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孩子在吃錯藥（南方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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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孩子在吃錯藥
——中國小學語文教材中的母親和母愛研究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實習記者 陳小瑾 發自廣州 2009-08-10 17:07:40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語文，是人類教育的基礎學科，也是人類文化的最重要組成部分。

語，指語言和說話；文，指文采和風華。古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語文教育“兼有工具性、人文性和審美性”，最終目的則在于培養人的情操、塑造人的品格。“才如江海文始壯，腹有詩書氣自華！”

小學生的思維發展，正從以具體形象思維爲主要形式，逐步過渡到以抽象邏輯思維爲主。這個過程中，語文教材擔負了巨大的責任。

除此之外，美育應滲透于語文教學的始終。而有教育家指出：“百年現代中國語文教育中，最最缺乏的就是人真實、自由的精神！”

課本中的母親、母愛之于孩子，其意義自不待言。

“第一綫教育研究小組”是一個民間自發的教育學術研究團隊，其成員都是工作在教育一綫的教師。

從去年9月份開始，這個團體自發成立了“小學語文教材中的母親和母愛”研究專題，對目前小學教材中使用較廣的3個版本教材——北京師範大學版、江蘇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裏的相關文章進行分析。

2009年2月，他們近20萬字的研究報告《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刊發在《讀寫月報——新教育》雜志上。在報告的最後，他們也推出了他們自己的推薦版。

本刊特摘要編發這組研究文字，幷采訪了相關文章的寫作者，以饗讀者。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幷非完全贊同其中的每一個觀點，而是基于兒童教育的極其重要性，希望能借此引起注意，激發社會的廣泛討論。

蔡朝陽是浙江紹興稷山中學的一名教師，負責母愛專題人教版的評點工作。參加此次母愛專題的研究，源于他初爲人父的感動，他想堅决捍衛孩子“天生擁有自由”，而“現行的幾套主流的小學教材，都存在著很大問題。可以說，我們的孩子現在還在吃毒藥”。

對爲何取名“第一綫”教育研究小組，這個小組的負責人李玉龍說：一是因爲主要成員都是一綫教師；二是期望我們能走在教育的前沿，做些創造性的工作。他是《讀寫月報新教育》雜志的執行主編，曾擔任《教師之友》雜志執行主編。

早在2004年，這個研究小組曾推出了“那一代”專題，對以魏書生、于漪和錢夢龍爲代表的老一代中學語文教師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評判，被論者稱爲“ 自1997年(《北京文學》組織的那次語文討論)以來規模最大、最深刻的一場討論”。當時，國內衆多中小學語文教師都參與了討論。

2008年以來，《讀寫月報新教育》每期推出一個有分量的專題，“母親、母愛”（09年第2期）是其中之一。

這個專題最初是由小組成員之一郭初陽提出的。他在爲雜志撰寫專欄文章時發現有些母親、母愛文本存在“相當問題”。“這些問題不是個別文本存在的，而是普遍性的，不是枝節性的，而是關涉教育理念層面的問題。”

郭初陽原爲杭州外國語學校的語文教師，他的課堂實錄《言說抵抗沉默》出版後，“令中小學教育界人士耳目一新”。“他對教材的審視和反思，無不站在現 代公民和母語教育的立場”，因而被目爲“新生代”教師代表。就在別人都以爲他可以穩穩當當成爲“名師權威”、坐享名利時，他却悄然辭職。

個中原因不得而知，有人說是他對語文教學“義無反顧地反叛”。

負責母愛專題北師大版評點工作的呂棟，同樣是浙江的一名中學教師，他說自己只是在教書之餘，憑著興趣，講一些有關教育的閑言碎語。“我們不是教育專家，是業餘玩票的。”

專題出來後，有人批評他們吹毛求疵，有人批評其“爲批評而批評”，也有人指責評點“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呂棟坦言，他們只是憑自己的直覺和經驗，看到了現有教材中的問題，如果提出的問題能引發讀者對“教育本質”的追尋、對好的教育理念的完善，那麽，目的也就達到了。

他說自己只有一個疑問：兒童文學世界，優秀的文本何其多，“爲什麽偏偏選次一等的、有明顯缺陷的、也許還是很糟糕的文字呢？”

