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李慎之晚年思想（傅國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8i65.html

"悲凉之霧，遍被華林"
        ——從李慎之與許良英的43封通信解讀李慎之晚年思想

傅國涌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評《紅樓夢》，雖短短數語，却至今未見有人超越：

"頽運方至，變故漸多；寶玉在繁華豐厚中，且亦屢與'無常'覿面，……悲凉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231頁）

"悲凉之霧，遍被華林"，在曾經自認爲是共産黨"孤臣孽子"的李慎之身上，特別在他生命的黃昏就一直籠罩著這樣的悲凉之霧，身曆反右、大躍進、"文革"等一系列灾難，雖然偌大的中國 "呼吸而領會之者"幷非李慎之一人，但他無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如果說1999年秋天那個孤獨的夜晚，他在一盞孤燈下寫下的傳世之作《風雨蒼黃五十年》中，我們還能讀出他對這個少年時就嚮往不已的革命黨抱有一綫幻想的話，那麽在他內心深處，其實已經完全清醒，徹底失望、進而絕望，他一而再地說"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一再向知己之交的同代人許良英透露心曲，悲觀之情畢露無遺，悲凉之霧逐漸將他的身體乃至生命淹沒，但他的思想在霧中升騰，以"精衛填海"、"夸父逐日"般的神話精神，重新開啓了一扇通向未來的門。

2003年4月22日，80歲的李慎之先生帶著無數未盡的心願撒手而去，中國思想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達了對這位老人的懷念與敬意。遠在德國的仲維光和遠在美國的曹長青則發出了不同的聲音，曹長青在《李慎之的三大貢獻與三個局限》文中特別指出李慎之的"三個局限"："他對自己至死都是共産黨員的歷史缺乏反省和懺悔"；"他至死在潜意識中還是個'諫士'"；"從嚴格一點的意義上說，他還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由此引發了一場小小的筆墨風波，事隔一年半，風波早已過去，問題仍懸在空中。在仔細閱讀了李慎之與許良英最後五年的私人通信後，我感到對李慎之先生應該有一些新的認識，他晚年的思想在這些信中有更真實、更坦誠的流露，或許有助于我們全面公正地評價李慎之的思想。

兩位老人的交往始于1998年2月，李慎之托人給許良英送了一篇他在《中國經濟時報》發表的文章《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技術而無科學》，2月27日，許給李寫了第一封信。3月4日，李回信，從此開始了他們五年的書信往來，各給對方寫了43封信，其中既有科學、民主的嚴謹討論，也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更多的是對自己投身的革命道路的反省，以及對民族命運的憂慮與展望，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討論之真誠更足以讓後輩汗顔。直到生命終止前不久，李先生還寫下10頁紙的長信，提出重寫中國近代史的志願。由于是私人通信，無話不談，袒露心迹，比公開發表的文章更能反映一個知識分子內心的真實想法。

透過這些書信我們能看到李先生在他生命最後五年中燃燒自己、熱切追求理想、"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情懷，看到他挺身而出"冒叫一聲"的道德勇氣，同時也能看到他心中的悲凉和他的局限性。

一

李慎之晚年力倡民主，回到"五四"，重新舉起了啓蒙的火炬；他弘揚顧准，以自由主義爲北大傳統和顧准思想定調。他深感"五四"以後的八十年，民主根本沒有在中國扎根，"21世紀幾乎要重新來過。要中國人懂民主，實在是艱難已極，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然而第一不是不可能，第二也只有追尊五四，因爲中國只有這麽一個說得上的源頭。"（2001年5月8日）他對全球化和全球價值更是情有獨鐘，2002年1月12日，他在信中說："近來一直想寫一篇文章：《全球化與全球價值》。我的意思是，以我生八十年的經歷再推廣到人類近五百年的歷史，民主已是一種全球價值，而且必然要更推廣、更深化，中國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價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價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權。"

雖然他常常感嘆自己生前或許看不到民主的實現了——

我反正知道我們年輕時相信的烏托邦不但不可能實現，而且是一種謬誤。民主的價值將爲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然而充分的民主像我們現在西方發達國家看到的可能再過二三十年在中國還實現不了。（現在有許多人擔心中國實現民主以後，會出現"拉美化"，我也有這種擔心。）不過公民權利有起碼保障的民主，我想是有希望的，頂多我們不能及身而見，我們的下一代是一定可以看到的。（2002年12月7日）

但他依然堅定地主張"和平演變"，幷以此作爲自己的"最高綱領"。爲了實現這一目標，他認爲中國需要一批"戰鬥的民主主義者"——

我過去幾年的"工作"進度是很慢的，自己覺得雖然效率不高，但是還能"趕趟"。不過最近以來，我突然直覺地感到中國應當有一批"戰鬥的民主主義者"，然而全社會好象都沒有這樣的準備。我有三個小圈子，一個都是八十歲以上的人，一個是大約六十到七十歲的人，另一個是大約五十上下的人，每一兩個月聚會一次。我近來一再呼籲他們研究民主的理論和制度，但是除了年輕的一批外，反應都很冷淡，我也以你的努力與我的疲塌爲例進行說服，結果也不理想，這些人差不多都想通了中國的唯一出路是憲政民主，我就勸他們研究一下憲法，萬一形勢急轉直下，這些自認爲的民主主義者連部憲法都拿不出來，怎麽行呢？（2002年10月30 日）

