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1983-1993：艾未未“那些爛事兒”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萬靜 實習生 崔迪 發自北京 2009-05-06 15:17:44
“不記得是讓誰幫我拍的。這應該是去大西洋賭城之前。畫像是謀生手段之一，跟藝術一點關係都沒有。 " “我沒被抓過。但經常有藝術家被扔到一輛警車上，他們不能打人，但可以拷人，罪名是非法經營。你沒有執照，收錢是不行的。” " “咱們老說這些爛事兒有意思嗎？這都是那麽遠的事兒，咱們現在的事兒一點不提?”"" ——艾未未"
24歲的艾未未來到紐約，生活隨心所欲，有時一天吃五頓飯，有時只吃一頓。實在很無聊的時候，艾未未會對著鏡子舉著相機自拍，有時裸著，有時穿著，拍完的照片他也“不敢看”。
他給別人拍的照片則是“不想看”。這些照片一放就是20年，直到今年被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從一萬多張照片裏整理出246張，組成艾未未自傳性的攝影展《紐約1983-1993》。
艾未未曾建議采訪他的記者去看他這個攝影展：“去看了就會知道我爲什麽會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我覺得到一個地方，最重要的是獲得它的極大值。對我來說，美國這個社會能獲得的極大值，幷不是所謂的美國夢，即由于你個人某種努力變得更有錢，更有社會地位。”對艾未未來說，極大值就是更能有自己的空間，可以過得更荒誕一些，更無聊一些。
艾未未那些無聊時期近乎“老照片”的攝影展，意外獲得廣東美術館和中山大學共同設立的沙飛攝影獎青睞，與紀實攝影家張新民一起，成爲今年的攝影創作獎得主。
“爲什麽是艾未未？”不少人質疑。評委之一的顧錚反問：“爲什麽不是艾未未？”“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把所有中國留學生的照片加在一起都沒有我的照片豐富。”艾未未調侃地說。
5月18日，艾未未的這部分照片，將與沙飛攝影獎其他獲獎者及提名者的作品一起，在廣東美術館附近的嶺南匯展覽館展出。
年底艾未未在德國還將有個展，“在希特勒爲自己蓋的第一座樓裏，我想做兩三件新的作品，其中一件作品，我希望對這次地震做一個非常個人化的表達”。
1988流血的抗議者，湯普金斯廣場公園暴亂 圖/艾未未
1988 華盛頓廣場公園的抗議活動 圖/艾未未十年以後也沒有畢加索回來
1981年，艾未未放弃了“在北京電影學院珍貴的機會”，跟隨女友去了美國。對大部分人來說，艾未未一個剛從新疆來的小孩，語言不通，更別說英語，又沒有錢，去美國幹什麽？“我回家去了。”艾未未總是這樣回答，“實際幷不是我多麽嚮往美國，而是這裏我實在呆不下去了。”
艾未未在去機場的路上告訴母親：“十年以後你們能再見到一個畢加索回來。”
去紐約前，艾未未在“沉悶古老”的費城呆了半年，瘋狂學英語；然後去陽光燦爛的加州晃了一年半。加州依舊讓他感到非常無聊，“好像所有人的大腦都被太陽蒸發了”。
1983年，艾未未去紐約的帕森斯設計學校學習。一年後，他的藝術史課程沒通過，有說是因爲逃課太多。學校停止發放獎學金。艾未未索性拍拍屁股直接走人，也不再去定期注册居留證，成爲紐約街頭“非法居住者”的一員。
艾未未在第七街的破舊公寓，是中國人在紐約屈指可數的幾個著名的落脚點之一。他基本上有求必應，認識的不認識的，總能過來住下一陣。住過他那裏的，有等待成名的藝術青年，還有一些到紐約碰運氣的留學生。還總有人趁艾未未不在家，偷挂個越洋電話回國。
艾未未在紐約跟小偷打成一片，哪個中國人東西被偷，艾未未知道能從哪里找回來。
