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和小科員（龍應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0cns4.html

孟子和小科員

龍應台

傲慢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正在籌劃一趟單車旅行，帶兩個孩子去走萊茵河岸。五天單騎，一天二十公里，大概可以沿河百里。正在研究地圖的時候，接到臺北馬英九市長的秘書來電，大意是說，因爲馬市長希望邀請龍教授回台出任臺北市首任文化局長，“請龍老師把履歷寄到臺北。”

我記得自己當時不假思索地答復：“要履歷？我又不跟你們求職，幹嘛要寄履歷給你們？需要認識我的話，去書店買我的書啊！”

沒幾天，接到馬市長自己的越洋電話。從電話的交談中，我知道，這個人，還真的讀過那些沒什麽意思的書了。

又過了幾個禮拜，接到市長貼身秘書的電話：市長將親自到法蘭克福來，晚上八點多到，“龍老師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談？”

我也記得自己當時三分玩笑、七分認真地答復：“只有‘王’來見‘士’，哪有‘士’去見‘王’的道理？歡迎市長來我家一談。”

于是市長風塵僕僕從臺北飛到羅馬，在羅馬密集而繁瑣的公務行程之後，隻身與秘書一人，擺脫了記者團，悄悄飛到法蘭克福機場，再從機場搭出租車，在德國的暗夜中尋找我離城二十裏路鄉下家。

是在進入了政府的公務系統之後，在長達近四年的公務生涯每天工作十六小時的高壓後，在受盡了政治的折磨和實務的歷練之後，回想到當初的“跨星際”接觸，我才認識到自己身上“知識分子的傲慢”是多麽的不食人間烟火，多麽的自視清高。

我不是個高傲的人；曾經有記者觀察到，在簽名售書的場合裏，當我坐著爲排隊的讀者簽名時，如果年長的讀者出現，我一定馬上從座位上站起來，爲他簽名。但是面對代表“權勢”的市長，却表現得如此傲慢，傲慢到不盡情理。于是在思索自己的思想和人格養成過程時，不禁自問：這種對權勢的“傲慢”，究竟其來何自？

立正

從記憶深處第一個浮上來的，竟然是孟子。十三歲的時候讀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雖然還不知道何謂富貴、威武和貧賤，也不懂“淫”、“ 屈”，和“移”，作爲動詞，裏頭有多少層次的意義，但是句子的斬釘截鐵，以及那斬釘截鐵的語言所釋出的一種簡單但絕對的力量，顯然讓年幼的我深深震動。高 中時，讀到《滕文公下二》的原文，才知道，孟子認爲權傾一時、讓王侯畏懼的强人都不是真正的“大丈夫”；真正頂天立地的君子品格，只有在富貴加以誘惑、威 武加以震嚇、貧賤加以壓迫的情况之下，才測試得出來。

有一天，在鄉下和幾個同學在“民衆服務社”打乒乓球。突然聽見很大聲的“立正”的命令。聲音那樣熟悉，原來是父親，穿著一身整齊的警官制服，帶著幾個警 察，向前來視察的分局長敬禮。我正要繼續打球，球才舉起，就看見父親嚇阻的眼神；立正在他身後的警員更是一個箭步過來，把我們幾個穿著拖鞋短褲的初中生連 推帶拉排成一列，挺身站直，讓我們舉起右手抵著額頭，做出軍警的敬禮姿勢。

不知爲什麽，我竟然覺得受到了此生未曾有的侮辱。晚上，十五歲的我拿出孟子《盡心篇》，走到父親面前，說，“你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我想對他大叫的是，“你爲什麽要我們立正敬禮？你爲什麽不知道‘說大人必藐之’？那個分局長是什麽咚咚，憑什麽要我跟他立正敬禮？”

父親正在一盞昏昏的燈下剪他的脚指甲，腿翹在一張竹凳上。他放下小剪刀，坐好，接過我的書，還真仔細地把古文吟哦了一遍，明白了我的抗議，把書還給我，說，“你把孟子最有名的那一章背來聽聽。”一眼瞄到弟弟正在一旁無所事事，說，“來，一起背。”

姊弟兩個，一高一矮，就立在那破舊的警察宿舍昏昏的燈光下，開始背《告子下》：

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背到這裏，我嚅嚅諾諾背不下去了，比我會讀書的弟弟一個人朗聲繼續：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怎麽“動心忍性”，如何“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我沒有印象；但是“說大人必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倒在我心裏深深印刻，不可磨滅。

在那一天，十五歲的我──不知道人世的艱辛，不知道生活的磨難，不知道自然法則的殘酷，不知道人性的脆弱和黑暗；十五歲的我心中暗暗發誓：長大以後做什麽都可以，但絕不做那必須向人立正敬禮的人，也不做那被別人立正敬禮的人。

等到後來讀到《公孫醜下》孟子引述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而對齊王表達“士”與“王”分庭抗禮的獨立位置時，我大概已經被孟子熏陶得差不多了。

