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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研討會風波
秦輝
會前風雲
法蘭克福書展是國際上最有影響的圖書盛會之一，今年中國是書展的"主賓國"，作爲書展的"前奏"活動，9月12-13日主辦方在法蘭克福的塞萬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舉行了"中國與世界——感受與現實"國際研討會。我是德國主辦方邀請的發言嘉賓之一。幾個月前他們就與我聯繫此事，幷且要了我的家庭地址說是要給我用快遞寄發正式邀請書。然而我却一直沒有收到。直到約半個月前，才從我任教的清華大學國際處轉來了這份邀請書，學校說是國家新聞出版署轉來的，我在校國際處看到新聞出版署發來的這個大信封中有好幾份邀請，但只有人文學院李强院長的一份附有保險、酒店訂單等簽證資料，其餘幾份都沒有，覺得很奇怪。打電話問新聞出版署，回答說本次嘉賓是中德兩方各自邀請的，李强院長屬中方邀請，由新聞出版署組團前往，一應手續也由公家辦理；我們則是德方邀請，費用由德方出，手續需自辦。但既然是德方邀請，爲什麽邀請書却不直接寄給我，而要由新聞出版署代轉？我當時想，大概是德方爲了表示尊重中方意見，所以把他們發的邀請書都請中國官方"把關"吧。
由于8月底起我要到東南亞參加預期半個月的湄公河流域開發調研項目，回來後估計是趕不上趟了，因此我一直沒向德國方面肯定行期。等到我9月10日從老撾回來才知道居然還來得及，于是次日便乘漢莎航班飛往德國。此前我由于一直在東南亞，幷不知道這期間發生了什麽糾紛。但登機前却得知德方邀請的其他幾位大多沒有來，不免有些奇怪。
直到在飛機上不期而遇到戴晴女士（她的女兒十多年前曾經是我的研究生，我們自然早就認識），這才知道原來爲這研討會已經發生了一場大衝突。戴晴女士說：德方將她的邀請書寄到中國新聞出版署後，新聞出版署表示抗議幷退回了邀請，德國書展主辦者順從中國官方意願，取消了對她的邀請。但德國輿論聞訊大嘩，認爲在德國搞書展請什麽人還要看中國官方的臉色，這還了得？輿情沸騰中，書展參辦方德國筆會堅持再次向戴晴發出邀請。戴晴表示本來這種活動她未必感興趣，但官方既然這麽阻撓，爲了捍衛言論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權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不料她趕到機場時却被告知：原訂的機票已被取消了——顯然是書展主辦者在某種壓力下cancel了這張機票。倔强的戴晴便索性自己買了張機票，終于成行。
到了法蘭克福機場，我因爲坐在前艙又無托運行李，就先出了機場，見到前來接機的書展主辦者彼得. 裏布肯先生，他手裏的接機牌上寫著我和徐星的名字，沒有戴晴，表明他來前還不知道戴晴已經成行，但此時他當然已經知道，因爲大批記者已經在此守候。這時有人塞給我一張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這份當天（11日）的報紙已經報道了此事，標題便是《研討會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組織者嚴詞拒絕，德媒借書展惡毒攻擊中國》，內稱："德方未經中方同意，邀請异見人士參加研討會。中國方面已經表明立場，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請，中方將不出席此次研討會。"該文還引述德國《明鏡》周刊采訪裏布肯時後者的話：中國方面"十分堅决地要求，'如果這兩人出席，我們就離開'。"該文又引述"中國社科院學者趙俊杰"的話說："這次事件是中歐圍繞價值觀的一次爭論和較量。我認爲，對于公理和正義之舉就要堅持，絲毫不能妥協，愛國主義不能打折扣。"看來，趙先生所謂的"愛國主義"居然是針對戴晴等中國公民的，儼然是有她無我，有我無她，在封殺這些中國人的問題上"不能妥協"，否則趙先生的"愛國主義"就打了"折扣"？！
從這張《環球時報》上我還第一次得知除戴晴外此事還涉及旅居美國的 "异見"詩人貝嶺。貝嶺人在美國，他的邀請書應該不是寄到新聞出版署的，但是"中方"不同意，主辦者也就收回了邀請。後來德國筆會堅邀戴晴，似乎沒有提到貝嶺，但貝嶺大概幷不知道邀請被取消，仍然來到了法蘭克福。而此時德國已是輿論汹汹，似乎如果拒絕了兩人，書展就要變成"醜聞"了。
從《環球時報》看，它的火氣主要是沖著德國媒體來的，按這篇報道的描述，書展主辦者對中國官方可說是百依百順，只有媒體在興風作浪。而《環球時報》還很同情主辦者，多次很欣賞地引述了主辦者對"媒體搗亂"的不滿。但是我後來看到，德國媒體對這件事的報道也很有意思，他們的火氣主要幷非沖著中國官方——中國官方要封殺异見人士在他們看來幷不奇怪，他們惱火的是德國的書展主辦者和有關當局居然也爲某種利益"出賣了言論自由"，輿情汹汹都集中在後者身上。後來裏布肯先生的一位朋友對我說，那些天裏裏布肯幾乎精神崩潰，不停地給他打電話，語無倫次地念叨著："壞了壞了"，"我完了"，"我要給釘在耻辱柱上了"……。顯然，他說的是德國輿論（而非中國官方）要把他釘上"耻辱柱"。這位朋友說，其實裏布肯當年曾是1968年左派學生運動的活躍者，後來也是所謂"文化左派 "，即那些不一定主張社會革命，但强調文化多元，不一定要求改變西方，但也反對西方要改變別人，因而對"非西方"文化持同情態度的人。他對中國確無惡意，但"破壞言論自由"這個黑鍋他是背不起的。
于是中德兩國報道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德國輿論和中國公民戴晴等人爲一方，中國有關部門和德國主辦者暨有關當局爲一方，爲此事展開了博弈，這樣的博弈能够看成是"中""德"或"中""西"的衝突嗎？能够與"愛國主義"挂得上嗎？
會上所聞
約20分鐘後戴晴出了機場，守候在出口的大批記者一擁而上，"長槍短炮"閃光不停，喀嚓不斷，戴晴面對記者用英語侃侃而談。而裏布肯先生則躲在一邊有點尷尬，直到一些記者發現他，他才迎上前去，表示歡迎。這時貝嶺也趕到了，裏布肯先生却對他說："我們沒有安排您來"（他顯然是指德國筆會再次邀請的只有戴晴），隨即帶著我、徐星和戴晴匆匆離開。在場者又是一片嘩然，有德國朋友立即表示願意接待貝嶺去住，在媒體批評的壓力下，主辦者終于在次日把貝嶺作爲受邀請者接待了。
第二天研討會開始，由于這場會前風波已經沸沸揚揚，會場自然人氣頗旺，氣氛很不尋常。在這裏我見到了"中方邀請"的諸位同仁，除了我們清華的李强教授，我認得的還有社科院的黃平、陸建德等先生。他們神色嚴肅，顯然都已經處于準備應付衝突的狀態。但是我向他們詢問此事時，得到的回答却與《環球時報》所說的大相徑庭。據我們這些同仁說，本來德方愛邀請誰就邀請誰，"中方"幷不想管他們的閑事，但主辦者却把他們自己發出的邀請書都寄到了新聞出版署，如果出版署轉交，就等于"中方"也參與了邀請，" 我們不能上這個套"，于是"中方""客氣地退回了（戴晴的）邀請書，請他們自便"。但德國媒體却"造謠"說我們阻止德方邀請他們兩位，借此"煽動"對中國的攻擊。云云。中國使館的一位先生還在會上鄭重宣布：中國方面"自始至終"從未干涉過德方的邀請行爲，德國媒體如此造謠，實在太過分了。
聽了這話我不禁糊塗了。《環球時報》大標題上不就赫然寫的是"研討會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組織者嚴詞拒絕"嗎？不是明確講"德方不放弃邀請"中方就將抵制研討會嗎？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稱口氣，幷沒有說是引述別人的話，這難道也是德國媒體造謠？
我幷未在會上提出這個問題，但私下向"中方"諸位同仁提出這個疑問，幷問那個聲稱對此事"絲毫不能妥協"的趙俊杰先生是誰，是否也在"中方"代表之列？但是，"中方"同仁似乎都不知道《環球時報》的這篇報道，也不知道趙俊杰是誰。
而且，如果"中方"的憤怒幷不是因爲"德方"邀請了誰，而是因爲"德方"讓"中方"轉發邀請等于是迫使"中方"爲這些邀請作背書，那麽對于戴晴這可以理解，對于貝嶺却又是怎麽回事？因爲貝嶺在美國（我記得，他好像已經加入了美籍），他的邀請書是直接寄去的，幷未經"中方"代轉嘛。
再有，據《環球時報》，關于中國阻止邀請兩位"异見人士"的說法都是書展主辦者說的，主辦者以此向媒體解釋他們不得不撤銷邀請的苦衷。由于《環球時報》也表示要堅决阻止邀請，因此它的報道幷未批評主辦者，而只是批評向主辦者施壓的德國媒體。但是"中方"代表則不同，既然他們表示無意阻止邀請，只是抗議污蔑他們要阻止邀請的"謠言"，那麽顯然，放出這種"謠言"的就是主辦者，而不是德國媒體，爲什麽他們也和《環球時報》一樣，幷不指責"造謠"的主辦者，而只是激烈地指責"信謠"的德國媒體呢？
會外思索
我後來終于悟出了點什麽。
我想，當初"中方"（未必是高層，應該是處理此事的某個部門，比如新聞出版署）應當的確是極力阻止主辦者邀請這兩位的——主辦者實在沒有任何動機在這種事情上"造謠"，使自己陷入媒體的圍攻。
但當這事在德國犯了衆怒，釀成軒然大波後，尤其在知道戴晴等人執意要去幷且德國輿論普遍支持之後，更高層幷不欣賞有關部門的這種做法，也不希望因此就抵制書展這個宣傳中國"軟實力"的好機會。否則，在美國的貝嶺"中方"也許沒有辦法，在中國的戴晴如果官方决心阻止她成行，那是完全做得到的。誰都知道中國出境口岸是有"黑名單"的，有關方面只要把戴晴列進去，她自己買了機票也會被攔住。據戴晴自己說她過去也確實有過這樣的遭遇。
因此戴晴這次能够成行，應該是中國方面最終開了閘的。"中方"代表在會上關于無意干涉德方邀請的說法，大概就是出于這樣一種比較開明的態度。然而風波已經釀成，總不好向德國輿論示弱吧？所以"德方"讓"中方"轉交邀請書這個程序問題就成了"中方"下臺階的一個理由，據此可以責怪德國主辦者多事，批評媒體亂炒作，而中國可以得到一個開明的形象。
但壞事的是：《環球時報》立功心切，竟把有關部門原來暗中施壓的做法捅了出去，而且擺出一副封殺戴晴等人 "絲毫不能妥協"的架勢，却又沒有與"中方"即時溝通，統一口徑。《環球時報》不知道國內已經"妥協"，而"中方"也不知道《環球時報》如此報道，以至于出現如此尷尬局面。當然，儘管無論是我們自己，還是德國的許多媒體人（在機場給我報紙的就是一個德國記者）都已知道這件事，但在會上誰也沒有提，我想這是因爲我們國家變得更開明終究是件好事，就不必讓我們的同仁難堪了吧。
令人不可思議的倒是《環球時報》，到會議結束後的14日它又發表了一篇會議報道，作者還是那幾個人，其中却說：德國媒體"散布中國施壓、异見人士被拒絕的假消息"以"破壞氣氛"！讀後真令人倒吸一口凉氣：作者竟然把自己三天前說過的話全忘了嗎？"研討會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組織者嚴詞拒絕"是誰散布的"假消息"？
風波起伏
由于會前的汹汹輿情已經弄得主辦者灰頭土臉，連法蘭克福市當局也受到很大壓力，而10多天后就是德國大選，當局所屬的黨派自然明白事情的嚴重，不想因此丟掉選票。因此12日的會一開場就變得十分高調，先是法蘭克福市長對此事明確表態，她說自己歷來堅持言論自由，不怕任何壓力。過去書展就邀請過東歐的异見作家，今後也不會改變這一傳統，還標榜自己曾接待過達賴喇嘛。然後書展的主辦者和主要資助者也相繼表態，高調歡迎戴晴和貝嶺，對自己前段的"軟弱"向公衆道歉，幷把戴晴、貝嶺請上臺發表感言。在整個這"歡迎、檢討、表態"過程中多次響起一片掌聲，氣氛十分熱烈。
這時坐在第一排的中國官方同仁坐不住了。他們原先其實已經接受了現實，在戴晴、貝嶺與他們同坐一排時他們幷沒有像《環球時報》散布的"假消息"那樣：" 這兩人出席，我們就離開"。但是會上如此高調地歡迎戴晴、貝嶺而把他們撇在一邊，的確讓他們非常難堪。而且會議事先發下的議程中也確實沒有這一"歡迎、檢討、表態"的環節。于是他們紛紛起身，全體退場，表示抗議。設身處地爲他們想想，作爲官方代表，也確實不得不這樣。不過如果反過來爲主辦者想想，在前一段幾乎被"釘在耻辱柱上"的尷尬中，在臨近大選的關頭，他們不這樣"彌補過失"又怎麽辦？
但是好在我們的官方同仁幷未走遠，書展主要資助者布斯先生前去"道了歉"後，他們很快又回到了會場，會議遂回到原定議程繼續開始。我真是服了這書展的主辦者，他們先向媒體道歉不該"屈從"中國，後向"中方"道歉不該"屈從"媒體，真是老鼠進風箱兩頭受氣，猪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然而也虧了他們這麽兩頭作揖，這個氣氛如此對立的研討會居然還又開下去了。
而且如果沒有先前這沸沸揚揚的風波，書展中的這類活動本來幷不會那麽引起關注，這場風波倒是一個成功的廣告行爲了。平心而論，戴晴、貝嶺兩位本來在德國也沒有那麽大知名度，如果不是有先前的節外生枝，他們甚至都不一定會應邀前來，來了也不會形成那麽大的輿論轟動。從這一點上講，兩位倒是應當感謝那 "絲毫不能妥協"地必欲封殺他們的趙俊杰等輩了。
我的發言
會議雖然回到原先議程，但畢竟有了先前的一場，後來的發言者，尤其是"中方"發言者幾乎都要離開原議題就這場風波說上幾句，主要是駁斥"中國壓制言論自由"之類的說法。記得好像是張蘊嶺先生說：他們兩位當然有權利在此發表自己的言論，但你們不該冷落我們而去專門捧他們。我當時就想："他們兩位有權發表自己的言論"？這話要是在國內說該多好啊！黃平先生還現身說法，他說他主編《讀書》雜志14年，從來沒有遇到來自權力部門的干涉。我聽了好感動，我們國家真是進步了。但是，與黃平先生一起主編《讀書》的汪輝先生不是曾抱怨，他們兩位的主編之位被撤掉就是權勢者做的手脚嗎？兩位主編的說法，我該信誰的？
在第一階段的發言者中，似乎只有我沒有涉及剛才的風波。我是"德方"邀請的，但"中方"也代轉了這份邀請，我對雙方都心存謝意，但也沒有義務加入爭論去爲哪一方辯護。這一階段原定的議題是"中國的世界地位：中國對自己的認識和世界對中國的認識"，我也就直接進入了這個主題。
我從剛剛調研所知的中資企業在東南亞的水電、礦業等開發活動談起，講到中資在勞工權益、對利益相對方（如被占地的當地農民）和當地公民社會的態度、以及環保意識等方面確實不如同在當地搞開發的一些西方公司，即使在老撾這麽個政治背景與我國相似的國家也有這種反映。但是有人因此攻擊中資在搞"殖民主義"，我是很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因爲事實是：一方面中資在那裏對利益相關各方做得不如一些發達國家的外資好，但是另一方面，中資做得確實已經比他們在國內對勞工、對被征地農民、對挑刺的NGO的做法要好多了，與在國內的做法相比，他們實在已經很進步了。而什麽叫"殖民主義"？那就是像當年的西方一樣，對自己的國民權利很尊重，對殖民地人民却很不好。然而，中資的情况恰恰相反，他們對海外投資地民衆的"遷就"儘管不如西資，却幾乎可以肯定要高于他們在國內的做法。這一點其實從中資受到的批評就可以證明。
很多人批評中資使用從中國弄來的農民工而不肯雇傭本地人，這當然有違于增加本地就業的原則，受到批評可以理解。但是我對他們說：西方公司當然不會從他們國內弄一批白人到你們這裏做重累髒險的苦力，爲什麽？只是因爲要保證你們的就業機會？當然不是！這首先是因爲白人不願幹這種活。西方人不願幹的活，西方公司讓你們老撾人幹，這是"殖民積習"；而你們不願幹的活，中資公司讓中國的"農民工"去幹，這又是什麽積習呢？這當然不是殖民積習，但可以說是"低人權"積習。殖民積習是宗主國尊重本國公民的人權但不尊重他國人，而我們中國的强勢者却相反，他們尊重你們的權利也許還不够，但絕對比尊重國內利益相關的弱勢者要强多了！
我因此表示很贊成擴大中資在海外的活動，這主要還不在于他們能爲中國賺到多少錢，或者爲當地作出什麽貢獻，而在于希望他們能够在海外學會尊重人權，從而反饋國內，能對中國人更好一些。如中鋁公司在澳大利亞開發奧盧昆鋁土礦，雖然得到了聯邦政府和昆士蘭州政府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費一年半時間與當地很少的土著人談判土地租用問題。而在國內他們哪有這份耐心？中鋁的"平等待人"在當地獲得好評，可是在國內這個"好榜樣"却不能宣傳：國外的"工會陷阱"已經够讓 "中資"頭疼了，如果"奧盧昆經驗"傳入國內，擁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農民也學會了像澳洲那個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樣大模大樣地與政府支持的"大鰐"漫天要價，那還了得？！
"偏見"我見
總的來講，我還是從這次會議上感受到了中國的進步。雖然有波折，畢竟還是對戴晴他們開閘放行了。雖然"14年自主辦刊未受干預"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經如此，但至少我們的官方同仁認爲應該如此。我們的官方同仁說中國已有言論自由，但願他們說的能逐漸變成現實。我們的同仁大都也承認中國"縱向有進步，橫向有差距"，看到差距就有了進一步前進的可能。
只是我不明白，爲什麽我們的官方同仁對此間的政府、公司（主辦者）都還能友善，唯獨與此間的民間媒體如此對立？
是因爲如意識形態所說：西方媒體被金錢控制，只是資本家老闆們的喉舌？如果是這樣，"老闆喉舌"的可惡不就來自"老闆"的可惡嗎？爲什麽我們對"老闆們"本身反倒更好？
是因爲這些媒體散布了"假消息"或"謠言"？但就以這場風波爲例，平心而論，我們自己的《環球時報》散布的"假消息"，包括對"中方"不利的"假消息"難道還少嗎？
是因爲這些媒體對中國有"偏見"？的確如此。而且甚至可以說，西方媒體的一些"偏見"確實與"殖民主義積習"有關。因爲"殖民積習"如前所述，就是對自己同胞要比對外人更好，或者說對外人比對自己同胞更壞。西方人過去的確有這個毛病，現在也還沒完全改掉。他們以這種眼光看我們，看到我們有些人（比如那位要求"毫不妥協"地封殺戴晴的先生）對同胞如此殺氣騰騰，就不禁會想到："他們對自己的同胞都是如此的壞，如果這種人强大起來，他們對我們這些外人又會壞到什麽程度呢？"老實說，所謂的"中國威脅論"除了某些真真假假的事例外，主要就是出于這樣的一種心理"偏見"。
當然我們可以說服他們：我們和你們相反，我們這種"文化"對外人比對同胞更好，或者說對同胞比對外人更壞，我們不准戴晴講話，但不會不准你們講話，你們不能帶著你們的偏見看我們。但我想，我們這種博大精深的"文化"，這些夷狄恐怕是理解不了的。如果我們爲此就大動肝火，那就更把這些夷狄嚇壞了，他們的"偏見"不也就更深了嗎？
更何况說透了：我們對這些媒體大動肝火又有什麽用呢？說的極端些，對他們的政府動肝火，我們可以斷交甚至宣戰，對他們的老闆動肝火，我們可以進行貿易制裁，但他們的媒體何求于我，我們能拿他們奈何？如果說我們是新聞全球開放的，正如那位老默多克曾經希望的那樣，他們想到我們這裏來發行，來擴大市場份額，或許還會順著我們說話。現在我們根本是不許他們進來的，他們完全以我們以外的人爲受衆，怎麽會在乎我們的肝火？我們對自己的媒體發威，可以審查，可以撤人，乃至停刊整頓、責令關張，對他們的媒體我們能怎麽樣？我們能對他們搞新聞審查？能讓他們停刊整頓？他們連自己的政府都不怕，怎麽會在乎我們動肝火呢？說損一點，我們的肝火，不恰恰是給他們做的免費廣告嗎？
所以我們動肝火是沒用的。可取的做法是我們以行動來逐漸打消他們的偏見。不僅對外人要好（這我們似乎不難做到），更要對自己的同胞好，尊重自己同胞的人權。我們不要以爲這只是自己的"內政"，"內政"只能對政府而言，無法對媒體和輿論。正如我們不能跑到美國去代替美國政府廢除資本主義、但我們的媒體却完全可以抨擊"資本主義的罪惡"一樣，他們的政府管不了我們的 "內政"，但他們的媒體對我們的事"說三道四"，無論是我們還是他們的政府都是管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說，儘管新聞的真實性與公正性是媒體的生命，我們完全應該有這樣的要求，但是事實上人們的價值偏好客觀存在，"偏見"這個東西就很難完全避免。而且它與新聞自由與否無關。被管制的媒體有偏見，自由的媒體同樣有偏見。新聞自由只是可以防止"偏見一元化"，即防止那種只能朝這"偏"、不能朝那"偏"、只准我"偏"不准你"偏"的情形出現，防止某種一面倒的、受操控的甚至是被動員的"偏見"誘發全社會的歇斯底里。"偏見"一旦多元化，那就有可能"兼聽則明"，使受衆在各種"偏見"的平衡中找到真實。"偏見"一旦競爭化，那些"偏見"較少、更有公信力的媒體就有可能勝出，而那些不講公信、一味"偏見"的媒體會被淘汰。
所以我們對某個具體的不實新聞當然要出來糾正，以免以訛傳訛，但對"偏見"存在的一般現實應當持有平常心。只要我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對我們的"偏見"必然逐漸减少，或者會多元化地出現"親華偏見"對"反華偏見"的平衡。如果我們又有足够的自信來實行新聞自由和媒體市場的開放，那些媒體更可能爲了順應我們受衆的胃口而克制令我們受衆反感的偏見了。因此我很高興地看到這次研討會上我們官方同仁能跟戴晴、貝嶺同室討論問題，能否定那種 "毫不妥協"地封殺"异見"的趙俊杰式主張。如果在國內也能如此，那麽我們的進步將是任何"偏見"也遮蔽不了的。
可耻的政治正確（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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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耻的政治正確
野夫
——也談法蘭克福書展風波
一
年年都舉辦的法蘭克福書展，今年因爲天朝成爲主賓國，而頓顯妖媚逼人。
六十年來，以倡導"言論出版自由，任何圖書皆可參展"爲主旨的偉大書展傳統，忽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無禮挑戰和非難——因爲他們面對著一個眼前似乎確實不差錢却缺德的主賓國。
現在，書展終于落幕，儲君帶隊的千人豪華代表團業已班師還朝。原本希望藉此宣揚中華文化的高價出獵，最後贏得的却是東道國朝野的一片喧聲。我朝再次讓全世界領略了天威，領略了久貧乍富的措大嘴臉。這一足令社科院、出版總署乃至作協的愛國者們得意的文化西征夢，却讓我輩炎黃子民再次蒙羞。
看看天朝代表團在熱身研討會上的集體退席，你怎能想像這就是所謂的大國崛起。這些文化外交官員和主流精英作家那一刻義正詞嚴崛起的屁股，丟的却是大中華的臉——因爲他們抗議的不是別人，抗議的竟然是自己的同胞文人——戴晴和貝嶺。
二
十幾年前，我曾經組到過戴晴的一篇文章《我的幾位父親》，也是從那時才知道，她的生父繼父和養父的奇特身世。這個標準的紅色貴族之後，從太子党的搖籃——延安保育院出來的孩子，最終却走上了"弑父"般的叛逆之路。也因此在二十年前走向廣場，乃至最後爲其父輩的宗人府所圈禁。
即便如此，她至少還是黨報的退休人員，還是合法活躍在帝京的作家。羅網森嚴的真理部治下，依舊還未剝奪其寫作和出行的權利。這些可笑的官方代表團，在自己的地盤上都沒敢抗議她的言論自由，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在其臉上刺金刻上"敵對勢力"的標簽，又何須跑到人家的地面上去裝瘋迷竅耍橫撒野。
再說貝嶺，原本北京的文青，在我看來從來都不算是一個有政治野心的人，甚至和海外任何持不同政見的組織都沒有干係。只是因爲酷愛文學以及文學活動，在美國好不容易化緣主編了一個模仿《今天》的純文學雜志《傾向》。該刊從來都不是一個敵視獨裁的政論陣地，頂多有一點自由和右傾風格而已。
九年前，這位爺還是可以自由出入祖國的游子。因爲海外印刷價格高昂，突發奇想要把該刊拿到大陸來印製。也因此找我幫他介紹個印廠，幸好我介紹的那個廠沒敢接，我得以躲過一劫。另外一家剛剛印出，警方立刻拘捕了他們哥倆。好在他多年交游的幾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聯名致函江大帥，才把他保釋幷驅逐出境，且從此不許還鄉。就這樣，好端端的一個文學青年，被祖國活生生地逼成了一個"异議分子"。而且牽連其弟弟很久不許出京，最後其弟只好對警方說——再不許我出京謀生，我就去廣場上焚燒克林頓的畫像，以表示我堅决反對美國——這樣的表决祖國當然也不願發生，于是禁令才撤銷。
《傾向》因爲沒錢早已停刊，貝嶺自己也流落到臺灣寄人籬下，過著十分窘迫的生活。就在這個世界幾乎將要徹底遺忘他的時候，我們天朝代表團再次爲他吹響了進軍的號角。他的名字終于頻頻出現在世界各大媒體，而樂善好施的德國大學，也終于向他發出了聘書。我們偉光正的黨，似乎生怕他放逐的子民難以成名一樣，非要將這樣一個很文藝的潦倒書生，打造成一個挑戰極權的戰士。似乎不這樣愚蠢，他們每年的國保項目經費，便缺少名義申請似的。
三
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還不是新聞出版總署和外交官領隊的退席反應。因爲這些閹竪一般的閣臣，自打天朝知道辦外交以來，習慣了要按祖宗成法和老佛爺的臉色辦差——凡是西洋民主之邦，皆在內心視爲敵國；但凡敵國所喜者，必爲祖國所要誅者。也因此但凡臨場邂逅不是本朝的拉拉隊，則必須避席以抗議。因爲天心難測，他們擔心還朝後，見責于主子而從此丟了他們的花翎頂戴。
我吃驚的倒是那一隊精英學者和作家，也多算是名滿天下的人物，他們怎麽就能學得那麽乖巧懂事，竟然能整體像幼兒園大班的孩子一樣，看見阿姨起身就尾隨——似乎離開了大人就斷了奶水一樣。雖然公款出國是個便宜事，外事紀律的培訓要求大家要見風使舵，該哭該笑都要配合大人的表情。但是作爲成年人的基本良知和是非判斷，總該稍微顯示一點知識分子的人格和個性吧。就算對風險後果做一個評估，你沒有跟著官爺退席，而是勇敢地面對了那兩個同胞，甚至和他們談笑風生，那又能如何呢？難道害怕領隊撕了你的回國機票？頂多不過是下次不帶你出來玩兒了，在這個時代，我還深信朝廷不會因此而將之判刑流配。
可悲的是，一國之主流作家御用學者，在全世界面前顯擺的却是如此之低眉順眼，真是妾身堪憐啊。以諸君之才華名望，縱使體制從此不圈養，天地之間難道還放不下一張獨立的書桌。老大不小也都算腹笥不空的人，何必這麽嗷嗷待哺似的委屈自己的天良。在墻與鶏蛋之間，這些名流再一次卑怯地站在了高墻一邊。我不知道夜半捫心之時，他們是否還會略覺汗顔。
書展上還去了一個不屬于官方代表團的不速之客——作家徐星。這個早在80年代即以《無主題變奏》成名的文人，原本也可以寄生體制吹拉彈唱。可是他却多年選擇了自由生存，幷以自主攝製地下紀錄片爲使命。今年六月那個特殊日子，他獨自走上廣場靜坐默哀，最後被一群穿便衣的群衆暴打一頓。當他也出現在法蘭克福時，那些曾經的文友竟然不敢和他說話——多麽可笑且可悲的世態炎凉啊。
就在我們那些文官們在法蘭克福大言不慚地說——我們不存在新聞檢查制度，我們創作自由——之時，作家廖亦武却不允許應邀參加這個自由的書展。他的著作只能在海外出版，而他本人則只能在大陸寫作——即便拿到護照和簽證，國門却依舊緊鎖。
同樣的作家，不同的際遇，深諳政治正確那些文人，分享著天朝的最後福祿。一個民族的精華文人都退化矮化如此之時，這個世界又怎能尊重這個民族的所謂文學。
可耻的政治正確
野夫
——也談法蘭克福書展風波
一
年年都舉辦的法蘭克福書展，今年因爲天朝成爲主賓國，而頓顯妖媚逼人。
六十年來，以倡導"言論出版自由，任何圖書皆可參展"爲主旨的偉大書展傳統，忽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無禮挑戰和非難——因爲他們面對著一個眼前似乎確實不差錢却缺德的主賓國。
現在，書展終于落幕，儲君帶隊的千人豪華代表團業已班師還朝。原本希望藉此宣揚中華文化的高價出獵，最後贏得的却是東道國朝野的一片喧聲。我朝再次讓全世界領略了天威，領略了久貧乍富的措大嘴臉。這一足令社科院、出版總署乃至作協的愛國者們得意的文化西征夢，却讓我輩炎黃子民再次蒙羞。
看看天朝代表團在熱身研討會上的集體退席，你怎能想像這就是所謂的大國崛起。這些文化外交官員和主流精英作家那一刻義正詞嚴崛起的屁股，丟的却是大中華的臉——因爲他們抗議的不是別人，抗議的竟然是自己的同胞文人——戴晴和貝嶺。
二
十幾年前，我曾經組到過戴晴的一篇文章《我的幾位父親》，也是從那時才知道，她的生父繼父和養父的奇特身世。這個標準的紅色貴族之後，從太子党的搖籃——延安保育院出來的孩子，最終却走上了"弑父"般的叛逆之路。也因此在二十年前走向廣場，乃至最後爲其父輩的宗人府所圈禁。
即便如此，她至少還是黨報的退休人員，還是合法活躍在帝京的作家。羅網森嚴的真理部治下，依舊還未剝奪其寫作和出行的權利。這些可笑的官方代表團，在自己的地盤上都沒敢抗議她的言論自由，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在其臉上刺金刻上"敵對勢力"的標簽，又何須跑到人家的地面上去裝瘋迷竅耍橫撒野。
再說貝嶺，原本北京的文青，在我看來從來都不算是一個有政治野心的人，甚至和海外任何持不同政見的組織都沒有干係。只是因爲酷愛文學以及文學活動，在美國好不容易化緣主編了一個模仿《今天》的純文學雜志《傾向》。該刊從來都不是一個敵視獨裁的政論陣地，頂多有一點自由和右傾風格而已。
九年前，這位爺還是可以自由出入祖國的游子。因爲海外印刷價格高昂，突發奇想要把該刊拿到大陸來印製。也因此找我幫他介紹個印廠，幸好我介紹的那個廠沒敢接，我得以躲過一劫。另外一家剛剛印出，警方立刻拘捕了他們哥倆。好在他多年交游的幾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聯名致函江大帥，才把他保釋幷驅逐出境，且從此不許還鄉。就這樣，好端端的一個文學青年，被祖國活生生地逼成了一個"异議分子"。而且牽連其弟弟很久不許出京，最後其弟只好對警方說——再不許我出京謀生，我就去廣場上焚燒克林頓的畫像，以表示我堅决反對美國——這樣的表决祖國當然也不願發生，于是禁令才撤銷。
《傾向》因爲沒錢早已停刊，貝嶺自己也流落到臺灣寄人籬下，過著十分窘迫的生活。就在這個世界幾乎將要徹底遺忘他的時候，我們天朝代表團再次爲他吹響了進軍的號角。他的名字終于頻頻出現在世界各大媒體，而樂善好施的德國大學，也終于向他發出了聘書。我們偉光正的黨，似乎生怕他放逐的子民難以成名一樣，非要將這樣一個很文藝的潦倒書生，打造成一個挑戰極權的戰士。似乎不這樣愚蠢，他們每年的國保項目經費，便缺少名義申請似的。
三
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還不是新聞出版總署和外交官領隊的退席反應。因爲這些閹竪一般的閣臣，自打天朝知道辦外交以來，習慣了要按祖宗成法和老佛爺的臉色辦差——凡是西洋民主之邦，皆在內心視爲敵國；但凡敵國所喜者，必爲祖國所要誅者。也因此但凡臨場邂逅不是本朝的拉拉隊，則必須避席以抗議。因爲天心難測，他們擔心還朝後，見責于主子而從此丟了他們的花翎頂戴。
我吃驚的倒是那一隊精英學者和作家，也多算是名滿天下的人物，他們怎麽就能學得那麽乖巧懂事，竟然能整體像幼兒園大班的孩子一樣，看見阿姨起身就尾隨——似乎離開了大人就斷了奶水一樣。雖然公款出國是個便宜事，外事紀律的培訓要求大家要見風使舵，該哭該笑都要配合大人的表情。但是作爲成年人的基本良知和是非判斷，總該稍微顯示一點知識分子的人格和個性吧。就算對風險後果做一個評估，你沒有跟著官爺退席，而是勇敢地面對了那兩個同胞，甚至和他們談笑風生，那又能如何呢？難道害怕領隊撕了你的回國機票？頂多不過是下次不帶你出來玩兒了，在這個時代，我還深信朝廷不會因此而將之判刑流配。
可悲的是，一國之主流作家御用學者，在全世界面前顯擺的却是如此之低眉順眼，真是妾身堪憐啊。以諸君之才華名望，縱使體制從此不圈養，天地之間難道還放不下一張獨立的書桌。老大不小也都算腹笥不空的人，何必這麽嗷嗷待哺似的委屈自己的天良。在墻與鶏蛋之間，這些名流再一次卑怯地站在了高墻一邊。我不知道夜半捫心之時，他們是否還會略覺汗顔。
書展上還去了一個不屬于官方代表團的不速之客——作家徐星。這個早在80年代即以《無主題變奏》成名的文人，原本也可以寄生體制吹拉彈唱。可是他却多年選擇了自由生存，幷以自主攝製地下紀錄片爲使命。今年六月那個特殊日子，他獨自走上廣場靜坐默哀，最後被一群穿便衣的群衆暴打一頓。當他也出現在法蘭克福時，那些曾經的文友竟然不敢和他說話——多麽可笑且可悲的世態炎凉啊。
就在我們那些文官們在法蘭克福大言不慚地說——我們不存在新聞檢查制度，我們創作自由——之時，作家廖亦武却不允許應邀參加這個自由的書展。他的著作只能在海外出版，而他本人則只能在大陸寫作——即便拿到護照和簽證，國門却依舊緊鎖。
同樣的作家，不同的際遇，深諳政治正確那些文人，分享著天朝的最後福祿。一個民族的精華文人都退化矮化如此之時，這個世界又怎能尊重這個民族的所謂文學。
毛的陰魂豈止籠罩廬山（傅國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blp1.html
毛的陰魂豈止籠罩廬山
傅國涌
美國的史景遷有本《追尋現代中國》的大書，前幾年在大陸出版的中譯本只是其中的三分之一，從1600年到1911年就噶然而止，其實這本書書一直寫到20世紀末爲止，時間跨度是400年，在論及安放毛澤東遺體的紀念堂時有這樣一段話：
"這座紀念堂正位處昔日紫禁城向外輻射的軸心點上，是舉目向南方遙望的心臟地帶，是中華帝國中心力量向城外之天下黎民百姓伸展的象徵。現在，毛澤東那塗滿藥水的尸體所散發出的耀眼光芒，却成爲一道藩籬，永遠遮蔽了這一權力中樞的形象。"
天安門廣場上的紀念堂和懸挂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巨幅畫像遙遙相對，成爲中國走向現代的巨大障礙之一。毛澤東的陰魂不僅籠罩著象徵中國權力中心的天安門廣場，前幾天，我在廬山旅游，短短不足兩天的行程，就充分見識了毛的陰魂不散。
首先是旅行社安排的游覽綫路，幾乎就是沿著毛澤東的足迹設置的，我們在山上只停留了一個晚上，到山上已近中午，第一個景點就是毛澤東的"蘆林一號"別墅，第二個是廬山會議舊址，然後是仙人洞、錦綉穀、美廬，第二天是含鄱口、黃龍潭、烏龍潭等，所到之處，即使是純自然的景觀，也因爲毛曾到此一游，幷且留過影，而染上了他的色彩，仿佛有了神氣。
其次是幾乎所有的景點最佳的位置都擺著一張毛澤東喜歡的藤椅。導游戲稱，毛和蔣介石在廬山上選中"美廬"別墅，而且住同一房間，這是他們唯一的共識，二樓的陽臺上擺放著藤椅，那是毛澤東曾經拍照的位置，坐下來就有人要來收費。從仙人洞、含鄱口、黃龍潭、烏龍潭一路行來，這些自然景觀最佳的取景位置，處處都擺放著一張藤椅，幷且立有一塊牌子："毛主席留影處"。游人拍照，一是要向蹲點拍照者交費，二是常常坐在藤椅上擺出毛式POSE，到處都張挂著毛的示範照片，和男女游人的模仿照，如果你不想學樣，幾乎只能放弃。
好在中國有著深厚的帝王崇拜土壤，在歷史的真相沒有完全揭開，毛澤東的尸體還停在天安門廣場，依然被當作政權合法性來源的時代，許多國人心中崇拜毛的情結是不會解開的，願意在藤椅上留影的人絕對不缺，何况也沒有更好的選擇，那張藤椅是壟斷的，是不能移動的，不可挑戰的，權力與商業結盟，具有難以抵擋的力量。在中國，不光是廬山，許多旅游景點常常都和帝王聯繫在一起，以帝王作爲吸引游人的招牌，利用人心中沒有根除的帝王崇拜、强權迷信心理來賺取錢財不是什麽新鮮事，從秦始皇到康熙、乾隆一直到毛澤東，都成了旅游業的生財之道，即使以"勞動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結晶"去解釋兵馬俑、故宮、長城，也只是輕飄飄的一句，骨子裏還是對帝王權力的屈膝、奴顔和嚮往。這背後固然有現政權有意無意的默許、縱容和倡導，也是因爲這重東西在中國人中廣有市場，如果無人理會、門庭冷落，惟利是圖的旅游業一定也會改變運作方式。
廬山上，面對毛澤東的無處不在，陰魂不散，我感到這塊土地的悲哀和無奈，一個沒有經歷過啓蒙運動的民族，仍被愚昧和迷信困鎖著。"蘆林一號"別墅是專門爲毛澤東上廬山中途休息而修的，建築面積有2700平方米，庭院面積上萬平方米，據導游說，別墅門前的人蘆林湖是個人工湖，毛澤東上廬山，喜歡在這裏游泳。 "蘆林一號"于1960年動工，到1961年竣工。要知道那正是中國人大面積餓死的年頭。我和同行的朋友說，將來有一天，可以還原歷史真相了，也不必要廢除這個別墅的旅游功能，只要改變解說詞，換上一些陳列的圖片，比如餓死人的那些資料，讓國人明白在1960年、1961年餓死數千萬生靈之時，宣稱不吃紅燒肉的毛又在幹些什麽？在天下名山、避暑聖地到處修別墅、挖游泳池只不過其中之一。
旅游是最直接有效的大衆教育，也最能體現國民的文明水準、認知層次，尤其是對歷史、對現實，所以，旅游景點呈現出來的林林總總，正是現實的投影。在廬山走馬觀花，一天下來就能深刻地感受到這一點。導游一路走來，除了偶爾有幾次提及朱元璋和蔣介石，幾乎都在講毛澤東如何如何，調子當然完全是肯定的。朱元璋和蔣介石之所以沒有被完全忽略，無非他們也做過統治者，掌握過至高無上的權力。
廬山上也在賣李銳老先生被查禁的大作《廬山會議實錄》，可惜是盜版本，印製粗劣，還有一本粗製濫造的《廬山風雲》，也假托他的大名，幷大做廣告。不過，買那本《廬山風雲》的人更多些。廬山號稱政治山，蔣介石喜歡到這裏避暑，毛澤東更喜歡在這裏避暑，上世紀50年代和70年代兩次著名的廬山會議，都在歷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會址是一幢高大結實的石頭房子，如要進去參觀需要在進山門票180元之外另買一張20元的門票，我們放弃了，只在外面轉了一圈。歷史的悲劇曾在這裏上演，波詭雲譎的權力陰謀曾混合在廬山的雲霧中，認識廬山的真面目，就是認識中國真實歷史的一個側面，可惜導游的解說詞與真相相去甚遠。與我同行的友人許錫良兄感慨地寫道："廬山的千年歷史正在消亡，風景也正在演變成爲一部偉人政治生活史。一個美麗的山河，就這樣被一道政治神符所籠罩了。使你再也看不見大自然的風光，而只有一道被美化的政治神符。對于這個人，你不要數他破壞了什麽，只能數他還沒有破壞什麽。沒有破壞的，恐怕伸出十個手指也就可以數完了。"然而，在熙熙攘攘的上山人流中，在意歷史的真相，願意探求廬山真面目的人又有多少？我由此感到，中國要真正走向現代注定還有很長的路。自助者天助，一個超大型的國家要想擺脫噩夢般的宿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只能依靠中國人的自我覺醒，沒有任何外來的力量幫得了我們。
只要毛澤東的陰魂不散，在各個領域，各個角落，大大小小的毛澤東就會陸續登場，我們所追尋的現代中國就不可能到來，我們只能生活在帝王中國的現代變種之下，可以說，毛的陰影有多麽巨大，一個現代中國出現的困難就有多大，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中國人都要負責任，當我們對那張藤椅趨之若鶩，迫不及待也要留一張影時，我們是沒有指望走出這個陰影的。當我們開始拒絕那張藤椅，反感那張藤椅，打心眼裏鄙視那張藤椅時，我們就邁出了走出這個陰影的第一步。現代中國在每個人的心中，也在每個人的脚下，學會拒絕，拒絕對成王敗寇的價值認同，拒絕對絕對權力的仰視、羡慕和膜拜，拒絕在帝王陰影中自我麻醉，拒絕一切與現代文明背離的權力神話，珍愛自然山水和人文古迹，尋找歷史真相，表達內心真實聲音，當這一切成爲我們生活中的常態，這個時候，一個現代中國就悄悄在孕育之中了。雖然從廬山看中國，烟雲繚繞之中，絕對權力的陰魂仍糾纏著老大民族，但除了擺脫它，我們已別無選擇。
2008年10月18日
毛的陰魂豈止籠罩廬山
傅國涌
美國的史景遷有本《追尋現代中國》的大書，前幾年在大陸出版的中譯本只是其中的三分之一，從1600年到1911年就噶然而止，其實這本書書一直寫到20世紀末爲止，時間跨度是400年，在論及安放毛澤東遺體的紀念堂時有這樣一段話：
"這座紀念堂正位處昔日紫禁城向外輻射的軸心點上，是舉目向南方遙望的心臟地帶，是中華帝國中心力量向城外之天下黎民百姓伸展的象徵。現在，毛澤東那塗滿藥水的尸體所散發出的耀眼光芒，却成爲一道藩籬，永遠遮蔽了這一權力中樞的形象。"
天安門廣場上的紀念堂和懸挂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巨幅畫像遙遙相對，成爲中國走向現代的巨大障礙之一。毛澤東的陰魂不僅籠罩著象徵中國權力中心的天安門廣場，前幾天，我在廬山旅游，短短不足兩天的行程，就充分見識了毛的陰魂不散。
首先是旅行社安排的游覽綫路，幾乎就是沿著毛澤東的足迹設置的，我們在山上只停留了一個晚上，到山上已近中午，第一個景點就是毛澤東的"蘆林一號"別墅，第二個是廬山會議舊址，然後是仙人洞、錦綉穀、美廬，第二天是含鄱口、黃龍潭、烏龍潭等，所到之處，即使是純自然的景觀，也因爲毛曾到此一游，幷且留過影，而染上了他的色彩，仿佛有了神氣。
其次是幾乎所有的景點最佳的位置都擺著一張毛澤東喜歡的藤椅。導游戲稱，毛和蔣介石在廬山上選中"美廬"別墅，而且住同一房間，這是他們唯一的共識，二樓的陽臺上擺放著藤椅，那是毛澤東曾經拍照的位置，坐下來就有人要來收費。從仙人洞、含鄱口、黃龍潭、烏龍潭一路行來，這些自然景觀最佳的取景位置，處處都擺放著一張藤椅，幷且立有一塊牌子："毛主席留影處"。游人拍照，一是要向蹲點拍照者交費，二是常常坐在藤椅上擺出毛式POSE，到處都張挂著毛的示範照片，和男女游人的模仿照，如果你不想學樣，幾乎只能放弃。
好在中國有著深厚的帝王崇拜土壤，在歷史的真相沒有完全揭開，毛澤東的尸體還停在天安門廣場，依然被當作政權合法性來源的時代，許多國人心中崇拜毛的情結是不會解開的，願意在藤椅上留影的人絕對不缺，何况也沒有更好的選擇，那張藤椅是壟斷的，是不能移動的，不可挑戰的，權力與商業結盟，具有難以抵擋的力量。在中國，不光是廬山，許多旅游景點常常都和帝王聯繫在一起，以帝王作爲吸引游人的招牌，利用人心中沒有根除的帝王崇拜、强權迷信心理來賺取錢財不是什麽新鮮事，從秦始皇到康熙、乾隆一直到毛澤東，都成了旅游業的生財之道，即使以"勞動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結晶"去解釋兵馬俑、故宮、長城，也只是輕飄飄的一句，骨子裏還是對帝王權力的屈膝、奴顔和嚮往。這背後固然有現政權有意無意的默許、縱容和倡導，也是因爲這重東西在中國人中廣有市場，如果無人理會、門庭冷落，惟利是圖的旅游業一定也會改變運作方式。
廬山上，面對毛澤東的無處不在，陰魂不散，我感到這塊土地的悲哀和無奈，一個沒有經歷過啓蒙運動的民族，仍被愚昧和迷信困鎖著。"蘆林一號"別墅是專門爲毛澤東上廬山中途休息而修的，建築面積有2700平方米，庭院面積上萬平方米，據導游說，別墅門前的人蘆林湖是個人工湖，毛澤東上廬山，喜歡在這裏游泳。 "蘆林一號"于1960年動工，到1961年竣工。要知道那正是中國人大面積餓死的年頭。我和同行的朋友說，將來有一天，可以還原歷史真相了，也不必要廢除這個別墅的旅游功能，只要改變解說詞，換上一些陳列的圖片，比如餓死人的那些資料，讓國人明白在1960年、1961年餓死數千萬生靈之時，宣稱不吃紅燒肉的毛又在幹些什麽？在天下名山、避暑聖地到處修別墅、挖游泳池只不過其中之一。
旅游是最直接有效的大衆教育，也最能體現國民的文明水準、認知層次，尤其是對歷史、對現實，所以，旅游景點呈現出來的林林總總，正是現實的投影。在廬山走馬觀花，一天下來就能深刻地感受到這一點。導游一路走來，除了偶爾有幾次提及朱元璋和蔣介石，幾乎都在講毛澤東如何如何，調子當然完全是肯定的。朱元璋和蔣介石之所以沒有被完全忽略，無非他們也做過統治者，掌握過至高無上的權力。
廬山上也在賣李銳老先生被查禁的大作《廬山會議實錄》，可惜是盜版本，印製粗劣，還有一本粗製濫造的《廬山風雲》，也假托他的大名，幷大做廣告。不過，買那本《廬山風雲》的人更多些。廬山號稱政治山，蔣介石喜歡到這裏避暑，毛澤東更喜歡在這裏避暑，上世紀50年代和70年代兩次著名的廬山會議，都在歷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會址是一幢高大結實的石頭房子，如要進去參觀需要在進山門票180元之外另買一張20元的門票，我們放弃了，只在外面轉了一圈。歷史的悲劇曾在這裏上演，波詭雲譎的權力陰謀曾混合在廬山的雲霧中，認識廬山的真面目，就是認識中國真實歷史的一個側面，可惜導游的解說詞與真相相去甚遠。與我同行的友人許錫良兄感慨地寫道："廬山的千年歷史正在消亡，風景也正在演變成爲一部偉人政治生活史。一個美麗的山河，就這樣被一道政治神符所籠罩了。使你再也看不見大自然的風光，而只有一道被美化的政治神符。對于這個人，你不要數他破壞了什麽，只能數他還沒有破壞什麽。沒有破壞的，恐怕伸出十個手指也就可以數完了。"然而，在熙熙攘攘的上山人流中，在意歷史的真相，願意探求廬山真面目的人又有多少？我由此感到，中國要真正走向現代注定還有很長的路。自助者天助，一個超大型的國家要想擺脫噩夢般的宿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只能依靠中國人的自我覺醒，沒有任何外來的力量幫得了我們。
只要毛澤東的陰魂不散，在各個領域，各個角落，大大小小的毛澤東就會陸續登場，我們所追尋的現代中國就不可能到來，我們只能生活在帝王中國的現代變種之下，可以說，毛的陰影有多麽巨大，一個現代中國出現的困難就有多大，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中國人都要負責任，當我們對那張藤椅趨之若鶩，迫不及待也要留一張影時，我們是沒有指望走出這個陰影的。當我們開始拒絕那張藤椅，反感那張藤椅，打心眼裏鄙視那張藤椅時，我們就邁出了走出這個陰影的第一步。現代中國在每個人的心中，也在每個人的脚下，學會拒絕，拒絕對成王敗寇的價值認同，拒絕對絕對權力的仰視、羡慕和膜拜，拒絕在帝王陰影中自我麻醉，拒絕一切與現代文明背離的權力神話，珍愛自然山水和人文古迹，尋找歷史真相，表達內心真實聲音，當這一切成爲我們生活中的常態，這個時候，一個現代中國就悄悄在孕育之中了。雖然從廬山看中國，烟雲繚繞之中，絕對權力的陰魂仍糾纏著老大民族，但除了擺脫它，我們已別無選擇。
2008年10月18日
官員僞造圖紙騙民拆遷（南方報系）
http://www.infzm.com/content/35908
官員僞造圖紙騙民拆遷
——被人大代表踢爆的內幕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沈穎 發自北京 2009-10-14 21:29:42 來源:南方周末專稿
"爲了支持奧運環境整治，北京海澱區的一位人大代表帶頭接受了拆遷。"
"但令這位人大代表苦惱的是，政府遲遲沒有兌現承諾給拆遷戶提供的安置房。後來她發現，有關部門的官員僞造了給居民的拆遷圖紙，真實的圖紙上，有11戶被拆遷房産根本沒被納入拆遷紅綫。"
" 爲什麽要用假圖紙來騙民拆遷，到底有著怎樣的隱情？"
"海澱區有關官員用一張假規劃圖，騙拆了我住了20年的祖房！騙拆範圍涉及11戶，25300平米。"溫慧玲說。她是北京市海澱區人大代表，北京體育大學西南側西窪村居民，"人大代表"這回不得不"代表自己"站出來捍衛私權。
3個月前，溫慧玲和她的女兒及鄰居鄭清龍3戶一紙訴狀將海澱區市政管委告上法庭，要求認定拆遷合同無效，幷將騙拆的祖屋恢復原狀，此案至今未作判决。
"相信政府"
"人大代表溫慧玲帶頭接受拆遷。她還勸其他拆遷戶，"這又不是開發商開發，政府不會騙我們"。"
西窪村位于京城北五環北側，北五環是2008奧運公路自行車比賽路綫。
2006年4月，海澱區市政管委啓動"北京體育大學西南側西窪村城中村環境整治"工程，以淨化奧運場館周邊環境爲名，發出致居民信，稱將"依法拆遷"，幷附一張規劃圖。
這張圖上，溫慧玲家和另10戶居民的房子也被劃入拆遷紅綫內，其用途爲市政綠地。
這張薄薄的圖紙幾年內未引起懷疑。當年，市政管委承諾"（2006年）7月5日前簽協議"視爲獎勵期，按5000元/平米拆遷補償，主辦單位負責辦理經濟適用房手續。
54歲的溫慧玲性格直率而認真，做過多年社區工作，彼時對政府的承諾深信不疑。爲了響應奧運整治號召，她帶頭先搬，還積極動員不願意拆遷的居民配合政府，爲奧運著想，"老百姓咨詢我，我說這又不是開發商開發，政府不會騙我們"。
溫慧玲現在很爲當時的"高覺悟"後悔。有二三十戶相信了溫慧玲，簽了協議先期搬遷。一簽完字，房屋隨即被拆。
但拆後幾個月，政府承諾的經濟適用房仍不見踪影，總說"再等等"。
拖至2006年底，80戶已拆完，但安遷房尚無踪影。沒房子住，拿著補償款四處高價租房的老百姓陷入深度焦慮。溫慧玲的母親發燒住院，老百姓追到醫院跟她鬧，"是你說的要相信政府"。溫慧玲心生愧疚。
2007年3月份，溫慧玲奇怪地發現，北京市國土資源網站顯示被拆遷的土地使用性質從拆遷時說的"綠地"、"道路"搖身一變成了"居住"。溫慧玲每天上去核查，居然發現從"綠地"到"居住"10天內變了7次。她去北京市國土局詢問，答復是信息登載失誤，表示道歉。
之後，溫慧玲以人大代表身份緊緊追著海澱區市政管委幾十次，要求履行承諾，落實近200戶居民的共141套房源，但無果。2008年7月，她無奈到國務院信訪局信訪。
2008年12月底，溫慧玲深感房子無望，在區人大會上，給海澱區400多位人大代表發了求助信，要求質詢政府，得到了多數支持。她又直接找區長反映問題："不能一拖再拖，架著雙拐的小兒麻痹患者給我跪下，您說您是什麽心情?"141套房源這才最終落實。
當其他拆遷戶抓緊辦入住新房手續時，戲劇性的一幕又向溫慧玲徐徐打開。
露出馬脚
"人大代表沈夢培雖已73歲高齡，但不近視不老花。他仔細比對後驚覺，"真圖紙沒有將11戶劃在拆遷範圍內！""
2007年底，溫慧玲路過西窪村，發現老房原址建起了圍擋。"市政綠地怎麽還建圍擋？"溫慧玲産生了疑問。
與此同時，一座樓房的鋼架結構也已搭建，施工單位是清河農工商公司。"土地用途改變了？"她去找區市政管委的領導詢問，對方先說"修繕花棚子，不搞其它建設"，後又說"建停車場"。她追問：給誰停車？哪個部門批准建停車場？對方說："我們管不了。"
溫慧玲感覺調查難度大，就向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國土資源局監督員沈夢培求助，查實這塊土地的真實用途。
沈夢培當了17年北京市人大代表，在海澱區原區長周良洛貪腐案中，沈夢培曾多次與周良洛面對面質詢，鬥貪官義正詞嚴。
沈夢培就此事寫信給北京市國土局要求調查。
2009年2月1日，北京市國土資源局經現場核查發現西窪村地塊進行違法建設，告知清河農工商公司立即停止施工。
沈夢培去現場考察"違章建築"後，又向北京市規劃委發了建議案。
這一下把拆遷方惹急了。爲了挽救在西窪村的施工，清河農工商公司派東升鄉有關負責人拿著圖紙，特地趕來拜訪沈代表，要求"幫助清河農民"，據其說要蓋羽毛球館。
他們本想借助沈夢培的影響力把手續補齊合法化，沒想到算盤落了空，因爲這一次他們不小心拿上了真圖紙，反露出了馬脚。
沈夢培雖已73歲高齡，但不近視不老花。他仔細比對後發現，這份真規劃圖紙與溫慧玲給他看的明顯不同，"真圖紙沒有將11戶劃在拆遷範圍內！"
這份由北京市規劃委頒發的真圖紙，在拆遷過程中一直被隱匿不見"廬山真面目"，現在居然由拆遷方自己提供"亮相"了。溫慧玲清楚地意識到，此前，拆遷戶人手一份的圖紙是被人僞造的。"我們受騙了。"溫慧玲用手拍打著假圖紙，氣憤不已。
在接受北京一媒體采訪時，海澱區政府官員仍拒不承認，對記者表示可能是拆遷公司"僞造圖紙"。
而溫慧玲曾拿著兩張圖紙去找區市政管委的一位負責人，問究竟哪張是真，哪張是假，對方傻眼了。"他最後示意我不要聲張出去，我的損失想辦法給補，每平米補償款再多給11000元。11戶都知道了真相就麻煩了。"溫回憶。
6月，溫慧玲和鄭溫妮、鄭清龍等3位戶主决定起訴海澱區市政管委。其他幾戶居民從報紙上看到了此案消息，另有兩戶旋即也向法院起訴。
9月2日開庭時，溫慧玲的律師彭劍當庭指出海澱區市政管委涉嫌僞造國家機關公文，非法擴大拆遷範圍，欺騙居民簽拆遷協議，涉嫌刑事犯罪。
在質證環節，當溫慧玲方拿出假圖紙時，市政管委方代理人稱此圖不是他們發的，他們不知道此圖的存在，"誰知道你從哪弄來的假圖紙！""不承認也沒用。拆遷行爲就是按照假規劃圖做的，多拆的行爲出自你手，逃不了。"溫慧玲說。
當原告律師彭劍出示沈夢培獲得的北京市規劃委出具的真圖紙時，市政管委方代理人又說此爲複印件，不承認其真實性，要溫慧玲方出示原件。
彭劍律師當庭反問："拆遷原件在哪里？在你們那。""我們回去找找。"海澱區市政管委代理人遂反應過來其爲拆遷主導方。
利益交換
""瞎折騰是指打著政府征地旗號使用海澱區政府資金，把不該拆的拆了。""
假規劃圖究竟出自誰手？
9月14日，北京市規劃委給沈夢培的0286號補充建議答復中明確，"在實際進行'城中村'項目拆遷過程中，經北京市規劃委員會海澱分局核對，確有一份總平面圖與海澱規劃分局核發的規劃圖確定的拆遷範圍不一致；負責具體拆遷的部門將'城中村'環境整治範圍外的部分進行了拆遷，統計涉及有11戶住戶被拆遷。"一紙回復令真相大白。
爲何有關部門要僞造假圖紙騙拆11戶？