1986年，弟弟艾丹也投奔過來。那時國內正在“嚴打”。他沒想到哥哥會那麽全能，在紐約幾乎什麽工作都做過：打掃屋子、鋤草、帶小孩，還當過建築工、電工、搬運工。在第七街的公寓，艾未未的壁橱裏除了幻燈機、打字機，還堆過電鑽、電鋸、電焊槍之類的工具。
兩兄弟曾花了整整一天時間，在紐約街頭貼了一千多份自己的小廣告。電話亭裏、商店的玻璃門上、地鐵車站裏、公園的樹幹上，到處都是：“我們有專業的技術，熱情周到的服務，高效率低消耗，你只需付人人都出得起的錢，就能將舊房變成新房。”
跟其他落魄畫家一樣，艾未未也在紐約街頭給人畫過像。畫像的以年輕的戀人爲多。往往他們先凑過來斜著腦袋看上一會，然後男的便會開口問女的有沒興趣，女的總是回“你說呢？”在去大西洋賭城“提款”前，這是他謀生手段之一。
跟艾未未一起在街頭畫畫的朋友，有的被警察抓過，拷起來扔到一輛警車裏。罪名是沒有執照，非法經營。“跟中國的城管幹的事情差不多。不過美國的警察不能打人。”
便衣會在畫家收錢的時候沖上來抓現行，甚至還會有便衣坐在那兒讓畫家畫，畫完了再討價還價，然後付錢的同時抓人。如果是免費給人畫，他們就奈何不了你。
艾未未沒被抓過，被抓也沒什麽大不了的。警察24小時內就得放人，給你一個出庭的罰單，讓某個時間去法院出庭。法院也頂多罰款一二十美元。
1987年起，艾未未花了兩年時間，變成了大西洋城的賭博高手：“只要我需要錢的時候，只需要在那兒花一天一夜的時間，能够賺3000到5000美元。”
那時候只要艾未未打電話給大西洋城，他們都會派車到紐約來接他。他住在最破的地下室，在第七街上，一輛超長的凱迪拉克緩緩停下，一個黑人帶著白手套把車門給他打開，艾未未從地下室鑽出來跳進去，駛向大西洋城，“街上的人都想這個傢伙一定是販毒的。”艾未未計算了一下，紐約到大西洋城有兩個小時的路程，“兩年當中，我屁股離地在一尺高的地面上，至少滑翔200次。”
像個慣偷，順手抄了幾件東西
艾未未漸漸成爲連接中美的重要“留學生”，誰到紐約都必定得找艾未未。
一次艾未未給國內來的一幫學者當導游時，帶著他們去逛紐約紅燈區，弄得學者們“亂低頭亂紅臉”。艾未未還經常篡改翻譯的內容，一邊談的是嚴肅話題，只要另一邊是女人，艾未未就會把話翻譯成調情。
陳凱歌也在艾未未的公寓進出過。他是艾未未在北京電影學院的同班同學，已經拍出電影《黃土地》和《孩子王》，那時他正在紐約大學當訪問學者。畫面上陳凱歌留著絡腮胡，溫和地看著鏡頭微笑。
1986年的譚盾看著仍然像個剛出道的小年輕，襯衫最上面幾粒扣子沒扣，一臉緊張地跟後來成爲指揮家的胡咏言一起排練小提琴，接下來他們要去紐約街頭賣藝掙錢。那時被稱爲“四大才子”之一的譚盾已經從中央音樂學院研究生院畢業，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念音樂藝術博士。
譚盾當時住在紐約的中國城，經常跟後來的美籍華人指揮家胡咏言混在一起。胡咏言在艾未未那裏賴住。三人沒事幹就老在一起呆著。譚盾被其他兩人嘲笑爲“小資”。
“那時候一起聊的內容都跟女人有關。”有一次艾未未帶著這兩人去42街看一場色情表演。那地方中間有點像亭子，一兩個裸體女人在裏面擺著姿勢。周圍是一圈小屋，進屋投點錢，小窗戶就打開，可以從裏面往外看那些女人。再給些錢，還可以摸。
三人的生活“像叫花子一樣”。譚盾跟胡咏言在街頭拉小提琴。他們琴盒裏的錢，有一半是艾未未扔進去的。“我一扔，別人看到就不好意思不扔。”艾未未是他們的托兒。“他們也不還給我。完了後大家再一起喝喝啤酒，吃個晚飯。”
鏡頭裏還有顧長衛、馮小剛、姜文、劉小東、何多苓……他們有的只穿內衣，有的睡眼惺忪，有的神情呆滯，完全不是你熟悉的名人。“這裏涉及的人，大多幷不知道有這些照片存在。”艾未未在展覽自序中說。他也沒清醒意識到自己是在拍照，“就像個慣偷，順手抄了幾件東西而已。”
