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今天是柏林墻被推倒20周年。這堵始于1961年8月13日，從鐵絲網開始并最終進化為長165公里，高4米左右混凝土的大墻，"配之以瞭望塔、地堡、警犬樁、電網、防汽車壕和自動射擊裝置，它成爲了分隔兩個世界的獨特地標。"截至1989年，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于守軍槍擊或其他事故，260人受傷。
各大媒體幾乎都進行了海量的報道，評論者眾。不過，國內媒體似乎對一個重要因素不約而同的或忽略、或未給以足夠重視：偶然性。在并不自由的空氣下呼吸，人們渴求陽光的欲望也格外強烈，公共知識分子力圖以理性推動點滴進步，并堅信美好的明天必然到來……討論偶然性是沉重的，這意味著美好的未來并不會僅憑努力就必然來臨，還需要那么一點點運氣。
1989年11月9日，東德二號人物，政治局委員兼柏林市委書記Guenter Schabowski也許僅僅是推倒了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一塊可能再過數十年也無人去推的骨牌。
事實上，Schabowski也許"僅僅是無意識的犯了一個錯誤"，一些歷史學家相信這是與高層"溝通不暢的結果"。本來僅僅是發布一個旅游條例，卻在記者的追問下"口誤"并被解讀為立即開放柏林墻。時值東德民主運動風起云涌之時，新聞發出，民聲鼎沸，大勢幾不可擋。
東土也"民生鼎沸，幾不可擋"過。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經濟狀況最好的東德，領導人沒有學過東土2000年宮廷權謀之術，在關鍵時刻竟然與部隊失去聯系，也只有腦子一根筋的德國人會犯如此低級錯誤……
必然性的討論誠然重要，譬如德國既沒有英國的法律傳統，也沒有經歷法國大革命的腥風血雨，一直是歐洲國家中自由傳統相對薄弱的國家，"還是人類有史以來對自由造成最大威脅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發源地，是一切共産主義者和國家社會主義者的精神故鄉。"某種程度上有如日本，是在戰敗后被迫開始憲政民主。
即便如此，東德依然是社會主義陣營中最自由的國度，也是承載了更多西歐精神文明的國度。曾參加前蘇聯宇航訓練營的呂布克訓練第二天就在營房墻上涂鴉："要做愛，不要戰爭"，而他僅僅是被趕出訓練營，甚至未被扔進監獄。性的開放往往是社會意識開放的排頭兵，在《每日電訊報》的一篇報道中，那個沒有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的東德，卻在處理身體——裸露的自由上更甚西德。即便充斥秘密警察，毛時代的群眾運動也只是個中國特色產物，并未腐蝕歐洲。
80年代曾經擔任天津經濟開發區主任，現在劍橋大學執教的張煒說："中共政權不同于前蘇聯在東歐的衛星國，他們對民衆抗議的鎮壓更殘酷無情，對媒體和輿論的控制更嚴格……已經進入退休狀態的鄧小平經過兩年的思考，最後開始所謂的南巡，最終使左的意識形態讓位于創造財富，促使共産黨成功蛻變，從而加强了生存能力。柏林墻倒塌開始的蘇東劇變，以及後來發生的顔色革命也使中國國家加强了對政治异己，特別是對親西方的民主運動的戒備。中國官方利用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對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宣傳的政治價值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宣傳，而且取得相當的公衆認同。"
當孔夫子遭遇馬克思，最糟的體制交配而得的怪胎，實非東歐經驗可為模板。
順帶說一句，東德人曾揶揄道："一百年後，美國可能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看看今日西北歐與中國，仿佛是個預言。
以下節選南方報系、新周刊、BBC等媒體相關報道、評論。
劉瑜，《新周刊》 1961年8月15號，19歲的下士舒曼在一團鐵絲網邊站崗，他的西邊，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駡他；他的東邊，也有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駡他。後來他回憶說："我只是在盡責而已，但所有人都在咒駡我……作爲一個年輕人，我難過極了。"可能是他眼神裏的驚恐被察覺了，西邊的人轉而對他大喊：過來！過來！舒曼猶豫了一 陣，突然把手裏的香烟一扔，向西跑去，縱身一跳，越過鐵絲網……
這是東西柏林被正式封閉的第三天。
……但從49年民主德國建立開始，走著去西柏林幷且一去不返的人實在太多了：1953年，40萬東德人涌向西德；1954年，20萬；1955-1959年，每年25萬；1960年20萬……
12年裏，東德失去了1/6人口。照此下去，東德的社會主義天堂不久就會空空如也了。爲了將人民挽留在天堂，東德總書記烏爾布裏奇在蘇聯的批准下建造了柏林墻。對他來說，這堵墻是對西方鬥爭的偉大勝利，但是肯尼迪却嘲諷道，這堵墻是他對失敗的公開承認。
今天回頭看西方的60年代，不得不承認它是一個左翼年代。我看過一個反映西德左翼恐怖組織"紅色軍系"的電影《Badder Meinhof Complex》，審判該組織時，法庭上廣大聽衆簡直可以說是在爲其熱烈喝彩。掌聲雖然熱烈，但是鼓掌的人似乎也沒有誰穿過下水道爬到東德去。
理想主義青年們也許會高舉烏托邦標語喊口號，但是他們的雙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資本主義。好在這世上有"用脚投票"這事，讓我們能够撥開口號的迷霧去判斷制度的優劣。世界頭號公共知識分子喬姆斯基痛批西方的書盡可以永遠占據排行榜第一，G20 或者WTO開會時示威者盡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資本主義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亞洲人往歐美移民的脚步却不會因此停止。人類的頭腦充滿智慧，但是我們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張。它不善于表達，但愛自由，而且嗅覺無比靈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們高舉標語的手、能言善辯的嘴、荷爾蒙涌動的頭腦更誠實，因爲
它有足够的謙卑去屈從于常識。
……從53年東德政府朝示威工人開槍，到56年蘇聯坦克開進布達佩斯，從波蘭的抗議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東歐政府可以說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將其政權"糊"在一起——甚至連强力都是從蘇聯借來的。我們知道，世界有一種富人"窮得只剩下錢"，套用這個句式，世界上有一種强權，"虛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東歐領導人知道另一國的領袖可以在幾千萬人被餓死之後還享受民衆如痴如醉的萬歲萬歲萬萬歲，肯定會大驚失色進而妒火中燒。
……在一個橫跨東西柏林的建築裏，一個東德人試圖從二樓窗口跳到樓下的西柏林。樓上，東德警察從窗口拽住他的胳膊，樓下，西德人則從下麵拽住他的脚踝。"一場拔河比賽就此展開，不過在這種情况下，由于重力在西德人一邊，這個逃跑者取得了勝利。"
劉軍寧，BBC ……1987年6月12日，美國總統里根在西柏林的勃蘭登堡門演說中曾直言： "戈爾巴喬夫先生，拆除這堵墻吧。"里根的許多幕僚曾反對把這句話寫入演講稿，認爲那樣太刺激蘇聯了，具有挑釁的意味，會傷害蘇東人民的感情，加劇美蘇的緊張關係。如果他們能預知柏林墻會在兩年後倒塌，他們絕不會反對里根總統這樣說。當里根稱蘇聯爲邪惡帝國時，他也曾被許多人嘲笑。
里根的話應驗了。赫魯曉夫在五十年代也曾對西方世界說："我們將埋葬你們！"他的話也以相反的方式應驗了。
柏林墻的倒塌，不是因爲蘇聯和東德的軍事失敗。相反，當時蘇聯領導的華沙條約集團在軍事實力上正在超過美國領導的北約集團。更不是因爲蘇聯與東德經濟崩潰。當時的東德是整個蘇聯東歐集團經濟狀况最好的國家。
……
當磚石之墻建起來的時候，信念之墻已經倒塌。圍墻越多越高，越堅固，守衛的越嚴，說明自信越少，潜在的危機越大。
……任何有形的人爲障礙，都不能阻擋人類追求自由的意志。
柏林墻表面上要禁錮的是人的身體，實際上它更要禁錮的是人的靈魂，人的追求自由的心靈。那些篤信物質决定意識的統治者，以爲禁錮了人的身體就等于禁錮了人的心靈。然而，人不是物質的動物，人更是精神的動物。如果物質决定不了意識，如果人的心靈不會因身體而被禁錮，那麽這樣的禁錮就是無效的，而不論墻有多高，多堅固。
柏林墻從建到塌的歷史表明，把人
