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柏林墙20年（二）

博主按：

老大哥突然變成修正主義，"我們一直在與歐亞國打仗"。與此同時，這些曾打著同樣旗幟的朋友們，又如何看待我們？顧彬的一面之詞"他們最怕1979年以後的中國"就講述了類似的趣事。狗不僅咬人，還會互咬。

《人民日報》適時的評論，又是多么美妙的和音。

當然，即便是腐朽的資本主義人民偶爾也有崇高理想。當東德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奔向自由的同時，也會有一些特立獨行的西德人一意向東，《反方向"叛逃"：奔向東柏林》為你講述東游記。

注：有所刪減。

混亂的一年

3月2日：匈牙利拆除了匈牙利與奧地利邊界的鐵絲電網。俄國未作反應。

6月3日：成爲社會運動組織的波蘭工會聯盟"團結工會"，幾乎贏得了它參與爭奪的每個席位。

8月23日：波羅的海各國的抗議者形成一條長400英里的隊伍，要求脫離俄羅斯，實施自治。

9月：在夏末，幾千東德人逃離，許多用旅游簽證進入東部各國，然後在西德使館夜宿。9月10日，匈牙利宣布，東德人可自由通過匈牙利去西德。

10月6-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慶祝成立四十周年。蘇聯總統米凱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試圖勸說民主德國領導人埃裏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接受改革。那時東德有大量人抗議。二周內，昂納克被迫下臺。

11月3日：捷克斯洛伐克當局允許東德人去西德。

11月9日：民主德國當局屈于壓力，開放了去西柏林和西德的邊界，柏林墻倒塌了。

11月10日：蘇聯的堅定盟友、保加利亞的托多爾•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 of Bulgaria）被他的政治局流放。民衆的抗議越來越强烈，最終保加利亞于1990年舉行了自由選舉。

11月17日：防暴警察鎮壓了布拉格的和平示威，從而激發了一系列大型民族示威，罷工運動席捲全國。

11月24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完全"政治局下臺。

12月17日：羅馬尼亞獨裁者尼古拉•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sescu）下令對蒂米什瓦拉（Timisoara）的抗議者進行血腥鎮壓。邊界關閉。四天后，齊奧塞斯庫向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的民衆講話時，群衆的噓聲使他大爲震驚。

12月22日：羅馬尼亞軍隊倒戈。

12月25日：齊奧塞斯庫和他的妻子愛蓮娜被行刑隊處死。

http://www.infzm.com/content/37171

南方周末，《顧彬："他們最怕1979年以後的中國"》

在1985年以前，民主德國不允許他們的人民關心中國，看有關中國的消息。"在東德基本不能學漢語，他們只允許幾個人學現代漢語。"顧彬說。他生活在聯邦德國，1966年他的學術志向由神學轉爲漢學……

南方周末：據說當年柏林墻有70萬枚地雷，6萬支自動掃射機關槍，還有1100只訓練有素的狼狗，東德領導人也有"越墻者射殺"的命令？

顧彬：這個數目我不太熟悉，但是報道肯定都是有道理的。1985年我住在柏林，差不多每天都能看到柏林墻，柏林墻前後都是空地，東柏林到處都會有炸彈。有時候我去東柏林，他們的檢查非常嚴格，因爲我是漢學家。那時他們最怕中國，最怕1979年以後的中國會影響到東德。

在原來的西柏林中國非常紅，每天都有報道。有一次，可能是1980年代初，我去東柏林的時候，身上帶著電臺的海報，海報上是預告明天要報道"中國'文革'"專題。海關發現了海報，問我爲什麽把這個海報帶到民主德國去，他把海報收走了，他們怕東德人會聽這個報道。

南方周末：民主德國爲什麽會害怕跟他們一樣走社會主義路綫的中國？

顧彬：中國從1979年開始不是走向改革的路嗎？他們怕東德人發現他們的社會主義有問題，然後從中國來看他們走的社會主義。無論是"文革"的中國，還是1979年以後的中國，他們都怕。

南方周末：德國的統一被看成是冷戰的結束，整個東歐變革的象徵。

顧彬：是。但這麽多年以後，我認爲東歐的變革沒有中國成功。因爲他們沒有經濟基礎，也缺少民主精神，搞得好的還是原來的民主德國，現在雖然還落後一些，但是跟1989年比起來，發展也不錯了。原來他們城市完全被破壞了，民主德國沒錢修，現在好多原來難看的城市都非常漂亮。但是現在德國東部的人還是覺得非常不公平。因爲西柏林無論經濟還是城市面貌都比東部好，覺得發展得慢。

我覺得變化慢一些很好，中國的變化就是太快了，中國人自己也跟不上這個發展速度，原來特別好的代表城市面貌的東西也都拆掉了。

南方周末：柏林墻倒塌的時候，你看到的德國民衆是什麽樣的反應？

顧彬：都高興死了。我們很想德國作爲一個國家統一起來。另外他們的社會主義和政治體系也是有問題的。舉個例子，我1970年代末、 1980年代初想在柏林開一個現代漢語大會，因爲當時的民主德國出了一些非常好的中國現代漢語課本，尤其是1950年代的。我想請他們來開會，他們怎麽回答呢？你們是帝國主義，我們不來。他們總是批評當時西德的人，是美帝國的走狗，不管是老百姓還是政治家們，都這樣批評。其實那時候西德知識分子中有很多左派，他們也對美國的經濟模式持批判態度，也反對美國，也反對越戰。

