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給改革一個死刑判决（陳永苗）

博主按：

照慣例，這里只轉載，不發言——也就是說，不做個人價值判斷。但對于此文還是不得不提一下：改革當然有很多問題，甚至有些頗為嚴重，但據此就能聲稱改革已死，革命將至？至少可以肯定一點，若沒有改革，陳先生已被革了命。

改革是什么？當奧巴馬在演講臺上高呼“Change”時，我們能否略微牽強的將其翻譯成“改革”？又或者，將“改革”譯成“Change”？現代社會是一個抹平意識形態、解構的、自我又大眾化的矛盾體，對于中國而言，無論是“革命”還是“改革”，顯然包含了太多意識形態的殘存，如果將其稱為“變化”，或者說，剝下意識形態的外衣，其本質就是“變化”，那么關注的焦點將會轉變，至少不會總被模糊。

在陳先生的文章中，充斥著激烈又有些武斷的遣詞，譬如“全國怨聲載道，說明已經對改革徹底失去了信心”之類，不知他是如何代表了全民發言。

你不能用獨裁者的邏輯反對獨裁。

然而，這篇長文依然有許多討論值得關注，縱然有不嚴謹之處（譬如對于市場經濟的批判），也有些重要問題缺乏論證（譬如計委“秘而不宣的政策”），卻也可以體現一派學者思潮，無論是作為當權者警惕，還是學術觀點激蕩，都不無裨益。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1/200801041241.shtml

重申給改革一個死刑判决

陳永苗

序言：改革之後，我們就沒有了歷史？

革命是現代性的主要內容。現代社會人們要幹的活，首先就是革命，把現代社會從古代社會隔離開來。從1849年到1978年，中國人只幹了這件事。被共産黨折騰得死去活來，奄奄一息的中華民族，1978年在鄧小平的指引下，用改革取代了革命。改革是世俗化的革命，是從馬上的政治烏托邦下降到嘛下的黑沉沉浸透無數人血液的土地上。改革是革命的一個替代品，如今現實已經證明改革幷沒有完成它的使命，那麽替代品就要被真品取代。

著名學者福山大言不慚地宣布歷史已經終結，如今遭人耻笑。鄧小平爲1978年以後的時間烙上一個烙印：改革，可是難道時間因此永遠凝固了麽？1978年後的20年，30年，50年，100年，200年，300年都是改革的時間麽？因爲改革，歷史就終結了不成？

在改革的大道上，不是前進，就是後退，難道就不能跳出改革大道强大磁場麽？改革算一個社會契約，共産黨當局和底層老百姓協商同意用改革取代革命，如今締結契約的基礎情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更。

脚下的大地已經沉淪，底層老百姓再也無法忍受改革騙局。鄧小平先經濟後政治的路徑，難道就是終結歷史的唯一道路？就沒其與身俱來的先天缺陷？ 先經濟後政治的路徑，也僅僅是權宜之計。既然是權宜之計，就是有所取捨，厲害權衡。如今可以看到這個路徑中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制定時間表，很容易被拖延而造成了革命。從最大可能的歷史結果來說，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不過是爲了新的一場，更加血腥撕殺的革命。

改革和革命進行龜兔賽跑，如今快到了終點。改革已經倒在血泊之中，死在權貴資本主義的槍下，而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窮人反對只對他不利的改革，光付出沒有收穫的改革。全國怨聲載道，說明已經對改革徹底喪失了信心。

“改革軍號”皇甫平自己空穴來風的“改革不可動搖”呐喊，即使假設說有當局的授意，那也是最後的挽歌，夕陽西下最後的挽歌。

改革之後雖然用革命一詞烙印下鐵血一般冷酷無情，幷不是沒有了歷史和時間。已經拋了太多人的頭顱留了太多人的血的革命，讓人們恐懼害怕。但是幷不會因爲恐懼和害怕，革命就消失了，歷史就變得溫暖如春。

改革共識能否修復

改革幾乎都是一池污水，而且污染源頭不可治理，污染還是繼續擴大。繼續維護改革話語，其政治結果與其意圖相反的。因爲專制黑洞的存在，越改革，革命的火藥庫越大。而且已有的改革成果的毀滅指日可待。

從大清帝國末年和俄羅斯帝國晚期的改革歷史來推論，當局不會作根本性的政治體制改革，在政府機構管理方面有可能下些力氣。按照十一五規劃，頂多是政府機構改革，真是急風症碰上慢郎中。絕大部分的人已經相信：實質性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大可能，有的是只唱空城計，指鹿爲馬虛假立憲。

即使目前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是否可以力挽狂瀾于既倒？權貴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改革，如果要深化，按照既有的政治結構，除非這些政治體制改革對他們有利，否則他們不會同意，就搞不下去。也就是要老百姓“吐血”支持改革，去贖買，去喂飽權貴資本主義無底洞的貪欲。但問題是，即使用全部已有的東西去喂他們，他們不會滿足，也未必會同意。

