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周期率”（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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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周期率"
——我對中國近代史的一點看法

傅國涌

[此文在《社會科學論壇》發表和收入《歷史深處的誤會》一書作爲"代後記"時都有删節，這是原文。]

成王敗寇、"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的邏輯支配了中國至少幾千年，以暴易暴、循環往復的歷史從未改變過。1945年7月抗日戰爭即將結束，黃炎培有過一次延安之行，曾和毛澤東作了一番著名的窑洞對話——

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延安歸來》，《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文匯出版社2000年版，204—205頁）

五十八年後，重溫窑洞對話，跳出歷史的"周期率"仍是一個未完成的題目。當歷經世變滄桑的黃炎培在延安提出這個問題時，他曾親眼目睹清朝垮臺、共和肇建、 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蔣介石政權在血泊中浮起……從"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大量事實中，他總結出的歷史"周期率"，無疑具有深刻的洞悉力，但他對造成這一"周期率"的原因所作的分析却遠遠不够。他說："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爲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爲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幷且無法補救。也有爲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爲功業欲所驅使，强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同上204頁）他所想到的原因都是人治方面的，也就是他自己概括的"政怠宦成"、"人亡政息"之類。毛澤東自稱找到了跳出"周期率"的"新路"。遺憾的是，黃炎培對此深信不疑："我想：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决之于公衆，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個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個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205頁）何况，他的延安之行真正算得上是走馬觀花，幷沒有看到延安的真問題，所以他才會說："延安五日中間所看到的，當然是距離我理想相當近的。"（同上）

其實，即使就"民主"這個詞來說，在漢語中就容易産生歧義，它往往是與站在"民"的另一面、高高在上的"主"們所提出來的。中國向來不乏"爲民作主"的傳統，從明君到清官都懷抱民本理想，"民主"至多只是君主、聖主對人民的恩賜，而缺的恰恰是人民自主的觀念。黃炎培當然讀不到1943年6月6日毛澤東批評彭德懷民主觀的那封信，不知道"民主"對毛澤東和共産黨而言只是一個旗號、工具、手段，既是和國民黨爭天下的有力武器，也是欺騙、麻痹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的美麗幌子，王實味洞穿了其中一二即遭滅頂之灾，延安是不容批評的。他更沒有想到，毛澤東心目中的"民主"完全有可能只是"爲民作主"，類似于歷史上聖君明主的納諫、親賢人、遠小人，與真正的民主幷不是同一回事。所以，他才會輕信毛的承諾，以爲共産黨真的要搞民主，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支配，避免"人亡政息"的覆轍。

民主，多少人借你的名義！有人借你粉墨登場，有人以你作爲自己獨裁的裝飾品。專制主義打著"民主"的旗號可以說史不絕書。以中國專制土壤之深厚，民主觀念之薄弱，要跳出這"周期率"又談何容易。毛澤東早在"七大"的口頭報告中就明確說，"開國以後，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21 世紀環球報道》2003年3月3日，李銳專訪）可憐那些倒向"左"或被蔣介石逼向"左"的知識精英們對此一無所知。歷史真作弄人。

一

一部近代史就是民主與專制反復較量的歷史，專制始終陰魂不散，民主至今仍姗姗來遲，總是無法擺脫興衰成敗、周而復始的循環命運。要走出歷史"峽谷"、跳出 "周期率"真是步履艱難，搬動一張桌子也要流血啊！其中原因固然有很多，要其大者無非是這樣幾條，在上者終究難以擺脫"打江山，坐江山"的傳統心態，打不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無限權力模式，在下者難以從帝王崇拜情結中解放出來，君不見二月河之類的"帝王小說"系列，帝王、宮廷影視劇大行其道，大有市場，即使張藝謀鮮廉寡耻、向暴君討好的《英雄》電影也有巨大的票房效應。上行下效，一方面有什麽樣的制度就有什麽樣的人民，一方面有什麽樣的人民也决定了會有什麽樣的制度，一句話，"皇帝夢"在中國遠沒有做盡，至多換了一種形式、一個名稱。中國傳統文化的大部分說穿了也只是爲帝王服務的文化。兩千年來，作爲民族靈魂的知識分子從肉體到靈魂都是扭曲的、跪著的。即使其中的優秀分子也走不出"屈原人格"的陰影，"第二種忠誠" 總是在他們心頭縈回不去。屈原"忠而不見信"，堅持直言敢諫，不惜失去官位甚至生命，尚有人格可言，儘管愚忠算不上獨立的現代人格，但與一切苟活者不可同日而語。至于蠅營狗苟之徒，媚上、勢利，熱衷功名利祿，依附權勢等等，不一而足，那就更加等而下之了。正是他們在日夜複製著爲帝王服務的文化。

