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的教育背景（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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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的教育背景

傅國涌

在一個到處是這個"獎"、那個"獎"的時代，許多獎受到社會的普遍質疑，在公衆心目中的地位越來越無足輕重，但這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屬于少有的受到各方肯定的一個獎項，獲獎者在專業領域的成就都經得起考驗，一直沒有什麽負面的聲音傳出。今年獲獎的是植物學家吳征鎰院士和石油化工催化劑專家閔恩澤院士，從簡歷我們可以看到，吳先生1937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生物系，閔先生1946年畢業于中央大學化工系。這些年來，獲得過這個獎的科學家，大多數都有和他倆有著相似的教育背景，氣象學家葉篤正1940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數學家吳文俊1940年畢業于交通大學，固體物理學家黃昆1941年畢業于燕京大學，1944年獲西南聯大碩士學位，地球環境學家劉東生1942年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地質系，肝臟外科學家吳孟超1949年畢業于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即使另外幾個比他們年輕的獲獎者，多數也在上世紀40年代受過中學教育。他們擁有如此接近的本土教育背景，幷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其中有許多值得我們今天深思的地方，比如我們的整個教育，我們學術研究環境是否有利于養成一種以求真理、真知爲唯一目標的科學精神，以及科學態度、科學習慣？姑且不說其他領域，就是在爭議性最少的自然科學領域，爲什麽專業上有創造力、有大作爲的科學家，多數却不是我們這個時代培養出來的？

在這個問號的背後，我們不能不追問我們的基礎教育、大學教育，我們的科學教育是不是出了什麽問題？是不是不利于人才特別是具有創造性大才的成長？我關注吳征鎰先生有好幾年了，在編《過去的中學》一書時，曾收入他回憶中學生活的一篇文章，他說自己從初中起就對植物學發生了興趣，1931年他考入有名的揚州中學讀高中，在這所偏重數理化的名校，他數學學得不錯，但他喜歡的是生物學，三位生物老師的名字都留在了他少年的記憶裏，學植物學的志向就此時確立。地理學家施雅風院士也回憶說，自己從初中到高中就已確立專業方向，他們之後都如願進入一流的大學，選擇了喜歡的專業，施先生讀的是浙江大學地理系。

那個時代，不同的學校，無論中小學還是大學，都各有自己的特色與個性，但有一點大致上是相通的，幾乎都是教育家在辦校，學校除了是一個傳承知識的場所，也教會學生求知的方法和途徑，更重要的是培養他們獨立思考的習慣，爲他們打開認識自然、瞭解世界、觀察社會的窗口，給他們一個個眺望世界的平臺，啓迪他們自由的心智，點亮各自心中的那盞燈，鼓勵和激發他們的創造欲，肯定每個人不同的夢想，尊重而不是抹殺他們的個性。在過去的教育譜系裏，不光是名校，就是許許多多普通學校也在相當程度上做到了這些。所以，學校給予莘莘學子的决不只是書本上死的知識，不光是教書同時也是育人，學生不是爲考試而存在的，衡量求知結果的也不只是分數，分數不是决定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上述這些科學家在本國完成大學或研究生教育後，多數還有在國外攻讀博士學位或從事科研的經歷，他們的成就與這些教育背景密切相關，不可分割。

當然，即使有了最好的教育背景，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學術環境，也很難在專業上做出重大貢獻。二十多年前，1939年畢業于西南聯大外語系的王佐良教授就在《光明日報》發表過一篇《關于學術發展之我見》，提出五點看法，一是要有一個適宜學術發展的環境，一個公平、合理、有活力、有創造性的社會，知識分子才能安身立命其中。有自由探討的學術空氣，人才才能脫穎而出。二是要提倡嚴謹的學風，要扎扎實實做學問。三是要在重視自然科學的同時，重視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四是要繼續開放、繼續交流。五是要有世界眼光，又要回顧中國學術傳統。

王先生提出的這五條，即使放在今天，我們也一點不會感到過時。缺乏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沒有一個尊重少數、保護少數的寬容的環境，要談什麽科學發展難道不感到奢侈嗎？沒有嚴謹的學風，不遵循基本的科學工作準則，到處是剽竊、抄襲，坑蒙拐騙，華而不實，廉耻喪盡，斯文掃地，哪里還有什麽學術創造可言？更不要說什麽追求真理了。我們只要稍微瞭解一下，就不難發現，許多舊時代過來的自然科學家有很高的文學素養，有些對人文科學興趣濃厚，像竺可楨先生平時讀書就不限于專業書。一些人完全沉溺在本專業之中，往往專業也做得不怎麽樣。開放、交流當然是學術發展的重要一環。世界眼光，中國傳統，這正是當年西南聯大的精神追求。一個人最後的造就，和他的教育背景是很難分開的，尤其在自然科學領域。一個民族的創造力，與它的教育關係同樣深切，教育不上軌道，對一個民族是最大、最深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