2003年1月2日，他的生命只剩下了三個月零二十天，他還在信裏說：

今生已無從根本上研究"民主"的發展與歷史、理論與實踐的願望與勇氣，只是還想寫幾篇萬言長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來的專制主義和馬列毛以來的極權主義；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規範。

今年手頭還有四五個題目，希望老天爺能讓我做完這個工作。

社會主義作爲一種政治制度已經徹底失敗了，中共實際上已放弃了它，保留它作爲口號，無非是保持特權而已。當然社會主義還可以作爲一種政策目標，甚至執政黨的施政綱領，但是也只有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下才有可能。而且，如果得不到多數選民的認可，就該下臺。馬列斯毛說的"國體是無産階級專政，政體是民主集中制"，已經試過，應當作廢了（雖然它仍是中共掌權的理論基礎）。

中國要現代化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這不但是中國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進入新世紀後，我常說兩句話：1、對中國之實現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見，比較悲觀。2、對中國能在21世紀上半期實現民主，我基本樂觀。不過，我之所謂民主，只能指廢除一党專政，建立民主框架而言，幷非指充分民主。實現充分民主，最樂觀也需要到21世紀末。

也是在這封信裏，他請長期研究民主問題的許良英以500個字回答他，什麽才是民主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

對科學精神，李慎之同樣不能釋懷，直他晚年他還想寫一篇《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僞問題》，雖然文章最終沒有寫成，但他從未放弃過這個念頭。1998年3月4日他在寫給許良英的一封信中說：

科學中有技術，技術中也有科學，要硬分越來越不可能又無必要，中外一樣都把研究的人叫做"科學家"=Scientist，但是我還是要冒叫一句，想的是叫中國人多想一想，（這也是"知識分子自大狂"，實際上在一個十二億人的國家，幾乎是不會引起"任何"反響的。

我所以要冒叫一聲，是爲了要讓人注意到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別，西方（以希臘爲代表）從源頭上就重視求真，中國從源頭上就重視求善，這個差別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差別實在太大了。這些話其實是老生常談，不過中國現在已經成了市儈社會，已沒有多少"老生"了。

同年10月10日，他說："李約瑟熱愛中國，以半生精力發掘中國古代科技成就，出了一部大書，這當然是一件好事，然而把中國人搞得神魂顛倒，則實在不是什麽好事。現在的愛國主義者，都大談中國如何領先世界二千年，東方文明如何偉大等等，我實在不敢苟同。但是我對于自然科學實在無知，對科學史更是無知。只是出于一種責任心，覺得不能讓中國人目迷神醉，忘其所以，所以才發此願心，希望你能給我指導和幫助。"

在11月11日的信裏他還說到，"李約瑟以其'巨著'已經'推翻'了你和竺可楨、馮友蘭的結論而成爲中國狹隘民族主義的一面旗幟。我學力不足，寫作艱難，但是只要不死，總是要把文章寫出來的。" （1941年春夏，許良英在浙江大學讀三年級時曾在學生中發起一個科學團體，討論中國爲什麽科學不發達，爲什麽産生不出現代科學，他們從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回答了這個問題；1944年，心理學家陳立發表《我國科學不發達原因之心理分析》；1945年，氣象學家、地理學家竺可楨發表《爲什麽中國古代沒有産生自然科學？》也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當時，李慎之正在給崔衛平翻譯的《哈維爾文集》寫序，他感慨"哈維爾對極權主義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但是居然在考慮如何取代它的時候提出也可能轉向東方思想，雖然只有一句，但東方思想（實際上指儒家倫理與老莊思想）流毒（請恕我用這兩個字）之廣，可以想見。在國內則更是與統治者交相煽惑，對人們起了很大的麻醉作用"。

1999年8月22日，他在信中說："我要駁斥李約瑟難題，今年大概是動不了筆了。只是我有一難題要請你幫助解决：SCIENCE一字在西方到底起源于何時。"

直到2001年4月21日，他還在探討這個問題：

《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假命題》這篇文章我還是要寫的，但是愈想愈覺得其難，因爲我的科學知識實在太差了，而且現在的謬論日見其多（從席澤宗到董光璧），要一一排擊之，尚須搜集材料與論點。今年是决不會動手了。也許明年可以擺上日程。

西方古代有科學，而中國沒有，不是源于人性有什麽不同，却正是因爲文明的起源與走向有差异。

真善美是西方哲學的最高價值標準，中國古典只講善美，是不怎麽講真的。美、善天生就帶有價值上的好惡，真就不一定。我把真說成是價值中立的，在內心講正是把它作爲最高的價值。美、善不講真就失去了基礎。你引哈佛大學的校訓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學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我以爲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訓。

他說：

我心中的真理的價值中立的。"真理"兩個字本非中國固有，而來自佛經，因此已帶上了價值色彩。共産主義就其原始的意義講（如《共産黨宣言》所說）已是一種應用真理，真理一旦應用，就有了很大的出錯的可能，這一點在我們青年狂熱時期是不瞭解的，到後來才懂得。"真理"一詞因爲漢語雙音化的大潮流，已無法改譯爲"真"一個字，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不過社會科學中本來就沒有自然科學中的那種真理。"自由主義"是"真理性"最差的一個"主義"。（1998年3月 11日）

