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水嫖宿幼女案調查(南方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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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水嫖宿幼女案調查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劉子超 發自貴州習水 2009-04-22 09:26:36 來源:南方周末

老闆的欲望

一輛裝滿煤塊的重型卡車呼嘯而過,帶著巨大的矢量。坐在小飯館裏的肖開平手一抖,茶水濺在了桌上。在他對面是兩個15歲的街頭少年,肖開平不得不雇用他們,尋找14歲的女兒肖倩。

一小時之前,肖開平在貴州習水縣城東派出所報案。在一間喧鬧的辦公室裏,辦案民警敷衍了事地接待了他,表示警力不够。沙發上,幾個民警正熱切談論著沸沸揚揚的“嫖宿幼女”案,肖開平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欲言又止。他沒有告訴他們,肖倩就是這個案件的受害人之一。

夜色降臨習水,如同夜色降臨中國的每一個縣城。

中新網報道: 4月8日上午,貴州習水縣“公職人員嫖宿幼女案”在習水縣人民法院不公開開庭審理,7名犯罪嫌疑人出庭受審,其中包括5名公職人員。檢方以嫖宿幼女罪對犯罪嫌疑人提出起訴。據悉,庭審可能要持續幾天。 這5名涉嫌嫖宿幼女的公職人員是:縣移民辦主任李守明、縣人事局幹部黃永亮等。還有縣人大代表、習水縣利民房地産開發公司經理母明忠。 檢察機關指控:2007年10月至2008年6月,被告人袁榮會先後容留介紹11名中小學女學生到其所租住房內進行賣淫。在此期間,經被告人袁榮會邀約、介紹,被告人馮支洋等在袁榮會所租住房內嫖宿幼女。

更多的重型卡車滿載著煤,穿過街道,碾過公路。它們爲這裏帶來財富,也帶來令人不安的欲望。

10年前,習水還是一個依靠國家扶貧貸款的貧困縣。2000年以後,隨著煤炭業的發展、煤稅的徵收,習水逐漸擺脫貧困,成爲黔西北最富裕的地區之 一。2008年,習水縣財政收入達到3億元,其中煤炭業獨占1.8億元。與此相關的是,2003年以來,有2名副縣長、近1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被抓,他們的落馬無一例外與煤炭有關。

在習水縣的轄區內,分布著78家正規煤礦和爲數更多的小煤窑。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旅店老闆說,玩“書包妹”的風氣最初就是由煤老闆開啓的。

一則流言在縣城內廣爲傳播:一個玩了十幾個“書包妹”的煤老闆花了20萬,被免于起訴。有記者致電這位身處流言之中的煤老闆,他的律師表示,這完全是一場誤會,不過他也不置可否地承認,煤老闆找“書包妹”在習水幷不是什麽奇聞。

一位在習水做建築生意的四川瀘州商人回憶,早在2005年他剛來習水時,就有在生意上往來的煤老闆招待他“書包妹”。“這在生意場上是種時尚,”瀘州商人說,“用‘書包妹’待客被認爲很有面子。”

在這套“待客之禮”背後,老闆們的邏輯顯而易見,他們認爲妓女被很多人嫖過,太髒了,而“書包妹”們年輕、單純、要求不多。瀘州商人記得,有朋友向他炫耀,找一個“書包妹”包月,一個月800-1200元,“不僅可以陪你睡,玩出感情後還可以幫你洗衣服。”

對于這場游戲中金錢與法律、欲望與良心之間的衝突,那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旅店老闆幷不忌諱。“有需求就有供給,”他說,“大家都要生存。”

一些人開始看中“商機”招徠“書包妹”。有知情者說,這些人往往找到社會上的吸毒少年,讓他們通過朋友、同學的關係把女孩騙出來“掙錢”。

14歲的李清還記得,在礦中路的小巷裏,兩個吸毒的男生對她又打又駡,然後把她帶進了一個房間,讓她在裏邊等。一個年紀很大的男人進來,鎖上了門,粗魯地脫她的衣服。她開始哭,然後是疼痛。

在後來的日記裏,李清寫道:“這個世界太可怕了。”

在政府工作多年,如今下海經商的廖先生說:還有更多受害女生沒有浮出水面。在媒體曝光之前,他經常可以看到摩托車拉著“書包妹”在旅館、髮廊進進出出。“以我對習水的瞭解,”廖先生說,“這種事不出兩個月還會出現。

在飄著細雨的夜晚,肖開平敲開了張玉雪的家門。“我來問問肖倩的下落。”

去年秋天,肖倩和張玉雪曾被一個叫王旭的14歲吸毒男孩帶出去“掙錢”。他們跑到了遵義市,在網吧上網時,被張玉雪的母親林慧發現。林慧趕到遵義,搜遍了市內所有的網吧,但一無所獲。

這場“捉迷藏”以王旭讓張玉雪打電話,要林慧給她寄錢告終。林慧假裝答應,穩住了他們,然後迅速打電話給一位在厦門承包工程的親戚。親戚驅車趕到時,3個未成年人還呆在電話亭裏。

在林慧的逼問下,女兒承認那些騙她們出去“掙錢”的男孩多數是吸毒者。這件事讓早就感覺不妙的林慧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女兒送出習水。

記者暗訪發現,在習水,許多旅社均可向顧客提供賣淫的“女學生” 圖/袁一

某受害女學生曾被父親用鐵鏈鎖住 圖/袁一

毒品籠罩下的少年江湖

4月的一個清晨,張玉雪坐在深圳一家玩具廠的辦公室裏上網,而在1700公里外的習水,一位在黑鹿岩晨練的老人在一口廢井裏發現了大量吸毒用的針管。他迅速撥打了報警電話,却沒得到重視。

“這樣的事太多了,”一位出租車司機說,“在習水毒品的泛濫令人瞠目結舌”。

幾天前,3個少年鑽進了他的車,催他快點開。這時他看到一個被搶包的女人從一家五金店裏跑出來。他正在猶豫,一把刀就頂在了他的腰上。他把車開到僻靜處,把身上的錢也全都交給那3個少年。他以前看到過其中一個人在街上買毒品。

“在習水開出租的大都有被搶過的經歷,”這位出租司機說,“搶劫的大都是14、15歲吸毒的娃娃。”

一位知情者說,在習水市面上流行的毒品主要是K粉、麻黃素和海洛因,它們大部分來自廣東和雲南。3月26日,習水警方破獲一起“特大毒品案”,繳獲毒品海洛因56.2克,幷打掉一條從廣州向習水販運毒品的地下網絡。但這位知情者稱,此案只是冰山一角。

“在這裏,海洛因的價格是100塊一小包,”他說,“當然,裏面還摻著安眠藥和澱粉。”這位知情者表示自己可以從多條上綫買到毒品,“一個叫胡三的毒販被抓了,但現在還可以從他老婆那裏拿粉。”

毒品在青少年間的泛濫令很多家長憂心忡忡。廖先生說,他在孩子面前甚至不敢提“毒”這個字,禁毒片也不敢讓孩子看,生怕孩子産生好奇心去嘗試。如今,廖先生把孩子送到了鄉下學校,不過他還不放心,打算把孩子送到更遠的河南讀書。

毒品的泛濫伴隨著江湖幫派的滋生,想不受欺負就必須依靠幫派。一個在東皇鎮中讀書的初中男生說:“不加入,受欺負了誰管?”他表示,加入幫會的不僅是差生和男生。要想安心學習,不爲人欺,就必須加入幫會尋求“靠山”,女生也不例外。

林慧說,3年前,她剛上初中的大兒子被幾個15、16歲的孩子脅迫加入了幫會。有一次,他幾天沒回家。林慧走遍了縣城,才在郊外一間廢弃瓦房裏找到 他。回到家,林慧問他這些天都幹了什麽,兒子望著窗外一言不發。林慧生氣地打了他。兒子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眼睛一眨,兩顆眼泪流了下來。他從書包裏拿出 一張“幫規”。那上面寫著每天要交納保護費,或者把一部分偷搶的東西上交,最下面有一行字:如果告訴了父母,就砍斷手脚。

林慧安慰著哭泣的兒子。雖然沒有像此地很多家長一樣,向兒子灌輸“被別人打了,你就想辦法打他,哭著回來我就打你”的觀念,但是和他們一樣,她也把兒子送到了武校。“這裏習武的孩子特別多,”林慧說,“不是因爲那裏讀書條件好,而是因爲安全,出來也不容易被人欺負。”

習水的幫派究竟有多少沒人能說清,但一位曾經的幫派中人說,習水以“青龍幫”和“兵家幫”最爲著名。它們像傳銷一樣發展下綫,形成網絡。兩幫勢不兩立,經常發生械鬥。他曾看見“兵家幫”把“青龍幫”成員挾持到離縣城3公里的“葡萄山莊”,用黑色方便袋蒙著對方頭部,脫掉衣服,用刺條鞭打,直到打得昏死過去。

幫派成員也幷非僅是少年,少年只是幫派的底層。在金字塔的上端,是那些大毒販和黑社會的頭目。正是在他們的驅使下,吸毒的少年和社會上的混混結合,把學生妹們帶出來賺錢。

“少年幫在貴州各地都很普遍,但習水的特殊性在于有毒品,”廖先生說,“這是一條利益可觀的鏈條,而毒品在中間起到了穿針引綫的作用。”

“瓮安事件”後,貴州曾在全省開展以“打黑除惡”爲龍頭的嚴打整治專項行動。“青龍幫”和“兵家幫”的骨幹成員在那次“嚴打”行動中覆滅。

一名跑公安口的貴州記者說:“貴州省88個縣市,如果按平均數計算,每個縣已經打掉了兩個以上的黑惡勢力組織。一個團夥平均20名犯罪分子,這就有兩千多人,這個力度已經很大。”

然而不少習水市民表示,毒品不除,習水便難得安寧。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轟動一時的“嫖宿幼女”事件也只是毒品鏈條中的一環。

那些花兒

現在,李清的夢裏經常充斥著陌生人的鞭打。她聲嘶力竭地呼救,却只引來了旁觀者的大笑。

最初,李清不敢將這件事告訴任何人。她只是告訴父親,自己不想再在玉淮中學讀書,希望轉學,然而,每當父親追問爲什麽的時候,她又不能說出緣由。

“自從案發以後,越來越多的人都知道了我的事情。在教室裏,我總感覺有同學在背後說我的壞話,我不敢抬頭面對任何一個人。”李清說,“有一次,一個男同學當著許多人的面取笑我,問我是不是做那個事的。我當時只想找個洞鑽進去,永遠不要再出來。”

不止一次,李清想到了自殺。現在,她的手腕上還留有一條6厘米長的傷疤。那是一次她乘教室無人時,找了一塊玻璃碎片,咬著牙向自己的手腕割去的結果。

李清的同學易婷婷說,李清是以班級第一名的成績進校的,當過學生會的幹部,還是女生籃球隊的隊長。不過現在她變得孤僻、內向了,每天都一個人來,一個人走,也不愛說話。

案發後,李清開始用寫日記的方式來記錄自己的心情。在日記中她寫道:“我最恨的就是父親,他對自己的女兒不管不問,每天就忙著做生意,沒有盡到一個父親的責任。”

4歲時,李清的父母離异,她跟著父親過。之後不久,兩位家長都各自組建了新的家庭。

一個夜晚讓我做了一件事
讓我一輩子也無法
原諒自己
太可怕了
這個世界太亂了
我會討回來的
一定會
——李清 2009年4月10日的日記

李清的父親辦了一家物流公司,常年在外跑生意,而李清又不喜歡後媽,父親便將她送到了習水縣回龍鎮的叔父家。

在叔父家中,李清一待就是5年,直到小學六年級時,她才被父親接回習水縣城的家中。由于父親和後媽又生了兩個孩子,家人對李清的態度變發冷淡。“後媽很討厭我,經常駡我,我不服氣,就會和她吵,這樣,爸爸也越來越不喜歡我了。”

一次,李清在街上看到了父親。當時她患了嚴重的感冒,就站在街上給父親打電話。父親說他不在習水,把電話挂了。站在街上,李清忘不了自己當時的傷心。

“出了那樣的事情以後,他們就更加不願意管我了,”李清說,“每個月父親就給我一百來塊零花錢,之後就任由我自生自滅,學校現在成爲了我唯一的家。”

越來越多學生走上輟學之路。工作日的上午,在縣城的廣場上,依然可以看見少年們游蕩的身影。教育局局長王茂佳說,全縣初中輟學率爲2.52%,對輟 學學生都以鄉鎮爲單位造册,分派給鄉鎮幹部和教師負責“追回來”。“但很多學生經常曠課逃學,尤其在就業難的大背景下,讀書無用論重新抬頭,‘控輟保學’ 的難度很大。”

那天,林慧告訴肖開平,肖倩有可能懷孕了。2月4日離家出走後,肖倩曾經跑到深圳找過張玉雪。肖倩當時挺著肚子,廠裏的人都看不慣,不讓張玉雪和肖倩來往。肖倩可能感到了這點,一大清早就悄悄地走了。她告訴張玉雪,她要回到習水,只有和那些“朋友”在一起,她才感到快樂。

肖開平嘆了一口氣,他不知道該拿女兒怎麽辦。

他是一個包工頭,1999年來到習水縣城承包建築工程。隨著工地的變遷,肖倩的學校也換了一家又一家。從小學到初二,她一共換了9所學校。

一次,肖倩和她幾個要好的同學一起偷了某個同學家的200多元錢。肖開平狠狠地打了她一頓。“以前,我從來沒有那樣打過她,”肖開平說,“也許是那次給小孩的傷害太大了,她變得不願意和家人交流,喜歡在外邊玩兒了。”

肖倩開始逃學,她在樹人中學讀初一,剛開始是在校住宿。但她老是曠課,有時就從學校圍墻爬出校園,和幾個同學一起上網。肖開平找了她很多次,每次找回來就會用一塊竹板狠狠揍她。

轉入玉淮中學後,肖倩開始走讀。有一次,她從學校跑出去後,很晚都沒回家,肖開平到街上去找。在一家餐館門口,他聽見裏面傳來肖倩的說話聲。走進去一看,十多個年輕娃娃正在抽烟喝酒,而肖倩就在他們中間。

“我非常氣憤,也不顧她的臉面,當即給了她幾記耳光,”肖開平說,“把她帶回家以後,我讓她母親上街買了一條鎖狗的鐵鏈,把她鎖在房間裏,晚上睡覺的時候也不給她解開,怕她偷偷跑出去。”

“現在,她跑出去兩個月了還沒有下落,”肖開平對桌那邊兩個15歲的街頭少年說,“我只有找你們幫忙。”

小飯館外,暮色已經降臨。一輛裝滿煤塊的重型卡車呼嘯而過,帶著不顧一切的莽撞。日夜飛舞的粉塵,在路燈下瘋狂地旋轉,路邊的樹葉縮皺成一團,好像一顆顆將開未開的花朵。

14歲的肖倩,14歲的李清,14歲的張玉雪……

(中青報陳强、雷成爲本文提供幫助,特此感謝 ;爲保護當事人,文中人物爲化名)

一個體育生的猝死(南方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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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體育生的猝死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陳彥煒 發自西安、丹鳳 2009-04-07 11:00:37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在高考專業課開考前十幾天,高中生徐梗榮被突然帶到公安局接受訊問,從此再沒有走出來
再有十幾天,就是陝西省高考體育類考生專業課考試的日子。18歲的徐梗榮爲此準備了將近6年。他的目標是西安體育學院或者陝西師範大學體育系,都是全國重點大學。班主任趙老師說,如果文化課過綫,徐如願以償的概率極大。

但現在,這個練競走的陝西小夥却轉而走入了另一重冰冷的世界裏,不可複還。

3月13日,徐梗榮的二姐徐韓英給弟弟穿上一套嶄新的運動服。在一陣轟響的鞭炮聲中,徐梗榮由丹鳳縣人民醫院太平間抬出,送上一輛紅色麵包車。接著,這名普普通通的高中男生的遺體,由警車全程開道,回到了位于寺坪鎮寺坪村東峰組的家中。沿途觀者無數。

徐韓英默默地翻著日曆:第二天,即是亡弟的“頭七”。

當地的風俗是,下葬前後三天不能掉眼泪。這一次,一度在意這些規矩的徐家人無法做到。徐韓英回憶,當他們鼓足勇氣掀開裹在弟弟身上的被子,泪水便無法收場。“青的、紫的、腫的,什麽樣的傷都有;還有劃破的,皮肉翻開的,脚趾甲離開脚的,尸檢手術的刀縫也有,幾乎沒有一處是完整的,慘不忍睹。”

就看了一眼,全家老小便癱倒在地。

徐梗榮是土葬。殯葬所需的人手、費用、車輛、物品,皆由當地政府承擔。自徐的尸體回家直到最終入土,縣政府派出了兩個專門工作組輪班守靈。晚上12 點前是一班人,12點後又是一班,每班4個人。過來守靈的都是“鎮上的幹部”。有些見識的村民都認得,坐在那兒的誰是副鎮長,誰是副書記,誰是特派員。

不過,隨著徐梗榮的“入土爲安”,這些人便再也沒出現過。如今,徐家那排破敗房子來往穿梭的,是各地趕來的記者。

失踪

徐梗榮的死與一個多月前發生在丹鳳縣的另一起命案有關。

2009年2月10日清晨,在丹鳳人引以爲傲的丹江水邊、江南大道河堤的一個亭子裏,晨練者發現了一具女尸。死者彭莉娜,1988年11月10日生,丹鳳縣寺坪鎮趙原村趙原組人,商鎮中學高二(1)班學生。

“2•10”命案在這個偏僻、閉塞的小縣城裏猶如一把粗鹽撒入油鍋,隨即炸開汹涌的浪花。奸殺、情殺、謀財害命、黑社會出沒……命案被坊間以多個版本向外傳播擴散。丹鳳縣公安局感受到了壓力。

拉網式排查啓動。丹鳳警方傾其所有,辦案力度也是前所未有,幷且到了令很多民衆反感的地步。短短幾天內,與“彭莉娜”這個名字相關的所有人員全部接受了一次調查。

寺坪鎮在丹鳳縣城讀書的所有男生全被抽取了血樣,彭莉娜所在的商鎮中學、同學衆多的丹鳳中學,以及初中母校寺坪中學的學生們,都詳細填寫了一份詢問表。

彭莉娜與徐梗榮是初中同學、好友。雖然徐考上省重點中學丹鳳中學後,兩人的來往不如以往密切,但仍有聯繫和接觸。自然,他成爲了不可或缺的調查對象。

2月9日是農曆正月十五,徐梗榮和母親、二姐一同在西安過元宵。徐韓英知道弟弟快要參加專業課考試了,給他買了一些營養品,挑了幾件新衣服,吃過晚飯後送他上了最末一班回丹鳳的汽車。徐韓英清楚地記得,晚上11點的時候,弟弟給她發短信說“已經睡下了”。

高考術科考試在即。徐韓英幾乎每天給弟弟一個電話。2月27日,是徐韓英與弟弟的最後一次通話。徐梗榮說自己的訓練和學習一切正常,而且運動成績還有了提高,百米成績進步了0.1秒,鉛球的進步更是明顯,但是跳遠還不太穩定,時好時壞。徐韓英一個勁兒地鼓勵弟弟,“還有時間,勝利在望了。”幷承諾給弟弟再購買一些補充體能的營養品,讓他安心備考。第二天,徐梗榮的手機便無法撥通了。

起先,徐韓英的第一反應是沒電了,“他的手機電池不好,待機時間不長”。3月1日早晨和下午,徐韓英又打了兩次,還是關機。她有點著急了,打給弟弟的同學,才知道3月1日徐梗榮一天都沒去學校,這個消息也從徐的老師口中得到了證實。徐韓英開始害怕起來。

她不敢告訴父母,他們一個在大姐家裏,一個在西安,都不在丹鳳。徐家的大女兒初中畢業後沒再念書,前些年就早早嫁人了;徐韓英考上西安的大學後,家 裏的大小事情特別是弟弟念書、訓練,就都由她一手操持。弟弟失去音訊後,她逐個聯絡可能知道下落的親戚、朋友、弟弟的同學,但均一無所獲。

3月2日下午,就在徐韓英六神無主的時候,她的嬸嬸打來了電話,說“娃被公安局帶走了”。徐韓英追問從何而知,嬸嬸便挂斷了電話。徐韓英覺得無法隱瞞下去,立即告訴了母親曹會玲,母女倆分別于當天夜裏和次日清晨趕回了丹鳳縣城。

此時的丹鳳已如臨大敵,處處可以看出“2•10”命案的辦案痕迹。徐梗榮在縣城租住了3年的民居已被查封,房東承認“警方向他出具了蓋著大印的搜查令”。然而輾轉城關派出所和丹鳳縣公安局,所有人都回答母女倆“從沒見過什麽徐梗榮”。最後一次遭到回絕的時候,徐韓英怒了,指著一個便衣質問:“我們已經打聽清楚了,徐梗榮確實被你們帶走了,房子現在也被封了。24小時問訊之後沒有特殊理由就不應該再關人了!”

便衣叫囂起來:“你是誰?你懂法是吧?我們犯法你告去。你滾!”面對這咄咄逼人的語氣和猙獰的面孔,徐韓英說自己感到害怕;又感到無助,別無他法。

刑訊

直到3月4日,當曹會玲、徐韓英母女第4次來到丹鳳縣公安局,才有人承認徐梗榮確在警局羈押,但是“不可以見任何家屬”。適逢冷空氣來襲,曹會玲希望能給兒子送些衣服,再帶上一些吃的東西。接待他們的警官答復:“衣服可以帶,吃的不用。我們吃啥,娃就吃啥。”

自始至終,曹會玲和徐韓英都堅信兒子不可能是凶手,只是“配合調查”。事實上,無論是徐梗榮的親戚還是同學、朋友、老師,都說他是個“不錯的娃,內向、忠厚”。徐梗榮的老師說,作爲體育生,他的文化課成績確實不好,只能考兩三百分,但是運動成績很不錯,是班裏的“希望生”。雖然時常逃課,但沒有什麽不良嗜好。

徐韓英現在最後悔的,是她幷沒有關注到在徐梗榮之後進入公安局的另一位同學吳明的消息——吳明是帶著一身傷痛走出警局的。徐韓英說,如果當時知道這些,便能明瞭自己的弟弟在公安局裏受到了怎樣的待遇,也會贏得更多的“拯救時間”。

吳明也是體育生,很壯實。3月1日清早7點多鐘,他被警察從睡夢中叫醒,帶到了刑警大隊。進屋以後,吳明第一次見到幷經歷了一系列的酷刑。在此之前,他僅僅是從電影和小說裏略有聞見。他被喝令貼墻站著,然後被戴上了背銬。這時,公安局分管刑偵工作的紀委書記王慶保來到他面前,撂下話來:“徐梗榮已經爛包了,招了,你自己好好想想。”

吳明對于王慶保的問訊一概回應“不知道”,這招來王的怒氣。他一巴掌打在吳的臉上,不過癮,連續打了5次。吳明抽搐了一下,鼻血流淌出來。不一會兒,他又被換了一副斜背銬。警察讓他跪在地上,然後把他死死地壓在桌子上,生生地硬拉他的兩條胳膊,在拉到一定距離的時候,用斜背銬將他銬死。期間,吳明疼痛難忍,本能的想要站立起來,等待他的是蜂擁而至的拳打脚踢,踢他的腰部、大腿,最後又在他的背上放了一塊磚。此時,吳明已經不能感覺到疼痛了,麻木得完全失去了知覺,就這樣任人蹂躪,持續了一個多小時。

審訊吳明的警察分爲兩班人馬,每班崗3人,6個小時輪換一次。如果吳明乏力了、困了,閉上了眼睛,這些警察就用電棍擊打他的身體。10個小時以後, 吳明開始吃飯,警察端來了一碗方便麵。但吳明的手已沒有一點力氣,他只能用兩隻手互相支撑著,勉强挑起幾根麵條,慢慢挪送到嘴裏。直到他父親簽下“監視居住”的法律文書,吳明才得以結束噩夢,回到家中。這時,距離他被帶走整整56個小時。

走出刑警大隊的時候,吳明說自己想哭,但是沒有哭,因爲“不想當著刑警隊的人流泪,讓他們察覺我的軟弱。”

來不及憤慨,吳明現在有的只是擔心,而這種擔心又迅即轉化爲灰心。吳明也是體育生,在經歷了這樣的折磨過後,他的運動成績極速下滑。“拿鉛球的時候,差點把頭砸了,球還沒扔出去就滾落下去。”

吳明盡最大的努力試圖恢復身體素質,但事實是他看不到奇迹。平時鉛球的成績是11米6左右,現在只能砸出5、6米,還不够一個初中男生體育課的及格綫。對于即將到來的體育高考,他說自己無法面對。

尸檢

3月8日下午3點半,曹會玲接到了一個電話——兒子徐梗榮死了。曹會玲雙腿發軟,倒在了地上。
官方給出的死因解釋是:2月28日晚11時,丹鳳縣公安機關傳喚徐梗榮。3月1日早7時許,徐梗榮向警方供述了作案經過。當天,徐梗榮被刑事拘留。 3月8日上午10時30分,在審訊過程中,徐梗榮突然出現臉色發黃、呼吸急促、脉搏微弱、流口水等情况,審訊人員立即將徐送往丹鳳縣醫院搶救,11時,徐經搶救無效死亡。

這個解釋,徐家人不能接受。

無疑,徐梗榮的尸檢將是他猝死原因最有力的證據。進行尸檢之前,徐韓英提出了三個要求:“給娃做一個全身CT檢查;尸檢過程全程錄像拍攝;尸檢前見娃最後一面。”縣政府和公安局只同意尸檢進行照相和錄像。3月9日,兩名法醫、徐梗榮的三位非直系親屬(舅舅、二外公、表哥)、一名律師、一名攝影和一名攝像走進了丹鳳縣醫院太平間。

尸檢完後的第3天,丹鳳縣派了縣政協和公安局的兩位幹部來到徐家“游說”。這兩位幹部是徐家的親戚,任務是說服徐家人同意將徐梗榮的尸體儘快由醫院太平間運回家中幷下葬。這兩位親戚暗示徐家,如果徐梗榮不下葬,他們就要丟官。

曹會玲心軟,她覺得“娃已經死了,可不能再禍害親戚”。在縣政府提出一系列的補償辦法後,徐梗榮入土。

一位參與了尸檢過程的工作人員透露:徐梗榮的尸體可以看出多處明顯的傷痕,大腿內部兩側均有淤青,切開全部是血;手臂上的手銬印迹極不正常,“正常的銬印不會皮開肉綻”;臉部已經完全變形;頭部外表皮無礙,但打開腦殼後可以看到骨膜上有10處1.5CM×1.5CM的淤血點,每個大小如同一元硬幣。 “腦殼打開的時候,那些水腫一下子流了出來,慘不忍睹。”徐梗榮的胃部有10毫升左右的液體,呈糊狀,腸子裏是空的,有一段腸子呈黑色,大約15厘米,其他腸子呈白色。法醫認爲,腦部水腫多爲外力所致;而腸子的情况可以證實死者多日不曾進食。

等待

繼雲南“躲猫猫”事件後,徐梗榮命案被網絡戲稱爲“背磚磚”。如今,他的QQ空間成爲衆多網友進行悼念和發泄的地方,截至3月23日下午4時,已有近400名網友留言致哀;而百度“徐梗榮貼吧”的發帖數已經突破2100條。在國內一些知名網絡紀念館,連日來,祭奠徐梗榮的網友數量持續攀升。

徐梗榮的家庭極爲普通。父親徐和平常年在外,有時還要下到礦井,不計安危地辛苦謀生;母親曹會玲獨自在西安打零工,每個月的工資要省下許多,貼補在西安上大學的徐韓英;而懂事的二女兒一邊在培訓機構兼課掙錢,一邊每個星期往弟弟的卡裏打上100塊錢,讓弟弟吃好穿好。徐韓英說,弟弟要高考了,又是體育生,平時消耗特別大,“我要保證他每天早上都能吃上羊肉泡饃。”

身高1米7的徐梗榮很結實,用他家人的話說就是“沒有一塊肥肉”。他曾經得過商洛市首届中學生運動會3000米和5000米競走的冠軍,還是“體育道德風尚獎”運動員。

徐和平和曹會玲幹活的時候累了,想想“梗榮和他姐一起在西安念重點大學”,便渾身是勁。等到那一天,他們一家子就終于全都走出了山裏,走向城市。

現在,這個心願以另一種方式得以實現:丹鳳縣人民政府决定,徐梗榮的喪葬享受城鎮居民待遇。同時,縣政府先期給付徐家12萬元的補償,徐的父親徐和平、母親曹會玲、祖母杜金娥從2009年7月起終生享受當地最高標準低保。

就在徐下葬的當天,丹鳳縣公安局主管刑偵的紀委書記王慶保被刑事拘留;5天以後,陝西省商洛市委召開常委會,决定對丹鳳縣公安局局長閆耀鋒予以停職檢查。一系列的問責和懲處還在繼續。

這些日子裏,原本在外打工的徐和平和曹會玲終日守在家裏,“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誰也不想見。徐韓英在極度的不情願中回到西安。她是西安外國語大學英語系大四的學生,畢業和就業近在咫尺。

這個頭髮微微燙卷、目光間或游離、嘴唇乾澀的女孩現在唯獨說到自己的時候,才能顯現出一種少有的淡定:“找工作,不是很著急,放到後面慢慢來吧。”

在徐韓英看來,等到亡弟的尸檢報告,遠比一紙“就業協議”重要得多。

後記

在本刊記者結束采訪後的第4天,3月28日上午,丹鳳縣人民檢察院向記者通報了徐梗榮案相關調查情况。

檢察院表示,尸檢報告證實,“少數民警在審訊過程中對中學生徐梗榮實施了肉體侵害行爲,致使徐梗榮身體極度疲勞引發心跳驟停,經搶救無效死亡。”

隨後,丹鳳縣公安局“2•10”專案指揮部副總指揮,以及6名涉案民警被刑事拘留。

相關新聞:http://www.infzm.com/content/25555

自發而美好的思想感情(崔衛平)

http://www.cuiweiping.net/blogs/cuiweiping/archives/133594.aspx
因眾所周知的原因,有刪節

自發而美好的思想感情
——爲譚作人先生呼籲

崔衛平

艾未未與他的同伴搜尋地震中遇難學生名單,《南方人物周刊》作了報道。這是他的同事打給某重灾縣維穩小組組長的一段電話錄音:

“我們剛才電話沒講完你就挂掉了。”
“你這麽關心這個事情呀?你們有什麽目的呀?”
“我們沒有什麽目的呀。”
“沒有目的幹嘛關心呀?”
“我們爲什麽不可以關心,這是中國人的事情呀。”
“我也是中國人呀!你要是美國人派來的特務呢?你要是美國人派來的間諜,怎麽辦?”……
“既然我們政府部門已經公布了,那就可以了,你還要問,我就懷疑了,我要維護國家利益呀!”
“我們都在維護國家利益呀!但是國家也需要維護人民的利益呀。”
“是,那就是政府的事了,你不需要管這個事。”
“我們是公民呀,我們想要求你們負起責任來呀!”
“你怎麽知道我們沒負責?你憑什麽這樣說?有必要把話說得這麽難聽嗎?”
“這不是難不難聽,這是事實呀!”
“你說是事實?我直接就懷疑你就是美國方面派來的女特務!”

