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兩地書——傅斯年、短信門（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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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骨于田橫之島”
——傅斯年與臺灣大學

傅國涌

[傅斯年（１８９６－１９５０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歷史學家。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求學期間恰逢新文化運動的浪潮高漲，他和羅家倫等同學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雜志，幷在《新青年》發表許多文章，名動一時。1919年5月4日， 他是北京學生游行總指揮。同年留學英國，在倫敦大學學習歷史、數學和實驗心理學，後到德國柏林大學學習哲學和歷史。回國後，先後擔任中山大學教授、代理文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西南聯大校務委員、代理北京學校長等，他主持安陽的考古發掘爲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古代中國和中國文化研究都具有里程碑意義。1949年1月起任臺灣大學校長。抗戰期間，他出任國民參政員，以炮轟炙手可熱的權勢豪門孔祥熙、宋子文，被譽爲“傅大炮”。]

1948年的最後一天，南京長江邊上，大江滾滾而去，傅斯年和胡適兩人一邊喝酒，一邊背誦著陶淵明的《擬古》詩第九首：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
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複何悔！

兩人禁不住潸然泪下。傅斯年和胡適的泪爲何而灑？我曾寫過一篇小文。屈萬里回憶，他曾聽說那時傅斯年身上經常帶著安眠藥，預備緊急關頭可以“隨時吞藥自殺”[1]，我覺得這是因爲他身體不好，夜難成寐，幷不是爲自殺而準備安眠藥。此時，前方戰場攻守之勢已易，國民黨政權已搖搖欲墜，蔣心中遷台之意早就萌生了。此前12月22日，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爲臺灣大學校長，實際上這個决定11月就已作出。當月，由他主持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也遷到了臺灣楊梅鎮。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臺灣大學校長，台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請他寫幾個字，他信筆寫下“歸骨于田橫之島”的短幅相贈，其中彌滿了凄愴之感，更想不到是竟一語成讖。屈萬里曾建議將這七個字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上。

假如沒有傅斯年，臺灣大學在那樣動蕩的時局中，想要在短時間中迅速崛起、發揚光大，奠定一個現代大學的基礎，確是難以想像的。

一

臺灣大學最初是日本殖民地時代建立的，所以台大將1945年光復之日算是校慶之期。到傅斯年接手時才迎來了第四次校慶。他之所以能把台大辦成孤島上的北大，這不僅取决于他的幹才，取决于他大刀闊斧的勇氣與銳氣，更主要是他的辦學理念，他完全繼承了北大的傳統，純粹爲辦大學而辦大學，在相當程度了保持了大學的獨立性和學術的尊嚴，比如拒絕三民主義進學校等。

臺灣大學的校門特別小，如同童話中積木搭的，如不是親眼所見，很難想像。

4月20日，傅斯年上任未久，就在《臺灣大學校刊》發表的《國立臺灣大學三十七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校長報告》中明確提出：“第一流的大學，不能徒然是一個教育機關，必須有他的重要學術貢獻，但是，也沒有一個第一流的大學，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他提議通過一年半時間，改進各種通習科目，“務使來校的學生，一進大門來，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們的普通課，教課之需要實習者，得到充分的實習機會，有富于教本參考書的閱覽室可用，有優良的助教改他們的卷子，國文和外國文的程度，一年之內頓然改觀。”[2] 同時他也表示，“不是我要把一個大學辦成一個專是教書的大學。一個專是教書的大學，不會把書教得很好，因爲學術水準低，自然不會把書教得深入淺出。所以在進行本校的教育建設上，也應該時時不忘學術的標準。”他說這些都是“卑之無甚高論”，“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會動蕩之下，不特‘高調’無從談起，即此‘低調’，若努力擔負起來，也是極其吃力的。……究竟大局與環境能允許我們做到幾成，總在未知之數”，但以他那種“雖千萬人，吾往亦”的精神力量，他只會一步一個脚印地往前做去。[3]