去人性化的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終究不能長久。
柏林墻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象徵。這一意識形態把個人看做是國家的財産。既然人是國家的財産，統治者就有權决定被統治者應該在哪里生活工作，他們應該消費什麽樣的物品，玩什麽樣的游戲，該讀什麽樣的書，說什麽樣的話，瀏覽什麽樣的網站。誰叫他們是國家的財産呢？這一意識形態的最嚴重的後果在于，它企圖通過摧毀人心中內在的道德律來把人去人化，使之成爲動物，然後再用對待動物的方式加以統治。這個意識形態企圖謀殺一切對超驗道德與普世價值的信仰。波蘭哲學家克拉科夫斯基發現，蘇聯東歐集團的
意識形態沒有道德脊柱。
約翰·辛普森，BBC如今，在萊比錫到處可以感到人們對前東德的一種懷舊情緒。人們願意花錢買可以回憶起以前東德舊時光的東西：革命歌曲的CD,印著共産主義口號的茶杯，T恤衫，甚至是前東德時代人們不得不忍受的劣質咖啡。
前萊比錫秘密警察總部，現今的博物館裏有不少這類懷舊的展品。當然博物館也展示著前東德令人恐怖的另一面。秘密警察用來跟踪，監視的工具，以及東德直到1968年還用來處决所謂"叛徒"的斷頭臺和後來拿著槍的行刑者的照片。
當年在東德，有無數人成爲秘密警察的犧牲者。不過20年後，有不少當年的秘密警察和他們的綫人慢慢進入到統一後的新德國政權中。他們中數以千計的人成爲政府公務員。有些人在電視臺工作，其他人利用他們手中的關係躋身商界，政界高層，甚至在警察部隊中服務。
在萊比錫最貧窮的林德瑙地區，我們碰到了前東德共産黨員庫洛。他正在爲一個新的左翼政黨奔走呼籲。東德時期，庫洛是東德一所大學的歷史教師，不過同時他也監視學生的行動，利用學生對師長的信任瞭解情况，向秘密警察告密。他說，他不會爲自己當年的行爲辯護，而且願意向所有受害的人道歉。
……林德瑙失業率極高。在這裏，庫洛的極左翼政黨和極右翼的國家民主黨都很有市場。在象林德瑙這樣的地區，德國軍隊招兵的人數也最高。在阿富汗戰場上死亡的德國士兵中，大部分都來自前東德地區。
所以，在這裏，德國似乎依舊是兩個不同的社會。一邊是那些享受89後帶來的新的機會，新生活的人。另一邊通常是那些仍陷在貧困中的人。他們懷念舊時的東德。感嘆那時的日子幷不那麽糟糕。
……從萊比錫回到柏林，我見到了如今成功的德國女政治家維拉•倫斯菲爾德。
上一次同維拉見面是在1990年聖誕節前幾天。她剛剛從媒體的披露中知道了一個讓她震驚不已的消息。媒體從東德秘密警察的檔案中發現，維拉的丈夫多年來一直在向秘密警察密報妻子的情况……
如今維拉和丈夫早就離婚了。我問她對于一些當年的秘密警察20年後在社會上不僅吃得開，甚至飛黃騰達是不是感到很憤怒，她回答說：
"
我們永遠不應當用當年東德執政者們使用的手法對待這些人。我們對他們要公平，公正。不搞清洗。我們要給他們第二次機會，讓他們體驗一個民主的，比從前更好的社會。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如今已經非常富有，但財富幷沒有改變他們的頭腦。他們一些人在用手中的財富挑戰民主社會。他們著書演講，把過去的東德描繪成天堂。而我們應該做的是把過去東德的真相展示給今天的德國人"。
……雖然東德共産黨時代的藝術還在，許多最優秀的東德人則已經去了西方。他們搬到了能够賺錢，有工作的地方。管理學院的院長，一位西德人普林科說，1989年柏林墻倒塌時，他曾經認爲，10年內東德一切都會變好。然而20年後，東德的失業率仍遠遠高于西德。變革需要比人們想像的長的多的時間。
不過， 當你想到20年前的那些日子，想到柏林墻倒塌帶來的巨變以及20年來那些實現了的夢想和尚未實現的希望。 所有這些變革都是由于人民的力量。是成千上萬當年參加示威游行的人的力量， 當然還有我們講到的指揮家，攝影師，教堂牧師這些人個人的勇氣。
今天徜徉在柏林街頭，已經很難想像當年柏林墻的樣子。也看不到共産政權時代人們遭受苦難的痕迹：理想的幻滅，被毀的人生，被政治破壞的婚姻。
今天的德國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在這裏發生的事，有些讓人充滿希望，有些讓人感到失望。但即使那些當年的秘密警察仍在，而且生活得很好，從長遠來說，他們和他們所代表的制度幷沒有嬴。也許這就是最好的結局。史哲，《倒下的是墻，站起來的是人》 "柏林墻倒塌了，歷史的一頁已徹底翻過。你還不得不承認，這一頁翻得相當漂亮。不管統一的最初，西德人是否有心理的優越感，是否有一種居高臨下的驕傲，東 德人是否曾因爲競爭的失敗而受傷，但一個又一個來自德國東部的人能够毫無障礙地融入西部，自由的生活、呼吸，幷獲得機會與成功，這本身就已說明一切。今天 有數十萬來自東部的德國人在西部生活，來自東部的足球運動員薩默爾成爲德國足協的體育主管，來自東部的默克爾成爲德國總理，東德人赫塔•米勒更成爲本年度 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
會有東德人懷念過去時代的所謂國家榮耀，過去時代的所謂平均。儘管，東德經濟多數時間都落後于西德；儘管，柏林墻竪起的近30年間，平均每年就有8人以 "破壞國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儘管，東德算上綫民平均每66人中就有一個常年爲秘密警察工作（這個比例遠超蓋世太保和克格勃），但畢竟，這都不妨礙他們 借懷念過去公開表達對現實弊病的不滿。
沒有柏林墻的時代，如果他們羡慕繁榮，或者他們只想發泄不滿，至少他們不會有失去自由乃至生命之憂，打開門，過去就是了。
梅兆榮，《南方周末》中國駐西德最後一任、德國統一後第一任大使梅兆榮：我當時寫了一份電報，就是說東德地區，在蘇聯的支持下，采取防衛的措施，主要目的是爲了防止大量的逃亡。
東德培養的大量成熟技術人員紛紛外逃到西德，他們不是一般的老百姓，都是東德的精英，這無异于大動脉出血。
從民主德國來說，當時它把這堵墻叫做"反法西斯防衛墻"，西德方面把它稱作監獄墻，說東德像一座監獄，這墻是爲了防止老百姓逃亡。
西德的宣傳比較成功。東德自己的電視臺，老百姓看的都不是很多，看的都是西德電視臺，因爲80%東德地區都可以收看西德的電視，安一個天綫就可以。東德老百姓沒有機會出去，迫切想瞭解外界。
開始的時候，東德曾經采取干擾措施，但後來管不了了，也不管了。
首先是經濟利益，那邊生活水平高，還可以自由旅行。也有政治上的因素，西德的言論自由當然比東德强得多。東德采取了很多限制人民的措施，當然它處在冷戰前沿，很多做法也是爲了保護自己的安全。
柏林墻倒塌事件，實際上也不是這個墻倒下來了，而是拉開了口子。不只是在1989年11月9號，實際上更早一點已經拉開口子了，比如奧匈邊界開放，大量東德人從那裏涌入西方。這對從東德內部民心浮動産生了重大影響。
11月9日，大柏林市委書記已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可以開放東西柏林邊界。老百姓聽廣播直播後，都往邊界上沖，連警察都不知道，他們沒收到通知，一聽廣播是這麽說的，警察也傻了，只好放，結果一下子成千上萬人往西柏林沖，就這麽把口子拉開了。
當然緊接著之後，還是有過渡階段，需要辦手續有序地去西柏林，不能直接沖過去。但是口子拉開以後，很多細節是非常微妙的。可以肯定的是，東德的黨和政府的領導看來是內部已經動搖了，不能公開放邊界，否則民意爆炸了。當時很多地方有示威游行，內部控制不住，它需要一個出氣孔。
不過柏林市委書記、東德統一社會黨政治局委員沙博夫斯基爲何會突然宣布柏林墻要開，至今仍是個謎。
到柏林墻倒塌時，應該說已經可以預見到民主德國可能要滅亡。
柏林墻打開口子，就這麽幾個月的時間，就像决堤一樣。1990年自由選舉後，其實東德內部已經發生變化，等于是一場顔色革命。
我們曾非常羡慕它，覺得東德比我們發達。但後來我發現，東德與我國很大不同。比如搞計劃經濟，東德做零部件都是規定數量的，我們還是從大方面計劃，沒有像他們那樣機械，那樣僵化。東德完全是蘇聯模式，而中國和蘇聯有很大不同，比如在發展經濟方面優先順序就不同，中國第一位是農業，其次是輕工業、重工業，軍事工業是最後一個，蘇聯是優先發展高級軍事軍工，然後重、輕工業，最後是農業。
德國剛剛統一時，有人認爲東德是社會主義國家，有點複雜的心理，有點可惜，但是我當時覺得，這是一個外國的事情，沒有什麽可惜的。當然從德國人來說，是件了不起的成就。西德政府抓住了歷史性的機遇，以其經濟實力，實際上兼幷了東德。蘇聯戈爾巴喬夫把東德視爲包袱，拱手讓給西德，企圖以此換取西德的財政支持，幫助蘇聯發展經濟，美國的老布什在得到德國保證的前提下，爲了削弱蘇聯的戰略空間，而支持德國統一，所以，儘管英法有反對，但統一趨勢還是不可逆轉。
比如建立貨幣聯盟，以西馬克代替東馬克，等于在東德的經濟動脉中給它換血。當時一個西德馬克可以換8到10個東德馬克，但官價是1∶4，聯盟建立後，東德人可以以1∶1的比例換取規定數量的西馬克，等于他們多發了一筆財，買很多東西，把西德舊車市場都買光了，一輛奔馳舊車才兩三千個馬克。這麽一來，西德的財政支付很大，而東德的企業則一下子全垮了。
這個措施，對加速統一作用很大，從政治上可取，經濟上不可取。