這些觀點本身誠然還可以商榷，但他的思考却不是沒有意義的。對這個世俗化、功利化深入骨髓的民族而言，倡導真理的價值中立，實際上就是希望能超越功利，超越赤裸裸的、狹隘的現實算計。他認爲在重新提出"回到五四，重新啓蒙"的口號時，絕大部分人只注意民主，而忽略科學，"他們好象認爲科學是'不言自明'的東西，在中國已經生根了，官方也從來沒有'批判過科學'，有些不正常的干預，也都是因爲沒有民主造成的。但是我認爲'科學'在中國根本就沒有生根，有些科學家甚至'院士'，有多少科學精神，我也很懷疑。"所以他希望許良英能寫一篇闡明"科學精神"的文章。

他之所以推許陳寅恪，乃是因爲陳對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追求，"還有陳寅恪，他是我的老師，渾身可稱浸透封建士大夫的氣味，因此連胡適也稱之爲'文化遺民'。但是'氣味只是氣味'，細究他的生平志業，幾次大聲疾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連五四時代的陳獨秀也沒有喊出這樣簡潔明瞭，可以作爲口號的話。……陳本人即一生不向北洋政府與國民黨低頭，尤其是不跟共産黨合作。我以爲在文革結束前，他是中國最乾淨的一個人，比俞平伯、沈從文都更乾淨，更不要說巴金以下的人了。"（1999年8月22日）

他對"利祿之徒"彌漫，僞學術、僞思想盛行的學界現狀憂心忡忡，從季羨林（乃至王元化）到汪輝等，2001年4月21日，讀了許良英轉給他的99歲的心理學家陳立的文章，他感慨："我竟不知道中國還有這樣一位99歲的大老……官方和所謂的學術界最近都在大炒今年九十歲的季羨林先生。季也許在梵文方面有專長，但在學術思想上無非是一個庸俗的民族主義者（今稱愛國主義者），現在則給他戴上許多高帽子，甚至稱之爲'學術大師'。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無大害，只是學術界這樣捧一個對國學與世界史近乎無知的老人，實在是中國的耻辱。"2002年1月12日，在談到"新左"代表之一汪輝時，他說本來以爲汪文字能力太差，不料恰恰是他這種艱澀不通的文字居然能俘虜大批的青年人，以爲是有學問、有見解、有思想，是以爲大家取法，結果造成一大批僞學者與僞思想，真是可嘆。但是迄今還很少看到有力的批判。就是我收到的這篇批判文章，固然論點很不錯，但是文字竟也有"汪"味。對此他深感憂慮。

二

晚年李慎之的內心深處之所以有著揮之不去的"悲凉"，我以爲至少有以下三個因素：一是對現實政治制度的絕望、清醒，對民族前途的深切憂慮，他們那一代人（即"一二九"一代）和上一代（"五四"一代）身上的憂患意識是後世的人往往難以想像的。二是他對文化傳統即根深蒂固的專制主義的深刻認識。三是他對自己走過的革命道路的反省，其中不無懺悔。

2002年5月18日，在讀了我們的《脊梁——中國三代自由知識分子評傳》後，他曾寫信給許良英："我的第一個感覺是我不配。第二個感覺是有些悲凉，偌大一個中國，能數得上的就這麽些人，而且還有像我這樣對民主、自由主義瞭解甚少之人。"這裏面固然有他自謙的成分，但這種悲凉是一貫的，他多次說及全國上下懂民主的也不過一、二百人。"

所以，他才會說："我其實是很悲觀的，我已不敢說什麽'啓全國人民之蒙'的話，只敢想能刺激一下'一小撮知識分子'，于願足矣。"（2001年4月21日）

2001年9月28日，他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臺采訪後寫信給許良英：

中國共産黨可稱根本無學者無思想家，此外，中國又有幾個人？中國的人才實在太少了，因此我現在總傾向于"在矮子裏面拔長子"。

應法廣采訪，對我雖非第一次，但確極稀少，我現在是想爭取多一些發言機會，但是我總想多少能起一些作用。

……我所以這樣叫一叫，當然不是考慮爲當局鳴鑼喝道，而是希望能給國人一個概念，我要向你表白，我的最高綱領，仍然是"和平演變"。不過由于當局一動不動，我覺得如果能先實行私有化，也可爲未來的政治改革打下一點社會基礎。至于政治上當局正在不斷收緊，我的文章大概已無在大陸發表的可能，我當然是清楚的。不過，我們已經老了，物質地講，我們是最少可怕的人，現在老人都越來越衰退，我膽量有限、作用更有限，能叫一聲就是一聲而已。

