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文化運動的爭議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袁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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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文化運動的爭議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

袁偉時

（2009年3月28日在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的報告）

都是同行。很高興有機會向大家請教。

思想文化欠債

有個困擾我多年的問題，是不是中國在思想文化上欠了全人類一筆大債？前一段都在聊，說中國要作爲大國崛起。有些法國的報刊就說，你中國不是一個思想輸出國，現在還要向人家學習，談什麽大國。我認爲他們講的是實話、真話。百年來中國沒有出世界範圍內有影響的大思想家，能够影響人類進程的思想家。近200多年，中國的歷史那麽曲折，全世界很多社會改革方案都到中國來實驗。再加上我們的毛澤東同志膽子很大，做了很多驚天動地的實驗；到後來鄧小平扭轉了歷史行程，又有很大的變化。在這樣一個曲折、複雜的變化裏面，我想有很多內容需要總結，需要從中上升到理論。但這個工作應該講做得很差，沒有真正出一些很重要的學術成果。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爲中國的學界，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界對人類欠債。這個總結工作必須做；不然的話很可能重蹈覆轍。當然不一定是回到計劃經濟時代，但是會有很多類似的錯誤出現。

面對這個任務，廣東人文社會科學能不能作出自己的貢獻？這個很難講。雖然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前沿，但是學術上應該講是比較後進的地方，左的勢力很大，守舊的東西很多，真真正正敢開拓的很少見。要寄希望于比我年輕的學者們。我抛磚引玉提出問題。爲什麽選這個題目，主要的原因在這個地方。

我提出這個報告的原因，還在于最近看了一些東西，感到非常奇怪，非常震驚，老在想：爲什麽中國會出現這些玩藝？

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意見，是很正常的，表明中國社會在進步，多元的觀點可以發表，這是大好事。但是有一些觀點出在什麽地方呢？出在北京大學的法學院，這是完全出乎預料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最近發表的鼓吹國家主義的幾篇文章，值得找來看看。

其中一篇是北大法學院的教授强世功寫的。他提出"中國憲政的特色就是黨政軍三位一體主席制"，一看題目就非常惹人注目。請注意，這裏討論的是憲政問題，不是討論什麽人可以領導黨政軍。1789年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宣告"凡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這是現代憲政和法學常識。各國憲政都有自己的特點，作爲學者，你說我要推翻現代憲政理論，得拿出經得起推敲的東西來。要另外建一個憲政和法學理論體系，非常偉大，應該熱烈歡迎，期待他做出這樣的貢獻。但是他講的是什麽東西呢？在中國講主席領導下三位一體，一點也不新鮮，不過是明目張膽恢復改革開放以前的個人淩駕于集體以上的體制。這不是要把國家主席推到爐火上烤嗎？理論上站得住嗎？實踐上會帶來什麽後果？堂堂的北大法學院教授提出這樣的理論，我感到很震驚。

中國學術界究竟出了什麽問題？很值得我們深思。

下面我想就新文化運動研究中幾個比較大的爭議提出一些意見，也許有助于大家思考。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

首先，什麽是中國新文化運動？

中國新文化運動是文藝復興以來逐步形成的世界現代文化的延伸，是推動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的先導。這個定義蘊含三點要義：1.中國傳統社會無力自行轉化爲現代社會。2.中西文化有很大的落差。3.思想變革是社會變革的先導。

在西方，是它的文化傳統、社會條件結合，促成文藝復興以來的思想啓蒙運動，推動了現代社會制度的建立。

過去流行一個觀點，假如沒有外敵入侵，中國會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這個論斷已被歷史事實否定了。上一世紀五零年代開始，爲了"注經"吧，很多歷史學家起勁地討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參與的人很多，出了好多書，不少人靠這個評上了教授。不幸，從整體看絕大部分是印刷垃圾，浪費了不少史家的青春。原因在于不敢衝破思想牢籠，沒有認真研究中西社會差別，也沒有認真讀馬、恩。