如果有所推進的話，還是按照有利于權貴資本主義的原則來，按權貴資本主義的需要漸漸放鬆。權貴資本主義獲得的政治權利，會進一步用來剝奪和壓 迫底層老百姓。例如結社自由的大門，是向權貴資本打開的，權貴資本們可以利用結社自由組成商會，用于壓迫工人；對工人關閉，不允許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對抗權貴資本家。還有戶籍制度的放鬆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最早向農村高學歷高科技人才放開，無非是爲了勞動力。爲發展經濟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就具有這種特 征。

正如經濟學論證的，權貴資本家是理性的自私的經濟人，會在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中濫用改革主導權，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例如改革國際慣例就是專挑自己有利的，否定掉不利于自己的。那也就是說，目前在權貴資本主義主導的模式下，即使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幷不能修復改革共識，反而使斷裂越來越大。

即使權貴資本主義妥協步入了民主政體，權貴資本家的優勢沒有消失。他們擁有强大的財力，物力、智力來操縱議會，可以利用民主手段來鞏固不合法的局面，將有的利益格局固定下來或者甚至進一步擴大。將已有的蛋糕分完之後，還會把中國變成“納粹中國”，用底層老百姓當炮灰到國外搶。

對于底層老百姓來說，從1956年以降是一連串不利的事件。在改革的話語下，是吃黃連的啞巴，欣欣然參與改革，確是刀板上的魚肉，總是被人想方設法在宏大話語（例如發展）之下蹂躪和剝奪。底層老百姓是食物鏈中的最末端—蝦米。例如國企，一開始是全民所有，1982年暗中變爲國有，把人民從所有權主體的位置上剔除出去，爲如今的MBO進入個人腰包掃除了障礙。經濟改革是權貴資本主義一項多宏偉，多巧妙的搶劫行動。

權貴資本主義總是操縱民族國家的宏大叙事，爲自己的利益服務，例如國企改革中當財産流入個人腰包中，總是談效率。我一直反駁他們的理由的是，當財産與底層老百姓無關了，那麽效率再高，關老百姓什麽事情，而且再次分配又很差，又不能從效率的提高中獲得什麽利益。還有例如依發展的名義搞拆遷或者民族商業主義，這些都是挂羊皮賣狗肉。

改革共識建立在相對公平之上。個人財富與個人財富的增長之間具有撕裂不了的連帶關係，絕對是社會性的，不是個人的。先富起來是爲了共同富裕，先富起來對尚未富裕起來的人，具有無條件的絕對的連帶義務。所以當經濟學家否認相對公平在維繫改革共識之中的作用，有著其卑鄙的政治動機，就是爲先富起來的人否定掉連帶義務。例如當初國民財富100萬，和現在國民財富到了100億，老百姓幷沒有多大的改變，反而手中的房子和儲蓄，通過拆遷和股市圈錢逐漸流失殆盡，而權貴資本主義却通過非法手段，進入福布斯排名榜，如何還能有改革共識和社會合作？先富起來的人繼續富下去，而老百姓繼續窮，要維繫社會合作，必須均貧富，實現共同富裕的承諾。

對相對公平的徹底撕裂，代表著改革共識的破裂，階級衝突成爲首要的政治問題，一個國家分裂成兩個國家，內戰的爆發指日可待。

張維迎2006年3月11日在經濟觀察報上發表的《理性思考中國改革》說，理性思考要求我們實施一項變革政策時，必須本著“向前看”的精神，也就是如何在給定的歷史條件下，調動大家的積極性，把蛋糕做大，實現多贏，使全體民衆和整個社會受益，而不是向後看，糾纏于歷史舊賬。

張維迎是一個有强烈民族責任感的經濟學家。對于經濟學家來說，積累財富具有民族主義的性質，讓國家和民族更加富强。他們是經濟民族主義者。但是如果這樣改革繼續下去，國家和民族不是更加富强，而是內戰和內耗，也就是經濟民族主義的目標更無法達到。而且可以由此推論，這些經濟學家是中華民族的罪人，不僅造成了社會不平等，反而喪失了中華民族崛起的機會。即使內戰被壓制下去，沒有爆發出來，沒有良好的內部秩序的崛起，也是“石墨式”的崛起，而不是“金剛石式”崛起，石墨和金剛石組成物質一樣，但是由于內部結構不同，其堅硬程度相去十萬八千里。爲了轉化內部矛盾，權貴資本主義會把中國變成了法西斯國家，從而造成中華民族的巨大浩劫。

民族和國家的富强，幷不能用福布斯排行榜來衡量，上榜的人越多，內戰的危險越大。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比單純地積累財富更有意義。

請拿出一個良好的市場經濟給我們看

當被拋入改革磁場之中，而且改革意識形態內化到人們的內心時，不管改革的結果是如何殘忍冷酷，挫折打擊是多麽大，都無法熄滅希望之火，反而越燒越旺。挫折打擊越大，成正比，希望之火越旺。

例如毛左派和吳敬璉都是這樣的。毛左派信仰馬克思主義是真理，而中國的現實變的如此差，腐敗如此嚴重，都是偏離馬克思主義造成的，所以藥方還是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真精神之中，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吳敬璉使勁區分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使勁談法制，大聲吆喝什麽“警惕借反思改革而否定改革”。意思是說，市場經濟本來就是好的，但是到了中國變成這個模樣，不能怪市場經濟本身，而應該怪中國這個大染鍋。