從"屈原人格"到"蔡鍔人格"穿越了二千年時光的隧道。蔡鍔起兵反對袁世凱稱帝，絕不爭個人權位，而是"爲國民爭人格"，以三千羸弱之卒抗袁氏十萬雄師，毫無畏懼。功成身退，實踐承諾，决不留戀。"蔡鍔人格"爲近代中國樹立了一座高不可攀的豐碑，可惜那只是空谷足音，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滄然而涕下。

在蔡鍔出生前三十多年，一場起自偏僻的廣西山區的急風暴雨式的農民暴動，打著"太平天國"的旗號席捲了大江南北，震撼了整個華夏大地。撥開籠罩在洪秀全他們頭上的神聖光環，我們發現洪秀全也好、楊秀清也好，這些一心要在人間建造"天國"的人們，建立的到底是誰的"天國"昭然若揭，所謂"天國"只不過是他們個人窮奢極侈、享受榮華富貴的安樂窩，而對廣大百姓來說同樣是地獄，甚至比滿洲人治下的地獄還不如。他們的作爲常常讓我想起土谷祠中阿Q的"革命"夢，卑微的阿Q也想"革命"，但他 "革命"的目的很清楚，就是爲了吳媽、"秀才娘子的寧式床"……，女人、財帛這就是他全部的追求。在本質的意義上，一切農民造反者，成功的或失敗的，從洪秀全到欲造反而不得的阿Ｑ到毛澤東都是一致的。他們的追求是由他們身上的文化基因决定的，他們不可能給古老中國帶來新的文明因子。

如果說有變化，那麽變化是從康有爲、梁啓超他們開始的，1895年，13歲的少年蔡鍔考中秀才的時候，康有爲們已經在北京準備"公車上書"，提出變革的要求了。三年後，維新運動熱火朝天，康有爲活躍在北京新政的舞臺上，16歲的蔡鍔徒步跋涉，從家鄉湖南邵陽來到省會長沙，考入長沙時務學堂，成爲梁啓超的學生。然而，當百日維新被慈禧太后扼殺在血泊之中，康有爲流亡海外以後，幷沒能"與時俱進"，承擔起推動中國文明進步的責任，他的身後始終拖著一條長長的辮子，就如他思想深處也拖著一條"保皇"的尾巴。正因爲他跟不上時代的步伐，他的弟子梁啓超才會和他分道揚鑣。康有爲是近代中國的一個神話，這個神話源于他對"帝王師"的執著追求，他把這一目標擺在最高的位置，處處以帝師自命，不惜虛構戊戌變法的歷史，掩蓋真相，造衣帶詔，在華僑與留學生中宣傳保皇，籌巨款以自重，說白了，玩的都是權術，念念不忘的只是他個人的榮辱地位。他周游列國，刻了一顆長達27個字的圖章："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其中不無得意，然而畢竟與時代愈來愈遠了，歷史無情地將他淘汰出局，就如另一個曾走在時代前列、領過歷史風騷的嚴複，最後竟淪爲"籌安六君子"之一。

孫中山的出場直接導致了中國社會的轉型，結束了綿延數幾千年的帝制時代，將皇冠、血緣世襲制等爲特徵的王朝體制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爲中國引入了全新的共和政體。之後，袁世凱皇袍加身的野心、張勛擁廢帝粉墨登場的企圖都如曇花一現。近百年來，不管有多少風雲變幻，任何獨裁者想恢復一家一姓的王朝美夢都失去了可能性。這是孫中山、黃興他們留給歷史的最大功績。孫中山締造民國，功在千秋，他的所有缺憾都不能與他這一巨大功績相提幷論。

