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革命觀（吳鈎）

胡適的革命觀

文/吳鈎

　　作爲一名信奉改良主義的知識分子，胡適先生對"革命"的態度其實是很難以一詞"否定"或"反對"來概括的．有些論者認爲"胡適一輩子反對革命"，大概乃是缺乏"同情的理解"所致．如果檢閱一下胡適早年在"漸進與革命"之爭中的意見，不難看出胡對"革命"至少幷無多少惡感。

　　一九二二年，胡適因有感于"好人籠著手，惡人背著走"的時局，聯同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等十六名學者，在五月十四日的《努力周報》上刊發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篇名文，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標。文章發表後，引發一場關于"漸進與革命"的論爭，《努力周報》稍後刊出一組有關《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的討論意見和胡適的答問，其中有王振鈞、鄭振夏等人向胡適討教："還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面建築 '好政府'呢？"胡適這麽回答："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幷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他。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可見胡適儘管青睞漸進、改良，但他也不是一概否定和排斥"革命手段"。想來胡適年輕時的政治思想也有相對激進的一面。

　　當然，胡適這種對待"革命"的模棱兩可的態度，是立場堅定的革命者所不以爲然的。當時，共産黨方面的周恩來和國民黨要員邵力子都曾撰文質疑胡適"溫和"的政治主張。周恩來以"飛飛"署名發表了《評胡適的'努力'》，指出胡適"以爲在世界帝國資本主義和軍閥的支配之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實現其政治主張，這不是做夢麽"？即使"胡先生確有迫得不得不上革命道上的那一天"，"然而繞了這些道兒，迷惑了民衆多時，這是何等的不經濟！"邵力子也詰問胡適："國民對于現在的北京政府應否革命？"希望胡適諸君"自己起來革命或贊助革命"。

　　胡適不徹底的"革命"立場，大抵與他對"革命"一詞的理解有關。胡1930年在《新月》雜志發表了《我們走那條路》——這篇文章不妨視作是胡適對于"漸進與革命"之爭的表態性文字——在這篇文章中，胡適談到他對"革命"的看法和態度。胡適將"革命"解釋爲歷史演化的一種形式："變化急進了，便叫革命；變化漸進，而歷史上的持續不呈露中斷的現狀，便叫做演進。"若干年後，顧准在反思"革命"的札記上說到"人間世的基調是進化，革命則是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决。"與胡適當年的看法可謂不謀而合、所見略同。不同的是，顧准早年作爲一名革命理想主義者，不諱言"我贊美革命風暴"，而胡適基于經驗主義的立場，自然不會對革命風暴的歷史圖景産生審美的激情。不過，他對革命也給了肯定的評價："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力，而歷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因爲這方法上的不同，在結果也有兩種不同：第一，無意的自然演變是很遲慢的，是很不經濟的，而自覺的人功促進往往可以縮短改革的時間。第二，自然演進的結果往往留下許多久已失其功用的舊制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革命往往能多鏟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于不自覺的演進。"如果同意胡適對于"革命"涵義的理解，那麽關于胡適"反對革命"的斷語就未免下得有些輕率了。

　　胡適進而認爲："革命的根本方法在于用人功促進一種變化，而所謂'人功'有和平與暴力的不同。"胡適幷非寬泛地否定革命，他所明確反對的乃是"暴力的革命"，因爲胡適相信"武力鬥爭的風氣既開，而人民的能力不够收拾已紛亂的局勢，于是一亂再亂，能發不能收，能破壞不能建設，能擾亂而不能安寧"，"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敗的人只圖準備武力再來革命，打勝的人也只能時時準備武力防止別人用武力來革命"。胡適說的是大白話，不是高深道理，他的認識只是來自對時局的觀察和歷史的經驗。胡適在這裏也有意無意抹去了"武力鬥爭"雙方中"革命"與"反革命"的形而上區別，大有"各打五十大板"之意，顯然是那個風雲年代的主流意識形態所不能認同的。

　　胡適批判革命的暴力因素，同時他對革命思潮的"一攬子解决"傾向也是持保留態度的。"暴力"與他堅持的"和平漸進"理念相悖，"一攬子解决"不合他信奉的 "點滴改良"主張。胡適坦言："我們是不承認有什麽根本解决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裏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和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我們因爲不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如果將胡適的見解與魯迅在《林克多〈蘇聯見聞錄〉序》中的觀點相比較——魯迅相信，蘇聯"有了許多極平常的事實，那就是將'宗教，家庭，財産，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裏涌現而出，幾萬萬的群衆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大致可以體味到二十世紀初兩位思想大家發生分歧的關鍵所在，這也不妨視爲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左翼激進知識分子的一處精神分野。正是站在主張和平漸進、點滴改良的自由主義立場上，胡適幾乎與不同時期的革命對象都保持著貌合神離的"合作"關係，北洋政府統治時期，他倡議"南北和談"，參加"善後會議"；國民黨党治時期又自許爲"政府的諍友，國家的諍臣"，難免爲此一時彼一時的革命者所詬病。

　　四十年代末，胡適還寫了一篇討論自由主義的長文，從自由主義學理的角度闡述了自由主義者拒絕"暴力革命"和"徹底革命"的道理："有許多沒有忍耐心的年輕人也許聽了不滿意，他們要'徹底改革'，不要那一點一滴的立法，他們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進。我很誠懇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歷史，很清楚地指示我們，凡主張徹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不走上絕對專制的路，這是很自然的，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權可以鏟除一切反對黨，消滅一切阻力，也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治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用最殘酷的方法做到他們認爲根本改革的目的。他們不承認他們的見解會有錯誤，他們也不能承認反對他們的人也會有值得考慮的理由，所以他們絕對不能容忍异己，也絕對不能容許自由的思想與言論。所以我很坦白地說，自由主義爲了尊重自由與容忍，當然反對暴力革命，與暴力革命必然引起來的暴力專制政治。"然而，對于一個革命風暴正在風起雲涌的大時代而言，胡適的保守立場，無疑是"逆潮流而動"了，最終不可避免地被革命洪潮吞沒。胡適斷言的關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來的暴力專制政治"的"革命悖論"，要留到自由主義烟消雲散的另一個時代，才由飽經滄桑的顧准老人接過來，苦苦思索其破解之道：娜拉出走後，要怎麽辦？當顧准在思考這個問題時，實際上他已經接過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精神火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6f644d0100kw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