什麽是大學？近代意義上的大學在傅斯年心中是很清晰的，他說：“大學是個教授集團，不是一個衙門，照大學法，校長雖然權力甚大，然我爲學校之前途計，决不能有極權主義的作風。”[4]他深知，“一個大學必須大家要辦好，才能辦好，便可以辦的好，决不是校長要辦好的。我所謂大家這包括全校教職員、學生、工友在內。”[5]

當然，“大學的主體當然在教授，爲教育、爲學術的研究，這都是當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預太多了，流弊極大，可以弄到學術研究根本難得進行。”[6]所 以他原則上贊許大學的講座制度，認爲要保障教授的獨立性，教學的自由，如果大學教授與中學教員一樣，大學便不成其爲大學。五四時代，他在北大度過了人生中重要的六年，趕上了蔡元培主政的時光，風雲際會，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雜志，發表了大量鼓動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終于和師長陳獨秀、胡適他們一同造成時勢，開創了新時代，蔡元培先生“兼容幷包，思想自由”的觀念，以及“教授治校，學生自治”這 一套制度已經植根于他的生命深處。在他短暫的55年人生中，從進入北大讀書開始，幾乎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大學。他曾先後出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在受命擔任臺灣大學校長之前，他做過西南聯大校務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對辦大學幷不是個生手。他有著讓胡適佩服得不得了的行政能力，同爲“五四”時期北大學生領袖的羅家倫和他開玩笑說，蔡元培、胡適是北大的功臣，而他們是功狗。如今走進台大校園，還能找到被稱爲傅園的傅斯年墓。有學者說：“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雖非創校校長，但在常規及制度之設立上，恐無人能出其右。” [7]

他是“五四”之子，三十年來他的作爲表明他是當年五四理想最好的捍衛者，三十年後，當他在亂哄哄的孤島上受命主持小小的臺灣大學時，他心中的模本就是三十年前的北大，教授享有學術自由、教學自由，這是不言而喻的，作爲校長，他就是要保障教授的這些自由。所以他才會驕傲地對人說：“總之，台大仍是民主國家之自由傳統，與大陸情形不同，既未統制思想，亦無親美宣傳(對大陸之親蘇不同)，亦無‘大課’（大課是毛澤東主義）”。[8]

他認爲“大學的任務，本來是三項：一是教育的，二是學術研究的，三是事業建設的，三者有不可分性。”[9]有相輔相成的關係，“大學是學術機關，它的教育的作用，是從學術的立點出發，不是掉轉過來；它的學術的作用是從教育的立點出發。換句話說，大學是以學術爲中心，而用這中心發揮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爲中心，而從這中心發揮學術的力量。”[10]“我不是把教育看作第二義，教育當然是人生第一義，但是大學的教育，是從學術的立點出發的，所以大學的教育，與中學的教育不同，幷與職業教育不同，而且與專科學校的教育不同，而且應該與號稱大學或獨立學院的教育而以職業爲目的者不同。”[11]

他强烈反對把大學當作培養工具的搖籃，堅决擯弃大學的工具主義。抬頭看看今天籠罩在工具主義之下的大學，想想傅斯年當年身體力行的理想，不禁讓人黯然神傷。

同時，他倡導簡樸的學風。9月28日是他到台大的第二個學期，發布了這樣一個布告：

“本校學風，素稱儉樸，然亦偶有有錢人之子弟，習爲奢侈者。茲在學年開學之始，特行告知諸生，如有嬌養成性，習尚浮華者，務請不入本校之門；既入本校之 門，即須改行自新，須知國家辦此大學，費錢甚多，經費皆民脂民膏，豈容此輩濫竽其內，浪費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後如見有習尚浮華，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糾正， 或開除學籍。”[12]

對有錢人子弟，以台大爲跳板，一有機會就要出洋，他也深有警惕，認爲這是浪費教育資源，退學固然不能禁止，但在發給證件上學校可以有自己的規矩。10月12日發布的布告就是專門防止有錢人子弟“任意來去”的。[13]