儘管他身上也有歷史性的遺憾，比如1920年1月，他對北大學生張國燾、康白情、許德珩等說："你們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動是很好的；你們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們無非寫文章、開大會、游行請願、奔走呼號。你們最大的成績也不過是集合幾萬人示威游行，罷課、罷工、罷市幾天而已。如果我現在給你們五百支槍，你們能找到五百個真正不怕死的學生托將起來，去打北京的那些敗類，才算是真正革命。"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無論上層的宮廷政變，還是下層的農民起義）都是暴力造成的，近代以來的歷史也反復表明，只有暴力才是决定中國政治的最後聲音。暴力革命的傳統已經滲入孫中山的骨髓裏，所以在他看來，"五四"運動只不過是赤手空拳地與北洋政府抗爭。他看不到"五四"的重大意義之一就在于它給中國提供了另一種有別于暴力傳統的先例。它幷不訴諸武力，它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思潮的力量，它反對舊思想、舊文化、舊勢力，倡導新思想、新文化，幷不從政治層面入手，以奪取權力爲目標。這是一輩子從事暴力革命的孫中山所難以理解的。即使在他高度肯定"五四"的《致海外國民黨同志書》中，思想也是爲政治服務的，而不具有自身獨立的價值。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在日本重建中華革命黨，這不是一個公開的政黨，全體黨員要服從黨魁命令，各具誓約，誓願犧牲生命、自由權利，還要在誓詞上加印右手中指指模。"首以服從命令爲唯一之要件。凡入黨各員，必自問甘願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後可"。黨章中把黨員分爲首義黨員、協助黨員、普通黨員，在革命成功以後分別爲元勛公民、有功公民、先進公民，以"革命"的名義剝奪了大部分人的公民資格。這是典型的"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國式邏輯，他忽略了沒有人權概念的廣泛普及，沒有公民社會的形成，民主制度不過是空中樓閣，這不是依靠對革命者授予優先特權、論功行賞就能解决的。

回首漫長的革命征程，面對一連串的失敗，孫中山晚年轉而向新生的蘇聯尋求幫助，走上"聯俄聯共"的道路，幷以蘇共模式改組中國國民黨。1924年1月20 日，他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首次提出"以党建國"、"以党治國"、"党在國上"的觀點，"先由黨造出一個國來"，"以党建國"，"把党放在國上"。這一"党在國上"思想爲蔣介石將"民國"變成"党國"鋪平了道路。在有著深厚王朝傳統的土壤上，由"家天下"到"黨天下"只有一步之遙。對于身後出現的"党國"，孫中山雖然始料未及，但不能不說是他留下的最大遺憾。

陳英士、陳炯明都曾是追隨孫中山的同盟會人，他們在上海、廣東掌握權力之後，無視約法，鏟除异己，鉗制輿論，槍殺報人，草菅人命，一點人權觀念也沒有，孫中山對此無可奈何。陳英士派人刺殺光復會領袖李燮和、陶成章，槍殺陶駿葆。陳炯明限令解散臨時省議會，血腥鎮壓其他民軍，悍然槍决著名報人黃世仲。《廣州公言報》、《陀城日日新聞》主持人陳聽香仗義執言，陳立即下令封閉兩報，幷將陳聽香逮捕槍斃，比張作霖等軍閥殺邵飄萍、林白水早了十三年，那時離民國成立僅三個多月。這一切充分暴露出人性中陰暗、殘酷的一面。其實，在"打江山、坐江山"的心態支配下，無論什麽人掌握了沒有制約的權力，都將是危險的。權力腐蝕人，爲了鞏固到手的權力，昔日的理想主義者也會蛻變，缺乏有效的權力制衡，缺乏對异己、對不同聲音的包容，結果只能在興衰成敗的"周期率"中打轉。