2009年3月，沈夢培向北京市十三届人大第二次會議提交了0286號建議：名爲《吳亞梅、周友建"瞎折騰"》。"瞎折騰是指打著政府征地旗號使用海澱區政府資金把不該拆的拆了。"
與此同時，溫慧玲從有關渠道獲取了一份重要文件，這是2005年7月26日印發的東升鄉政府會議紀要。該紀要顯示11戶拆遷系村、鄉、區三級協商决定。該會議紀要决定，不拆除清河村集體經濟所屬的上地綠都祥和花卉市場中心，這樣可减少460萬元"村集體經濟"損失。同時，政府給的補償不够高，所以村委會要求多拆出西側的25300平方米土地，給村委會用作改建項目建設用地，作爲"村集體經濟"的損失補償，海澱區政府表示同意。其後的發展表明，村委會與清河農工商公司對該地塊進行合作開發。
"25300平方米就是11戶原址。"溫慧玲說，"該拆的地方沒拆，不該拆的地方給拆了。"
2006年爲什麽不將25300平方米列入市規委計劃？彭劍律師說，如果通過報批後成爲綠化用地收歸國有，再變回村集體所有不太可能，清河農工商公司無法再搞建設盈利，"現在相當于用國家的錢完成一次低于行價的商業拆遷"。
溫慧玲說，他們本來自以爲打了個如意算盤，"聽說海澱區市管委一領導開會時當著6個部門說，萬萬沒想到這兒還住著一個人大代表，還偏偏住在那個不該拆的地"。
沈夢培再次提出補充建議，建議清河農工商公司按商業開發模式，補償多拆的11戶；幷要按照北京市規劃條例上報建設規劃，得到批准後才能依法施工。
北京市規劃委9月14日回復："非常贊同建議，全力督促相關部門對此事處理"。 回復還稱，"目前11戶原址所建工程幷未取得城市規劃部門批准文件。"
北京市規劃委的兩個回復一出，海澱區某重要負責人坐不住了，直接找到沈夢培，要求談談。沈夢培說，我這個人民代表不過是"實話實說"，"政府負責人坐等法院判，太被動了。關鍵問題要拿出解决辦法，拖下去只會影響更壞。"
對有關方面來說，這多拆了的25300平米就是個燙手山芋。
10月9日，有關人士與溫慧玲約談，大致意思是"恢復原狀不太可能，各方都損失太大，最好賠償解决"。
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市國土局早在8月6日下發停工令，但此後工程仍繼續，直至9月7日區城管大隊到現場下發停工通知和限期拆除通知才停了十天。
10月9日，南方周末記者觀察到，溫慧玲和她10戶鄰居的老宅位置上，一座將被用作羽毛球館的青灰色建築物框架已具雛形。"外面的大動作停了，裏面還在悄悄的走下水道。"溫慧玲苦笑著說。
官員僞造圖紙騙民拆遷
——被人大代表踢爆的內幕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沈穎 發自北京 2009-10-14 21:29:42 來源:南方周末專稿
"爲了支持奧運環境整治，北京海澱區的一位人大代表帶頭接受了拆遷。"
"但令這位人大代表苦惱的是，政府遲遲沒有兌現承諾給拆遷戶提供的安置房。後來她發現，有關部門的官員僞造了給居民的拆遷圖紙，真實的圖紙上，有11戶被拆遷房産根本沒被納入拆遷紅綫。"
" 爲什麽要用假圖紙來騙民拆遷，到底有著怎樣的隱情？"
"海澱區有關官員用一張假規劃圖，騙拆了我住了20年的祖房！騙拆範圍涉及11戶，25300平米。"溫慧玲說。她是北京市海澱區人大代表，北京體育大學西南側西窪村居民，"人大代表"這回不得不"代表自己"站出來捍衛私權。
3個月前，溫慧玲和她的女兒及鄰居鄭清龍3戶一紙訴狀將海澱區市政管委告上法庭，要求認定拆遷合同無效，幷將騙拆的祖屋恢復原狀，此案至今未作判决。
"相信政府"
"人大代表溫慧玲帶頭接受拆遷。她還勸其他拆遷戶，"這又不是開發商開發，政府不會騙我們"。"
西窪村位于京城北五環北側，北五環是2008奧運公路自行車比賽路綫。
2006年4月，海澱區市政管委啓動"北京體育大學西南側西窪村城中村環境整治"工程，以淨化奧運場館周邊環境爲名，發出致居民信，稱將"依法拆遷"，幷附一張規劃圖。
這張圖上，溫慧玲家和另10戶居民的房子也被劃入拆遷紅綫內，其用途爲市政綠地。
這張薄薄的圖紙幾年內未引起懷疑。當年，市政管委承諾"（2006年）7月5日前簽協議"視爲獎勵期，按5000元/平米拆遷補償，主辦單位負責辦理經濟適用房手續。
54歲的溫慧玲性格直率而認真，做過多年社區工作，彼時對政府的承諾深信不疑。爲了響應奧運整治號召，她帶頭先搬，還積極動員不願意拆遷的居民配合政府，爲奧運著想，"老百姓咨詢我，我說這又不是開發商開發，政府不會騙我們"。
溫慧玲現在很爲當時的"高覺悟"後悔。有二三十戶相信了溫慧玲，簽了協議先期搬遷。一簽完字，房屋隨即被拆。
但拆後幾個月，政府承諾的經濟適用房仍不見踪影，總說"再等等"。
拖至2006年底，80戶已拆完，但安遷房尚無踪影。沒房子住，拿著補償款四處高價租房的老百姓陷入深度焦慮。溫慧玲的母親發燒住院，老百姓追到醫院跟她鬧，"是你說的要相信政府"。溫慧玲心生愧疚。
2007年3月份，溫慧玲奇怪地發現，北京市國土資源網站顯示被拆遷的土地使用性質從拆遷時說的"綠地"、"道路"搖身一變成了"居住"。溫慧玲每天上去核查，居然發現從"綠地"到"居住"10天內變了7次。她去北京市國土局詢問，答復是信息登載失誤，表示道歉。
之後，溫慧玲以人大代表身份緊緊追著海澱區市政管委幾十次，要求履行承諾，落實近200戶居民的共141套房源，但無果。2008年7月，她無奈到國務院信訪局信訪。
2008年12月底，溫慧玲深感房子無望，在區人大會上，給海澱區400多位人大代表發了求助信，要求質詢政府，得到了多數支持。她又直接找區長反映問題："不能一拖再拖，架著雙拐的小兒麻痹患者給我跪下，您說您是什麽心情?"141套房源這才最終落實。
當其他拆遷戶抓緊辦入住新房手續時，戲劇性的一幕又向溫慧玲徐徐打開。
露出馬脚
"人大代表沈夢培雖已73歲高齡，但不近視不老花。他仔細比對後驚覺，"真圖紙沒有將11戶劃在拆遷範圍內！""
2007年底，溫慧玲路過西窪村，發現老房原址建起了圍擋。"市政綠地怎麽還建圍擋？"溫慧玲産生了疑問。
與此同時，一座樓房的鋼架結構也已搭建，施工單位是清河農工商公司。"土地用途改變了？"她去找區市政管委的領導詢問，對方先說"修繕花棚子，不搞其它建設"，後又說"建停車場"。她追問：給誰停車？哪個部門批准建停車場？對方說："我們管不了。"
溫慧玲感覺調查難度大，就向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國土資源局監督員沈夢培求助，查實這塊土地的真實用途。
沈夢培當了17年北京市人大代表，在海澱區原區長周良洛貪腐案中，沈夢培曾多次與周良洛面對面質詢，鬥貪官義正詞嚴。
沈夢培就此事寫信給北京市國土局要求調查。
2009年2月1日，北京市國土資源局經現場核查發現西窪村地塊進行違法建設，告知清河農工商公司立即停止施工。
沈夢培去現場考察"違章建築"後，又向北京市規劃委發了建議案。
這一下把拆遷方惹急了。爲了挽救在西窪村的施工，清河農工商公司派東升鄉有關負責人拿著圖紙，特地趕來拜訪沈代表，要求"幫助清河農民"，據其說要蓋羽毛球館。
他們本想借助沈夢培的影響力把手續補齊合法化，沒想到算盤落了空，因爲這一次他們不小心拿上了真圖紙，反露出了馬脚。
沈夢培雖已73歲高齡，但不近視不老花。他仔細比對後發現，這份真規劃圖紙與溫慧玲給他看的明顯不同，"真圖紙沒有將11戶劃在拆遷範圍內！"
這份由北京市規劃委頒發的真圖紙，在拆遷過程中一直被隱匿不見"廬山真面目"，現在居然由拆遷方自己提供"亮相"了。溫慧玲清楚地意識到，此前，拆遷戶人手一份的圖紙是被人僞造的。"我們受騙了。"溫慧玲用手拍打著假圖紙，氣憤不已。
在接受北京一媒體采訪時，海澱區政府官員仍拒不承認，對記者表示可能是拆遷公司"僞造圖紙"。
而溫慧玲曾拿著兩張圖紙去找區市政管委的一位負責人，問究竟哪張是真，哪張是假，對方傻眼了。"他最後示意我不要聲張出去，我的損失想辦法給補，每平米補償款再多給11000元。11戶都知道了真相就麻煩了。"溫回憶。
6月，溫慧玲和鄭溫妮、鄭清龍等3位戶主决定起訴海澱區市政管委。其他幾戶居民從報紙上看到了此案消息，另有兩戶旋即也向法院起訴。
9月2日開庭時，溫慧玲的律師彭劍當庭指出海澱區市政管委涉嫌僞造國家機關公文，非法擴大拆遷範圍，欺騙居民簽拆遷協議，涉嫌刑事犯罪。
在質證環節，當溫慧玲方拿出假圖紙時，市政管委方代理人稱此圖不是他們發的，他們不知道此圖的存在，"誰知道你從哪弄來的假圖紙！""不承認也沒用。拆遷行爲就是按照假規劃圖做的，多拆的行爲出自你手，逃不了。"溫慧玲說。
當原告律師彭劍出示沈夢培獲得的北京市規劃委出具的真圖紙時，市政管委方代理人又說此爲複印件，不承認其真實性，要溫慧玲方出示原件。
彭劍律師當庭反問："拆遷原件在哪里？在你們那。""我們回去找找。"海澱區市政管委代理人遂反應過來其爲拆遷主導方。
利益交換
""瞎折騰是指打著政府征地旗號使用海澱區政府資金，把不該拆的拆了。""
假規劃圖究竟出自誰手？
9月14日，北京市規劃委給沈夢培的0286號補充建議答復中明確，"在實際進行'城中村'項目拆遷過程中，經北京市規劃委員會海澱分局核對，確有一份總平面圖與海澱規劃分局核發的規劃圖確定的拆遷範圍不一致；負責具體拆遷的部門將'城中村'環境整治範圍外的部分進行了拆遷，統計涉及有11戶住戶被拆遷。"一紙回復令真相大白。
爲何有關部門要僞造假圖紙騙拆11戶？
2009年3月，沈夢培向北京市十三届人大第二次會議提交了0286號建議：名爲《吳亞梅、周友建"瞎折騰"》。"瞎折騰是指打著政府征地旗號使用海澱區政府資金把不該拆的拆了。"
與此同時，溫慧玲從有關渠道獲取了一份重要文件，這是2005年7月26日印發的東升鄉政府會議紀要。該紀要顯示11戶拆遷系村、鄉、區三級協商决定。該會議紀要决定，不拆除清河村集體經濟所屬的上地綠都祥和花卉市場中心，這樣可减少460萬元"村集體經濟"損失。同時，政府給的補償不够高，所以村委會要求多拆出西側的25300平方米土地，給村委會用作改建項目建設用地，作爲"村集體經濟"的損失補償，海澱區政府表示同意。其後的發展表明，村委會與清河農工商公司對該地塊進行合作開發。
"25300平方米就是11戶原址。"溫慧玲說，"該拆的地方沒拆，不該拆的地方給拆了。"
2006年爲什麽不將25300平方米列入市規委計劃？彭劍律師說，如果通過報批後成爲綠化用地收歸國有，再變回村集體所有不太可能，清河農工商公司無法再搞建設盈利，"現在相當于用國家的錢完成一次低于行價的商業拆遷"。
溫慧玲說，他們本來自以爲打了個如意算盤，"聽說海澱區市管委一領導開會時當著6個部門說，萬萬沒想到這兒還住著一個人大代表，還偏偏住在那個不該拆的地"。
沈夢培再次提出補充建議，建議清河農工商公司按商業開發模式，補償多拆的11戶；幷要按照北京市規劃條例上報建設規劃，得到批准後才能依法施工。
北京市規劃委9月14日回復："非常贊同建議，全力督促相關部門對此事處理"。 回復還稱，"目前11戶原址所建工程幷未取得城市規劃部門批准文件。"
北京市規劃委的兩個回復一出，海澱區某重要負責人坐不住了，直接找到沈夢培，要求談談。沈夢培說，我這個人民代表不過是"實話實說"，"政府負責人坐等法院判，太被動了。關鍵問題要拿出解决辦法，拖下去只會影響更壞。"
對有關方面來說，這多拆了的25300平米就是個燙手山芋。
10月9日，有關人士與溫慧玲約談，大致意思是"恢復原狀不太可能，各方都損失太大，最好賠償解决"。
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市國土局早在8月6日下發停工令，但此後工程仍繼續，直至9月7日區城管大隊到現場下發停工通知和限期拆除通知才停了十天。
10月9日，南方周末記者觀察到，溫慧玲和她10戶鄰居的老宅位置上，一座將被用作羽毛球館的青灰色建築物框架已具雛形。"外面的大動作停了，裏面還在悄悄的走下水道。"溫慧玲苦笑著說。
解讀李慎之晚年思想（傅國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8i65.html
"悲凉之霧，遍被華林"
——從李慎之與許良英的43封通信解讀李慎之晚年思想
傅國涌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評《紅樓夢》，雖短短數語，却至今未見有人超越：
"頽運方至，變故漸多；寶玉在繁華豐厚中，且亦屢與'無常'覿面，……悲凉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231頁）
"悲凉之霧，遍被華林"，在曾經自認爲是共産黨"孤臣孽子"的李慎之身上，特別在他生命的黃昏就一直籠罩著這樣的悲凉之霧，身曆反右、大躍進、"文革"等一系列灾難，雖然偌大的中國 "呼吸而領會之者"幷非李慎之一人，但他無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如果說1999年秋天那個孤獨的夜晚，他在一盞孤燈下寫下的傳世之作《風雨蒼黃五十年》中，我們還能讀出他對這個少年時就嚮往不已的革命黨抱有一綫幻想的話，那麽在他內心深處，其實已經完全清醒，徹底失望、進而絕望，他一而再地說"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一再向知己之交的同代人許良英透露心曲，悲觀之情畢露無遺，悲凉之霧逐漸將他的身體乃至生命淹沒，但他的思想在霧中升騰，以"精衛填海"、"夸父逐日"般的神話精神，重新開啓了一扇通向未來的門。
2003年4月22日，80歲的李慎之先生帶著無數未盡的心願撒手而去，中國思想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達了對這位老人的懷念與敬意。遠在德國的仲維光和遠在美國的曹長青則發出了不同的聲音，曹長青在《李慎之的三大貢獻與三個局限》文中特別指出李慎之的"三個局限"："他對自己至死都是共産黨員的歷史缺乏反省和懺悔"；"他至死在潜意識中還是個'諫士'"；"從嚴格一點的意義上說，他還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由此引發了一場小小的筆墨風波，事隔一年半，風波早已過去，問題仍懸在空中。在仔細閱讀了李慎之與許良英最後五年的私人通信後，我感到對李慎之先生應該有一些新的認識，他晚年的思想在這些信中有更真實、更坦誠的流露，或許有助于我們全面公正地評價李慎之的思想。
兩位老人的交往始于1998年2月，李慎之托人給許良英送了一篇他在《中國經濟時報》發表的文章《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技術而無科學》，2月27日，許給李寫了第一封信。3月4日，李回信，從此開始了他們五年的書信往來，各給對方寫了43封信，其中既有科學、民主的嚴謹討論，也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更多的是對自己投身的革命道路的反省，以及對民族命運的憂慮與展望，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討論之真誠更足以讓後輩汗顔。直到生命終止前不久，李先生還寫下10頁紙的長信，提出重寫中國近代史的志願。由于是私人通信，無話不談，袒露心迹，比公開發表的文章更能反映一個知識分子內心的真實想法。
透過這些書信我們能看到李先生在他生命最後五年中燃燒自己、熱切追求理想、"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情懷，看到他挺身而出"冒叫一聲"的道德勇氣，同時也能看到他心中的悲凉和他的局限性。
一
李慎之晚年力倡民主，回到"五四"，重新舉起了啓蒙的火炬；他弘揚顧准，以自由主義爲北大傳統和顧准思想定調。他深感"五四"以後的八十年，民主根本沒有在中國扎根，"21世紀幾乎要重新來過。要中國人懂民主，實在是艱難已極，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然而第一不是不可能，第二也只有追尊五四，因爲中國只有這麽一個說得上的源頭。"（2001年5月8日）他對全球化和全球價值更是情有獨鐘，2002年1月12日，他在信中說："近來一直想寫一篇文章：《全球化與全球價值》。我的意思是，以我生八十年的經歷再推廣到人類近五百年的歷史，民主已是一種全球價值，而且必然要更推廣、更深化，中國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價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價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權。"
雖然他常常感嘆自己生前或許看不到民主的實現了——
我反正知道我們年輕時相信的烏托邦不但不可能實現，而且是一種謬誤。民主的價值將爲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然而充分的民主像我們現在西方發達國家看到的可能再過二三十年在中國還實現不了。（現在有許多人擔心中國實現民主以後，會出現"拉美化"，我也有這種擔心。）不過公民權利有起碼保障的民主，我想是有希望的，頂多我們不能及身而見，我們的下一代是一定可以看到的。（2002年12月7日）
但他依然堅定地主張"和平演變"，幷以此作爲自己的"最高綱領"。爲了實現這一目標，他認爲中國需要一批"戰鬥的民主主義者"——
我過去幾年的"工作"進度是很慢的，自己覺得雖然效率不高，但是還能"趕趟"。不過最近以來，我突然直覺地感到中國應當有一批"戰鬥的民主主義者"，然而全社會好象都沒有這樣的準備。我有三個小圈子，一個都是八十歲以上的人，一個是大約六十到七十歲的人，另一個是大約五十上下的人，每一兩個月聚會一次。我近來一再呼籲他們研究民主的理論和制度，但是除了年輕的一批外，反應都很冷淡，我也以你的努力與我的疲塌爲例進行說服，結果也不理想，這些人差不多都想通了中國的唯一出路是憲政民主，我就勸他們研究一下憲法，萬一形勢急轉直下，這些自認爲的民主主義者連部憲法都拿不出來，怎麽行呢？（2002年10月30 日）
2003年1月2日，他的生命只剩下了三個月零二十天，他還在信裏說：
今生已無從根本上研究"民主"的發展與歷史、理論與實踐的願望與勇氣，只是還想寫幾篇萬言長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來的專制主義和馬列毛以來的極權主義；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規範。
今年手頭還有四五個題目，希望老天爺能讓我做完這個工作。
社會主義作爲一種政治制度已經徹底失敗了，中共實際上已放弃了它，保留它作爲口號，無非是保持特權而已。當然社會主義還可以作爲一種政策目標，甚至執政黨的施政綱領，但是也只有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下才有可能。而且，如果得不到多數選民的認可，就該下臺。馬列斯毛說的"國體是無産階級專政，政體是民主集中制"，已經試過，應當作廢了（雖然它仍是中共掌權的理論基礎）。
中國要現代化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這不但是中國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進入新世紀後，我常說兩句話：1、對中國之實現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見，比較悲觀。2、對中國能在21世紀上半期實現民主，我基本樂觀。不過，我之所謂民主，只能指廢除一党專政，建立民主框架而言，幷非指充分民主。實現充分民主，最樂觀也需要到21世紀末。
也是在這封信裏，他請長期研究民主問題的許良英以500個字回答他，什麽才是民主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
對科學精神，李慎之同樣不能釋懷，直他晚年他還想寫一篇《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僞問題》，雖然文章最終沒有寫成，但他從未放弃過這個念頭。1998年3月4日他在寫給許良英的一封信中說：
科學中有技術，技術中也有科學，要硬分越來越不可能又無必要，中外一樣都把研究的人叫做"科學家"=Scientist，但是我還是要冒叫一句，想的是叫中國人多想一想，（這也是"知識分子自大狂"，實際上在一個十二億人的國家，幾乎是不會引起"任何"反響的。
我所以要冒叫一聲，是爲了要讓人注意到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別，西方（以希臘爲代表）從源頭上就重視求真，中國從源頭上就重視求善，這個差別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差別實在太大了。這些話其實是老生常談，不過中國現在已經成了市儈社會，已沒有多少"老生"了。
同年10月10日，他說："李約瑟熱愛中國，以半生精力發掘中國古代科技成就，出了一部大書，這當然是一件好事，然而把中國人搞得神魂顛倒，則實在不是什麽好事。現在的愛國主義者，都大談中國如何領先世界二千年，東方文明如何偉大等等，我實在不敢苟同。但是我對于自然科學實在無知，對科學史更是無知。只是出于一種責任心，覺得不能讓中國人目迷神醉，忘其所以，所以才發此願心，希望你能給我指導和幫助。"
在11月11日的信裏他還說到，"李約瑟以其'巨著'已經'推翻'了你和竺可楨、馮友蘭的結論而成爲中國狹隘民族主義的一面旗幟。我學力不足，寫作艱難，但是只要不死，總是要把文章寫出來的。" （1941年春夏，許良英在浙江大學讀三年級時曾在學生中發起一個科學團體，討論中國爲什麽科學不發達，爲什麽産生不出現代科學，他們從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回答了這個問題；1944年，心理學家陳立發表《我國科學不發達原因之心理分析》；1945年，氣象學家、地理學家竺可楨發表《爲什麽中國古代沒有産生自然科學？》也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當時，李慎之正在給崔衛平翻譯的《哈維爾文集》寫序，他感慨"哈維爾對極權主義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但是居然在考慮如何取代它的時候提出也可能轉向東方思想，雖然只有一句，但東方思想（實際上指儒家倫理與老莊思想）流毒（請恕我用這兩個字）之廣，可以想見。在國內則更是與統治者交相煽惑，對人們起了很大的麻醉作用"。
1999年8月22日，他在信中說："我要駁斥李約瑟難題，今年大概是動不了筆了。只是我有一難題要請你幫助解决：SCIENCE一字在西方到底起源于何時。"
直到2001年4月21日，他還在探討這個問題：
《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假命題》這篇文章我還是要寫的，但是愈想愈覺得其難，因爲我的科學知識實在太差了，而且現在的謬論日見其多（從席澤宗到董光璧），要一一排擊之，尚須搜集材料與論點。今年是决不會動手了。也許明年可以擺上日程。
西方古代有科學，而中國沒有，不是源于人性有什麽不同，却正是因爲文明的起源與走向有差异。
真善美是西方哲學的最高價值標準，中國古典只講善美，是不怎麽講真的。美、善天生就帶有價值上的好惡，真就不一定。我把真說成是價值中立的，在內心講正是把它作爲最高的價值。美、善不講真就失去了基礎。你引哈佛大學的校訓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學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我以爲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訓。
他說：
我心中的真理的價值中立的。"真理"兩個字本非中國固有，而來自佛經，因此已帶上了價值色彩。共産主義就其原始的意義講（如《共産黨宣言》所說）已是一種應用真理，真理一旦應用，就有了很大的出錯的可能，這一點在我們青年狂熱時期是不瞭解的，到後來才懂得。"真理"一詞因爲漢語雙音化的大潮流，已無法改譯爲"真"一個字，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不過社會科學中本來就沒有自然科學中的那種真理。"自由主義"是"真理性"最差的一個"主義"。（1998年3月 11日）
這些觀點本身誠然還可以商榷，但他的思考却不是沒有意義的。對這個世俗化、功利化深入骨髓的民族而言，倡導真理的價值中立，實際上就是希望能超越功利，超越赤裸裸的、狹隘的現實算計。他認爲在重新提出"回到五四，重新啓蒙"的口號時，絕大部分人只注意民主，而忽略科學，"他們好象認爲科學是'不言自明'的東西，在中國已經生根了，官方也從來沒有'批判過科學'，有些不正常的干預，也都是因爲沒有民主造成的。但是我認爲'科學'在中國根本就沒有生根，有些科學家甚至'院士'，有多少科學精神，我也很懷疑。"所以他希望許良英能寫一篇闡明"科學精神"的文章。
他之所以推許陳寅恪，乃是因爲陳對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追求，"還有陳寅恪，他是我的老師，渾身可稱浸透封建士大夫的氣味，因此連胡適也稱之爲'文化遺民'。但是'氣味只是氣味'，細究他的生平志業，幾次大聲疾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連五四時代的陳獨秀也沒有喊出這樣簡潔明瞭，可以作爲口號的話。……陳本人即一生不向北洋政府與國民黨低頭，尤其是不跟共産黨合作。我以爲在文革結束前，他是中國最乾淨的一個人，比俞平伯、沈從文都更乾淨，更不要說巴金以下的人了。"（1999年8月22日）
他對"利祿之徒"彌漫，僞學術、僞思想盛行的學界現狀憂心忡忡，從季羨林（乃至王元化）到汪輝等，2001年4月21日，讀了許良英轉給他的99歲的心理學家陳立的文章，他感慨："我竟不知道中國還有這樣一位99歲的大老……官方和所謂的學術界最近都在大炒今年九十歲的季羨林先生。季也許在梵文方面有專長，但在學術思想上無非是一個庸俗的民族主義者（今稱愛國主義者），現在則給他戴上許多高帽子，甚至稱之爲'學術大師'。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無大害，只是學術界這樣捧一個對國學與世界史近乎無知的老人，實在是中國的耻辱。"2002年1月12日，在談到"新左"代表之一汪輝時，他說本來以爲汪文字能力太差，不料恰恰是他這種艱澀不通的文字居然能俘虜大批的青年人，以爲是有學問、有見解、有思想，是以爲大家取法，結果造成一大批僞學者與僞思想，真是可嘆。但是迄今還很少看到有力的批判。就是我收到的這篇批判文章，固然論點很不錯，但是文字竟也有"汪"味。對此他深感憂慮。
二
晚年李慎之的內心深處之所以有著揮之不去的"悲凉"，我以爲至少有以下三個因素：一是對現實政治制度的絕望、清醒，對民族前途的深切憂慮，他們那一代人（即"一二九"一代）和上一代（"五四"一代）身上的憂患意識是後世的人往往難以想像的。二是他對文化傳統即根深蒂固的專制主義的深刻認識。三是他對自己走過的革命道路的反省，其中不無懺悔。
2002年5月18日，在讀了我們的《脊梁——中國三代自由知識分子評傳》後，他曾寫信給許良英："我的第一個感覺是我不配。第二個感覺是有些悲凉，偌大一個中國，能數得上的就這麽些人，而且還有像我這樣對民主、自由主義瞭解甚少之人。"這裏面固然有他自謙的成分，但這種悲凉是一貫的，他多次說及全國上下懂民主的也不過一、二百人。"
所以，他才會說："我其實是很悲觀的，我已不敢說什麽'啓全國人民之蒙'的話，只敢想能刺激一下'一小撮知識分子'，于願足矣。"（2001年4月21日）
2001年9月28日，他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臺采訪後寫信給許良英：
中國共産黨可稱根本無學者無思想家，此外，中國又有幾個人？中國的人才實在太少了，因此我現在總傾向于"在矮子裏面拔長子"。
應法廣采訪，對我雖非第一次，但確極稀少，我現在是想爭取多一些發言機會，但是我總想多少能起一些作用。
……我所以這樣叫一叫，當然不是考慮爲當局鳴鑼喝道，而是希望能給國人一個概念，我要向你表白，我的最高綱領，仍然是"和平演變"。不過由于當局一動不動，我覺得如果能先實行私有化，也可爲未來的政治改革打下一點社會基礎。至于政治上當局正在不斷收緊，我的文章大概已無在大陸發表的可能，我當然是清楚的。不過，我們已經老了，物質地講，我們是最少可怕的人，現在老人都越來越衰退，我膽量有限、作用更有限，能叫一聲就是一聲而已。
我越來越相信"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這句話，一個國家怎麽能完全靠謊言維持呢？
在這封信後面他又加了幾句話，表示"1、啓蒙之必要，2、啓蒙之艱難，3、啓蒙還是有希望的"，幷慚愧自己"沒有做什麽工作"。
他是悲觀的，但他的悲觀不是悲觀主義，而是展現了遠古神話中的那種悲壯的情懷，悲觀沒有使他沉默、犬儒，更沒有使他放弃，"我還是相信馬克思的話，非要大喊大叫不可，我自知已無大喊大叫的能力，一年頂多只能寫三四篇文章，頂多三萬字而已。然而"寫罷低眉無處發"……不過一息尚存，我總是要想，也總是要寫的。"（1999年8月22日）"我一向自以爲不學無術，……今後也只能就自己能感到想到的地方儘量多寫一點東西，以期有益于中國。"（2001年11月 12日） "中國的自由主義與民主呼聲，雖然現在還不成氣候，但是在極權高壓下，仍是有人在默默研究，竭力撑大言論空間。看到這點，還是令人高興。" （2002年10月14日）這是對知己的直言，也是內心的獨白，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夸父逐日般的現象。在生命的最後五年中，他反復申明自己所做的一切不過是 "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完全是真誠的，對他參與建構的這個體制、他深愛的這個民族、對歷史和現實，他都有著冷靜、客觀的認識：
"但是中國的傳統，尤其加上近五十年的傳統，使我感到提倡民主實在是夜長夢多。這就是我所以慨嘆于中國人的'公民意識'的原因，反正也只有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了。"（1998年3月11日）
"今天的大陸作爲全社會來說的民主覺悟，比不上戊戌，比不上辛亥，比不上五四，比不上八一三，也比不上1948—49（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甚至比 1976—77低，那時候，老人還沒有死光。全民對民主的常識幾乎可以說是清末以來最低落的時期，幾乎沒有精英人物。這種人物我自己知道或認識的不過二十個。我極力幻想，以爲全國也許有一二百個。這樣的現實要希望中國能很快地實現民主化，至少我無此信心。
我知道你在研究民主問題，民主實際上要[依]有相互對立與相互制衡的利益集團，有敢于爲自己的利益鬥爭，又能够達成妥協的個人，這個過程大概是在孕育之中，然而什麽時候能够破殼而出，我實在無法想像。
現在的絕大多數中國人，大概都像胡適所說'不覺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我當然也有些樂觀的想法，我所指望的全球化。但這只是一個籠統模糊的願望，幷沒有什麽具體化的、現實的根據。
我自以爲我們這一代人幾乎是極少數在解放前、在"國民黨的萬惡統治下"多少還受到過一些啓蒙思想，歷經劫難而又幸存下來的人。我把你也包括在這極少數之內。比我們年紀小的人，……對民主的理論就知道的更少了。再下來，到文革期間的中學生，絕大部分是紅衛兵，只有極少數可以說靠自學，靠自己反思成爲啓蒙思想家的人，現在中國就是靠他們在學術界撑起一片天。然而這片天實在太小，這樣的人也太少了。
我現在確實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但是我'爲'的能力是很小的，一年也不過寫三四篇文章，分量也不大，如此而已。"（2000年 7月4日）
我同意中國今天的社會條件比起國民黨時代、五四時代以及晚清時代大概是大大地進步了，所謂進步指的是可以實行民主的社會因素大大增加了。但是，我總覺得有覺悟的人太少了。撇開我心目中的"官學"和"極左派"不說，九十年代也出來了一批'民族主義分子'和'新左派'，他們的嗓門很大，聽衆甚多，……而民族主義是有'五千年文化傳統'與一百多年來的民族屈辱作背景的，極容易贏得群衆。事實上從各種民意調查中看，這批人在青年學生中的人數一直在增加。再想想我們自己小時候，就主要從愛國主義出發，才走向親共、親蘇的社會主義道路，結果上了一個大當的。其實世界在20世紀已發生了大變化。自由主義已肯定地成爲全球的主流價值，而中國却仍然置身于這一主流價值之外（就政府行爲講還很顯得有些'中流砥柱'的味道）。......
說人類社會發展有什麽鐵的規律的話，我是不相信了。但是，由先進民族由于種種偶然因素凑合而形成的好經驗，成爲大家的榜樣之後，大家必須要學習，而形成一條共同的道路（也就是毛澤東說的"走人類必由之路"）的話，我還是相信的，然而夜長夢多，我只能'知其不可爲而爲之'。" （2000年7月22日）
三
1999年8月22日，李慎之從美國歸來後寫給許良英的第一封信說："在美三個月讀五四之書，最後悟出中國雖無宗教，却有意識形態，其强烈不下于宗教，而又沒有宗教刺激人求真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優點，這個意識形態就是專制主義、就是內儒外法，二千年來只有五四衝擊了一下，但談不上徹底，因此又以文革的名義捲土重來，變本加厲。中國至今仍在其統治下，這就是我在介紹哈維爾文章中說的'後期極權主義社會'。"
9月6日在動筆寫《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前，他在信中說："我最近的認識是，中國或許如大家認爲的那樣不是一個宗教的國家，但中國絕對是一個有極强的意識形態的國家，自秦始皇至于今日全國上下無人不受這個意識形態的支配，即專制主義的支配，不論是儒是法，或表或裏，都無非是專制主義，而且愈演愈烈，在 20世紀後五十年達于極致，這二十年是好了一些，然而也不過是我評HAVEL著作中所說的後期極權主義而已。當然我也明白它再不能維持二三十年了，但是過了這一關（當然可以說是决定性的一關）以後，也當然同臺灣一樣，有自由而無法治。中國人要走上自由又有法治的"像樣的民主"（我只能說"過得去的民主"，自從少年時期的烏托邦破滅以後，我再也不會說什麽"真正的"、"理想的"那類話了，那樣的民主大概也只能在無限遠才能接近）。以中國人素質之低，如果能在 21世紀末，或者22世紀初達到，我就可以死而瞑目了。""我要在剝出中國文化的精髓是意識形態，是政治—倫理哲學之後，在說明中國傳統文化非拔掉這個毒根後，還可能要評價一下實際上五四以來一批好心人竭力想把傳統文化與現代相結合的努力。"
所以，他才會對美國華人史學家唐德剛的"二百年峽谷說"産生濃厚的興趣——"他[唐德剛]的理論是，中國自1840年後即進入三峽峽谷，亦即他心目中由專制向民主的轉型期，他認爲三峽需二百年，也就是從今天算起，還有四十年。我們沒有討論過對這段歷史的看法。但是我以爲實際上看法差不多。中國要轉向真正現代化的民主國家，四十年不算太長。"（2000年6月16日）
也是在這封信裏，他說："我現在想中國其實幷沒有經歷過什麽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更沒有經過什麽無産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整個20世紀其實是在舊王朝崩潰—— 農民革命——新王朝建立的傳統惡性循環中'團團轉'，當然社會還是有進步的，那不能不說是外來的資金、技術、榜樣與思想影響的結果，中國人自己的覺悟起的作用是很小的，只除了五四那一次的爆發。"
2000年7月4日，他又一次提及"二百年峽谷說"："我思考了一下中國的專制主義，得出了與我五十多年前完全相反的結論，認爲毛的專制比蔣的專制更嚴重十倍，而如果沒有毛的專制，蔣的專制還要比他後來的實際好一點，也許大陸到世紀末已經可能達到臺灣今天的水平。（大陸比臺灣大幾十倍，要比臺灣更好，在我看來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如果那樣說，再過四十年，即可走出三峽峽谷倒是有可能的。"
對唐德剛的歷史預言，許良英就有不同看法："我覺得，歷史的變化，常常是難以逆料的。……對那些言之鑿鑿的預言，我只能姑妄聽之"。（2000年6月23日回信）
2001年8月22日，在讀了歷史學家袁偉時論孫中山的長文之後，李慎之不無感慨地告訴老友："孫猶如此，他人可想，這實在是因爲中國專制主義傳統太根深蒂固的緣故，再想想我們自己，再看看現實，實在不勝任重道遠之感。"
最晚在1993年，他就公開發表文章，對于把秦始皇以來的中國社會稱爲"封建社會"提出質疑，認爲濫用"封建"這個詞就是"政治勢力壓倒'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結果"。他在2000年他以"專制主義"爲兩千年的中國傳統蓋棺定論幷不是偶然的。可惜的是，時至今日"封建"一詞仍流行如故。
2003年1月23日離他生命的終點不到三個月，他寫了一封10頁紙的長信給許先生，表示自己早幾年就改寫中國近代史的想法，幷第一次把初步的意見寫下來："首先，我認爲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創造是其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國民性都由之决定。與馬克思的經濟决定論不同。1840年以前的中國，其政治制度就是專制主義，從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養成了中國人的深入骨髓的奴性，而且壓制了中國生産力的發展。" "總之以三大革命運動（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直到1949年革命爲主綫的中國近代史必須推翻，必須改寫。中國的現代化是後發外生的。但是即使這樣，它也要走下去，而且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內因。"他認爲1949年以後的30年，"總之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論與最最最專制的傳統相結合，使中國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思想之三十年的統治。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變成了極權主義。""十三届三中全會確實是中國近代史的轉折點，從此開始了中國脫出極權主義的艱難過程。但是由于中國歷史已走到了極端，由于全球化的不可抗拒的影響，這個過程儘管艱難曲折，但已不可能逆轉。目前中國的極權主義已進入晚期極權主義，再過二三十年應能完成初步的民主改革。"
這封信內容非常豐富，可以看作是他對整個百年中國的最後認識。
四
李慎之晚年在思想上已"剜肉還母，剔骨還父"，在行動上毅然選擇"不在刺刀下做官"，對自己走過的革命道路他不斷地進行反省，其中甚至不無懺悔，但正如他 2001年 4月21日信中所說："我在反思我們這一代人是怎麽迷信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我自己說過，我青年時只能當共産黨，57年只能當右派，晚年只能當自由主義者，好象是命中注定。只希望晚年覺悟是真正的覺悟。"同年 6月29日，他回顧了自己加入共産黨的思想動力，認爲主要來自少小時就有的民族主義情結和强烈而朦朧的平等思想。他入黨雖晚，却歷來自以爲是黨的"孤臣孽子"。從小景仰羡慕隔壁的共産黨人、陸定一的丈人嚴朴。與民族主義和平等思想相比，民主實在是自己思想中最薄弱的環節，雖然搞學生運動時才跟著叫的，甚至叫得比別人起勁，"我也主要不是爲了追求民主而參加黨的"。當然，他畢竟是手上沒有沾過血的共産黨人，他之所以踏上這條路，有著深刻的時代原因，不能簡單論定。
1998年3月11日，他在信中第一次講到自己的"徹底覺悟"：
從"大民主"與"小民主"一文中，你可以看出了，我本來是一個"紅幹部"，但是還是劃了右派。頭兩年，我在思想深處竭力要說服自己，只有黨對，不容我對，但是到59年底、60年初，我算是徹底覺悟了。我用了《封神榜》裏哪咤的一句話對自己說："削骨還父，削肉還娘"。我看到有許多人當右派真是冤枉。但右派是思想罪（甚至不是言論罪），就思想而論，我是真右派，根本與毛澤東思想背道而弛，不可能調和。這樣一想，也就"心安理得"了，思想也就如你所說的不再扭曲了。
3月25日，他再講到此事：
我到1959年以後即明白自己確是右派分子，與毛主席的思想是針鋒相對，因此也就心安理得。下放幹校時我沒有把馬恩列斯全集都帶走，而是儘量搜羅單行本帶走，供"天天讀"之用，但精神上是爲了"脫魅"。
"我對毛的崇拜前後也有二十年。後來自以爲覺悟算早的，但是，現在想起來，實在太幼稚。毛其實本質上與他晚年（批林時）自許的'哥兒們'——陳勝、吳廣、洪秀全、楊秀清幷無二致，不過是靠了所謂馬列主義騙過了我們這批青年人而已，而我們又是根本沒有經歷過個性解放的體驗的人，也不可能識破他那一套（從本質上說毛和我們都還是傳統中人），結果個人和國家都吃了極大的苦頭，走了極大的彎路，因此，下一篇我想從毛的草頭天子的本質來寫中國的專制主義是怎麽借尸還魂，變本加厲的，只是，那樣寫出來，更無處發表了。"（2000年6月16日）
他說，正因爲自己在1960年就已"徹底覺悟"，所以整個80年代他幾乎不著一字，原因就是當時他熟悉的知識分子朋友都在忙于討論"社會主義民主"，討論改良計劃經濟，"而我則自從60年代覺悟後，實在不願寫違心的文章（當然，我深知他們都是真心誠意的，不是違心的），90年代以後越來越寬鬆，才開始打些擦邊球，我去年估計今年還會寬鬆些，不料大錯特錯，反而出了義和團來，真叫人哭笑不得。"（1999年8月22日）
不過，他在其他地方也說過，80年代不著一字的另有一個主要原因乃是"膽小"。1999年他寫爲《燕京大學人物志》（北大出版社2002年版）所寫的《李慎之自述》中說得很坦誠："我還是一個膽小鬼。80年代，我雖然也在若干全國性的學會當領導，出席各種學術會議，高談闊論，但是幷不敢寫什麽文章，原因只是因爲心有餘悸，怕讓人抓住把柄。90年代開始，有時也敢寫點文章了，然而瞻前顧後，不敢盡辭，而且一年頂多也不過一兩篇到五六篇。"（《李慎之文集》自印本，下册，584頁）
這一點他在2002年1月寫的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有進一步的自剖，80年代，當王若水因人道主義與异化問題遭到整肅時，他直言自己心中也不是沒有傾向，不是沒有分辯是非的能力，"但是被連續幾十年的運動嚇破了膽，樹葉掉下來都怕打破了腦袋，因此還是噤若寒蟬"。最後發表時删去了"樹葉掉下來都怕打破了腦袋 "這一句。（同上，575頁）
他的思想真正起了變化應該是1999年，這是他的整個人生中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與他自述心迹時所說的1960年的"徹底覺悟"不可同日而語。正是這一年，他從一個肯定傳統文化的"半個新儒家"轉而作出了中國文化傳統就是專制主義的重要論斷。正是這一年，他從一個"噤若寒蟬"的"膽小鬼"變成了登高一呼的鬥士，最終超越了恐懼和自我恐懼，寫出了感動千萬讀者、也贏得了極大聲譽的《風雨蒼黃五十年》及其他文章。正是這一年起，他從80年代不太關心意識形態之爭轉向普遍關注國內外的思想動向。比如他在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以爲"8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中心議題就是周揚和王若水提出的人道主義與异化"，認爲那不僅僅是一場理論鬥爭，"它牽動到文學、藝術、電影、電視，牽動到整個社會以至中國的政局"。（575頁）許良英在2002年2月16日給他的回信中直率地指出這幷不符合事實，整個80年代影響較大的還有民主與專制思想（後期演變爲"新權威主義"）、思想自由與"反資産階級自由化"、反對意識形態對自然科學的干預等等。也正是這一年開始，這個不斷自稱"極度孤獨"、"無邊孤獨"的老人實際上已知音遍天下。
李慎之晚年認爲自己的反省"可以大致代表今天70—90歲的知識分子黨員啓蒙—起信—革命的歷程"。（2001年6月2日）"青年時期都熱心致力于鼓吹救亡民主的學生運動，後來又都全心全意擁護共産黨，崇拜毛主席，以後由幻滅而開始新的覺悟與追求。"（《李慎之文集》573頁）顧准無疑是他那一代共産黨人中最早、也是最深刻地反思過自己走過的革命道路，幷完成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思想轉型的人，所以他才會如此推崇顧准：
我對顧准估計是很高的……顧准是在毛澤東的絞肉機裏幾乎走完全過程的，因此他的覺悟特別可貴，對今日中國的意義也特別大。你也知道共産黨的組織紀律觀念有多强，但是他的結論居然是"痛苦地"從理想主義回到經驗主義。這二十多年來我也接觸過黨內不少"思想解放"的老同志，但是沒有一個達到顧准的標準的，從胡耀邦到孫冶方到王若水。（也許你是例外，我下面再說。）事實上顧准已經成爲民主派或者自由主義者的一面旗幟。我是相信傳統的力量的。就是所謂"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民主思想正式引入中國不足百年，根子還沒有扎下就被滅絕五十年，現在也還說不上再生。所以即使以後一定會出現以民主爲目標的思想家，也必須要高揚顧准承前啓後，存亡續絕的作用。
不嫌狂妄地說，我的第二次覺悟（一次覺悟是馬列主義覺悟）大體上與顧准是同步的（我是1960年看穿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而重新確立新民主思想的，也可能比顧准晚了兩三年）。但是我的鬥爭意識遠遠比不上顧准，我的心情灰到"他生未蔔此生休"的地步，書倒是不斷地看，像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幾乎在"內部"一出來，我就能看到。但是我一來從青年時就沒有做過學問的訓練，二來是根本沒有覺得自己還能有著書立說的可能，當時對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做個明白鬼算了。到"改正"以後也有好幾年還是這個心情，只是做官做事大體倒還能做到按自己的原則行事。近幾年才想到還有可能發揮些餘熱，但是又覺得桑楡晚景幹不了多少事了，就一年寫幾篇文章，最長不過萬字，自認爲想通一個問題就寫一個問題。其間還有一段時期，因爲對毛澤東批儒的反感，覺得中國傳統文化遠沒有毛的極權主義那麽壞，還一度迷醉于新儒家的學說，這就是我曾經對你自稱也可以算"半個新儒家"的原因。（2002年10 月30日）
他的這番話是悲愴而真誠的，其中同樣彌漫著悲凉的氣氛。相比之下許良英"十分敬佩"顧准獨立思考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同時，也指出了顧准思想的局限性。
才華洋溢的李慎之對他同時代的許良英也多次表示推崇與敬意，2002年10月30日，他在信裏說："我自認爲思想的'大方向'還是正確的，但用作論據的許多事實和材料都不準確，……倘能經常向你請教，（在這方面，事實上當今只有你一個人可以爲我之師，其他人大抵只有我自己覺得有疑問時，打個電話，請代查一下。一般只能靠自己的常識，而常識又是很不可靠的。）"
他對許良英孜孜不倦、二十年如一日研究民主尤其充滿敬意，一而再地表達了自己的敬意（2002年我在杭州見到他，他也曾當面跟我說起）。2002年1月21日他給許的信中說："我十分欽佩你研究民主的學術著作，十年二十年後必然成爲'國民必讀'。"5月18日："應該說我現在覺得你真是可欽可佩，年近八十還下决心研究民主的歷史，以你現在的身體精神看，這個任務是絕對可以完成的。我在幾年前說過要編一套中學公民教科書的話，說實在的，我幷無自己著手來幹的計劃，只是空叫一句，而寄希望于別人。總覺得年紀老了，此生無望。現在看看後生也沒有人認真努力，到不如像你那樣，在幾年前就幹起來，也許有生之年還能幹出些成績來。但是話雖如此說，我到現在還是下不了决心，心中總覺得還有幾篇文章可寫，寫完了，也就可以交卷了，蹉跎歲月，自感疲沓空疏。"也就在這一時期，我在杭州見到李先生，他曾當面主動提及此事。
同年10月30日的信中他說，"在我朋友中，我認爲只有你一個人雖然似乎覺悟稍晚而見機甚早，幷且全身心投入對民主思想與制度的研究，雖然現在還沒有完成，但是不久以後一定可以完成。這點是我對你極其欽佩（好象我有次在信中曾向你表白過）而迄今沒有志氣與信心向你學習的。"
五
李慎之晚年對這個時代固然已有了清醒的認識，但他對鄧小平、周恩來、胡喬木等的私人感情都難以泯滅，這是他的局限，也許正是他真性情的一面，他畢竟是生在這個時代的人，他的身上帶有許多這個特定時代給他的烙印。
哪怕是在名動海內外的《風雨蒼黃五十年》中，他雖然指出鄧調動部隊的"無可饒恕的罪過"，但他同時也說："世人稱贊的鄧小平的'漸進主義'我是贊成的。甚至在他進行......，我在明確表示反對因而獲罪之後，也還常常在心裏爲他辯解。他畢竟是老經驗，也許有他的理由，'以中國人口之衆，素質之低，問題之多……萬一亂起來，怎麽辦呢？"（《李慎之文集》上册，7頁），他的筆端對鄧還是含有溫情，其中無疑帶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他的文章當中乃至標題（如《毛主席是什麽時候决定引蛇出洞的？》）提到毛澤東時，基本上都是稱"毛主席"，經許良英指出，他的解釋是他之稱毛爲"毛主席"是一種習慣，"我的意思是人們稱嬴政爲秦始皇一樣"（1998年11月11日）
對周恩來，他更是敬重有加，筆下總是稱"總理"或"周總理"。對于批評周恩來的聲音，他是很不滿意的，在他謝世前不久，我曾聽他說過，如果有時間他要寫萬言長文反駁，幷問過我人家是怎麽批評周恩來的。
稱呼有時候確是頗能反映心迹的，特別是在回憶文章中。1997年他寫過一篇《胡喬木請錢鐘書改詩種種》，提到胡喬木時至少有17處稱"喬木同志"、4處稱 "喬木"、4處稱"喬公"，可見他們的關係非同一般，他看到更多的是胡喬木好的一面。這一點在幾年之後悼念王若水的文章《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中有所改變，幾次提及胡喬木後是直呼其名，而且直言"胡喬木反復無常的性格"。（《李慎之文集》下册，574頁）可見他的認識還在變化中。
這與他的工作經歷有很大的關係，50年代他曾是出席中國亞非會議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的秘書，1979年他曾是鄧小平訪美時的顧問，80年代正是胡喬木提拔他做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乃至副院長。熟悉他的朋友在悼念文章中回憶，他談起80年代鄧小平要他定期去講國際形勢，言語之間顯得十分得意。80年代曾多次隨同李慎之出國訪問的一位科學家清楚地記得，那時他說話的口氣都是代表官方的，給人的印象幷不怎麽好。
雖然他自述早在1960年就"徹底覺悟"，但在整個80年代鄧小平、胡喬木等發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運動中，他都是旁觀者，始終保持了沉默，甚至就不怎麽關心。其中原因固然與他自稱是"噤若寒蟬"的"膽小鬼"有關，是不是與他對當時地位、處境的得意有關呢？
他晚年之所以對鄧、對胡都有著"同情之理解"，首先當然是因爲他們對他的重用、提拔，對這種知遇之恩他難于忘懷，正是這樣的心理使他難以跳出私人感情的羈絆。其中就有中國古老文化傳統中"爲尊者諱"、知恩圖報這些觀念在起作用，傳統文化對他的影響畢竟是難以磨滅的，雖然他最後否定了文化傳統，但作爲"半個新儒家"要從根本上超越這些觀念又談何容易。對此，我想我們也只能對他抱持"同情之理解"。
他才高一籌，有著幾乎是與生俱來的那種自負，正如他在2002年1月30日信中向許表示"當今只有你一個人可以爲我之師"後說："其他人大抵只有我自己覺得有疑問時，打個電話，請代查一下。" 他曾多次慨嘆愛國志士稀少，他在世紀末的呼喊回音空蕩。無邊的孤獨感籠罩著他，2002年1月12日，他在信中對比他年長三歲的許良英說："我有時很爲我們的年老與孤獨感到有些沮喪，因此找你說說。"
