”，跟隨女友去了美國。對大部分人來說，艾未未一個剛從新疆來的小孩，語言不通，更別說英語，又沒有錢，去美國幹什麽？“我回家去了。”艾未未總是這樣回答，“實際幷不是我多麽嚮往美國，而是這裏我實在呆不下去了。”
艾未未在去機場的路上告訴母親：“十年以後你們能再見到一個畢加索回來。”
去紐約前，艾未未在“沉悶古老”的費城呆了半年，瘋狂學英語；然後去陽光燦爛的加州晃了一年半。加州依舊讓他感到非常無聊，“好像所有人的大腦都被太陽蒸發了”。
1983年，艾未未去紐約的帕森斯設計學校學習。一年後，他的藝術史課程沒通過，有說是因爲逃課太多。學校停止發放獎學金。艾未未索性拍拍屁股直接走人，也不再去定期注册居留證，成爲紐約街頭“非法居住者”的一員。
艾未未在第七街的破舊公寓，是中國人在紐約屈指可數的幾個著名的落脚點之一。他基本上有求必應，認識的不認識的，總能過來住下一陣。住過他那裏的，有等待成名的藝術青年，還有一些到紐約碰運氣的留學生。還總有人趁艾未未不在家，偷挂個越洋電話回國。
艾未未在紐約跟小偷打成一片，哪個中國人東西被偷，艾未未知道能從哪里找回來。
1986年，弟弟艾丹也投奔過來。那時國內正在“嚴打”。他沒想到哥哥會那麽全能，在紐約幾乎什麽工作都做過：打掃屋子、鋤草、帶小孩，還當過建築工、電工、搬運工。在第七街的公寓，艾未未的壁橱裏除了幻燈機、打字機，還堆過電鑽、電鋸、電焊槍之類的工具。
兩兄弟曾花了整整一天時間，在紐約街頭貼了一千多份自己的小廣告。電話亭裏、商店的玻璃門上、地鐵車站裏、公園的樹幹上，到處都是：“我們有專業的技術，熱情周到的服務，高效率低消耗，你只需付人人都出得起的錢，就能將舊房變成新房。”
跟其他落魄畫家一樣，艾未未也在紐約街頭給人畫過像。畫像的以年輕的戀人爲多。往往他們先凑過來斜著腦袋看上一會，然後男的便會開口問女的有沒興趣，女的總是回“你說呢？”在去大西洋賭城“提款”前，這是他謀生手段之一。
跟艾未未一起在街頭畫畫的朋友，有的被警察抓過，拷起來扔到一輛警車裏。罪名是沒有執照，非法經營。“跟中國的城管幹的事情差不多。不過美國的警察不能打人。”
便衣會在畫家收錢的時候沖上來抓現行，甚至還會有便衣坐在那兒讓畫家畫，畫完了再討價還價，然後付錢的同時抓人。如果是免費給人畫，他們就奈何不了你。
艾未未沒被抓過，被抓也沒什麽大不了的。警察24小時內就得放人，給你一個出庭的罰單，讓某個時間去法院出庭。法院也頂多罰款一二十美元。
1987年起，艾未未花了兩年時間，變成了大西洋城的賭博高手：“只要我需要錢的時候，只需要在那兒花一天一夜的時間，能够賺3000到5000美元。”
那時候只要艾未未打電話給大西洋城，他們都會派車到紐約來接他。他住在最破的地下室，在第七街上，一輛超長的凱迪拉克緩緩停下，一個黑人帶著白手套把車門給他打開，艾未未從地下室鑽出來跳進去，駛向大西洋城，“街上的人都想這個傢伙一定是販毒的。”艾未未計算了一下，紐約到大西洋城有兩個小時的路程，“兩年當中，我屁股離地在一尺高的地面上，至少滑翔200次。”
像個慣偷，順手抄了幾件東西
艾未未漸漸成爲連接中美的重要“留學生”，誰到紐約都必定得找艾未未。
一次艾未未給國內來的一幫學者當導游時，帶著他們去逛紐約紅燈區，弄得學者們“亂低頭亂紅臉”。艾未未還經常篡改翻譯的內容，一邊談的是嚴肅話題，只要另一邊是女人，艾未未就會把話翻譯成調情。
陳凱歌也在艾未未的公寓進出過。他是艾未未在北京電影學院的同班同學，已經拍出電影《黃土地》和《孩子王》，那時他正在紐約大學當訪問學者。畫面上陳凱歌留著絡腮胡，溫和地看著鏡頭微笑。
1986年的譚盾看著仍然像個剛出道的小年輕，襯衫最上面幾粒扣子沒扣，一臉緊張地跟後來成爲指揮家的胡咏言一起排練小提琴，接下來他們要去紐約街頭賣藝掙錢。那時被稱爲“四大才子”之一的譚盾已經從中央音樂學院研究生院畢業，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念音樂藝術博士。
譚盾當時住在紐約的中國城，經常跟後來的美籍華人指揮家胡咏言混在一起。胡咏言在艾未未那裏賴住。三人沒事幹就老在一起呆著。譚盾被其他兩人嘲笑爲“小資”。
“那時候一起聊的內容都跟女人有關。”有一次艾未未帶著這兩人去42街看一場色情表演。那地方中間有點像亭子，一兩個裸體女人在裏面擺著姿勢。周圍是一圈小屋，進屋投點錢，小窗戶就打開，可以從裏面往外看那些女人。再給些錢，還可以摸。
三人的生活“像叫花子一樣”。譚盾跟胡咏言在街頭拉小提琴。他們琴盒裏的錢，有一半是艾未未扔進去的。“我一扔，別人看到就不好意思不扔。”艾未未是他們的托兒。“他們也不還給我。完了後大家再一起喝喝啤酒，吃個晚飯。”
鏡頭裏還有顧長衛、馮小剛、姜文、劉小東、何多苓……他們有的只穿內衣，有的睡眼惺忪，有的神情呆滯，完全不是你熟悉的名人。“這裏涉及的人，大多幷不知道有這些照片存在。”艾未未在展覽自序中說。他也沒清醒意識到自己是在拍照，“就像個慣偷，順手抄了幾件東西而已。”
顧錚覺得，艾未未能够很自然地拍下那些朋友，就是因爲他們跟艾未未是同類。艾未未本身也是這同類的一部分。“自己的日常和自己的同類，看到了，拍下來了。”
艾未未幷不願意講紐約的這些“爛事兒”：“咱們老說這些爛事兒有意思嗎？這都是那麽遠的那些事兒，咱們現在的事兒一點不提？”上個月，他接受了近50家國外主流媒體的采訪，內容幾乎都關乎他的公民調查。
這讓他自覺那些紐約舊事“和現實脫離得太遠了”，更像是“幻覺”，“顯得故弄玄虛似的”。
被威脅是很上癮的事情
在艾未未拍攝的所有紐約照片裏，只有關于游行、暴亂的部分，是他有意識要去拍的。
受父親艾青牽連，艾未未很小的時候“已經是一個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人”。9歲的艾未未在“文革”期間跟著父親一起，被流放新疆接受“再教育”，艾青每天打掃40個厠所，打掃了5年。這反而讓艾未未從小看待世界就有一種特殊的視角。“所有主流之外的都是我的，儘管不多。”
到紐約一年後，艾未未成爲紐約街頭“非法居住者”。
“沒人理你，你也不必去理別人，這時你就會想，那還需要去做什麽？因爲你正處在青春期，那種想做點什麽的年紀。”艾未未曾這樣對媒體說。
艾未未很能“折騰”，他幾乎參加了紐約所有的民衆抗議性游行：抗議海灣戰爭，抗議警察暴力，支持同性戀，支持當地無家可歸的人，支持流浪者的權利……他跟示威者一起，當街把所有的垃圾堆起來，把美國的國旗燒掉，跟警察對抗。
他參加游行，抗議美國政府，很快又發現這種游行毫無意義。“所謂的正義，實際上對于權力來說，他們幾乎是不屑一顧的。”抗議海灣戰爭那次，參加游行的不過1000人，周邊圍著的警察却有2000，“連路邊看我們游行的人都已經看不到我們了”。
抗議紐約政府將下東區“優化”成高檔社區那次，游行一直持續到晚上，然後就打起來了。有的示威者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這樣的場景被艾未未拍下，連同其他人的照片，一起作爲警察施暴的證據，寄給美國媒體和美國民權協會。之後參與施暴的警察被撤職，局長也被處理。只是最終居住的區域還是被“優化”了。
也不是次次都能抓住警察施暴的證據。警察也一般只會選擇沒什麽人拍照時下手。有一次維權游行，艾未未他們從東村走到格林威治村，那個地方他們幷不熟悉。艾未未就被警察逼到死角，相機被砸，人也被一下摔得很遠。
其他時候，他還被警察拿著攝影機威脅過。鏡頭逼上來，幾乎要抵著他的臉。便衣也會走過來，看著艾未未，笑一笑，推一下，或撞一下。
“被威脅是很上癮的事情。當權力都會鍾情于你，你感覺到你被重視。”艾未未半開玩笑。他甚至覺得這對他而言是個很有益的“訓練”，“讓我在那個時期理解了權力結構、政府和普通個人權利之間的關係。儘管它是標榜著自由、民主的社會，實際上權力處處是一樣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
1994年，父親艾青生病。艾未未回到中國，他已經在紐約呆膩了。今天的艾未未，自覺每日的生活如紐約時一樣單調、無聊和茫然。“每天天亮了，天黑了。很無奈的一種等待。”
其實他每天都忙得不可開交，有時甚至從早上8點忙到夜裏1點。上午要接待媒體，下午要做展覽設計，晚上要寫博客以及處理志願者們傳回來的信息。但他還是覺得“非常的無力，無助”。
接受南方周末采訪前，他剛聽說有個女人上訪時被打傷，送到醫院，醫院說她沒錢，要斷掉治療。“你第一個反應是，我是不是應該幫這個人？然後又一想，這樣幫的話，要有多少人要幫？”他輕聲說，“實際上每天都是非常無力的。”
紐約1983-1993：艾未未“那些爛事兒”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萬靜 實習生 崔迪 發自北京 2009-05-06 15:17:44
“不記得是讓誰幫我拍的。這應該是去大西洋賭城之前。畫像是謀生手段之一，跟藝術一點關係都沒有。 " “我沒被抓過。但經常有藝術家被扔到一輛警車上，他們不能打人，但可以拷人，罪名是非法經營。你沒有執照，收錢是不行的。” " “咱們老說這些爛事兒有意思嗎？這都是那麽遠的事兒，咱們現在的事兒一點不提?”"" ——艾未未"
24歲的艾未未來到紐約，生活隨心所欲，有時一天吃五頓飯，有時只吃一頓。實在很無聊的時候，艾未未會對著鏡子舉著相機自拍，有時裸著，有時穿著，拍完的照片他也“不敢看”。
他給別人拍的照片則是“不想看”。這些照片一放就是20年，直到今年被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從一萬多張照片裏整理出246張，組成艾未未自傳性的攝影展《紐約1983-1993》。
艾未未曾建議采訪他的記者去看他這個攝影展：“去看了就會知道我爲什麽會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我覺得到一個地方，最重要的是獲得它的極大值。對我來說，美國這個社會能獲得的極大值，幷不是所謂的美國夢，即由于你個人某種努力變得更有錢，更有社會地位。”對艾未未來說，極大值就是更能有自己的空間，可以過得更荒誕一些，更無聊一些。
艾未未那些無聊時期近乎“老照片”的攝影展，意外獲得廣東美術館和中山大學共同設立的沙飛攝影獎青睞，與紀實攝影家張新民一起，成爲今年的攝影創作獎得主。
“爲什麽是艾未未？”不少人質疑。評委之一的顧錚反問：“爲什麽不是艾未未？”“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把所有中國留學生的照片加在一起都沒有我的照片豐富。”艾未未調侃地說。
5月18日，艾未未的這部分照片，將與沙飛攝影獎其他獲獎者及提名者的作品一起，在廣東美術館附近的嶺南匯展覽館展出。
年底艾未未在德國還將有個展，“在希特勒爲自己蓋的第一座樓裏，我想做兩三件新的作品，其中一件作品，我希望對這次地震做一個非常個人化的表達”。
1988流血的抗議者，湯普金斯廣場公園暴亂 圖/艾未未1988 華盛頓廣場公園的抗議活動 圖/艾未未十年以後也沒有畢加索回來
1981年，艾未未放弃了“在北京電影學院珍貴的機會”，跟隨女友去了美國。對大部分人來說，艾未未一個剛從新疆來的小孩，語言不通，更別說英語，又沒有錢，去美國幹什麽？“我回家去了。”艾未未總是這樣回答，“實際幷不是我多麽嚮往美國，而是這裏我實在呆不下去了。”
艾未未在去機場的路上告訴母親：“十年以後你們能再見到一個畢加索回來。”
去紐約前，艾未未在“沉悶古老”的費城呆了半年，瘋狂學英語；然後去陽光燦爛的加州晃了一年半。加州依舊讓他感到非常無聊，“好像所有人的大腦都被太陽蒸發了”。
1983年，艾未未去紐約的帕森斯設計學校學習。一年後，他的藝術史課程沒通過，有說是因爲逃課太多。學校停止發放獎學金。艾未未索性拍拍屁股直接走人，也不再去定期注册居留證，成爲紐約街頭“非法居住者”的一員。
艾未未在第七街的破舊公寓，是中國人在紐約屈指可數的幾個著名的落脚點之一。他基本上有求必應，認識的不認識的，總能過來住下一陣。住過他那裏的，有等待成名的藝術青年，還有一些到紐約碰運氣的留學生。還總有人趁艾未未不在家，偷挂個越洋電話回國。
艾未未在紐約跟小偷打成一片，哪個中國人東西被偷，艾未未知道能從哪里找回來。
1986年，弟弟艾丹也投奔過來。那時國內正在“嚴打”。他沒想到哥哥會那麽全能，在紐約幾乎什麽工作都做過：打掃屋子、鋤草、帶小孩，還當過建築工、電工、搬運工。在第七街的公寓，艾未未的壁橱裏除了幻燈機、打字機，還堆過電鑽、電鋸、電焊槍之類的工具。
兩兄弟曾花了整整一天時間，在紐約街頭貼了一千多份自己的小廣告。電話亭裏、商店的玻璃門上、地鐵車站裏、公園的樹幹上，到處都是：“我們有專業的技術，熱情周到的服務，高效率低消耗，你只需付人人都出得起的錢，就能將舊房變成新房。”
跟其他落魄畫家一樣，艾未未也在紐約街頭給人畫過像。畫像的以年輕的戀人爲多。往往他們先凑過來斜著腦袋看上一會，然後男的便會開口問女的有沒興趣，女的總是回“你說呢？”在去大西洋賭城“提款”前，這是他謀生手段之一。
跟艾未未一起在街頭畫畫的朋友，有的被警察抓過，拷起來扔到一輛警車裏。罪名是沒有執照，非法經營。“跟中國的城管幹的事情差不多。不過美國的警察不能打人。”
便衣會在畫家收錢的時候沖上來抓現行，甚至還會有便衣坐在那兒讓畫家畫，畫完了再討價還價，然後付錢的同時抓人。如果是免費給人畫，他們就奈何不了你。
艾未未沒被抓過，被抓也沒什麽大不了的。警察24小時內就得放人，給你一個出庭的罰單，讓某個時間去法院出庭。法院也頂多罰款一二十美元。
1987年起，艾未未花了兩年時間，變成了大西洋城的賭博高手：“只要我需要錢的時候，只需要在那兒花一天一夜的時間，能够賺3000到5000美元。”
那時候只要艾未未打電話給大西洋城，他們都會派車到紐約來接他。他住在最破的地下室，在第七街上，一輛超長的凱迪拉克緩緩停下，一個黑人帶著白手套把車門給他打開，艾未未從地下室鑽出來跳進去，駛向大西洋城，“街上的人都想這個傢伙一定是販毒的。”艾未未計算了一下，紐約到大西洋城有兩個小時的路程，“兩年當中，我屁股離地在一尺高的地面上，至少滑翔200次。”
像個慣偷，順手抄了幾件東西
艾未未漸漸成爲連接中美的重要“留學生”，誰到紐約都必定得找艾未未。
一次艾未未給國內來的一幫學者當導游時，帶著他們去逛紐約紅燈區，弄得學者們“亂低頭亂紅臉”。艾未未還經常篡改翻譯的內容，一邊談的是嚴肅話題，只要另一邊是女人，艾未未就會把話翻譯成調情。
陳凱歌也在艾未未的公寓進出過。他是艾未未在北京電影學院的同班同學，已經拍出電影《黃土地》和《孩子王》，那時他正在紐約大學當訪問學者。畫面上陳凱歌留著絡腮胡，溫和地看著鏡頭微笑。
1986年的譚盾看著仍然像個剛出道的小年輕，襯衫最上面幾粒扣子沒扣，一臉緊張地跟後來成爲指揮家的胡咏言一起排練小提琴，接下來他們要去紐約街頭賣藝掙錢。那時被稱爲“四大才子”之一的譚盾已經從中央音樂學院研究生院畢業，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念音樂藝術博士。
譚盾當時住在紐約的中國城，經常跟後來的美籍華人指揮家胡咏言混在一起。胡咏言在艾未未那裏賴住。三人沒事幹就老在一起呆著。譚盾被其他兩人嘲笑爲“小資”。
“那時候一起聊的內容都跟女人有關。”有一次艾未未帶著這兩人去42街看一場色情表演。那地方中間有點像亭子，一兩個裸體女人在裏面擺著姿勢。周圍是一圈小屋，進屋投點錢，小窗戶就打開，可以從裏面往外看那些女人。再給些錢，還可以摸。
三人的生活“像叫花子一樣”。譚盾跟胡咏言在街頭拉小提琴。他們琴盒裏的錢，有一半是艾未未扔進去的。“我一扔，別人看到就不好意思不扔。”艾未未是他們的托兒。“他們也不還給我。完了後大家再一起喝喝啤酒，吃個晚飯。”
鏡頭裏還有顧長衛、馮小剛、姜文、劉小東、何多苓……他們有的只穿內衣，有的睡眼惺忪，有的神情呆滯，完全不是你熟悉的名人。“這裏涉及的人，大多幷不知道有這些照片存在。”艾未未在展覽自序中說。他也沒清醒意識到自己是在拍照，“就像個慣偷，順手抄了幾件東西而已。”
顧錚覺得，艾未未能够很自然地拍下那些朋友，就是因爲他們跟艾未未是同類。艾未未本身也是這同類的一部分。“自己的日常和自己的同類，看到了，拍下來了。”
艾未未幷不願意講紐約的這些“爛事兒”：“咱們老說這些爛事兒有意思嗎？這都是那麽遠的那些事兒，咱們現在的事兒一點不提？”上個月，他接受了近50家國外主流媒體的采訪，內容幾乎都關乎他的公民調查。
這讓他自覺那些紐約舊事“和現實脫離得太遠了”，更像是“幻覺”，“顯得故弄玄虛似的”。
被威脅是很上癮的事情
在艾未未拍攝的所有紐約照片裏，只有關于游行、暴亂的部分，是他有意識要去拍的。
受父親艾青牽連，艾未未很小的時候“已經是一個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人”。9歲的艾未未在“文革”期間跟著父親一起，被流放新疆接受“再教育”，艾青每天打掃40個厠所，打掃了5年。這反而讓艾未未從小看待世界就有一種特殊的視角。“所有主流之外的都是我的，儘管不多。”
到紐約一年後，艾未未成爲紐約街頭“非法居住者”。
“沒人理你，你也不必去理別人，這時你就會想，那還需要去做什麽？因爲你正處在青春期，那種想做點什麽的年紀。”艾未未曾這樣對媒體說。
艾未未很能“折騰”，他幾乎參加了紐約所有的民衆抗議性游行：抗議海灣戰爭，抗議警察暴力，支持同性戀，支持當地無家可歸的人，支持流浪者的權利……他跟示威者一起，當街把所有的垃圾堆起來，把美國的國旗燒掉，跟警察對抗。
他參加游行，抗議美國政府，很快又發現這種游行毫無意義。“所謂的正義，實際上對于權力來說，他們幾乎是不屑一顧的。”抗議海灣戰爭那次，參加游行的不過1000人，周邊圍著的警察却有2000，“連路邊看我們游行的人都已經看不到我們了”。
抗議紐約政府將下東區“優化”成高檔社區那次，游行一直持續到晚上，然後就打起來了。有的示威者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這樣的場景被艾未未拍下，連同其他人的照片，一起作爲警察施暴的證據，寄給美國媒體和美國民權協會。之後參與施暴的警察被撤職，局長也被處理。只是最終居住的區域還是被“優化”了。
也不是次次都能抓住警察施暴的證據。警察也一般只會選擇沒什麽人拍照時下手。有一次維權游行，艾未未他們從東村走到格林威治村，那個地方他們幷不熟悉。艾未未就被警察逼到死角，相機被砸，人也被一下摔得很遠。
其他時候，他還被警察拿著攝影機威脅過。鏡頭逼上來，幾乎要抵著他的臉。便衣也會走過來，看著艾未未，笑一笑，推一下，或撞一下。
“被威脅是很上癮的事情。當權力都會鍾情于你，你感覺到你被重視。”艾未未半開玩笑。他甚至覺得這對他而言是個很有益的“訓練”，“讓我在那個時期理解了權力結構、政府和普通個人權利之間的關係。儘管它是標榜著自由、民主的社會，實際上權力處處是一樣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
1994年，父親艾青生病。艾未未回到中國，他已經在紐約呆膩了。今天的艾未未，自覺每日的生活如紐約時一樣單調、無聊和茫然。“每天天亮了，天黑了。很無奈的一種等待。”