顧錚覺得，艾未未能够很自然地拍下那些朋友，就是因爲他們跟艾未未是同類。艾未未本身也是這同類的一部分。“自己的日常和自己的同類，看到了，拍下來了。”
艾未未幷不願意講紐約的這些“爛事兒”：“咱們老說這些爛事兒有意思嗎？這都是那麽遠的那些事兒，咱們現在的事兒一點不提？”上個月，他接受了近50家國外主流媒體的采訪，內容幾乎都關乎他的公民調查。
這讓他自覺那些紐約舊事“和現實脫離得太遠了”，更像是“幻覺”，“顯得故弄玄虛似的”。
被威脅是很上癮的事情
在艾未未拍攝的所有紐約照片裏，只有關于游行、暴亂的部分，是他有意識要去拍的。
受父親艾青牽連，艾未未很小的時候“已經是一個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人”。9歲的艾未未在“文革”期間跟著父親一起，被流放新疆接受“再教育”，艾青每天打掃40個厠所，打掃了5年。這反而讓艾未未從小看待世界就有一種特殊的視角。“所有主流之外的都是我的，儘管不多。”
到紐約一年後，艾未未成爲紐約街頭“非法居住者”。
“沒人理你，你也不必去理別人，這時你就會想，那還需要去做什麽？因爲你正處在青春期，那種想做點什麽的年紀。”艾未未曾這樣對媒體說。
艾未未很能“折騰”，他幾乎參加了紐約所有的民衆抗議性游行：抗議海灣戰爭，抗議警察暴力，支持同性戀，支持當地無家可歸的人，支持流浪者的權利……他跟示威者一起，當街把所有的垃圾堆起來，把美國的國旗燒掉，跟警察對抗。
他參加游行，抗議美國政府，很快又發現這種游行毫無意義。“所謂的正義，實際上對于權力來說，他們幾乎是不屑一顧的。”抗議海灣戰爭那次，參加游行的不過1000人，周邊圍著的警察却有2000，“連路邊看我們游行的人都已經看不到我們了”。
抗議紐約政府將下東區“優化”成高檔社區那次，游行一直持續到晚上，然後就打起來了。有的示威者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這樣的場景被艾未未拍下，連同其他人的照片，一起作爲警察施暴的證據，寄給美國媒體和美國民權協會。之後參與施暴的警察被撤職，局長也被處理。只是最終居住的區域還是被“優化”了。
也不是次次都能抓住警察施暴的證據。警察也一般只會選擇沒什麽人拍照時下手。有一次維權游行，艾未未他們從東村走到格林威治村，那個地方他們幷不熟悉。艾未未就被警察逼到死角，相機被砸，人也被一下摔得很遠。
其他時候，他還被警察拿著攝影機威脅過。鏡頭逼上來，幾乎要抵著他的臉。便衣也會走過來，看著艾未未，笑一笑，推一下，或撞一下。
“被威脅是很上癮的事情。當權力都會鍾情于你，你感覺到你被重視。”艾未未半開玩笑。他甚至覺得這對他而言是個很有益的“訓練”，“讓我在那個時期理解了權力結構、政府和普通個人權利之間的關係。儘管它是標榜著自由、民主的社會，實際上權力處處是一樣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
1994年，父親艾青生病。艾未未回到中國，他已經在紐約呆膩了。今天的艾未未，自覺每日的生活如紐約時一樣單調、無聊和茫然。“每天天亮了，天黑了。很無奈的一種等待。”
其實他每天都忙得不可開交，有時甚至從早上8點忙到夜裏1點。上午要接待媒體，下午要做展覽設計，晚上要寫博客以及處理志願者們傳回來的信息。但他還是覺得“非常的無力，無助”。
接受南方周末采訪前，他剛聽說有個女人上訪時被打傷，送到醫院，醫院說她沒錢，要斷掉治療。“你第一個反應是，我是不是應該幫這個人？然後又一想，這樣幫的話，要有多少人要幫？”他輕聲說，“實際上每天都是非常無力的。”
發表文章
0 意見: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