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文革”發迹夢（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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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文革"發迹夢
——讀徐景賢《十年一夢》

傅國涌

"文革"噩夢過去已經30年，"文革"的幽靈仍然日夜纏繞著這個古老民族，揮之不去。後"文革"的權貴之所以對"文革"諱莫如深，是因爲他們的權力來源、權力基礎、權力運作方式和"文革"幷無不同，如果真的要清算"文革"、徹底否定"文革"，無异就是否定他們自己，至今討論"文革"在這片國土上還是一個大大的禁區。"文革"十年間在政壇得勢的大大小小的明星，曾幾何時都已經暗淡無光，對他們而言，那些權勢煊赫、頤指氣使的時光早已一去不復返，他們只能在回憶錄中重溫舊夢，徐景賢的《十年一夢》也是如此。這位曾叱咤上海灘、在這個超級大都市權傾十年的"文革"新貴，在晚年的餘輝中遙望前塵，他對毛澤東操縱發動的"文革"，對那個不正常的專橫的、可怕的權力體制，對他自己參與制造的民族灾難，沒有一絲的反省和懺悔，他感嘆的只是失去的榮華，悲吟的只是權力的失敗，甚至對他奉若神明的上海幫幫主張春橋、姚文元們，他充滿了感念之情，對他們的權術、陰謀多有肯定，對自己恰逢其時、挺身造反，從中共上海市委大院內部點火，幷成功地登上權力舞臺而慶幸，對此，直到生命的黃昏，他的內心還不無竊喜，這一切都流露在字裏行間。

因爲"文革"的發生，徐景賢從一個小小的市委寫作組小頭目平步青雲，一夜之間成爲上海灘霓虹燈下的顯貴、紅人，完成了從小鬼到神明的蛻變，官至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在張、姚、王先後進京，位居中樞的時光裏，他實際上是上海的第一人。他的發迹，類似于近代以來混迹上海的各色人等一夜暴富，或由小流氓因緣機會而成大亨的故事，只是這裏還有更大、更深的背景，有著更爲複雜的權謀，其中混合著全民族長達多年的不幸與苦難，伴隨著很多人生命的喪失、家庭的破碎，許多參與創建這個極權制度的元勛、功臣、英雄、衛生淪爲階下囚，甚至死無葬身之處，一句話，在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徐景賢他們發迹的背後，有許多人的血泪，他們的頂戴花翎是由人血染成的。

然而在一個權力沒有約束，一切以權力爲中心的社會裏，幾個卑鄙或不卑鄙的小人，因爲皇帝的欣賞、提拔，一步登天，注定了長期成爲許多人茶餘飯後談論的話題，即使摔下來了，老實說也有不少人暗中羡慕他們的好運。在這裏，權力畢竟是個神奇的東西，"鮮花、美酒、女人、塵土、王八、飛機、狗雜種，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圍繞這個中心旋轉，像肥肚子上腫脹的脂肪圍繞著深陷的肚臍。"它仿佛有著一種神奇的力量，"有了權力，你今生今世花天酒地，榮華富貴，享樂不盡； 沒有權力，你就是私生子，狗娘養的，誰都可以駡你打你，踹你一脚，唾你一口，死了也不得翻身，五官朝下。得到權力，不管你是偷來的，搶來的，拿老婆換來的，不管你是無賴白痴，殺人犯，騙子手，玩弄朋友的妻子者，你都可以高高在上，發號施令，接受成百上千條舔你屁股的舌頭"，"文革"給了某些人得到權力的機會，哪怕是他們權力舞臺放逐之後，要想他們自我反思，對自己的那段歷史有新的認知，幾乎是不可能的。從徐景賢的回憶，我們看不到這一點，在其他文革紅人的回憶，我們也看不到。"文革"是他們的好時光、好年成，是他們美麗的似水流年，只是流年苦短、好夢難留而已。