馬克思老早就講過，作爲資本的因素，資本主義的經濟成份在古代社會就有了。全世界都有；中國先秦殷商，就有資本主義經濟成份。但一個傳統社會要轉變爲現代社會或者是資本主義社會，不是簡單的經濟成份問題，而是社會條件允許不允許把這些經濟因素轉變爲完整的現代社會制度？中國傳統社會沒有分封制，沒有司法獨立和地方自治，衆多因素結合起來，它不可能自行轉化爲一個現代社會。這個論斷首先是由顧准作出的。一些史家不會像顧准那樣思考問題，比較中西社會，學術方向搞錯了。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還有一個前提：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距。這樣講是不是妄自菲薄呢？不，是面對現實。

中國傳統文化有它自己的杰出成就，有些成就到現在還在起作用，比如中醫，而且它是永遠消滅不了的。又比如中國史學典籍的豐富，中國詩詞的成就，我想是其它國家很難比美的。又如獨特的思想資源，豐富的倫理思想，如此等等都不能否定。但另一方面，從理論思維領域，中國古代思想有很大缺陷。

軸心時代——我們的春秋戰國時代，大致相當于古希臘。中國有沒有政治學的觀點？有，各種各樣治國安邦的主張都有，但我們沒有出現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 亞裏士多德那樣完整的理論。我國古代數學有很多成就，但偏重于實際運算，沒有上升爲完整理論。我們沒有《幾何原本》那樣完整的幾何學。中國有邏輯思想的萌芽，一些學者還在《墨子》裏面尋找中國邏輯學的起源，但是有一條學術界是推翻不了的，中國沒有發展出完整的形式邏輯理論。孟子他們論證問題就是不講邏輯的。例如："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1]一下子就下結論：這是無父無君，沒有邏輯論證過程。科舉制度建立以後，我國知識階層無需接受的數學教育；數學、天文，是少數人的專門學問。西方中世紀講七藝，是知識層一定要學的，其中一項就辯論，實際上是邏輯課程。他們有數學課，有法律課，這在中國的古代教育裏面都是沒有的。爲什麽後來中國不能産生近代科學？那跟我們的教育傳統有關係。

古代落後了，在一些很重要的方面落後了。承不承認？作爲學者面對這些事實，不能不承認。它不是價值判斷問題。世界上所有民族沒有優劣之分，但是在某一個方面，文化成就和學術，不能講就沒有高低之分了。

17世紀，英國革命爆發了。恰恰這個時候滿清入關，1644年，同一個年代，建立起大清帝國。大家分道揚鏢，走的路完全不同。

17、18世紀三個大革命中誕生的三個文件很重要。英國革命的《權利請願書》；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的《獨立宣言》；1789年法國大革命繼承、總結了英美革命的思想成果，提出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共十七條，西方有的學者提出它有這點、那點不足，我認爲就基本方面而言，它是放諸四海皆准的東西。"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這個結論推翻不了吧。"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現"；無罪推定；"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各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財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等等。這些有什麽不對？這三大文件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珍貴成果。

爲什麽産業革命首先在英國發生？過去說生産力發展推動了生産關係和社會關係的變革，但現在史學界多數人同意的結論是相反的。正是因爲英國確立了比較先進的社會制度，才提供了産業革命賴以産生和發展的制度環境。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C•諾斯說得好：

"産業革命的技術不是出現在結構變遷以前，而是在其之後。儘管火藥、指南針、優良的船舶設計、印刷術和紙張在西歐的擴張中起了作用，但結果却很不相同。與産業革命相聯繫的技術變化要求事先建立一套産權，以提高發明和創新的私人收益率。"[2]

産權得到比較充分的保障，經濟自由、公民的自由得到比較充分的保障，那樣的環境推動了産業革命。用另一諾貝爾經濟學獎（1973年）得主哈耶克的話來說是：

"英國人在18世紀所享有的無可爭議的個人自由造就了一種空前的物質繁榮"。[3]

個人自由是經濟發展的基礎。中國人的切身經驗也證明了這個顛撲不破的結論。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快速發展的奧秘，無非是改革僵化的制度，逐步擴大了公民的經濟自由。上述三個大革命産生的三個文件內容就是公民的自由訴求及其制度保障。