我越來越相信"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這句話，一個國家怎麽能完全靠謊言維持呢？

在這封信後面他又加了幾句話，表示"1、啓蒙之必要，2、啓蒙之艱難，3、啓蒙還是有希望的"，幷慚愧自己"沒有做什麽工作"。

他是悲觀的，但他的悲觀不是悲觀主義，而是展現了遠古神話中的那種悲壯的情懷，悲觀沒有使他沉默、犬儒，更沒有使他放弃，"我還是相信馬克思的話，非要大喊大叫不可，我自知已無大喊大叫的能力，一年頂多只能寫三四篇文章，頂多三萬字而已。然而"寫罷低眉無處發"……不過一息尚存，我總是要想，也總是要寫的。"（1999年8月22日）"我一向自以爲不學無術，……今後也只能就自己能感到想到的地方儘量多寫一點東西，以期有益于中國。"（2001年11月 12日） "中國的自由主義與民主呼聲，雖然現在還不成氣候，但是在極權高壓下，仍是有人在默默研究，竭力撑大言論空間。看到這點，還是令人高興。" （2002年10月14日）這是對知己的直言，也是內心的獨白，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夸父逐日般的現象。在生命的最後五年中，他反復申明自己所做的一切不過是 "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完全是真誠的，對他參與建構的這個體制、他深愛的這個民族、對歷史和現實，他都有著冷靜、客觀的認識：

"但是中國的傳統，尤其加上近五十年的傳統，使我感到提倡民主實在是夜長夢多。這就是我所以慨嘆于中國人的'公民意識'的原因，反正也只有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了。"（1998年3月11日）

"今天的大陸作爲全社會來說的民主覺悟，比不上戊戌，比不上辛亥，比不上五四，比不上八一三，也比不上1948—49（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甚至比 1976—77低，那時候，老人還沒有死光。全民對民主的常識幾乎可以說是清末以來最低落的時期，幾乎沒有精英人物。這種人物我自己知道或認識的不過二十個。我極力幻想，以爲全國也許有一二百個。這樣的現實要希望中國能很快地實現民主化，至少我無此信心。

我知道你在研究民主問題，民主實際上要[依]有相互對立與相互制衡的利益集團，有敢于爲自己的利益鬥爭，又能够達成妥協的個人，這個過程大概是在孕育之中，然而什麽時候能够破殼而出，我實在無法想像。

現在的絕大多數中國人，大概都像胡適所說'不覺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我當然也有些樂觀的想法，我所指望的全球化。但這只是一個籠統模糊的願望，幷沒有什麽具體化的、現實的根據。

我自以爲我們這一代人幾乎是極少數在解放前、在"國民黨的萬惡統治下"多少還受到過一些啓蒙思想，歷經劫難而又幸存下來的人。我把你也包括在這極少數之內。比我們年紀小的人，……對民主的理論就知道的更少了。再下來，到文革期間的中學生，絕大部分是紅衛兵，只有極少數可以說靠自學，靠自己反思成爲啓蒙思想家的人，現在中國就是靠他們在學術界撑起一片天。然而這片天實在太小，這樣的人也太少了。

我現在確實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但是我'爲'的能力是很小的，一年也不過寫三四篇文章，分量也不大，如此而已。"（2000年 7月4日）

我同意中國今天的社會條件比起國民黨時代、五四時代以及晚清時代大概是大大地進步了，所謂進步指的是可以實行民主的社會因素大大增加了。但是，我總覺得有覺悟的人太少了。撇開我心目中的"官學"和"極左派"不說，九十年代也出來了一批'民族主義分子'和'新左派'，他們的嗓門很大，聽衆甚多，……而民族主義是有'五千年文化傳統'與一百多年來的民族屈辱作背景的，極容易贏得群衆。事實上從各種民意調查中看，這批人在青年學生中的人數一直在增加。再想想我們自己小時候，就主要從愛國主義出發，才走向親共、親蘇的社會主義道路，結果上了一個大當的。其實世界在20世紀已發生了大變化。自由主義已肯定地成爲全球的主流價值，而中國却仍然置身于這一主流價值之外（就政府行爲講還很顯得有些'中流砥柱'的味道）。......

說人類社會發展有什麽鐵的規律的話，我是不相信了。但是，由先進民族由于種種偶然因素凑合而形成的好經驗，成爲大家的榜樣之後，大家必須要學習，而形成一條共同的道路（也就是毛澤東說的"走人類必由之路"）的話，我還是相信的，然而夜長夢多，我只能'知其不可爲而爲之'。" （2000年7月22日）

三

1999年8月22日，李慎之從美國歸來後寫給許良英的第一封信說："在美三個月讀五四之書，最後悟出中國雖無宗教，却有意識形態，其强烈不下于宗教，而又沒有宗教刺激人求真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優點，這個意識形態就是專制主義、就是內儒外法，二千年來只有五四衝擊了一下，但談不上徹底，因此又以文革的名義捲土重來，變本加厲。中國至今仍在其統治下，這就是我在介紹哈維爾文章中說的'後期極權主義社會'。"

9月6日在動筆寫《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前，他在信中說："我最近的認識是，中國或許如大家認爲的那樣不是一個宗教的國家，但中國絕對是一個有極强的意識形態的國家，自秦始皇至于今日全國上下無人不受這個意識形態的支配，即專制主義的支配，不論是儒是法，或表或裏，都無非是專制主義，而且愈演愈烈，在 20世紀後五十年達于極致，這二十年是好了一些，然而也不過是我評HAVEL著作中所說的後期極權主義而已。當然我也明白它再不能維持二三十年了，但是過了這一關（當然可以說是决定性的一關）以後，也當然同臺灣一樣，有自由而無法治。中國人要走上自由又有法治的"像樣的民主"（我只能說"過得去的民主"，自從少年時期的烏托邦破滅以後，我再也不會說什麽"真正的"、"理想的"那類話了，那樣的民主大概也只能在無限遠才能接近）。以中國人素質之低，如果能在 21世紀末，或者22世紀初達到，我就可以死而瞑目了。""我要在剝出中國文化的精髓是意識形態，是政治—倫理哲學之後，在說明中國傳統文化非拔掉這個毒根後，還可能要評價一下實際上五四以來一批好心人竭力想把傳統文化與現代相結合的努力。"