國際歌唱得好，從來都沒有救世主。放眼全球，即使最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也沒有好的市場經濟。所謂好的市場經濟是意志的幻象。

由福利經濟學到制度經濟學，也可以以經濟决定論爲基礎，從理論上推出一個憲政來。可是這種思路到了現實就扭曲，扭曲成帶毒刺的無果花。看起來是鮮美的河豚，吃起來却會中毒。

由福利經濟學到制度經濟學的進路，既然作爲改革的思路，就必須要考慮到其實驗的結果，與理想中的圖景差距多遠。理想多美好，但是現實中結出毒果，這種方案肯定要被拋弃。

別瞎論證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從而給人們一個定心丸或者繼續給人們打氣，致使人們繼續受騙而“希望”下去。如果要區分，就拿出一個來良好的市場經濟來給我們看，而不是畫餅充饑，讓我們望梅止渴。

由福利經濟學到制度經濟學的進路，在一個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政治黑洞之中，理想中的立法，現實中變形了。區分理論途徑和現實那是經濟學精英才能做到的高難度動作，不要指望平民老百姓會去理性地區分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繼續忠誠于幷不存在的“夢中情人”。不管經濟學上的論證如何完美，人們有理由恨烏及屋，對壞的市場經濟的憎恨，完全有理由痛恨辱駡經濟學和經濟學家。

理性與直覺

只看到壞的市場經濟，所以市場經濟要爲目前的腐敗和社會不平等承擔一部分責任。所以“社資爭論”有新的含義，與過去不同，不再是渴望中的自由主義和魔鬼一般的社會主義之間的戰爭。好的市場經濟只有在經濟學家的嘴巴上和夢中才有。雖然這些嚴重的社會問題絕大多數是拒絕政治體制改革而造成的，但是也不能用“好的市場經濟”來一推了之。當下當壞的市場經濟本身成爲一種暗中阻擋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時，在老百姓心中，市場經濟、經濟改革和經濟學家爲目前的腐敗和社會不平等承擔罪名，幷不冤枉。

有報道說，老百姓越來越對腐敗漠不關心。在改革中屢屢受害的平民老百姓，就像一個痴情女子，被騙了又騙，終于絕望冷漠起來，終于把心背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難道還不會分裂成二個完全不同的國家，一個魔鬼統治的地獄王國，一個人民憧憬中幸福的王國？

都被害成了“祥林嫂”了，底層老百姓又沒有人大和法院可以訴說，媒體又被當局控制之中，借助于網絡發發怨氣，辱駡幾下子都不行，還被經濟學家的理性鎮壓下來，說成非理性，說仇富破壞共同富裕，破壞改革，似乎就成了共和國敵人和犯罪。

在改革之初，先富裕起來的人其富裕是普遍利益，因爲只有他們先富裕起來，才能帶動老百姓共同富裕。鄧小平說的很清楚，帶動共同富裕是他們無條件的義務。這時候知識分子的理性與民衆的直覺發生了對立，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儘管民衆做出這樣那樣的犧牲，但是他們還是樂意的，知識分子的理性論證和說理給了他們共同富裕的希望，爲了長期利益而犧牲短期利益是值得的。

可是一次又一次的傷害，一次又一次的剝奪，老百姓已經看的很清楚，權貴資本主義是不會讓他們共同富裕的。改革頂多是讓他們餓不死，就是保持一個餓不死活不好的水平。當老百姓瀕臨生存底綫的時候，就放水養魚，一旦存活下來，就開始收緊。國家計委在制定民間經濟政策的時候，有一個秘而不宣的政策，就是不讓民間爭太多的錢。1949年之後土地改革給農民土地和後面收爲合作社後來變爲國有，除了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之外，還有就是政治控制方面的考慮。共同富裕了，錢多了，就要求政治權利了。國富民窮，當局認爲是最穩定的局面。

當一種政策是良好的時候，其內部肌理是和諧的。當經濟學家的理性和民衆直覺處于你死我活的時候，就可以判决改革的死刑。這時候，應該站在那一邊呢，也就是如何决斷呢。

如何决斷取决于對形勢的判斷，是還呆在改革磁場之中，還是跳出三界之外。如果是前者，張維迎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對理性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作了很徹底的表達，幷不容易駁倒。張維迎的理性和精英論調看起來很不政治正確，但是在張維迎的內心，肯定覺得很委屈，覺得民衆如此忘恩負義，自己作爲農民的孩子，幷沒有私心，爲國家和民族的進步作出了貢獻，却遭受如此的誤解和辱駡。經濟學家的理性和民衆的直覺的你死我活，外在評價和張維迎的內心自我評價形成的巨大反差，只能說明張維迎已經成爲逆潮而動的反面人物，還對改革中的指點江山激揚國策的美好記憶戀戀不捨。