南方周末：柏林墻倒塌的時候，你在做什麽？

顧彬：我在波恩大學教書，我們都在關心中國，1989年的中國。

從1980年代初東德就已經投降了，因爲東德沒有選擇中國之類的路——如果東德跟中國一樣，從1979年走上改革之路的話，可能它現在還在。東德的消失有兩個原因：第一，沒有進行經濟改革；第二，它還在控制著人民，控制太厲害。

1980年代中國人可以到國外去，雖然很麻煩。但東德根本不允許國民到西方國家旅游。還有就是他們沒有什麽物質基礎。從1980年代初開始，當時西德政府給東德很多很多的錢，因爲他們差不多破産了。當時西德政府怕東德會發生什麽動亂，怕蘇聯的軍隊跟進布拉格或匈牙利一樣來東德，鎮壓那裏會發生的什麽起義之類的活動，所以當時西德每年給東德很多很多的錢，但是沒有人公開說這些。1989年之後，埃利希•昂納克下臺後，接替他工作的那個人很清楚，沒有辦法獨立下去了。這也是爲什麽他們那時候沒有派什麽軍隊阻止人們逃亡柏林，沒有阻止當時的東柏林的人把柏林墻拆除，政治家自己覺得"我們完蛋了"。

南方周末：1989年前的東歐，整個社會形態都處于被禁錮的狀態，知識分子的思想有沒有自由？

顧彬：對，但這些作家可以在西方發表他們的作品，所以當時無論是哪個東歐國家都有好的文學作品，即使是在被禁錮的時候。

南方周末：在封閉和禁錮的時代，東德的知識分子的狀况如何？

顧彬：東德作家分三類：一批跟當時的政府合作過，做顧問，這是德國的一個固定名詞——"顧問"，就是你老要給他們寫報告，某個人在想什麽、做什麽，不少作家跟警察機構合作過；另一批不一定這樣做過，但他們自己覺得民主德國是不錯的；第三部分作家，對民主德國持批評的態度，但是他們不否定社會主義，只是覺得他們的社會主義有一定的問題，應該改，所以通過作品表達社會主義改革的希望，這些書他們沒法在東德發表，就在西德發表。發表以後，他們就要面臨一個選擇，離開東德去西德。很多人要求留下來。

有個非常有名的歌手、詩人，叫畢爾曼（Wolf Biermann），他希望民主德國改革，所以經常用中國因素來表示他的期望。比方用長城之類的象徵。一次他去西德朗誦詩歌，民主德國也派特務去，讓他們報告他的情况，最後决定不允許他回來。大部分當時民主德國的作家，也包括藝術家，相信社會主義，但是他們相信的那個社會主義跟民主德國的社會主義，可能不一樣。

南方周末：西德的作家狀况呢？

顧彬：西德的作家有不少主張中國式社會主義，大部分作家、藝術家都是蘇聯式的左派，受"文革"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從今天來看，他們當時對中國的瞭解很有限，所以到了1980年代開始，慢慢瞭解"文革"。不少受到"文革"影響的作家們，後來公開地說："我們犯了一個錯誤。"

原來西德的政府跟西德的作家關係非常不好，互相駡，到了1989年以後情况好一些。雖然作家經常和政府對立，但他們還是能够發表作品，能在任何公開場合發表自己的看法。

南方周末：德國統一也一直有反對的聲音，君特•格拉斯曾批評德國統一是違憲行爲。

顧彬：格拉斯敢說，但我覺得他的立場有一點問題，他也說過我們西德占領了原來的東德，我覺得這是胡說八道。但是他有代表性，有不少人覺得民主德國應該是獨立的，他們應該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理想。柏林墻倒塌，爲什麽？人不能騙自己。包括知識分子在內，都要面對具體的問題，1989年之後我們應該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對人的解放。柏林墻的倒塌，在我看是對人的一種解放。

南方周末：德國經歷了意識形態的變革，這樣的變革對國家的影響大嗎？

顧彬：非常重要，意識形態會幫助一個國家發展，所以中國需要思想勇敢的人。不要怕什麽，如果有什麽錯的看法，可以改。

南方周末：意識形態的禁錮與封閉只會導致社會的倒退，甚至崩潰。

顧彬：是，肯定是。有人說是全球化時代，我說是合作時代。

比如，不少人認爲德國才實現了所謂的社會主義理想，因爲我們是福利國家，人們沒有錢也能過比較好的日子，也有人說，中國現在是資本主義國家。所以，對社會主義如何定義，還是一個問題。社會主義的一些思想在德國還是影響很大，他們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比較具體的，就是"我們應該用什麽樣的方法給老百姓帶來好處？"所以無論是基督民主黨，還是自由黨，他們都考慮人們怎麽能够更好地過日子，所以社會主義的思想對德國每個政黨都有影響。但是，最重要的是，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際上，用什麽樣的方法來提高人民的生活。

南方周末：對于中國的作家，你有什麽建議可以分享？

顧彬：有些當代作家，他們把文學看成是玩具，但是文學是非常嚴肅的東西。另外作家應該勇敢，應該敢于公開提出社會的問題。德國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多，人的精神危機越來越嚴重，現在人們不是去找什麽牧師、什麽神父解决精神上的問題，他們是去找哲學家，找作家。中國的作家不像西方作家對社會、對公共事務那麽關心，那麽深地介入，西方作家經常會直接出來發表自己的思想觀點。最近作家余華在德國發表演講，談到了中國社會的一些問題，這樣做非常勇敢。我覺得現在的中國作家要向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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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上的民主德國