什麽是大學精神？這是他耿耿于心，始終不曾忘懷的。“大學也必須有大學的樣子，包括精神與形式”，[14]“發揮大學精神”、“促進學術空氣”是他辦臺灣大學期間首先考慮的。他一直想寫一本闡述大學精神、他對大學見解的專書，因爲事務繁忙，終究沒有寫成。但在各種零散的演講、文章、書信、布告等文字中，我們可以大致上看出他的基本觀點。

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慶時，他發表演講說不許把大學作爲任何學術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問辦大學是爲什麽？我要說：辦大學爲的是學術，爲的是青年，爲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它的自尊性。這中間是專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學作爲人擠人的工具。”[15]“臺灣省既然回到祖國的懷抱，則臺灣大學應該以尋求真理爲目的，以人類尊嚴爲人格，以擴充知識、利用天然、增厚民生爲工作的目標。”[16]

在最根本的意義上說，大學精神就是傅斯年說的“專求真理”（或“尋求真理”）這四個字，這是第一位的，其餘的都是次要的。這和竺可楨當年爲浙江大學確立的“求是”校訓，和哈佛大學的校訓也都是相一致的。本著這一理想，傅斯年呼籲學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煉，一個社會品行好的人多，社會就會健全，反之就很危險。“這一個時代，真是邪說橫流的時代，各種宣傳每每以騙人爲目的，在宣傳者不過是想用宣傳達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個人養成說瞎話的習慣，可就不得了。人與人之間，因爲說瞎話不能放心，團體與團體之間，因爲說瞎話不能番木瓜心，社會上這個風氣厲害了，社會就不上軌道。”在大學裏這一觀念尤其重要，他倡導“知識的誠實”，如果沒有這樣的精神，學問不能進步，發明更談不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學問一切的根本，也是組織社會、組織國家一切的根本。”[17]

第二是力學，“在這個苦難的時候能有這樣一個環境，已經算很有福氣了！這個遭遇，這個環境，是萬萬不可辜負的。……這些年來，大學裏最壞的風氣，是把拿到大學畢業證書當作第一件重要的上上，其實在大學裏得到學問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證書乃是很次要的事。”重要是的是“由學術的培養達到人格的培養”，“須知人格不是一個空的名詞，乃是一個積累的東西。積累人格，需要學問和思想的成分很多。”[18]

第三是愛國，他認爲這是一種本能，是對民族文化、歷史的一種認同感。

第四是愛人，“愛國有時不够，還須愛人。愛國有時失于空洞，雖然幷不一定如此。至于愛人，却是步步著實，天天可行的。……克服自私心，克服自己的利害心， 便可走上愛人的大路。只要立志走上這個人道的大陸，無論一個人的資質怎麽樣，每人都有作到釋迦牟尼或耶蘇基督或林肯或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機會，至少分到他們的精神。”[19]

“這樣才可以使我們的大學成爲宇宙間的一個有意義的分子”。[20]

二

爲維護大學精神，傅斯年是一往無前，毫不退縮地站在前面，當時的臺灣風雨飄搖，一切都沒有上軌道，社會情緒激越，學生左傾嚴重，校園裏扭秧歌、撒傳單時有發生，一方面他篳路藍縷，致力于營造大學的學術氛圍。

另一方面還要抵擋來自政治的風浪，以及社會上的各種攻擊，他恪守的一條底綫就是大學的獨立與尊嚴。

據陳雪屏回憶當時他的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擔憂，“但他一方面心憂大局，同時銳志要把台大建設成一個够世界水準的學府，殫精竭慮，竟無一刻的輕鬆。”[21]勞累過度成爲他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

4月6日，傅斯年接到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的公文，指控14名學生“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等，要將他們拘捕，幷進校抓人。據包天笑日記，這一天臺北宣布戒嚴，“有幾處熱鬧區域，均斷絕交通”，一時風聲鶴唳， 人心惶惶。第二天，警備司令部的名單上又擴大到23人之多，對此，身爲大學校長的傅斯年無可奈何，爲了保護學生，他當時的態度很明確。4月7日，台大行政會議上作出由校長本人向國民黨當局接洽的决定（當時省主席爲陳誠），提出四點要求：