西德人特別是政界的一些人，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的。這讓東德老百姓怎麽感覺？東德的官員幾乎都被清洗，主要領導人都是西德的。據我所知，目前德國外交部，原東德外交部的人員不到10個。
由于東部地區經濟沒有相應地發展，失業率比西部地區幾乎高一倍，東德很多年輕人都往西邊跑，剩下老人很多。社會上很多年輕人沒有精神支柱，所以光頭黨等等這種社會現象也出現了。
資本主義那一套他們也不習慣，一下子接受不了。特別是老年人，他們感到自己是失敗者，一輩子全部被否定了，心理不平衡。
消除這種隔閡不是一兩年的事情，可能是一兩代人的事情。
Simon Sturdee，《每日電訊報》 在普雷羅，這個曾被共産主義統治的前東德小城美麗宜人的海灘上，今年六十四歲，全身上下一絲不挂的尤杜•舒馬赫堅持認爲，"這件事情與性無關"。
"裸體走進水中暢游，用不著穿著潮濕的內褲，如果經歷過這一切，你就會知道那種感覺有多麽舒適和健康。而且，如果你能忘掉自己光著屁股這個事實的話那就更棒了"，今年八月份，他曾對法新社表示。
"Freikoerperkultur"（德語：釋放身體文化），簡稱FKK，這種運動曾經在對公民生活的其他方面有諸多限制的民主德國非常流行，相形之下西德就遜色不少。
即便二十年前的十一月九日柏林墻倒下之後，這一習俗依舊强大，甚至還吸引了來自大批來自西德的忠實追隨者趕來東部的海灘。
在民主德國時期，由于生活中其他的方面都受到嚴密的管制——
沒有言論自由，很少有旅行自由，斯塔西秘密警察對公民的監視——FKK是一項人民罕見可以充分利用的自由。"這是很少的幾項自由之一"，來自西部多特蒙德市的舒馬赫表示。"我可以感受得到，當時的人民會對當局這麽說：'別把我們的這個自由也拿走'"。
……當地五十三歲的博物館館長多麗絲•佩格爾回憶說，在民主德國時期，這裏有兩千五百名邊防軍士兵，七十座瞭望塔，還有許多探照燈、鐵絲網、巡邏艇以及雷達，所有這一切都讓人確信沒有誰能經由海路逃往西德或丹麥。
划船甚至衝浪都被絕對被禁止。但有一件事情是被允許的，
人們可以在普勒羅當地瞭望塔的眼皮底下，以及這個共産主義國家的所有海灘和湖邊大膽的去做，那就是盡情享受FKK。
不僅被允許，而且還縱容他們這麽做，因爲每到夏季會有許多人聚集到海邊嘗試FKK。比如普雷羅，它是民主德國最早的裸體主義營地之一，這裏的海灘上需要大量帳篷。
然而，當民主德國建立之初時，政治局曾將其視作納粹餘毒，認爲它是一種危險的小資産階級墮落作風，柏林的布裏斯托爾大學現代史講師喬西•麥柯萊倫對法新社表示，他曾對這一現象有過研究。
普雷羅發生的事件無助于打消這種疑慮，當時裸體主義者們會在晚間聚集在那裏的海灘和沙丘中，戴著非洲式的頭飾，用牙膏塗抹身體部位，舉行放蕩的"喀麥隆聚會"。
1950年代，
內務部把裸體主義稱作"我們勞動人民天性和健康感受"的一種威脅，當局試圖消滅FKK。
不過，在裸體主義者當中有許多人是黨員、警察甚至法官，他們抗議說，
"玩FKK"跟做一個好共産主義者幷不矛盾，而且裸體主義是不分性別的。
"在這裏，婦女不再是被追逐的對象，她是你的同志，這兒沒有挑逗你的比基尼"，麥柯萊倫引用了1966年當局對裸體主義者一次調查中的話。
人們的普遍抵觸很快讓當局的態度得以軟化，到1960和1970年代，FKK幾乎已經成爲一種國民消遣，它甚至得到了當局的鼓勵。
除了前南斯拉夫的克羅地亞海灘之外，它在東德所收到的歡迎遠多于西歐和東歐集團的其他國家。
這是因爲，雖然這個國家可以容忍裸體主義，但却禁止任何形式的裸體主義組織。這種邏輯讓FKK更加受人喜愛，因爲人們可以僅僅是嘗試一下，而不必事先加入一個俱樂部。
甚至還有這麽個笑話："
兩個以上的民主德國公民在一起叫什麽呢？是非法集會還是裸泳？"
1989年，當柏林墻倒下時，多利絲•佩格爾還在西德，她回憶起當時自己給普雷羅的家中打去電話，人們告訴她說，從這裏到民主德國的所有地方，人們都跑出來慶祝。
"人們告訴我，''他們正在普雷羅的海灘上衝浪"，佩格爾說。
1990年兩德統一之後，許多事物潮水般涌入東部，但某些"西方人"游客對裸體主義過分拘謹的態度在這裏不太受歡迎。
結果就是努力移風易俗，幷把海灘和湖泊劃分爲FKK區域和禁止FKK的區域。
不過，如今環顧普雷羅，雖然民主德國已經死去很久，但FKK的傳統精神却保留下來。
"大家都混在一起，因爲對人們來說這不是什麽問題。區域確實已經劃分出來了，但沒人真的介意它"，在普雷洛海灘上，六十六歲的裸體者英格如是說。
另外一位裸體者，六十六歲的律師維爾納•泰倫微笑著表示，自己曾到離家八百二十五公里之外的慕尼黑旅行，"目的是想去看看波羅的海，而不是去裸奔"。
石扉客，《南都周刊》對話艾波曼 南都周刊：……公民在參與政治反對運動的時候，最重要的原則是什麽？勇氣、信仰、還是非暴力或者其他什麽？艾波曼：非暴力對于我們來說更像是一個首要的戰略，在1953年的時候，東德的反抗運動曾經遭到過蘇軍坦克的鎮壓，根據當時的經驗，我們得出一個教訓，那就是
面對暴力我們只能用非暴力的辦法，而且我們要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們采取的是非暴力的原則。
在東德最後的時候，之所以東德當局沒有能够鎮壓，其原因是電視畫面上，反對派的人的手裏面都是舉著蠟燭，面對著他們的則是荷槍實彈的士兵。那時候全世界都在看著。如果在那種情况下，政府還要鎮壓的話，再用坦克來對付蠟燭的話，他們就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援助了，因爲他們自己也知道東德當時的經濟狀况是非常糟糕的，非常依賴于西德。
在東德當時有一個情况，特別是經過了1953年6月17日的鎮壓之後，一直到1989年柏林墻倒塌前這段時間當中，我們看到東德這個政權已經是
一個沒有自我改革能力的政權，也就是說它幾乎是沒有任何希望進行自我變革了。和經濟情况一樣，當時的自然環境也不容樂觀，很多河流污染得非常嚴重，水上都泛著化工廢料的泡沫。
但我們很多人都是有家有孩子的，所以我們就在想，如果我們希望我們的後代至少能够活得比我們這一代人要好一點，那麽這個社會必須要進行一些改變，這個社會必須要更開放、更人性、更自由，更多姿多彩一些才可以。
馬丁•路德在十六世紀的時候曾經說過一句話——
如果地球明天就要毀滅，我今天還要去種一棵蘋果樹。那麽如果我們還想讓我們的後代過上一個稍微像樣一點的日子，我們就必須要做點什麽，必須由我們來種這棵蘋果樹。所以我們的
動力其實就是責任感和希望。
當然，有一個讓人感到非常壓抑的事實是——要種這棵蘋果樹的代價是很大的，我們很有可能會因此死掉，我們更可能自己看不到成果——最樂觀的打算是可能是我們的兒子輩，或者是孫子輩才有可能看到這棵樹開花結果，而我們自己是經歷不了的。
但是如果我們不做，那麽整個這件事情就要再推一代，我們的下一代才開始去種蘋果樹。也許他們也會覺得沒有希望，他們也可以用和我們同樣的理由不去做，那就徹底沒有希望了。總得有人去做，所以我們就做了。
經過這20年，我可以非常高興地來講，不光是說我的兒子他們吃到了蘋果，我也吃到了蘋果。
用哈維爾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來講——
希望不是說看到一個事件會成功才去做，而是說這件事情是必須要做的事情，那麽我們就要對它抱有希望的去做。 南都周刊：……背後，是面對政權和國家機器的巨大恐懼感。在柏林墻倒塌前的二十多年中，您在從事密集的政治反對活動生涯時，如何去克服這種恐懼？艾波曼：說到恐懼，我當然知道，我畢竟是個小小的人，我不能長時間站在大雨裏面，早晚我要被澆濕，我可能就完蛋了。所以我就開始去找有沒有同道，有沒有支持我的人。我還要去找雨傘，看有沒有人能給我撑一把保護傘。
我首先在教會裏找到一些和我志同道合的人。他們支持我的觀點，而且在很多時候也幫助我。另外，我去找國外的政治家，和他們取得聯繫，他們到東德的時候，他們的每一次對我的拜訪，對我來說都是需要的時候的一把傘。
另外，我還和西方的很多記者建立了聯繫。因爲當時東德有個特別特殊的情况。
90%的東德民衆都是通過西德的媒體來瞭解情况，他們獲取信息是通過西德媒體，不是東德媒體。所以我們當時不管是搞藍調彌撒，還是搞紀念彌撒，我們都很清楚，最晚到當天晚上，全東德的1200萬人就能够通過西德電視知道我們做了什麽，
另外一個特別情况，我是在教會工作的，也就是說我的工資是教會給的。當時在東德的教會裏面大概有幾千名我這樣的人，相對于1700 萬的東德民衆來說，這算是個不小的數字。我當時考慮過，如果他們要是把我抓了會有什麽樣的情况。我想，
如果把我抓了，教會還是會付我的工資，我的太太孩子生活還有保障。相對于那些在教會之外工作的人，比如一個工程師或者老師，他如果被抓了，那麽他所在的單位很快就會停發他的工資，整個家庭的生計就會受到影響。也因爲這一點，很多在國家企業工作的人如果想表達意見，我們就成了這些人的代言人。
在東德已經倒臺五年之後，我在斯塔西看到了他們的秘密檔案。這個時候我才知道，斯塔西好幾次策劃，想要暗殺我，可是我當時幷不知道，我當時只是以爲他們頂多是把我關起來，或者不讓我在我父親過生日的時候去探望他，或者是給我在學校的孩子製造些問題，
我從來不知道他們真正試圖要除掉我。