1989年10月4日

民德四十年來取得巨大成就 城鄉人民喜迎國慶40周年
第3版(國際新聞)
　　
　　本報柏林10月4日電 記者許宏治報道：在民主德國成立40周年前夕，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政治局舉行招待會，400多名反法西斯老戰士、革命老戰士和早期積極分子應邀來到黨中央大厦，與党和國家領導人歡聚一堂，共慶佳節。總書記昂納克同志在祝酒詞中說，民德40年來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取得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成就。
　　昂納克說，那些敵視社會主義的人不能容忍在德國土地上成立民主德國。直到現在，還有人認爲可以通過全面進攻消滅民主德國。這完全是痴心妄想。
　　昂納克駁斥了"1937年邊界的德意志帝國繼續存在"、"改變歐洲現狀"、"對所有德國人行使保護責任"等論調。他强調，民主德國反對一切修改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戰後發展結果的企圖。

　　新華社柏林10月4日電（記者那福才）10月7日是民主德國成立40周年。節日前夕的首都柏林秋高氣爽，景色宜人。綠色的草坪上鋪蓋著一層金黃色的落葉，家家戶戶的陽臺上擺滿了一盆盆鮮花，街心花園裏更是花團錦簇、色彩繽紛。市場供應充足，蔬菜、肉類、瓜果和各類食品擺滿了貨架，百貨商場的商品琳琅滿目、應有盡有。人們沉浸在迎接節日的喜慶氣氛之中。
　　40年來，首都柏林和民主德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整個柏林市幾乎成了一片廢墟，60％的建築物被炸成瓦礫。
　　德國統一社會黨1971年提出了"建設發達社會主義社會"的奮鬥目標，幷確定了"經濟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相統一"的社會主義建設總方針，找到了一條符合本國具體情况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從1971年起，民主德國的經濟以每年平均遞增4％左右的速度穩定發展。目前，它已經發展成爲擁有門類齊全的現代化工業和農業的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標志著國家經濟實力的生産性國民收入，由建國初期的290億馬克增加到1987年的2600多億馬克，人均工業産值已躋入世界十大工業强國之列。

1989年10月7日

民主德國光輝的四十年
第7版(國際專頁)
魏斯

　　 今天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誕生40周年的日子。40年來，社會主義已經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深深地扎根幷茁壯成長。

　　在廢墟上重建家園

　　法西斯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瘋狂地侵略了許多歐洲國家，給億萬人民帶來深重灾難，德國人民也深受其害。民主德國所在地區40％的工業設備（其中重工業設備70％多）、60％的交通運輸設備、30％的農業機械和40％的住房遭到嚴重破壞。
　　戰後，民主德國人民首先在農村進行了土地改革，同時實行基本生産資料國有化，沒收戰犯和壟斷資本家的廠礦企業，建立起國營企業。此外，銀行、交通運輸和郵政電信也實行了國有化。工農國家掌握和控制了發展國民經濟的命脉。然而，民主德國沒有走消滅一切私有經濟的道路，在國民經濟中至今仍然保留一定數量的私人個體經濟。他們認爲，在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占統治地位的條件下，少量的私人個體經濟存在，能够對社會主義經濟起補充作用。
　　全國人民同心同德，頂住各種壓力，歷盡千辛萬苦，在廢墟上重建了家園，1950年工農業生産就基本上達到了戰前水平。
　　1951年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集中全國人力、物力和財力，優先發展重工業，儘管遇到許多困難，但經過全國人民艱苦努力，在不到兩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就建成了能够適應經濟發展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

　　持續和穩定地發展經濟

　　民主德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是比較快的，1950——1970年生産性國民收入翻了兩番，每年平均增長7.2％。1971年民主德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這一年至1986年，生産性國民收入又翻了一番，每年平均增長4.6％，1987年和1988年又分別增長4％和3％。
　　民主德國國民收入的增長主要是靠提高勞動生産率取得的。多年來，提高勞動生産率一直是民主德國經濟政策的核心。由于勞動生産率的不斷提高，民主德國與聯邦德國勞動生産率水平的差距正在縮小，1950年民主德國僅相當于聯邦德國勞動生産率水平的45％，1988年已達70％左右，跟英國的勞動生産率水平大致相等，在蘇聯東歐國家中是最高的。1988年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國民收入爲16166馬克（約合8000美元）。民主德國已居于世界發達工業國家之列。

　　重視教育和科學技術

　　民主德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是與大力發展教育、科學技術分不開的。多年來，民主德國重視智力開發和人才培養，教育投資約占國民收入的6％—7％，其增長速度一般都比國民收入和國民經濟投資的增長速度爲快。近年來全國已普遍實行十年制義務教育，職業培訓和高等教育也得到了很好的發展，1987年全國居民中每萬人有174.9名大專院校學生。職工的科學文化水平較高，其中大專院校畢業生占21.6％，技術工人占60.7％。
　　黨和政府把技術研究工作視爲發展生産力的重要手段，認爲國民經濟的發展及其生産水平提高越來越取决于科學技術進步的成果。國家用于科學技術與開發的經費不斷增加，60年代每年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3％，70年代以來增加爲4％多，接近世界先進國家水平。發展科學技術已成爲民主德國提高勞動生産率和增加新産品的最重要手段，勞動生産率增加的90％以上是通過運用科學技術成果取得的，工業産品更新率已高達30％左右。