即使還呆在改革磁場之中，張維迎的理性能說服誰？只有知識分子。

爲了對付極權主義，改革開放的自由主義思潮之中，早前哈耶克的自發秩序成爲批判的武器。哈耶克認爲，只有觀念才能改變觀念，但是哈耶克也認爲這個也只有對知識分子有效。哈耶克想改變的是知識分子的觀念，從極權主義的迷夢中掙脫出來。知識分子對民衆有天然的權威，一旦知識分子的觀念改變了，民衆也風行草偃，也就變了。

張維迎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中提到的，公共政策應該按照知識分子的理性，而不是民衆的投票，民衆不能理解自己的正確利益，需要經濟學家的代 爲决定。當知識分子的理性或觀念，和民衆的直覺或道德判斷，發生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衝突，經濟學家由人人尊敬的教授淪落爲人人辱駡的野獸，這時候對民衆有天然的權威喪失殆盡，如何用理性引導老百姓？張維迎說，知識分子要用理性引導老百姓，問題是老百姓都把張維迎當成禍國殃民的亂臣賊子了，還如何引導。

理性和啓蒙幷不是沒有界限的，不是什麽觀念都可以啓蒙。對于老百姓來說，有一些不可啓蒙的自然正確，只有用利益才能說服。沒有帶來利益，反而喪失很多利益，理性說得天花亂墜，也是白搭。就是在不可啓蒙的地方，張維迎想霸王硬上功。就是全部知識分子聽張維迎的都拚老命維護經濟革命，維護市場經濟，甚至鼓吹政治體制改革，只會造成知識分子和民衆的對立。

張維迎想通過討論形成共識，是在意淫，先不說諸神之爭是不可解决的，即使全部知識分子贊同，民衆也會對全部知識分子和理性開戰，發生叛亂分裂成兩個共和國。討論形成共識，無疑就是想用改革意識形態的壓力，壓倒民衆和爲民衆的代言人，迫使他們放弃自己的利益訴求。即使能够全民參與討論，那也是在權貴資本主義的操縱之中。張維迎已經說得很清楚，還是要某某人領導改革。

張維迎也提到：對政府官員的既得利益如不補償，他們就會以“暗補”（包括腐敗、子女經商等）來代替明補。張維迎說去滿足，去喂飽，用人血去喂飽，用生命去喂飽他們，他們吃飽了沒有那麽大的欲望了，就變好了。苛政猛于虎，如何可能按照官僚階層的欲望來補償，然後獲得政治改革的機會？張維迎還是必須面對一個心理條件，從毛時代的爲人民服務隱性承諾：政府官員只能大公無私；到了改革時代，人們認爲官員要那麽多錢就下海去，要當官就是要大公無私。

張維迎的補償論用人民授予的權力來敲詐人民，用人民的稅款來進一步威脅人民。張維迎高舉理性大旗和高談贖買官僚既得利益集團，就是他用理性說服老百姓徹底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抗爭去滿足權貴資本主義無底洞的貪欲。他的意思是說這個才是中華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所在，否則權貴資本主義一發怒，一切都玩完了。

仇富有利于共同富裕，而不是不利于。因爲經濟學論證，人性是自私的，那麽肯定不會同意共同富裕，那麽只有政治對抗，只有維權，只有仇恨才有可能讓權貴資本主義妥協下來。血酬定律才是有效的。

補償論不是服從價值判斷而進行的，更大程度上是爲了贖買强勢方操縱公共政策和延誤改革時機的權力，即消除改革的阻力。補償論超越了底綫，超越了改革的正當性，超越了原來的目的。

如果說張維迎的補償論，不局限于對權貴資本主義的贖買，還涉及到對政府機構改革中將要裁减的一般公務員或者事業單位人員的補償，也是有問題的。這種補償不可能不是建立在相對公平的基礎上，是火上澆油。丁學良告誡說，過度持續不斷給既得利益集團會帶來持續的負效應，這一點在菲律賓等國家看得很清楚。即將頒布實施的《公務員法》將是政治社會穩定程度而劃定公務員的圈子，如果政治形勢穩定，那麽事業單位人員將完全喪失體制中剔除出去的位置，如果政治形勢不穩定，那麽圈子劃大一些。留在圈內的，工資大幅度上漲，剔除在圈外的，就喪失了體制利益。這樣一來，就爲當局帶來來大量有知識有影響力的反對者。喪失體制利益的事業單位的人，他們看到有幸留在圈內的人工資大幅度上漲肯定心理不平衡。

張維迎是知識分子，還是幕僚？知識分子秉持的是正義，維護現代性的根本價值，他的任務是批判政府，而不是爲政府說話。例如戶籍制度改革帶來的管理問題，知識分子就不應該爲政府去考慮，就應該嚴守遷徙自由的底綫，至于如何解决底綫以下的管理問題，交給幕僚去處理，這些管理問題沒有道義上的正當性。而幕僚則是奴才，誰有奶就抱的大腿天經地義，即使出賣靈魂也沒有人奇怪。張維迎明明就是一個幕僚，沒有奶也自覺地擁抱權貴資本主義的大腿，還以民族和國家的立法者自居，覺得民衆冤枉了他，冒充了知識分子。一個農民的孩子，會想方設法去論證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們應該想盡辦法用所有的一切去喂飽一個惡狼，美曰其名理性的自私的經濟人，是他一生的使命，我實在想不通。