一、凡載在名單內之被捕學生，迅即移送法院審訊；二、凡不在名單內而被捕之學生，即予釋放；三、以後如不發生新事件，絕不再行拘捕學生；四、准許學校派人探視被捕學生。[22]
傅斯年不斷地要求當局“依法處理”，也就是從法律途徑上努力，他內心的痛苦旁人是無法體會的。當時國民黨殘餘政權尚未遷台，對學生的思想鉗制幷沒有像後來那樣嚴密，白色恐怖還沒有正式揭開帷幕，島上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學生運動也和大陸一樣此起彼伏，校園裏跳起了秧歌舞，有學生還專門寫下《爲什麽扭秧歌》的文章，一派天真爛漫。傅斯年却深知其中的險惡，他也曾協助國民黨當局將一千多名左傾學生遣返大陸，功過是非，後人自可評說。有人說他的“可愛之處”是，他與國民黨保持著良好的關係，經常向蔣介石要經費，上一次草山（後改名陽明山）必滿載而歸。所以他曾開玩笑說：“胡適比我偉大，但我比胡適能幹。”但他幷不跟著國民黨當局鉗制學生的思想，無論在怎樣的情况下，他始終都堅持校園內必須有自由的學風。“當時有位學生受累坐牢，即賴傅斯年營救得以伸冤。中研院史語所還保留了這位學生感謝傅斯年救命之恩的一封信。其他被捕學生有的說：‘當時傅斯年自北大帶來的自由學風，就算有特務進了校園，也起不了作用。’”[23]

自由學風，無論到時候都會令人嚮往。當年的台大學子都相信那是他們的校長從老北大帶來的，有兩個例子可以證明這種學風的可貴。一是傅斯年做校長那一年入學的台大學生可以不讀三民主義，也不要升旗，在此之前和傅斯年謝世、錢思亮繼任後，這都是不可想像的，算得上是空前絕後。二是台大政治系教授薩孟武一直放言無忌，批評國民黨的法統，播灑民主法治的種子，很多外系的學生都去他的課堂旁聽，影響越出了校園外，連他的口頭禪“因此他之故”也名聞遐邇，成了大家的口頭禪，對一代青年産生了深遠的影響。薩孟武的言論自然讓國民黨當局頭疼不已，因爲有傅斯年在，他就可以在台大繼續教下去，不用改變什麽，一旦傅斯年不在了，國民黨的黨團勢力滲入台大，也就一切都變了。

傅斯年挺身保護學生的故事，在台大更是一直傳爲美談。難怪在他身後很多年，有人這樣說，讀書人應該有一種骨氣，“這種骨氣，已不能在傅斯年以後的歷任台大校長身上找到了。”[24]

傅斯年和亦師亦友的胡適一貫主張表達意見要署真名實姓，表示負責任，因爲我們要爭取的不是匿名的自由，1949年5月初，在台大校園裏出現了匿名的油印傳單，以極醜的詞句攻擊訓導主任，他發出布告，“須知匿名之事，即不負責任之表示；而醜言攻擊，實非大學教育所能容。”“總之匿名傳單，惡詞攻擊之風氣，與良好之學校風習决不相容”。[25]

5月20日，他發布布告，臺灣已宣布戒嚴，即進入戰時狀態，要學生注意：所有壁報必須由登記團體蓋章才可張貼，其中文字如發生事故，由登記人負責。不得舉行非學術性、游藝性、交際性的集會，即使是這類集會事先也要經訓導處許可。但當國民黨當局變本加厲地踐踏大學獨立、學術自由的制度，肆意逮捕師生時，他終于忍無可忍，挺身而出，不准軍警隨意入校捕人。國民黨政府下令實行聯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純正”被判罪，其他人都要連坐。面對這樣極端反動摧殘思想和學術自由的制度，傅斯年憤慨地對國民黨當局聲明，台大師生由他一人擔保，發生問題，他負全部責任；從而迫使這個反動制度在台大無法推行。