宋教仁和蔡鍔兩個湖南青年都是中國政治史上异質的因子，他們像彗星一樣過早地隕落，是民族的重大損失。宋教仁有著陽光一般的性格，他試圖把中國政治引入陽光的軌道，他身上沒有敵人意識，從不懷疑政敵的人格，對中國政治的險惡缺乏清醒的認識，在民初轉瞬即逝的舞臺上，他刹那的光華幾乎照亮了數千年的黑暗，他以爲有了民國，有了憲法，實現兩黨制、責任內閣、權力制衡、自由競選乃是天經地義的。他組織國民黨，親自拜訪梁啓超，以輪流執政相期許，和袁世凱的親信過從甚密，對袁也幷無惡感，即使在上海火車站中彈之後，他在彌留之際口授的電文中仍對袁抱有希望。你可以說他幼稚、說他糊塗，但你不得不承認他是適合推動民主的政治家，也難怪他曾刮起永遠令人懷念的"宋教仁旋風"。他的陽光性格正好與袁世凱陰暗、自私、不可告人的帝王心態，以及無限權力不容他人覬覦的傳統政治規則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袁世凱以殘忍的手段將他置于死地，也無情地撲滅了中國人追求民主憲政的浪潮。宋和袁的對比就是近代與古代的不同，不幸的是中國仍停留在古代，宋教仁以年輕的生命爲百年中國留下了一個懸念。他的死標志著又一次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努力失敗了，成王敗寇的邏輯繼續主導著中國，曾幾何時，孫中山、黃興……這些民國元勛在自己締造的民國成了通緝犯，再度踏上流亡的老路。

年輕的蔡鍔站出來向天下已成其囊中之物的龐然大物袁世凱說不，護國壯舉的背後幷無個人目的，僅僅是"爲四萬萬國民爭人格"，自然也包括爲他自己爭人格。起事前夕，他和梁啓超在天津相約："事之不濟，吾儕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濟也，吾儕引退，决不在朝。"這番誓言，至今讀來仍擲地有聲。他是近代將領中唯一一個富有知識分子氣質的人，他之所以冒險犯難，逃離北京，起兵反袁，完全基于他對共和理想的矢志不渝，他對人格尊嚴的在意與追求，而他對袁本人始終是心存感念的。這一壯舉雖然未能結束幾千年培植起來的忠君文化、權力崇拜文化，但這畢竟有別于"打江山、坐江山"的傳統選擇，在中國土壤上終于出現了一點异質的東西，在幾千年長夜之後終于曙光初現，怎麽肯定其意義都不爲過。

二

跳出"周期率"，靠的是制度轉型誠然沒錯，但制度轉型需要文化的支撑，在成王敗寇、"打江山、坐江山"的傳統格局下，在根深蒂固的皇權崇拜、青天情結支配下，當一個民族最優秀的精華因子也只會在"屈原人格"中打轉，走不出"第二種忠誠"，走不出幕僚情結，即使有了共和的形式，有了憲法、議會和總統，也不會有真正的民主，無非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點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不僅是知識分子的生命綫，也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根本標志。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度絕對稱不上文明國家。

從王韜、梁啓超到邵飄萍、張季鸞、胡政之、胡適、儲安平等，幾代知識分子爲此付出了智慧、心血乃至生命。從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到1948年儲安平的《觀察》周刊被封殺，近百年來，知識分子"文章報國"的理想從未泯滅過，他們對現實事務、歷史事件的判斷容或有錯，但他們對文明大勢的判斷基本上是清醒、準確的。他們都認識到中國必須從舊的傳統中走出來，結束周而復始、惡性循環的命運，也就是跳出"周期率"。他們從言論入手，盡言論之天職，"監督政府，嚮導國民"，不斷地爭取言論自由。無論面對晚清王朝還是袁世凱，無論是形形色色的北洋軍閥，還是蔣介石、日本人，他們都一樣恪守言責，絕不懈怠。他們的思想或許各不相同，他們的現實關懷程度也天差地別，相同的是他們對言論自由的追求。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一個古老的專制國家就不可能走出古代，踏上近代的門檻。

梁啓超是上個世紀之交"言論界的驕子"， 他以《新民說》等大量文章、著作給中國帶來了某種希望，從《時務報》到《清議報》、《新民叢報》，他那帶有感情的筆鋒感染了不止一代人，直接影響了蔡鍔等學子，間接影響了幾乎每一個知識分子。在戊戌變法失敗後的痛苦歲月裏，他走出了老師康有爲的影子，成就了上個世紀之交一個知識分子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1912年，在經歷了十五年的流亡生涯後，他返回祖國，在一次報界歡迎大會上，他無比感慨地說：清王朝的覆滅、中華民國的誕生，"則報館鼓吹之功最高"， 他稱之爲"以黑血革命代紅血革命"。梁啓超一生耿耿以"新民"爲念，辛亥革命之前的十八年中他先後辦過七個報刊，以其言論、思想改變了一個時代，豐富了民族的精神寶庫。他認爲立言的宗旨就在于"浚牖民智，熏陶民德，發揚民力，務使養成共和法治國國民之資格"。（《梁啓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 版，2509頁）所以，他回國以後，面對潮水般的歡迎，他首先想到的是重操舊業，表示願以辦報爲自己終生事業。他的這一認識無疑是相當深刻的。遺憾的是民國初年他經不起種種誘惑，一脚踩入了污泥濁水的政壇，爲世人所詬病。一個言論界的梁啓超，其影響、作用遠大于一個總長的梁啓超。