權貴資本主義只有貪欲，哪有什麽民族共同利益。他們的理性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何才是他們的利益最大化？就是讓底層做包身工餓不死，如果餓死了，他們就沒有勞動力了。也就是包身工餓不死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利益最高點，可持續性的長久的利益最高點。

民衆憑什麽聽你的，張維迎們有足够的道義權威麽？當張維迎大聲叫賣理性和共識的時候，他們能够爲權貴資本主義作擔保麽，他們能够拍著胸脯說，沒關係，這些人都聽我的，你們吃不了虧？要不然憑什麽喊話？張維迎貌似公正，不過是禍國殃民。共識和理性，不過是一次一相情願，沉湎于民衆依賴知識精英的過去美好時光，錯把杭州當汴梁，不知今昔何夕。

我小的時候母親給我講的一個故事，記憶猶新。她說有一個古老的鄉村來個一個巫婆，苦口婆心的勸村民向上，說自己能够指引他們上天堂，這些村民相信了，跟著巫婆來到很遠的大山裏，突然巫婆消失了，只看到一座美麗得如夢如幻的城池，城池的前面有兩盞光明無比的明燈，城池的門口有一雄偉的的橋梁通道村民面前，于是村民一個一個通過橋進了城池。母親最後說出來的話讓我吃驚，原來這個城池修煉了千年碩大無朋的蛇妖化成的，兩盞光明無比的明燈是蛇妖的眼 睛，雄偉的的橋梁是蛇精的的舌頭，巫婆是蛇精的化身，這些可憐的村民全部成了蛇妖的晚餐。那麽張維迎是不是化身的巫婆，而權貴資本主義是不是碩大無朋的蛇妖呢？

流血革命

張維迎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談到了暴力再分配的革命問題。毫無疑問，從1978年以來，整體上趨于保守，害怕流血。革命在保守主義思想史上沒有正當性，更別說合法性。

保守主義想和革命“離婚”也離不了。革命是無可奈何的，不得不的。如果要發生，只能儘量少流血，很少能做到不流血。不能因爲恐懼流血就從正當性上否定革命，這是極端走火入魔的保守主義。要自覺地擁抱“惡”，要正視革命。而不是目前的保守主義所渲染的，革命就是萬丈深淵，就是世紀的末日。即使就是末日，我們也無可逃避，應該勇敢面對，不是手一揮高喊告別革命，革命就消失了。保守主義的啓蒙，很容易造就一個安全的假相，讓我們迷糊，而不知道灾難即將來臨，也耽擱我們努力的時間。

除了在意識形態層面的革命之外，還有就是底層老百姓在生存底綫以下遭遇死亡時的革命。這種革命如果知識分子不在意識形態層面給與支持，通常被定性爲叛亂和騷亂。成王敗寇，如果徹底顛覆成功，推翻了現政權，那麽知識分子就會在意識形態層面來事後塗脂抹粉。

在人民主權的話語下，由極權主義民主向立憲民主，我不認爲是一個真正的革命，不需要有意識形態的革命，而是一個公法上的程序，或者普選和多黨制政治技術的實施。也就是即使發生了暴力革命，也是類似英國光榮革命那樣，沒有宗教意識形態內容的革命。也就是我取消了知識分子的革命權。相反我認爲當底層老百姓在生存底綫以下遭遇死亡時，根據天賦生存權原則，有權進行革命或者采取類似革命的政治行動。爲了生存而爆發的革命是正當合法的。也就是說我贊成當 無可奈何的時候，必須用暴力重新分配財産。這是我在2002年3月份在《湘江法律評論》上發表的《暴力革命中的財産權》中，總結歷史上的革命得出的結論。

一個失去正義的國家，是黑暗的國家，是絕望的國家。這時候沒有人能够用反思改革或者改革進入深水區提供的希望來給社會底層一個定心丸。這個定心丸經濟學家的理性能够提供麽，知識分子全社會的共識能够當飯吃麽？經濟改革把美好的憧憬打得粉碎，就造就了這樣的國家。

對于嚴重的社會危機，知識分子能够用精密的學說去描述把握，而底層老百姓則只能宗教來表達其情緒。基督教和其他民間宗教的興起，就是社會危機的體現，還有儒家知識分子自娛自樂的儒家學說，要脫胎換骨成爲儒教，也是這一危機的産物。當美國從“勞動與民主”的共和國開始關心文化政治或文化認同的時候，就是其內部危機的症候。

儒家保守主義的復興，到日後完全可能出現的“納粹中國”，都是爲了轉移內部危機的政治舉措。當改革共識破裂以後，就是前革命階段。革命階段革命是必然的，我們首先考慮的是，告別不了革命，能否做到“冷革命”，例如廣場政治和游行示威，而不流血或者少流血。