讀到其中“美國人派來的間諜”時,不覺啞然失笑。此公仿佛意猶未盡,進一步發揮成“美國方面派來的女特務”,他的意思也許是一定要讓人笑翻,笑到岔氣。爲什麽中國人關心中國人自己的事情,會被理解成由美國方面派來的呢?這是一種有根據的思路、負責任的說話方式嗎?

這也許是最爲厲害的一手:只要將某人說成是“异族”派來的,受“异族”指使,便會使這個人立馬失去了任何立足點,成爲衆矢之的。只是這種做法在如今看來有些老套了,不新鮮因而也失去了可信度。而這位維穩小組組長因爲這句話,會使他“彪炳千秋”的,會比他所做的其他事情被人們永遠記住。

然而問題是:爲什麽這些在體制內擁有某個或大或小席位的人們,總是習慣用這樣一些完全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別人?爲什麽他們在公民的行爲面前,表現得如此困惑和不理解,覺得不可思議?他們爲什麽會覺得來自任何“對面”、“對方”(不是用一根電話繩連起來的內部)的聲音,都是富有敵意的、覺得那是一個威脅?

嘗試的解釋是這樣的:這些人本身已經失去了任何自發的道德感和責任心,他們自己不擁有這些東西,于是他們也不會想像別人身上可能擁有這種東西。他們不能够體驗自己身上任何美好的思想感情,實際上根本不擁有這些美好的思想感情,徹底喪失了這些東西,于是只能用一種妖魔化的眼光來看待他人。

這裏尤其需要强調“自發”二字。它是指一個人面對同胞受難時,面對幼小的孩子受苦時,面對廢墟下冰凉的小身體、面對成堆的書包喚不回小主人時,自然會涌起的 那種自然、自發的人類感情——同情、憐憫、悲傷、痛心,這是不需要人來指導就會産生的天然反映,是中國人源遠流長的“物傷其類”、“天地良心”的那樣一種情感,也是一個人“人之爲人”的基本體現。就像艾未未所說的:“我們可以回避這些血和肉,這些聲音,這些氣味嗎?”

然而就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完全喪失了所有“自發”的東西,喪失了屬于人的基本反映,他們不能理解在“人”的範圍之內、在“人”身上發生的一切,不能理解作爲 “一個人”而采取的立場和行動,這件事情真是奇怪。這些人身居體制久矣,他們只會按照體制發出的指令來行事,只能用體制內部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和我們的社會。

這些人如何才能够想像得到,在一些從來也沒有見過面的人們身上,在遠離他們權力機關的地方,有另外許多人們,他們逐漸覺得事情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于是他們先後開始去做一個真正的人,而不是體制的動物,他們開始按照自己的良知和道德感辦事,按照他們內心的做人原則去行動,他們恢復了和實踐著作爲一個人,對于我們同胞、我們社會、我們民族未來的責任感,這些也是一個正常的人所需要具備的。他們的努力,增添了這個世界上“善的總和”。而恰恰是這些,成爲那些眼中只有自己的私利、而沒有任何道德感和責任心人們最不能忍受的。

令這些“體制內的冷血動物”更加不可理解的是,這些依據自發感情和良心而行動的人們,他們在遇到巨大阻力之時,在遭到騷擾恐嚇之後,甚至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脅、面臨失去自由的前夕,却幷不因此而退縮却步,而是一如既往地前行,繼續做自己認爲應該做的事情。看上去他們這是在拿“鶏蛋碰石頭”,明顯得不到任何好處,沒有任何看得見的結果,但仿佛他們幷不在乎這些,幷不在乎自己所受的任何委屈和不公平對待,他們受自己內心中的正義原則所引導。

我這樣說的時候,心裏特別想著的是四川譚作人先生。這位多年的環保工作者,曾經不止一次參與過當地公民公益活動,爲此受到有關方面的“反復警告”(見肖雪慧文)。地震之後,他與朋友們在第一時間抵達極重灾區,盡力給灾民送去物資,同時展開倒塌的校舍以及學生死亡人數的調查。他的那篇“川震百日祭”有這樣的題記——“願把有罪的我,獻給無罪的你——獻給5•12大地震罹難的孩子們”,如此懇切如此承擔責任,這樣的人在中國古代,應該被稱爲“義人”,他的舉動當稱爲“義舉”。但是這位大義人,在3月28日這天,却被警方帶走迄今未回。肖雪慧寫文章發問道:“‘墊付罪’,你信嗎?”肖雪慧本人也是一位四川奇女子,真難爲她發明“墊付罪”這樣的新詞。

我不信,堅决不相信。我不相信這位兩個孩子的父親,會做出傷害自己的同胞、傷害我們社會的任何事情!任何人從這篇情深意切的《川震百日祭:追踪北川的天灾人禍》中,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結論!我本人沒有見過譚作人先生,但是譚先生被捕之前,我正好從艾曉明初剪出來的新紀錄片當中,見到了這位一臉滄桑的漢子。(此處節略若干字)他面對艾曉明的鏡頭所說的這些話,令人肅然起敬:

我做好了足够的思想準備
在這樣一個世界大灾難面前
如果沒有人出來說話
大家都是縮頭烏龜的話
我想這三年五年
我跟大家不見面好一點

不在這個世上
我在另外一個社會中
等到以後
大家對這個事情有了更深刻的反省
知道做人應該怎麽做
特別是做中國人
特別困難地做中國人
怎麽這樣
北川大地震犧牲的這麽多人
爲這個事情被判刑
付出生命中幾年的時間
這樣的代價
我覺得是值得的

這樣的人才是我們民族的脊梁,是我們民族的鹽和鈣質,是我們民族道德重建的基石、社會重建的出發點。將這樣的人加以囚禁,等于直接囚禁我們民族的良心!

2009年4月9日

格拉斯事件(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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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事件

梁文道

要當一個徹底坦白、誠實而正直的人,就和勇敢地面對歷史真相一樣,幾乎是種不可能的任務。所謂歷史真相,固然錯落在重重觀點交叉屏障的迷霧森林之中,始終無法辨明,想做一個事無不可對人言的真人,又何嘗不是得面對數不清的干擾和心魔呢?

當代文壇屈指可數的大師,“德國的良心”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曾經說過:“我那一代德國人要加入納粹還嫌太年輕,但這並不表示我們不需要嚴厲自省,更不表示我們不用為歷史的錯誤負責。因為我們都是在納粹的體制下長大,總有些東西在我們的血液之中”。這是典型的格拉斯,永遠嚴苛無情地對待自己和歷史,也因此成了世界上幾代文學青年的道德指南針,歐陸公共知識份子的代表。

然而最近他卻坦承,當年雖小,但他還是來得及加入納粹,甚至做過希特勒最忠誠的追隨者──党衛軍。這個消息立刻變成震動德國的大新聞,沒有人能夠接受這麼荒謬的事實。原來就討厭他的,包括那些右翼分子,現在更能振振有辭地說他偽善。而一向視之為明燈的,則因不解而心碎,甚至生起一股被出賣之後的憤怒。他為什麼要說謊?他這幾十年來為什麼要隱瞞往事?

表面看來,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個人操守問題,半點含糊不得。可是再細想一層,又會發現這還是個我們怎樣面對歷史的困境。恰巧格拉斯自成名作“但澤三部曲” 以來,就沒放棄過處理近現代歷史的課題。於是許多論者就開始帶著嶄新的角度重讀格拉斯的舊著,想用最直接也最簡單的方法去解讀出字裏行間隱含的訊息,看看格拉斯可曾刻意掩飾過什麼,又可曾懺悔過什麼。其中最好的標本莫過於他在2002年出版的《蟹行》(Im Krebsgang)。

《蟹行》這本書的書名就已經點出了追溯歷史事件真相的難處,總是如螃蟹走路一樣,無法直達目標,而得迂回橫行,在好像近了一點的時候卻又再拉開一段距離。但這到底是歷史敍述者本人的忌諱,還是歷史本身的要求呢?

《蟹行》所要處理的課題,是一段德國現代史的禁忌,一個不能揭示的傷口。話說1945年1月30日,二次大戰歐洲戰場的末期,一艘叫做維廉·古斯特洛夫號的德國郵輪被蘇俄潛艇擊沉,共有一萬二千名乘客遇難,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是歷史上死傷數字最大的一場海難。那為什麼它是個禁忌呢?因為那艘船是經過納粹改裝的運兵船,而擊沉它的則是蘇聯的潛艇。盟軍消滅了一艘法西斯的艦艇,當然沒什麼不對。所以在戰後的東德,這件事應該被當作“老大哥”解放人民的功勳來紀 念,在西德那一邊,這件事應該算作德國的原罪之一而被忘卻。

問題是這艘船當時運的兵主要是傷兵,還有逃亡的難民,其中包括四千多個少年、幼童甚至嬰兒。難道他們也都是納粹的同黨?難道擊沉這樣的船是件值得慶賀的英勇行動嗎?這個情況就像德累斯頓的大轟炸和廣島長崎的原爆,不紀念它會顯得冷漠無情,辜負了無辜的受害者,紀念它卻又好像在為發動戰爭的罪人平反。更麻煩的是新興的納粹分子和光頭党確實就利用了威廉·古斯特洛夫事件宣傳自己被壓抑的苦難歷史。身為左翼作家,身為前納粹党衛軍(如我們現在所知的),格拉斯應該怎樣處理這個被掩埋的創傷呢?

以世界公民的眼光審視一切!(袁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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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世界公民的眼光審視一切!

袁偉時

中山大學傳媒學系今年畢業的同學一再催促爲他們寫幾句話。

有沒有現代公民的基本素養?這是大學畢業生合格與否的首要標志。專業知識要不斷更新,公民素養的養成和安身立命基點的堅守更不可能一勞永逸。

1492年 哥倫布遠航到達美洲,開啓了世界市場逐步形成、地球逐步走向一體化的漫長而無法抗拒的過程。五百多年來,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盛衰沉浮,無不取决于是抗拒還是 適應這個進程。這是伴隨血與火的慘烈過程,又是文明迅猛提升的過程。20世紀以來,這個進程更是文明與野蠻交錯糾纏,令人驚心動魄!離開對這個基本態勢的體察,不可能對世界和民族、國家的命運作出比較準確的判斷。從康德、馬克思到梁啓超、魯迅,都公開宣稱自己是世界公民或世界人。這些中外哲人安身立命的基點蘊含著時代和歷史的大智慧。汲取先哲智慧有助于識別前進路上的陷阱。
當前就有一些色彩斑斕的路標在招手。

所謂“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

甘陽先生力圖把中國變爲“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喋喋不休鼓吹中國必須繼承三個傳統,即幾千年來以儒家爲主幹的文化傳統,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傳統和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傳統,從而建構一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 提出事關內政和外交的綱領性主張,不管正確與否,都是公民應有的言論自由,應該尊重。但其內容應該仔細推敲。

這個主張披著維護國家主體性和民族尊嚴的外衣,煽動被侮辱和被傷害的感情,涉世未深的年青人聽來最容易熱血沸騰。

要不要保護和繼承五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這是不值得討論的僞問題。任何國家的文化都需要保護和傳承;而且所有的文化遺産,不管人們眼中是精華還是糟粕,都 應該保護。中國人保護和傳承自己的燦爛文化更是責無旁貸。“破四舊”等反人類文明的罪行不容重演。問題是怎樣保護,如何傳承?

文化的特點是自然淘汰,自然傳承;其中一部分必然轉化爲化石或木乃伊。21世紀的中國婦女,大約沒有什麽人願意把自己的脚改造成三寸金蓮。但是,博物館却應該收藏裹脚布和裹小脚的有關文獻。應該堅决禁毒,但鴉片烟槍等歷史垃圾也應博物館的收藏品。

儒家思想是建構中國傳統社會的思想支柱,其核心是三綱六紀。甘陽說他要繼承的是儒家的親情。在私人生活領域,世界上各主 要文化體系無不重視親情,談不上是中國傳統文化獨有的特徵;何况按照中國傳統,親情不能脫離三綱,與現代社會人際關機相距不止十萬八千里。進一步看看海峽 兩岸的當下實際情况,離開法治講親情,更是腐敗的溫床。從陳水扁貪污案到橫行大陸不少地方的大少、衙內、命官夫人和親戚、故舊,在親情脉脉中,掩蓋著多少 罪惡勾當!面對這樣的傳統和現實,我們究竟應該何去何從?

甘陽鼓吹把中國演變爲儒家國或儒教國,實際包含三個可疑的內容:

1. 如果不是要復活傳統社會的等級和專制制度,就是冀圖把源自西方的公民權利和保障這些權利的民主、憲政制度拒之于國門之外。

甘陽大約不致于糊塗到主張前者,但他最近一再揚言中國當前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從西方思想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其意圖就值得人們玩味了。

2.明目張膽要把中國演變爲政教合一的國家。

這個主張理論上是向現代憲政理論挑戰。而在實際生活中,當今世界除了備受甘陽攻擊的政教分離的土耳其比較穩定以外,大部分實行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仍在社會動蕩的威脅下生活。我們能走那條路嗎?

3. 摧毀公民和各民族聯合的基礎。

現代世界幾乎沒有純粹的單一種族國家。大多數國家都是不同民族的公民在民主、憲政基礎上的聯合。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把文化傳統作爲國家的基礎,把中國演變 爲儒教國,豈不是爲文化傳統與儒學迥异的少數民族提供分裂根據?何况文化取向純屬公民個人的自由,儒學信徒日漸稀少,他們有何權利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 鼓吹者又有何權利挑起公民的分裂和對立?

思慮不妨再徹底一些:假如傳統文化真是如此美妙,中國早該民富國强,洋鬼子哪能耀武揚威!
再說繼承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傳統。那三十年的一切成就都是用血汗換來的,當然是中國人不能拋弃的財富。事情有另外一個方面。

我們記憶猶新的那三十年,政治上是無産階級“包括在上層建築全面專政”;經濟上是計劃經濟;文化領域是“興無滅資”;這些都是改革開放要衝破的桎梏,能繼承下來嗎?

甘陽說要繼承這三十年的“平等”。但是,要不要具體說說當時的“平等”內容?按領袖語錄宣布一部分人爲敵人,把絕大部分中國人包括農民列爲改造或“教育”對象,這是真正的平等嗎?牢牢栓在農村戶口上的農民與其他人有真正的平等嗎?

爲“中國有能力領導世界”而高興?

另一撥人新鮮出爐的主張是“中國有能力領導世界”!

路標指向民族主義,前面是危險的大陷阱。

商業世界,總是有人炒作,冀圖名利雙收。幾個憤青自封國家代表,太僭妄了!說什麽“中國不高興”,其實是他們幾個不高興。把雜七雜八的東西凑成一本書,自稱核心思想是:“中國有能力領導世界”!

論常識,殖民體系早已瓦解,現代國家一律平等,誰是領導,誰是附庸?

回顧歷史,以20世紀來說,法西斯德國冀圖領導世界,軍國主義日本要領導“大東亞共榮圈,罪惡昭彰,不必詞費。蘇聯要與美國爭霸,蘇化世界,一度領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陣營,其代價是與美國進行激烈的軍備競賽,干預“兄弟國家”內政,加速了自己的瓦解。

美國至今仍以領導國自居。她曾不惜巨資推行馬歇爾計劃,拯救了西歐。此後自封世界憲兵和救火隊,幾場局部戰爭打下來,負債累累,一再出現巨額財政赤字,影響力下降的趨勢無法扭轉。任何國家要當領導國,勢必同美國爭鋒,圖虛名,得實禍,重蹈蘇聯覆轍。爲什麽要往這個陷阱跳?

論實力,中國人均GDP3000美元,各國排名一百以後,仍然是不發達國家,各個領域舉目皆是與先進水平的差距。連印度都不稀罕你的領導,胡吹什麽“中國有能力領導世界”!
這樣的喧囂出現在中國轉型的關鍵時刻,煽動狹隘民族情緒,無非冀圖又一次構築自我封閉的堡壘,甚至把中國拖入軍備競賽的陷阱。

清醒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

要不爲諸如此類的愚昧鼓噪所惑,唯一途徑是清醒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

“我是誰?”千古一問。最佳答案何在?我是有自由思想獨立人格的公民,是視野寬闊的世界公民。

有志走在世界前列的公民應該懂得古今中外。讀經典,本國的,外國的,兼收幷蓄。研究自己想知道的一切。不要俯伏在任何偶像和聖賢脚下,應該站得比他們更高,敢于評點萬事萬物的是非得失。

懷疑和好奇是提升自己水平的起點。自由思考,自由辯論,不息探索,是一個成熟公民必由之路。

老馬不一定識途。以上意見是箴言還是蠱語?亦請冷靜鑒別。

2009年3月31日星期二

他向法院院長下“决鬥書”之後(南方報系)

http://www.infzm.com/content/27055

他向法院院長下“决鬥書”之後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呂明合 發自湖南 2009-04-15 21:15:48 來源:南方周末

"一份聲稱要與“判决不公”的法院院長“决鬥”的挑戰書,在網上引起嘩然。"

" 此事雖被世人認爲荒唐,但重視輿論監督的市委書記仍對此作出了批示,省高院院長親會“决鬥者”傾聽他的訴說,還引發了從中國法學界,到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兩大官網的熱議……"

59歲的湖南郴州人彭北京捋起衣袖,展現他粗壯有力的手臂。隨後,他操起據稱是100斤力量的彈簧拉力器,像捏橡膠棒一樣將它彎曲、放直,又-彎曲。他自稱年輕的時候一個人從田裏抬起了一台手扶拖拉機。

在一些郴州人看來,彭令人驚訝的不是他的氣力,而是2008年年底的“决鬥書事件”——彭向當時的郴州中院院長、執行局局長兩名法院幹部提出决鬥。

彭的解釋是,過去十年,他一直爲自己的一個案件討個“說法”。

“我又悲哀、又期待,再也不能這樣持續下去了。”3月24日,彭北京在湖南長沙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

這位55歲、做生意的郴州農民,曾因依靠司法力量、不斷地舉報郴州前紀委書記曾錦春、最終將其送上審判台而名噪一時。

最後,他反戈一擊,向他所質疑的“不公正”的判决發起了挑戰——要和法院院長公開“决鬥”。此事雖然被世人認爲荒唐,但引起了郴州市委書記戴道晋的高度重視,他對“决鬥書”所反映的問題作了批示,湖南省高院的院長康爲民在聞知此事後,也專門約見了他,傾聽彭的控訴。

如石擊水的决鬥書

如此决鬥挑戰書甫一發布,如石擊水,迅速激起了輿論波瀾,該帖成了網上紅帖,彭被網友昵稱爲“决鬥老爹”。

2008年11月24日,彭北京在天涯社區發布了一封完全以中世紀文言文風格書寫的《决鬥書》,决鬥書矛頭直指“湖南省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李曉龍閣下幷郴州中院執行局鄭建華局長閣下”,要求以决鬥的方式,解决有關司法遺留問題:

“本人彭北京,現以55歲之身,鄭重、正式地向爾等青壯年之軀公開提出决鬥!我自願接受年齡和體能上的不公平,願以原始叢林法則,與爾等决一生死!”

在網絡發布前一天,彭北京已用挂號信的方式,給被挑戰的李曉龍和鄭建華寄去了自己的“决鬥書。”

如此决鬥挑戰書甫一發布,如石擊水,迅速激起了輿論波瀾,該帖成了網上紅帖,彭被部分網友稱爲“决鬥老爹”,也被有的網友認爲此種行爲屬違法。

彭北京的决鬥書也令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陷入了一場新的風波。

彭北京承認自己此前對網絡“一竅不通”,網帖也是由人代發。但他很快就學會了在互聯網寫博客、留言、跟帖,幷買了一台價值七千多元的筆記本電腦和無綫上網設備。

决鬥因爲另一方的缺席幷沒有發生。彭北京說,他的兩名“挑戰對象”從未正面回應過此事,“我給他們寄决鬥書、打電話,他們不接,我去法院5次,他們都從後門溜了。都把我當瘟神了!”

彭北京說,“决鬥書”發出次日,郴州市中院紀委和市委政法委有關人士找他調查,希望他撤回决鬥書,“被我拒絕了”。

被曾錦春干預的司法判决

彭北京查閱曾錦春的刑事判决書發現,他許久以來的懷疑終被證實——曾錦春接受了黃生福行賄,向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施壓,强行干預了彭北京與黃生福糾紛案。

彭北京承認,决鬥幷非其最終目標,“我當然希望能解决問題。”他的問題和著名的落馬貪官、前郴州市紀委書記曾錦春有關。

南方周末記者調查現業已證實,1996年,因內部股權轉讓問題,彭北京與其企業合夥人黃生福發生糾紛。隨後,身爲原告的黃生福向曾錦春行賄,給負責審理的郴州中院施加了重重壓力。

彭北京在决鬥書中稱,“在事實、證據和法律規定都十分清楚的情况下,郴州中院在曾的干預下進行裁判,侵害了彭的合法利益。郴州市法院執行局還繞開清點、評估、實物交接程序,直接將彭北京等人趕出工廠,最終將這個價值超過5000萬元的水泥廠整體九年租賃經營權以580萬元拍賣(當時相同規模的水泥廠租賃價格爲每年220萬元以上),接手者正是黃生福。”

他爲此案從郴州到長沙,從湖南省高院到最高法院,一路申訴。但最後的結果是,2003年10月10日,湖南省高院第三次作出判决,堅持維持原判,繼續裁定彭北京應當向黃生福支付499萬餘元的款項。

彭北京堅信,這一切,均和曾錦春有關。他的依據是,在他提起申訴後,曾錦春曾放話要“收拾彭北京”,他最後跑到廣東躲避。但在曾錦春的親自調動下,彭被直接押回郴州,關押8天后才被釋放。

該次執行給彭北京帶來了滅頂之灾——郴州市中院執行局鄭建華宣布强制拍賣玉溪水泥有限公司9年的經營權。

“我這才知道曾錦春不倒,我的苦難就沒有盡頭。”彭北京說。在曾錦春稱霸郴州的時候,正是他和黃元勛等4人組成的“郴州舉報曾錦春聯盟”,“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收集了大量的貪腐證據,提交給有關部門,加速了曾錦春的落馬。

“老天有眼,曾錦春一倒,我就相信我的案子有出頭之日了。”彭北京說,“以前曾錦春在的時候,法官有壓力可以理解,現在總可以糾正過來了。”

2006年9月19日,曾錦春落馬,旋即接受刑事審判,去年底被判死刑。彭北京查閱曾錦春的刑事判决書發現,他許久以來的懷疑終被證實——曾錦春接受了黃生福行賄,向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施壓,强行干預了彭北京與黃生福糾紛案:

“2000年7月,黃生福爲與彭北京的合同糾紛案的執行,通過饒廣澤請曾錦春幫忙。曾錦春接受請托後,在有關報告上批示‘請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曉龍院長速派人依法執行’”。

“2000年8月,郴州市中級法院執行人員向曾錦春彙報了工作,曾錦春要求堅决執行。爲了感謝曾錦春幫忙,2000年12月,黃生福通過饒廣澤在曾錦春辦公室送給曾20萬元。2002年9月,爲了感謝曾的幫忙,黃到曾的辦公室內將10萬元送給了曾錦春”。

更難得的是,業已成爲决鬥書挑戰對象的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執行局局長鄭建華、郴州市中級法院院長李曉龍當時也作爲證人予以了證實。“2000年7 月,曾錦春就黃生福與彭北京執行案的報告作出的批示給了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0年8月、9月,鄭建華先後多次與辦案人員一起向曾錦春彙報案情,曾錦春要其堅决執行。”

“白紙黑字,在曾錦春的刑事判决寫得清清楚楚。我想這回可有轉機了。”彭北京回憶。

彭北京開始頻繁奔赴郴州市中院,催促院長李曉龍儘快“糾正”這一“枉法裁判”和“違法執行”。

此後五六個月間,彭北京先後十多次來到郴州市中院找李曉龍。大多數時候,他都被告知,李院長工作忙,不能接待他,但他還是有三次成功地將李曉龍堵在辦公室裏。

彭北京說,這一案件最終也曾得到過省裏一些領導的批示,但郴州中院最後的調查,都聲稱材料沒有問題。“10年前,郴州市中院在市紀委書記曾錦春的非法干預下,枉法裁判,違法執行,害得我傾家蕩産……無奈之下,我决定以59歲之軀,與郴州中級法院院長和執行局長决鬥,以求公道和天理。”在彭北京的網絡博客首頁上,他如此總結說。