人物周刊：做母愛專題研究的目的是什麽？

李玉龍：具體到“母親、母愛”這個專題，我們希望對現行教材提出一些參考性意見，能直接推進教材變革最好，即使不能，也希望對提高教師“用教材教”的能力有所幫助。

我們相信，一個教師如能讀到我們這些全新的、顛覆性的解讀，也許有助于改進課堂的質量。

人物周刊：你們的研究過程中是否遇到困難？

李玉龍：研究小組沒有任何經費，全憑大家的興趣和熱情。如果說有困難，最大的困難是我們的能力是否匹配我們的研究願望。

當然，有些研究不僅對我們的能力構成挑戰，而且直接挑戰我們的膽量。即以這個母愛專題而論，3個版本的教材都有巨大的發行量，背後關涉3個出版社的發行利益。但到現在爲止，我們還沒有收到3個出版社的反饋。

人物周刊：總的來說，小學語文教材中的母親形象存在什麽問題？

蔡朝陽：小學語文課本中的母親形象不外兩張臉孔：要麽苦大仇深，要麽道德完美如同聖女。很少見到有血有肉的真實的生活中的母親。比 如，比如蘇教版中的《水》、《花瓣飄香》、《沉香救母》等文章，人教版的《玩具櫃檯前的孩子》、北師大版《母親的純淨水》等，其中的母親形象多是身體不健 康的，這些家庭中一直若有若無地彌漫著一種壓抑的氣氛。而人教版《日記兩則》和《看電視》、北師大版《流動的畫》和《媽媽的愛》等，裏面的母親又道德完美 到不近情理毫無邏輯。

但不論苦大仇深還是道德完美，有一點是共同的，她們多數無視孩子的主體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更甚的是以愛的名義，行摧殘之實。

還有一個問題，非常有趣，如果說這些教材中有更具人情味的母親，多是外國母親。這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比如人教版中節選了《愛的教育》中的一段，命 名爲《卡羅納》，那才是一個值得我們尊敬的母親。還有一篇托爾斯泰的《窮人》，人教版和北師大版都選了，表達了那種基于基本人性的飽滿的愛，讀來叫人有一 種深切的感動。

人物周刊：總的來說，小學語文教材中的孩子形象存在什麽問題？

蔡朝陽：基本上都是不快樂的孩子，要麽就是成人化的孩子，總之是非常態的孩子。這些孩子要麽在恐懼中成長，比如北師大版中的《花臉》 一文；要麽被工具化般的蓄養，只有回報父母才是好孩子的唯一標尺，如北師大版中的《三個兒子》。他們被教育要“吃苦”，不斷“吃苦”，却不知道爲什麽要“ 吃苦”，如人教版和北師大版都有的《小獅子》。他們受到冤屈，無處申辯，母親總是用似是而非的理由搪塞，比如蘇教版的《蘑菇該獎給誰》。

這裏我還想講兩個更嚴重的問題。一是教材中兒童視角的缺失。周作人說：“兒童應該讀文學的作品，不可單讀那些商人杜撰的讀本，讀了讀本，雖然說是識字了，却不能讀書，因爲沒有讀書的趣味。”僅就這3套教材的課文來看，有贊美母親的，有提倡發明的，有呼籲保護環境的，有歌頌偉人的……但大部分都重在說教，極少有真正符合童心、富有童趣的。

如蘇教版一年級上册裏的《漢語拼音兒歌》，都處處是教育與禁止：“大喇叭裏正廣播，愛護大佛不要摸”，“弟弟河邊捉蝌蚪，哥哥走來勸阻他。”如北師大版《流動的畫》：“哦，媽媽，我知道啦！窗外是祖國的畫，千萬不能弄髒它！”枯燥的說教，如何能讓孩子明白，“愛”是個什麽東西，“祖國”又究竟是個什麽概念呢？

林達寫到美國的公民讀本，第一課是“你”，愛國，從個體開始，推己及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愛吾愛以及人之愛，也許才能給孩子以切身感受。缺乏兒童靈性的奇思妙想，勉强編出來的擬人童話，既非童謠，也非詩歌的打油之作，成人讀來都覺得乾癟乏味，豈能奢望孩子們喜歡？

二是事實的缺失。可以說不好故事，也可以不那麽開心，但不能捏造事實。北師大版和蘇教版都有愛迪生用智慧救母親的故事，就是一個謊言。還有一類，我不敢確定其描述的是否事實，但因爲文學描寫的拙劣，從而使得故事破綻百出，難以置信。如人教版《日記兩則》和《玩具櫃檯前的孩子》。