上海是個魚龍混雜的地方，因爲租界的長期存在，在1949年以前的一百年中，上海灘頭，各種不同的政治集團、社會力量、外國勢力幷存，革命的、保守的、反動的、進步的、庸俗的、高尚的……各種不同的人物、聲音都可以這個東方都市栖身，這是近代工商業、對外貿易、金融、文化、新聞出版的中心，是流氓地痞和革命者都可以藏身、施展手段的地方，暴力、金錢、美女、權力……在黃浦江畔這方水土上，人們認的是武力爲後盾的實力，是生殺予奪的大權，血緣、地緣的紐帶扯斷之後，到這裏來尋生活，找出路的人們，已經不再有天理人情、舊時倫理法則、傳統道德的束縛。換言之，這是一個近代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特別講究實際利益的城市。1949年新的紅色江山帶來了新的規則，上海的主子變了，但上海人對世俗利益、人間權勢的傾慕心態沒有什麽變化。一旦有機會，上海灘上總是風雲滾滾。"四人幫"、徐景賢他們的應運而生是自然而然的。中共"十大"，一夜之間，一批工人在睡夢中被叫醒，飛機到了北京，已經是新當選的中央委員。這無疑比中頭獎還有神奇的故事，却是曾經發生過的事實。

遙想徐景賢在上海市委大院舉旗"造反"之初，毛澤東曾對姚文元面授機宜，姚在北京通過長途電話告知他，毛澤東很欣賞他們提出的一系列不無創造性的惡毒口號，比如"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毛欣賞這些口號的提法有區別，說了一個"好"字，那一天，毛生日還在和姚等碰杯時"祝全國全面內戰開始！"這個電話讓徐氏受寵若驚、欣喜若狂，在被恩准的範圍內到處奔走相告。不久，他又接到張春橋的電話，不能再用"火燒"、"揪出"的提法，一定要用"打倒"，正式喊出"打倒陳、曹！打倒上海市委"的口號。他的每一步都是聽"文革小組"張、姚以及幕後那只無所不能的大手指揮，這是典型的"奉旨造反"。整個"文革"，舉國上下真正清醒地保持了獨立判斷的不過顧准等極個別人。絕大部分人或主動、或被動、或有意、或無意地被毛牽著鼻子走，即使自覺的造反實際上也陷入了"奉旨造反"的格局之中。這一點徐景賢也清楚，造反派可以造別人的反，决不能造口口聲聲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的反，因爲造反行動中權力分贓不均，上海幾次向張春橋發難，都遭嚴厲處置就是證明。當然，更不能對操縱一切的毛澤東有一絲一毫的質疑，更不要說造反了。

官方在1976年後對"文革"的評價，總是說"文革"是一些道德上的奸佞小人（代表人物是"四人幫"）欺騙了毛，造成灾難性的後果，忠臣們紛紛遭殃，個別像周恩來這樣的大忠臣在艱難的處境中，與奸臣虛與委蛇，做了大量好事。周確實與"四人幫"有所不同，但爲了維護他自己的既有權力，出于對毛澤東權謀的 敬服和恐懼，十年間他幾乎無條件地按毛說的一起去做，而且處處揣摩毛的心思、處處替毛著想。毛澤東提名不學無術、連徐景賢也看不起的王洪文當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周恩來之後，康生、葉劍英之前。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時，李先念等都不吭氣，許世友嘟囔說太年輕，是葉劍英這位"大事不糊塗"的老帥挺身而出，說："重視提拔年輕幹部，是主席的一貫思想"，列舉毛喜歡提的諸葛亮、孫策、周瑜的例子。幷掉過頭做許世友的工作："我們這些當軍長、師長的時候，有的還不到二十歲，現在王洪文同志已經三十八歲了，我擁護主席的提名"。在他的說服下，這個名單才獲得通過，在座的王本人已嚇出了一身冷汗。最後，當然還有周恩來的"鼎力相助"，王才能順利當上這個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的准接班人。徐景賢獲知，他本人之所以當上上海市委書記，還是周恩來提的名呢。周夫婦最後一次到上海，徐等"文革"新貴全程陪同，與周夫婦相處融洽。

在那個年代，事實上已分不出何謂忠、何謂奸。不光是傳統的忠、奸二元劃分太簡單了，在極權社會裏行不通，何况當時大家都堅决、無條件地崇拜、支持毛澤東，都在毛面前爭寵，毛要打倒誰就打倒誰，大家一致同意，從高崗、饒漱石到彭德懷，從彭真、陶鑄到劉少奇、鄧小平再到林彪……沒有不同的意見，每個人都是到了毛要把自己打倒時才發現晚了。對于"四人幫"的得勢，權力格局內幷無什麽抵觸。所有人都是服從、相信、膜拜君臨天下、和尚大傘的毛澤東，還有多少忠和奸可 言？

2006年4月19日

[徐景賢《十年一夢》，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