我想恐懼是人之常情，我今天想要說的是，如果我當時就知道這事情事關生死的話，我可能會更害怕，我現在也不好說是不是還願意做出當時那些事情來，想起來後怕。
南都周刊：在一次接受訪問時，你提到過第三帝國時期慕尼黑的反納粹"白色玫瑰"運動，我注意到近幾年德國一直有電影在記錄這個運動。在反納粹和反極權統治的兩個歷史階段，政治反對者在社會組織方式上有什麽區別嗎？艾波曼：我覺得首先的區別在于納粹時候的反抗組織成員很廣泛，有很多是學生，還有軍人，也有工人；但在東德這個時代就不是了，其實
全東德有1700萬人，根據東德國家安全部（斯塔西）的記錄，當時參加
反對運動的在全東德大概也
就幾千人，
真正的核心是700到1000人。其中
有教會的人，但沒有學生，我想不起來有學生，工人也很少，更沒有軍人。因爲對于他們來講，如果參與進來就相當于學業和事業的終結。除了教會的人以外，大概還有一些社會上不同的人。很多人都是我們邀請到教會來參加活動的，人幷不是很多，但最後也成就了這個事情。
南都周刊：走上街頭的人數絕對比例是如此之低，那麽這種勇氣和抗爭是如何傳導給大衆幷形成蝴蝶效應的？您剛才也提到東德人民從西德的媒體那裏獲得了很大幫助，這是否意味著20年前導致柏林墻的倒塌的諸多原因中，信息的自由流通成爲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艾波曼：的確如此，85%——90%的東德民衆都是看西德電視的，所以
他們非常知道西德的人做什麽、穿什麽、怎麽工作的。這一點很重要，因爲每天晚上看西德的電視節目，就引起了東德民衆長期的思考。他們都在問自己，西德的人過得比我們好，難道是比我們聰明？比我們能幹？還是比我們更辛勞努力？答案當然是 ——不是，我們是一樣的人。
那麽如果追究原因的話就只有一個答案，那就是，他們生活的條件不同，他們的整個社會框架和我們不同，那個社會更開放、更自由。所以呢，人心思變。當時像我們這些
積極推動變革的人和這些
廣大的思變的老百姓一起結合一起來走上街頭的時候，小規模的運動就成了有上百萬人參加的運動了。
有一次一個南韓的人問我，南北韓的問題怎麽解决。我當時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我說如果你們能讓北韓人每家都有一部電腦，都有電視，能够看到南韓的生活，人們自動就會想，爲什麽他們的生活要比我們這邊好得多，人心就會思變，後邊的事情就好解决了。
如果只是抽象地去談集權和民主社會，很多人可能對這個一點都不感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非常具體的東西。如果人們能告訴他們，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能够讓人生活的質量發生什麽樣的變化，你有多少自由發展的可能性，幷且把它非常具體化的時候，人一定就會在變。
幾年前，我曾經去俄國，距離莫斯科越遠，越偏僻的地方，這些人就會越閉塞，我本來是希望和他們講民主自由社會的好處，但沒想到那些人甚至和我說，勃列日涅夫時代我們過得比現在還好。看來在信息閉塞的情况下，沒有對比的情况下，要和他們說清楚這些就很難。所以信息的自由流通，是何等重要，我想這也是20年前柏林墻終于被拆除，東德政權終于倒臺的重要原因。
南都周刊：我注意到您多次强調政治是講道德的，而傳統的理解認爲政治總是和利益相勾連的，那麽在漫長的從事反抗運動的時期裏，您和您的同事是否渴望或考慮到具有道德勇氣和歷史責任感的當權者的支持，比如相對克倫茨可能要開明一些的沙博羅夫斯基。有過這種人的明示或暗示的支持嗎？艾波曼：我曾經渴望過。在東德的社會當中也有過一些開明的人支持我們的行動，但不是在最高層的政治人物，而是社會上比較受尊重的一些人士、作家、藝術家等等，比如說約爾根•福克斯（Juergen Fuch）。
在中央委員會裏面，大概只有一個人——維爾納•蘭博爾茨（werner lamberz）。這個人是比較開明的，希望政治上能有一些變革，曾經一度被看做當時的東德共産黨總書記昂納克的接班人。但是後來他在一次去利比亞訪問的時候，直升飛機出事故，莫名其妙地死了。大概在7、8年前，我還給利比亞政府寫過信，想要調查這件事情，看這件事情是不是昂納克或當時斯塔西的頭目幹的。很遺憾到現在爲止，這件事情一直沒有查清楚。
從東歐其他國家來看，
只有蘇聯出現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這種
上層改革派，但是當時他們有上千人走上街頭去支持葉利欽，保護戈爾巴喬夫，才出現了這個變革。
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是出現了政變，
其他的東歐國家是老百姓走上街頭最終把政府推翻了。走上街頭的人，實際上
不過是老百姓中的10%，就已經具有這樣的力量。所以只能是說，我希望是有體制內的開明力量的，也一直希望能够找到這樣的人，但在整個東歐這些國家當中，除了俄國之外，這種希望都沒有真正結出果實來。
南都周刊：在柏林墻倒塌以及東德政權垮臺之前，您和您的同事們是否有過預判，曙光會這麽快的到來？ 艾波曼：我沒有想到這麽快。當時我們一方面抱著很强的希望，因爲我們看到自己堅持不懈的努力的確帶來了成果，越來越多的人走到同一個行列當中去了。比如說，揭露東德選舉中的舞弊，和西方駐東德的很多記者的公開接觸等，在短短的幾年中，我們的確做出了很多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可是從另外一個方面看，我們也看到一些不祥的例子，比如遠東的鎮壓等，
當時東德政府也非常强硬，他們對外傳達的態度就是我們是决不會改變的。儘管說波蘭在那一年前，就已經有比較自由一點的選舉了，可是東德當時非常强硬——我們絕對不會。我們已經看到，在共産黨的陣營當中，在歐洲比如阿爾巴尼亞、東德是堅决不肯改的。這些又給我們帶來了一種無望的心態。
這種希望和無望的心態互相糾結在一起，我記得哈維爾當時也跟我說過，如果東德政府再存在10年的話，這10年中你要有多少年關在監獄裏啊。當然，事情後來整個發生了變化。這個我們當時的確沒有想到。
南都周刊：在20年前東德政治演變的過程中，我想軍隊的態度應該是無法回避的重要環節。東德的軍隊以前是忠于黨的，現在要轉爲效忠國家和憲法了。我知道您曾經做過6個月的國防部長，而您以前是個從事政治反對活動的牧師，您一天之間要從政治反對者變成政權的分享者了。您當時是怎麽處理這兩種轉化的？ 艾波曼：你知道我年輕時服兵役的時候，因爲拒絕宣誓被關了幾個月，因爲東德是要求士兵要絕對地服從命令，如果覺得有些事情是違反人權了或怎樣，可以事後提起質疑。而在西德的部隊中不是這樣的。西德的軍隊也有服從命令的這條規定，但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如果一個士兵得到上級的一個命令，如果他認爲這個命令是反人權的，是踐踏人的尊嚴的，他必須要拒絕這個命令，而且他要去告他的上司。
這兩者之間就出現了很大的差异。我當時爲什麽要拒絕宣誓呢？就是說
作爲一個德國人，一個經歷過納粹，知道奧斯維辛集中營這段歷史的一個德國人，我絕對不能宣誓說，不管你是誰，只要你給我命令我就接受。 在1990年的3月東德進行了唯一的一次民主選舉，當時德.梅齊艾（Lothar de Maizière）是總理，他來問我，我當時是民主啓蒙党的主席，他問我要不要當國防部長，我說，如果要我當，我就當負責裁軍的國防部長，因爲我對軍隊的內部生活不瞭解，對怎麽打仗更不清楚，但我知道怎麽裁軍。
從1982年2月開始我和東德的羅伯特.哈弗曼（Robert Havemann）一起寫了一封呼籲信，討論裁軍和如何維護社會和平的問題。你知道當時全世界正在進行軍備競賽，而且不斷地在向核武器的方向發展，所以一直到東德解體，這7、8年當中，我一直都在關注這個問題，而且建立了很多致力于研究裁軍和和平問題的NGO組織。現在看來，這也算是一種巧合的組織準備吧。
另外，我做了18年的牧師，我想我能够大概知道別人的心裏面有一些怎樣的結，怎麽樣解開這些結，這些我想我能做到。
作爲一個牧師，我想我非常理解當時東德部隊裏的這些軍官的想法，對于他們來說，他們所歸屬的那個黨，他們大概99%的人都是東德共産黨的黨員，這個党現在已經是徹底沒有勢力了。他們曾經設想的仕途已經終結了。他們從前想的是早晚有一天，到了一定歲數會載譽還鄉，現在這些都成了黃粱夢。
我想我非常理解他們這樣的心情，我也盡我的努力去幫助他們。一是幫助他們在一個重新開動的德國社會裏面，重新站起來去接受一些轉行的培訓，國家提供一些資金，讓他們轉行。另外一些人可以進入西德的部隊。我也和西德的政府談，看西德的部隊能不能接收這些士兵，最後有11000名東德士兵被納入統一後的聯邦德國國防軍。
這個問題最後必須强調的一點是，在2005年的時候我從一個朋友那裏得到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我這個朋友原來是東德共青團的頭，在東德的時候我們幷不認識，後來東德結束之後才認識的，現在已經成爲朋友。我從他那裏得知，東德在最後一届中央委員會還存在的時候，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都不是軍人，但每個人櫃子裏都有一套軍服。這說明他們曾經考慮過，