底層老百姓，尤其是農民，從土地革命開始，爲了一小塊土地爲共産黨流血賣命，建國後由爲了毛澤東的瘋狂，在大躍進和大饑荒前後死了幾千萬人，幾十年的工農業剪刀差，各種各樣的盤剝，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又被戶籍制度所奴役，爲了生存，不得不在礦井中賣命。現在已經已有的蛋糕就要分完了，權貴資本主義又談什麽中國崛起，難免學納粹德國的資本家讓德國人民去當炮灰一樣，又要爲國家利益和榮耀和一些小利益被騙去當炮灰。難道注定是當炮灰的料？注定是現代化祭壇的犧牲品？

人都是他媽生的，憑什麽底層老百姓就要是現代性食物鏈中的小蝦米？既然都要流血，爲什麽不流權貴資本家的血？少數人的血，比大多數人的血，是可以接受的，反正都要數人頭，那就越少越好。如果流權貴資本家的血可以帶來一個相對穩定的秩序，在都要流血的情况下，就是正當的。即使短暫，也是值得的。 反正流老百姓的血更難帶來結束治亂循環，一樣要內戰。憑什麽就讓我們農民在現代性之下去流血流泪，而且被拋擲在黑暗中，不得喘息呻吟說話。

既然農民都要白白犧牲，革命至少可以造就一小部分農民子弟成爲帝王將相，如此農民整體上總比一無所有好；既然財産權只能通過暴力革命然後由進行分贓，既然注定如此邪惡，既然只有土匪和强盜，那爲什麽還繼續做無辜而善良的農民？

權貴資本家如今不“放血”，那末未來就流血。要麽就流血，要麽“放血”，二者必居其一。

自由主義嫁鶏隨鶏，嫁狗隨狗不成？

自由主義是現代性的主要內容之一，從1849年到今天，它貫穿于整個近現代史，不管是以其本真的面具，還是异化的，例如極權主義的面具出現。整個近現代史，是自由主義的辨證發展史。所以自由主義高于歷史，高于時間，高于革命，高于改革。

1978年之後，共産中國由極權主義進入後極權主義，國家和社會開始分離，市民社會開始形成。借助于這一歷史形勢，自由主義浮出了水面，成爲時代精神。

市場經濟成爲自由主義的春藥，國家和社會的分離讓自由主義覺得立憲事業觸手可及，勝利在望。加上改革後的良好秩序與文革以及歷次政治運動帶來 暴死的危險反差太大，人們于是衷心贊美改革，妖魔化改革之前的時代，進入黑白分明的精神世界之中，要麽社會主義，要麽自由主義。改革時期是被救贖的時間， 有天堂的陽光照亮著，于是人們在改革死亡的彌留之際還充滿著希望，不見棺材不掉泪，死不回頭。

即使情形已經惡化，自由主義不能沉湎于過去美好的記憶和希望之中。我碰到的很多老一輩或者中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用自己的生命體驗，真誠而苦口婆心地比較文革和改革，他們的這種比較是自然的，脚踏實地的，堅實的。這些說法可以作爲改革之初的正當性論證。但是在人們徹底對改革失望以後，改革已經成爲歷史騙局以後，這些說法很顯然是不合適宜。

老一輩和中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體驗，我不懷疑他們是理性的。可是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例如理性如斯的哈耶克，受到英國女王的接見，就陷入了迷狂，認爲英國女王是當代最有智慧的人之一。還有例如我辦的一個案件，一個無辜受到政府迫害的犯人，當囚禁了十年之後，當政府無可奈何釋放了他，他走出監獄，最感謝的的是政府，是發自內心的感謝。我這裏的意思是說，老一輩和中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理性，也可能蒙蔽了一些東西。

蒙蔽了什麽？被拋入改革的强大磁場之中，他們總是說要珍惜當前的美好，可是這種珍惜的願望，往往把壞的事情也往好的地方想，有可能結果造成了病情沒有被及時診斷出來，耽誤了時機，斷送了病人的生命。

與他們不同，我們是文革後出生或者懂事的，沒有他們那一代的沉重的生命體驗。這對于我們來說，是好事也是壞事。好事就是容易看到改革中壞的一面，沒有那多的珍惜和留戀，該告別則告別；壞的是也容易輕浮，輕視他們的生命體驗，妖魔化改革。

如今的時代，幷不是改革初期的憧憬，而是共識破裂後的火藥味。不要喋喋不休地和我們訴說，當初關于改革的夢想和美好記憶。不管如何，對我們訴說，計劃經濟時代糧票如何，改革時代物質如何豐盛，對我們沒有任何吸引力。老一輩生逢改革，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動推動改革，也是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已經在歷史殿堂之中，可是也可能因此眼光被蒙蔽，走不出改革，看不到自由主義高于改革。對于他們來說，只能在改革大道上，要麽倒退，要麽前進，倒退就是社會主 義，前進就是市場經濟，此外別無門路。

我們幷不是被改革磁場捕獲的原子。對我們來說，後退到社會主義的“茶馬古道”，還是前進到資本主義的“絲綢之路”，都不是我們的選擇。我們到了拋弃改革的時候了，我們需要另外開路。