當陳獨秀痛定思痛創辦《新青年》，打出"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大旗，一場孕育了新文化的"五四運動"就呼之欲出了。陳獨秀曾言，辦報十年，國中風氣當爲之一變。邵飄萍、林白水抱定新聞救國之志，不惜流血。與他們的殉道精神相比，他們的缺點不過是白圭之瑕。《大公報》在張季鸞、胡政之他們手裏發揚光大，贏得世界性的聲譽不是偶然的，"小駡大幫忙"的污水遮掩不了歷史的真相，百年回首，我們依然爲他們當年的言論風采而激動，他們不僅忠實地記錄了一個時代，而且參與塑造了一個時代。《大公報》爲代表的民間報紙對國民黨專政、腐敗的公開批評，對社會進步、民生幸福的追求，讓我們今天讀之仍爲之動容。在兩極對峙、 左右不是的夾縫中，他們始終堅持自身的獨立性，堅持中道而行，儘管他們的一切努力最終都化爲了灰燼。

在通向言論自由的路上，每一步都灑滿了犧牲者的汗水和血迹。近代中國的每一個微小的進步都凝結著他們的理想。從胡適、傅斯年、羅隆基、王造時到儲安平，直接吮吸過西方文明乳汁的新一代知識分子，他們對中國的弊端有更清醒的瞭解，無論他們最後留在大陸，還是去了美國、臺灣，他們對中國的感情是一致的，他們試圖走出專制傳統的陰影是一致的。對他們而言，言論自由是天賦人權，是與生俱來的。1929年，胡適、羅隆基在《新月》公開批評國民黨一党專政，發起人權運動時，他們沒有一絲的膽怯。王造時無論在寫《從"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時，還是在辦《主張與批評》、《自由言論》半月刊時，面對怎樣的壓力、迫害、 威脅，他都沒有屈服，這些擁有博士頭銜、洞悉人類文明趨勢的知識者，在他們心目中，發言是天職，批評政府是常態。當官對他們沒有什麽誘惑，王造時幾次拒絕過蔣介石的拉攏，羅隆基也曾拒絕當國民黨的部長，胡適一輩子有很多從政的機會，包括做教育部長、行政院長等，他都一一謝絕了，只願當戰時的駐美大使、北大校長。

有這樣的認識，他們才有足够的底氣，坦蕩面對一切襲來的橫逆。儲安平辦《觀察》是中國自由主義在20世紀最後一次實踐衝刺，《文匯報》、《新民報》等被封殺，他站出來抗議；民盟被禁，他發表北京48教授的聯名抗議；即使"政府利刃，指向《觀察》"，他也要說話……1948年12月，《觀察》終于沉淪在一個漆黑的長夜裏。

他們之所以能作出這樣的選擇，來自他們獨立的人格追求，有獨立人格，不以權力的是非爲是非，才有獨立判斷，獨立批評。知識分子站在權勢集團之外，不依附，不獻媚，不唯權是從，是言論自由的必要前提。幾千年來我們跳不出王朝興衰、循環往復的"周期率"，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王芸生先生早已發現的，中國從來只在兩個"統"中打轉，一個是"正統"，一個是"道統"。所謂"正統"說穿了也就是誰掌握了無限權力，當上了皇帝，誰就是"正統"，什麽篡位、逼宮都不在話下，劉邦當了皇帝，他就是"正統"，項羽如果勝了，他照樣是"正統"，一句話，"成者王，敗者寇"。歷史從來是按照他們的意志修的，即使千古典範的《史記》也類似于帝王將相的家譜。所謂"道統"表面上是儒家、骨子裏是法家（"陽儒陰法"），百代都行秦政制，說出了一個事實，"道統"是爲皇權統治服務的， 讀書人皓首窮經，八股考據故紙堆，這一切都是爲了有朝一日登上天子堂，爲一家一姓的王朝效力，從而光宗耀祖，享受榮華富貴，"道統"確立了"普天之下"的統治秩序，對皇權、對祖宗之法一切都容不得懷疑。中古長夜，何止千年，歲月悠悠，幾乎沒有人對皇權、對世襲制、對扭曲的儒家學說提出質疑。讀書人除了走科舉之路、隱居之路，沒有其他任何路可走。