我們有沒有差距？我們爲什麽從19世紀鴉片戰爭以後追求富强始終受到挫折？說到底是强大的封閉堡壘，思想和制度的堡壘，不願意接受這些人類文明的成果。

文明在繼續前進。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爭論非常激烈：人類往何處去？蘇聯的建立提供了一個答案，過去認爲它標志著人類進入了新階段，現在看來是一個噩夢。歷史證明蘇聯走的那條路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代價非常沉重。與此同時，還出現了希特勒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也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同樣是人類的灾難。這些都是事實判斷。

面對這兩個國家的實踐和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危機，羅斯福提出四大自由。它是第二大世界大戰同盟國的旗幟。中國共産黨也明確表態認同四大自由。1945年9月27日路透社記者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爲何？"毛澤東主席的回答是：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産生，幷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林肯的民有、 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4]

什麽是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和不虞匱乏的自由。前兩個自由是文藝復興以來的現代思想的結晶。後兩個自由，是社會主義實驗正面和負面經驗的總結。希特勒的種族屠殺是大恐怖，他還搞意識形態恐怖。蘇聯搞的也是恐怖統治。克格勃怎麽監視老百姓衆所周知，社會精英包括知識階層和黨政軍高級幹部被監視、被屠殺觸目驚心。羅斯福提倡免于恐懼的自由，是針對所謂社會主義的實驗，對它的負面東西作出回應。社會主義是人類對理想社會的追求，是一定會實現的。免于匱乏的自由就是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各個領域都應該有比資本主義更大的自由，包括基本生活得到切實保障。在工人運動的威脅 下，俾斯麥德國開始建立福利制度。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社會在福利方面有很多建樹。1929年的大危機以後，羅斯福提出不虞匱乏的自由，體現了社會主義的要求。社會主義理想是對的，但是路徑選擇不同，後果有很大的差別。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過各國政治家和人文、社會學家共同研究，聯合國接連制定了幾個文件和公約，主要有：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1966年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97、1998年，中國政府先後在這兩個公約上簽了字，這就是承認它的基本內容是正確的。中國人應該認真讀讀《世界人權宣言》的序言：

"鑒于對人權的無視和污蔑已發展爲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心，而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幷免于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布爲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
鑒于爲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權受法治的保護"。

擲地有聲！這些話凝聚了歷史智慧，每一個公民特別是知識階層應該銘記在心。

這些就構成人類文明的新高度。這是又一個高峰。

回顧人類的歷史，要是遵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三個人權文件走下去，可以避免很多灾難。否則就會造成對國家、特別是老百姓的福祉很大的損傷。

新文化運動無非就是傳播現代文明的成就。

新文化運動的分期

廣義上來看，中國新文化運動起源于鴉片戰爭前。1833年，德國傳教士郭實獵在廣東創辦了中國第一份現代意義上的雜志：《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介紹世界的先進文化，不但介紹他們的科學技術、而且介紹他們的社會制度。其中最精彩的，是介紹了英國的國會制度、他們的法治。說這些國家有"國之公會"，就是國會；這些國家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實行法治，君主和老百姓都都要受法律的制約。爲什麽要有法治？爲什麽要有國會？核心是人有自主之權，每一個公民都有自由。

此後，不斷有西方傳教士在思想文化領域努力耕耘。他們辦的《萬國公報》成爲中國人睜開眼睛看世界的重要窗口。

中國人也做出自己的回應。那個時候，從魏源到王韜，他們都察覺到中國的文明落後了。魏源在《海國圖志》的緒論《籌海篇》和按語中都提出這個問題。談到國家領導人選舉的時候，他說我們古代理想的境界三代之治在美國實現了。他還提出一系列改革自己國家的主張，包括在虎門劃出類似特區的一個地區，讓外國到那裏投資，中國商人也可以在那邊辦廠；不但辦軍事工業，還要辦民用工業；但是不要官僚過多插手。這些思想都是很先進的。