其實他每天都忙得不可開交，有時甚至從早上8點忙到夜裏1點。上午要接待媒體，下午要做展覽設計，晚上要寫博客以及處理志願者們傳回來的信息。但他還是覺得“非常的無力，無助”。
接受南方周末采訪前，他剛聽說有個女人上訪時被打傷，送到醫院，醫院說她沒錢，要斷掉治療。“你第一個反應是，我是不是應該幫這個人？然後又一想，這樣幫的話，要有多少人要幫？”他輕聲說，“實際上每天都是非常無力的。”
你讀過《紅樓夢》嗎？（梁文道）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3782760100cdk2.html
你讀過《紅樓夢》嗎？
梁文道
如果篇幅不是那麼有限，我實在很想在自己辦的讀書雜誌裏開個專欄，廣邀各方名家輪流談一本他們從來沒有讀過的經典，比如說讓一位教文學的大教授承認他其實從未看過《紅樓夢》；請一個自認是看不見的手底下玩偶的經濟學家坦白交代，他根本沒有讀過亞當·史密斯的隻言片語。這個靈感來自“美國錢鐘書”大衛洛奇 （Daivd Lodge）的某本小說（我只能說某本，因為我從未看過任何一本他的小說）。他在書裏設計了一個遊戲，叫做“羞辱”，玩法是讓一群知識份子在飯桌上趁著酒意輪流懺悔，說出自己沒有讀過的經典。誰說出來的名字越經典誰就越無恥，誰越是無恥誰就贏了。聽說那場遊戲的最後冠軍是個承認自己沒看過《哈姆雷特》的英國文學教授。我又聽說美國學術圈子真有很多人在玩這個遊戲，聽說。
去年橫掃法國知識界的暢銷書《如何談論一本你從未看過的書》，終於在萬眾期待的盛況下譯成英文了。直到執筆這一刻，我還沒收到這本書，但是我絕對可以向各位讀者保證，我一定會把它由頭讀到尾的。什麼書都可以不看，這本書不行，因為只要讀了它，以後別的書就大可束之高閣，我就能夠專心一意地寫書話騙稿費了。然而，這真是一本實用的指南嗎？雖然它的名字取得就像個指南，雖然這就是它大受歡迎廣獲好評的原因，但沒有真正看過它，你能確定它是本怎樣的書嗎？
成長就是一個不斷發現自己被欺騙的殘酷的醒覺歷程。想當年，我也有過純情的日子，曾經十分羡慕法國人民的文化質素高，不只電影曉得安排主角去法蘭西學院聽李維史陀講課，就連傅柯最深奧難懂的《詞與物》也成了地鐵裏人手一冊的暢銷書。直到上了大學，有學長傳授書皮學（book cover studies），我才恍然大悟，法國人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懂得在知識上偽裝在文化上炫耀的一幫傢伙。
學長說：“你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在地鐵裏看《詞與物》嗎？當然不是因為它好看得像偵探小說一樣，叫人愛不釋卷。重點在於要讓別人看見自己正在讀傅柯的新書， 正如穿衣服必須穿名牌，讀書也得讀名著。只不過呢，穿名牌衣服要低調，牌子不可輕易外露，讀名著則要高揚，封面一定得讓人見到。”或問：“既然如此，又為什麼一定要拿本傅柯的新著，何不乾脆捧讀福樓拜或者黑格爾？”學長又說：“笨蛋！潮流呀！都什麼年頭了，還看黑格爾，一來那些知識美少女會嫌你老套，二來那些沒知識的美少女則根本不知道誰是黑格爾。至於福樓拜，人家可是法國的曹雪芹，你在地鐵讀《紅樓夢》豈不表明你以前的教育不完整，多沒文化呀！”
我又接著問：“我見過一些英國人會用特製的皮套套住封面，不讓別人知道自己正在看什麼，這是不是因為英國人比較踏實低調？”學長嘿嘿一聲冷笑：“低調？那是因為他們不想讓別人發現自己正在看一本很低格調的書。你以為那些小羊皮套裏藏的是什麼？說不定是本三流通俗愛情小說，更說不定是個超淫賤黃書呢。難得他們看得血脈賁張，還要裝出一臉嚴肅紳士狀。所以說，英國人比法國人更無恥。”
至於我們香港人，那叫做坦白誠懇，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根本就不會帶書上街，我不讀書我怕誰？
你讀過《紅樓夢》嗎？
梁文道
如果篇幅不是那麼有限，我實在很想在自己辦的讀書雜誌裏開個專欄，廣邀各方名家輪流談一本他們從來沒有讀過的經典，比如說讓一位教文學的大教授承認他其實從未看過《紅樓夢》；請一個自認是看不見的手底下玩偶的經濟學家坦白交代，他根本沒有讀過亞當·史密斯的隻言片語。這個靈感來自“美國錢鐘書”大衛洛奇 （Daivd Lodge）的某本小說（我只能說某本，因為我從未看過任何一本他的小說）。他在書裏設計了一個遊戲，叫做“羞辱”，玩法是讓一群知識份子在飯桌上趁著酒意輪流懺悔，說出自己沒有讀過的經典。誰說出來的名字越經典誰就越無恥，誰越是無恥誰就贏了。聽說那場遊戲的最後冠軍是個承認自己沒看過《哈姆雷特》的英國文學教授。我又聽說美國學術圈子真有很多人在玩這個遊戲，聽說。
去年橫掃法國知識界的暢銷書《如何談論一本你從未看過的書》，終於在萬眾期待的盛況下譯成英文了。直到執筆這一刻，我還沒收到這本書，但是我絕對可以向各位讀者保證，我一定會把它由頭讀到尾的。什麼書都可以不看，這本書不行，因為只要讀了它，以後別的書就大可束之高閣，我就能夠專心一意地寫書話騙稿費了。然而，這真是一本實用的指南嗎？雖然它的名字取得就像個指南，雖然這就是它大受歡迎廣獲好評的原因，但沒有真正看過它，你能確定它是本怎樣的書嗎？
成長就是一個不斷發現自己被欺騙的殘酷的醒覺歷程。想當年，我也有過純情的日子，曾經十分羡慕法國人民的文化質素高，不只電影曉得安排主角去法蘭西學院聽李維史陀講課，就連傅柯最深奧難懂的《詞與物》也成了地鐵裏人手一冊的暢銷書。直到上了大學，有學長傳授書皮學（book cover studies），我才恍然大悟，法國人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懂得在知識上偽裝在文化上炫耀的一幫傢伙。
學長說：“你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在地鐵裏看《詞與物》嗎？當然不是因為它好看得像偵探小說一樣，叫人愛不釋卷。重點在於要讓別人看見自己正在讀傅柯的新書， 正如穿衣服必須穿名牌，讀書也得讀名著。只不過呢，穿名牌衣服要低調，牌子不可輕易外露，讀名著則要高揚，封面一定得讓人見到。”或問：“既然如此，又為什麼一定要拿本傅柯的新著，何不乾脆捧讀福樓拜或者黑格爾？”學長又說：“笨蛋！潮流呀！都什麼年頭了，還看黑格爾，一來那些知識美少女會嫌你老套，二來那些沒知識的美少女則根本不知道誰是黑格爾。至於福樓拜，人家可是法國的曹雪芹，你在地鐵讀《紅樓夢》豈不表明你以前的教育不完整，多沒文化呀！”
我又接著問：“我見過一些英國人會用特製的皮套套住封面，不讓別人知道自己正在看什麼，這是不是因為英國人比較踏實低調？”學長嘿嘿一聲冷笑：“低調？那是因為他們不想讓別人發現自己正在看一本很低格調的書。你以為那些小羊皮套裏藏的是什麼？說不定是本三流通俗愛情小說，更說不定是個超淫賤黃書呢。難得他們看得血脈賁張，還要裝出一臉嚴肅紳士狀。所以說，英國人比法國人更無恥。”
至於我們香港人，那叫做坦白誠懇，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根本就不會帶書上街，我不讀書我怕誰？
民初憲政挫敗與啓蒙（袁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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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憲政挫敗與啓蒙
袁偉時
多年來，世界各地時興反啓蒙。當前中國的國學熱，其中最極端的主張，底色也是否定啓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文明。從根底上看，這不是理論論爭，而是史實的考查問題；摘引某些學者的推斷不足于澄清真相，問題的答案只能在史料中尋找。
辛亥革命，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立，終結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固有體制；五族共和，民主，憲政，法治，成了文武百官、朝野上下的口頭禪。可是，好景不長，只有四年光景，民國招牌被中華帝國洪憲元年所取代。從思想淵源來說，這是鴉片戰爭以降特別是甲午戰爭失敗後啓蒙運動成敗的記錄；是研究啓蒙和憲政歷史命運的很有價值的個案。
民初憲政的成就和缺陷
辛亥革命第一槍在武昌打響，辛亥革命後第一個憲法文件也在這裏制定。1911年10月10日起義，11日由起義領導人和諮議局推舉黎元洪爲都督；17日制定了《中華民國軍政府暫行條例》，組織了適應戰爭環境的中華民國軍政府； 25日修訂了這個條例，頒布實行《中華民國鄂軍政府改訂暫行條例》，實行“公推都督一人，執行軍政一切事宜”的制度，但規定“除關于戰事外，所有發布命令關係人民權利自由者，須由都督召集軍事參議會議議决施行。”同時設立稽查員，“由起義人公推，請都督任用”，檢查各軍隊和各部、各機關。[ 《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北京版605~608頁。]從而顯示了民主革命的一些特點。而在10月28～11月 13日期間制定的《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草案》是辛亥革命後第一個憲法文本，也是當時同類文件的範本。
這個約法指導思想非常明確，一要三權分立；二要保護公民的自由。草案第二條規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務委員與議會、法司構成之”。在規定“人民一律平等”的同時，規定“人民自由言論著作刊行幷集會結社”；“人民自由保有財産”；“人民自由營業”等八項自由。在隨後支持共和而宣布“獨立”的各省中，大都追隨《鄂州約法》，堅持三權分立和保障公民自由等原則。例如， 1911年12月29日通過的《浙江軍政府臨時約法》第二條明確規定：“本軍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各部政務員，與議會法院三部構成之。”第四十二條規定：“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上級官廳之干涉。”[ <浙江軍政府臨時約法>，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七册第143~147頁。]
這些憲法文本的集大成者，是民國元年（1912）3月11日公布實行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個文件的主要起草者同《鄂州臨時約法草案》一樣，是同盟會的重要領袖宋教仁。它的基本精神與文字，同《鄂州臨時約法草案》也是一脉相承的。它規定人民享有囊括社會生活各方面的七項自由權；建立三權分立體制：“中華民國之立法權，以參議院行之”；“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國務員則“輔佐臨時大總統負其責任”，幷于“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發布命令時，須副署之”；“法官獨立審判”，幷相應建立法官不得免職、轉職、减俸等制度，爲司法獨立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這些文本大體與現代各國的憲法相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而且在《臨時約法》制定以前，堅持三權分立原則已經成爲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現象。例如，1912年1月31日臨時參議院列入“政府交議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案”，當天上午“討究結果：公議由秘書長起草，咨複政府，幷將原案退回。”第二天發出的咨文寫道：“憲法發案權應歸國會獨有。而國會未召集以前，本院爲惟一立法機關。故臨時組織法應由本院編定。今遽由法制局纂擬，未免逾越權限。”《參議院議事錄•參議院議决案彙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議事錄第10頁、議决案彙編第2頁。]堅决將這個越權的法案退回去了。但是，當時和後來的學者指出《臨時約法》也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給後來的政治生活留下禍根。這些缺陷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它沒有爲公民的自由權利建構切實的保障。
這些文件列舉了公民應該享有的自由權利，包括“人民有保有財産及營業之自由”、“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居住遷徙之自由”、“書信秘密”、“信教之自由”等等。這些規定表明民主革命的先驅們力圖帶領中國攀上人類文明已有的高度。但是，它也留下了一些大漏洞：
1912年3月11日臨時參議院通過幷公布了《臨時約法》，第二天，從英國學習法律歸來的章士釗立即撰文揭露它沒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問題。“《約法》 曰：‘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則如之何？以此質之《約法》，《約法》不能答也。”他指出，這是許多成文憲法的共同缺陷，應該吸取英美法系的優長予于補救：“然人欲濫用其權，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維何？則無論何 時，有違法侵害人身之事件發生，無論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當之法廷呈請出廷狀（Writ of Habeas Corpus,現譯人身保護令）。法廷不得不諾，不諾，則與以相當之罰是也。出廷狀者乃法廷所發之命令狀，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內，率被害者出廷，陳述理由，幷受審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個人自由全受其庇蔭……茲制者，誠憲法之科律也，吾當亟采之。”[ 章士釗：<臨時約法與人民自由權>，《章士釗全集》第2卷第85、86頁，文匯出版社2000年上海。]儘管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 憲法草案和憲法都接納了這個批評意見，規定要建立人身保護令制度，但都沒有付諸實施。[ 1913年10月擬定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俗稱《天壇憲草》）第五條規定：“人民被羈押時，得依法律以保護狀請求法院，提至法庭審查其理由。 ”1923年10月10日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一字未改，保留了這個條文。1946年12月25日通過、1947年12月25日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 第八條則作了更加具體的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幷至遲于二十四小時內 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于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逮捕拘禁之機關，對于法院之提審，不得拒絕或延遲。”（《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第552、1105頁。）]
與此同時，章士釗還指出，《臨時約法》的有些規定爲行政侵犯司法獨立留下了隱患。《臨時約法》第10條規定：“人民對于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爲，有陳訴于平政院之權。”章士釗揭露，所謂平政院屬于行政裁判系統。“平政院者，即行政裁判所之別詞也。凡有平政院之國，出廷狀之效力必不大，何也？人民與行政官有交涉者，乃不能托庇于普通法廷也……使行政權侵入司法權，則約法所予吾人之自由者，殆所謂猫口之鼠之自由矣。”[ 章士釗：<臨時約法與人民自由權>，《章士釗全集》第2卷第86~87頁。]因此，他堅决主張删除這一條。
此外，這些文件無一例外都附上一條尾巴：“本章所載人民之權利，有認爲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依法律限制之。”[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第156～157頁。]歷史已經證明，它爲專制統治者制定惡法肆意“依法”剝奪公民的自由大開方便之門。20世紀中國社會精英的認識遠遠沒有達到18世紀美國建國領袖們的思想高度。在1791年12月15日批准生效的美國憲法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于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剝奪人民言論或出版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的權利。”[《世界人權總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成都版第285頁。]正是依仗努力保障公民自由的制度平臺，美國不斷揭露和克服自身的弱點，演變成爲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
（二）它沒有建立徹底的三權分立和互相制約的制度。
失去制約和監督的權力必然走向腐敗和專橫。《臨時約法》設計的三權分立制度的嚴重缺陷是參議院（國會）的權力沒有受到必要的制約。
它規定：“參議院對于國務員（總理和各部總長），認爲違法或失職時得以總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决，彈劾之。”但是，如果行政系統嚴重不滿立法系統的作爲，却沒有救濟的手段。與多數現代國家的憲法不同，總統沒有解散國會的權力，沒有辦法把矛盾訴諸國民作最後的裁决。