短暫的轉機

决鬥書公布4天后,彭北京的决鬥書得到了郴州市委書記戴道晋的批示。

决鬥書的轟動效應一度讓彭北京的案子出現轉機。

2008年11月28日,决鬥書公布4天后,彭北京的决鬥書得到了郴州市委書記戴道晋的批示:“這篇文章發人深省,我本人不敢妄斷此文非彭北京所撰,但可以肯定彭北京有冤屈。請李曉龍、鄭建華心平氣和、設身處地地閱讀此文,幷以對歷史負責、對當事人負責的態度,認真復核,幷請上級法院復審。”

“我那天心情真是跌宕起伏。”彭北京回憶,他剛興奮于“戴書記的批示”,心情旋即又跌入了冰點。

當天,郴州市政法委紀檢組長方勇和郴州中院紀檢組長曹文杰向彭北京通報郴州市紀委5月完成的一個調查報告,稱郴州中院和相關人士在彭北京案件中沒有違紀違法行爲。

郴州中級人民法院院長李曉龍隨後向媒體回應:彭北京一案是依法判决,依法執行,他幷無過錯,法院會通過有關途徑來澄清一些事情。

1月4日,針對彭北京的决鬥書,郴州中院法院又通過官方網站發布了聲明,聲明說,彭北京的决鬥行爲“屬違法行爲,如果他真的付諸‘决鬥’則是一種犯罪行爲”。“我幷非胡攪蠻纏,只是希望郴州中院別再回避這些問題——案子是不是受過曾錦春的非法干預,有沒有對股東權和公司財産權無理混淆,存在對利滾利計息方式的不合理保護等問題?”彭北京辯解。

省高院院長親會“决鬥者”

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官網“正義網”,針對“中國法院網”對彭北京個人的質疑,通過逐一采訪各當事人,一一予以反駁。

决鬥書事件引起了中國法律界的熱議。2009年,衆多法學人士在北京召開了一個彭北京决鬥事件專題討論會。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磊認爲彭的行爲完全是在正當行使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權。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認爲,正是當前確實存在的司法腐敗導致司法不公,造成許多冤假錯案。何不認爲彭北京不尊重法律,相反,何認爲,司法權威的損失往往緣于沒有公正判决。

法律界甚至稱,和30年前相比,中國在法治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今天能這樣開放地討論彭北京事件,也正是法治進步的一種體現。多名法學專家感嘆,當前的司法腐敗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彭北京决鬥事件影響异常深遠,應當爲中國法律界敲響警鐘,進行深入的司法改革。

奇特的是,决鬥書的爭議最終演化成“兩高”官方網站的對峙。

“决鬥書”被媒體廣泛報道後,最高人民法院的官網“中國法院網”推出了“理性審視‘彭北京决鬥事件’專題報道”。對彭北京的“决鬥書”是持批判態度的:24篇文章中,有《彭北京的狐狸尾巴》、《莫爲“决鬥”式賴賬搖旗呐喊》、《“决鬥門”:最牛的賴招兒和最牛的老賴》、《彭北京之類的“畫皮”可以休矣》、《“賴賬者”的哀嚎》、《可笑的流氓與短命的“决鬥門”》、《嫪毐的陽具和彭北京的决鬥書》等。

但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官網“正義網”的立場却截然相反。針對“中國法院網”對彭北京個人的質疑,“正義網”不厭其煩,以逐一采訪彭北京所在村“理事會會長”、企業“第三股東”等當事人的形式一一予以反駁。

兩會之前,2月24日晚上,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康爲民在郴州開會期間,就“要求和郴州中院院長及執行局長進行决鬥一事”約見了彭北京,兩人“暢談了兩個多小時”。

“康院長是一個很友善、很文明的官員,開誠布公,沒有一點官架子。”彭北京回憶,康爲民向其瞭解了三方面的內容,他本人的人生歷程、引發决鬥案件的來龍去脉以及他對此案的後續處理要求。

“康院長當晚表態說,因爲最高法院最近剛裁定不予再審,所以,法院‘只能下級服從上級’,他的言下之意,糾正這個案件是不可能的了。”彭北京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他對我表示了同情,但最後仍然讓人失望。”彭北京說。

彭北京說,他仍想繼續申訴這一案件。北京的一位法學家對彭案說了這樣一句話:在石頭面前,水是最柔弱的,但只要水堅持不斷滴啊滴,就能穿石。

尋找歷史真相是一個過程(傅國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8c65.html

尋找歷史真相是一個過程

傅國涌

《另一個鮮爲人知的“十六字方針”》發表之後,我陸續收到一些前輩和讀者的反饋。我寫那篇小文的起因是偶然看到一位沒有署名的老先生寫的《有關地下黨的另 一個16字方針》打印稿。直到不久前,未曾謀面的雜文家黃一龍先生寫了《對傅國涌〈另一個鮮爲人知的“十六字方針”〉的“兩點補證”》,我才從“補證”中 得知,那位老先生名叫穆廣仁,是新華社原副總編輯。我曾在《炎黃春秋》看到過穆廣仁先生回憶“五二0”運動的文章,他當年在中央大學求學,是上世紀40年 代學生運動的骨幹。他說,他們那一代投身共産黨的懷抱完全奔著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去的,那個時候,他們心目中的共産黨是與民主、自由這些美好的詞彙聯繫 在一起的。晚年,在飽經憂患滄桑之後,當他得知1949年有針對地下黨的另一個十六字方針,他的震驚可想而知,所以,他要追根究底,找出這個方針的源頭, 揭開這個歷史的秘密。真相是激動人心的,追尋真相的人,我引爲同道,在這裏,我要向穆廣仁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

我的文章提及1947年10月27日周恩來起草、毛澤東親筆修改的那個黨內指示,在打倒蔣介石之後,即把打擊目標轉向“自由資産階級”,我稱之爲“白紙黑字,鐵證如山”,當時我只是引用了一句原文。從黃一龍先生的“補正”知道,有一位老先生,1949年以後曾任四川宣傳系統負責人的老地下黨員,他把我的文 章複印分送一些朋友,幷在文末寫下這樣一段《轉抄者後記》:

“‘鐵證如山’之後的引文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6-1947)第16册572-579頁,標題爲:《中共中央關于必須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反對劉航琛一類反動計劃的指示》,引文太短,現補引幾段,以便大家把問題看得更清楚些。

‘(一)劉航琛組織和平統一大同盟的方案,完全是在美帝指使下的蔣宋陰謀,黨內部分同志認爲可以利用此種計劃促蔣下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二)……在階級關係上,不但大地主大資産階級是命定的保皇派,就是開明士紳、中等資産階級、上層小資産階級分子及鄉村富農,也是君主立憲派,就是說他們 在政治上是妥協的。只有工人農民與廣大小資産階級,才是徹底的革命民主派。……其中一部分自由資産階級分子,則是反對新民主革命,而以舊民主爲號召的人 們。另有一部分自由資産階級分子則有較左的立場。……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産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在政治鬥爭上,我們必須區別今天與明天的打擊方向,今天要孤立一切對美蔣尚有幻想的階級、黨派及其領袖,到明天就連反對杜魯門之美、親華萊士之美,反對蔣介石之國、親李濟深之國的階級、黨派及其領袖,也要將他們孤立起來。’這份文件指明除工人、農民和廣大小資産階級外。其他一概打倒,只是分步進行而已。這不是一個孤立的政策,而是貫穿于解放以後歷次運動之中,解放初期的十六字方針正是由此而來。”

這位我還不知道姓名的老先生和穆廣仁先生一樣,他們年輕時都是理想主義者,到老還有直面歷史的勇氣,反省自己走過的道路,幷沒有陷入既得利益的狹隘泥潭,繼續爲這個民族的命運而憂 慮。他們在生命暮年的這些思考,因此而帶有一種悲壯感。看了黃一龍先生的“補證”,我十分感動,留言感謝他的“補正”,他馬上回復說:你的文章沒有錯,只 是“補證”,不是“補正”。我由此想到,在專制的繩索仍然捆縛著這個古老的民族,尋找歷史真相談何容易,沒有許多人的參與,沒有不同年齡的人們共同努力, 這個尋找過程將會更加曲折、更加艱難。

早在1979年複出之初,李銳老先生就對毛澤東作出了八個字的評價:“功勞蓋世,罪惡滔天”,前者指革命,後者指建設。不久前他爲一本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千秋功罪毛澤東》寫序,用的題目還是這八個字,他在序言中說,讀了這本書的兩章《共産主義天堂》,“就會理解‘罪惡滔天’所言非虛。”他還說,毛澤東的 “蓋世功勞”,“比起他執政後給國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難來,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許良英先生讀了這篇序言,認爲“罪惡滔天”說得太好了。隨著真相的不斷揭密,歷史的帷幕一重重拉開,老實說,“功勞蓋世”這四個字已越來越站不住脚,包括這個58年後仍冒著冷氣的十六字方針的浮出,都是對毛氏功勞說的辛辣嘲諷。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評說的前提是真相,這需要我們不斷地挖掘。

但是,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毛澤東的許多神秘面紗還沒有揭開,許多揭示真相的書,包括張戎的《毛澤東:鮮爲人知的故事》、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等,都是絕對的禁書,多數國人還沒有機會方便地讀到。主流意識形態仍把毛澤東奉爲偶像,他的標準像還高高挂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尸身仍在水晶棺材裏每天接受世人的朝聖,所有的紙幣上都是他一個人的頭像,原來不同幣值的圖案還多樣一點,現在從一元、五元、十元的紙幣到五十元、一百元的紙幣,統統都變成了毛的頭像。這個細節我一直沒有留意,直到今年春天,我尊敬的翻譯家、研究俄蘇文學的學者藍英年先生來杭州,聊天的時候,他偶然說起這事,還從口袋中掏出各種面值的人民幣給我們看,果然如此,連一元紙幣也不例外。我記得以前的人民幣還有風景、工農兵等圖案,有一個版本的百元紙幣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四個人,曾幾何時,悄悄地換成了毛一個人。這一切至少可以說明一點,毛澤東在中國大地上仍然陰魂不散,毛仍是主宰著中華民族的一個罪惡圖騰。
在這種情况下,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麽懷有毛澤東情結的國人還有不少,網上對毛罪惡的揭露,對毛歷史的批判,常常會招來一些批評,諸如不够客觀、公允、全 面,沒有把毛偉大、光榮、正確的一面考慮進去等。網上有人以毛澤東生活上的儉樸來爲他辯護,列舉他多次縫補過的衣物、鞋襪以及打上了補丁的毛巾,特別是那件縫了74個補丁、已看不見“本色”的睡衣,還有所謂“穿穿了20多年連鞋匠都不願補的拖鞋”。而沒有想到毛的補丁代價之高昂,有知情人說,一個補丁要補得好比買新的還貴,他之所以寧要“補丁”,要麽是一種特殊癖好,要麽是一種表演,演一出騙了當世騙後人的“儉樸戲”,來掩蓋他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掩蓋他驕奢淫逸、貪得無厭的真實私生活,掩蓋他好大喜功、誤盡蒼生的種種大手筆。他在私生活上好色糜爛,早已被揭穿,李志綏那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墨迹斑斑,一個掌握絕對權力的人間色魔形象,牢牢地釘在歷史的墻壁上。山河大地,風景美麗之處到處都曾是毛的行宮別墅,有些地方至今仍重門緊封閉,籠罩著幾分神秘。

更可怕的是,網上甚至有人認爲:“毛澤東一生都在爲實現讓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而不懈的努力,一生都在與封建官僚勢力作著艱苦的鬥爭,他才是真正代表最廣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 這些有著毛澤東情結的國人,幷不是認同專制,主要是因爲信息不對稱,長期的愚民宣傳深入人心,在信息完全開放,各種資料都可以公開之前,要他們轉變看法, 無疑是非常困難的。也因爲如此,尋找、揭示歷史真相就有了特別的價值,只有真相的不斷公開,才有可能讓更多的國人走出迷霧。

(此文發表後,我不知姓名的老先生輾轉找到了我,他叫胡曉風,是陶行知研究會會長,曾擔任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長,又是一個“兩頭真”。)

做爲暴力機器的精神病院(連岳/新京報)

轉自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ianyue/archives/237262.aspx

做爲暴力機器的精神病院

連岳 2008-12-8

前幾天,江藝平老師不再分管南方都市報,脫離南方報業集團最重要的報紙。從文件上體現,當然是“正常的工作調動”,而實際上,大家都知道這是新的媒體整肅——做這個决定的人,也希望大家體會到這個意思,殺了鶏,猴沒反應,那就白殺了——北風當時在BLOG上,用心存高遠一文表達自己對未來的樂觀,2005年那一輪肅殺,更爲慘烈,不過三年來,空間還是被真正的媒體人不停地打開。

那一輪,其實也是從南方都市報開始,2004年南方都市報因報道孫志剛事件,觸怒政要,喻華峰入獄四年,程益中拘押五個月——個人的痛苦換來了收容制度的廢除,一個可以肆意淩辱打壓民衆的暴力機構,從此停轉。

今天新京報的這篇上訪者被强送精神病院,證明打壓媒體基本上無效。我認爲這新聞的重要性不亞于孫志剛事件,它展示了更爲荒謬冷血的一面。把正常公民送進精神病院,從劉亞玲以後,慢慢引起公衆的關心。它甚至比收容制度好用:1、可以用“精神病簽定書”來證明對政府的指控無效;2、精神病院可以得到一筆固定的收入,樂于配合;3、精神病院不易逃逸,成爲變相的監獄。

上次和北風討論這個問題,他由于關注得比較早,認爲正常人進去,你的種種反應都可被視爲精神病,你說“我有病”,好吧,乖孩子,快點吃藥;你說“我沒病”,那當然啦,精神病人都愛這麽說,快點吃藥。一個正常人被這樣强行灌藥,一段時間以後,可能看起來跟精神沒什麽區別了。別中了《追捕》的毒,以爲能像杜丘一樣,把藥給吐了,因爲醫生護士們也看過這電影,會有辦法讓你徹底把藥給吞了。這樣,最重要的結果出現了,如果政府把你送進精神病院,再加上醫生的配合,一定能把你治得體現出一些病態。

新京報的這新聞在于告訴讀者,精神病院在中國,可能正在成爲政府的暴力機器;而政府爲了掩飾自己的錯誤,正在把正常人送進精神病院。

三年後,新京報做了這麽棒的新聞,說明北風樂觀得有道理。

强權會變種,真相只有一個,對付它的辦法只有持續追問。


上訪者被强送精神病院

www.thebeijingnews.com 2008-12-8 2:10:55 ? 來源: 新京報

山東新泰多名上訪者被政府强制收治精神病院,家人稱事先均不知情,當地政府表示信訪壓力大
2008年11月26日,84歲的時亨生老人在新泰市精神病院。A12-A13版

攝影/本報記者 張濤

肥城市精神病院。該院曾收治新泰上訪人員。

■ 核心提示

今年10月,山東新泰農民孫法武赴京上訪時,被鎮政府抓回送進精神病院20餘日,簽下不再上訪的保證書後被放出。記者調查發現,在新泰,因上訪而被送進精神病院者不是個別。

部分上訪者及家屬稱不曾被通知精神鑒定,不過政府手裏握有他們的鑒定書。家屬反映,政府不經家屬同意甚至未通知家人,便送上訪者入院,而當事者堅稱自己沒病,幷因此質疑政府限制人身自由。

相應醫院承認許多“病人”是上訪者。而當地政府表示信訪壓力巨大,若出現越級上訪,會受上級處分。

□本報記者 黃玉浩 山東泰安報道

10月19日早晨8時30分,泰安汽車站。

57歲的農民孫法武一下車,就四處張望尋找。約好的同伴還沒到。

突然,一輛麵包車“嗖”地停在老孫面前。車上下來三人,將他半包圍了。

老孫認得其中一人,新泰市泉溝鎮信訪辦主任安士智。

“幹什麽去?”

“北京打工去。”

“打什麽工!你是去上訪。不能讓你走!”

兩男子一左一右上來,老孫掏出手機報警,被劈手奪下。隨後被塞進面包車。

兩小時後,泉溝鎮大溝橋村村民孫法武,被帶進了鎮派出所,關在一間屋裏。

次日上午11點,老孫又被推進麵包車。發覺車往新泰市區方向開去,老孫嚷嚷著,這是要去哪里?

沒人搭理。

車最終停在一個院子裏。老孫抬頭:新泰市精神衛生中心(下稱新泰精神病院)。

基本不識字的老孫,隱約識得這幾個字。

兩人架著他往前走,一個穿白大褂的人迎上來。

强制“治療”

老孫央求說,我沒病,讓我回家;院長說讓你家人找你們鎮政府吧

那天的事,老孫想起來就說頭痛,“腦袋要炸”。

10月20日那天,當抬頭看見“精神衛生中心”字樣,2007年的記憶在腦子裏復蘇。

老孫沖著那醫生大喊:“我沒病!我是上訪的!”

那天很多“病人”聽到了這喊聲,包括後來跟老孫關係密切的老時。

“醫生說,我管你有沒有病,你們鎮政府送來的,我就按精神病來治。”

被押著經過了三道鐵門,進入病房區。

老孫聽到醫生喊了聲:來幾個人幫忙,把他綁起來!

然後幾個“格子服”沖過來,將老孫按倒在床上。

“手脚全綁在床腿上,外套蒙在了腦袋上。”老孫聽到有人說快灌藥,接著臉部被捏住,嘴被動地張開了。

醫生捏了他下頜,幾粒藥“自己下去了”。

被綁在床上,老孫仍不時喊著我沒病,讓我回家。

當晚7點左右,主治醫生朱風信來給老孫打了一針,之後老孫“沒了意識”。

朱醫生後來在接受采訪時說,鎮政府帶來鑒定書,只能按精神病治。

老孫醒來時,發現鬆綁了,腦袋“沉得像個鐵錘”,腿發軟。想去小便,一下床,一頭栽在地上。

次日清晨,老孫觀察病房。窗戶被一根根鋼筋細密地焊住。又想了想,要出去必經三道鐵門。

老孫後來說,從沒想過要逃,逃不出去。

上午,院長吳玉柱來查房,老孫央求,我沒病啊,讓我回家吧。

院長說,誰送來的誰簽了字,才能讓你走,讓你家人去找你們鎮政府吧。

手機被沒收了,怎麽通知家人?老孫沒想出什麽辦法。

老孫的“冤屈”

上訪幾年,事情沒結果,兒子被人砍了,老孫開始上訪

老孫入院的第二天下午,“病人”老時靠近了他。

那是“放風”時間,大家都在院子裏活動。不“放風”時,大家都要待在病房區。

老時後來說,一般新來了人,他都去偷偷問問情况,而他聽到了老孫喊“是上訪的”。

老孫跟老時說,我的事冤著呢……

老孫是新汶礦務局小港煤礦職工,去年底正式退休。

而因鎮煤礦長期采煤,老孫所在的大溝橋村地面大面積塌陷,地沒法耕種了,村裏大量房屋也斑裂毀壞。1988年起,泉溝煤礦向大溝橋村多次補償。

按補償標準,老孫家可獲4萬多元。但據老孫及村民徐學玲等人講,全村300多戶都沒領到補償款。

而村幹部稱已發放,具體到老孫,說老孫蓋了印章了。老孫堅稱造假。

2001年起村民選出數名代表去上訪,老孫是代表之一。

2003年11月,新泰市紀委調查組調查後,認爲孫法武等村民的補償款已發放。調查報告顯示,村裏“尚欠孫法武1塊4毛錢的房屋斑裂補償”。

老孫等人不服,2004年9月28日他們向新泰市紀委遞交了審計該調查報告的申請。

三天后,當年10月1日晚,十多人闖入老孫家打砸。當時老孫沒在,老孫的兒子、新婚第五天的孫貴强被砍成重傷。

據孫妻張學芳回憶,那些人喊著,“再上訪弄死你們全家”。

自此,家裏白天黑夜關著家門。而案發後,警方一直未能破案。

孫法武再次踏上信訪之路,“市、省、中央不停地跑,不停地遞材料”。

村民補償費的事和兒子的事至今無果,而老孫“不停地跑”,不停“被拘”。

2004年12月26日,老孫從國家信訪局門前被“接回”新泰,因“擾亂社會秩序”被拘留14天。

2005年1月14日,泰安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對老孫作出1年零9個月的勞教决定,理由是“到國家信訪局上訪,大聲吵鬧滋事,擾亂國家機關正常的工作秩序”。老孫被送進了山東省少年勞動教養管理所勞教。

2007年7月12日,再次赴京的老孫,再次被“接回”。

這一次,時任泉溝鎮信訪辦主任的陳建法說,你不能再上訪了,你有精神病。老孫稱,當時一民警讓他簽字。

“我怎麽成了精神病?”老孫拒絕簽字,隨後被塞進一輛車送到泰安市肥城儀陽鄉精神衛生中心。

“開始天天吃藥,打針”。老孫對藥物敏感,“頭一直暈,站不起來”。老孫說,後來主治醫生孟慶順給停了藥。

孟慶順11月24日接受采訪時說,當時是陳建法替老孫辦的手續,費用也是泉溝鎮政府出的。

那次,老孫被“治療”3個月零5天。在家人多方投訴,而老孫答應不再上訪後,被放出。

這是老孫2007年對“精神衛生中心”的記憶。

秘密的記錄

老時秘密進行著自己的“任務”,迄今,他記錄了18名被關進醫院的上訪者對于老孫的經歷,老時說,他在偷偷記錄這些事,準備向外舉報。

84歲的老時是天寶鎮的退休幹部,因與鄰居宅基地糾紛長期沒得到解决,曾多次到北京上訪反映鎮政府不作爲。

2006年6月14日,老時被天寶鎮信訪辦人員從北京“接回”,直接送進新泰精神病院。

後出于多種因素,天寶鎮政府和醫院後來多次通知老時出院,但老時不走了。

“你們强行把我送進來,又吃藥又打針,必須申請權威機構對我進行鑒定,給我個說法,我才出去。”

沒有討到說法,老時就一直待著。至今已兩年5個月。這期間,他利用“放風”時間搜集材料,發現“很多上訪的人被關進來”。

老孫做了許多記錄,記在紙片上,甚至舊藥盒上。

老時說,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因爲護士不讓“上訪病人”間交談。

老孫能證實的是,他有次跟一個女上訪者說話,護士說:你們上訪的人再在一起說話,就綁起來多灌幾次藥。

兩年多時間裏,老時秘密記錄了18個因上訪被關進精神病院的人。

老時還寫日記,2006年6月的一篇日記老時寫道:“一些精神病人老是打我,只要我和醫生、護士頂了嘴,等他們走後,幾個病人一定會打我,掐我脖子。肯定是這些醫生指使的。”

日記和記錄的紙片,老時藏在褥子底下。

老時告訴老孫,關進來沒多久,他便讓家屬捎進來一部手機,他曾偷偷往外打電話舉報,都沒成功。

老孫發現,老時把中紀委的舉報電話寫在了內衣口袋上。

聽說老時藏有手機,老孫要借來報信。但手機嘟嘟響,無法撥出,而老時也不知原因。

信息傳不出去,老孫“只能待著”,但“悄悄抵抗”。

進來第二天開始,每次吃藥,他都將藥壓在舌下,等護士走了再吐掉。

徐學玲手拿自己妹妹被打的照片。今年5月,她因上訪被關進肥城儀陽鄉精神衛生中心一周。
11月26日,孫法武在自己家中提到去世的母親,潸然泪下。

護士很快發現,後來吃藥會檢查舌頭。老時和“上訪病人”李元亮也這樣說。

“病友”之間

“上訪病人”李平榮說,一定幫我帶個信出去,讓他們來救我

老孫試圖傳信息的時候,家裏人正四處找他。

10月19日老孫離家後,家人發現老孫電話打不通了,後來孫妻張學芳找到了谷裏鎮的張成用等人,張曾跟老孫約好19日一早在泰安會合後進京上訪。

張成用說,他打聽到老孫被鎮裏帶回去了。

10月22日,張學芳找到了鎮信訪辦主任安士智。

安說,你丈夫有病還上訪,擾亂社會秩序,我們把他送去精神病院了。

張學芳要求安拿出老孫有精神病的證明,被拒絕。

張學芳又去找代鎮長陳建法,說大街上那麽多有精神病的人你們不送,偏送他?

陳說,別人沒上訪, 他上訪了。

10月26日,張學芳帶著5個親戚到了新泰精神病院。

她被允許見老孫,但要隔著鐵門。

當時,老孫正在院裏“放風”,突然聽到鐵門另一側有人喊他。

他蹲下來,通過鐵門下面半尺高的縫隙,看到了妻子張學芳的臉。

老孫讓把手機遞給他,打了110,說自己去上訪被鎮政府强行關在精神病院了,需要解救,110說不管上訪的事。

張學芳對老孫說,你放心,我要去北京告,我一定救你出去。

27日,張學芳再次來看老孫時,老孫把老時的名單和日記偷偷交給她,幷說了老時的叮囑:拿到北京去喊冤,還我們一個公道。

送走妻子,老孫也像老時一樣注意“上訪病人”。

10月31日下午,老孫看見三男兩女架著一個40多歲的婦女進來,那女子一直掙扎,大喊“我沒精神病,我是上訪的”。

3天后,“放風”時,老孫得知該女子叫李平榮,因丈夫工傷處理的事進京上訪被關進來,家人尚不知情。她求老孫幫忙帶個信出去,傳給她在外地上學的孩子,“讓他們來救我”。

老孫從老時那裏借來烟盒紙和筆,又一次“放風”時,他給了李,李寫下了她家地址和親人的電話。

李寫好後,先將烟盒紙扔到院裏一個角落。之後,老孫假裝瞎逛,去撿起。

11月3日,張學芳探望老孫時偷偷將烟盒紙帶出。但迄今沒能聯繫到李的家人。

鑒定與“癔症”

工作了34年,其中29年患精神病,單位還沒讓我病退?老孫耿耿于懷

在等待被“營救”的日子裏,老孫纏著醫生要看自己的“鑒定書”,被拒絕。

根據老時的記錄,“上訪病人”有幾個共同點,一是進來時家屬不知情,二是不知何時被鑒定過,更沒見過鑒定書。記者瞭解的情况大致如此,除了徐學玲。

46歲的徐學玲,是大溝橋村的致富能手,經營著一家店鋪。2006年,她的妹妹徐加玲(聾啞人)在泉溝煤礦被保衛科長打傷,因對當地公安機關處置不滿,徐學玲此後四處上訪。

2008年5月14日,徐學玲被從北京“接回”,關進肥城儀陽鄉精神衛生中心一周。

被送出後,徐堅持要說法,鎮政府給了她一份“精神疾病鑒定意見書”。這份日期爲2008年3月29日的意見書,委托人是新泰市公安局,鑒定地點是泉溝鎮政府。

徐學玲說,她根本不知鑒定這回事。她回憶,3月29日,鎮信訪辦副主任薛青剛跟她說,省裏派了調查組來查你妹妹的事。她記得,當時見到了鎮黨委副書記高偉和三個陌生人。高偉跟她說,這三位是省裏下來的,你把案子跟他們說一下。徐講述了妹妹的事,幷詢問三人單位和姓名,對方說有事你找鎮裏就可以。

鑒定書稱徐學玲“思路清晰、言談切題,未見幻覺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狀……講到傷心處則痛哭流涕……”診斷結論“癔症”。

山東安康醫院精神疾病司法鑒定所的張金響是鑒定人之一。他接受采訪時稱他們是受當地公安機關委托,他稱“臆症基本不影響其民事行爲能力,發病時可能産生社會危害”。

11月25日,記者在泉溝鎮信訪辦見到了老孫的鑒定書:“不滿村幹部侵吞群衆房屋斑裂款,多次到省、中央上訪……又哭又叫十年……其妻張學芳、子孫貴强等證明:孫法武1979年頭部被砸傷患精神病語無倫次……”“意識清,定向力正常……涉及心因時痛哭流涕、泪流滿面……診斷:臆症性精神病。”鑒定機關爲山東精神疾病司法鑒定所,時間爲2006年3月。

張學芳說,家人均不知老孫被鑒定過,更不用說做證明。“家裏大事小事都是他說了算,他有精神病?”