所以，他才會對美國華人史學家唐德剛的"二百年峽谷說"産生濃厚的興趣——"他[唐德剛]的理論是，中國自1840年後即進入三峽峽谷，亦即他心目中由專制向民主的轉型期，他認爲三峽需二百年，也就是從今天算起，還有四十年。我們沒有討論過對這段歷史的看法。但是我以爲實際上看法差不多。中國要轉向真正現代化的民主國家，四十年不算太長。"（2000年6月16日）

也是在這封信裏，他說："我現在想中國其實幷沒有經歷過什麽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更沒有經過什麽無産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整個20世紀其實是在舊王朝崩潰—— 農民革命——新王朝建立的傳統惡性循環中'團團轉'，當然社會還是有進步的，那不能不說是外來的資金、技術、榜樣與思想影響的結果，中國人自己的覺悟起的作用是很小的，只除了五四那一次的爆發。"

2000年7月4日，他又一次提及"二百年峽谷說"："我思考了一下中國的專制主義，得出了與我五十多年前完全相反的結論，認爲毛的專制比蔣的專制更嚴重十倍，而如果沒有毛的專制，蔣的專制還要比他後來的實際好一點，也許大陸到世紀末已經可能達到臺灣今天的水平。（大陸比臺灣大幾十倍，要比臺灣更好，在我看來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如果那樣說，再過四十年，即可走出三峽峽谷倒是有可能的。"

對唐德剛的歷史預言，許良英就有不同看法："我覺得，歷史的變化，常常是難以逆料的。……對那些言之鑿鑿的預言，我只能姑妄聽之"。（2000年6月23日回信）

2001年8月22日，在讀了歷史學家袁偉時論孫中山的長文之後，李慎之不無感慨地告訴老友："孫猶如此，他人可想，這實在是因爲中國專制主義傳統太根深蒂固的緣故，再想想我們自己，再看看現實，實在不勝任重道遠之感。"

最晚在1993年，他就公開發表文章，對于把秦始皇以來的中國社會稱爲"封建社會"提出質疑，認爲濫用"封建"這個詞就是"政治勢力壓倒'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結果"。他在2000年他以"專制主義"爲兩千年的中國傳統蓋棺定論幷不是偶然的。可惜的是，時至今日"封建"一詞仍流行如故。

2003年1月23日離他生命的終點不到三個月，他寫了一封10頁紙的長信給許先生，表示自己早幾年就改寫中國近代史的想法，幷第一次把初步的意見寫下來："首先，我認爲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創造是其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國民性都由之决定。與馬克思的經濟决定論不同。1840年以前的中國，其政治制度就是專制主義，從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養成了中國人的深入骨髓的奴性，而且壓制了中國生産力的發展。" "總之以三大革命運動（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直到1949年革命爲主綫的中國近代史必須推翻，必須改寫。中國的現代化是後發外生的。但是即使這樣，它也要走下去，而且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內因。"他認爲1949年以後的30年，"總之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論與最最最專制的傳統相結合，使中國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思想之三十年的統治。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變成了極權主義。""十三届三中全會確實是中國近代史的轉折點，從此開始了中國脫出極權主義的艱難過程。但是由于中國歷史已走到了極端，由于全球化的不可抗拒的影響，這個過程儘管艱難曲折，但已不可能逆轉。目前中國的極權主義已進入晚期極權主義，再過二三十年應能完成初步的民主改革。"

這封信內容非常豐富，可以看作是他對整個百年中國的最後認識。

四

李慎之晚年在思想上已"剜肉還母，剔骨還父"，在行動上毅然選擇"不在刺刀下做官"，對自己走過的革命道路他不斷地進行反省，其中甚至不無懺悔，但正如他 2001年 4月21日信中所說："我在反思我們這一代人是怎麽迷信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我自己說過，我青年時只能當共産黨，57年只能當右派，晚年只能當自由主義者，好象是命中注定。只希望晚年覺悟是真正的覺悟。"同年 6月29日，他回顧了自己加入共産黨的思想動力，認爲主要來自少小時就有的民族主義情結和强烈而朦朧的平等思想。他入黨雖晚，却歷來自以爲是黨的"孤臣孽子"。從小景仰羡慕隔壁的共産黨人、陸定一的丈人嚴朴。與民族主義和平等思想相比，民主實在是自己思想中最薄弱的環節，雖然搞學生運動時才跟著叫的，甚至叫得比別人起勁，"我也主要不是爲了追求民主而參加黨的"。當然，他畢竟是手上沒有沾過血的共産黨人，他之所以踏上這條路，有著深刻的時代原因，不能簡單論定。