當時的實際情况是以袁世凱爲代表的行政權非常强大，而國民黨控制的國會則處心積慮冀圖推行內閣制，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兩强相遇，如何良性互動？如果制度設計合理，有可能壓制雙方過大的欲望，在衝撞中謀求妥協；即使妥協無望，也可以在既定的軌道中重組內閣或解散國會，保持政府正常運作。可是，《臨時約法》設計的制度漏洞導致雙方都走向極端：袁世凱乾脆摧毀國會，成立御用的參政院，復辟帝制；國民黨控制下的那些國會議員除少數潔身自愛者外，則紛紛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政壇中翻雲覆雨，公開或暗中謀取私利，最後以5000大洋一票的價格出賣靈魂，賄選曹錕爲大總統！兩敗俱傷，雙方都留下千古駡名。
“初生之物，其形必醜。”任何國家的民主憲政都不可能一開始就十全十美；不斷補漏、增强才會走上康莊大道。應該肯定，民初民主憲政有過良好的徵兆，必然失敗論流于表面，沒有深刻揭示內在的複雜關係。
辛亥革命後成立的臨時參議會就有不俗的表現。除了上面談及的以外，還有幾個事例：
1. 實事求是，承認現實，平穩過渡。
與許多國家的民主革命不同，辛亥革命不但沒有出現駭人聽聞的對王公貴族和其他特權階層的屠殺，反而承認現實，繼續保持原有待遇。1912年2月6日參議 院通過决議，規定“清帝遜位後其歲用四百萬元由中華民國給付”，“其原有私産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其宗朝（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妥慎保護”。同時規定滿蒙回藏各旗“王公世爵概仍其舊”，“王公中有生計過艱者，民國得設法代籌生計”，“先籌八旗生計，于未籌定前，八旗兵弁俸餉仍舊支取 ”。[ 《參議院議事錄•參議院議决案彙編》庶政案第2、1頁。]
對清代法律則采取稍加修改，全盤繼承的方針。根據孫文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前的提議，參議院通過决議：“所有前清時規定之《法院編制法》、《商律》、《違警律》及宣統三年頒布之《新刑律》、《刑事民事訴訟律》（草案），幷先後頒布之《禁烟條例》、《國籍條例》等，除與民主國體抵觸之處應行廢止外，其餘均准暫時適用。惟《民律》草案前清幷未宣布，無從援用。嗣後凡關民事案件，仍照前清現行律中規定各條辦理。”[ 《參議院議事錄•參議院議决案彙編》法制案第119頁。]
總覽當時情况，在革命外衣下，改良的氣味十分明顯。
2.否决行政系統的違法建議。
孫文號稱創國元勛，後來更被國民黨尊爲“國父”，但在民國元年（1912）擔任臨時大總統期間在參議院碰了兩次釘子。
除了上面已經談及的孫大總統將法制局所擬的《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案》咨送參議院，被參議院退回外；另一次是急于找錢的臨時政府爲取得貸款，滿足日本人覬覦已久的圖謀，强迫逃亡到日本的盛宣懷將漢冶萍公司的部分股權轉讓給日本人。當孫文將這筆貸款案咨請參議院批准時，它通過决議：“僉以漢冶萍煤鐵公司與日 人合辦，喪權違法。前由本院兩次質問，政府派員答復，毫無理由之可言。此事既未交本院議决，無論股東會能否通過，本院决不承認。”[ 《參議院議事錄•參議院議决案彙編》否决案第4頁。]孫文的算盤落空了。
儘管開局良好，民國憲政進程還是中斷了！個中原因安在？
有好些學者認爲當時經濟發展水平低下、仍然是農業經濟時代是中國民主憲政失敗的主要原因。不過，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確立了憲政制度，那時離産業革命 肇始之日還有50年以上；通常認爲産業革命完成于19世紀三四十年代，更是150年以後的事了。美國憲法頒布于1787年，當時也是一個農業國家，兩百多 年來其憲政却一直運行無礙，日趨完善。中國就生産力水平來說，與近代早期的英美差別不是太大；而經過鴉片戰爭以來60年創巨痛深的折騰，從1901年開 始，朝野上下對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已經基本一致；作爲有悠久商業傳統的國家，經濟領域也不乏契約精神。毋庸諱言，一個尚未現代化的幅員遼闊的大國，地 區差別是十分懸殊的，但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帶和長江兩岸恰好又是新型民間社會組織（最有代表性的是各種商會）的發源地和政治家的搖籃。
當時的迫切任務是爲人的解放和經濟發展尋求政治保障，經濟發展的障礙不在經濟本身；民主憲政受挫的答案必須在經濟領域以外去尋求。
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情緒壓倒了公民權利訴求
近代世界任何一次大革命或重大政治事件都會留下一些震古鑠今的文件。從1215年英格蘭的《大憲章》到《權利法案》、美國《獨立宣言》、《人權法案》到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都標志著文明的進展。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它留下的文字不可謂不多，但作爲歷史文件去審讀，傳遞給後人的是什麽信息呢？
武昌起義後的第三天，以都督黎元洪的名義，向海內外發布了《布告全國電》等十個電文。其中包含“永久建立共和政體”、實行“國民主義”，“查舊日滿清流毒之由，在于政體專制太甚，民氣不揚，以致利無由興，弊無自除。亟應將全鄂地方改爲共和政體”等字句；但這些字眼寥寥可數，一閃而過，不是文告的主體。連篇累牘的是光復漢族江山的呼喊：
“今日是我漢人脫離地獄更生之秋，滿奴惡孽貫盈之日矣。”
“願我族協力同心，複黃帝衣冠之舊，執戈起義，啓中華禮教之源。”
“拯同胞于水火，複大漢之山河。”
“中國亡于滿洲已二百六十餘年，我國民而有愛國心者，必當撲滅滿清，以恢復祖國。”
“深恨胡虜，非我族類”。
“……殄滅滿族，以雪乃祖乃宗之耻辱，誅戮漢奸，以登億萬生靈于衽席。”[ 曹亞伯：<武昌起義>，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五册第136~153頁。]
值得注意的是，這不是一時一地的現象。
起義各省的文告，內容驚人的一致，基調都是民族主義，而且貫穿其中的是爲漢族報仇雪耻的滿漢對立或者華夷有別的觀念。請以思想觀念最爲開放的江蘇（包括它管轄下的上海）爲例：
上海《軍政府布告》：“滿政府者，乃馬賊之遺孽，凡我漢族同胞必當仇視者也，……共討滿賊，報我漢族之仇，共建共和民國”。
江蘇都督府的大旗上寫的是“中華民國軍政府江蘇都督府興漢安民”。[ 郭孝成：<江蘇光復紀事>，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七册第3、6頁。]
而在全國性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有關文告上，打下的也是狹隘民族主義烙印。孫文以臨時大總統名義發表的文告中，“滿人竊位”、“逆胡猾夏，盜據神州”、“异族專制”、不要“爲异族效命”、“重睹漢儀”等字句比比皆是[ 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八册第16~20頁。]。
一個有趣的插曲是1912年2月15日（臘月28），南京臨時政府諸公得悉清帝頒布《退位詔》的第三天，在軍務、外交、財政等難題堆積如山的狀况下，居然不惜辛勞，爬上紫金山去祭奠朱元璋，大拍其馬屁：“蓋中夏見制于邊境小夷者數矣，其驅除光復之勛，未有能及太祖之偉邵【碩】者也。”幷且不倫不類地把辛亥革命與朱皇帝捆綁起來：清帝“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實維我高皇帝光復大義，有以牖啓後人，成茲鴻業。”“非我太祖在天之靈，何以及此。”[《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1982年北京版第95～96頁。]把接續漢族統治的傳統視爲一件大事，根本沒有想到朱元璋殘忍的專制統治與民主革命是格格不入的！
這不是偶然的失誤，不少學者已經一再指出：清末那些以推翻大清帝國爲職志的革命派，指導思想頗爲龐雜，最爲統一和突出的則是推翻异族統治，重建漢族政權。同盟會把“驅除韃虜”作爲綱領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這個意思。
應該肯定，辛亥革命過程中，對民族關係的處理是比較穩妥的，除了個別省份（如浙江）有些小衝突外，滿、漢及其他民族和平合作，實現了政權交替。就以浙江來說，雙方在兩個條件下停止了衝突：一是旗兵繳出槍械、彈藥。二是“旗兵向以兵餉爲生，現已改編民籍，一是斷不能使之失所，暫仍照舊發給餉項”，可謂合情合理。[ 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七册第135~136頁。]廣東省更是在各族、各界和各團體代表參加的會議上，由漢滿兩族代表共同主持會議，選出新政府負責官員和决定當前的重大措施，實現了政權和平轉移。在全國範圍內，“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口號也傳遍四方。
行動與語言呈現巨大反差。這既體現了各地紳商的穩健，也反映了漢族華夷之辨的觀念根深蒂固，那些革命者的視域太窄，沒有把推進民主憲政作爲行動的主要推動力。
以孫文來說，辛亥革命前夕仍大呼“滿漢之不容”，康梁是“漢奸”；曾國藩、左宗棠等人“不明春秋大義”；把華夷之辨作爲“大倡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礎！[ 《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第60、70頁。]《民報》的基調和同梁啓超的《新民從報》的基本分歧之一是把滿族人視爲外國人。用朱執信的話來說是：“夫滿洲人之非我國人也，吾輩已熟論之。”[ 懸解（朱執信）：<心理的國家主義>，《民報》第二十一號第2頁，中華書局2006年北京影印版。]而這一論點的始作俑者是孫文。早在1897年他就公開聲明：“帝位和清朝的一切高級文武職位，都是外國人占據著的。”[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8頁，中華書局1981年北京版。]
民族主義情緒彌漫的直接後果是這次革命沒有把公民自由權利擺到應有的位置；而啓蒙運動的根本訴求恰恰是人的覺醒和公民權利保障。在各國民主革命的文獻中這是非常罕見的現象。
1912年1月1日，孫文宣誓就職，當天發表了兩個宣言：《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和《通告海陸軍將士文》；這是當時最重要的文告。前者在“盡掃專制之遺毒，確定共和”的名義下，宣布“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治之統一”和“財政之統一”等五個統一“爲政務之方針”，却隻字不談 公民的自由權利！後者則絮叨：“吾海陸軍將士皆深明乎民族、民種之大義”，“而吾皇漢民族之精神，且發揚流衍于無極”！直到1月5日發表的《對外宣言書》，才想到用對現代文明普世價值的認同去解釋這次革命的合法性：“天賦自由，縈想已夙”；“吾人鑒于天賦人權之萬難放弃，神聖義務之不容不盡，是用訴之 武力，冀脫吾人及世世子孫于萬重羈軛。”[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8頁。]
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壓倒了民主、自由的訴求。民族主義是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階梯。但是，中國是多民族國家；辛亥革命後，社會精英審時度勢，把漢族的民族主義訴求迅速轉化爲“五族共和”的國家主義。對一個被侵略的衰弱國家說來，這是受到廣泛歡迎的轉變。可是，這個轉變帶來新的隱憂：它是自由、民主、法治的憲政國家，還是在共和外衣掩蓋下的專制國家？有沒有杰出的政治家有足够的智慧集結力量，在實踐中糾正文本的缺陷，引領中國走出困境，實現自由憲政？
濃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加知識準備不足帶來的缺陷
“人是思想的囚徒”。社會變革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維變革的深度和廣度。上述文件的缺陷無非是當時革命黨達到的思想高度自然流露。這怪不得幕僚，孫文自己就欣然認同，幷以自己的名義發表。也不能以時間匆促來推諉：這些文件都不長，孫文是12月29日當選的，1912年元旦晚上11時才舉行就職典禮，有整整三天可以斟酌；而從《鄂州臨時約法草案》到《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則歷時四個月。
與其抱怨時間不够，毋寧從理論準備不足中去尋找原因。熱衷于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黨人對政治體制的研究不但趕不上立憲派，甚至還不如大清帝國的憲政編查館。經過1905年12月～06年1月、1907年9月兩次派出大臣出洋考查政治和憲政，駐外使館收集和上報資料，專人翻譯以及延請日本等國法學專家講學，清政府收集了頗爲完備的憲政資料。
革命黨人主導了辛亥革命後的憲法文件的制定，但知識儲備和所負責任的落差非常巨大。以這些文件的主要執筆人宋教仁來說，他對各國憲法的認知，靠的是 1904年12月到日本後，翻譯《日本憲法》、《英國制度要覽》、《憲法講義》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官制和政治制度概要。不過，閱讀這些文獻和書籍，幷不表明 他對憲政有堅定的信念和足够的知識。他在1907年1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餘閱報，見大阪《每日新聞》有俄國<杜>爾斯兌《與支那人書》 一篇，大約勸支那人不可學歐洲人之武裝及代議政治，當以中國古昔之所謂‘道’，即天之律、神之法爲基礎，而行‘道’之政治，營‘道’之生活云云。其言亦有 至理。張溥泉遂議欲譯登《民報》，餘亦贊之”。[ 《宋教仁集》中華書局1981年北京版第706頁。]現代政治學的知識不足，必然導致政治制度選擇上的搖擺。在革命党人中，宋教仁的憲政知識已屬出類拔 萃，其他人更等而下之；留下隱患的地方或全國的憲法文件一一順利通過就毫不奇怪了。與此同時，各地、各階層彌漫民族主義情緒，一系列失誤由此産生。
革命派知識準備不足和濃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最確鑿的證據體現在它的綱領之中。
興中會、同盟會先後宣布過自己的綱領。1894年11月、1895年2月相繼發表的由孫文執筆的檀香山和香港《興中會章程》規定：“是會之設，專爲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聯絡四方賢才志士，切實講求當今富國强兵之學，化民成俗之經”，[ 孫文：<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宣言>、<香港興中會宣言>，《辛亥革命》（一）第85、87頁。]它突出了國家，反映了救亡圖存的緊迫，但把公民自由權利置諸腦後了！這樣的國家觀，無疑落後于現代文明發展的水平。
1906年5月6日通過的《中國同盟會總章》規定“本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宗旨。”這十六字綱領，前八個字完全在滿漢矛盾上做 文章，認識水平遠遠低于立憲維新派。後面八個字又如何？他們的機關報《民報》創刊伊始，就把所謂“平均地權”歸結爲“土地國有”[ 《民報•本社簡章》，《民報》第一號，第161頁。]，顯然是理想主義者的不切實際的構想。而在同年秋冬間由孫文、黃興、章太炎等共同制定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對“建立民國”的解釋是：“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爲國民皆平等以有（另一版本：而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公民公舉 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爲者，天下共擊之！”[《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7頁。]在國體問題上，在中國歷史上首次以建立民主國家爲政治組織的綱領，這是值得慶幸的進步。可是，對公民個人自由依然被忽視。
這不是偶然的失誤，而是一代民主革命領袖的認識誤區。同盟會是以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三大革命組織爲基礎聯合各方力量組成的。而這三大革命組織的領袖政治思想的缺失都非常明顯。
興中會的主要領袖孫文畢生提倡所謂國家和党的自由、反對個人自由，這是衆所周知的。在被侵略的國家，以所謂集體（國家、黨及其它）的自由取代個人自由， 帶有爲集體獻身的崇高、悲壯的色彩，是頗有迷惑性的主張。其實只要追問一下：誰是集體的代表？集體利益如何確定？離開個人自由，這些代表和利益能正常産生和界定嗎？不難發現不管主觀意圖如何，從客觀效果看，這些說詞最終都會演變爲掩飾獨裁專制體制的辯護詞。孫文有位生死不渝、交往非常密切的日本友人宮崎寅藏，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孫先生的態度有這種味道：‘其他的中國人都不行，只有我一個人行，我是中國的救星，服從我者請來。’連對于始終奮鬥到底的李烈鈞，他也是如此，所以引起李的反感。”[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年北京版第849～850頁。]與孫文的言行相對照，這個論斷可謂一針見血、入木三分！