如果到了政權的最後關頭，他們沒有辦法了的話，就搞軍事集權。
這個想法讓我覺得十分可怕。所以我後來一直都在推行一個主張——全世界各個國家的國防部長（這個稱謂也不同，甚至有的國家還叫戰爭部長），一定要文職，不能穿軍裝，而且一定要是和平主義者。我想即使這樣，可能到一定程度，他可能還是會下令去打仗。不光是集權國家，在民主社會裏也有，
政治家如果太早地覺得自己走投無路了，可能會選擇使用武力，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
南都周刊：我知道您多次强調德國經驗，强調需要成立調查委員會清算歷史罪行，公布檔案，讓民衆知道真相。我想很多國家在完成現代政治演變後，未來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當然，很多人反對這個做法。有聲音認爲，不要縱容但是也要寬容；還有聲音認爲，徹底的清查會導致局勢陷入混亂，歷史宜粗不宜細，應該團結一致向前看。您怎麽看待這個問題？ 艾波曼：德國的做法是成立了調查委員會，他們這個委員會的特殊性是它是一個真相調查委員會。
柏林墻倒塌3年後的1992年，德國議會第一次宣布建立這樣一個委員會。它的區別在于有三分之二的成員是議員，三分之一的是科學家和研究人員，他們是由各個黨派來推選的，比如最大的黨——社民黨還有基民盟等，每個黨派可以推薦兩個，其他的小黨各推薦一個。由所有的人組成這樣一個委員會，所有的成員都有同樣的投票權。這是爲了防止政治家在投票的時候，特別是評價調查結果的時候，從本黨的利益出發進行評價，有時就會有失客觀。
1992年——1994年是一次調查，1994年到1998年又延長了一次調查。這兩次我都擔任主席，我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整個記錄全部都收集在檔案當中。第一期的時候已經出了18本文集，第二期出了14本文集。這些文集現在都已經被德國的很多大學收藏。所以現在研究這段歷史的人，他要是做真正的學術性的研究，都會去查這些資料的。
在當時成立這個委員會的時候，只有一個黨反對，就是東德共産黨，他們的論調和你剛才說的很像，認爲調查真相會導致混亂。在民間也有人反對，比如他們認爲有很多酷刑的報告太可怕了，還是不要讓人看到爲好。
但是當時聯邦議會做出了一個决定，就是說我們要能够面對歷史，而且要理解受難者的苦難，所以還是要把它公布，但公布的範圍主要是涉及到斯塔西等秘密警察的檔案，這樣可以讓任何一個德國公民都能够查詢自己的歷史。
這樣的公布檔案會不會引起社會上的混亂？我舉一個例子，在東德有一個城市叫哈勒（Halle），當時曾經有一份小報沒有打招呼，忽然有一天就公布了100個東德斯塔西以前的綫人名單，有他們的代號、真名實姓和家庭住址。當時這份報紙出來以後像炸彈一樣在喀勒這個城市就炸開了。但是，值得慶幸的是，這
100人中沒有一個人被打，或者車被砸，家被燒，或者是受到侵犯。也就是說，人們的很多擔心實際上不必要的。
反過來講，
對社會很重要的一點是讓受害者能够說出他們的苦難。
我在這些年中，見過很多以前的受害者，比如1953年6月17日東德反抗運動中被關押的犯人。他們在被釋放的時候，無一例外都被警告，如果你要敢把在這裏發生的事情說出去，那麽你就會被再抓回來。所以這麽多年他們都沒有說，也不敢說。這些事情經過40年之後，他們才開始傾訴那時候的事情。對于這些人的心靈健康來說，無疑是一劑非常好的良藥，也有助于他們卸下重負，對于整個社會來講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另外我想說的是，如果東德共産黨能够真正面對自己的歷史，能够檢討一下自己在歷史上到底有什麽錯誤，這實際上對于他來說也會帶來福分。
德國如果沒有真正面對自己納粹的那段歷史，比如1933年到1945年的這段歷史，他不可能修復和其他國家的關係。如果我們沒有能够檢討我們的父輩、祖輩，我們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的話，現在的德國在今天的國際社會中也就得不到承認站不住脚。
我也想過，很多國家也有類似的事情，談近期的事情當然對當權者會比較困難。但如果能從稍遠期的歷史開始反省和清算起，肯定有些人會因此丟掉他的職位，但整個社會的仇恨會得到極大的緩解。如果大家開始一個一個地反省這些歷史問題的話，可是對于整個社會來說會是一種心靈的釋放，這個世界會安寧得多。當然，在每一個歷史事件中，都有一些直接參與的一些人，他們是要付出責任的，可能會丟掉工作，但這也是他們自己的選擇造成的。
這個問題事涉真相和責任，無關寬容與縱容。 南都周刊：我昨天去采訪了洪堡大學教授、《朗讀者》的作者施林格，他的觀點和您基本上一致，就是絕不寬容，一定要有真相。但我理解您說的真相調查委員會，使命和目的是調查和揭示真相，是對歷史負責，而不是懲罰意義的清算，更不是一個法律意義上的偵察和起訴歷史罪行的組織。德國經驗對歷史的反省僅止于此嗎？
艾波曼：當然不是。揭示真相的調查委員會僅僅是第一個層次。你說的這個法律意義上的偵查和起訴的機構也有，這是第二個層次。比如柏林有一個大的檢察官，他帶領了一個檢察官調查小組他們負責處理調查過程當中民衆提出的起訴。這些檢察官都是從各個聯邦州調上來的，這也是議會通過的。
在這段時間裏
大概有上千個起訴，真正進入調查程序的大概有幾百個，到最後，上庭的可能不到一百，而且其中80——85%都是緩期了，真正判刑關押的非常非常少。
當然一些受害者也不滿，覺得這些人沒有得到懲罰。可是法庭審判的時候有一個原則，就是說這些人的確是他們做了在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下當時東德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違反了，只有這樣的話才判。
如果
只是從法律上進行清算，老百姓肯定會覺得非常不滿。因爲受到懲罰的人數太少了，所以
德國對這段歷史和政治上還有一個清算，這是第三個層次的清算。
具體做法是，在兩德合幷的時候，當時是西德的科爾政府和東德的德.梅齊艾政府有一個合約。其中規定，斯塔西（國家安全部）的人不能當公務員，這裏面包括教師、警察等等。但真正執行比較嚴格的就是聯邦國防軍，因爲這是屬于聯邦機構，其他不管警察還是海關或是老師，都是屬于各州的，在執行聯邦法的時候有自己的空間，有的地方嚴格，有的地方不嚴格，因此出現有的人還是當老師了。
現在的情况是，當時簽合約的時候，留下了一個漏洞，只考慮到在東德爲國家安全部工作的人，沒有考慮過被東德國安收買的西德綫人。比如說他們經常滲透西德的國會以及警察，這些幹下了肮髒的勾當的西德綫人以後怎麽辦？難道他們不應該受到懲罰嗎？但要整個對過去60年的西德公務員做一次調查又是不可能的。對這部分人我們當時沒有考慮到，他們成了漏網之魚，非常遺憾。
但總的來說，如果和1945年之後德國清算納粹政權相比的話，我認爲這次清算更深入，範圍更廣，一直持續到現在。
必須强調的是，德國的這個經驗在整個東歐和中歐來講都是唯一的。因爲只有德國有兩個德國，而且在
當時斯塔西還沒來得及銷毀他們的檔案，很快就被接管了，這個和其他的國家都不一樣。
其他所有國家只是把共産黨最高層給換了，第二層就沒有動，到底下就更沒有動了。很多人30年都還一直掌權，當然不會把自己交出去了，這也是造成清算非常不完善的一個原因。 原東德邊防軍上校君特·雷奧的抱怨……20年前，雷奧的任務，就是看著這堵墻以及其他東德邊境。他轄下的士兵，每60到80個人負責看守10公里長的邊境，每次值班時間是8個小時，全年無休三班倒。
雷奧回憶，大致每10公里長的邊境每年能抓獲60個偷越國境者，其中他的部隊大概能抓獲20個人，剩下的40人由警察和憲兵部隊等來完成。他已經無法準確回憶起他的邊防部隊抓獲的偷越國境的總人數。只知道除了被當場擊斃的外，被抓獲的偷越國境囚犯，一般會送到監獄囚禁。
更離奇的是，
相當一部分囚犯，最後會被西德用錢贖走。原因是那時的東德已經越來越依賴西德的經濟援助，而西德政府和民衆也自認對這些翻越柏林墻的受難者負有道義上的義務。
在雷奧上校的記憶裏，就這樣從監獄裏
被買到西德的囚犯，前後有好幾千人。"我們辛辛苦苦抓進來，他們高高興興賣出去"，他至今無法理解這種做法，覺得如果僅僅是出于經濟考量的話純粹是荒唐的邏輯。
……這年的11月4日，東德出現了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民主示威活動，將近一百萬東德市民走上街頭……
三天以後的11月7日，東德政府部長會議全體成員辭職。再過了一天，11月8日，東德共産黨政治局全體成員辭職。同天選出新的政治局，克倫茨取代統治了東德近20年的昂納克當選新的總書記。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幷未因此而中止。
11月9日，政府幾乎處于癱瘓狀態，在頻繁抗議的亢奮中突然失去目標的東德，不知該如何度過這一天。
實際上，從這天開始，剛剛改組的東德政府中央委員會即開始萌生想法，希望有計劃的放鬆對東德人民出入邊境的旅游限制，以舒緩壓力。因爲在此之前的半年中，萊比錫等地聲勢浩大、此起彼伏的抗議活動中，呼聲最高的也是推倒柏林墻。