後來王韜在英國和法國考察，給他親友的信中認爲中國不但科學技術落後了，中國人引以爲傲的"道"——文化、道德、教化也落後了。實地看看人家的生活和社會狀况，比較一下，差距非常明顯。 70年代，王韜在香港辦《循環日報》傳播新的文化，新的觀念。但甲午戰爭前，整個新文化傳播工作還處在萌芽階段，主力是西方傳教士。

第二階段，從甲午戰敗到辛亥革命前，以嚴複、康、梁爲思想領袖開展了第一次群衆性的啓蒙運動，傳播新文明的責任從外國的傳教士轉到中國的思想家手上。

甲午戰敗後，必須回答爲什麽中國會被日本打敗？嚴複大喝一聲，"國貴自主、人貴自由"，國家興旺不興旺盛衰關鍵在"自由不自由"。

我想整個二十世紀，我們多數思想家沒有達到嚴複的高度，現在很多所謂知識分子，也沒有達到這個高度。追求國家獨立——國貴自主，沒問題，普遍認同。關鍵是人貴自由。懂不懂得這一條？很多新左派的朋友，很多民族主義者，就不懂得這一條。國家盛衰的關鍵在自由不自由，這裏講的是公民自由不自由。孫中山也不懂得這點。他講中國公民的個人自由太多了，現在要的是國家自由。所謂國家自由是什麽呢？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不通的。馬克思指出，所謂國家自由就是國家可以自由侵犯公民的權利。真是一針見血。國家有獨立問題，但是國家的管理機構——政府不能爲所欲爲，一定要受到法律的約束，要受到公民訴求的約束。

人的自由，人的解放是貫穿新文化運動全過程的基本訴求。離開這個基本點就無法理解19世紀以來的中國啓蒙運動——廣義的新文化運動。

第三階段，辛亥革命後到1927年，就是我們通常講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基本主張是人權與科學，從它創立開始就講，兩者是車之兩輪、人之兩翼，後來才將人權變成民主，變成民主與科學。但是即使講民主與科學的時候也講人權。科學指的是反對迷信，思維方法理性化，是與人的解放相聯繫的，不是所謂唯科學主義。想想後來俯伏在偉人脚下幹了多少荒唐絕倫的事，就不會輕率地嘲笑個性解放了。

第四階段， 1927至1949年。

國民黨建立了全國政權以後，知識階層反抗它的專制統治，要求思想自由。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人權論爭；40年代以《觀察》爲代表的思想文化抗爭；都是新文化運動的新篇章。

第五階段，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有過中斷，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文化運動又以各種各樣的形式繼續。

我們現在還在做這個工作。只要承認中國的文化有差距、有落差，與《人權請願書》、《獨立宣言》、《公民權和人權宣言》、《世界人權宣言》等文件有差距，新文化運動就會繼續。現在還應該加上一個歐盟的文件，世界走向一體化、全球化的趨勢，是不可抗拒的。在這樣一個形勢下，對國家所處的地位重新思考，歐洲又一次走在全人類的前面，超越了民族和國家的仇恨，以法國、德國、英國三個國家的世代仇恨化解爲契機，成立了歐盟。儘管有曲折，但是它代表了人類文明的新高度。這就是我們的差距，中國人的學習任務還沒有完成。

注視當前反對新文化運動的主張

我們的學術界、思想文化界現在是什麽態度呢？能够清醒的認識到這個基本態勢沒有改變的人恐怕不是太多。相對來講，另外一種聲音非常尖銳。

比如，這幾年甘陽提出一個主張：我們要進行第二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我們改革開放，學習西方的市場經濟；第二次思想解放就要從西方解放出來。中國不要建立現代國家，中國要建立文明國家，把國家建立在中國幾千年文明的基礎上。更具體講就是要繼承三個傳統，建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非常精彩，要是實現我們都變爲孔老夫子的信徒。但是你要推敲一下，幾千年的中國文明能給中國帶來一個現代社會嗎？這不用討論。甘陽是留學回來的，政治學常識應該學過。他提出這個理論，就是向現代政治學挑戰。他的這個理論要是成立，整個政治學理論要重寫。