文明徘徊不前，社會停滯不動，文化無生氣，不容許任何不同思想，這樣的局面持續幾千年，這在世界史上是罕見的。在這樣的環境中，不可能生長出現代文明的因子。如果不是近代列强用大炮轟開中國的大門，閉關自守的天朝大國還以爲自己永遠是世界的中心呢。衆所周知，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中國人首先驚訝于西方的堅船利炮，接著登場的知識分子開始看到自身制度的缺陷、文明的差距。無論是傳教士，還是早期留學日本、西方的知識分子都給這個古老農業文明社會帶來了新的觀念、價值。新一代知識分子在19世紀末以來急劇的社會變動中逐漸成長起來。梁啓超說戊戌變法以後的15年變化之大超過了以往一百五十年，這話說得還是保守了些。

洪秀全沒有走出傳統造反、坐天下的老路。在康有爲身上，我們雖然可以看到傳統的因襲，但變化已經開始。孫中山爲創立共和作出的努力，足以讓他名垂史册。宋教仁、蔡鍔在幽暗的歷史中放射出刹那的光華。如果我們要重寫中國近代史，不能再按照"打天下、坐天下"、成王敗寇的邏輯來寫，主角也不是以政治人物爲主。儘管戊戌變法、憲政運動、辛亥革命、軍閥混戰這些都還是要寫的，但對那些切實推動了社會轉型的人、事和機構尤其應大書特書。蔡元培以"兼容幷包，思想自由"的理念奠定北大的基礎，也是爲中國現代大學奠基，其功績不亞于孫中山手造民國。陳獨秀、胡適辦《新青年》、推動新文化運動，張季鸞、胡政之等以"四不"方針接辦《大公報》，張元濟、王雲五等對近代出版業的貢獻……這些打破了千年暮氣的人物，他們身上都閃爍出有別于傳統文人的光芒。袁世凱、張作霖、蔣介石之流算不上歷史的主角，同盟會、北洋軍閥、國民黨的活動……也不能占據太多的篇幅，推動文明進步的力量是多元的。一元論的歷史觀應該到了壽終正寢的時候 了。在中國近代史上，一報（《大公報》）、一館（商務印書館）、一大學（北京大學）值得重視，它們具有象徵意義，以它們爲代表的近代大學、出版業和民間報 紙爲中國引入了新的文明，培育了幾代新型知識分子，是中國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的風向標。創辦這些事業的知識分子，站在權力以外，與當權者保持距離，獨立開創了歷史新局面。其精神價值和實踐意義都是永不磨滅的。我以爲，要說跳出"周期率"，只有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一點希望的影子。

三

遙望十八世紀的新大陸，華盛頓經八年苦戰，終于爲那片土地贏得了自由以後，嚴詞拒絕王袍加身的呼籲，解甲歸田。這是一種怎樣的文化？這是一些怎樣的人？發生在新大陸的故事讓全世界耳目一新。比照我們古老的東方大陸，一次次的改朝換代都沒有觸動皇權本身。底層農民一旦造反成功，登上皇位，一樣是生殺予奪，頤指氣使，以天下萬物蒼生爲他囊中私有之物。從劉邦到朱元璋，甚至可以算上失敗的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之類，都是一個模子鑄出來的。不是"彼可取而代之 "，就是"大丈夫當如此也"。權力是唯一的，任何人當了皇帝，都不容他人染指，大臣也只有高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的份。老百姓要麽老老實實納糧、服勞役，要麽就是鋌而走險，揭竿而起，敗則爲寇，成則爲王，或者殺人放火受招安。總之，不會有新花樣、新模式。一切都是循環，一切都是輪回，從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到龍椅上撒尿的宣統，都沒有改變。