1904年2月25日成立的華興會的口號是“驅除韃虜，復興中華”。會長黃興是反對獨裁專制、支持民主的。但是，1912年11月，他和孫文一樣，宣揚：“今民族民權幸達目的”；[ 黃興：<在安源煤礦公司及各團體歡迎會上的演說>，《近代史資料》總64號第5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北京版。]把政權轉移到漢人手中和國號的改變視爲民族、民權兩大目標的實現，表明他對民主憲政的認識是非常膚淺的。陳天華是華興會的創始人之一。他不惜以身殉國，冀圖喚醒沉睡中的祖國。但他也一再說：“自由者，總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吾儕求總體之自由者也，非求個人之自由也。以個體之自由解共和，毫厘而千里也。共和者亦 爲多數人計，而不得不限制少數人之自由。”[ 《陳天華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3、208頁。]
至于光復會會長章太炎，長期把持《民報》筆政，作爲個性鮮明的思想家，他對議會制和有關的思想都是拒絕的。他認爲：對中國說來“則立憲無益，而盛唐專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 章太炎：<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第374頁，中華書局1977年北京版。]
與此同時，這些革命家們眼中的民主主要是選舉（“公舉”）和開會議事要“舍少從多”。這些當然是非常重要的程序；但對民主的豐富內涵和必要的條件，如沒 有言論自由和法治就沒有真正的民主，服從多數與保護少數的關係等等，這些年輕的革命者是缺乏認識的。這些認識的缺失給後來的實踐帶來嚴重的後果。
自由、民主理論和相關的制度畢竟是舶來品。在悠久的宗法專制文化氛圍浸淫下，外來文化很容易被固有傳統吞噬。那些口口聲聲民主、共和的革命黨人掉入專制泥淖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已見端倪。
例如，民國元年（1912）2月14日，臨時參議會討論孫文提出的臨時政府必須繼續留在南京的議案，有議員反對，提議臨時政府地點須在北京。據當時在總 統府秘書處工作的吳玉章回憶，“用記名投票法表决，28票中有20票主北京，5票主南京……”（按：據《參議院議事錄》，當時‘用投票表决法以對于八票之 二十票多數可决’贊同設在北京；第二天才‘公議用記名投票法表决’，决定‘臨時政府設于南京’；吳玉章的回憶有誤。）15日總統府依法咨請再議，臨時政府 陸軍總長黃興對吳玉章說：“過了12點如果還沒有把决議改正過來，我就派兵來。”而據胡漢民的記載，黃興連咨請再議也嫌麻煩，乾脆說：“政府决不爲此委曲 之手續，議院自動的翻案，盡于今日，否則吾將以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員去。”[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年北京版第659~660頁。]儘管矛盾及時依法化解，言辭沒有化爲行動，但革命党領袖和政府部長視參議 院爲無物的專橫跋扈的心態已表露無遺。這既是不懂民主政治常識的表現，也是專制文化不易清除的佐證。
利益衝動更使問題複雜化。
南京臨時政府采用總統制。臨時參議會規劃未來政制，制定《臨時約法》，原本打算沿用總統制，後來却改變主意决定實行內閣制。原因無他，革命黨人對即將接 任總統的袁世凱不放心，冀圖通過內閣制把實際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上。《臨時約法草案》是1912年2月7日開始列入議程的，2月9日下午審議時“主席請贊成 增設責任內閣者起立表决，多數可决。”[ 《參議院議事錄•參議院議决案彙編》議事錄第32頁。]這個第一手的文獻證明，儘管後來沒有采用“責任內閣”這個詞，但把有關內容寫入《臨時約法》確實是 臨時動議“增設”的。
政治既要堅持原則，又要在各種力量的博弈中從實際出發，作出必要的妥協。當時革命勢力所以允諾把行政權力轉移到袁世凱手上，是力量對比懸殊、財政困難無 法解决的狀况下無可奈何的選擇。[ 參閱拙作：《近代中國論衡•孫文在辛亥革命後第一個十年的迷誤》。]他們冀圖把右手交出去的東西用左手收回來，是對形勢缺乏清醒認識的决策。通過選舉實現 權力和平轉移，這是民主制度的常規。但既然歷史選擇了袁世凱，就要把著眼點放在建立健全的三權分立架構，使權力互相制衡的制度正常運行，把中國推向民主憲 政的正常軌道，圖謀國家長治久安，而不是設法立即把權力轉移到革命黨人手上。不幸，孫文和支配臨時參議會的其他人都沒有這樣的眼光；他們急于通過第一次選舉，就把自己變爲執政黨。
這些政治胸懷和認識的缺失在真正的政治危機突然降臨之際更加表露無遺。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的實際領導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遇刺，22日身亡。 當時國民黨已經在國會選舉中得到多數議席；而繳獲的凶手與國務總理趙秉鈞或其秘書洪述祖的來往信件證明，這是大權在握的袁世凱指使的政治暗殺。宋教仁的死 亡觸發了一場憲政危機。不過，上海司法當局已介入這一刑事案件，向國務總理趙秉鈞發出傳票。4月25日，江蘇都督程德全又公布了繳獲的44件有關證據，有 力地證明這次暗殺的直接指使者是國務總理趙秉鈞。如何處理這個突發事件？當時有兩種主張：多數民間團體和包括國民黨重要領袖在內的社會精英都認爲應該通過司法途徑解决。從當下看，這樣的選擇可以保持社會穩定，贏得民心，提高國民黨的威望。從長遠看，可以幫助全社會樹立法律至上的觀念，把包括憲政在內的紛爭納入司法，促進中國走上法治的軌道，從而爲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基礎。可是，不顧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不顧人心思定的大局和黨內許多重要領袖冷靜分析力量對比後的反對動武的意見，孫文一意孤行，悍然下令舉兵進行“二次革命”。一個多月後，全部武裝反抗被剿滅；民衆的同情大逆轉，本來備受尊崇的政黨，被目爲 “暴民專制”組織。中國的法治進程遭到沉重的打擊。
一代啓蒙大師梁啓超也被國家主義引入歧途
在當時的政治家當中，梁啓超是對憲政理論領會較深的人。可是，一涉及實際政治運作，他立即陷入冀圖建構威權體制的泥淖。看看他是怎樣和袁世凱溝通的吧。
1912年2月23日，梁啓超給身爲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寫信，規劃未來的政治藍圖。基本傾向是力圖在中國建構兩黨制的政治架構，體現了清醒的現代政治意識。他說：“舊革命派自今以往，當分爲二，其純屬感情用事者，殆始終不能與我公合作……但此派人之性質，只宜于破壞，不宜于建設……政府所以對待彼輩者， 不可威壓之，威壓之則反激，而其焰必大張；……惟有利用健全之大黨，使爲公正之黨爭，彼自歸于劣敗，不足爲梗也。健全之大黨，則必求之于舊立憲黨，與舊革 命黨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
但是，在同一封信中，他又坦言：“既以共和爲政體，則非有多數輿論之擁護，不能成爲有力之政治家……善爲政者，必暗中爲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僕， 夫是以能有成。今日之中國，非參用開明專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齊嚴肅之治。……然在共和國非居服從輿論之名，不能舉開明專制之實”。[ 丁文江 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7頁。]
民國初年，三大政治勢力在博弈。以孫文爲代表的革命派；梁啓超爲首的原立憲派；以袁世凱爲中心的北洋派軍政大員。
實權掌握在袁世凱和他的追隨者手中，這些人不是反對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頑固派，而是清末新政的支持者，甚至是重要支柱。但是，這些人追求的是富國强 兵，是發展經濟以及作爲經濟發展必要條件的辦新式教育，改革舊的司法體系和法律，甚至一定程度上理解實行憲政的必要。可是，同革命派的領導人一樣，他們大 體把民主、憲政理解爲决策程序，不但不瞭解憲政的核心是保護公民的個人自由，而且在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下，深入骨髓的專制統治習慣隨時流露。其上焉者以爲民做主心態君臨天下，往往在辦一些富國利民的好事的同時，說不定什麽時候重大决策失誤，造成難以彌補的大灾難。下焉者則口誦民主共和，實則爲一己私利橫行無忌。怎樣把這些良莠不齊的實權派逼入民主共和軌道？這是關係共和國命運的關鍵。
梁啓超早在1906年清廷下令預備立憲之際，已經察覺必須和可能與袁世凱合作推進新政，顯示了不計前嫌的政治家胸懷。辛亥革命後，雙方都表達了合作的願 望。作爲與革命派有別的政治力量，他們的聯合無可厚非；恰當運作，有助于推動最有利于民主發展的兩党制的建立和健全。可是，梁啓超看到了化解激進思潮的迫切，却忽視了牽制和監督袁世凱及其追隨者。梁啓超後來組成的進步党成了依附袁世凱的參政黨，甚至在袁世凱摧毀國會後仍亦步亦趨，參加了取代國會的御用機構“政治會議”和“參政院”。這樣的參政党成了專制統治者的附庸。大清帝國被推翻帶來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的環境，梁啓超沒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環境，既無力阻擋激進思潮的蔓延，更沒有密切監督袁世凱的施政。直到復辟帝制的醜劇鬧得不可開交，他才挺身而出與袁世凱决裂。就個人而言，他仍然不失爲反復辟運動的旗 手；而就整個國家來說，未能阻擋這幕醜劇上演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這些行動體現了梁啓超政治思想的弱點。清末新政期間，已經顯露他的政治思想的一個奇怪的組合：既把憲政視爲中國發展的唯一選擇，又力倡開明專制，認爲它 是走向憲政必經的過渡階段。他和袁世凱等開明官僚，站在同一思想底綫上。這不僅是梁啓超個人的失誤，而且是20世紀中國政治幼稚病的重要表徵。
梁啓超以善變著稱，其思想又是駁雜的，但在一個時段中，脉絡還是清晰的。
從1905年開始，他把提倡憲政放在突出位置。與清廷把憲政擺上議事日程相呼應，他組織中國第一個以推行憲政爲職志的政治團體——政聞社。他起草的《社約》所定宗旨的核心就是：“確定立憲政治，使國人皆有參與國政之權。”[ 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51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儘管它成立不到一年（1907年10月17日至1908年8月13日）就被清政府查禁了，但它提出非常值得關注的四條綱領：
“一曰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
“二曰厘定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
“三曰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權限。”
四是“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 <政聞社宣言書>，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四）第111~11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6月重印版。]
這個綱領擺脫了當時流行的富國强兵論者就事論事的局限，突出地把制度變革作爲中國救亡圖存的康莊大道，特別是把人權的保障放在中心位置上。
它明確規定：“國家之目的，一方面謀自身之發達，一方面謀國中人民之安寧幸福，而人民之安寧幸福，又爲國家發達之源泉，故首最當注意焉。人民公權私權， 有一見摧抑，則民日以瘁，而國亦隨之。然欲保人民權利，罔俾侵犯，則其一、須有完備之法律規定焉以爲保障。其二、須有獨立之裁判官廳，得守法而無所瞻徇。 ”[ <政聞社宣言書>，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四）第112頁。]這是20世紀中國第一個由政黨發布的人權保障宣言，後來正反兩方面的曆 史經驗都證明，這些論斷一語中的，揭示了20世紀中國盛衰的關鍵。
他還直接與當朝大員合作，配合和幫助清政府的預備立憲。1905年“秋冬間先生爲若輩（端方等清帝國大臣）代草考察憲政，奏請立憲，幷赦免黨人，請定國 是一類的奏摺，逾二十余萬言。”2006年8月清廷派出到國外考察憲政的五大臣遞交的《考察各國憲政報告》等文件，就是梁啓超起草的。[ 丁文江 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364頁。]保皇會及其出版物也相應作了調整。
但是，與此同時，梁啓超也不遺餘力鼓吹中國必須實行“開明專制”。憲政與開明專制是水火不相容的兩個極端。梁啓超爲什麽會將兩者同時端出來呢？在他看 來，“中國今日尚未能行君主立憲制”，更不用說民主立憲了。理由有兩條：“（甲）人民程度未及格”；“（乙）施政機關未整備。”[ <開明專制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77、81頁，中華書局北京1989年影印版。]包括教育未普及，地方自治未實行，法律不完備， 司法不健全等等。可是，2004～2005年間的日俄戰爭，立憲的日本打敗老大的俄羅斯帝國，震撼了海內外輿論。久久未能擺脫貧弱困境的中國，士紳和城市 居民對憲政的嚮往，更難于遏止。在內外形勢脅迫下，梁啓超及其追隨者不能不調整策略，參與立憲運動；但是，他們認爲實現憲政需要一個實行開明專制的過渡 期。在梁啓超看來，除美國等少數國家外，開明專制階段都是無可避免的。
應該指出，開明專制論不僅是梁啓超等維新派人士的認識，激進如陳天華，也持此說。他在留給湖南留學生的絕命書中寫道：“當今之弊，在于廢弛，不在于專 制。欲救中國，惟有開明專制。”[ 《陳天華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3頁。]這封信寫于1905年12月7日，比梁啓超發表《開明專制論》（1906年1月25~3月25日） 還要早一些。也許有人以爲，這是個別人士的極端觀點；實際情况幷非如此。爲了與改良派劃清界限，革命派領導人誠然沒有忘記把民主、共和等字眼挂在嘴邊。但 是，他們往往以先知先覺自居，逐步形成以軍政、訓政、憲政命名的革命三階段論，所謂訓政就是開明專制的別名。
爲什麽互相對立的兩個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的思想會在這裏交集？竊以爲雙方有共同的認識誤區：
首先是對自由的誤解。對于自由，梁啓超在1900年前後曾有非常精闢的論述。他在反駁其師康有爲否定自由的觀點時指出：“自由之界說，有最要者一語，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是矣。……要之，言自由者無他，不過使之得全其爲人之資格而已。質而論之，即不受三綱之壓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縛而已。”他接著駁斥所謂民智未開不能實行民主和自由會導致混亂的糊塗思想說：“夫不興民權民智烏可開哉。……故今日而知民智之爲急，則舍自由無他道矣。”“又自由與服從兩者相反而相成，凡真自由未有不服從者。……但使有絲毫不服從法律，則必侵人自由，蓋法律者，除保護人自由權之外，無他掌也。”[ <給南海先生書>（1900年4月1日），《梁啓超年譜長編》236、238頁。]這些話在19世紀下半葉以降的西方是常識，在發展滯後的中國却至今仍被目爲啓蒙者的語言，不時還被一些人視爲异端邪說，成爲思想圍剿的目標。翻檢20世紀中國思想史，包括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在內的一代又一代的先驅，不得不爲宣揚這些常識殫精竭慮甚至付出沉重的代價。
不幸的是，梁啓超沒有將這些正確觀點堅持到底。轉折發生在1903年。他斷言：“深察祖國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資格而無國民資格。……故我中國今日所最 缺點而最急需者，在有機之統一與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與此同時，他認爲，19世紀末開始，“物質文明發達之既極，地球上數十民族，短兵相接，于是帝國主義大起……乃至于最愛自由之美國，亦不得不驟改其方針，集權中央，擴張政府權力之範圍，以競于外，而他國更何論焉！”[ <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69、89頁。]20世紀初葉開始，同盟會和保皇黨人异口同聲說：國家利益和國 民素質低下决定中國人必須放弃個人自由！而離開個人自由的所謂國家、民族的自由不過是獨裁專制的別名。國家主義蒙住了啓蒙先驅的眼睛，兩個流派的領袖們的 思想在這裏匯合了。他們的分歧停留在方法層面，在國家、民族、集體這座迷宮面前，都忙著頂禮膜拜，而忘記離開人的解放，離開公民權利的保障，不但國家失去根基，人們夢寐以求的民富國强的目標也會化爲鏡花水月。要理解這個基本道理，必須對文藝復興以降的思想文化有較深切的瞭解。不幸，20世紀初的中國思想家們很少人能達到這個高度。這是20世紀中國兵連禍結的重要思想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梁啓超是以西方經驗作爲開明專制論的根據的。他認爲法國“革命之後，殆如無政府然。故再經拿破侖之十年開明專制，裁抑而鍛煉之，而憲法乃漸確立也。”普魯士“行開明專制最久”，到德國統一後，“鐵血宰相之政治，名爲立憲，實變相之開明專制耳。”而東方後起的强國“日本自明治元年至明治二十 二年，皆開明專制時代也。”[ <開明專制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39～40頁。]從歷史經驗看，梁啓超推崇的這些東西方國家的所謂“開明專制”都沒有成爲過渡到憲政的橋梁。他們走上憲政軌道還要付出非常巨大的代價（德日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真正實行憲政）。 但是，梁啓超的這些論斷却體現了他的政治思想的變遷：從盧梭轉向伯倫知理(J.K.Bluntschli,1808—1881)，國家主義壓倒了自由、民主的訴求。