就在11月9日的晚上，局勢開始陷入混亂。造成混亂的原因，是當天晚上六點多的一次例行記者招待會。東德共産黨中央當時實際上的第二號人物，政治局委員兼柏林市委書記沙伯夫斯基，在宣讀完一份東德政府簡化公民出境辦法後，一位意大利記者舉手，問這個辦法什麽時候開始執行。沙伯夫斯基想了一下說：據我所知，會很快，不會拖延。記者們立即將這句話理解爲柏林墻馬上開放，迅速將這條消息播發了出去。
到現在也無法弄清楚沙伯夫斯基是故意而爲，還是口誤所致。唯一能肯定的是，就在此刻，
歷史借助沙伯夫斯基的手，輕輕撥了一下東德行進的羅盤。當晚7點，看到新聞的東德民衆在狂喜中相繼涌到柏林墻邊，但此時雷奧和他的部隊幷沒有接到任何關于開放邊境的命令。于是勃蘭登堡門前的挑釁行爲越來越激烈，民衆在試圖推倒柏林墻。他的士兵和下級不斷向他報告，而他也只能不斷向他的上級報告。但是上級聯繫不上，沒有人接聽電話，甚至沒有人知道沙伯夫斯基剛剛做出了一個什麽樣的决定。上校後來才知道，大領導們那時都在開政治局會議。
上面的聲音消失了，人群却如潮水般越來越多的聚集在柏林墻邊。在這種完全失控的局勢下，雷奧承認當時非常猶豫，但他最終决定放弃使用武力，命令他的士兵不要開槍，打開了部分邊境哨所，除了勃蘭登堡門——沒有斷然開槍，這也是他後來一直引以爲豪的地方。
……1990年10月3日，東德正式宣布加入西德。就在兩德統一的4天前，雷奧也接到了解職的命令，剛滿50歲的雷奧上校從此脫下了穿了31年的軍服，驟然失業。
與解職相伴的是，上校收到了一個價值280馬克的便携式收音機作爲禮物。"對我來說，31年國家服務之後，只拿到了280馬克！"雷奧提起此事便非常惱火。
按照當時東德延續下來的政策，滿50歲的人可以領取退休津貼。這個陷入失業的前邊防軍上校要在5個月後才滿50歲，然後才能從統一後的德國政府那裏領到1200西德馬克。
于是他選擇先去一家超市工作，打了18個月工，他拿到了1300馬克。而之前他作爲邊防軍上校的工資是月薪2000馬克。
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不僅如此，在這幾年裏，雷奧還常常被要求作爲證人上法庭作證。作證的對象是他的部下，當年開槍打死翻越柏林墻東德民衆的邊防軍士兵。
……1962年8月17日，18歲的東德人彼得•費查試圖攀越柏林墻，被東德邊防軍士兵開槍射殺。柏林墻東西兩邊的人民都看到了他中槍，在場的西方記者記錄了這個事件，費查成爲第一個因試圖翻越柏林墻而被射殺的人。現在柏林所有紀念柏林墻的博物館裏，都可以找到這個年輕人的大幅照片。
……但雷奧上校還是同情他的被推上法庭的士兵，他覺得他們只是在忠實地執行命令。他沒有想到幾年後，自己也被推上了法庭，送進了監獄。這個前邊防軍上校覺得不公，因爲他也僅僅是執行命令。
……十年後在這間越南餐館裏再次面對記者時，雷奧的强硬態度有了一些改變，他終于開始承認對這些死者感到內疚，但又認爲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是邊防軍軍官，也是黨員，東德政府頒布的法令，得到了我內心的認可。我服從這些法令，幷以此來培訓我的士兵，我們一起來執行法令，我們有什麽錯呢？"
……對那個解散了東德軍隊的裁軍國防部長艾波曼，這個老軍人不屑評論，他從鼻子裏哼了一聲，略帶輕蔑的說，"你想想，一個牧師怎麽可能有資格做國防部長呢？"
……2000年2月到9月，雷奧和沙伯夫斯基在同一個監獄裏一起呆了7個月。他也試圖去問過這位昔日大權在握的二把手，在那個要命的關口宣布立即開放邊境，究竟是一時的口誤，還是故意而爲。
"他反問我，你覺得這是我一個人所能做出的决定嗎？"
……他幷不忌諱接受媒體的采訪，因爲"只有越公開談論，越能瞭解和理解這段歷史"。但他抱怨媒體幷不願意多報道他的觀點，"曾經有三個拍攝柏林墻的紀錄片攝製組來采訪過我，最後片子出來却只用了我兩句話，不到5秒鐘。"
這種裁剪和遮蔽，使得他對媒體的態度慢慢變得心灰意冷。他承認如果不是考慮到"你是來自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記者"，他也不會再接受媒體采訪。即便如此，他也會在采訪開始前警惕地詢問記者對東德的看法，甚至也關心其他普通中國人對東德的態度。
儘管從來沒有去過中國，雷奧還是固執地認爲希望在社會主義中國，因爲"只有中國才可能對抗美國，成爲世界的另一極"。他表示完全同意老領導克倫茨的看法。這個昂納克之後的東德統一社會黨中央總書記，後來也被審判，在監獄裏接受過中國記者采訪時表示"
希望中國繼續把紅旗打下去"。
20年後的現在，雷奧終于開始承認，柏林墻倒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他堅持認爲時間上不成熟，因爲"現在看來，東德和西德人的腦子裏還是有一堵墻。"
"從原則上，我還是習慣認可東德，即便控制傳媒和言論自由這種有點過分的做法，目的也是爲了維護國家安全和政權，爲大衆謀利益。那時的法律和黨章裏也都是這麽規定的。"這個總是不忘强調自己黨員身份的老人，在用兩柄叉子笨拙的挑起越南牛肉粉塞進嘴裏後，用簡短而堅定的語調說道："
別忘了我是一個黨員，党總是正確的！"
和現在相比，雷奧還是更願意懷念20年前的時光。"那時國家給了我一切，包括教育、滿意的工作和舒適的社區。"10年前，面對《焦點》記者，他這麽回答。10年後，他還是這麽回答。
秘密監獄里的政治犯解說員 在早先東柏林的地圖上，霍恩施豪森監獄所在地是一片空白。即便是現在，從柏林市中心出發，坐地鐵S環綫再換電車，然後再步行一段，也要花上近40分鐘才能到達這個地方。在20年前，這個地圖上都不標識的地方，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所在，因爲這裏是東德國家安全部（斯塔西）最重要的秘密監獄之一。
自1951年斯塔西從原蘇聯軍隊手裏接過這個監獄以來，它通過
18萬秘密警察織成的嚴密羅網，將被抓獲的政治反對者、偷越國境者等各類政治犯源源不斷地送到這個地方來。近50年來，這裏
關押過近2萬名各類政治犯，包括東德异議人士Rudolf Bahro、作家Jurgen Fuchs、畫家Bärbel Bohley等著名政治犯。
這個監獄一共有103個囚室，120個審訊室。審訊室比囚室還要多，正是這個秘密監獄的一大特點。犯人送到這裏來，經過嚴刑拷打、審訊定罪和仔細甄別後，再分別轉送到遠離柏林的其他監獄。
柏林墻倒塌後，通過1989年11月底和12月的兩次大赦，政治犯們全部得到釋放。
1990年10月3日德國統一那天，霍恩施豪森監獄正式宣布永久關閉。4年以後，這裏被辟爲專門的紀念館，用來紀念那些在東德極權體制下的受難者，每天有數以千計的游人來這裏參觀。
1966年出生在東柏林的尤裏查，因偷越國境被捕的時候是1984年，正好18歲。難以置信的是，尤裏查說，他14歲的時候就開始計劃著要離開東德，因爲自懂事以來，他和同伴以及家裏人看到的西德媒體，一天到晚都在說越境的事情。
尤裏查說，想逃離東德，是因爲他沒法想像他的一生會在一個封閉的國度裏度過。那個時候，沒有人會想到柏林墻會在幾年後被推倒。
尤裏查知道直接翻越柏林墻危險極大。所以最開始，他和同伴設想通過其他邊境離開東德。在塗林根附近的一個地方，他們找到了一處防守不太嚴密的圍墻。尤裏查開始想爬過去，馬上發現不太可能，墻太高了，而且釘滿了倒鈎。他的同伴又嘗試著想挖地道，隨即發現高墻下面是深不可測的混凝土，計劃也半途而廢。
于是他和同伴就砍倒一棵樹，希望把樹搭在高墻上面。但剛剛爬上這座"樹橋"，警報就響了。尤裏查在恐慌中逃躲到附近的一個村子裏。聞訊而來的東德邊防軍沒有找到他，却抓到了他的同伴。
在村子裏躲藏了幾天後，尤裏查改變了計劃，他認爲避開東德，先去匈牙利，再到奧地利可能會簡單一些。于是買了一張火車票到布達佩斯，目的地是匈牙利和奧地利接壤的一個邊境城市。到布達佩斯以後，尤裏查又買了張到那個邊境城市的火車票。
這時他犯下了一個錯誤，買了一張單程票。在開往這個邊境小城的火車上，查票的鐵路警察發現了這一點，瞪大了狐疑的眼睛盤問他，是不是想越境？
尤裏查當時的身份是技校畢業生。如果他堅决不承認，未必會被帶走。但他知道，這次至少是决不可能有成功越境的機會了。萬念俱灰的他突然靈光一閃，改口對警察說：是，我想越境，想離開這個該死的國家……尤裏查想起了他的表哥，一年前，他的表哥想通過北部邊境越境，失敗後投進監獄，後來就被西德政府從監獄裏直接買走了。尤裏查想賭一把能否有他表哥的運氣。
在這個小城被審訊了兩個星期後，尤裏查被帶回柏林，關進監獄。開始是單人囚室，然後換到另外一間約16平方米的囚室，和另外5個囚犯關在一起。
尤裏查說，其實這是他第三次試圖越境。
……在最終被西德政府買走獲得自由之前，尤裏查熬過了近一年的牢獄生活。
尤裏查幷不願意去過多回憶審訊的情况。對每個試圖詢問這個問題的參觀者，他總是習慣性的躲開目光，低下頭說記不清楚了。實際上他幷沒有受到任何刑訊逼供，開始的審訊也幷不是無法抗拒的痛苦，但他還是很害怕——牢獄生涯裏的恐懼，主要源自于精神上的折磨，"感覺這個政權可以對你爲所欲爲。"