從1999年以來，他不斷地在給許良英的信中表達這種"極度的孤獨"感，這其中固然也有他才華、經歷所導致的自負，以及由此帶來的"高處不勝寒"的孤獨感。但僅此還不足以解讀他的內心世界，實際上自從《風雨蒼黃五十年》一文既出、洛陽紙貴之後，舉世仰慕、以結識他爲榮的大有人在。爲什麽他還有著著的孤獨感？
他在1999年8月22日的信中說，"最理想的辦法是和平進化"，但他自己常常有一種銘心刻骨的無力感，覺得"可能性幾乎沒有"，因爲——"國內外現在都沒有'愛國志士'，有的只是利祿之徒。你說我關于哈維爾的文章'對當前的中國會産生衝擊力'，但是我却看不到會有什麽影響。從中國到外國，再從外國到中國，感到的只是極度的孤獨。我寫過一篇要搞公民教育的文章，只有兩個人響應，其中一位是與我同年的76歲的老先生，正是教人難受，然而也還是只能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幹下去。"
不過據蘇紹智回憶，李慎之在1999年回國前，特地去看望了他，兩人暢談了一整天，他們有著二十年的友誼，蘇顯然不是李所說的"利祿之徒"，否則他也不會專程去找他，幷住在他家。李慎之去世之後，至少有一百三十多人在很短的時間就寫下了悼念文章，其中四分之一是與他有深交的。那麽他爲什麽還會感到孤獨？
1999年9月6日，在談到自己美國之行的感受時，他在信中說："我年輕時最推重魯迅，而有點看不上胡適，這點我現在承認是錯了。然而，十年來，我幾次去美國，住的時間將近十[月]，跑了幾十個城市，十幾所大學，竟沒有看到一個可與胡適相比的留學生，雖然博士倒不少。我自己說自己孤獨，其實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 這是他自己的一個答案。當然，還有一個因素或許是他本人沒有察覺，他自小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中國古代文人的多愁善感、喜歡誇張的表達方式等都對他的內心所産生的細微影響。
"悲凉之霧，遍被華林"，但在世紀之交他們持續五年多的通信中，我們處處都能體會到兩位中國知識分子的"智慧力量、誠摯、坦蕩、勇氣以及對真理無私的愛 "，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他們找到了共識，他們都肯定了啓蒙的重要性，啓蒙首先是啓知識分子的蒙。2003年1月2日，李慎之即將走完人生的全程，他仍孜孜地思考著中國民主化的問題，"不過只要有了民主的大框架，志士仁人就有了宣傳教育的空間，可以努力'改造國民性'了。 "毫無疑問，他以"志士仁人"自居幷不是自大，而是一種道德上和精神上的自負，這一切使他有一種"高處不勝寒"的孤獨感，一種置身于白茫茫大地的悲愴感，也使他晚年籠罩在一層只有遠古神話中才有的那種無比豪邁又無比樸實的"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精神氛圍之中。他做一個"公民教員"的志願雖然沒有完成，但他留下的精神遺産將長存于這個世上。
2004年11月21日改定
"悲凉之霧，遍被華林"
——從李慎之與許良英的43封通信解讀李慎之晚年思想
傅國涌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評《紅樓夢》，雖短短數語，却至今未見有人超越：
"頽運方至，變故漸多；寶玉在繁華豐厚中，且亦屢與'無常'覿面，……悲凉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231頁）
"悲凉之霧，遍被華林"，在曾經自認爲是共産黨"孤臣孽子"的李慎之身上，特別在他生命的黃昏就一直籠罩著這樣的悲凉之霧，身曆反右、大躍進、"文革"等一系列灾難，雖然偌大的中國 "呼吸而領會之者"幷非李慎之一人，但他無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如果說1999年秋天那個孤獨的夜晚，他在一盞孤燈下寫下的傳世之作《風雨蒼黃五十年》中，我們還能讀出他對這個少年時就嚮往不已的革命黨抱有一綫幻想的話，那麽在他內心深處，其實已經完全清醒，徹底失望、進而絕望，他一而再地說"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一再向知己之交的同代人許良英透露心曲，悲觀之情畢露無遺，悲凉之霧逐漸將他的身體乃至生命淹沒，但他的思想在霧中升騰，以"精衛填海"、"夸父逐日"般的神話精神，重新開啓了一扇通向未來的門。
2003年4月22日，80歲的李慎之先生帶著無數未盡的心願撒手而去，中國思想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達了對這位老人的懷念與敬意。遠在德國的仲維光和遠在美國的曹長青則發出了不同的聲音，曹長青在《李慎之的三大貢獻與三個局限》文中特別指出李慎之的"三個局限"："他對自己至死都是共産黨員的歷史缺乏反省和懺悔"；"他至死在潜意識中還是個'諫士'"；"從嚴格一點的意義上說，他還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由此引發了一場小小的筆墨風波，事隔一年半，風波早已過去，問題仍懸在空中。在仔細閱讀了李慎之與許良英最後五年的私人通信後，我感到對李慎之先生應該有一些新的認識，他晚年的思想在這些信中有更真實、更坦誠的流露，或許有助于我們全面公正地評價李慎之的思想。
兩位老人的交往始于1998年2月，李慎之托人給許良英送了一篇他在《中國經濟時報》發表的文章《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技術而無科學》，2月27日，許給李寫了第一封信。3月4日，李回信，從此開始了他們五年的書信往來，各給對方寫了43封信，其中既有科學、民主的嚴謹討論，也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更多的是對自己投身的革命道路的反省，以及對民族命運的憂慮與展望，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討論之真誠更足以讓後輩汗顔。直到生命終止前不久，李先生還寫下10頁紙的長信，提出重寫中國近代史的志願。由于是私人通信，無話不談，袒露心迹，比公開發表的文章更能反映一個知識分子內心的真實想法。
透過這些書信我們能看到李先生在他生命最後五年中燃燒自己、熱切追求理想、"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情懷，看到他挺身而出"冒叫一聲"的道德勇氣，同時也能看到他心中的悲凉和他的局限性。
一
李慎之晚年力倡民主，回到"五四"，重新舉起了啓蒙的火炬；他弘揚顧准，以自由主義爲北大傳統和顧准思想定調。他深感"五四"以後的八十年，民主根本沒有在中國扎根，"21世紀幾乎要重新來過。要中國人懂民主，實在是艱難已極，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然而第一不是不可能，第二也只有追尊五四，因爲中國只有這麽一個說得上的源頭。"（2001年5月8日）他對全球化和全球價值更是情有獨鐘，2002年1月12日，他在信中說："近來一直想寫一篇文章：《全球化與全球價值》。我的意思是，以我生八十年的經歷再推廣到人類近五百年的歷史，民主已是一種全球價值，而且必然要更推廣、更深化，中國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價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價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權。"
雖然他常常感嘆自己生前或許看不到民主的實現了——
我反正知道我們年輕時相信的烏托邦不但不可能實現，而且是一種謬誤。民主的價值將爲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然而充分的民主像我們現在西方發達國家看到的可能再過二三十年在中國還實現不了。（現在有許多人擔心中國實現民主以後，會出現"拉美化"，我也有這種擔心。）不過公民權利有起碼保障的民主，我想是有希望的，頂多我們不能及身而見，我們的下一代是一定可以看到的。（2002年12月7日）
但他依然堅定地主張"和平演變"，幷以此作爲自己的"最高綱領"。爲了實現這一目標，他認爲中國需要一批"戰鬥的民主主義者"——
我過去幾年的"工作"進度是很慢的，自己覺得雖然效率不高，但是還能"趕趟"。不過最近以來，我突然直覺地感到中國應當有一批"戰鬥的民主主義者"，然而全社會好象都沒有這樣的準備。我有三個小圈子，一個都是八十歲以上的人，一個是大約六十到七十歲的人，另一個是大約五十上下的人，每一兩個月聚會一次。我近來一再呼籲他們研究民主的理論和制度，但是除了年輕的一批外，反應都很冷淡，我也以你的努力與我的疲塌爲例進行說服，結果也不理想，這些人差不多都想通了中國的唯一出路是憲政民主，我就勸他們研究一下憲法，萬一形勢急轉直下，這些自認爲的民主主義者連部憲法都拿不出來，怎麽行呢？（2002年10月30 日）
2003年1月2日，他的生命只剩下了三個月零二十天，他還在信裏說：
今生已無從根本上研究"民主"的發展與歷史、理論與實踐的願望與勇氣，只是還想寫幾篇萬言長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來的專制主義和馬列毛以來的極權主義；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規範。
今年手頭還有四五個題目，希望老天爺能讓我做完這個工作。
社會主義作爲一種政治制度已經徹底失敗了，中共實際上已放弃了它，保留它作爲口號，無非是保持特權而已。當然社會主義還可以作爲一種政策目標，甚至執政黨的施政綱領，但是也只有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下才有可能。而且，如果得不到多數選民的認可，就該下臺。馬列斯毛說的"國體是無産階級專政，政體是民主集中制"，已經試過，應當作廢了（雖然它仍是中共掌權的理論基礎）。
中國要現代化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這不但是中國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進入新世紀後，我常說兩句話：1、對中國之實現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見，比較悲觀。2、對中國能在21世紀上半期實現民主，我基本樂觀。不過，我之所謂民主，只能指廢除一党專政，建立民主框架而言，幷非指充分民主。實現充分民主，最樂觀也需要到21世紀末。
也是在這封信裏，他請長期研究民主問題的許良英以500個字回答他，什麽才是民主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
對科學精神，李慎之同樣不能釋懷，直他晚年他還想寫一篇《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僞問題》，雖然文章最終沒有寫成，但他從未放弃過這個念頭。1998年3月4日他在寫給許良英的一封信中說：
科學中有技術，技術中也有科學，要硬分越來越不可能又無必要，中外一樣都把研究的人叫做"科學家"=Scientist，但是我還是要冒叫一句，想的是叫中國人多想一想，（這也是"知識分子自大狂"，實際上在一個十二億人的國家，幾乎是不會引起"任何"反響的。
我所以要冒叫一聲，是爲了要讓人注意到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別，西方（以希臘爲代表）從源頭上就重視求真，中國從源頭上就重視求善，這個差別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差別實在太大了。這些話其實是老生常談，不過中國現在已經成了市儈社會，已沒有多少"老生"了。
同年10月10日，他說："李約瑟熱愛中國，以半生精力發掘中國古代科技成就，出了一部大書，這當然是一件好事，然而把中國人搞得神魂顛倒，則實在不是什麽好事。現在的愛國主義者，都大談中國如何領先世界二千年，東方文明如何偉大等等，我實在不敢苟同。但是我對于自然科學實在無知，對科學史更是無知。只是出于一種責任心，覺得不能讓中國人目迷神醉，忘其所以，所以才發此願心，希望你能給我指導和幫助。"
在11月11日的信裏他還說到，"李約瑟以其'巨著'已經'推翻'了你和竺可楨、馮友蘭的結論而成爲中國狹隘民族主義的一面旗幟。我學力不足，寫作艱難，但是只要不死，總是要把文章寫出來的。" （1941年春夏，許良英在浙江大學讀三年級時曾在學生中發起一個科學團體，討論中國爲什麽科學不發達，爲什麽産生不出現代科學，他們從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回答了這個問題；1944年，心理學家陳立發表《我國科學不發達原因之心理分析》；1945年，氣象學家、地理學家竺可楨發表《爲什麽中國古代沒有産生自然科學？》也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當時，李慎之正在給崔衛平翻譯的《哈維爾文集》寫序，他感慨"哈維爾對極權主義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但是居然在考慮如何取代它的時候提出也可能轉向東方思想，雖然只有一句，但東方思想（實際上指儒家倫理與老莊思想）流毒（請恕我用這兩個字）之廣，可以想見。在國內則更是與統治者交相煽惑，對人們起了很大的麻醉作用"。
1999年8月22日，他在信中說："我要駁斥李約瑟難題，今年大概是動不了筆了。只是我有一難題要請你幫助解决：SCIENCE一字在西方到底起源于何時。"
直到2001年4月21日，他還在探討這個問題：
《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假命題》這篇文章我還是要寫的，但是愈想愈覺得其難，因爲我的科學知識實在太差了，而且現在的謬論日見其多（從席澤宗到董光璧），要一一排擊之，尚須搜集材料與論點。今年是决不會動手了。也許明年可以擺上日程。
西方古代有科學，而中國沒有，不是源于人性有什麽不同，却正是因爲文明的起源與走向有差异。
真善美是西方哲學的最高價值標準，中國古典只講善美，是不怎麽講真的。美、善天生就帶有價值上的好惡，真就不一定。我把真說成是價值中立的，在內心講正是把它作爲最高的價值。美、善不講真就失去了基礎。你引哈佛大學的校訓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學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我以爲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訓。
他說：
我心中的真理的價值中立的。"真理"兩個字本非中國固有，而來自佛經，因此已帶上了價值色彩。共産主義就其原始的意義講（如《共産黨宣言》所說）已是一種應用真理，真理一旦應用，就有了很大的出錯的可能，這一點在我們青年狂熱時期是不瞭解的，到後來才懂得。"真理"一詞因爲漢語雙音化的大潮流，已無法改譯爲"真"一個字，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不過社會科學中本來就沒有自然科學中的那種真理。"自由主義"是"真理性"最差的一個"主義"。（1998年3月 11日）
這些觀點本身誠然還可以商榷，但他的思考却不是沒有意義的。對這個世俗化、功利化深入骨髓的民族而言，倡導真理的價值中立，實際上就是希望能超越功利，超越赤裸裸的、狹隘的現實算計。他認爲在重新提出"回到五四，重新啓蒙"的口號時，絕大部分人只注意民主，而忽略科學，"他們好象認爲科學是'不言自明'的東西，在中國已經生根了，官方也從來沒有'批判過科學'，有些不正常的干預，也都是因爲沒有民主造成的。但是我認爲'科學'在中國根本就沒有生根，有些科學家甚至'院士'，有多少科學精神，我也很懷疑。"所以他希望許良英能寫一篇闡明"科學精神"的文章。
他之所以推許陳寅恪，乃是因爲陳對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追求，"還有陳寅恪，他是我的老師，渾身可稱浸透封建士大夫的氣味，因此連胡適也稱之爲'文化遺民'。但是'氣味只是氣味'，細究他的生平志業，幾次大聲疾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連五四時代的陳獨秀也沒有喊出這樣簡潔明瞭，可以作爲口號的話。……陳本人即一生不向北洋政府與國民黨低頭，尤其是不跟共産黨合作。我以爲在文革結束前，他是中國最乾淨的一個人，比俞平伯、沈從文都更乾淨，更不要說巴金以下的人了。"（1999年8月22日）
他對"利祿之徒"彌漫，僞學術、僞思想盛行的學界現狀憂心忡忡，從季羨林（乃至王元化）到汪輝等，2001年4月21日，讀了許良英轉給他的99歲的心理學家陳立的文章，他感慨："我竟不知道中國還有這樣一位99歲的大老……官方和所謂的學術界最近都在大炒今年九十歲的季羨林先生。季也許在梵文方面有專長，但在學術思想上無非是一個庸俗的民族主義者（今稱愛國主義者），現在則給他戴上許多高帽子，甚至稱之爲'學術大師'。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無大害，只是學術界這樣捧一個對國學與世界史近乎無知的老人，實在是中國的耻辱。"2002年1月12日，在談到"新左"代表之一汪輝時，他說本來以爲汪文字能力太差，不料恰恰是他這種艱澀不通的文字居然能俘虜大批的青年人，以爲是有學問、有見解、有思想，是以爲大家取法，結果造成一大批僞學者與僞思想，真是可嘆。但是迄今還很少看到有力的批判。就是我收到的這篇批判文章，固然論點很不錯，但是文字竟也有"汪"味。對此他深感憂慮。
二
晚年李慎之的內心深處之所以有著揮之不去的"悲凉"，我以爲至少有以下三個因素：一是對現實政治制度的絕望、清醒，對民族前途的深切憂慮，他們那一代人（即"一二九"一代）和上一代（"五四"一代）身上的憂患意識是後世的人往往難以想像的。二是他對文化傳統即根深蒂固的專制主義的深刻認識。三是他對自己走過的革命道路的反省，其中不無懺悔。
2002年5月18日，在讀了我們的《脊梁——中國三代自由知識分子評傳》後，他曾寫信給許良英："我的第一個感覺是我不配。第二個感覺是有些悲凉，偌大一個中國，能數得上的就這麽些人，而且還有像我這樣對民主、自由主義瞭解甚少之人。"這裏面固然有他自謙的成分，但這種悲凉是一貫的，他多次說及全國上下懂民主的也不過一、二百人。"
所以，他才會說："我其實是很悲觀的，我已不敢說什麽'啓全國人民之蒙'的話，只敢想能刺激一下'一小撮知識分子'，于願足矣。"（2001年4月21日）
2001年9月28日，他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臺采訪後寫信給許良英：
中國共産黨可稱根本無學者無思想家，此外，中國又有幾個人？中國的人才實在太少了，因此我現在總傾向于"在矮子裏面拔長子"。
應法廣采訪，對我雖非第一次，但確極稀少，我現在是想爭取多一些發言機會，但是我總想多少能起一些作用。
……我所以這樣叫一叫，當然不是考慮爲當局鳴鑼喝道，而是希望能給國人一個概念，我要向你表白，我的最高綱領，仍然是"和平演變"。不過由于當局一動不動，我覺得如果能先實行私有化，也可爲未來的政治改革打下一點社會基礎。至于政治上當局正在不斷收緊，我的文章大概已無在大陸發表的可能，我當然是清楚的。不過，我們已經老了，物質地講，我們是最少可怕的人，現在老人都越來越衰退，我膽量有限、作用更有限，能叫一聲就是一聲而已。
我越來越相信"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這句話，一個國家怎麽能完全靠謊言維持呢？
在這封信後面他又加了幾句話，表示"1、啓蒙之必要，2、啓蒙之艱難，3、啓蒙還是有希望的"，幷慚愧自己"沒有做什麽工作"。
他是悲觀的，但他的悲觀不是悲觀主義，而是展現了遠古神話中的那種悲壯的情懷，悲觀沒有使他沉默、犬儒，更沒有使他放弃，"我還是相信馬克思的話，非要大喊大叫不可，我自知已無大喊大叫的能力，一年頂多只能寫三四篇文章，頂多三萬字而已。然而"寫罷低眉無處發"……不過一息尚存，我總是要想，也總是要寫的。"（1999年8月22日）"我一向自以爲不學無術，……今後也只能就自己能感到想到的地方儘量多寫一點東西，以期有益于中國。"（2001年11月 12日） "中國的自由主義與民主呼聲，雖然現在還不成氣候，但是在極權高壓下，仍是有人在默默研究，竭力撑大言論空間。看到這點，還是令人高興。" （2002年10月14日）這是對知己的直言，也是內心的獨白，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夸父逐日般的現象。在生命的最後五年中，他反復申明自己所做的一切不過是 "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完全是真誠的，對他參與建構的這個體制、他深愛的這個民族、對歷史和現實，他都有著冷靜、客觀的認識：
"但是中國的傳統，尤其加上近五十年的傳統，使我感到提倡民主實在是夜長夢多。這就是我所以慨嘆于中國人的'公民意識'的原因，反正也只有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了。"（1998年3月11日）
"今天的大陸作爲全社會來說的民主覺悟，比不上戊戌，比不上辛亥，比不上五四，比不上八一三，也比不上1948—49（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甚至比 1976—77低，那時候，老人還沒有死光。全民對民主的常識幾乎可以說是清末以來最低落的時期，幾乎沒有精英人物。這種人物我自己知道或認識的不過二十個。我極力幻想，以爲全國也許有一二百個。這樣的現實要希望中國能很快地實現民主化，至少我無此信心。
我知道你在研究民主問題，民主實際上要[依]有相互對立與相互制衡的利益集團，有敢于爲自己的利益鬥爭，又能够達成妥協的個人，這個過程大概是在孕育之中，然而什麽時候能够破殼而出，我實在無法想像。
現在的絕大多數中國人，大概都像胡適所說'不覺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我當然也有些樂觀的想法，我所指望的全球化。但這只是一個籠統模糊的願望，幷沒有什麽具體化的、現實的根據。
我自以爲我們這一代人幾乎是極少數在解放前、在"國民黨的萬惡統治下"多少還受到過一些啓蒙思想，歷經劫難而又幸存下來的人。我把你也包括在這極少數之內。比我們年紀小的人，……對民主的理論就知道的更少了。再下來，到文革期間的中學生，絕大部分是紅衛兵，只有極少數可以說靠自學，靠自己反思成爲啓蒙思想家的人，現在中國就是靠他們在學術界撑起一片天。然而這片天實在太小，這樣的人也太少了。
我現在確實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但是我'爲'的能力是很小的，一年也不過寫三四篇文章，分量也不大，如此而已。"（2000年 7月4日）
我同意中國今天的社會條件比起國民黨時代、五四時代以及晚清時代大概是大大地進步了，所謂進步指的是可以實行民主的社會因素大大增加了。但是，我總覺得有覺悟的人太少了。撇開我心目中的"官學"和"極左派"不說，九十年代也出來了一批'民族主義分子'和'新左派'，他們的嗓門很大，聽衆甚多，……而民族主義是有'五千年文化傳統'與一百多年來的民族屈辱作背景的，極容易贏得群衆。事實上從各種民意調查中看，這批人在青年學生中的人數一直在增加。再想想我們自己小時候，就主要從愛國主義出發，才走向親共、親蘇的社會主義道路，結果上了一個大當的。其實世界在20世紀已發生了大變化。自由主義已肯定地成爲全球的主流價值，而中國却仍然置身于這一主流價值之外（就政府行爲講還很顯得有些'中流砥柱'的味道）。......
說人類社會發展有什麽鐵的規律的話，我是不相信了。但是，由先進民族由于種種偶然因素凑合而形成的好經驗，成爲大家的榜樣之後，大家必須要學習，而形成一條共同的道路（也就是毛澤東說的"走人類必由之路"）的話，我還是相信的，然而夜長夢多，我只能'知其不可爲而爲之'。" （2000年7月22日）
三
1999年8月22日，李慎之從美國歸來後寫給許良英的第一封信說："在美三個月讀五四之書，最後悟出中國雖無宗教，却有意識形態，其强烈不下于宗教，而又沒有宗教刺激人求真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優點，這個意識形態就是專制主義、就是內儒外法，二千年來只有五四衝擊了一下，但談不上徹底，因此又以文革的名義捲土重來，變本加厲。中國至今仍在其統治下，這就是我在介紹哈維爾文章中說的'後期極權主義社會'。"
9月6日在動筆寫《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前，他在信中說："我最近的認識是，中國或許如大家認爲的那樣不是一個宗教的國家，但中國絕對是一個有極强的意識形態的國家，自秦始皇至于今日全國上下無人不受這個意識形態的支配，即專制主義的支配，不論是儒是法，或表或裏，都無非是專制主義，而且愈演愈烈，在 20世紀後五十年達于極致，這二十年是好了一些，然而也不過是我評HAVEL著作中所說的後期極權主義而已。當然我也明白它再不能維持二三十年了，但是過了這一關（當然可以說是决定性的一關）以後，也當然同臺灣一樣，有自由而無法治。中國人要走上自由又有法治的"像樣的民主"（我只能說"過得去的民主"，自從少年時期的烏托邦破滅以後，我再也不會說什麽"真正的"、"理想的"那類話了，那樣的民主大概也只能在無限遠才能接近）。以中國人素質之低，如果能在 21世紀末，或者22世紀初達到，我就可以死而瞑目了。""我要在剝出中國文化的精髓是意識形態，是政治—倫理哲學之後，在說明中國傳統文化非拔掉這個毒根後，還可能要評價一下實際上五四以來一批好心人竭力想把傳統文化與現代相結合的努力。"
所以，他才會對美國華人史學家唐德剛的"二百年峽谷說"産生濃厚的興趣——"他[唐德剛]的理論是，中國自1840年後即進入三峽峽谷，亦即他心目中由專制向民主的轉型期，他認爲三峽需二百年，也就是從今天算起，還有四十年。我們沒有討論過對這段歷史的看法。但是我以爲實際上看法差不多。中國要轉向真正現代化的民主國家，四十年不算太長。"（2000年6月16日）
也是在這封信裏，他說："我現在想中國其實幷沒有經歷過什麽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更沒有經過什麽無産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整個20世紀其實是在舊王朝崩潰—— 農民革命——新王朝建立的傳統惡性循環中'團團轉'，當然社會還是有進步的，那不能不說是外來的資金、技術、榜樣與思想影響的結果，中國人自己的覺悟起的作用是很小的，只除了五四那一次的爆發。"
2000年7月4日，他又一次提及"二百年峽谷說"："我思考了一下中國的專制主義，得出了與我五十多年前完全相反的結論，認爲毛的專制比蔣的專制更嚴重十倍，而如果沒有毛的專制，蔣的專制還要比他後來的實際好一點，也許大陸到世紀末已經可能達到臺灣今天的水平。（大陸比臺灣大幾十倍，要比臺灣更好，在我看來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如果那樣說，再過四十年，即可走出三峽峽谷倒是有可能的。"
對唐德剛的歷史預言，許良英就有不同看法："我覺得，歷史的變化，常常是難以逆料的。……對那些言之鑿鑿的預言，我只能姑妄聽之"。（2000年6月23日回信）
2001年8月22日，在讀了歷史學家袁偉時論孫中山的長文之後，李慎之不無感慨地告訴老友："孫猶如此，他人可想，這實在是因爲中國專制主義傳統太根深蒂固的緣故，再想想我們自己，再看看現實，實在不勝任重道遠之感。"
最晚在1993年，他就公開發表文章，對于把秦始皇以來的中國社會稱爲"封建社會"提出質疑，認爲濫用"封建"這個詞就是"政治勢力壓倒'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結果"。他在2000年他以"專制主義"爲兩千年的中國傳統蓋棺定論幷不是偶然的。可惜的是，時至今日"封建"一詞仍流行如故。
2003年1月23日離他生命的終點不到三個月，他寫了一封10頁紙的長信給許先生，表示自己早幾年就改寫中國近代史的想法，幷第一次把初步的意見寫下來："首先，我認爲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創造是其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國民性都由之决定。與馬克思的經濟决定論不同。1840年以前的中國，其政治制度就是專制主義，從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養成了中國人的深入骨髓的奴性，而且壓制了中國生産力的發展。" "總之以三大革命運動（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直到1949年革命爲主綫的中國近代史必須推翻，必須改寫。中國的現代化是後發外生的。但是即使這樣，它也要走下去，而且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內因。"他認爲1949年以後的30年，"總之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論與最最最專制的傳統相結合，使中國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思想之三十年的統治。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變成了極權主義。""十三届三中全會確實是中國近代史的轉折點，從此開始了中國脫出極權主義的艱難過程。但是由于中國歷史已走到了極端，由于全球化的不可抗拒的影響，這個過程儘管艱難曲折，但已不可能逆轉。目前中國的極權主義已進入晚期極權主義，再過二三十年應能完成初步的民主改革。"
這封信內容非常豐富，可以看作是他對整個百年中國的最後認識。
四
李慎之晚年在思想上已"剜肉還母，剔骨還父"，在行動上毅然選擇"不在刺刀下做官"，對自己走過的革命道路他不斷地進行反省，其中甚至不無懺悔，但正如他 2001年 4月21日信中所說："我在反思我們這一代人是怎麽迷信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我自己說過，我青年時只能當共産黨，57年只能當右派，晚年只能當自由主義者，好象是命中注定。只希望晚年覺悟是真正的覺悟。"同年 6月29日，他回顧了自己加入共産黨的思想動力，認爲主要來自少小時就有的民族主義情結和强烈而朦朧的平等思想。他入黨雖晚，却歷來自以爲是黨的"孤臣孽子"。從小景仰羡慕隔壁的共産黨人、陸定一的丈人嚴朴。與民族主義和平等思想相比，民主實在是自己思想中最薄弱的環節，雖然搞學生運動時才跟著叫的，甚至叫得比別人起勁，"我也主要不是爲了追求民主而參加黨的"。當然，他畢竟是手上沒有沾過血的共産黨人，他之所以踏上這條路，有著深刻的時代原因，不能簡單論定。
1998年3月11日，他在信中第一次講到自己的"徹底覺悟"：
從"大民主"與"小民主"一文中，你可以看出了，我本來是一個"紅幹部"，但是還是劃了右派。頭兩年，我在思想深處竭力要說服自己，只有黨對，不容我對，但是到59年底、60年初，我算是徹底覺悟了。我用了《封神榜》裏哪咤的一句話對自己說："削骨還父，削肉還娘"。我看到有許多人當右派真是冤枉。但右派是思想罪（甚至不是言論罪），就思想而論，我是真右派，根本與毛澤東思想背道而弛，不可能調和。這樣一想，也就"心安理得"了，思想也就如你所說的不再扭曲了。
3月25日，他再講到此事：
我到1959年以後即明白自己確是右派分子，與毛主席的思想是針鋒相對，因此也就心安理得。下放幹校時我沒有把馬恩列斯全集都帶走，而是儘量搜羅單行本帶走，供"天天讀"之用，但精神上是爲了"脫魅"。
"我對毛的崇拜前後也有二十年。後來自以爲覺悟算早的，但是，現在想起來，實在太幼稚。毛其實本質上與他晚年（批林時）自許的'哥兒們'——陳勝、吳廣、洪秀全、楊秀清幷無二致，不過是靠了所謂馬列主義騙過了我們這批青年人而已，而我們又是根本沒有經歷過個性解放的體驗的人，也不可能識破他那一套（從本質上說毛和我們都還是傳統中人），結果個人和國家都吃了極大的苦頭，走了極大的彎路，因此，下一篇我想從毛的草頭天子的本質來寫中國的專制主義是怎麽借尸還魂，變本加厲的，只是，那樣寫出來，更無處發表了。"（2000年6月16日）
他說，正因爲自己在1960年就已"徹底覺悟"，所以整個80年代他幾乎不著一字，原因就是當時他熟悉的知識分子朋友都在忙于討論"社會主義民主"，討論改良計劃經濟，"而我則自從60年代覺悟後，實在不願寫違心的文章（當然，我深知他們都是真心誠意的，不是違心的），90年代以後越來越寬鬆，才開始打些擦邊球，我去年估計今年還會寬鬆些，不料大錯特錯，反而出了義和團來，真叫人哭笑不得。"（1999年8月22日）
不過，他在其他地方也說過，80年代不著一字的另有一個主要原因乃是"膽小"。1999年他寫爲《燕京大學人物志》（北大出版社2002年版）所寫的《李慎之自述》中說得很坦誠："我還是一個膽小鬼。80年代，我雖然也在若干全國性的學會當領導，出席各種學術會議，高談闊論，但是幷不敢寫什麽文章，原因只是因爲心有餘悸，怕讓人抓住把柄。90年代開始，有時也敢寫點文章了，然而瞻前顧後，不敢盡辭，而且一年頂多也不過一兩篇到五六篇。"（《李慎之文集》自印本，下册，584頁）
這一點他在2002年1月寫的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有進一步的自剖，80年代，當王若水因人道主義與异化問題遭到整肅時，他直言自己心中也不是沒有傾向，不是沒有分辯是非的能力，"但是被連續幾十年的運動嚇破了膽，樹葉掉下來都怕打破了腦袋，因此還是噤若寒蟬"。最後發表時删去了"樹葉掉下來都怕打破了腦袋 "這一句。（同上，575頁）
他的思想真正起了變化應該是1999年，這是他的整個人生中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與他自述心迹時所說的1960年的"徹底覺悟"不可同日而語。正是這一年，他從一個肯定傳統文化的"半個新儒家"轉而作出了中國文化傳統就是專制主義的重要論斷。正是這一年，他從一個"噤若寒蟬"的"膽小鬼"變成了登高一呼的鬥士，最終超越了恐懼和自我恐懼，寫出了感動千萬讀者、也贏得了極大聲譽的《風雨蒼黃五十年》及其他文章。正是這一年起，他從80年代不太關心意識形態之爭轉向普遍關注國內外的思想動向。比如他在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以爲"8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中心議題就是周揚和王若水提出的人道主義與异化"，認爲那不僅僅是一場理論鬥爭，"它牽動到文學、藝術、電影、電視，牽動到整個社會以至中國的政局"。（575頁）許良英在2002年2月16日給他的回信中直率地指出這幷不符合事實，整個80年代影響較大的還有民主與專制思想（後期演變爲"新權威主義"）、思想自由與"反資産階級自由化"、反對意識形態對自然科學的干預等等。也正是這一年開始，這個不斷自稱"極度孤獨"、"無邊孤獨"的老人實際上已知音遍天下。
李慎之晚年認爲自己的反省"可以大致代表今天70—90歲的知識分子黨員啓蒙—起信—革命的歷程"。（2001年6月2日）"青年時期都熱心致力于鼓吹救亡民主的學生運動，後來又都全心全意擁護共産黨，崇拜毛主席，以後由幻滅而開始新的覺悟與追求。"（《李慎之文集》573頁）顧准無疑是他那一代共産黨人中最早、也是最深刻地反思過自己走過的革命道路，幷完成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思想轉型的人，所以他才會如此推崇顧准：
我對顧准估計是很高的……顧准是在毛澤東的絞肉機裏幾乎走完全過程的，因此他的覺悟特別可貴，對今日中國的意義也特別大。你也知道共産黨的組織紀律觀念有多强，但是他的結論居然是"痛苦地"從理想主義回到經驗主義。這二十多年來我也接觸過黨內不少"思想解放"的老同志，但是沒有一個達到顧准的標準的，從胡耀邦到孫冶方到王若水。（也許你是例外，我下面再說。）事實上顧准已經成爲民主派或者自由主義者的一面旗幟。我是相信傳統的力量的。就是所謂"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民主思想正式引入中國不足百年，根子還沒有扎下就被滅絕五十年，現在也還說不上再生。所以即使以後一定會出現以民主爲目標的思想家，也必須要高揚顧准承前啓後，存亡續絕的作用。
不嫌狂妄地說，我的第二次覺悟（一次覺悟是馬列主義覺悟）大體上與顧准是同步的（我是1960年看穿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而重新確立新民主思想的，也可能比顧准晚了兩三年）。但是我的鬥爭意識遠遠比不上顧准，我的心情灰到"他生未蔔此生休"的地步，書倒是不斷地看，像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幾乎在"內部"一出來，我就能看到。但是我一來從青年時就沒有做過學問的訓練，二來是根本沒有覺得自己還能有著書立說的可能，當時對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做個明白鬼算了。到"改正"以後也有好幾年還是這個心情，只是做官做事大體倒還能做到按自己的原則行事。近幾年才想到還有可能發揮些餘熱，但是又覺得桑楡晚景幹不了多少事了，就一年寫幾篇文章，最長不過萬字，自認爲想通一個問題就寫一個問題。其間還有一段時期，因爲對毛澤東批儒的反感，覺得中國傳統文化遠沒有毛的極權主義那麽壞，還一度迷醉于新儒家的學說，這就是我曾經對你自稱也可以算"半個新儒家"的原因。（2002年10 月30日）
他的這番話是悲愴而真誠的，其中同樣彌漫著悲凉的氣氛。相比之下許良英"十分敬佩"顧准獨立思考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同時，也指出了顧准思想的局限性。
才華洋溢的李慎之對他同時代的許良英也多次表示推崇與敬意，2002年10月30日，他在信裏說："我自認爲思想的'大方向'還是正確的，但用作論據的許多事實和材料都不準確，……倘能經常向你請教，（在這方面，事實上當今只有你一個人可以爲我之師，其他人大抵只有我自己覺得有疑問時，打個電話，請代查一下。一般只能靠自己的常識，而常識又是很不可靠的。）"
他對許良英孜孜不倦、二十年如一日研究民主尤其充滿敬意，一而再地表達了自己的敬意（2002年我在杭州見到他，他也曾當面跟我說起）。2002年1月21日他給許的信中說："我十分欽佩你研究民主的學術著作，十年二十年後必然成爲'國民必讀'。"5月18日："應該說我現在覺得你真是可欽可佩，年近八十還下决心研究民主的歷史，以你現在的身體精神看，這個任務是絕對可以完成的。我在幾年前說過要編一套中學公民教科書的話，說實在的，我幷無自己著手來幹的計劃，只是空叫一句，而寄希望于別人。總覺得年紀老了，此生無望。現在看看後生也沒有人認真努力，到不如像你那樣，在幾年前就幹起來，也許有生之年還能幹出些成績來。但是話雖如此說，我到現在還是下不了决心，心中總覺得還有幾篇文章可寫，寫完了，也就可以交卷了，蹉跎歲月，自感疲沓空疏。"也就在這一時期，我在杭州見到李先生，他曾當面主動提及此事。
同年10月30日的信中他說，"在我朋友中，我認爲只有你一個人雖然似乎覺悟稍晚而見機甚早，幷且全身心投入對民主思想與制度的研究，雖然現在還沒有完成，但是不久以後一定可以完成。這點是我對你極其欽佩（好象我有次在信中曾向你表白過）而迄今沒有志氣與信心向你學習的。"
五
李慎之晚年對這個時代固然已有了清醒的認識，但他對鄧小平、周恩來、胡喬木等的私人感情都難以泯滅，這是他的局限，也許正是他真性情的一面，他畢竟是生在這個時代的人，他的身上帶有許多這個特定時代給他的烙印。
哪怕是在名動海內外的《風雨蒼黃五十年》中，他雖然指出鄧調動部隊的"無可饒恕的罪過"，但他同時也說："世人稱贊的鄧小平的'漸進主義'我是贊成的。甚至在他進行......，我在明確表示反對因而獲罪之後，也還常常在心裏爲他辯解。他畢竟是老經驗，也許有他的理由，'以中國人口之衆，素質之低，問題之多……萬一亂起來，怎麽辦呢？"（《李慎之文集》上册，7頁），他的筆端對鄧還是含有溫情，其中無疑帶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他的文章當中乃至標題（如《毛主席是什麽時候决定引蛇出洞的？》）提到毛澤東時，基本上都是稱"毛主席"，經許良英指出，他的解釋是他之稱毛爲"毛主席"是一種習慣，"我的意思是人們稱嬴政爲秦始皇一樣"（1998年11月11日）
對周恩來，他更是敬重有加，筆下總是稱"總理"或"周總理"。對于批評周恩來的聲音，他是很不滿意的，在他謝世前不久，我曾聽他說過，如果有時間他要寫萬言長文反駁，幷問過我人家是怎麽批評周恩來的。
稱呼有時候確是頗能反映心迹的，特別是在回憶文章中。1997年他寫過一篇《胡喬木請錢鐘書改詩種種》，提到胡喬木時至少有17處稱"喬木同志"、4處稱 "喬木"、4處稱"喬公"，可見他們的關係非同一般，他看到更多的是胡喬木好的一面。這一點在幾年之後悼念王若水的文章《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中有所改變，幾次提及胡喬木後是直呼其名，而且直言"胡喬木反復無常的性格"。（《李慎之文集》下册，574頁）可見他的認識還在變化中。
這與他的工作經歷有很大的關係，50年代他曾是出席中國亞非會議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的秘書，1979年他曾是鄧小平訪美時的顧問，80年代正是胡喬木提拔他做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乃至副院長。熟悉他的朋友在悼念文章中回憶，他談起80年代鄧小平要他定期去講國際形勢，言語之間顯得十分得意。80年代曾多次隨同李慎之出國訪問的一位科學家清楚地記得，那時他說話的口氣都是代表官方的，給人的印象幷不怎麽好。
雖然他自述早在1960年就"徹底覺悟"，但在整個80年代鄧小平、胡喬木等發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運動中，他都是旁觀者，始終保持了沉默，甚至就不怎麽關心。其中原因固然與他自稱是"噤若寒蟬"的"膽小鬼"有關，是不是與他對當時地位、處境的得意有關呢？
他晚年之所以對鄧、對胡都有著"同情之理解"，首先當然是因爲他們對他的重用、提拔，對這種知遇之恩他難于忘懷，正是這樣的心理使他難以跳出私人感情的羈絆。其中就有中國古老文化傳統中"爲尊者諱"、知恩圖報這些觀念在起作用，傳統文化對他的影響畢竟是難以磨滅的，雖然他最後否定了文化傳統，但作爲"半個新儒家"要從根本上超越這些觀念又談何容易。對此，我想我們也只能對他抱持"同情之理解"。
他才高一籌，有著幾乎是與生俱來的那種自負，正如他在2002年1月30日信中向許表示"當今只有你一個人可以爲我之師"後說："其他人大抵只有我自己覺得有疑問時，打個電話，請代查一下。" 他曾多次慨嘆愛國志士稀少，他在世紀末的呼喊回音空蕩。無邊的孤獨感籠罩著他，2002年1月12日，他在信中對比他年長三歲的許良英說："我有時很爲我們的年老與孤獨感到有些沮喪，因此找你說說。"
從1999年以來，他不斷地在給許良英的信中表達這種"極度的孤獨"感，這其中固然也有他才華、經歷所導致的自負，以及由此帶來的"高處不勝寒"的孤獨感。但僅此還不足以解讀他的內心世界，實際上自從《風雨蒼黃五十年》一文既出、洛陽紙貴之後，舉世仰慕、以結識他爲榮的大有人在。爲什麽他還有著著的孤獨感？
他在1999年8月22日的信中說，"最理想的辦法是和平進化"，但他自己常常有一種銘心刻骨的無力感，覺得"可能性幾乎沒有"，因爲——"國內外現在都沒有'愛國志士'，有的只是利祿之徒。你說我關于哈維爾的文章'對當前的中國會産生衝擊力'，但是我却看不到會有什麽影響。從中國到外國，再從外國到中國，感到的只是極度的孤獨。我寫過一篇要搞公民教育的文章，只有兩個人響應，其中一位是與我同年的76歲的老先生，正是教人難受，然而也還是只能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幹下去。"
不過據蘇紹智回憶，李慎之在1999年回國前，特地去看望了他，兩人暢談了一整天，他們有著二十年的友誼，蘇顯然不是李所說的"利祿之徒"，否則他也不會專程去找他，幷住在他家。李慎之去世之後，至少有一百三十多人在很短的時間就寫下了悼念文章，其中四分之一是與他有深交的。那麽他爲什麽還會感到孤獨？
1999年9月6日，在談到自己美國之行的感受時，他在信中說："我年輕時最推重魯迅，而有點看不上胡適，這點我現在承認是錯了。然而，十年來，我幾次去美國，住的時間將近十[月]，跑了幾十個城市，十幾所大學，竟沒有看到一個可與胡適相比的留學生，雖然博士倒不少。我自己說自己孤獨，其實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 這是他自己的一個答案。當然，還有一個因素或許是他本人沒有察覺，他自小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中國古代文人的多愁善感、喜歡誇張的表達方式等都對他的內心所産生的細微影響。
"悲凉之霧，遍被華林"，但在世紀之交他們持續五年多的通信中，我們處處都能體會到兩位中國知識分子的"智慧力量、誠摯、坦蕩、勇氣以及對真理無私的愛 "，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他們找到了共識，他們都肯定了啓蒙的重要性，啓蒙首先是啓知識分子的蒙。2003年1月2日，李慎之即將走完人生的全程，他仍孜孜地思考著中國民主化的問題，"不過只要有了民主的大框架，志士仁人就有了宣傳教育的空間，可以努力'改造國民性'了。 "毫無疑問，他以"志士仁人"自居幷不是自大，而是一種道德上和精神上的自負，這一切使他有一種"高處不勝寒"的孤獨感，一種置身于白茫茫大地的悲愴感，也使他晚年籠罩在一層只有遠古神話中才有的那種無比豪邁又無比樸實的"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精神氛圍之中。他做一個"公民教員"的志願雖然沒有完成，但他留下的精神遺産將長存于這個世上。
2004年11月21日改定
你所不知道的一九四九——對話龍應台（南方報系）
http://www.infzm.com/content/35311
你所不知道的一九四九——對話龍應台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黃廣明 實習記者 翁倩 發自香港 2009-09-26 15:51:12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我在叢林裏走著，有了那種"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感受。很多人寫"一將功成"，這很重要，但這本書，寫的是"萬骨枯""
爲什麽要向失敗者致敬
人物周刊：這本書的主題在一開始就指明了，是向失敗者致敬。這個失敗者是從什麽角度來說的？又爲什麽要致敬？
龍應台：一開始，我只是帶著一個模糊的、想要認識1949的概念開始入手，幷不知道要找什麽、能找到什麽、找到以後會從哪里出來、出不出得來。一直寫到最後，寫到95%、98%，才有了這個核心的概念。這是我一直在摸索，到最後出現的東西。
人物周刊：創作之初你完全沒想到會鋪得這麽開？
龍應台：這次寫作算是一個探險之旅吧。
人物周刊：你所說的"失敗者"，就是"所有被時代踐踏、侮辱、傷害的人"？
龍應台：原來出發的時候，我想像書的內容主要是以我父母爲主的外省人的故事，他們那一代失敗的國軍。
一開始寫，我馬上就發現，我想要瞭解那200萬人到臺灣後受到的撞擊，不可能只瞭解他們那一邊，因爲在地有600萬人。
這600萬人，之前50年的時間，所受的全部教育、所處的全部環境都是以爲天皇戰死爲榮的，他們這樣經歷了幾代，突然進來了200萬人，也許這些人對600萬本地人的撞擊和改變更大。
哪怕是現在，有難民來到自己的地方，反對的聲音、燒殺擄掠到處都在發生。可是從1945到1949，我所瞭解的主流歷史叙述中，這樣的事只有一件，就是1947年的"二•二八"。爲了瞭解那年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我就决定往前走，往前走才能真正瞭解1949。這就决定了這本書後來的走向。
寫到最後，我想，涵蓋了這200萬人和600萬人共同命運的，到底是什麽呢？向流離者致敬或向戰敗者致敬，都只涵蓋了一部分。到最後，才發展出扉頁上所寫的主題——"向所有被時代踐踏、侮辱、傷害的人致敬"，也就是向"失敗者"致敬。
那200萬到臺灣的人是被內戰這個機器絞出來的失敗者；臺灣的20萬子弟被送到南洋，是爲日本那個國家機器打仗、體無完膚的失敗者；臺灣本地的600萬人過了50年沒有選擇的殖民生活，當然也是失敗者。
爲什麽說致敬？以我的家族史來說，我們這一代人，除了老大在大陸以外，在臺灣生長的這4個兄弟姐妹中（其中一個是在海南島逃難時所生，在臺灣長大），有3個博士和一個大學生，現在一個是土木工程師、一個是醫生、一個是我，還有一個是醫院院長。以我們的父母親60年前的狀况來說，母親在高雄滿是難民的碼頭上岸，找不到丈夫，帶著個嬰兒，以在菜市場擺個攤子爲起點，到60年後子女都有所成就，你想想看，她做了些什麽事情、是怎麽做到的？你不能不致敬！我致敬是以像我這樣的家庭爲出發點。
你再看臺灣整個社會的發展，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在60年前，他們被戰爭機器碾壓、失敗了的話，他們也許不會有機會去思考價值問題，可能還在走原來那個國家大、集體大、勝利大的老路。正是因爲在那一套價值裏他們整個被打垮了，在後來的60年裏，才會追求另外一套價值、另外一個方向，朝一個更柔軟、更個人、更文明的方向走。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當初失敗了我反而更高興。這是我寫到最後才慢慢浮現出主題的過程。
這本書，寫的是"萬骨枯"
人物周刊：你把焦點放在普通人身上，是如何起意的呢？
龍應台：完全是探險探出來的。2008年7月15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公開蔣介石日記1949年前後的片段。8月1日，我飛到胡佛研究院，像小學生一樣跟著一群歷史學者每天去圖書館讀那些日記。看了兩個禮拜之後，我决定，我的主角不是大人物而是小人物。有了那樣模糊的想法之後，慢慢地走，最後越來越清楚。我寫的台籍日本兵都是沒名沒姓的，我在叢林裏走著，有了那種"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感受。很多人寫"一將功成"，這很重要，但這本書，寫的是"萬骨枯"。寫完這本書後我特別平靜，我感覺這是我用文學上的一炷香，爲那些60年前被時代踐踏、曝尸于荒野的人上的一炷香。
人物周刊：1949年對你們的家庭影響最大的是什麽？
龍應台：槐生和美君兩個人一夜之間脫離了原來的社會網絡，連根拔起被丟到一個空的地方，這對我們的影響是很大的。我們小時候就知道，你跟身邊所有的人都不一樣，上學時我就是那1比59，那59個孩子都有很大的家族，逢年過節會去祭祖啦逛廟會啦，清明節有墓可掃。我們是難民的孩子，從小就知道自己跟人家不一樣。這200萬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全部投資都給了孩子的教育，對這200萬人，教育就是垂到深井、能讓你爬出來的惟一一根繩子。
人物周刊：你的書主要寫了兩種人的痛。一種是大陸去臺灣的人，經歷了顛沛流離骨肉分離的痛，比較好理解，另一種是臺灣本省人的痛，可否具體談談後一種痛?
