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孝與柏拉圖的愛（薛涌）

孔子的孝與柏拉圖的愛

薛涌

　　本篇的題目，叫"孔子的孝與柏拉圖的愛"。首先要作的，就是"破題"，講清楚我爲什麽要寫這個題目，以及寫這個題目有什麽意義。

　　中西文明的比較，自"五四"以來就是"顯學"。中西之間，從政治、經濟，到文學、藝術，乃至道德、倫理，幾乎無所不比。這種東西的分野固然過于簡單化，却很有效地塑造了現代中國人面對世界時的自我意識。可惜，雖然比得很熱鬧，但中西不同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給兩邊的人們各自留下了什麽心理和感情的印迹？對此似乎很少有人談起。這也是我要講的題目。

　　簡單地說來，中國自古是個"縱式社會"，人分上下，位有高低。政治、社會層面是如此，心理、感情層面也不例外。人與人之間，一般都是縱式的關係。橫向、平等的人際關係不能說沒有，但這種關係，不論是從政治上、社會上、還是文化上，都不受鼓勵。西方的社會幾乎從一開始就是個"橫式社會"，人與人是平等的。因此人生在世，必須學會和人平等相處。這當然不是說西方沒有等級。相反，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西方社會的等級似乎還更森嚴，如歐洲的中世紀等等。但是，你仔細分析就會察覺，人家那裏的許多縱式的等級結構，還是以橫式的文化價值爲根基的。舉個簡單的例子，締造了羅馬帝國的奧古斯都大帝，他不是自稱皇帝，而是princeps，意思是第一公民或公民的頭領。這個詞後來演化爲prince，也就是王或王子的意思。

　　有人甚至認爲這個字和現在的president即總統還有語源上的關係。可見，人家稱王、當皇帝，最初也是從作公民開始的。奧古斯都幷不僅要這個名字，行爲上也以公民作爲包裝。他征服世界後，用從外面（特別是奇富的埃及）掠奪的財富大興土木，自己吹噓把羅馬從一個磚砌成的城市變成了大理石的城市。但是，當他建設奧古斯都公共廣場時，因爲不能說服個別土地所有人賣出所需的地來，竟寧願把廣場的一角修成不對稱形。這比起我們現在的拆遷還是文明多了。其實後來等級森嚴的歐洲封建時代，也有所謂圓桌騎士，即大家不分高低，平時議事，圍著圓桌而作，以示平等。

　　有人也許會說，這樣比不公道。中國傳統的社會才更平等。比如科舉，誰都可以考，誰考過了就有當官的資格，不看身份。其實，這不過是國家把確立身份的權力從社會那裏搶到自己手中而已。在科舉中，通過什麽考試就有什麽身份。這從納稅到當官的資格上都能體現出來。只是這個等級不能由社會來規定，而是要由國家來規定。

　　不像歐洲，社會對人的身份的規定特別大，國家的權威反而小。也正是因爲如此，一些看似比中國等級森嚴的社會，在許多方面比中國更爲平等。

　　且以日本爲例。都說日本是個等級社會。但看看日本的草根社會，許多平等的因素在中國傳統中是很難找到的。比如從中世開始的所謂"一揆"，就是地方的武士或農民爲了同一目標的結盟。"一揆"的意思大致是"同心"、"一致"。在這樣的組織中，成員非常平等，盟約簽署時有嚴格的格式：中間畫一個大圓圈，大家圍繞圓圈簽字。看這樣的文書，你根本不知道誰是首領。後來江戶的幕府政權建立了嚴格的等級秩序。但"一揆"在農村還是根深蒂固，最後成爲老百姓"鬧事"的主要形式。比如一個村子冒死越級投訴，即"越訴"；這相當于現在的"上訪"，在當時屬于違法的，更不用說這種"越訴"常常伴有暴力行爲。村民知道官府要懲罰，就在訴狀上按"一揆"的文書樣式，大家圍著大圓圈簽字。官府于是找不出頭領，也只有法不制衆了。農村的這種平等精神和組織結構，在明治時期是自由民權運動的基礎，至今仍然被視爲是日本民主的草根資源。二戰後日本占了個便宜，因爲美軍占領，白揀了個民主。但是，看看現在的世界，被美軍占過的地方有幾個能發展出成熟的民主制度？看來，日本還是有"一揆"這樣的本土資源。

　　相比之下，中國這兩千多年，皇權不斷擴張，官僚機構的手越伸越長，民間的草根組織無從發展。我研究中日歷史時就深有感觸：研究中國史，比如清朝，中央檔案汗牛充棟，說明上面的官僚機構複雜，必須靠文件才能運轉。但到了縣以下，幾乎什麽檔案文書都沒有，說明那裏沒有什麽像樣的組織結構，根本不用文獻。再看江戶的日本，幕府的"中央"文獻也許趕不上我們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東西氣派；但村文書异常豐富，甚至農民的小本經營也有詳細的帳本。這說明人家一個小小的村子，機構複雜，非得有文件不能運轉。要知道，政治架構是必須有等級才能運轉的，連最民主的社會也是如此。但社會關係可以以平等的概念來規定。我們這裏的資源，都被吸進政治架構，從村子裏跑到中央的衙門中，最後導致草根社會敗落，社會被政治化。或者說，政治的等級，塑造了整個社會和人的生活。我們的心理現實和感情生活也就被等級化了。