袁世凱的作爲與中西文化
袁世凱也有自己的打算。作爲清末新政主要支柱之一的袁世凱對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异常積極。接任臨時大總統後，他任用張謇、周學熙等主管經濟、財政，皆一時之選，爲完善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平衡預算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在政治領域，他却是一個目光短淺的庸人和勤勉的專制主義者。
辛亥革命後，期望他成爲“中國的華盛頓”的呼聲非常强烈。但他一連毀掉三次機會，走上帝制自爲的不歸路。
第一，沒有充分利用國民黨的合作願望。
當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他面臨在議會中占有多數席位的革命黨的制肘。現代政治是在不同政治勢力相互制衡和妥協中運行的，不能籠統把制肘看作壞事；何况他的主要競爭對手——國民黨當時有强烈的合作願望。1912年8月24—9月16日孫文與袁世凱在北京會談十三次。1912年9月25日，《政府公報》民 國元年第149號公布了這些會談的主要成果之一：袁世凱、孫文、黃興、黎元洪《協商訂定內政大綱八條》：“一、立國取統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惡之真公 道，以正民俗。三、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才。四、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五、提倡資助國民實業，先著手于 農 、林、工、商。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斟酌各省情形 ，兼埰地方分權主義。七、迅速整理財政。八、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爲承認之根本。”[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第733頁。]這八條追求的是國家的統一和富强，沒有顯示民主共和制度的特點。如果把它放在清帝國最後10年的新政時期， 朝廷和包括袁世凱在內的中央和地方大臣也會欣然接受。妥善運籌，適當分權，袁世凱有可能與國民黨、進步黨合作，維持政權穩定，推動民主制度逐步走上正軌。 可是，他所要的國務總理不過是“伴食宰相”，幾任總理，稍不如意，即予撤換；當國民黨當權的政黨內閣有可能成爲現實之際，不惜用黑道手段消滅政敵，終于釀成巨大的政治風波，成爲他覆沒的開端。
第二，蕩平“二次革命”後，沒有讓國會繼續運作。
“二次革命”失敗後，多數國民黨籍議員繼續參與國會活動，不願與袁世凱决裂；國會仍在繼續運作，完成了選舉正式大總統和草擬憲法兩件大事。如果袁世凱有 足够的智慧和度量，接納梁啓超的建議，不要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剝奪國民黨籍議員的議席，使國會不致因不足法定人數而無法繼續運作，中國的民主政治仍會有一 綫生機，袁世凱也有望善終。不幸，他一意孤行，喪失了一次救贖的機會。
第三，國會被迫關門後，沒有善待咨詢機構。
爲了裝飾門面，他指定一些人組成御用的咨詢機構——參政會。假如他真的虛心求教，吸取這些參政員的內政、外交智慧，政局仍有可能在“開明專制”或威權統 治下運行，出現拿破侖式的專制統治若干時日。不幸，他白日做夢，念念不忘黃袍加身，參政會成了復辟帝制的群魔亂舞的場地，終于把他送進了墳墓。
作爲大清帝國的重臣，他當然渾身浸透了傳統專制文化的毒液。但是，某些西方文化也是他倒行逆施的思想資源。
1913年10月16日，袁世凱向衆議院提出增修約法案。他的草案要求把“制定官制官規”、“任免文武職員”、“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的大權都付諸總 統，幷且“于國會閉會時，得制定與法律同效力之教令”和“得以教令爲臨時財政處分”。歸納起來，這些要求被接納，從內政到外交，他都可以爲所欲爲。爲此， 他援引美國、法國、葡萄牙、德意志等國的制度爲根據，沒有半句涉及中國傳統。其實，他或是割裂西方現代文化，或是以政治制度尚未現代化的國家爲榜樣，實質 是延續中國歷代皇朝由皇上獨攬大權的制度。[ 《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第467~468頁。]1914年他召開的約法會議制定的《中華民國約法》滿足了他的這些專制要求，唯獨不見開明。
民初憲政挫敗說明什麽？
民初憲政歷程表明，用中西文化衝突的簡單模式，已經無法解釋複雜的社會現象。
19世紀中國啓蒙的主角是西方傳教士；包括康梁在內的中國知識精英都是他們的學生。進入20世紀，隨著國門大開，留學生涌入東瀛，本土知識精英主宰了思 想文化陣地。他們分裂爲不同的流派，但無論哪一派大體上對東西文化都有所瞭解。于是，即使是開明專制論乃至復辟帝制、實行赤裸裸的專制統治，有關人士不但 從本國傳統尋找資源，也力求從西方流行理論中尋找根據。
上述情况表明，進入20世紀以後，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焦點不是國別或地區文化，而主要是維護專制的觀點與追求個人自由的思想之間的衝突。換句話說，面對公民權利的覺醒，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籠罩下的專制文化突顯，成爲中國社會前進的主要思想障礙。作爲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專制、等級和服從。因此，濫觴于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新文化表現出强烈的反對傳統核心價值的姿態（但不是全盤反傳統），這是情境使然。與此同時，西方的專制或偏激文化，也先後涌入中國，與傳統專制思想匯合，成爲中國人實現自己的公民權利從而爲國家繁榮奠立堅實基礎的主要障礙。
中國人所以無能阻擋這些思想文化逆流，說到底是對文藝復興以降的現代文明的思想成果缺乏深切的瞭解和普及。一百多年的中國新文化運動累撲累起，無非是中 國現代化進程受挫的側影。目前反啓蒙的聲音甚囂塵上，實質是對歷史進程的誤解。加深對現代文明普適性的核心價值的認識，堅持不懈用各種方式做好普及工作， 仍然是中國人無法回避的歷史任務。
2007年8月30日星期四
原載《經濟觀察報》2007年10月22日45~46版
民初憲政挫敗與啓蒙
袁偉時
多年來，世界各地時興反啓蒙。當前中國的國學熱，其中最極端的主張，底色也是否定啓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文明。從根底上看，這不是理論論爭，而是史實的考查問題；摘引某些學者的推斷不足于澄清真相，問題的答案只能在史料中尋找。
辛亥革命，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立，終結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固有體制；五族共和，民主，憲政，法治，成了文武百官、朝野上下的口頭禪。可是，好景不長，只有四年光景，民國招牌被中華帝國洪憲元年所取代。從思想淵源來說，這是鴉片戰爭以降特別是甲午戰爭失敗後啓蒙運動成敗的記錄；是研究啓蒙和憲政歷史命運的很有價值的個案。
民初憲政的成就和缺陷
辛亥革命第一槍在武昌打響，辛亥革命後第一個憲法文件也在這裏制定。1911年10月10日起義，11日由起義領導人和諮議局推舉黎元洪爲都督；17日制定了《中華民國軍政府暫行條例》，組織了適應戰爭環境的中華民國軍政府； 25日修訂了這個條例，頒布實行《中華民國鄂軍政府改訂暫行條例》，實行“公推都督一人，執行軍政一切事宜”的制度，但規定“除關于戰事外，所有發布命令關係人民權利自由者，須由都督召集軍事參議會議議决施行。”同時設立稽查員，“由起義人公推，請都督任用”，檢查各軍隊和各部、各機關。[ 《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北京版605~608頁。]從而顯示了民主革命的一些特點。而在10月28～11月 13日期間制定的《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草案》是辛亥革命後第一個憲法文本，也是當時同類文件的範本。
這個約法指導思想非常明確，一要三權分立；二要保護公民的自由。草案第二條規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務委員與議會、法司構成之”。在規定“人民一律平等”的同時，規定“人民自由言論著作刊行幷集會結社”；“人民自由保有財産”；“人民自由營業”等八項自由。在隨後支持共和而宣布“獨立”的各省中，大都追隨《鄂州約法》，堅持三權分立和保障公民自由等原則。例如， 1911年12月29日通過的《浙江軍政府臨時約法》第二條明確規定：“本軍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各部政務員，與議會法院三部構成之。”第四十二條規定：“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上級官廳之干涉。”[ <浙江軍政府臨時約法>，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七册第143~147頁。]
這些憲法文本的集大成者，是民國元年（1912）3月11日公布實行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個文件的主要起草者同《鄂州臨時約法草案》一樣，是同盟會的重要領袖宋教仁。它的基本精神與文字，同《鄂州臨時約法草案》也是一脉相承的。它規定人民享有囊括社會生活各方面的七項自由權；建立三權分立體制：“中華民國之立法權，以參議院行之”；“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國務員則“輔佐臨時大總統負其責任”，幷于“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發布命令時，須副署之”；“法官獨立審判”，幷相應建立法官不得免職、轉職、减俸等制度，爲司法獨立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這些文本大體與現代各國的憲法相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而且在《臨時約法》制定以前，堅持三權分立原則已經成爲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現象。例如，1912年1月31日臨時參議院列入“政府交議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案”，當天上午“討究結果：公議由秘書長起草，咨複政府，幷將原案退回。”第二天發出的咨文寫道：“憲法發案權應歸國會獨有。而國會未召集以前，本院爲惟一立法機關。故臨時組織法應由本院編定。今遽由法制局纂擬，未免逾越權限。”《參議院議事錄•參議院議决案彙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議事錄第10頁、議决案彙編第2頁。]堅决將這個越權的法案退回去了。但是，當時和後來的學者指出《臨時約法》也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給後來的政治生活留下禍根。這些缺陷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它沒有爲公民的自由權利建構切實的保障。
這些文件列舉了公民應該享有的自由權利，包括“人民有保有財産及營業之自由”、“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居住遷徙之自由”、“書信秘密”、“信教之自由”等等。這些規定表明民主革命的先驅們力圖帶領中國攀上人類文明已有的高度。但是，它也留下了一些大漏洞：
1912年3月11日臨時參議院通過幷公布了《臨時約法》，第二天，從英國學習法律歸來的章士釗立即撰文揭露它沒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問題。“《約法》 曰：‘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則如之何？以此質之《約法》，《約法》不能答也。”他指出，這是許多成文憲法的共同缺陷，應該吸取英美法系的優長予于補救：“然人欲濫用其權，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維何？則無論何 時，有違法侵害人身之事件發生，無論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當之法廷呈請出廷狀（Writ of Habeas Corpus,現譯人身保護令）。法廷不得不諾，不諾，則與以相當之罰是也。出廷狀者乃法廷所發之命令狀，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內，率被害者出廷，陳述理由，幷受審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個人自由全受其庇蔭……茲制者，誠憲法之科律也，吾當亟采之。”[ 章士釗：<臨時約法與人民自由權>，《章士釗全集》第2卷第85、86頁，文匯出版社2000年上海。]儘管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 憲法草案和憲法都接納了這個批評意見，規定要建立人身保護令制度，但都沒有付諸實施。[ 1913年10月擬定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俗稱《天壇憲草》）第五條規定：“人民被羈押時，得依法律以保護狀請求法院，提至法庭審查其理由。 ”1923年10月10日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一字未改，保留了這個條文。1946年12月25日通過、1947年12月25日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 第八條則作了更加具體的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幷至遲于二十四小時內 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于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逮捕拘禁之機關，對于法院之提審，不得拒絕或延遲。”（《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第552、1105頁。）]
與此同時，章士釗還指出，《臨時約法》的有些規定爲行政侵犯司法獨立留下了隱患。《臨時約法》第10條規定：“人民對于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爲，有陳訴于平政院之權。”章士釗揭露，所謂平政院屬于行政裁判系統。“平政院者，即行政裁判所之別詞也。凡有平政院之國，出廷狀之效力必不大，何也？人民與行政官有交涉者，乃不能托庇于普通法廷也……使行政權侵入司法權，則約法所予吾人之自由者，殆所謂猫口之鼠之自由矣。”[ 章士釗：<臨時約法與人民自由權>，《章士釗全集》第2卷第86~87頁。]因此，他堅决主張删除這一條。
此外，這些文件無一例外都附上一條尾巴：“本章所載人民之權利，有認爲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依法律限制之。”[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第156～157頁。]歷史已經證明，它爲專制統治者制定惡法肆意“依法”剝奪公民的自由大開方便之門。20世紀中國社會精英的認識遠遠沒有達到18世紀美國建國領袖們的思想高度。在1791年12月15日批准生效的美國憲法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于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剝奪人民言論或出版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的權利。”[《世界人權總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成都版第285頁。]正是依仗努力保障公民自由的制度平臺，美國不斷揭露和克服自身的弱點，演變成爲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
（二）它沒有建立徹底的三權分立和互相制約的制度。
失去制約和監督的權力必然走向腐敗和專橫。《臨時約法》設計的三權分立制度的嚴重缺陷是參議院（國會）的權力沒有受到必要的制約。
它規定：“參議院對于國務員（總理和各部總長），認爲違法或失職時得以總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决，彈劾之。”但是，如果行政系統嚴重不滿立法系統的作爲，却沒有救濟的手段。與多數現代國家的憲法不同，總統沒有解散國會的權力，沒有辦法把矛盾訴諸國民作最後的裁决。
當時的實際情况是以袁世凱爲代表的行政權非常强大，而國民黨控制的國會則處心積慮冀圖推行內閣制，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兩强相遇，如何良性互動？如果制度設計合理，有可能壓制雙方過大的欲望，在衝撞中謀求妥協；即使妥協無望，也可以在既定的軌道中重組內閣或解散國會，保持政府正常運作。可是，《臨時約法》設計的制度漏洞導致雙方都走向極端：袁世凱乾脆摧毀國會，成立御用的參政院，復辟帝制；國民黨控制下的那些國會議員除少數潔身自愛者外，則紛紛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政壇中翻雲覆雨，公開或暗中謀取私利，最後以5000大洋一票的價格出賣靈魂，賄選曹錕爲大總統！兩敗俱傷，雙方都留下千古駡名。