龍應台：現在臺灣網絡上已經有了一種說法，自以爲是藍營的人說，"我以前對于深綠的痛苦不瞭解。"這就是這本書的療傷和解作用。探險的時候，去訪問屏東鄉下的老人時，我才發現他們的痛。十七八歲的時候，萬分榮耀地穿上軍服效忠天皇了。像書裏提到的兩個人蔡新宗和柯景星，學習怎麽打耳光、監護俘虜營、虐待戰俘。很多人爲日本死在戰場上。日本戰敗，這些人中活著的成了戰犯。26個死刑，100多個10年、20年徒刑。
臺灣歸還中國，那臺灣到底是戰敗還是戰勝？他們懵了，不知道了。這是我在做這本書時的最大震撼。剛才說到的那兩個人，被當作戰犯關了10年，回到臺灣時，已經改朝換代了。他們不會說國語不會寫漢字，整個社會以你爲耻，你還不知道怎麽回事。從此之後連對你的兒女述說都不可以。這一輩臺灣人的痛苦超過我的父輩，是雙重的。吊詭的是他回到了故鄉，可他是流亡的。所以他們絕對地沉默了。
一個幫我做校對的朋友，25歲，校對完眼泪汪汪地對我說，讀這本書讓她想起了祖父，她祖父常常喝酒，和一幫白頭發的老人喝了酒就大唱日本軍歌，她說我當時都覺得很羞耻，看完這本書後她很震撼。所以我覺得，這一段歷史大陸不能不瞭解，否則兩岸怎麽可能和平？
人物周刊：你把外省來的國民黨士兵和本省爲日本打仗的臺灣兵相提幷論，不怕有的讀者，特別是大陸讀者情感上接受不了？
龍應台：在臺灣本地我也擔心會有一些反彈，所謂深藍的人會受不了我對深綠的同情，深綠的人受不了我對新四軍的同情。但現在書已經出來半個月了，這樣的情况幷未出現。這本書反而讓原本敵對的雙方加深了瞭解，進而和解。
由于我缺乏在大陸生活的經驗，以前我的書都是在大陸出版之後，我才知道，原來大陸讀者也這麽喜歡。而這本書，從頭到尾，大陸讀者都在我的心裏。我寫東西時心裏有個自覺，就是有什麽東西我希望大陸讀者知道，雖然臺灣讀者一直是我的第一讀者。
其實這本《大江大海》在大陸出版可以有一個副題，就叫《你可能不知道的臺灣》。在寫的時候，我知道，我在爲你寫你不知道的臺灣。同時我也知道，國共內戰的那個部分，會刺傷大陸讀者，因爲以前他們從未有過這樣的認知，我所呈現出來的一部分他們不習慣。
但這層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民族的界限——中國和日本的界限，就觸及到他們的底綫。但我不能不去碰，我也希望大陸的讀者接受我的底綫，看看自己有沒有更寬闊的視野來重新認識這些事情。在這個過程中，我免不了會挨駡，甚至"萬箭穿心"。
知道敵人痛在哪里，你就拿不起槍來
人物周刊：你以一種普遍的人道關懷，對抗日的國民黨士兵、打內戰的國民黨士兵，乃至實施侵略戰爭的日本士兵、爲日本打仗的臺灣兵都一視同仁，這麽有挑戰性的寫作，你的信心來自于什麽地方？
龍應台：現在想要把我五馬分尸的人，是因爲看得不够多，如果他看得够多，我相信他慈悲的心不見得比我少。我更相信，如果你有機會看到敵人的傷處，就不會有戰爭。如果你知道你的敵人痛在哪里，你就拿不起槍來。這本書就是讓國軍和解放軍都能看到對方的痛，本省人和外省人也能看到對方的痛。
這本書還沒出版的時候，日本《朝日新聞》的記者來采訪我，我先把和日本有關的部分給他看了，日本記者的反應是，這本書一定要有日文版。因爲我寫的這個部分正好是日本人的"黑盒子"。
第一，日本人是不願面對1945的，正如國軍不願面對1949。所以1945的前前後後，都是美國學者在寫、中國學者在寫。
第二，我描述的臺灣日本兵的遭遇，都是殖民者帶給他們的，但他們幷未得到和日本兵同樣的國家賠償，或者得到的賠償是日本兵的兩百分之一。所以到現在爲止，臺灣兵還在上訴。日本政府的回應是，《國際法》規定戰敗之後你就是中國人了，我對你沒任何義務。他們受到的還不止雙重傷害，而是三重傷害。所以我也希望日本人能認識到臺灣人的傷、大陸人的傷。
有人問我，如果這本書不叫《一九四九》，還可以叫什麽？我說，那就叫《戰爭與和平》吧。
人物周刊：所以你是站在人類普遍情感中來說這些事情。
龍應台：對，如果你是大陸人，你滿18歲的時候正好是1937年抗戰爆發，你就會投筆從戎變成後來的李維恂。如果你是臺灣少年，你18歲的時候剛好是1942年，你就變成日本兵。如果你18歲的時候剛好是1945年，你在臺灣，你就變成國軍。你說他們的命運有差別嗎？完全沒有。
人物周刊：他們當年的可悲在于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面對强大的國家機器時沒得選擇，而今天的年輕人是可以有所選擇的。
龍應台：對，但我也不是說他們完全沒有選擇。我書裏講到1991年海灣戰爭的德國士兵，就是不願意德國參戰而離開了軍營。一個國家的整體，往哪個方向走，跟裏邊的螺絲釘怎麽思考是有關係的。我一點不願意說教，但我希望讀者能够領會，這跟你太有關係了。你要做選擇，你要思考。
人物周刊：歷史不可假設，但我們還是不妨一問，60多年前那場兄弟鬩墻的戰爭必須打嗎？沒有辦法避免嗎？
龍應台：這恰恰不是我該回答的問題，這是歷史學家回答的問題。
人物周刊：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你通過這本書，想對大陸政府說些什麽？
龍應台：我反而覺得最重要的是對大陸的人民——我的讀者說。我希望大家來讀這本書，因爲只有當你瞭解了對方的痛苦，才能對一些行爲、一些思維有新的認識。你再作的價值判斷，才能够更接近真實。另外，我覺得要寫出大陸人的痛苦，需要一萬本這樣的書。當我說大陸人不知道臺灣人痛處的時候，臺灣人同樣不知道大陸人的痛處。只有兩岸人民對對方有了真正的瞭解，才會有真正的和平。如果兩岸人民充滿誤解和不理解，即使兩岸領導人作出什麽和平舉動也不能持久。
另外，我很想說的是：過了60年，我們——包括大陸，要跳出軍事史的單一眼光，必須用文明史的眼光來看這60年。
文明最核心的意義，就是人的價值。如果用文明史的眼光來看的話，從各條路綫逃亡到臺灣來的200萬人，加上本地的經過50年殖民歷史的這600萬人，這兩股在戰爭中失敗的人在一起，變成今天這個以文明的價值、和平的價值爲核心思維的一個團體、一個島嶼。經過這60年的轉型，戰爭史上的失敗者，在文明史上是成功者。這種轉換，你名之爲神奇都不爲過。
我非常非常以我的失敗者上一代爲榮。
（龍應台女士爲臺灣居民，文中的一些稱謂保留了她的習慣說法，不代表本刊立場）
你所不知道的一九四九——對話龍應台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黃廣明 實習記者 翁倩 發自香港 2009-09-26 15:51:12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我在叢林裏走著，有了那種"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感受。很多人寫"一將功成"，這很重要，但這本書，寫的是"萬骨枯""
爲什麽要向失敗者致敬
人物周刊：這本書的主題在一開始就指明了，是向失敗者致敬。這個失敗者是從什麽角度來說的？又爲什麽要致敬？
龍應台：一開始，我只是帶著一個模糊的、想要認識1949的概念開始入手，幷不知道要找什麽、能找到什麽、找到以後會從哪里出來、出不出得來。一直寫到最後，寫到95%、98%，才有了這個核心的概念。這是我一直在摸索，到最後出現的東西。
人物周刊：創作之初你完全沒想到會鋪得這麽開？
龍應台：這次寫作算是一個探險之旅吧。
人物周刊：你所說的"失敗者"，就是"所有被時代踐踏、侮辱、傷害的人"？
龍應台：原來出發的時候，我想像書的內容主要是以我父母爲主的外省人的故事，他們那一代失敗的國軍。
一開始寫，我馬上就發現，我想要瞭解那200萬人到臺灣後受到的撞擊，不可能只瞭解他們那一邊，因爲在地有600萬人。
這600萬人，之前50年的時間，所受的全部教育、所處的全部環境都是以爲天皇戰死爲榮的，他們這樣經歷了幾代，突然進來了200萬人，也許這些人對600萬本地人的撞擊和改變更大。
哪怕是現在，有難民來到自己的地方，反對的聲音、燒殺擄掠到處都在發生。可是從1945到1949，我所瞭解的主流歷史叙述中，這樣的事只有一件，就是1947年的"二•二八"。爲了瞭解那年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我就决定往前走，往前走才能真正瞭解1949。這就决定了這本書後來的走向。
寫到最後，我想，涵蓋了這200萬人和600萬人共同命運的，到底是什麽呢？向流離者致敬或向戰敗者致敬，都只涵蓋了一部分。到最後，才發展出扉頁上所寫的主題——"向所有被時代踐踏、侮辱、傷害的人致敬"，也就是向"失敗者"致敬。
那200萬到臺灣的人是被內戰這個機器絞出來的失敗者；臺灣的20萬子弟被送到南洋，是爲日本那個國家機器打仗、體無完膚的失敗者；臺灣本地的600萬人過了50年沒有選擇的殖民生活，當然也是失敗者。
爲什麽說致敬？以我的家族史來說，我們這一代人，除了老大在大陸以外，在臺灣生長的這4個兄弟姐妹中（其中一個是在海南島逃難時所生，在臺灣長大），有3個博士和一個大學生，現在一個是土木工程師、一個是醫生、一個是我，還有一個是醫院院長。以我們的父母親60年前的狀况來說，母親在高雄滿是難民的碼頭上岸，找不到丈夫，帶著個嬰兒，以在菜市場擺個攤子爲起點，到60年後子女都有所成就，你想想看，她做了些什麽事情、是怎麽做到的？你不能不致敬！我致敬是以像我這樣的家庭爲出發點。
你再看臺灣整個社會的發展，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在60年前，他們被戰爭機器碾壓、失敗了的話，他們也許不會有機會去思考價值問題，可能還在走原來那個國家大、集體大、勝利大的老路。正是因爲在那一套價值裏他們整個被打垮了，在後來的60年裏，才會追求另外一套價值、另外一個方向，朝一個更柔軟、更個人、更文明的方向走。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當初失敗了我反而更高興。這是我寫到最後才慢慢浮現出主題的過程。
這本書，寫的是"萬骨枯"
人物周刊：你把焦點放在普通人身上，是如何起意的呢？
龍應台：完全是探險探出來的。2008年7月15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公開蔣介石日記1949年前後的片段。8月1日，我飛到胡佛研究院，像小學生一樣跟著一群歷史學者每天去圖書館讀那些日記。看了兩個禮拜之後，我决定，我的主角不是大人物而是小人物。有了那樣模糊的想法之後，慢慢地走，最後越來越清楚。我寫的台籍日本兵都是沒名沒姓的，我在叢林裏走著，有了那種"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感受。很多人寫"一將功成"，這很重要，但這本書，寫的是"萬骨枯"。寫完這本書後我特別平靜，我感覺這是我用文學上的一炷香，爲那些60年前被時代踐踏、曝尸于荒野的人上的一炷香。
人物周刊：1949年對你們的家庭影響最大的是什麽？
龍應台：槐生和美君兩個人一夜之間脫離了原來的社會網絡，連根拔起被丟到一個空的地方，這對我們的影響是很大的。我們小時候就知道，你跟身邊所有的人都不一樣，上學時我就是那1比59，那59個孩子都有很大的家族，逢年過節會去祭祖啦逛廟會啦，清明節有墓可掃。我們是難民的孩子，從小就知道自己跟人家不一樣。這200萬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全部投資都給了孩子的教育，對這200萬人，教育就是垂到深井、能讓你爬出來的惟一一根繩子。
人物周刊：你的書主要寫了兩種人的痛。一種是大陸去臺灣的人，經歷了顛沛流離骨肉分離的痛，比較好理解，另一種是臺灣本省人的痛，可否具體談談後一種痛?
龍應台：現在臺灣網絡上已經有了一種說法，自以爲是藍營的人說，"我以前對于深綠的痛苦不瞭解。"這就是這本書的療傷和解作用。探險的時候，去訪問屏東鄉下的老人時，我才發現他們的痛。十七八歲的時候，萬分榮耀地穿上軍服效忠天皇了。像書裏提到的兩個人蔡新宗和柯景星，學習怎麽打耳光、監護俘虜營、虐待戰俘。很多人爲日本死在戰場上。日本戰敗，這些人中活著的成了戰犯。26個死刑，100多個10年、20年徒刑。
臺灣歸還中國，那臺灣到底是戰敗還是戰勝？他們懵了，不知道了。這是我在做這本書時的最大震撼。剛才說到的那兩個人，被當作戰犯關了10年，回到臺灣時，已經改朝換代了。他們不會說國語不會寫漢字，整個社會以你爲耻，你還不知道怎麽回事。從此之後連對你的兒女述說都不可以。這一輩臺灣人的痛苦超過我的父輩，是雙重的。吊詭的是他回到了故鄉，可他是流亡的。所以他們絕對地沉默了。
一個幫我做校對的朋友，25歲，校對完眼泪汪汪地對我說，讀這本書讓她想起了祖父，她祖父常常喝酒，和一幫白頭發的老人喝了酒就大唱日本軍歌，她說我當時都覺得很羞耻，看完這本書後她很震撼。所以我覺得，這一段歷史大陸不能不瞭解，否則兩岸怎麽可能和平？
人物周刊：你把外省來的國民黨士兵和本省爲日本打仗的臺灣兵相提幷論，不怕有的讀者，特別是大陸讀者情感上接受不了？
龍應台：在臺灣本地我也擔心會有一些反彈，所謂深藍的人會受不了我對深綠的同情，深綠的人受不了我對新四軍的同情。但現在書已經出來半個月了，這樣的情况幷未出現。這本書反而讓原本敵對的雙方加深了瞭解，進而和解。
由于我缺乏在大陸生活的經驗，以前我的書都是在大陸出版之後，我才知道，原來大陸讀者也這麽喜歡。而這本書，從頭到尾，大陸讀者都在我的心裏。我寫東西時心裏有個自覺，就是有什麽東西我希望大陸讀者知道，雖然臺灣讀者一直是我的第一讀者。
其實這本《大江大海》在大陸出版可以有一個副題，就叫《你可能不知道的臺灣》。在寫的時候，我知道，我在爲你寫你不知道的臺灣。同時我也知道，國共內戰的那個部分，會刺傷大陸讀者，因爲以前他們從未有過這樣的認知，我所呈現出來的一部分他們不習慣。
但這層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民族的界限——中國和日本的界限，就觸及到他們的底綫。但我不能不去碰，我也希望大陸的讀者接受我的底綫，看看自己有沒有更寬闊的視野來重新認識這些事情。在這個過程中，我免不了會挨駡，甚至"萬箭穿心"。
知道敵人痛在哪里，你就拿不起槍來
人物周刊：你以一種普遍的人道關懷，對抗日的國民黨士兵、打內戰的國民黨士兵，乃至實施侵略戰爭的日本士兵、爲日本打仗的臺灣兵都一視同仁，這麽有挑戰性的寫作，你的信心來自于什麽地方？
龍應台：現在想要把我五馬分尸的人，是因爲看得不够多，如果他看得够多，我相信他慈悲的心不見得比我少。我更相信，如果你有機會看到敵人的傷處，就不會有戰爭。如果你知道你的敵人痛在哪里，你就拿不起槍來。這本書就是讓國軍和解放軍都能看到對方的痛，本省人和外省人也能看到對方的痛。
這本書還沒出版的時候，日本《朝日新聞》的記者來采訪我，我先把和日本有關的部分給他看了，日本記者的反應是，這本書一定要有日文版。因爲我寫的這個部分正好是日本人的"黑盒子"。
第一，日本人是不願面對1945的，正如國軍不願面對1949。所以1945的前前後後，都是美國學者在寫、中國學者在寫。
第二，我描述的臺灣日本兵的遭遇，都是殖民者帶給他們的，但他們幷未得到和日本兵同樣的國家賠償，或者得到的賠償是日本兵的兩百分之一。所以到現在爲止，臺灣兵還在上訴。日本政府的回應是，《國際法》規定戰敗之後你就是中國人了，我對你沒任何義務。他們受到的還不止雙重傷害，而是三重傷害。所以我也希望日本人能認識到臺灣人的傷、大陸人的傷。
有人問我，如果這本書不叫《一九四九》，還可以叫什麽？我說，那就叫《戰爭與和平》吧。
人物周刊：所以你是站在人類普遍情感中來說這些事情。
龍應台：對，如果你是大陸人，你滿18歲的時候正好是1937年抗戰爆發，你就會投筆從戎變成後來的李維恂。如果你是臺灣少年，你18歲的時候剛好是1942年，你就變成日本兵。如果你18歲的時候剛好是1945年，你在臺灣，你就變成國軍。你說他們的命運有差別嗎？完全沒有。
人物周刊：他們當年的可悲在于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面對强大的國家機器時沒得選擇，而今天的年輕人是可以有所選擇的。
龍應台：對，但我也不是說他們完全沒有選擇。我書裏講到1991年海灣戰爭的德國士兵，就是不願意德國參戰而離開了軍營。一個國家的整體，往哪個方向走，跟裏邊的螺絲釘怎麽思考是有關係的。我一點不願意說教，但我希望讀者能够領會，這跟你太有關係了。你要做選擇，你要思考。
人物周刊：歷史不可假設，但我們還是不妨一問，60多年前那場兄弟鬩墻的戰爭必須打嗎？沒有辦法避免嗎？
龍應台：這恰恰不是我該回答的問題，這是歷史學家回答的問題。
人物周刊：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你通過這本書，想對大陸政府說些什麽？
龍應台：我反而覺得最重要的是對大陸的人民——我的讀者說。我希望大家來讀這本書，因爲只有當你瞭解了對方的痛苦，才能對一些行爲、一些思維有新的認識。你再作的價值判斷，才能够更接近真實。另外，我覺得要寫出大陸人的痛苦，需要一萬本這樣的書。當我說大陸人不知道臺灣人痛處的時候，臺灣人同樣不知道大陸人的痛處。只有兩岸人民對對方有了真正的瞭解，才會有真正的和平。如果兩岸人民充滿誤解和不理解，即使兩岸領導人作出什麽和平舉動也不能持久。
另外，我很想說的是：過了60年，我們——包括大陸，要跳出軍事史的單一眼光，必須用文明史的眼光來看這60年。
文明最核心的意義，就是人的價值。如果用文明史的眼光來看的話，從各條路綫逃亡到臺灣來的200萬人，加上本地的經過50年殖民歷史的這600萬人，這兩股在戰爭中失敗的人在一起，變成今天這個以文明的價值、和平的價值爲核心思維的一個團體、一個島嶼。經過這60年的轉型，戰爭史上的失敗者，在文明史上是成功者。這種轉換，你名之爲神奇都不爲過。
我非常非常以我的失敗者上一代爲榮。
（龍應台女士爲臺灣居民，文中的一些稱謂保留了她的習慣說法，不代表本刊立場）
一個世紀前《紐約時報》對李鴻章的采訪（NYTimes）
http://hi.baidu.com/tombkeeper/blog/item/885cb486fe2b5d3467096ebe.html
一個世紀前《紐約時報》對李鴻章的采訪
英文原文 以下爲中文翻譯，譯者未知。
離開在歐洲考察訪問的最後一站英國後，大清帝國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乘"聖-路易斯"號郵輪于當地時間1896年 8 月28日抵達美國紐約，開始對美國進行訪問。李鴻章在美國受到了美國總統克利夫蘭的接見，幷和美國一些要員及群衆見面，受到了"史無前例的禮遇"（《紐約時報》）。9月2日上午9時許，李鴻章在紐約華爾道夫飯店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美國記者：尊敬的閣下，您已經談了我們很多事情，您能否告訴我們，什麽是您認爲我們做得不好的事的呢？
●李鴻章：我不想批評美國，我對美國政府給予我的接待毫無怨言，這些都是我所期待的。只是一件事讓我吃驚或失望，那就是你們國家有形形色色的政黨存在，而我只對其中一部分有所瞭解。其他政黨會不會使國家出現混亂呢？你們的報紙能不能靠國家利益將各個政黨聯合起來呢？
●美國記者：那麽閣下，您在這個國家的所見所聞中什麽最使您最感興趣呢？
●李鴻章：我對我在美國見到的一切都很喜歡，所有事情都讓我高興。最使我感到驚訝的是20層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樓，我在中國和歐洲從沒見過這種高樓。這些樓看起來建得很牢固，能抗任何狂風吧？但中國不能建這麽高的樓房，因颱風會很快把它吹倒，而且高層建築若沒有你們這樣好的電梯配套也很不方便。
●美國記者：閣下，您贊成貴國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嗎？
●李鴻章：我們的習慣是送所有男孩上學。我們有很好的學校，但只得付得起學費的富家子弟才能上學，窮人家的孩子沒有機會上學。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你們這麽多的學校和學堂，我們計劃將來在國內建立更多的學校。
●美國記者：閣下，您贊成婦女接受教育嗎？
●李鴻章（停頓一會兒）：在我們清國，女孩在家中請女教師提供教育，所有有經濟能力的家庭都會雇請女家庭教師。我們現在還女子就讀的公立學校，也沒有更高一級的教育機構。這是由于我們的風俗習慣與你們（包括歐洲和美國）不同，也許我們應該學習你們的教育制度，幷將最適合我們國情的那種引入國內，這確是我們所需要的。
●記者：總督閣下，您期待對現存的排華法案進行任何修改嗎？
●李鴻章：我知道，你們又將進行選舉了，新政府必然會在施政上有些變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發表任何要求廢除《格利法》的言論，我只是期望美國新聞界能助清國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報紙在這個國家有很大的影響力，希望整個報界都能幫助清國僑民，呼籲廢除排華法案，或至少對《格利法》進行較大修改。
●美國記者：閣下，您能說明選擇經加拿大而非美國西部回國路綫的理由嗎？是不是您的同胞在我國西部一些地區沒有受到善待？
●李鴻章：我有兩個原因不願經過美國西部各州。
第一，當我在清國北方港口城市擔任高官時，聽到了很多加州清國僑民的抱怨。這些抱怨表明，清國人在那裏未能獲得美國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他們請求我幫助他們使他們的美國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認，幷享受作爲美國移民所應享有的權利。而你們的《格利法》不但不給予他們與其他國家移民同等的權利，還拒絕保障他們合法的權益，因此我不希望經過以這種方式對待我同胞的地方，也不打算接受當地華人代表遞交的要求保證他們在西部各州權益的請願信。
第二，當我還是一名優秀的水手時，就知道必須學會自己照顧自己。我比別人年紀要大好多歲，從溫哥華回國的航程要比從舊金山出發更短些。我現在才知道，清國"皇后號"船體寬闊舒適，在太平洋的所有港口都難以找到如此之好的遠洋客船。
排華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家都承認，競爭促使全世界的市場迸發活力，而競爭既適用于商品也適用于勞動力。我們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愛爾蘭裔移民欲獨霸加州勞工市場的影響，因爲清國人是他們很强的競爭對手，所以他們想排除華人。如果我們清國也抵制你們的産品，拒絕購買美國商品，取消你們的産品銷往清國的特許權，試問你們將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當成清國什麽高官，而要當成一名國際主義者，不要把我當成達官貴人，而要當作清國或世界其他國家一名普通公民。請讓我問問，你們把廉價的華人勞工逐出美國究竟能獲得什麽呢？廉價勞工意味著更便宜的商品，顧客以低廉價格就能買到高質量的商品。
你們不是很爲你們作爲美國人自豪嗎？你們的國家代表著世界上最高的現代文明，你們因你們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們的排華法案對華人來說是自由的嗎？這不是自由！因爲你們禁止使用廉價勞工生産的産品，不讓他們在農場幹活。你們專利局的統計數據表明，你們是世界上最有創造力的人，你們發明的東西比任何其他國家的總和都多。在這方面，你們走在了歐洲的前面。因爲你們不限制你們在製造業方面的發展，搞農業的人不限于搞農業，他們還將農業、商業和工業結合了起來。你們不象英國，他們只是世界的作坊。你們致力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事業。在工藝技術和産品質量方面，你們也領先于歐洲國家。但不幸的是，你們還競爭不過歐洲，因爲你們的産品比他們的貴。這都是因爲你們的勞動力太貴，以致生産的産品因價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與歐洲國家競爭。勞動力太貴，是因爲你們排除華工。這是你們的失誤。如果讓勞動力自由競爭，你們就能够獲得廉價的勞力。華人比愛爾蘭人和美國其他勞動階級都更勤儉，所以其他族裔的勞工仇視華人。
我相信美國報界能幫助華人一臂之力，一取消排華法案。
●美國記者：美國資本在清國投資有什麽出路嗎？
●李鴻章：只有將貨幣、勞動力和土地都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會産生財富。清國政府非常高興地歡迎任何資本到我國投資。我的好朋友格蘭特將軍曾對我說，你們必須要求歐美資本進入清國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企業，幫助清國人民開發利用本國豐富的自然資源。但這些企業的管理權應掌握在清國政府手中。我們歡迎你們來華投資，資金和技工由你們提供。但是，對于鐵路、電訊等事物，要由我們自己控制。我們必須保護國家主權，不允許任何人危及我們的神聖權力。我將牢記格蘭特將軍的遺訓，所有資本，無論是美國的還是歐洲的，都可以自由來華投資。
●美國記者：閣下，您贊成將美國的或歐洲的報紙介紹到貴國嗎？
●李鴻章：中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中國的編輯們不願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中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的報紙也沒有你們報紙這麽大的發行量。由于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爲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一個世紀前《紐約時報》對李鴻章的采訪
英文原文 以下爲中文翻譯，譯者未知。
離開在歐洲考察訪問的最後一站英國後，大清帝國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乘"聖-路易斯"號郵輪于當地時間1896年 8 月28日抵達美國紐約，開始對美國進行訪問。李鴻章在美國受到了美國總統克利夫蘭的接見，幷和美國一些要員及群衆見面，受到了"史無前例的禮遇"（《紐約時報》）。9月2日上午9時許，李鴻章在紐約華爾道夫飯店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美國記者：尊敬的閣下，您已經談了我們很多事情，您能否告訴我們，什麽是您認爲我們做得不好的事的呢？
●李鴻章：我不想批評美國，我對美國政府給予我的接待毫無怨言，這些都是我所期待的。只是一件事讓我吃驚或失望，那就是你們國家有形形色色的政黨存在，而我只對其中一部分有所瞭解。其他政黨會不會使國家出現混亂呢？你們的報紙能不能靠國家利益將各個政黨聯合起來呢？
●美國記者：那麽閣下，您在這個國家的所見所聞中什麽最使您最感興趣呢？
●李鴻章：我對我在美國見到的一切都很喜歡，所有事情都讓我高興。最使我感到驚訝的是20層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樓，我在中國和歐洲從沒見過這種高樓。這些樓看起來建得很牢固，能抗任何狂風吧？但中國不能建這麽高的樓房，因颱風會很快把它吹倒，而且高層建築若沒有你們這樣好的電梯配套也很不方便。
●美國記者：閣下，您贊成貴國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嗎？
●李鴻章：我們的習慣是送所有男孩上學。我們有很好的學校，但只得付得起學費的富家子弟才能上學，窮人家的孩子沒有機會上學。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你們這麽多的學校和學堂，我們計劃將來在國內建立更多的學校。
●美國記者：閣下，您贊成婦女接受教育嗎？
●李鴻章（停頓一會兒）：在我們清國，女孩在家中請女教師提供教育，所有有經濟能力的家庭都會雇請女家庭教師。我們現在還女子就讀的公立學校，也沒有更高一級的教育機構。這是由于我們的風俗習慣與你們（包括歐洲和美國）不同，也許我們應該學習你們的教育制度，幷將最適合我們國情的那種引入國內，這確是我們所需要的。
●記者：總督閣下，您期待對現存的排華法案進行任何修改嗎？
●李鴻章：我知道，你們又將進行選舉了，新政府必然會在施政上有些變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發表任何要求廢除《格利法》的言論，我只是期望美國新聞界能助清國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報紙在這個國家有很大的影響力，希望整個報界都能幫助清國僑民，呼籲廢除排華法案，或至少對《格利法》進行較大修改。
●美國記者：閣下，您能說明選擇經加拿大而非美國西部回國路綫的理由嗎？是不是您的同胞在我國西部一些地區沒有受到善待？
●李鴻章：我有兩個原因不願經過美國西部各州。
第一，當我在清國北方港口城市擔任高官時，聽到了很多加州清國僑民的抱怨。這些抱怨表明，清國人在那裏未能獲得美國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他們請求我幫助他們使他們的美國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認，幷享受作爲美國移民所應享有的權利。而你們的《格利法》不但不給予他們與其他國家移民同等的權利，還拒絕保障他們合法的權益，因此我不希望經過以這種方式對待我同胞的地方，也不打算接受當地華人代表遞交的要求保證他們在西部各州權益的請願信。
第二，當我還是一名優秀的水手時，就知道必須學會自己照顧自己。我比別人年紀要大好多歲，從溫哥華回國的航程要比從舊金山出發更短些。我現在才知道，清國"皇后號"船體寬闊舒適，在太平洋的所有港口都難以找到如此之好的遠洋客船。
排華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家都承認，競爭促使全世界的市場迸發活力，而競爭既適用于商品也適用于勞動力。我們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愛爾蘭裔移民欲獨霸加州勞工市場的影響，因爲清國人是他們很强的競爭對手，所以他們想排除華人。如果我們清國也抵制你們的産品，拒絕購買美國商品，取消你們的産品銷往清國的特許權，試問你們將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當成清國什麽高官，而要當成一名國際主義者，不要把我當成達官貴人，而要當作清國或世界其他國家一名普通公民。請讓我問問，你們把廉價的華人勞工逐出美國究竟能獲得什麽呢？廉價勞工意味著更便宜的商品，顧客以低廉價格就能買到高質量的商品。
你們不是很爲你們作爲美國人自豪嗎？你們的國家代表著世界上最高的現代文明，你們因你們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們的排華法案對華人來說是自由的嗎？這不是自由！因爲你們禁止使用廉價勞工生産的産品，不讓他們在農場幹活。你們專利局的統計數據表明，你們是世界上最有創造力的人，你們發明的東西比任何其他國家的總和都多。在這方面，你們走在了歐洲的前面。因爲你們不限制你們在製造業方面的發展，搞農業的人不限于搞農業，他們還將農業、商業和工業結合了起來。你們不象英國，他們只是世界的作坊。你們致力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事業。在工藝技術和産品質量方面，你們也領先于歐洲國家。但不幸的是，你們還競爭不過歐洲，因爲你們的産品比他們的貴。這都是因爲你們的勞動力太貴，以致生産的産品因價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與歐洲國家競爭。勞動力太貴，是因爲你們排除華工。這是你們的失誤。如果讓勞動力自由競爭，你們就能够獲得廉價的勞力。華人比愛爾蘭人和美國其他勞動階級都更勤儉，所以其他族裔的勞工仇視華人。
我相信美國報界能幫助華人一臂之力，一取消排華法案。
●美國記者：美國資本在清國投資有什麽出路嗎？
●李鴻章：只有將貨幣、勞動力和土地都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會産生財富。清國政府非常高興地歡迎任何資本到我國投資。我的好朋友格蘭特將軍曾對我說，你們必須要求歐美資本進入清國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企業，幫助清國人民開發利用本國豐富的自然資源。但這些企業的管理權應掌握在清國政府手中。我們歡迎你們來華投資，資金和技工由你們提供。但是，對于鐵路、電訊等事物，要由我們自己控制。我們必須保護國家主權，不允許任何人危及我們的神聖權力。我將牢記格蘭特將軍的遺訓，所有資本，無論是美國的還是歐洲的，都可以自由來華投資。
●美國記者：閣下，您贊成將美國的或歐洲的報紙介紹到貴國嗎？
●李鴻章：中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中國的編輯們不願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中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的報紙也沒有你們報紙這麽大的發行量。由于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爲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中央部委開展“花錢大競賽”（一笑）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7e11ad385c4b82d0
中央部委開展"花錢大競賽"
一笑
發言人: 伍凡 草庵居士 2/12/2008
伍凡：各位觀衆好，現在是獨立評論節目時間。07年過去了，新的一年開始了，我們也要對中共過去的一年進行一個總結評論。中共經濟改革三十年，一直叫喊著中國底子薄，沒有辦法建立正常的社保和醫療退休及教育福利制度。但就在2007年底前僅剩的兩個月中，根據大陸官方的報導，中央政府需要花掉3千億到4千億元人民幣，以完成年初財政部批准給他們的預算支出。因爲在之前的9個月多中，他們只花掉了總預算的6成多資金。今天我們就詳細討論一下這件事情。
草庵：三個月前，財政部警告說，如果他們不能如期按年初預算花掉這些錢，那麽在編制2008年的預算支出時，也許就不會再撥給他們那麽多錢了。目前， 2008年的預算編制已經開始。這是中國中央財政體系的一個老問題了。在國家審計署歷年的審計報告中，一些中央部委未能按時完成年初預算支出的案例屢見不鮮。
伍凡：但那些總是完不成年初預算的部委，可能在下個年度無法再從財政部要到更多錢了。財政部正開始以前所未有的努力試圖改變這個痼疾。在一個月前的一次內部會議上，財政部高官直言某些中央部委上報的撥款申請無异于"編天書"。中國社科院財貿所馬蔡琛博士說，一直以來，財政部的預算改革都更側重編制方面，對預算執行效果如此重視還是第一次，未來一段時間內預算改革將開始側重于預算執行。
草庵：截止到8月31日，氣象部門2007年預算執行進度僅爲54.59%，遠遠低于正常執行進度。而財政部要求三季度末各部門必須完成預算的75%。國家氣象局做了一個測算，按照此目標，氣象局各單位要在一個月內花掉11.73億元，才能完成三季度目標，到年底需要花掉25個億。這是一個死命令，氣象局在發給各下屬事業單位的通知中說，必須完成這些支出。
伍凡：不光是氣象局下達了死命令，衛生部也對下屬單位下達了相似的指令。在一份通知中說，2007年預算支出要在11月底基本執行完畢，否則有可能核减他們2008年的預算撥款申請數目。實際上，發出類似通知的還有林業局、環保總局、農業部、水利研究院等部門單位，如果按照財政部的數據計算，未來幾個月，中央部門至少要花掉3000多億元，才能如期完成預算。
草庵：幾乎所有部委在年底前都面臨這種資金十分充裕，著急花錢却花不出去的情况。但這不意味著沒有地方需要花錢，其實相當多需要用錢的地方却一直拿不到錢。大連市長海縣擔保公司至今負擔著從去年三四季度開始到現在共15個月份的貼息資金，這些錢原本是該中央財政支出的。這是勞動社會保障部、中國人民銀行和財政爲了鼓勵下崗職工再就業而安排的小額擔保貸款，利息由財政部補助，但財政預算中的這部份資金却遲遲在國庫裏沒有發出去。
伍凡：根據內部人士說，因爲貸款設計與實際差距較大，貸款的審核工作難度加大，使得貼息資金無法按時支出。這一資金也因爲支出進度過緩而被審計署點名。在國家審計署2006年度的審計報告中，在49個被審計中央單位一半以上都因爲預算支出執行慢，擱置財政資金而被點名。
草庵：教育部所屬北京語言大學，2002年以留學生食堂改造項目基建貸款的名義申請幷獲得財政給予的貸款利息補助450萬元。至審計時，該項目仍在設計論證階段，尚未開工，也未貸款。上述財政撥款已擱置四年以上。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的一個總預算爲2億元的大型項目，"處置環境與核恐怖襲擊事件應急"已經進行了兩年，按照項目設計方案，財政部每年撥款5000萬元，但因爲項目涉及多個部門，組織多次招投標，去年的工作沒能完成。目前環保總局正在做去年的工作，而財政部也沒有撥付今年的5000萬，環保總局相關人士說，這一個項目就使得環保總局的財政支出進度慢了不少。
伍凡："如果項目資金根本支不出去，財政爲什麽要給資金呢？"一個月前，財政部副部長朱志剛在加强中央部門預算執行管理專題會上說，科技，醫療衛生、環保等與老百姓密切相關的預算，執行情况最差。朱志剛認爲，支出進度慢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在執行中存在大的問題，二是預算多給了。一位財政學者認爲，確實不排除有些部門爲了多要財政資金，預算安排一些不具備可行性或沒有認真論證的項目，審批後，却發現項目根本無法執行。
草庵："重分配、輕管理"的理財觀念和行爲，是導致執行進度緩慢的根本性原因，財政部官員認爲，對預算分配的重視程度和對爭取到項目資金用的功夫超過90%，而對如何使這部份資金發揮出效益用的功夫不足10%。據悉，2006年，財政部統計中央各部門年終結餘資金，竟然有574億元之多，其中項目支出結餘537億元，占全年項目支出預算的15.6%。"時間過去2/3，預算才執行了一半"，
伍凡：從6月開始，中央各部門開始擬定部門的支出進度計劃，動員所有相關單位，儘快安排各項工作。農業部在兩個月時間內共發了七份文件，督促部署事業單位加快項目支出進度。目前，各部委三季度支出進度數據還沒有完全統計完，但農業部財務司相關人士對記者說，農業部進度大概在60%多，沒能達到財政部的要求。以上這位人士解釋，主要是因爲預算執行既要加快進度又要保證資金使用安全，兩者兼顧工作難度很大。
草庵：據悉，農業部2007年預算110多億，這意味著，四季度他們將花掉40個億的支出才能完成預算。這裏還不包括今後的追加支出。"壓力非常大，想快快不了"，國家林業局發展計劃與資金管理司官員非常著急。三季度國家林業局也沒有完成目標進度，主要是因爲基建項目拖後腿。基建項目審批環節多，還要組織招投標，前面的一環沒完成，後面工作也無法進行。
伍凡：支出進度慢不僅影響財政資金的效率和效益，他留下的一個痼疾便是各部門逐年壯大的財政結餘資金。到2006年底，各部門財政撥款結餘資金比上一年度增加10%，有的部門結餘資金占當年財政撥款的近50%。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財政金融研究室研究員劉國艶說，支出偏慢跟結餘常年累積有關。今年還在做去年的項目，花去年的錢，必然會影響當年項目工作的開展。
草庵：朱志剛的講話也驗證了這一點，他說，支出進度慢的部門基本上都是往年項目支出年終結餘較多的部門。劉國艶認爲，大量結餘很大程度上跟超收收入有關。近年中國財政超收幅度大，爲了達到收支平衡的預算效果，有超收就有超支。各部門形成了年底追加支出，突擊花錢的情况。國家環保總局一直都是上半年用上一年的結餘資金，本年度的預算資金下半年才開始用。
伍凡：07年9月19日，財政部召開加强中央部門預算執行管理專題會，表明如果不完成目標進度， 2008年預算不再增加新的項目預算或者按照今年實際執行情况安排預算。朱志剛在此次會議上言辭犀利，針對某些部委預算編制和執行中存在的編天書、誇大項目規模等問題提出警告。
草庵：財政部的强硬讓很多部門開始緊張，在轉發財政部《關于加快預算執行進度的通知》時，很多部門自行規定了更快的支出進度目標。國家氣象局發出通知，如果不能完成目標明年預算將核减10%到20%。面對這樣的情况，各個部委開始著急，有些單位爲了加快進度，項目還沒有開始的情况下，先行進行了采購，突擊花錢。
伍凡：突擊花錢顯然不是最好的選擇。"這很容易造成大量財政資金的浪費，一個月要花 11個億，那只能攤派，或者提高支出標準、檔次"。解决支出進度，不是一個能用機械的指標來實現的。有部門如果到年底僅完成80%，其餘20%是因爲預算編制不科學或原來的項目方案有問題，這時就不能刻意追求預算進度完成100%，這是對預算執行過程中實事求是的調整，是對"納稅人"負責任的表現。
草庵：這個辦法容易導致項目的論證不充分，急于把錢花出去，造成突擊花錢，可能會造成一定的負作用。財政部一直希望能够更好地完成預算。早在6月份， 2008年的預算就開始編制了，這也是歷年來最早的一次。而在預算改革前，編制預算的時間只有4個月。在當時的預算編制部署會議上，財政部官員說，近兩年預算編制時間不斷提前，今年達到9個月，目的就是爲了讓各部門抓支出進度的同時，更好的編預算。
伍凡：過去幾年的情况是，有些單位到兩會要開了還沒有報預算，這勢必會影響到預算執行情况。財政部官員說，不排除有些單位在做預算的時候"編天書"，這幾年仍存在多報，虛報預算的問題，"一些部門預算報的規模大得出奇，我們無法相信預算的真實性"。預算執行慢，跟中國預算編制的時間點也有關係，由于預算經過人大批准要等到兩會之後，層層下撥後，到基層單位執行的時候已經是4月份。這也是各部門反響最强烈的一個問題，很多部委認爲因爲一季度不能做項目支出，影響了全年的預算執行時間。
草庵：爲解决問題，財政部在8月份的人大常委會上提出，建議全國人大授權財政部按上年支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預撥1-3月項目支出資金。目前此事財政部與全國人大正在溝通中。教育部財政司正在細化一些重點項目的方案，希望能通過批准，提前獲得項目資金。
伍凡：要從根本上實現預算執行的順暢就要從根本上提高預算編制的質量。預算編制與執行哪個都不能放鬆。按照2008年中央部門預算編制指南，目前各部門一上預算已經上報，財政部表示今年對預算將格外嚴格，編制不够好的將退回重新修訂。中國預算改革已經進行了8年時間，還有如此多的問題和頑疾，應該值得思考。部門預算改革幷沒有結束，還要繼續，只是下一階段中央和財政部門需要下更大决心衝破一些利益格局，使財政預算具有可持續性、穩定性和透明性。
草庵：其實，中國政府問題很多，預算問題是個很重要的問題，一方面中國百姓沒有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預算過高，沒有監督，各方面還找出了很多理由。這就非常明顯地看出了中共制度的本質。沒有真正的監督和管制，政府就會成爲一個獨裁和浪費的政府，沒有責任的政府。中國百姓幾十年來創造的財富就會被這些公僕浪費和貪污掉。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就談到這裏，謝謝各位觀衆的收看，再見。
中央部委開展"花錢大競賽"
一笑
發言人: 伍凡 草庵居士 2/12/2008
伍凡：各位觀衆好，現在是獨立評論節目時間。07年過去了，新的一年開始了，我們也要對中共過去的一年進行一個總結評論。中共經濟改革三十年，一直叫喊著中國底子薄，沒有辦法建立正常的社保和醫療退休及教育福利制度。但就在2007年底前僅剩的兩個月中，根據大陸官方的報導，中央政府需要花掉3千億到4千億元人民幣，以完成年初財政部批准給他們的預算支出。因爲在之前的9個月多中，他們只花掉了總預算的6成多資金。今天我們就詳細討論一下這件事情。
草庵：三個月前，財政部警告說，如果他們不能如期按年初預算花掉這些錢，那麽在編制2008年的預算支出時，也許就不會再撥給他們那麽多錢了。目前， 2008年的預算編制已經開始。這是中國中央財政體系的一個老問題了。在國家審計署歷年的審計報告中，一些中央部委未能按時完成年初預算支出的案例屢見不鮮。
伍凡：但那些總是完不成年初預算的部委，可能在下個年度無法再從財政部要到更多錢了。財政部正開始以前所未有的努力試圖改變這個痼疾。在一個月前的一次內部會議上，財政部高官直言某些中央部委上報的撥款申請無异于"編天書"。中國社科院財貿所馬蔡琛博士說，一直以來，財政部的預算改革都更側重編制方面，對預算執行效果如此重視還是第一次，未來一段時間內預算改革將開始側重于預算執行。
草庵：截止到8月31日，氣象部門2007年預算執行進度僅爲54.59%，遠遠低于正常執行進度。而財政部要求三季度末各部門必須完成預算的75%。國家氣象局做了一個測算，按照此目標，氣象局各單位要在一個月內花掉11.73億元，才能完成三季度目標，到年底需要花掉25個億。這是一個死命令，氣象局在發給各下屬事業單位的通知中說，必須完成這些支出。
伍凡：不光是氣象局下達了死命令，衛生部也對下屬單位下達了相似的指令。在一份通知中說，2007年預算支出要在11月底基本執行完畢，否則有可能核减他們2008年的預算撥款申請數目。實際上，發出類似通知的還有林業局、環保總局、農業部、水利研究院等部門單位，如果按照財政部的數據計算，未來幾個月，中央部門至少要花掉3000多億元，才能如期完成預算。
草庵：幾乎所有部委在年底前都面臨這種資金十分充裕，著急花錢却花不出去的情况。但這不意味著沒有地方需要花錢，其實相當多需要用錢的地方却一直拿不到錢。大連市長海縣擔保公司至今負擔著從去年三四季度開始到現在共15個月份的貼息資金，這些錢原本是該中央財政支出的。這是勞動社會保障部、中國人民銀行和財政爲了鼓勵下崗職工再就業而安排的小額擔保貸款，利息由財政部補助，但財政預算中的這部份資金却遲遲在國庫裏沒有發出去。
伍凡：根據內部人士說，因爲貸款設計與實際差距較大，貸款的審核工作難度加大，使得貼息資金無法按時支出。這一資金也因爲支出進度過緩而被審計署點名。在國家審計署2006年度的審計報告中，在49個被審計中央單位一半以上都因爲預算支出執行慢，擱置財政資金而被點名。
草庵：教育部所屬北京語言大學，2002年以留學生食堂改造項目基建貸款的名義申請幷獲得財政給予的貸款利息補助450萬元。至審計時，該項目仍在設計論證階段，尚未開工，也未貸款。上述財政撥款已擱置四年以上。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的一個總預算爲2億元的大型項目，"處置環境與核恐怖襲擊事件應急"已經進行了兩年，按照項目設計方案，財政部每年撥款5000萬元，但因爲項目涉及多個部門，組織多次招投標，去年的工作沒能完成。目前環保總局正在做去年的工作，而財政部也沒有撥付今年的5000萬，環保總局相關人士說，這一個項目就使得環保總局的財政支出進度慢了不少。
伍凡："如果項目資金根本支不出去，財政爲什麽要給資金呢？"一個月前，財政部副部長朱志剛在加强中央部門預算執行管理專題會上說，科技，醫療衛生、環保等與老百姓密切相關的預算，執行情况最差。朱志剛認爲，支出進度慢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在執行中存在大的問題，二是預算多給了。一位財政學者認爲，確實不排除有些部門爲了多要財政資金，預算安排一些不具備可行性或沒有認真論證的項目，審批後，却發現項目根本無法執行。
草庵："重分配、輕管理"的理財觀念和行爲，是導致執行進度緩慢的根本性原因，財政部官員認爲，對預算分配的重視程度和對爭取到項目資金用的功夫超過90%，而對如何使這部份資金發揮出效益用的功夫不足10%。據悉，2006年，財政部統計中央各部門年終結餘資金，竟然有574億元之多，其中項目支出結餘537億元，占全年項目支出預算的15.6%。"時間過去2/3，預算才執行了一半"，
伍凡：從6月開始，中央各部門開始擬定部門的支出進度計劃，動員所有相關單位，儘快安排各項工作。農業部在兩個月時間內共發了七份文件，督促部署事業單位加快項目支出進度。目前，各部委三季度支出進度數據還沒有完全統計完，但農業部財務司相關人士對記者說，農業部進度大概在60%多，沒能達到財政部的要求。以上這位人士解釋，主要是因爲預算執行既要加快進度又要保證資金使用安全，兩者兼顧工作難度很大。
草庵：據悉，農業部2007年預算110多億，這意味著，四季度他們將花掉40個億的支出才能完成預算。這裏還不包括今後的追加支出。"壓力非常大，想快快不了"，國家林業局發展計劃與資金管理司官員非常著急。三季度國家林業局也沒有完成目標進度，主要是因爲基建項目拖後腿。基建項目審批環節多，還要組織招投標，前面的一環沒完成，後面工作也無法進行。
伍凡：支出進度慢不僅影響財政資金的效率和效益，他留下的一個痼疾便是各部門逐年壯大的財政結餘資金。到2006年底，各部門財政撥款結餘資金比上一年度增加10%，有的部門結餘資金占當年財政撥款的近50%。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財政金融研究室研究員劉國艶說，支出偏慢跟結餘常年累積有關。今年還在做去年的項目，花去年的錢，必然會影響當年項目工作的開展。
草庵：朱志剛的講話也驗證了這一點，他說，支出進度慢的部門基本上都是往年項目支出年終結餘較多的部門。劉國艶認爲，大量結餘很大程度上跟超收收入有關。近年中國財政超收幅度大，爲了達到收支平衡的預算效果，有超收就有超支。各部門形成了年底追加支出，突擊花錢的情况。國家環保總局一直都是上半年用上一年的結餘資金，本年度的預算資金下半年才開始用。
伍凡：07年9月19日，財政部召開加强中央部門預算執行管理專題會，表明如果不完成目標進度， 2008年預算不再增加新的項目預算或者按照今年實際執行情况安排預算。朱志剛在此次會議上言辭犀利，針對某些部委預算編制和執行中存在的編天書、誇大項目規模等問題提出警告。
草庵：財政部的强硬讓很多部門開始緊張，在轉發財政部《關于加快預算執行進度的通知》時，很多部門自行規定了更快的支出進度目標。國家氣象局發出通知，如果不能完成目標明年預算將核减10%到20%。面對這樣的情况，各個部委開始著急，有些單位爲了加快進度，項目還沒有開始的情况下，先行進行了采購，突擊花錢。
伍凡：突擊花錢顯然不是最好的選擇。"這很容易造成大量財政資金的浪費，一個月要花 11個億，那只能攤派，或者提高支出標準、檔次"。解决支出進度，不是一個能用機械的指標來實現的。有部門如果到年底僅完成80%，其餘20%是因爲預算編制不科學或原來的項目方案有問題，這時就不能刻意追求預算進度完成100%，這是對預算執行過程中實事求是的調整，是對"納稅人"負責任的表現。
草庵：這個辦法容易導致項目的論證不充分，急于把錢花出去，造成突擊花錢，可能會造成一定的負作用。財政部一直希望能够更好地完成預算。早在6月份， 2008年的預算就開始編制了，這也是歷年來最早的一次。而在預算改革前，編制預算的時間只有4個月。在當時的預算編制部署會議上，財政部官員說，近兩年預算編制時間不斷提前，今年達到9個月，目的就是爲了讓各部門抓支出進度的同時，更好的編預算。
伍凡：過去幾年的情况是，有些單位到兩會要開了還沒有報預算，這勢必會影響到預算執行情况。財政部官員說，不排除有些單位在做預算的時候"編天書"，這幾年仍存在多報，虛報預算的問題，"一些部門預算報的規模大得出奇，我們無法相信預算的真實性"。預算執行慢，跟中國預算編制的時間點也有關係，由于預算經過人大批准要等到兩會之後，層層下撥後，到基層單位執行的時候已經是4月份。這也是各部門反響最强烈的一個問題，很多部委認爲因爲一季度不能做項目支出，影響了全年的預算執行時間。
草庵：爲解决問題，財政部在8月份的人大常委會上提出，建議全國人大授權財政部按上年支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預撥1-3月項目支出資金。目前此事財政部與全國人大正在溝通中。教育部財政司正在細化一些重點項目的方案，希望能通過批准，提前獲得項目資金。
伍凡：要從根本上實現預算執行的順暢就要從根本上提高預算編制的質量。預算編制與執行哪個都不能放鬆。按照2008年中央部門預算編制指南，目前各部門一上預算已經上報，財政部表示今年對預算將格外嚴格，編制不够好的將退回重新修訂。中國預算改革已經進行了8年時間，還有如此多的問題和頑疾，應該值得思考。部門預算改革幷沒有結束，還要繼續，只是下一階段中央和財政部門需要下更大决心衝破一些利益格局，使財政預算具有可持續性、穩定性和透明性。
草庵：其實，中國政府問題很多，預算問題是個很重要的問題，一方面中國百姓沒有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預算過高，沒有監督，各方面還找出了很多理由。這就非常明顯地看出了中共制度的本質。沒有真正的監督和管制，政府就會成爲一個獨裁和浪費的政府，沒有責任的政府。中國百姓幾十年來創造的財富就會被這些公僕浪費和貪污掉。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就談到這裏，謝謝各位觀衆的收看，再見。
甘肅隴南衝擊市委機關案21人獲刑（南方報系）
http://www.infzm.com/content/35359
甘肅隴南衝擊市委機關案21人獲刑
作者: 綜合 2009-09-27 08:50:46 來源:南方周末網絡專稿
綜合中新網報道，迄今爲止隴南市規模最大的刑事案件--隴南"11•17"案件日前在康縣作出一審判决。
2008年11月17日，在隴南市武都區發生了衝擊市委機關、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群體性事件。《新京報》報道，引發事件的是醞釀中的隴南市行政中心由現在所在的武都區搬遷至成縣計劃。
2006年，隴南市提出東擴西進規劃，新的行政大樓將建在武都區東江鎮，幷拆遷完畢，居民也建起新房。農田被征後，東江鎮人失去了主要經濟來源。
之後，兩度傳出市政府要搬遷至成縣，一旦傳言成真，沒有了規劃中的行政大樓，東江鎮村民曾被告知的"上面住人，下面作商鋪出租"的小洋樓夢想將會破滅。
東江鎮居民于是兩次上訪，而政府兩度闢謠"不會搬遷"。2008年地震後，專家論證後上報搬遷方案，搬遷傳言再出，終造成群體事件。
2008年11月17日上午9時左右，東江鎮30多名拆遷戶集體到市委上訪，要求對隴南市行政中心搬遷後他們的住房、土地、今後的生活等問題如何安排做出答復，引來部分群衆圍觀，致使隴南市委大門一時擁堵。
18日零時左右，部分上訪人員衝擊市委機關，砸壞部分車輛和辦公設施，致使60多名人員受傷。截至淩晨2時，大部分群衆離去。
11月20日，隴南市官方召開發布會，通報了事件處置情况。對于行政中心是否搬遷，隴南市市委、市政府相關領導說是"國家尚未批准"，幷再次强調對開發武都、建設武都的藍圖不變。
事後，共有21人被檢察機關以聚衆衝擊國家機關罪、放火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聚衆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提起公訴。
在審判過程中，公訴人在揭露和證實犯罪的基礎上，重點指出了犯罪行爲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和所造成的巨大財産損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21名被告人分別以聚衆衝擊國家機關罪、放火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聚衆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被處以 1年至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據悉，李某等11人因犯聚衆衝擊國家機關罪，被分別處1至4年不等有期徒刑；何某等6人因犯聚衆擾亂社會秩序罪，被分別處1到7年不等有期徒刑；哈某、田某因犯放火罪被分別處5年和10年有期徒刑；夏某因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處8年有期徒刑；鞏某因犯放火罪、聚衆衝擊國家機關罪，被處有期徒刑9年。
迄今，隴南市政府仍在武都區，是否搬遷沒有明確說法。
甘肅隴南衝擊市委機關案21人獲刑
作者: 綜合 2009-09-27 08:50:46 來源:南方周末網絡專稿
綜合中新網報道，迄今爲止隴南市規模最大的刑事案件--隴南"11•17"案件日前在康縣作出一審判决。
2008年11月17日，在隴南市武都區發生了衝擊市委機關、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群體性事件。《新京報》報道，引發事件的是醞釀中的隴南市行政中心由現在所在的武都區搬遷至成縣計劃。
2006年，隴南市提出東擴西進規劃，新的行政大樓將建在武都區東江鎮，幷拆遷完畢，居民也建起新房。農田被征後，東江鎮人失去了主要經濟來源。
之後，兩度傳出市政府要搬遷至成縣，一旦傳言成真，沒有了規劃中的行政大樓，東江鎮村民曾被告知的"上面住人，下面作商鋪出租"的小洋樓夢想將會破滅。
東江鎮居民于是兩次上訪，而政府兩度闢謠"不會搬遷"。2008年地震後，專家論證後上報搬遷方案，搬遷傳言再出，終造成群體事件。
2008年11月17日上午9時左右，東江鎮30多名拆遷戶集體到市委上訪，要求對隴南市行政中心搬遷後他們的住房、土地、今後的生活等問題如何安排做出答復，引來部分群衆圍觀，致使隴南市委大門一時擁堵。
18日零時左右，部分上訪人員衝擊市委機關，砸壞部分車輛和辦公設施，致使60多名人員受傷。截至淩晨2時，大部分群衆離去。
11月20日，隴南市官方召開發布會，通報了事件處置情况。對于行政中心是否搬遷，隴南市市委、市政府相關領導說是"國家尚未批准"，幷再次强調對開發武都、建設武都的藍圖不變。
事後，共有21人被檢察機關以聚衆衝擊國家機關罪、放火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聚衆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提起公訴。
在審判過程中，公訴人在揭露和證實犯罪的基礎上，重點指出了犯罪行爲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和所造成的巨大財産損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21名被告人分別以聚衆衝擊國家機關罪、放火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聚衆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被處以 1年至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據悉，李某等11人因犯聚衆衝擊國家機關罪，被分別處1至4年不等有期徒刑；何某等6人因犯聚衆擾亂社會秩序罪，被分別處1到7年不等有期徒刑；哈某、田某因犯放火罪被分別處5年和10年有期徒刑；夏某因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處8年有期徒刑；鞏某因犯放火罪、聚衆衝擊國家機關罪，被處有期徒刑9年。
迄今，隴南市政府仍在武都區，是否搬遷沒有明確說法。
離政府最近的“野樓盤”倒了（南方報系）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zm/content/20090827/ArticelA01002FM.htm
離政府最近的"野樓盤"倒了
作者：陳新焱 王小喬 發自山東濟南 時間: 2009年08月27日 來源: 南方周末
■一片在區政府眼皮底下生長又死去的樓盤
■一批吸引衆多公務員團購的小産權房
■一群在土地資本化競爭中贏得勝利的農民
■一些因膨脹的規劃改變命運的家庭
濟南城西部的"野樓盤",是目前中國將被拆除的最大的一片小産權房群。
這些不被國家現行法律所承認的房子,曾經爲人口迅速膨脹房價不斷高漲的城市提供了一片獨特的生存空間,填補了中國史無前例的人口大搬遷帶來的巨大市場需求,最後無可奈何地被這個城市滾滾向前的車輪碾碎。
小産權房,褒者認爲是城鄉二元土地制度與畸形房價下的農民創舉,應在承認現實的基礎上合理"幷軌"；貶者認爲是利用制度差异違規建築的毒瘤,要毫不留情强制拆除。
如何智慧地在追認現實與城市發展間求得平衡?如何改革國家工業化時期的土地流轉制度?如何創造性地解决這一中國城市化難題?隨著一個"格林小鎮"被强拆,成千上萬遍布中國各個城市的小産權房們正焦灼地等待著答案。
即使就坐落在區政府眼皮底下,即使業主中有許多公務員,嶄新的"格林小鎮"還是沒能躲得過被拆除的命運。
8月22日上午,40歲的鄒同安將家裏的每一個角落都拍了照———那將是他們再也無法回去的家。
鄒是濟南市槐蔭區"格林小鎮"2棟2單元402房的業主。兩年前,他第二個入住這個尚未完工的小區。兩年後,帶著在這裏出生的女兒"小格林",他們一家最後離開。
那一刻,格林小鎮25棟樓,大部分已夷爲平地,只剩下最後五棟,門和窗都被拆除,孤零零地瑟縮在小區最南面。
在不遠處,濟南市槐蔭區政府大樓巍峨聳立,不動聲色地俯瞰著眼皮底下的一切。正是這棟大樓,曾經給了鄒同安極大的安全感,决心買房———那時候政府裏的許多公務員也在這裏買樓置業。
而現在,那些公務員們早已撤出,散布在政府大樓周圍的挖土機,正轟鳴著向周圍推進。
鐵臂曲伸,轟鳴一陣。經過了近年來社會對小産權房的大討論,經過了2007年差點被强拆後來又暫緩的驚嚇,由于一個"重大工程"從天而降,"小格林"的家和附近的400多棟房子一起,即將化爲廢墟,幷重新矗立起屬于別人的房子。
與公務員爲鄰
"格林小鎮"蓋在一個叫大飲馬莊的村子的土地上,號稱"濟南西部第一樣板房"。
按照現行的土地制度,村裏的土地只能用于自己居住和集體建設,不經國家征地,不能用作商品房開發。因此,這裏所有的房主都無法獲得國家正式頒發的房産證,只有一張和村委會簽的合同。
2006年買房時,鄒同安很清楚這一點。
那時候,已經有媒體開始曝光,稱這樣的房子爲"小産權房"。而在濟南,叫做"野樓盤"。但鄒同安夫妻倆還是在"格林小鎮"前動了心,他們回憶起看房時的情景,"設計是新西蘭風格的,落地飄窗,售樓處一看就與衆不同:真皮沙發,玻璃地板,簡直是太高檔了。"當然,吸引他們的還有價格———1320元/平方米,連市區房價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鄒同安1993年來到濟南,現在是一家連鎖酒店的工程部經理,妻子沒有工作,全家都靠著他每月1500元的收入生活。
這樣的狀况在濟南屬于中下等,在最近的幾年間,濟南正經歷著中國各個城市都在發生的城市化,上百萬鄒同安這樣正努力打拼著的新移民涌入城市,懷揣著在這裏成家立業的夢想。
十年裏,鄒同安搬過五次家,漲過兩次工資,對他們來說,市區越來越高的房價實在太過奢侈,但這裏沒有房産證又讓人覺得有些擔心。
最後他們放下疑慮,是發現有許多政府的人也在這裏買房子。
在漂亮的沙盤前,售樓小姐語帶傲慢:我們這只有一期的房子對外賣,其他的早被政府團購了——她們沒有說謊,記者遇見的鄰近小區一位業主,就是通過朋友擠進了省財政廳的團購隊伍,他交了8000元報名費,當時房子是1950元/平方米,到一年後交房時,小區二期的價格已漲到了2400元/平方米。礙于團購對象的面子,他才拿到了原來的價格。
那些時候,在售樓處,業主們不時碰到前來看房的公務員,有區政府的,也有區政府下屬各個部門的。
格林小區在建之時,業主們就發現質量監察部門盯得很緊,幾乎每天都能看到督工。這讓購房者滿心歡喜,"有政府的人住裏面果然不一樣"。
有細心的業主還發現,這些樓房雖然遠看外觀上差不多,但內部却大有文章。
按照規劃,每棟樓應該是七層,但其中有一棟却只有五層,"從外面數只有五層窗戶"；小區的車庫都在地下,但有些樓却在地上一層。還有的樓,剛建好,一樓就被裝上了防盜門網,有些先行入住的業主想上樓看看,也不被允許。
物業經理解釋說,這是按照各個團購單位的不同要求設計的。
在附近的大金•紫光園小區,槐蔭區某司法所的工作人員們團購了一整棟樓。他們自己請了開發商,"批發定制"了這批房子。那個小區裏有許多不同的開發商,但都由村裏統一監督建設,幷要求外觀一致。
鄒同安依然記得,當時格林小鎮打的宣傳口號是"打造西部第一樣板房",房子質量之好讓人交口稱贊——裝修時,有工人對業主說,"你這個墻太硬了,我在那些正規小區鑽個洞,墻就裂開了,你這怎麽鑽都鑽不動?"入住後,時間印證了這一說法,"住了兩年多,沒發現一點問題。"實際上,不只是在"格林小鎮", 周邊的幸福旺苑、七星花園、鑫城小區等小區的業主都發現,他們和許多政府公務員成爲了鄰居。而這些小區,無一例外,都是"小産權房"。
在大金•紫光園買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朱紅清晰地記得第一次到這邊看房子的情景,"售樓處就設在槐蔭區政府門口不到100米的地方,一下公交,呼啦就圍上一大圈,都是發宣傳單的。"區政府的公務員們一下班,賣樓小姐也像圍攻朱紅一樣圍了上去。
那是2006年,濟南的小産權房正如雨後春笋般地生長,沿著二環綫走一圈,便能發現大片大片的"野樓盤"。朱紅所在的小區,最近的樓距離區政府只有500米左右。站在區政府高高的大樓上,北面的"野樓盤"群一覽無餘。
于是,買房的人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們就在政府邊上,不合法能建嗎?再說了,政府的人都買了,你還怕什麽?"聽起來,這比其他城市的小産權房更讓人覺得安全可靠。在那些地方,通常只能以價格來吸引人,幷以規模龐大來降低風險,看不見政府的影子。
猶豫的人很快就掏錢落定了。
農民的勝利
2007年4月13日,鄒同安拿到鑰匙收了樓。兩室一廳,不到90平方,房款共13.6萬元。四個月後,他在新房裏熱熱鬧鬧辦了婚禮。
大飲馬莊的農民們,敏捷地抓住了新移民們正四處尋找便宜房子的巨大市場。他們和許多村子一起,在自村地裏蓋房子,從濟南城發展的罅隙裏啃出了一塊塊新社區。
這是一場農民們的勝利,濟南城規劃的頻頻變動,爲他們提供了比別的城市更好的機會。
在濟南,北有黃河南有千佛山,地理位置之限使得城市規劃成爲難題。在山東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李鐵崗的印象中,濟南的規劃左沖右突,試圖找到更好的出路, 這也造成規劃時常改變,一會向東,一會向西,一會中擴,一會又南移。"這裏建一塊,那裏建一塊,中間就留下了許多盲區"———小産權房通常就生長在這些城市規劃未到的市郊。
沒有多少對手跟農民們競爭。由于市場發達限度的限制,知名的大地産商較少光顧這個山東的省會城市,而本地的地産商常常無力進行連片的大規模開發。
結果就是,即便是在最繁華的市中心,低矮的棚戶區和高聳的大樓也常常比鄰而居。2000年前後,政府開始啓動棚戶改造工程。濟南市各區先後啓動舊村 (居)改造。此後不久,便有精明的開發商聞風而來,許多村子也開始動起宅基地或集體建設用地的腦筋。"格林小鎮"們,漸漸多了起來。這些房子一部分安置村民,另一部分對外出售。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5年8月,濟南市城鄉接合地區,除建成已交付使用的200多萬平方米外,僅在建項目就涉及96個村,有1000多棟樓,建築面積近600萬平方米,幾乎相當于濟南一年商品房建設面積的一半。
濟南這幾年的城市化率始終維持在30%—40%的高位,政府的規劃跟不上,就被村民們自發占領,那些
中國普通農民第一次在土地爭奪戰中搶得先機,開始以市場化的方式分享城市化的蛋糕。
不止是濟南,同樣的故事正在許多大城市上演。據媒體報道,北京僅開盤的小産權房就約占全部市場樓盤的20％、商品房套數的30％。
農民們的勝利很快引起了社會與中央的注意。
那兩年,圍繞小産權房,發生了一場大爭論。到了2007年6月,建設部官員高調提示"小産權得不到法律保護"的風險,北京國土局也嚴明要"停建停售"。8月,著名的中國小産權房第一案——北京宋莊案,以買房者敗訴告終。
這一次,濟南市政府終于找到了處理這一大片野樓盤的辦法,那就是——拆!