　　孝和愛最大的不同也就在這裏。孝是描述和强調一種縱式人間的關係。愛是描述和强調一種橫式的人間關係。中國人重孝，西方人重愛，這從孔子和柏拉圖就開始了。這多少是適應兩種社會、政治制度的需要。一個被孝所規定的縱式社會，幷非沒有橫向的愛欲。只是這種愛欲被壓抑了，乃至有許多心理畸形。但是，一旦縱式社會的基本秩序動搖、失範，愛欲就會奔涌而出。形成愛的文化。

　　我們不妨談談2005年10月去世的百歲老人巴金。巴金的力量，當然和他晚年"講真話"的人格有關。但是，他一生事業的基礎，還是年輕時候寫的"家"、"春"、"秋"這幾本小說奠定的。這幾本小說，翻成英文會平淡無奇，看不出好在哪里，却塑造了幾代中國人的心靈。爲什麽？因爲這些小說寫的是愛與孝的衝突，以及愛如何被孝所壓抑、如何對孝進行一場無望的反抗。再往深說，這幷不僅僅是言情而已，而體現了中國人對建立一個以橫向的人際關係爲基礎的社會的渴望。這正是五四的精神。

　　這也不奇怪，五四時代的"家"、"春"、"秋"，在文革後期對年輕人格外有感召力。上個世紀70年代上初中時，聽一個比我大幾歲的女孩子說，她晚上偷著看巴金，通宵不睡，枕頭都被她哭得濕個透。文革結束後解禁，我還記得全家人到王府井新華書店排隊，買的就是"家"、"春"、"秋"這樣的書。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有個"反動"的"手抄本"，叫《第二次握手》。等後來公開出版之後一看，覺得實在荒唐：這麽一本幼稚的言情小說，怎麽會有政治意味？其實，說其 "反動"幷不是冤枉，言情鼓勵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橫向關係，以及對這種關係的忠誠。在那個夫妻都要互相揭發的時代，這種橫向的忠誠豈能讓政治權威容忍？這也難怪，從 50年代初的"紅豆"，到80年代初的"愛情是不能忘記的"等等，言情小說一直都被一些人所側目，覺得其中表達的東西不太安分。

　　如今的中國，在社會和文化層面好像已經開放得不得了了。人們似乎不需要巴金了。那些更幼稚的言情小說，也沒有幾個人能看得下去了。當你想怎麽愛就怎麽愛的時候，表現愛被縱式權威壓制的書當然也就無法引起人們的共鳴了。然而，在一個還沒有建立橫向的人際秩序的社會，在感情世界被縱式權威宰割了幾千年的文化中，人們真會一夜之間學會享受橫向的感情生活嗎？

　　應該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愛欲迸發的時代。我們的感情世界，有著30年前想也不敢想的自由空間。許多人正在利用這樣的自由，建立橫向的人際感情紐帶。但是，更有許多人，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自由，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去愛。還有許多人，根本不想去愛。所以，看看媒體上鋪天蓋地的美人，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的小蜜、小姐、三陪，我們會感到這是一個有欲有性而沒有愛的時代。欲或性，變成了消費，通過買賣、權力，參與雙方馬上進入了不平等的、也就是縱式的關係。即使現在的所謂"一夜情"，看上去是建立在橫式關係的基礎上，但實質上，這種"一夜情"强調的也是如何解脫對這樣的關係的責任，而不是對之始終不渝的忠誠。一句話，我們似乎已經喪失了我們時代的"家"、"春"、"秋"。我們守著這樣的自由空間，却發展不出我們的"伴侶文化"。

　　許多人現在還認爲，這些現象，是西方的影響所致。不錯，西方有"花花公子"，有發達的色情文化。但是，人家的伴侶文化更强，在社會上是絕對的主宰。從父母和孩子，到丈夫和妻子，或者情人之間，人際最主要的紐帶還是愛。比如美國，即使最自由的新英格蘭地區，比起現在的中國來還要"老派"得多，你很難看到那麽多性消費。人家的愛欲，是在橫向的社會關係中表達的。大家對用權力和金錢建立縱式的感情和欲望的關係非常鄙弃。所以相對而言，這樣的關係在人家的社會裏還是非常邊緣，很難像在目前的中國這樣喧賓奪主。

　　我講"孔子的孝與柏拉圖的愛"，多少有些文化反省的意味。中國趕上了一個大時代，正在創造前所未有的經濟奇迹。但是，我們能否創造文化奇迹？能否把經濟增長轉化成有質量的幸福？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們能否建立一個以橫向、平等的人際關係爲基礎的心理秩序和感情生活。而這種心理秩序與感情生活，也最終會成爲我們理想的政治、社會制度的基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808d2010002om.html?retcod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