一個這樣重大的爭議擺在我們面前。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向何處去？

他的主張有理論，有論證。比如他說土耳其想融入西方，西方不承認它，另一方面它丟掉了伊斯蘭傳統，搞得國內也分裂了。這裏面牽涉到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一些學者常常是眼界和學術基礎受到限制，懂中國歷史的不懂世界歷史。土耳其的歷史是不是他講的這樣的狀况？我們就要回答，土耳其的道路對還是不對，堅持政教分離對還是不對？你光是說它不對不行，要拿出學術成果來。另外他講，梁啓超在辛亥革命以後就講到要警惕土耳其的道路，要回到中華的文明。但是那一段是梁啓超思想走彎路的時期。他要作爲一個參政党的代表去參與袁世凱的政權，反而被袁世凱利用。最後他起來反抗，但他前面和袁世凱合作，政治上沒有起到反對黨的作用，作爲一個不倫不類的參政黨，起了粉飾袁世凱統治的作用。他提出這些思想文化主張事先與袁世凱有默契，是爲他的政治行爲服務的。要拿出東西來證明他這樣講是對民國初年的歷史無知。

基于義憤、討厭他遠遠不够，要拿出學術的成果證明他的東西不對。

他說要繼承三個傳統，即幾千年以儒家爲代表的傳統，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傳統和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傳統。改革開放前毛澤東的傳統要，改革開放後鄧小平的傳統也要。從他來講他有他的邏輯，有學術上的挑戰。學術界要作出回答。

他說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傳統就是平等，我們要繼承這些。那個時候確實有過很多促進社會平等的措施，比如男女平等，從民國時候就開始了。查一查《民法》，保障婚姻自由、保障男女平等，不是人民共和國以後成立以後才有的，爲什麽你不說我繼承國民政府的傳統呢？要是說有新的內容，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新的在哪里呢？經濟領域，是計劃經濟，消滅私有財産，這是國民黨統治時期沒有的，北洋政府統治時期也沒有的，你要繼承嗎？在政治領域，是人民民主專政或者說無産階級的全面專政，平等是在全面專政的基礎上來定義的，這個平等不給敵人，你要嗎？誰是敵人是要按照最高指示來界定的，不是法律界定的，這個平等你要嗎？然後在思想文化領域，批判所謂的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甚至自然科學領域也要反對資産階級，要興無滅資，由少數人控制學術文化。知識階層中有平等嗎？這個東西能够給中國的科學、文化帶來繁榮、發展嗎？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又有平等嗎？所以我認爲他是信口開河，是經不起推敲的。

他那個所謂繼承三個傳統的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再進一步推敲問題就更多了。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爲什麽要用儒家來定義國家的性質？儒家定義國家的性質在學術上首先是對憲政理論的挑戰。用一個民族中的一個流派的思想來定義一個國家，也是對世界經驗的忽視。例如一些伊斯蘭國家，政教合一，帶來的是社會的動蕩、教派的紛爭，要不要走向這樣的道路？中國是多民族國家，以漢族的傳統文化作爲立國的思想基礎，那麽，藏族文化和漢族不同，所以藏獨分子提出要單獨立國，新疆少數人要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建立伊斯蘭國家，豈不是有理了嗎？所以我認爲這是非常危險的主張。

他說繼承中國傳統文化是繼承它的"親情"。太有趣了！哪一個民族不講親情？甘陽不是說要從西方思想解放出來嗎？離開來自西方的現代法治觀念講親情會帶來什麽？睜開眼睛看看陳水扁一家子和他的追隨者吧！看看我們周圍的太子、大少、衙內和大小官員的親友故舊怎樣以權謀私吧！

但是諸如此類的主張提出來以後，沒有受到足够的抵制，很少有人公開批評。這些主張同要吸收世界先進文化，建立開放而不是封閉的國家，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思想文化要不要改造