此前幾年他們一直在爲此發愁,一些政府官員告訴記者,雖然知道這裏在蓋樓,但實在是管不了,有的是找不到開發商了,有的是你一罰款他就停工,你一走人他又開工。
濟南大力整治,强拆"野樓盤"的新聞不時見諸報端。"拆違風暴"最强勁時,《齊魯晚報》的兩部熱綫幾乎被打爆,95%的電話都與"野樓盤"相關。
政府的强力推行曾經短暫地發揮效應。記者曾聽到過一個戲劇化的故事:朱紅有一次打的時跟司機閑聊,發現司機原是附近一個樓盤的開發商,因爲"拆違風暴"被迫停工,投出去的四百多萬化爲泡影,只好出來開出租車了。
但是,"强拆"幷沒有給濟南帶來多少改觀。2006年6月6日,當地黨報曾公開宣稱:濟南這一政策幷未取得預期效果。比如,天橋區的上百棟違法舊村改造樓盤連成一片,拆除進行時,還有村子在大張旗鼓施工。
天上掉下個西客站
"小産權房"對每個城市都是一個頭痛的問題,因事涉穩定,各地不得不謹慎處之。然而,隨著一個國家級項目的到來,濟南有了强硬的"理由"。"格林小鎮"們的風暴真的來了。
2007年10月11日,京滬高鐵正式動工。這座連通中國兩大經濟區域——京津冀和長三角——的高速鐵路,將五個終到站中的一個設在了濟南。
四天之後,濟南市規劃局就在其網站上挂出了西客站片區控制性詳規圖,這幅規劃圖像一塊色彩鮮艶的調色板,讓格林小區的業主們陷入巨大的不安———格林小區正處于規劃圖中。
17天之後,格林小鎮業主就接到售樓處的通知:房子要拆。一張黃色的海報貼到了小區裏。
第二天,馬上就有業主代表上區政府談判,但沒得到滿意答復。
2007年11月1日,槐蔭區政府門前的人越來越多。時任槐蔭區區長的朱玉臣(2009年3月因涉嫌受賄被雙規)向大家解釋,這裏所有的房子都是違法建築,現在利用建設高速鐵路的機會,要加快西部城市發展,在東起二環西路,西到京福高速,南到經十路,北到小清河,26平方公里,一片拆平。
幸福旺苑的胡大爺當即質問:"你說這個房子是違章建築,這麽大片小區,就在你眼皮底下,爲什麽當初你不去制止?"朱緩緩吐了四個字:屢禁不止。
這樣的解釋沒辦法讓業主們接受,尤其是其中有一些樓盤後來已經通過各種方式,拿到了舊城改造的規劃許可——在業主們看來,那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政府的承認。
讓業主們迷惑的是,整整26平方公里的規劃,實際上只有約6.5平方公里直接用于西客站建設(後來變更到55平方公里時,西客站站房用地也同時翻了兩倍多)。只有一兩個小區直接在西客站規劃之上,"剩下那些是用來蓋商業中心的"。
一些業主們開始上訪。這些買房入住的外地人知識水平幷不低,不少人是大學畢業,在濟南打拼多年,有記者,有教師,也有醫生和生意人——當然,還有公務員,但他們一般都不參加他們的活動。
小區裏建起了自己的QQ群,還有自己的論壇——濟南西部小區業主聯盟。所有的話題都與房子相關。
這些現代居民們顯然懂得,如何才能在法律框架內有理有力地維護自己的權益。
而在記者接觸的多位業主中,幾乎每個人的電腦中都有一個文件夾,其中收集的,是政府發出的每一個文件,每一次接訪記錄以及現場錄像和照片。2007年 11月4日,壓力之下,各個小區門口貼出了落款爲槐蔭區京滬高鐵規劃區違法違章建設依法拆除工作指揮部的2號通告,"西客站片區拆遷各項前期工作暫緩進行。"
一個月之後,鄒同安的女兒出生了。因爲是格林小鎮的第一個寶寶,鄰居們都叫她"小格林"。"格林小鎮"終于度過了一個溫馨祥和的春節。
膨脹的規劃
鄒同安以爲,從此之後或許就太平了。2008年,大家幾乎沒再聽到有關拆遷的傳言。甚至有業主自己PS了張"民生報",題目就叫"小産權房轉正,小區業主同歡慶"——自從買房以來,這幾乎是他們共同而又唯一的夢想。
這一年,小區二期尚在建設,沒有自來水,業主們就自己打井,還集資硬化了小區中間的馬路。
而在鄒同安家,小格林一天天長大,人們將她當成小區的天使。
但他們幷不知道,一場風暴即將來臨。2009年2月8日,伴隨著騰空燃放的焰火,京滬高鐵濟南西客站片區建設全面啓動。
當時正在舉行的濟南市"兩會"上,京滬高鐵和西客站建設成爲關注熱點。2月13日下午,槐蔭區代表團負責人向參加分組審議的濟南市委副書記、市長張建國彙報建設情况。據當地媒體報道,聽完彙報後,張建國不無憂慮地說,現在東部有奧體中心、城區有泉城特色標志區、長清有大學城和園博園,而西客站片區只靠一個火車站,實在有點"單"。
張言有所指。
在濟南,流傳著一句話,"寧要曆下一張床,不要槐蔭一間房"——曆下是濟南最繁華的區,位于東部；而槐蔭,則是濟南行政面積最大最落後的一個區,位于西部。
長期以來,濟南都是"孔雀東南飛"——在東部南部買房被當成地位的象徵；在西部北部買房,則是貧窮的表現。
發展西部,正是濟南的打算。而西客站,這個位于濟南最落後的行政區劃內的國家級工程,如同上天掉下的一塊餡餅,刺激著各色人的神經。人們都相信,"火車一響,黃金萬兩"。
有人連篇累牘地討論說,從以往的經驗來看,鐵路的開通,無論商用寫字樓、商業項目,還是純住宅項目,物業價格明顯提升不可置疑。火車站站點周邊的房地産增幅達15%—25%,有的甚至超過30%—50%……
6月6日,張建國講完話後的三個多月,濟南市媒體刊登了一條重磅消息:西客站片區開發建設範圍將由原來的26平方公里增至55平方公里——這比原規劃翻了一倍還多,比改革開放前的兩個濟南城還大。"這就好比是原來有十間屋子,開始我們只打算收拾一間,而這次我們打算收拾兩間了。"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 西客站指揮部副指揮王迪生說,"從其他城市的情况來看,高鐵建成後都爲地區經濟帶來巨大發展,工程建設初期的規劃用地顯然已不够使用,與其到時候再建設, 不如現在一步到位。"濟南政府高調提出,要以西客站建設爲契機,將西部打造成"山東新門戶,泉城新商埠,城市新中心。"很快,政府人員開始對這些新增區域進行拍照錄像,禁止所有的改、擴、建行爲。
原來宣傳了近一年的規劃,就此改變。新增的29平方公里共涉及槐蔭區12個村,恰是小産權房的集中帶——這意味著,更多的"格林小鎮"們將面臨被拆遷的命運。
被房子改變的人生
最後的時刻終于到來。
半個月前,八月中旬,住在小區內的50多戶人家接到電話,讓各自去開發格林小鎮的大飲馬莊村委會領錢。電話那頭的聲音說:"要拆房子了,帶身份證和購房合同來,早退有獎勵。"
一位當地政府公務員告訴記者,那時候單位召集正科級以上的人開會,要求籤保證書,保證退房。據一位小區工作人員透露,一共有30多棟房子是被槐蔭區公務員們團購或者自己買下的。
他們的房子基本都還沒來得及入住。拿了買房款加上10%的獎勵,大多數人都選擇了退出。據一位村幹部說,有的官員太太們因爲覺得補償太低跟村委會吵得厲害,還有一位公務員因爲不滿,將事情捅到了網上而被免職。而在格林小鎮,有早早退出的公務員得到了所在村的獎勵——退還買房款,加上30%獎勵,另外還送5000元搬家費。
拆遷同時開始,沒住人的房子最先倒下。僅僅三天,"格林小鎮"就只剩下已入住的5棟。
看著一步步逼近的挖土機,沒有其他地方可住的業主們坐不住了。8月12日,小區五位業主代表到省信訪局上訪,省信訪局及市槐蔭區相關領導答復:已入住業主可安心居住,在沒下發正式文件前不會隨便拆除樓房。
緊接著,村委會門口貼出了一張A4紙打印的"違章樓問題解答",其中,第二條列出了具體解决辦法:"根據購房者的實際付款情况進行全額退款,如果購房者在規定時間內簽訂退款協議的,政府將增加10%的獎勵(以實際的購房款數額爲准),如逾期未簽訂協議的,將視爲主動放弃。"爲了高效辦理,這張問答上還寫著,"當場簽訂協議後,憑身份證及複印件辦理銀行存摺,將購房款及獎勵一幷打到存摺上。"似乎是爲了讓業主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其倒數第三條特別强調:"對于此次的拆遷工程,只有唯一一個解决辦法,就是第二條規定的內容,對于所有購房者都一視同仁,不會再有其他解决方案。"詭异的是,這張貼在村委會門口的"違章樓問題解答"沒有任何落款,也沒有任何公章。貼出不久,就神秘消失了。
接下來的一周,小區每天都有不明身份的人半夜敲門,甚至砸窗。這個二期尚未完工的小區沒有自來水,業主們自己打的井也被封了。電,也斷了。人還住在裏面的時候,樓門就被卸了。
8月18日,住在鄒同安樓上的張樹林,在小區門口被莫名其妙地打了一頓後,選擇了搬家。
許多人在隨後離開。每搬走一家,施工隊就馬上拆門拆窗。
8月22日,鄒同安帶著"小格林"最後搬走。"就像做了一個夢,一下子就沒了。"當晚,來不及租房子的他們被單位老闆收留在賓館裏。那些裝修時打算"要用一輩子"的沙發,冰箱,床,櫃子,和小格林心愛的玩具,和他們家的木地板一起,雜亂地堆在酒店後面的一個棚子裏。
他不知道該將這些傢具安放在哪里。買房花了近14萬,裝修3萬,按照此次補償標準,他拿到手的是15萬元。
兩年過去了,拿著這15萬元,房子已經是一個遙遠難及的夢。現在,位于格林小鎮附近的商品樓盤均價5000元/平米,連其他小産權房的價格都已經翻了倍。
更讓他難以接受的是,在"解除購房合同協議書"上,他們那溫暖的家被定義爲"未交付使用的舊村改造房"——"孩子都在裏面出生了,怎麽還沒有交付使用?"可是,他找不到法律條文爲自己聲張權利——"小産權房"的"産權"魔咒,第一次讓這些在城市中曾經擁有一套房子的人們體會到了命運的無常。
(文中朱紅爲化名)
離政府最近的"野樓盤"倒了
作者：陳新焱 王小喬 發自山東濟南 時間: 2009年08月27日 來源: 南方周末
■一片在區政府眼皮底下生長又死去的樓盤
■一批吸引衆多公務員團購的小産權房
■一群在土地資本化競爭中贏得勝利的農民
■一些因膨脹的規劃改變命運的家庭
濟南城西部的"野樓盤",是目前中國將被拆除的最大的一片小産權房群。
這些不被國家現行法律所承認的房子,曾經爲人口迅速膨脹房價不斷高漲的城市提供了一片獨特的生存空間,填補了中國史無前例的人口大搬遷帶來的巨大市場需求,最後無可奈何地被這個城市滾滾向前的車輪碾碎。
小産權房,褒者認爲是城鄉二元土地制度與畸形房價下的農民創舉,應在承認現實的基礎上合理"幷軌"；貶者認爲是利用制度差异違規建築的毒瘤,要毫不留情强制拆除。
如何智慧地在追認現實與城市發展間求得平衡?如何改革國家工業化時期的土地流轉制度?如何創造性地解决這一中國城市化難題?隨著一個"格林小鎮"被强拆,成千上萬遍布中國各個城市的小産權房們正焦灼地等待著答案。
即使就坐落在區政府眼皮底下,即使業主中有許多公務員,嶄新的"格林小鎮"還是沒能躲得過被拆除的命運。
8月22日上午,40歲的鄒同安將家裏的每一個角落都拍了照———那將是他們再也無法回去的家。
鄒是濟南市槐蔭區"格林小鎮"2棟2單元402房的業主。兩年前,他第二個入住這個尚未完工的小區。兩年後,帶著在這裏出生的女兒"小格林",他們一家最後離開。
那一刻,格林小鎮25棟樓,大部分已夷爲平地,只剩下最後五棟,門和窗都被拆除,孤零零地瑟縮在小區最南面。
在不遠處,濟南市槐蔭區政府大樓巍峨聳立,不動聲色地俯瞰著眼皮底下的一切。正是這棟大樓,曾經給了鄒同安極大的安全感,决心買房———那時候政府裏的許多公務員也在這裏買樓置業。
而現在,那些公務員們早已撤出,散布在政府大樓周圍的挖土機,正轟鳴著向周圍推進。
鐵臂曲伸,轟鳴一陣。經過了近年來社會對小産權房的大討論,經過了2007年差點被强拆後來又暫緩的驚嚇,由于一個"重大工程"從天而降,"小格林"的家和附近的400多棟房子一起,即將化爲廢墟,幷重新矗立起屬于別人的房子。
與公務員爲鄰
"格林小鎮"蓋在一個叫大飲馬莊的村子的土地上,號稱"濟南西部第一樣板房"。
按照現行的土地制度,村裏的土地只能用于自己居住和集體建設,不經國家征地,不能用作商品房開發。因此,這裏所有的房主都無法獲得國家正式頒發的房産證,只有一張和村委會簽的合同。
2006年買房時,鄒同安很清楚這一點。
那時候,已經有媒體開始曝光,稱這樣的房子爲"小産權房"。而在濟南,叫做"野樓盤"。但鄒同安夫妻倆還是在"格林小鎮"前動了心,他們回憶起看房時的情景,"設計是新西蘭風格的,落地飄窗,售樓處一看就與衆不同:真皮沙發,玻璃地板,簡直是太高檔了。"當然,吸引他們的還有價格———1320元/平方米,連市區房價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鄒同安1993年來到濟南,現在是一家連鎖酒店的工程部經理,妻子沒有工作,全家都靠著他每月1500元的收入生活。
這樣的狀况在濟南屬于中下等,在最近的幾年間,濟南正經歷著中國各個城市都在發生的城市化,上百萬鄒同安這樣正努力打拼著的新移民涌入城市,懷揣著在這裏成家立業的夢想。
十年裏,鄒同安搬過五次家,漲過兩次工資,對他們來說,市區越來越高的房價實在太過奢侈,但這裏沒有房産證又讓人覺得有些擔心。
最後他們放下疑慮,是發現有許多政府的人也在這裏買房子。
在漂亮的沙盤前,售樓小姐語帶傲慢:我們這只有一期的房子對外賣,其他的早被政府團購了——她們沒有說謊,記者遇見的鄰近小區一位業主,就是通過朋友擠進了省財政廳的團購隊伍,他交了8000元報名費,當時房子是1950元/平方米,到一年後交房時,小區二期的價格已漲到了2400元/平方米。礙于團購對象的面子,他才拿到了原來的價格。
那些時候,在售樓處,業主們不時碰到前來看房的公務員,有區政府的,也有區政府下屬各個部門的。
格林小區在建之時,業主們就發現質量監察部門盯得很緊,幾乎每天都能看到督工。這讓購房者滿心歡喜,"有政府的人住裏面果然不一樣"。
有細心的業主還發現,這些樓房雖然遠看外觀上差不多,但內部却大有文章。
按照規劃,每棟樓應該是七層,但其中有一棟却只有五層,"從外面數只有五層窗戶"；小區的車庫都在地下,但有些樓却在地上一層。還有的樓,剛建好,一樓就被裝上了防盜門網,有些先行入住的業主想上樓看看,也不被允許。
物業經理解釋說,這是按照各個團購單位的不同要求設計的。
在附近的大金•紫光園小區,槐蔭區某司法所的工作人員們團購了一整棟樓。他們自己請了開發商,"批發定制"了這批房子。那個小區裏有許多不同的開發商,但都由村裏統一監督建設,幷要求外觀一致。
鄒同安依然記得,當時格林小鎮打的宣傳口號是"打造西部第一樣板房",房子質量之好讓人交口稱贊——裝修時,有工人對業主說,"你這個墻太硬了,我在那些正規小區鑽個洞,墻就裂開了,你這怎麽鑽都鑽不動?"入住後,時間印證了這一說法,"住了兩年多,沒發現一點問題。"實際上,不只是在"格林小鎮", 周邊的幸福旺苑、七星花園、鑫城小區等小區的業主都發現,他們和許多政府公務員成爲了鄰居。而這些小區,無一例外,都是"小産權房"。
在大金•紫光園買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朱紅清晰地記得第一次到這邊看房子的情景,"售樓處就設在槐蔭區政府門口不到100米的地方,一下公交,呼啦就圍上一大圈,都是發宣傳單的。"區政府的公務員們一下班,賣樓小姐也像圍攻朱紅一樣圍了上去。
那是2006年,濟南的小産權房正如雨後春笋般地生長,沿著二環綫走一圈,便能發現大片大片的"野樓盤"。朱紅所在的小區,最近的樓距離區政府只有500米左右。站在區政府高高的大樓上,北面的"野樓盤"群一覽無餘。
于是,買房的人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們就在政府邊上,不合法能建嗎?再說了,政府的人都買了,你還怕什麽?"聽起來,這比其他城市的小産權房更讓人覺得安全可靠。在那些地方,通常只能以價格來吸引人,幷以規模龐大來降低風險,看不見政府的影子。
猶豫的人很快就掏錢落定了。
農民的勝利
2007年4月13日,鄒同安拿到鑰匙收了樓。兩室一廳,不到90平方,房款共13.6萬元。四個月後,他在新房裏熱熱鬧鬧辦了婚禮。
大飲馬莊的農民們,敏捷地抓住了新移民們正四處尋找便宜房子的巨大市場。他們和許多村子一起,在自村地裏蓋房子,從濟南城發展的罅隙裏啃出了一塊塊新社區。
這是一場農民們的勝利,濟南城規劃的頻頻變動,爲他們提供了比別的城市更好的機會。
在濟南,北有黃河南有千佛山,地理位置之限使得城市規劃成爲難題。在山東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李鐵崗的印象中,濟南的規劃左沖右突,試圖找到更好的出路, 這也造成規劃時常改變,一會向東,一會向西,一會中擴,一會又南移。"這裏建一塊,那裏建一塊,中間就留下了許多盲區"———小産權房通常就生長在這些城市規劃未到的市郊。
沒有多少對手跟農民們競爭。由于市場發達限度的限制,知名的大地産商較少光顧這個山東的省會城市,而本地的地産商常常無力進行連片的大規模開發。
結果就是,即便是在最繁華的市中心,低矮的棚戶區和高聳的大樓也常常比鄰而居。2000年前後,政府開始啓動棚戶改造工程。濟南市各區先後啓動舊村 (居)改造。此後不久,便有精明的開發商聞風而來,許多村子也開始動起宅基地或集體建設用地的腦筋。"格林小鎮"們,漸漸多了起來。這些房子一部分安置村民,另一部分對外出售。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5年8月,濟南市城鄉接合地區,除建成已交付使用的200多萬平方米外,僅在建項目就涉及96個村,有1000多棟樓,建築面積近600萬平方米,幾乎相當于濟南一年商品房建設面積的一半。
濟南這幾年的城市化率始終維持在30%—40%的高位,政府的規劃跟不上,就被村民們自發占領,那些
中國普通農民第一次在土地爭奪戰中搶得先機,開始以市場化的方式分享城市化的蛋糕。
不止是濟南,同樣的故事正在許多大城市上演。據媒體報道,北京僅開盤的小産權房就約占全部市場樓盤的20％、商品房套數的30％。
農民們的勝利很快引起了社會與中央的注意。
那兩年,圍繞小産權房,發生了一場大爭論。到了2007年6月,建設部官員高調提示"小産權得不到法律保護"的風險,北京國土局也嚴明要"停建停售"。8月,著名的中國小産權房第一案——北京宋莊案,以買房者敗訴告終。
這一次,濟南市政府終于找到了處理這一大片野樓盤的辦法,那就是——拆!
此前幾年他們一直在爲此發愁,一些政府官員告訴記者,雖然知道這裏在蓋樓,但實在是管不了,有的是找不到開發商了,有的是你一罰款他就停工,你一走人他又開工。
濟南大力整治,强拆"野樓盤"的新聞不時見諸報端。"拆違風暴"最强勁時,《齊魯晚報》的兩部熱綫幾乎被打爆,95%的電話都與"野樓盤"相關。
政府的强力推行曾經短暫地發揮效應。記者曾聽到過一個戲劇化的故事:朱紅有一次打的時跟司機閑聊,發現司機原是附近一個樓盤的開發商,因爲"拆違風暴"被迫停工,投出去的四百多萬化爲泡影,只好出來開出租車了。
但是,"强拆"幷沒有給濟南帶來多少改觀。2006年6月6日,當地黨報曾公開宣稱:濟南這一政策幷未取得預期效果。比如,天橋區的上百棟違法舊村改造樓盤連成一片,拆除進行時,還有村子在大張旗鼓施工。
天上掉下個西客站
"小産權房"對每個城市都是一個頭痛的問題,因事涉穩定,各地不得不謹慎處之。然而,隨著一個國家級項目的到來,濟南有了强硬的"理由"。"格林小鎮"們的風暴真的來了。
2007年10月11日,京滬高鐵正式動工。這座連通中國兩大經濟區域——京津冀和長三角——的高速鐵路,將五個終到站中的一個設在了濟南。
四天之後,濟南市規劃局就在其網站上挂出了西客站片區控制性詳規圖,這幅規劃圖像一塊色彩鮮艶的調色板,讓格林小區的業主們陷入巨大的不安———格林小區正處于規劃圖中。
17天之後,格林小鎮業主就接到售樓處的通知:房子要拆。一張黃色的海報貼到了小區裏。
第二天,馬上就有業主代表上區政府談判,但沒得到滿意答復。
2007年11月1日,槐蔭區政府門前的人越來越多。時任槐蔭區區長的朱玉臣(2009年3月因涉嫌受賄被雙規)向大家解釋,這裏所有的房子都是違法建築,現在利用建設高速鐵路的機會,要加快西部城市發展,在東起二環西路,西到京福高速,南到經十路,北到小清河,26平方公里,一片拆平。
幸福旺苑的胡大爺當即質問:"你說這個房子是違章建築,這麽大片小區,就在你眼皮底下,爲什麽當初你不去制止?"朱緩緩吐了四個字:屢禁不止。
這樣的解釋沒辦法讓業主們接受,尤其是其中有一些樓盤後來已經通過各種方式,拿到了舊城改造的規劃許可——在業主們看來,那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政府的承認。
讓業主們迷惑的是,整整26平方公里的規劃,實際上只有約6.5平方公里直接用于西客站建設(後來變更到55平方公里時,西客站站房用地也同時翻了兩倍多)。只有一兩個小區直接在西客站規劃之上,"剩下那些是用來蓋商業中心的"。
一些業主們開始上訪。這些買房入住的外地人知識水平幷不低,不少人是大學畢業,在濟南打拼多年,有記者,有教師,也有醫生和生意人——當然,還有公務員,但他們一般都不參加他們的活動。
小區裏建起了自己的QQ群,還有自己的論壇——濟南西部小區業主聯盟。所有的話題都與房子相關。
這些現代居民們顯然懂得,如何才能在法律框架內有理有力地維護自己的權益。
而在記者接觸的多位業主中,幾乎每個人的電腦中都有一個文件夾,其中收集的,是政府發出的每一個文件,每一次接訪記錄以及現場錄像和照片。2007年 11月4日,壓力之下,各個小區門口貼出了落款爲槐蔭區京滬高鐵規劃區違法違章建設依法拆除工作指揮部的2號通告,"西客站片區拆遷各項前期工作暫緩進行。"
一個月之後,鄒同安的女兒出生了。因爲是格林小鎮的第一個寶寶,鄰居們都叫她"小格林"。"格林小鎮"終于度過了一個溫馨祥和的春節。
膨脹的規劃
鄒同安以爲,從此之後或許就太平了。2008年,大家幾乎沒再聽到有關拆遷的傳言。甚至有業主自己PS了張"民生報",題目就叫"小産權房轉正,小區業主同歡慶"——自從買房以來,這幾乎是他們共同而又唯一的夢想。
這一年,小區二期尚在建設,沒有自來水,業主們就自己打井,還集資硬化了小區中間的馬路。
而在鄒同安家,小格林一天天長大,人們將她當成小區的天使。
但他們幷不知道,一場風暴即將來臨。2009年2月8日,伴隨著騰空燃放的焰火,京滬高鐵濟南西客站片區建設全面啓動。
當時正在舉行的濟南市"兩會"上,京滬高鐵和西客站建設成爲關注熱點。2月13日下午,槐蔭區代表團負責人向參加分組審議的濟南市委副書記、市長張建國彙報建設情况。據當地媒體報道,聽完彙報後,張建國不無憂慮地說,現在東部有奧體中心、城區有泉城特色標志區、長清有大學城和園博園,而西客站片區只靠一個火車站,實在有點"單"。
張言有所指。
在濟南,流傳著一句話,"寧要曆下一張床,不要槐蔭一間房"——曆下是濟南最繁華的區,位于東部；而槐蔭,則是濟南行政面積最大最落後的一個區,位于西部。
長期以來,濟南都是"孔雀東南飛"——在東部南部買房被當成地位的象徵；在西部北部買房,則是貧窮的表現。
發展西部,正是濟南的打算。而西客站,這個位于濟南最落後的行政區劃內的國家級工程,如同上天掉下的一塊餡餅,刺激著各色人的神經。人們都相信,"火車一響,黃金萬兩"。
有人連篇累牘地討論說,從以往的經驗來看,鐵路的開通,無論商用寫字樓、商業項目,還是純住宅項目,物業價格明顯提升不可置疑。火車站站點周邊的房地産增幅達15%—25%,有的甚至超過30%—50%……
6月6日,張建國講完話後的三個多月,濟南市媒體刊登了一條重磅消息:西客站片區開發建設範圍將由原來的26平方公里增至55平方公里——這比原規劃翻了一倍還多,比改革開放前的兩個濟南城還大。"這就好比是原來有十間屋子,開始我們只打算收拾一間,而這次我們打算收拾兩間了。"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 西客站指揮部副指揮王迪生說,"從其他城市的情况來看,高鐵建成後都爲地區經濟帶來巨大發展,工程建設初期的規劃用地顯然已不够使用,與其到時候再建設, 不如現在一步到位。"濟南政府高調提出,要以西客站建設爲契機,將西部打造成"山東新門戶,泉城新商埠,城市新中心。"很快,政府人員開始對這些新增區域進行拍照錄像,禁止所有的改、擴、建行爲。
原來宣傳了近一年的規劃,就此改變。新增的29平方公里共涉及槐蔭區12個村,恰是小産權房的集中帶——這意味著,更多的"格林小鎮"們將面臨被拆遷的命運。
被房子改變的人生
最後的時刻終于到來。
半個月前,八月中旬,住在小區內的50多戶人家接到電話,讓各自去開發格林小鎮的大飲馬莊村委會領錢。電話那頭的聲音說:"要拆房子了,帶身份證和購房合同來,早退有獎勵。"
一位當地政府公務員告訴記者,那時候單位召集正科級以上的人開會,要求籤保證書,保證退房。據一位小區工作人員透露,一共有30多棟房子是被槐蔭區公務員們團購或者自己買下的。
他們的房子基本都還沒來得及入住。拿了買房款加上10%的獎勵,大多數人都選擇了退出。據一位村幹部說,有的官員太太們因爲覺得補償太低跟村委會吵得厲害,還有一位公務員因爲不滿,將事情捅到了網上而被免職。而在格林小鎮,有早早退出的公務員得到了所在村的獎勵——退還買房款,加上30%獎勵,另外還送5000元搬家費。
拆遷同時開始,沒住人的房子最先倒下。僅僅三天,"格林小鎮"就只剩下已入住的5棟。
看著一步步逼近的挖土機,沒有其他地方可住的業主們坐不住了。8月12日,小區五位業主代表到省信訪局上訪,省信訪局及市槐蔭區相關領導答復:已入住業主可安心居住,在沒下發正式文件前不會隨便拆除樓房。
緊接著,村委會門口貼出了一張A4紙打印的"違章樓問題解答",其中,第二條列出了具體解决辦法:"根據購房者的實際付款情况進行全額退款,如果購房者在規定時間內簽訂退款協議的,政府將增加10%的獎勵(以實際的購房款數額爲准),如逾期未簽訂協議的,將視爲主動放弃。"爲了高效辦理,這張問答上還寫著,"當場簽訂協議後,憑身份證及複印件辦理銀行存摺,將購房款及獎勵一幷打到存摺上。"似乎是爲了讓業主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其倒數第三條特別强調:"對于此次的拆遷工程,只有唯一一個解决辦法,就是第二條規定的內容,對于所有購房者都一視同仁,不會再有其他解决方案。"詭异的是,這張貼在村委會門口的"違章樓問題解答"沒有任何落款,也沒有任何公章。貼出不久,就神秘消失了。
接下來的一周,小區每天都有不明身份的人半夜敲門,甚至砸窗。這個二期尚未完工的小區沒有自來水,業主們自己打的井也被封了。電,也斷了。人還住在裏面的時候,樓門就被卸了。
8月18日,住在鄒同安樓上的張樹林,在小區門口被莫名其妙地打了一頓後,選擇了搬家。
許多人在隨後離開。每搬走一家,施工隊就馬上拆門拆窗。
8月22日,鄒同安帶著"小格林"最後搬走。"就像做了一個夢,一下子就沒了。"當晚,來不及租房子的他們被單位老闆收留在賓館裏。那些裝修時打算"要用一輩子"的沙發,冰箱,床,櫃子,和小格林心愛的玩具,和他們家的木地板一起,雜亂地堆在酒店後面的一個棚子裏。
他不知道該將這些傢具安放在哪里。買房花了近14萬,裝修3萬,按照此次補償標準,他拿到手的是15萬元。
兩年過去了,拿著這15萬元,房子已經是一個遙遠難及的夢。現在,位于格林小鎮附近的商品樓盤均價5000元/平米,連其他小産權房的價格都已經翻了倍。
更讓他難以接受的是,在"解除購房合同協議書"上,他們那溫暖的家被定義爲"未交付使用的舊村改造房"——"孩子都在裏面出生了,怎麽還沒有交付使用?"可是,他找不到法律條文爲自己聲張權利——"小産權房"的"産權"魔咒,第一次讓這些在城市中曾經擁有一套房子的人們體會到了命運的無常。
(文中朱紅爲化名)
市、縣委書記和明清知府、縣權力之比較（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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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委書記和明清知府、縣權力之比較
十年砍柴
中國青年報等媒體曾總結縣委書記腐敗現象，原擔任過安徽阜陽市委書記的王某，在副省長的任上折戟沉沙，他治下的各縣縣委書記接連出事，故有媒體如此總結。今日已可以看到這一現象在市委書記這級官員身上同樣適用。近期先後有市委書記出事，原湖北省襄樊市市委書記孫楚寅被逮捕後，他經營多年的襄樊浮出了許多陳案，一位三年前跳樓自殺的少女高鶯鶯，尸體被武警和公安搶奪，强行火化，不能不讓人産生諸多聯想。湖南郴州市委書記李大倫，一位酷愛文學創作的官員，正在一個全國級的散文會議上慷慨陳詞時，被有關部門帶走，他在郴州的一些事也隨之曝光。
本來，縣委書記和市委書記只有級別之差，他們權力運行方式是相同的，因此"縣委書記現象"也罷，"市委書記現象"也罷，本質上是一回事，都源于他們自己的轄區內幾乎掌握了絕對的權力。
古代有一句民諺："破家的縣令，滅門的府尹"，說明縣令、知府這些"百里侯"權力之大，對草民具有極大的傷害能力，但和今日縣委書記、市委書記相比，知縣和知府只是小巫見大巫，他們掌握的資源、運用權力的自由度遠不如今日的書記。
一、名實不符帶來的混亂
安徽前幾年和最近發生的兩件有意思的趣事，頗具象徵意義。
幾年前曹操的老家亳州市（縣級市）的書記舉行閱兵式，將全縣穿制服的公務人員集中在一起，供他檢閱，此錯誤法無明文懲治，最後他因貪瀆被判刑。前不久壽縣縣委書記離任，當地官民在仿古的城墻前打出橫幅："歡送英明領導李某某離開壽縣。"很顯然，亳州市委書記想體驗的不過只是一場"回避"、"肅靜"開道的爲官威風，壽縣的官吏也無非在恢復送"萬民傘"的傳統。但他們的作爲却爲什麽那樣扎眼呢？直給人"僭越"、"逾制"的感覺？除了我們對這類人的政治智慧表示懷疑外，我以爲最重要的原因，是今天我們這些執掌一方的縣委書記、市委書記，他們的名實發生混亂，因此他們的行爲很難有一種剛性的標準來界定，一切存于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之中。
比如，古代中國尤其是明清，以禮法治國，什麽樣的官員有什麽樣的規格，有明文規定，祭天、閱兵是天子的專利，父母官離任時老百姓送萬民傘，絕對不能用頌聖的語言。如果犯了規矩，那是大罪，所以所有的人都能遵循。
而今我們所處的國家政治上的定義是"人民當家作主"，官員不論級別高低都是"人民的公僕"，但實質上各級官員都掌握著遠邁前輩的權力。如此以公僕之名掩飾父母官之實，必然會帶來名實的混亂。縣委書記閱兵，本來是一種帝制時代地方官顯示威風的心理作祟，但可以解釋爲檢查一下本縣執法隊伍的精神風貌，以便更好地爲人民服務。"歡送英明領導"本來就是"萬民傘"的變種，照樣可以解釋爲官民之間的魚水深情。
通俗地說，古代的知府、知縣所穿的官服，所乘的轎子，都有正式法規進行規定，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但這一切對宣稱代表先進的執政黨來說，在表面上、口頭上必須作爲"封建落後"的制度和文化加以批判和擯弃，而在實質上、操作層面上，這類規矩又改頭換面頑强地生存下來，比如官員的安保規格、用車標準、副部以上的官員才能配備秘書等規定。對種種 "僭越"、"逾制"的行爲不能堂而皇之、援引法規進行懲處，因此地方官員各方面"超規格"屢見不鮮，而鄉鎮政府也敢照著天安門城樓蓋辦公樓，縣、市也能蓋一個帶華表和仿照金水橋的大廣場。
這些衝突根本原因是執政者的言行矛盾、表裏不一、名實不符。所有的官員，如何把握這些官場藝術而不自取其禍，完全靠政治智慧和爲官經驗，而沒有類似大誥的東西可以參照，相反，黨章規定每個黨員的權利都是平等的。從這個"逾制"的現象就可以一斑窺豹，如今的政治場上運行，潜規則的力量比任何一個朝代還要大，顯規則和潜規則之間的鴻溝也遠甚前代。
二、官員選拔之對比
漢代的小吏的升遷路徑是很寬的，他們可以做到兩千石大員，自唐代有了科舉制以後，對縣級以上的官員，資格有了嚴格的規定。這樣有利有弊，弊端是仕進途徑太過于嚴格，一些有本事的基層小吏，由于科場失意，只能沉淪于底層，心生怨憤或者完全靠蒙蔽官員、敲詐百姓爲生存之道。但科舉制延續千年，對政權穩定利大于弊，這種嚴格的資格考試至少杜絕了地方政治權力掌握世家手中，避免官宦和富商子弟靠關係和金錢，隨意進入官場。以明清爲例，出任知縣的大多是新科進士，知府以及更大的官員，大多從知縣級別的官升遷上去的。很少一部分聲望很高而幸運的生員和舉人，可以通過"拔貢"、"大挑"的方式進入仕途，擔任縣令這樣的中低級官員，但程序异常嚴格。因此，除了現代憲政制度下的選舉，科舉應當是程序相當公正的官員選拔形式-----而民選爲主的憲政制度下，也是選票和考試相結合，地方主要首長是選舉，大多事務官是通過考試的"科舉"産生。科舉之路是很艱難的，舉人以上（包括舉人）的功名一律通過考試，很難恩蔭。它的好處是通過考試手段打破個人、家族對權力壟斷，除了皇帝以外，其他的職位都是開放的。"父子五進士、祖孫三尚書"之類的家族畢竟是异數。海外史學家何炳棣通過研究得出結論，明清社會階層構造具備相當的流動性，明代進士中出身三代平民之家者占總數一半，明清550年間，三品以上能享有"蔭"的特權家族的子弟所占進士尚不足總數百分之六。因此我們看《紅樓夢》中因軍功起家的賈家，高層權力鬥爭固然加速其敗落，但幾代子孫，少有人通過科舉仕進，那麽這樣在政治地位上吃老本的大家族也必將慢性衰亡。
反觀我們今天，縣委書記、市委書記這類在政治結構中非常重要的職位，其標準說起來要求非常之高，政治素質、業務水平、個人品德都得出衆，但這些標準是虛的，可操作性不强，唯一的剛性標準：他必須是執政黨的一名黨員。因爲根據憲法那張紙上的定義，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爲領導的、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而執政黨是無産階級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所以擔任地方黨委要職的人，理論上講不需要什麽資格，誰都可以當。一旦沒有嚴格的准入資格之限制，誰能擔任那個職務，則名堂就更多了。如果是真正的選舉政治，州長、縣長亦沒有更多的資格限制，只需常居當地的成年人，選票來决定一切。但一旦不憑嚴格的考試取得資格，而選民的選票又不起作用，那麽通過非正常方式取得官職的"備選人員"基數大，門檻低，那麽出身世家、父母當過大官的子弟，或者手中有錢的人，取得市委書記、縣委書記這類職位的可能性，比明清時代的官宦子弟、富商子弟容易多了。過去的捐官，多是候補資格，而且被正途出身的看不起。如今沒有 "正途"、"別途"之分，大家都是上面提拔的。近些年來，對官員的學歷，組織部門有所要求，但我們知道，今日取得大學文憑的難度和古代科舉是不能相比的，尤其各種黨校的文憑也管用，即使此條途徑被堵死，在官學一家的今日，官員在職取得博士學位也不是難事。
有人會問：現在公務員考試不是也很嚴格麽？但公務員考試選拔的是科級以下的官吏，付處以上的不必通過統一考試，可以直接任命。試問，今日各在任的縣、市委書記，幾人是通過統一的公務員考試進入仕途？公務員考試反而給我的感覺是：做小吏資格要求很嚴，做縣處級以上的官員，則不需要很嚴的資格考試。
如此既不民選，又不考選的選官方式，類似魏晋時期的"察舉"，靠大官推薦，出現了"舉孝廉，父別居；舉秀才，不知書"的可笑局面。這樣各地就容易産生大大小小的權力家族，比如原阜新市委書記王亞忱，執掌該市十餘年，影響無處不在，退休後還威風凜凜，他的女兒是市公安局副局長，兒子是市公安局刑偵隊隊長。
三、授權方式之對比
授權方式和官員選拔方式是一對孿生體，授權方式深深地影響著選官方式。
中國帝制結束之前，有兩種授權方式，這兩種授權方式的權力來源是一樣的："受命于天"，"君權神授。"
在秦統一六國之前，是真正的"封建"，"封建"時期是分級授權方式。
周朝分封了許多諸侯，授權給他們，他們在自己的封地裏，又授權給各大夫。授權以後，諸侯只要盡到一定的義務，如歲貢、出兵勤王。（所以楚子貢包毛不入，其他諸侯就有理由討伐他，幽王烽火可以戲弄諸侯。）天子只維持諸侯之間的公共秩序，不要自行攻伐，而中央政府幾乎不管內政，因此在自己的封地裏，諸侯和大夫儼然一個小國王，他們自行徵稅，自行聘請官吏。許倬雲在《從歷史看組織》形容西周這種"分封衆建"的關係是總公司和分公司關係。但這種分級授權形式時間一長，就有一個弊端，會産生弱幹强枝的政權結構，分公司實力大了，不把總公司放在眼裏。周室衰微，諸侯爭霸。
秦以後，行郡縣制，影響至今，所以老毛說"千年猶行秦政制"。許倬雲說："秦朝設郡縣，等于不設分公司，而是成立辦事處及其代理人，直接向中央負責，地方官的成績，都是直接向中央政府報告。"這種授權是直接授權，權力只有一個來源-----皇帝。知縣、知府、巡撫、總督，他們官職有高低，但彼此沒有隸屬關係，都是朝廷命官，都是皇帝授權。知縣聽命于知府，只是權力運行的程序而已，目的都是爲了替皇帝，替朝廷辦差，知縣的權力幷不是知府給的。因此，明清政府最低一層的首長---- 知縣都是朝廷任命幷考核的，清朝皇帝接見新任縣令，就是一種象徵意義上的諭示：你只對朕負責，你的官印是朕給的。因此，當時下級雖然也得奉迎上級，畢竟天下之大，朝廷對信息的掌握是有限的，得罪上司會十分麻煩，但畢竟自己的烏紗帽不是頂頭上司直接給的，頂頭上司只有參劾、保舉和協助吏部考核之權，知縣對知府、知府對巡撫的人身依賴關係幷不十分强烈。
如今的縣委書記、市委書記權力從何而來？如何授權？是分級授權還是直接授權？是，也不是。因爲整個政權的權力來源既非受命于天，也非來源于憲政體制下的選票，而是靠一切權力來源于人民，屬于人民這類政治口號式的自說自話。因此縣委書記、市委書記的權力來源、授權方式也是非驢非馬的混合形式。
按照憲法，中央和地方國家機構的權力是通過當地人民代表大會的形式，由公民授予的，但各級人代會又必須在執政黨的領導下開展工作。那麽實質上就是，任何一個行政轄區內，最高權力是由當地黨委的一把手掌握。-----中國現實的政治，就是不折不扣的一把手政治。
那麽，黨委的一把手，也就是說縣委書記、市委書記，誰給他授權？從理論上說，根據黨章，他是由該縣、該市黨代會選舉産生的，由該行政轄區全體黨員授權給他，這看上去近似于一種民選形式，來源于選票。但實際操作中，都是上級組織部門考察，上級黨委開會，上級黨委一把手拍板决定的，可以說，真正的權力是上級黨委，說白了就是上級黨委的一把手授予的。這樣的授權方式又是比較尷尬的，因爲他用以下向上授權之名（黨代會選舉），行以上向下授權之實（上級的黨委任命）。按照權力和責任對等的原則，那麽縣委書記、市委書記在責任上同樣和權力來源那樣名實不符，名義上向選舉自己的全體黨員乃至轄區全體公民負責，實質上只要對給自己烏紗帽的某幾個人或某一個人負責。
民主集中制，在學理上就有某種難以解釋的矛盾，權力既然集中了，又何以體現民主？"與中央保持一致"更多的時候只能是一種口號式要求，在實際操作中很難兌現。因爲人家完全可以以子之矛，功子之盾，既然你說權力來自人民，那麽以本地的民意爲名和上級特別是中央討價還價又如何呢？你還不能理直氣壯地像帝制時代的朝廷那樣對所有的命官說：你們的權力都是皇帝給的，幹得不好，皇帝就可以收回你們的權力。
這種實質上的分級授權，其效能還不如郡縣制的直接授權。因爲中央只管省一級幹部，省管地市一級幹部，地市管縣一級幹部，縣管鄉鎮。縣委書記、市委書記只要將能直接影響他職位的某個人伺候好，就行了。其他更高級別的管理層，對他鞭長莫及。而今我國行政級別（此行政是廣義的行政，因爲各地黨委書記才是真正廣義上的行政首長）又是中國歷史上層級最多的，有中央、省、市、縣、鄉鎮五級，行政效能在中間環節稀釋、變形更加容易發生。
四、權力大小與監督機制之對比
分析了市、縣委書記和知府、知縣的授權方式，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今日之市、縣委書記的權力遠遠大于古代的知府、知縣。
地方首長手中的權力我以爲首推人事權。在上文已經分析過了，明清時期知府、知縣乃至更高的布政使或巡撫、總督，其在轄區內沒有自由的人事權。他們轄區的知縣，包括自己周圍入品的僚屬，如同知、通判或縣丞都是由朝廷任命的，他可以參劾、保舉而不能直接任命或罷免。而今的市、縣委書記對低一層次的官員，如市委書記對市委市政府各局、辦，各縣區正副職，縣委書記對鄉鎮及縣各局官員幾乎有絕對的任免權，甚至自己同層級的其他官員，包括各常委、政府的正副職、法院檢察院院長，雖然由上級組織部門考核，但該層級的黨委一把手個人的意見相當重要。再加上現在的官員職數，四套班子加起來，可能數十倍于明清時期，明清一個縣正八品以上的官員有幾個，今天一個縣付處級官員又有多少？
分析至此，我們就能知道爲什麽現在買官、賣官之風如此之盛。古代包括明清兩朝也有賣官鬻爵之事，但賣官之權，全國都集中于吏部。而今每個市委書記、縣委書記如果想賣官，都能做到，而且官員的職數遠遠多于古代。賣官既然操作起來更方便，可賣的總量更大，那爲什麽不賣呢？而且賣的是別人"寄存"在自己那裏的東西，得到的利益却屬于個人，多合算的買賣。
除了人事權，今天的市、縣委書記對社會活動尤其是經濟活動的干預力度也遠勝于古代知府、知縣。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長期是個農業社會，知府、知縣守牧一方，其守牧二字可看出其有無爲而治的一面，治民之術，我國傳統上是儒法、黃老兼用。《明史。職官志》載："知府掌一府之政，宣風化，平獄訟，均賦役，以教養百姓。""知縣掌一縣之政。凡賦役，歲會實征，十年造黃册，以丁産爲差。賦有金谷、布帛及諸貨物之賦，役有力役、雇役、借請不時之役，皆視天時休咎，地利豐耗，人力貧富，調劑而均節之。歲歉則請于府若省蠲免之。凡養老、祀神、貢士、讀法、表善良、恤窮乏、稽保甲、嚴緝捕、聽獄訟。皆躬親厥職而勤慎焉。"
可見知府多是宏觀調控，知縣作爲親民之官，管理的事務很實，但有限。無非是賦稅徵收、勞役差派、訟獄治安以及一些公益事業。古代中國縣以下是鄉土自治，以宗族爲核心的民間自治力量很强大，知府、知縣只要保境安民，替朝廷如數收稅就行了，至于老百姓自己怎樣生産、生活，沒必要太多過問。
現在的市委書記、縣委書記在其轄區，可謂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要管空氣。 "除了當地的駐軍他管不了，其他還有什麽事他不能管，不想管的？人事大權、行政事務、司法活動，乃至人代會這樣名義上的民意機構，都歸他的領導。由于現在的經濟水平遠非古代農業社會可比，國有企業的投資、運行，民營企業的存活、重大公共項目建設，都可以直接插手。從落馬的市委書記、縣委書記的案件分析，這些人除了賣官牟利，最常見的形式就是插手重大建設項目，官商勾結大謀私利。今日中國經濟繁華遠非古代可比，市、縣委書記手中的權力也遠非古代知府、知縣可比，那麽其以權謀私的空間自然比古代的同級官員大得多。
講到權力，自然不能不說監督和問責機制。從秦朝設御史大夫開始，兩千年帝制時代，除了皇權之外，其他的權力都有明確的監督機構給予監督-------至于監督的效果，因時代而有差异。明清兩代，對地方官的監督機制是比較完備的，明朝多太監弄權，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爲太監作爲皇帝的私人，游離于帝國文官監督體系之外，明朝監督分兩個序列，中央六部是給事中，地方各省爲禦史道，合稱"科道"，清承明制。明朝十三行省共十三道監察禦史一百一十人，由都察院管理，查糾各地方官。其級別幷不高，正七品，和知縣一樣，但威權重，一旦外出則是代天子巡察各地，稱巡按（明朝禦史外出巡查，加總督、巡撫、經略、總理、巡視等名銜，清代總督、巡撫已成爲地方實職。）《明史。職官志》言："而巡按則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按臨所至，必先審錄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辨之。"傳統戲曲裏面，那些新科進士，最牛氣的是點了"八府巡按"，到各地後，地方府、縣官見到他們十分恭敬。所以《玉堂春》的王公子，才可能巡按山西時，救下了和自己有個N夜情的美眉蘇三。
當然，這種監察權僅僅是皇權的派生，如果皇帝昏庸，他們照樣不能很好地行使監察權，明熹宗魏忠賢當權時，被殘害的楊漣、左光鬥等官員大多是監察官。但帝制時代有一個好處，這江山的"産權"明晰，有非常明確的産權人，即皇帝，江山是自家的，不是特別昏庸的皇帝，誰也不會由得地方官胡折騰。儘管我們教科書上說明清兩代政治黑暗，但僅僅是晚期，大部分時間內朝廷對知府、知縣一級的官吏還是有著較嚴密的監督體系，地方政治不至于一敗塗地，否則兩個朝代的壽命加起來也不會有近600年。
由于明清兩代的監察權在中央，一個七品的禦史照樣敢查糾地方大員。今天比起明清兩代，似乎監督、問責機制更加健全，有黨委紀檢部門、政府監察部門、司法的檢察部門，還有所謂代表民意的人大監督。看起來四管齊下，但既不能真正啓動民意程序對市委書記、縣委書記進行彈劾、罷免，全國如此之大，中央又不能直接監督他們，他們所能接受的是同級和上一級的監督。同級監督幾乎不可能，人大主任由書記兼任，紀委書記、檢察院長、監察局長又是自己的下屬，誰敢監督他？那麽上一級監督部門呢？最能對貪瀆市、縣委書記發生監督效能的也確實只能是上級監督部門，可正如上文分析那樣，市、縣委書記是分級授權，對他職位發生關鍵影響的是上一級的黨委一把手，兩人中間幷沒有設置隔離墻，下級黨委一把手一般說來是上級一把手信得過的，除非他在上級的黨委一把手心中失寵，或者上級一把手換人，或者由于說不明道不白的權力鬥爭，或者因爲有上級一把手也替他擋不住的外力-----比如更高級別的專案組介入，縣委書記、市委書記才可能出事。十年前泰安市委書記胡建學說過一句話很精闢，大意是官做到地廳級，幾乎就沒法監督了。
現在的體制下，可能起點作用的是新聞監督，但本地新聞媒體也在當地黨委的領導之下，异地監督現在又被打壓，新聞監督的空間在當下更加狹窄。
明清兩代不許在家鄉五百里內做官之類的回避制度實行得不錯，全國的知縣、知府都由朝廷的吏部統一分派，一個知縣大多在離鄉很遠的外地做官，有三年大計這種吏部和都察院聯合舉行的考核方式，而且流官的調任、升遷也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避免了一個知府或知縣盤踞一地特別是和家鄉的各種勢力發生關係。而我們今天的市、縣既非真正的地方自治，由選票産生本地的行政首長，又不是明清那種官僚體制下普遍地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回避，因爲是分級授權，官位由上一級任命，大多只能在本省範圍內交流市委書記，本市範圍內交流縣委書記，無非是在鄰市、鄰縣做官。所以遼寧人王亞忱能在遼寧當許多年的市委書記，湖南人李大倫在湖南，湖北人孫楚寅在湖北任一個市的市委書記多年，能不在當地盤根錯節、只手遮天麽？
今天我們雖說明清時政治上腐敗，但具體分析對地市、縣一級的行政首長的管理，今天又比明清兩朝做得好嗎？
結語：體制不改，必然會産生市、縣委書記"土司化"
現在我們如果往前走一步，能在憲政體制下，由選票來選拔市、縣一級的行政首長，自然就有民意機構對他們實行全天候監督，他們即使貪瀆，也很容易暴露在陽光下。要麽我們退一步，回到明清時代那種，府、縣主官都由中央委派、考核、調任，也能一定程度避免現在的市委書記、縣委書記權力失控的現象。問題是我們既不敢往前進，又不能往後退，正處在兩頭不靠的中間狀態。市、縣委書記只要搞定一兩個關鍵人物，貪瀆的風險就很小，這樣下去，一些市、縣委書記就很容易變成當地爲所欲爲的"土司"。制度不改革，僅僅靠"權爲民所用"這類道德說教是起不了真正作用的。而毛時代，搞一場接著一場政治運動，使官僚層處于動態之中，一定程度可能避免地方官"土司化"，但社會成本太高。
從某種意義上講，"土司化"的流官比明清時代真正的土司還可能肆無忌憚。因爲土司是世襲的，爲子孫後代計，還不敢對治下臣民太嚴酷，會儘量避免殺鶏取卵的短期行爲。而掌握巨大權力的市、縣委書記，在監督失靈時，有人可能會把治下的每一寸土地都當成公共牧地，只求眼前收割，哪管日後荒蕪。
那麽出路在哪里？其實每個對世界潮流有所體察的人，都不難知曉答案，在此我就沒必要贅述了。
2006年7月20日于聽雨齋
市、縣委書記和明清知府、縣權力之比較
十年砍柴
中國青年報等媒體曾總結縣委書記腐敗現象，原擔任過安徽阜陽市委書記的王某，在副省長的任上折戟沉沙，他治下的各縣縣委書記接連出事，故有媒體如此總結。今日已可以看到這一現象在市委書記這級官員身上同樣適用。近期先後有市委書記出事，原湖北省襄樊市市委書記孫楚寅被逮捕後，他經營多年的襄樊浮出了許多陳案，一位三年前跳樓自殺的少女高鶯鶯，尸體被武警和公安搶奪，强行火化，不能不讓人産生諸多聯想。湖南郴州市委書記李大倫，一位酷愛文學創作的官員，正在一個全國級的散文會議上慷慨陳詞時，被有關部門帶走，他在郴州的一些事也隨之曝光。
本來，縣委書記和市委書記只有級別之差，他們權力運行方式是相同的，因此"縣委書記現象"也罷，"市委書記現象"也罷，本質上是一回事，都源于他們自己的轄區內幾乎掌握了絕對的權力。
古代有一句民諺："破家的縣令，滅門的府尹"，說明縣令、知府這些"百里侯"權力之大，對草民具有極大的傷害能力，但和今日縣委書記、市委書記相比，知縣和知府只是小巫見大巫，他們掌握的資源、運用權力的自由度遠不如今日的書記。
一、名實不符帶來的混亂
安徽前幾年和最近發生的兩件有意思的趣事，頗具象徵意義。
幾年前曹操的老家亳州市（縣級市）的書記舉行閱兵式，將全縣穿制服的公務人員集中在一起，供他檢閱，此錯誤法無明文懲治，最後他因貪瀆被判刑。前不久壽縣縣委書記離任，當地官民在仿古的城墻前打出橫幅："歡送英明領導李某某離開壽縣。"很顯然，亳州市委書記想體驗的不過只是一場"回避"、"肅靜"開道的爲官威風，壽縣的官吏也無非在恢復送"萬民傘"的傳統。但他們的作爲却爲什麽那樣扎眼呢？直給人"僭越"、"逾制"的感覺？除了我們對這類人的政治智慧表示懷疑外，我以爲最重要的原因，是今天我們這些執掌一方的縣委書記、市委書記，他們的名實發生混亂，因此他們的行爲很難有一種剛性的標準來界定，一切存于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之中。
比如，古代中國尤其是明清，以禮法治國，什麽樣的官員有什麽樣的規格，有明文規定，祭天、閱兵是天子的專利，父母官離任時老百姓送萬民傘，絕對不能用頌聖的語言。如果犯了規矩，那是大罪，所以所有的人都能遵循。
而今我們所處的國家政治上的定義是"人民當家作主"，官員不論級別高低都是"人民的公僕"，但實質上各級官員都掌握著遠邁前輩的權力。如此以公僕之名掩飾父母官之實，必然會帶來名實的混亂。縣委書記閱兵，本來是一種帝制時代地方官顯示威風的心理作祟，但可以解釋爲檢查一下本縣執法隊伍的精神風貌，以便更好地爲人民服務。"歡送英明領導"本來就是"萬民傘"的變種，照樣可以解釋爲官民之間的魚水深情。
通俗地說，古代的知府、知縣所穿的官服，所乘的轎子，都有正式法規進行規定，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但這一切對宣稱代表先進的執政黨來說，在表面上、口頭上必須作爲"封建落後"的制度和文化加以批判和擯弃，而在實質上、操作層面上，這類規矩又改頭換面頑强地生存下來，比如官員的安保規格、用車標準、副部以上的官員才能配備秘書等規定。對種種 "僭越"、"逾制"的行爲不能堂而皇之、援引法規進行懲處，因此地方官員各方面"超規格"屢見不鮮，而鄉鎮政府也敢照著天安門城樓蓋辦公樓，縣、市也能蓋一個帶華表和仿照金水橋的大廣場。
這些衝突根本原因是執政者的言行矛盾、表裏不一、名實不符。所有的官員，如何把握這些官場藝術而不自取其禍，完全靠政治智慧和爲官經驗，而沒有類似大誥的東西可以參照，相反，黨章規定每個黨員的權利都是平等的。從這個"逾制"的現象就可以一斑窺豹，如今的政治場上運行，潜規則的力量比任何一個朝代還要大，顯規則和潜規則之間的鴻溝也遠甚前代。
二、官員選拔之對比
漢代的小吏的升遷路徑是很寬的，他們可以做到兩千石大員，自唐代有了科舉制以後，對縣級以上的官員，資格有了嚴格的規定。這樣有利有弊，弊端是仕進途徑太過于嚴格，一些有本事的基層小吏，由于科場失意，只能沉淪于底層，心生怨憤或者完全靠蒙蔽官員、敲詐百姓爲生存之道。但科舉制延續千年，對政權穩定利大于弊，這種嚴格的資格考試至少杜絕了地方政治權力掌握世家手中，避免官宦和富商子弟靠關係和金錢，隨意進入官場。以明清爲例，出任知縣的大多是新科進士，知府以及更大的官員，大多從知縣級別的官升遷上去的。很少一部分聲望很高而幸運的生員和舉人，可以通過"拔貢"、"大挑"的方式進入仕途，擔任縣令這樣的中低級官員，但程序异常嚴格。因此，除了現代憲政制度下的選舉，科舉應當是程序相當公正的官員選拔形式-----而民選爲主的憲政制度下，也是選票和考試相結合，地方主要首長是選舉，大多事務官是通過考試的"科舉"産生。科舉之路是很艱難的，舉人以上（包括舉人）的功名一律通過考試，很難恩蔭。它的好處是通過考試手段打破個人、家族對權力壟斷，除了皇帝以外，其他的職位都是開放的。"父子五進士、祖孫三尚書"之類的家族畢竟是异數。海外史學家何炳棣通過研究得出結論，明清社會階層構造具備相當的流動性，明代進士中出身三代平民之家者占總數一半，明清550年間，三品以上能享有"蔭"的特權家族的子弟所占進士尚不足總數百分之六。因此我們看《紅樓夢》中因軍功起家的賈家，高層權力鬥爭固然加速其敗落，但幾代子孫，少有人通過科舉仕進，那麽這樣在政治地位上吃老本的大家族也必將慢性衰亡。