徐學玲稱,幾十年來,村裏人從不知老孫犯過精神病。

從記者處得知2006年3月的“鑒定書”後,老孫回憶,2006年初,被勞教期間他與一名幹警發生衝突,該幹警打他幷讓他當衆下跪……當晚他想自殺被發現,隨後絕食抗議;後來兩名幹警帶他去濟南說去看病。

當年3月,老孫被提前釋放,但他幷不知是因“有精神病”。

對于被稱有29年精神病史,老孫耿耿于懷:我工作34年,29年精神病?

不上訪保證書

“我有精神病,不能再繼續上訪。”簽字後,老孫得以回家葬母

11月10日,隔著鐵門,老孫又聽到妻子的喊聲。

80歲的母親病危了。

這天早晨,孫母跟張學芳說,做了個夢,夢見銀海(老孫的乳名)一直在叫娘。

52歲的張學芳慌了神,她去給信訪辦主任安士智跪下了,邊哭邊磕頭,說,讓他見他娘最後一面吧。

安說,老孫是上級安排送進去的,需要請示。他讓張學芳回家等消息。

于是張又跑去找老孫。

老孫跑去找院領導,領導說找你們鎮政府去。

當天下午5點,孫母逝世,老孫未能回家。

12日上午,老人遺體要火化,按當地風俗,作爲長子的老孫必須到場。

送喪的親屬一直等,老孫一直沒出現。

張學芳穿著孝服去鎮政府找安士智,被門衛攔住,她跪在了鎮政府辦公大樓前。

1小時後,安士智出現了,說要老孫回,張學芳須在一份保證書上簽字:我丈夫孫法武有精神病,再犯了要向精神病醫院送。

張學芳簽了字。

隨後,安士智帶她到精神病院。老孫被要求在另一份保證書上簽字。

老孫問保證書寫了什麽,安念了一遍,老孫又讓醫生念了一遍:我有精神病,不能再繼續上訪。

安後來跟記者說,簽保證書是爲了讓老孫不再上訪,不再“擾亂社會秩序”。

11月12日中午12點,老孫簽了字,離開精神病院,去給母親送葬。

老孫4歲喪父,跟母親生活了半個世紀,“沒見上最後一面”。

醫院的無奈

院長承認醫院裏有些人是上訪戶,他說很多現象“醫院無能爲力”

11月25日,新泰精神病院院長吳玉柱承認,醫院裏有很多人是上訪戶,都是各鎮政府付費的。

老時記錄的那個上訪者名單,能看清的名字,都得到了吳的證實。

吳玉柱說,在新泰,被政府强行送到精神病院“救助治療”的上訪人員很多。

他說,有許多人一看就不是精神病人,醫院就拒絕收,但政府送人大部分時候帶著鑒定書。“都是同行,我們也不好推翻那些鑒定。每次還有公安的人來送,我們更不好說什麽。”

“醫院也有苦衷。”吳玉柱稱,醫院經濟壓力很大,每個人吃住每月1000多元,而許多鎮政府都拖欠,例如老時的費用,天寶鎮兩年多都沒交。

根據2001年11月衛生部有關規定,“臨床症狀嚴重,可危及生命或危害社會治安等情况應屬緊急收治範圍。”

對于老時、老孫他們屬哪種情形,吳玉柱說,我國還沒有對精神病人管理的專門法規,很多現象,“醫院無能爲力”。

鎮政府的“壓力”

當地鎮政府稱,若處理不好越級上訪的事,“上級就會找我們”

泉溝鎮鎮長助理陳建法也表達了“無奈”:“信訪壓力巨大”。

陳建法說,老孫和徐學玲的事,不是鎮政府有能力解决的,而若處理不好他們越級上訪的事,“上級就會找我們”。

他稱,孫和徐都是“信訪釘子戶”,每年進京上訪十多次。每次他們一到,市駐京辦就打回電話,市里就責令鎮裏快去接人。

“每一次都得去三五個人,吃住花銷,不是一筆小數目,全由鎮裏出。泉溝鎮僅在這兩個上訪者身上,這些年花費在10萬元以上。”

爲了不讓徐學玲再上訪,今年8月9日,鎮政府與徐的妹夫李天平簽了協議,一次性支付“苦難救助金”4萬元,幷協調煤礦付了16萬元醫療費及撫慰金。

陳建法說,這可能是一個壞的例子,因爲徐加玲的情况應不用賠那麽多錢。

對于老孫被强行收治,泉溝鎮信訪辦主任安士智出示了一份新泰市公安局的“建議書”:“鑒于孫法武已經司法鑒定系精神病人,具有一定現實危害性,爲减少社會危害,特建議泉溝鎮人民政府給予救助治療。”

而陳建法說,把人送進精神病院,不是鎮一級政府能够完成的。

安士智稱,新泰市實行信訪屬人屬地管理,信訪工作是對黨政一把手的最重要的一項考核,“出現越級上訪,黨政一把手要受到處分”。

根據我國信訪條例的規定,采用“走訪”形式上訪,“應當向依法有權處理的本級或者上一級機關提出”,不過條例沒有對“越級上訪”的禁止性規定,更無處罰建議。

來自新泰市信訪局網站的消息,新泰今年狠抓信訪工作。今年3月4日,新泰的信訪工作會議上,市委書記辛顯明提出,圍繞全國“兩會”召開和奧運會,切實做到“五個嚴禁”,其中“嚴禁發生赴省進京丟醜滋事事件”被列爲第一條。

同樣來自新泰信訪局網站的一篇“經驗交流”文章寫道:針對個別信訪人信“訪”不信“法”、信“鬧”不信“理”的心態,牢固樹立依法打擊的意識,做到“公安機關依法打擊一批、精神司法鑒定治療一批,集中辦班培訓‘管’掉一批”,營造“依法上訪受保護、違法上訪遭打擊”的導向和濃厚氛圍……對精神偏執的信訪人也進行人文關懷,協助其進行司法鑒定,經鑒定精神异常的送醫院治療。”

據當地媒體報道,新泰市因信訪成績突出,曾被山東省授予先進稱號。

據該報道,新泰曾因“越級上訪不斷,被省裏亮了‘黃牌’”,後來“層層簽訂目標責任書,把各項信訪目標任務分解量化到單位和人頭,實行責任追究制、一票否决制和黃牌警告制,全市上下共同參與,齊抓共建”,新泰成爲“首批‘平安山東’建設先進市”。

■ 相關鏈接

精神病强制收治規定

因爲我國于1985年著手起草的《精神衛生法》至今未出臺,目前沒有針對精神病人權利保護的專項法規。

按《民法通則》規定,親屬或者其他利害關係人若送精神病人强制治療,需向法院提出申請幷由法院宣告。

《刑法》規定:精神病人造成刑法上的社會危害,由家人或監護人嚴加看管,必要時可由政府强制醫療。

2001年11月衛生部規定:“臨床症狀嚴重,對自己或周圍構成危害者;嚴重不能適應社會;伴有嚴重軀體疾病的精神病人;嚴重自傷、自殺、拒食、外跑等可危及生命或危害社會治安者應屬緊急收治範圍,幷應給予特級護理。”

李大同被刪文兩篇(李大同)

冰點主編李大同博客被删 轉發文章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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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訊(編者注:24日,在刊發《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遭封殺的報道後,24日或25日,冰點主編李大同的個人博客被删。究竟李大同文章的什麽內容令當局惱羞成怒,現轉發李大同文章兩篇,請讀者明析。)

後記

李大同 2005-12-28

10年過去了,《冰點》報道由“軟”開始,越來越“硬”。這或許不是我的初衷,而是中國社會的現實逼著我這樣做。這樣做幷非件件都能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有些報道刊發後,久久聽不到任何動靜,令人絕望。譬如《槍聲響過之後》(2003年3月19日《冰點》)。

我已經從業26年,繼續挺在新聞“一綫”的時日也許不多了。當我離開一綫壕溝後撤的時候,我希望能像馬克思寫完《哥達綱領批判》後那樣說:“不管怎麽樣,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當代中國有許多重大的、甚至是潮流性的事件在發生;代表性人物在涌現;批評、質疑在進行;歷史真像在披露;歷史人物、事件在被重新審視和評價。一份負責任的主流大報對所有這些關乎國家命運、民族未來的大事,原本都應該及時報道,但現行體制使我們尚難以做到這一點。我們往往難以在第一時間以報道的方式來干預現實,來推動社會的進步。但是,中國社會畢竟在進步,即便我們不能完全按照職業準則來達到理想的境界,我們至少應該有所記錄。我們應該記錄下後人必須審視的那些“大事”,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就是失職。

呂日周是山西省長治市市委書記。他是官員隊伍裏的一個异類,帶頭在報紙上公開進行批評;他勤政愛民,在長治主政期間,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用“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來評價。

無庸諱言,他之所以被新聞界所關注,首先——甚至主要——是因爲他支持公開的輿論監督,幷身體力行。各種各樣的非主流報紙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大量在刊登關于呂日周的報道,關于呂日周的爭論,在各大網站上也層出不窮。

按職業標準,呂日周早已不是“冰點”,而是名副其實的“焦點”,在那麽多的報道之後,《冰點》本沒有理由再去報道他。但是,我很快就發現,這樣一個完全值得深入報道的党的幹部,在所有中央級媒介上,竟然沒有絲毫的動靜。據我所知,有關部門幷沒有“不許加以報道”的指令,但所有中央媒介仿佛都心領神會,統一“保持沉默”。要問爲什麽,沒有別的解釋,只因爲他不按傳統的“官場規矩”出牌,他是官場中的另類。在呂日周大刀闊斧地進行官場改革時,一位縣委書記曾流著眼泪對他道出實質:呂書記,你這樣做,是得了民心,失了官心呀!

我認爲,這種沉默是中央級主流媒介的耻辱。如果沒有人做,那我就應該做!不僅要做,還要做得精彩。我請本報大牌記者盧躍剛親自出馬,告訴他:放開了寫,一個版不够,就兩個版。

2002年10月9日、16日,《冰點》以兩個版的規模報道了《呂日周在長治》。各大網站紛紛全文轉載,網友跟貼無數。

我終于完成了這次記錄,呂日周對中國改革的意義要遠遠超過焦裕祿、孔繁森等等的幹部楷模。這樣的記錄會讓一些人不高興,幾乎就在同一時間,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采訪的關于呂日周的報道就未能播出

SARS襲擊中國,暴露出中國行政體制的種種弊端。本來,通過這次事件,主流媒介應當從頭梳理SARS疫情發現後的每一環節,報道中國的官僚機構相對應做出的是什麽樣的反應,從而徹底診斷出體制的弊端,才好對症下藥。實際上,SARS危機幾乎可以說全面反映了我國體制、信息渠道、民族性、社區建設、城市與農村的醫療衛生機制等等方面潜伏的大問題。這才是SARS報道的真正的價值所在。

可惜,中國的媒介慣性太大,幾乎條件反射般地將原本性質爲灾難、反思性的報道,變臉爲對醫護人員的英雄頌歌。在這次SARS危機中,絕大部分醫護人員的表現確實令人敬佩,但這仍屬于他們的本職工作。

在一窩蜂似的英雄贊歌中,真正需要關注的SARS患者們被忽略了。他們因人爲的信息閉塞,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患病,在長達半個多月的時間裏,得不到任何救助。很多人因此而死去,很多家庭只剩下了孤兒。

報社內沒有人要求《冰點》做SARS報道,但是我不能坐視,我必須有所記錄。

2003年5月14日,《冰點》刊發《瘟疫警告人類》,概述了人類歷史上危害極大的幾次瘟疫的發生原因及應對措施。

5月28日,《冰點》刊發了上海著名學者許紀霖上萬字的反思文章《非典時刻的反思》。這篇文章後來被讀者稱爲是“非典反思文章中最獨樹一幟的”,“特棒”。 沒想到,這篇文章竟受到了有關部門的通報批評。可在通報之後,很多人甚至有些著名的老同志都來索取這期報紙,這或許能够說明一些什麽。

6月18日,SARS危機已近尾聲,按照常例,又到了大規模表彰英模的時候,《冰點》刊出報道《生命備忘錄》,詳細記載了SARS猖獗期間,北京兩個普通家庭的悲慘命運:一戶全家11人,8人感染,3人死亡;另一戶,父母雙亡,只留下一個上高中的兒子。他們之所以死亡,都是因爲患輕微小病,進入毫無防護的人 民醫院求診,感染SARS,又在很長時間裏,因局勢失控得不到有效救治,最終死去。他們本不應該死。

在采訪中,本報記者從醫護人員那裏得知,他們曾被命令作假病歷,向世界衛生組織隱瞞患病人數,“像薩達姆一樣用救護車拉著SARS病人滿街亂竄”,以躲避世界衛生組織的現場視察。在聽到中央撤消北京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兩個高官職務的消息時,有位醫生告訴記者,他的眼泪一下就下來了。他說,再不撤掉他們,不知還要死多少人呢!

這不是直接干預現實的報道,而是記錄。但就在《生命備忘錄》發表之後,中央各媒體的同行們紛紛給我來電話,說是“絕了”,“你們竟能刊出這樣的報道”。一個大學新聞系主任對我說,“還是《中國青年報》!還是《冰點》!”事後記者被告知,很多醫護人員將這篇報道複印幾十份,送給親友們;301醫院的蔣彥永大夫第一個向世界披露了北京SARS疫情的真相,從而被民間稱爲“民族英雄”。他的兒媳打來電話說,老人家拿到這張報紙,一字一句地讀完……

三峽工程,投資達上千億,移民上百萬,對當地生態環境的影響、泥沙卵石長期淤積的前景、防洪發電的真實效應、以及有沒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等等問題上,都存在著激烈的爭論。令人遺憾的是,所有反對派的聲音都無法出現在主流媒介上。

2003年6月,長江三峽二期工程結束,蓄水至海拔135米,“高峽出平湖”,主流媒體上又是一片贊美之辭。我不能再繼續沉默,對三峽工程的反對意見應該、也必須有公開的記錄。

7 月2日,《冰點》發表《三峽工程答疑錄》。這是本報記者盧躍剛采訪三峽工程頂級專家潘家錚的實錄。事前,我交待躍剛,盡可能將潘家錚能够回答的置疑盡數提出,尤其是黃萬里先生的名字和否定性意見。從技術上說,這些置疑只有依靠潘家錚的“圓滿回答”才能記錄下來,否則,它們雖然汗牛充棟般地充斥于網上,却在主流媒介上永無出頭之日。

《答疑錄》發表了。淩晨,我上網瀏覽時,看到新浪、搜狐均在頭條位置全文刊登。網友們的跟貼仿佛與我心有靈犀。他們贊嘆:好記者!好文章!我們10年以後再看。躍剛甚至接到不少國外讀者的電話,告訴他,這是反對派的意見第一次如此完整地出現在中國的主流媒介上。

……

我們報道。我們記錄。

不是因爲我們是一些好事之徒,僅僅因爲,這是我們對公衆、對國家、對歷史、對未來應該承擔一份責任。

按照和出版社的約定,本書篇幅已經嚴重“超載”。但是,我實際上只講了很少一部分“冰點故事”。

《冰點》從創辦至今,已經有500多期,每期一個整版,也就是500多萬字;每一篇《冰點》報道都有可講的故事,都有發表它的理由。在這本書裏,我只能挑最重要的講。

希望在這本書裏看到新聞運作“技術訣竅”的讀者,必定會失望了。在這些叙述當中,當然會涉及到某些職業技術問題,但那些不是我想著重講述的。


怎麽回事?每一期冰點都要出點故事?

李大同 2006-01-17 22:58:40

本文地址:http://blog.chinabbs.com/article/6766.html(該文于24日或25日被删)

1月11日,冰點特稿登了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袁先生依據扎實的史料,對初中歷史教科書提出批評。文章上大樣送總編輯審,總編輯不同意發,理由是教科書是國家行爲,不能批評。我不同意這個理由,黨史不好說,難道晚清史還不能討論嗎?袁先生的文章不過提供了一些史學界人所共知的史料和結論,怎麽就不能發表呢?當然,這顛覆了中學歷史教科書的說法,但《走向共和》顛覆得更徹底呀,那不也在中央電視臺一套讓億萬人民觀看嗎?

這個理由看來說服了總編輯,終于同意略作删節發表

好嘛,這還真惹出麻煩,先是某部一個通報批評,然後又聽說一幫編教科書的“專家”向中央領導寫信告狀。風波正在醞釀,我們等著瞧。有本事公開出來辯論呀,冰點照樣提供版面,可惜,這夥人只會暗中告刁狀

我比較有興趣的,是讀者的反映。讀者在不同的網站上,有涇渭分明的立場,比較知識化的網站網友,譬如“世紀學堂”、“和訊”等,大多支持袁先生;而新浪網友,絕大多數則用最肮髒的話駡袁先生是“漢奸”。

最有意思的是一個老讀者給我的電話,先是說袁先生是“帝國主義立場”,然後又說“我現在知道報紙掌握在什麽人手裏了”。我問“你認爲我是什麽人呢”,他支支吾吾說不出來。

我的眼泪都要笑出來了……

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袁偉時)

轉自 http://zqb.cyol.com/gb/zqb/2006-01/11/content_118530.htm

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

中山大學教授 袁偉時 2006年01月11日 冰點特稿第574期

  21世紀的中國人,面對的是順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趨勢。與此同時,中國的現代化事業進入了關鍵時刻。在這個年代,决定公民和國家發展成敗的最重要條件是制度環境,但公民的心智狀態對自己乃至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影響也十分巨大。

  20世紀70年代末,在經歷了反右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難後,人們沉痛地發覺,這些灾難的根源之一是:“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20多年過去了,偶然翻閱一下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的青少年還在繼續吃狼奶!

  “以史爲鑒”、“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名言。屈辱、挫折、兵連禍結、前仆後繼,一部中國近代史蘊藏著多少血泪和經驗教訓!我們有責任將歷史真實告訴我們的青少年,讓他們永志不忘。這是幫助他們成爲現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純潔的孩子吞食的竟是變味乃至有意無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讓偏見伴隨終生,甚至因而誤入歧途。

  現在是正視我們自己的歷史教科書問題的時候了。現從幾個具體的歷史事件談起。

  火燒圓明園是不是無法避免的?

  火燒圓明園是英法侵略軍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事情爲什麽會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過去了,我們理應冷靜地考察雙方的應對得失,吸取教訓,讓各國人民更好地共處。這一事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惡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編著的《中國歷史》第三册,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義務教育三年制初級中學教科書。它是這樣評述這次戰爭的:

  一、關于戰爭起因。

  這部教科書寫道:“1856年3月,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潜入廣西西林地區胡作非爲,被當地官吏處死。這就是所謂的‘馬神甫事件’。後來,法國以此爲借口,夥同英國發動侵略戰爭。同年10月,廣州水師在中國商船‘亞羅號’上,緝捕了海盜和水手。英國領事無端干涉,硬說‘亞羅號’是英國船要求中國方面釋放被捕的人,幷向英方賠禮道歉。兩廣總督葉名琛怕事態擴大,釋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絕道歉。這就是所謂的‘亞羅號事件’。1856年10月,英國首先挑起戰爭,炮轟廣州,第二次鴉片戰爭開始。”

  這裏說的亞羅號事件大體符合歷史事實。至于殺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筆糊塗賬。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廣西西林代理知縣張鳴鳳所殺的。直至法國公使查問,張鳴鳳仍然矢口否認,說根本沒有這回事。致使廣西按察使和兩廣總督到了1858年初還信以爲真,據此回答法國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訂立的中法《黃埔條約》規定,法國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雙方“議定界址內”活動,“法蘭西無論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遠入內地,聽憑中國官查拿,但應解送近口法蘭西領事官收管;中國官民均不得毆打、傷害、虐待所獲法蘭西人,以傷兩國和好。”

  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傳教,《黃埔條約》訂立後仍不離開,這是違反條約的錯誤行爲。但把他處死,顯然是西林地方官員的行爲,違反了應把拘捕的法國人解送領事的條約義務。直至現在人們仍無法確定馬氏確有該處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觀點,中方無疑理虧。教科書對此事的評述是不準確的。

  還要指出,教科書隻字不提引發這次戰爭的兩條根本原因:一是英國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實履行《江寧條約》的規定,其中重要一點是讓英國官員和商人可以自由進入廣州城。讓洋人進城,現在看來,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當時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儘管也有過大小不一的糾紛,但都一一化解,沒有釀成巨禍。惟獨在廣州,却驚動朝野上下,鬧得天翻地覆,開各地反入城鬥爭的先河,歷時十多年無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見。

  二是《望厦條約》規定:“所有貿易及海關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黃埔條約》亦規定:“若有應行更易章程條款之處……核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修改有關的通商條款,本屬平常外交事務,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雙方的矛盾。

  關于挑起這次戰爭的原因,當時的有識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內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說:“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見大吏,藉以通隔閡、馭商民,乃粵民一激再激,葉相(葉名琛)複一誤再誤,使拱手而有粵城……益知中國易與,遂糾法、俄、美三國兵船北上,駛入大沽,阻我海運,立約而還……粵民激于前此大府議和之憤,萬衆 一辭,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爲快,屢請屢拒,紛紜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約,皆成于此,由今觀之,甚無謂也。”晚清曾國藩、李鴻章、馮桂芬、 郭嵩燾等人屢以“勿以小嫌釀大釁”相告誡,其中就包含了以廣州反入城鬥爭爲開端的慘痛教訓。

  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就比大陸編得高明。它把這次戰爭的起因歸結爲四點:1.外人入城問題。2.續修條約問題。3.阿羅號船事件。4.馬賴神父事件。這樣說符合歷史實際,無損中國國家利益,有利于年輕一代學會冷靜地分析歷史問題,顯示出編者是合格的歷史學家。令人不解的是:爲什麽不向這些本國的同行學習呢?

  二、關于戰爭過程。

  1858年,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臨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國先後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雖然喪失了不少權利,問題總算有個著落,雙方還議定翌年在北京互換批准書,徹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雙方的協議辦理,導致火燒圓明園的英法聯軍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可是,誰也沒有料到純屬程序性的最後一步還會節外生枝,招來更大灾禍!教科書是這樣寫的:“1859年,英國公使和法國公使各率一支艦隊北上大沽口,準備進京換約。清政府指定換約代表由北塘登陸,經天津至北京,幷要求各兵船武裝人員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堅持要從大沽口溯白河進京。他們蠻橫地率艦隊闖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臺的士兵開炮打擊入侵者。炮彈準確地落在侵略軍的軍艦上,打沉了四艘,打壞了六艘,其餘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戰的同時,侵略軍900人企圖登陸,也被打退。侵略軍死傷幾百人。大沽一帶人民冒著槍林彈雨,給戰士送餅送面,表現了高度的愛國熱情。”在編者筆下,這是一曲愛國英雄進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有很多疑問。

  從後果看,這一仗顯然打錯了。翌年,英法聯軍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圓明園被燒。續訂《北京條約》,不但規定原訂的《天津條約》繼續有效,還招來其他新損失:對英法的賠款分別由四百萬兩和二百萬兩一律增至各八百萬兩;割讓九龍司;允許法籍傳教士在中國自由傳教,“幷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 ”,爲日後連綿不斷的教案種下禍根。如果不打,不是對中國更有利嗎?

  人們理所當然應該追問:公使走哪條路進京,真有那麽重要,乃至不惜一戰?雙方意見分歧有沒有認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開炮還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這是觸犯軍紀造成嚴重後果的大錯,能算是愛國英雄的義舉嗎?如屬後者,是奉了什麽樣的命令?

  復查史實,這根本不是什麽愛國英雄的壯舉,而是愚昧的咸豐皇帝和僧格林沁親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書說的走哪條路進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繞個大彎進天津。當時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燾在日記中留下這樣的記錄:1859年4月10日“怡親王至營……言奉旨密商一語:如夷人入口不依規矩,可悄悄擊之,只說是鄉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須是名正言順,須緩緩商之。怡邸憒憒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繞道至天津……辯論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北京條約》訂立後,他更具體叙述了當時的情况:“夷禍成于僧邸之誘擊。去歲之役,先後奉詔旨十餘,飭令迎出攔江沙外曉諭。洎夷船入內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諭。去衣冠自稱鄉勇,薄而擊之。僕陳諫再四,又慮語言不能通曉,兩上書力爭。”曾國藩對他的幕僚說過:“咸豐九年,洋人來換和約,僧忠親王誘而擊沉其船,天下稱快。十年,夷人複至……京師不守,幾喪天下。某謂僧邸此敗,義當殺身以謝天下矣。”他們說的情况,同當時在現場的英國公使卜魯斯的報告如出一 轍。英法軍艦6月16日已經到達,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隸總督恒福的照會,而當時軍事行動已經開始。這些史料可以歸納爲這麽幾點:

  1.咸豐皇帝决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讓官兵假扮鄉勇,“悄悄”襲擊洋鬼子。同時,他又十餘次下令,要先“曉諭”洋人,先禮後兵。

  2.僧格林沁忠實執行了“悄悄擊之”的旨意,但沒有事先曉諭;也堅决拒絕手下大臣的勸阻;幷且是要洋人從北塘登陸,繞道至天津的設計者。

  3.對這一喪權辱國的橫禍,以曾國藩、郭嵩燾、吳汝綸等爲代表(還包括李鴻章、馮桂芬等人)的比較清醒的官僚和士紳,已經有過嚴厲的批評和諷喻。

  令人震驚的是:時至20世紀90年代,我們的教科書,仍然按咸豐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調子唱歌,不同之處僅在把“鄉勇”換成“士兵”!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回答火燒圓明園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問題了。面對咄咄逼人的强敵,作爲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沖突,爭取時間,改革和發展自己。而當時的政府和士紳,完全被極端的情緒支配,在小事上製造違約的蠢行,結果釀成大禍。如果清政府决策層和有關的地方督撫不是那麽愚昧,這場灾禍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認識水平和專制的决策程序,是歷史的積澱,不是朝夕所能改變;侵略的本性又决定了他們不可能成爲文明之師;于是,這場灾禍又是難以避免的。

  是愛國壯舉還是有悖文明行爲

  再來看看教科書的作者對義和團事件的評述吧。

  教科書正確揭露了“八國聯軍侵占北京以後,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在八國聯軍進攻天津的時候……(俄國)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海蘭泡大屠殺慘案。俄國軍隊還强占了中國江東六十四屯,殘酷屠殺當地居民。”此外的論述只能說是錯誤連篇。

  一、教科書沒有隻字提及義和團敵視現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國人以及外來文化的極端愚昧的行爲。

  義和團毀電綫、毀學校、拆鐵路、燒洋貨、殺洋人和與外國人及外國文化有點關係的中國人……凡沾點洋氣的物和人,必徹底消滅而後快。即使義和團真的立下了“扶清滅洋”的偉大功勛,也不能回避它的這些反文明、反人類的錯誤,何况正是這些罪惡行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莫大的灾難!這些都是衆所周知的史實,也是中國人 不能忘記的國耻,而我們的少年兒童必讀的教科書却偏偏閉口不談。

  教科書也談到拆毀鐵路。它是怎麽說的呢?“1900年6月……八國侵略軍2000多人,由英國海軍司令西摩爾率領,從大沽經天津向北京進犯。義和團拆毀從天津到北京的鐵道,奮起狙擊侵略軍。侵略軍在廊坊一帶被義和團包圍,死傷多人,狼狽逃回天津。”如此說來,拆毀鐵路不過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實際情况怎樣?