1998年3月11日，他在信中第一次講到自己的"徹底覺悟"：

從"大民主"與"小民主"一文中，你可以看出了，我本來是一個"紅幹部"，但是還是劃了右派。頭兩年，我在思想深處竭力要說服自己，只有黨對，不容我對，但是到59年底、60年初，我算是徹底覺悟了。我用了《封神榜》裏哪咤的一句話對自己說："削骨還父，削肉還娘"。我看到有許多人當右派真是冤枉。但右派是思想罪（甚至不是言論罪），就思想而論，我是真右派，根本與毛澤東思想背道而弛，不可能調和。這樣一想，也就"心安理得"了，思想也就如你所說的不再扭曲了。

3月25日，他再講到此事：

我到1959年以後即明白自己確是右派分子，與毛主席的思想是針鋒相對，因此也就心安理得。下放幹校時我沒有把馬恩列斯全集都帶走，而是儘量搜羅單行本帶走，供"天天讀"之用，但精神上是爲了"脫魅"。

 "我對毛的崇拜前後也有二十年。後來自以爲覺悟算早的，但是，現在想起來，實在太幼稚。毛其實本質上與他晚年（批林時）自許的'哥兒們'——陳勝、吳廣、洪秀全、楊秀清幷無二致，不過是靠了所謂馬列主義騙過了我們這批青年人而已，而我們又是根本沒有經歷過個性解放的體驗的人，也不可能識破他那一套（從本質上說毛和我們都還是傳統中人），結果個人和國家都吃了極大的苦頭，走了極大的彎路，因此，下一篇我想從毛的草頭天子的本質來寫中國的專制主義是怎麽借尸還魂，變本加厲的，只是，那樣寫出來，更無處發表了。"（2000年6月16日）

他說，正因爲自己在1960年就已"徹底覺悟"，所以整個80年代他幾乎不著一字，原因就是當時他熟悉的知識分子朋友都在忙于討論"社會主義民主"，討論改良計劃經濟，"而我則自從60年代覺悟後，實在不願寫違心的文章（當然，我深知他們都是真心誠意的，不是違心的），90年代以後越來越寬鬆，才開始打些擦邊球，我去年估計今年還會寬鬆些，不料大錯特錯，反而出了義和團來，真叫人哭笑不得。"（1999年8月22日）

不過，他在其他地方也說過，80年代不著一字的另有一個主要原因乃是"膽小"。1999年他寫爲《燕京大學人物志》（北大出版社2002年版）所寫的《李慎之自述》中說得很坦誠："我還是一個膽小鬼。80年代，我雖然也在若干全國性的學會當領導，出席各種學術會議，高談闊論，但是幷不敢寫什麽文章，原因只是因爲心有餘悸，怕讓人抓住把柄。90年代開始，有時也敢寫點文章了，然而瞻前顧後，不敢盡辭，而且一年頂多也不過一兩篇到五六篇。"（《李慎之文集》自印本，下册，584頁）

這一點他在2002年1月寫的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有進一步的自剖，80年代，當王若水因人道主義與异化問題遭到整肅時，他直言自己心中也不是沒有傾向，不是沒有分辯是非的能力，"但是被連續幾十年的運動嚇破了膽，樹葉掉下來都怕打破了腦袋，因此還是噤若寒蟬"。最後發表時删去了"樹葉掉下來都怕打破了腦袋 "這一句。（同上，575頁）

他的思想真正起了變化應該是1999年，這是他的整個人生中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與他自述心迹時所說的1960年的"徹底覺悟"不可同日而語。正是這一年，他從一個肯定傳統文化的"半個新儒家"轉而作出了中國文化傳統就是專制主義的重要論斷。正是這一年，他從一個"噤若寒蟬"的"膽小鬼"變成了登高一呼的鬥士，最終超越了恐懼和自我恐懼，寫出了感動千萬讀者、也贏得了極大聲譽的《風雨蒼黃五十年》及其他文章。正是這一年起，他從80年代不太關心意識形態之爭轉向普遍關注國內外的思想動向。比如他在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以爲"8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中心議題就是周揚和王若水提出的人道主義與异化"，認爲那不僅僅是一場理論鬥爭，"它牽動到文學、藝術、電影、電視，牽動到整個社會以至中國的政局"。（575頁）許良英在2002年2月16日給他的回信中直率地指出這幷不符合事實，整個80年代影響較大的還有民主與專制思想（後期演變爲"新權威主義"）、思想自由與"反資産階級自由化"、反對意識形態對自然科學的干預等等。也正是這一年開始，這個不斷自稱"極度孤獨"、"無邊孤獨"的老人實際上已知音遍天下。

李慎之晚年認爲自己的反省"可以大致代表今天70—90歲的知識分子黨員啓蒙—起信—革命的歷程"。（2001年6月2日）"青年時期都熱心致力于鼓吹救亡民主的學生運動，後來又都全心全意擁護共産黨，崇拜毛主席，以後由幻滅而開始新的覺悟與追求。"（《李慎之文集》573頁）顧准無疑是他那一代共産黨人中最早、也是最深刻地反思過自己走過的革命道路，幷完成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思想轉型的人，所以他才會如此推崇顧准：

我對顧准估計是很高的……顧准是在毛澤東的絞肉機裏幾乎走完全過程的，因此他的覺悟特別可貴，對今日中國的意義也特別大。你也知道共産黨的組織紀律觀念有多强，但是他的結論居然是"痛苦地"從理想主義回到經驗主義。這二十多年來我也接觸過黨內不少"思想解放"的老同志，但是沒有一個達到顧准的標準的，從胡耀邦到孫冶方到王若水。（也許你是例外，我下面再說。）事實上顧准已經成爲民主派或者自由主義者的一面旗幟。我是相信傳統的力量的。就是所謂"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民主思想正式引入中國不足百年，根子還沒有扎下就被滅絕五十年，現在也還說不上再生。所以即使以後一定會出現以民主爲目標的思想家，也必須要高揚顧准承前啓後，存亡續絕的作用。