反觀我們今天，縣委書記、市委書記這類在政治結構中非常重要的職位，其標準說起來要求非常之高，政治素質、業務水平、個人品德都得出衆，但這些標準是虛的，可操作性不强，唯一的剛性標準：他必須是執政黨的一名黨員。因爲根據憲法那張紙上的定義，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爲領導的、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而執政黨是無産階級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所以擔任地方黨委要職的人，理論上講不需要什麽資格，誰都可以當。一旦沒有嚴格的准入資格之限制，誰能擔任那個職務，則名堂就更多了。如果是真正的選舉政治，州長、縣長亦沒有更多的資格限制，只需常居當地的成年人，選票來决定一切。但一旦不憑嚴格的考試取得資格，而選民的選票又不起作用，那麽通過非正常方式取得官職的"備選人員"基數大，門檻低，那麽出身世家、父母當過大官的子弟，或者手中有錢的人，取得市委書記、縣委書記這類職位的可能性，比明清時代的官宦子弟、富商子弟容易多了。過去的捐官，多是候補資格，而且被正途出身的看不起。如今沒有 "正途"、"別途"之分，大家都是上面提拔的。近些年來，對官員的學歷，組織部門有所要求，但我們知道，今日取得大學文憑的難度和古代科舉是不能相比的，尤其各種黨校的文憑也管用，即使此條途徑被堵死，在官學一家的今日，官員在職取得博士學位也不是難事。
有人會問：現在公務員考試不是也很嚴格麽？但公務員考試選拔的是科級以下的官吏，付處以上的不必通過統一考試，可以直接任命。試問，今日各在任的縣、市委書記，幾人是通過統一的公務員考試進入仕途？公務員考試反而給我的感覺是：做小吏資格要求很嚴，做縣處級以上的官員，則不需要很嚴的資格考試。
如此既不民選，又不考選的選官方式，類似魏晋時期的"察舉"，靠大官推薦，出現了"舉孝廉，父別居；舉秀才，不知書"的可笑局面。這樣各地就容易産生大大小小的權力家族，比如原阜新市委書記王亞忱，執掌該市十餘年，影響無處不在，退休後還威風凜凜，他的女兒是市公安局副局長，兒子是市公安局刑偵隊隊長。
三、授權方式之對比
授權方式和官員選拔方式是一對孿生體，授權方式深深地影響著選官方式。
中國帝制結束之前，有兩種授權方式，這兩種授權方式的權力來源是一樣的："受命于天"，"君權神授。"
在秦統一六國之前，是真正的"封建"，"封建"時期是分級授權方式。
周朝分封了許多諸侯，授權給他們，他們在自己的封地裏，又授權給各大夫。授權以後，諸侯只要盡到一定的義務，如歲貢、出兵勤王。（所以楚子貢包毛不入，其他諸侯就有理由討伐他，幽王烽火可以戲弄諸侯。）天子只維持諸侯之間的公共秩序，不要自行攻伐，而中央政府幾乎不管內政，因此在自己的封地裏，諸侯和大夫儼然一個小國王，他們自行徵稅，自行聘請官吏。許倬雲在《從歷史看組織》形容西周這種"分封衆建"的關係是總公司和分公司關係。但這種分級授權形式時間一長，就有一個弊端，會産生弱幹强枝的政權結構，分公司實力大了，不把總公司放在眼裏。周室衰微，諸侯爭霸。
秦以後，行郡縣制，影響至今，所以老毛說"千年猶行秦政制"。許倬雲說："秦朝設郡縣，等于不設分公司，而是成立辦事處及其代理人，直接向中央負責，地方官的成績，都是直接向中央政府報告。"這種授權是直接授權，權力只有一個來源-----皇帝。知縣、知府、巡撫、總督，他們官職有高低，但彼此沒有隸屬關係，都是朝廷命官，都是皇帝授權。知縣聽命于知府，只是權力運行的程序而已，目的都是爲了替皇帝，替朝廷辦差，知縣的權力幷不是知府給的。因此，明清政府最低一層的首長---- 知縣都是朝廷任命幷考核的，清朝皇帝接見新任縣令，就是一種象徵意義上的諭示：你只對朕負責，你的官印是朕給的。因此，當時下級雖然也得奉迎上級，畢竟天下之大，朝廷對信息的掌握是有限的，得罪上司會十分麻煩，但畢竟自己的烏紗帽不是頂頭上司直接給的，頂頭上司只有參劾、保舉和協助吏部考核之權，知縣對知府、知府對巡撫的人身依賴關係幷不十分强烈。
如今的縣委書記、市委書記權力從何而來？如何授權？是分級授權還是直接授權？是，也不是。因爲整個政權的權力來源既非受命于天，也非來源于憲政體制下的選票，而是靠一切權力來源于人民，屬于人民這類政治口號式的自說自話。因此縣委書記、市委書記的權力來源、授權方式也是非驢非馬的混合形式。
按照憲法，中央和地方國家機構的權力是通過當地人民代表大會的形式，由公民授予的，但各級人代會又必須在執政黨的領導下開展工作。那麽實質上就是，任何一個行政轄區內，最高權力是由當地黨委的一把手掌握。-----中國現實的政治，就是不折不扣的一把手政治。
那麽，黨委的一把手，也就是說縣委書記、市委書記，誰給他授權？從理論上說，根據黨章，他是由該縣、該市黨代會選舉産生的，由該行政轄區全體黨員授權給他，這看上去近似于一種民選形式，來源于選票。但實際操作中，都是上級組織部門考察，上級黨委開會，上級黨委一把手拍板决定的，可以說，真正的權力是上級黨委，說白了就是上級黨委的一把手授予的。這樣的授權方式又是比較尷尬的，因爲他用以下向上授權之名（黨代會選舉），行以上向下授權之實（上級的黨委任命）。按照權力和責任對等的原則，那麽縣委書記、市委書記在責任上同樣和權力來源那樣名實不符，名義上向選舉自己的全體黨員乃至轄區全體公民負責，實質上只要對給自己烏紗帽的某幾個人或某一個人負責。
民主集中制，在學理上就有某種難以解釋的矛盾，權力既然集中了，又何以體現民主？"與中央保持一致"更多的時候只能是一種口號式要求，在實際操作中很難兌現。因爲人家完全可以以子之矛，功子之盾，既然你說權力來自人民，那麽以本地的民意爲名和上級特別是中央討價還價又如何呢？你還不能理直氣壯地像帝制時代的朝廷那樣對所有的命官說：你們的權力都是皇帝給的，幹得不好，皇帝就可以收回你們的權力。
這種實質上的分級授權，其效能還不如郡縣制的直接授權。因爲中央只管省一級幹部，省管地市一級幹部，地市管縣一級幹部，縣管鄉鎮。縣委書記、市委書記只要將能直接影響他職位的某個人伺候好，就行了。其他更高級別的管理層，對他鞭長莫及。而今我國行政級別（此行政是廣義的行政，因爲各地黨委書記才是真正廣義上的行政首長）又是中國歷史上層級最多的，有中央、省、市、縣、鄉鎮五級，行政效能在中間環節稀釋、變形更加容易發生。
四、權力大小與監督機制之對比
分析了市、縣委書記和知府、知縣的授權方式，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今日之市、縣委書記的權力遠遠大于古代的知府、知縣。
地方首長手中的權力我以爲首推人事權。在上文已經分析過了，明清時期知府、知縣乃至更高的布政使或巡撫、總督，其在轄區內沒有自由的人事權。他們轄區的知縣，包括自己周圍入品的僚屬，如同知、通判或縣丞都是由朝廷任命的，他可以參劾、保舉而不能直接任命或罷免。而今的市、縣委書記對低一層次的官員，如市委書記對市委市政府各局、辦，各縣區正副職，縣委書記對鄉鎮及縣各局官員幾乎有絕對的任免權，甚至自己同層級的其他官員，包括各常委、政府的正副職、法院檢察院院長，雖然由上級組織部門考核，但該層級的黨委一把手個人的意見相當重要。再加上現在的官員職數，四套班子加起來，可能數十倍于明清時期，明清一個縣正八品以上的官員有幾個，今天一個縣付處級官員又有多少？
分析至此，我們就能知道爲什麽現在買官、賣官之風如此之盛。古代包括明清兩朝也有賣官鬻爵之事，但賣官之權，全國都集中于吏部。而今每個市委書記、縣委書記如果想賣官，都能做到，而且官員的職數遠遠多于古代。賣官既然操作起來更方便，可賣的總量更大，那爲什麽不賣呢？而且賣的是別人"寄存"在自己那裏的東西，得到的利益却屬于個人，多合算的買賣。
除了人事權，今天的市、縣委書記對社會活動尤其是經濟活動的干預力度也遠勝于古代知府、知縣。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長期是個農業社會，知府、知縣守牧一方，其守牧二字可看出其有無爲而治的一面，治民之術，我國傳統上是儒法、黃老兼用。《明史。職官志》載："知府掌一府之政，宣風化，平獄訟，均賦役，以教養百姓。""知縣掌一縣之政。凡賦役，歲會實征，十年造黃册，以丁産爲差。賦有金谷、布帛及諸貨物之賦，役有力役、雇役、借請不時之役，皆視天時休咎，地利豐耗，人力貧富，調劑而均節之。歲歉則請于府若省蠲免之。凡養老、祀神、貢士、讀法、表善良、恤窮乏、稽保甲、嚴緝捕、聽獄訟。皆躬親厥職而勤慎焉。"
可見知府多是宏觀調控，知縣作爲親民之官，管理的事務很實，但有限。無非是賦稅徵收、勞役差派、訟獄治安以及一些公益事業。古代中國縣以下是鄉土自治，以宗族爲核心的民間自治力量很强大，知府、知縣只要保境安民，替朝廷如數收稅就行了，至于老百姓自己怎樣生産、生活，沒必要太多過問。
現在的市委書記、縣委書記在其轄區，可謂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要管空氣。 "除了當地的駐軍他管不了，其他還有什麽事他不能管，不想管的？人事大權、行政事務、司法活動，乃至人代會這樣名義上的民意機構，都歸他的領導。由于現在的經濟水平遠非古代農業社會可比，國有企業的投資、運行，民營企業的存活、重大公共項目建設，都可以直接插手。從落馬的市委書記、縣委書記的案件分析，這些人除了賣官牟利，最常見的形式就是插手重大建設項目，官商勾結大謀私利。今日中國經濟繁華遠非古代可比，市、縣委書記手中的權力也遠非古代知府、知縣可比，那麽其以權謀私的空間自然比古代的同級官員大得多。
講到權力，自然不能不說監督和問責機制。從秦朝設御史大夫開始，兩千年帝制時代，除了皇權之外，其他的權力都有明確的監督機構給予監督-------至于監督的效果，因時代而有差异。明清兩代，對地方官的監督機制是比較完備的，明朝多太監弄權，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爲太監作爲皇帝的私人，游離于帝國文官監督體系之外，明朝監督分兩個序列，中央六部是給事中，地方各省爲禦史道，合稱"科道"，清承明制。明朝十三行省共十三道監察禦史一百一十人，由都察院管理，查糾各地方官。其級別幷不高，正七品，和知縣一樣，但威權重，一旦外出則是代天子巡察各地，稱巡按（明朝禦史外出巡查，加總督、巡撫、經略、總理、巡視等名銜，清代總督、巡撫已成爲地方實職。）《明史。職官志》言："而巡按則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按臨所至，必先審錄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辨之。"傳統戲曲裏面，那些新科進士，最牛氣的是點了"八府巡按"，到各地後，地方府、縣官見到他們十分恭敬。所以《玉堂春》的王公子，才可能巡按山西時，救下了和自己有個N夜情的美眉蘇三。
當然，這種監察權僅僅是皇權的派生，如果皇帝昏庸，他們照樣不能很好地行使監察權，明熹宗魏忠賢當權時，被殘害的楊漣、左光鬥等官員大多是監察官。但帝制時代有一個好處，這江山的"産權"明晰，有非常明確的産權人，即皇帝，江山是自家的，不是特別昏庸的皇帝，誰也不會由得地方官胡折騰。儘管我們教科書上說明清兩代政治黑暗，但僅僅是晚期，大部分時間內朝廷對知府、知縣一級的官吏還是有著較嚴密的監督體系，地方政治不至于一敗塗地，否則兩個朝代的壽命加起來也不會有近600年。
由于明清兩代的監察權在中央，一個七品的禦史照樣敢查糾地方大員。今天比起明清兩代，似乎監督、問責機制更加健全，有黨委紀檢部門、政府監察部門、司法的檢察部門，還有所謂代表民意的人大監督。看起來四管齊下，但既不能真正啓動民意程序對市委書記、縣委書記進行彈劾、罷免，全國如此之大，中央又不能直接監督他們，他們所能接受的是同級和上一級的監督。同級監督幾乎不可能，人大主任由書記兼任，紀委書記、檢察院長、監察局長又是自己的下屬，誰敢監督他？那麽上一級監督部門呢？最能對貪瀆市、縣委書記發生監督效能的也確實只能是上級監督部門，可正如上文分析那樣，市、縣委書記是分級授權，對他職位發生關鍵影響的是上一級的黨委一把手，兩人中間幷沒有設置隔離墻，下級黨委一把手一般說來是上級一把手信得過的，除非他在上級的黨委一把手心中失寵，或者上級一把手換人，或者由于說不明道不白的權力鬥爭，或者因爲有上級一把手也替他擋不住的外力-----比如更高級別的專案組介入，縣委書記、市委書記才可能出事。十年前泰安市委書記胡建學說過一句話很精闢，大意是官做到地廳級，幾乎就沒法監督了。
現在的體制下，可能起點作用的是新聞監督，但本地新聞媒體也在當地黨委的領導之下，异地監督現在又被打壓，新聞監督的空間在當下更加狹窄。
明清兩代不許在家鄉五百里內做官之類的回避制度實行得不錯，全國的知縣、知府都由朝廷的吏部統一分派，一個知縣大多在離鄉很遠的外地做官，有三年大計這種吏部和都察院聯合舉行的考核方式，而且流官的調任、升遷也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避免了一個知府或知縣盤踞一地特別是和家鄉的各種勢力發生關係。而我們今天的市、縣既非真正的地方自治，由選票産生本地的行政首長，又不是明清那種官僚體制下普遍地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回避，因爲是分級授權，官位由上一級任命，大多只能在本省範圍內交流市委書記，本市範圍內交流縣委書記，無非是在鄰市、鄰縣做官。所以遼寧人王亞忱能在遼寧當許多年的市委書記，湖南人李大倫在湖南，湖北人孫楚寅在湖北任一個市的市委書記多年，能不在當地盤根錯節、只手遮天麽？
今天我們雖說明清時政治上腐敗，但具體分析對地市、縣一級的行政首長的管理，今天又比明清兩朝做得好嗎？
結語：體制不改，必然會産生市、縣委書記"土司化"
現在我們如果往前走一步，能在憲政體制下，由選票來選拔市、縣一級的行政首長，自然就有民意機構對他們實行全天候監督，他們即使貪瀆，也很容易暴露在陽光下。要麽我們退一步，回到明清時代那種，府、縣主官都由中央委派、考核、調任，也能一定程度避免現在的市委書記、縣委書記權力失控的現象。問題是我們既不敢往前進，又不能往後退，正處在兩頭不靠的中間狀態。市、縣委書記只要搞定一兩個關鍵人物，貪瀆的風險就很小，這樣下去，一些市、縣委書記就很容易變成當地爲所欲爲的"土司"。制度不改革，僅僅靠"權爲民所用"這類道德說教是起不了真正作用的。而毛時代，搞一場接著一場政治運動，使官僚層處于動態之中，一定程度可能避免地方官"土司化"，但社會成本太高。
從某種意義上講，"土司化"的流官比明清時代真正的土司還可能肆無忌憚。因爲土司是世襲的，爲子孫後代計，還不敢對治下臣民太嚴酷，會儘量避免殺鶏取卵的短期行爲。而掌握巨大權力的市、縣委書記，在監督失靈時，有人可能會把治下的每一寸土地都當成公共牧地，只求眼前收割，哪管日後荒蕪。
那麽出路在哪里？其實每個對世界潮流有所體察的人，都不難知曉答案，在此我就沒必要贅述了。
2006年7月20日于聽雨齋
窑工和蘇三的不幸與幸運（十年砍柴）
窑工和蘇三的不幸與幸運
十年砍柴
（遵照南方都市報編輯之囑，將《蘇三的詛咒》改寫，成了一篇可以見報的文章，鋒芒少了些，但我自以爲可能更理性一點。）
■媒體思想之十年砍柴專欄
洪洞在中國近古民間記憶中，幾乎成了一個符號，黑窑事件偏偏在洪洞縣爆出。人們不能不聯繫到發生在該地的兩個著名歷史故事——象徵司法黑暗的蘇三起解以及明初的大移民。這次大移民是華北地區許多家族一道歷史傷疤，他們的遷徙幷非自願，而是明朝政府哄騙加威逼使然。
明初華北大地遭受兵燹後，一片"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鶏鳴"的慘狀，只有山西因山河表裏，戰火荼毒不重，居民依然稠密。政府希望山西人遷居到十室九空的河北、山東、河南等地，這是一種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的明智國策。然而，中國人安土重遷，很難主動離開故土的。作爲政府該怎麽辦？如果擱在美國，他們墾殖西部時頒布法律，給去西部的居民優厚條件，包括擁有土地。但是在明洪武那個年代，這樣的移民方式不可能是主流，儘管明朝政府對從山西移民其他地方的人也在賦稅等方面給予優待，但更主要的方式是"哄騙"與"威逼"。
傳說當時朝廷擔心老百姓不願意去外地，就發布公告說：凡是某月某日自動到洪洞縣大槐樹下的百姓就不用移民了。老百姓那天成群結隊、扶老携幼來到大槐樹底下，誰知道早有官差在那裏等候，統統將他們押送到外地，省却了挨家挨戶動員的麻煩。朝廷用對待罪犯的方式對待這些移民，全部捆綁，路上要大小便時，就得勞煩官差鬆綁，"解手"一詞就源于此。
明初移民的傳說說明，在官府看來，自己對臣民有生殺予奪大權，用不著和他們談判、博弈，先哄騙，不就範的然後使用武力逼迫他們。
再說蘇三起解。一個幾乎要沉冤到底、推向刑場的美女，因爲當年在妓院結交了一個恩客，才從刀鋒底下活過來。蘇三的不幸是她被富商買到山西做妾，在舉目無親的异地被冤；幸運的是，當初在金陵結緣的王景隆考中進士，被任命爲禦史巡按山西，主持了死刑案復核。
蘇三的被救是一個奇迹，由一個個偶然事件串在一起，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她都不可能昭雪。如果不是她認識了王景隆；如果不是王景隆去趕考，如果王景隆沒有考中進士；如果考中進士沒能當上十三道禦史；如果當上禦史不是派往山西而是其他省巡察，她肯定是刀下冤魂。在普遍司法不公的社會，蘇三是奇迹，竇娥是常態。在這種制度下的人，被冤後想到的不是法律的公正，而是盼望貴人出現。因此蘇三被押解，"將身來到大街前"，她所企盼的絕不是司法機構能秉公，而是唱道："過往的君子聽我言。哪一位去往南京轉，與我那三郎把話傳。"
蘇三這個弱女子的命運，自然不載于王侯將相爲主角的正史，依靠話本小說和戲曲流傳；明初移民血泪史中，一個個草民的姓名、命運，正史也沒有詳細記載，只能在一個個家族中口口相傳，至今讓許多人來到洪洞尋根，在大槐樹底下唏噓不已。
明初移民和蘇三起解，是不同于官方正史的民間記憶。在皇權時代，對于官府，無可奈何的百姓，只能在話本、傳說、戲曲中寄托屬于自己的愛憎等情感。
"九也恨來十也恨，洪洞縣內無好人。"這是蘇三發出的千古一嘆。欣慰的是，如今多數人在引用這句話時特意聲明，此"洪洞縣裏"準確的含義是"洪洞縣衙"。這句注明幷非多此一舉，一個外地女子在當地遭遇司法不公，大多數居民不能對她的命運産生任何影響，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數，就想做"好人"也沒有機會。
而在建設法治國家的今天，洪洞縣黑磚窑裏的工人理由有著不同的期盼。雖然那些被限制人身自由、被傷害的工人，他們有著與明初移民和蘇三相同的不幸。黑窑事件絕不始于今日，也不獨存于洪洞縣一地。可基層政府的一些官員，冷漠之極，他們無視于眼皮底下的罪惡，甚至有人參與作惡，一如參與陷害蘇三的那些官吏。幾百年過去了，中國傳統政治那種可惡的基因竟然頑固地存活下來。但這些工人比蘇三幸運的是，儘管他們被奴役的狀態與蠻荒的遠古無异，但他們畢竟生活在資訊發達的21世紀，生活在互聯網時代。這一事件披露後，在民間尤其是網絡上引起排山倒海的憤怒，民間的憤怒引起上層關注，上層及時作出反應，用行政力量解救黑窑裏的工人，用司法手段懲治作惡者。
讓人有些傷心的是，蘇三和黑窑奴工被救最終經歷了相同的路徑：引起權力體系中高層人士的關注。這種糾錯是權力比拼中，高位勝低位，强勢勝弱勢的結果，而非制度如影相隨地保護他們。
儘管如此，窑工還是比蘇三幸運。蘇三的時代，民意很難通過正常的方式表達，罪惡容易成功地被隱藏，普通人做一個看客都不能，遑論是"好人"了。而互聯網時代，窑工的遭遇被媒體披露，成千上萬的普通人通過互聯網和其他媒體表達自己的憤怒，從而影響這一事件的處理。今日中國，已經超越只能用戲曲、傳說表達民間情緒的時代了。
在蘇三的背後，只有一個王景隆；黑窑奴工背後，站著無數個普普通通的中國人。
地主是個什麽樣子？（十年砍柴）
地主是個什麽樣子？
十年砍柴
（載《中國青年報》）
"地主怎麽這樣仁義勤儉？對著長工怎樣這般窩囊？"一些人看了央視正在播出的連續劇《闖關東》後，在網上提出此疑問。
李幼斌在《亮劍》中飾演了一個"另類"英雄-----有點痞子氣有些狡黠的李雲龍，此番他在《闖關東》中飾演的是一個"另類"地主朱開山。這個帶著全家從山東來到東北的農民，勤儉大度講義氣，他掙下了一份家業，恩威幷施對付偷懶的長工。
痞子英雄和仁義地主，其實是生活中的常態。沒有一點天不怕地不怕的流氣和痞氣，是很難在行伍裏脫穎而出的；而地主如果太目光短淺太凶惡，是很難發家的。
對70年代初或更早出生的人來說，沒有目睹過地主的樣子，而是由教科書或文藝作品告訴他們的地主是這樣的：劉文彩、黃世仁和那個在雷鋒叔叔手臂上砍下三刀的地主婆。
這樣的地主，幷不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而是對一種政治概念的演繹。一旦被貼上"地主"的標簽，似乎就應該這樣凶惡，有如土匪就應該是座山雕那樣子。
中國長期是一個小農經濟的國家，人多地少，經濟欠發達。在大部分地區特別是南方，地主多是省吃儉用買下幾畝水田的小康之家。像劉文彩這種占地極廣的地主當然也有，但很少，沒有非正常的方式積累財富，不可能占用太多的土地。劉文彩其實只是個管家，那些地是他當西康省主席的兄弟劉文輝擁有的，因爲劉文輝和平起義是民主人士，不好作爲地主的形象代言人出現。而劉文輝之所以能擁有大片土地，財富的來源顯然是他擁有的公權力。多數地主、富農必須勤勞節儉，必須與人爲善，也不可能對雇工太嚴酷，才可能維持那份家業。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1949年以前中國農村的土地大多是私有的，土地交易當然有憑藉權力强買强賣的現象，但多數土地買賣是基于雙方自願的交易。而由于人口繁殖過快，土地有限，一家要擴大土地占有量是艱難的，省吃儉用還要運氣好，別碰上天灾人禍。他們有了土地後，被雇傭的工人幷非喪失了自己人身權，地主不可能像山西黑磚窑老闆那樣能限制工人的自由。小農經濟的生産方式决定生産效果依賴于勞動者的自覺，對地裏幹農活的人不可能拿著鞭子讓他賣力，巧妙地偷懶使壞是很容易的。後來的人民公社以政權的力量都沒能解决農民出工不出力的問題，何况普通的地主？所以他們必須籠絡好長工，才可能使土地有更好的收益。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地主和富農都生活在熟人社會裏，熟人社會裏道德倫理的約束力是很大的，李逵上了梁山面對陌生人很殘暴，回到老家的村子就成了規規矩矩的李鐵牛，何况一家子長期生活在某個村子的地主？他們必須要有個好名聲，才能保證家業興旺。
筆者小時候，當過長工的爺爺常給我講兩個故事。第一個故事說他給一個同族的地主抬轎子，這個地主知書達理，是民國政府的一個區長。只有過村莊時這個地主才坐上轎子顯示威儀，而在山路上他下轎步行以减輕轎夫負擔。土改時這個地主被槍斃了。第二個故事是爺爺租種另一個地主的田，秋收後地主來收租，我家太窮沒能力辦好飯菜，我爺爺又衝撞了他。地主一氣之下發話要退佃，可是退佃後沒有任何其他佃戶租種那塊田地，不想田地撂荒的他反而求我爺爺再接著租種。
聽這兩個故事的時候，我還受著階級鬥爭的教育，以爲第一個地主是假仁假義欺騙爺爺，而第二個地主向佃農服軟我覺得多半是爺爺吹牛。爺爺故去已多年，現在我再回想這兩個故事才相信爺爺所說不虛。第一個地主他是我們宗族的佼佼者，他需要得到鄉人的尊重，他必須施仁義于鄉人。他後來被槍斃讓我爺爺很是不解，認爲錯殺了這樣一個好人，一輩子沒走出大山的爺爺不能理解，社會大變化時有些人需要殺人立威，與被殺者本人的品德口碑無關。第二個故事讓我明白再混賬的地主也要尊重民間習慣法。東家是不能隨便退佃的，除非佃戶有違約行爲，譬如沒有天灾而不能及時足額繳租。否則的話整個鄉土社會的秩序將會混亂不堪，因此長工一句頂撞而退佃不會被民間習慣法所容，哪個人不知趣接著租種將承受巨大的輿論壓力。
其實，在中國傳統社會裏，一般老百姓最可能受到傷害的往往是官府和土匪。-----即暴政或被暴政製造的暴民之害，地主反而是維持社會秩序的良性力量。爲了政治宣傳的需要，多數如朱開山那樣的地主形象被屏蔽了，少數如黃世仁那樣的地主成了整個階級的形象代表。
上世紀對中國人來說是個多灾多難的世紀，經歷那麽大的灾難，幷未産生《湯姆叔叔的小屋》、《戰爭與和平》這樣的小說，産生《亂世佳人》這樣的電影。分析地主的形象被標簽化，或能窺見某些原因。
方風雷 躲在幕後的銀行家（南方報系）
博主按：這是一個非典型的典型中國"成功"故事。里面具有或暗含著這些關鍵詞：前官員、國情、高層人脈、公章、叢林法則。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nfrwzk/200907310225.asp
方風雷 躲在幕後的銀行家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2009-07-31 15:34:14 作者：劉欣然
方風雷的名字從來都是和大交易聯繫在一起的。但對于先行者來說，從不缺少非議
7月7日下午，蒙牛乳業董事長牛根生與中糧集團董事長寧高寧雙雙出席中糧集團入股蒙牛的媒體溝通會，兩人談笑風生。另一個關鍵人物厚朴基金掌門人方風雷幷未到場。
即便沒有出現，以方風雷爲標題報道整個收購事件的文章也多如牛毛。如果方風雷到場，相信整個媒體溝通會將會是另外一種局面。
踏入投資銀行業15年，現在的方風雷當之無愧稱得上是行業標杆人物。
在合資投行這塊人事最複雜、涉及利益之大最驚心動魄的領域裏，深諳中國國情幷且擁有强大政府高層人脉的方風雷奮力前行，不斷挑戰自我。
方風雷自己從不僅僅以銀行家自居，抱負極大的他將視野放在了更高更宏觀的中國經濟發展層面上，幷從中尋找自己的發展方向。
對公衆而言，幾乎從不接受采訪的方風雷像他所完成的案例那樣既高端又神秘，各種各樣的非議又總是和他如影隨形。
方風雷幾乎從不公開反駁，他說，"我認爲我做的事情是對的，是對中國有利的"，"這些事是中國證監會和中國政府說了算的。"他堅信："成功者是不受責備的。"
大交易
收購蒙牛的案子中，中糧集團與厚樸基金共同組建一家新的公司，中糧集團持股70%，厚樸基金持股30%，分別向蒙牛認購新股、向老股東購買現有股份，總投資61億港元，這是迄今爲止中國食品行業最大一宗交易案。
方風雷的缺席更像是刻意而爲，厚朴一位高管人士說："方總現在深居簡出。"
厚樸的這筆投資，是今年第三次驚動市場。一個月前，由厚樸基金牽頭的投資團一舉接下了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手中的135.09億股中國建設銀行H股股份。總價高達73億美元的此次交易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的一宗股票配售交易。
今年1月底，厚樸從蘇格蘭皇家銀行手中接盤了中國銀行H股的部分股票，整個交易涉及資金6.5億美元。
厚樸基金首期規模25億美元，自2007年成立以來，厚樸一直蓄勢待發，雖有零星投資，便到今年才有這些"大動作"。
即便是在少數出席的公開場合，方風雷也以"private"爲由，對厚樸和自己做的交易避而不談。但人們仍然暗地裏揣測，這些交易有多少政府的意願。
業內人士認爲，方風雷目前的難題是如何給這些股權找到"下家"賣出去。
私募股權基金的資金使用期限是有時間限制的，一般是9個月，或者12個月，具體如何屬于商業機密。
如此大批量的股票，不可能在二級市場上散買散賣，否則二級市場股價將會劇烈波動，在國外一般會有這種類似于"批發商"角色市場制度設計。我國證券市場前兩年也設置了大宗交易平臺，不過與國外相比還有很多限制。
這個難題在方風雷目前的困局中只算是小事一樁。原來計劃100億規模的人民幣股權基金沒有募集到資金成立，是目前讓方風雷偏離自己預計軌道的最爲被動的事情。
"如果有人需要公章，就去找方風雷"
方風雷的名字從來都是和大交易聯繫在一起的。
1985年，33歲的方風雷已經是廳局級幹部了，他的職務是河南省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總經理。
方風雷1968年到內蒙古農村插隊，兩年後參軍入伍。1978年，當了一陣工人的方風雷考入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修中文，輔修經濟學。
畢業後方風雷分到外經貿部工作，後來在參加考察團赴河南調研體制改革期間，被河南省領導看中，調到河南省經貿廳。
方風雷的能量在這個時期初露頭角，他銳意改革，將河南省最大的4家外貿公司捏合在一起，成立了中原國貿和中原集團，他本人也成爲外貿體制改革小組的成員。
隨後方風雷參與我國第一個期貨交易所鄭州商品交易所的設計和籌備工作，事業第一次和金融業挂上了鈎。
有說法是，正是此時方風雷得以結識王岐山。王岐山當時擔任北京農村改革政策研究所所長，到河南進行實地調研時遇到了方風雷。
王岐山欣賞方風雷的才幹，深信其潜力，將他送到美國學習金融業。說法不可考，但確鑿無疑的是，這次出國學習成爲方風雷人生最重要的轉型。從此他告別了前程遠大的仕途，成爲一名"不以商人自居的銀行家"。
回顧後來一直飽受爭議的生涯，方風雷對本刊記者說："我是頂著做，出身紅，政治上能擔待，肩膀擔得起，否則一會兒愛國一會兒賣國的，換個人神經受不了。"
從美國回來後，方風雷奔赴熱土海南，供職于海南銀泰科貿公司，該公司隸屬于建設銀行。王岐山當時擔任建設銀行行長。
方風雷注意"高位蓄水"，積累人脉，"跟隨高明的老師學習"的特點由此開始，貫穿整個職業生涯。
1999年9月，志在必得的中海油赴美上市，結果在投資者對其海上石油專營權的詰問中功敗垂成。第二次上市時衛留成見到時任中銀國際總裁的方風雷的第一句話是："我記得1999年上市失敗時你曾經給我發了封傳真，鼓勵我。"
2004年方風雷受命解决海南證券危機，幷且由此引出高盛高華的成立，衛留成當時擔任海南省省長。
另外方風雷和頂尖的經濟學家劉國光有著極爲親密的關係，因此在决策層的智囊團中建立了自己的另一個圈子，從而增加了手中的砝碼。
方風雷的一位同事曾經說，"如果有誰需要公章，就去找方風雷。"
很快，方風雷迎來了事業中最重要的一段經歷，從此開始了自己叱咤風雲的精彩人生。
中金歲月
1992年冬天的時候，趁在特拉華州參加弟弟婚禮的機會，方風雷通過經濟學家劉國光，見到了時任世界銀行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林重庚。
後來有人寫道，"兩個人相處得挺好，花了很多小時討論金融和經濟問題。有一次他們一起去游覽華盛頓國家動物園，站在大熊猫的面前，他們討論了中國成立一家投資銀行爲國有産業提供基礎金融服務的想法。"
現在的中國爲了高達2萬億的巨額外匯儲備發愁，但90年代初的中國，仍然非常缺錢。深滬兩個證券交易所剛剛成立不久，水位尚淺，四大國有銀行幾乎是企業的全部資金來源。一些大型企業要想實現跳躍式發展，只有海外融資一條路。但國內缺少能够完成這一任務的自己的投資銀行。
1993年年末，林重庚向國內遞交了一份"關于申請成立中外合資投資機構的報告"。很快，王岐山讓方風雷北上參與中金公司籌備工作。
最初的時候，外方合作夥伴考慮高盛，但是高盛執意于獨資，于是摩根士丹利成爲最終的選擇。
1995年6月25日，中金公司挂牌成立，王岐山擔任中金公司董事長，摩根方面派任總裁。
摩根方面希望中金公司是自己在中國內地的一顆棋子，而王岐山更希望中金公司是一家獨立的公司，中金公司裏中方和外方的關係和鬥爭因此極爲複雜。摩根在3年時間裏先後換了5任總裁，最後放弃努力，不再往這一職位繼續派駐人員。
方風雷雖然只是副總裁，但他在關鍵業務中的推動力，巨大的創造力和創業精神，以及對公司的控制力，使其成爲中金公司的實際管理人。這一點，正是王岐山將方風雷送入中金公司的意圖所在。
儘管從來沒有投資銀行經驗，但是方風雷與那些華爾街來的投行精英們的工作作風明顯不同，也更適合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
前華爾街日報駐中國記者麥健陸（James McGregor）在他的《同床异夢》一書中這樣寫道，摩根方面和"中金公司的海歸銀行家們曾一度看不起方風雷，認爲他就是一個對金融交易和資本市場一竅不通的鄉巴佬。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明白其實他是精通中國商業作風的大師，而他們自己對這種作風一無所知"。
"這些銀行家們受到的是帶有西方商業特點的做事直截了當的培訓。而後他們發現自己跟著方風雷和潜在客戶坐在一 起，吞雲吐霧，吃喝玩樂一直到很晚。方風雷知道怎麽樣才能讓客戶袒露心聲，告訴他什麽是他們擔心的，什麽是他們喜歡的。他知道這些人在不同的職業階段需要做不同的事。客戶認同方風雷，信任方風雷。"
1997年10月中國移動首次公開發行，在香港聯合交易所和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發行27.7億股，融資 42.2億美元。中金是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主經辦人、聯席保薦人。這是截至當時亞洲除日本之外的最大規模的IPO，"整個溝通過程可以寫一本書，但是方風雷在5個月時間裏溝通好了一切。"
方風雷一戰成名。
此後，2000年4月的中國石油，6月的中國聯通，10月的中國石化，2000年4月新浪網首次公開發行，中金公司都是當然的不二人選。"方風雷是這些交易中唯一真正的創造者。"
方風雷將這些交易的外方承銷資格送給了高盛而非摩根，大失所望的摩根最後放弃了中金公司，成爲單純的財務投資者。
離開中金之後，方風雷淨說摩根的好話，他說："如果沒有中外雙方在中金創造的和諧氣氛，中方沒有抱著小弟弟的學習的心態，中金公司是不可能成功的。摩根在中金的參與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發展的是誰？
對于先行者來說，從不缺少非議。當中國證券市場發展越來越壯大，越來越多的人投身其中，這種質疑的聲音越强。
爲什麽要把效益好、規模大、壟斷性强的國企，比如中石油、中海油、中移動海外上市，使得中國國內投資者長時間不能分享到中國經濟成長的好處？中石油從2000年海外上市至2007年，公司累計分紅達3055億元人民幣，巴菲特一人就從中石油賺得近200億利潤。
激烈者大駡："寧與外賊，勿與家奴！"
對這些方風雷心知肚明但鮮有反駁。
2006年年底，在唯一的一次接受記者采訪中，方風雷問："發展的究竟是誰？"
"我14年前去日本，看到東芝、索尼、松下，感覺他們很高大，相比之下要達到他們那樣簡直不可想像，現在我認爲我們離他們不遠了。2005年銷售額最大的公司是東芝，盈利能力最强的公司是中石油。中移動比日本的NTT、AT&T規模大多了。中海油被評爲海外幷購最佳公司，最佳中國管理團隊。當初中海油上市時總資産10億-60億，後來經過4次融資，目前總資産400億。不國際化，中國企業能走到這一步嗎？"
方風雷認爲，號召國企回歸，屬于降格以求，"發展更重要"。"中國石油的老總蔣潔敏說，我們更需要你們，我們要走向國際。中石油在香港倫敦紐約上市的這幾年，適應了國際監管水平。最好的企業都是在國際市場上殺出來的。"
"全世界的主要投行投入到H股、紅籌股以及國內企業的國際上市等機制建設中來。他們也確實賺了點錢，爲什麽一定要認爲他們是壞人呢？這是解决問題的途徑。"
"發展的是誰？""無非人家賺了點錢，大賬小賬要算明白。"
采訪中方風雷不問自答，掏心掏肺，敏感問題暢所欲言，滔滔不絕。熟悉他的人對記者說："方風雷就是這樣，總是能在最短的時間裏取得對方的信任。"
高盛高華風雲
2000年方風雷離開中金公司，在香港中銀國際和工商東亞短暫停留之後，2004年再次震動市場。
一次性掏出5億人民幣爲海南證券解决挪用保證金黑洞，繼摩根進入中國內地市場10年之後，高盛爲自己爭取到了第二張"門票"。
2004年9月8日，中國證監會批准北京高華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組建，方風雷等6個自然人成立的3家公司向高盛貸款1億美元（當時合8億人民幣），持有高華證券75％股權。這是發改委首次批准中國個人借用國際商業貸款。
隨後高盛集團與高華證券成立合資公司高盛高華，高盛持股33％，高華證券持股67％，合資公司由方風雷出任董事長。
在高盛130多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成立過合資公司。高盛的理由是，金融機構裏文化的作用很强，不能合資。但這一次，高盛把自己在中國市場的未來押在方風雷及其强大的人脉關係上。
方風雷說："當時我不想貸高盛的錢，但是我們國家的政策一是不給私人貸款，二是貸款不能作爲資本金。民生和建行當時想給我貸款，可是這樣就違反貸款通則。"
"有人說我搞高華是重複的事，我不管。我在國內隨便搞一個投行很輕鬆，但是沒有必要。如果搞高盛是爲了我自己，有這個必要嗎？當年搞中金我就不是這個想法。"
晚于高盛高華成立的瑞銀證券爭取到中石油回歸A股等大單子，而高盛高華成立兩年多時間裏投行業務幾乎顆粒無收。2007年，業界盛傳方風雷受到外方極大壓力，被迫離開。
對此方風雷的左膀右臂、高盛高華總裁章星說："你去看看高盛在美國做的事情，它已經不在乎傳統投行業務了，更在意交易。"
不辯解不等于不委屈，方風雷說："這究竟是對中國有利還是沒利？對投資者有利沒利？有什麽不好的我就不明白。這是證監會說了算的，是中國政府說了算的。"
"中國在利用外資的過程中也讓了一部分利，但是你想要什麽，讓的是什麽，大賬和小賬要算清楚。適當地限制外國資金進入，繼續對外開放，絕對是健康的，很多人不願意聽。"
"我們這個公司是中國市場整個開放過程中的小小的一頁紙，但是我們要建立有效的成熟的資本市場，還要long long to go。"
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
2007年中，厚樸基金完成25億美元募集，方風雷仍然擔任高盛高華董事長，但是亦逐漸淡出日常事務管理。英藍國際17、18層的高盛高華，方風雷已去得不多，隨後，方風雷把以繁體字篆刻的"厚樸"二字LOGO不顯眼地挂在了C區二層不大的辦公區，低調而質樸。
在成立厚樸基金的同時，方風雷致力籌建百億規模人民幣股權基金，雖然發改委批了100億的額度，但是由于籌集不到資金，方風雷不得不單獨運作厚樸。
業內人士說，國內大部分資金都集中在國企手裏，誰也不放心交給私人管理，"憑什麽把錢讓他們幾個賺啊？"而且，"給張三不給李四，說不清楚。""公對公什麽都好說。"
渤海産業基金因爲同樣的原因，也沒有募集到構想資金規模。國內只有社保基金給鼎輝有投資。
方風雷感慨："我一開始就不想替老外打工，但沒人給我錢啊！"
成立私募股權基金，本來是方風雷完善國內市場交易結構想法的延續，但是現在由于拿的是外資，外資進出國內市場不僅受管制，換匯也會增加成本，因此方風雷的厚樸基金更多的是在H股市場上運作，操作空間有限，而且偏離了之前的計劃。但這顯然不會是方風雷的終曲。
仍然有人質疑方風雷以6.4港元的二級市場4成折價買下建設銀行股權，方風雷不替自己解釋。
"我認爲自己做的是正確的事情，最終受益者是中國的金融市場。我的夢想是看著中國經濟起飛。"
"我不管別人怎麽說我怎麽看我，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nfrwzk/200907310225.asp
方風雷 躲在幕後的銀行家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2009-07-31 15:34:14 作者：劉欣然
方風雷的名字從來都是和大交易聯繫在一起的。但對于先行者來說，從不缺少非議
7月7日下午，蒙牛乳業董事長牛根生與中糧集團董事長寧高寧雙雙出席中糧集團入股蒙牛的媒體溝通會，兩人談笑風生。另一個關鍵人物厚朴基金掌門人方風雷幷未到場。
即便沒有出現，以方風雷爲標題報道整個收購事件的文章也多如牛毛。如果方風雷到場，相信整個媒體溝通會將會是另外一種局面。
踏入投資銀行業15年，現在的方風雷當之無愧稱得上是行業標杆人物。
在合資投行這塊人事最複雜、涉及利益之大最驚心動魄的領域裏，深諳中國國情幷且擁有强大政府高層人脉的方風雷奮力前行，不斷挑戰自我。
方風雷自己從不僅僅以銀行家自居，抱負極大的他將視野放在了更高更宏觀的中國經濟發展層面上，幷從中尋找自己的發展方向。
對公衆而言，幾乎從不接受采訪的方風雷像他所完成的案例那樣既高端又神秘，各種各樣的非議又總是和他如影隨形。
方風雷幾乎從不公開反駁，他說，"我認爲我做的事情是對的，是對中國有利的"，"這些事是中國證監會和中國政府說了算的。"他堅信："成功者是不受責備的。"
大交易
收購蒙牛的案子中，中糧集團與厚樸基金共同組建一家新的公司，中糧集團持股70%，厚樸基金持股30%，分別向蒙牛認購新股、向老股東購買現有股份，總投資61億港元，這是迄今爲止中國食品行業最大一宗交易案。
方風雷的缺席更像是刻意而爲，厚朴一位高管人士說："方總現在深居簡出。"
厚樸的這筆投資，是今年第三次驚動市場。一個月前，由厚樸基金牽頭的投資團一舉接下了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手中的135.09億股中國建設銀行H股股份。總價高達73億美元的此次交易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的一宗股票配售交易。
今年1月底，厚樸從蘇格蘭皇家銀行手中接盤了中國銀行H股的部分股票，整個交易涉及資金6.5億美元。
厚樸基金首期規模25億美元，自2007年成立以來，厚樸一直蓄勢待發，雖有零星投資，便到今年才有這些"大動作"。
即便是在少數出席的公開場合，方風雷也以"private"爲由，對厚樸和自己做的交易避而不談。但人們仍然暗地裏揣測，這些交易有多少政府的意願。
業內人士認爲，方風雷目前的難題是如何給這些股權找到"下家"賣出去。
私募股權基金的資金使用期限是有時間限制的，一般是9個月，或者12個月，具體如何屬于商業機密。
如此大批量的股票，不可能在二級市場上散買散賣，否則二級市場股價將會劇烈波動，在國外一般會有這種類似于"批發商"角色市場制度設計。我國證券市場前兩年也設置了大宗交易平臺，不過與國外相比還有很多限制。
這個難題在方風雷目前的困局中只算是小事一樁。原來計劃100億規模的人民幣股權基金沒有募集到資金成立，是目前讓方風雷偏離自己預計軌道的最爲被動的事情。
"如果有人需要公章，就去找方風雷"
方風雷的名字從來都是和大交易聯繫在一起的。
1985年，33歲的方風雷已經是廳局級幹部了，他的職務是河南省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總經理。
方風雷1968年到內蒙古農村插隊，兩年後參軍入伍。1978年，當了一陣工人的方風雷考入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修中文，輔修經濟學。
畢業後方風雷分到外經貿部工作，後來在參加考察團赴河南調研體制改革期間，被河南省領導看中，調到河南省經貿廳。
方風雷的能量在這個時期初露頭角，他銳意改革，將河南省最大的4家外貿公司捏合在一起，成立了中原國貿和中原集團，他本人也成爲外貿體制改革小組的成員。
隨後方風雷參與我國第一個期貨交易所鄭州商品交易所的設計和籌備工作，事業第一次和金融業挂上了鈎。
有說法是，正是此時方風雷得以結識王岐山。王岐山當時擔任北京農村改革政策研究所所長，到河南進行實地調研時遇到了方風雷。
王岐山欣賞方風雷的才幹，深信其潜力，將他送到美國學習金融業。說法不可考，但確鑿無疑的是，這次出國學習成爲方風雷人生最重要的轉型。從此他告別了前程遠大的仕途，成爲一名"不以商人自居的銀行家"。
回顧後來一直飽受爭議的生涯，方風雷對本刊記者說："我是頂著做，出身紅，政治上能擔待，肩膀擔得起，否則一會兒愛國一會兒賣國的，換個人神經受不了。"
從美國回來後，方風雷奔赴熱土海南，供職于海南銀泰科貿公司，該公司隸屬于建設銀行。王岐山當時擔任建設銀行行長。
方風雷注意"高位蓄水"，積累人脉，"跟隨高明的老師學習"的特點由此開始，貫穿整個職業生涯。
1999年9月，志在必得的中海油赴美上市，結果在投資者對其海上石油專營權的詰問中功敗垂成。第二次上市時衛留成見到時任中銀國際總裁的方風雷的第一句話是："我記得1999年上市失敗時你曾經給我發了封傳真，鼓勵我。"
2004年方風雷受命解决海南證券危機，幷且由此引出高盛高華的成立，衛留成當時擔任海南省省長。
另外方風雷和頂尖的經濟學家劉國光有著極爲親密的關係，因此在决策層的智囊團中建立了自己的另一個圈子，從而增加了手中的砝碼。
方風雷的一位同事曾經說，"如果有誰需要公章，就去找方風雷。"
很快，方風雷迎來了事業中最重要的一段經歷，從此開始了自己叱咤風雲的精彩人生。
中金歲月
1992年冬天的時候，趁在特拉華州參加弟弟婚禮的機會，方風雷通過經濟學家劉國光，見到了時任世界銀行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林重庚。
後來有人寫道，"兩個人相處得挺好，花了很多小時討論金融和經濟問題。有一次他們一起去游覽華盛頓國家動物園，站在大熊猫的面前，他們討論了中國成立一家投資銀行爲國有産業提供基礎金融服務的想法。"
現在的中國爲了高達2萬億的巨額外匯儲備發愁，但90年代初的中國，仍然非常缺錢。深滬兩個證券交易所剛剛成立不久，水位尚淺，四大國有銀行幾乎是企業的全部資金來源。一些大型企業要想實現跳躍式發展，只有海外融資一條路。但國內缺少能够完成這一任務的自己的投資銀行。
1993年年末，林重庚向國內遞交了一份"關于申請成立中外合資投資機構的報告"。很快，王岐山讓方風雷北上參與中金公司籌備工作。
最初的時候，外方合作夥伴考慮高盛，但是高盛執意于獨資，于是摩根士丹利成爲最終的選擇。
1995年6月25日，中金公司挂牌成立，王岐山擔任中金公司董事長，摩根方面派任總裁。
摩根方面希望中金公司是自己在中國內地的一顆棋子，而王岐山更希望中金公司是一家獨立的公司，中金公司裏中方和外方的關係和鬥爭因此極爲複雜。摩根在3年時間裏先後換了5任總裁，最後放弃努力，不再往這一職位繼續派駐人員。
方風雷雖然只是副總裁，但他在關鍵業務中的推動力，巨大的創造力和創業精神，以及對公司的控制力，使其成爲中金公司的實際管理人。這一點，正是王岐山將方風雷送入中金公司的意圖所在。
儘管從來沒有投資銀行經驗，但是方風雷與那些華爾街來的投行精英們的工作作風明顯不同，也更適合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
前華爾街日報駐中國記者麥健陸（James McGregor）在他的《同床异夢》一書中這樣寫道，摩根方面和"中金公司的海歸銀行家們曾一度看不起方風雷，認爲他就是一個對金融交易和資本市場一竅不通的鄉巴佬。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明白其實他是精通中國商業作風的大師，而他們自己對這種作風一無所知"。
"這些銀行家們受到的是帶有西方商業特點的做事直截了當的培訓。而後他們發現自己跟著方風雷和潜在客戶坐在一 起，吞雲吐霧，吃喝玩樂一直到很晚。方風雷知道怎麽樣才能讓客戶袒露心聲，告訴他什麽是他們擔心的，什麽是他們喜歡的。他知道這些人在不同的職業階段需要做不同的事。客戶認同方風雷，信任方風雷。"
1997年10月中國移動首次公開發行，在香港聯合交易所和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發行27.7億股，融資 42.2億美元。中金是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主經辦人、聯席保薦人。這是截至當時亞洲除日本之外的最大規模的IPO，"整個溝通過程可以寫一本書，但是方風雷在5個月時間裏溝通好了一切。"
方風雷一戰成名。
此後，2000年4月的中國石油，6月的中國聯通，10月的中國石化，2000年4月新浪網首次公開發行，中金公司都是當然的不二人選。"方風雷是這些交易中唯一真正的創造者。"
方風雷將這些交易的外方承銷資格送給了高盛而非摩根，大失所望的摩根最後放弃了中金公司，成爲單純的財務投資者。
離開中金之後，方風雷淨說摩根的好話，他說："如果沒有中外雙方在中金創造的和諧氣氛，中方沒有抱著小弟弟的學習的心態，中金公司是不可能成功的。摩根在中金的參與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發展的是誰？
對于先行者來說，從不缺少非議。當中國證券市場發展越來越壯大，越來越多的人投身其中，這種質疑的聲音越强。
爲什麽要把效益好、規模大、壟斷性强的國企，比如中石油、中海油、中移動海外上市，使得中國國內投資者長時間不能分享到中國經濟成長的好處？中石油從2000年海外上市至2007年，公司累計分紅達3055億元人民幣，巴菲特一人就從中石油賺得近200億利潤。
激烈者大駡："寧與外賊，勿與家奴！"
對這些方風雷心知肚明但鮮有反駁。
2006年年底，在唯一的一次接受記者采訪中，方風雷問："發展的究竟是誰？"
"我14年前去日本，看到東芝、索尼、松下，感覺他們很高大，相比之下要達到他們那樣簡直不可想像，現在我認爲我們離他們不遠了。2005年銷售額最大的公司是東芝，盈利能力最强的公司是中石油。中移動比日本的NTT、AT&T規模大多了。中海油被評爲海外幷購最佳公司，最佳中國管理團隊。當初中海油上市時總資産10億-60億，後來經過4次融資，目前總資産400億。不國際化，中國企業能走到這一步嗎？"
方風雷認爲，號召國企回歸，屬于降格以求，"發展更重要"。"中國石油的老總蔣潔敏說，我們更需要你們，我們要走向國際。中石油在香港倫敦紐約上市的這幾年，適應了國際監管水平。最好的企業都是在國際市場上殺出來的。"
"全世界的主要投行投入到H股、紅籌股以及國內企業的國際上市等機制建設中來。他們也確實賺了點錢，爲什麽一定要認爲他們是壞人呢？這是解决問題的途徑。"
"發展的是誰？""無非人家賺了點錢，大賬小賬要算明白。"
采訪中方風雷不問自答，掏心掏肺，敏感問題暢所欲言，滔滔不絕。熟悉他的人對記者說："方風雷就是這樣，總是能在最短的時間裏取得對方的信任。"
高盛高華風雲
2000年方風雷離開中金公司，在香港中銀國際和工商東亞短暫停留之後，2004年再次震動市場。
一次性掏出5億人民幣爲海南證券解决挪用保證金黑洞，繼摩根進入中國內地市場10年之後，高盛爲自己爭取到了第二張"門票"。
2004年9月8日，中國證監會批准北京高華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組建，方風雷等6個自然人成立的3家公司向高盛貸款1億美元（當時合8億人民幣），持有高華證券75％股權。這是發改委首次批准中國個人借用國際商業貸款。
隨後高盛集團與高華證券成立合資公司高盛高華，高盛持股33％，高華證券持股67％，合資公司由方風雷出任董事長。
在高盛130多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成立過合資公司。高盛的理由是，金融機構裏文化的作用很强，不能合資。但這一次，高盛把自己在中國市場的未來押在方風雷及其强大的人脉關係上。
方風雷說："當時我不想貸高盛的錢，但是我們國家的政策一是不給私人貸款，二是貸款不能作爲資本金。民生和建行當時想給我貸款，可是這樣就違反貸款通則。"