1912年是近代史上一個讓人眼花繚亂的年份，帝制推倒，共和告成，床底下拉出的舊軍官成了元勛、副總統，大大小小的舊官僚搖身一變、"咸與維新"了，帶兵的還是原來的把總，革命党人有榮登高位的，也有慘遭殺害的，宣統退位，孫中山辭職，袁世凱當上了民國的大總統，把他稱爲"華盛頓"的竟然大有人在……孫中山、黃興挾辛亥革命的風雷，出現在民初的政治舞臺上，他們一讓總統，一辭留守，在進退之間，以其純潔的人格打破了幾千年來一抓住權力即死不放手的積習。如果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心理，孫中山完全可以不讓總統，不管怎麽樣也要與袁世凱大打一場，爭奪天下，至于黃興手握重兵，更不會辭職，以其威望、號召力，進可以取中原，退可以割據江南富庶之地。所以，不管有多少失誤，不管有什麽遺憾，孫、黃二人都高出旁人萬萬也。他們的人格風範雖不足與華盛頓相提幷論，也足以光照整個中國史。在他們之後，從袁世凱到蔣介石到毛澤東……，一部中國史真是每况愈下，不堪回首。

20世紀中國發生過無數灾難、慘劇，當1926年發生"三•一八"時，當1927年發生"四•一二"時，當40年代李公朴、聞一多遭到殺害時，知識分子們幾乎都發出了獨立的抗議聲音。魯迅、王世杰、邵飄萍、朱自清、蔣夢麟、葉聖陶、鄭振鐸、聞一多……不同地位、不同思想傾向的作家、教授、報人們在"三一八 "的鮮血面前都挺身而出，譴責殺人的政府。面對"四一二"對共産黨人和左傾青年的屠殺，鄭振鐸等七個無黨派背景的知識分子在《商報》發表公開信予以憤怒的抗議。他們的尺度是人性、人道的尺度，不是政治的尺度。

時移境异，在震驚世界的"liusi"慘劇發生之後，偌大的中國早已沒有一家獨立的民間報刊，更由于無所不在的全能極權統治控制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意識形態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不但不允許任何獨立報刊的存在，而且要求輿論一律，普天之下只能有一個聲音，知識分子被掐住了喉管，再也發不出公開抗議的聲音。即使在密不透風的鐵幕下，"liusi"早晨，中央廣播電臺國際頻道仍播出了國際部主任吳小明先生起草的廣播稿，公開向世界說出了真相。當天上午和晚上，自然科學史家許良英先生和翻譯家楊憲益先生分別接受香港和英國電臺采訪，譴責了這場殺戮。1992年10月，一家發行量很少的《未來與發展》雙月刊發表許良英的《沒有政治民 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刊物甫一問世即遭封禁，編輯被整肅。1995年5月，以許良英爲代表的知識分子群體（其中包括了二十八位自然科學家）在寬容呼籲中還是提出了重新評價"liusi"的要求。十幾年來，包括胡績偉先生、李銳先生以及剛剛去世的吳祖光先生在內的知識分子不斷地發出同樣的呼籲。在一個沒有任何言論空間的社會，他們的聲音尤其可貴，正是這些可敬的老人捍衛了知識分子的良心，爲一個慣于吃人血饅頭的民族挽回了一點點尊嚴與榮譽。

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跳不出興亡盛衰的"周期率"，說一千、道一萬，病根在于一元化的無限權力主導了整個歷史發展的進程，在于從上到下解不開帝王崇拜的死結， 在于成千上萬知識分子對權力的依附性，皮毛之論遠沒有過時，誰當了權就依附誰，沒有主心骨，沒有獨立性，追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沒有成爲大多數知識分子的第一需要，總是繞著皇帝的餐桌轉，日夜企求成爲權貴的座上客，至少要分一杯殘羹冷炙，夢想有朝一日被選中，入宮或入閣做個幕僚的大有人在。不要人格，不講道義，鮮廉寡耻，貪得無厭，而且總是能爲自己的無耻行徑找到美麗的說辭。以動聽的政治話語、學術話語包裝自己，唯一缺少的就是獨立精神，曾經在近代知識分子身上大放光芒的獨立性、批評性早已日漸式微。

百年尋夢，如何跳出歷史的"周期率"，五十八年前，毛澤東在延安窑洞中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那只有從破除 "打天下，坐天下"的舊觀念、舊模式開始，從恢復知識分子的獨立性開始，從言論自由開始。這些話卑之無甚高論，却都是無法回避的問題。

2003年3月19、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