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决定命運嗎?――關于亞洲反民主觀的神話（金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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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决定命運嗎? ――關于亞洲反民主觀的神話

金大中

[這是金大中當年在當選韓國總統之前發表的與新加坡資政李光耀論爭的文章。]

在發表于《外交》1994年3-4月號上的訪談中，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就西方和東亞社會的文化差异，以及這種差异的政治含義等問題，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見解。雖然他沒有明確說出來，但是貫穿整個訪談的論斷和他以前的實踐記錄清楚地表明，他責備美國人"不要把他們的制度毫無例外地强加于那些根本行不通的社會"，這其實是說西方式的民主在東亞不適用。考慮到他享有世界各國領導人的普遍尊敬，以及《外交》雜志本身的學術聲望，這種論點可能會産生廣泛的影響，因此值得鄭重予以回應。

隨著1991年蘇聯瓦解，社會主義思潮低落了。有人得出結論說，蘇聯的崩潰是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的結果。但是，我認爲它象徵了民主對專制的勝利。沒有民主，普魯士德國和明治時代日本的資本主義都導致了悲劇性的後果。在近幾十年裏，許多拉美國家擁抱資本主義而拒絕民主，同樣也可悲地失敗了。與此相反，實行民主資本主義或者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儘管也會遇到暫時的挫折，但是都蒸蒸日上。

儘管有上述明顯的趨勢，仍然有人懷疑民主在亞洲的適用性和前途。這種懷疑主要是由亞洲的威權主義領袖人物挑起的，李光耀是其中最直言不隱的一位。長期以來，他們堅持認爲文化差异使得諸如民主和人權之類的"西方觀念"在東亞不適用。問題是，亞洲是否擁有適合于民主政治的哲學和歷史基礎呢？那裏到底能否實行民主政治呢？

自强處立

李在訪談中一直强調文化因素。我承認文化是重要的，但是光憑文化不能决定一個社會的命運，而且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更重要的是，李關于亞洲文化的觀點不僅論據不足，而且是循環論證的。他認爲，東方社會與西方不同，"相信個人離不開家庭"，而家庭是"建成社會的磚瓦"。然而，作爲工業化的必然結果，家庭本位的東亞社會也迅速地邁向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社會。人類歷史上沒有什麽事物是永恒不變的。

李聲稱，在東方，"統治者或者政府幷不想給一個人以家庭所能給他的東西"。他剛表示過對西方社會道德崩潰的擔心，幷把這種崩潰歸因于太多的民主和太多的個人權利，接著就把那種表面上看來是自立的、家庭爲本的文化引證爲東亞經濟成功的主要原因，幷且嘲笑西方各國政府，據他說他們試圖包辦所有社會問題。于是，按照李光耀的結論，有著多管閑事的政府的西方政治制度，不適合家庭爲本的東亞。他排斥西化，同時却接受現代化和由此而來的生活方式的變化――再一次强烈地暗示，民主在亞洲行不通。

家庭價值（各取所需）

但是，事實正好相反，根據李光耀的說法，亞洲各國政府對私人事務袖手不管，幷且置身于所有社會問題之外，其實不然。對于個人和家庭日常事務，亞洲國家的政府比西方管得更多更細。以韓國爲例，每個家庭都被要求參加每月一度的鄰里大會，以接受政府的訓導和討論地方事務。日本那個權力很大的政府則常常對企業界進行干預，以保護政府心目中的國家利益。這種干預已經發展到引起日本與美國、以及與其他貿易夥伴相互爭吵的程度。而李光耀的新加坡，政府嚴格管理個人行爲――堪稱把社會當作機器來管理的奧威爾式的極端範例。 對這些事實，李視而不見，反而聲稱東亞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他是用這種假論據來爲他拒絕西方民主進行辯護。他甚至不喜歡一人一票原則，說"他在理智上幷不相信"該原則是最好的，這顯然違背了現代民主的根本。

由于不少發達的民主社會出現道德崩潰現象，李的觀點不僅在亞洲相當普遍，而且得到某些西方人的贊同。例如，許多美國人認爲，美國公民邁克爾·費伊由于做了惡作劇而被新加坡當局施以笞刑是罪有應得。但是，道德崩潰不是由于文化固有的弱點，而是工業化的結果，這種現象在亞洲的新興工業國家中也正在出現。事實上，新加坡這個小小的城市國家，需要用近乎極權的警察國家的做法來保持其對公民的控制，這與李光耀所說的政府越是少管家庭事務國家就治理得越好的說法正好相反。救治工業化社會的積弊的辦法，不是靠警察國家的嚴刑峻法，而要靠加强道德教育，高揚精神價值，提升文化和藝術的水準。