爭論裏面提出的很多問題，不但來自新左派和民族主義，而且來自自由派內部。多年來有些朋友一再否定新文化運動，認爲新文化運動是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這個觀點是威斯康辛大學首先林毓生教授首創的。1988年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傳入中國，當時有兩個學者寫文章批判他，一個是王元化，還有一個是袁偉時。後來王元化先生改變了自己的主張，他在90年代一再反思；袁偉時則頑固不化，連續寫文章和林毓生教授辯論。現在有些朋友繼續提出這個問題，有道理嗎？這裏面有很複雜的理論，牽扯到很多學術問題。

首先從歷史事實來講，無産階級文化革命起源是義和團。用暴力摧毀文化，是從義和團開始的。

其次，新文化運動不管一些人的意見是對還是不對，它是多元的，進行的方式是自由討論，沒有政府權力或社會暴力夾雜在裏面。它的主張對還是不對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開拓了學術文化和言論自由的制度環境，拓展了自由空間。文化是在自由討論、自由選擇、自然更替中向前發展的。錢玄同提出廢除漢字，沒有人聽他的。

再從實踐後果來看看新文化運動。它唯一和權力結合的是通過全國教育會議的討論，建議小學要以白話文爲基本教材，政府接納了這個建議。這是功德無量的成果。 除了這個成果以外，各種現代人文社會科學都是以新文化運動爲發展的契機，帶來中國學術的大發展，大繁榮，還有文學藝術的大發展。說中國文化到這裏就斷裂了，沒那麽回事，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也進入一個新階段，碩果累累。而各種傳統文化究竟是繼續活在日常生活中，還是逐步成爲只有研究者感興趣的圖書館和博物館的典藏，只要沒有暴力介入，是公民自由選擇帶來的趨勢，恐怕任何人都難以扭轉。

但是有很多學術問題需要回答。

第一．是不是凡是革命只能够搞政治革命，不能搞思想文化的革命；搞思想文化的革命必然帶來灾難？

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但是伴隨著的必然是思想文化的變革。任何國家的社會變革、政治變革都是以思想爲先導的。沒有啓蒙，沒有思想作爲先導，英國革命、法國革命乃至辛亥革命都是不可能的。這是歷史事實。正如哈耶克說的：

"從長遠來看，人類的事務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昨天的异端會成爲明天的信條。"[5]

問題不在于要不要推動思想變革，而在于你提倡的是什麽思想。如果拼命鼓吹暴力，即使目的是政治革命，代價也是非常沉重的。

第二， 20世紀中國的思想文化變革，梁啓超、魯迅他們提出要個性解放，要改造國民性，這些朋友認爲都錯了。

他們沒有注意到這些思想家、學者提出的主張是推動中國思想文化正常變革、正常更新。沒有先驅們反復呼籲，會有婚姻自由嗎？有男女平等嗎？這些都是以思想變革爲基礎的。

所謂改造國民性實質是推動中國文化從臣民文化轉變爲公民文化，讓中國人成長爲獨立自由的現代公民。內容無可挑剔。

進行的方式是自由呼籲，自由交流，信不信由你；與强迫進行思想改造風馬牛不相及，更與"文化大革命"中用暴力"全面專政"背道而馳。

第三．哈耶克提出啓蒙有兩個傳統，一個是法國的傳統，一個是蘇格蘭的傳統。他認爲現代社會是自發秩序生長過程，思想文化是不能改造的。這個怎麽理解？

先講自發秩序。我剛才講到中國按照它的社會結構，不可能自發發展成爲現代社會。哈耶克自己就說：

"自由主義的中心思想是，在貫徹保護公認的個人私生活領域的公正行爲普遍原則的情况下，十分複雜的人類行爲會自發地形成秩序"。

但他自己也深知"而在盎格魯-撒克遜世界之外，幾乎還沒有人理解"法治和守法政府的理想。[6]在另一個世界——拒絕保護個人私生活領域的社會，離開思想文化的改造，離開外來思想的浸潤，顯然不可能自發産生自由秩序。這是中國啓蒙——新文化運動必要和艱難的現實基礎。

進一步要討論對英法不同的啓蒙傳統怎麽看？我認爲哈耶克論斷忽視了兩國思想相互交融的一面。

任何國家的思想文化都是複雜的，而且思想沒有國界，即使在信息傳播比較緩慢的年代也會向周邊地區擴散，英法兩個近鄰更是如此。法國和英國兩個傳統是互相交叉的，法國有過很多很極端的東西，英國則有掘地派、平等派，那些主張一樣是空想的。