　　大力發展農業

　　民主德國非常重視農業生産。他們認爲，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與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他們下大力氣抓農業生産。畜牧業上得較快，在農業總産值中約占2／3。多年來，肉、蛋、奶、黃油已自給有餘。種植業較發達，1982年以來，穀物産量每年都超過1000萬噸。1988年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穀物産量約600公斤。
　　民主德國農業生産已實現現代化，農業機械化、化學化水平很高。隨著農業生産的發展，農村面貌發生巨大變化。70年代以來，農業生産合作社跟國營農場 一樣，也實行工資制，農民的收入跟職工的收入相差無幾，兩者享受大體相同的福利。城鄉差別已經很小。
　　
　　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民主德國職工月平均收入不斷提高，1950年爲311馬克，1970年爲755馬克，1987年爲1233馬克，1989年上半年又有增長。多年來，國家實行基本消費品價格穩定政策，主要食品和日用消費品價格以及服務收費指數基本上未變動。市場供應是比較充裕的。居民住房寬敞，目前人均達27平方米，房租較低，約占職工家庭收入的3％左右。
　　居民的食品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肉、奶、蛋和黃油等畜産品在食品中所占比重約爲40％，在國際上是高水平的。1987年每人平均消費肉和肉製品99.4公斤，魚和魚製品7.9公斤，蛋和蛋製品303個，黃油15.5公斤，人造黃油10.3公斤，牛奶 108.3公升。家用高檔消費品占的比例較高，1987年每百戶家庭中，有小汽車52.6輛，冰箱152.1台，洗衣機104.6台，電視機121.6 台，其中彩電47.1台。1967年起實行5日工作周。1976年起工人每周工作42小時，輪班工人爲40小時。1979年起職工每年休假日期爲21天。　　
　　民主德國人民正在党的領導下加强團結，進一步推進經濟、文化建設，爲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成果，爲保衛世界和平而奮鬥。

　　（附圖片）
　　圖爲民主德國一個普通家庭。全家幸福、其樂陶陶。

　　很遺憾沒找到這張所謂"其樂融融"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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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11月10日
　　民主德國宣布開放邊界
　　民德一著名女作家呼籲公民留在家鄉參與改革
　　西德內政部長指出民德公民慎重考慮移居問題
　　第4版(國際新聞)
　　
本報柏林、波恩11月10日電 記者許宏治、江建國報道：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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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向"叛逃"：奔向東柏林

作者: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平客 發自德國柏林、漢堡 2009-11-11 17:11:17 來源:南方周末

德國時間11月9日晚，柏林勃蘭登堡門前的廣場上，一道長達1.5公里的多米諾墻體被推倒，有十余萬人在微雨中參加了這一活動。人群中有兩位"特殊"人物，一位是前東德共産黨地方女幹部露茜，另一位是前丹麥共産黨員亨利克。

他們倆都是德國作家佳杰思（Adrian Geiges）的老朋友。

佳杰思曾擔任德國貝塔斯曼圖書出版公司中國公司的CEO，也曾爲德國《明星》雜志擔任駐亞洲首席記者，幷成功報道2008年北京奧運會，還娶了一位中國太太。

30年前，生長在西德資本主義社會下的佳杰思就對社會主義東德充滿嚮往。1979年，他秘密前往東德，以"耗子"之名參加了由東德共産黨主辦的"幹部學校"，由此他與同樣參加培訓的露茜和亨利克結識。爲期一年的"幹部學校"培訓結束後，回到西德的佳杰思與大部分同學始終保持著聯繫，只有露茜30年來一直不見踪影。

就在柏林墻倒塌20周年紀念日前一周，佳杰思接到了露茜發來的電子郵件，他這才知道，30年前，離開"幹部學校"後，露茜與丹麥人亨利克在校期間的戀情被發現，她因"裏通外國"罪被下放到東德偏遠地區勞改，而亨利克則被前東德國家安全部（Stasi）發展爲秘密特工。

10月31日，萬聖節，在漢堡火車站站臺上，佳杰思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幾天後，他就要和亨利克一起去探望失散30年的露茜了。"我想能征得他們的同意，把這個曲折的故事寫成書。"佳杰思說。這位德國作家、記者已經出版6本著作，其中《我的憤青歲月》被翻譯成中文幷出版發行。

時尚的信仰

1960年出生于西德西南部的佳杰思正在上中學，他從父親的書架上發現一本紅色的小册子——德文版《毛澤東語錄》。

這是他與共産主義的第一次親密接觸，他被毛澤東的話深深吸引了，從那時起，他就把這本紅色封皮的小册子塞到牛仔褲的屁股兜裏隨身携帶。

佳杰思的父親1933年前曾經是德國共青團成員，後來逐漸遠離政治。正是如此，父親對佳杰思的"异常"政治傾向持較爲開明的態度——1970年代初期，佳杰思對共産主義的信仰在同學中顯得有些异類，同學們看到他在操場上苦讀"紅寶書"，就取笑他，把他叫作"赤猪佬"或"紅耗子"。

因越戰引發的全球反美浪潮是佳杰思少年時代的大背景。1967年，德國發生警察殺死一名學生的事件，引起社會抗議及反思。在佳杰思心中，當時西德私人企業和資本家盲目追求利潤，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差距、環境污染等問題，且日益嚴重，這成爲他逐漸對共産主義理論産生興趣幷成爲信仰者的重要因素。