  1900年5月28日(陰曆五月初一),直隸總督裕祿致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二十九夜(5月27日)先聞涿州至琉璃河一帶猝被拳匪將鐵路焚毀,詎今早由 琉璃河至長辛店一百餘裏沿途鐵道車站橋梁幷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燒”。與此同時,各地紛紛告急:“刻下電綫又阻……至長辛店綫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綫, 被匪徒砍斷,所有電均被阻滯。”他們破壞這些設施完全出于對外來事物的敵視,而不是爲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應急行動。同時,這類行動波及各地,不是局 部性的偶發現象。也就是說,這是蓄意破壞財産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說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勛。從時間看,西摩爾軍從出發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間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毀鐵路、電綫,焚燒車站、搶掠財産的急報,已紛至沓來。義和團燒殺搶掠、敵視和肆意摧毀現代文明在前,八國聯軍進軍在後,這個次序 是歷史事實,無法也不應修改。

  二、教科書也沒有譴責清政府高級官員及義和團亂殺無辜,燒殺搶掠的野蠻、殘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撫毓賢的作爲。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將太原洋人辦的醫院燒掉,同時“將省中洋人,誘令遷居一處。當于教堂內搜出婦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數人,而五六歲十餘歲至二三十歲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動聲色,帶領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處,親自兜拿。該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數人,冒死突進,將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惡相濟的教民十七名,一齊擒獲,立即綁赴市曹,同時正法”;“壽陽縣秦錫圭拿獲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來,一幷將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門教堂亦爲拳民焚燒,省城洋人教堂已無遺迹”。當時的報刊還報道:“寓晋西人,得京師亂耗。群求毓賢保護。不料竟誘聚而殲之,且手刃數人焉。

  毓賢的行爲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進取的頑固分子,都是傳統文化中最落後、野蠻的成分的繼承者,這類頑固官僚趁機爲非作歹的事例不勝枚舉。例如,輔國公載瀾是奉旨會同載勛、剛毅“統率”京津義和團的宗室,其殘暴就不讓毓賢:“京師亂起,載瀾從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氈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論,撲殺之,雖宗室大臣不免”。

  再看看義和團的所作所爲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參加義和團的民衆都視爲匪徒,他們不少是盲從的愚民,但混迹其間的確實不少是土匪和流氓。總計在義和團事件中,全國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間,被殺外國人231名,其中兒童53名。他們大都死于義和團之手。至于中國的教徒(教民)和所謂“二毛子”被殺的,更是沒有算清的糊塗賬,其中絕大部分是被義和團殺死的,官兵也殺了一些。僅山西一省,就有中國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殺。奉天(遼寧) 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隸(河北)全省殺人焚屋之案,幾于無縣無之。其殺人多者,一縣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搶劫、焚毀教民家室至一千餘家 之衆”。

  “受害最烈”的北京,當時有關人士留下不少實錄: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爲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幷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複人理”。“法國天主堂在西安門內西什庫,剛相(剛毅)嘗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實不敢前,嘩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無以塞後意,乃噪而出永定門。鄉民適趨市集,七十餘人悉縶以來;僞飾優伶冠服兒童戲物,指爲白蓮教;下刑部一夕,未訊供,駢斬西市。 有婦人寧家,亦陷其中,雜誅之,兒猶在抱也……毓鼎上疏力爭之,謂:‘謀亂當有據,羸翁弱婦,非謀亂之人;優裝玩具,非謀亂之物……’疏入,獄已具”。

  6月16日,“是日九點中,團匪燒大栅欄德記藥房,延燒糧食店、燈市街、觀音寺、珠寶市……共計店鋪四千餘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會救火”。這個京師最繁華的地區于是毀于一旦。總的說來,“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這是所謂義和團“革命”的後果之一。

  開頭,民衆與傳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們後來的作爲遠遠超過與外來宗教矛盾的界綫。事件過後直至民國初年,朝野各界將這個組織定性爲拳匪是有足够根據的。

  三、令人無法理解的是它對慈禧的專制淫威惹來滔天大禍竟隻字不提!

  義和團興起之初,袁世凱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謂能避槍炮。然迭與鄉團、教民、兵役格鬥,一遇槍炮,輒傷斃多人,瓦解鼠竄……其藉以動人者,謂圖滅洋教。 然上年春夏間,在曹州、濟寧各屬,掠教民一千一百餘家,幷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間在東陽、濟南各屬,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內多擄架勒贖之 案,直與盜匪無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凱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裕祿等等)也提出了類似的意見。慈禧充耳不聞,比較清醒的衆多大臣只好保持緘默,品質不良之輩則乘風轉舵,諂上邀寵(如裕祿)。

  一個在六年前連一個“敢于犯上”的“蕞爾小國”———日本都無法招架的弱國,居然要同時向包括日本在內的11國宣戰!《國際法》傳入中國60年後,竟要派兵圍攻駐華使館!

  爲了决定和戰大計,從1900年6月16日開始,慈禧一連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開御前會議。在會上吏部侍郎許景澄、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等人先後提出不能聽信邪術、不可圍攻使館、不能主動對外宣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袁昶許景澄在兩人聯名的奏摺中寫道:“伏以春秋之義,兩國構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爲國之重臣,蔑視其公使,即蔑視其國。茲若任令該匪攻毀使館,盡殺使臣,各國引爲大耻,聯合一氣,致死報復……以一國而敵各國,臣愚以謂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也。”慈禧不但不接納這些淺顯的常識,而且大發專制淫威,把他們的腦袋砍掉!

  同時,包括毓賢殺洋人在內的罪行,大都發生在6月21日下詔與各國宣戰、6月24日命各省督撫殺洋人以後。首犯是慈禧,毓賢、載漪等人不過是凶狠的執行者。

  四、教科書對一些史料的運用也很不嚴肅。

  “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孩童個個拿起刀,保國逞英雄。”教科書以突出位置刊載了這一歌謠,說是“義和團歌謠”。可是,筆者孤陋寡聞,讀過的現存義和團傳單、揭帖等書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爲根據的史料。而後來調查的所謂口頭傳說,往往是後人加工乃至創造的,根本不足爲憑。

  教科書又說:“北京東單西裱胡同有座于謙廟。爲了學習于謙的愛國精神,1900年4月,義和團進城後,把神壇設在這裏。”一切學術觀點都應拒絕牽强附會,要經得起反駁。載漪、載瀾等禍國殃民的滿清權貴家裏都設有義和團神壇,這又是向他們學習什麽?

  在我國,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外,還有一套可供選用的沿海地區教材。號稱沿海版,有的地方史實錯誤更嚴重,是非觀念更加糊塗。

  例如,對義和團事件的論述,它增加了這麽兩句話:“6月中旬以後,義和團群衆開始圍攻侵略者據點西什庫教堂和外國使館區。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給被圍困的侵略者送去糧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問。”每句話都錯得一塌糊塗!

  首先要問:西什庫教堂是“侵略者據點”嗎?在義和團事件前,這不過是普通的法國天主教堂,沒有材料足以證明它是“侵略者據點”。義和團期間,從1900年 6月13日起幾天內就將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樓燒毀,連帶燒掉數千家民居和商店,劫餘的西什庫教堂和東交民巷使館區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國人和中國教民。這個 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維持正常社會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殺,于理于法都無可指責。說這個教堂是“侵略者據點”,完全是信口開河。

  其次,圍攻東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軍和榮祿的武衛中軍,是他們犯下的罪行,義和團則是助紂爲虐。含糊其詞,仿佛此舉是義和團自發的愛國義舉,不但歪曲了歷史真相,也掩蓋了清政府踐踏國際法的罪行。再次,對西什庫教堂和使館區的進攻,充分體現了專制統治者極端愚昧無知和殘暴;時至20世紀 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這是對國際法的無知,已經淪爲對國耻的頌揚,也忘記了“反對封建專制”的責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確實曾派人給被圍困的外國使館送過生活日用品,這是奉旨公開進行的,說是“暗中”于史無據。當時,清政府內部比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 要求按照國際慣例保護外國外交人員和外國人;東南各省的督撫甚至公開聲明不再承認6月21日宣戰後的“僞詔”。迫于這些壓力,加上她色厲內荏,要預留“轉圜”餘地,不得不作出這樣的姿態。不管是真是假,這是清政府內部理性尚未完全泯滅的表現。把它與義和團的行動對舉而意含貶損,顯然是很不恰當的。

  對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評述比較全面的同樣是香港的教科書。它既譴責義和團“大肆排外,殺教士、教民,連藏洋書、戴眼鏡的人都不放過,且到處破壞,燒教堂、拆電綫、毀鐵路。”“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德國公使克林德先後被殺”;也指出“當時聯軍紀律極壞,任意焚掠屠殺,其中以俄、德兩國軍隊及英國的印度兵最爲殘暴。”細緻分析了義和團産生的背景:1.民族情緒。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頻生。還全面論述了辛丑條約的內容及它對當時和日後中國的深遠影響。任何不抱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這部教科書說的是真實的歷史。

  如何面對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狀况

  出現這些現象與中國長期處于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境遇息息相關。面對如是現實,可以有不同的心態。

  西方的入侵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國的表像破裂,大量民衆在生死綫上掙扎。人們順理成章把這種狀况歸罪于“洋鬼子”;也譴責統治者腐朽、愚昧、軟弱。一個辯論不休難于取得共識的問題是:內因還是外因是導致這個狀况的主要根源?

  其實,完全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問題:這個狀况遲遲不能改變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說這是因爲帝國主義者太凶狠了,這等于什麽都沒有說。經過長期、複雜、 反復的博弈過程,在國際關係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較合乎多數人和多數國家長遠利益的“正義”秩序。當這個狀况尚未出現以前,不會有救世主從天而降,慷慨代你維護國家利益。問題只能歸結爲面對這樣的現實,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內外的經驗證明:後發展國家和地區(殖民地、半殖民地)改變不發達狀况,改變被動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成敗的關鍵在國內的改革。這是一個社會運行機制的全面改造過程。對那些文化自成體系,而對外來文化深閉固拒的國家說來,這是十分艱難的過程。以中國來說,從鴉片戰爭算起至20世紀初實行新政,僅是辯論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60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過革命手段還是通過漸進的改革開闢前進道路,更是頭緒繁複。不過,有一條是肯定無疑的:必須千方百計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爲國內的改革和建設贏得充分的時間。如果此說大致不差,回頭再看義和團,對內,它是與社會前進方向背道而馳的反動事件。對外,亂殺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極端愚蠢危害中國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個流行多年爲義和團事件辯護的論斷:義和團避免了中國被瓜分。早在1989年已故歷史學家李時岳先生已經詳盡地駁斥了這一詭辯。不但4億5千萬兩賠款 (相當于當時將近6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進中國人的胸膛,而且給沙俄藉口,趁機製造了海蘭泡和江東64屯慘案,7000多中國人被殺, 江東領土全被吞沒,大量俄軍進占東北;華北地區在戰爭中死傷燒殺的損失難以數計。戰後的瓜分陰謀更沒有停止:英軍進攻西藏,占領拉薩;德國派炮艦進入洞庭湖,幷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陽湖沿岸;英國則相應要求租借舟山群島作爲“補償”!

  有人喜歡援引八國聯軍統帥、德國人瓦德西的這麽一段話:“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爲下策。”證明義和團化解了瓜分圖謀。李時岳先生說得好:“瓦德西個人的觀感幷不能代表德國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爲對華政策的基點,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陽湖沿岸的行動就是證明。只是由于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瓜分才沒有實行。”

  把視野放得更寬一些,問題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和義和團事件是一條割不斷的歷史鏈條。說得更準確一些是:甲午戰爭徹底暴露了大清帝國的腐朽,不少知識階層從幾十年迷夢中驚醒,反思自强運動不敢觸及“自由不自由”這個根本問題的錯誤,形成了第一次群衆性啓蒙運動,改革也有新進展。是學習西方徹底改革,還是固守傳統,不准變革,成了中國盛衰的關鍵,也是解讀這段歷史的基本綫索。不幸,體現甲午戰敗後的變革進程進入高潮的戊戌變法以失敗告終。戊戌政變標志著學西方、求變革的挫折和倒退;義和團事件不過是政變後固守傳統反對變革的反動逆流的巔峰。換句話說,義和團事件對外使中國在被奴役的附屬國的道路上繼續沉淪,對內則舉目皆是國破家亡的圖景。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態

  2000~2001年之間,引起中國人關注的一個國際事件,是日本的教科書問題。一部右翼勢力編纂的歷史教科書掩蓋歷史真相,否認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韓兩國政府和人民在內的海內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議。這是伸張正義的鬥爭,而且這是20年間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現新修教科書歪曲歷史,一再在日本國內外激起公憤。這一日本思想文化領域的頑症,促使許多人形成一個極爲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懺悔意識。人們還進一步追問:爲什麽會出現這樣死不認罪的現象?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國的教科書問題,一個合理的推斷是,我們的近代史觀也有類似的問題。當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國是被侵略者,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兩者也有共同點:社會的主流文化都對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的有識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這些先驅用心良苦,但他們沒有進一步追問:决定國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麽?可以說,國民性是一國公民思維和行爲方式的特點。任何民族都是從吃人生番演變過來的。作爲一個群體,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蠻孑遺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傳統和制度制約的自我淨化能力的强弱

  被侮辱被損害的屈辱,給中國人構築了新的思想定勢。這突出地表現在長期以來形成的一個似是而非的觀念:因爲“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國人怎麽做都是有理,都應歌頌。這是愛國主義的要求。

  現在的歷史教科書就是以此爲指導思想的。熱愛自己的祖國,理所當然。可是,如何愛國,却有兩種不同的選擇。一種是盲目煽動民族情緒;中國傳統文化中“嚴華夷之辨”、“非我族類,其心必异”等觀念已經深入骨髓。時至今日,餘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國必對;反列强、反洋人就是愛國。在史料選擇和運用 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國的就用。另一種選擇是:以理性的態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靜、客觀、全面地看待和處理一切涉外矛盾。

  現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們認同這個基本觀點,就應該引導中國人往這條道上走,讓理性、寬容內在化,成爲中國人的國民性,以利各國人民和各種文 化和諧共處。在全球化迅猛發展的時代,企業之間和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不可能泯滅;理性地認識和化解矛盾對任何國家和企業都是最好的選擇。如果一涉外就是“ 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類文明的結晶,社會運行的規則。國際條約是有法律效力的。人們可以指責這些規則和條約是列强主導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國和貧苦民衆。人們應該不斷批判和揭露它的謬誤,通過各種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規則,修訂新的條約。可是,在沒有修改以前,我們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則就會造成不應有的混亂,歸根到底不利于弱國和多數民衆。

  19、20世紀中國人幹了不少“無法無天”的事,義和團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視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蠻的行爲說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紀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張遵守現行國際條約的觀點視爲應該嚴加批判的賣國投降觀點!

  說到底,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須清醒地看到,在社會領域,只有引發制度變革的行動,才稱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都不符合這個要求。這樣的歪曲實際是把革命粗鄙化,遲早總要付出代價。

  不能輕視這些錯誤教育的後果。違反常識理性,以“革命”的名義故意歪曲歷史真相,歌頌義和團的直接惡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無遺。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是義和團行動的翻版;“破四舊”和“反帝”、“反修”中體現的清除外來事物的瘋狂,這些行動體現的內在理路,也與義和團的“滅洋”如出一轍。

  上述教科書的編寫所呈現的理路,也沒有什麽不同。它們的共同點是:1.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2.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3.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用這樣的理路潜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

  爲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觀念的現代公民,以利于現代化事業,現在是糾正這些謬誤的時候了。

精神病專家爲何被指精神病?(南方報系)

http://www.infzm.com/content/17091

精神病專家爲何被指精神病?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柴會群,實習生 呂健 2008-09-11 09:08:28 來源:南方周末

這是一起有關精神病鑒定的離奇官司:

國內知名的精神病專家,在給有關領導寫信反映問題之後,被自家醫院定性爲精神病患者,幷寫在了該院回復給上級部門的文件上。

該文件認定精神病的依據,竟然是另一名精神病醫生的幾句私下閑聊……

8月下旬,西安市雁塔區法院對一起名譽侵權案進行一審判决。判定原告司法精神病學專家紀術茂敗訴。紀隨後提起上訴,使得這起特殊的名譽侵權案趨于複雜。

紀術茂是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的退休醫生,是一名具有全國影響的精神病學專家,現爲中華精神科學會司法精神病學學組副組長。從業四十多年來,紀先後主持鑒定兩千餘個司法精神病案例。

兩年多前,紀本人所在的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在發給主管部門的一份文件中,指稱紀術茂有精神病。紀術茂得知後,于今年2月以侵權爲由狀告醫院。認爲被告利用行政權力,以文件形式侵害其人格尊嚴和名譽。

精神病醫生被所在醫院發文指稱精神病,幷將醫院告上法庭,這在國內尚屬首例。

醫院發文認定精神病

南方周末記者看到,這份文件編號爲“市精衛字[2005]53號”,(以下簡稱53號文件),簽發人是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黨委書記張啓英,簽發時間是 2005年9月。文件中提到“紀術茂同志心胸狹窄、嫉妒心强”,此外還引用一位精神科醫生的說法:“紀術茂主任可能腦動脉硬化,出現了明顯的偏執、贅述、 邏輯倒錯性思維、矛盾思維、虛構等精神症狀。”而院方也稱“覺得的確如此”,幷稱“隨著時間的推移症狀越來越明顯了”等。

53號文件除了指稱紀術茂有精神病之外,還提到紀術茂“多次設法誘導現任司法鑒定科××主任出錯誤的鑒定報告,干擾正常工作”。紀術茂認爲,這種說法性質十分嚴重,因爲司法精神鑒定報告是判斷犯罪嫌疑人有罪無罪和罪輕重至關重要的依據,一旦出錯,往往就意味著冤假錯案。

紀術茂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據他後來瞭解,53號文件共印發了三十餘份,多半已散發出去。

信訪引來“精神病”定性

69歲的紀術茂被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認爲是該院的“特殊人物”。南方周末記者調查得知,紀術茂在退休、科研、科室設置等問題上與院長師建國産生矛盾。紀術茂認爲自己受到不公正對待,遂給有關領導寫信反映。信件被轉至西安市衛生局,後者遂要求院方對紀所反映問題進行調查。53號文件是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針對紀術茂信件內容給西安市衛生局的報告。

紀術茂對南方周末記者說,53號文件發出一年之後他才知道。一年多來,自己在圈內備受冷落,甚至招來多種异樣眼光,系由此引起。紀術茂在起訴書中稱,在得知自己被醫院發文認定有“精神病”之後,他視力、聽力均有所下降,經常徹夜失眠。

聽說紀術茂得了“精神病”,許多業內人士深感訝异。就在去年11月,紀術茂還在第十届全國司法精神病學會議上發言,此前還負責起草評定精神病人刑事責任能力大綱。紀術茂本人則稱,就在醫院發文稱他有精神病前不久,他還應邀赴北京參與一起對外籍人員的司法精神鑒定工作。

院方稱文件沒有擴散

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辯稱,53號文件是針對紀術茂的“控訴書”,應衛生局領導所作的調查報告。報告幷非“無中生有、顛倒黑白”。以文件形式向上級彙報調查結果也沒有錯。此外除了西安市衛生局,再沒有給任何其他單位或個人遞交過。

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黨委書記張啓英不願就此事接受采訪,他只是對南方周末記者稱,53號文件是在醫院辦公會上通過,他僅僅負責簽發。據他解釋,因爲紀術茂到處“告狀”,西安市衛生局要求醫院查,醫院才發出這樣一個文。文件只發給了衛生局,沒有擴散。當看到南方周末記者手中拿著這份文件的複印件時,張神色緊張,稱誰擴散出去誰負責。

而新華社記者出具書面證據稱,2006年8月去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采訪時,院長師建國讓辦公室主任拿來53號文件交到其手中,以助其“對紀術茂有所瞭解”。

幾句私下閑聊成了“鑒定依據”

紀術茂有無精神病問題成爲本案焦點。53號文件指稱紀術茂有精神病的根據,是北京回龍觀醫院精神科醫生樊作澎的有關陳述。樊作澎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說,2004年他與紀在西安一個學術會議上見面,感覺對方在退休問題上有些偏執,幷在私下聊天時談了些看法。樊說,他幷不認爲紀術茂有精神病,也不知道西 安市精神衛生中心將自己的話寫進了文件。“把我私下聊天時的一些看法寫進文件不合適。”樊作澍說。

著名司法精神病學專家、華西醫院劉協和教授對南方周末記者稱,由于精神病問題涉及個人名譽及其他權益,對其認定是件相當嚴肅的事情,只有專門的司法精神鑒定機構才能認定一個人是否有精神病。即便是精神病院出具的診斷書,也不具備法律效力。

法律應杜絕鑒定隨意性

一審法院認爲,涉及紀術茂個人健康問題未經有關部門鑒定,將被告單位自己的看法寫在文件上,表述語氣情緒化,顯屬不妥。不過法院仍認爲,文件只是應主管部 門的調查要求,提供給其主管部門,後雖提供給新華社記者,也未産生嚴重的不良後果。因此,該份文件不構成對紀術茂名譽權的侵害,遂判原告敗訴。

律師陳志華認爲,精神病稱謂在現實中帶有明顯的人格貶損意味,幷不是一般的“個人健康問題”,而是直接關係到人格尊嚴和名譽權。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一條規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

陳說,近年來,媒體曾相繼披露多起以精神病名義侵犯公民權利的案例。而精神病醫生被自家醫院未經鑒定被扣上“精神病”帽子,且以文件形式向上級報告,尚未聞先例。主管部門對此亦未追究,當事人訴之法院又判敗訴,更讓人大跌眼鏡。

另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法律界人士認爲,紀術茂名譽權案充分暴露出當前對精神病認定的隨意和混亂。我國目前除非涉及刑事案件,尚無法規對公民精神病鑒 定的啓動、程序、主體、相關責任等作出規範,“精神病”往往成爲强勢機關或個人對付弱勢群體的“法寶”。“紀術茂僅僅被指稱有精神病,而沒有被强制當成精 神病人送院‘治療’相比較一些更爲惡劣的案例,已算幸運。”該人士說。

牟其中獄中歲月(南方報系)

牟其中獄中歲月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張華,特約撰稿 王坤祚 發自武漢 2009-04-01 17:56:36

■在多數同監犯人的眼中,牟其中就像是個外星來客,他在起初幾年間,鮮與同室的其他人交流。大多數時間,他都在反思、讀書、寫作,每天的寫作時間超過12小時

■爲了鍛煉好身體,牟其中在獄中每天的運動量驚人。他堅持每天早上繞著監獄內的小籃球場跑幾十圈,午休後就來回爬樓梯——六層樓上下十幾趟,高度相當于爬了一座紐約帝國大厦

■一天自由活動期間,唐萬新靠近牟其中,主動向其示好,表示要借手機給牟打。高出唐萬新整整一個頭的牟其中,側著臉,瞄了他一眼,很不屑地“哼”了一聲,不加理睬

2009年3月5日下午,雨後初晴的武漢,空氣分外清新。湯遜湖畔湖北洪山監獄餐廳前的廣場上,有一位高個子的老人正聚精會神地讀著當期的《南方周末》,他的滿頭白髮與周圍冬青和栀子樹的翠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他讀完報紙,頗爲感慨地對身邊一位犯人說:“當一個大國的領導人,真是太累太累。”

廣場上正在散步的另外兩位犯人聽了,禁不住啞然失笑。而他却一臉嚴肅。

這位老人便是目前中國監獄關押的最著名犯人之一的牟其中。2000年5月,他以信用證詐騙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後被改判18年有期徒刑。

牟其中在獄中已呆了十年,他始終保持著對外部世界的關注,幷寫下了數百萬字的手稿。有人說他是“六十多歲的身體,三十來歲的心臟”。這或許正是當下一些知名企業家慕名前往探訪的原因之一。

孤傲寡言

2009年,牟其中69歲。

這是一位極爲孤獨的老人。在多數同監犯人的眼中,牟其中就像是個外星來客,他在起初幾年間,鮮與同室的其他人交流。大多數時間,他都在反思、讀書、寫作,每天的寫作時間超過12小時。牟其中撰寫的大都是政論或是經濟類的文章。

上世紀70年代他第一次遭遇了牢獄之灾,彼時他因爲批判文化大革命而被投入監獄,甚至被判了死刑,5年後平反出獄。之後他成立中德商店,聲稱要做“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田”,不料1983年因涉嫌“投機倒把”再次入獄,這一次他在獄中只呆了一年。出獄後他把之前的中德商店升級爲“中德實業開發總公 司”,5年後在天津成立了南德經濟集團。

在洪山監獄是他的第三次鐵窗之旅。洪山監獄關押的許多是原來行政級別較高的犯人。牟其中入獄後曾享受過一段時間獨居一室的待遇,後調至另一房間。

牟其中鮮與獄友講起他執掌南德時的經歷。有時,他有點悶了,也會與一兩位相對熟識的獄友聊天,他對曾在洪山監獄服刑六年的獄友鄭毅說:“我出去以後,會興辦一所最現代化的南德醫院,對富人提供最高貴的服務,對窮人收取最廉價的費用。”

鄭毅聽了之後默不作聲。他熟悉牟其中的秉性。實際上洪山監獄裏不少人都知道牟其中的這一宏願。有人甚至預言,牟其中刑滿釋放時,將會有上百家媒體記者和三十多位大名鼎鼎的企業家前來接他。

顯然,牟其中的這種風格與入獄前別無二致。他的特立獨行,他的桀驁不遜,皆延續至今。

他常會主動向境遇不佳的獄友問寒問暖,雖然話不多;獄友們尊稱他爲“牟老”。

南方周末記者在湖北采訪時得知,在考核甚爲嚴格的洪山監獄,牟其中從未有過違紀的行爲發生,幷多次獲得表揚。這也使得他繼無期徒刑改爲18年有期徒刑之後,又獲得了减刑的機會。

爲了鍛煉好身體,牟其中在獄中每天的運動量驚人。他堅持每天早上繞著監獄內的小籃球場跑幾十圈,午休後就來回爬樓梯——六層樓梯上下十幾趟,高度相 當于爬了一座紐約帝國大厦。他習慣綁條毛巾在手腕上,邊運動邊擦汗。更爲令人驚愕的是,無論數九寒天,還是春寒料峭,他都堅持洗冷水澡,做自編的體操。

于是,十年前牟其中顯得臃腫的體態,特別是他的“啤酒肚”,現在已經看不見了。他的身高超過一米八,現在的體重爲一百七十斤左右。

牟其中的訴訟委托代理人夏宗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牟其中是一個樂觀的人。但他幷非沒有傷心的時候。據牟其中的獄友回憶,他與其在國外的兩個兒子通電話後,常會哭。

獄中反思

除了《人民日報》、《湖北日報》等監獄訂閱的報紙外,牟其中在獄中還訂了《南方周末》和《21世紀經濟報道》。他也常托獄友通過有關渠道幫他借書來讀。有趣的是,他習慣站著閱讀,以“保持頭腦清醒”。

“中國經濟最嚴重的時刻還沒有到來。”去年8月,牟其中對獄友鄭毅說。儘管身陷囹圄,他依然密切關注眼下的全球性經濟危機。有時,他可能也會想,如果南德集團存活至今的話,會是什麽樣的情形。

上世紀整個90年代,南德一直是中國商界一個標志性符號,牟其中用輕工産品換俄羅斯飛機、發射衛星、開發滿洲里等令人嘆爲觀止的事件,轟動海內外, 也奠定了他的江湖地位。“中國十佳民營企業家”“中國改革開放十大風雲人物”等贊譽紛至沓來,直到南德事發,牟其中于1999年被捕入獄。