他在國民黨統治下致力于維護大學獨立的原則，可以說已經竭盡所能。早在1932年，面對國民黨在大學推行黨化教育或所謂三民主義教育，他就尖銳地指出：“ 教育如無相當的獨立，是辦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國家，當無過于普魯士……當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專橫，免一個大學校長的職，竟是大難……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規，行政官是不能率然變更的。”[26]

7月11日，葉青在《民族報》發表公開信，攻擊傅斯年主持下的台大“優待共産黨”，一是台大教授李齊[雨]野突然離開，未經系主任、院長同意，只是留信一封，說是請假，傳聞先到香港，後到大陸。另一副教授張則是辦好了請假手續，送家眷去廣州，校方仍發薪水。二是法學院院長薩孟武“參共親共”、“臺灣大學中有些院長和系主任還是共党分子或親共分子，他們把持院系，排拒异己，正是把他們底院系變成共産黨細菌的溫床”。

面對這些不顧事實、羅織的大帽子。7月14日，傅斯年挺身而出在同一報紙發表《傅斯年校長的聲明》，一一予以駁斥，幷斷然表示“學校不兼警察任務”、“但是我不兼辦警察，更不兼辦特工”，這一聲明義正詞嚴，55年後依然有著金石般的迴響，這是他對大學精神的捍衛。他與葉青的衝突主要就是因爲如此，葉青信中一句話露出了馬脚，“對于從共區逃出來的學者專家，應該儘量羅致”。傅斯年讀出了其弦外之音，但他說：“我請教員，當然要依據標準，依據專業之精神，尤其是因臺灣大學各院系之需要而定，我若把臺灣大學作爲‘招賢納士’之處，那真對不起國家了。招賢納士與辦學不能合爲一事，國家要如此，可以另設機關，學校若如此，必糟無疑。”他最後表示：“反共須有反共的立場，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階級而把事情辦壞了的，我不能引爲同志，我的‘反共反蘇’的徽號，本是共産黨送我的，我也受之無愧，我因爲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産黨的方法反對共産黨，因爲若先向共産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只有替共産黨擴張勢力耳。”[27]

在7月20日發表的《兩件有關臺灣大學的事》中，他繼續說：“我不能一面辦大學，一面‘招賢納士’。‘招賢納士’在國家有其必要，若是一個人去辦，徒是培植自己的勢力耳。這是我所絕對不取的。一個大學，兼辦‘招賢納士’，必致弄得不成樣子，所以這半年以來，我對于請教授，大有來者拒之，不來者寤寐求之之勢，這是我爲忠于職守應盡的責任，凡資格相合，而爲台大目前所需要者，則教育部長之介紹信與自我之介紹信同等效力；如其不然，同等無效。”[28]

葉青又在《民族報》上發表了一個聲明。使得傅斯年于20日再次發表聲明反駁：“我與共産黨之不能相容，因爲我根本看不起共産黨那一套作風（即方法）。反對共産黨可以反對其目的，也可以反對其方法，蘇共在列寧時代與斯太林時代，方法愈演愈凶，目的又截然大變。大體上我幷不反對列寧之目的而反對其方法，因爲他的目的還有不少人道主義，而其方法則是馬嘉維利主義。至于斯太林，則目的全是帝國主義，而其方法則是越變越利害的馬嘉維利主義。自由主義的方法，絕不能毫無憑據，指人爲共産黨亦絕不能不重視在法律內的學術自由。”[29]

如他後來給遠在法國的李書華信中所說：“弟到此辦此一大學，真正上當，大概說來：（1）辦一新大學容易，改革一個舊大學難。（2）弟在北大任內，多是老朋友，吵架固多，辦事也有甚愉快處，此地是‘接受別人雜牌隊伍’。（3）基于政治情形，此地請人大不易也。簡直請誰誰不來。”比如他請竺可楨、陳寅恪等都沒有成功。[30]這封信寫于1950年10月18日，其中一段被全集删節了，他重申“總之，台大仍是民主國家之自由傳統，與大陸情形不同，既未統制思想， 亦無親美宣傳(對大陸之親蘇不同)，亦無‘大課’（大課是毛澤東主義）”[31]