1970年代，在佳杰思就讀的中學附近，有一個西德共産黨人開辦的書店，裏面大都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佳杰思很快成了那裏的常客。由此，他和黨組織建立了聯繫，不時參加書店組織的各種研討活動。1978年，佳杰思向書店裏的一位西德共産黨員提交了入黨申請書，很快，他成了一名共産黨員。

"西德人加入西德共産黨相對比較容易些，不像東德人加入東德共産黨要經過很多審查和考驗。"佳杰思說他入黨的過程十分順利。當時的西德共産黨以反對黨出現在政治舞臺上，隊伍不算壯大，他們主張以和平方式參與改造社會的鬥爭。那時候，他已經從各種渠道知道了有關斯大林的歷史問題，但他接受了共産黨對此所下的結論，相信那只是斯大林犯下的個人錯誤，與制度無關。同時，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樹立的功績在他心中是不可動搖的。"那個時候，我們的父輩們很少談及納粹犯下的罪行。"在佳杰思處于成長期的歲月裏，他始終認爲，西德的成年人只知道賺錢。

佳杰思坦陳在自己的少年時代，共産主義信仰在資本主義制度的西德有一定時尚性，它不僅能凸顯一個生長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年輕人特立獨行的一面，也可以爲年輕人的叛逆性格找到出口。儘管從小性格內向，不善言談，但佳杰思依然用共産主義信仰表達著對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憤怒，多年後，他把那本記錄自己信仰歷程的自傳體著作的中文版命名爲《我的憤青歲月》。

父親對佳杰思的共産黨員身份持默許態度，母親却强烈反對。在當時的西德，加入共産黨是合法行爲，但共産黨員不被允許進入西德政府機構工作，也不能擔任教師、郵政等職位，母親認爲加入共産黨會使得自己的兒子將來不好找工作。

"我是被接應的"

1979年夏天，19歲的佳杰思接到秘密指令，黨組織要派他前往東德進行爲期一年的秘密集訓，參加由東德共産黨主辦的"幹部學校"。他被告知這次行動屬于高度機密，不得對家人透露行程。佳杰思非常興奮，"不自由，毋寧死"的念頭涌上心頭，甚至興奮得結巴起來。不過，佳杰思最終還是向父母說了要去東德的事，只是沒有告訴他們去哪以及去幹什麽。

共産黨安排佳杰思和他的同志們從西德西南部出發，經過東德邊境進入西柏林。抵達東德邊境的時間是1979年9月3日淩晨，這一天恰好是佳杰思的生日，東德的一位軍官看了看他手中的護照，笑著對他說："我注意到了，今天是你的生日，生日快樂！"

他們在西柏林吃了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最後一頓早餐——肝泥腸加小麵包，隨後來到弗裏德裏希大街上的查理檢查站，這裏是出入東西柏林的重要關口，檢查站旁聳立著高高的柏林墻。

排隊等候時，佳杰思看到他前面的一個美國人遭到東德邊防軍的粗暴指責，還用德語駡駡咧咧，他心裏有些害怕。

一起前往東德的同志告訴佳杰思不必擔心，東德邊防檢查站已經接到了上級指示，他們很快就要順利進入東柏林了。終于輪到自己了，他掏出那張沒有簽證的護照，結結巴巴說了一句："我是被接應的。"邊防警察掃了一眼名字，立即露出熱情的笑臉："同志，熱烈歡迎你來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隨後拿出一張單頁特別簽證，這是爲了不在他的護照上留下任何痕迹，可以讓他們在一年後回"敵國"西德時，不被發現曾在東德待過一年。

順利穿過柏林墻之後，佳杰思和同志們終于踏上了東德的領土，撲面而來的是滿街的消毒水味道，他們乘上了東德國家鐵道部的專用火車，駛往"幹部學校"所在地。一路上，火車停停走走、慢慢騰騰，沒有西方世界的光怪陸離與五光十色，但這一切都與佳杰思對消費社會的鄙視不謀而合。

每天都有大新聞

"1917年十月革命提出了'不要富人'的口號，到了1980年代，蘇聯人發覺富人是沒有了，因爲大家都變成了窮人。"佳杰思說。

十年後的1989年，柏林墻倒塌時，佳杰思已經不再是西德共産黨的共産黨員了。他那時對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革新思維充滿了濃厚的興趣。這十年間，佳杰思去了朝鮮、越南、古巴，也來到了中國，親眼目睹了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他開始反思不同國家在社會主義實踐中産生的一系列問題的根源，1989年初，佳杰思離開了西德共産黨，幷計劃去蘇聯，于是，在1989年11月初，他開始了爲期三個月的俄語學習。

1989年11月9日，晚上八點，正在西德杜塞爾多夫附近的波鴻大學學習俄語的佳杰思從電視上看到了柏林墻即將被推倒的消息。

"當時的心情太複雜了，沒那麽興奮。"柏林墻倒塌20年後，在漢堡火車站附近的一家老式德國餐廳裏，佳杰思對南方周末記者講述了他得知這一消息時的第一反應。1989年，佳杰思的內心世界已經經歷了十年間的多次思想革新，他對斯大林的歷史問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有了新的認識，他開始試圖逐步從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尋找原因。佳杰思心底那座曾經堅挺無比的柏林墻開始鬆動了，對于現實世界的柏林墻，他的看法也因此有了轉變，他已經清楚知道這座墻的悲劇性。但是，柏林墻倒塌了，德國將向何處去，也成爲他和許多德國人的心中隱憂。