“我不著急中國趕超不了美國,我著急的是,中國人學不會做一個好富人的本領。”牟其中感慨道,“做好一個窮人,有骨氣就行了,而做好一個富人,則需要巨大的智慧和仁慈的靈魂。

令人深思的是,從1999年英國小夥胡潤第一次把“富豪榜”的概念帶到中國,至今的十年間,“落馬”的富豪數不勝數,2000年前後有李經緯、仰融、楊斌等人,近兩年更有黃光裕、劉根山等大腕;當然,個中原因各不相同。

實際上,牟其中可以說是富豪榜上第一位落馬者。十年前胡潤發布處女作“中國內地50富豪榜”前幾天,才知道了牟其中被捕的消息,但總不能發布一紙“49富豪榜”吧,于是只好讓牟其中繼續榜上有名(第16位,財富10億元人民幣),不過在榜末注明有關原因。

中國商人很難做到獨善其身,而與政治家爲伍又前途未蔔,做到像洛克菲勒家庭一樣代代相傳就更難了。”牟其中在獄中說。

類似富有哲理的“名言”,牟其中總是妙語如珠,這得歸功于他在監獄中閱讀與反思。當他在獄中奮筆疾書時,他的獄友從不敢打擾他。《中國企業家》雜志社長劉東華曾在牟其中入獄前和他接觸過,之後感嘆:這個人與一般企業家最大的不同是思維超前,他是在生産思想而非別的東西。

十年後,這句話似乎同樣適用。牟其中在監獄裏源源不斷地生産的這些思想,有人認爲“已經過時了”,有人則奉爲圭臬,更多的人感到困惑,譬如,牟其中心裏一邊充滿了政治情懷,一邊又不時表現出對政治的排斥情緒……

先鋒者的悲劇

牟其中在洪山監獄修心養性,而他的江湖地位却幷沒有就此消逝。

2007年,國內另一位曾蜚聲中國企業界的犯人來到了洪山監獄。雖然後來在此處只呆了很短一段時間,但他進來伊始時有一件高興的事,即終于可以見到自己仰慕已久的商界前輩牟其中了。

此人是一位小個子,名叫唐萬新,即原“德隆系”掌門人,多年前叱咤風雲的資本大鰐。德隆曾是中國最大的民營企業之一,唐萬新曾被譽爲“中國第一悍莊 ”,在最鼎盛時期的2003年,唐萬新名列“資本控制50强”的首位,控制了多家上市公司共計逾200億元人民幣的市值。次年,德隆系崩塌,不久唐萬新入獄。

牟其中比唐萬新年長24歲,兩人都屬龍。一位屬中國改革開放最早一批企業家,一生與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一位是前者是資本市場梟雄人物之一,這兩個人在獄中的相遇,無疑非常具有戲劇性。

一天自由活動期間,唐萬新靠近牟其中,主動向其示好,表示要借手機給牟打。高出唐萬新整整一個頭的牟其中,側著臉,瞄了他一眼,很不屑地“哼”了一聲,不加理睬。

這時,唐萬新羞得像個小女孩兒一樣,臉倏的一下紅了。

後來,牟其中對獄友鄭毅說,他不喜歡唐萬新,他認爲唐萬新當年的做法是“劫貧濟富”。

更富對比性的是,牟其中在獄中的最初幾年,曾有機會獲准保外就醫,但他拒絕了。他堅稱自己無罪,稱要清清白白地走出去。此後幾年,牟其中通過律師、訴訟委托代理人等不斷依法申訴,至今未果。

而被判8年有期徒刑的唐萬新,于2008年下半年獲准離開湖北蔡甸監獄,到北京保外就醫,然而今年3月20日,據財經網報道,在各方壓力下,唐萬新被有關部門要求重新回到獄中服刑。

唐萬新之外,一些當下的成功人士,亦慕名前來洪山監獄探訪牟其中。近年來有王石、馮侖、蘭世立以及IT界兩位知名的企業家等。

王石是牟其中在獄中比較推崇的企業家。馮侖曾是牟其中當年在南德的得力愛將之一,不過後來兩人之間産生了一些恩怨;儘管如此,牟其中看到馮侖前來探望自己時,仍甚爲感動。

然而,不久後,牟其中在獄中讀到馮侖所作的《野蠻生長》一書中提到他的文章後,頓感不爽,對于馮侖稱自己是“南德歷史上第一位炒老闆的人”及其它一些細節時,牟其中非常憤怒,痛斥馮侖抬高自己、貶低他人,遂寫下萬字長文加以回應。

不過,馮侖在文章中所言的“商業上的合理性和制度上的允許程度是直接相關的,必須有很好的配合;牟其中的悲劇性在于要用衝撞體制的辦法不斷證明自己的强大……”坊間評價稱其一語中的。

實際上,這些探望者無形中構築出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綫:他們分別是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生人,在當下的中國企業界均有一席地位,却不約而同渴望見上這位生于上世紀40年代、名叫牟其中的獄中老人一面,不能不引人深思。

牟其中說:“我是改革開放的先行者、試驗者、捍衛者。”但某種意義上,他也是一位失敗者。《激蕩三十年》的作者吳曉波稱他是一個典型的“集思想啓蒙的先知者與商業運作的蒙昧自大者于一身”的人。

鄭毅對此景象的感慨更是始于獄中,他甚至在獄中的時候,就有意持續觀察牟其中,幷寫下了一部名爲《牟其中評傳》、數十萬字的作品。

這部作品的開篇寫道:“牟其中先前之所以成功,是改革開放巨潮的推動使然,而不是他真的就具有孫猴子的本領,他忽略的恰恰是常識。而常識往往比理論更重要,更接近真理。”

2009年3月26日,南方周末記者離開武漢的時候,鄭毅看了一下時間,用手指了一下洪山監獄的方向說:“牟其中現在又開始大爬樓梯了。”他接著說:“每層樓梯都有監獄人員對之照看、照料,畢竟,牟其中就快70歲了。”

這一天的下午,武漢突然下起雨來。洪山監獄籠罩在一層薄霧之中。沒有人知道,這時的牟其中,注視著窗外的大雨,他又在思考著什麽。

(應被采訪者要求,文中鄭毅爲化名)

牢中生死錄(南方報系)

http://www.infzm.com/content/26102

【牢頭獄霸之治】牢中生死錄


作者: 口述:鄭言水 采訪:南方周末記者 黃秀麗 發自北京 2009-03-25 23:03:03

■編者按:南方周末的這組系列報道,欲通過還原牢頭獄霸真實的生存土壤,來尋找治理之策。

牢頭獄霸的社會之痛綿延古今中外,尤其在當下的中國,又糾結産生于刑事司法制度中的若干不足。對此,最高檢的官員也坦承“牢頭獄霸長期存在”,幷將在全國範圍內加强打擊。

我們寧願相信,近段時間屢被曝光的看守所死人事件,幷非是因爲看守所的管理變糟了,而是因爲媒體更爲開放了,才使這多年的痼疾得以見于天下,幷刺激輿論從沉痛中尋找制度出路。

看守所死人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除了純暴力打死的,還有兩個原因是,犯人精神極度緊張、營養極度缺乏……我是當兵的出身,身體棒棒的,那麽殘酷的訓練都經受得起,進來却連續7天盜汗,極度虛弱。要是適應不了環境,沒調整好,就走了……

鄭言水,曾在某看守所蹲過3年冤獄,後被無罪釋放。他在看守所從“新收”(黑話,指新進看守所的人)混到了號長(即俗稱的牢頭),幾曆死生。2009年3月下旬,他向南方周末記者作了口述。

號裏,一個叢林法則的小社會

打了一次架,人家就不敢小看我了。在號裏如果是軟蛋,那就有洗不完的衣服,洗不完的碗。
2001年3月9日上午9點多,我被警察帶進了看守所。警察檢查完身體,按規定搜走了我的腰帶、皮帶後,我拎著褲子、光著脚進了“倉”。福州將監舍稱作“倉庫”,嫌疑人出監、入監稱作“進倉”、“出倉”。

大鐵門裏面,房間有二十幾平方米,呆了二十七八個人,大家忙著做燈花、編織、穿珠子,後來我知道這是看守所規定的勞動任務。房間有六七米高,只有一個窗戶,幾乎不見陽光。
我的到來讓大家很興奮。“脫衣服,澆頭。”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說,後來我知道他是號長。屋裏有個天井,我被叫到天井中央“過關”。凉水澆了二三十桶,3月份還很冷,我全身都凍硬了。還有二十多個人圍著我,盯著我看,我脫光了站在那裏,恐懼到了極點……

後來我知道“澆頭”還算好的,我們這裏是幹部號,關著公務員、外籍人員、老人以及一些托人關照過的嫌疑人。看守所裏有兩個幹部號,其他都是大號,關的就是殺人、搶劫等刑事犯罪嫌疑人,新入號的犯人過關的方式就是挨打,類似《水滸傳》裏的“殺威棒”。

澆完頭,號長叫我過去問案情。他聽完了之後說了聲“很麻煩”,就叫我去勞動。穿了一上午珠子,中午一口飯沒吃下去。晚上10點多,大家陸續睡下 了,50厘米高的大通鋪上擠擠挨挨地睡了十幾個人,連一隻脚都插不進去。這時號長發話了,你睡“海山”吧。我就拿了生産用的紙皮鋪到“海山”邊。“海山” 原來是本市最豪華的賓館,在這裏指的是茅坑,故意諷刺的。因爲鋪位有限,有一半的犯人要睡到通道和“海山”邊。人多的時候,連“海山”邊都睡不下,只能在墻上靠著,或者輪流值班,輪流睡覺。

剛開始幾天很害怕,後來慢慢適應了,發現這是個很特殊的社會。號裏有28個人,分爲3個等級,從高到低分別爲“一斤”、“二斤”、“三斤”。“一斤 ”是號長和當頭的幾個人,即“高層”,“二斤”是中層,“三斤”是新來的和地位低下的嫌疑人。號長通常是幹部(指警察)指定的,其他“一斤”、“二斤”和 “三斤”是自動形成的。决定等級高低因素有多種,包括拳頭有多硬,和幹部、號長關係好壞等,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案情,詐騙、强奸等嫌疑人被認爲人品有問題,是混不上“一斤”、“二斤”的。

起初也有人欺負我,有天輪到一個合同詐騙嫌疑人值班分飯菜。菜是煮土豆,他分給我的只有湯。我火起:“你不要狗眼看人低!”他說:“你新來的要怎 樣?”兩三個人就圍過來了,我這邊也有兩三個人,打起來了。幾分鐘之後,幹部來了,用警棍在鐵門上敲,警告我們。號長也過來調解。

打了一次架,人家就不敢小看我了。在“海山”邊睡了半個月,就去睡通道,差不多睡了一年。在號裏如果是軟蛋,那就有洗不完的衣服,洗不完的碗。有一 個房管局的前科長就比較軟蛋,總是受人欺負,這種人是多數。如果你有錢,可以買些東西來孝敬“號長”以及其他“一斤”、“二斤”,這樣日子就好過點。要是既沒錢又沒身份,只能掃地,幫人捶背,洗短褲,非常痛苦。

號長,微小的權力被無限放大

幷不是所有的牢頭(號長)都是獄霸。只有當牢頭太淩厲霸道,警察又不够負責任時,才會變成“獄霸”。

在這個看守所,一個警察要管兩個號,每個號都有二三十人,直接管理是不可能的,都通過號長來遙控。所以,一個號長素質高低,對看守所的秩序起著相當關鍵的作用。比如新來的犯人能否“服水土”,關鍵要靠號長的調教。

做號長意味著有利益上的好處。在外面,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計的資源在這裏被無限放大,成爲人人羡慕的東西。號長,吃東西會多一點,少幹點活,晚上睡覺 位置大一點。看守所裏不許給家人寫信,只能寄明信片,但號長就有每月給家人寫一兩封信的“特權”。這些在外面都是很小的事情,在裏面就不得了。多寫張明信 片有什麽?在裏面都是一根根救命稻草,你想撈都撈不著的。
當號長還有一個好處,每天都“出倉”兩次,向幹部彙報工作。這是了不得的待遇,絕大多數的犯人,無論關幾年,只有進倉、出倉兩次

老號長走了之後,幹部覺得我威信還行,讓我當號長。我就是爲了出去透透風,才同意當號長的。在倉裏呆著只能看三四米遠的地方,眼睛都半瞎了。

我能出去,還能打聽一些外面的信息,嫌疑人與世隔絕,我回來講給他們聽,人家都很羡慕。
號長也掌握著資源分配的權力。比如睡覺,每天晚上,睡床上和海山,天差地別。晚上值班分成早、中、晚三班,中班正好是半夜,是最難受的,怎麽排班,也是號長一句話;飯菜很差,一菜一湯,青菜都煮黃了,可是能否吃到一口菜,也得號長說了算。

號長可以决定你能否給家裏郵寄明信片。幹部把明信片分給號長,要是號長給使點小動作,就會根本寄不出去。點點滴滴的權力,外人看起來很可笑,但對嫌疑人來說就很重要。

號長和幹部的關係很微妙。幹部利用號長來管犯人,需要給號長一些好處。如果幹部向犯人索取一些利益,或者犯人要跟家裏人取得聯繫,都得號長“牽綫搭橋”。號長跟幹部合夥搞這些事是違法的,我在這裏呆了3年,有好幾個警察進去了。

到了後期,我們吃上了“幹部菜”,這是幹部給我們做的大好事。一個月交800到1000塊,中午和晚上能吃上5塊錢那種盒飯。號裏有三分之一的人吃,其他的人眼巴巴地看著我們吃,吃剩下的他們就分了。

幷不是所有的牢頭(號長)都是獄霸。牢頭要維護監管秩序,也要有正義感和同情心。有的號長在外面撈,在裏面也撈,太淩厲霸道,如果警察又不够負責任時,號長就會變成“獄霸”。不過號長要是民憤太大,警察也怕出事,會把你換掉。

爲什麽會莫名其妙地死人

看守所死人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裏生存環境太惡劣了。除了純暴力打死的,還有兩個原因,犯人精神極度緊張、營養極度缺乏。

我只當了一年的號長,就堅决不再當了。二十多人呆在一個房間裏,吃喝拉撒都在一起,哪能不打架?如果號長威懾力不够,就管不住犯人。通常幹部會派幾個比較凶悍的犯人給號長撑腰。遇到事了,是打還是不打?很爲難。

號裏有一個“小山東”,身高一米八二,二十七八歲,以前是當保安的,很壯。他在大號裏被人把脾臟打壞了。脾臟摘除後,瘦了好幾十斤,每天弓著腰,飯量一點點。他給我們看傷疤,有十幾厘米長。他要是再放在大號裏,就被人打死了。幹部號這種事比較少,就是衝突起來强度也比較低。幹部才把他調過來。大號很恐怖,打架的,鬥毆的,强奸的,搶劫的,都有。

白天幹部盯著監控屏幕,號裏發生异常立刻就趕過來;晚上就是犯人自己管犯人。晚上出了事情,比如打架要把人打死了,或者有人病得很重,號長就帶領大家拍床板“喊號”,幹部就會跑過來處理。“喊號”天天都有的,經常聽見隔壁發生騷亂的聲音。

號裏莫名其妙地死人很常見。每隔一段時間,看守所的醫生就來發維生素B、D呀,我們問怎麽回事呀?醫生說又死了個人,解剖了都不知道什麽原因,可能號裏營養不好,趕緊給大家補充些營養,以防萬一。

看守所裏兩三年都吃不到一口青菜。這裏關了很多處級、廳局級的人物,大家經常談拌空心菜,都會流口水。我在這裏呆了半年頭髮就白了,一方面是因爲愁案子,另一方面營養太差。

看守所死人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裏生存環境太惡劣了。除了純暴力打死的,還有兩個原因,犯人精神極度緊張、營養極度缺乏。比如說剛進來的嫌疑人生命是最脆弱的。經過審訊的高壓,嫌疑人身心俱疲,沒吃沒喝,精神高度緊張,不堪一擊,在外面可能20拳都打不死,進來一個指頭就戳死了。我是當兵的出身,身體棒棒的,那麽殘酷的訓練都經受得起,進來却連續7天盜汗,極度虛弱。要是適應不了環境,沒調整好,就走了。

我們這裏從不放風,一個個皮膚雪白雪白的。曬太陽怎麽曬?冬天的上午,有一縷陽光從窗戶射進來,總共也就十幾分鐘,大家就輪流曬一會兒。這是最讓我刻骨銘心的。

幹部是不會進號的,除非搜查違禁品。那時候武警手持衝鋒槍沖進號裏,大家抱頭蹲在墻角,要是哪個人抬起頭,橡皮棍就敲過來了,那真是奇耻大辱。我們這些人還不是犯人,是嫌疑人哪。

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

我們最羡慕的是一個外籍華人。他是個詐騙嫌疑人。每個月,該國領事館駐廣州的領事都會飛過來看他,我們感到他們把人看得最重。“坐牢”3年,我腦海裏經常會浮現《水滸傳》描寫獄卒的細節,一千年過去了,獄卒除了衣服穿得不一樣,有多少本質區別呢。

在號裏所有的信息外面的人都不會知道。按照規定,嫌疑人不可以會見家人,就是律師,我也是三個多月後第一次見。出來之後我才知道,這都是律師申請了好多次看守所才同意的。一年大約只能見一兩次,每次都高興得不得了。會面大約有半個小時,除了案子,沒法談別的。警察在旁邊,提到別的就會打斷。再說,這些東西跟律師講了有什麽用呢?

我們最羡慕的是一個外籍華人。他是個詐騙犯,關了兩年。詐騙罪是最讓號裏人瞧不起的,但他屬于“一斤”、“二斤”的人物,連警察都畏懼他三分。因爲,每個月,該國領事館駐廣州的領事都會飛過來看他,雷打不動,他每次都很驕傲地出去。我們問他,每個月都看你,哪有那麽多話說?他說不過就是問是不是挨打之類的,就是一句話不說,人家也來看,這是規矩。這個形式代表了很多很多內容。我們感到他們把人看得最重。

(應當事人要求,鄭言水爲化名)

外在威脅(梁文道)

轉自 文道新浪博客,原文已被刪除

外在威脅

梁文道

俄羅斯總統普京指揮的「統一俄羅斯」黨剛剛贏得了杜馬大選,而且贏得相當輕鬆。雖然「統一俄羅斯」的候選人拒絕參加電視辯論,但還是有些俄羅斯人居然在事後調查裏表示「統一俄羅斯」的表現較佳!明明沒有上電視辯論,卻讓人覺得他們上過,還要贏了辯論,可見普京和「統一俄羅斯」的魅力實在已經到了一個能夠製造幻覺的地步了。正因如此,外界才更是不解為何普京在競選過程要那麼賣力,四處張揚外國威脅論(所謂「外國」其實也就是美國),把對手一一打成外國野心勢力的傀儡。一般認為,這是為了把他的聲勢抬得更高,使他在明年卸任總統之後不管是做總理還是一個普通的議員,都能挾龐大民望繼續實際地控制政局。

為了一個特定的政治目的,為了滿足個人的野心,不惜打造一個外敵出來,以此向內凝聚自己的支持者,這本是政客常用的手段。但它的前提必須是民眾要有相應的心理,對世界也得有能夠配合的看法,覺得自己的社群自己的國家處在外敵環伺的狀態,感到無時無刻不是最危險的時候。只有如此,當權者才能輕易召喚起大眾的危機感,將政局導向非常的狀態。而我們知道,在最不正常的緊急狀態下(例如頒佈戒嚴令的時候),出於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目的,任何有礙於此等目的之實現的行動都是可以被禁止的。為了安全,人民不可以集會;為了安全,傳媒必須受限;為了安全,意見不能自由表達。換句話說,在國家安全面前,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等基本人權和其他價值都是可以先放到一邊去的。由於這等非正常狀態把國家安全的定義和維護它的方法都交到了當權者手中,所以一個有心鞏固權力的人自然喜歡散佈緊張的情緒,提醒大家外部威脅的存在,就像家長強調暗夜街道的危險,好叫孩子不要太心野。當恐懼成為普遍的情緒,當外敵的存在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利於當權者的緊急狀態就很容易出現了。

恐懼往往來自無知,所以那種外在的威脅是不能說破不可細究的,必須讓它保持在一個模糊的狀態。外在的威脅愈是難以捉摸,它就愈是難以防範,它愈是難以防範,我們就要更依賴那些好像能夠辨認它捕捉它的人了。同時,外在威脅如此含糊,它的詮釋空間自然不小,於是誰掌握到詮釋它的權力,誰就可以指揮大家應該警惕什麼,我們又應該往那個方向走了。我們不用追問俄羅斯人為什麼會害怕,他們為什麼那麼相信普京提供的外在威脅論,因此我們應該先檢查一下自己。

在皇后碼頭存廢之爭的後期,曾經有一位評論專欄作者提出警告:美國正是透過一些非政府組織,以環保和保育議題的包裝,介入他國的內部事務,製造政治事端。這位元作者一沒有指明那些組織是哪些組織,二沒有說明他們產生政治事端的機制流程,最後更沒有告訴大家保育皇后碼頭的呼聲背後到底有沒有他所說的這些外國勢力。他只是想含混地散佈一種氣氛,讓大家感到即便是保存皇后碼頭如此本土的小事也離不開可怕的外國勢力。似乎只要染上了外國勢力,想要保留皇后碼頭的任何主張都會變得十分可疑。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兩點:一、除了當權者,其他人也會採用外在威脅論的論述,因為它似乎是種有效的辯論方式。二、它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內外的分別,安全與不穩的對比實在太重要了,只要這個基本點一樹立,任何正常的推理論據都可棄之不顧。所以你用不著說皇后碼頭有多重要,多有意義,我也用不著跟你爭辯每一條論據,我只要影射你背後可能還有外在勢力就夠了。「別有用心」這四個字的妙處就在於我們可以從猜測一個人的動機去全盤否定他實際說出來的話,既省事又方便。

可是,難道外國勢力就只是一種出於野心或者政治企圖的陰謀虛構嗎?再具體點說吧,難道今天的美國就真的沒有透過種種手段去干涉和影響我們的政局嗎?當然不,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等左翼學者的讀者一定知道美國總是善於利用媒體,智囊機構和各式偽裝成私人企業或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去達成它的目的。冷戰以後,更有不少新土出的文獻和研究證明既使是美國現代藝術的崛起,也離不開中央情報局的推波助瀾,因為他們想要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域戰勝共黨國家,標榜「自由世界」的優秀(見Frances Stonor Sauders)所著的Who Paid The Piper?及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然而,我還是要指出理性的懷疑精神與批判態度,還是和陰謀論式的外在威脅論不同的。前者的懷疑是要有理性去支撐有證據去證明的,而後者則不需要理由也不用提出證據。喬姆斯基和Frances Stonor Sauders等人的美國威脅論要靠大量的資料和整全的理論架構去建築起來,因此也是可以被證偽的,你能夠舉出相反的例證與推理去駁斥它(事實上,這麼做的人也不少)。但是陰謀版的外國威脅論卻是不能證偽的,它給出的只是一堆有待細考的蛛絲馬跡,和一連串的暗示。陰謀版的外國威脅論甚至不是一種論證方式,它只是一種氣氛,它的效果不是來自論據,而是來自一種情緒的感染。它以建立在無知上的恐慌取消了一切推理和證據的必要。

張季鸞如何駁斥希特勒?(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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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故事:張季鸞如何駁斥希特勒?

傅國涌

上世紀三十年代算得上是中德關係的黃金時代,大批德國專家、軍人受雇于當時的南京政府及軍隊,中國大量從德國進口機器、武器,不僅官方關係密切,民間的友誼往來也很多。當時正逢希特勒在德國政壇上崛起,幷掌握政權,法西斯主義一度令國民黨內許多人乃至一些知識精英迷醉和嚮往。直到1937年12月日軍兵臨南京城下,德國大使還在出面調停。中德關係真正出現大轉折是在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向全世界做的那次著名廣播演說之後。這次演講一直持續了3個多小時,其中大部分內容都是關于德國內政的,外交方面對中德關係雖隻字未談,但對中國人而言,有很致命的內容,因爲其中傷及了中國的主權與尊嚴,一是他在演說中攻擊國聯,說國聯成了幾個强國的工具,德國反對國聯,現在已决定就要承認“滿洲國”。二是他認爲亞洲的危機就是共産黨,在痛駡了一番蘇聯之後,他稱許日本是安定東亞的力量。對于日本全面侵略中國,在中國燒殺搶掠,造成南京大屠殺等驚人事件,他完全忽略不計,同時,毫不顧惜中德之間長期建立起來的關係,公開向全世界表明支持日本侵華的立場。

第二天,“報人中的報人”、主持漢口《大公報》筆政的張季鸞就在報上發表了第一篇評論《中德關係大變化》,他在譴責了希特勒的講話是自食五年前“不承認”的約言,是“獎勵罪惡”之後,理性地指出,這只能代表國社黨,不能代表一般德國人,“我們深知多年來有不少的德國文化界、軍事界的名流同情中國,贊助中國,也認識中國。幷有不少的工商業家願助中國發展實業。而在中國各公私機關服務的德國客卿,都是非常勤勞、非常努力。……德國國防軍幹部多年同情中國,對于中國國軍的建設,與以精神的援助。這些情形,是中國國民一般感念的。”沒過幾個月,希特勒政府就正式召回在華的德國顧問團,理由是要嚴守中立,當然,在承認“滿洲國”之後還說什麽“中立”,自然不能自圓其說。這個顧問團在華已有近 10年歷史,最多時有60多人,當時還有30多人,幾任總顧問塞克特大將、法根豪森大將都是享有國際聲望的軍事家,其他顧問大多也是學有專長的退伍軍官,他們都同情中國的處境,抗日戰爭爆發後依然願意做中國患難中的朋友,奉召回國實出于無奈。

張季鸞對希特勒的駁斥主要是1938年2月24日發表的《“文化”及“人道”》這篇社評, “餘始終認爲日本是做‘文化’及‘人道’保障的一個力量。”這是希特勒演講中贊美日本的一句話,他爲此詰問希特勒,在德語中“文化”和“人道”到底是什麽意思?在華的德國人很多,還有使領館、新聞記者,身爲德國元首,希特勒一定知道日本在中國的所作所爲,包括殺害大量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任意地殺戮平民,奸淫中國婦女,幷以殘忍的手段殺死,乃至割乳毀陰、暴尸市上,這種暴行不是個別的、偶然的,在各個廣大的占領區域內都是如此。難道這就是德國元首所贊美的 “文化”和“人道”嗎?這是一種什麽樣的“保障”?他接著指斥:

“我們願正告希特勒先生:老實說,承認僞國,中國人還不怒。因爲揭穿了講,國際上只是論利害,你們勾結日本,是你們的事,收回失土,是我們的事。……我們的領土主權畢竟在自己守不守,不在別人認不認。所以承認僞國這件事,中國人失望則有之,憤怒則不必。其所不能不憤慨,同時不能不好笑者,就是這恭維日本的一套說詞。德元首的權力雖大,但斷不能以一手遮盡天下人耳目,不能把世界人類共同觀念中的‘人道’、‘文化’這樣逆解。”

季鸞先生見識高遠,能見常人不能見,足以成爲新聞從業者永遠的範式。在民族危亡續絕的關頭,他耿耿在念的竟是這些普世公認的“人道”、“文化”價值不容褻瀆,所以,他要堂堂正正地忠告權傾一時、不可一世的希特勒,要想幫助日本儘管去援助好了,却不必套上“人道”、“文化”的美名。

生物尚求多樣,況乎文化(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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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尚求多樣,況乎文化

梁文道

說起民族文化,原來還有人相信粗糙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以為各個民族間的關係也一定是彼此競爭優勝劣汰。再加上史達林式的民族消亡論的影響,於是就有人主張漢人的“中華文化”硬是了得,其他各族不得不服,早早漢化方為上策。

這讓我想起幾年前拜讀人類學者蔡華教授《一個無父無夫的社會》時的震撼經驗。雖然納西摩梭人的故事早已名聞遐邇,“走婚”的傳說也令許多人浮想聯翩,但卻是這部著作令我第一次發現摩梭人社會結構之獨特,沒想到就在中國,我們終於找到了可以改寫整個人類學的無婚姻社會的存在證據,它讓我發現,自己習以為常的社會生活,原來沒有我所想的那麼自然那麼標準。

假如我有一個孩子,我一定也要讓他知道摩梭人的故事。讓他曉得,我們習慣的正常其實不是惟一。如果孩子稍微懂事了,開始和我一起聽我心愛的爵士樂唱片,我一定要告訴他,我當年第一次見識到新疆“木卡姆”的感受。那是上個世紀80年代的事了,我還在讀中學,香港大會堂有幾場“十二木卡姆”的演出。音樂會結束之際,那幾位樂手突然來了一大段即興演出,在場的資深樂迷一下子全熱起來了。孩子,你或許不知道,中國也有這麼一種音樂,它的即興火花完全不下於歷史上第一流的爵士大師。

孩子或許會開始翻我的書,覺得幾本禪宗漫畫入門真有意思,裏頭的公案怎麼會如此古怪。然後,我會告訴他一則伊斯蘭蘇非派的聖哲傳說。有一天,老師正在閉門靜修,一個冒失的弟子跑去敲門。老師問:“是誰?”小徒弟想也不想便答:“是我呀,師父。”於是老師把他打發走了。隔了一陣子,徒弟略有所悟,又去敲門。老師就問:“是誰?”這回小徒弟福至心靈地答道:“是你。”老師很高興,然後告訴門外的弟子:“進來吧,因為這間房子容不下兩個我。”怎麼樣?孩子,想不到伊斯蘭也有這麼“禪”的東西吧?你知道蘇非派曾經在新疆顯赫一時嗎?