當然，小到新生入學、蓋學生宿舍、學校醫院、接濟大陸來台學生的“救濟金”、解决困難學生“申請工讀”等問題，作爲校長，傅斯年也無時不牽挂在心。在他手裏，臺灣大學成爲第一流的大學，不是偶然的。在他逝世前不久，他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談到臺灣大學時寫道：“這一年半大學有驚人的進步……學校在一切環境下。尚能維持其應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大學的自由傳統）。雖然不是沒有麻煩。”[32]在孤島當時的朝不保夕的大環境下，這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難怪有人這樣評價：“傅斯年先生長台大兩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學術獨立和尊嚴，擴大了研究空氣……許多不學無術的黨棍子，想混進台大，許多翻雲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兩年來明槍暗箭，栽贓誣陷，就地打滾，集無耻之大成的各種手段，都對傅先生施用過，而傅先生英勇堅定，絕不爲所動，貫徹自己的主張，且與這些醜惡勢力對壘作戰。” [33]與那些巴結專制統治者唯恐不及的學術官僚相比，真有雲泥之別。


平靜的北大，32630只手機嗡嗡響起

來自: 譯言 發布時間:2009年05月22日
譯者：tnr206

來源：http://orientation.blog.hexun.com/33030956_h.html

紐約時報北京5月21日訊：4月30日，32630名同學的手機響起：在平靜的北大——中國的頂尖高等學府裏，校方通過短信警告，由于種種複雜情况，同學們要在“青年節”這段敏感時期尤爲“注意言行”。

或許沒有人會犯糊塗。設立青年節是爲了紀念1919年的學生運動——對“帝國主義侵略”以及國家妥協無能的抗議。70年後，歷史重演。

如果在今天，一個同學要組織抗議活動爭取“民主”？

“人們會認爲這是瘋了，”一名受訪的北大歷史專業同學說。“大家都清楚這個話題的‘界綫’。可以去想像，也許還可以探討廿年前的事件。但地球人都知道，做出石破天驚、影響公衆的舉措是不可能的。”

大多數學生似乎也接受現實。廿年來，當局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學生和教師應固守書齋、遠離街道。今天的學生把它描述成歷史開的一次小差，不可能梅開二度。

但更複雜的問題是，他們對“德先生”是否仍然感冒。

根據對北大師生乃至海內外專家的采訪，今天的學生的整體形象會是：不抗議，不主動——經濟情况也迥异，不似廿年前爲學運火上澆油的局面；對國家所取得的成就自豪、圍攏在党的周圍，但很少受意識形態驅使。

他們感到不安的是，當局的腐敗和言論控制。他們渴望學習西方，特別是美國。儘管當局試圖淡化歷史，有些該知道的都會被知道。受訪的8名北大學生中，七位都表示曾在宿舍成功下載、觀看了禁片《天安門》。

“有一個思維定勢認爲，學生對德先生不再感興趣。我不同意，”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程麗在接受采訪時說。“即使退一萬步講，他們也對黨有著複雜的看法、情結。”

北大經濟學院教授夏業良說，許多學生在理論上支持民主，但不希望冒險搭上自己的未來爲之“戰鬥”。大家開玩笑說，如果“民主運動”如火如荼高漲起來，那也不妨加入權當一試。夏教授認爲，“大部分學生對政治幷不感冒。他們會說，‘知道民主是一個好東西，但和我們有啥關係呢？’他們認爲找工作、出國等現實問題才是第一位的。”

連黨的喉舌《人民日報》都曾感嘆現在的校園“普遍缺乏理想主義”。“很多大學生顯然非常功利，”《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雜志本月在一次學生民調後擔憂地指出，“一切都基于‘是否是對我自個兒有好處’。”

事實上，今天的學生更不能接受折騰。據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鼎新2001年的一本相關著作，大學生們認爲，他們的未來，面對的是百分之二十八的通貨膨脹率、猖獗的腐敗和黯淡的就業前景，許多人在當局的經濟改革大浪中迷失方向。