“初生之物，其形必醜。”任何國家的民主憲政都不可能一開始就十全十美；不斷補漏、增强才會走上康莊大道。應該肯定，民初民主憲政有過良好的徵兆，必然失敗論流于表面，沒有深刻揭示內在的複雜關係。
辛亥革命後成立的臨時參議會就有不俗的表現。除了上面談及的以外，還有幾個事例：
1. 實事求是，承認現實，平穩過渡。
與許多國家的民主革命不同，辛亥革命不但沒有出現駭人聽聞的對王公貴族和其他特權階層的屠殺，反而承認現實，繼續保持原有待遇。1912年2月6日參議 院通過决議，規定“清帝遜位後其歲用四百萬元由中華民國給付”，“其原有私産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其宗朝（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妥慎保護”。同時規定滿蒙回藏各旗“王公世爵概仍其舊”，“王公中有生計過艱者，民國得設法代籌生計”，“先籌八旗生計，于未籌定前，八旗兵弁俸餉仍舊支取 ”。[ 《參議院議事錄•參議院議决案彙編》庶政案第2、1頁。]
對清代法律則采取稍加修改，全盤繼承的方針。根據孫文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前的提議，參議院通過决議：“所有前清時規定之《法院編制法》、《商律》、《違警律》及宣統三年頒布之《新刑律》、《刑事民事訴訟律》（草案），幷先後頒布之《禁烟條例》、《國籍條例》等，除與民主國體抵觸之處應行廢止外，其餘均准暫時適用。惟《民律》草案前清幷未宣布，無從援用。嗣後凡關民事案件，仍照前清現行律中規定各條辦理。”[ 《參議院議事錄•參議院議决案彙編》法制案第119頁。]
總覽當時情况，在革命外衣下，改良的氣味十分明顯。
2.否决行政系統的違法建議。
孫文號稱創國元勛，後來更被國民黨尊爲“國父”，但在民國元年（1912）擔任臨時大總統期間在參議院碰了兩次釘子。
除了上面已經談及的孫大總統將法制局所擬的《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案》咨送參議院，被參議院退回外；另一次是急于找錢的臨時政府爲取得貸款，滿足日本人覬覦已久的圖謀，强迫逃亡到日本的盛宣懷將漢冶萍公司的部分股權轉讓給日本人。當孫文將這筆貸款案咨請參議院批准時，它通過决議：“僉以漢冶萍煤鐵公司與日 人合辦，喪權違法。前由本院兩次質問，政府派員答復，毫無理由之可言。此事既未交本院議决，無論股東會能否通過，本院决不承認。”[ 《參議院議事錄•參議院議决案彙編》否决案第4頁。]孫文的算盤落空了。
儘管開局良好，民國憲政進程還是中斷了！個中原因安在？
有好些學者認爲當時經濟發展水平低下、仍然是農業經濟時代是中國民主憲政失敗的主要原因。不過，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確立了憲政制度，那時離産業革命 肇始之日還有50年以上；通常認爲産業革命完成于19世紀三四十年代，更是150年以後的事了。美國憲法頒布于1787年，當時也是一個農業國家，兩百多 年來其憲政却一直運行無礙，日趨完善。中國就生産力水平來說，與近代早期的英美差別不是太大；而經過鴉片戰爭以來60年創巨痛深的折騰，從1901年開 始，朝野上下對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已經基本一致；作爲有悠久商業傳統的國家，經濟領域也不乏契約精神。毋庸諱言，一個尚未現代化的幅員遼闊的大國，地 區差別是十分懸殊的，但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帶和長江兩岸恰好又是新型民間社會組織（最有代表性的是各種商會）的發源地和政治家的搖籃。
當時的迫切任務是爲人的解放和經濟發展尋求政治保障，經濟發展的障礙不在經濟本身；民主憲政受挫的答案必須在經濟領域以外去尋求。
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情緒壓倒了公民權利訴求
近代世界任何一次大革命或重大政治事件都會留下一些震古鑠今的文件。從1215年英格蘭的《大憲章》到《權利法案》、美國《獨立宣言》、《人權法案》到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都標志著文明的進展。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它留下的文字不可謂不多，但作爲歷史文件去審讀，傳遞給後人的是什麽信息呢？
武昌起義後的第三天，以都督黎元洪的名義，向海內外發布了《布告全國電》等十個電文。其中包含“永久建立共和政體”、實行“國民主義”，“查舊日滿清流毒之由，在于政體專制太甚，民氣不揚，以致利無由興，弊無自除。亟應將全鄂地方改爲共和政體”等字句；但這些字眼寥寥可數，一閃而過，不是文告的主體。連篇累牘的是光復漢族江山的呼喊：
“今日是我漢人脫離地獄更生之秋，滿奴惡孽貫盈之日矣。”
“願我族協力同心，複黃帝衣冠之舊，執戈起義，啓中華禮教之源。”
“拯同胞于水火，複大漢之山河。”
“中國亡于滿洲已二百六十餘年，我國民而有愛國心者，必當撲滅滿清，以恢復祖國。”
“深恨胡虜，非我族類”。
“……殄滅滿族，以雪乃祖乃宗之耻辱，誅戮漢奸，以登億萬生靈于衽席。”[ 曹亞伯：<武昌起義>，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五册第136~153頁。]
值得注意的是，這不是一時一地的現象。
起義各省的文告，內容驚人的一致，基調都是民族主義，而且貫穿其中的是爲漢族報仇雪耻的滿漢對立或者華夷有別的觀念。請以思想觀念最爲開放的江蘇（包括它管轄下的上海）爲例：
上海《軍政府布告》：“滿政府者，乃馬賊之遺孽，凡我漢族同胞必當仇視者也，……共討滿賊，報我漢族之仇，共建共和民國”。
江蘇都督府的大旗上寫的是“中華民國軍政府江蘇都督府興漢安民”。[ 郭孝成：<江蘇光復紀事>，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七册第3、6頁。]
而在全國性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有關文告上，打下的也是狹隘民族主義烙印。孫文以臨時大總統名義發表的文告中，“滿人竊位”、“逆胡猾夏，盜據神州”、“异族專制”、不要“爲异族效命”、“重睹漢儀”等字句比比皆是[ 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八册第16~20頁。]。
一個有趣的插曲是1912年2月15日（臘月28），南京臨時政府諸公得悉清帝頒布《退位詔》的第三天，在軍務、外交、財政等難題堆積如山的狀况下，居然不惜辛勞，爬上紫金山去祭奠朱元璋，大拍其馬屁：“蓋中夏見制于邊境小夷者數矣，其驅除光復之勛，未有能及太祖之偉邵【碩】者也。”幷且不倫不類地把辛亥革命與朱皇帝捆綁起來：清帝“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實維我高皇帝光復大義，有以牖啓後人，成茲鴻業。”“非我太祖在天之靈，何以及此。”[《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1982年北京版第95～96頁。]把接續漢族統治的傳統視爲一件大事，根本沒有想到朱元璋殘忍的專制統治與民主革命是格格不入的！
這不是偶然的失誤，不少學者已經一再指出：清末那些以推翻大清帝國爲職志的革命派，指導思想頗爲龐雜，最爲統一和突出的則是推翻异族統治，重建漢族政權。同盟會把“驅除韃虜”作爲綱領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這個意思。
應該肯定，辛亥革命過程中，對民族關係的處理是比較穩妥的，除了個別省份（如浙江）有些小衝突外，滿、漢及其他民族和平合作，實現了政權交替。就以浙江來說，雙方在兩個條件下停止了衝突：一是旗兵繳出槍械、彈藥。二是“旗兵向以兵餉爲生，現已改編民籍，一是斷不能使之失所，暫仍照舊發給餉項”，可謂合情合理。[ 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七册第135~136頁。]廣東省更是在各族、各界和各團體代表參加的會議上，由漢滿兩族代表共同主持會議，選出新政府負責官員和决定當前的重大措施，實現了政權和平轉移。在全國範圍內，“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口號也傳遍四方。
行動與語言呈現巨大反差。這既體現了各地紳商的穩健，也反映了漢族華夷之辨的觀念根深蒂固，那些革命者的視域太窄，沒有把推進民主憲政作爲行動的主要推動力。
以孫文來說，辛亥革命前夕仍大呼“滿漢之不容”，康梁是“漢奸”；曾國藩、左宗棠等人“不明春秋大義”；把華夷之辨作爲“大倡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礎！[ 《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第60、70頁。]《民報》的基調和同梁啓超的《新民從報》的基本分歧之一是把滿族人視爲外國人。用朱執信的話來說是：“夫滿洲人之非我國人也，吾輩已熟論之。”[ 懸解（朱執信）：<心理的國家主義>，《民報》第二十一號第2頁，中華書局2006年北京影印版。]而這一論點的始作俑者是孫文。早在1897年他就公開聲明：“帝位和清朝的一切高級文武職位，都是外國人占據著的。”[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8頁，中華書局1981年北京版。]
民族主義情緒彌漫的直接後果是這次革命沒有把公民自由權利擺到應有的位置；而啓蒙運動的根本訴求恰恰是人的覺醒和公民權利保障。在各國民主革命的文獻中這是非常罕見的現象。
1912年1月1日，孫文宣誓就職，當天發表了兩個宣言：《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和《通告海陸軍將士文》；這是當時最重要的文告。前者在“盡掃專制之遺毒，確定共和”的名義下，宣布“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治之統一”和“財政之統一”等五個統一“爲政務之方針”，却隻字不談 公民的自由權利！後者則絮叨：“吾海陸軍將士皆深明乎民族、民種之大義”，“而吾皇漢民族之精神，且發揚流衍于無極”！直到1月5日發表的《對外宣言書》，才想到用對現代文明普世價值的認同去解釋這次革命的合法性：“天賦自由，縈想已夙”；“吾人鑒于天賦人權之萬難放弃，神聖義務之不容不盡，是用訴之 武力，冀脫吾人及世世子孫于萬重羈軛。”[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8頁。]
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壓倒了民主、自由的訴求。民族主義是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階梯。但是，中國是多民族國家；辛亥革命後，社會精英審時度勢，把漢族的民族主義訴求迅速轉化爲“五族共和”的國家主義。對一個被侵略的衰弱國家說來，這是受到廣泛歡迎的轉變。可是，這個轉變帶來新的隱憂：它是自由、民主、法治的憲政國家，還是在共和外衣掩蓋下的專制國家？有沒有杰出的政治家有足够的智慧集結力量，在實踐中糾正文本的缺陷，引領中國走出困境，實現自由憲政？
濃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加知識準備不足帶來的缺陷
“人是思想的囚徒”。社會變革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維變革的深度和廣度。上述文件的缺陷無非是當時革命黨達到的思想高度自然流露。這怪不得幕僚，孫文自己就欣然認同，幷以自己的名義發表。也不能以時間匆促來推諉：這些文件都不長，孫文是12月29日當選的，1912年元旦晚上11時才舉行就職典禮，有整整三天可以斟酌；而從《鄂州臨時約法草案》到《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則歷時四個月。
與其抱怨時間不够，毋寧從理論準備不足中去尋找原因。熱衷于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黨人對政治體制的研究不但趕不上立憲派，甚至還不如大清帝國的憲政編查館。經過1905年12月～06年1月、1907年9月兩次派出大臣出洋考查政治和憲政，駐外使館收集和上報資料，專人翻譯以及延請日本等國法學專家講學，清政府收集了頗爲完備的憲政資料。
革命黨人主導了辛亥革命後的憲法文件的制定，但知識儲備和所負責任的落差非常巨大。以這些文件的主要執筆人宋教仁來說，他對各國憲法的認知，靠的是 1904年12月到日本後，翻譯《日本憲法》、《英國制度要覽》、《憲法講義》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官制和政治制度概要。不過，閱讀這些文獻和書籍，幷不表明 他對憲政有堅定的信念和足够的知識。他在1907年1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餘閱報，見大阪《每日新聞》有俄國<杜>爾斯兌《與支那人書》 一篇，大約勸支那人不可學歐洲人之武裝及代議政治，當以中國古昔之所謂‘道’，即天之律、神之法爲基礎，而行‘道’之政治，營‘道’之生活云云。其言亦有 至理。張溥泉遂議欲譯登《民報》，餘亦贊之”。[ 《宋教仁集》中華書局1981年北京版第706頁。]現代政治學的知識不足，必然導致政治制度選擇上的搖擺。在革命党人中，宋教仁的憲政知識已屬出類拔 萃，其他人更等而下之；留下隱患的地方或全國的憲法文件一一順利通過就毫不奇怪了。與此同時，各地、各階層彌漫民族主義情緒，一系列失誤由此産生。
革命派知識準備不足和濃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最確鑿的證據體現在它的綱領之中。
興中會、同盟會先後宣布過自己的綱領。1894年11月、1895年2月相繼發表的由孫文執筆的檀香山和香港《興中會章程》規定：“是會之設，專爲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聯絡四方賢才志士，切實講求當今富國强兵之學，化民成俗之經”，[ 孫文：<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宣言>、<香港興中會宣言>，《辛亥革命》（一）第85、87頁。]它突出了國家，反映了救亡圖存的緊迫，但把公民自由權利置諸腦後了！這樣的國家觀，無疑落後于現代文明發展的水平。
1906年5月6日通過的《中國同盟會總章》規定“本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宗旨。”這十六字綱領，前八個字完全在滿漢矛盾上做 文章，認識水平遠遠低于立憲維新派。後面八個字又如何？他們的機關報《民報》創刊伊始，就把所謂“平均地權”歸結爲“土地國有”[ 《民報•本社簡章》，《民報》第一號，第161頁。]，顯然是理想主義者的不切實際的構想。而在同年秋冬間由孫文、黃興、章太炎等共同制定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對“建立民國”的解釋是：“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爲國民皆平等以有（另一版本：而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公民公舉 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爲者，天下共擊之！”[《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7頁。]在國體問題上，在中國歷史上首次以建立民主國家爲政治組織的綱領，這是值得慶幸的進步。可是，對公民個人自由依然被忽視。
這不是偶然的失誤，而是一代民主革命領袖的認識誤區。同盟會是以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三大革命組織爲基礎聯合各方力量組成的。而這三大革命組織的領袖政治思想的缺失都非常明顯。
興中會的主要領袖孫文畢生提倡所謂國家和党的自由、反對個人自由，這是衆所周知的。在被侵略的國家，以所謂集體（國家、黨及其它）的自由取代個人自由， 帶有爲集體獻身的崇高、悲壯的色彩，是頗有迷惑性的主張。其實只要追問一下：誰是集體的代表？集體利益如何確定？離開個人自由，這些代表和利益能正常産生和界定嗎？不難發現不管主觀意圖如何，從客觀效果看，這些說詞最終都會演變爲掩飾獨裁專制體制的辯護詞。孫文有位生死不渝、交往非常密切的日本友人宮崎寅藏，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孫先生的態度有這種味道：‘其他的中國人都不行，只有我一個人行，我是中國的救星，服從我者請來。’連對于始終奮鬥到底的李烈鈞，他也是如此，所以引起李的反感。”[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年北京版第849～850頁。]與孫文的言行相對照，這個論斷可謂一針見血、入木三分！
1904年2月25日成立的華興會的口號是“驅除韃虜，復興中華”。會長黃興是反對獨裁專制、支持民主的。但是，1912年11月，他和孫文一樣，宣揚：“今民族民權幸達目的”；[ 黃興：<在安源煤礦公司及各團體歡迎會上的演說>，《近代史資料》總64號第5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北京版。]把政權轉移到漢人手中和國號的改變視爲民族、民權兩大目標的實現，表明他對民主憲政的認識是非常膚淺的。陳天華是華興會的創始人之一。他不惜以身殉國，冀圖喚醒沉睡中的祖國。但他也一再說：“自由者，總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吾儕求總體之自由者也，非求個人之自由也。以個體之自由解共和，毫厘而千里也。共和者亦 爲多數人計，而不得不限制少數人之自由。”[ 《陳天華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3、208頁。]