如果孩子長大了,居然和我一樣迷上了哲學,他或許也會和我年輕的時候一樣,嫌中國哲學不夠理論化,邏輯的成分不足。這時,我將向他介紹藏傳佛教格魯派開宗祖師宗喀巴的著作,讓他瞭解藏傳金剛乘的知識論是何等地複雜何等地嚴密,然後他將明白為什麼西方學者會把宗喀巴稱作“東方的康得”。

當然,身為漢人,我也會把握機會教他一點儒家的道理,雖然我可不敢要他走我幼時走過的路,天天吃力地背誦四書。但是,我一定會盡力告訴他什麼叫做“和而不同”。陸象山說得好,“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而焦循解釋“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時把“攻”訓為治學的“治”,也就是要告訴我們面對異端的說法時不要執一,於是衝突之害自然就能避免了。

假如你問:“什麼是中國?”孩子,這就是中國了。你我何其幸運,生在這樣的一個國度,同時擁有儒家、道家、伊斯蘭和藏傳佛教等深厚的傳統可以學習,有幾十個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可以繼承,有大陸的本土左翼思想脈絡,有香港的英式法治文化,有臺灣的民主實驗……這一切一切都是中國。想像一下,它們的交流衝撞,會爆發出何等巨大的能量呢?我們為什麼熱愛中國?那是因為它的多元是如此地美麗。

臥底(章詒和)

臥底

章詒和 2009-04-01 16:18:57 來源:南方周末

誰能相信,自父親戴上右派帽子以後,我家裏就有了個臥底。他就是翻譯家、出版家馮亦代,人稱“好人馮二哥”。

我覺得自己經歷了許多事,心已變硬,情也冷去。不想“臥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將我擊倒在地。一連數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文史專家、學者朱正先生 告訴我:情况確鑿,證據就是馮亦代在生前以極大勇氣出版的《悔餘日錄》(河南人民,2000;下引本書只注日期和頁碼)。讀後,全身癱軟,一張報紙都舉它不起。因爲他的這個“角色”,與章家兩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誼以及那笑臉後面的一片慈祥,在我是無論如何也聯繫不上。可證據就擺在那裏 ,你不信也得信,你無法接受也要接受。難道傷天害理之灾,裂骨錐心之痛,就是我的命運?

1958:進了章家大門

馮亦代是母親(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與父親幷無往來。反右剛結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學習會上,母親見他一個人呆在旮旯兒,無人理睬,很可憐。散會後,二人一前一後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親快步靠近他,問:“亦代,你好嗎?”

馮亦代說:“李大姐,我能好到哪里去呢?”

母親又問:“安娜呢?”

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

那落寞的神情,讓母親很同情,分手時對他說:“亦代,有空來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鈞)歡迎你。”

回到家中,母親把馮亦代的情况告訴了父親。父親說:“好呀,請他來呀。”

他很快便來了,不僅章伯鈞歡迎他,全家都歡迎他。他一來,父親和他談天說地,母親給他遞上烟茶。馮亦代非常感動。他能從上午坐到下午,或從下午坐到 晚上,比自己的家還舒服。他頭一次來,父母就留飯。說是多一個人無非多一雙筷子。其實,馮亦代來,餐桌都要添一兩個菜。知道他是浙江人,清蒸魚、火腿湯是常有的。再說了,我家的厨子手藝是有名的。喝上兩杯陳年黃酒,臉,紅紅的;心,暖暖的。馮亦代進入了酒飽微醺的境界。

告辭的時候,他雖不能像羅隆基那樣,坐著父親的小轎車回家。但是,一到晚間,父親都會叫我:“小愚,你送馮伯伯到公共汽車站。”

他住西四前紗絡胡同,我家住地安門,有13路可搭乘往來。月色下,細雨中,寒風裏,總是我挽著他。我們走得很慢,送一程,說一路,說海明威,談麒麟童,聊張大千。與一個如父如兄的人融洽親密,馮亦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

馮亦代成了章家常客。一天,他來了,比約定的時間早些。父親還在南書房收拾舊書,母親在客廳接待他。二人坐定,馮亦代看著茶杯裏的一片片淡綠淡黃。叫了聲:“李大姐……”遂哽咽起來。

母親關切道:“亦代,發生了什麽事嗎?”

“我沒有事。”馮亦代起身,站到母親的面前,俯身一把抓住她的手:“李大姐,你待我真好。”說著,熱泪從面頰滾落。

他走後,母親把這個場景講了出來。父親聽了,對我說:“小愚,知道了吧,這就叫人情冷暖,世態炎凉。”

父母也需要馮亦代,誰也不能獨居海上孤島。

到了夏季,常在庭院乘凉、閑談,微風送來幽幽花香,茶几上擺著茶點、汽水。我不是挨著“馮伯伯”坐,就是端個小板凳靠著父親。章伯鈞談興上來,海闊天空,評時政,講舊事,滔滔不絕。自1957年夏季,一座無形高墻,把章伯鈞、羅隆基阻隔在紅塵之外。人被剪去翅膀,但心可以飛翔。孤獨的他,太想說點什麽了,哪怕只有一個朋友。

買到鰣魚,母親會叫他;螃蟹肥了,約他來吃;家裏的柿子熟了,送他一大筐;康同璧家自製的蘿蔔糕,章家給他留著。不久,三年大饑荒來了。父母照樣留飯。高價肉,高級點心,我們吃,他也吃。時間長了,馮亦代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一次吃午飯,大家到了東飯廳,面對香噴噴的滿桌飯菜,他高聲道:“你們家的糧票,都叫我吃光了。”說這話的時候,用手指著鼻子,滿臉通紅。

父親拍著他肩膀,說:“坐,坐,有飯大家吃。吃到無飯爲止。”

他在我家流的眼泪是真的嗎?人心,究竟是怎樣的構造?

父親成右派之後,受降職降薪處分。但家裏依舊保留了許多的服務和警衛人員。馮亦代登門,是要在傳達室登記的。來的鐘點,走的時刻,所在單位等項內容,一一記錄在案,然後報告上去。要不然,聶紺弩怎麽不去拜訪詩好、字好、學問也好的陳銘樞呢?陳銘樞最欣賞聶紺弩,說聶的許多高論可入《世說新語》,可就是因爲進門要填會客單,懂得情報的聶紺弩便沒有登門。1965年陳銘樞病逝,聶紺弩去了。

會客單的作用,大了!沒過多久,上面就對常去章家的馮亦代,有了“興趣”和“關注”。1958年7月20日,某部派出一個叫彭奇的人與馮聯絡(前後共有彭、劉、張、王等四人與之聯絡——筆者注)。會見前,馮亦代特意先去有名的“仙宮”理髮店理髮,又帶去右派分子的交代材料和悔改計劃。談話從從十點半至十一點四十,地點在彭的家裏。當天,馮亦代在日記裏寫道:“和他的談話是愉快的,他勉勵我必須使自己的心情舒暢,而達到這一點便必須信任黨,向前看。他 說想過去某一些不愉快的事,這樣只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入牛角尖去。相信黨,把自己從右派這個圈子跳出來,踏實地工作,不要表現自己,不要因群衆的一些意見而 煩惱,而只要脚踏實地地工作學習和改造。他說我過去的毛病就在于不踏實,表現自己的‘左’、進步,而不是有切切實實的收穫的。他的話切中了我的毛病。事實 上他上次對我說的要我跳出右派的圈子,使自己踏實,我在想了之後,而且照他的話去做,不考慮同志們對我的觀感,特別是他們是否看到我在改造和有否進步這一 點之後,我已感到和同志們的關係自然得多了,也比較有些自信(當然不是自高自大的自信)。”[1958.7.20.pp41—42]

這段文字至少明確了以下幾點:一、某部交代的工作性質極其特殊,屬于秘密聯繫,垂直領導。要知道,經過反右運動,民盟中央實權已轉移到交叉成員(即中共、民盟雙重身份)胡愈之、周新民、李文宜等人手裏。馮的工作跳過了這些民盟中央頂級交叉成員,直屬某部領導。二、馮必須信任黨。三、馮必須心情舒暢, 從右派圈子裏跳出。四、馮不要表現自己。五、馮不考慮同志們對自己的觀感。政治好比游戲,有玩游戲的,有給游戲制定規矩的。玩得好,有實惠。玩到最後,你不玩都不行了,因爲制定者就站在你的身後。馮是願意玩游戲的,而彭奇的每一句,都是給馮定下的游戲規則。乍看,挺奇怪的:怎麽“心情舒暢”也成了一條規矩,細想,却很有道理。你和章伯鈞聊天,總不能一臉死板,談吐乾癟吧?人得輕鬆,輕鬆狀態下才能在“隨意”或“無意”中,把章引入預先設立的話題,套出所需內容來。“不考慮同志們對自己的觀感”,也是一條,當然啦,總往大右派家裏跑,民盟中央和左派人士一定有反應和反感,這就要頂住,就要不考慮別人“對自己的觀感”。

馮亦代毫不遲疑地接受了,第三天便嘗試進入了角色:“彭奇同志說錯誤是犯了,現在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以後便可以小心不再犯。只要不再斤斤計較個人, 看到整個集體的前途,個人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晚上盟裏有吳晗同志的時事報告,去聽了,心裏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之感,對于自己的信心,增加了力量。跳出右派的圈子,抬起頭向前走,努力工作努力改造自己。”[1958.7.22.p44]請不要誤會,這裏寫的“心裏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之感”,决非指吳晗報告的心得,而是在聽報告的場合裏,他探得某個或某幾個民主人士的“動態”。馮亦代是一旦有收穫,就惦記著彙報:“昨晚今晨都打了電話給彭奇同志,沒有在,中午他來了電話,我又去洗澡了,一直到晚上他來了電話,心才安下來。昨晚的會有了個好開端,因此必須把情况和他談一下。 ”[1958.7.23.p44]

隔三差五,馮亦代就向他的上綫彙報。這是積極,但也不都是積極。自年輕時期參加青紅幫,參加國民黨,參加民盟,馮亦代的個人生活也是曲曲折折。但就眼下承擔的這份工作來看,則是以往任何一個時期所沒有的。此刻,他像孤獨的旅行者,意外地被領入了沙漠,沒有同伴,沒有路標。極目遠望,惟有一輪紅日,高懸于空。如果,他不想倒下,那就只有獨自行走。况且他也力圖通過這條路,找到政治出口,以轉變命運。幸而,他後面有一個能擺布他、驅動他的强有力的存在。 日記中,馮亦代爲啥要隨時隨地鞭策自己,檢討自己,鼓勵自己?我想,他是要借此消除或壓制來自心底的膽怯、猶豫和動搖。這是文人的特性。其內心深處,恐怕是對政治鬥爭的恐懼。上面自能揣度馮“惶惶不可終日”的心理,及時對症下藥。比如,推薦他看根據柯羅連科所作改編的電影《漫長的 路》[1958.8.15.p60];比如,把馮請到彭家,做一次愉快的談話,讓馮“把自己所想的完全傾吐出來,而他(彭)也及時地幫助我,給我指示,我覺得我的思想開了竅”[1958.8.13.p59]。讓馮亦代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自己“神經衰弱比較厲害,什麽事情都神經質得很”的時候,某部張副部長 借著做報告的空隙,接見了他。“他對我的態度,使我很興奮!”[1958.8.20.p64]

1958年國慶節頭一天,他參加單位工會組織的聚餐,大概備受冷落,鬱悶而歸。深受刺激的馮亦代决定打翻身仗,决心用行動爭取摘帽子了:“我有信心 一定要爭取摘帽子,但究竟要到什麽時候呢?這就使我處于一種焦慮的心情中,彭奇同志這幾天沒有空,我多麽想和他談談!”[1958.9.30.p92]既然被使用,就有所指望。彭與馮亦代進行有針對性的談話。談話中彭沒有回答摘帽子的問題,而是指出他的“思想中還沒有政治挂帥,還沒有真正一切跟著黨的指示 走,還沒有做黨的馴服工具……其次他談到目前的趨勢是一切打破常規進行,所以不能把自己束縛在常規裏面不能符合當前政治運動的要求”。“我沒有做到一個黨的馴服工具應做的事。這一晚和他談到十一點鐘,從他家出來,我心裏又溫暖又愉快,因爲他給我指出的道路,正是我沒有想到的……今天的事情很好,又給我剝了一層皮,是醜惡的,但我有信心改!”[1958.11.13.p121—121]

爲了不再埋沒蓬蒿,陷落泥淖,馮亦代咬牙也得幹下去了。

社會主義學院·費孝通

畢竟馮亦代不是大右派,要想搜集到大右派和大知識分子的動態,就需要爲他鋪設臺階。反右之後,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專門辦了一期“右派班”。學員個個大名鼎鼎: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費孝通、錢端升、錢偉長、儲安平、龍雲、陳銘樞、黃紹竑、譚惕吾、陳銘德、鄧季惺、林漢達等。派馮亦代到這個班裏來, 不就一下子够得著所有對象了嗎?聽到這個消息,馮寫道:“一方面由衷地對黨懷著感謝,因爲給予我這樣一個可以加速改造的機會,一方面又覺得工作的責任很重,怕自己完不成黨交給我的任務。夜裏久久不能睡去,但心裏有個信念,党既然信任我,交給我這個工作,我無論如何要不惜犧牲一切來完成這個任務。……彭奇同志給我打電話也說有什麽意見,我說沒有,的確沒有,因爲這正是我報答黨、爲黨工作的大好機會。”[1958.11.29.p130]

與彭見面後,他又說:“我心裏十分愉快,感到黨給我的信任培養,這次再不努力工作,我真太不像個人了,我一定要盡我的力量,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工作是艱巨而且陌生的,但想到黨會指導我怎樣去做,我便安心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感到十分興奮。不要緊張,工作時一定得鎮定,這是個艱巨的鬥爭,需要細心與機智,這是我最缺乏的……記住記住!”[1958.12.1.pp131—132]這期學員,真是各色人等,一應俱全。胡聊瞎扯,閑談熱議,成了馮亦代們(肯定不止他一人) 施展手段的好時機。戴罪立功,正逢其時。馮亦代刺探的第一個對象是費孝通。這也是上面的鋪排,把他和費孝通、潘光旦等人編排在一組。假如,馮不是章伯鈞家的座上客,恐怕就會有另一種分組方法了。

工作迅速展開。人之所以爲人,就在于有個極其複雜的內心世界。馮亦代在一番積極主動之後,接著就有掙扎:“這幾天睡得很壞,一睡就是不斷地做夢…… 趁看病之便,回編輯部去了一次,但心裏覺得不好受——好像那種負罪的感覺又回來了。”[1958.12.23.p147]用別人的血,去洗自己的罪,去洗權力者的手,能不痛苦嗎?馮亦代是痛苦的,但痛苦之後,他又上路了:

1958年12月12日:下午去西苑人民公社勞動……後來和費孝通合成一組,因爲他有繩子,而我找到了扁擔……[p140]

1958年12月13日:回家之後就打電話給老彭,約定明天見面談談。[p141]

1958年12月22日:上午還是和費(孝通——筆者注)潘(光旦——筆者注)合作讀文件……晚上打了電話給老彭,他不在,由老張接的,我請他給我個回電。我想和他談談。[p146]

1958年12月25日:今天沒有大組會,還是自由結合的閱讀文件,我和費、潘、李(景漢——筆者注)三人把《關于人民公社的若干問題》念完了,一共歸幷爲十個問題,向大組提出。……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由老張同志約定明天晚上去談談。[p149]

1958年12月26日:晚上去見了老彭,談了一個小時,把今後該做的談了,幷知道學院在一月底放假……關心我的健康和家庭情况,心裏很感動。[pp149—150]

1958年12月27日:下午去費、潘家裏,談了快兩個鐘點。[p150]

1958年12月29日:上午學院中打掃寢室,我除了把休息室搞乾淨外,還幫著費、潘去做了一工,因爲潘是一條腿,而費則受了凉,氣喘又開始了。回家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把情况和老張同志談了。[pp151—152]

1959年1月19日:下午自由小組對筆記,我和費、潘、浦、李在一塊,沒有對完就下課了。回家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以後他來了電話,就在八點半去看他,談了些情况。[p164]

1959年1月20日:下午在家寫材料,四點半前送出。[p165]

1959年1月23日:今天是自己準備辯論的題目,我和費、潘、李三人合成一個小組。從討論和爭論中……晚上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p167]

1959年1月31日:休息後,給費作錯誤認識提意見……晚上安娜回來了,把我的工作的情况大致告訴她。她說“這是黨給你的又一次考驗,你必須小心工作,不要再蹈以前飄飄然的覆轍”。[p170]

1959年2月2日:下午則給孝通和張紀域所寫錯誤認識提意見。晚上寫一信給彭,送到他家裏。[p171]

1960年8月5日:孝通和光旦都不住在城裏,所以均未達到目的。[p257]

費孝通的性格是友善後面含傲氣,平實裏頭有嚴謹。他對晚輩後生是熱情的,也是愛護的。但對同輩,如果你不是學者、教授,則有所選擇,很可能會客客氣氣地冷淡而去。要成爲知己,就更爲不易了。對像章伯鈞這樣的從政者,他是不大看得起的。父親藏書很多,版本也好。但在費孝通眼裏,章伯鈞不過是“玩書”。 言外之意,章不讀書。我在報紙上看了他關于“玩書”的談話,一點也不生氣。學者理所當然地讀書萬卷。章伯鈞乃“馬路政客”(反右批判語),理所當然地不學無術。那麽馮亦代呢?非學非仕,搞西方文學,沒去過西方;搞翻譯工作,沒有過像樣的作品。就憑這麽個低起點,要獲得頂級學者費孝通的認可,還要能够跨進費家門,比接近一向慷慨大度的章伯鈞,不知要難上多少倍。用心機,細思量,登門時“帶了幾條鹽魚去,做去訪之由頭也”[p168]。聚餐後,“去王府井大街,陪孝通買藥……”[p182]藥買不到,第二天自掏腰包“到八面槽給孝通去買藥……”[p183]又 “去國際友人服務處買了兩罐果子醬給孝通送去”[p204],還“送《十八家詩鈔》”[p221]。費孝通的親人病逝,他到“嘉興寺殯儀館,替孝通去打聽 一下骨灰盒的事情”[p209]。費孝通夫人腿脚有了毛病,他“去北綫閣中醫研究院給費太太打聽風濕性關節炎門診事,又到協和醫院去問了一下 ”[p211]。他能“把他(孝通)托洗的衣服拿去(洗)了”[p326]。除此以外,馮亦代還給費孝通搞些文娛活動,如通過老劉“給費(全家)弄電影票 《雪崩》[p251]、《萬水千山》的戲票”。[p257]。

更爲重要的是,馮亦代能判別出費孝通和章伯鈞對個人政治前途的不同態度。費是進取的,章則消極得多,甚至繼續玩他的“一貫兩面派手法”(反右批判語)。針對費孝通的上進要求,馮亦代常給費的發言、檢查、思想彙報正面提出意見。這一手,比幾條鹽魚厲害多了!1959年2月26日下午,政協禮堂開座談會,費孝通發了言,馮聽得極其認真,既挑出某些字的毛病,又誇他“對于如何篡奪党的領導權”一段講得真好。第二天,“張執一部長請了他們幾個搞社會主義的人吃飯,他(費——筆者注)很興奮。”[p187]中國戲曲的劇種有三百多個,成就最高的是昆腔(昆曲之前身),人稱水磨腔,一句十八彎,婉轉迤邐,真是動人。馮亦代下的“水磨工夫”最終打動了費氏夫婦。春暖花開的日子裏,馮亦代受邀“在他家吃了午飯,和費太太一直談到五時才坐車回來。他家院子裏的桃花盛開,丁香都已露青了,一派春色……”[pp204—205]當然,費家庭院的美景是背景,引出費孝通的談話興致才是“關目”。一回到家,他不忘的仍是“送一封信給彭、劉”[p205]。

如此盡心賣力,上面也未必完全滿意。就在送果子醬的那天,馮亦代在費家從上午坐到下午。能坐那麽久,是因爲他接受了特定任務。所謂的特定任務,今天看來就有點可笑。即在國內外發生大事或有了新政策的第一時間,需要搜集民主人士、知名學者的態度、言論和反應,提供上去。請看當時的日記:“在他家吃了午飯,和費太太一直談到五時才坐車回來。……送了一封信給彭、劉。晚上想了想最近這一段時間的工作,覺得缺點很多,特別重要的是政治上不够敏感,如這次的阿伊問題,等老劉提出了,才認識到工作中根本沒有想到這點,其次則是談話的辦法不多,不能得到對方確切的意見,這兩方面都是需要急起直追,加以改進的,晚上把這些意見告訴彭、劉。”[1959.3.24.pp204—205]的確,難爲馮亦代了,父親對中東問題是最關心的。這也是他和羅隆基就國際形勢爭論不休的話題。馮到我家做客,根本無須誘導,章伯鈞會自動打開話匣子,無奈費孝通是學者。

馮亦代都打到費、潘家裏去了,成爲坐探。活兒能白乾嗎?于是上面讓彭奇請他到“森隆晚餐”,飯桌上,詢問到馮亦代的經濟情况。這令馮“十分感動”, 說:“黨對我是仁至義盡,自己如不再好好改造,做好工作,真成忘恩負義之徒了,夜間想了許多對不起黨的地方,心裏很難受,久久不能入睡,到清晨四時就醒 了,以後就再睡不著了。一定要絕對不考慮個人的得失,做好黨交給我的工作,對得起黨。”[p161]繼而,彭又與馮亦代“談了如何幫助馮浩(馮之子)的升學問題和馮陶(馮之女)的入團問題。……這次談話使我很興奮”,“日益體會到黨對我的援救的那種溫暖的關懷。”[pp197—198]老劉知道馮亦代喜歡藝術,多次請他一家人看歌劇《茶花女》[p235]、僮劇《劉三姐》[p257]、越劇《小忽雷》[p275]、蓋叫天的京劇《武松打店》[p328], 再後來,老劉還與馮氏全家觀賞芭蕾舞劇《天鵝湖》[p326]、舞劇《魚美人》[p301],馮亦代特別對兒女講了戲票的來歷,叫他們也跟著感動:“感謝黨給我們的照顧。”[p301]

是溫暖,還是殘酷?總之,馮亦代的生活完全轉變了。回家尋情,出家尋夢。有誰知道他尋的是什麽?

到章伯鈞家臥底

馮亦代輕易走進章家門,上面很滿意。爲了有利于工作,某部搭台架橋,將其調入民盟中央辦盟刊。這樣,就有了更寬的接觸面,也有了更多的表演機會。

馮亦代的特徵是:對所有人都好,善意溢于神態。這大概也是被他的工作性質所决定的。他關注的人大多爲民盟中央成員和文化精英,政界人物有羅隆基、葉篤義、費孝通、潘光旦、錢端升、浦熙修、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儲安平、劉王立明、陶大鏞、李景漢、吳景超、張志和、譚惕吾等。文化界人士有錢鍾書、黃苗子、 吳祖光、丁聰、董樂山。但重點只有一個,那就是章伯鈞。《悔餘日錄》裏,由于彙報父親的文字密度太大,又太顯眼,馮亦代就以“章”、“李”、“章李”、“ 李章”、“立早”、“地安門”等字詞輪換使用。越到後來,“地安門”出現得越多。

章伯鈞不同于費孝通,不煩勞朋友買藥,洗衣,買果子醬,打聽醫院,張羅骨灰盒。由于馮亦代長于編輯業務,章伯鈞又懶于寫思想彙報。所以,父親有幾次請他幫忙代勞。遇到這個情况,馮亦代事先還要請示。“上午和彭通了個電話,十時去章家,給他抄了份‘認識’,到四時才回家。 ”[1959.2.11.p177]章伯鈞不思上進,連羅隆基都不如。他把時間都用來買古籍、藏字畫、玩古董、聽戲、聚餐、聊天。看書,也是看綫裝書或德文書。對此,馮是有記錄的:“十時半到了章家,一直到三點半才離去,看了他的日本畫的收藏,都是複印品,但印刷是十分精緻的。他收藏了一本哥德的《浮士德》,是十九世紀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是腐蝕銅版印的,畫得十分樸素,但刻工十分精細,看了使人愛不釋手。”[1959.3.21.p203]又如,“ 晚去李章處喝蛤蚧酒,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發熱。”[1961.12.24.p343]

的確,到章家臥底,馮亦代用不著帶鹽魚,他要帶的是腦子、記性。因爲呆的時間長,章伯鈞議論多,有時還遇到其他右派分子,馮亦代便覺腦子不够用了。 在1959年2月10日的日記裏,他寫道:“下午去章家,遇到陳銘德,談了一下午才回來,寫了封信給老彭。必須練習自己的記憶力,而且在記憶言語中能够有所分辨,這是做好工作的關鍵。”[p176]“從上午九時半出門,十時到達,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聽他談話,要記住這些話真困難,是前後不連貫,但也有 一根無形的條,那就是不滿意。但不是那麽明顯的。”[1959.3.3.pp190—191]本是朋友串門,章伯鈞說話自然無主題、無中心,東一錘子、西 一榔頭。馮亦代不能當場記錄,事後追記,難免疏漏。

爲提高職業水平,他很注意研讀相關書籍。比如,一次“去東安市場逛書店,買了一本《一個肅反工作者的手記》,回來即一口氣讀完,十分有興趣 ”[1959.4.6.pp211—212],“看了一本好書,是索菲諾夫的《捷爾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對于契卡一段,更須好好研究,從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1961.3.13.p308]他還閱讀了尼基福羅夫的《布爾什維克的地下活動年代》等書籍。人的興趣是惟一可以保持終生的東西。瞿秋白從容就義前,惦記的是家鄉的豆腐,說“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在黑黑的牢房,書寫白白的豆腐。他的靈魂由一個政治人物還原到情感柔軟的書生,讀後不覺泪下。于是,我真的奇怪了:馮亦代——一個搞歐美文學的人,讀這些蹩脚貨,何以總是屢屢地“令人興奮”呢?