"那時候每天都有大新聞。"柏林墻倒塌後，佳杰思每天都要買五六份報紙，看各種不同觀點，"大家都是這樣，時刻都盯著新聞，看又有什麽大事發生了，也很想知道不同人如何看待這件事。"

佳杰思清楚記得當時的德國著名時事周刊《明星》雜志刊發文章歡呼"東、西德從此走向和平與友好"。"他們哪里想得到，文章發出來沒幾天，就已經沒有東、西德之分了——德國統一了。"佳杰思笑著說。

佳杰思向俄語老師請了一周的假，拿著一張十年前東德共産黨"幹部學校"同學的通訊錄，登上了前往東柏林的火車。他再次穿過柏林墻，與十年前一樣依然是由西向東，但這一次却完全不同——佳杰思一家家敲開了這些東德老朋友的家門，和他們徹夜長談。墻塌之後，老友們大都"雄赳赳、氣昂昂，跨過柏林墻"，到墻那邊看了看，然後，回到自己在東柏林的家，等待著進一步的消息。

在佳杰思看來，柏林墻的倒塌有著歷史的必然性。1979年到1980年間爲期一年的東德之行，讓他身處西德時對東德的一些幻想落了空。他發現他和西德的同志們對西德批評最多的環境污染問題，在東德更爲嚴重；在東德黨組織內，哪怕在"幹部學校"的課堂上，不同意見、不同聲音很難得到接納，迎來的往往是棍棒式的呵斥、口號式的謾駡；東德的暫時落後曾被他善意理解爲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必經之路，可他發現這個曾經令他心嚮往之的國度，許多人竟然吃不飽飯，這與他想像的"暫時落後"有天壤之別；所謂"公平"在這塊土地上，也只是一個泡影；東德媒體更是充斥著對領導人的贊頌與謳歌，滿紙都是形勢一派大好的宣傳，根本看不到半點社會問題的報道與探討……

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和東德"幹部學校"裏的同學們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回到西德後，他依然和許多同學保持著來往，其中就包括後來失散了30年之久的東德地方女幹部露茜和丹麥共産黨員亨利克。

歐洲版"潜伏"

露茜"神秘失踪"是在"幹部學校"學習結束之後。

當時，露茜與亨利克在"幹部學校"的學習過程中相愛，1980年夏天，學習結束，同學們各奔前程，佳杰思回到了西德，亨利克回了丹麥，露茜則回到東德地方黨組織繼續她的工作。露茜以書信、打電話等方式與亨利克保持著聯繫，不久，得到了亨利克希望分手的消息。此後的一天，東德國家安全部的特務走進了她的辦公室，向她宣布因爲她與外國人聯繫密切，不再適合黨組織工作，在露茜强調亨利克的共産黨員的身份時，Stasi的特務告訴她："那也不行。"她被下放到一家工廠當了工人，直到1989年。

下放期間，露茜與當地人結了婚，對方是個酒鬼，幾年後，她的丈夫在一次酩酊大醉後去世。

但是，露茜對亨利克的特務身份却一直不知情。事實上，在"幹部學校"期間，亨利克就已經被Stasi發展爲秘密特工，回到丹麥後，Stasi爲他配備了發報機、微型照相機等設備。不久之後，亨利克加入世界銀行，到紐約、華盛頓等地工作，開始爲東德提供情報。

亨利克是在1989年柏林墻倒塌前退出Stasi的，他不想再過這種擔驚受怕的日子。Stasi不允許他退出，給他寫了一封密信，信中以"阿姨"的口吻威脅他——"你走了，阿姨會生氣的，後果很嚴重。"亨利克心中充滿恐懼，他還曾發現自己家附近有人偷偷拍照。那時候，他已經成家幷有了孩子，但他還是沒有理睬Stasi的威脅。所幸的是，很快，柏林墻倒塌了，先後擁有27萬余名特工人員的Stasi也瞬間成了歷史。

1996年，柏林墻倒塌後的第7年，亨利克與露茜恢復了聯繫，從那時起，他們成爲了親密的普通朋友。露茜開始逐步適應在統一後的德國的新生活。起初，日子很不好過，與許多前東德人所面臨的困境一樣，露茜經歷了下崗的無助日子。如今，她已經逐漸擺脫困境，成了當地一家保險公司的主管，生活日趨穩定。

11月7日，佳杰思、亨利克、露茜來到勃蘭登堡門。那天，廣場上，已經竪起了許多塊墻體，上面有德國青年色彩斑斕的塗鴉。這些墻體呈半圓形排開，像是多米諾骨牌。兩天后，也就是11月9日，這個多米諾骨牌組成的柏林墻再次被推倒。"我不後悔！我對共産主義曾有的信仰，讓我去了世界上的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看了也想了許多，這些經歷構成了我的人生財富。"在回憶自己過去幾十年的紅色歷程時，佳杰思這樣說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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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墻倒塌20周年紀念——扭轉世界歷史的柏林自由時刻