有一點我們很肯定，就是我們沒有陷入輕浮。我們要求的不僅僅那麽多，例如告別糧票，告別計劃經濟，告別暴死的危險。我們要求的，是當局在社會契約中明白說的，親口對我們父輩所承諾的東西，例如平等和政治權利，幷沒有節外生枝。這些是當局的歷史債務，向他們討債天經地義。很明顯，當局不肯履行債務，撕毀契約，老早以前就“預期違約”了，我們父輩是老好人，居于善良的心思，良好的願意，明知可能是騙局也委屈著。可是我們沒有老一輩與當局從文革一起 走出來的共同感，不是親戚，也不是朋友，當局還債就是別囉嗦。

毫無疑問，自由主義附麗在經濟改革之上的希望和美好記憶，內在地自然而然有一層是超越改革的訴求，那就是希望通過改革來成就偉大的立憲事業， 經濟改革僅僅是路徑。關鍵在于羊腸小道也斷裂了，自由主義就不應該是一個衰老的老人，靠記憶和喋喋不休的憶苦思甜來教誨我們，應該拿出自由主義鼻祖洛克他們的抵抗和公民不服從等維權精神來。

德國自由主義大師洪堡警告說，忽視影響到各項社會改革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將會導致這項改革試圖傳播的那些價值的解體。 當市場經濟刺激了自由主義者立憲欲望，豪情萬狀的時候，沒有想到理性啓蒙和目標，可能是提升當下現實，也可能因爲距離太遠而被當下現實詆毀排斥。財産權的啓蒙和傳播很大程度是後者。財産權是對自由主義者最誘惑的一次調情和勾引，但也僅僅是調情和勾引。

自由主義者應該反思自己，找回自己的政治性，把自由主義當作立憲政治的哲學，而不是自足、封閉的體系。自由主義者想借助于市場經濟構建憲政的支柱或者基石的意圖是偉大的，但必然是悲劇。經濟改革整個就是把偉大的美好的毀滅掉的悲劇，整個看起來就像吸食海洛因一樣，精神上飄飄欲仙，結果却是留下可怕的身軀和死亡。

所以光光堅守我們的目標一點也不放鬆，是不妥當的，容易成爲有刺的玫瑰，不合時宜。

自由主義是一個危險的旅程，需要大無畏的勇氣去搏鬥，去遭遇吸納它不喜歡的價值，去適當妥協適應不可改造的社會心理條件。所以要分清楚“應然”和“如何應然”是不同的，要區分韋伯所說的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不僅要堅守目標，還要考慮如何抵達目標。

立憲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基尼係數不能太大，造成社會合作條件的喪失。自由民主和貧富有極大關係，在一個貧富極端分化的社會之中，不可能確立起來。毫無顧忌別人的感受，把目標赤裸裸地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反而功未成身先死。可以判定的是，自由主義把財産權作爲憲政基石已經喪失了良機，已經被權貴資本主義糟蹋了耽擱了。反正我們現在沒有了那種幸運，市場經濟帶來的自由和立憲的憧憬消失了。

用維權壓到市場和啓蒙

壞事都是權貴資本主義幹的，而且還要當好人，把人冤枉殺了，還說是替天行道。權貴資本主義製造中國有歷史以來最巨大的不正義，然後還譴責民衆不理性，在搶光財産之後了，還要搶光民衆的喉嚨。從財産權到舌頭，都要箍制。所以現在頻頻出擊，左右開弓不僅封殺自由主義的網站，連新舊左派的一起幹掉。

當底層民衆不再抱有希望，還能用理性和共識來維繫希望？還談什麽扯淡理性維權、理性討薪。怨恨可以是理性和共識可以解决的？我很清楚地看到一 個對立，知識分子和民衆的對立。知識分子指責民衆不理性、叛亂、騷動，而底層民衆指責知識分子道德敗壞。民衆處于啞巴吃黃連的位置，對于知識分子恨不得吃其肉，喝其血。這種對立，還表現爲對革命作爲財産權分配方式的正當性爭論。

如果儒教攀上了權貴資本主義，那麽還體現爲基督教與儒教的宗教戰爭。基督教與革命、自由、平等在一起，而儒家與反革命、專制，提倡知識分子的政治領導權在一起。

權貴資本主義是改革的敵人，是人民的公敵，不是領導人，他們爲了個人利益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國家，而且還要進一步摧毀國家，讓國家陷入水深火熱的內戰之中。目前讓他們放血，而不是補償他們，進行公正的再分配才是民族和國家的普遍利益。爲自己贖買是要命不要錢，至少要把基本的社會保障做起來。

權貴資本主義不幹，就要姑息他們？否則改革就改不下去了？這樣的改革不要也罷。因爲即使滿足了權貴資本主義無底洞欲望，那麽也是極端扭曲的改革，不但不會帶來和平、秩序，共同富裕，帶來國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相反可能是一兩百年的動亂和民族灾難。

改革開放是中國權貴資本主義于底層民衆之間的“農夫和蛇”的故事。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最肥的“寄生蟲”，我們還期待它成爲社會的主導力量？一個良好的社會却是離不開精英，但是權貴資本主義確是扶不起的阿斗。他們唯利是圖，沒有民族責任感，不斷背叛民族、國家，背叛改革，用宏大叙事甚至犧牲民族國家盡可能地讓自己獨食。其品質之敗壞，責任感之喪失，在人類歷史中數一數二。有歷史感的政治哲學家從來都沒有信任扶持過資本家，都是讓他們自己長大起來去和專制作鬥爭，然後大力鞭撻他們。很奇怪會把這種麻臉婆看作美女，看作精英，看作主導力量。明明是一隻中山餓狼，却看成領頭羊。