人物周刊：你認爲小學教材中應塑造怎樣的母親形象？

蔡朝陽：我們挑選了一些篇目，從這些推薦篇目中，庶幾可以看出我們對一個母親的期待。我們推薦《窗邊的小豆豆》，因爲小豆豆受了正男無理的辱駡，她的媽媽仍是和藹地告誡她：“絕對不可以區分說‘那個人是日本人’或者‘那個人是朝鮮人’。”所謂人性，就體現在媽媽樸實的話中：“大家一樣都是小孩子。”

我們推薦龍應台的《孩子你慢慢來》，在龍應台筆下“安安”的天真之所以打動人，正是因爲龍應台將自己放在了孩子的地位，她能發現幷尊重孩子的天才。我認爲龍應台這本書是所有父母的教科書。我們還選了金子美玲、還有琦君……

其實都不用多說了，閱讀是我們最好的老師。但願我們能讀到更多更好的作品，讓孩子們有一個更快樂更自由的童年。就像顧城詩歌說的：

讓天空永遠藍瓦瓦，
讓太陽永遠笑哈哈，
讓世界上永遠有我，
讓世界上永遠有媽媽。

人物周刊：你認爲當前我國的孩子教育存在哪些問題？

呂棟：不是“哪些”問題，是整個兒的問題。我想，教育部門、教育專家，包括教材編者，不會看不到教育的問題。我相信他們也想改變。在我從教這十幾年裏，就經歷了好幾輪“教改”。如今走到了“課程改革”階段，諸如“素質教育”、“人文素養”之類的詞語，在課程標準和教育部門的文案中高頻度出現，看起來很美，很接軌。但中小學教育的基本實質有沒有大的變化呢？我看變化比較大的只是教材。所謂“教育改革”，也許理解爲教材改革更加準確些吧。

就教材看，公平地說，是進步了。比如，3套小學語文教材中，出現了一些優秀文本——儘管太少；而領袖崇拜、英雄主義情結以及意識形態灌輸的篇目明顯减少——是减少，不是沒有。

問題是教材背後的思維意識，以現代文明的尺度來衡量，仍然滯後。道德說教文本，因爲面目生硬，基本被弃用，但正如你看到的，落後的道德觀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場，比如“孝”，比如“報”，比如“聽話”、“服從”。只是硬度减弱，剛性的道德砝碼變成了軟性的道德誘餌，願者上鈎。這種道德陷阱，在面對尚未完全形成獨立判斷能力的小學生時，殺傷力可想而知。

細讀3套小學語文教材的“母親”文本，可以發現這樣一個脉絡：以“母親”爲載體，以“母愛”爲餌料，以讀者文摘體的、心靈鶏湯式的語言爲介質，達到規訓的目的。

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中講到，“塔科夫斯基在小時候，他母親就給他讀《戰爭與和平》，從此以後，塔科夫斯基‘再也無法閱讀垃圾’。”我們的編者能不能讓我們的孩子在讀過他們編的課文後，從此弃絕垃圾閱讀呢？

人物周刊：社會應爲這種教育承擔起什麽責任？

呂棟：我時常悲觀地認爲，如果今天社會對教育能够做到零介入，也許才是好事。可惜學校不是空中花園，超負荷的社會壓力，功利性的社會 期待，以及過多的體制化功能，是對教育最大的傷害。我們教育的社會功能被壓縮爲“人材培養”，而非“人的教育”，助長的是鼓勵應試、追逐學歷的社會風氣。 而培養“接班人”的政治目標，則使孩子早早地被體制化。

語文教育專家，每每强調“文道幷重”，要在語文教學中融入德育目標。這個道是什麽道，德育又是什麽樣的德育呢？想想看，“後宰門”孩子一聲“連爺爺，您回來啦”，在臺灣被製成手機鈴聲。是不是有點像笑話？

試想，如果社會不能保護公民自由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那麽我們如何期望孩子的個性得到真正的發展？如果社會奉行的正義模式是“所有動物都平等，但有 的動物更平等”（奧威爾《動物農場》），那麽我們如何讓孩子擁有正直和善良？如果社會不能建立一種體制，可以制止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那麽我們如何讓孩 子相信遵守法律是公民的必要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