審訊結束後就進行法庭審判，尤裏查被判一年有期徒刑，馬上被送到哈勒的監獄服刑。10個月以後的某一天，獄警突然打開牢門告訴他：收拾東西，你已經被驅逐出境——實際上他被西德政府買走了，他日日夜夜祈禱的好運氣終于來了。慶幸的是，那兩個和尤裏查一起因偷越國境被捕的難友，也碰到了和他一樣好的運氣。
作爲一個曾經的"行貨"，尤裏查至今都不清楚這場交易裏面的細節，他只是希望被買走。斯塔西决定誰可以被買走，但這場交易幷不是政府之間直接交涉。當時東德和西德各有一個類似律師事務所一樣的機構，由他們來出面操作，談判、選擇、出價等。
尤裏查
只知道自己被賣了96000西德馬克。他聽說這是80年代的平均價格，70年代的時候會便宜一些。尤裏查在西德讀完了大學。柏林墻倒塌、兩德統一後的1991年春天，他回到原來的故鄉。去年3月，他來到這裏故地重游，幷自告奮勇留下來做了導游和解說員。
霍恩施豪森監獄紀念館的管理員安德雷•考基弛說，紀念館現在一共有44個講解員，其中有35個是像尤裏查一樣有過坐牢經歷的，另外還有8、9個歷史學家。這些時代的見證者，和這所紀念館一樣，本身也是一種不能忘却的歷史。
……紀念館開放以後，每年前來的參觀者都在遞增。考基弛說，去年的數字是25萬，其中有一半是學生。
今年5月5日上午，德國總理默克爾首次參觀了這裏。尤裏查和其他幾位當年在這兒被囚禁過的前政治犯，看到這位女總理在監獄廣場內著名的受難者紀念碑前敬獻了花圈，心情複雜。
考基弛說，曾經在這裏工作過的秘密警察雖然不能再在公務部門工作，但幷沒有受審判。而他們中的很多人就長期住在紀念館附近。
這些人在尤裏查他們講解的時候有時會來爭辯，還會成立協會和組織，通過出書等形式，搞各種各樣的活動，說歷史真相幷不是這樣的。他們最主要的觀點是這些政治犯是應該被關押的，因爲當時他們是反對東德的。這位憂心忡忡的管理員說，現在這種情况是越來越嚴重。
直至今日，
一些東德人仍舊認爲，像尤裏查這樣的政治犯理應受到處罰。尤裏查曾經提到一次在柏林街頭和一個老人的對話，當他講述自己在監獄中處處受限的苦楚時，對方憤怒地打斷他說："
可惜他們忘記了殺掉你！"
9月21日出版的《時代周刊》，將這位前政治犯講解員的苦悶寫進了德國大選背景下的德國社會複雜心態。
"
這其實幷不是一個博物館。"在引領游客參觀這所從前的監獄時，尤裏查堅持著自己的這一看法，"
當你訪問某個巴洛克宮殿時，你會沉思那些已經結束了的時代。而柏林墻這樣的時代却幷沒有結束。——它會讓我們警惕，那個時代幷沒有真正終結……"
紀念全國消防日 1、柏林墻拆得太徹底了
……柏林旅游局局長布爾哈德•基克相信也是後悔者之一。他一直致力于游說當局采取更多措施，重新發掘柏林墻的歷史價值。他說："在柏林，每塊石頭都代表了一段歷史。而我們犯下了最致命的錯誤：那就是
以德國人的行事方式，把柏林墻拆得太徹底了。"
旅游局長的呼聲，會讓人不由自主的想起20年前推倒柏林墻時，西德路德教會牧師曼弗雷德•菲什爾呼籲保留部分柏林墻的聲音，他說："我們一些人意識到，
即使一切都已經成爲過去，我們也不應該將所有證據毀掉，人們需要一些東西將他們與過去聯繫起來。"
2、人心中的無形高墻與現實中的東西差距
據新華社報道，柏林自由大學2008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
12%的前東德居民和
11%的前西德居民都表示，如果柏林墻沒有被推倒，柏林的形象會更好些。柏林墻拆除20年後，許多前東德居民認爲，前西德接管了他們的文化和政治。而前西德民衆說，他們已經厭煩前東德人對前共産主義時代的纏綿懷念。
如果這項調查可信，那麽說明20年後的今天，懷舊情緒依然濃郁。誠如本刊訪問過的原東德邊防軍上校剛特·雷奧說言，柏林墻早就倒了，但許多柏林人心裏依然有一道"心墻"無法跨越。德國《明鏡》周刊的記者甚至認爲，在柏林墻倒塌20年後，原東德時期的意識形態似乎在改頭換面重新確立起來了。
……連在統一時宣稱"沒有一個人會比以前過得糟糕"的德國總理科爾，現在也承認對困難估計不足。
任正德描述，代表團訪問的德國人彼時就有幾分悲觀的表示，要消除東西兩地之間的思想感情上的隔閡，恐怕還需要二三十年。同樣是《明鏡》周刊的編輯們，在18年前的彼時就發出更直率的預言：柏林墻一天之間拆除了，但要拆除思想上的柏林墻，恐怕還需一兩代人的時間。
到了2000年，另外一位國內媒體記者諸友瓊在訪問德國時，發現"統一"正在使德國人陷入困惑，只不過這種困惑比9年前任正德訪問時要更具體而微觀了：東德人抱怨實行私有化,失業率大大增長了，西德人心疼掏腰包交納"統一稅"太多;；東德人不習慣完全陌生的資本主義"規則"，不適應完全不同的思想體系和生活方式，認爲東德被西德"殖民化"了，使東德人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淪爲"二等公民"；西德人則埋怨東德人太不知足,，認爲他們應當對西德人"感恩戴德"才對。兩邊的德國人都說"統一的代價太大了"。
最極致的例子出現在到柏林歷史博物館參觀者的留言中，有一些人寫下了"重建柏林墻,而且要建得更高一些"的主張。
必須得承認，這道人心深處的墻，有其現實和物質的基礎。
按照德國之音今年10月4日的報道：
1990年在東德（不包括東柏林）居住有大約1450萬人，現在還剩不到1300萬人。雖然
每年還有1萬西德人遷往東部，但是很明顯更多人嚮往西部。
僅在2008年，從德國東部就遷出了5萬人。從東部遷往西部的主要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留下的是老年人和社會弱勢群體。
3、兩種社會性短視
事情就是這麽吊詭，如果沒有强大的西德，德國沒有可能那麽快統一，柏林墻推倒後也不可能這麽快平穩過渡。與此同時，可依賴的朋友，同時也是可抱怨的對象。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駡娘。經歷了80年代改革歷程的中國人，對這種心態是多麽熟悉。
柏林墻推倒20周年之際，洛杉磯國立藝術博物館舉辦了名爲"兩個德國的藝術——冷戰文化"的展覽，展出了1945至1989年間120個東德和西德藝術家創作的超過300件雕塑、繪畫、攝影、影像作品，展覽盡力模糊藝術家在兩地區域上的差別，將東德和西德的藝術家融合在一起，這種幷置也展現了一種獨特的融洽。
最近一期德國《時代周報》盛贊了這種做法，同時也報道了位于哈勒的莫裏茲堡博物館在收藏東德藝術家作品上的偷工减料的做法，而該館的東德藝術品收藏在全德國數一數二。該報發表評論擔心重新統一後的德國人對歷史的判斷和修訂太過草率，
似乎大家一致認爲東德藝術應該與整個時代一起被忘記。
時代周報稱這種習慣于簡化歷史的現象爲"社會性短視"。
需要指出的是，
對我們而言，更需要警惕另一種習慣于簡化當下的社會性短視，即將德國民族性格中短于自我表彰而長于指出問題的審慎悲觀，理解爲某種價值觀的回歸與顛覆。
德國人的民族性格習慣謹慎行事，將困難估計得十足，却很少有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豪言壯語。不理解這一點，就會誤把德國社會和媒體20年來一直喋喋不休的提醒和警惕，解讀爲東德人民真的希望回到20年前的柏林墻時代。
除了20年前的既得利益者，很少有人真正希望這麽做。事實上，這種抱怨和懷舊，這種抑鬱而緩慢的行進，才是正常社會裏的真實面目。
曾作爲前東德反對派長期活躍于政壇的東德神學研究者弗裏德裏希∙紹勒莫曾說過一段非常精闢的話："
20年前歡欣鼓舞的時期過去後，現在就像酩酊大醉後醒來的抑鬱，或是蝸牛爬行一樣緩慢地走向磨合的正常狀態。"
歷史因意識形態和社會生活經驗的種種差异所投射的陰影，决不會在一天之內就烟消雲散，依舊會很長時間內盤根錯節的盤踞在我們的內心深處。這是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也是我們可以體察人性的資源之一。
4、拆墻20年
……2009年新年剛過，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當周發布的播客節目中表示，圍墻倒塌20年後的此刻，重整和清算德國共産黨的獨裁體制顯得特別重要，除了歷史不能遺忘外，應該讓年輕人認清獨裁的危險。
……10月，她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女作家米勒祝賀，表示"在柏林墻倒塌20周年後，一個柏林女作家獲獎，這是個極其美妙的信號。"
米勒在接受采訪時則表示永遠需要警惕那個扼殺自由和人性的時代重來。
……在這個世界上，拆除各種阻隔和限制交流的高墻的努力，在熱愛自由的人們心裏，會永不停止。無論它是在20年前的東西柏林之間，還是在20年後的海峽兩岸與停火綫兩邊；無論它是鋼筋水泥的混凝土高墻，還是互聯網上的萬丈藩籬、人心深處的無形壁障。
張哲，《南方周末》 ……那年9月，匈牙利通往奧地利的邊境突然開放。此前，儘管東德人可以前往其他東歐國家旅行，但直到奧匈邊界打開後，那些心向西方的東德人，才終于在冒死翻越柏林墻之外擁有了其他選項。
兩個月裏，超過11萬東德人繞道捷克斯洛伐克進入匈牙利，從匈牙利前往奧地利，再由奧地利進入西德。惡作劇的年輕人偷偷地把東德國旗中間的代表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的麥穗、錘子和圓規改畫成一個行李箱。