英國思想家托馬斯•莫爾1516年發表《烏托邦》一書，主張廢除私有財産，"實行高度集中計劃，把恐怖統治神聖化，是後來一切政治意識形態所不及的。""國內政策是以一種神聖的恐怖來推行的，至于政治討論只有在指定的時間、地點，方能容許。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主義和19、20世紀的其他革命靈性主義之間的關係是十分明顯的。" [7]

至于孟德斯鳩受英國的影響，更是衆所周知的。他寫作《波斯人信札》和《法的精神》的靈感都來自對英國制度的考察。伏爾泰的《哲學通信》也反映了他對英國的深刻認識。1789年法國大革命誕生的《公民權和人權宣言》則繼承了英國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的思想成果，幷且是在美國駐法公使杰斐遜官邸中制定的。

第四，我認爲這些朋友用心良苦，想提醒中國人吸取歷史教訓，避免中國社會再度動蕩，但沒有注意到歷史實際。

法國大革命伴隨恐怖，原因在哪里？首先看法國大革命和英國革命差別在哪里？1793年的雅各賓專政光是在巴黎就殺了17000人，另外一個數字是全國 40000人被殺，當時法國的人口2600萬。英國革命過程相砍相殺，從1640年革命爆發到1688年光榮革命整整花了38年，20多萬人喪生，當時英國人口是450萬。無論殺人的絕對數還是占人口總數的比例，都遠遠超出法國大革命。朱學勤教授認爲接受英國傳統就不會出現人類的灾禍，實際上不是那麽回事，英國革命同樣是血腥的。

一個是歷史實際，再一個是進入到理論層次，值得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深入思考。爲什麽很多人類文明的成就、正確的原則，結果帶來的是恐怖。法國大革命有《公民權和人權宣言》，但是隨之而來的是血腥屠殺，假自由的名義剝奪自由。這不是由于他的原則不對，啓蒙者的主張不對，而是另有原因，我們需要作出答復。

雅各賓專政原因在哪里？一種政治勢力的理想對，但是道路不對，會帶來很大的灾難。任何民族都有從野蠻到文明的過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從野蠻到文明標志在哪里？

英國光榮革命以後走向文明，它的標志是1689年以後，實行法治了，不再訴諸革命解决社會矛盾和衝突。但是不能因此就掩蓋英國革命殘酷的一面。

法國1789年革命，社會一直穩定不下來，到1799年拿坡侖專制結束了這個混亂的局面，但是整個國家還沒有穩定下來，一直到1870年後才穩定，花了 80多年。這是經驗積累過程，也是摸索國家機關如何合理建構的過程。不論法國和英國，如果權力不受到制約，肯定帶來灾難。雅各賓俱樂部，克倫威爾，拿破侖都有不受限制的權力。

中國從辛亥革命算起，進入了革命和戰爭時期。穩定是從文化革命結束後開始的，跟法國所花的時間差不多。這些需要我們在學術上作出回答，原因在哪里？在我看來，所有的國家逐漸告別野蠻、轉化爲現代社會都是長期複雜的過程，成功與否的標志在于那個國家能不能確立法治；所有的社會矛盾、民族的衝突要通過法治途徑解决。人有反抗壓迫包括革命的權利，在歷史的一定階段是合理的，但回過頭來總結歷史經驗，以後解决矛盾不能再走那條路。

[1] 《孟子•滕文公下》。
[2] 道格拉斯•C•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66頁。
[3] 哈耶克：<自由社會的秩序原理>，哈耶克著、馮克利譯：《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頁。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北京版第27頁。
[5] 轉引自阿蘭•艾伯斯坦：《哈耶克傳》代序第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北京版。
[6]哈耶克：<自由社會的秩序原理>，哈耶克著、馮克利譯：《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2頁。
[7] 弗裏德裏希•希爾著，趙複三譯：《歐洲思想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37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