先于洛克

李反對把一種外來的制度"毫無例外地强加給那些根本行不通的社會"，對這一點人們幷無异議。問題是，民主政治是不是與亞洲文化根本不相容，以至于沒法推行。進一步說，考慮到李光耀完全不容忍异議的歷史，考慮到許多其他亞洲國家還在持續地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鎮壓，人們不禁要問，民主政治在諸如新加坡這樣的地方是否真的得到過實踐機會。

通過全面的分析，可以明確認定亞洲在趨向民主的哲學和傳統方面具有豐富的遺産。亞洲在民主化方面已經取得很大進步，而且具備了發展民主幷且使之超過西方水平的必要條件。

民主觀念

人們普遍認爲，英國政治學哲學家約翰·洛克爲現代民主奠定了基礎。根據洛克的理論，主權在民，統治者是通過與人民訂立社會契約而獲得授權進行統治的，人民可以撤回其授權。其實，差不多比洛克早兩千年，中國哲學家孟子就提出了類似的觀點。根據孟子的"王道"政治原則，君王是"天子"，上天授權它的兒子推行良好的政治，也就是爲老百姓謀福利。假如他治理不當，人民有權起義，推翻其統治，替天行道。孟子爲弑君行爲正名說，一旦君王違反天意，他就不再享有臣民效忠。孟子說過"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古代中國的"民本政治"哲學認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王應該像尊重上蒼一樣尊重他的人民。

韓國的本土宗教天道教更進一步提出"人即上天"，人們應該像侍奉天尊那樣侍奉他人。這種觀念在1894年激發和促成了近50萬農民揭竿而起，對內反抗封建統治者的剝削，對外抗擊帝國主義勢力的壓迫。可以說，沒有別的觀念比儒家學說和天道教的教義更接近于民主的根本。亞洲顯然擁有與西方一樣豐富的民主哲學。

民主機制

亞洲還有大量的民主傳統。當西方還由封建諸侯統治的時候，中國和韓國實行郡縣制已經兩千多年了。秦始皇創立的秦朝推行法治，一視同仁，"王子與庶民同罪"。近1000年來，在中國和韓國，即使是高官顯貴之後裔，如果不通過科舉考試也不能擔任重要官職。嚴格的科舉考試向整個士紳階層開放，他們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强，從而保證了機會均等和社會的流動性。而這些是大衆民主的核心內容。這種做法與同時代歐洲的世襲分封制形成鮮明對照，在歐洲，血統或多或少地决定了人們的地位。在中國和韓國，强有力的監察大員們可以對王朝的失誤和官員的濫權加以制約。言論自由受到高度民主重視，人們明白國家前途有賴于言路暢通。儒學士人一直受到這種教育，對背離正道的專制君主諍言直諫是一種崇高的責任。許多文人士子和杰出官員，爲維護這種自由表達權而獻出了生命。

民主政治所必須的基本觀念和傳統，在歐洲和亞洲都存在。不過，雖然亞洲的這類觀念比歐洲出現得早，但是確實是歐洲人首先創立了廣泛而有效的代議制民主。選舉制度的發明，可以說是歐洲最了不起的成就。這種制度在別處發展起來的事實，幷不意味著它在亞洲"行不通"。包括新加坡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是在采用"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之後才繁榮起來的，而自由市場體制是民主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還要說明的是，在經濟發展快于政治進步的國家（如德國、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歷史證明，隨著時間推移民主最終會獲得勝利。

亞洲的民主現狀

民主政治在亞洲也行之有效的最好證明是，儘管李光耀這樣的威權主義領導人頑固抵制，亞洲仍然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大步前進。事實上，自1974年以來，與別的地區相比，亞洲的民主化成就最爲輝煌。截止1990年，大多數亞洲國家已經成爲民主政體，而世界民主化的平均水平只有45%。這一成就沒有引起足够注意，是因爲亞洲的經濟成就太突出了。我深信在下個世紀初葉，民主將在整個亞洲扎下根來。到下世紀頭25年結束的時候，亞洲將不僅出現經濟繁榮，而且民主昌盛的時代。

我的樂觀情緒基于這樣幾點理由。亞洲經濟正在從勞動力密集型産業爲主的階段過渡到信息和技術密集型階段。許多專家承認，經濟領域的這種新秩序要求確保有信息交流和從事創造活動的自由。而只有民主社會才能提供這種保障。這樣，除了民主政治，亞洲別無選擇；在全球經濟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這種選擇是生存所必需的。迄今爲止的世界經濟變革已經帶來了更廣泛和更順利的信息交流，從而給亞洲的民主化進程提供了幫助。