獨立

沒想到自己在一九九九年真的去“做官”，進入了一個等級分明、令出必行的體系。我發現自己一方面做决策，發出指令，一方面努力在培養官員的獨立意識，也就 是說，當上位的决策者給出錯誤的指令時，做爲下屬的人，如何能够不盲從。下屬對于上司，如何保持一種獨立判斷的能力？如何保持直指上司錯誤的勇氣？在培養官員的獨立意識上，我不放過任何一個教育的機會。

有一天，一份蓋滿了章的公文一路旅行到了我桌上。蓋了那麽多章，表示下面一串官員全同意了。仔細讀，却看得我直皺眉頭。原來這是市長室下來的公文。某月某日某經濟園區落成，市長要去剪彩了。爲了剪彩的風光，市長室的官員請文化局責成下屬美術館配合剪彩時段，在該園區辦一個美術展，同時，請文化局安排開幕時現場表演節目。

不需多想，我在已經蓋了好多“擬辦”章的公文上，寫下推翻一切的局長批示：

1.美術館展覽屬藝術專業範圍，自有其嚴格規定之專業流程，不宜配合市長剪彩“演出”。
2.文化局對市民負責，非市長幕僚。安排表演活動目的在培養市民美學則可，在“配合”市長剪彩則不可。以上事宜由新聞處幕僚單位出面作業較妥。
龍

公文批好之後，再把科員、股長、專員、科長一路到主秘、副局長都請來局長室，拿著白紙黑字的批示跟同仁溝通觀念：文化局是臺北市的文化决策機構，獨立行使職權，對市民負責，它不是市長的幕僚或“化妝師”。文化官員應該有這樣的基本認識，從最微小處就不容許文化爲政治服務，不容許文化局淪爲市長的輔選活動局。官員本身有文化獨立的意識，就可以避免將來的掌權者公私不分，職權濫用。

“以後市長室再來這種指令，比照辦理。”

談完後，同仁一一離去，主秘却不走，面有難色，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有話要說。

他極坦誠地告訴我這孟子的學生：“局長，您的理念我完全瞭解，而且贊成，但是，能不能不要形諸文字，因爲公文複閱，回流的一路上每一個官員都會讀到，給市長室的人難堪，就是給市長難堪，不太好。官場還是有官場文化的。您還是讓我去用電話表達比較好，原批示可以擦掉。”

我默默看著這資深公務員大約足足兩分鐘之久，心中深深感動，他如此細緻而誠懇地衛護一個“誤闖”官場的人，怕她受傷害。思索片刻之後，我說，“明白你的細心，但是，如果不落文字，這一路上舊觀念的公務員不會認識到文化行政獨立的重要。有白紙黑字，才能讓公務員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吧，包括市長室的公務員。”

主秘無奈地拿著公文起身離去，“而且，”我說，“我有信心市長自己也會支持這個立場。”

我其實幷不知道市長會怎麽反應，但這是個很好的測試吧。當天晚上，跟市長通電話，我把這個批示原原本本道來。他靜靜聽完，輕鬆地說，“對啊，本來就應該這樣啊。這種觀念是要建立的，很好。”然後開始談別的公事。以後，文化局再也沒有接到過類似的指令。

教訓

不見得總是成功，但是我努力維持自己的獨立，也要求屬下官員培養獨立意識。三年後，有這麽一個下午，我在視察一個劇院工程時，看見工地上一排被拆卸一半的樓房露出一整面難看的墻壁；準備上油漆暫時遮醜的鷹架已經搭設完成。黃昏遲遲的陽光，剛好把鷹架那橫七竪八的竹影，淡淡地，錯錯落落地，斜斜灑在那頽廢斑 駁的墻上。

我被那刹那間發現的美，驚呆了。站著不動，好像聽見陽光在那墻上悠悠移動的聲音。

從美的震撼中回過神來，我交代隨行的高級官員：不要上油漆了。就請藝術家把陽光自然投射的鷹架的影子，淡淡地畫在墻上，就是最美的公共藝術了。

高級官員說，馬上辦。

過了兩個星期，我問專管公共藝術的承辦人，那面墻做好了嗎？

那是個講話嬌滴滴、十分靦靦的科員，大學畢業，管的事情龐大複雜。公共藝術牽涉到城市景觀和藝術的環境。臺灣任何一棟公共建築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須用在公共藝術上；當公共藝術被界定爲藝術家與公共空間，尤其是與市民大衆，之間的情感互動時，它的創作本身以及與市民對話的過程，就變成藝術作品的主體，處理起來非常繁複。

她說“還沒”。又過了兩周，仍是“還沒”。過了一個月，仍是“還沒”時，我準備發火了。把科長和科員請到面前，板著臉質問延宕原因。這個嬌滴滴、十分靦靦的科員，輕聲地說：

“局長，公共藝術，您不是說，‘公共’的意義就是，它必須來自藝術家的創作，而藝術家的創作還要經過一個和市民互動，得到市民響應、接受的過程。您不是說，過程比藝術品本身還重要。那一面墻，儘管只是劃上一點影子，其實都是公共藝術的範疇，就應該經過那整個藝術家創作和市民互動的流程。局長說畫什麽，就畫上去，可能違背了公共藝術的基本精神。我覺得不太妥。”

她靜靜地陳述。我靜靜地聽。

那面墻，沒有處理。

真的，除了孟子，小科員也給我上過課。

04-25-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