今天，即使批評黨的統治的學生也會爲國家的巨大進步感到欣慰。“有時候我們不認同某些政策，”大四物理專業同學王永利說，“但另一方面，現在我們對我們的國家和政府感到自豪，因爲更多的人過上更好的日子。”

党注重這樣的形象建設，同時誓言“民主化治理”，力求借此化解對德先生的狂熱。

中國官方以“不符合國情”爲由反對西方“多党制民主”，同時認可党管之下的公共協商、公衆監管和民主選舉。當局承諾，隨著經濟不斷發展、社會更加穩定，國家將一步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一些中國問題專家指出，如果當前的經濟危機影響到他們的未來，學生的不滿可能會增長。現在，中國高校招生量是廿年前的九倍，畢業生們在優勢崗位上的競爭异常激烈。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報道，去年四個畢業生中就有一個面臨失業。

但廿年來，党的領導人已經認識到，他們忽視了這些年輕人是他們的潜在危險來源。政府現正努力减輕失業恐慌、增設培訓項目、鼓勵畢業生到農村地區工作。“如果你擔心的話，那麽我比你更擔心，”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去年12月對學生們說。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政治學教授謝淑麗說，當局擴招同時也不斷加强大學生的政治理論教育，大學生成爲黨的新生力量中增長最快的部分。2007年，百分之八强的大學生是黨員，相比之下，廿年前只有不到百分之一。在北大這樣的精英機構，比例還要高得多。

其中有些學生響應党的路綫——西方式的民主不適合中國。“我國人口衆多，教育問題更任重道遠，”北大生態學專業學生宋超說，“考慮到這一點，中國人需要適當被管。現在我國的第一要務是發展。”

也有人希望加快改革黨的步伐。“當然，如果能够成爲這樣的民主社會，我們也樂見這麽著，”另一名歷史專業有志好青年說。“但是手段不能過于激進，否則社會動蕩了怎麽辦？”

《人民論壇》的調查總結說，大多數學生爭取入黨，幷不是一個思想證明，而是找工作時的一張牌。在北京大學，許多學生說，（如果沒有翹課的話）都會在可笑的强制性政治課上小憩。一名大四同學說，“即使老師自己，也清楚自己講的內容都是垃圾。”

大多數學生不會實名公開這些看法，因爲當局控制，校園公開演講幾近不可能。有些教授說，當局或派一些學生到課堂上記錄任何不河蟹的講授內容幷上報。在本文的采訪中，大多數學生選擇匿名發表意見，爲了避免自己檔案中可能出現的不良記錄。

五年前，由于當局教育主管者稱其幷不總是反映“正確（河蟹）的觀點”，校方關閉了“一塌糊塗”BBS——一個擁有30萬注册用戶、充滿活力的信息樞紐。同學們說，他們在嚴格監管的新站北大未名上發表言論更須謹慎，因爲自己的身份很容易被獲知。

調查顯示，五分之四的大學生仍主要從重重監管下的中國媒體獲取新聞資訊。但是在這個數字時代——近7萬中國學生在美國留學，大約163,000名外國學生在中國大學讀書——隔離的墻壁千瘡百孔，很容易一枝紅杏翻出來。

一位大四同學對某些西方媒體的“執著”表示不悅：“他們總是問這些事兒，我們只是保持沉默，”她說。“這不是因爲我們不想談論，而是因爲我們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

“我覺得不知道我們自己的歷史是一種耻辱，”她說，“所以一去圖書館，我就讀這些不和諧——一切都是外國記者的叙述。”

對公開辯論的馬勒隔離甚至可以將政治上的爭論化作校園裏的八卦傳聞。兩位北大教授作爲去年12月的不河蟹文件的首批簽署者，...

此後，經濟學教授夏業良被迫辭去兩個研究機構的職務；另一名知名法學教授被下放到西部的一個不起眼的高校。但是，就像即將到來的周年紀念一樣，學生們幷不關心海外的沸沸揚揚的關于老鶴的“流放”/“流亡”消息。

一名支持賀教授的大學生在北大BBS上匿名寫道：“總有一天，老鶴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自由遷徙、展翅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