自從二戰結束以來，民主實踐在日本和印度一直沒有中斷。在韓國、緬甸、臺灣、泰國、巴基斯坦、菲律賓、斯里蘭卡和其他一些國家，民主政治時常遭到挫折，甚至被中斷。然而大多數這些國家最後還是民主化了。通過選舉和其他民衆運動，復興的"人民權力"得以確立。甚至在泰國，經歷了十届軍人政府之後，文官政府終于出現了。而在長期的一黨專制之後，蒙古政府自願地接受了民主制度。我的樂觀主義的根本理由就在于，亞洲人對民主和人權的重要性的認識日趨加强，幷且願意爲實現這些目標而作出必要的努力。儘管磨難不斷，民主的火焰仍將照耀亞洲大地，因爲它是人民的希望所在。

我們共同擁有一個世界

在亞洲人越來越歡迎民主觀念的時候，他們有機會也有義務向民主先行國家學習。西方在建立民主制度的過程中，曾經遇到過不少問題。比如，有啓示意義的一點是，要記住歐洲人是在民族國家的疆域內實行民主制的，在國界以外就不一定了。直到比較晚近的時候，西方民主國家一直偏愛少數有産者階級的利益。通過社會經濟變革使民主惠及社會大衆，這主要是二戰後才發生的事情。今天，我們必須重新振興民主，使之不僅在各國內部，而且在各國之間，包括欠發達國家之間，促進自由、繁榮和公正：促進全球民主。

與其把西方文化作爲經濟劇變所引起的道德失範的替罪羊，不如從亞洲的傳統中尋找可以使民主發展得更好的力量。在亞洲，民主政治可以鼓勵人民更加自立，同時尊重文化價值。這樣的民主才是唯一真實代表人民意願的，不過它需要社會全體成員的充分參與。只有這樣，它才有合法性，才能體現出一個國家的氣魄。

亞洲的威權主義者誤解了有效統治的規則與合法性概念之間的關係。那些保護人們不受經濟和社會變革的消極後果影響的政策，如果事先沒有得到人們的贊同就不會被有效地執行；同樣是這些政策，如果是經過公衆辯論制定出來的，就會得到亞洲有自豪感和自强精神的人民的有力支持。

全球民主將承認如何處理人與人的關係和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二者之間是有聯繫的，它將促成有利于後代的新政策。隨著大規模的破壞和使所有物種遭殃，我們目前正在威脅自己的生存環境。說我們的民主必定是全球性的，是因爲它强調要把兄弟般的仁愛遍施于天地萬物。

指明達到"天下太平"理想境界的途徑的儒家格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顯示了對清明政治的贊賞。正如這句格言所說的，儒家政治哲學的終及目的是"平天下"。爲此，就要求人們使自己的家庭井然有序（"齊家"），而做到這一點必須提升自我修養（"修身"）。這種政治哲學强調政府的作用，强調爲使天下太平。統治精英必須承擔道德義務。公共安全和國防安全，與水資源和森林資源管理一樣，都被認爲是至關重要的。天下太平的概念可以被解釋爲天下萬物和諧共存。這種認識還可以從喬達摩佛的教導中得到印證，即衆生平等，萬物皆有佛性。

自公元前5世紀以來，世界目睹出現了一系列思想革命。中國、印度、希臘和猶太的思想家們共同倡導了這些觀念革新。但是，在過去幾百年中，全世界被希臘與猶太-基督教觀念和傳統所支配，現在已經是世界轉向中國、印度和亞洲其他地方尋求智慧，以進行另一場思想革命的時候了。我們爲之奮鬥的新型民主，要確保每一個人完善自身利益的權利和所有生靈的生存權利。

達到這種新型民主的第一步自然是完全遵循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這一國際文件表達對人類尊嚴的根本尊重。在執行《宣言》方面，亞洲國家理應走在前列。

　　推行亞洲民主運動的主要是一批爲數不多但是卓有成效的有獻身精神的人，他們有的屬于某個政黨，有的是無黨派人士。他們得到了全世界旨在促進民主非政府組織和半官方組織的支持。對于亞洲民主的未來而言，這些都是有希望的迹象。他們正越來越有力地促使政府傾聽人民的心聲，他們應該獲得更多的支持。

在建立牢固的民主制度和增進人權方面，亞洲不能再浪費時間了。最大的障礙不是文化遺産，而是威權主義領導人及其辯護士的抵制。亞洲可以向世界其他地區提供很多東西。它趨向民主的哲學和傳統等豐富遺産，可以對全球民主的發展作出意義重大的貢獻。文化幷不决定我們的命運，决定我們命運的是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