"有人說我搞高華是重複的事，我不管。我在國內隨便搞一個投行很輕鬆，但是沒有必要。如果搞高盛是爲了我自己，有這個必要嗎？當年搞中金我就不是這個想法。"
晚于高盛高華成立的瑞銀證券爭取到中石油回歸A股等大單子，而高盛高華成立兩年多時間裏投行業務幾乎顆粒無收。2007年，業界盛傳方風雷受到外方極大壓力，被迫離開。
對此方風雷的左膀右臂、高盛高華總裁章星說："你去看看高盛在美國做的事情，它已經不在乎傳統投行業務了，更在意交易。"
不辯解不等于不委屈，方風雷說："這究竟是對中國有利還是沒利？對投資者有利沒利？有什麽不好的我就不明白。這是證監會說了算的，是中國政府說了算的。"
"中國在利用外資的過程中也讓了一部分利，但是你想要什麽，讓的是什麽，大賬和小賬要算清楚。適當地限制外國資金進入，繼續對外開放，絕對是健康的，很多人不願意聽。"
"我們這個公司是中國市場整個開放過程中的小小的一頁紙，但是我們要建立有效的成熟的資本市場，還要long long to go。"
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
2007年中，厚樸基金完成25億美元募集，方風雷仍然擔任高盛高華董事長，但是亦逐漸淡出日常事務管理。英藍國際17、18層的高盛高華，方風雷已去得不多，隨後，方風雷把以繁體字篆刻的"厚樸"二字LOGO不顯眼地挂在了C區二層不大的辦公區，低調而質樸。
在成立厚樸基金的同時，方風雷致力籌建百億規模人民幣股權基金，雖然發改委批了100億的額度，但是由于籌集不到資金，方風雷不得不單獨運作厚樸。
業內人士說，國內大部分資金都集中在國企手裏，誰也不放心交給私人管理，"憑什麽把錢讓他們幾個賺啊？"而且，"給張三不給李四，說不清楚。""公對公什麽都好說。"
渤海産業基金因爲同樣的原因，也沒有募集到構想資金規模。國內只有社保基金給鼎輝有投資。
方風雷感慨："我一開始就不想替老外打工，但沒人給我錢啊！"
成立私募股權基金，本來是方風雷完善國內市場交易結構想法的延續，但是現在由于拿的是外資，外資進出國內市場不僅受管制，換匯也會增加成本，因此方風雷的厚樸基金更多的是在H股市場上運作，操作空間有限，而且偏離了之前的計劃。但這顯然不會是方風雷的終曲。
仍然有人質疑方風雷以6.4港元的二級市場4成折價買下建設銀行股權，方風雷不替自己解釋。
"我認爲自己做的是正確的事情，最終受益者是中國的金融市場。我的夢想是看著中國經濟起飛。"
"我不管別人怎麽說我怎麽看我，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
如何在国际上更有效地打击热比娅与达赖喇嘛？（楊恒均）
如何在国际上更有效地打击热比娅与达赖喇嘛？
杨恒均
本文立足于中国政府和中国大陆民众（特别是关心时事的容易愤怒的青年人）的立场，尽量客观、公正地描述和分析国际上的达赖和热比娅现象。本文属于不伦不类的杨氏"学术论文"类别，此文目的是为了帮助年轻人认清国际形势，平和情绪。文章最后也会提出我认为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供有关人士参考。
他们为什么给热比娅、达赖签证？
热比娅刚刚离开澳洲，达赖又在台湾登陆。中国的网民们尚未完成对澳洲总理陆克文的讨伐，现在又要马不停蹄掉头向东。看到网友们像攻击风车的堂吉诃德，我心有不甘，也于心不忍。
我自问自答的第一个问题：陆克文为什么给热比娅签证？很简单，正如陆克文所说，他是澳洲的总理，他有权决定哪些人踏足澳洲大利亚，不用听他人的吩咐。但更深一层的原因是，给热比娅签证符合澳洲的价值观，澳洲大多数人支持热比娅入境。换句话说，如果陆克文不给热比娅签证，他会在今后执政和选举中不停地受到澳洲民众的质疑。
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禁止热比娅参加墨尔本电影节？难道为了让她一个人参加，结果造成中国那么好几位优秀的导演退出，就符合澳洲的利益？澳洲政府不后悔吗？
我的回答：澳洲政府也许后悔，举办电影节的单位也许更后悔，但他们好像没有选择。在热比娅不违反澳洲法律的情况下，禁止她参加，是违反澳洲宪法和价值观的。如果因为热比娅参加，而所有的人都退出来，那只是一个电影节失败了；如果因为多数人的"不高兴"而禁止某一个人参加，电影节成功了，但被破坏的是澳洲的宪法，以及保护少数人的权益不受侵害的民主原则。
看到这里，我知道你又愤怒了，并且有很多问题，稍安勿躁，看完再说。现在我把问题转到台湾。
下一个问题：马英九为什么不拒绝给达赖签证？大家都知道邀请达赖入台的是绿营的高雄市长陈菊，但她只有权邀请，签证是台湾"外交部"发出的，马英九是"总统"。 只有马英九有权力给达赖签证，只有他有权力拒绝达赖入台。
我的回答：马英九如果拒绝达赖入台，将会非常严重地加深他在八八风灾中陷入的政治危机。作为一名政治人物，作为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只有一条道可走：让达赖入台。
这时，一定有网友打断我，厉声喝问：你在胡说什么？看看民调，多少人反对达赖入台啊，马英九的政治危机是因为他在八八风灾中救灾不力，如果继续拂逆民意让达赖入台，他的危机会越陷越深。
我的回答：且慢，你看到的是什么地方的"民意"？大陆的？可你应该知道，这些民意再强烈，可没有选票。而把马英九选为"总统"的是台湾的选民，马英九只会看台湾选民的"民意"。
说到这里，我要插一句，自从马英九去年5月上台后，他的团队积极发展海峡两岸关系，也在国际上寻求美国理解和支持，做得相当不错，可以这样说，在国际问题和两岸关系上，马英九一年取得的成绩，超过了陈水扁八年执政，可喜可贺。
所以，大陆民众对台湾的马英九越来越喜欢，一些小愤青一说到马英九就心花怒放了，一心等着小马哥率领台湾民众投奔大陆的一天早日到来。可是，这次莫拉克飓风带来风灾，也带来马英九政府的政治危机，马英九在台湾的民调竟然落到20%左右，创下了台湾的历史记录。在做一个节目的时候，我惊讶的发现，大陆民众很不认同台湾的民调，认为应该对马英九宽容，应该给马英九的政府一个学习的机会，再说，他在两岸关系上非常棒……
好在马英九是生活在民主政体下的，他和我们的思维不太一样，他知道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就是民众给他的机会，这使得他猛然清醒过来，意识到是谁让他进入台湾"总统府"的——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大陆人，是台湾的选民，还有那些被他忽视了的台湾灾民。他也同时认识到，即便美国人民和中国大陆民众把他马英九视为历史英雄，只要台湾民众不高兴，两年后，他就得乖乖地搬出台湾"总统府"，失掉"总统"这份工作。
这次给达赖签证，马英九没有选择，他如果拒绝，那么两年后的"总统"选举，他将再失一分。到时会有挑战者在台湾民众面前质疑他：请问，你为什么拒绝达赖到台湾来？难道基于人道和宗教考量你也要看别人的脸色？——马英九只有两个答案站得住脚：让他入台不符合台湾人拥抱的核心价值观，或者，台湾民众不高兴，不想让这个分裂分子到台湾来。问题在于，他有这两个答案在手吗？
为什么没有国家敢给拉登和赖昌星签证？
在你愤怒前，或者想删除我文章之前，我先澄清一件事，我绝对不会为那些给热比娅和达赖签证的国家和地区找理由，而是要知己知彼，才能找到对应之策。然后，我想提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为什么世界各国（和地区）都不敢给分裂俄国的车臣武装分子签证？更没有人敢邀请美国的敌人拉登来访自己的国家和地区，可是，却总有人一次又一次给热比娅与达赖签证？
为什么？是因为俄国和美国强大吗？也许有一定的理由，但无论从国际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上，以及和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利害关系上，中国都不能说不强大。再说，现在又不是动不动就用强大能够压得住人家的时代——难道为了一个签证要打仗不成？所以，我认为这理由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是俄国通缉了分裂分子，而拉登则更是在全球被下达了追杀令的！可是，无论是热比娅还是达赖，都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从法律上定罪，更没有被下达通缉令。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例如，如果热比娅策划了新疆屠杀，只要我们有证据，不但可以在国内（缺席）审判她，而且，可以立即通过国际组织发出全球通缉令，这种通缉令即便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抓捕她，也至少能够封杀她。一旦这样的情况出现，即便有少数国家对抗中国的全球通缉，但绝大多数国家会尊重中国法律与国际规则。
写到这里会有人打断我，不会吧，西方一些国家从来不尊重中国的法律。我的答案：不能一概而论，说话要有证据。过去十年，从国外被遣送回来的遭我们通缉的罪犯不在少数，大多是杀人犯和贪污腐败分子。西方国家的法律程序有些复杂，例如加拿大，当我们对赖昌星发出了通缉令这么多年，他还不肯遣返。可是，他也把赖昌星当成了通缉犯，拘留他多次把他送上了法庭。十年过去了，你看到哪个国家包括强大的美国敢给赖昌星签证，让他到美国、澳洲到处招摇撞骗啊？
赖昌星的事件不但给我们启示，也给我们挑战。例如，如果要通缉热比娅和达赖，必须要有法律认可的证据。我从电视上看到，我们宣传部门已经掌握了大量热比娅策划新疆暴乱的证据，而且广而告之了，弄成了价值观很强的宣传。可问题是这些如果是法律认可的证据，为什么不进入司法程序，为什么不向其他国家通报？为什么不依据这些证据而发出全球通缉令？如果我们走法律渠道，按照国际规则玩，请问，在新疆的血迹还没有擦干的时候，澳大利亚的陆克文敢说让一个中国通缉的在逃犯入境是他的权力？
可是，正因为我们对达赖和热比娅只是停留在宣传阶段的批评，停留在价值观层面的控诉，这就让我们这些年在国际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人家和你的价值观不同，人家认为任何批评评判甚至口头的"主张分裂"都是言论自由的范围，你要人家不给签证，不但限制了某人的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同时也严重干涉了他国内部事务。毕竟，中国在弱小的时候也曾经看人家的脸色办事，例如看苏联老大哥的脸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现在我们强大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国际之间的游戏规则的问题，目前国际上有一套通用的游戏规则，你可以遵守，可以不遵守。而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目前的国际规则是认同的。不遵守的国家如果强大到可以自己制定游戏规则，并有足够的吸引力让其他国家来和你一齐玩，那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还不遵守游戏规则，你要就是北朝鲜，要就是古巴，或者学习拉登，一辈子都躲在兔子洞里。
用法律来对付分裂分子
反对分裂中国的国际斗争中，我们最常使用的办法和武器有三种，一是经济武器，例如停止双方贸易，不再购买人家的产品等等，这种办法在某段时间或者小范围内或许有用，但如果把西方看作一个整体，则一点用处也没有。例如，法国总统接待了达赖，我们便不买他的空中巴士，不买空中巴士，又不能买北朝鲜的客机，于是只能买美国的波音。可大家难道忘记了，在历史上，即便在现在，美国政府对达赖的支持，始终是法国人望尘莫及的。其实，这种变态的以停止双边贸易作为"经济制裁"的方式对我们自己的损害并不比对被"制裁"国家要少。
第二种是政治手段（如高层沟通达成妥协、实行交换等），这种方法多用了不灵，本来以为是我们在玩弄他们，其实反而常常会被外国政客玩弄于股掌之间，成了冤大头。
第三种就是充满意识形态的宣传大战，告诉他们我们在这些事物上的立场，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这些都无可非议，特别是国内的人民听到后往往激动异常，啊，我们的道理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些国外的反华势力为啥还不能将心比心？说实话，这种方式方法不但不能引起人家"将心比心"，反而引起别人反感，因为你有你的价值观，人家有人家的价值观，最糟糕的是，双方都认为对方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并不是一概否认上面三种方法，任何时候，适当使用三种方法都是必要的，可问题是，我们也很清楚，三种方法目前都失去了效果。那么，我的结论是什么？
我的结论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对付国际上的分裂分子，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法律武器，尽量与国际社会接轨，寻求国际共识，用法律武器打击分裂势力。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价值观已经与时俱进了，法律也相对进步，已经没有什么诸如"分裂分子"（言论方面），也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取而代之的是"恐怖罪 "等等（没有时间查法律条文，请谅解疏漏）。如果我们有证据证明热比娅是新疆暴乱的幕后策划人，直接向国际社会发出红色通缉令就可以了。根本不用啰啰嗦嗦折腾那么久。
我再提醒大家美国是如何对待拉登的。拉登这个人其实人品很不好，听说生活也很淫乱，加上以前曾经和美国CIA合作过（注意，达赖以前也是我们的领导人——人大副委员长），美国掌握了他不少的臭事，可是，迄今为止，美国的任何宣传机器没有在这些方面抹黑拉登，只是简单的用事实告诉全世界：拉登在美国鼓动和策划了恐怖袭击，他是美国的敌人，是美国的通缉犯！
所以，这个世界上不管你如何不服气，如何讨厌美国，甚至如何支持拉登（包括中东一些国家），却没有一个国家敢给拉登签证，把他保护起来，请他去演讲。
对于和我们政治制度不一样，与我们民众的思维方式有差异的国家来说，如果你不提供站得住脚的法律依据，你说得哪怕再耸人听闻，也没有用。相反，对于那些和你拥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民众来说，如果你判断一个人是用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以法律为准绳，那么，你反对的人，很可能正是人家支持的人。你越反对，人家越支持。这种事情已经在国际上发生了，发生在达赖身上，也可能发生在热比娅身上。达赖目前在国际社会上地位之高，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他，实在匪夷所思。其中很大一部分功劳应该归功于我们处理不当。
更不恰当的事情是：两个在国外吃香喝辣的"分裂分子"，稍微抬一下腿，竟然牵动一个13亿大国的神经，能够让几亿人情绪躁动，愤怒不已，甚至被激怒得要与他国开战……
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热比娅和达赖永远无法分裂西藏和新疆，但他们两个人却在举手投足之间分裂了我们的团结、理智，甚至我们的人格品性？
華盛頓與洪秀全（傅國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0c0c.html
華盛頓與洪秀全
傅國涌
1776年7月4日，由北美新大陸十三個殖民地代表組成的大陸會議通過了杰弗遜起草的《獨立宣言》，幷决定把軍權授予44歲的華盛頓，以便通過戰鬥實現獨立建國的夢想。其實那一刻，大陸會議幷無一兵一卒，所謂軍權充其量只是組織軍隊的權力。
華盛頓受命以後，歷經千辛萬苦，從無到有，創建了一支軍隊，經過8年苦戰，終于在1783年使這塊新大陸贏得了自由。這個時候戰功赫赫的華盛頓無疑是舉國上下最有威望的人，但他謝絕了黃袍加身的提議，功成身退，平靜地回到自己的莊園，過起獨立戰爭以前的生活。臨行前夕他只是利用他的巨大威望做了一件事，他親自解散了打贏這場獨立戰爭的軍隊。當他確知國會沒有錢可以遣散他的將士時，他所能做的就是以他在8年戎馬生涯中建立起的全部威望，站在將士們面前，告訴他們美國真的沒有錢，大家就此回家做個好公民。這些第一代美國公民無條件地服從了他們崇敬的統帥最後一個命令。
無論是兩百多年前的那一刻，還是今天，美國人幾乎都知道沒有華盛頓領導他們浴血奮戰，就沒有一個獨立、自由的美國。據林達夫婦在《總統是靠不住的》一書所說，在美國國會大厦裏至今仍懸挂著一張巨幅油畫，畫面上開國元勛濟濟一堂，那是美國的開國大典。油畫下面有個小小的說明，記載了華盛頓向國會交出軍權那簡單而動人的一幕，華盛頓說：
"現在，我已經完成了賦予我的使命，我將退出這個偉大的舞臺，幷且向尊嚴的國會告別。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奮戰已久。我謹在此交出委任幷辭去我所有的公職。"
議長答道：
"你在這塊新的土地上捍衛了自由的理念，爲受傷害和被壓迫的人們樹立了典範。你將帶著同胞們的祝福退出這個偉大的舞臺。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幷沒有隨著你的軍職一起消失，它將激勵子孫後代。"
這個儀式如此簡單，却如此莊嚴。它不僅感動了所有在場的人，也感動了世世代代的美國人。當華盛頓發表簡短講話時，每個人的眼中都飽含著泪水。兩百多年後，我每一次讀這一段文字都禁不住泪流滿面，我相信人類的心靈是相通的。我從中知道他們的目標只是爲了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而不是爲了中國式的"打天下、坐天下"。
儀式結束後，華盛頓沿著波托瑪克河，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自己久別的家園，重新開始以牛馬爲伍的田園生活。幾百年來，他家門前的河水依然靜靜地流淌著，仿佛還記著他兩度應召爲國服務，兩度沿著這條河流回家的身影。
四年以後（1787年），美國各州的代表才重新坐到一起，討論起草一部憲法。1789年（也就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那年），由華盛頓主持的制憲會議成功地制定了美國憲法。華盛頓衆望所歸，無所爭議地當選爲美國歷史上第一位總統，這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真正民選産生的國家元首。那時離獨立戰爭已六年，離獨立宣言發表已十三年了。
此後，華盛頓雖然勉强接受連任了一届總統，但他堅决拒絕第三次連任。1796年9月17日，他在當了8年總統以後，在國會發表了激動人心的告別演說：
"這個政府是我們自己選擇的，不曾受人影響，不曾受人威脅，是經過全盤研究和深思熟慮而建立的，它的原則和它的權力分配是完全自由的，它把安全和活力結合在一起，而且本身就含有修正其自身的規定。......我們政治制度的基礎是人民有權制定和變更其政府的憲法。可是憲法在經全民采取明確和正式的行動加以修改之前，任何人都對之負有神聖的履行義務。人民有權力和權利來建立政府，可這一觀念是以每人有義務服從所建立的政府爲前提的......"。
"我秉持正直的熱忱，獻身效勞國家已經四十五載，我希望因爲能力薄弱而犯的過失，會隨著我不久以後長眠地下而湮沒無聞。對于這件事也和其他事一樣，均須仰賴祖國的仁慈。由于受到强烈的愛國之情的激勵，……這種感情對于一個視祖國爲自己及歷代祖先的故土的人來說，是很自然的。……我懷著歡欣的期待心情，指望在我切盼實現的退休之後，能與同胞們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治下完善法律的溫暖……這是我一直衷心嚮往的目標，幷且我相信，這也是我們相互關懷、共同努力和赴湯蹈火的理想報酬。"
就像他當初率軍苦戰8年、贏得勝利之後解甲歸田一樣，他再次回到了自己的田園。在一個到處還是國王、君主、世襲制的世界，華盛頓毅然選擇放弃權力，開創了總統連任不超過兩届的憲法慣例，從而爲美國奠定了堅實的民主基礎，也爲全人類樹立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光輝典範。
這一年華盛頓只有64歲。1799年12月24日，華盛頓在自己的莊園安然去世。作爲美國國父，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其人格風範將成爲一切政治家永遠的楷模。
二
半個多世紀之後（1851年1月11日），在古老的中國大陸，37歲的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揭竿而起，自封天王，號稱"太平天國"。兩年後殺進南京，直到1864年南京城破之前服毒自殺，席捲大半個中國幾近十四年。
一百多年來，尤其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洪秀全在中國始終是一個神話。直到2000年潘旭瀾先生的《太平雜說》出版以後這個神話才開始破滅。
孫中山先生出生于1866年，離太平天國失敗僅僅兩年，餘波未息。他的家鄉（廣東香山）離洪秀全的家鄉（廣東花縣）也相去不遠，少時受到洪秀全故事的影響，在他幼小的心田裏埋下反清的種子絲毫也沒什麽奇怪。
洪秀全死後十年（1874年）出生于湖南的黃興也曾談起自己受到過太平天國的影響，"我革命的動機，是在少時閱讀太平天國雜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國自金田起義之後，起初他們的弟兄頗知共濟，故能席捲湖廣，開基金陵。不幸得很，後來因爲他們弟兄有了私心，互爭權勢，自相殘殺，以致功敗垂成。我讀史至此，不覺氣憤騰胸，爲之頓足三嘆。"（1912年5月，與李貽燕等的談話，《黃興集》211-212頁）
孫中山、黃興當年離太平天國覆滅不久，洪秀全毅然舉旗反清的故事無疑給他們提供了一個現成的榜樣。但洪秀全對他們的影響也僅限于反清這一點上。一個多世紀過去了，歷史的真相終于逐漸浮出水面。透過曾經的光環，撥開重重迷霧，回到現場，回到真實的歷史，我們才發現籠罩在神聖的面紗之下的是人間醜惡、荒淫、無耻、野蠻、殘酷、迷信的一幕幕，試看：
洪秀全造反之前有過相當漫長的準備階段，1844年5月他和唯一的同伴馮雲山到廣西山區宣傳他的拜上帝教，僅僅幾個月他就沒有耐心而離開了。三年後等到馮雲山歷經艱辛在當地站住了脚跟，他又跑去大張旗鼓地蠻幹，使得拜上帝會陷入險境，這個時候他却躲起來了。得知馮雲山等被捕的消息，他以找兩廣總督救人的借口倉皇逃離廣西。馮被其他信徒救出來後，他才于1849年重返紫荊山。這是1851年以前的那個洪秀全，如果不是馮雲山刻意造神，要把洪秀全造成一個人間神，作爲造反的旗號，以後的一切都將不可能發生。
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村起兵沒幾天，連一個縣城都沒有占到，立足未穩，就迫不及待地自封"天王"；才打進小城永安，在强敵圍困之下就大封諸王，幷向全軍下詔，封官許願。洪秀全從廣西一路殺上來，凡攻占一地（特別是武漢這樣的大地方），沒有逃走的青壯年一律脅迫參軍，否則斬首。刑罰也極爲嚴酷，斬首之外有五馬分尸，最恐怖的是"點天燈"。一進南京一方面大興土木，營建極少數人荒淫無度的安樂窩，一方面把南京變成了一個大軍營，男女一概分成男行女行，夫妻不能同居（男女隔離制度整整實行了兩年），軍民不得有私有財産，廢止正常的商業，實行供給制等等。說是"天堂"，其實是"墳墓"，說是人間天國，不過是人間地獄。
洪秀全還沒有公開造反，就有妻妾十余人。永安突圍時，增加到36人，到占領武昌已有60人，建都南京以後，更是大肆選美，豪華壯麗的天王府裏美女如雲，據他兒子在供詞中說他有妻妾88人（也有說108人），還有宮女一千多人，專供他一人享樂，所以他只能用數字來編號，如第三十妻、第八十一妻等等。從此，只有四十歲的洪秀全再也足不出戶了，一切軍國大事都由楊秀清主持，楊要見他也得"請旨定時日"。因此才逐漸大權旁落，導致天京屠殺。直到1964年自殺之 前，他一共只出過有數的兩、三次天王府。其荒淫無耻的程度與列朝列代的帝王相比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潘旭瀾先生說通過現今的暴發戶可以窺見洪、楊當年的心思，此語不差。小農打天下、坐天下的目的，阿Q就明白說出來了，無非是"吳媽"、鋼絲床等，也就是女人、財帛、富貴榮華也。
洪秀全進南京時，凡清政府官員、滿族老百姓、知識者、商人、僧尼道士，不分男女老幼統統殺頭，許多人不堪淩辱被殺而舉家自殺，整個南京城一片血腥，光是旗人至少殺了二萬多人。作爲歷代古都的文物古迹被嚴重毀壞，諸子百家、歷代書籍都遭禁止、焚毀，比秦始皇還要徹底。這不僅是對生命的屠戮，也是對文化與文明的毀滅。
所謂"天京事變"也是一幕幕血腥的屠殺。這場影響太平天國命運至深的自相殘殺，起因于東王楊秀清覬覦"神器"，逼洪秀全封他爲"萬歲"。洪密令北王韋昌輝連夜從前綫帶兵回京，血洗東王府，殺了東王部下將士兩萬多人，秦淮河的水都被染紅。翼王石達開是諸王中最有遠見、最能幹的一個，被曾國藩他們認爲最厲害的對手。他回京指責韋昌輝殺虐大重，韋"在洪密令或示意之下"又要殺石，石連夜縋城逃脫，一家老小全被殺光`。石達開興師問罪，洪秀全又下令殺了韋昌輝及親信二百人。從此，太平天國就開始由盛轉衰，朝末路走去。
1863年12月，在面臨覆滅時，洪秀全斷然否决了李秀成"讓城別走"的苦求，死也不願離開他的"小天堂"、安樂窩。幷痛斥、詛咒李秀成--"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的天兵多過于水。"南京被重重圍困，城中即將斷糧，他號召軍民以"甘露"（百草）爲食。城破之前他在絕望中服毒自盡， 有與太平天國共存亡。城破之後，一個二三十萬人口的歷代古都只剩下一萬人，幾乎是一座空城。
如果尊重史實而不是憑空妄言，洪秀全和太平天國代表的絕對不是什麽先進、進步的文明，而是愚昧、野蠻、迷信的代名詞，與"向西方探求真理"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他只是借了基督教的一些名詞裝神弄鬼，煽動、欺騙、愚弄貧苦大衆跟他造反，所謂"天朝田畝制度"據史學家說壓根就沒實行過。"天下一家，同享太平"，"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口號只是騙人的美麗謊言而已。說穿了，宗教在洪秀全心目中最多只是造反和控制臣民的工具，他根本沒有什麽宗教信仰，所以說太平天國是邪教倒是可以成立的。後期（1859年4月22日）來到南京的洪仁玕的確對西方文明有所瞭解，但一個迷信、狹隘、自私、昏庸、荒淫的洪秀全又怎麽可能實行他的《資政新篇》呢？何况那時離1864年的覆滅已爲時不遠。
三
如果說東西方文明有什麽差距，中國和西方先進國家的巨大差距首先就在這裏。18世紀美國就成功地完成了在泱泱大國建立民主制度的實踐，19世紀中葉中國發生的山呼海嘯一般的農民暴動，即使打著上帝的旗號，也只是數千年中國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的又一次惡性循環而已。洪秀全頭腦中除了權力、除了美女、除了無窮的享樂，還有什麽？他們追求的東西和阿Q在土穀祠中所想的又有什麽區別？
說洪秀全是近代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代表之一，最多只是一個已過去的神話。就算沒有楊韋內訌、石達開出走，就算北伐成功，洪秀全他們進北京坐了龍廷，太平天國也只不過成爲中國多少個朝代中的一個而已，在漫長的編年史上添一個洪家王朝而已。
洪楊在未得天下之前，就如此迷信、野蠻、無道、殘忍、反文化，比哪個王朝都不如。即使成功地建立起洪家王朝也只能是民族的灾難，文明的倒退。站在洪秀全他們對立面的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左宗棠等，雖然捍衛了那個專制獨裁、腐敗無能、搖搖欲墜的大清王朝，但他們也保護了綿延數千年的華夏文明。如果讓洪秀全一統天下，只會比滿清政府更糟，古老的文化將遭到毀滅性的灾難。而且由于同是漢人政權，推翻起來將更費勁。當然，還沒成氣候就妻妾成群的洪秀全注定了是不可能成大氣候的。
從陳勝、吳廣到朱元璋、洪秀全，一脉相承，農民揭竿而起的目的無非是求生存，求暫時做穩奴隸罷了，至多不過是個別領袖改朝換代的工具。在中國歷史的上空始終回蕩著"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和"彼可取而代之也"的聲音。漫漫幾千年的長夜，幾乎從來沒人對此提出疑問，沒人想過在改朝換代之外尋求新的出路。古老的農業文明到19世紀中葉之後，雖然已逐漸走到了它的盡頭，但是要真正步出周而復始的惡性循環又談何容易？鴉片戰爭後的中國也只能出現洪秀全，其實洪秀全就是陳勝、吳廣，是黃巢、李自成，他打著宗教旗號，創立了拜上帝教，東漢末年的張角就以太平道教開始他"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造反生涯，明教、白蓮教等也史不絕書。在中國這塊土壤上是不可能誕生華盛頓這樣史無前例的人物的，那屬于另一種文化、另一類文明。
四
但是，洪秀全之後的中國的確出現了一綫文明的曙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所代表的追求共和、民主的力量，就是中國前所未有的，他們手創了亞洲歷史上第一 個共和國，無論他們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陷與不足，僅這一點就足以永垂史册。周作人在孫中山去世後一天說，"中華民國"四個字便是孫中山一生事業"最大的證據和紀念"。更何况他們功成身退的人格風範，簡直可以直追華盛頓等美國的開國元勛。
20世紀初，蔡元培等在上海創立光復會時就提出了"功成身退"的響亮誓言。據胡漢民、汪精衛回憶，辛亥革命前後，黃興一再對人說："難可自我發，功不必自我成"。
1912年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不到三個月，袁世凱逼清帝退位、宣誓效忠共和，孫中山實現諾言，平靜地辭去臨時大總統一職。不久，黃興堅辭南京留守，交出兵權，解甲歸田。
八十九年前的那一幕幕，至今仍是民族史上未完成的演出。孫、黃以他們前無古人、後尚無來者的選擇改寫了歷史，改寫了幾千年來中國人一旦抓住權力即死不放手的傳統惡習。辛亥革命元老譚人鳳在《石叟牌詞》中評點當時歷史人物，批評孫、黃此舉是"放弃責任，一讓總統，一辭留守，博功成身退之虛名，致令政變頻乖，擾攘至今，而不能底定，不得謂非一大恨事也。"但他也肯定孫、黃 "欲挽官僚竊權怙勢之積習，准身作則，專爲公家謀幸福，不爲一己便私圖"，"光明俊偉，敝屣尊榮，百折不撓，盡忠主義，求之世界人物，又豈多得者哉？"稱"孫、黃之手段雖劣，其胸襟氣概，固自高出尋常萬萬也"。
孫、黃功成身退、不圖權位的高風亮節，就像一束奇异的光投射在幾千年陰暗的政治史上。這是一個全新的起點，它標志著人類政治文明的光芒開始照到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不同的是，一、華盛頓交出軍權、拒絕第三次出任總統純粹出于自願，出于他內心對自由、文明的理解，而孫、黃讓位、辭職都是迫于巨大的政治壓力（當然儘管如此，孫、黃二位的選擇也是偉大的，足以彪炳千秋）。二是在中國這塊如此古老、如此根深蒂固的專制土地上，即使産生了孫中山、黃興這樣的偉大人物，他們能功成不居，但歷史的面貌幷不會因此改變，甚至有可能更糟糕。譚人鳳和當時不少人都認爲，多少仁人志士經過十幾年的奮鬥，"擲無數頭顱，流無量頸血"才推翻帝制、贏得共和。"總統可讓，留守可辭"，但"獨裁之專制則斷不可使復活"。孫、黃辭職造成了軍閥混戰的亂局，是他們沒有負起善始善終的責任。
民國以來的歷史就是這樣。但無論如何，孫、黃二位還是爲後世樹立了前無古人的人格典範，讓後人懂得有所敬畏，有所謙卑。華盛頓與洪秀全的巨大鴻溝，就是兩種不同文明的鴻溝。華盛頓代表了生氣勃勃、富有生命力的人類主流文明，洪秀全則是落後、專制的東方文明的象徵。古老的民族還遠沒有從洪秀全的神話中徹底走出來，眺望18世紀遙遠的新大陸，華盛頓所樹立的不朽豐碑，重溫20世紀初孫中山、黃興面對權力作出的毅然選擇，我爲民族命運而深深哀傷。逝者如斯夫，我爲這塊土地上曾産生過孫中山、黃興這樣的同胞而感到一綫安慰的同時，也爲人類曾經擁有華盛頓這樣的人子而感到靈魂的溫暖。我以爲，華盛頓的作爲超越了民族、宗教、國界和語言的局限，他不僅僅屬于美國，也屬于整個人類。
華盛頓與洪秀全
傅國涌
1776年7月4日，由北美新大陸十三個殖民地代表組成的大陸會議通過了杰弗遜起草的《獨立宣言》，幷决定把軍權授予44歲的華盛頓，以便通過戰鬥實現獨立建國的夢想。其實那一刻，大陸會議幷無一兵一卒，所謂軍權充其量只是組織軍隊的權力。
華盛頓受命以後，歷經千辛萬苦，從無到有，創建了一支軍隊，經過8年苦戰，終于在1783年使這塊新大陸贏得了自由。這個時候戰功赫赫的華盛頓無疑是舉國上下最有威望的人，但他謝絕了黃袍加身的提議，功成身退，平靜地回到自己的莊園，過起獨立戰爭以前的生活。臨行前夕他只是利用他的巨大威望做了一件事，他親自解散了打贏這場獨立戰爭的軍隊。當他確知國會沒有錢可以遣散他的將士時，他所能做的就是以他在8年戎馬生涯中建立起的全部威望，站在將士們面前，告訴他們美國真的沒有錢，大家就此回家做個好公民。這些第一代美國公民無條件地服從了他們崇敬的統帥最後一個命令。
無論是兩百多年前的那一刻，還是今天，美國人幾乎都知道沒有華盛頓領導他們浴血奮戰，就沒有一個獨立、自由的美國。據林達夫婦在《總統是靠不住的》一書所說，在美國國會大厦裏至今仍懸挂著一張巨幅油畫，畫面上開國元勛濟濟一堂，那是美國的開國大典。油畫下面有個小小的說明，記載了華盛頓向國會交出軍權那簡單而動人的一幕，華盛頓說：
"現在，我已經完成了賦予我的使命，我將退出這個偉大的舞臺，幷且向尊嚴的國會告別。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奮戰已久。我謹在此交出委任幷辭去我所有的公職。"
議長答道：
"你在這塊新的土地上捍衛了自由的理念，爲受傷害和被壓迫的人們樹立了典範。你將帶著同胞們的祝福退出這個偉大的舞臺。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幷沒有隨著你的軍職一起消失，它將激勵子孫後代。"
這個儀式如此簡單，却如此莊嚴。它不僅感動了所有在場的人，也感動了世世代代的美國人。當華盛頓發表簡短講話時，每個人的眼中都飽含著泪水。兩百多年後，我每一次讀這一段文字都禁不住泪流滿面，我相信人類的心靈是相通的。我從中知道他們的目標只是爲了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而不是爲了中國式的"打天下、坐天下"。
儀式結束後，華盛頓沿著波托瑪克河，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自己久別的家園，重新開始以牛馬爲伍的田園生活。幾百年來，他家門前的河水依然靜靜地流淌著，仿佛還記著他兩度應召爲國服務，兩度沿著這條河流回家的身影。
四年以後（1787年），美國各州的代表才重新坐到一起，討論起草一部憲法。1789年（也就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那年），由華盛頓主持的制憲會議成功地制定了美國憲法。華盛頓衆望所歸，無所爭議地當選爲美國歷史上第一位總統，這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真正民選産生的國家元首。那時離獨立戰爭已六年，離獨立宣言發表已十三年了。
此後，華盛頓雖然勉强接受連任了一届總統，但他堅决拒絕第三次連任。1796年9月17日，他在當了8年總統以後，在國會發表了激動人心的告別演說：
"這個政府是我們自己選擇的，不曾受人影響，不曾受人威脅，是經過全盤研究和深思熟慮而建立的，它的原則和它的權力分配是完全自由的，它把安全和活力結合在一起，而且本身就含有修正其自身的規定。......我們政治制度的基礎是人民有權制定和變更其政府的憲法。可是憲法在經全民采取明確和正式的行動加以修改之前，任何人都對之負有神聖的履行義務。人民有權力和權利來建立政府，可這一觀念是以每人有義務服從所建立的政府爲前提的......"。
"我秉持正直的熱忱，獻身效勞國家已經四十五載，我希望因爲能力薄弱而犯的過失，會隨著我不久以後長眠地下而湮沒無聞。對于這件事也和其他事一樣，均須仰賴祖國的仁慈。由于受到强烈的愛國之情的激勵，……這種感情對于一個視祖國爲自己及歷代祖先的故土的人來說，是很自然的。……我懷著歡欣的期待心情，指望在我切盼實現的退休之後，能與同胞們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治下完善法律的溫暖……這是我一直衷心嚮往的目標，幷且我相信，這也是我們相互關懷、共同努力和赴湯蹈火的理想報酬。"
就像他當初率軍苦戰8年、贏得勝利之後解甲歸田一樣，他再次回到了自己的田園。在一個到處還是國王、君主、世襲制的世界，華盛頓毅然選擇放弃權力，開創了總統連任不超過兩届的憲法慣例，從而爲美國奠定了堅實的民主基礎，也爲全人類樹立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光輝典範。
這一年華盛頓只有64歲。1799年12月24日，華盛頓在自己的莊園安然去世。作爲美國國父，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其人格風範將成爲一切政治家永遠的楷模。
二
半個多世紀之後（1851年1月11日），在古老的中國大陸，37歲的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揭竿而起，自封天王，號稱"太平天國"。兩年後殺進南京，直到1864年南京城破之前服毒自殺，席捲大半個中國幾近十四年。
一百多年來，尤其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洪秀全在中國始終是一個神話。直到2000年潘旭瀾先生的《太平雜說》出版以後這個神話才開始破滅。
孫中山先生出生于1866年，離太平天國失敗僅僅兩年，餘波未息。他的家鄉（廣東香山）離洪秀全的家鄉（廣東花縣）也相去不遠，少時受到洪秀全故事的影響，在他幼小的心田裏埋下反清的種子絲毫也沒什麽奇怪。
洪秀全死後十年（1874年）出生于湖南的黃興也曾談起自己受到過太平天國的影響，"我革命的動機，是在少時閱讀太平天國雜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國自金田起義之後，起初他們的弟兄頗知共濟，故能席捲湖廣，開基金陵。不幸得很，後來因爲他們弟兄有了私心，互爭權勢，自相殘殺，以致功敗垂成。我讀史至此，不覺氣憤騰胸，爲之頓足三嘆。"（1912年5月，與李貽燕等的談話，《黃興集》211-212頁）
孫中山、黃興當年離太平天國覆滅不久，洪秀全毅然舉旗反清的故事無疑給他們提供了一個現成的榜樣。但洪秀全對他們的影響也僅限于反清這一點上。一個多世紀過去了，歷史的真相終于逐漸浮出水面。透過曾經的光環，撥開重重迷霧，回到現場，回到真實的歷史，我們才發現籠罩在神聖的面紗之下的是人間醜惡、荒淫、無耻、野蠻、殘酷、迷信的一幕幕，試看：
洪秀全造反之前有過相當漫長的準備階段，1844年5月他和唯一的同伴馮雲山到廣西山區宣傳他的拜上帝教，僅僅幾個月他就沒有耐心而離開了。三年後等到馮雲山歷經艱辛在當地站住了脚跟，他又跑去大張旗鼓地蠻幹，使得拜上帝會陷入險境，這個時候他却躲起來了。得知馮雲山等被捕的消息，他以找兩廣總督救人的借口倉皇逃離廣西。馮被其他信徒救出來後，他才于1849年重返紫荊山。這是1851年以前的那個洪秀全，如果不是馮雲山刻意造神，要把洪秀全造成一個人間神，作爲造反的旗號，以後的一切都將不可能發生。
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村起兵沒幾天，連一個縣城都沒有占到，立足未穩，就迫不及待地自封"天王"；才打進小城永安，在强敵圍困之下就大封諸王，幷向全軍下詔，封官許願。洪秀全從廣西一路殺上來，凡攻占一地（特別是武漢這樣的大地方），沒有逃走的青壯年一律脅迫參軍，否則斬首。刑罰也極爲嚴酷，斬首之外有五馬分尸，最恐怖的是"點天燈"。一進南京一方面大興土木，營建極少數人荒淫無度的安樂窩，一方面把南京變成了一個大軍營，男女一概分成男行女行，夫妻不能同居（男女隔離制度整整實行了兩年），軍民不得有私有財産，廢止正常的商業，實行供給制等等。說是"天堂"，其實是"墳墓"，說是人間天國，不過是人間地獄。
洪秀全還沒有公開造反，就有妻妾十余人。永安突圍時，增加到36人，到占領武昌已有60人，建都南京以後，更是大肆選美，豪華壯麗的天王府裏美女如雲，據他兒子在供詞中說他有妻妾88人（也有說108人），還有宮女一千多人，專供他一人享樂，所以他只能用數字來編號，如第三十妻、第八十一妻等等。從此，只有四十歲的洪秀全再也足不出戶了，一切軍國大事都由楊秀清主持，楊要見他也得"請旨定時日"。因此才逐漸大權旁落，導致天京屠殺。直到1964年自殺之 前，他一共只出過有數的兩、三次天王府。其荒淫無耻的程度與列朝列代的帝王相比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潘旭瀾先生說通過現今的暴發戶可以窺見洪、楊當年的心思，此語不差。小農打天下、坐天下的目的，阿Q就明白說出來了，無非是"吳媽"、鋼絲床等，也就是女人、財帛、富貴榮華也。
洪秀全進南京時，凡清政府官員、滿族老百姓、知識者、商人、僧尼道士，不分男女老幼統統殺頭，許多人不堪淩辱被殺而舉家自殺，整個南京城一片血腥，光是旗人至少殺了二萬多人。作爲歷代古都的文物古迹被嚴重毀壞，諸子百家、歷代書籍都遭禁止、焚毀，比秦始皇還要徹底。這不僅是對生命的屠戮，也是對文化與文明的毀滅。
所謂"天京事變"也是一幕幕血腥的屠殺。這場影響太平天國命運至深的自相殘殺，起因于東王楊秀清覬覦"神器"，逼洪秀全封他爲"萬歲"。洪密令北王韋昌輝連夜從前綫帶兵回京，血洗東王府，殺了東王部下將士兩萬多人，秦淮河的水都被染紅。翼王石達開是諸王中最有遠見、最能幹的一個，被曾國藩他們認爲最厲害的對手。他回京指責韋昌輝殺虐大重，韋"在洪密令或示意之下"又要殺石，石連夜縋城逃脫，一家老小全被殺光`。石達開興師問罪，洪秀全又下令殺了韋昌輝及親信二百人。從此，太平天國就開始由盛轉衰，朝末路走去。
1863年12月，在面臨覆滅時，洪秀全斷然否决了李秀成"讓城別走"的苦求，死也不願離開他的"小天堂"、安樂窩。幷痛斥、詛咒李秀成--"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的天兵多過于水。"南京被重重圍困，城中即將斷糧，他號召軍民以"甘露"（百草）爲食。城破之前他在絕望中服毒自盡， 有與太平天國共存亡。城破之後，一個二三十萬人口的歷代古都只剩下一萬人，幾乎是一座空城。
如果尊重史實而不是憑空妄言，洪秀全和太平天國代表的絕對不是什麽先進、進步的文明，而是愚昧、野蠻、迷信的代名詞，與"向西方探求真理"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他只是借了基督教的一些名詞裝神弄鬼，煽動、欺騙、愚弄貧苦大衆跟他造反，所謂"天朝田畝制度"據史學家說壓根就沒實行過。"天下一家，同享太平"，"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口號只是騙人的美麗謊言而已。說穿了，宗教在洪秀全心目中最多只是造反和控制臣民的工具，他根本沒有什麽宗教信仰，所以說太平天國是邪教倒是可以成立的。後期（1859年4月22日）來到南京的洪仁玕的確對西方文明有所瞭解，但一個迷信、狹隘、自私、昏庸、荒淫的洪秀全又怎麽可能實行他的《資政新篇》呢？何况那時離1864年的覆滅已爲時不遠。
三
如果說東西方文明有什麽差距，中國和西方先進國家的巨大差距首先就在這裏。18世紀美國就成功地完成了在泱泱大國建立民主制度的實踐，19世紀中葉中國發生的山呼海嘯一般的農民暴動，即使打著上帝的旗號，也只是數千年中國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的又一次惡性循環而已。洪秀全頭腦中除了權力、除了美女、除了無窮的享樂，還有什麽？他們追求的東西和阿Q在土穀祠中所想的又有什麽區別？
說洪秀全是近代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代表之一，最多只是一個已過去的神話。就算沒有楊韋內訌、石達開出走，就算北伐成功，洪秀全他們進北京坐了龍廷，太平天國也只不過成爲中國多少個朝代中的一個而已，在漫長的編年史上添一個洪家王朝而已。
洪楊在未得天下之前，就如此迷信、野蠻、無道、殘忍、反文化，比哪個王朝都不如。即使成功地建立起洪家王朝也只能是民族的灾難，文明的倒退。站在洪秀全他們對立面的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左宗棠等，雖然捍衛了那個專制獨裁、腐敗無能、搖搖欲墜的大清王朝，但他們也保護了綿延數千年的華夏文明。如果讓洪秀全一統天下，只會比滿清政府更糟，古老的文化將遭到毀滅性的灾難。而且由于同是漢人政權，推翻起來將更費勁。當然，還沒成氣候就妻妾成群的洪秀全注定了是不可能成大氣候的。
從陳勝、吳廣到朱元璋、洪秀全，一脉相承，農民揭竿而起的目的無非是求生存，求暫時做穩奴隸罷了，至多不過是個別領袖改朝換代的工具。在中國歷史的上空始終回蕩著"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和"彼可取而代之也"的聲音。漫漫幾千年的長夜，幾乎從來沒人對此提出疑問，沒人想過在改朝換代之外尋求新的出路。古老的農業文明到19世紀中葉之後，雖然已逐漸走到了它的盡頭，但是要真正步出周而復始的惡性循環又談何容易？鴉片戰爭後的中國也只能出現洪秀全，其實洪秀全就是陳勝、吳廣，是黃巢、李自成，他打著宗教旗號，創立了拜上帝教，東漢末年的張角就以太平道教開始他"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造反生涯，明教、白蓮教等也史不絕書。在中國這塊土壤上是不可能誕生華盛頓這樣史無前例的人物的，那屬于另一種文化、另一類文明。
四
但是，洪秀全之後的中國的確出現了一綫文明的曙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所代表的追求共和、民主的力量，就是中國前所未有的，他們手創了亞洲歷史上第一 個共和國，無論他們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陷與不足，僅這一點就足以永垂史册。周作人在孫中山去世後一天說，"中華民國"四個字便是孫中山一生事業"最大的證據和紀念"。更何况他們功成身退的人格風範，簡直可以直追華盛頓等美國的開國元勛。
20世紀初，蔡元培等在上海創立光復會時就提出了"功成身退"的響亮誓言。據胡漢民、汪精衛回憶，辛亥革命前後，黃興一再對人說："難可自我發，功不必自我成"。
1912年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不到三個月，袁世凱逼清帝退位、宣誓效忠共和，孫中山實現諾言，平靜地辭去臨時大總統一職。不久，黃興堅辭南京留守，交出兵權，解甲歸田。
八十九年前的那一幕幕，至今仍是民族史上未完成的演出。孫、黃以他們前無古人、後尚無來者的選擇改寫了歷史，改寫了幾千年來中國人一旦抓住權力即死不放手的傳統惡習。辛亥革命元老譚人鳳在《石叟牌詞》中評點當時歷史人物，批評孫、黃此舉是"放弃責任，一讓總統，一辭留守，博功成身退之虛名，致令政變頻乖，擾攘至今，而不能底定，不得謂非一大恨事也。"但他也肯定孫、黃 "欲挽官僚竊權怙勢之積習，准身作則，專爲公家謀幸福，不爲一己便私圖"，"光明俊偉，敝屣尊榮，百折不撓，盡忠主義，求之世界人物，又豈多得者哉？"稱"孫、黃之手段雖劣，其胸襟氣概，固自高出尋常萬萬也"。
孫、黃功成身退、不圖權位的高風亮節，就像一束奇异的光投射在幾千年陰暗的政治史上。這是一個全新的起點，它標志著人類政治文明的光芒開始照到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不同的是，一、華盛頓交出軍權、拒絕第三次出任總統純粹出于自願，出于他內心對自由、文明的理解，而孫、黃讓位、辭職都是迫于巨大的政治壓力（當然儘管如此，孫、黃二位的選擇也是偉大的，足以彪炳千秋）。二是在中國這塊如此古老、如此根深蒂固的專制土地上，即使産生了孫中山、黃興這樣的偉大人物，他們能功成不居，但歷史的面貌幷不會因此改變，甚至有可能更糟糕。譚人鳳和當時不少人都認爲，多少仁人志士經過十幾年的奮鬥，"擲無數頭顱，流無量頸血"才推翻帝制、贏得共和。"總統可讓，留守可辭"，但"獨裁之專制則斷不可使復活"。孫、黃辭職造成了軍閥混戰的亂局，是他們沒有負起善始善終的責任。
民國以來的歷史就是這樣。但無論如何，孫、黃二位還是爲後世樹立了前無古人的人格典範，讓後人懂得有所敬畏，有所謙卑。華盛頓與洪秀全的巨大鴻溝，就是兩種不同文明的鴻溝。華盛頓代表了生氣勃勃、富有生命力的人類主流文明，洪秀全則是落後、專制的東方文明的象徵。古老的民族還遠沒有從洪秀全的神話中徹底走出來，眺望18世紀遙遠的新大陸，華盛頓所樹立的不朽豐碑，重溫20世紀初孫中山、黃興面對權力作出的毅然選擇，我爲民族命運而深深哀傷。逝者如斯夫，我爲這塊土地上曾産生過孫中山、黃興這樣的同胞而感到一綫安慰的同時，也爲人類曾經擁有華盛頓這樣的人子而感到靈魂的溫暖。我以爲，華盛頓的作爲超越了民族、宗教、國界和語言的局限，他不僅僅屬于美國，也屬于整個人類。
“文人論政”：一個已中斷的傳統（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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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論政"：一個已中斷的傳統
傅國涌
一
1941年5月，《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獎章，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榮譽，張季鸞在社評《本社同人的聲明》中說：
"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爲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以本報爲例，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于雖按著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
同一年，中國新聞學會在成立宣言中也指出：
"我國報業之有與各國不同者，蓋大抵爲文人發表政見而設，......此種風氣，今猶遺存。"