Painted dominos in central Berlin

……如果我說"柏林墻倒塌"，那麽你的腦海中會浮現出什麽圖像？歡欣鼓舞的人群在表面覆蓋著色彩繽紛的街頭塗鴉的墻頭上跳舞？但在墻上跳舞的人幾乎都是西柏林人，他們從墻的西邊爬上墻頭，墻西面才是表面覆蓋著塗鴉的那一面。

但這個夜晚，從根本上來說，與他們無關……直到1989年2月，還有一個東德男子在試圖逃到西德時被槍殺。他的名字叫克裏斯•格弗羅伊（Chris Gueffroy）。殺害他的邊防警察們得到了一枚勛章和150東德馬克的獎金。）

……

首個邊界穿越是在Bornholmerstrasse一座越過地上城市鐵路S-Bahn的橋上。我的朋友Werner Krätschell是東德聖士會教堂的牧師，是最早一批越境者之一，他的教堂爲保護東德反對黨做了不少貢獻。馬上要過晚上11點了，邊防人員在他身份證的照片上蓋了個章，他向他們保證他會回來。

不，他們答道，這個章表明你永久移居。他還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在家，所以他試圖扭轉車頭回家。但就在他試圖在橋前邊界的十字路口轉向時，一名邊防守衛跑步向前，向自己的同事大喊："同志，新命令！他們可以返回。"因此Werner又將車開往西部。幾十分鐘後，約11：30時，守衛打開屏障，讓每個人都通過了。

又有一天，Werner在地下室翻找到了他的舊身份證，顯示給我看上面的圖章顯示：9.11.O>23——這就是說，在23點以後。如果你必須指出柏林墻真正倒塌的地點和時間，那將會是晚上11點後不久在 Bornholmerstrasse 。當Werner轉動他的方向盤時，世界歷史改變了。……

……

這是一群精心挑選的出演者，象徵著三方勢力：來自上層領導階層的綠燈和改革的範例（戈爾巴喬夫）；來自下層民衆的壓力（瓦文薩和東德反對黨活動分子）；以及西德媒體 ——他們在柏林墻真正開放前就大肆傳播這一消息，這反過來又推波助瀾，使之成爲事實。缺乏三者中的任一方，這一切就不會發生。

默克爾最偉大的前任之一、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前總理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曾說過，對于他來說，11月9日比10月3日——即德國在一年不到後正式統一的日子——更意義重大，自由之日比統一之日更能深深打動他……

……

那個晚上不僅打開了面向德國統一的大門，也敞開了通往歐洲統一的大門。在那個晚上的幾個月前，美國總統老布什（George H W Bush）極爲罕見地提出了他所不屑的"願景這東西"——描述了一個"完整和自由的歐洲"。今天，2009年11月9日，我們比歐洲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接近這個目標。任何時刻。

然而11月9日的關鍵詞依舊是自由。從一開始起，就其本質而言，這一天都與囚禁于柏林墻後"28年91天"的男人，女人，孩子的個人自由密切相關。

11月9日是一個象徵，它首先將作爲和平解放的形象而長存。

住在北京的某人最近發電子郵件給我，郵件中含有指向"Twitter柏林墻"的鏈接。網站上中文評論數量之多，引人注目，他告訴我，許多評論都是呼籲中國領導階層取消互聯網防火墻（也被稱爲長城防火墻或GFW）。其中一條評論提供了英文翻譯，對不懂中文的人很有用。這條評論是這樣的："胡先生，請打破GFW，把言論自由還給人民。"


最後的嬰兒——舊政體的最後的哭聲

1990年10月2日午夜前兩分鐘，莎拉•克萊爾（Sarah Klier）萊比錫（Leipzig，東德城市）出生，她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誕生的最後一個嬰兒，而第二天東西德再度統一，民主德國也不復存在了。

1990年10月2日，我來到了這個人世，因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最後的哭聲"而聞名。那時一位攝影師正在醫院等候拍攝第一個"統一寶寶"。那有可能是我，但顯然，我來早了。我的助産士對攝影師說："給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最後一個寶寶拍張照代替吧——這一定也很重要。"

我出生時，她大叫："這又是個東德人！（Ossi是當地對東德人的俗稱）。照片[上面正在哭叫的嬰兒右拳緊握，]傳遍全世界，我家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祝賀信，有法國的，還有非洲的。我們把這些信都貼在一本剪貼本上。甚至到了現在，我還能收到陌生人寄的生日卡。"

我的出生登記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出色登記册上，登記之後，這本册子就永遠合上了。人們問我作爲民主德國最後一個嬰兒過著怎樣的生活，就我所知，這和我無關——因爲我出生在德國。

最美妙的是我生日的第二天永遠是假日，因爲它是國慶日。當然，我在歷史課上學習有關這一天的知識，我知道我的母親和親戚告訴我的事，但我無法真正想像這一切。對我來說，我所看到的關于柏林墻倒塌的動人影片說明了一切。

我知道我們必須更靈活，我對整個世界持開放態度。我最大的愛好就是旅行，而且我明白如果我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長大的話，我就不能到處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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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巴喬夫：相信自己眼睛的男人

《經濟學人》
Nov 5th 2009 | MOSCOW

對俄國人來說，柏林墻的倒下幷不是什麽大新聞。甚至也不值得驚奇。自從1985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後，一切事情都是水到渠成。

到1989年爲止，他的俄式改革，或者說重建和開放政策，正在有聲有色的進行。俄國最著名的异見者兼核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已經被他從高爾基的流放地釋放回來，幷被選入第一届蘇維埃議會。曾被禁止的電影和書籍流入了知識分子中間。物理空間也已經開放，當時俄國人已經開始去西方旅行。