東德警察不斷在通往匈牙利的列車上逮捕他們看來有"潜逃"傾向的人，但監獄很快就裝滿了，有的人只進去幾天就被放出來……
在
柏林墻修建以前，由于柏林允許居民在各區自由通行，已有
超過250萬東德公民逃往西柏林或通過西柏林前往西德（聯邦德國）其他地區，其中不乏大量技術工人和高級專業人才。
……此前（倒塌前）不久，東德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昂納克還信誓旦旦地說過，柏林墻"將存在50年、100年"。
Hingst與50萬東德人一起涌進資本主義的西柏林，她說"東柏林幾乎空了"。
……東德人可以在任意一家銀行排隊，憑身份證就可以領取100西德馬克的"歡迎費"，緊接著上街慷慨采購。
Hingst先買了一個隨身聽，又從舊貨市場買到了一條美國的牛仔褲，還看了一場電影。很多商店擺出免費食物和飲料，歡迎"東部同胞"。藝術家們則在柏林墻脚爲剛進入西柏林的同胞們演奏音樂。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連玉如教授，那時正在柏林自由大學進修。11月10日上午，她一路來到東柏林，發現東德邊防軍的小夥子們大多面色凝重。
連玉如問他們，支持德國統一嗎？他們說，同意邊境開放，希望東德政府改革政治現狀，但幷不希望兩個德國立即統一。
事實上，兩德統一後，
17萬東德軍人中僅有5萬士兵被留下"試用"，而他們中的
大部分也很快被迫離開，
留任的軍官更是不足5%。一些職業軍人由于缺乏其他職業技能而紛紛失業，甚至被迫去其他國家做外籍雇傭軍。
……費杭則騎上一輛摩托車，跟朋友一起來到西德旅行。後座上的朋友沒戴頭盔，違反交規，可當交警瞭解到他們來自東部時，把手一揮說，"走吧！"
……1990年3月18日，東德舉行了首次大選，希望通過"自由選舉"决定國家未來。對于大多數東德人來說，第一次直接參與"民主政治"的美好，有些讓人眩暈，他們帶著敬畏和感激之情填寫著自己的選票。
最終，在貸款和貨幣聯盟的許諾下，科爾支持的德國聯盟党大獲全勝，前執政黨統一社會黨最終沒能逃脫淪爲在野黨的命運。
在與東德政府協商幷簽署"國家條約"時，科爾的外交斡旋也取得了重大成果。戈爾巴喬夫最終鬆口，默許統一後的德國退出華約組織，德國統一的最大外部障礙掃除了。一場暴風驟雨般的統一過程急遽前行，在東德的萊比錫游行的人群已經把"我們是人民"的口號改爲"我們是一個民族"。
1990年10月2日，東德議會宣布，東德政府停止運轉。23點55分，在《歡樂頌》的音樂中，伴著"在你溫柔翅膀之下，一切人類成兄弟"的歌唱，民主德國國旗從東德一切建築物和聯合國的旗杆上緩緩落下。
10月3日零時，德國和平統一。
……
兩德統一之前，東德人均收入只有西德的1/3左右。東德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嚴重滯後，電網、交通和電話通訊都需要大筆投資。
于是，德國政府從1990年開始向原西德各州公民徵收"團結稅"——個人所得的5.5%，用于原東德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國有企業改制和社會綜合援助等。團結稅的計劃徵收截止期限爲2019年，長達29年。但"團結稅"帶來的還有西部人的抱怨，爲什麽一切都要我來埋單？
而東德人對突如其來的資本主義也産生了"排异反應"。當時只有17歲的萊比錫中學生胡朵拉（Cordula Hunold）拿著100西德馬克"歡迎費"與媽媽一起去西德的商場，但琳琅滿目的商品、汹涌的人潮令她走出商場就嘔吐起來。
胡朵拉的父親Hunold本來是當地一所中學的校長，但德國統一後，所有前東德的校長因爲與國家意識形態靠近等原因，統統被要求下崗。Hunold先生在五十多歲失業，只好去斯圖加特一所大學學習，以重新取得教師資格。
實際上，在教育系統內，民主德國政治學院、柏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院等高等院校被直接解散，甚至國家科學院的科學家都不能幸免——Hingst的爸爸是原東德國家科學院的一名化學家，但他也在50歲的年紀失業。
東德的議會和政府自動取消，其工作人員經過嚴格篩選後，大多被開除。在外交系統中，原東德三千余名外交官被全部開除。"以前一些很優秀的東德使館的漢學家，都已經不再從事相關工作了。"德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楊佩（Petra Mann）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有的賣保險，有的在旅行社工作……這真的沒有辦法。"
2008年，社會學家威廉•海特邁爾的一項調查顯示：有半數西德人認爲東德人很少願意瞭解西德，而64%的東德人感覺自己是二等公民。
德國交通部長，負責東德事務的沃爾夫岡•提分西在今年6月提交的兩德統一年度報告中寫道："如果到2019年，東部能接近西部産業結構相對較弱的地區的發展水平，那將是一個巨大的勝利。"
……
柏林墻倒塌後，資本主義立即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東柏林攻城拔地——德意志銀行迅速收購了四千多家東德銀行辦事處，將金融業務立即鋪向東德的每一個城鄉角落；可口可樂、西門子、雀巢等昔日"階級敵人"的標志擠占了每一處新開的超市和商場；馬路上大衆和奔馳的汽車也讓昔日東德自産的"衛星牌"汽車相形見絀……
社會主義的痕迹幷沒有完全消失。東柏林博物館島的藝術市場上，大量販賣的正是前東德和蘇共時期的書籍、徽章和紀念品，但價格十分不菲；而通往亞歷山大廣場的卡爾•馬克思大道還保留著舊時風貌——90米寬的馬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當年這裏游行閱兵的盛况。
……西柏林的自由開放與東柏林的理想光輝形成了這裏獨特的兼容幷蓄的風格。朋克青年、跳蚤市場、前衛藝術家和同性戀社群早已打破了舊有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界限，留有早年印記的公社組織、藍領社區和蘇式建築風格反倒閃耀著獨特的後現代主義光芒。
……
歌德學院北京分院副院長柯理回憶自己最初印象深刻的東德——魏瑪附近的小城耶拿時，他使勁吸了吸鼻子。"空氣裏都是煤的味道。"柯理笑著說，"他們冬天還在用煤炭取暖，而西德早已經使用燃氣了。"
對于柏林自由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柯瑾藝（Olivia Kraef），她對東德的最初記憶也是一種味道。"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麽，有點像消毒水……非常東德的味道。"她小時候每次去東柏林看望親戚，都會聞到這種氣息。
那時的柯瑾藝總覺得東德是另一個世界。西柏林的咖啡和香蕉總是讓東柏林的親戚們很開心，而她總覺得表妹兩條大辮子的髮型很過時。但柯瑾藝幷沒有笑，因爲她媽媽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不管什麽人，雖然可能現在窮，但是他也很偉大"。
柏林墻倒塌20年，說一樣東西好，西柏林人會說"tol"，而東柏林人喜歡說"schau"。
或許由于對現實的不滿，懷舊的情緒近來正在東部蔓延。一些消失的品牌，比如"瑪卡費斯"咖啡，或是"施普雷"腌黃瓜，被人們懷念而重現市場。
東德人費杭覺得，人們懷念的幷不是現實中的那個過去。1998年，他收到了德國政府的一封信，稱前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Stasi)的檔案公開了，其中有他的記錄。
看到檔案時，費杭驚呆了。1989年只有19歲的他，居然在Stasi有60頁的檔案記錄。而且，他傷心的是，寫報告的人裏還有兩個是他最好的朋友。"我有點兒失望，但他們一定也有自己的原因。"費杭說，"他們一定比我更難過。"
秘密警察也曾找過費杭，要求他爲Stasi工作，報告身邊朋友的動向。但費杭拒絕了。"不是我很勇敢。"費杭說，"如果他們第二次第三次問我，或者威脅我父母的安全，我不知道會怎麽樣。"
幸運的是，秘密警察還沒有來得及再找他，柏林墻就倒塌了。"所以，雖然我們有些抱怨，但跟自由比起來，那些都不算什麽……沒有人真的會想回去。"費杭說。
據德國政府公布，
原1600萬東德公民中，國家安全部對600萬人備有秘密檔案。
美國前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在回憶錄中記述了自己在1990年12月訪問柏林的情景，那是他第一次見到現實中的柏林墻。"那是一個霧濛濛的天氣……當我透過柏林墻的小洞，看到東柏林那單調的建築時，我意識到民主德國人已經將一切牢牢抓在了自己的手中。這是他們的意志力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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