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光甫不幸言中（章立凡）

陳光甫不幸言中

章立凡

　　1949年3月20日，銀行巨子陳光甫自上海飛抵香港。儘管對這片土地有無盡的眷戀，但直至1976年在臺北辭世，他再也沒有回過大陸。

　　陳光甫，江蘇鎮江人，1909年畢業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回國後推動江蘇官錢局改組爲江蘇省銀行，辛亥革命後任該行監督、總經理。1915年脫離體制下海，創辦了一家資本僅七八萬元的微型民營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陳光甫引入現代經營管理方法和制度，吸收小額存款，陸續開辦了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儲金、養老儲蓄、禮券儲金等業務，幷拓展到工商業、農業貸款和外匯業務。三十年間，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成長爲行業巨艦，在全國擁有八十多個分支機構。陳氏被譽爲"中國的摩根"。此後，他歷任國民政府經濟部門要職，對"抗戰"時期金融貢獻甚大。

　　國共內戰後期，國民黨大勢已去，陳光甫出走香港觀望形勢。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葉劍英及故舊李濟深、資耀華等不斷邀其北上，陳氏于去留之間也再三權衡利弊。他在日記中，對中共當政後的政治、經濟政策做了種種分析推測，預料到"一邊倒"的前景：毛澤東來，恐怕不見得安定。有人說毛欠俄債太深，如東三省一百五十萬人所用軍火，通歸中共使用，則外交政策必徇俄人之政策。（《陳光甫日記》1948年12月6日）

　　陳光甫身爲銀行家，却沒有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成見。他認爲："社會主義在分配，而分配得法乃在生産。"要發展生産，只有兩個辦法："要叫人賺錢；逼迫做工。"他設想未來中國的發展藍圖，提出十二條政策要點：一、鼓勵投資，保護投資。香港繁盛，即是此法也。二、合理工價。三、鼓勵外國來華投資及其技術。四、外匯自由，不加管理。五、外人可在長江內河航行，借此我們向他學習管理法，亦可限制中國軍人跋扈，公務員猖狂，如此真真爲人民服務。六、政治方面，各省自治，自由發展生産，不受中央控制。七、行政多用外國人，减少官樣文章及不負責行爲。八、速辦學校，教育公務員而成文官（Civil Service），切不可交給黨治學校去辦。九、幣制獨立，換而言之，即是不用發行彌補數字。十、裁兵，以省下之錢做救濟難民工作。十一、大學由人民辦，小學中學爲强迫教育。十二、此外一切新花樣、新議論，嚴禁宣傳，嚴禁不負責任之演講，以免人心騷動。只要如此做法，五年內即有成效。（1948年12月 12日）

　　陳氏援引蘇聯"新經濟政策"成例，期待中共建政後仿行：中國要實行規規矩矩的社會主義，須看工業化之政策如何，均要長期試驗，取得民心，隨時改進，且要有民主精神，真乃一件不容易的事，故敢斷言共黨今日之作風，必仿行斯大林新經濟政策。（1948年12月27日）

　　他擔心"中國之命運落在革命家手中"，幷將中國革命家分爲：醉心革命者，一切無可理喻；報仇，如孫中山排滿……又如毛澤東三萬里長征，立志推翻蔣政權；熱心名利之徒，追隨時代，在左比在右容易得人歡迎。（1949年4月7日）

　　蘇聯1921年頒行的"新經濟政策"，是對建政初期戰時共産主義政策的調整，內容包括：廢除餘糧收集政策，實施實物稅；停止配給制度，允許商品買賣；放鬆貿易限制，鼓勵外資企業投資，將資金與技術引進俄國；停止以沒收的方式對資本主義改造，改以租借和租讓的方式，在一定範圍內允許個體私營經濟的存在。這一政策實行到1928年，被斯大林廢止。

　　陳光甫認爲"新經濟政策"須有政治制度爲保障，且憂慮"全盤蘇化"的前景，可謂不幸言中。1949年《共同綱領》中五種經濟成分幷存的政策，只實行了三年就開始變卦，隨著農業合作化和"對資改造"的開展，私有經濟在1956年被徹底消滅。"不斷革命家"的瞎折騰，兩度將經濟拖到崩潰邊緣。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或可視爲第二輪"新經濟政策"，實現了從"逼迫做工"到"叫人賺錢"的轉變；但斯大林主義體制架構未去，致社會分配嚴重不公。陳氏當年 "規規矩矩的社會主義"發展藍圖，至今仍爲可參照之歷史標杆。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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