不嫌狂妄地說，我的第二次覺悟（一次覺悟是馬列主義覺悟）大體上與顧准是同步的（我是1960年看穿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而重新確立新民主思想的，也可能比顧准晚了兩三年）。但是我的鬥爭意識遠遠比不上顧准，我的心情灰到"他生未蔔此生休"的地步，書倒是不斷地看，像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幾乎在"內部"一出來，我就能看到。但是我一來從青年時就沒有做過學問的訓練，二來是根本沒有覺得自己還能有著書立說的可能，當時對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做個明白鬼算了。到"改正"以後也有好幾年還是這個心情，只是做官做事大體倒還能做到按自己的原則行事。近幾年才想到還有可能發揮些餘熱，但是又覺得桑楡晚景幹不了多少事了，就一年寫幾篇文章，最長不過萬字，自認爲想通一個問題就寫一個問題。其間還有一段時期，因爲對毛澤東批儒的反感，覺得中國傳統文化遠沒有毛的極權主義那麽壞，還一度迷醉于新儒家的學說，這就是我曾經對你自稱也可以算"半個新儒家"的原因。（2002年10 月30日）

他的這番話是悲愴而真誠的，其中同樣彌漫著悲凉的氣氛。相比之下許良英"十分敬佩"顧准獨立思考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同時，也指出了顧准思想的局限性。

才華洋溢的李慎之對他同時代的許良英也多次表示推崇與敬意，2002年10月30日，他在信裏說："我自認爲思想的'大方向'還是正確的，但用作論據的許多事實和材料都不準確，……倘能經常向你請教，（在這方面，事實上當今只有你一個人可以爲我之師，其他人大抵只有我自己覺得有疑問時，打個電話，請代查一下。一般只能靠自己的常識，而常識又是很不可靠的。）"

他對許良英孜孜不倦、二十年如一日研究民主尤其充滿敬意，一而再地表達了自己的敬意（2002年我在杭州見到他，他也曾當面跟我說起）。2002年1月21日他給許的信中說："我十分欽佩你研究民主的學術著作，十年二十年後必然成爲'國民必讀'。"5月18日："應該說我現在覺得你真是可欽可佩，年近八十還下决心研究民主的歷史，以你現在的身體精神看，這個任務是絕對可以完成的。我在幾年前說過要編一套中學公民教科書的話，說實在的，我幷無自己著手來幹的計劃，只是空叫一句，而寄希望于別人。總覺得年紀老了，此生無望。現在看看後生也沒有人認真努力，到不如像你那樣，在幾年前就幹起來，也許有生之年還能幹出些成績來。但是話雖如此說，我到現在還是下不了决心，心中總覺得還有幾篇文章可寫，寫完了，也就可以交卷了，蹉跎歲月，自感疲沓空疏。"也就在這一時期，我在杭州見到李先生，他曾當面主動提及此事。

同年10月30日的信中他說，"在我朋友中，我認爲只有你一個人雖然似乎覺悟稍晚而見機甚早，幷且全身心投入對民主思想與制度的研究，雖然現在還沒有完成，但是不久以後一定可以完成。這點是我對你極其欽佩（好象我有次在信中曾向你表白過）而迄今沒有志氣與信心向你學習的。"

五

李慎之晚年對這個時代固然已有了清醒的認識，但他對鄧小平、周恩來、胡喬木等的私人感情都難以泯滅，這是他的局限，也許正是他真性情的一面，他畢竟是生在這個時代的人，他的身上帶有許多這個特定時代給他的烙印。

哪怕是在名動海內外的《風雨蒼黃五十年》中，他雖然指出鄧調動部隊的"無可饒恕的罪過"，但他同時也說："世人稱贊的鄧小平的'漸進主義'我是贊成的。甚至在他進行......，我在明確表示反對因而獲罪之後，也還常常在心裏爲他辯解。他畢竟是老經驗，也許有他的理由，'以中國人口之衆，素質之低，問題之多……萬一亂起來，怎麽辦呢？"（《李慎之文集》上册，7頁），他的筆端對鄧還是含有溫情，其中無疑帶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他的文章當中乃至標題（如《毛主席是什麽時候决定引蛇出洞的？》）提到毛澤東時，基本上都是稱"毛主席"，經許良英指出，他的解釋是他之稱毛爲"毛主席"是一種習慣，"我的意思是人們稱嬴政爲秦始皇一樣"（1998年11月11日）

對周恩來，他更是敬重有加，筆下總是稱"總理"或"周總理"。對于批評周恩來的聲音，他是很不滿意的，在他謝世前不久，我曾聽他說過，如果有時間他要寫萬言長文反駁，幷問過我人家是怎麽批評周恩來的。