張維迎的贖買論實際暗含了一個前提：權力結構既定。從這一點來說，只不過他自認爲通過一種委婉的、統治階層能够接受的方式來表述以達到曲綫救國的目的。張維迎說，在當前有關改革的討論中，一些人全然不考慮政策的可行性，不考慮政策的激勵相容條件是否滿足，習慣于用烏托邦理想蠱惑人心，對解决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有害無益。權力結構正是改革要改掉的東西。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實現改變既定的權力結構，這是底綫，也是改革的正當性來源，不能超越。如果權貴資本主義不幹，那麽不是去姑息他，而是去幹掉他們，革掉他們的命。我們假設一下，如果現在用專制好于無政府來維護“高壓鍋”，到了“高壓鍋”爆炸一天豈不更慘烈，代價更重？所以應該放弃“權力結構既定”原則，應該用維權和基督教去建設公民社會，培養未來承受震蕩的抗震力。

張維迎自覺擁抱權貴資本主義是一種情形，還有一種情况是不自覺的情形。很多知識分子如今越來越保守，與權貴資本主義共鳴，因爲擔心改革大船的沉沒，恐懼革命的來臨。在最危險的時候原來敵對的反而更容易抱成一團。這種抱成一團是基于無中生有的恐懼，自己把自己嚇的，而不是理性。這些人不自覺地排斥來自不可缺少的反對派，不可缺少的對抗，不可缺少的維權運動。

政治就是政治，是硬碰硬的東西，政治力量的對抗博弈。權貴資本主義才不管道義，市場經濟和啓蒙的力量有限。市場經濟和啓蒙的曲綫救國是知識分子一厢情願的東西。

從中國青年報冰點事件的抗爭例子來看，對已有的改革成果的保障，不是深化改革走得通，而是維權運動才能做到。維權運動是繼續擴大改革開放已有的成果，只有從超越改革，才能保存改革的積極成果。維權運動才能爲改革保留一些面子。所以需要的是對抗，而不是妥協，也不是贖買。

在革命尚未爆發之前，我們要做一些應該做的事情，那就是維權，一種遏制革命或者限制革命的現實行動。

政法系挽救自己

所謂的美國的共和和民主之爭，局限在司法審查與民主之間。在民主與精英之爭，從網絡上劉涌再審爭論開始，我堅守司法和法律應該占據政治領導權 的位置，政法系應該成爲主導社會的精英，我幷且認爲自由主義要對公共事務發言的時候，必須帶上法律的面具。在司法以外的行政和立法領域，我贊同民主，贊同大衆參與。共和主義和法治就是政法系掌握政治領導權，從而替代啓蒙政黨。

近些年作爲改革開放主導的經濟學知識分子，在現實的控告下，被送上歷史道義法庭，遭受了無盡的辱駡。經濟學知識分子的權威，喪失殆盡。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起主導作用的精英，從文人，到經濟學家，到政法系，一個個沉淪。政法系褒貶不一，還沒最後倒塌。

知識分子作爲理性的代名詞，要引導老百姓，首先要有權威。這個權威還不單純理性能够提供的，更依賴于宗教、歷史、習俗、神話。要引導是首先具有權威，如果喪失就要挽救，而不是自我美化。越自我美化，越自我辯護，其權威越低，這就是張維迎這幾年來的軌迹。

由于改革的死亡，政法系逐漸被架上主導時代主持正義使命的火架。但是政法系的權威幷不足完成這個使命，司法腐敗和作爲政治刀把子的歷史負債，嚴重腐蝕了政法系的權威，所以政法系需要拯救自己。

政法系的自救，應該用全力參與維權運動，其前途不在于成爲政界精英。在政界目前已有的成就，幷不能走得太遠，啓蒙政黨不可能讓出政治領導權給政法系。例如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就在接受新京報采訪的時候，就潑過冷水。

政法系的前途不在廟堂，而在公民社會，而在草根。政法系應該從其他啓蒙知識分子立法者和公共知識分子的失敗中走出，地位由高高在上的代言人變爲走入民間的代理人。

政法系通過維權運動的自救，也可能遏制經濟學家造成的歷史灾難，從而也挽救經濟學家，從而也挽救整個知識分子的聲譽，彌合了知識分子和底層民衆至今的衝突。不管是啓蒙政黨，例如國民黨或者其後裔，還是80年代的新啓蒙，都是一家人，而政法系却是根本的突破，根本的變遷，是現代性的瓜熟蒂落。

讓改革去死吧，只有改革死了，才能保存住改革的積極成果。就像落葉必須腐化成泥土，才能新生。經濟精英主導的改革倒下了，法律精英主導的維權接力舉起了火把。

由改革時代進入民權或者維權時代：嶄新的時間要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