當時，派遣坦克去阻止東歐的天鵝絨革命是不可想像的。早在1985年，戈爾巴喬夫先生就告訴東歐各國的共産黨領袖們，莫斯科將不會干預他們的國內事務。這些領導人幷不相信他，或者相信但不願與他們的人民分享這個消息——因爲一旦蘇軍士兵和蘇聯津貼撤走的話，他們自己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數了。

1987年，戈爾巴喬夫先生曾造訪布拉格，那時捷克人民要求他留下來。在湯姆•斯托帕德最近的戲劇《Rock 'n' Roll》中，捷克主人公"簡"在劇中對一位英國記者表示："當時戈爾巴喬夫、美麗的俄羅斯式微笑和歌舞都讓捷克人民如痴如狂......當我們是改革者時，蘇聯是入侵者。現在蘇聯是改革者，他們如今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管理自己的權利有著深深的敬意"。

戈爾巴喬夫也認識一位"簡"先生。對方是他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的摯友，一位年輕的捷克共産黨員，名叫澤丹內克•米利納爾，此人後來成爲"布拉格之春"的領袖之一（此後他被開除出共産黨，幷被逐出了自己的祖國）。當戈爾巴喬夫成爲共産黨總書記時，米利納爾是少數幾個看好他的外國人之一，他表示： "與書本上的教條相比，我們現在談論的這個人更重視他自己的經歷、生活和感受"。

二戰爆發前，戈爾巴喬夫先生的童年時代是在俄羅斯南部村莊普利沃利諾耶度過的，幷在那裏形成最初的性格。他的兩位祖父都曾在斯大林鎮壓期間被捕。其中一位因爲拒絕集體主義，在1934年時被發配到西伯利亞砍樹；另一位雖然接受了新的農業政策，但在1937年被當作"人民公敵"被逮捕。雖然本人逃過一劫，但遭受訊問的記憶（明亮刺眼的燈光，手腕被摔在門上的痛楚）以及集體化在這俄國最肥沃地區造成的饑荒往事，這些都給戈爾巴喬夫先生的一生留下了無法磨滅的痕迹。

祖父的房子裏，列寧、斯大林的著作與畫像跟東正教聖象放在一起。在戈爾巴喬夫先生看來，列寧的著作與鄉下人的生活幷無衝突之處。在那位暴君死去之前，他從未懷疑過斯大林的角色。不過，他也對斯大林時代的一部經典喜劇——《庫班河的哥薩克》感到尷尬不已，因爲它描繪的是一副富裕的俄國鄉村景象。他曾告訴米利納爾，那是個謊言。

1956年，尼基塔•赫魯曉夫上臺後對斯大林的個人主義崇拜表示了譴責，幷試圖在這個國家裏抹去斯大林主義的色彩，這時戈爾巴喬夫先生的政治生涯開始起步。1967年，米利納爾曾來到俄國幷私下拜訪這位老校友。他們分享了受"布拉格之春"和俄國"暖化"啓發而來的思想和感受。不過，當 1968年8月，蘇聯坦克開進捷克斯洛伐克時，他們對于俄國改革的希望也隨之被碾碎。與其他改革者一道，米利納爾被送到莫斯科，幷强迫他們簽署了一個政治屈服的協議。他們將這個稱爲"正常化"，但實際上它恰恰不是。

戈爾巴喬夫先生沒有抗議。但在一年後訪問布拉格時，他再次相信了自己的眼睛和感受。他沒有看到米利納爾，對方當時已經被貶到博物館工作；那意味著政治生命已經完蛋了。不過，他看到了反蘇口號以及充滿敵意的工人，那些人拒絕與俄國訪問者對話。那是一次不愉快的旅行。"我發自肺腑的感到蘇聯的行動遭到了排除，幷被人民宣判有罪"。

在許多方面，戈爾巴喬夫先生的俄式改革都是對布拉格之春一次遲來的踐行。他的成就幷不是什麽偉大的思想創舉，而只是把多年來人們在莫斯科厨房裏的所思所想公諸于衆而已：蘇聯人民的生活水準與西方人相去甚遠；蘇聯的經濟畸形發展，以及"我們再也不能繼續這樣生活下去了"。這些都已是常識。然而，把他們公開說出來就是一種突破。

戈爾巴喬夫先生不是异見者，也不是革命者。他是個徹頭徹尾的體制中人。"在蘇聯，不是這種人就無法取得權力。誰都不行。戈爾巴喬夫也不行"，他的親密盟友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寫道。在某些方面這是他的一種束縛，但另一方面這也是他有可能達成改革的前提條件。

在戈爾巴喬夫先生心中，拆分蘇聯是他要做的最後一件事。他相信社會主義與民主是互補的，而且他改革的目的原本在于保護和修補這個國家。正是他的社會主義信仰、他的人類天性和體制內的合法性促使他解放了東歐。

對他來說，這是個價值觀的問題，而不是像如今俄國統治者所認爲的，是個地緣政治問題。與後者不同，他沒有四面受敵的心態，也不需要蜷縮在柏林墻背後。以後者的觀點來看，正如他們現在在學校裏教授的那樣，戈爾巴喬夫先生曾經天真的放弃了俄國的"安全圍欄"，得到的却是無關緊要的回報。而他們不會犯同樣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