從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首開"文人論政"之風算起，到1948年12月儲安平的《觀察》被國民黨查封，這一傳統至少綿延了七十五年。
如果說王韜每天在《循環日報》首欄撰寫的"論說"開了中國報刊"文人論政"的先河，那麽梁啓超以他"常帶感情"的筆鋒將這一傳統發揚光大，影響了不止一代人，從《時務報》到《清議報》、《新民叢報》，梁啓超成爲時代的驕子，他的言論已深深打入那一時代無數青年的心坎。辛亥前夜，于右任、宋教仁等發表在上海 "竪三民"上那些光焰萬丈的政論，辛亥之後，黃遠生、陳布雷等青年報人的文字都曾感動過萬千讀者。陳獨秀的《新青年》橫空出世，雖然"批評時政非其旨也 "，却引入新文化，另創了一片新天地，塑造了一代新型知識分子。深得西方自由主義精髓的胡適從"二十年不談政治"到操筆上陣，《每周評論》、《努力周報》、《新月》、《獨立評論》成爲他論政的平臺。新記《大公報》接續了英斂之時代"敢言"的傳統，而又輸入了全新的血液，鮮明地提出令人注目的"四不"方針，張季鸞、胡政之、王芸生等大公報人的名字將永遠在新聞史上發射出奪目的光華。徐鑄成從《大公報》走出，幾乎一夜之間就讓《文匯報》成爲報界的新星。和徐鑄成一樣出生在江蘇宜興的儲安平殫精竭慮把一本小小的《觀察》周刊推向了"文人論政"最後一個高峰，他堅定的自由主義品格使他成了20世紀40年代自由主義的化身，《觀察》絕響，餘音裊裊，至今不絕。多少歲月的塵埃終究都掩埋不了前輩的聲音和足迹。在這條世紀長路上，我們看到了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最後的笑容，他們的血滲透了這片多灾多難的大地。1918年，邵飄萍自辦《京報》，很快在林林總的日報叢中脫穎而出，"其奧秘就在它承續了晚近中國自由主義報刊'文人論政'的傳統，揮毫潑墨，指點江山；縱論時局，鋒芒逼人……"在這條世紀長路上，我們也看到了陳銘德、鄧季惺、成舍我他們的背影。《申報》、"新民"報系、"世界"報系永存在歷史的記憶中，一如它們曾記錄的一幕幕真實的歷史。走在這條路上，以其激揚文字縱橫論壇的，還有羅隆基、王造時、趙超構等大批知識分子。
從王韜到儲安平，構成了中國知識分子"文人論政"的傳統，在滾滾的歷史車輪下，這一鏈條終于斷了。20世紀50年代殷海光在臺灣《自由中國》半月刊上的政論，六、七十年代查良鏞在香港《明報》的社評，雖然都虎虎有生氣，畢竟只是本土之外的空谷餘音，一曲《廣陵散》早已隨風而去。
二
當年，張季鸞等都認爲我國報業與各國的不同首先在于"文人論政"這一點。就其源頭來看，這一傳統却無疑來自西方，王韜辦報之前有過在歐洲生活的經歷，他長期定居香港，耳聞目睹西方的言論自由，特別羡慕英國第一大報《泰晤士報》，由衷地贊嘆："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爲準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他渴望著有一天在自己的祖國也能自由辦報、自由論政，"清議所至，足以維持大局；主筆之事，位至卿相"，也就是 一篇社評足以動搖一届政府。"《循環日報》不僅在精神走勢上受到英國報刊的影響，而且在編排方式上也偏愛英國報刊的審美趣味。"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每天發表的論說，也是"自覺仿照英國報紙的體例"。
西方傳教士在中國辦的中文報刊對以後 "文人論政"傳統的形成也産生了深刻的影響。早在1840年9月，美國人在廣州辦的英文月刊《中國叢報》中說："爲公衆服務的新聞記者，人民通常地理所當然地期望他們對于重要事件，像現在那些與公衆利益有關事件，不能保持沉默。""新聞記者在報道時，也要對公衆采取公正立場，負責把事件的整個真相原原本本地說出來。"這些觀點對一個幾千年來都只知有皇帝的民族來說遠不止是一股清風，可惜那年頭國人沉夢未醒，睜眼看世界的又有幾人，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這些英文期刊。即使魏源那時也只能想到"師夷長技以制夷"罷了。由英、美傳教士創辦、主編的《萬國公報》（原名《教會新報》，1874年9月起改名爲《萬國公報》），"一而再，再而三把他富民强國主張，明明白白說了又說，引起當時有志之士的普遍注意。" 發行量最高時達3.8萬多份，創下了傳教士在華報刊最高發行記錄。康有爲1882年第一次接觸就被它所吸引。他在萬木草堂把《萬國公報》 作爲弟子的自學材料，直接影響、啓迪了梁啓超等莘莘學子。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只是發揮了李提摩太在《萬國公報》的思想，梁啓超《變法通議》中的主張有些都可以在《萬國公報》中找到思想根源，風靡一時的《新民說》也濫觴于李提摩太《新政策》中的那個著名觀點。甚至開創新風氣的"時務文體""也不過是從他那 裏描摹過去的"。曹聚仁曾說，《萬國公報》主筆、王韜摯友林樂知的"見解、主張和文章風格，也可說是替梁啓超的《新民叢報》開了路。" 在探討"文人論政"的精神源頭時，我們不能忘記《萬國公報》和李提摩太、林樂知兩位傳播文明的傳教士。
還有不能忽略的一點是，"不名一文的窮書生"于右任在籌辦《神州日報》前，曾專門赴日本考察過兩大民間報紙：《朝日新聞》、《每日新聞》，這是一個以往常常被忽略的重要細節。曾爲《民立報》主筆、筆掃千軍的宋教仁在日本住過多年，邵飄萍兩度亡命日本，而且親身在《朝日新聞》工作過。接續《大公報》薪火、迅速發揚光大的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巨頭都曾留學日本，他們接辦《大公報》就是以《朝日新聞》爲榜樣的，日本版的西方新聞自由思想已化入他們的骨髓，與他們的生命融爲一體。成舍我、戈公振等遠渡重洋，實地考察西方報業，沒有出過國門的史量才、陳銘德、徐鑄成等也對肇始于西方的新聞自由思想堅信無疑。有著悠久歷史和廣泛影響的《申報》本來就是美國人辦的，史量才接手後，與西方新聞界交往頻繁，西方報界巨子的贊譽使他興奮不已。
在中國新聞業的少年期，如果僅僅受到了西方的影響，恐怕不會形成"文人論政"的特有傳統，它同時也深深植根于源遠流長的古老文化中，中國的士（或曰儒生、讀書人）一直有清議的傳統，"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臧否人物，議論時弊，以儒家的原則不斷地彈劾往往向法家傾斜的帝王，正如費正清已發現的，"中國有過一個强烈而確有感召力的傳統，每個儒生都有直言反對壞政府的道義責任。"這一傳統不因王朝的更迭而改變，無數人因此不惜殉身。明辯是非，敢言直諫，體現了中國古代讀書人身上的風骨，是他們"迂"、也是他們的可愛之處。以明代爲例，從方孝孺到東林、複社諸君子就史不絕書。塑造了百年自由主義新聞史基本面貌的"文人論政"起碼有著兩個截然不同的精神源頭，由此構成了這一絢爛多姿、不同于世界各國的獨特傳統，也正是在這些知識分子身上一脉傳承了本土文化的人格傳統，才使他們的"文人論政"散發著至今不衰的魅力。
三
遍觀百年新聞史，"文人論政"傳統的産生、存在至少需要三個條件：一是民間報刊的空間，二是經濟獨立，三是知識分子能保持人格獨立。從王韜時代到儲安平的《觀察》時代，從晚清到國民黨統治的結束，正是中國歷史大變動的時期，面臨著數千年未有的變局，內外交困的大清王朝威勢日頽，人心思變，經歷地動山搖的太平天國衝擊之後，雖有所謂的"同治中興"，不過是最後的迴光返照罷了，歷史已走到非變不可的地步。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還只是不斷地呼籲變法，到了汪康年、梁啓超他們在上海辦《時務報》，變法維新已呼之欲出，終于迎來了曇花一現的"百日維新"。改良派、革命派無不利用報刊這一公共載體，這個獨一無二的平臺介入歷史。從天津到上海，各地租界的存在，爲專制中國提供了一點點脆弱的公共空間，爲民間報刊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1903年雖然發生了轟動中外的"蘇報案"，但一個王朝也只能在小小的租界法庭和幾個一無所有的書生打官司，而不能隨心所欲。上海成爲中國近現代輿論的中心不是偶然的，"文人論政"的許多代表人物在上海這一方土地上發光發熱，就是因爲"國中之國"的租界在損害民族尊嚴的同時，也以它的"治外法權"保護了不少民間報刊，這是歷史的悖論。民國誕生，接著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大小軍閥在爭奪地盤、政權、金錢的同時，無暇顧及文化新聞界，給了知識分子批評的空間，儘管如此，邵飄萍、林白水等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蔣介石也算得上梟雄，以他縱橫捭闔的權謀、幾乎無往不勝的銀彈戰術擊敗了國民黨內外的各路對手，成爲國民黨新政權的主宰。他統治中國的二十多年中，民間報刊尚有一席之地，《大公報》代表了這個時代"文人論政"的最高水平，張季鸞、胡政之以及後起的王芸生等一起把這份民間報紙辦得有聲有色，讓世界注目。"新民"、"世界"幾個報系也都有過輝煌的一幕。异軍突起的《文匯報》是在抗日的大背景下，《觀察》周刊的成功完全取决于"文人論政"、不亢不卑的獨立品質。總之，民間報刊的生存是"文人論政"的第一個前提條件。
吳、張、胡續辦《大公報》之初標舉"四不"旗幟，就是痛感當時新聞媒介總是依附某個政治集團、黨派，靠津貼過日子，經濟上不能自立，《大公報》本身也有過一段與安福系扯不清的前車之鑒，經濟獨立成爲知識分子追求言論獨立的先决條件，因此而提出"不黨"、"不賣"。李純青曾說："大公報經濟獨立，不接受政治津貼。……如果經濟不能獨立，向政治集團伸手要錢，它就必然要受到那個政治勢力的支配，不能自由發言。言論自由建築在經濟自由之上。"回顧《新民報》創辦的前十年，之所以沒有太大的起色，與它一直接受四川軍閥劉湘的經濟支持，還有國民黨內一些派系的援助有關，劉湘死後，臍帶斷了，再加上抗日大背景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機會，《新民報》得天時、地利、人和，迅速崛起于大後方，到1948年7月蔣介石下令查封南京《新民報》，"新民"報系已形成了五地八版，有著巨大的影響。沒有經濟獨立，沒有龐大的發行量和滾滾而來的廣告，史量才的《申報》也不可能在"九一八"後的中國，無視國民黨的高壓、利誘，不斷發表尖銳批評時局的文章。爲了恪守《文匯報》的民間立場，徐鑄成等拒絕了任何政治性的投資（如李濟深等）。國民黨當局曾先後三次試圖收買《文匯報》，第一次、第二次都被徐鑄成頂了回去，第三次也碰了張國淦（當過北洋政府高官，《文匯報》名義董事長）的壁。邵飄萍、林白水以身殉報，自然值得我們永久尊敬，但也不能諱言他們都曾接受北洋軍閥的津貼、饋贈，他們的死和他們拿了錢照樣批評軍閥不無關係。經濟不能獨立，報刊注定了不能長久，也就難以堅持"文人論政"的理想。只 有經濟獨立，才能不畏權勢，不受利誘，才能堂堂正正地捍衛正義，堅持自己的主張，這是"文人論政"的第二個前提條件。
1943年，36歲的徐鑄成已名滿新聞界，深受蔣介石身邊的陳布雷的賞識。陳力勸他加入國民黨，幷願意破例當介紹人，但徐鑄成一口謝絕了，他說自己"願抱獨身主義"，"參加一政治組織，等于女人决定選擇對象，此爲終身大事。"作者稱徐鑄成爲"奇异的政治'獨身主義'者"，幷一再提及這個著名的"獨身主義"比喻，這幾乎成了自由主義報人守護"貞操"、潔身自好，保持獨立性的唯一選擇。他們的面前到處都是鋪滿鮮花的陷阱，如何堅持操守。這是一個大問題。張季鸞說的"四不"和"隨時準備失敗"，史量才說的無背景，無非都是要堅守獨立人格的底綫，决不苟且。陳布雷曾在《商報》寫過生龍活虎般的評論，他後半生追隨蔣介石就頗讓自由主義報人失望。面對多少浮雲世變，百年新聞史上有著獨立人格、始終堅持獨立批判的知識分子可以說代代相續，他們的人格操守成全了他們的"文人論政"。
四
一曲《廣陵散》既終，在塵封的歷史中拾取碎片，吉光片羽之間，讓我們能重新領略先輩當年"文人論政"的精神風采。概而言之，我以爲中國獨有的"文人論政"傳統至少具備了五個特徵：
一、公正，客觀，理性。正如老大公報人、歷史學家唐振常說的，"文人論政"無非"以其所見，是其是，非其非"，"本人民的立場，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之間，容或有偏差或欠準確，要之亦可爲事實所糾正。"人的見解可能有局限，判斷可能不够准確，但一切都改變不了"文人論政"對公正、客觀、無私的追求。只有胸中不染塵埃，面對民生疾苦和時政得失，才能明辯是非，直抒胸臆，毫不轉彎抹角，有所愛，有所惡，而不考慮個人的得失，真正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以百年《大公報》爲例，早在1902年6月18日，即《大公報》創刊第二天，英斂之在《大公報出版弁言》中就提出了"本報但循泰西報紙公例，知無不言，以大公之心發折衷之論；獻可替否，揚正抑邪，非以挾私挾嫌爲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計。"（344—345頁）他的"折衷"幷不是無是非，無好惡，"折衷，既有客觀、公正、理性的涵義，又同時有超階級、超黨派，不依傍和屈從于任何社會勢力的氣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還包含著反對暴力和激進的溫和主義和漸進主義 （甚至有後來所謂'中間道路'的涵義）之深刻內容。""'折衷'只問是非曲直，而不管任何政治勢力的臉色如何"，在這一意義上，"大公"和"折衷"是一致的，也就是一本無私的表示，二十四年後張季鸞、胡政之他們提出的"四不"與之可以說一脉相承。他們認爲，要保持"文人論政"的獨立性、純潔性，就必須"不求權，不求財，幷且不求名。"張季鸞坦言作爲職業報人"不求權不求財"容易，"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可是"一個報人若只求賣虛名，得喝彩，有時要犯嚴重錯 誤，甚至貽害國家。""往往誤了報人應盡之責"。他們在接辦《大公報》之初"决定寫評論不署名，也含有此意。" 幷一直奉行不悖。這和胡適所倡導的"用真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一體兩翼，共同鑄造了"文人論政"金石一般的品質。
二、論政而不從政，公開批評而不介入權力之爭。1946年9月1日，儲安平在《觀察》周刊創刊號發表《我們的志趣和態度》中提出：
"我們這個刊物第一個企圖，要對國事發表意見。意見在性質上無論是消極的批評或積極的建議，其動機則無不出于至誠。這個刊物確是一個發表政論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個政治鬥爭的刊物。……毋須諱言，我們這批朋友對于政治都是感興趣的。但是我們所感覺興趣的'政治 '，只是衆人之事——國家的進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權勢。同時，我們對于政治感覺興趣的方式，只是公開的陳述和公開的批評，而非權謀或煽動。"
這番話精當地概括了"文人論政"極爲重要的一個特點，這不僅是儲安平和《觀察》的宣言，它一直是具有獨立品格的知識分子堅守的信條，從新記《大公報》的" 四不"到《新民報》"超政治"的民間報立場，一部百年新聞史，就是一代代報人堅持"文人論政"、堅持對國事發表意見，以公開的批評參與社會，監督權力，也就是以"言論報國"，儲安平曾不無驕傲地說："一個從事言論的人，假如環境允許他秉其智慧，憑其良心，公平論政，他對國家所能有的貢獻，未必即在一個部長之下。"當多少部長、達官貴人成爲過眼烟雲之後，我們重溫這句話，不能不感到儲安平還是太謙虛了。部長、大臣多如過江之鯽，而儲安平永遠只有一個。傅斯年對胡適說的"與其入閣，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說白了，就是要保持知識分子"批評政府的民間獨立地位"。
因爲如此，張季鸞可以面對"肥缺"，一個月即挂冠而去，不幹這個勞什子，繼續做他的窮記者去。王芸生可以多次拒絕做國民黨的官，司馬遷的"戴盆何能望天"成了他的"座右銘"。同樣的事情也曾發生在王造時等無數選擇了"文人論政"的知識分子身上，例子舉不勝舉。曾在新聞史上放射過光焰的陳布雷一入侯門深似海，在他們看來幷不足以取法，徐鑄成"獨身主義"的比喻也可看作對陳的婉轉批評。至于吳鼎昌以辦報爲進身之階，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三、富有責任感，勇于負責的精神。既不依傍權勢，也不依傍流俗，無私無畏，"不私"、"不盲"，獨立思考，獨立作出判斷。而沒有對言論負責的精神就談不上什麽"文人論政"。爲此張季鸞早年曾兩次鋃鐺入獄，《大公報》多次遭到停刊等處罰。1948年7 月8日，南京《新民報》被查封，王芸生發表《由新民報停刊談出版法》社評進行抗議，還刊出了24位新聞界、文化界、法學界人士聯署的《反對政府違憲摧殘新聞自由，幷爲南京新民報被停刊抗議》，國民黨《中央日報》爲此連續發表文章，大駡他是新華社的"應聲蟲"。讓王芸生哭笑不得的是，"同一立場，兩面受攻，一面飛來紅帽子，……另一面又駡你是'幫閑'，駡你是'法西斯幫凶'"。不過這也證明了一點，《大公報》的言論是獨立的、負責的，幷不依附于某一種政治力量，幷不因爲得罪哪一方而放弃自己言論的責任。
胡適之所以一再呼籲"用真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就是要倡導一種簽名負責的風氣，他在1929年說：
"我們深信，不負責任的秘密傳單或匿名文字都不是爭自由的正當方法。我們所爭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傳單的自由，乃是公開的，負責任的言論著述出版的自由。我們深信，爭自由的方法在于負責任的人說負責任的話。......我們用自己的真姓名發表自己良心上要說的話。有誰不贊成我們的主張，盡可以討論，盡可以批評，也盡可以提起法律上的控訴。但我們不受任何方面的非法干涉。"
從《努力周報》、《新月》到《獨立評論》，以他爲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不管觀點有多少分歧，但堂堂正正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堂堂正正地展開爭論，不隱瞞自己的立場，用真姓名，對自己的言論負責，面對社會、國家發生的重大問題說公道話，一本知識分子的專業造詣和人類的良知，不媚權，也不媚俗。傅斯年之所以一再發表直言批評孔、宋豪門的政論，就是本著一個國民、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其中幷無一己私利。像傅斯年這樣的人只要溫順、肯與權勢者同流合污，什麽樣的高官厚祿自然都不在話下。
有了這樣的責任感，他們才能拒絕一切利誘，拒絕一切威脅。徐鑄成和《文匯報》"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以一句"憑良心辦報"三次拒 絕國民黨的投資。1947年5月24日， 《文匯報》、《新民報》晚刊、《聯合日報》同時被封，儲安平在《觀察》發表評論："當此一日查封三報，警備車的怪聲馳騁于這十裏洋場之日，我們仍舊不避危險，挺身發言，實亦因爲今日國家這僅有的一點正氣，都寄托在我們的肩上，雖然刀槍環繞，亦不能不冒死爲之；大義當前，我們實亦不暇顧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僅這番話就足以讓我們對逝去的"文人論政"肅然起敬。他還在《觀察》說過，"編者的根本原則是：生死之權操之于人，說話之權操之于我。刊物要封，聽命封，遇到大問題時，我們是無法躲避，無法退讓的。在這混亂的大時代，中國需要的就是無畏的言論，就是有决心肯爲言論犧牲生命的人物！"這是一種擔當、一種 責任，正是這些品質爲"文人論政"贏得了榮譽。
四、感人至深的愛國情懷。從王韜、梁啓超到王芸生、儲安平，他們身上都燃燒著愛國的熱情，無論風雲如何變幻，他們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從未改變過。抗日戰爭是這種愛國情懷的集中體現。胡政之說的"吃下砒霜，毒死老虎"至今擲地有聲。《新民報》西遷重慶；《大公報》輾轉于武漢、香港、桂林、重慶，付出巨大的犧牲；《文匯報》在上海"孤島"异軍突起；許多報紙憤然停刊，許多報人獻出生命，這些往事將永遠激動著中國新聞史。面對20世紀40年代犬牙交錯的國際大勢，傷害民族尊嚴的事件不斷發生，無論這一傷害來自遠鄰美國，還是近鄰蘇聯，也不論其立國的價值觀如何，他們幾乎都挺身而出，進行了公開的抗議。基于他們對國家、民族深摯的無條件的愛，1941年，王造時才會寫下致斯大林的公開信，抗議傷害民族感情的《蘇日中立條約》，爲此在１９４９年後吃盡苦頭；1946年，傅斯年、王芸生、趙超構等才會聯名發表《我們對雅爾塔秘密協定的抗議》；1947年， 王芸生不斷發表文章，反對美國的扶日政策。他們從來都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且正是這個時代的一個中國人"。
他們"對于國家的忠貞"幷不是做喜鵲，而是做烏鴉、做"不信東風喚不回"的啼鵑。1948年南京《新民報》淪陷在黑暗中，唇亡齒寒，《觀察》危在旦夕，儲安平依然發表《政府利刃，指向觀察》一文：
"在這樣一個血腥遍地的時代，被犧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燒毀了的房屋財産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幻滅了，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個的國家的浩劫裏，算得了什麽！朋友們，我們應當挺起胸膛來，面對現實，面對迫害，奮不顧身，爲國效忠，要是今天這個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個方式繼續努力，方式儘管不同，但我們對于國家的忠貞是永遠不變的！"
半個多世紀後，重讀這些文字，想望他們當年的風采，他們永遠不變的這種愛國赤忱是今天的人們很難想像的。他們的愛國情懷和我們今天無知、盲目的愛國主義截然不同，是對這片土地、文化和人民的深情。
五、筆鋒常帶感情，這也是"文人論政"不可忽略的一個特點。從梁啓超到張季鸞、王芸生、儲安平，無不如此。梁啓超"以飽帶感情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他的《新民說》、《少年中國說》等以其一瀉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鮮活潑的思想傾倒了幾代讀者。正是"筆鋒常帶感情"，才使梁啓超的政論富有極大的感染力，影響了幾代人，胡適、魯迅、郭沫若、鄒韜奮、王芸生等都曾吮吸過他的乳汁，深受他的的啓迪。
徐鑄成談到張季鸞在武漢《大公報》發表的社評時說："張先生的白話文，還有裹過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樸質沉痛，寫出了中國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喚醒了多少意志本來幷不堅定的人，使國家一時免于陷入'瓦解土崩'之局。他的一聲棒喝，應該說關係不小。"張季鸞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字字句句，樸質沉痛"，就在于他不僅有見識，站得高，看得遠，看得深，同時也在于他的"筆鋒常帶感情"。俞頌華在評價王芸生文章爲世人所傳誦時也說："他富于熱情，所說的話，常能打入讀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終能動人心弦，不致與無黨無派的民意脫節。"王芸生自己在《新聞記者怎樣立言》中說，"要熱情，才能使'筆端帶有感情'，才能在筆下表現文字的生命和活力"。
"筆鋒常帶感情"首先來自立言者本身的誠懇，儲安平說過"政治上的看法，見仁見智，容各不同，但我們的態度是誠懇的，公平的。"張季鸞生前曾傳授給王芸生二十字秘訣："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忠厚"也好，"鈍拙"也好，無非都是要體現一個"誠"字，誠意拳拳，有理想，有追求，才會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只有浸透著一個"誠"字，他們的文章才會字字句句打入人的心坎，畢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性是相通的，除非被既得利益、被狂熱的烏托邦蒙蔽了雙眼。
斯人已去，《廣陵散》嘎然而終，隨著時光的流失，一切都已化爲烏有，只有那些傾注了"文人論政"理想的文字、思想依然在歷史的斷裂處閃爍著不滅的光芒。
（原載《社會科學論壇》2003年第5期）
"文人論政"：一個已中斷的傳統
傅國涌
一
1941年5月，《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獎章，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榮譽，張季鸞在社評《本社同人的聲明》中說：
"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爲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以本報爲例，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于雖按著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
同一年，中國新聞學會在成立宣言中也指出：
"我國報業之有與各國不同者，蓋大抵爲文人發表政見而設，......此種風氣，今猶遺存。"
從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首開"文人論政"之風算起，到1948年12月儲安平的《觀察》被國民黨查封，這一傳統至少綿延了七十五年。
如果說王韜每天在《循環日報》首欄撰寫的"論說"開了中國報刊"文人論政"的先河，那麽梁啓超以他"常帶感情"的筆鋒將這一傳統發揚光大，影響了不止一代人，從《時務報》到《清議報》、《新民叢報》，梁啓超成爲時代的驕子，他的言論已深深打入那一時代無數青年的心坎。辛亥前夜，于右任、宋教仁等發表在上海 "竪三民"上那些光焰萬丈的政論，辛亥之後，黃遠生、陳布雷等青年報人的文字都曾感動過萬千讀者。陳獨秀的《新青年》橫空出世，雖然"批評時政非其旨也 "，却引入新文化，另創了一片新天地，塑造了一代新型知識分子。深得西方自由主義精髓的胡適從"二十年不談政治"到操筆上陣，《每周評論》、《努力周報》、《新月》、《獨立評論》成爲他論政的平臺。新記《大公報》接續了英斂之時代"敢言"的傳統，而又輸入了全新的血液，鮮明地提出令人注目的"四不"方針，張季鸞、胡政之、王芸生等大公報人的名字將永遠在新聞史上發射出奪目的光華。徐鑄成從《大公報》走出，幾乎一夜之間就讓《文匯報》成爲報界的新星。和徐鑄成一樣出生在江蘇宜興的儲安平殫精竭慮把一本小小的《觀察》周刊推向了"文人論政"最後一個高峰，他堅定的自由主義品格使他成了20世紀40年代自由主義的化身，《觀察》絕響，餘音裊裊，至今不絕。多少歲月的塵埃終究都掩埋不了前輩的聲音和足迹。在這條世紀長路上，我們看到了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最後的笑容，他們的血滲透了這片多灾多難的大地。1918年，邵飄萍自辦《京報》，很快在林林總的日報叢中脫穎而出，"其奧秘就在它承續了晚近中國自由主義報刊'文人論政'的傳統，揮毫潑墨，指點江山；縱論時局，鋒芒逼人……"在這條世紀長路上，我們也看到了陳銘德、鄧季惺、成舍我他們的背影。《申報》、"新民"報系、"世界"報系永存在歷史的記憶中，一如它們曾記錄的一幕幕真實的歷史。走在這條路上，以其激揚文字縱橫論壇的，還有羅隆基、王造時、趙超構等大批知識分子。
從王韜到儲安平，構成了中國知識分子"文人論政"的傳統，在滾滾的歷史車輪下，這一鏈條終于斷了。20世紀50年代殷海光在臺灣《自由中國》半月刊上的政論，六、七十年代查良鏞在香港《明報》的社評，雖然都虎虎有生氣，畢竟只是本土之外的空谷餘音，一曲《廣陵散》早已隨風而去。
二
當年，張季鸞等都認爲我國報業與各國的不同首先在于"文人論政"這一點。就其源頭來看，這一傳統却無疑來自西方，王韜辦報之前有過在歐洲生活的經歷，他長期定居香港，耳聞目睹西方的言論自由，特別羡慕英國第一大報《泰晤士報》，由衷地贊嘆："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爲準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他渴望著有一天在自己的祖國也能自由辦報、自由論政，"清議所至，足以維持大局；主筆之事，位至卿相"，也就是 一篇社評足以動搖一届政府。"《循環日報》不僅在精神走勢上受到英國報刊的影響，而且在編排方式上也偏愛英國報刊的審美趣味。"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每天發表的論說，也是"自覺仿照英國報紙的體例"。
西方傳教士在中國辦的中文報刊對以後 "文人論政"傳統的形成也産生了深刻的影響。早在1840年9月，美國人在廣州辦的英文月刊《中國叢報》中說："爲公衆服務的新聞記者，人民通常地理所當然地期望他們對于重要事件，像現在那些與公衆利益有關事件，不能保持沉默。""新聞記者在報道時，也要對公衆采取公正立場，負責把事件的整個真相原原本本地說出來。"這些觀點對一個幾千年來都只知有皇帝的民族來說遠不止是一股清風，可惜那年頭國人沉夢未醒，睜眼看世界的又有幾人，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這些英文期刊。即使魏源那時也只能想到"師夷長技以制夷"罷了。由英、美傳教士創辦、主編的《萬國公報》（原名《教會新報》，1874年9月起改名爲《萬國公報》），"一而再，再而三把他富民强國主張，明明白白說了又說，引起當時有志之士的普遍注意。" 發行量最高時達3.8萬多份，創下了傳教士在華報刊最高發行記錄。康有爲1882年第一次接觸就被它所吸引。他在萬木草堂把《萬國公報》 作爲弟子的自學材料，直接影響、啓迪了梁啓超等莘莘學子。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只是發揮了李提摩太在《萬國公報》的思想，梁啓超《變法通議》中的主張有些都可以在《萬國公報》中找到思想根源，風靡一時的《新民說》也濫觴于李提摩太《新政策》中的那個著名觀點。甚至開創新風氣的"時務文體""也不過是從他那 裏描摹過去的"。曹聚仁曾說，《萬國公報》主筆、王韜摯友林樂知的"見解、主張和文章風格，也可說是替梁啓超的《新民叢報》開了路。" 在探討"文人論政"的精神源頭時，我們不能忘記《萬國公報》和李提摩太、林樂知兩位傳播文明的傳教士。
還有不能忽略的一點是，"不名一文的窮書生"于右任在籌辦《神州日報》前，曾專門赴日本考察過兩大民間報紙：《朝日新聞》、《每日新聞》，這是一個以往常常被忽略的重要細節。曾爲《民立報》主筆、筆掃千軍的宋教仁在日本住過多年，邵飄萍兩度亡命日本，而且親身在《朝日新聞》工作過。接續《大公報》薪火、迅速發揚光大的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巨頭都曾留學日本，他們接辦《大公報》就是以《朝日新聞》爲榜樣的，日本版的西方新聞自由思想已化入他們的骨髓，與他們的生命融爲一體。成舍我、戈公振等遠渡重洋，實地考察西方報業，沒有出過國門的史量才、陳銘德、徐鑄成等也對肇始于西方的新聞自由思想堅信無疑。有著悠久歷史和廣泛影響的《申報》本來就是美國人辦的，史量才接手後，與西方新聞界交往頻繁，西方報界巨子的贊譽使他興奮不已。
在中國新聞業的少年期，如果僅僅受到了西方的影響，恐怕不會形成"文人論政"的特有傳統，它同時也深深植根于源遠流長的古老文化中，中國的士（或曰儒生、讀書人）一直有清議的傳統，"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臧否人物，議論時弊，以儒家的原則不斷地彈劾往往向法家傾斜的帝王，正如費正清已發現的，"中國有過一個强烈而確有感召力的傳統，每個儒生都有直言反對壞政府的道義責任。"這一傳統不因王朝的更迭而改變，無數人因此不惜殉身。明辯是非，敢言直諫，體現了中國古代讀書人身上的風骨，是他們"迂"、也是他們的可愛之處。以明代爲例，從方孝孺到東林、複社諸君子就史不絕書。塑造了百年自由主義新聞史基本面貌的"文人論政"起碼有著兩個截然不同的精神源頭，由此構成了這一絢爛多姿、不同于世界各國的獨特傳統，也正是在這些知識分子身上一脉傳承了本土文化的人格傳統，才使他們的"文人論政"散發著至今不衰的魅力。
三
遍觀百年新聞史，"文人論政"傳統的産生、存在至少需要三個條件：一是民間報刊的空間，二是經濟獨立，三是知識分子能保持人格獨立。從王韜時代到儲安平的《觀察》時代，從晚清到國民黨統治的結束，正是中國歷史大變動的時期，面臨著數千年未有的變局，內外交困的大清王朝威勢日頽，人心思變，經歷地動山搖的太平天國衝擊之後，雖有所謂的"同治中興"，不過是最後的迴光返照罷了，歷史已走到非變不可的地步。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還只是不斷地呼籲變法，到了汪康年、梁啓超他們在上海辦《時務報》，變法維新已呼之欲出，終于迎來了曇花一現的"百日維新"。改良派、革命派無不利用報刊這一公共載體，這個獨一無二的平臺介入歷史。從天津到上海，各地租界的存在，爲專制中國提供了一點點脆弱的公共空間，爲民間報刊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1903年雖然發生了轟動中外的"蘇報案"，但一個王朝也只能在小小的租界法庭和幾個一無所有的書生打官司，而不能隨心所欲。上海成爲中國近現代輿論的中心不是偶然的，"文人論政"的許多代表人物在上海這一方土地上發光發熱，就是因爲"國中之國"的租界在損害民族尊嚴的同時，也以它的"治外法權"保護了不少民間報刊，這是歷史的悖論。民國誕生，接著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大小軍閥在爭奪地盤、政權、金錢的同時，無暇顧及文化新聞界，給了知識分子批評的空間，儘管如此，邵飄萍、林白水等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蔣介石也算得上梟雄，以他縱橫捭闔的權謀、幾乎無往不勝的銀彈戰術擊敗了國民黨內外的各路對手，成爲國民黨新政權的主宰。他統治中國的二十多年中，民間報刊尚有一席之地，《大公報》代表了這個時代"文人論政"的最高水平，張季鸞、胡政之以及後起的王芸生等一起把這份民間報紙辦得有聲有色，讓世界注目。"新民"、"世界"幾個報系也都有過輝煌的一幕。异軍突起的《文匯報》是在抗日的大背景下，《觀察》周刊的成功完全取决于"文人論政"、不亢不卑的獨立品質。總之，民間報刊的生存是"文人論政"的第一個前提條件。
吳、張、胡續辦《大公報》之初標舉"四不"旗幟，就是痛感當時新聞媒介總是依附某個政治集團、黨派，靠津貼過日子，經濟上不能自立，《大公報》本身也有過一段與安福系扯不清的前車之鑒，經濟獨立成爲知識分子追求言論獨立的先决條件，因此而提出"不黨"、"不賣"。李純青曾說："大公報經濟獨立，不接受政治津貼。……如果經濟不能獨立，向政治集團伸手要錢，它就必然要受到那個政治勢力的支配，不能自由發言。言論自由建築在經濟自由之上。"回顧《新民報》創辦的前十年，之所以沒有太大的起色，與它一直接受四川軍閥劉湘的經濟支持，還有國民黨內一些派系的援助有關，劉湘死後，臍帶斷了，再加上抗日大背景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機會，《新民報》得天時、地利、人和，迅速崛起于大後方，到1948年7月蔣介石下令查封南京《新民報》，"新民"報系已形成了五地八版，有著巨大的影響。沒有經濟獨立，沒有龐大的發行量和滾滾而來的廣告，史量才的《申報》也不可能在"九一八"後的中國，無視國民黨的高壓、利誘，不斷發表尖銳批評時局的文章。爲了恪守《文匯報》的民間立場，徐鑄成等拒絕了任何政治性的投資（如李濟深等）。國民黨當局曾先後三次試圖收買《文匯報》，第一次、第二次都被徐鑄成頂了回去，第三次也碰了張國淦（當過北洋政府高官，《文匯報》名義董事長）的壁。邵飄萍、林白水以身殉報，自然值得我們永久尊敬，但也不能諱言他們都曾接受北洋軍閥的津貼、饋贈，他們的死和他們拿了錢照樣批評軍閥不無關係。經濟不能獨立，報刊注定了不能長久，也就難以堅持"文人論政"的理想。只 有經濟獨立，才能不畏權勢，不受利誘，才能堂堂正正地捍衛正義，堅持自己的主張，這是"文人論政"的第二個前提條件。
1943年，36歲的徐鑄成已名滿新聞界，深受蔣介石身邊的陳布雷的賞識。陳力勸他加入國民黨，幷願意破例當介紹人，但徐鑄成一口謝絕了，他說自己"願抱獨身主義"，"參加一政治組織，等于女人决定選擇對象，此爲終身大事。"作者稱徐鑄成爲"奇异的政治'獨身主義'者"，幷一再提及這個著名的"獨身主義"比喻，這幾乎成了自由主義報人守護"貞操"、潔身自好，保持獨立性的唯一選擇。他們的面前到處都是鋪滿鮮花的陷阱，如何堅持操守。這是一個大問題。張季鸞說的"四不"和"隨時準備失敗"，史量才說的無背景，無非都是要堅守獨立人格的底綫，决不苟且。陳布雷曾在《商報》寫過生龍活虎般的評論，他後半生追隨蔣介石就頗讓自由主義報人失望。面對多少浮雲世變，百年新聞史上有著獨立人格、始終堅持獨立批判的知識分子可以說代代相續，他們的人格操守成全了他們的"文人論政"。
四
一曲《廣陵散》既終，在塵封的歷史中拾取碎片，吉光片羽之間，讓我們能重新領略先輩當年"文人論政"的精神風采。概而言之，我以爲中國獨有的"文人論政"傳統至少具備了五個特徵：
一、公正，客觀，理性。正如老大公報人、歷史學家唐振常說的，"文人論政"無非"以其所見，是其是，非其非"，"本人民的立場，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之間，容或有偏差或欠準確，要之亦可爲事實所糾正。"人的見解可能有局限，判斷可能不够准確，但一切都改變不了"文人論政"對公正、客觀、無私的追求。只有胸中不染塵埃，面對民生疾苦和時政得失，才能明辯是非，直抒胸臆，毫不轉彎抹角，有所愛，有所惡，而不考慮個人的得失，真正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以百年《大公報》爲例，早在1902年6月18日，即《大公報》創刊第二天，英斂之在《大公報出版弁言》中就提出了"本報但循泰西報紙公例，知無不言，以大公之心發折衷之論；獻可替否，揚正抑邪，非以挾私挾嫌爲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計。"（344—345頁）他的"折衷"幷不是無是非，無好惡，"折衷，既有客觀、公正、理性的涵義，又同時有超階級、超黨派，不依傍和屈從于任何社會勢力的氣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還包含著反對暴力和激進的溫和主義和漸進主義 （甚至有後來所謂'中間道路'的涵義）之深刻內容。""'折衷'只問是非曲直，而不管任何政治勢力的臉色如何"，在這一意義上，"大公"和"折衷"是一致的，也就是一本無私的表示，二十四年後張季鸞、胡政之他們提出的"四不"與之可以說一脉相承。他們認爲，要保持"文人論政"的獨立性、純潔性，就必須"不求權，不求財，幷且不求名。"張季鸞坦言作爲職業報人"不求權不求財"容易，"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可是"一個報人若只求賣虛名，得喝彩，有時要犯嚴重錯 誤，甚至貽害國家。""往往誤了報人應盡之責"。他們在接辦《大公報》之初"决定寫評論不署名，也含有此意。" 幷一直奉行不悖。這和胡適所倡導的"用真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一體兩翼，共同鑄造了"文人論政"金石一般的品質。
二、論政而不從政，公開批評而不介入權力之爭。1946年9月1日，儲安平在《觀察》周刊創刊號發表《我們的志趣和態度》中提出：
"我們這個刊物第一個企圖，要對國事發表意見。意見在性質上無論是消極的批評或積極的建議，其動機則無不出于至誠。這個刊物確是一個發表政論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個政治鬥爭的刊物。……毋須諱言，我們這批朋友對于政治都是感興趣的。但是我們所感覺興趣的'政治 '，只是衆人之事——國家的進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權勢。同時，我們對于政治感覺興趣的方式，只是公開的陳述和公開的批評，而非權謀或煽動。"
這番話精當地概括了"文人論政"極爲重要的一個特點，這不僅是儲安平和《觀察》的宣言，它一直是具有獨立品格的知識分子堅守的信條，從新記《大公報》的" 四不"到《新民報》"超政治"的民間報立場，一部百年新聞史，就是一代代報人堅持"文人論政"、堅持對國事發表意見，以公開的批評參與社會，監督權力，也就是以"言論報國"，儲安平曾不無驕傲地說："一個從事言論的人，假如環境允許他秉其智慧，憑其良心，公平論政，他對國家所能有的貢獻，未必即在一個部長之下。"當多少部長、達官貴人成爲過眼烟雲之後，我們重溫這句話，不能不感到儲安平還是太謙虛了。部長、大臣多如過江之鯽，而儲安平永遠只有一個。傅斯年對胡適說的"與其入閣，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說白了，就是要保持知識分子"批評政府的民間獨立地位"。
因爲如此，張季鸞可以面對"肥缺"，一個月即挂冠而去，不幹這個勞什子，繼續做他的窮記者去。王芸生可以多次拒絕做國民黨的官，司馬遷的"戴盆何能望天"成了他的"座右銘"。同樣的事情也曾發生在王造時等無數選擇了"文人論政"的知識分子身上，例子舉不勝舉。曾在新聞史上放射過光焰的陳布雷一入侯門深似海，在他們看來幷不足以取法，徐鑄成"獨身主義"的比喻也可看作對陳的婉轉批評。至于吳鼎昌以辦報爲進身之階，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三、富有責任感，勇于負責的精神。既不依傍權勢，也不依傍流俗，無私無畏，"不私"、"不盲"，獨立思考，獨立作出判斷。而沒有對言論負責的精神就談不上什麽"文人論政"。爲此張季鸞早年曾兩次鋃鐺入獄，《大公報》多次遭到停刊等處罰。1948年7 月8日，南京《新民報》被查封，王芸生發表《由新民報停刊談出版法》社評進行抗議，還刊出了24位新聞界、文化界、法學界人士聯署的《反對政府違憲摧殘新聞自由，幷爲南京新民報被停刊抗議》，國民黨《中央日報》爲此連續發表文章，大駡他是新華社的"應聲蟲"。讓王芸生哭笑不得的是，"同一立場，兩面受攻，一面飛來紅帽子，……另一面又駡你是'幫閑'，駡你是'法西斯幫凶'"。不過這也證明了一點，《大公報》的言論是獨立的、負責的，幷不依附于某一種政治力量，幷不因爲得罪哪一方而放弃自己言論的責任。
胡適之所以一再呼籲"用真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就是要倡導一種簽名負責的風氣，他在1929年說：
"我們深信，不負責任的秘密傳單或匿名文字都不是爭自由的正當方法。我們所爭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傳單的自由，乃是公開的，負責任的言論著述出版的自由。我們深信，爭自由的方法在于負責任的人說負責任的話。......我們用自己的真姓名發表自己良心上要說的話。有誰不贊成我們的主張，盡可以討論，盡可以批評，也盡可以提起法律上的控訴。但我們不受任何方面的非法干涉。"
從《努力周報》、《新月》到《獨立評論》，以他爲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不管觀點有多少分歧，但堂堂正正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堂堂正正地展開爭論，不隱瞞自己的立場，用真姓名，對自己的言論負責，面對社會、國家發生的重大問題說公道話，一本知識分子的專業造詣和人類的良知，不媚權，也不媚俗。傅斯年之所以一再發表直言批評孔、宋豪門的政論，就是本著一個國民、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其中幷無一己私利。像傅斯年這樣的人只要溫順、肯與權勢者同流合污，什麽樣的高官厚祿自然都不在話下。
有了這樣的責任感，他們才能拒絕一切利誘，拒絕一切威脅。徐鑄成和《文匯報》"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以一句"憑良心辦報"三次拒 絕國民黨的投資。1947年5月24日， 《文匯報》、《新民報》晚刊、《聯合日報》同時被封，儲安平在《觀察》發表評論："當此一日查封三報，警備車的怪聲馳騁于這十裏洋場之日，我們仍舊不避危險，挺身發言，實亦因爲今日國家這僅有的一點正氣，都寄托在我們的肩上，雖然刀槍環繞，亦不能不冒死爲之；大義當前，我們實亦不暇顧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僅這番話就足以讓我們對逝去的"文人論政"肅然起敬。他還在《觀察》說過，"編者的根本原則是：生死之權操之于人，說話之權操之于我。刊物要封，聽命封，遇到大問題時，我們是無法躲避，無法退讓的。在這混亂的大時代，中國需要的就是無畏的言論，就是有决心肯爲言論犧牲生命的人物！"這是一種擔當、一種 責任，正是這些品質爲"文人論政"贏得了榮譽。
四、感人至深的愛國情懷。從王韜、梁啓超到王芸生、儲安平，他們身上都燃燒著愛國的熱情，無論風雲如何變幻，他們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從未改變過。抗日戰爭是這種愛國情懷的集中體現。胡政之說的"吃下砒霜，毒死老虎"至今擲地有聲。《新民報》西遷重慶；《大公報》輾轉于武漢、香港、桂林、重慶，付出巨大的犧牲；《文匯報》在上海"孤島"异軍突起；許多報紙憤然停刊，許多報人獻出生命，這些往事將永遠激動著中國新聞史。面對20世紀40年代犬牙交錯的國際大勢，傷害民族尊嚴的事件不斷發生，無論這一傷害來自遠鄰美國，還是近鄰蘇聯，也不論其立國的價值觀如何，他們幾乎都挺身而出，進行了公開的抗議。基于他們對國家、民族深摯的無條件的愛，1941年，王造時才會寫下致斯大林的公開信，抗議傷害民族感情的《蘇日中立條約》，爲此在１９４９年後吃盡苦頭；1946年，傅斯年、王芸生、趙超構等才會聯名發表《我們對雅爾塔秘密協定的抗議》；1947年， 王芸生不斷發表文章，反對美國的扶日政策。他們從來都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且正是這個時代的一個中國人"。
他們"對于國家的忠貞"幷不是做喜鵲，而是做烏鴉、做"不信東風喚不回"的啼鵑。1948年南京《新民報》淪陷在黑暗中，唇亡齒寒，《觀察》危在旦夕，儲安平依然發表《政府利刃，指向觀察》一文：
"在這樣一個血腥遍地的時代，被犧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燒毀了的房屋財産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幻滅了，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個的國家的浩劫裏，算得了什麽！朋友們，我們應當挺起胸膛來，面對現實，面對迫害，奮不顧身，爲國效忠，要是今天這個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個方式繼續努力，方式儘管不同，但我們對于國家的忠貞是永遠不變的！"
半個多世紀後，重讀這些文字，想望他們當年的風采，他們永遠不變的這種愛國赤忱是今天的人們很難想像的。他們的愛國情懷和我們今天無知、盲目的愛國主義截然不同，是對這片土地、文化和人民的深情。
五、筆鋒常帶感情，這也是"文人論政"不可忽略的一個特點。從梁啓超到張季鸞、王芸生、儲安平，無不如此。梁啓超"以飽帶感情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他的《新民說》、《少年中國說》等以其一瀉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鮮活潑的思想傾倒了幾代讀者。正是"筆鋒常帶感情"，才使梁啓超的政論富有極大的感染力，影響了幾代人，胡適、魯迅、郭沫若、鄒韜奮、王芸生等都曾吮吸過他的乳汁，深受他的的啓迪。
徐鑄成談到張季鸞在武漢《大公報》發表的社評時說："張先生的白話文，還有裹過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樸質沉痛，寫出了中國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喚醒了多少意志本來幷不堅定的人，使國家一時免于陷入'瓦解土崩'之局。他的一聲棒喝，應該說關係不小。"張季鸞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字字句句，樸質沉痛"，就在于他不僅有見識，站得高，看得遠，看得深，同時也在于他的"筆鋒常帶感情"。俞頌華在評價王芸生文章爲世人所傳誦時也說："他富于熱情，所說的話，常能打入讀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終能動人心弦，不致與無黨無派的民意脫節。"王芸生自己在《新聞記者怎樣立言》中說，"要熱情，才能使'筆端帶有感情'，才能在筆下表現文字的生命和活力"。
"筆鋒常帶感情"首先來自立言者本身的誠懇，儲安平說過"政治上的看法，見仁見智，容各不同，但我們的態度是誠懇的，公平的。"張季鸞生前曾傳授給王芸生二十字秘訣："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忠厚"也好，"鈍拙"也好，無非都是要體現一個"誠"字，誠意拳拳，有理想，有追求，才會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只有浸透著一個"誠"字，他們的文章才會字字句句打入人的心坎，畢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性是相通的，除非被既得利益、被狂熱的烏托邦蒙蔽了雙眼。
斯人已去，《廣陵散》嘎然而終，隨著時光的流失，一切都已化爲烏有，只有那些傾注了"文人論政"理想的文字、思想依然在歷史的斷裂處閃爍著不滅的光芒。
（原載《社會科學論壇》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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