“誰知我汗血功?誰憐我千里才?”馮亦代的勞動强度也够大的。比如1960年3月16日這天,大概是公布全國政協委員名單之際。馮亦代馬不停蹄,上午去看王達仁,下午三時看錢端升,原定五時去陳銘德家,後來,在錢家呆得過久,才作罷。但第二天,上午去看陳銘德,下午三時去章家,一直到晚九時半才回 家。第三天,就忙著彙報。再說了,馮亦代的工作也身不由己。每一步,都是上面鋪排好的。比如1960年10月10日,原擬去找章,電話中知道章伯鈞有事,“便得另日去看他,通知了老劉同志”[p275]。又如1961年6月13日:“晚上原擬去地安門,但打電話去,他們有客就不去了,這幾次都不凑巧, 總是碰到他有客在座,所以要談的總談不起來,今天則又有客。工作推不動有些心焦。”[p322]

告密是一個人內心裏陰暗成分的表現,實質上是人性的扭曲。馮亦代的性格是在那個年代的制度性黑暗中,一點一點扭曲的。暗中所爲之事,他不以爲耻,反以爲榮。他真不知耻嗎?不是的,要不然,他自己咋會說:“我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發給一個勛章報上刊登出來是不可能的,這樣不啻是告訴別人自己是個什麽人, 而且以後就不用再想幹這一行了。”[1961.8.19.p335]但是,他的政治觀念在一系列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徹底轉變了。覺得自己真的錯了, 組織是對的。所以,一旦讓他爲組織做事,自會感到無比榮耀。即使告密也光榮,因爲那是“保衛黨的工作”[p258]。這樣,“耻”就轉化爲“榮”了。他說:“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經消除了那種腐朽的感傷的情緒,我覺得在保衛黨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豐富起來。 ”[1960.8.3.p256]他自認爲“是在第一綫作戰”[p288]的“一個保衛工作者”[p258],于是,心中“也就釋然了”[p335]。靈魂裏也沒了耻感。他忠心耿耿,在日記裏把“臥底”工作,叫“家裏”的工作,列在首位。他所熱愛的文學及翻譯工作,則被排到了末尾。但到了某個時刻,他又有些清醒。1961年12月19日,他在劇場見到作家楊沫的丈夫馬建民(時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一見面,馬校長就希望馮亦代能去北師大講講現代英美文學。回到家中,他在日記裏嘆道:“‘半生誤我是虛名’,拿什麽講呢?近十年來簡直什麽也沒有看……這苦味只有自己知道了。”[p342]

人生有信條,思想有取向,行爲有準則。那麽,哪些是最重要的呢?

當告密成爲一種政治榮耀和義務之後,告密者的心裏,就不會有負罪感和歉疚感了。面對頭號大右派章伯鈞,馮亦代生髮出的是蔑視與鄙弃(儘管消受了你的 好烟好酒和饑荒年月的好茶飯)。優越感的來由極其簡單:我受組織的信任,你受我的監視。你是右派,我已不是。這也就是彭奇等人反復叮囑的——思想上要跳出右派圈子。我認爲馮很有可能還會因爲出色的告密,而産生成就感和歸屬感,要知道他是在爲政治權威盡義務。日記裏對同類的鄙視,俯拾即是:

章伯鈞今天來學習了,見了我寒暄一番,說“我沒有領導好,使你們出了偏差”,還是當時副主席的派頭。[1958.12.16.p143]

下午去章家,聽了一下午的廢話,但有一句話,却使我十分注意,那就是他說在思想上必須力爭上游,我不知他指的什麽?……晚上寫了信給彭。[1959.2.18.pp181—182]

晚上去章家,聽他的廢話,到十時半才回家。[1959.4.24.p221]

上午十一時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時才回來,我真討厭他的資産階級面目,但爲了工作,我必須處理得好,同時這也是給我的反面教材,對我改造有好處。立場黨性就是在這種方面得到考驗。[1960.1.26.p233]

晚去地安門,瞎談一氣。[1960.9.2.p263]

我想,馮亦代在日記裏,對父母用辭輕蔑也許還有一個因素。這是他不願意說出來的。那就是章伯鈞對他的譯作評價不高,有過多次批評。

父親看了他的幾篇譯作後,說:“亦代呀,翻譯水平最後還是要看你的母語水平。你的中文要從底子上好好弄一下。”他的臉驀地紅了,什麽都沒說,大概也沒跟老劉說。

母親則認爲他的字寫得太差。說:“亦代,你的字怎麽沒骨頭?”馮亦代隨即說:“李大姐,你來教我寫字吧。”

“我找些碑帖來,你先臨摹一段時間。”母親說罷,沒幾天就把碑帖給他準備好了。

父親借給他的古書,馮亦代是還的。母親借的碑帖,不還。催了多次,他只是笑著說:“我還在練習呢!”二十年以後,母親每提起這件事,都氣呼呼的,心疼得要死。

樹要皮,人要臉。文人要緊的是文字、文章,此乃臉面、體面之所在。父母揭了他的短,雖屬無意,但馮亦代還是很受傷。所以,朱正先生認爲在他的日記裏“對章的敵意是很深的”。怎麽能沒有敵意呢?

父親總是直呼其名地指責人和事,特別是三年大饑荒時期,其批評之尖銳不下于聶紺弩。1957年前,毛澤東就知道章伯鈞在背後駡共産黨。因此,馮的密告材料相比于其他監視章伯鈞的人,數量、質量都是非常高的。太有成績了!大概到了1961年,上面便不叫他做無償勞動了。“晚上和老劉同志談了將近二小 時,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裏給了我一些費用,老劉同志說有什麽個人的花費,也可以用。不過我總覺得能够不用家裏的錢最好。 ”[1961.8.7.p332]某部內部舉辦電影晚會和幹部晚會,破例叫他參加[p324、p353];贈送最熱門的世乒賽票[p312];之後是調整工資,恢復十五級每月124元[p340];老劉多次與他和他的家人吃大同酒家,1961年的新年前夕,劉馮兩家人吃全聚德烤鴨,他“心裏十分感動,喝得醉醺醺的”[p291]。如此看來,他們幾乎成爲同志加戰友了。馮亦代是最早摘掉右派帽子的,因工作的長期性和工作對象的特殊性,一直是保密的。1960 年7月2日,老劉和他商量“摘帽子是否公開的問題”[p254]。他立即表態:“爲了工作,公不公開不是問題。”[p254]

盡了心力之後,馮亦代覺得自己應該申請加入共産黨。他是在1960年1月第一次提出申請。以後多次提出,他在11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活得像個布爾什維克……我想總有一天我會爭取到這份光榮的。”[p281]1961年4月25日,“想再次申請入黨。”[p313]同年6月14日的日記裏,他寫明 “党的四十周年誕辰的時候,我拿什麽獻禮的問題。我想再提一次入黨的申請,把我的餘生無條件地獻給黨,獻給革命。”[p323]不知爲什麽,他的申請始終 未獲批准。

1978:他結束了黑暗

1967年,父親和他都被民盟中央的造反派關進機關的牛棚。母親天天下午去探視,去的時候,不忘帶些吃的。第一天,因爲毫無準備就拿了一塊紅薯。此後,母親就專門去買些罐頭、水果、餅乾。父親總把這些食品藏得好好的。他悄悄對母親說:“亦代和我關在一起。很奇怪,他的老婆和孩子怎麽不來看他?”“一 次都不來看?”母親問。

父親說:“是的。所以,你送來的東西,我要乘人不防備,偷偷給他一半。”

我和馮亦代有單獨的往來。看展覽,看戲,一起吃飯,一起逛動物園。他送我許多書。如巴烏托夫斯基的《金薔薇》、錢鍾書的《管錐編》、愛倫堡的《人生·歲月·生活》。大概是1959年,上海滑稽戲《滿意不滿意》來京,在東華門的兒童影劇院演出。全劇用上海話對白,他見我不懂,就在耳邊當起翻譯。一路看下來,很辛苦。我喜歡他辛苦。1963年年底,我要去四川工作了。父母捨不得我離開,他也捨不得,到火車站送行。我也憂傷,時間一點點積攢著依戀和難舍。到了四川,給父母寫信的同時,也給他寫信。即使到了監獄,也不忘問候他。在給母親的信裏,總要附上一句:“馮伯伯好不好,還來咱們家嗎?”母親忍不住 了,在一封回信裏說:你現在是犯人,不要詢問別人的情况。我知道,這裏指的別人,就是馮亦代。

1978年我出獄回京。他陪母親一道在火車站接我,見我消瘦又憔悴,他眼圈紅了。母親告訴我,每年父親的誕辰日,馮亦代都會陪自己到老山紀念堂掃墓。這一年的十月初一,我和母親去掃墓,馮亦代早早到了。見到我,他說:“你回來了,這是我最後一次祭掃。”

他的目光望著遠處,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語:“伯老,真是好人,他對我真好。”

1980年代,他主編《讀書》雜志,鋒頭極健,像完全換了一個人。每一期都送給我,我們也恢復了通信。幾十年間,馮亦代給我的信函有數百封,但自這段時期起,他的信越寫越好,因爲他走出了陰影,也結束了內心的黑暗。比如1980年8月的一封:“……人總得憑一些希望生活,哪怕是一些虛無漂渺的希望, 而生活下去。少年時我有各種美好的希望,我迷戀于一個新的社會,最美滿的高度的精神生活。十年動亂,使我幻滅,哀莫大于心死。但是你回來了。我似乎又有了 希望。我是搞文字的,我希望有個傳人,我一直喜歡你的靈氣,所以我希望你是一個動筆的人……我到車站去迎你,看見你那雙呆澀的眼睛,我真想抱著你痛哭一 場。我怕你這十年的坎坷毀滅了你的靈性。我知道一個人幻滅的痛苦。我要彌補你心靈裏的傷痕。這就是我新生的希望。”接著,他去美國訪問,又給我寫了長信, 說:“飛機在高空長驅又盤旋,我想起了受苦而可愛的小愚……”

1990年代,馮亦代與演員黃宗英結婚的前幾天,把我叫到位于小西天的家中。發如雪,鬢已霜,屋裏響著小提琴曲,我總覺得他有什麽事要告訴我。在送我出門的時候,突然激動起來,握著我的手說:“小愚,我人生的最後一本書,你來給我出版吧。”

洪荒之後,馮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對冤魂遍野、落英雕謝,他悚然而驚,開始正視自己以密告爲能事的歷史,悔疚不已。他無力探究一生,只有公開那段日記。他所說的最後一本書,難道就是這本《悔餘日錄》?他沒有勇氣直面我,選擇公布于社會,也是需要很大勇氣的。

馮亦代的晚年是出色的,社會形勢也起了巨大變化。但成功的光環無法銷蝕有耻有痛的記憶。一個人不論你做過什麽,能够反躬自問,就好。

2009年3月于北京守愚齋

堵死爲貪官開脫的門道(南方報系)

堵死爲貪官開脫的門道——最高法、最高檢規範官員輕判的幕後故事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黃秀麗 發自北京 2009-04-01 21:16:31 來源:南方周末

"貪官重罪輕判常引發衆議。他們靠的是什麽門路,鑽的是什麽漏洞?當這些被一一揭開時,防範官員輕判的新司法解釋也應運而生……"

官員重罪輕判?民衆輕罪重判?這樣的案例屢見報端,幷時時引發衆議。

對此,連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長苗有水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也不諱言:“近幾年職務犯罪判得比較輕,老百姓有意見。”

但苗有水指出,這樣的情况有望徹底改觀。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了一項新的司法解釋——《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該司法解釋旨在防範濫用“自首”、“立功”等而使貪官得以輕刑的現象。苗有水參與了《意見》制定。他和數位司法界權威人士向南方周末講述了制定該《意見》背後的故事。

官員輕判觸動兩高

參加調研的一位最高法審判員表示:全國各地的職務犯罪適用輕刑比例普遍偏高,幷呈上升趨勢。

據法制日報披露,國內因重大責任事故而瀆職犯罪的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和宣告緩刑的比例更高達95.6%

早在2006年底,“官員輕判”現象就進入了最高法院的視野。對苗有水觸動最大的就是某國家部委派駐幹部勾結當地企業受賄的案件。

該派駐幹部被辦案機關查出涉嫌受賄100萬元、50萬元的小車一部,公訴時變成受賄37萬,車輛屬于借用,判决時又降到10萬餘元,最後又因“雙規 ”期間“如實交代罪行”被認定爲自首,最後獲刑一年,緩刑一年。緩刑意味著不用蹲監獄。“這樣的受賄額,如查實,刑期應在10年以上。我們認爲這個案子判得有嚴重問題,不應該認定自首。”苗有水回憶。

但這樣的案子要改判却有難度。因爲官員一旦得到輕判,就不可能再作申訴,最高法院就很難通過發回重審、提審等程序來糾正某個具體的判决錯誤。而檢察院往往在起訴時就定了自首情節,也不可能提起抗訴。

于是,這個離奇的案件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意見》的直接動因之一。

對這類“蟒蛇進去,蚯蚓出來”的貪官輕刑現象,最高法院已調研了兩年。

參加調研的一位最高法審判員表示:全國各地的職務犯罪適用輕刑比例普遍偏高,幷呈上升趨勢。相關數據顯示:某省2003年至2006年6月,三級法院對貪污、受賄、瀆職等職務犯罪作出的生效判决,三千余名被告中緩刑、免刑以及宣告無罪有近一半。另一省2001年至2006年6月,職務犯罪生效判决涉及的四千余被告,緩、免刑及宣告無罪共占近六成

而據法制日報披露,國內因重大責任事故而瀆職犯罪的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和宣告緩刑的比例更高達95.6%。

由于對官員濫用輕判,還出現了苗若水所稱的“刑罰分配不合理,罪行不均衡”現象。最高法在調研中發現,在國內某地有兩起貪污案件,一件受賄額是10 萬元,沒有法定减輕情節,另一起受賄額是100萬元。結果前者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後者12年。10萬元和100萬元竟然只有兩年的差別。

爲貪官緩刑各地有“高招”

各地法院不少判决都不知不覺地“突破”了《緩刑規定》,致使官員重罪輕判。

如某區法院審理黃某貪污農用救灾款,獲刑一年,緩刑一年。“挪用救灾款是很嚴重的,應該從重,怎麽能緩刑呢?”該人士評介。

是誰在爲“官員輕判”鋪路?

據權威知情者透露,首先是各地五花八門的內部規定。刑法規定的貪污賄賂的立案標準是5000元,但有的地方檢察院規定爲3萬元,有的地方法院的免刑標準則是自首、退贓,受賄金額5萬元以下,緩刑標準則爲10萬元以下;有的沿海發達地區立案標準爲5萬元以上,緩刑的標準爲20萬元以下;還有法院以10 萬元以上立案,緩刑標準爲30萬元以下。

這些做法幷不符合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確適用緩刑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緩刑規定》)。《緩刑規定》對職務犯罪不適用緩刑的情况有明確界定,例如,貪污、受賄1萬元以上,沒有投案自首和立功表現的,就不能用緩刑。

但各地法院不少判决都不知不覺地“突破”了《緩刑規定》,致使官員重罪輕判。對此情况,一權威知情者向南方周末舉例稱:

某區法院審理黃某貪污農用救灾款,獲刑一年,緩刑一年。“挪用救灾款是很嚴重的,應該從重,怎麽能緩刑呢?”該人士評介。

某鐵路法院判的案子,一個乘警和小偷勾結,爲小偷行竊提供保護,幷按四六比例分贓,“很惡劣的事情啊,比小偷還惡劣,居然也判了緩刑”。

一名被告人先後51次挪用公款15萬餘元,法院沒有“看出”這屬于司法解釋規定的情節嚴重,對被告人處以緩刑……“實際上,原來有關緩刑的司法解釋已經被擱置。”最高法院審判人員認爲。

案外因素被認爲是擱置的原因之一。一位權威知情者認爲:“這不能完全歸咎于法院,和司法部門的思路有關。”一些司法人員認爲犯罪分子被剝奪了職務,失去了再次犯罪的前提,無法再危害社會,所以從寬掌握適用緩刑的標準。他認爲另一原因是,“因爲有很多人爲貪官疏通關係”導致“標準被瓦解”。

怎樣杜絕“僞自首”與“假立功”?

官員輕判的案件中,有法院自行認定從輕處罰情節的,也有檢察院在起訴書中就已認定的。

而據知情人透露,關于自首的認定,往往由紀檢部門的一紙證明决定,證明沒有具體內容,“如果地方黨委說要定爲自首,法院是沒有辦法的”。

自首、立功、坦白、退贓“四要素”,是從輕處罰的法定情節。刑法規定,有期徒刑3年以下的就可以緩刑。這是涉嫌職務犯罪的官員們千方百計尋找“四要素”的原因。

相當多的職務犯罪案例都是紀檢部門先調查,移交給司法部門的。法院判處緩刑的重要依據是被告人在“雙規”期間如實交代了罪行,屬于自首。上文提及的某部派駐幹部受賄案中,自首就是這麽認定的。“關于這個問題一直有兩方面的意見。”苗有水介紹說。一方反對自首,他們認爲,紀檢部門懷疑某人職務犯罪,要求其在規定的時間交代問題,他已經被辦案機關控制了,有義務交代罪行。這種交代不符合刑法67條規定的自動投案。

一方贊同自首。他們認爲紀檢部門不是司法機關,被控制者在進入司法程序之前交代,應認定爲自首。

兩方面的爭論一直不休,各省做法各不相同,甚至同一個省不同的城市也標準不一。通常西部地區職務犯罪發案率較低,數額大的也少,偏向于一律不認定自首。而沿海地區,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職務犯罪較多,屬于贊同“一律認定自首”。

兩高的《意見》否定了“一律認定自首”的做法,幷對自首條件做了細化。

意見規定:沒有自動投案,在辦案機關調查談話、訊問、采取調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間,犯罪分子如實交代辦案機關掌握的綫索所針對的事實的,不能認定爲自首。“《意見》强調的是向辦案機關投案,辦案機關不僅是司法機關,也包含了紀檢部門。”苗有水說。將紀檢部門納入進來,有益于辦案程序的規範。

官員輕判的案件中,有法院自行認定從輕處罰情節的,也有檢察院在起訴書中就已認定的。而據知情人透露,關于自首的認定,往往由紀檢部門的一紙證明决定,證明沒有具體內容,“如果地方黨委說要定爲自首,法院是沒有辦法的”。一些官員被雙規後,拒不交代,調查人員花了力氣才促使對方交代的,通常就不被認定爲自首;如果積極配合,認定自首的可能性就較大,“自首可能成了一種誘供的手段,甚至一種交易”。

針對這種情况,《意見》規定:對于具有自首情節的犯罪分子,辦案機關移送案件時應當予以說明幷移交相關證據材料。這就是對隨意認定自首的一種限制。

除自首外,立功的認定也是花樣繁多。

權威知情者向南方周末詳解了4條規定反映出來的以往的立功認定漏洞:

非法手段:有的人在取保候審期間,人身自由了,就找到某執法人員行賄,購買一些犯罪分子的資料。比如花錢向禁毒局的官員買他人販毒的綫索,這就屬于重大立功,很可能免于刑事處罰。

職務獲取:有的人本身就是執法人員,本來就掌握著一些他人的犯罪綫索,“雙規”後拿出來舉報。

勾結監管人員:有的嫌疑人親屬找到了犯罪綫索,于是買通看守所的監管者,內外勾結,把信息傳遞給嫌疑人。

借用朋友:有的人通過擔任公職人員的朋友,獲取犯罪綫索後舉報。

“凡是有行政處罰權的部門,都可能掌握他人犯罪的綫索,官員落馬了,就會想方設法向他們受賄。”知情人說。這被稱爲“假立功”,在司法實踐中幷不少見,地方法院也有法官因爲辦“假立功”而落馬的。

對此,《意見》亦一一作了禁止性規定,有以下情况的,不能被認定爲立功:(1)本人通過非法手段或者非法途徑獲取的;(2)本人因原擔任的查禁犯罪等職務獲取的;(3)他人違反監管規定向犯罪分子提供的;(4)負有查禁犯罪活動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提供的。

司法系統的權威人士介紹,由于《意見》以上內容也涉及了對“雙規”辦案中的程序規範,其有益嘗試也得到了中紀委的認可。

公款吃喝玩樂,與GDP一齊增長(于澤遠)

博主按:以下兩文,一篇在2007年,一篇是2009年,均是于澤遠先生發于《聯合早報》的新聞報道。

中國官員吃喝玩樂 耗掉國家三成收入

于澤遠 2007-08-26

官方媒體推測,中國公款出國費用每年超過4000億(人民幣,下同,約830億新元),如果按照每人每次出國消費5萬元計算,每年公款出國人數高達800萬人次。

  公款出國、公車消費及公款吃喝招待費,這“三駕馬車”每年要花掉中國財政收入的30%。去年全國財政收入爲3萬9373億2000萬元,全國財政支出達4萬422億7300萬元。

  公款出國多遭輿論詬病主要是因爲多數打著考察、交流名義的出國活動實爲“公款旅游”。在許多地區,“出國考察”已經成爲官員的變相福利,“出國考察”的地點、次數和消費規模則按照官員的級別進行分配。

  人民日報社下屬的《江南時報》昨天發表時評文章說,雖然公款出國浪費巨大,讓一些人中飽私囊,却無法認定爲貪污,只能算是違紀行爲,因此公款出國愈演愈烈。

  有關人士對本報說,事實上,絕大多數官員利用公款出國旅游連違紀都不算,除了得到媒體和公衆的一些“口水”之外,總是“高興而去,滿載而歸”。

  不久前安徽省副檢察長徐文艾因出國旅游被撤職,幷不是因爲他出國旅游出了麻煩,而是因爲他率領的“考察團”居然試圖以僞造的邀請函進入芬蘭,結果被芬蘭邊防官員識破而被拒絕入境。而這件事又“不巧”被媒體曝光,在輿論的壓力下,徐文艾才因“違紀”受到撤職處分。

  媒體披露,目前中國專門從事公務出國的旅行社已有上百家,這些機構一般都是通過行賄獲得業務。徐文艾率領的考察團就是廣州中介業務員賄賂安徽檢察院辦公室副主任葉彬11萬元攬來的。

  這些專吃公款旅游的旅行社還開發出“一條龍”服務:包括安排行程,辦理邀請函,代寫出國申請等等。旅行社還替“考察團”炮製一套用于給外事部門審批的行程,裏面安排了很多考察內容,另一套才是真正的旅游路綫;在出國回來之後,還代寫考察報告,提供“公務考察照片”等。

  《江南時報》的文章指出,出國旅游等行爲雖然沒有直接將國有財産占爲己有,但是吃喝玩樂的好處都占全了,和“貪污”只有程序差別,沒有實質差別。

由于公費出國規模越來越大,費用越來越高,有的官員爲了出國甚至要挪用其他款項,包括挪用稅收、土地開發收入,動用留存外匯,動用人民幣買入外匯作經費,侵吞行政和其他公共項目經費等。

  中國高層爲限制出國考察潮已多次出臺相關規定,但這些規定的操作性、可監督性都很模糊,各級官員出國考察熱一直沒有降溫,有些地方甚至已經擴大到鄉鎮一級。

  北京有關學者指出,公共財政大量流向出國旅游,與中國預算制度的缺陷有重要關係。目前,預算支出科目主要是按經費性質進行分類,把各項支出劃分爲行政費、事業費等等,造成“外行看不懂,內行說不清”,出國考察費用便趁機混入其中。

  同時,作爲公民的納稅人管不了官員,官員不向納稅人負責,也是導致官員無所顧忌地拿公款頻繁出國旅游的重要原因。

中國黨政機關有四大“公”害

于澤遠 2009-04-01

  中國官方媒體披露,儘管高層近來多次嚴令各地削减行政開支,但地方黨政機關仍然習慣于大手大脚揮霍公款。其中,“過洋癮(公款出國旅游)”、“闊衙門(超標準興建辦公樓)”、“嘴巴上的腐敗(公款吃喝)”、“屁股上的腐敗(公車超標私用)”,被民衆譏諷爲四大“公”害。

  新華社下屬的《半月談》近日報道,爲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中央層層禁令、道道緊箍,嚴令過緊日子。各地政府也紛紛表態,今年公務消費要“零增長”甚至“負增長”。然而,一些害上富貴病、奢華症的基層黨政機關仍然習慣于大手大脚揮霍公款,視財政“珍珠如土金如鐵”。

  林曉是江西省直機關下屬某事業單位的一名科員。今年春節前,單位領導通知小林去安排招待飯局,“找一家有特色的酒店,揀好的點。”小林按要求預訂了南昌市紅角洲芭蕉殿餐廳。368元(人民幣,下同,約82新元)一斤的澳大利亞大龍蝦,800多元一斤的象拔蚌……11個人一頓飯下來,整整花去了5700 元。

  3月13日晚,半月談記者在南昌市紅角洲一帶暗訪時發現,由于瀕臨贛江,這裏已經成了高檔餐飲一條街,一棟棟別墅酒店一字排開,入夜燈火輝煌,馬路兩邊挂著“贛M”牌照的省直單位車輛比比皆是。

  在河南鄭州,一家專門經營燕鮑翅的高檔酒樓今春又開新店。一名韓姓業務員透露,不算酒水,每人的用餐標準至少是三四百元,一桌菜一般都要三五千元,她手機裏的客戶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黨政官員占有不小比重,“我們店生意一直很火,沒感到經濟危機對我們有什麽影響”。

  今年1月21日,“某市審計局用公款接待的消費賬單”在網上被貼出後,浙江東陽市一位局級幹部打抱不平:“現在哪個政府機關不是公款接待賬單一大沓?這是官場潜規則,只不過心照不宣罷了。”

  中國監察部部長、國家預防腐敗局局長馬馼坦言:公款吃喝這個問題我們多次强調、一直在抓,但是總體效果不理想。(博主按:靠强调就管用,咱早和谐了;即便是抓奶,不用点劲儿恐怕也不出水呀。)

  在“過洋癮”方面,很多地方政府和部門都將出國考察作爲“幹部待遇”發放,不同行政級別的領導,出國考察的機會也各不相同。歲末年初,“提醒”相應級別幹部“完成出國指標”,就成爲一些政府外事部門的“服務日程”。臺盟中央近日向全國政協提案說:“目前有些官員公費出國考察已經變异爲公款旅游、購物、安排子女留學,甚至是部分貪官斂財或外逃途徑。

  根據中紀委等部門對全國公車使用情况的調查統計,到2007年11月30日,全國公務車約爲522萬輛。以一輛公務車一年全部費用(含司機工資福利費、車輛保養維修費等)約6萬至10萬元計算,全國每年公車開支在4000億元以上,成爲行政成本的一個“大漏斗”。

學者:財政不公開潜規則盛行

  今年兩會前,中辦、國辦發出通知,要求自通知下發之日起到2010年底,各級黨政機關一律不得新建辦公樓,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江蘇某縣投資上億元建設的“市民文化中心”工程,建著建著就“變臉”,最後成了縣政府豪華辦公大樓;江西某鎮只有100多人的鎮政府,新落成的辦公樓高達六層,建築面積5000多平方米。由于人少房多,鎮黨委書記和鎮長各占三間用房,外面是接待室,中間是辦公室,里間還配有洗手間的臥室。

  對于四大“公”害,鄭州大學公共事業管理系主任胡揚認爲,雖然各級人大每年都要審議各級財政預决算,但公共財政開支中有很大一塊預算外資金不在審議範圍,即使是預算內部分也是粗綫條,具體科目根本無從監督。能否治本取决于敢不敢充分公開黨政機關財政開支,接受社會和人大代表監督。

  北京有關學者對本報說,中國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潜規則維持運行,財政不公開正是潜規則得以發揮作用重要條件,各級黨政機關當然不敢公開財政開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