至于光復會會長章太炎，長期把持《民報》筆政，作爲個性鮮明的思想家，他對議會制和有關的思想都是拒絕的。他認爲：對中國說來“則立憲無益，而盛唐專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 章太炎：<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第374頁，中華書局1977年北京版。]
與此同時，這些革命家們眼中的民主主要是選舉（“公舉”）和開會議事要“舍少從多”。這些當然是非常重要的程序；但對民主的豐富內涵和必要的條件，如沒 有言論自由和法治就沒有真正的民主，服從多數與保護少數的關係等等，這些年輕的革命者是缺乏認識的。這些認識的缺失給後來的實踐帶來嚴重的後果。
自由、民主理論和相關的制度畢竟是舶來品。在悠久的宗法專制文化氛圍浸淫下，外來文化很容易被固有傳統吞噬。那些口口聲聲民主、共和的革命黨人掉入專制泥淖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已見端倪。
例如，民國元年（1912）2月14日，臨時參議會討論孫文提出的臨時政府必須繼續留在南京的議案，有議員反對，提議臨時政府地點須在北京。據當時在總 統府秘書處工作的吳玉章回憶，“用記名投票法表决，28票中有20票主北京，5票主南京……”（按：據《參議院議事錄》，當時‘用投票表决法以對于八票之 二十票多數可决’贊同設在北京；第二天才‘公議用記名投票法表决’，决定‘臨時政府設于南京’；吳玉章的回憶有誤。）15日總統府依法咨請再議，臨時政府 陸軍總長黃興對吳玉章說：“過了12點如果還沒有把决議改正過來，我就派兵來。”而據胡漢民的記載，黃興連咨請再議也嫌麻煩，乾脆說：“政府决不爲此委曲 之手續，議院自動的翻案，盡于今日，否則吾將以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員去。”[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年北京版第659~660頁。]儘管矛盾及時依法化解，言辭沒有化爲行動，但革命党領袖和政府部長視參議 院爲無物的專橫跋扈的心態已表露無遺。這既是不懂民主政治常識的表現，也是專制文化不易清除的佐證。
利益衝動更使問題複雜化。
南京臨時政府采用總統制。臨時參議會規劃未來政制，制定《臨時約法》，原本打算沿用總統制，後來却改變主意决定實行內閣制。原因無他，革命黨人對即將接 任總統的袁世凱不放心，冀圖通過內閣制把實際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上。《臨時約法草案》是1912年2月7日開始列入議程的，2月9日下午審議時“主席請贊成 增設責任內閣者起立表决，多數可决。”[ 《參議院議事錄•參議院議决案彙編》議事錄第32頁。]這個第一手的文獻證明，儘管後來沒有采用“責任內閣”這個詞，但把有關內容寫入《臨時約法》確實是 臨時動議“增設”的。
政治既要堅持原則，又要在各種力量的博弈中從實際出發，作出必要的妥協。當時革命勢力所以允諾把行政權力轉移到袁世凱手上，是力量對比懸殊、財政困難無 法解决的狀况下無可奈何的選擇。[ 參閱拙作：《近代中國論衡•孫文在辛亥革命後第一個十年的迷誤》。]他們冀圖把右手交出去的東西用左手收回來，是對形勢缺乏清醒認識的决策。通過選舉實現 權力和平轉移，這是民主制度的常規。但既然歷史選擇了袁世凱，就要把著眼點放在建立健全的三權分立架構，使權力互相制衡的制度正常運行，把中國推向民主憲 政的正常軌道，圖謀國家長治久安，而不是設法立即把權力轉移到革命黨人手上。不幸，孫文和支配臨時參議會的其他人都沒有這樣的眼光；他們急于通過第一次選舉，就把自己變爲執政黨。
這些政治胸懷和認識的缺失在真正的政治危機突然降臨之際更加表露無遺。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的實際領導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遇刺，22日身亡。 當時國民黨已經在國會選舉中得到多數議席；而繳獲的凶手與國務總理趙秉鈞或其秘書洪述祖的來往信件證明，這是大權在握的袁世凱指使的政治暗殺。宋教仁的死 亡觸發了一場憲政危機。不過，上海司法當局已介入這一刑事案件，向國務總理趙秉鈞發出傳票。4月25日，江蘇都督程德全又公布了繳獲的44件有關證據，有 力地證明這次暗殺的直接指使者是國務總理趙秉鈞。如何處理這個突發事件？當時有兩種主張：多數民間團體和包括國民黨重要領袖在內的社會精英都認爲應該通過司法途徑解决。從當下看，這樣的選擇可以保持社會穩定，贏得民心，提高國民黨的威望。從長遠看，可以幫助全社會樹立法律至上的觀念，把包括憲政在內的紛爭納入司法，促進中國走上法治的軌道，從而爲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基礎。可是，不顧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不顧人心思定的大局和黨內許多重要領袖冷靜分析力量對比後的反對動武的意見，孫文一意孤行，悍然下令舉兵進行“二次革命”。一個多月後，全部武裝反抗被剿滅；民衆的同情大逆轉，本來備受尊崇的政黨，被目爲 “暴民專制”組織。中國的法治進程遭到沉重的打擊。
一代啓蒙大師梁啓超也被國家主義引入歧途
在當時的政治家當中，梁啓超是對憲政理論領會較深的人。可是，一涉及實際政治運作，他立即陷入冀圖建構威權體制的泥淖。看看他是怎樣和袁世凱溝通的吧。
1912年2月23日，梁啓超給身爲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寫信，規劃未來的政治藍圖。基本傾向是力圖在中國建構兩黨制的政治架構，體現了清醒的現代政治意識。他說：“舊革命派自今以往，當分爲二，其純屬感情用事者，殆始終不能與我公合作……但此派人之性質，只宜于破壞，不宜于建設……政府所以對待彼輩者， 不可威壓之，威壓之則反激，而其焰必大張；……惟有利用健全之大黨，使爲公正之黨爭，彼自歸于劣敗，不足爲梗也。健全之大黨，則必求之于舊立憲黨，與舊革 命黨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
但是，在同一封信中，他又坦言：“既以共和爲政體，則非有多數輿論之擁護，不能成爲有力之政治家……善爲政者，必暗中爲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僕， 夫是以能有成。今日之中國，非參用開明專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齊嚴肅之治。……然在共和國非居服從輿論之名，不能舉開明專制之實”。[ 丁文江 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7頁。]
民國初年，三大政治勢力在博弈。以孫文爲代表的革命派；梁啓超爲首的原立憲派；以袁世凱爲中心的北洋派軍政大員。
實權掌握在袁世凱和他的追隨者手中，這些人不是反對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頑固派，而是清末新政的支持者，甚至是重要支柱。但是，這些人追求的是富國强 兵，是發展經濟以及作爲經濟發展必要條件的辦新式教育，改革舊的司法體系和法律，甚至一定程度上理解實行憲政的必要。可是，同革命派的領導人一樣，他們大 體把民主、憲政理解爲决策程序，不但不瞭解憲政的核心是保護公民的個人自由，而且在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下，深入骨髓的專制統治習慣隨時流露。其上焉者以爲民做主心態君臨天下，往往在辦一些富國利民的好事的同時，說不定什麽時候重大决策失誤，造成難以彌補的大灾難。下焉者則口誦民主共和，實則爲一己私利橫行無忌。怎樣把這些良莠不齊的實權派逼入民主共和軌道？這是關係共和國命運的關鍵。
梁啓超早在1906年清廷下令預備立憲之際，已經察覺必須和可能與袁世凱合作推進新政，顯示了不計前嫌的政治家胸懷。辛亥革命後，雙方都表達了合作的願 望。作爲與革命派有別的政治力量，他們的聯合無可厚非；恰當運作，有助于推動最有利于民主發展的兩党制的建立和健全。可是，梁啓超看到了化解激進思潮的迫切，却忽視了牽制和監督袁世凱及其追隨者。梁啓超後來組成的進步党成了依附袁世凱的參政黨，甚至在袁世凱摧毀國會後仍亦步亦趨，參加了取代國會的御用機構“政治會議”和“參政院”。這樣的參政党成了專制統治者的附庸。大清帝國被推翻帶來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的環境，梁啓超沒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環境，既無力阻擋激進思潮的蔓延，更沒有密切監督袁世凱的施政。直到復辟帝制的醜劇鬧得不可開交，他才挺身而出與袁世凱决裂。就個人而言，他仍然不失爲反復辟運動的旗 手；而就整個國家來說，未能阻擋這幕醜劇上演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這些行動體現了梁啓超政治思想的弱點。清末新政期間，已經顯露他的政治思想的一個奇怪的組合：既把憲政視爲中國發展的唯一選擇，又力倡開明專制，認爲它 是走向憲政必經的過渡階段。他和袁世凱等開明官僚，站在同一思想底綫上。這不僅是梁啓超個人的失誤，而且是20世紀中國政治幼稚病的重要表徵。
梁啓超以善變著稱，其思想又是駁雜的，但在一個時段中，脉絡還是清晰的。
從1905年開始，他把提倡憲政放在突出位置。與清廷把憲政擺上議事日程相呼應，他組織中國第一個以推行憲政爲職志的政治團體——政聞社。他起草的《社約》所定宗旨的核心就是：“確定立憲政治，使國人皆有參與國政之權。”[ 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51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儘管它成立不到一年（1907年10月17日至1908年8月13日）就被清政府查禁了，但它提出非常值得關注的四條綱領：
“一曰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
“二曰厘定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
“三曰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權限。”
四是“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 <政聞社宣言書>，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四）第111~11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6月重印版。]
這個綱領擺脫了當時流行的富國强兵論者就事論事的局限，突出地把制度變革作爲中國救亡圖存的康莊大道，特別是把人權的保障放在中心位置上。
它明確規定：“國家之目的，一方面謀自身之發達，一方面謀國中人民之安寧幸福，而人民之安寧幸福，又爲國家發達之源泉，故首最當注意焉。人民公權私權， 有一見摧抑，則民日以瘁，而國亦隨之。然欲保人民權利，罔俾侵犯，則其一、須有完備之法律規定焉以爲保障。其二、須有獨立之裁判官廳，得守法而無所瞻徇。 ”[ <政聞社宣言書>，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四）第112頁。]這是20世紀中國第一個由政黨發布的人權保障宣言，後來正反兩方面的曆 史經驗都證明，這些論斷一語中的，揭示了20世紀中國盛衰的關鍵。
他還直接與當朝大員合作，配合和幫助清政府的預備立憲。1905年“秋冬間先生爲若輩（端方等清帝國大臣）代草考察憲政，奏請立憲，幷赦免黨人，請定國 是一類的奏摺，逾二十余萬言。”2006年8月清廷派出到國外考察憲政的五大臣遞交的《考察各國憲政報告》等文件，就是梁啓超起草的。[ 丁文江 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364頁。]保皇會及其出版物也相應作了調整。
但是，與此同時，梁啓超也不遺餘力鼓吹中國必須實行“開明專制”。憲政與開明專制是水火不相容的兩個極端。梁啓超爲什麽會將兩者同時端出來呢？在他看 來，“中國今日尚未能行君主立憲制”，更不用說民主立憲了。理由有兩條：“（甲）人民程度未及格”；“（乙）施政機關未整備。”[ <開明專制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77、81頁，中華書局北京1989年影印版。]包括教育未普及，地方自治未實行，法律不完備， 司法不健全等等。可是，2004～2005年間的日俄戰爭，立憲的日本打敗老大的俄羅斯帝國，震撼了海內外輿論。久久未能擺脫貧弱困境的中國，士紳和城市 居民對憲政的嚮往，更難于遏止。在內外形勢脅迫下，梁啓超及其追隨者不能不調整策略，參與立憲運動；但是，他們認爲實現憲政需要一個實行開明專制的過渡 期。在梁啓超看來，除美國等少數國家外，開明專制階段都是無可避免的。
應該指出，開明專制論不僅是梁啓超等維新派人士的認識，激進如陳天華，也持此說。他在留給湖南留學生的絕命書中寫道：“當今之弊，在于廢弛，不在于專 制。欲救中國，惟有開明專制。”[ 《陳天華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3頁。]這封信寫于1905年12月7日，比梁啓超發表《開明專制論》（1906年1月25~3月25日） 還要早一些。也許有人以爲，這是個別人士的極端觀點；實際情况幷非如此。爲了與改良派劃清界限，革命派領導人誠然沒有忘記把民主、共和等字眼挂在嘴邊。但 是，他們往往以先知先覺自居，逐步形成以軍政、訓政、憲政命名的革命三階段論，所謂訓政就是開明專制的別名。
爲什麽互相對立的兩個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的思想會在這裏交集？竊以爲雙方有共同的認識誤區：
首先是對自由的誤解。對于自由，梁啓超在1900年前後曾有非常精闢的論述。他在反駁其師康有爲否定自由的觀點時指出：“自由之界說，有最要者一語，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是矣。……要之，言自由者無他，不過使之得全其爲人之資格而已。質而論之，即不受三綱之壓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縛而已。”他接著駁斥所謂民智未開不能實行民主和自由會導致混亂的糊塗思想說：“夫不興民權民智烏可開哉。……故今日而知民智之爲急，則舍自由無他道矣。”“又自由與服從兩者相反而相成，凡真自由未有不服從者。……但使有絲毫不服從法律，則必侵人自由，蓋法律者，除保護人自由權之外，無他掌也。”[ <給南海先生書>（1900年4月1日），《梁啓超年譜長編》236、238頁。]這些話在19世紀下半葉以降的西方是常識，在發展滯後的中國却至今仍被目爲啓蒙者的語言，不時還被一些人視爲异端邪說，成爲思想圍剿的目標。翻檢20世紀中國思想史，包括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在內的一代又一代的先驅，不得不爲宣揚這些常識殫精竭慮甚至付出沉重的代價。
不幸的是，梁啓超沒有將這些正確觀點堅持到底。轉折發生在1903年。他斷言：“深察祖國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資格而無國民資格。……故我中國今日所最 缺點而最急需者，在有機之統一與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與此同時，他認爲，19世紀末開始，“物質文明發達之既極，地球上數十民族，短兵相接，于是帝國主義大起……乃至于最愛自由之美國，亦不得不驟改其方針，集權中央，擴張政府權力之範圍，以競于外，而他國更何論焉！”[ <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69、89頁。]20世紀初葉開始，同盟會和保皇黨人异口同聲說：國家利益和國 民素質低下决定中國人必須放弃個人自由！而離開個人自由的所謂國家、民族的自由不過是獨裁專制的別名。國家主義蒙住了啓蒙先驅的眼睛，兩個流派的領袖們的 思想在這裏匯合了。他們的分歧停留在方法層面，在國家、民族、集體這座迷宮面前，都忙著頂禮膜拜，而忘記離開人的解放，離開公民權利的保障，不但國家失去根基，人們夢寐以求的民富國强的目標也會化爲鏡花水月。要理解這個基本道理，必須對文藝復興以降的思想文化有較深切的瞭解。不幸，20世紀初的中國思想家們很少人能達到這個高度。這是20世紀中國兵連禍結的重要思想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梁啓超是以西方經驗作爲開明專制論的根據的。他認爲法國“革命之後，殆如無政府然。故再經拿破侖之十年開明專制，裁抑而鍛煉之，而憲法乃漸確立也。”普魯士“行開明專制最久”，到德國統一後，“鐵血宰相之政治，名爲立憲，實變相之開明專制耳。”而東方後起的强國“日本自明治元年至明治二十 二年，皆開明專制時代也。”[ <開明專制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39～40頁。]從歷史經驗看，梁啓超推崇的這些東西方國家的所謂“開明專制”都沒有成爲過渡到憲政的橋梁。他們走上憲政軌道還要付出非常巨大的代價（德日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真正實行憲政）。 但是，梁啓超的這些論斷却體現了他的政治思想的變遷：從盧梭轉向伯倫知理(J.K.Bluntschli,1808—1881)，國家主義壓倒了自由、民主的訴求。
袁世凱的作爲與中西文化
袁世凱也有自己的打算。作爲清末新政主要支柱之一的袁世凱對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异常積極。接任臨時大總統後，他任用張謇、周學熙等主管經濟、財政，皆一時之選，爲完善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平衡預算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在政治領域，他却是一個目光短淺的庸人和勤勉的專制主義者。
辛亥革命後，期望他成爲“中國的華盛頓”的呼聲非常强烈。但他一連毀掉三次機會，走上帝制自爲的不歸路。