稱呼有時候確是頗能反映心迹的，特別是在回憶文章中。1997年他寫過一篇《胡喬木請錢鐘書改詩種種》，提到胡喬木時至少有17處稱"喬木同志"、4處稱 "喬木"、4處稱"喬公"，可見他們的關係非同一般，他看到更多的是胡喬木好的一面。這一點在幾年之後悼念王若水的文章《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中有所改變，幾次提及胡喬木後是直呼其名，而且直言"胡喬木反復無常的性格"。（《李慎之文集》下册，574頁）可見他的認識還在變化中。

這與他的工作經歷有很大的關係，50年代他曾是出席中國亞非會議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的秘書，1979年他曾是鄧小平訪美時的顧問，80年代正是胡喬木提拔他做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乃至副院長。熟悉他的朋友在悼念文章中回憶，他談起80年代鄧小平要他定期去講國際形勢，言語之間顯得十分得意。80年代曾多次隨同李慎之出國訪問的一位科學家清楚地記得，那時他說話的口氣都是代表官方的，給人的印象幷不怎麽好。

雖然他自述早在1960年就"徹底覺悟"，但在整個80年代鄧小平、胡喬木等發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運動中，他都是旁觀者，始終保持了沉默，甚至就不怎麽關心。其中原因固然與他自稱是"噤若寒蟬"的"膽小鬼"有關，是不是與他對當時地位、處境的得意有關呢？

他晚年之所以對鄧、對胡都有著"同情之理解"，首先當然是因爲他們對他的重用、提拔，對這種知遇之恩他難于忘懷，正是這樣的心理使他難以跳出私人感情的羈絆。其中就有中國古老文化傳統中"爲尊者諱"、知恩圖報這些觀念在起作用，傳統文化對他的影響畢竟是難以磨滅的，雖然他最後否定了文化傳統，但作爲"半個新儒家"要從根本上超越這些觀念又談何容易。對此，我想我們也只能對他抱持"同情之理解"。

他才高一籌，有著幾乎是與生俱來的那種自負，正如他在2002年1月30日信中向許表示"當今只有你一個人可以爲我之師"後說："其他人大抵只有我自己覺得有疑問時，打個電話，請代查一下。" 他曾多次慨嘆愛國志士稀少，他在世紀末的呼喊回音空蕩。無邊的孤獨感籠罩著他，2002年1月12日，他在信中對比他年長三歲的許良英說："我有時很爲我們的年老與孤獨感到有些沮喪，因此找你說說。"

從1999年以來，他不斷地在給許良英的信中表達這種"極度的孤獨"感，這其中固然也有他才華、經歷所導致的自負，以及由此帶來的"高處不勝寒"的孤獨感。但僅此還不足以解讀他的內心世界，實際上自從《風雨蒼黃五十年》一文既出、洛陽紙貴之後，舉世仰慕、以結識他爲榮的大有人在。爲什麽他還有著著的孤獨感？

 他在1999年8月22日的信中說，"最理想的辦法是和平進化"，但他自己常常有一種銘心刻骨的無力感，覺得"可能性幾乎沒有"，因爲——"國內外現在都沒有'愛國志士'，有的只是利祿之徒。你說我關于哈維爾的文章'對當前的中國會産生衝擊力'，但是我却看不到會有什麽影響。從中國到外國，再從外國到中國，感到的只是極度的孤獨。我寫過一篇要搞公民教育的文章，只有兩個人響應，其中一位是與我同年的76歲的老先生，正是教人難受，然而也還是只能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幹下去。"

不過據蘇紹智回憶，李慎之在1999年回國前，特地去看望了他，兩人暢談了一整天，他們有著二十年的友誼，蘇顯然不是李所說的"利祿之徒"，否則他也不會專程去找他，幷住在他家。李慎之去世之後，至少有一百三十多人在很短的時間就寫下了悼念文章，其中四分之一是與他有深交的。那麽他爲什麽還會感到孤獨？

1999年9月6日，在談到自己美國之行的感受時，他在信中說："我年輕時最推重魯迅，而有點看不上胡適，這點我現在承認是錯了。然而，十年來，我幾次去美國，住的時間將近十[月]，跑了幾十個城市，十幾所大學，竟沒有看到一個可與胡適相比的留學生，雖然博士倒不少。我自己說自己孤獨，其實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 這是他自己的一個答案。當然，還有一個因素或許是他本人沒有察覺，他自小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中國古代文人的多愁善感、喜歡誇張的表達方式等都對他的內心所産生的細微影響。

"悲凉之霧，遍被華林"，但在世紀之交他們持續五年多的通信中，我們處處都能體會到兩位中國知識分子的"智慧力量、誠摯、坦蕩、勇氣以及對真理無私的愛 "，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他們找到了共識，他們都肯定了啓蒙的重要性，啓蒙首先是啓知識分子的蒙。2003年1月2日，李慎之即將走完人生的全程，他仍孜孜地思考著中國民主化的問題，"不過只要有了民主的大框架，志士仁人就有了宣傳教育的空間，可以努力'改造國民性'了。 "毫無疑問，他以"志士仁人"自居幷不是自大，而是一種道德上和精神上的自負，這一切使他有一種"高處不勝寒"的孤獨感，一種置身于白茫茫大地的悲愴感，也使他晚年籠罩在一層只有遠古神話中才有的那種無比豪邁又無比樸實的"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精神氛圍之中。他做一個"公民教員"的志願雖然沒有完成，但他留下的精神遺産將長存于這個世上。

2004年11月21日改定