第一，沒有充分利用國民黨的合作願望。
當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他面臨在議會中占有多數席位的革命黨的制肘。現代政治是在不同政治勢力相互制衡和妥協中運行的，不能籠統把制肘看作壞事；何况他的主要競爭對手——國民黨當時有强烈的合作願望。1912年8月24—9月16日孫文與袁世凱在北京會談十三次。1912年9月25日，《政府公報》民 國元年第149號公布了這些會談的主要成果之一：袁世凱、孫文、黃興、黎元洪《協商訂定內政大綱八條》：“一、立國取統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惡之真公 道，以正民俗。三、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才。四、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五、提倡資助國民實業，先著手于 農 、林、工、商。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斟酌各省情形 ，兼埰地方分權主義。七、迅速整理財政。八、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爲承認之根本。”[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第733頁。]這八條追求的是國家的統一和富强，沒有顯示民主共和制度的特點。如果把它放在清帝國最後10年的新政時期， 朝廷和包括袁世凱在內的中央和地方大臣也會欣然接受。妥善運籌，適當分權，袁世凱有可能與國民黨、進步黨合作，維持政權穩定，推動民主制度逐步走上正軌。 可是，他所要的國務總理不過是“伴食宰相”，幾任總理，稍不如意，即予撤換；當國民黨當權的政黨內閣有可能成爲現實之際，不惜用黑道手段消滅政敵，終于釀成巨大的政治風波，成爲他覆沒的開端。
第二，蕩平“二次革命”後，沒有讓國會繼續運作。
“二次革命”失敗後，多數國民黨籍議員繼續參與國會活動，不願與袁世凱决裂；國會仍在繼續運作，完成了選舉正式大總統和草擬憲法兩件大事。如果袁世凱有 足够的智慧和度量，接納梁啓超的建議，不要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剝奪國民黨籍議員的議席，使國會不致因不足法定人數而無法繼續運作，中國的民主政治仍會有一 綫生機，袁世凱也有望善終。不幸，他一意孤行，喪失了一次救贖的機會。
第三，國會被迫關門後，沒有善待咨詢機構。
爲了裝飾門面，他指定一些人組成御用的咨詢機構——參政會。假如他真的虛心求教，吸取這些參政員的內政、外交智慧，政局仍有可能在“開明專制”或威權統 治下運行，出現拿破侖式的專制統治若干時日。不幸，他白日做夢，念念不忘黃袍加身，參政會成了復辟帝制的群魔亂舞的場地，終于把他送進了墳墓。
作爲大清帝國的重臣，他當然渾身浸透了傳統專制文化的毒液。但是，某些西方文化也是他倒行逆施的思想資源。
1913年10月16日，袁世凱向衆議院提出增修約法案。他的草案要求把“制定官制官規”、“任免文武職員”、“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的大權都付諸總 統，幷且“于國會閉會時，得制定與法律同效力之教令”和“得以教令爲臨時財政處分”。歸納起來，這些要求被接納，從內政到外交，他都可以爲所欲爲。爲此， 他援引美國、法國、葡萄牙、德意志等國的制度爲根據，沒有半句涉及中國傳統。其實，他或是割裂西方現代文化，或是以政治制度尚未現代化的國家爲榜樣，實質 是延續中國歷代皇朝由皇上獨攬大權的制度。[ 《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第467~468頁。]1914年他召開的約法會議制定的《中華民國約法》滿足了他的這些專制要求，唯獨不見開明。
民初憲政挫敗說明什麽？
民初憲政歷程表明，用中西文化衝突的簡單模式，已經無法解釋複雜的社會現象。
19世紀中國啓蒙的主角是西方傳教士；包括康梁在內的中國知識精英都是他們的學生。進入20世紀，隨著國門大開，留學生涌入東瀛，本土知識精英主宰了思 想文化陣地。他們分裂爲不同的流派，但無論哪一派大體上對東西文化都有所瞭解。于是，即使是開明專制論乃至復辟帝制、實行赤裸裸的專制統治，有關人士不但 從本國傳統尋找資源，也力求從西方流行理論中尋找根據。
上述情况表明，進入20世紀以後，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焦點不是國別或地區文化，而主要是維護專制的觀點與追求個人自由的思想之間的衝突。換句話說，面對公民權利的覺醒，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籠罩下的專制文化突顯，成爲中國社會前進的主要思想障礙。作爲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專制、等級和服從。因此，濫觴于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新文化表現出强烈的反對傳統核心價值的姿態（但不是全盤反傳統），這是情境使然。與此同時，西方的專制或偏激文化，也先後涌入中國，與傳統專制思想匯合，成爲中國人實現自己的公民權利從而爲國家繁榮奠立堅實基礎的主要障礙。
中國人所以無能阻擋這些思想文化逆流，說到底是對文藝復興以降的現代文明的思想成果缺乏深切的瞭解和普及。一百多年的中國新文化運動累撲累起，無非是中 國現代化進程受挫的側影。目前反啓蒙的聲音甚囂塵上，實質是對歷史進程的誤解。加深對現代文明普適性的核心價值的認識，堅持不懈用各種方式做好普及工作， 仍然是中國人無法回避的歷史任務。
2007年8月30日星期四
原載《經濟觀察報》2007年10月22日45~46版
“天下無賊”？（袁偉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712a301007x55.html
“天下無賊”？
袁偉時
人是奇怪的動物。喜歡比較似乎是它的奇特德性之一。第四次來到美國快一個月了，住在斯坦福大學所在的Palo Alto。這裏離三藩市不遠，是矽谷的一個部分，據說五萬居民中很多是科技精英。不過，我對矽谷興趣不大，身心都被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室珍藏的《蔣 介石日記》吸引住了，天天追隨朝陽上班（據說，這裏一年有300天陽光燦爛），踏著夜色歸來。踽踽獨行中想得最多的是這裏與廣州和中山大學有哪些不同。
在廣州，看慣了滿街滿巷的警察和保安，以及噪音震耳、威風凜凜的摩托巡警，在這裏的一個强烈印象是除了在機場，迄今沒有看見一個警察！極少高樓大厦，市中 心幾座十層左右的樓房，有如鶴立鶏群，門口靜悄悄，也沒有保安！至于居民的住宅多數沒有圍墻，臨街不少是玻璃大窗，沒有窗枝，更沒有鐵籠子一樣的防盜網！ 在美國，這是非常普通的景象，但住慣了廣州，反差太大，就有點震撼了。
美國的商業區和住宅區是分開的。在住宅區，舉目是草地、花叢，每家每戶的建築各有特色、個性鮮明，但都綠蔭圍繞，有幾棵甚至十幾棵參天大樹爲伴。進入十一 月，夏令時取消，時鐘撥慢了一個小時，五點多天就黑了。歸程中，各家各戶燈火通明而空無一人的書房或起居室與窗外的綠色世界融爲一體；周圍是那麽安靜，不時有小車一馳而過，也是靜悄悄的，有時幾個街區碰不到一個行人；如此靜謐和安詳，讓我這個异國旅人最大的衝動是想舉起照相機把這醉人美景拍下來！
早上七點多背著書包去斯坦福，行人極少，一路上見得最多的是翹著大尾巴的小松鼠。這些小精靈突然躥出來，又迅速溜走，等你掏出相機，已經無影無踪！它們生活在人們的房前屋後，生活在校園的各個角落，仿佛活著就是爲了給這個世界增添勃勃生氣，而不求人們的一絲一粟。這又是美國非常普通的景象。十多年前第一次到波士頓，在街頭廣場小憩，小松鼠在周圍肆意跑跳，費了我不少膠捲。
令我吃驚的是這些自由自在的小傢伙不過是此地與人爲伴的野生動物群體中的小弟弟。有一天到斯坦福大學的研究生家屬宿舍區去，有三個與猫差不多大但體態特別的東西跑過，鑽進下水道中去了。住在這裏的嘉猷說：這是狸猫；有時還有白鶴飛來呢。想不到第一次看見聞名已久的狸猫是在美國的學生宿舍旁邊。昨天，汽車駛過斯坦福教學區和它的農場中間的高速路上，居然看見一個畫著梅花鹿的指示牌醒目地竪在路旁。嘉猷說，這裏常有梅花鹿走過，提醒駕車者不要撞傷它們。正在這裏念PHD的源遠補充說：去年（2006）夏天，大學發通知，說有美洲獅進了斯坦福校園，叫大家小心！當我把這些情况告訴住在洛杉磯的一位親友的時候，她說：“在加州，很多地方都有梅花鹿。”接著她告訴我，她的女兒、女婿在Berkeley的房子後院林木茂密，前兩年一頭梅花鹿選上這個地方産下兩頭小鹿， 母子在那裏住了半年左右，把草和樹葉幾乎吃光了；與人和平共處，互不侵犯！她去看望女兒、女婿的時候，多次見過那三頭梅花鹿。多年前在溫哥華聽原來在華南 理工大學工作的劉國屏教授說過，她早上出來散步，常有梅花鹿也在湖邊走動，互不干擾，各得其樂。我還以爲那是加拿大這個人口特別稀少的大國特有的風景綫， 想不到在加州竟然也有大小動物自由栖息的樂園。其實不止加州，美國很多地方的野生動物都得到良好的保護。我打電話給在東部某州大學執教的小兒談起有關情况，他認爲我少見多怪。他說美國很多地方都有野生梅花鹿，他認識一位朋友的農場占地一百二十英畝（720多畝），樹木多，就有很多梅花鹿出沒。
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少，地多，經濟富裕，文化高，才有如斯境界。以斯坦福大學來說吧，一萬五千學生，只有中山大學三分之一左右，但當年鐵路大王斯坦福老頭弄來一塊32平方公里的土地，比澳門還要大得多！中山大學四個校區加起來是6.3平方公里，在國內算是很大了，但與斯坦福大學相比却瞠乎其後了。于是， 有足够的地方建設學生宿舍和教授住宅，有孩子的研究生可以向學校租住一廳兩房或三房的宿舍，租金比外面大約低一半！宿舍後面還有一個比足球場還要大的大草地，上面有兒童游樂設施，可以讓孩子們在那裏撒野！
一片“天下無賊”的樣子！不過，天下還是有賊。剛到Palo Alto那個周末，楊小凱的高足張居衍教授開車一個多小時來看我，除了教我使用各種電器外，就提醒“不要帶太多現金在身上！”這倒也是。前紐約市長朱利安 尼名望很高，不就是因爲他大刀闊斧改善了紐約的治安狀况嗎？一位1967年就在這裏買了房子的老住戶說：直到70年代乃至80年代初，Palo Alto一些地區，還是吸毒者、小偷和各種犯罪分子出沒的地方，經常麇集大批警察，後來經濟發展了，這些現象才逐步消失。另一著名大學Berkeley加州大學附近的治安也是十幾年來逐漸改善的。貧困和管理不善是滋生罪犯的溫床；從根救起，病菌總會逐步剝落。
再看看斯坦福大學校園中，每隔幾百米就竪立著一條高高的四面寫著911三個白色大字的藍色報警柱，只要一按紅色按鈕，不論是火警、醫療救助還是其他警情， 就會有人迅速趕到，那時就會看見警察了。它提醒人們天下幷不太平。不過，校園以外却沒有看見這樣的報警柱。不是校外無賊；大學獨立自治，校內的警務自己管理，非經同意校外警察無權進入，所以標志也特別一些。我好奇地問過幾位朋友，把911定爲報警電話，是不是2001年911以後改的？答案是本來就是這個 號碼，沒有改動。恐怖分子特意挑選這一天製造蔑視生命、摧毀財富的慘劇，不但是向美國人民挑戰，也是向人類的價值觀念挑戰。不戰勝他們，全世界都不得安寧！
話得說回來，人口不多，確實是發展的有利條件。真有點妒忌美國佬，上帝偏心眼，太照顧他們了！不過，回頭一想，比美國地廣人稀的國家還有幾個，他們的情况 似乎幷不十分如意。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以後，人家就沒有內戰了，安定加上制度建構比較合理，國民的手脚沒有被綁住，隨便說，放手幹，經過50年奮鬥， 經濟就在世界上獨占鰲頭了；再經過長期爬糞、揭黑，法治和自由牢牢生根，一個超級大國終于屹立世界。心潮澎湃，忽發遐想：破除早已過時的清規戒律，鬆綁， 解放，批評，監督，讓自由和憲政落到實處，文革結束後50年，中國也會出現一派富而有序自由開放的氣象吧？
2007年11月18日星期日于美國加州Palo Alto
刊登于《南方周末》2008年1月17日寫作版
“天下無賊”？
袁偉時
人是奇怪的動物。喜歡比較似乎是它的奇特德性之一。第四次來到美國快一個月了，住在斯坦福大學所在的Palo Alto。這裏離三藩市不遠，是矽谷的一個部分，據說五萬居民中很多是科技精英。不過，我對矽谷興趣不大，身心都被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室珍藏的《蔣 介石日記》吸引住了，天天追隨朝陽上班（據說，這裏一年有300天陽光燦爛），踏著夜色歸來。踽踽獨行中想得最多的是這裏與廣州和中山大學有哪些不同。
在廣州，看慣了滿街滿巷的警察和保安，以及噪音震耳、威風凜凜的摩托巡警，在這裏的一個强烈印象是除了在機場，迄今沒有看見一個警察！極少高樓大厦，市中 心幾座十層左右的樓房，有如鶴立鶏群，門口靜悄悄，也沒有保安！至于居民的住宅多數沒有圍墻，臨街不少是玻璃大窗，沒有窗枝，更沒有鐵籠子一樣的防盜網！ 在美國，這是非常普通的景象，但住慣了廣州，反差太大，就有點震撼了。
美國的商業區和住宅區是分開的。在住宅區，舉目是草地、花叢，每家每戶的建築各有特色、個性鮮明，但都綠蔭圍繞，有幾棵甚至十幾棵參天大樹爲伴。進入十一 月，夏令時取消，時鐘撥慢了一個小時，五點多天就黑了。歸程中，各家各戶燈火通明而空無一人的書房或起居室與窗外的綠色世界融爲一體；周圍是那麽安靜，不時有小車一馳而過，也是靜悄悄的，有時幾個街區碰不到一個行人；如此靜謐和安詳，讓我這個异國旅人最大的衝動是想舉起照相機把這醉人美景拍下來！
早上七點多背著書包去斯坦福，行人極少，一路上見得最多的是翹著大尾巴的小松鼠。這些小精靈突然躥出來，又迅速溜走，等你掏出相機，已經無影無踪！它們生活在人們的房前屋後，生活在校園的各個角落，仿佛活著就是爲了給這個世界增添勃勃生氣，而不求人們的一絲一粟。這又是美國非常普通的景象。十多年前第一次到波士頓，在街頭廣場小憩，小松鼠在周圍肆意跑跳，費了我不少膠捲。
令我吃驚的是這些自由自在的小傢伙不過是此地與人爲伴的野生動物群體中的小弟弟。有一天到斯坦福大學的研究生家屬宿舍區去，有三個與猫差不多大但體態特別的東西跑過，鑽進下水道中去了。住在這裏的嘉猷說：這是狸猫；有時還有白鶴飛來呢。想不到第一次看見聞名已久的狸猫是在美國的學生宿舍旁邊。昨天，汽車駛過斯坦福教學區和它的農場中間的高速路上，居然看見一個畫著梅花鹿的指示牌醒目地竪在路旁。嘉猷說，這裏常有梅花鹿走過，提醒駕車者不要撞傷它們。正在這裏念PHD的源遠補充說：去年（2006）夏天，大學發通知，說有美洲獅進了斯坦福校園，叫大家小心！當我把這些情况告訴住在洛杉磯的一位親友的時候，她說：“在加州，很多地方都有梅花鹿。”接著她告訴我，她的女兒、女婿在Berkeley的房子後院林木茂密，前兩年一頭梅花鹿選上這個地方産下兩頭小鹿， 母子在那裏住了半年左右，把草和樹葉幾乎吃光了；與人和平共處，互不侵犯！她去看望女兒、女婿的時候，多次見過那三頭梅花鹿。多年前在溫哥華聽原來在華南 理工大學工作的劉國屏教授說過，她早上出來散步，常有梅花鹿也在湖邊走動，互不干擾，各得其樂。我還以爲那是加拿大這個人口特別稀少的大國特有的風景綫， 想不到在加州竟然也有大小動物自由栖息的樂園。其實不止加州，美國很多地方的野生動物都得到良好的保護。我打電話給在東部某州大學執教的小兒談起有關情况，他認爲我少見多怪。他說美國很多地方都有野生梅花鹿，他認識一位朋友的農場占地一百二十英畝（720多畝），樹木多，就有很多梅花鹿出沒。
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少，地多，經濟富裕，文化高，才有如斯境界。以斯坦福大學來說吧，一萬五千學生，只有中山大學三分之一左右，但當年鐵路大王斯坦福老頭弄來一塊32平方公里的土地，比澳門還要大得多！中山大學四個校區加起來是6.3平方公里，在國內算是很大了，但與斯坦福大學相比却瞠乎其後了。于是， 有足够的地方建設學生宿舍和教授住宅，有孩子的研究生可以向學校租住一廳兩房或三房的宿舍，租金比外面大約低一半！宿舍後面還有一個比足球場還要大的大草地，上面有兒童游樂設施，可以讓孩子們在那裏撒野！
一片“天下無賊”的樣子！不過，天下還是有賊。剛到Palo Alto那個周末，楊小凱的高足張居衍教授開車一個多小時來看我，除了教我使用各種電器外，就提醒“不要帶太多現金在身上！”這倒也是。前紐約市長朱利安 尼名望很高，不就是因爲他大刀闊斧改善了紐約的治安狀况嗎？一位1967年就在這裏買了房子的老住戶說：直到70年代乃至80年代初，Palo Alto一些地區，還是吸毒者、小偷和各種犯罪分子出沒的地方，經常麇集大批警察，後來經濟發展了，這些現象才逐步消失。另一著名大學Berkeley加州大學附近的治安也是十幾年來逐漸改善的。貧困和管理不善是滋生罪犯的溫床；從根救起，病菌總會逐步剝落。
再看看斯坦福大學校園中，每隔幾百米就竪立著一條高高的四面寫著911三個白色大字的藍色報警柱，只要一按紅色按鈕，不論是火警、醫療救助還是其他警情， 就會有人迅速趕到，那時就會看見警察了。它提醒人們天下幷不太平。不過，校園以外却沒有看見這樣的報警柱。不是校外無賊；大學獨立自治，校內的警務自己管理，非經同意校外警察無權進入，所以標志也特別一些。我好奇地問過幾位朋友，把911定爲報警電話，是不是2001年911以後改的？答案是本來就是這個 號碼，沒有改動。恐怖分子特意挑選這一天製造蔑視生命、摧毀財富的慘劇，不但是向美國人民挑戰，也是向人類的價值觀念挑戰。不戰勝他們，全世界都不得安寧！
話得說回來，人口不多，確實是發展的有利條件。真有點妒忌美國佬，上帝偏心眼，太照顧他們了！不過，回頭一想，比美國地廣人稀的國家還有幾個，他們的情况 似乎幷不十分如意。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以後，人家就沒有內戰了，安定加上制度建構比較合理，國民的手脚沒有被綁住，隨便說，放手幹，經過50年奮鬥， 經濟就在世界上獨占鰲頭了；再經過長期爬糞、揭黑，法治和自由牢牢生根，一個超級大國終于屹立世界。心潮澎湃，忽發遐想：破除早已過時的清規戒律，鬆綁， 解放，批評，監督，讓自由和憲政落到實處，文革結束後50年，中國也會出現一派富而有序自由開放的氣象吧？
2007年11月18日星期日于美國加州Palo Al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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